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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deepoo

  •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2

    序言

    有赖于美国的某些法制和美国人关心政治的民情，他们才具有民主的社会情况。

    在这样的社会情况下，他们产生了许多欧洲的旧贵族社会所不知悉的思想和观点。这些思想和观点的存在使得昔日的各种关系得以改变或纯粹被破坏了，并且建立起了新的关系。市民社会面目的改变，丝毫不亚于政界面貌的改变。

    在5年前，我出版了本书的上卷，在其中，我研究了美国民主的主要问题。在本卷中，我将讨论它的次要问题。这样，上下两卷相辅相成，就合成为一部完整的著作。

    我在此敬告读者，请不要产生那些有可能严重歪曲我的原意的错误。

    因为我把那么多不同的结果都认为是平等所带来的，所以读者就有可能认为我把平等当做现在发生的所有事情的唯一原因。这种看法其实就是认为我的观点太过偏颇了。

    在现在，人们的很多观点、情感和本性，并非是完全来自平等，或者完全与平等相悖的。因此，以美国为例，我能够非常容易地证明它的国家性质、其居民的起源、早期定居者所信仰的宗教，以及他们已有的知识和习惯，过去曾经和现在仍然在对这个国家的人民的思想和感情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而这一切都和民主没有任何关系。

    在欧洲发生的诸多事情有着各种不同原因，而这些原因对于在美国发生的大部分事情也是适用的，但都与平等没有关系。

    所有这些不同原因的存在和产生的作用，我全部都知道，但这些并不是我想要研究的对象。我并没有想要探讨我们的所有倾向和所有思想产生的原因，而只想着在某些章节中谈论一下平等对所有倾向和思想的改变所发生的作用。

    对此，人们可能感到比较奇怪：既然你坚决认定我们目睹的民主革命是无法抗拒的，并且知道抗拒是毫无希望而且有失明智的，那么，你在本书中又为什么会对这个经由革命所创造的民主社会这样时时加以严厉指责呢?对此，我的回答非常简单：正因为我不反对民主，因而我才想认真对待民主。

    人们必然无法从敌人那里得到真理，而他们的朋友也很少提供给他们真理。这就是我要这样做的原因。

    我相信，有不少人都愿意抛头露面，报道平等许诺给人们的新的益处：而极少有人敢指出平等可能会给人们带来坏处。所以，我的注意力就集中在这些坏处上，而且在清楚地了解它们后，敢于把它们揭露出来。

    我希望读者在本书的下卷能够发现我的立论是不偏不倚的，而这一点在上卷中，他们应该亦有所发觉。面对那些将我们的国家分成诸多派别的彼此对立的意见，我努力将我对其中的任何一项意见所抱有的同情或反感的情绪暂时地隐藏于内心之中。如果读者发现本书中有任何内容是在讨好曾经将我们的国家搞得天翻地覆的那些大党中的一个，或者是在讨好现在正扰乱国家和削弱国家实力的小派系中的一个，那就请他们大声谴责我吧。

    我所要探讨的问题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当今世界的新形势下所产生的观念和思想，大多都包含其中。在这个范围内，有一些问题已经超过了我的能力，虽然我对它们也做了一些研究，但是我并不满意。

    但是，即使我未能达成预定目的，读者最起码也会承认我为了抛砖引玉才计划和着手写作这部书的出发点是正确的。

    第81章 关于美国人的哲学方法

    我认为，像美国那样最不注重哲学的国家，在文明世界里是没有的。

    美国人不仅没有自己的哲学学派，而且对欧洲的互相对立的所有学派也都漠不关心，甚至连它们的名称都可以说是几乎一无所知。

    然而，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几乎所有的美国居民，都在根据同样的准则运用他们的头脑，都在用同样的方法指导他们的头脑。也就是说，美国人尽管从未在解说他们的准则上下过工夫，可是他们却有一种大家共通的确定的哲学方法。

    摆脱一统的思想、习惯的束缚、家庭的清规、阶级的观点，更或者在一定程度上摆脱民族偏见；而仅仅把现存的事实视为创新和改进的较为有用的学习材料，把传统视为一种习得的知识；全凭自己的实践并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探索事物的原因；不管用手段去获得结果，不注重形式而去深究本质——这一切便是我将要称做美国人的哲学方法的主要特征。

    假如想再进一步从这些特征中找出一个足以概括其余一切特征的最主要特征，那么，我们便会发现每个人在运用他们的头脑时，大部分仅仅依靠一己的理性努力。

    所以，美国可以算是世界上研究笛卡儿的学说最少，但却实行得最好的一个国家，这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因为美国人的社会情况不需要进行思辨的研究，所以他们不读笛卡儿的著作；而他们按照笛卡儿的名言行事的原因，则是由于这个同一社会情况自然地让他们的思想接受他的名言。

    在民主社会里盛行的接连不断的运动之中，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的联系会逐渐松弛甚至断绝，每个人容易忘记祖先的观点且并不为此而感到不安。

    生活在这种社会环境中的人，会不再信守他所属的阶级的见解，因为阶级这种事物可以说将不复存在，而目前依然存在的阶级也是由一些游移不定的分子来构成的，以致他们的团体自身根本不会有能够控制其成员的真正能力。

    在公民们的素质差不多完全一样的国家里，一个人的智力对另一个人的智力的影响，必定是极其有限的，由于大家的能力比较接近，谁也不承认别人必然比自己优越和强大，大家都时刻用自己的理性来进行判断，认为它才是真理的最近便和最明显的源泉。这不仅表明人们不相信某一特定的人，而且也没有相信任何人的什么话的兴趣。

    所以，每个人都自我封闭起来，试图从封闭的小圈子里来对世界进行判断。

    美国人的这种只依靠本身确立判断准则的习惯，就使另一种思维习性在他们的头脑中产生了。

    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经他人帮助就完全可以解决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一切小困难，所以，他们容易由此得出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为人的智力所不逮，一切事情都是可以解释的这种断言。

    所以，他们不愿承认有的事物是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以至于很少相信反常的离奇事物，而对于超自然的东西则是几乎到了厌恶的地步。

    他们之所以喜欢把自己研究的事物弄得一清二楚，是因为他们习惯于相信自己找到的证据。所以，他们要想方设法揭去事物的层层外皮，排除使他们与事物隔开的所有东西，推倒妨碍他们观察的所有东西，以便于在最近距离内和光天化日之下对事物进行观察。他们的这一观察事物的方式，又很快导致他们轻视形式。在他们看来，放在真理与他们之间的形式是无用而令人讨厌的屏障。

    所以，美国人是从自己身上找到这个方法的，他们用不着到书本里去汲取那些哲学方法。其实，我觉得欧洲也曾出现过同样的情况。

    随着身份日趋平等，在欧洲，人们之间越来越没有差别，这种方法就已经建立起来并且逐渐普及了。

    现在，让我们来谈一谈欧洲发生的一些事件的时间联系。

    在16世纪，宗教改革家们对许多教义仍避而不作公开讨论，虽然他们已经开始用个人的理性去论证这些古老的信仰中的某些教义。到了17世纪，笛卡儿在狭义的哲学方面，培根在自然科学方面，都放弃了一直被人们所公认的公式，打破了传统在学术界的统治，推翻了巨擘们的权威。

    接着，18世纪的哲学家们又将上述的原则推广开来，试图用每个人的个人体会去论证他们所信仰的一切东西。

    大家都清晰地了解，笛卡儿、路德和伏尔泰采用的是相同的方法，只是他们在运用上有或多或少的不同之处。

    然而，宗教改革家们非要只在狭窄的宗教观念的圈子里打转转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笛卡儿本来能够在一切事物上应用他的方法，可是他只想把它用于某些特定的问题上，并且认定人们应当自行判断的不是政治的事物，而只是哲学的事物，这一切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到了18世纪，这个同一方法突然得到普遍应用，而在这之前，它是笛卡儿及其先驱者们未曾想到或拒绝推广的，这其中原因又是什么呢？再者，我们所说的方法为什么在这个时期突然走出学术界，渗入社会，成为智力活动的共同准则，并在法国得到了推广，而后，欧洲的所有国家都暗中遵行或公开采用了它呢？

    我们所说的哲学方法尽管早在16世纪就已经产生，在17世纪达到一般化和精确化，可是在这两个世纪均没有能够得到普遍的应用，其原因就是当时的社会情况、政治法令和这些主要原因所造成的思维习惯都在阻止它的推广。

    这种方法出现于人们开始趋于平等和彼此相差无几的时期，只是得以被普遍遵行，则是在人们差不多完全一样和身份几乎完全平等的时代。

    所以，18世纪的哲学方法是具有广泛的民主性的，而并非法国人所专有，这就是它能在全欧盛行，并使全欧的面貌为之一新的原因。法国人之所以能使世界有天翻地覆的变化，是因为他们首先提出了一种能够使人容易攻击一切旧的东西并为一切新的东西铺平前进道路的哲学方法，并且普遍推行了这种方法，而并不是说因为他们改变了自己的古老信仰，革新了自己的古老民情。

    假如现在有人问我：法国人现在能比平等更为源远流长而且已经相当完备的美国人更严格地遵行和更经常地使用这种同一方法的原因是什么？我的回答就是：这有一半归因于下列两种情况。我们必须首先了解清楚这一点。

    我们决不能忘了，正是宗教使英裔美国人的社会得以建立的。所以，在美国，宗教是同它在这个国土上产生的全部情感和整个民族的习惯交织在一起的。这就让宗教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力量。

    除了上述的这一强而有力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发挥了不小作用的原因。它就是，宗教在美国仅仅掌管宗教方面的事情，政治事务和宗教事务完全分离，因此人们可以容易地改变旧的法制而不触动旧的信仰。

    所以，基督教对美国人的思想仍然保有巨大的控制力量。其次，我还想着重指出，基督教不仅仅是作为一门经过论证而被接受的哲学在发生着支配作用，而且还是作为一种不需要论证就被信仰的宗教在发生着支配作用。

    在美国，基督教的各教派林立，而且不断地在改变自己的组织，然而基督教本身却是一个不可抗拒和基础稳固的存在，既没有人想去保卫它，又没有人想去攻击它。

    美国人在未经过论证而接受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之后，也就承担了接受基督教所提出和支持的诸多道德真理的义务。所以，这就把个人的分析活动限制在了狭小的范围之内，让人们的主要观点多数不受个人的分析。

    我上面所说的两种情况中的另一种情况如下：美国人有民主的宪法和民主的社会情况，可他们却没有经历过民主的革命。当年他们到达这片土地时，其情况依然几乎与我们今天在这片土地上看到的相同。这一点很重要。

    任何革命都需要动摇旧的信仰，贬低原来的常规思想，削弱当局的权威。所以，或多或少地，所有的革命都要产生一种让人自主和为每个人的精神开辟近乎无限的活动空间的效果。

    当旧社会的各阶级间的长期斗争结束，人们的身份逐渐平等时，对他人的忌妒、憎恨和轻蔑感，以及自己的过分自信和高傲感，可以说就会立马涌上人们的心头，并且会在一段时间内对人起到支配作用。对在人们之间创造隔阂，让人们只依靠自己去获得知识而互不相信对方的判断起到巨大作用的，正是这种与平等背道而驰的现象。

    于是，每个人都力图自理自立，并荣于凡事自有主见。人们之间的联系不再依靠思想，而只是出于利害关系。并且可以说，人们的见解已经不过是一堆飘散四方的智力尘埃，再也无法收拢和集结在一起。

    所以，伴随着平等而来的精神的独立感，从未像在平等开始建立的时候与为巩固平等而努力奋斗的这期间表现得那样强烈，那样过分。所以，必须细心地把革命所造成的无政府状态，和平等可以提供的那种智力活动自由区分开来。为了不对未来期望过高或恐惧过甚，人们应当对两者分别进行研究。

    我决不认为生活在新社会的人应当经常滥用他们的个人理性，虽然我相信他们会经常应用自己的个人理性。

    我是根据一个最能广泛地适用于民主国家的原因才这样说的。久而久之，个人的思想独立性一定会被这个原因限制在固定的，有时甚至是狭小的范围之内。

    在下一章，我将叙述这个原因。

    第82章 关于民主国家的信仰的主要源泉

    教条性信仰，会由于时代的不同而有多有少。产生这种信仰的方式不完全相同，而且它们的形式和对象也可能有所改变。但是，人们是无法使教条性信仰，即人们不进行论证就予以接受的某种信念不存在的。假如每个人都努力形成自己的观点，而且沿着自己开辟的道路独自去寻求真理，那么决不会有太多人愿意团结在同一个信仰之下。

    因此，一个社会如果没有这样的信仰，就不能够欣欣向荣，这并不难理解；甚至可以这样说，一个缺乏共同信仰的社会，是根本无法存在的，因为如果没有共同的思想，就不会有共同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有人存在，但根本构不成社会。因此，为了达到使社会成立，甚至欣欣向荣的目的，我们就有必要用某种主要的思想把全体公民的精神经常聚拢起来，并使之保持整体性。但是，除非每个公民都时刻从同一根源去汲取自己的观点，愿意接受已有信仰当中的一部分信仰，否则是没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现在，我们单独就一个人而论，也可以印证：他无论是为了独自生活，还是为了和他人一起行动，都不能缺失教条性信仰。

    如果每个人都要去亲自证明他们每天利用到的真理，那么他们的求证工作将永远没有尽头，或者因为要求证先遇到的真理而被累得筋疲力尽，导致无法继续去求证后面遇到的真理。人生非常短暂，一个人不仅没有时间去那么做，而且由于智力有限，也根本没有能力去那样做。所以，他还是不得不相信很多他没有时间和能力去亲自考察和验证，但是早就已经被高明人士发现或者被大众普遍认可的事实和真理。他只能在这个初始的基础上，去建造自己思想的大厦。但这并不代表他自愿如此去接受其他人的指挥，而是由于他自身的条件有限而不得不如此。

    世界上的任何一位伟大的哲学家都是通过认可别人的论断而认识许多事物，并且接受不是他本人发现的大量真理的。

    这不仅是必然的，而且也是他所期望的。任何事都只依靠自己去认识的人，用于每件事上的时间和精力都必然是有限的。这样的方式会使他的精神处于一种永无休止的忙乱状态，导致他不能够深入研究任何一项真理和坚定不移地认可任何一项确定的事实。虽然他的智力活动完全独立了，但却是软弱无力的。因此，首先要做的就是对人们议论的各种事物进行一次筛选，并不加论证地接受早已存在的大多数信仰，然后再择优选择有必要留待考察的少数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的确如此，凡是以听信他人的言论为基础而接受某一观点的人，都是在奴役自己的精神，不过这是一种对他能够正确利用自由大有裨益的奴役。

    所以，无论什么时候，在智力和道德世界都必须有某种权威的存在。权威的所在处或许会变化不定，但它必然要有一个所在处。个人的独立性可能有大有小，但它并不是毫无限制的。因此，问题并不在于了解民主时代是否有智力权威，而仅仅在于是否了解这个权威的所在处和它拥有的力量的强弱。

    我在上一章中提到过，由于身份平等，人们对超自然的东西开始采取一种出自本能的怀疑态度，而对人的理性却作出非常高的，而且往往是过分的评价。

    因此，在这个平等时代生活的人，不会把他们所信服的智力权威放在超人的位置上，或者到人类以外的地方去寻找这个权威。他们总是从自身或从自己的同类那里汲取真理的营养。这样就能够证明，在这样的时代，建立新的宗教是不可能的，并且任何建立新宗教的企图，不但会被人视为是荒谬的和不合理的，甚至会被人视为是邪恶的。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预言：民主国家的人民不会很容易就相信神的使者，他们敢于质疑新冒出来的先知，并要从人类本身之中而不是到人类之外去找寻自己信仰的主宰。

    当身份不平等和人们之间存在差别时，就会涌现一些很有能力的个人，这些人非常有见识、非常有学问，而且智力很高超。同样地，也会出现一大批非常无知而能力又极其有限的人。因此，在贵族制度时代生活的人，自然会把某一个人或某一阶级的高超理性作为自己思想的指南，同时他并不想承认群众永远是正确的。

    然而在平等的时代，情形就与此正好相反。

    随着公民在社会中日益平等，差别渐消，那种使人盲目相信某一特定的人或特定的阶级的倾向，将会逐渐减弱。与此同时，相信群众的趋势将会增强，并一步步地变成支配社会的观点。

    民主国家中，大众的意见不仅是个人理性的唯一向导，而且与任何其他国家相比，都拥有更大的无限权力。在民主时代，由于人人彼此都相同，谁也不必信赖他人。但是，由于具有这种相同性，人们对公众的判断就会怀有近乎无限的信任。因为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如果公众的判断和他们大家拥有的相同认识并不接近，那么绝大多数人是不会承认它的真理性的。

    如果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以个人和周围的其他人作比较，他就会自负地认为自己和每个人都同样平等；而当他环顾周围的全体同胞，并拿自己与这个大整体作比较时，他又会立即惭愧地觉得自己的力量微不足道，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原来使他觉得自己在每一个同胞面前都能自主的这种同一平等，现在却将他孤立起来，以致他不能反抗绝大多数人的行动。

    由此可以看出，民主国家的公众拥有强大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是贵族制国家的人民无法想象的。公众不是通过说服这种办法，将公众的意见强加于和最终渗透于人们的头脑中的，而是通过全体精神大力压服个人智力的办法。

    在美国社会，多数必须承担向个人提供大量的现成见解的责任和减轻个人构思己见的负担的义务。在政治、哲学和道德方面，还有一大套理论，这些理论都是关于每个人应不加论证的接受公众的信念这一观点的。再仔细观察一下就能够发现，在美国，宗教本身主要是作为一种共同的见解，而不是一种神启的教条，来发生统治作用的。

    我知道，美国人认为政治法令就是一种法律，而这种法律能保证多数对社会实行绝对统治。这就使多数对智力活动自然发生的支配力量大大增加，因为认为压迫自己的人比自己智慧高是人们习惯性的想法。

    在美国，多数的这种无限政治权威，确实加强了舆论对每个人的精神产生的影响，但它并不是这种影响的基础。我们不应当到平等的人们可能建立的或多或少得到人们拥护的制度当中，而应当到平等当中去寻找这种影响的根源。一般可以认为，在绝大多数对智力的控制作用方面，一个由国王统治的民主国家，也许不如一个纯粹的民主国家那样绝对，但毕竟还是非常绝对的；而在平等时代，不管统治人民的是什么政治法令，都可以预知人民对舆论的信赖将成为一种以多数为先知的宗教。

    综上所述，智力的权威虽然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它决不会式微。我认为它非但绝对不会消失，而且会很容易强大起来，能够做到将个人的理性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而这种范围与人类的伟大和幸福是很不相称的。我清楚地看到平等所带来的两个趋势：一个是使每个人的精神都趋向新的思想；另一个是很容易使人不去思想。我也看出，民主的社会情况促成的智力活动自由，也会通过某些法制的治理，被民主制度所取消。因此，智力活动自由在打碎某个阶级或某些人以前加给它的羁绊以后，又将被大多数人的普遍意志紧紧地束缚起来。

    假如民主国家推翻了曾经过分妨碍或推迟个人理性飞速发展的各种强权，而只受一个多数的专制权力的统治，那么，这就仅仅是换上了一件性质不同的邪恶外衣而已。人们仍然没有办法找到独立自由的生活，而只会发现自己在做一件蠢事，即又沦入一种新的奴役状态。所以，在这里，我不免要再次强调这样一些人——认为智力活动自由是神圣事业的人，不仅憎恨专制君主而且憎恨专制制度的人应当三思而行。对我而言，当我感到权力的手在我面前挥舞时，我不必管这是谁要压迫我，最好的反应就是欣然听命，将自己的脑袋伸进枷锁，因为在我面前有千万只手正举着枷锁。

    第83章 为什么美国人比其祖先英国人更倾向和更喜好一般观念

    上帝决不一般地观察人类。它对人类一瞥，就能分清人性中包括的一切东西，从每个人身上看到让人们彼此接近的相似点和让人们彼此疏远的差异处。

    所以，上帝并不需要一般观念。这便是说，上帝从未感到有将大量的类似东西置于同一形式之下，以便于对它们进行更为细致的思考的必要。

    人就跟上帝不同了。人的头脑想对映入脑际的一切个别的东西独自进行考察和判断，立刻便会陷入五里雾中，对这些东西的所有细节茫无所知。在如此窘迫的处境下，他只有向一种不够完善然而又必要的办法求助。这种办法既使人的缺点暴露出来，又对人的缺点进行了补救。

    人对一些事物进行表面的观察，并看出它们的相似处后，便赋予它们一个共同的名称，然后将它们放在一边而去考察其余事物。

    一般观念的建立并不能证明人智强大，反而倒是其软弱无力的证明，因为自然界中决不存在两个完全一样的东西，决不存在两个一模一样的事实，决不存在可以不加区别地运用的规章，也决不存在可以同时用于许多事物的同一方法。

    一般观念也有它值得称赞的地方，即它可以让人同时对大量的事物迅速地作出判断。然而另一方面，它所提供的向来都不是完整的概念，它让人理解到的东西也常常不够准确。

    社会一方面在老化，另一方面又在生成新的事物，几乎每天都有某些个别的真理是在不知不觉中获得的。

    这种真理人知道得越多，自然他得到的一般观念也越多。人如果不从无数的个别事实中找出它们的共同纽带，便没办法分别地观察它们。几个个体能够形成“种概念”，而几个“种概念”便能够引出“类概念”。所以，一个民族的文化越是悠久和广博，它对一般观念的习惯和爱好也越大。

    然而，使人们能或不能把他们的观念一般化的原因并不仅限于此。

    与英国人相比，美国人更经常使用一般观念，并且喜欢更持久地使用。假如注意到这两个民族是同文同种，在同样的法则下生活了好几个世纪，至今在思想和民情方面还没有中断往来，那么，乍一看到此种情况，便会感到非常奇怪。假如我们把视线转向欧洲，并拿居住在这里的两个最开化的民族进行对比，其鲜明的对照会使人感到更吃惊。

    我们可以看到，英国人的思想仅能极其勉强和极其惋惜地对别个事实的沉思予以放弃，因为他们要从此种沉思中找寻因果关系；另外，英国人之所以接受一般观念，也不是出于自愿。

    与此相反，我们法国人对于一般观念的爱好，达到了事事都要满足这种热爱的地步。我每天一早起来，总是听到人们又发现了我以前从未听过的某个一般的、永久的规律。即便是一个平庸的小作家，也跃跃欲试，企图发明一些能够治理大国的经验；他一定要在一篇文章中把全人类都写进去，否则他是不会心满意足的。

    这两个最开化的民族之间的此种差别，着实让我吃惊。要是我再把注意力转向英国，并对它50年来发生的一切进行考察，我认为自己能够证明，随着英国的古老制度的式微，英国对于一般观念的爱好正在加强。

    所以，对于人喜欢或回避一般观念的原因，只根据文明的进步的大小进行解释还不够。

    当人们的身份极不平等，而且不平等现象长久存在的时候，人们之间将越来越不同，致使有多少种不同的人，便会出现多少个阶级。然而，人们向来只是对其中的一个阶级同时予以关注，而把这些阶级集聚于广大人群中的一般联系忽略了，即忽略了一般的人，而只看到了个别的人。

    所以，在贵族制社会里生活的人，根本不会产生有关本身的一般观念，而这又完全可以使他们在习惯上不相信一般观念，在本能上厌恶一般观念。

    相反，居住在民主国家的人发现他们彼此都接近，没有太大的差异，因此他们的视野开阔，一直扩大到全人类，而不会只专注于人类的某一部分。他们认为，但凡可以用于本身的真理，对其每个同胞或同类都可以同样地或以同样方式应用。一旦他们在自己苦心从事的和最感兴趣的研究工作中染上喜欢一般观念的习惯，便会在其他工作中移用这种习惯。于是，找出所有事物的共同准则、将大量的事物总括在同一的形式之下、仅用一个原因对无数事实需要进行解释，便变成人们思想的一种热烈的而且常常是盲目的激情。

    最能证明我上述的一切都是真理的就是古代人对于奴隶的看法。

    人是相似的，对自由生下来就拥有同等的权利，这本是一个非常一般而且同时又是非常简单的道理。然而，罗马和希腊的最精明最博学的天才，从没达到如此的思想境界。他们试图用种种方法对奴隶制度是合乎自然的，并且将永远存在下去进行证明。但是，所有的史料又在证明，古代有些名人在没有获得解放之前曾是奴隶，其中还有很多人有著作传世。虽然他们也曾看到今天这样的奴役现象，然而他们当时依旧认为奴隶制度是合乎自然的。

    古代的所有大作家，要么本身就是奴隶主贵族的一分子，要么就至少认为当时建立的贵族制度是无可非议的。在他们的思想向四面八方扩展之后，依旧一直未超出贵族的思想范畴。只是耶稣基督降世之后，他才教导人们说：所有人生下来都是一样的，都是平等的。

    在平等的时代，每个人都是各自独立的，然而处于孤立和软弱的状态。在他们看来，不该有上级的意志来不断指导大家的行动。所以，人类在这样的时代里好像是自行前进的。为了对世界上发生的一切现象进行解释，人们必须去寻找某些对我们人类的每个成员都发生相同的作用并令我们自愿地走上同一道路的重大原因。这样寻找工作自然而然地促使人的头脑想出一般观念，并致使人们喜欢使用一般观念。

    在前面我早已指出身份平等是如何导致每个人喜爱亲自寻找真理的。很容易可以看出，这样的方法也必然逐渐地让人的精神向一般观念倾斜。当我不被先例所左右，放弃阶级、职业和家世的传统，而仅靠自己理性的努力去寻找自己应走的道路时，我自然要倾向于到人的本性中去汲取自己观点的原因。如此，我就一定而且几乎是在不自觉中获得大量的非常一般的概念。

    上面所说的一切，对英国人不如他们的邻居法国人和他们的后裔美国人那样愿意和喜欢把概念一般化的原因，以及今天的英国人在这方面比他们的祖先走得远了的原因给予了充分的说明。

    长期以来英国人一直是个既非常开明又很固守贵族制度的民族。他们的开明文化，令他们对非常一般的观念不断地去追求；但他们的贵族习惯，又令他们囿于十分个别的观念。所以，英国人的哲学既是大胆与怯懦的，又是豁达与狭隘的。迄今为止，英国仍受控于这种哲学，人们的思想被限制着以至于停滞不前。

    几乎所有的民主国家都喜爱一般观念，而且对其往往是热烈追求的。它们之所以如此，除了上面我讲述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些不太明显然而并非无力的原因。

    对这些一般观念必须加以区分。有些一般观念是长期的、细致的、精心的智力劳动的结果，而这些观念正是人的认识扩大的凭借。

    但另一些一般观念，却是精神一触即发的结果，产生得比较容易。它们仅能导致人们形成十分肤浅和非常不确切的概念。

    生活在平等时代，人们都是好奇心多但悠闲心少。他们的生活务实、复杂、紧张和活跃，致使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进行思维活动。因为民主时代使人们不必操心去研究个别的事物，所以他都喜爱一般观念。我甚至可以这样说：民主时代能够用小小的容器收藏大量的东西，在短短的时间里获得巨大的收获。所以，在作了一次粗心而简短的考察之后，这个时代的人就会认为发现了某些事物之间的共同关系，不再进一步对这些事物进行深入研究，也不对这些纷纭的事物在哪些方面相似或有别进行详细考察，而是匆匆忙忙将它们归类，之后就不去作深入考察。

    人人都喜欢轻易地获得成功，贪图眼前的享乐是民主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知识界这样，其他人同样是这样。大部分生活在平等时代的人都雄心勃勃，然而一旦失败了就会马上变得颓靡，而成功时就会更加活跃。他们希望马到成功，大获全胜，然而懒于多花费精力。这种有害的本性，令他们直接去追求一般观念，并且夸夸其谈，说什么利用一般观念可以很容易地绘出大千世界的图景，轻而易举地引起公众的注意。

    然而，我不敢肯定他们的这种想法就是不对的，因为他们的读者同他们一样，希望不经努力就获得知识和痛痛快快地享乐，而害怕进行他们本来可以进行的深入研究，懒于进行正常的思维活动。

    假如说贵族制国家没有对一般观念进行充分运用，而且往往轻率地蔑视一般观念，那么，民主国家的人民就与之相反，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准备滥用这种观念，准备积极地对这种观念进行应用。

    第84章 为什么美国人没有热烈追求政治方面的一般观念

    我在前面说过，与法国人相比美国人并不那样热爱一般观念。此种情况在政治方面尤其显著。

    虽然在立法方面美国人采用的一般观念比英国人多得无限，在用人们的实践对理论进行武装方面比英国人做得多，然而美国没有一个曾像法国的制宪会议和国民公会那样喜爱一般观念的政治机构；整个美利坚民族，从来没有像18世纪法国人那样热烈追求一般观念，而且也不对任何理论的绝对善和绝对真予以盲目相信。

    美国人与法国人的此种差异来自数个原因，然而其主要者如下：美国人是一个民主的民族，一直由自己来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但我们法国人，虽然同样是一个民主的民族，然而长期以来，只限于在口头上议论怎样更好地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

    我们的社会情况，早已使我们想出了一些有关政府工作的非常一般的观念，然而我们的政治制度，却依旧在妨碍我们对一般观念通过实践进行矫正，令我们仅能慢慢地去发现原有一般观念的欠缺。然而，在美国人那里，这两件事情，也就是一般观念和政治制度，却常常处于彼此适应的状态，从而能够彼此修正。

    这里所讲的，乍一看来，与我以前所讲的民主国家能从其实际生活的紧张活动中汲取热爱理论的力量的说法，相差甚远。然而，只要仔细考察一下，便会发现其间并不冲突。

    因为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的空暇不多，所以他们都渴望一般观念，而有了一般观念，他们便无须浪费时间去考察个别的问题了。这固然是事实，然而只应以不是他们所常想的或必想的问题为限。例如，商人对他们本来应当密切注视的有关哲学、政治、科学和艺术的一般观念是渴望了解的，并希望他人能够提供，然而只有通过商业方面的考验，他们才能接受这些一般观念，或者只是有保留地接受。

    政治家当涉及关于政治的一般观念时，情形也是这样。

    所以，在一个特别有危险的问题上，当民主国家的人民盲目地和过分地追求一般观念时，每天在实践中考察这个问题是他们能够采用的最好解救办法。如此一来，他们就必须深入到问题的细节，而问题的细节将会令他们发现理论的缺点在哪儿。

    这种解救办法经常是令人苦恼的，然而它的效果却是肯定的。

    所以，强迫每一个公民实际参加政府管理工作的民主制度，可以对人们对平等所造成的政治方面的一般理论的过分爱好予以节制。

    第85章 宗教在美国是怎样得以利用

    民主的本能的在前面的一章里我已经证明，人如果没有教条性信仰是没办法生活下去的，而且也十分希望有这样的信仰。在这里我再补充一句：我认为在一切教条性信仰之中宗教方面的教条性信仰是人们最希望的。即便你只想重视现世的利益，也明显可以得出这个结论。

    不论人认为他的任何行动有什么特殊性，几乎都来源于他所持的对上帝、对他与人类的关系、对自己灵魂的本性、对自己的同类应负的义务非常一般的观念。谁都必须让这种一般观念成为其余所有事物所由产生的共同源泉。

    所以，人渴望对上帝、对自己的灵魂、对造物主和自己同类应负的各种一般义务，形成一种坚定不移的观念，因为假如对这些基本问题抱有怀疑的态度，便将使自己的行动混乱和无力，或者说是任其听任偶然因素的支配。

    由此可见，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有坚定不移的观念，乃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然而遗憾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是单枪匹马，只凭自己的理性努力去获得这种观念，所以又令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了。

    这些如此不可缺少的真理，唯有完全摆脱日常的生活琐事、观察入微、工作细心和训练有素的人，经过长期和精心思考之后才能发现。

    我们还可以看出，这样的哲学家自身同样几乎总是满腹疑团，他们每向前一步，给他们启示的智慧的自然之光就会暗淡一些，甚至有熄灭的危险；尽管他们竭尽全力，他们所发现的依旧可能是为数很少的而且是彼此矛盾的概念。人们的思想千百年来就是在这些彼此矛盾的概念当中游来荡去，没能牢固地掌握真理，甚至没能发现新的错误。这样的研究一般人的能力远远不能及，即便一部分人有能力做这种研究，显然他们也没有这种闲心和余暇。

    虽然有关上帝和人性的确定不移观念是人的日常生活实践所不能缺少的，然而这个生活实践却在妨碍人对这种观念的掌握。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问题。在一切科学当中，有些知识是对每个人都有用的，而且靠他们自己的能力也可以学到；然而另一些知识不是多数人能够研究的，而是只有少数人才能够理解的。应用后一种知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极其间接的。虽然他们无力对这种知识进行研究，然而这种知识对于他们的生活实践又是不可或缺的。

    所以，一切观念中最适于使个人理性避免习惯性影响的观念就是有关上帝和人性的一般观念。承认一个权威的存在，对于个人理性来讲，是得之者多，而失之者少。

    对这些重要问题中的每个问题能够提供一项清晰的、准确的、人人都能够理解的和永久性的解决方案，是宗教的首要目的及其主要好处之一。

    有些宗教是十分可疑和荒谬的，然而可以认为，但凡属于我所指出的范围里的宗教，只要它不从这个范围脱离出去，并且不像若干宗教那样试图从各方面对人们思想的自由翱翔予以压制，便能使智力活动得到有益的规范。即便宗教不能令人在来世得报，那至少它对人在今世的幸福和高尚化还是非常有用的，这一点也应当承认。

    对生活在自由国家的人民来说，这尤其是真理。

    当宗教在一个国家被破坏的时候，那些智力高的人将变得迟疑，不知所措，而其余的人多半会处于麻木不仁的状态。对于同自己和同胞最有利害关系的事物，每个人仅能习以为常地抱有混乱的和变化不定的概念。他们不是把自己的正确观点放弃，就是保卫不住它。于是，他们由于无力自己解决人生提出的一些重大问题便陷入绝望状态，以至于自暴自弃，索性不去想它们。

    这样的状态只能令人的精神颓靡不振，意志的弹力松弛，培养出准备接受奴役的公民。

    一个民族沦落到这种状态后，不仅会任凭别人夺走自己的自由，而且往往会自愿献出自由。

    在宗教方面一旦也像在政治方面那样不再存在权威，人们立马会对因此而出现的无限独立的情景感到惊恐。一切事物的此种经常动荡状态，将令人们坐立难安和筋疲力尽。由于在精神世界一切已经发生动摇，因此人们便想尽力在物质世界建立巩固的秩序。然而，他们再恢复昔日的信仰已不可能，所以把自己交给一个人去统治。

    至于我，我对人们能够永远既保持宗教的完全独立，又保持政治的充分自由表示怀疑。我一向认为，人如果没有信仰，就必然会遭到别人奴役；而如果想有自由，就必须信奉宗教。

    所以，在身份平等的国家，宗教的这种巨大功用比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明显。

    应当承认，虽然平等给世界上的人带来了很大益处，然而却使人养成了一些非常危险的禀性。这一点我以后将会指明平等让人们彼此独立，让每个人自顾自己。

    平等还给人心敞开了喜爱物质享受的大门。

    焕发与此相反的禀性是宗教的最大功用。

    所有宗教都是把人的追求目标放在现世幸福之外和之上，而使人的灵魂顺势升到比感觉世界高很多的天国的。同样所有宗教都是叫每个人要对人类承担某些义务或跟他人共同承担义务，要求每个人不要完全自顾自己，而要分出一定的时间去照顾他人。即便是最虚伪的和最危险的宗教，也都是如此。

    所以，民主国家的短处自然正是笃信宗教的国家的长处。这清楚地说明，人们在达到平等的同时又维护宗教，是十分重要的。

    宗教信仰被上帝利用超自然的手段注入人心。对这种手段我既不想考察，也无权考察。现在，我是单纯从人的观点来考察宗教的。我想探讨在我们即将进入的民主时代宗教用怎样的办法才能轻而易举地保持它的影响力。

    我已经讲过，教条性信仰在文明和平等的时代只有经过一番努力才能深入人的精神，而让人的精神感到十分需要这种信仰的，则恰恰是宗教。这首先说明，宗教在这样的时代比在其他任何时代都要更加慎重自持，不要超越自身固有的范围，由于宗教如果想把自己的权力扩展到宗教事务之外，就有在所有事务方面失信的危险。所以，宗教应当注意对自己的活动范围予以规定，仅在这个范围里对人的精神加以影响，而在这个范围以外就任其完全自由。

    穆罕默德自称从天而降，他不但把宗教的教义放进了《古兰经》，而且把政治的原则、民法、刑法和科学理论也都放进去了。与此相反，基督教的《福音书》只讲人与上帝和人与人的一般关系。除此之外它什么都没有教导，对人们必须信什么也没有要求。

    撇开许多其他的理由不谈，仅仅这一点就已经是这两种宗教中的前者不能在文明和民主的时代长期发生统治作用的充分证明，但后者不论在这样的时代还是在其他时代，都注定会起支配作用。

    我们假如进一步进行这项研究，就可以发现：站在人的立场上，宗教如果想在民主时代维持下去，仅是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活动控制在宗教事务的范围之内，也还是不够的；在许多方面，宗教的力量还取决于它所遵奉的信仰的性质、它所采取的外在形式以及它给信徒规定的义务。

    在前面我所讲的平等令人们产生非常一般和非常广泛的观念的问题，主要应该从宗教方面来理解。彼此相同和平等的人，容易产生关于单一神的概念，认为这个神给每个人规定了相同的准则，给每个人在来世授予了价值相等的幸福。关于人类的这个一致性的观念，不断地对人们产生认为造物主也是一致的观念进行引导。与此相反，在人们彼此隔绝和相互差异非常大时，存在多少个民族、等级、阶级和宗族，便会随意创造出多少个神，并给各自绘出无数条通往天国的道路。

    毋庸讳言，在某些方面，基督教自身也受到社会和政治情况对宗教信仰发生的这种影响。

    当基督教诞生的时候，上帝无疑已为它的出世做好了准备，即人类的大部分已经被集结在一起，使他们像一支庞大的部队在罗马皇帝的麾下活动。虽然这一大群人相互之间有很多不同，然而他们之间有一点是相同的，即都遵守同样的法制。每个人各自跟皇帝的伟大相比，他们是软弱和不值得一提的；但就他们全体与皇帝的关系来说，他们又都是平等的。

    应当承认，处于这种新的和特殊的情况下，人类当然会去接受基督教宣讲的一般真理，而基督教在当时能够顺利和迅速地深入人心的原因，也正是来自这里。

    罗马帝国崩溃后，与此相反的情景便出现了。

    这时，罗马帝国垮台了，也可以说是分崩离析了，每个原来受它统治的民族又恢复了以往的独立。不久之后，在这些民族的内部，一些阶层无限地壮大，产生了种族差别，而每个民族又被等级分成若干集团。这个各民族共有的动向，好像在竭尽其所想和所能，要把人类社会分成无数小块。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也未放弃它向人们宣扬的主要一般观念，还尽量准备适应人类分裂后出现的新趋势。创造和庇护万物的唯一的上帝继续受人们崇拜。然而，每个民族、每个城市，甚至每个人，又相信自己能够获得某些特权，令至高无上的上帝变成自己的保护者。因为不能把一个神分成许多个，因此他们只能增加神的使者的人数，把使者的权力过分地提高。从而，大部分基督徒将对天使和圣徒的崇敬，几乎变成了一种偶像崇拜，致使人们一时有理由担心：基督教是否也要蜕化为早被它打败的那几种宗教。

    很明显可以看出，将人类中的各民族隔离开的障壁和将每个民族内部的公民隔离开的障壁的消除的同时，人们自然会对关于单一的而且万能的存在的观念予以接受，认为这个存在可以并用同样的方式平等地将法律施与每个人。所以，到了这样的民主时代，最重要的事情是不允许把人对神的使者的崇敬与仅应对造物主的崇拜相混淆。

    我认为，另一个真理同样很清楚：即在民主时代，应使宗教的表面仪式给信徒带来的负担比其他任何时代都要轻。

    在论述美国人的哲学方法时我说过，在平等的时代，使自己的观念服从于形式是人的精神最厌恶的。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对用图像渲染事物予以反对，认为象征的手法是一种儿戏，它是为了掩盖或粉碎真相，避免将真相赤裸裸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对宗教仪式他们表示冷淡，认为礼拜的细节仅有次要的意义。

    在民主时代负责规定宗教的外在形式的人，必须对人们智力的这种自然本性予以审慎考虑，避免跟它发生不必要的冲突。

    我坚决地认为形式是必要的。我知道，形式能让人的精神沉于抽象真理的思考，帮助它坚定地追求真理，让它热烈地相信真理。我决不认为一种无外在的仪式的宗教能够维持下去。然而，另一方面，我又认为：在我们正在步入的时代，对宗教的外在仪式过分地讲究是极其危险的；当然要有一定的仪式，然而必须限制在延续教义本身所绝对需要的程度，因为教义才是宗教的本质①，而礼拜仅是它的形式。在人们越来越平等的时代，拘泥于细节、死板不化、迫使信徒谨守清规戒律的宗教，很快大多数人将放弃对它的信仰，而只剩下一群狂热的信徒。

    我知道肯定会有人反驳我说：宗教追求的目标是一般的和永恒的真理，因此它不能随波逐流，随着每个时代的特点的改变而更改其目标，从而不会在人们面前丧失其

    ①在任何宗教中，仪式都与信仰的本质本身有密切联系，而且最好不加以任何改变。在形式与内容永远密切联系得像一个整体的天主教中，尤其是如此。

    可信性。我对此的答复依旧是：必须把一种信仰能够成立跟神学家们所说的信条能够建立的那些主要观点，与由这些观点派生出来的从属概念加以严格区分。不论时代有什么特点，宗教都必须经常对前者予以坚持；然而在万事都在变换其位置，人们的思想已经习惯了人间事物的千变万化而不想墨守成规的时候，宗教同样慎重地注意自己跟后者的经常联系。在我看来，只有在市民社会本身停滞不前的时候，表面的和次要的事物的不变性才能有机会持续下去。这种不变性，在其他任何场合，我都认为是一种危险。

    我们可以看到，在一切由平等所造成的或促成的激情当中，有一种特别强烈并同时振奋每个人的心的激情，这就是人人都具备的喜欢安乐的感情。民主时代的突出的和不可消失的特征就是爱好安乐。

    可以认为，企图消灭这个主要的激情的宗教，最终会被这个激情所消灭。假如宗教想让人们对现世的幸福完全放弃，而让人们专门去追求来世的幸福，那么，我们可以预言，最后人们在精神上将摆脱宗教的束缚，并为了专门去追求眼前的物质享受，而远离宗教。

    净化、调整和节制人们在平等时代过于热烈地和过于排他地喜爱安乐的情感是宗教的主要任务。所以我认为，假如宗教要试图对人们的这种情感予以完全压制和破坏，那将大错特错。宗教绝对无法让人放弃爱财之心，然而它还是能够说服人们仅用正当的方式去致富的。

    我现在来进行最后一项考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项考察也是对上述各项考察的概括。随着人们日益相似和平等，跟每日都在变化的尘事谨慎地保持一定距离的宗教，更加不需要跟一般人都接受的观念和在群众中发挥着支配作用的利益，进行没有必要的对抗，因为公众的意见日益成为最主要的和最无法抵抗的力量，而在这种力量之外，宗教是没有办法获得足以长期顶住它所受到的攻击的强大支持的。不管是在一个共和制的民主国家，还是在被专制君主者进行统治的民主国家，基本上都是这样。

    在平等的时代，虽然君主常能使人服从，但能使人们信服的却是人民中的多数。所以，所有不违背自己信仰的人，都倾向多数的意见。

    在本书的上卷我说过，美国的神职人员是怎样不问政治的。这是他们谨慎自制的明显例子，然而还不是唯一的例子。美国的宗教是一个专门由神职人员来统治的独立天地，而且神职人员从来不想走出这个天地；在这个天地内，他们指导人们的精神，但在这个天地外，任由人们自主和独立，让他们依据自己的本性和时代的要求对他们固有的好动精神予以发挥。我从未见过哪个国家的基督教像美国那样不讲究形式和不重视繁文缛节，然而却对人的精神有最清晰、最简明和最一般的了解。虽然美国的基督徒分成许多宗派，然而他们对各宗派都一视同仁。不论是对天主教，还是对其他教派，都能够这样说。所有地方的天主教神职人员，都没有像美国的天主教神职人员那样对信徒的礼拜琐事不予过问，不采用格外的和特殊的礼拜方法，不拘泥于教义的文句而重视教义的精神。只对天主礼拜而禁止对圣徒礼拜的天主教的教义，在美国宣讲得最清晰也遵行得最好。但是，美国的天主教徒却是最驯服和最虔诚的。

    另一个可以适用于美国各教派神职人员的特点是：美国的神职人员是让人心更多地注意现世，而决不把人的视线引向和固定于来世。他们认为，现世的幸福在宗教上虽属次要，然而仍有它的重要性。虽然他们不从事实业活动，然而至少对实业的进步还是关心和赞扬的。他们在不断向信徒宣讲来世才是人们应该害怕和希望的伟大目标的同时，并不禁止信徒用正当的方法对现世的荣华予以追求。他们仔细地研究用什么方法使来世和现世结合和联系起来，而并不怎么多讲它们的差别和不同。

    多数对人们思想的支配作用被美国的全体神职人员所承认，且他们尊重这种作用。除非必要，他们一定不反对多数。他们不参加党派的斗争，然而随时接受全国和当代的共同意见，随着振奋周围所有人的感情和思想的潮流前行，而不加以抵制。他们决不与同时代人搞对立，而致力于引导同时代人向善。所以，舆论向来不与他们为敌，反而对他们予以支持和庇护。他们布讲的信仰，借助多数的力量并通过他们本身的努力而同时发挥作用。

    所以，宗教通过对不与它对立的一切民主本能予以尊重，并利用其中的一部分，就可以顺利地对它的最危险的敌人即个人的独立意向予以抵制。

    第87章 关于天主教在美国的发展

    美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而根据可信的报告，它同时又是天主教最发达的国家。乍一看来，人们可能对此会觉得奇怪。

    我们应明确区别两个问题：平等一方面使人们愿意自行判断，另一方面又使人们喜欢和希望社会有一个统一的、单一的对大家都一律相待的权力。因此，在民主时代生活，人们都力图摆脱一切宗教权威的制约。但是，如果他们想服从某一宗教权威，那么，他们必须让这个权威是单一的，且只能有一个。所有并非指向同一中心的宗教权力，自然会使他们的精神感到不快，而且几乎会轻易地让他们认为，与其有好几个宗教，不如没有宗教。

    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发现天主教徒远没有以前任何时代虔诚了，但基督教新教的教徒却纷纷改信了天主教。如果从天主教的内部来看，它似乎是衰退了；而如果从它的外部来看，它又好像是进步了。其实，这个现象是容易理解的。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虽然很少有虔诚的信仰，但他们一旦决定信教，很快就会觉得自身有一种内在的本能，这种本能在不知不觉地把他们推向天主教。他们吃惊于罗马教会的若干教义和教规，但在内心却对它的纪律表示钦佩，也被它的牢固团结所吸引。

    如果天主教最后能够将它所引起的政治恩怨置之度外，那么，我可以笃定，似乎与它抵触的时代精神，不仅不会对它极为不利，相反，还会使它立即获得巨大的成就。

    这是人们的智力活动最常见的一个弱点，即愿意调和互相对立的原则，甚至不惜牺牲逻辑以求和解。因此，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总有人在使自己的某一宗教信仰权威服从一个权威以后，又想放弃这个权威而另找其他权威，任凭自己的精神游荡在服从和自由之间。但是，我还是相信与其他时代相比，这样的人在民主时代不会更多。而将来我们的后代必然日益分化，但最后只能分成两大类：一类完全脱离基督教，另一类则皈依罗马教会。

    第88章 民主国家人民的思想倾向于泛神论的原因

    虽然我准备以后来谈在政治方面，民主国家对于最一般观念的突出爱好是如何表现的，但我现在就要指出，这种爱好对哲学发生的主要影响。

    不可否认，在我们这个时代泛神论得到很大发展。欧洲一些国家的著作，就带有明显的泛神论色彩。它被德国人带进哲学中，被法国人带进文学中。一些在法国出版的虚构作品中，大部分包含着向泛神论借来的某些观点或论调，或使人感觉它们的作者有一种趋于泛神论的倾向。我认为这有其久远的原因，而并非偶然。

    随着身份日趋平等，人与人之间越来越无差别，个人日益变得渺小、无力，人们也就习惯于对每个公民不再重视，而只重视全体人民，只考虑人类整体而忘记了个体。

    在这样的时代，人的精神喜欢包罗万象，希望是一个单一的原因造成了无数的不同结果。

    人的精神被统一的观念纠缠着，以至于它到处去寻找统一的观念。一旦人们找到这一观念，就会在内心自愿存放它，高枕无忧地躺在它的身上。这样一来，人们不仅认为世界包括天地万物，而且相信世界只有一个造物主。但是，他们并不满意于对万物进行的这种初步分类，于是他们又去设法拔高和简化自己的想法，也就是把神和宇宙汇成为一个单一的整体。假如我遇到一个哲学体系，它能把世界上的万物均视为一个巨大存在的不同组成部分，不管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不管是可见的还是不可见的，而即使组成部分不断变化和连续改观，这个巨大存在都能永远存在下去，那么，我可以毫不费力地断定：虽然这个哲学体系破坏了人的个性，但它对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而言具有神秘的魅力，也许正是由于它破坏了人的个性，这种魅力才会产生。

    人们的一切智力活动习惯都在引导着人们去理解这一哲学体系，并将人们领上接受这一体系的道路。同时，这一哲学体系自然会引起和加强人们的想象力，并使人的精神自豪感和人的精神愉快感得到提高和满足。

    在各种帮助哲学寻找解释世界方法的体系当中，我认为泛神论是适于笼络民主时代人心的体系之一。只要是坚信人类真正伟大的人，就应当团结一致反对泛神论。

    第89章 平等是怎样唤起美国人的思想

    平等在唤起人的思想产生一些只有它才能引来的观念，并改变着早已存在的差不多全部观念。现在我以“人可以不断完善”这个观念为例，因为它是人的智力所能想出的主要观念之一，而且它本身就是一大哲学理论，每时每刻都在实际生活中验证自己的论据。

    虽然人与动物在有些地方是相似的，但人所独有的一个特点就是能自我完善，而动物则不能自我完善。人类自产生以来就发现自己与动物有这种差别。因此，人可完善的观念，同世界本身一样古老。并非平等本身创造了这个观念，但平等却使这个观念具有了新的特点。

    当公民按等级、职业和出身进行分类时，每个人都不得不沿着全凭偶然步入的道路前进时，人人都会认为人力的极限就在自己身上，谁也不想与不可抗拒的命运对抗。贵族制国家的人民，并不是绝对没有自我完善能力，而只是没有认识到这种完善可以无限。他们只想改进，却不想变革。他们只希望社会地位逐渐变好，除此之外别无他求。虽然他们承认人类至今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今后也还会有所进步，但又事先把人类置于一定的限界之内。

    因此，他们并不会认为自己已经达到至善、已经获得绝对真理(其实，没有一个人或一个民族这样妄想过)，但他们愿意让自己相信，已经很接近人类不够完善的本性所能达到的伟大和明智了。同时，因为他们看到周围的一切好像仍然维持原样，没有变动，所以容易觉得一切均已各得其所了。于是，人民和国王只喜欢建造耐久的建筑物，立法者们愿意制定永久性的法律，现代的人为后代的人操劳，事先为他们注定了命运。

    随着等级的消失，以及各阶级的接近和人们的日益混合，习惯、礼仪和法律也在变化；随着新事物的出现、新真理的发现、新观点取代旧观点，人们的脑际就会出现一个理想的形象，但这个形象又总是不够固定和完善。

    于是，转瞬即逝的不断变化每时每刻都呈现在每个人的眼前，有些人的处境变坏了，于是，他们便开始清晰地认识到，不管一个民族或一个人怎么有智慧，都不能永远不犯错误。另一些人命运得到了改变，于是他们由此断言，人一般是有能力无限完善自己的。总之，受挫的人认为，任何人都不能吹牛可以找到绝对的善；在兴奋之余，成功的人会继续去追求新的成功。因此，人人都在不断追求，跌倒后又爬起来，虽然经常感到失望，但又决不绝望。他们沿着尚待跋涉的漫长人生道路，不停止地走向他们的伟大目标，即使只能渺茫地看到终点。

    这种认为人可无限完善的哲学理论，曾使人们心甘情愿地做出了许多事实。它对那些只在行动上与它有关而在思想上与它无涉，在活动中又好像不知不觉地与它吻合的人来说，发生的奇妙影响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我问过一位美国船员，为什么美国的船造得不太耐用。他毫不迟疑地回答说：航海技术飞速进步，再好的船用上几年之后也会不堪再用了。

    从这位大老粗脱口而出的答话中，我看到了一个伟大民族一般的和有体系的观念，这种观念他们在任何事情上都会遵循。

    民主国家扩大了人可完善的范围，而贵族制国家自然要过分限制这个范围。

    第90章 为什么美国人的例子不证明

    民主国家不会爱好并致力于科学、文学 与艺术应当承认，在当代的文明国家中，在高级科学方面美国的进步是不大的，它的大艺术家、出名诗人和卓越作家也寥寥无几。

    一些欧洲人对这种情况表示惊异，认为这样的结果是平等所自然造成的，不可避免。他们甚至认为，如果民主的社会情况和制度立刻席卷全球，那么引导人类走向的开化之光将逐渐暗淡下去，而人类将重新回到黑暗时代。

    我认为，作出这种推论的人，混淆了一些本应当分开并加以单独考察的观念。他们把民主的东西与美国人所独有的东西无意之中混在一起了。

    初期移民将他们信奉的宗教传给了他们的后代。这种宗教在仪式上是简单的，而在教义上却是严肃的，甚至可以说是苛刻的。它反对外表的浮夸和繁文缛节。这种宗教自然对美术的发展不利，只重视消遣性文学。

    美国人属于一个非常古老和开化的民族，后来迁到一片广袤的新国土，这可使他们任意开发，且很容易丰产。这在世界上是史无前例的。因此，在美国，每个人都有发财致富的便利条件，这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他们的贪欲总是十分强烈，头脑时时幻想和进行理性活动，完全被追求财富的目的所吸引。和其他国家一样，美国有工商业者阶级，但其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一种现象，即全国人人都从事工商业。

    但是，我敢肯定，假如全世界只剩下了美国人，而且他们不改变固有的激情，仍然保留着祖传的自由和知识，那么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假如不研究理论，科学的实用是无法长足进步的，而一切艺术也应当相辅相成地去完善。不管美国人为达到其所追求的主要目标怎样绞尽脑汁地努力，他们不久终究要承认，为了顺利地达到目标，有时还得离目标远一点。

    何况文明人的自然心理是喜欢精神上的享受，所以高度文明的民族都迷恋这种爱好，而且还有一批人在专门研究它。一旦这种精神上的需要出现，就很快会得到满足。

    但是，重视学术和文艺的欧洲在美国人只顾科学的实际运用、寻找使生活舒适的方法的时候，已在致力于探索真理的共同源泉，同时完善人们可以享得的一切享乐和人们应当得到满足的需要。

    美国的居民认为，有一个民族在旧大陆的一切开化民族中最为突出，居于榜首。

    他们和这个民族同源同俗，因而两者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他们看到这个民族有著名的科学家、才华出众的艺术家、伟大的作家；他们也能从这个民族汲取知识财富，不必为了积累这种财富付出劳动。

    虽然美洲与欧洲远隔重洋，但我认为两者是不可分的。我把美国人民看做英国人民的一部分，他们以开发新大陆的深山丛林为己任，而在英国的那一部分，则清闲自在，很少为谋取生活资料而操劳，因此能把精力更多地用于深化思想方面，从而在各方面发展人的精神。

    所以，美国人的际遇完全是一个例外，我相信以后不会再有一个民主的民族能拥有这样的际遇。原本他们都是清教徒，习惯专门从事商业，居住的国土又好像不让他们使用智力去研究科学。他们的欧洲邻居，使他们即使不研究科学也不会重返野蛮状态。这一大堆独特原因只是我就其主要者列出的，它们必然使美国人的精神特别注重于纯物质方面的事物。人们的激情、需要、教育和环境，实际上好像都在驱使美国人去面对现世。宗教只能偶尔使他们抬起头，漫不经心地望一望天堂。

    因此，我们不应根据美国人民的外在表现去推论所有民主的民族，而要根据其自身的特点去研究它们。

    我们可以设想有这样一个民族，其内部没有区分门第、等级和阶级，法律也不承认任何特权，规定遗产由继承人平分，但它没有使人民享有知识和自由。这个设想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一个暴君可以将其恩泽平等地施舍于臣民，但同时让臣民们愚昧无知，以便于更容易奴役他们。

    这样的民主的民族不但不能在科学、文学和艺术上表现其才华和爱好，而且使人相信它永远也不会有这种表现。

    它的继承法本身就是以一代接一代地将财产化小分散为己任，民族的成员谁也不会去创造新的财富。穷人因为没有知识和自由，所以都不会产生致富的想法；而富人根本不知道如何自救，听任自己沦于贫困的境地。这样的民族在它的这两类公民之间很快就会建立起完全的平等，这种平等无法克服。如此一来，没有人有时间和兴趣去从事劳动和智力活动。然而所有的人都将麻木不仁，沦于同样的愚昧无知、同等的受奴役状态。

    一想到这样的民主社会，我就立刻觉得自己好像被抛进一所低矮、昏暗和沉闷的小房子里，虽然外面有时会射进一道一道光线，但这些光线很快又变得微弱，直至终于消失。我突然觉得心情无比沉重，闷得喘不过气来；我在黑暗中四下摸索，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出口，好见到阳光，到外面吸点新鲜空气。但是，对于一个开化已久，在废除规定财产永久归于个人或某些团体的特殊法令和继承法之后仍保有自由的民族而言，这里所作的一切假想并不适用。

    当一个开化的民族生活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时，他们不难明白：没有任何东西应当限制、强迫他们安于现状。

    因此，他们每个人都会想尽办法去改变现状，如果他们都是自由的，则每个人都将大显身手，只是不一定都能获得同样的成果。当然，立法机构不会再给予人们特权，但天赋会给予人们这种特权。天赋的差异是很大的，所以根据每个人运用其才智去致富的情况的不同，财富也会出现不平等。

    虽然继承法仍阻止富裕之家世世代代富裕下去，但它并没有不准富人存在。继承法不断地使公民们趋于相同的水平，可公民们却在不断地使自己避开这个水平。随着知识的日益提高和自由的日益扩大，公民的财富也愈加不平等。

    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一派因其才华和狂妄而出名的人士，他们主张先将一切财富集中于中央当局，然后再由中央当局按每个人的贡献给所有的人分配财富。他们认为，通过这个办法，可以躲开那种好像可以威胁民主社会的完全、永恒的平等。

    还有一种比较简单的救治办法，其危险性也小。就是不让任何人享有特权，给予每个人以同等的知识和同等的独立性，让每个人自己去关心寻找本身应占的地位。但是，天赋的不平等马上会显示其作用，导致财富也自然地落入最能干者之手。

    因此，在民主而自由的社会里经常会有一批富裕或殷实的人。这批富人不会像以前的贵族阶级成员之间那样密切联系。他们的本性不同于贵族阶级，没有那么多充裕时间去享乐，但在人数上他们将比过去任何富有阶级都多得多。这批人不会整天忙于物质生活，他们会进行智力活动和享受精神生活的快乐，但程度比不上以往的贵族。

    他们这样去支配自己的时间是合理的，因为人的精神一方面要有一个物质的和实用的目标，即无限的目标，另一方面还要有一个非物质的和喜欢美的目标，即无限的目标。物质的需要使人的精神倾向现世，但当人的精神无法被物质的需要吸引时，它就要自我崛起。

    不仅能够鉴赏精神产品的人数将要大大增加，而且人们对智力活动的爱好也将逐步提高，达到贵族时代人们的水平，那些人们似乎没有时间和能力从事这种活动。

    当世袭的财产、阶级的特权、门第的优越感不再存在，每个人只靠自己的努力前进时，人的智力决定了财富方面的高下之分。凡是可以激励、发挥和扩大智力的东西，都将马上身价倍增。

    知识的功用将极其明显地呈现在人们眼前。即使一个人没有感到知识的魅力，也将尊重知识的成果，并要付出一定的努力以享有这种成果。

    在民主、开明而自由的时代，任何力量都不可以把人与人分隔开来，或将人限制在其原来的位置不动。人人都可能突然发迹，也都可能很快变穷。各个阶级因为相处甚密，每天相互见面。他们之间不断互相往来和混合，彼此模仿，互相敬慕。于是，人民的一些在等级森严、社会停滞的时代所不可能有的观念、概念和思想就产生了。在这样的民族里，仆人可以与主人共同劳动、享乐，穷人与富人也可以如此；乡下人将会努力向城里人学习，地方将会努力向首都学习。

    这样一来，谁也不会只专注于生活的物质方面，连最简单的手艺人也会贪婪地或偷偷地看一看高级的智力活动世界。贵族制国家采用的关于读书的观点和方法不会再被使用；然而读书人的范围将不断扩大，最后扩及全体公民。

    人们开始关心精神劳动以后，就会发现取得荣誉、权力和财富的主要手段全在于在某些方面自己胜过他人。因平等而产生的跃跃欲试的野心，马上会从其他方面转到这一方面来。研究科学、文学和艺术的人，将会大量增加。知识界将会出现一种不可思议的积极性。每个人都要设法为自己开辟一条道路，并努力吸引他人跟着自己走。

    这同美国政治界的情况有些类似。虽然美国人的工作往往不够完美，但是其数量却是很大的。尽管个人努力的成果一般是很小的，但是总成果却往往是巨大的。

    因此，说在天性上，生活在民主时代的人就不关心科学、文学与艺术，与事实不符；应当承认，他们是以自己的方法来研究科学、文学和艺术的，在这方面他们有其固有的特点和不足之处。

    第91章 为什么美国人在科学方面不关心理论而偏重实践 (1)

    民主的社会情况和制度既然没有抑制人的精神发展，那么它们肯定是从这一方面或者那一方面推动了人的精神发展，这一点几乎是毫无疑问的。尽管它们的作用有一定的限度，但却是十分强大的。这里请允许我暂停片刻，先来谈一谈它们的作用。

    在讲述美国人的哲学方法时我们提出的几个论点，在这里也肯定有用。

    因为平等，每个人产生了凡事自行判断的愿望，轻视事物的传统和形式，对所有的事物都怀有明显的、切实的爱好。本章要单独讨论的主要内容就是民主的这些一般本性。

    那些在民主国家研究科学的人，总是害怕自己陷入空想而迷失了方向。他们敢于向已有的体系挑战，喜欢紧紧地抓着事实并亲自研究事实。他们既不会轻易地相信某一成名的同行，也不会盲从某一权威的论断。相反，他们在不断地寻找名人或权威的理论的弱点。学术的传统对他们影响不大，他们从来就不长期拘泥于某一个学派的烦琐议论，而且某人的豪言壮语也从不会使他们受骗。他们尽量深入到所研究对象的各主要部分，并且喜欢用通俗的语言来表达它们。这样，科学虽比以前更加自由和确切了，但却不如以前高大了。

    我认为，可以按照人的精神追求，把科学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以现在还不知道如何应用，或者在遥远的将来才能应用的最纯理论原则和最抽象概念为内容。第二部分，由虽然现在还属于纯理论范围，但能够通过直接而便捷的途径应用的一般真理构成。第三部分，由应用的程序和执行的方式构成。

    我们可以单独研究构成科学的三个不同部分的每一部分，但人们的理性和经验证明，如果将其中的任一部分与其他两部分截然分开，使它与其他部分完全隔离，它便不可能长期地繁荣下去。

    在美国，人们往往潜心于科学的纯应用部分的研究，而在科学的理论方面，人们只注意研究对应用有直接必要的那一部分，在这方面的研究上，他们也经常表现出求真、自由、大胆和创新的精神。但是在美国，却几乎看不到一个人专心研究人类知识在本质上属于理论和抽象的那一部分。美国人在这方面把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有的，但我认为不如美国那样强烈的一种倾向，表现得特别突出。

    对于高级科学或科学的高级部分的研究，最需要沉思，但是在民主社会的内部，却很少有东西适于沉思。民主社会不像贵族制国家那样，拥有那种因为自己有钱就可以高枕无忧的人数众多的阶级，也没有贵族制国家的那种因为没有希望改善处境就不再进取的阶级。每个人都在积极地活动：有的人希望掌握权力，有的人希望发财致富。在这种熙熙攘攘、利害冲突频繁、人们不断追求财富的环境下，哪里还有必要的安静供人们进行深刻的构思呢？当你周围的一切都在活动，而你已经被裹进了席卷万物的激流，并且每天都在这激流之上漂浮的时候，你如何能停下来思考高级科学呢？

    我们必须把下面两种运动决然分开，即一种是建立已久的、平安无事的民主社会中发生的经常性运动，另一种则几乎是伴随民主社会的诞生和发展而发生的骚乱性和革命性的运动。

    如果暴力革命发生在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人们的情感和思想肯定会遭到突然的刺激。

    尤其在发生民主革命时，情况更是如此，因为这个革命能把民族的所有阶级一下子都发动起来，并且会使每个公民的心中同时产生出巨大的野心。

    如果说在横扫旧封建社会残余的同时，法国人让精密科学一下子产生了惊人的进步，那么，这个突然成果的来因并不应该归功于民主，而应把它归功于从未见过、发展如此迅速的革命。由此而产生的成果只是一个偶然现象，如果将它看做一般规律，是欠妥的。

    我认为民主国家发生大革命的情况不会多于其他国家，甚至只会少于其他国家。

    但是，在民主国家里，却时常发生一些使人感到不快的轻微的不和谐运动，即人们之间经常互相排斥。这种不和谐运动并不能激发和振奋人心，相反，只会扰乱和涣散人的精神。

    生活在民主社会的人不仅难于沉思，而且对这种思维活动也不够重视。在民主的社会情况和制度下，大部分人经常处于动的状态。但是，适于这种动态的习惯，并不总适于思维活动。以这种习惯进行活动的人，常常满足于不求甚解，因为如果他们要是追求每一细节都十全十美，便达不到他们预期的目的。他们经常要依靠他们无暇深入研究的思想，因为相比较这个思想的严密正确性而言，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个思想对他们更为有用；而且总的说来，与其消耗时间去证明自己的所有原理的真实性，还不如冒点风险去利用某些错误的原理。更何况整个世界也不是根据长期不变的、确凿无疑的论点运动的。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是这样被人们掌握的：一瞥某一特殊的现象，经常观察群众的千变万化的激情，随时而机智地抓住所发生的事实。

    因此，在人人都处于活动状态的时代，人们一般都过于重视智力的快速成果和肤浅的论据，而轻视了深刻的和缓进的智力劳动。

    这样的舆论影响着从事科学研究的人的判断，且说服他们相信：不用沉思也可以在研究当中获得成果，或者对那些需要沉思的科学不予研究。

    研究科学有一些方法。许多人有一种利己主义的爱好，即把智力活动得出的发明创造用于工商业。但不应该将这种爱好与少数人心中燃起的追求真理的无私热情混为一谈，因为前者是希望利用知识，而后者则完全是希望求知。我毫不怀疑，一些人对于真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无限的热爱，但这种热爱只会靠自己成长和不断壮大，而且决不会自我满足。人们达到真理的抽象源泉，从那里汲取最根本的观念正是由于这种对真理无私而自豪的热爱。

    假如帕斯卡尔只是为了荣誉而活动，或者他的眼中只有某种名利的话，我相信他决不会那样尽其全部智力去清晰地揭开造物主的奥秘。每当我想到他为了全神专注于这项研究，甚至可以说使精神摆脱了人生的一切杂念，以至于他过早地耗尽了自己的心力，未届40岁便匆匆离开人世时，不禁感佩不已。而且我认为，他能付出如此非凡的努力，决不是因为一种通常的原因。

    在贵族制社会出现的这种如此罕见、如此丰产的求知热情，或许将来也会出现在民主社会中。但是至于我，我坦白承认，我还很难相信这一点。

    在贵族制社会里，指导舆论和政务的阶级，之所以自然而然地会对本阶级和人类抱有一种优越的观念，是因为它可以世世代代永远居于群众之上。这个阶级喜欢使尽浑身解数让自身享有荣誉，为达到此目的，它会为自己制定出宏伟的目标。尽管贵族常有极其残暴和不人道的行为，但很少有低级下流的想法。对于一些小型娱乐他们虽然也很爱好，但却常常抱有某种看不起的轻视心理。他们的这种表现，间接地提高了一般人的心灵境界。在贵族时代，对于人的尊严、力量和伟大，一般都有非常高大的看法。这种看法对研究科学的人及其他人，都发生着影响：它促使人们的精神境界自然而然地向更高层次发展，并使人们的心里对真理自然而然地产生崇高，甚至几乎是神圣的热爱。

    因此，这个时代的学者都潜心于理论的研究，而对于理论的应用则往往持有不屑一顾的轻视态度。普卢塔克说过：“阿基米德的治学精神非常崇高，甚至到了不肯自贬身价去撰写一部制造兵器的著作的地步。关于发明和组装机器的一切科学，以及一般与应用有某种实利关系的一切技艺，在他看来，都是没有价值的、卑贱的和向钱看的。他把自己的精力和研究全部用于撰写其美处和妙处跟实际需要毫无关系的著作上了。”这就是贵族在科学上的追求。

    而在民主国家，就不会有这种情况。

    民主国家的人民，大部分都在强烈地追求物质，贪图眼前的享乐。由于他们总是不满意自己的处境，并且总有摆脱这个处境的自由，所以他们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改变处境和如何增加财富。对于持有这种思想的人来说，人类智力的最优秀成果包括一切可以成为发财致富捷径的新方法，一切可以降低生产成本的工具，一切可以节省劳力的机器，一切便于享乐和增加享乐的新发明。民主国家的人民主要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去钻研、认识和尊重科学的。在贵族制度时代，人们对于科学的要求，主要是精神上的享受；而在民主制度下，则主要是肉体上的享受。

    可以设想，一个国家越是民主、开明和自由，就会有越多的人对科学的天才进行这样的评价，而那些能够直接应用于工业的发明，就越能使发明人得名得利，甚至得权。因为在民主制度下，从事劳动的阶级参加政务，而那些为政府服务的人，则要从那里获得荣誉和金钱。

    所以人们不难想象，在这样组织起来的社会里，人的精神会不知不觉地忽视理论，而以无比的精力去追求科学的应用，或者去追求那一部分对应用来说不可缺少的理论。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本能的求知欲使人的精神上升到了最高的智力活动领域，结果也将一无所成，因为现实的利益驱使人们甘于位居中等的智力活动领域。而人的精神只有在这个中等的智力活动领域，才能发挥它的力量、持久的积极性，创造出最好的成果。这就是为什么连力学的一个普通定理都没有发现的美国人，却能够在航运业领域推出一部使世界的海运面貌为之一变的新机器。

    当然，我并不是说当代的民主国家要坐待人的精神之光趋于熄灭，更不是说它们不能再发出新的光芒。世界发展到了今天，有很多开化的国家都在兢兢业业地发展工业，所以那些把科学的各个不同部门联合起来的各种关系，便必定会引起人们的注意；甚至对于那些合理的应用的爱好，也一定会促使人们重视理论。如此众多的试验或实验每天都在反复地进行，在这些过程中，不可能不发现最一般的规律。这样看来，即使不会出现太多伟大的发明家，但伟大的发明必将层出不穷。

    另外，我相信科学的崇高使命。虽然民主制度不会引导人们为了科学而去研究科学，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它却会使研究科学的人大量增加。别以为在如此大量的研究人员当中不会随时出现专门热爱真理的天才从事理论研究。我们可以肯定，不管他们的国家和时代受什么精神所支配，这样的天才都会努力去揭开大自然的深邃奥秘。他们自行前进，不需要别人的帮助，他们只期望在前进的道路上不要给他们设置障碍。我在这里讲了这么多，其实是想表达一个观点：身份的恒久不平等，会使人们囿于抽象真理的研究，虽然这种研究不能带来任何实惠，但人们觉得这种研究是高尚的；而民主的社会情况和制度，却会使人们只追求科学的直接而有利的应用。

    这种趋势是自然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了解这种趋势很有趣，而且指明这种趋势又或许是必要的。

    如果负责领导现代国家的人能够清晰地、长远地认识到这种最终会不可抗拒的特性，就会知道，在民主时代生活的人有了知识和自由之后，就自然会去改进科学的工业应用部分，而政府当局的全部力量，是今后应当支持高级科学的研究和创造研究科学的高度激情。

    在我们这个时代，首先应当让人的精神重视理论，然后再使其自然地转向实践，而不应当让它总是追求次要效用的详细研究。最好是先让人的精神暂时放弃这样的研究，将它提高到沉思初始原因的地步。

    因为罗马的文明是随蛮族的入侵而灭亡的，所以我们可能太过相信，只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我们的文明就不会灭亡。

    如果有一天，照耀我们前进的光要熄灭，那也只能是逐渐地暗淡下去，而且要像是自消自灭的。如果强制人的精神只注重应用，就会使人忽略原理；而如果完全忘却原理，由原理产生的方法也不会太多。结果，人们就不能发现新的方法，而只能无知地和不熟练地使用那些他们并不理解其原理的良好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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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2章 为什么美国人在科学方面不关心理论而偏重实践 (2)

    300年前欧洲人初到中国，当他们看到中国几乎所有的工艺都已达到一定的完善阶段时，感到非常惊异，他们认为再没有别的国家会比中国的工艺更先进了。不久以后，他们发现中国人的一些高级知识已经失传，只留下了一点残迹。虽然这个国家的实业发达，大部分科学方法还在那里保留着，但科学本身已经不复存在。由此就说明这个民族的精神已经陷入了一种罕见的停滞状态。中国人只知道跟着祖先的足迹前进，却忘记了曾经引导他们祖先前进的原理。他们还在沿用祖传的科学公式，但却不去追究其中的精髓、真谛。他们还使用着过去的生产工具，但却不再设法改进和改革这些工具。因此，中国人未能进行任何变革。他们也必然会放弃维新的念头。为了保证自己一刻也不偏离祖先走过的道路，避免陷入莫测的歧途，他们时时刻刻，在所有方面都竭力效仿祖先。人的知识源泉已经几乎干涸。因此，尽管河水仍在流动，却已不能卷起狂澜或改变河道。

    但是，中国还是安然无事地生存了许多世纪。即便是征服了中国的外族，都采用了它的习俗，那里的秩序依然井然，一种物质的繁荣景象依然到处可见。革命在中国极其罕见，战争可以说是闻所未闻。

    因此，绝不要以为蛮族离我们很远就高枕无忧，因为如果说有的民族曾任凭异族从自己的手中夺走文明的火把，那么，有的民族也曾用自己的脚踏灭过文明的火把。第十一章　美国人以什么精神       对待艺术每个人的财富都是大致相等的，谁也没有过多的剩余财富，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得更加舒适，大家都在不断努力追求安乐，这将使人的内心处于这一状态——爱好实用而不太爱美。对于这一切我不想再一一赘述，以免浪费读者和我自己的时间。民主国家都存在这种现象，所以它们首先要发展的艺术，不是用来点缀生活的艺术而是可以使生活更加舒适的艺术。习惯上他们以实用为主，使美居于其次。它们的希望是：美的东西同时也要是实用的。

    但是，我还想更进一步地指出这一特点，之后便描述其他一些特点。

    一般说来，在承认特权的时代，几乎所有的艺术都是其从业者的特权，也就是说每一种职业都是不准其他行业涉足的独立世界。甚至在各行各业已经自由的时候，由于贵族制国家由来已久的停滞性，仍会使从事同一行业的那些人形成一个独特的阶级，且这个阶级的成员永远是原来的那几个家族。由于他们彼此之间非常熟悉，因此不久就产生了同业的公意和同行的自尊。在这样的一个实业阶级内部，每个手艺人做工作并不只是为了赚钱，还是为保持自己的荣誉而努力。他们的行为准则就是他们的集团利益，这种利益既不是他们自身的利益，也不是他们雇主的利益。所谓团体的利益，就是指每个手艺人都必须制造出杰出的作品。因此，在贵族制度时代，艺术追求的目标不是加快制造速度，更不是降低造价，而是尽量做出精美的制品。

    反之，当人们处在这种环境下（每一种职业对所有的人都开放，人人都可以随时进入或离开某一行业，同一行业的成员彼此视为外人，几乎都不相识和互不关心的时候），行业的社会联系便不复存在，每个从业者都只能靠自己的努力，这样他们便只求用最少的费用来赚取尽可能多的钱。唯能够抑制他们的消费者的意志是从。但是，消费者对他们同时也会采取相应的对策。

    在这样的国家里（财富像权力那样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并且永远为他们所占有），社会的大部分财富将永远为同样的一小撮人所享用；而其余的一切人，或由于贫困，或由于习俗，或由于自我节制，而被排除在这种享用之外。

    这个贵族阶级处于荣誉的顶点并且保持不动，范围既不扩大又不缩小，所以它感到自己的需求永远都是一样的，而且永远以同样方式享用。这个阶级的成员，因为他们居于高人一等的世袭地位，而爱好最精致和最耐用的物品。

    这种情况普遍影响了全国人民对待工艺品的态度。

    在这样的国家里，哪怕是农民，也经常喜欢购买最好的物品，否则宁肯不买。

    因此，在贵族制社会里，手艺人只对人数有限而且非常挑剔的顾客服务。他们完全凭借自己高超的手艺赚钱。

    当所有的特权均被取消，等级的界限消失，人人都可以在社会的阶梯上时沉时浮时，上述的情况就不复存在了。

    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在一个民主国家里，许多人的家产都是越来越分散，越来越小。他们在家业兴旺时期染上的某些需求根深蒂固，并不会因为他们无力再满足而消失。于是，为了满足这些需求，他们费尽心力，急切地寻找某些可以找到的间接办法。

    另一方面，在民主国家里，我们也常见到一大批人的财产日益增加，但他们欲望的增长速度比财富的增长速度还快。在他们尚未得到财富之前，就已经把贪婪的目光盯在他们预计可以得到的财富之上了。为了尽快享用，这些人千方百计地寻找捷径去得到那些即将到手的财富。这两种原因合在一起，便在民主国家产生了如下现象：尽管一大批公民的需求已经并非他们的能力所及，但他们宁愿勉强地满足自己的愿望，也不肯放弃所期求的对象。

    因为手艺人本身也有这种感情，所以他们容易理解这些人的感情。在贵族制社会，他们向少数人高价出售自己的制品，而现在，他们发现有更便利的办法使自己发财，这就是降低制品价格，扩大销售面，向大众廉价出售制品。

    但是，只有两种办法能够降低商品的价格。

    第一种办法是探索出最好、最快和最妙的生产方法。第二种办法是大量生产品质基本上一样但价格较低的制品。在民主国家，从业者的智力几乎全都用在了这两个方面上。

    他们努力去发明新的工艺，这种工艺不仅可以把产品制做得更好，而且可以做得更快、造价更低廉。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他们就设法降低其所制作的制品的原有质量，但同时又不能使制品的规定用途下降。以前手表只有富人才戴得起，因此显得特别珍贵。而现在，手表已经不再是什么稀罕物，几乎所有的人都拥有。所以说，民主制度并没有只使人的精神专注于实用工艺，它还使手艺人们快速地大量制造不够完美的制品，而消费者们也满足于这样的制品。

    但这并不是说，在民主制度下，在必要的时候也不能制造出更好的制品。只要买主肯出钱使手艺人的时间和劳动得到良好的报酬，手艺人也会经常造出品质优秀的制品。这场斗争各行各业都参加进来，通过广泛的竞争和大量的实验，自会出现一些手艺高超的达到本行业高峰的木匠，但显示他们手艺的机会并不多，而且对自己的手艺他们都吝惜到了极点。他们审慎持重，不愿意大显身手。虽然他们有能力超过他们所承担的任务，但却往往只满足于完成任务而已。反之，在贵族制度下，手艺人总是尽其才智而为，一心想要达到其行业的高峰。

    当我到达一个国家，看到该国的工艺提供出的一些令人赞美的作品时，我还不能使我理解该国的社会情况和政治制度。但是，只要我发现该国的工艺品数量很多而且价格便宜，但却不够完美，我就可以肯定：处于这种状态下的国家，特权正在逐步消失，各阶级正在混合，而且在不久的将来，它们就会融合在一起。

    生活在民主时代的匠人，不仅要使自己造出的有实用价值的制品能够售给全体公民，而且还要设法使其全部制品具有它们本来并不具有的异彩。

    在各阶级互相混杂的社会里，人人想装出一副不代表自己的真实情况的模样，并为装得像样而大费苦心。民主制度不是这种感情的成因，因为这种感情完全出于人心的自然。但是，民主制度却在使人把这种感情用于物质方面。道德方面的虚伪在任何时代都是存在的，但奢侈方面的虚伪则是民主时代所特有的。

    虚荣心是人的一种新的需要，为了满足这种需要，人们便在工艺上进行种种欺骗，有时甚至做得过分，从而使工艺本身受到损失。现在，已经出现了足以以假乱真的假钻石。等到发明出的制造方法达到十全十美，使人们难以辨别真假钻石的时候，人们就可能对这两者都会不感兴趣了，会把它们视为一般的小石子了。

    说到这里，我想谈一谈艺术之中的那种被我们特称为“美术”的艺术。

    我不认为，民主的社会情况和制度必然产生使从事美术的人减少的效果。但是，这样的社会情况和制度，将会对美术工作者的造就方式产生巨大的影响。一方面，那些原本对美术深为爱好的人，大部分将要变穷；另一方面，许多尚未富裕起来的人，将会附庸风雅，开始爱好美术。结果，总的说来，美术品的顾客将有所增加，但是，其中真正识货和特别有钱的人却为数不多。这样，我在前面对实用艺术讲过的那类现象也将在美术方面发生，即美术品的数量大大增加，但每件美术品的价值却下降了。

    在那时人们不再追求伟大，而只注意优美和悦目，主要看外表而不重实质了。

    在贵族制度下，产生了很多幅伟大的绘画作品，建造了一些青铜像；而在民主国家，则出现了大量的平凡绘画作品，塑造了一些石膏像。

    当我坐船从大西洋驶入伊斯特河，首次到达纽约的时候，遥望离市区不远的地方，看到沿着河的两岸建有一些白色大理石造的小型宫殿，其中有几处还有点古香古色，我大吃一惊。但是，当第二天我到特别引起我注意的一处去就近仔细观察时，却发现它的墙是砖砌的，只是表面涂上了一层白粉，而它的木制柱廊上则涂上了带色的油漆。原来使我钦佩不已的那些伟大建筑物，竟然全是这样的货色。

    民主的社会情况和制度，还能使一切模仿性艺术具有一种一眼便可看出的独特倾向。这种独特的倾向往往是使艺术只专注于描绘形象，而不重视刻画灵魂，因而情感和思想的描写便被动作和感触的描写所取代了，而现实就占去了理想应当占据的地位。

    我猜想，拉斐尔应该没有像现代的画家那样去细致入微地研究过人体的结构。在这一点上，拉斐尔认为不必要求得那样严格，不需要画得分毫不差，因为他所追求的是神似而不是貌似。他要把人画得像人，而又有些地方超越人。他要把美本身画得更美。

    反之，大卫和他的学生们，不仅是著名的画家，而且是著名的解剖学家。他们能够极其真实地再现他们面前的模特儿，但也仅是如此，他们很少把想象的成分渗入其中。拉斐尔在追求比自然更美的东西，而他们却在一丝不苟地按照自然写生。虽然大卫他们给我们留下了精细入微的肖像画，但拉斐尔却能使我们从他的作品中窥到神韵。

    关于绘画方法，以上我所述的一切，也可适用于题材的选择。

    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所选的伟大题材，一般都超越了他们本身或他们所处的时代，并且这些题材能使他们发挥巨大的想象力。而当代的画家，则经常用自己的天才来分毫不差地再现他们眼前不断出现的私人生活细节，并且他们只按照自然界到处可见的原物去复制平凡题材的一切方面。第十二章　美国人为什么既建造一些 如此平凡的建筑物又建造一些如此宏伟的建筑物我刚才说过，在民主时代，艺术制品的数量越来越多，但却也越来越不伟大。我应该马上指出，在这方面也是有例外的。

    在民主国家，代表民众统治民众的国家是非常强大的，但是，每个个人都是非常软弱的。任何国家的公民都不会像民主国家的公民那样看起来非常渺小，任何国家都不会像民主国家那样看起来非常强大，任何一个国家的精神都不会像民主国家的精神那样具有开阔性。在民主社会里，当人们想到自己，他们的想象力就会立即缩小；但当他们想到了国家，想象力就会无限放大。所以，人们在小屋子里过惯了平凡的生活，如果要建造什么公共建筑时，就总想把它建造得非常宏伟。

    在美国人准备建都的地方，他们已在那里规划了一个巨大的城市。现在这里的人口还不如法国的蓬图瓦兹多，但在他们的计划中，这里有一天要有100万居民。他们把方圆约10里约以内的树木全部伐光，给计划中的未来的首都居民创造便利的条件。

    他们还在城市的中心建造了一座宏伟的大厦，供国会使用，还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国会大厦。

    每天，美国的各州也在筹建或正在建设一些巨大的工程，一些欧洲大国的工程师都因其工程之大而叹为观止。

    因此，民主制度一方面引导人们去生产无数微不足道的制品，同时也促使他们去建造一些非常宏伟的建筑物。但于这两个极端之间，却是一片空白。所以，散见于各地的巨大建筑物，还不能显示出建造它们的民族的社会情况和社会制度。

    我再说一句听起来有点离题的话：这些建筑物对人们理解这个民族的伟大、文明和真正繁荣并没有什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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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3章 为什么美国人在科学方面不关心理论而偏重实践 (3)

    一个政权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让全民去专门建设一项工程。它会付出巨大的努力去搞宏伟的事业，即便他们的科学水平不高，而且要用很多时间。但是这种做法，并不足以判定这个民族是最幸福、最文明，甚至是最强大的。当年西班牙人到达墨西哥城的时候，宏伟的庙宇和巨大的宫殿随处可见。但西班牙仍然只靠600名步兵和16匹马就征服了墨西哥帝国。

    如果罗马人稍微懂得一些水力学原理的话，就不会在今已变成废墟的城市的周围构筑那么多水道，而是更好地利用他们的人力和物力。他们从罗马帝国向四面八方修筑了长长的石头大道，如果他们已经发明了蒸汽机，就不会修所谓的“罗马道路”

    了。

    这些宏伟的工程只能供后人凭吊了，它们既在证明罗马人的无知，又在证明着他们的伟大。

    一个只在地下铺设了几条管道，在地上架起几座铁架之外再没有留下任何宏伟的工程的民族，也许比罗马人更能征服自然。第十三章　民主时代文学的特征走进美国的书店，看一看书架上摆着的美国出版的图书，你会觉得书的数量很多，但是知名作家的人数却少得可怜。

    首先，你会看到一大堆初级读物向人们介绍基本知识，并且其中大部分都是先在欧洲出版，后由美国人翻印的。其次，是数不胜数的宗教书籍，比如，《圣经》、布道集、醒世故事集、教义辩论书和慈善团体报告等。最后，是数量不少的政治小册子。在美国，各党派并不出版互相论战的专门著作，但却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印发小册子，但这些小册子在出版当天就被人们忘记了。

    在这一大堆乌七八糟的人类精神产品当中，偶尔也会见到少数几个，能被欧洲所知或值得称为名家的作者的杰作。

    在当代的文明国家当中，可能美国是最不关心文学的国家，但那里也有很多人对精神方面的事物感兴趣。虽然他们并不将一生的时间都用在这方面的研究上，但至少他们在业余时间会研究这些。不过，这些人需要的书籍，大部分都是英国供应的。英国的一些重要的著作，几乎全都被美国翻印了。大不列颠文学天才把他们的光辉射到了新大陆森林的深处。在拓荒者的小木屋里几乎都能找到几本莎士比亚的作品。我记得，我第一次读史剧《亨利五世》，就是在一间用圆木构筑的小木屋里。

    我们可以确定，美国人除了从英国的文学宝藏中汲取精华，还在自己的国土上发展了英国文学。美国从事文学创造的人并不多，而且大部分原来都是英国人，所以在表现手法上也往往是英国式的。所以，他们在自己的民主制度中植入了一些被奉为楷模的贵族制国家流行的文学思潮和风格。他们的作品很少受到人们的喜爱，因为他们总是利用外来的情调来渲染自己的作品，所以几乎无法再现自己所在国土的现实。

    美国的公民也认为这些作家的作品不是为他们写的，人们开始高度评价一位作家往往是因为他在英国有了名声。这就好比迫使画的原作者判断自己作品真伪的权利。

    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美国的居民还没有文学。在我看来，只有美国的新闻记者称得上是美国的作家。这些人虽然算不上大作家，但他们用的是美国人的语言，而且说出来的话是说给美国人听的。至于其他作家，我都把他们看做外国人。美国人对这类作家的看法，就好比在文艺复兴时期，我们对模仿希腊罗马文学的作家的看法一样，我们只对他们表示不可思议，但是却没有引起普遍的共鸣。这些作家没有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只是快慰了人们的精神。

    我已经说过，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是仅仅在于民主，还要到与民主无关的某些独特的环境条件中去找原因。

    在目前的社会情况和法制下的美国人如果另有来源，并被移居到另一个国土，那我毫不怀疑，他们也将会有自己的文学。我相信，虽然他们目前如此，但总有一天，他们会拥有自己的文学。不过，这种文学在性质上不同于当代美国书刊表现的，而要具有自己的特点。预先来描摹一下这个特点的轮廓，并不是不可能的。

    如果一个贵族制的国家拥有着繁荣的文学，这个国家的智力劳动和政务工作都被一个阶级统治着，那么它的文学活动也会和政治活动一样，也几乎全被集中在与这个统治阶级或与它最密切的几个阶级之手。这样，我就足以得到解决其余一切问题的钥匙了。

    如果有少数的几个人同时在做同样的工作，并且总是这几个人的话，那么他们就能彼此了解，共同制定出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若干准则。如果这几个人所从事的是文学工作，那么不久他们就会将这种精神劳动置于一系列明确的守则之下，谁也不得违背。

    如果在国内这些人有着世袭的地位，那么，他们不仅要为自己制定一些固定的准则，还要遵守祖先给他们留下的规章。他们的规章制度是严格的，又是世世代代相传的。

    他们不必为物质生活操劳，实际上也未为此操劳过，他们的祖辈同样如此，因为这样，他们才能够一连几辈人都专注于精神劳动。他们向来理解文艺，并始终为文艺而爱文艺，他们看到自己适于文艺工作而有一种博闻强识的快慰感。

    这种并不是全部情况。因为我所说的这些人终身都过着安逸富裕的生活，所以他们自然要从享乐中优中选精，爱好精美和高雅的消遣。

    此外，在这种长期而平安无事地享用荣华富贵当中不断形成的某种温和精神和心理，使他们不太爱好过于突然和过于激烈的享乐。他们要的是安乐，而不是激动。他们愿意从享乐中生趣，但不会因享乐而发狂。

    如果你现在设想我刚才说的这些人如果写了或为他人写了大量的文学著作，那么，你不难发现，这种文学都是按照一个调子写成的，并且不敢逾越前人的规范。即便是一部微不足道的作品，也要在最小的细节上努力着笔润色。在所有的方面，这种文学都要显示出作者的技巧和功力。它的每种体裁都有其不得随便逾越的独特章法，而且不能与其他体裁混合。

    在这种文学中，文体和思想几乎被认为一样重要，形式和内容也几乎被认为一样重要，而笔调则必须洗练、文雅和高洁。写作的态度则永远保持着一副绅士派头，极少有轻狂的表现。作家所追求的不是丰产，而是完美。

    文艺界的人完全生活在自己人的圈子里，而且只是为了自己人而写作，所以他们有时会完全忘掉外界的一切，而陷入过分考究，甚至荒谬的泥潭里。他们囿于只有他①对于长期和完全服从于一个王权统治的贵族制国家来说，情况尤其如此。当自由在贵族社会占有统治地位的时候，上层阶级将不断加惠于下层阶级，并通过为下层阶级服务而与下层阶级接近。这样，民主精神的某些东西便不断地进入上层阶级中间。随后，在负担统治任务的特权集团当中，便养成进取的习惯以及对活动和热闹的爱好，而这又不能不影响整个文学活动。

    们自己使用的烦琐的写作规则，因而在不知不觉间就违背了人们的常识，所以最后导致他们脱离了现实。

    他们力求避免使用通俗的语言，而去使用那些贵族惯用语，这些语言与人民群众所用的美丽语言相去甚远。

    这一切便是贵族制社会自己为文学的发展设置的障碍。

    在政治方面同人民群众完全隔离的贵族是软弱无力的，在文学方面也是如此。①现在，我们把图翻过来，看看它的背面。

    也就是说，我们来考察一下民主社会。无论是这个社会的古老传统，还是现代文明，都能让人感到可以获得精神方面的享乐。这里的等级混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知识和权利都被无限分割，如果让我说的话，我敢说已被分散到了各个角落。

    在这里的五行八作和三教九流，都要求在智力活动方面满足他们的希望。这些新人物爱好精神享乐，并没有受过同等的教育，文化水平也不等；他们不但与祖辈或父辈不同，而且由于他们的住所、情感和财富都在不断变动，所以他们自身也在不断变化着。因此，他们彼此之间在精神上并没有被传统和共同的习惯联系起来，并且一直以来，他们都没有彼此交换意见的耐性、愿望和时间。

    这群人其貌不扬并且很容易激动，而作家就是从这群人中产生的，并且是依靠这群人而发迹和成名的。

    既然情况是这样的，要想在这样的民族的文学中去找贵族时代的读者和作者都一致承认的那些严格规则，哪怕是其中极少的几个，也是不可能的。这一点我不用费工夫研究就能知道了。这样的民族即使在某一时期都同意采用这些规则中的某几个，也不能说明以后都会如此。因为在民主国家里，每一代新人都形同一个新的民族。因此，在这样的国家里，使文学服从狭隘的规章很难，而且这样规范的规章是很难持久存在下去的。

    在民主制度下，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并不是都受过文学教育，就算搞的是所谓的纯文学，他们也大部分都兼搞政治或者从事其他的职业，只是偶尔抽时间去体验精神上的享乐罢了。所以，对于这种享乐，他们认为只是对终生劳碌的一种暂时的、必要的排遣罢了，并不是生活中的主要妙趣。他们对于文艺的理解，决不会深刻到足以欣赏文艺之美的地步。他们体会不出文笔的细微差别。他们想把写作的时间充分地利用起来，因为他们用于写作的时间很少。他们喜欢的书都是价钱便宜、很快可以读完并且浅显易懂的。他们所要求的美，是那种浅显得让他们一看就入迷并且能随时欣赏到的；那些能让他们感到新鲜和意想不到的东西才是他们特别需要的。他们已经习惯了既有冲突又单调的现实生活，所以那些能让人马上就冲动起来的感情，令人惊异的妙笔，真伪明显、立即感动他们和好像有一股力量能驱使他们马上动笔的故事才是他们所要求的。

    我还有必要赘述吗？我不用解释，谁都知道我接下来要说什么。

    总之，贵族时代的文学喜欢描写秩序、规则、科学和艺术，但民主时代的文学不这样，它一般不重视形式，有时甚至轻视形式。它的文体往往是无序的，冗长而啰唆的，但又总是热情奔放的。它的作者不愿意进行细腻的描写，他们只求快速。所以短小的作品比巨幅长篇要多，作者凭才气而不是实学来创作，这些作品富于想象但却缺乏深度。

    在这种文学中追求的目的，思想被一种粗野的，甚至是蛮横的力量统治着，但作品却又多种多样，产量甚至大得惊人。作家们追求的目的，与其说是使读者快慰，不如说是使读者惊奇。作家们的努力方向，与其说是让人获得美的享受，不如说是让人兴奋激动。

    当然，偶尔也会出现一些作家，他们打算走另外一条道路，如果他们才华出众的话，不管作品好坏还能赢得一批读者。但是，这毕竟只是个例，而且，这些作家虽然在作品的总体上来看脱离了常轨，但是在细节的描写上又总是回到了常轨上。

    以上，是我谈的两个极端的情况。但是，从第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是不能一下子就逾越过去的，这中间需要经历无数的阶段去逐渐地过渡，任何一个民族都是如此。一个尚文的民族由一个极端向另一个极端转移，在引导它转移的过程中，总要经历一些时间，在这些时间中，要让民主的民族的文学天才和贵族的民族的文学天才相遇，并让他们一致表示愿意去共同影响人的精神。

    虽然这段时间是过渡性的，但会大放异彩：作品丰产并且没有滥竽充数的，活动积极并且都很有序。18世纪的法国文学就是这样。

    我的意思不是说一个民族的社会情况和政治制度决定了它的文学。我知道，除了这两个决定因素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使文学作品产生了某种特点的原因。但我认为，社会情况和政治制度是起决定作用的原因。

    一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情况，同它的作家们的天才是紧密相关的；要想完全弄清后者，必须先了解前者。第十四章　关于文学的商业性民主制度不仅使实业阶级有了文学的爱好，还把商业精神也引进了文学界。

    在贵族制度下，读者的人数不多，并且吹毛求疵；而在民主制度下，读者人数众多，却不难迎合读者的心意。所以，在贵族制度的国家文人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这种努力可能会让文人获得很高的荣誉，但是决不会让他们赚取大量的金钱；而在民主制度的国家，通过廉价推销作品，一个作家可以获得大量的金钱和小小的名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不需要人们的钦佩，而只要人们的欢迎就足够了。

    因为读者的数量越来越多并且需要日新月异，所以没有什么价值的书也能畅销。

    在民主时代，读者大众对待作家就像国王对待他的宫内侍臣一样。读者大众让作家发了财，但是看不起他们。试问：对于一个出生在宫廷或因蒙宠而生活在宫廷里的御用文人，除了如此还应当如何对待他呢？

    在民主国家的文学界里，总有一批作家，他们把文学看做商业，而且那里出现的某些大作家，其个人的作用就能超过数千名的思想小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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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4章 为什么美国人在科学方面不关心理论而偏重实践 (4)

    第十五章　为什么在民主社会里     研究希腊和拉丁文学大有用处古代的一些最民主的共和国所说的人民，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民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在雅典城邦，全体公民都参与管理公共事务，但在它的35万居民中只有2万人是公民，其余全是奴隶，他们所做的大部分工作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民和中产阶级所做的工作。

    因此，虽然雅典人实行普选制度，但雅典城邦仍然是一个贵族共和国，只有全体贵族才有平等的参政权。

    我们也要用这种观点来分析古罗马的贵族和庶民之间的斗争，只能把这种斗争看成是同一家族的长辈与少辈之间的内讧。事实上，古罗马的庶民也属于具有贵族阶级精神的贵族阶级。

    还应该指出的是，在整个古代，书籍很少，并且价格昂贵，在出版和发行上都有很大的困难。因为这样，对文学的热爱和享用集中在了少数人的身上，小的贵族文学集团便在大的贵族政治集团中应运而生。所以，说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把写作看成一种实业是缺乏证据的。

    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人民必然使他们的文学创作带有贵族时代的文学所特有的优缺点，因为他们不仅是国家的贵族，还是最文明、最自由的民族。

    事实上，只要我们翻阅一下传世的古代作品，就会发现，作者有时虽然在体裁上的变化不大，有时在思想上不够大胆、活跃和概括，但是在情节的描写上的技巧和匠心却令人非常佩服。他们的作品没有随意或匆忙下笔的痕迹，所有的作品都是写给行家看的，字里行间都充满着对纯美的追求。古代文学如此突出地表现出的这种特点，是后来的任何文学都不具备的，而民主时代的作家自然也不会有这样的特点。所以，如果在民主时代不能很好地研究古代文学，真正的文学就不会产生。要克服民主时代内在的文学缺点，就没有比这种研究更好的了。至于文学的自然特点，是不需要学的，因为它完全是自然产生的。这一点必须认识清楚。

    这项研究可能对一个民族的文学有用，但对这个民族的社会和政治需要来说就不会有用。在人们习惯依靠暴力去增加或维护自己的财富的社会里，如果坚持只对人民进行纯文学的教育方针，那么造就出来的公民将是非常文雅又非常危险的，因为社会和政治情况促使他们不断产生一些他们的教育所无法满足的新的需要。于是，他们就以希腊人和罗马人的名义扰乱国家，使国家的实业得不到发展。

    显然，在民主社会里，个人的利益和社会的安全都需要对大多数人进行教育，首先是科学、商业和工业教育，其次才是文学教育。

    各级学校本都不应该教授希腊文和拉丁文，但是有些人由于出身或命运的缘故注定要学习文学或者对文学感兴趣，对这样的人来说，也应该开设一些学校，使他们能够完全掌握古代文学或将精力完全投入古代文学的学习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办几所好的大学要比办一大批坏的专科学校好，因为坏的专科学校的学生得不到高质量的教育，反而会影响以后的必要深造。

    在民主国家里，要想在文学方面有所建树，必须经常从古代作品中汲取营养。这个办法是非常有益的。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古代的作品没有一点缺点。我只是认为古代的作品有一些特殊的优点，这些优点可以帮助我们抵消我们所特有的缺点。古代的作品可以把我们从歧途引上正路。

    第十六章　美国的民主是如何       改变英语的语言作为思想的主要表达手段，其本身受到的民主社会情况和制度的影响，如果读者已经完全了解了上面我就整个文学所述的一切的话，就不难明白。

    其实，可以说美国的作家主要是在英国的环境下生活的，而没有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生活，因为他们一直在研究英国作家的作品，并且整天将英国的作家作为榜样。

    但是，人民本身并不是这样的，因为对人民最有直接影响的，是只能对美国发生作用的那些独特原因。所以，我们要想了解贵族的惯用语成为大众的语言时可能发生哪些变化，就必须注意口语，而不必注意书面语。

    一些有教养的英国人，和一些能立刻就辨别出语言的这种细微差别的让我望尘莫及的人，一再叫我相信：美国的有教养阶级，同大不列颠的有教养阶级在语言方面上有明显的差别。

    他们不仅指责美国人使用大量的新词(英美两国的差异和距离的遥远造成了这种现象)，还指责说这些新词主要是从各政党和各行业的用语以及业务术语中借用来的。他们还说，美国人赋予了英语中的一些旧词新义，并加以使用。最后他们说，美国的居民在说话时常常加入一些让人听起来莫名其妙的词语，有些词在他们的母语中本是不能混用的，但是美国人却把这些词当成同义词使用。

    这些话有很多值得我相信的人向我说过，这引发了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我根据理论得出的思考结论，同他们据实际观察所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

    在贵族制社会里，一切事物都处在停滞状态，语言也是这样。在这种社会下产生的新词不多，因为它的新事物不多。就算出现了新事物，人们也会尽力用含义早已固定的通用词来附会。

    就算贵族制社会的人精神终于自己振奋起来，或被外部射进的光芒刺醒，为了表示它绝不是来自民主社会的，它所创造的新词也会具有一种学究气、辞藻色和哲学味。君士坦丁的陷落使科学和文学移向西方之后，法语当中立即出现了一些新词，而这些新词全都可以在希腊语和拉丁语中找到根源。于是，流行新词的风气在法国出现了，但是都是有教养的阶级在使用这些新词，而且流行的效果并不明显，只是在人民群众中普及要经过很长的时间。

    欧洲的所有国家中，都先后出现过类似现象。仅弥尔顿一个人，就给英语增添了600多个几乎全来自拉丁语、希腊语或希伯来语的新词。

    反之，语言和事物的面貌不断被民主社会内部发生的连续运动改变着，世间万物都在变化。在这种万事都在变化，并且人们的思想也在互相竞争的过程中，相继出现了很多新的观念，而一些旧的观念则渐渐消失，或在消失之后又出现，不过更多的是发生极其微小的变化。

    所以，常常是一些词必然变成废词，而另一些词又被拿来使用。

    而且，民主国家本身就喜欢变动。语言如此，政治亦然。所以，民主国家即使无须改用新词，有时也想要改用新词。

    民主国家人民的天才，不仅在他们大量使用新词方面有所体现，而且在这些新词所代表的观念性质方面也有所体现。

    在这样的国家里，一切法律都由多数制定，语言方面的规则自然也要由多数制定。多数的意志，无论是在语言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多数从事实业和政务的人比从事研究学问的人要多，重视政治和商业利益比重视哲学或纯文学的思辨更甚。多数创造或采用的词，大部分都带有由此产生的习惯的色彩。这些词主要服务于表达实业的需要、政党的激情和公共行政的细节。将来这些方面的语言还会不断发展，而形而上学和神学方面的语言则会逐渐被抛弃。

    至于民主国家新词的来源和创造方法，都是不难解答的。

    在民主国家生活的人，对罗马人和雅典人使用的语言一无所知。他们缺乏的词汇没必要到古代的语言中去寻找。就算有时他们也会求助于高深的词源学，一般也是为了满足自己也能对已经逝去的语言进行探微的虚荣心，而绝非因为他们的头脑天生就能如此博学多才。所以，最爱探求词源的人，有时反而表现得最无知。总想把自己的民主愿望拔高，为了显耀自己并不高贵的职业，他们经常喜欢使用一个希腊或拉丁的名称。在他们看来，职位越是低下，说明自己越没有学问，而名称越是好听，就可以显示自己学识渊博。例如，法国的走索演员，就用希腊语的acrobate和拉丁文的funambale来称呼自己。

    虽然民主国家的人民对已经逝去的语言一无所知，但他们随时可以到现在使用的语言中去借用新词，因为各国人民之间来往密切，并且能在与日俱增的互相接触中彼此仿效。

    但是，民主国家的人民，主要还是从本国语言中去寻求革新的手段。有时，他们重新使用一些早被遗忘的用语，或者引申某个阶级专有的用语，让它成为普通话。一些专门用语原来只属于某一派别或职业，现在便成为一般的用语了。

    民主国家改革语言文字的最常用办法，就是赋予流行已久的用语以新义。这种办法非常简便易行，不需要什么学识就能运用，甚至没有学识的人更便于应用。但是，它却会给语言造成极大的危害。民主国家的人民用这种方法增加一个词的新义，有时会使新词意和原词意混淆。

    一个作家先把一个通用的词汇解释得同原意略有差别，为了让那个词汇更符合自己的目的，就这样将词义修改了。也会出现另一个作家，从别的方面来理解这个词汇的词义。第三个作家可能对这个词汇又有新的解释。结果，因为没有一个公断人，也没有一个常设的法庭能够最后确定这个词的意义，从而使这个词的词义处在了一个游移不定的状态。所以，作家们在表达思想的时候，似乎不止一个解释，而是有一大堆解释，得让读者去猜测作家的原意。

    这是民主的一个令人遗憾的结果。我宁愿让我们的语言混杂着中国语、勒靼语或休伦语的单词，也不愿法语的单词词义混淆不清。谐音和押韵，只是语言的次要美。

    一般在这类问题方面都有许多规定，只是可以不必严格遵守。如果没有明确的词义，那就不会是好的语言。

    平等也必然使语言有所变化。

    在贵族时代，各个民族都喜欢保持自己的特点，都闭关自守，互不往来，因此几个民族本来是同源的，却也往往将彼此视为外人，以致不能团结一致。最后，它们的语言也不再相同了。

    在这样的时代，每个民族的内部又存在着若干阶级，各个阶级之间也很少往来和混合。各个阶级都养成并固定自己的特有的智力活动习惯，选用一定数量的单词和用语代代相传下去，像遗产一样。所以，即便是同一种通行的语言，又会有穷人用语和富人用语、文人用语和通俗用语之分。阶级之间的界限越明显，阶级之间的壁垒就越严格。语言方面，也必然是这样的。我敢断言，在印度的不同种姓之间，语言的差异大得让人感觉难以置信，不可接触者的语言同婆罗门的语言差异巨大，大得同他们之间的服装差异几乎相同。

    反之，当人们不再受到等级的限制，而可以不断相见和交往时，即在种姓制度消灭、阶级界限取消，而人们混合为一体时，语言的一切词汇就是通用的了。只要一个词汇不能被大多数人采用，那它必然要被淘汰；而保存下来的词汇，就会形成公用的词汇总藏，人人都可以随便从中选取自己使用的词汇。使欧洲出现几种通行语的一切方言，几乎都将明显地趋于式微。在新大陆上，已经没有方言土语了。旧大陆上的方言土语，也会逐渐地消失。

    社会情况的这种变化，影响了语言，更影响了文体。

    这样的话，每个人都要使用同样的词汇，并且要对每个单词有同样的理解。在文体方面所作的规定，几乎将被全部废除。词语将不会再有粗野和文雅之分。无论到什么地方，无论从事什么行业，大家使用的都是共同的语言和词汇。词的来源将完全被人们忘记，就像人的出身一样。语言的浑然一体，将同社会的浑成一体一样出现。

    我知道，词的好坏不是由社会的形式决定的，而是其他的因素决定的，这个因素必然来源于事物的同一性。有些词语和句子所表达的意思是低级下流的，所以粗野；而另一些词语和句子描写的对象的品质是高尚的，所以文雅。等级之间的界限逐渐消失，在此过程中，并不能完全取消等级的差异。但是，思想方式方面的那些纯属任意和硬性规定的东西不能不被平等破除。除民主国家之外的其他国家重视我上面所说的词必然有好坏之分，但是我认为民主国家将永远不会像其他国家那样重视这些，因为在民主国家，人们不能在教育、知识和时间方面使自己长期去研究语言的自然规律，人们也不会通过自己考察这些规律而让它们得到重视。

    讲到这里我不能就此停止，我还要讲民主国家的语言与其他国家的语言的最后一个不同的特点。

    民主国家的人民爱好甚至是热爱一般的观念，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这既源于他们固有的优点，又源于他们固有的缺点。对一般观念的这种爱好通过长期使用通用的词语和抽象的观念，以及如何运用这些词语和观念表现在民主国家的语言上面，也体现了这种爱好。这既是民主国家语言的一大优点，又是一大缺点。

    民主国家的人民之所以热爱通用的词语和抽象的观念，是因为这样表达自己的思想可以将思想升华，能把大量的对象囊括在一个小小的范围之内，并有助于智力的活动。

    一个民主的作家如果要说一个人有才能，他只喜欢用“才干”这个词来抽象地说明，而不会具体地说明才干的具体应用细节。对于目前发生的一切，他会用“现实”

    一词一笔带过；对于世界上在他说话时可能出现的一切，他会用“偶然性”一词去解释。

    民主的作家在不断创造着这类抽象的名词，或者使语言中的抽象名词的含义更具抽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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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5章 为什么美国人在科学方面不关心理论而偏重实践 (5)

    除此之外，他们还把抽象名词所代表的事物人格化，使它好像是一个真人在活动，以使写作简洁。例如，他们说：物力喜欢让人才来支配它。

    我的这个想法用我自己的例子来说明，是最好不过的了：我用“平等”这个词的时候，往往使用它的绝对意义，我也在很多地方把“平等”一词拟人化。例如，有时我说平等可使某事如何，有时又说平等不会使某事如何。我们可以断定，路易十四时期的人是绝对不会说这样的话的。因为他们没有亲身享受过平等，所以他们的头脑里也不会想到享受平等。与其说他们没有使用这个词，倒不如说他们没有亲自体验过平等。

    这类抽象名词在民主国家的语言中随处可见，而且人们在使用的时候不必将它和特定的事实联系起来，正因如此，它们一方面在扩大思想，另一方面又在模糊思想。

    它们虽然使语言的表达简洁了，但却使含义不明确了。然而，从语言的实际运用角度来说，民主国家的人民不愿意下工夫推敲，他们更喜欢模糊不清。

    民主国家的人民用这种模糊的语言来讲话和写作，我不知道这种语言对他们是不是有某种隐秘的吸引力。

    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要经常靠个人的智力活动能力进行判断，所以他们的活动总是处在迟疑的状态。而且，再加上他们所处的环境在不断变化，所以就算他们的财产没有变动，他们的思想也不会永远停在这一点上。

    所以，在民主国家生活的人，似乎总是有一种犹疑不定的思想，他们需要用泛泛的词语来概括这种思想。既然他们没办法知道今天所表达的思想是否适合明天遇到的新情况，所以他们自然要爱好抽象的词句。抽象的名词就像一个两层底的箱子，你想把什么样的观念放在里面都行，而把它取出来时又能不让别人发觉。

    一切民族语言的基础原本都是笼统的和抽象的词汇。所以，我不认为这种词语只出现在民主国家的语言中。我只是说，在民主时代，人们特别喜欢去创造这类词语，经常能孤立地使用最抽象的词义，而且不管在什么场合都拿来使用，即使在交谈中没必要使用抽象的字眼时，他们也还是照样使用。第十七章　论民主国家诗的某些源泉人们对“诗”一词下过很多定义，并且这些定义意义非常不同。如果逐一地来讲解这些定义，并从中选一个最好的，那只能让读者厌倦。所以，我宁愿开门见山地解释我所选择的定义。

    我认为，诗是对理想的探索和描绘。

    在描写过程中去除一些现实的东西，融入一些想象的成分，加入一些并非巧夺天工而真实存在的手法而壮丽自然的人，都是诗人。所以，诗的目的并不在于将真实再现出来，而在于将真实美化并且为人们提供一个美好的精神世界。

    虽然，韵文是语言的理想美，而且从这个意义上说是富有诗意的，但是我认为，如果一个文只有韵还不能被称为诗。

    我要探讨的是，在民主国家人民的行动、感情和观念中，有哪些能并且应该成为理想的想象对象，换言之，可被视为诗的自然源泉的有哪些。

    首先应该承认的是，民主国家人民对于理想的爱好，从玩味理想中得到的快慰，并不像贵族制国家人民那样深刻和广泛。

    在贵族制国家，人民的肉体活动有时似乎是自然的，而精神活动则离不开恬静。

    贵族制国家的人民本身，常常有诗的爱好，他们的意境往往比周围的一切都要高深悠远。

    但在民主国家，人们喜欢物质上的享乐，希望改善环境，相互进行竞争，渴望马到成功等心理，这些心理就像一根根锥子刺激着人们，让他们每迈一步都要面向自己所抱定的事业而且片刻也不允许他们离开自己的事业。人们把主要精力都用到这方面了。他们的想象力依旧存在，但是他们想象出来的东西都是实用的东西，它能再现的东西也几乎都是现实的东西。

    平等让人们不重视对理想的描写，而且将刻画这类对象的范围也缩小了。

    在维护静止的社会的过程中，贵族制度既有助于正统宗教安定、持久，又有助于政治体制稳定。

    它不仅能让人坚信一种信仰，还能让人在坚信了一种信仰之后不会皈依另一种信仰。贵族制国家的人民总是喜欢在神和人之间设置一些中间权力。

    贵族制度也因此表明对诗的创作是有利的。当人们的感官不能感知宇宙间的一切时，只有人们的精神才能发现超自然的存在时，想象力便可以自由翱翔，诗人描写的对象便会以千计，而能够欣赏诗人创作的读者也会数不胜数。

    反之，在民主时代，人们在法律上犹豫不定，在信仰上也是。这样，怀疑又把诗人的想象力拉回到眼前世界，将诗人封闭在可见的现实世界里。

    虽然平等不能动摇宗教，但却能简化宗教，使信徒的注意力离开次要的崇拜对象，而主要去崇拜最高的。

    贵族制度自然要把人的精神带到沉思过去中，并将它固定在这沉思之中。民主制度恰好相反，它让人本能地反感一些古老的东西。从这一点上说，贵族制度要比民主制度更利于诗的创作，越古老的事物越让人有壮丽、宏伟的感觉，在这种思古的幽情的影响下，这种事物就更适合成为理想的描写对象。

    平等将诗描写过去的权利剥夺以后，又抢走了它的描写现在的一部分权利。

    在贵族制国家里，总有一些人享受着特权，可以说他们的存在是处于一般人之上和之外的。他们好像专有着一切好的东西，如权势、财富、荣誉、智慧、文雅和高尚。群众无法走近他们身边观察他们，或者说无法详细观察他们，但是要想富有诗意地去描写这些人却是很容易的。

    另一方面，这样的国家也存在着一些无知但却温顺的人。由于他们本身过于粗野和悲惨，所以也成为了诗的创作对象；另一些人，因为本身文雅和高尚也成为了诗的创作对象，这两种情形是一样的。此外，贵族制国家的各个阶级彼此之间是互不了解的，相互隔离的，因此想象力在再现他们的时候，总是加进和放弃一些东西，即不是缩小实际情况，就是夸大实际情况。在民主社会里，每个人都很平凡，彼此之间都是差不多的，所以要想知道他人的情况，只要看看自己就可以了。所以，在民主社会生活的诗人，绝对不能只把一个人作为其描写的对象，因为这个人明摆在大家面前，真实而平凡，是无法成为抒发理想的题材的。所以，自从世界上出现了平等，诗的古老源泉大部分就干涸了。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诗的新源泉是如何被平等开发的吧。

    当怀疑使人不再向往天堂，当平等的发展使人越来越相似和渺小的时候，因为诗人还没想象出什么可以替代同贵族制度一起消逝的大题材的东西，所以他们的目光开始转向了没有生命的自然界。诗人开始描写山川，因为他们的眼中已经没有了英雄和诸神。

    于是，在上一世纪，被人们特称为“山水诗”的诗便诞生了。

    有些人认为，这种诗描写大地上的有形而无生命的物体，是民主时代所特有的，但我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我认为这种诗只是一个过渡时期的代表。

    我相信，经过一段时间，民主必将会让想象力从身外之物转向人自身，并最后专注于人。民主国家的人民向往自然可能是由于一时的高兴，但他们真正向往的却是认识自己。民主国家的人民只能从这方面去发掘诗的自然源泉，所以我敢说，如果一个诗人不想发掘这个源泉，那么就打动不了他试图感动的那些人的心灵，而这些人看到他的大作之后也只能无动于衷。

    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人类都希望进步和无限完善，这种思想，是民主时代所固有的。

    民主国家的人民不留恋过去，而愿意梦想将来。他们一想到将来，想象力便会充分发挥，并逐渐扩大和升高。

    这便扩大了诗人的视野，并提供给诗人一片广阔的天地。民主为诗关上了通向过去的大门，却让诗踏上了通向未来的坦途。

    民主社会的公民彼此大致是平等和相同的，正因如此，诗人不会专门去描写某个人，但是民族本身却可以成为诗人描写的对象。人与人是相似的，不适合单独成为诗的内容，但是诗人可以把所有的个人合成一个同一的形象，从而对整个民族进行描绘。民主的民族对于本身的容貌，要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有更清晰的认识，而这个伟大的容貌则成为了塑造理想的最好的素材。

    我可以同意美国没有诗人的说法，但是说美国人没有诗的意境的论断我不能接受。

    欧洲人大谈美国是一片荒凉，但美国人自己却没有这种感觉。他们没有被无生命的大自然的奇观所打动，直到他们周围的森林被伐光，他们才感到它的壮丽。他们的注意力完全被另一个景色所吸引。当时的美国人只是一心想横越这片荒野：他们一边前进，一边排干沼泽、修整河道、开垦荒地和克服自然困难。他们自身绘出了一幅壮丽的图景，它不仅逐渐地进入美国人的想象，而且成为了引导他们智力活动前进的旗帜，永远印在了每个人的一举一动上。在美国，人们的生活最渺小、最枯燥、最无味，总之，最没有诗意，不能引发人们的想象力。但是却永远有一种充满诗意的意念存在于指引着生活前进的思想中，这种意念就像潜藏在体内的，支配着其余一切活动的神经。

    在贵族时代，每个民族或每个个人，都同其他的民族或个人隔离着，处于一种静止不动的状态。

    在民主时代，由于人们的积极好动和强烈的愿望，他们不断地改变着住所，这样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便能杂居相处、彼此交往和取长补短。已经是同胞的同一民族成员是如此，不同的民族也在被同化。结果，乍一看来，这些人在各个方面都一致，好像形成了一个民主大集团，在这个集团中每个公民都像同一民族的一样。人类的本来面貌由此显示出来，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一切与全人类的生存、演变和未来有关的事物，都能成为诗的最充足的源泉。

    在贵族时代生活的诗人，在取材于一个民族或一个人的事迹的创作中描写得让人叹为观止，但是他们却没有把人类的命运列为其创作题材；而民主时代的诗人，在写作上却可能做这样的尝试。

    在每个人都能放眼世界，而开始认识人类本身的时代，神也能越来越充分地、全面地在人的精神中反映其威严。

    如果说在民主时代的人们对正统宗教的信仰经常动摇，对他们随便定名的一些民间权威已失去了信任；那么，另一方面，这个时代的人对神意的认识却会日益广泛和深刻，而且在他们看来，神意将会不断扩大对人世的干预。

    因为他们认为人类是一个整体，所以他们也很容易相信了支配人类的命运的是同一个神意，并能在每个人的行动上看到被神经常用来指导人类的总计划的影响。这样的认识，还可以被认为是这个时代为诗开辟的一个十分充足的源泉。

    如果民主时代的诗人试图赋予鬼神和天使以肉体，并让他们从天上来到地上相互斗法，那么，这种诗人必然显得平凡无力。

    反之，如果他们能把自己所要描写的重大事件同神的总旨意联系起来，并且不显示至高无上的主的手让人看，而只是揭示神的思想，那么，他们定将受到赞扬和得到共鸣，因为与他们处于同一时代的人的想象力也是顺着这种道路发展的。

    我们也可以想到，民主时代的诗人所要描写的，不是人物本身和他们的行为，而是人物的激情和思想。

    民主时代的人的语言、服装和日常行为，并不能激发人们向往理想。这些东西本身不能入诗，因为它们没有诗意，并且诗人所要感动的那些人，对这些东西太熟悉了。这就迫使诗人不能只停留在感官所能发现的表层，而是不断地深入到里面去找灵魂。最能塑造理想的人恰恰是最能进入自己灵魂深处的人。

    要寻找那些兼有伟大和渺小，黑暗和光明同在，而又能立即让人为之怜悯、赞美、轻视或恐怖的动人题材，我不必遍历天上和地下去寻找。我只要考察一下自己，就会发现：人从“无”中来，经过一段时间后又会回到上帝的怀抱。人生在世，从生到死，只是转眼即逝而已。

    如果一个人浑浑噩噩，缺乏对自己的认识，那么他永远不会有诗意，因为他描写不出自己想象不出来的东西。而如果他过于清楚地认识自己，那么他的想象力仍然无用武之地，不能为他的描写增光添彩。幸运的是，人既有聪明的一面，又有糊涂的一面：聪明的一面让他能够清楚地认识自己的某些方面，而糊涂的一面又让他能容忍其余方面处于莫测的黑暗之中，让他永远在这个黑暗中摸索，但又永远搞不清其他方面。

    所以，不要幻想着民主国家的诗会以传奇引人入胜，会以传统和古代传闻为养料，会让读者和作者本人不再相信的超自然存在再现于世界，会把本身能使人看得清清楚楚的善与恶拟人化。这不会成为诗人的取材源泉。但是，人依旧存在，而且对于诗来说，光是人就足够它取材的了。民主国家的诗的主要的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源泉就是，人类的命运呈现在大自然和神的面前的不管什么时代和国家的人，和这种人的激情、疑虑、罕见的得志和难以想象的悲惨。我们只要看一下世界走向民主以来出现的那些伟大诗人的作品，就能知道这个论断的正确性了。

    当代的作家在惟妙惟肖地刻画恰尔德·哈罗德、勒内、若斯兰等人的形象时，没有刻意地去描写他们个人的行为，而是着力于彰显依然深藏在人心中的某些方面。这就是民主时代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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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6章 为什么美国人在科学方面不关心理论而偏重实践 (6)

    因此，平等并没有将诗的所有题材都破坏，而只是减少了题材的数目，但却使题材的范围更广泛了。

    第十八章　为什么美国的作家       和演说家总爱夸张我经常看到，美国人平时说话非常简单直接，毫无修饰，而且率直到近乎粗俗，但当他们发表富有诗意的言论时，就立即夸大其词。一篇讲稿全篇都是华丽的辞藻，当你听到他们如此渲染他们想象的一切时，你会以为他们说话总是夸张的。

    英国人这种毛病不多。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这方面的原因。

    民主社会中，所有公民都习惯于为和自己有关的一件小事而煞费苦心。但是，他们一扩大眼界，往远处看，马上能看到整个社会的巨大形象或全人类的更高大的形象。因此，他们的观念不是非常特殊、明确，就是非常一般、模糊，而在两个极端之间，则是断层。

    当他们的眼界扩大，告别以自己为中心的小圈子时，他们总是期待人们向他们提供某些新奇、怪异的事物以供他们考察；基于此，他们才同意暂时把那些激励和鼓舞其生活的琐碎的事物放一边。

    在我看来，仅凭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一般情况下只注意自己的小事的民主国家的人民，却要求他们的诗人进行那样广泛的观察和那样夸张的描写的原因。

    另一方面，这种夸张的本性是他们的作家本身具有的，所以他们自然乐于这样做。于是，作家们不断地扩张其想象力，甚至扩张过度，以致言过其实，夸饰伟大，使伟大失真。

    诗人们希望以这种方法马上抓住广大读者的眼球，并使读者的视线集中在他们身上。他们的这个希望是经常能够实现的，因为读者只要求诗能够写得天马行空，既没有时间去研究诗中所写的是否符合实际，又无足够的欣赏能力去轻易地指出不符合实际的地方。结果，作家和读者都没有得到好处。

    但是，我们仍然认为民主国家的诗的源泉非常好，只是不够充沛，不久就会干涸。诗人们由于不能从真实中找到塑造理想的素材，所以完全脱离真实，而创造出一些怪诞的东西。

    我既不怕民主国家的诗表现不够，也不怕它和人世太近。我所担心的是它时时刻刻都有陷入五里云雾中的危险，并会由于描写毫不实际的国土而结束。我害怕民主国家诗人的作品满篇都是无意义的和互不相关的说教，充斥华丽的辞藻和怪诞的描写。

    我也害怕这些诗人的奇谈怪论，有时会对不起现实世界。

    第十九章　略论民主国家的戏剧当一个贵族制国家的社会和政治情况的革命开始涉及文艺界的时候，首先受到影响的一般都是戏剧，而且这种影响总是显而易见的。

    看戏剧的人，感情大都不受控制地随着演出而起伏。他们在观剧的过程中没有时间仔细体味剧情，也没有时间和比自己高明的人讨论剧情。他们根本不想压制自己身上开始产生的新的文学兴趣。他们还没有弄清楚这种新兴趣之前，早已向它低头了。

    作家们能及时发现大众的爱好在悄悄地倾向于什么方向。于是，他们也悄悄地使自己的作品转向那个方向，而他们写的剧本，在还未通过上演来预示革命行将来临时，就已推动了革命。所以如果你想预测一个走向民主制度的国家的文学发展，你只要研究它的戏剧就好了。

    除此之外，贵族制国家文学中最富有民主精神的部分就是剧本。在所有的文艺享受中，观剧是最容易使群众得到满足的。不需要准备或研究，人们就能欣赏戏剧。不管你持有什么偏见，不管你多么无知，你都会被戏剧深深吸引。当一种还是雅俗参半的精神享受的爱好开始在一群公民中流行起来的时候，很快他们就会被推向剧院。经常进入贵族制国家剧院的观众，没有属于贵族阶级的。贵族制国家中，剧院是唯一能使上层阶级与中下层阶级接触，并觉得可以不听取中下层阶级的意见也能容许发表意见的场所。剧院也正是使博学之士和有教养的人总是难以防止群众的爱好追随自己的爱好，也总是难以防止自己被群众的爱好所吸引的地方。因此，上层阶级常常在剧院里订包厢。

    既然贵族阶级都不能阻止人民群众进入剧院，那么，我们就很容易知道，一旦法律和民情承认民主的原则，不分等级，大家在智力和财产上的差距减小，上层阶级连同它的世袭财产、权势、传统和安逸生活消失，人民群众在剧院中占据统治地位就是必然的。

    因此，民主国家的人民对文艺的爱好和从事文艺活动的本性，最初在戏剧方面显现；而且我们可以推测，这种爱好和本性，将十分有力地渗透到戏剧中。贵族制度在文艺写作方面订立的清规戒律，将一步步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改变，也可以说这种改变是通过了合法的手续的，而它在戏剧方面订立的清规戒律，则将由人民高调地推翻。戏剧可以明显地反映出民主文艺内在的大部分优点和几乎全部缺点。

    民主国家的人民，并不十分重视才学，罗马和希腊的光辉过去根本没放在他们眼里，只单纯欢迎作家讲他们自己，也就是要求作家只描述当下。

    因此，如果在舞台上经常出现古代的英雄和故事，而人们又显示出十分忠实于古代传统，就足以肯定民主的阶级还没有对戏剧发生支配作用。

    拉辛在他的《布里塔尼居斯》的序言中，对儒尼叶被他作为侍奉女灶神维斯塔的一名贞女来进行艺术加工这件事，进行了十分谦逊的辩解。他依照格利乌斯的记述说：“那里禁止收小于6岁和超过10岁的女孩。”我认为如果他在今天写这个剧本，决不会为这样的错误自咎和辩解。

    这个事实不仅让我知道了那个时代的文艺的情况，同时让我知道了那个时代的社会情况。一个民族已处于民主制度之下是决不能以民主戏剧的存在来证明的，因为正如我在上面指出的那样，即便在贵族制度下，舞台也会受人民的民主爱好影响。但是，整个社会是贵族制度的却足以用贵族的精神完全控制戏剧来证明；而且可以大胆断言，那个有学识和有教养的阶级不仅领导着作家，也对公民和政务发号施令。

    当戏剧的创作和演出被贵族控制时，贵族们几乎总是以自己的文雅爱好和高傲气质为出发点去判断人的本性。他们喜欢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物出现于舞台，因为他们对这些人物最感兴趣。他们认为，不仅一定的善最值得重现于戏剧，甚至一定的恶也值得如此。至于除此之外的一切，他们都对其不屑一顾。他们进入剧院，也像到其他地方一样，只愿意同大领主们交谈，在演出当中也只会感动于王公们的悲欢离合。他们所持的这种态度还在剧文的体裁上有所表现。他们希望一切都与他们的腔调相符，因此随意给剧作家规定某些台词。

    因此，戏剧经常是只描写人的某个侧面，有时甚至演出了脱离人的本性、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也就是有些东西超越了人的本性、不符合人的本性。

    在民主社会里，观众就没有这样的偏爱，也很少有贵族的那种对除此之外的一切不屑一顾的反感。他们喜欢舞台上重现的耳闻目睹的各种人间百态：不同出身的人物，各种的感情和各式各样的思想。因此，民主社会的戏剧比以前更真实、更通俗易懂和更感动人了。

    当然，民主社会的剧作家有时也可能脱离人的本性，但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与他们的前辈不同。由于他们过于希望活灵活现地重现当代的小人物、小事和某些人的特点，从而忽略了对人类的一般特征的描写。

    当民主的阶级控制戏剧的时候，无论是戏剧题材的选择，还是对题材的处理剧作家都是可以自由决定的。

    在民主国家的所有文艺爱好当中，戏剧的爱好与人的本性是最相符的，所以戏剧的作者和观众以及演出，在民主国家，都是与日俱增的。作者和观众非常之多，而且又分散在各地，所以不可能采取同样的办法，让他们服从同样的规则。首先是有太多的人评论戏剧，他们互不认识，各有自己的观点，要他们作出一致的评论是不可能的。如果说民主制度的实施只是使文学方面的规则、章法普遍松弛了，那么在戏剧方面，可以说民主制度把这些规则和章法全都废除，而任凭每个作家和每个观众去各行其是了。

    我在前面的有一章里论述过民主文艺的体裁和技巧，这种论述也同样适用于戏剧。我们在阅读路易十四时期剧评家对当时的戏剧作品所作的评论时，对于某些地方感到惊奇。那就是：观众特别重视情节的真实性，要求剧中人的举止要与他本人的性格相符，不能做出使人难以理解或无法解释的动作。另外，我们也会惊奇于下述事实：当时人们十分重视语言的表达形式，剧作家会因为合词上的一点小毛病而受到责难。

    由此看来，路易十四时期的人太过重视在舞台上表现不出来，而在书斋里细读剧本时可以体味的细节。要知道，虽然戏剧作品的主要目的是演出，而它的主要作用则是感动观众。但在路易十四时期，一些人往往既是戏剧的观众，也是剧本的读者，他们看完演出后，便请剧作者到家里，当面加以评论。

    在民主时代，人们只是到剧院去听戏，并不阅读剧本。坐在剧院里的观众，大部分是去寻求感情的刺激，而不是去追求精神的享乐。在看戏的过程中，他们不想听到华丽的戏词，只希望看到热闹的演出。只要剧作家能够正确地运用本国语言，使其通俗易懂，剧中人物能够引起观众的兴趣和共鸣，观众就满足了。观众知道戏完全是虚构的，看完戏后，他们马上又回到现实。戏剧的文体并不十分重要，因为在演出的过程中，你发现不了它是否遵守了这方面的规定。

    再说剧情的真实性问题，如果让剧情与事实完全相符，那往往就没有新奇、突然和急转直下可言了。因此，剧作家不看重真实性，而观众也容许如此。观众的心只要能被你写出的戏打动，他们是不会理会你使用了什么方法的。即使你没有遵守戏剧的规则，但观众感动了，他们也不会责难你。

    美国人一进剧院，我方才所述的种种特点就会被他们清晰地表现出来。但是，应当指出，至今美国人到剧院去看戏的人仍然不多。不错，40多年来，美国的戏剧观众人数和演出次数都增加了很多，但人民对于这种娱乐仍然持有审慎的欢迎态度。

    我在前面已向读者交代了造成这种情况的特殊原因。但为了唤起读者的回忆，我要再补充几句。

    创建美国最初几个州的清教徒，不仅反对各种娱乐，而且对于戏剧有一种特殊的恐惧。在他们心中，戏剧是一种可憎的消遣，所以戏剧的演出不会出现在清教徒的精神占有支配一切的地位的任何地方。初期移民的这种观点深深地影响着他们后代的精神。

    另一方面，对戏剧艺术的发展至今还在产生不利的影响的，还有美国人的规规矩矩的生活习惯和死板严肃的民情。

    在没有巨大的政治变动，而男女一谈上恋爱就会不经挫折而轻易走上结婚道路的国度，戏剧的题材是不可能出现的。从周一到周六天天忙于赚钱，而周日去礼拜上帝的人，戏剧的女神也与其无缘。

    只举一个事实，就足以证明在美国人们是不太欢迎戏剧的。

    美国的法律允许公民在一切方面有言论的自由，甚至有信口开河的自由，但剧作家不得不接受一种检查制度。只有经过市镇行政官员的许可，才能够演出戏剧。这个事实清楚地表明，全体人民和个人对戏剧的态度是没有差别的。全体人民和个人非常热心地对待他们的主要关心对象，而千方百计地阻止他们不爱好的对象的侵入。

    在一切文艺当中，只有戏剧与社会的现实情况的关系是最繁杂和最密切的。

    如果有一场重大的革命使民情和法制在两个时代之间发生了变化，则前一个时代的戏剧决不会适于后一个时代。

    人们仍然可以阅读前一个时代的伟大剧作家的作品，但不会观看前一个时代观众所写的戏剧。过去的剧作家只能靠他们的著作而让后人铭记。

    某些人的传统爱好，人们的好奇心和好胜心，以及某演员的精彩表演，可能使贵族时代的戏剧在民主时代上演、兴起一段时间，但不久以后，就会自动消失。这不是被人们推翻的，而是被人们抛弃的。

    第二十章　论民主时代历史学家的   某些特有倾向贵族时代的历史学家，总是把一切历史同某些个人的独特意志和性格相联系，喜欢将重大的革命归于一些并不重要的偶然事件。他们能凭借非凡的见识找出一些微小的原因，但对一些比较重大的原因往往视而不见。

    而与他们完全相反的就是民主时代的历史学家。

    在他们大部分人看来，个人对人类的命运几乎没有影响，而少数公民即使能影响也不能影响全民的命运。但是，他们却把所有的特殊的微小事实用一些普遍的重大原因去解释。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这种对立的倾向。

    当纵观世界舞台时，贵族时代的历史学家首先看到的是少数的几个正在舞台上表演的主要演员。这几个站在舞台前面的主要人物，深深地吸引了他们的视线，使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这几个人。他们专心去研究这几个人的一言一行的隐秘动机，而对其余的一切毫不关心。他们因为对于某些个人的重要性非常重视，所以就想将个人可能发生的影响扩大，自然而然地就要用一些个人的个别行动去解释群众的普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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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7章 为什么美国人在科学方面不关心理论而偏重实践 (7)

    相反，在民主社会中公民们各自独立，每个公民都同样是软弱无力的，没有人会对群众拥有异常强大的和极其长久的权力。这样看来，在这样的社会里，个人对于社会好像是毫无作用的，可以说社会是在全体成员的自由的和自发的竞争中前进的。

    这种情况，自然而然会使人的精神自动去探索既能启发人智又能使人智指向在同一方面的普遍原理。

    我坚定地认为，在民主国家里，国家命运的自然进程会因某些个人的天才、德行和劣行而推迟或加速，但这些是偶然的和次要的原因，是容易变化的，比较隐秘、复杂和力量弱小的，因此在平等时代去发现和研究这些原因不如在贵族时代容易。在贵族时代，历史学家只从众多的一般事实中挑选出某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个别活动进行分析。

    历史学家这样进行研究后不久就感到厌烦了。他们就像进入了迷宫，晕头转向的，弄不清和无法透彻地说明个人的影响力，而只好对这种影响力加以否定。我们则主张从种族的特点、国家的自然环境或文明的精神面貌入手进行研究。这样能极大地提高效率，而且能使读者满足。

    拉法夷特先生在其回忆录中说过，过分重视、强调一般原因的研究方法，会使二流政治家得到极大的慰藉。我补充一句：这同样会使二流历史学家得到极大的慰藉。因为这会使他们可以总是凭借冠冕堂皇的理由巧妙地回避其著作中最难解决的问题，掩饰其无能和懒惰，而空享研究深刻的荣誉。

    在我看来，无论在任何时代，发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事件，都有一部分是因为非常一般的事实，而另一部分则是因为非常个别的影响。这两种原因虽然各自所占的比重有所不同，但经常是交织在一起的。在民主时代，用一般原因可以说明的事实比贵族时代的多，而个别影响造成的事实却比贵族时代的少。在贵族时代，个别的影响非常强大，而一般原因则作用不大，甚至几乎不承认身份不平等这个事实是允许某些个人压制其他所有人的天赋意愿的一般原因。

    因此，当历史学家试图描述民主社会发生的一切事情时，他们就有理由用一般原因去说明大部分问题，并在探索一般原因上花费大部分精力。但是，如果他们因为难于确定和查明个人的个别作用而否认这种作用，那也是不正确的。

    在民主时代，历史学家不但喜欢为每个事实找出一般原因，而且致力于将各种事实联系起来，为他们定出一个系统。

    在贵族时代，历史学家始终关注个人的作用，所以他们忽略了事件之间的联系，也可以说他们根本不相信它们之间有联系。在他们看来，历史的进程随时都有可能因为一个人的逝去而中断。

    反之，在民主时代，历史学家对演员不太重视，而对演出特别重视，所以他们在各场演出之间建立有系统的联系和秩序是很容易的。

    古代文学给我们留下了美丽的史诗，但它并没有建立一个完备的历史系统；而现代文学尽管十分简陋，却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系统。看来，被今天的历史学家经常搬用的一般理论并没有被古代的历史学家充分利用。

    民主时代的历史著作家，还有另一个倾向也十分危险。

    当个人对国家的影响消失时，往往会使人觉得世界虽在运动，但隐藏的原动力却看不见。由于了解和分析那些对每个公民分别发生作用，而最终引起全民运动的原因很难，所以人们只好认为这个运动不是随意的，一个最高权力必然无形中支配着社会。

    甚至即使终于发现世界上的确有一般原因在支配所有人的意志，也不能拯救人类的自由。一个原因如果可以广泛地同时用于千百万人，而且强大得足以控制同一阵营的全体，那它大概是最难抗拒的。人们只要服从了这个原因，就只好认为不能再抗拒。

    因此，在民主时代，历史学家不但不承认某些公民有支配全民的命运的能力，而且认为全民本身也没有改善自己的境遇的能力。他们有时认为正直无私的天意摆布着人民，有时认为荒唐的宿命支配着人民。在他们看来，每个民族的地理位置、起源、历史和性格，都使这个民族与它无法改变的某种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依次研究每一代人，再从一个年代研究到另一个年代，由一个必然事件研究到另一个必然事件，一直追溯到世界的起源，然后铸成一条环环相扣的大锁链，把整个人类的所有事件一一放进去，使它们联系起来。

    他们不满足于指明事件是怎样发生的，而且还喜欢叫人知道事件的未来发展趋势。他们研究完一个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民族，便对这个民族是不得不按至今走过来的路前进的进行论证。这样的研究方法，最容易指引这个民族将来如何选择更好的道路。

    在阅读贵族时代的历史学家，特别是古代的历史学家的著作时，我们总觉得那时候的人只要把握好自己，就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并管理好同胞。而我们在阅读现代人写的历史著作时，就会觉得，人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周围的人，都无能为力。

    古代的历史学家教导人们自主，现代的历史学家只教导人们学习服从。在现代的著作中，作者总使自己显得伟大，而把别人视如草芥。

    如果这个现代的历史学家如此沉迷的有害学说从作者传到读者，并渗透到全体公民，控制了舆论，那么，我们可以断言：不用很长时间，这个学说就将使新社会的运动瘫痪，使基督教徒变成土耳其人。

    我还要指出，在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这样的学说特别危险。当代的人对意志自由十分怀疑，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在各方面都是软弱无力的；但是，他们也不否认人结成团体时是具有力量的和自主的。这个思想应当被发扬，因为现在需要振奋人的精神，而不应当压抑人的精神。第二十一章　关于美国的议会辩才在贵族制国家，人人彼此牵连和互相依靠，有一种等级制度可使人人各得其所，使每个等级各安其分。这种国家的政治团体的内部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在贵族制国家中，自然要有一些首脑来领导其政党，而党员则是出于一种习惯成自然的本性服从首脑。这个大社会里的习惯做法也被他们搬进小社会里。

    在民主国家，虽然表面上看来大多数公民是朝着同一目标前进的，但实际上每个公民是自行前进的，或至少自认为是自行前进的。由于他们有按照自己的意志去采取行动的习惯，所以在行动时他们不愿意接受外来的指导。这种自主习惯的爱好，也被带进全国的会议里去。一个人即使同意与别人共同去实践相同的计划，至少也要将以他为主作为前提，希望共同的成果是按他的办法取得的。

    种种情况表明，除非国家遇到严重危机，否则民主国家的政党是难于容忍受制于人和表示服从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首脑虽然有权命令政党如何行动，如何发表意见，但国家首脑的权威还不足以使政党闭口不言。

    贵族制国家中，各种政治性会议的代表都是贵族，每个代表本身就处于很高的和固定的职位。在他们看来，他们在国家机关中的地位通常比他们在议会中所占的地位显要。这就便他们在议会中不肯积极讨论议案，也不愿意在议会中激烈争辩一般问题。

    在美国，议员出面做某项工作通常依据的是他在议会中的地位。因此，他要尽自己最大努力在议会中获得重要地位，并非常急切地希望自己的建议被采纳。

    他这样做，不仅是为了给自己争光，也是为了给自己的选民争光，还是为了必须继续得到选民的支持。

    在贵族制国家，立法机构的成员几乎不严格地依附于选民，选民们往往自然地视他们为代表，有时选民们还会完全依附于他们。如果他们不被本区的选民推选，还可以轻易地被其他选区的选民选举出来；或者，即使脱离公职不当议员，还可以照样享受闲适的生活。

    在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里，议员很难长期支配选民的思想。不管一个选区有多么小，受民主的不稳定性影响，它也会不断改变面貌。因此，议员必须时时刻刻讨好选民。但要做到这一点，并没有完全的把握。因为他的地位本来就不是高得足以让人人皆知，所以如果他不再被选民推选，就会马上失去支持。何况在公民完全自主的情况下，朋友和政府随意把他塞进他所不熟悉的选区去当选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不得不在其所代表的地区种下使他足以良好发展的善因。他要想步步高升，对人民发号施令，进而影响世界的命运，也必须以这个小小的角落为起点。

    因此，在考虑问题时民主国家的政治性会议的代表会把选民放在其所在党派之上，而在贵族制国家的政治性会议的代表则把他们的政党放在选民之上，这是极其自然的。

    但是，为讨好选民而发表的言论，不一定就是对自己信奉的政治观点有利的言论。

    为了维护本党的最大利益，一个政党往往不允许身为它的党员的议员谈论它本身尚未认识透彻的重大政治问题，可能影响大问题的小问题也尽量少谈，最常见的是，干脆什么也不谈。一个平庸的议员能够对国家大事作出的最有益的贡献就是缄口不语。

    但是，选民们的看法并不是这样。

    一个地区的一名公民被人民选出去参与国政，是因为这位公民的长处被他们清楚地认识到了。因为人在周围的人越是庸庸碌碌的时候才显得越是高大，所以可以设想，当选代表的能力被要求得越高，人们越是难找到适任的天才，而如果一个庸才被选出当上代表，又必须要求他要付出与他享有的荣誉地位相称的努力。

    一个议员不仅是国家的立法者，还是被他所代表的选民视为本选区在立法方面的天然保护人。他被每个投票支持他的人看做自己的代理人，而且他们相信他会用维护国家利益那样的热忱去维护本地区的利益。

    因此，选民们早就想好，他们所选的议员要是一个能说会道的演说家，能够把握每次发言的机会；即使他的发言时间受限制，也要尽力争取在简短的发言中对一切国家大事提出质询，并将本区所抱怨的一些小小不平加入陈述中；在他不能发表长篇大论的时候，就要抓紧时间将所有的问题言简意赅地讲出来，提出他与其选民对问题的杰出而全面的见解。唯有这样，他才可能再次当选。

    这样，就使那些有自知之明或不愿意自我表现的老实厚道的人，不想问津此道了。如果这样的人当上议员，在他的朋友们面前他可以侃侃而谈，而在全是演说家的议员当中他一定会把辩论搞得一塌糊涂，使参加会议的人感到厌倦。

    所有使当选的人日益依附于选民的法律，不但要像我已经指出的那样会使他们当上议员后的行动改变，而且也会使他们的语言改变。这样的法律同时影响国务工作和讨论国务工作的方式。

    可以说每一个告退还乡的美国国会议员都会预备好一份讲稿，在国会上慷慨陈词，讲述他为联邦的24个州，特别是他所代表的地区，作了多少贡献。因此，他向听众发表的长篇大论，要么是连他自己也不明白，甚至毫无逻辑的大道理，要么是使人难于发现和不屑一顾的一些鸡毛蒜皮的琐事。以致在这个大机关里进行的辩论，往往是空洞、杂乱无章的，好像只是在故意拖延时间，不想向指向的目的靠近。

    我认为，类似的现象在民主国家的议会中都存在。

    比美国的现任国会议员优秀的大批人才也许会因为良好的政治环境和健全的法制，被吸收到一个民主国家的立法机构里去，但你无法阻止庸才在议会里夸夸其谈和到处招摇过市。

    我认为，在美国，这个弊端已经很严重，无药可救，因为这不仅源于国会的组织，而且也源于宪法，甚至还源于国家的制度。

    美国人自己好像也是这样认为的。他们对国会的活动习以为常，遇到拙劣的发言也能耐心地听下去，而不会退席。他们甘心忍受这种病痛，因为他们的经验告诉他们这是无法治愈的。

    以上讲的只是民主国家议会的政治辩论的细节，现在我们针对它的主要问题谈一谈。

    150多年以来，英国下院的议事活动从来没有在国外造成轰动，发言人表达的思想和感情，甚至在离不列颠这个自由大舞台最近的一些邻国，也从未引起过共鸣。但是，美洲殖民地在革命时期召开的几次小会议的最初辩论，却在整个欧洲造成了轰动。

    这当然有其特殊的和偶然的原因，但还有其一般的和必然的原因。

    我认为，在民主国家议会里最值得敬佩和最有影响力的是辩论国家大事的大演说家。因不存在可以代表为本身利益而辩护的阶级，所以议员们总是为全国人民和以全国人民的名义而发言。这就扩大了思想的影响，加重了发言的分量。

    在这里，前例的作用不大，特权也不再与一定的财产挂钩，世袭权力也不再与一定的集团或个人关联，所以人们不得不依靠与人性相符的一般原理去处理他面对的个别问题。因此，在民主国家进行的政治辩论，无论其规模多么小，都具有一种与人类命运相关的普遍意义。这关系到所有的人，因为辩论涉及人，而人在世界各处都是一样的。

    然而，在一些大贵族制国家中，处理某些重大的问题都依据一个时代的习惯和一个阶级的权力所规定的某些特殊理由。只有有关的阶级，最多还有这个阶级所在的民族，对这些问题感兴趣。

    鉴于此，法兰西民族的政治辩论有时会在全球引起巨大的反响。当然，还在于法兰西民族本身的伟大和其他国家的愿意倾听。

    我国的演说家在向本国的公民发言时，常常也就是面对全世界的人发言。第   2   部分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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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8章 为什么民主国家爱平等比爱自由更热烈和更持久

    身份平等所造成的第一个和最强烈的激情，不用说，当然是对于这种平等本身的热爱。所以，我在这里就先把它提出来进行讨论，这也是顺理成章的。

    任何人都可以看到，在我们这个时代，尤其是在法国，这种热爱平等的激情，日益扩大其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出，和对自由的热爱相比当代人对于平等的热爱要更炽烈、更强大。可是，我还没有看到过有人充分地探讨其原因所在。现在，我想对其试作探讨。

    我们可以设想有一个终极点可以使自由和平等会合并结合成一体。

    现在我们假定，任何公民都参与政府的管理工作，并且每个人在这方面都有平等的权利。

    这样，不管是谁，跟别人都没有差别了，谁也不能要求享有压制他人的专权了，因为人人都将完全平等，所以人人也将完全自由；反过来说，因为人人将完全自由，所以人人也将完全平等。民主国家的人民所追求的就是达到这个理想的境地。

    在地球上平等可以采取的最好形式就是这个，而其他的许多形式，虽然没有这种形式完美，但是也可以被民主国家的人民所珍惜。

    平等可以建立在市民社会里，但是不能在政治界推行。人们虽然不能在政府里享有平等的地位，但是有权在社会上享有同样的享乐，参与同样的行业，到同样的地区居住。总的来说，他们有选择同样的生活方式和用同样的手段去追求财富的同等权利。

    有一种平等可以建立在政治界，但是那里没有政治自由。即除一个人之外，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而这唯一的一个人，就是所有人的共同主宰，并且以同样的标准从所有的人中选拔他的权力的代理人。

    我们还可以作另外一些假设。例如，一种高度的平等，可能与完全没有自由的制度，或者跟或多或少有点自由的制度顺利地结合在一起。

    虽然如果没有完全的自由人就不能绝对平等，而在平等达到其极限时又会与自由融合，但是我们还是有理由把两者区分开来。

    人对自由的爱好和对平等的爱好，实际上是两码事。我甚至还敢再补充一句：它们在民主国家中还是两码不调和的事情。

    只要我们仔细考虑一下，就会发现，有一个占有支配地位的制约其他事实的独特事实在任何一个朝代都存在。那个时代的基本思潮，或者由此引起并将每个人的感情和思想汇集起来的主要激情，几乎都是由这个事实造成的。这就如同一条大河把两岸的小溪汇集起来一样。

    自由曾经在各种不同的时代，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它并非只在一定的社会情况下才能产生，在民主国家以外的地方也会产生。所以，自由并不是民主社会独有的特点。

    身份平等是能够显示出民主时代的特点的占有支配地位的独特事实。在民主时代，鼓舞人们前进的主要是激情，是对于这种平等的热爱。

    我们没有必要追问促使民主时代的人愿意平等地生活的是什么特殊的魅力，也没有必要深究使他们宁愿不要社会提供的其他福利也要抱着平等不放的特殊原因有哪些，因为他们生活的时代的最基本特点就是平等。他们喜爱平等胜过喜爱其他一切，只通过这一点，就能得到充分的证明。

    但是，除了这个理由之外，在每个时代还有几个理由，使人们习惯于喜爱平等胜过于喜爱自由。

    即便一个民族能够亲自将他们的内部享有的平等破坏或是缩小，也需要经过社会长期而艰巨的斗争。为此，它就需要改变原有的社会情况，废除原有的法律，放弃原有的观念，改变原有的习惯，改造原有的民情。但是，要想废除原有的政治自由，只要不实行它就可以了。这样政治自由就可自消自灭。

    所以，人们既因为觉得平等可贵而维护平等，又因为相信平等必定永远长存而依恋平等。

    如果政治自由运用得过分，就会危害个人的安全、财产以及生命，这一点是认识能力有限和肤浅得不能发现这个问题的人也会承认的。相反，唯有头脑清晰和观察力强的人才会发现平等给我们带来的危险，但是这些人一般对于这种危险总是避而不谈。因为他们知道这种危险只会在遥远的未来造成灾难，说什么这是以后几代人应该操心的事情，现在的一代人不必担忧。而自由偶尔造成的灾难，则是直接的，不管是谁都会一目了然，而且每个人都可能或多或少地身受其害。极端的平等所造成的灾难，只会渐渐地显示出来，逐渐地给社会机体带来侵害。人们只有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才能发现它，而在它将要造成非常严重的危害的时候，因为习惯成自然，人们反而会不以为然了。

    自由带来的好处显现出来需要经过很长时间，而且这种好处的来因，又经常不容易被人分辨出来。

    平等带来的好处是立竿见影的，人们在感觉到它的时候，就会立即知道它的来源。政治自由可以使人们享受到最大的慰藉，但这种慰藉不是经常性的，而且只能使某些公民享受到。

    平等可以每天向每个人提供大量的极小慰藉。人们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到平等的美好，且这种美好及于每一个人：高贵的人不能没有感受，普通老百姓皆大欢喜。所以，平等造成的激情不仅是强烈的，而且还是普遍的。

    人如果不付出一定的代价，那么就享受不到政治自由；而要获得政治的自由，就得付出巨大的努力。但是，平等带来的快乐是自动产生的，在私人生活的每一细节上都能感觉到，人只要活着就能体会到。

    民主国家的人民在任何时候都喜爱平等，只是在某个时期，他们追求平等的激情可能会达到狂热的地步。在这个时候，摇摇欲坠的旧的社会等级制度，经过一次内部的最后决斗，最终将被推翻，最后，使公民隔离开来的障壁也将消失。于是，人们将会像获得战利品一样去争取平等，像怕被人抢走宝物一样抱着平等不放。人的内心完全被追求平等的激情控制了，且这种情形在人的心中日益扩展和弥漫。这时，你不能警告他们如此盲目地专门追求平等将会失去最宝贵的权益，因为他们压根就听不进去；你也不能向他们指明这样做只会使自由从他们手中丢掉，因为这时他们的眼中只有平等，或者可以说他们看到只有平等才是天地间最值得羡慕的东西。

    以上所讲的一切，是对所有的民主国家而言的。下面我要专门谈谈法国。

    在很多现代国家，尤其是在欧洲的所有国家，只有在人们的身份开始趋于平等的时候，对于自由的爱好和观念才会产生和发展起来，并且是作为这种平等的结果出现的。而正是那些专制的君主最致力于拉平自己的臣民等级。在这样的国家里，平等是先于自由而存在的。所以，当自由还是新鲜事物的时候，平等已经存在很久了。当前者刚刚出现不久，初见阳光的时候，后者已经创造了自己固有的观念、习惯和法律。

    所以，当自由还只是人们的一种想法和爱好的时候，平等已经深入到人们的习惯里面了，并且已经控制了民情，使生活的每一个细小行动都具有了追求平等的倾向。所以，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把平等置之于自由之上，也就没有什么好惊奇的了。

    我觉得，民主国家的人民天生就喜爱自由，你根本不用去管他们，他们自己就会去寻找自由，喜爱自由，而一旦失去自由他们就会觉得痛苦。但是，他们追求平等的激情更为热烈，更为持久，难以遏制。他们希望在自由之中享受平等，在不能如此时，也愿意在奴役之中享受平等。他们可以忍受贫困、隶属和野蛮，但不能忍受贵族制度。

    在任何时代都是如此，尤其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更是如此。追求平等的激情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凡是想跟它抗衡的人或者权力，都必将被它摧毁和打倒。在我们这个时代，如果没有它的支持，自由就不可能实现，而没有它专制制度本身也难以统治下去。

    第99章 关于民主国家中的个人主义

    在平等的时代里，每个人是怎么样依靠自己确定其信念的,我在前面已经讲过。现在，我要对在这样的时代，每个人怎么样使其一切感情以自己为中心进行说明。

    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是一种新的观念创造出来的一个新词，我们的祖先只知道利己主义( )。

    利己主义是对自己的一种偏激的、过分的爱，这种爱可以使人们只关心自己和爱自己胜过一切。

    个人主义使每个公民与其同胞大众隔离，同亲属和朋友疏远，它是一种只顾自己而又心安理得的情感。所以，当每一个公民各自建立了自己的小社会之后，他们就不管大社会而任其自行发展了。

    利己主义来自一种盲目的本能，而个人主义与其说来自不良的感情，还不如说是来自错误的判断。个人主义的根源，既有理性缺欠，又有心地不良。

    有美德的幼芽都可因利己主义枯死，而首先公德的源泉会因个人主义干涸。但是，久而久之，个人主义也会打击和破坏其他一切美德，最后沦为利己主义。

    利己主义这种恶习跟世界一样古老，它的出现与社会属于什么形态没有关系。

    个人主义是民主主义的产物，随着身份平等的扩大它会逐渐发展。

    在贵族制国家，家庭的情况数百年都不会改变，而且一个家庭往往会在同一地方居住，几代人住在一起不分开。这种情况，可以说是代代相传没有异样。祖先的身世几乎每个人都知道，并且他们对祖先很敬重。他们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能亲眼看到曾孙的出世，并对这些后代极为亲爱。他们彼此愿意承担义务，而为已经死去的或为还没有出生的牺牲自己的安乐，也是不鲜见的。

    贵族制度还有把每个人与其他多数同胞紧密地联系起来的作用。

    阶级之间的差别在贵族制国家极为明显，谁属于哪一个阶级就永远属于哪一个阶级，所以每个阶级自行变成一个小国家，并觉得与他们的大同相比自己的这个小国家更值得亲近和爱护。

    在贵族制社会等级层次分明，每一个公民都有其固定不变的地位，所以每一个公民都时常意识到在他之上有一个肯定能够庇护他的人，在他之下也会有一个他有义务扶助的人。所以，在贵族时代生活的人，几乎总是跟其自身以外的某些事物有着密切的关联，并经常为了这些事物而忘我牺牲。不错，在这样的时代，同胞这个一般观念是不明确的，也没有人会想到为全人类的事业去献身。但却时常发生为了有些人而牺牲自己的事情。

    与比相反的是，每个人对全体的义务在民主时代会变得日益明确，而为某一个人尽忠的事情却比较少见，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爱护情谊虽然广泛了，但却稀薄了。

    在民主国家，新的家庭也会不断出现，而另外一些家庭又不断绝户，所有的家庭都处于兴衰不定的状态；时代的联系随时都有可能断开，前代的事迹逐渐湮没。对于前人，容易遗忘，对于后人，根本就没有人去想，只有最亲近的人才是人们所关心的。

    但在每个阶级相互接近而融为一体以后，大家就会彼此漠不关心，互相把对方视为外来人了。贵族制度把所有的公民，从农民到国王，都结成一条长长的锁链；而这条锁链却被民主制度打断了，环环脱落。

    大量的个人随着身份日趋平等出现了。这些人的财富跟权力虽然对其同胞的命运不足以发生重大影响，但是他们拥有或者保有的知识和财力，却可以满足自己的需求。这些人没有什么可辜负人们的，也没有什么有求于人们的。他们习惯于独立思考，并且觉得自己的整个命运只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所以，民主主义不但使每个人忘记了自己的祖先，而且还使每个人不顾后代，并疏远同代人。它使每个人遇事总是只想到自己，而最后完全陷入内心的孤寂。

    第100章 个人主义为什么比其他时期强烈

    民主社会在贵族制度的废墟上刚刚建立起来时，人们彼此间的孤立跟随之而来的利己主义就会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民主社会不仅有大批早已独立的公民，而且每天还会充实进来一些昨天刚刚获得独立并陶醉于新得到的权力的人。这些新充实进来的人很自负，他们相信自己的力量，并觉得今后没有必要求助于他人。他们的一言一行，很容易就证明了他们只知有己。

    贵族制度唯有经过长期的斗争才肯屈服。在这个斗争的过程中，各个阶级之间都会闹得仇深似海。即使是在民主获得胜利以后，这种仇恨也不会马上消失，仍然可能在接下来的民主混乱时期兴风作浪。

    公民当中原来那些高高在上的人，也不会马上忘记他们往日的高贵。他们会长期把自己视为新社会的局外人。他们觉得，使他们看到的所有的人，都是命运未卜不值得同情的压迫者。而那些往日同他们地位一样的人他们不会去看，也不想根据共同的利益而与这些人的命运挂起钩来。他们每个人都孤处一隅，觉得除了自己之外，根本用不着去管别人。相反，过去社会地位卑微而现在由于革命而跟众人平等的人，虽然也享受了新得来的独立，但是内心里还会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如果遇到某一位老上司，他们总是先投以既表示胜利又表示害怕的目光，随后远远地躲开。

    所以，在民主社会刚建立的时候，公民们总是愿意独善其身，不跟别人接触。

    因此民主制度给人们所带来的不是使同胞们彼此接近，而民主革命则使人们互相回避，且原来的不平等所造成的仇恨被永远留存在新建立的平等的内部。

    美国人建立民主制度时没有经历民主革命，而且他们是生下来就平等的，而不是后来才变成平等的，这是他们所占的最大便宜。

    第101章 美国人是怎样以自由制度对抗个人主义的

    专制在本质上是害怕被统治者的，所以它觉得使其长存的最可靠的保障是人与人之间的隔绝，并且总是竭尽全力地使人与人之间隔绝。利己主义在人们内心的所有恶之中，最欢迎只要被统治者不互相爱护，专制者也就很容易原谅被统治者不爱他。被统治者是不会被专制者请来帮助他治理国家的，只要被统治者不想染指国家的领导工作，他就心满意足了。他颠倒黑白，称齐心协力创造社会繁荣的人为乱民歹徒，称只顾自己的人为善良公民。

    所以，专制所造成的恶，也就是平等所助长的恶。专制和平等这两个东西，是以一种有害的方式相互依存的。

    平等可以让人们并立，不让他们有可以结合起来的共同联系。专制在人们之间筑起壁垒，把他们隔离开来。平等使人们不考虑别人只顾自己。专制使互不关心被人们当成一种美德。

    因此，专制在任何时代都是危险之物，而在民主时代尤其可怕。

    我们很容易看到，在这样的时代里，人们最需要的就是自由。

    当公民们全都参与国家的治理工作时，他们一定会走出个人利益的小圈子，有些时候还会放弃自己的观点。

    一旦人们都去参与公共的工作，那么每个人都会发现自己不能像当初以为的那样可以远离他人而独立。而为了得到他人的帮助，自己就要经常准备帮助他人。

    当公众治理国家时，每个人都会感到公众的相互照顾的好处，任何一个人都要致力于相互照顾，以博得同自己一起去治理国家的人们的尊敬与好评。

    于是，一些可以使人心灰意冷和产生隔阂的感情，必定沉于心底而逐渐收敛起来。不再流露傲慢之心，轻蔑之意也不敢现形。利己主义自身也感到恐惧了。

    在自由政体下，大多数公职是由选举产生的，所以对于那些自恃才高志大而将自己封闭于个人生活小圈子里的人，将会终日感觉到没有周围人的支援是没法生活下去的。

    于是，这些人开始想到他人，这是出于一种野心，而且经常发现忘却自己反而会给自己带来一定的好处。我明白，有些人可能向我提出反对意见，说什么选举是钩心斗角的，候选人经常用一些卑鄙的手段，且互相中伤。这些确实在选举中存在，而且选举的次数越多，敌对的程度就会越强。

    这些毫无疑问都是很大的弊端，但是这只不过是暂时的，而选举带来的好处却是永久的。

    希望当选的迫切心情，有些时候会使某些人采取战斗的姿态，但是这种心情也会逐渐使人采取互相援助的立场。即便在一次选举当中两位原来是朋友的人可能不幸反目，但是选举制度本身却可以使原来一直互不相识的众多公民长久地接近下去。自由制造个别的仇恨，而专制则产生普遍的冷漠。

    平等所造成的个人主义被美国人用自由加以抵制，被战胜了。

    美国的立法者们觉得，只是在全国实行代议制，还不足以医治社会机体在民主时期自然产生的而且危害极大的病患。他们还觉得，使国内的各个构成部分享有自己的独立政治生活权利，以使公民们能够共同行动和时刻感到必须互相信赖的机会无限增加，是合理恰当的。

    他们明智地实施了。

    只由一些主要公民来操作全国的共同大事。这些公民也只是隔一段时间聚在一起开开会，而且常常是会后彼此间就很少再见面了，因此他们彼此间的联络不是永久性的。但是当地方上的事情由当地居民主管时，这些居民经常接触是理所当然的，甚至还可以说他们彼此不得不认识或是互相讨好。

    使一个人放弃自我然后去关心整个国家的命运并不容易，因为国家的命运会给他个人的境遇带来影响，这一点他不是太理解。但是，如果要修筑一条公路通到他的家园，他立刻就会知道他的大私事与这件小公事之间存在的关系，而且不需要别人告诉他，他就会立马发现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之间存在的紧密关系。

    所以，如果让公民们少管大事而多管小事，他们反而会关心公益，并且感到必须不断地互相帮助去实现公益。

    一个人可以因为一次光明磊落的行动而博得人民对他的好感，但是他需要长期不断地服务或者是做些不被人注意的好事，养成始终为善的习惯，经常被赞誉廉洁奉公，才能保证得到周围人的敬爱。

    地方性自由可以使大多数公民注重与邻里和亲友之间的情谊，所以那种使人们相互隔离的本能会被它抵制，而不断地导致人们恢复彼此间协力的本性，并迫使他们互相帮助。

    在美国，最富有的公民也十分注意不脱离群众，而且还要不断地接近他们，喜欢倾听他们的建议，时常与他们交谈。最富有的美国公民知道，在民主制度下，富人经常需要穷人的协力，在民主时代，对穷人友好才是争取穷人的心最有效的手段，而并不是小恩小惠。施给穷人的恩惠越大，就越会显出贫富的差距，因此受惠者的心里就会暗生反感。但是，和蔼待人却具有难以抵抗的魅力，因为亲昵足以动人，而粗暴则会伤人。

    然而富人并不是一下子就领悟到了这个真理。在民主革命进行的过程中，富人们一般都反对这个真理，甚至在完成这场革命以后，这个真理也没被他们马上接受。他们虽然愿意为人民做一些好的事情，但是还想继续同人民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觉得这样就已经足够了。可是他们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即便他们倾家荡产，也不会重新温暖周围人的心。因为周围人要求于他们的，是为了让他们放弃自身的骄傲，而并不是为了让他们牺牲金钱。

    在美国，人们的所有想象力可以说都被用去发现致富之路和满足公众需求的良方上去了。任何一个地方的最有学识的居民，为了促进这个地方的繁荣，都会不断用自己的知识去发掘新的秘诀；一旦他们找到某种新的秘诀，就会立马把它告诉大家，然后一起享用。

    在对美国的为政者身上常见的缺点跟弱点仔细考查时，人们会吃惊于美国民主制度的日益繁荣。但是，由这样的对照而产生的吃惊是不正确的，因为致使美国的民主制度繁荣昌盛的原因并不是被选举出来的行政官员和立法官员而是因为这些行政官员跟立法官员是通过选举产生的。

    如果觉得美国人的爱国精神和他们每一个人为其同胞的福利所表现的热心并不是出自真诚，那未免有失公允。尽管美国人在大多数行动受私人利益的支配这一点上，并不亚于其他一些国家，但是在美国，私人利益不能支配人的全部行动。

    应该指出，我不止一次看到美国人为公共事业作出巨大的、真诚的牺牲，并且多次发现都在必要的时候他们几乎都能够忠实互助。

    美国居民所享有的自由制度，以及他们可以充分行使的政治权利，使每个人从各个方面时刻都能感到自己是生活在社会里面的。这种制度和权利，也使他们经常想到为同胞效力既是人的义务，同时对自己也有一定的好处。同时，他们没有任何个人的理由去憎恨同胞，因为他们既不是他人的主人，也不是他人的奴隶，他们的内心容易同情他人。他们为公益起初是出于必要，后来则转为出于本意。后来靠心计完成的行为变成一种习性，而为同胞的幸福进行的努力劳动，最后却成为他们对同胞服务的习惯和爱好。

    许多法国人觉得第一大恶是身份平等，第二大恶是政治自由。当他们不得不忍受前者时，至少要想尽一切方法避免后者。在我看来，同平等所产生的诸恶进行斗争，政治自由是唯一有效的方法。

    第102章 关于美国人在市民生活中对结社的运用

    在这一章里，我不想谈人们为了抵御多数的专制和反对王权的侵犯而进行的政治结社。关于政治结社这个问题，我已经在另外一个地方讲过了。显而易见，如果任何一个公民都会随着个人的日益软弱无力和最后不再能单枪匹马地保住自己的自由，且更加没有办法联合同胞去保护自由，那么，随着平等的扩大暴政必将加强。在这一章，我只想谈一谈那些在市民生活中自然形成的而完全没有政治目的的结社。

    美国存在的政治结社，只不过是美国五花八门结社中的一种。

    美国人不管年龄多大，不管处于什么地位，不管志趣是什么，没有一个不在时刻组织社团。在美国，不仅有每个人都可以组织的工商团体，还有其他成千上万的团体。

    既存在宗教团体，也存在道德团体；既存在十分认真的团体，也存在非常无聊的团体；既存在非常一般的团体，也存在非常特殊的团体；既存在有规模庞大的团体，也存在有规模甚小的团体。美国人会因很多事情组织团体，如为了举办庆典，美国人都要组织一个团体创办神学院，开办旅店，建立教堂，销售图书，向边远地区派遣教士。他们也会用这种方法设立医院、监狱以及学校。在以示范的办法感化人或者想传播某一真理的时候，他们也要组织一个团体。凡是创办新的事业，在法国，都会由政府出面；在英国，则会由当地的权贵带头；在美国，则会看到人们组织的社团。

    我坦白承认，我在美国遇到过一些我向来一无所知的社团，并且为它们能够巧妙地使美国居民动员大多数人的力量共赴目标和使人们自行前进的方法赞叹不已。

    后来，我到英国去游历。虽然美国人的一些法律和许多习惯都来自英国，但是我认为与美国人在应用结社权上的彻底和熟练相比，英国人还差得很远。

    美国人做一些小事也要成立一个社团，而英国人则不是这样，他们总是单枪匹马地去干一番大事业。很显然，英国人只觉得结社是强大的行动手段，而美国人则好像把结社看做是采取行动的唯一手段。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能使所有人民最长于共赴一致希望的目标，并且还能把这种新方法用于最多数对象的国家，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那么这究竟是偶然的结果呢，还是结社与平等的必然联系在其所发生的作用呢？在贵族制社会里，大部分群众自身没有什么作为，而少数几个人却非常地强大和富有，他们里面的每个人都能独自做出一番大事业。

    贵族制社会里面的人，因为本来就是紧密地联合在一起的，所以没有必要为了采取行动而联合。

    在这个社会里，每一个有钱有权的公民，都像是一个永恒存在的社团的首脑，且这个首脑是强制成立的，而那些由他驱使去执行他的意图的大众就是这个社团的成员。

    相反，在民主国家里，所有公民都是独立的，但又是软弱无力的。他们几乎不能单独靠自己的力量去干一番事业，其中的任何人都不能逼迫他人来帮助自己。所以，他们如果不学会主动地互助，那么就会全都陷进无能为力的状态。

    民主国家的人如果没有权力和志趣为政治目的而结社，虽然他们的财富和知识可以长期保全，但是他们的独立却要遭遇巨大的危险。而如果他们压根没有在平时生活中养成结社的习惯，那么文明本身就会受到威胁。一个民族，如果它的成员没有养成共同去做大事业的习惯，而又已经失去了单凭自己的力量去干一番大事业的能力，那么它不久就会回到野蛮状态。

    更加不幸的是，促进民主国家的人民必须结社的社会情况，同时又使他们与其他国家的人民相比更难以结社。

    在贵族当中，只要有几人有结社的打算，那么他们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办到。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在社会上拥有很大的势力，所以他们的团体只要有几个成员就可以了。

    而且在成员的人数很少时，彼此也很容易认识，互相了解，建立固定的规章制度。

    这一点在民主国家就很难做到，因为民主国家的社团如果想拥有一定的势力，就必须使成员的人数特别多。

    我知道，许多当代人压根就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们觉得，公民越是软弱无力，政府就越应当能干和积极，以至于政府能够创办个人不能创办的事业。他们相信并且声称一切困难都能够解决。但我觉得，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

    或许政府可以代替美国人的某些巨大的社团，并且在联邦内部已有几个州这样做了，但是美国人平常依靠社团进行的那些数量庞大而规模却很小的事业，该由哪个政府当局去代替办理呢？

    不难预料，人们生活上最常用和最需要的东西越来越不能单独由自己来生产的时代，正在逐渐靠近。所以，政府当局的任务将会不断增加，而且这项任务也会因政府当局自身的活动而日益扩大。政府当局越是要取代社团的地位，私人就越是不想联合起来，而是越要依靠政府当局的援助。这个原因和结果将不断循环，这样下去，只要是一个公民不能独自经营的事业，最后不就全要由公共的行政当局来管理吗？其次，如果土地过度分散下去，分散得无法再分，以至于只能由耕作者组织社团来经营时，政府的首脑岂不要挂冠而去扶犁吗？

    一旦一个民主国家的政府到处都代替社团，那么，这个国家在道德方面和知识方面的危险将不会低于它发生在工商业方面的危险。

    人只有在相互作用之下，才会使自己的情感以及思想焕然一新，才会使自己的胸怀更加宽广，才会使自己的才智更好地发挥出来。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在民主国家，这样的相互作用几乎是零。所以，民主国家要人为地创造这种作用，而能够创造这种作用的就是结社。

    当贵族集团的成员接受一种新的思想或是体会到一种新的感情时，几乎都要把这种思想或感情放在自己活动的主要舞台上进行玩味，并且会让其他的成员看到自己在这样做，以使这种思想或感情更加顺利地进到周围人的心里和头脑里。

    在民主国家，从属性上来说只有政府当局才能够这样做。但是，不难看到，政府当局的这种作用往往是不充分的，甚至经常是有危险的。

    在一个大的国家里，政府不能够靠自己的力量去维持或者是改变人们的思想以及感情的交流，就如它不能只靠自己的力量去管理一切实业部门一样。只要一个政府试图走出政治活动的范畴而步入这条新的道路，它就会不知不觉地要实行一种暴政，这种暴政令人难以容忍，因为政府只会颁布严格的规章制度，只会支持它所赞同的感情和思想，而且总是让人们很难分辨出它的这种表示究竟是忠告还是命令。

    如果政府觉得自己的真正利益在于严禁人们发表意见，那么，情况就会更加糟糕。这个时候，政府将会无所作为，并且由于喜欢酣睡而任由自己迟钝下去。

    所以，必须使社会的活动不由政府包办。

    在民主国家，应该代替被身份平等所消灭的个别能人的唯有结社。

    美国的居民中只要有人提出一个准备并且向世人推广思想或者意见，他就会立刻去寻找同道；而一旦找到了同道，他们就要组织社团。社团成立以后，他们就是一个远处的人也可以知道和行动将被人们仿效的力量，而不再是孤立的个人。这个力量不仅能够发表意见，而且人们也能够倾听它的意见。

    我起先听到美国有十万个人公开宣誓不喝烈性酒时，还以为这是在开玩笑，并不是实在的。我起先完全无法理解那些很有自制能力的公民为何宁愿坐在家里喝白开水。

    但是后来我终于了解到，这十万个美国人是惊于他们周围的酒鬼越来越多，才下定决心戒酒的。他们的行动就像一个大人物穿上一身朴素的衣服，以引导一般公民戒除奢华。我坚信，如果这十万人是法国的居民，只要他们每个人分别向政府进行申请，要求政府令王国境内的所有酒馆禁酒便可以了。

    我觉得，美国智力活动的结社和道德方面的结社是最值得我们重视的。最容易被我们注意的是美国人的政治结社和实业结社；而其他的结社，则经常被我们放过。

    即便我们看到了其他的结社，我们对它们也不是很理解，因为我国基本没有类似的结社。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类结社对于美国人的必要性，并不亚于政治结社和实业结社，甚至更有必要。

    在民主国家，结社是一门主要学问。其他一切学问的进展都取决于这门学问的进展。

    在规定人类社会的一切法则中，有一条法则是：如果人类打算文明下去或者是走向文明，那就需要使结社的艺术随着身份平等的扩大而逐渐发展和完善起来。这条法则好像是最正确和最明晰的。

    第103章 关于结社与报刊的关系

    当巩固的和永久性的联系不再存于人们之间时，除非说服每个必要的协作者，让他们相信他们的个人利益在要求他们将自己的力量与其他一切人的力量自愿地联合在一起，否则是没有办法使许多人携起手来共同行动的。

    要想经常地和顺利地做到这一点，唯有利用报刊。能在同一时间将同一思想灌注于无数人的脑海的，也唯有报刊。

    一份报刊就像一位顾问，它不请自来，可以天天向你扼要地报道国家大事而又不会扰乱你的私事。

    所以，随着人们日益趋于平等和个人主义日益趋于强烈，报刊也就日益成为人们不可缺少的东西。如果觉得只有维护自由才是报刊的作用，那也未免降低了报刊的作用。其实报刊还可以维护文明。

    在民主国家，报刊经常引导公民去共同进行一些非常欠妥的活动，这一点我并不否认。但是，如果没有报刊，人们就几乎不能有共同的行动。所以，报刊的功用远远大于它所带来的害处。

    报刊的功用除了向大多数人提出共同的计划外，还在于向大多数人提供所拟计划的共同执行的方法。

    贵族制国家的一些主要公民彼此都很熟悉；如果他们想把自己的力量联合起来，只需要吸引一批人追随他们，便能共同前进。

    相反，在民主国家，常常是大多数人渴望联合以及需要联合，但是办不到，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微不足道，且分散于各地，彼此间也不认识，不知道去哪里找到志同道合者。但是，有了报刊，就可以让他们当中的每个人可以知道他人在同一时期，但却是分别地产生的想法和感受。所以，大家立刻就会趋向这一曙光，而长期以来彼此不知道对方在何处的、一直在黑暗中寻找的志同道合者，也最终会合并且团结在一起。

    报刊使他们团结起来了，但是为了使团结不散，他们还得需要报刊。

    在民主国家，一个社团必须人多，才能有力量。而由于成员的人数太多，所以他们只能把这些成员分散在广大的地区，每个人仍要留在原来的地方，去过他们的那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生活，为万千小事而操劳。所以，他们必须找到一个可以让他们不用见面就能彼此交谈，不用开会就能得出一致意见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利用报刊。所以任何一个民主的社团都是离不开报刊的。

    总之，有一种必然的联系存在于社团与报刊之间：报刊在制造社团，社团也在制造报刊。如果说随着身份的日益平等社团的数目一定会增加的说法是真理，那么，也不能说下面这个意见是不正确的：报刊的种数也将会随着社团数目的增加而增加。

    所以，在世界上社团和报刊最多的国家就是美国。

    报刊的种数与社团的数目之间所存在的这种关系，还会使我们发现报刊的发行情况与行政的组织形式之间的另一种关系，并且知道在民主国家，行政集权的程度是与报刊的种数成反比的，即行政越集权，报刊种数越少；行政越不集权，报刊种数越多。这是因为在贵族制国家中，人民会将地方权力托付给几个主要公民去行使，而在民主国家中却不是这样。民主国家要取消这样的权力，而由当地的绝大多数人去行使。这些人可以依照法律组织一个握有实权的常设机构，以便管理本地的行政事务。

    于是，他们就需要一份报刊，可以使他们每天都能知道本地发生的小事，以及了解全国发生的大事。地方权力机构越多，依法行使地方权力的人也就越多；越是需要时刻知道本地和全国的事情，就越需要更多的报刊。

    因为美国的行政权的过于分散胜于政治的广泛自由和出版的绝对自由，所以的报刊种数多得惊人。如果美国的所有居民都是选民，而它又只实行由选民选举全国的立法机构的办法，那么，美国只需要少几份报刊就可以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选民们非常重要的共同行动的机会只能有少数几次。但是在美国，除了全国性的大型集会之外，法律还规定在选举地方(州)、城镇，甚至乡村的行政官员时进行小型的集会。立法者就是这样使每一个美国公民不得不经常与其他同胞协力去进行共同事业的，而且每一个美国公民要想知道其他公民的所作所为，就得看报读杂志。

    我觉得，一个民主国家①如果没有全国性的议会，而是有许多地方性权力机关，那么它的报刊种数与另一个实行行政集权并经过选举产生全国性立法机构的民主国家相比，一定会更多。我认为，因为美国人既享有广泛的全国性自由，又享有各种各样的地方性自由，所以美国每天出版的报刊种类繁多。

    然而在法国和英国，人们普遍觉得，只要取消现在对报刊的课税，报刊的种数就会无限增加。这未免夸大了免税的效果。报刊种数的增加既与销路好坏有关，还与绝大多数人是否需要互通信息和共同行动有关。

    我也同样觉得，报刊的影响力之所以日益增加，主要是因为一些最普遍的原因，而不是因为人们经常提到它。

    一种报刊要想存在下去，只能反映出多数人的共同思想和情感。所以，一种报刊经常是它的长期阅读者所在社团的代言人。

    ①我说的是一个“民主国家”。在一个贵族制国家，地方权力机关是由少数几个人掌握的，所以它可以使行政大大分权而不必发行报刊。掌权的这几个人虽然各自为政，但他们彼此熟悉，而且很容易见面，互相听取对方的意见。

    这个社团的宗旨可高可低，范围可宽可狭，人数可多可少。但是，只要有一种报刊在继续出版，就证明一个社团至少已经以萌芽的形式存在于人们的思想当中。

    说到这里，我们要作最后一次反思，以结束本章。

    身份越是平等，个人的力量就越是薄弱，人们就越容易追随大众，越难独自坚持被多数人所反对的意见。

    一种报刊就代表一个社团。也可以说：报刊向每一位读者发言是以全体读者的名义，而且读者的个人能力越弱，报刊就越容易吸引读者。

    所以，随着人们日益平等，报刊的影响力一定会逐渐增强。

    第104章 一般结社与政治结社的关系

    全世界仅有一个国家能使人们每天都有行使政治结社权的无限自由，也仅有这个国家能使公民们想到在社会生活中不断行使结社权，并由此获得文明所能提供的一切益处。

    只要是不准政治结社的国家，一般结社也很少。

    决不能轻易说这是偶然的结果，而应当断言有一种固有的而且可能是必然的关系存在于这两种结社之间。

    几个人可能因为偶然的原因在某一事业上有共同的利害关系。例如，可能他们都要去办一种商业，抑或都要去经营一种工业。于是，他们相会了，并合作了，且渐渐认识到结社的益处。

    共办这种小事情的次数越多，人们便会在不自觉中越来越获取共办大事业的能力。

    所以，一般结社对政治结社有帮助。然而，另一方面，政治结社又可以使一般结社获得长足发展和惊人完善。

    严格说来，在私人生活中，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能够满足自己的要求。然而他在政治生活中就不会如此认为。所以，当人民参与公共生活的时候，任何一个公民每天都要在脑海浮现结社的思想和愿望：即便本来对采取共同行动有些反感，然而为了党派的利益也必须学会采取共同行动。

    所以，结社的爱好和习惯被政治生活一般化了，即令一些向来不过问政治而常常愿意单独行动的人，希望联合并学会结社的技巧了。

    政治不仅在创造大量的社团，而且在制造有巨大规模的社团。

    在私人生活中，一个共同的利益自然而然地引起一大群人去采取共同行动的情形甚少；只有掌握了共同行动的技巧之后，才能去进行此种行动。

    在政治方面，从政治生活中随时都可以找到结社的机会。然而，只有在规模巨大的社团中才能将结社的重要作用表现出来。个人力量薄弱的市民，不会刚开始便对联合起来能够产生力量有清晰的概念；而要让他们理解这一点，就必须向他们示范。然而，在为一个共同的目的而结社时，人数越多越容易起示范作用。例如说，一千人联合起来可能不会使他们看到好处，而假如人数达到一万就有希望看到。人们在政治方面联合起来能够做大事，而重大事情方面的结社所产生的益处，又会通过实践使人们明白在小事情上互助同样有好处。

    政治结社能够同时把许多人拉到自己的阵营来，令他们摆脱原本因年龄、思想、贫富而产生的隔离状态，进而发生彼此往来和接触。只要他们相会过一次，就会想办法再次相会。

    在大部分的一般结社中，人们都是拿出自己财产的一部分去参加。例如，所有的工业公司和商业公司便是这样。当人们还没有充分了解结社的方法，并且对结社的基本原则不知道时，让他们开始用结社的方式进行合作，他们难免要为自己付出的重大代价而担心。所以，他们不肯甘冒合作将会带来的风险，而宁愿放弃可以导致成功的有力手段。然而，让他们参加他们认为没有危险的政治结社，他们便不会左思右想，因为他们没有用金钱去冒险。然而，参加这样的结社后不久，他们便会知道在这样一大群人中应当遵守怎样的秩序和采取怎样的步骤，才能让他们步调一致并首尾一贯地奔赴共同的目标。在这个政治社团里，他们要学会令自己的意志服从全体的意志，使个人的努力与共同的行动相配合。这些事情，不论是在一般结社，还是在政治结社，都是每个成员必须知道的。

    所以，政治结社可以被看做是开办一所免费的大学，每个公民都能够到那里对结社的一般原理进行学习。

    政治结社虽然不能直接有助于一般结社的发展，然而假如前者被查禁，后者也会受害。

    当公民只可以在极少数情况下结社时，他们会把此种结社看做特殊的和例外的办法，因此也不会把它放在心上。

    然而，在准许公民在一切事情上都可自由结社时，最终他们可以发现人们为了实现自己所追求的各种目的的通用方式就是结社，甚至能说是唯一方式。只要一种新的需要出现，人们便会马上想到结社。从而，结社的技巧便成为我在前面所说的基本知识。所有的人都要对它进行学习，而且都要对它予以应用。

    假如某些结社被查禁，而另一些结社依旧被允许存在，则继续存在下来的结社何日不被查禁很难预测。在这种犹豫不决的情况下，人们将会对一切结社敬而远之，同时社会上将会出现一种舆论，致使人们认为不论是何种结社，都是一种胡作非为，甚至是非法的活动。①

    ①在行政当局可以肆意查禁或准许结社活动时，更是如此。

    如果立法部门制定法律，规定哪些结社为非法，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那么，弊端就会少得多，因为有了法律的明文规定，每个公民在行动之前就可以知道自己行为的后果，即自己可以像一个法官那样事先进行判决，避免参加被禁止的结社，而努力去参加法律所准许的结社活动。因此，所有的自由国家也就总是承认结社权是可以受限制的。但是，如果立法机构指定由某人负责事先判断哪些结社是危险的哪些结社是有益的，并允许此人可以任意将一切结社消灭于萌芽状态或让它们继续生成，那么，任何人都无法事先知道在哪些情况下可以结社，在哪些情况下应当敬而远之，而结社的精神亦将完全枯萎。前一种法制只禁止某些结社，而后一种法制则针对整个社会，使全社会受害。

    我认为，前者是一个讲法制的政府应当采取的，而后者任何政府均无权实行。所以，假如认为结社的精神仅在某一点上受到限制后对它在其他方面继续发展不会产生影响，抑或认为只要对人们在某些事情上可以进行共同行动予以准许，他们便会迫不及待地开始试图进行共同活动，那都是空想。当公民们在所有事情上都有结社的能力和习惯时，不论在小事上，还是在大事上，他们都会自愿地结合起来。然而，他们仅被允许在小事上结社的时候，他们的结社热情和才干全会消失。你想让他们在商业上联合，从而准许他们在商业上可以完全自由联合，你的目的也达不到；你让他们行使已经给予他们的权力，他们也会不屑一顾；你竭尽全力地去劝他们不要组织查禁的结社之后，你又会惊奇地发现你不能说服他们去成立法律准许的社团。

    我并不是说一个政治结社被禁止的国家便不可能存在一般结社，因为人生活在社会里就必须委身于某些共同的事业。然而，我坚决认为，在这样的国家里，一般结社的数量也总是不会太多，它们缺少想象力，并没有熟练的运营能力。它们没有宏伟的计划，抑或有却难以实现。

    由此我自然想到，政治方面的结社自由给社会的安定带来的危险，并不会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大，甚至在令国家出现一段动荡时期以后，还能令国家巩固。

    政治社团在民主国家可以说是一些企图统治国家的强大个体。所以，现今的各国政府对政治社团的看法就像是中世纪的国王对国内的大诸侯的看法，从本能上便对政治社团存在一种恐怖感，只要有机会便打击它们。

    与此相反，各国政府却对一般社团抱有天生的好感，因为它们很容易发现，一般社团是把公民的注意力从关心国家大事上拉走，使公民逐渐埋头于自己的全靠国家安定才能实现的活动，从而可以阻止公民发动革命，而不是指导公民去关心国家大事。

    然而，现在的各国政府并没有注意到，政治结社能够令一般结社发展并加强活动，因此它们在防止了一种危险的弊端的同时，却失去了一种能够有效地矫正弊端的手段。

    当你看到美国人为了鼓吹一种政治见解，推捧一位政治家参加政府，或从另一位政治家手中夺取权力而每天都能够自由结社的时候，你会很难理解这样独立不羁的一群人为何没有恣意妄为。

    然而，另一方面，当你想到美国有不计其数的实业在被人们共同经营，看到美国人都在到处孜孜不倦地推行某些宏伟的计划，而这些计划遭遇一场小革命都会前功尽弃的时候，你又会很容易理解如此忙的人们没有给国家制造麻烦和没有破坏他们都受益的社会安定的原因。

    我们不能够面对这些事实进行孤立观察，而不去寻找其中的内在联系。正是政治结社使美国人逐日形成不问地位、思想和年龄而结社的普遍爱好和养成利用结社的习惯的。通过政治结社，他们多数人可以相互认识，交换意见，倾听对方的意见，一起去做各种事业。之后，他们又把由此获取的观念带到日常生活里，并在各个方面予以运用。所以，美国人恰恰是因为享有一种带有危险性的自由，才学会了可以尽可能减轻自由所带来的危害的方法。

    假如我们只选一个民族的某个历史时期进行考察，则很容易证明政治结社是让国家动乱和实业瘫痪的因素。然而，就这个民族的整个历史来考察，我们或许容易证明政治方面的结社自由不仅对公民的福祉有利，甚至对他们的安宁也有利。

    在本书的上卷中我说过：“政治结社的无限自由，又与出版自由不完全相同：前者的必要性不如后者，但其危险性却大于后者。一个国家能够限制结社自由，并使其永远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但是，国家有时也需要耍些手腕，才能使结社自由存在。”在隔了几段之后，我又说：“不能否认，政治方面结社的无限自由，是在一切自由当中最后获得人民支持的。既可以说这种自由没有使人民陷入无政府状态，也可以说它时时刻刻都在使人民接近这种状态。”

    所以，在我看来，一个国家永远不会赋予公民享有政治结社的无限权利；我甚至怀疑，在任何国家，在任何时代，对结社自由不加以限制是明智的做法。

    有人说，只有把结社权限制在狭小的范围内，国家才可以保持内部的安定，才有希望维护法律的尊严，建立起持久的政府。内部的安定，法律的尊严，持久的政府，毫无疑问都是极其珍贵的。而且我认为，一个民族要获得和保持这些珍贵的东西，就必须自愿给自己暂时戴上沉重的枷锁。然而，假如一个民族清楚地知道为得到这些珍贵的东西它是要付出代价的，那就更好了。

    锯掉一个人的一只胳臂以拯救他的生命，这我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我决不敢保证他在断臂以后依旧会像以前那样灵活。

    第八章　美国人是怎样以“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原则同个人主义进行斗争的

    当少数几个有钱有势的人统治社会时，他们喜欢培养人们对义务的崇高思想，乐于主张忘我是光荣的，认为人应该像上帝本身那样为善而不图报。这便是当时的官方的道德原则。

    我怀疑在贵族时代的人会比在其他时代的人更有德，然而我又确信在那个时代人会不断地探讨德行之美；对于德行的功用是什么，他们仅可以在私下议论。然而，随着人们的想象力一天比一天衰竭，每个人就开始只顾自己，探讨道德的人也在如此的自我牺牲精神面前望而却步，不敢再向人们宣扬这种精神了。于是，他们仅去研究公民的个人利益是不是在于为全体造福的问题；而一旦他们发现个人利益与全体利益有相符和相通的地方，就急着去阐释。后来，这样的发现一天比一天多，而原本仅是孤立的观察就变成了普遍的原理。他们最后终于认为自己发现了：人为他人服务就是在给自己服务，个人的利益在于为善。

    在本书的许多地方，我已经说过，美国的居民是怎样几乎经常把个人的幸福跟同胞的幸福结合起来的。在这里我想要说明的，是他们可以做到这一点的一般原理。

    人们在美国几乎绝口不谈德行是美的。他们仅相信德行是有用的，而且每天都依此信念做事。美国的道德家们决不劝他们的同胞用牺牲自己的方式表现自己的伟大。

    然而他们却敢于宣称，对于牺牲者本人和受益者，这种牺牲精神都是同样必要的。

    他们知道，在他们的国家和他们的时代，有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在驱使人们自己关注自己；而在他们没有办法制止人们这样之后，就仅有想办法去因势利导了。

    所以，每个人都可以追求自己的利益，这一点他们决不反对，然而他们又极力证明个人的利益应当来自诚实。

    因为在这里叙述他们提出的理由的细节会使我离题，所以我不想多说了。我仅指出他们的同胞已经接受他们的理论就行了。

    蒙坦很早以前就说过：“我走上一条捷径并不是由于它笔直，而是由于我从经验中获悉它是一条最便于我和最适于我达到所定目的的道路。”

    可以知道，“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然而，仅今天的美国人才普遍承认了这个原则。这个原则在美国还在推广，并深入到人们的所有活动，存在于人们的一切言论中。不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把这个原则挂在嘴上。

    “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原则在欧洲没有在美国那样完善，而且应用的范围有限，尤其是很少有人公开主张。在欧洲，人们依旧每天装出一副非常具有献身精神的样子，事实上这种念头在他们心中早已不存在了。

    与此相反，美国人喜欢利用“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原则去对他们的几乎一切行动进行解释，扬扬得意地说明他们的光明磊落的自爱是如何让他们彼此援助和为国家的利益而甘愿牺牲自己的一部分时间和财富的。因为在美国也跟在其他国家一样，公民们也是有出于人的本性的义无反顾的无私激情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他们对自己的评价常常并不全对。然而，美国人决不承认这种感情冲动能左右他们，他们宁愿让自己的哲学生辉，而不愿让自己本身增光。

    我可以就写到这儿，不对我刚才所述的一切进行评价了。也许我可以将问题过于困难作为托词。然而，我决不想用这个当借口。我宁肯让读者看清我的目的后不随我走，也不想把读者悬在那里。

    “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原则并没有那么高深，而是十分清晰易懂的。这个原则是要不费太大力气就能达到所追求的一切，而不以达到伟大的目的为主旨。任何文化程度的人都能理解它，因此人人都容易学会它，这并不难掌握。因为它切合人的弱点，因此很容易对人产生巨大影响。而且，因为它以个人的利益来对抗个人本身，并在引导个人的激情时能产生刺激作用，所以影响的力量也容易保持下去。

    “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原则仅促使人们每天作出小小的牺牲，而不要求人们发挥伟大的献身精神。光靠这个原则并不足以养成有德的人，然而它可让大批公民循规蹈矩、自我克制、温和稳健、深谋远虑和严于律己。它虽然不是直接让人凭借意志去修德，然而能让人比较容易地凭借习惯走上修德的道路。

    一旦“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原则完全支配道德世界，无疑不会出现太多的惊天动地的德行。然而我也认为，怙恶不悛的歹行到那时候也将极其稀少。“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原则对某些人的妨碍可能大大超出人的一般水平，然而位于这个水平之下的为数众多的人，听到这个原则以后必定抓住不放。从某几个人来说，这个原则让他们下降了；然而从整体来看，它却让整体向上了。

    实话实说，我认为，“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原则是所有哲学学说中最符合当代人的需要的理论；而且，我还从其中发现了当代人还可以用来抵制自己的最有力保证。

    所以，当代的道德家应当注意的主要是这个理论。即便他们觉得这个理论还没达到十全十美，但仍须把它看做是必要的东西并加以采纳。

    我不认为我们全体法国人的利己主义比美国人大，在利己主义上我们和美国人仅有一点不同，即美国人公开主张利己主义，而我们则口头上不说却实际上奉行。每个美国人都知道牺牲个人的一部分利益能够保全剩下的部分。我们是要把全部利益都保住，而结果常常是丧失全部。

    既然我看到周围的人好像天天都想用自己的言行教导当代人相信追求功利一定不是不正派的，那么，是否意味着我就永远不能发现有人教导当代人相信正派的行为也是追求功利的呢？

    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阻止人们日益发展的身份平等思想或者团体的每个成员囿于自己的小圈子的思想。

    所以，必须承认，个人利益即便不是人的行动的唯一动力，至少也是现有的主要动力。然而，还要弄清每个人对于自己的个人利益是怎样理解的。

    假如公民在平等以后依旧处于无知和粗野的状态，那么很难预料他们的利己主义不会令他们做出怎样过分愚蠢的行为；而假如他们舍不得牺牲自己的某些个人福利去造福他人，那么很难说他们不会陷入怎样的可悲境地。

    美国人所宣扬的“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原则的所有组成部分我不认为都已清清楚楚。然而，其中所包含的大部分真理却是明明白白的，只要对人进行启发教育，人人都能够理解。可见，只要尽心尽力地进行教育就行了，由于盲目的献身和本能的为善的时代已成为遥远的过去，而自由、公共安宁和社会秩序本身通过启蒙和教育能够实现的时代即将到来。

    第106章 美国人怎样在宗教上应用“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原则

    假如“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原则只考虑到现世，那还差得很远，因为有许多牺牲要到来世才能获得补偿。不论你付出多大精力去证明德的功用，你也终究难以令一个不想死的人去行善。

    所以，必须知道“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原则是不是可以很容易地跟宗教信仰协调。

    对这个原则加以倡导的哲学家跟世人说：如果想生活得幸福，就必须节制自己的激情，时时刻刻将它控制在适当的范围里；如果想获得持久的幸福，就只能放弃转瞬即逝的、为数众多的享乐；为了更好地关心自己，便要永远克制自己。

    差不多所有宗教的创始人，都如此说教。他们只是把目标向后移了，而并没有向世人指出什么新的向善方法。也即，他们把人们作出的牺牲的报偿不是放在现世，而是放在来世。

    然而，我决不认为依靠宗教精神修德行善的人的目的都是获取报偿。

    我见到过一些基督徒，他们十分虔敬，终生忘我，热情地为所有的人造福；我也听到他们说，只要这样做，便能在来世获得善报。然而，我又必须认为他们是在自欺。因为我十分尊敬他们，因此只好相信他们。

    确实，基督教对世人宣称，为了升入天堂，就要屈己来就人。然而，基督教又对世人宣称，人是因为爱上帝而施惠于他人的。后一种说法非常好。这说明人是凭借自己的智慧而体会上帝的意旨，认识到上帝的目的是一切有序，并对上帝的这一伟大计划慨然参加。而且，在牺牲个人利益来实现这个美好的万物有序的计划时，除为自己能深信这一计划而感到喜悦外，决不希求其他任何报偿。

    所以，我不相信利益是宗教人士的唯一动力。然而，我认为利益是宗教自身用来指导人的行动的主要手段，并确信宗教完全有赖于此才能够抓住人心，并广为流传。

    所以，我认为没有可靠的根据说“正确理解的利益”的原则会令人对宗教信仰敬而远之。正好相反，我倒认为有明确的理由说这个原则会令人接近宗教信仰。

    假设有一个人，他为了获得现世的幸福，而时时跟自己的本能进行斗争，能从理智上对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进行冷静的考虑，不盲从一时出现的感情冲动，而有办法克制这种冲动，并养成了宁愿牺牲暂时的利益来获得终生的长久利益的习惯。

    这样的一个人一旦皈依了他所信奉的宗教，服从这一宗教的戒律就不会使他觉得痛苦。理智自身会劝导他服从，而习惯同样为他忍受戒律做好了准备。

    即便他后来对所期望的目的表示怀疑，也不会轻易地放弃，而会认为用现世的一些财富作筹码去赢得在来世继承巨额财产的权利是明智的。

    帕斯卡尔说过：“误信基督教是真的，所失不大；而误信基督教是假的，则损失严重！”

    美国人既不对他们想要躲避的危险采取天真的满不在乎的态度，又不装作对来世漠不关心。

    所以，在进行宗教活动的时候，他们既不觉得自己软弱，又不觉得可耻。然而，在他们的虔诚当中，通常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坦然，按部就班和胸有成竹的表现，以致使人觉得是理智引导他们走进教堂的，而不是信仰。

    美国人不但基于利益而信奉宗教，而且常常把他们从信奉宗教当中可能取得的利益放在现世。中世纪的神职人员一张嘴就是来世，从来不为证明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在现世同样能成为幸福的人而操劳。

    然而，美国的传教士却不断提醒信徒关注现世的幸福；他们只有通过一番巨大努力，才能令信徒的视线不停留在现世。为了打动听众，他们总是向听众说明宗教信仰怎样有助于自由和公共秩序。在听他们布道的时候，使人经常很难辨别宗教的主旨是求现世的康乐还是求来世的永远幸福。

    第107章 关于美国人对物质福利的爱好

    对于物质福利的热爱，在美国并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虽然不是所有人都用同样的方式去热爱，然而至少每个人都有这种热爱。在那里，对身体的微不足道的需要予以满足，为生活创造小小的便利，同样是人们普遍关心的所在。

    某些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欧洲，并且越来越明显。

    在使两洲产生同样现象的许多原因当中，有几个跟我讨论的问题接近，而且我应当加以阐述。

    当财富被几个家族世代相传而所有时，虽然会有一大群人享受物质福利，然而他们并没有觉得只有他们在独享这种好处。

    人心最容易激动的时刻，是在他们想要得到一种贵重物品但未能完全如愿，而在部分地满足之后又时时害怕失去的时刻，而不是在他们顺顺利利得到这种东西的时刻。

    在贵族制社会，富人从来不知道还存在跟他们的现实生活不同的生活，压根不担心自己的生活会有变化，几乎想象不到还有另一种生活。所以，对他们来说，物质福利不是生活的目的，而是生活的方式。可以说，他们把物质福利看做人生的当然，身在福中而没有意识到是福。

    因为他们对物质福利的天生的和本能的爱好能够如此无忧无虑地获得满足，所以他们就将自己的精力用在别处，专心于某些更困难和更伟大的工作，并被这种工作所激励和吸引。

    恰恰因为这样，虽然有些贵族身在物质享乐之中，然而又对这种享乐抱有一种傲慢的轻视态度，并在必须放弃享乐的时候可以表现出惊人的毅力。推翻或打倒贵族制度的历次革命都曾证明，过惯了舒适安逸生活的人能很容易地忍受清苦；但历经千辛万苦过上好日子的人，在丧失幸福的生活之后，反而很难生活下去。

    当我们从上层阶级转而观察下层阶级的时候，同样可以发现类似的现象，然而它产生的原因不同。

    在社会被贵族统治，并保持安定的国家，一方面是富人惯于摆阔，另一方面是一般老百姓惯于安贫。富人不必为物质享乐操心的原因，是他们能够唾手而得；穷人断了物质享乐的念头的原因，是他们没有希望获得并且享乐的欲望不强。

    穷人的想象力在这种社会里全部用于来世。虽然现实生活的悲惨处境限制着他们的想象力，然而他们可以逃出这个限制，对远在天上的安乐进行想象。

    与此相反，当等级的界限取消，特权不再存在，财产越来越分散，教育和自由普及的时候，穷人的心里同样会产生获得享乐的念头，但富人则害怕失去享乐。结果，产生了许多小康之家。享有小康生活的人获得的物质享乐，虽能令他们体会到这种享乐的好处，然而还不能令他们觉得这种爱好已经获得充分的满足。他们只有通过努力才能获得这种享乐，而且在尽情享用的同时还抱有战战兢兢的心情。

    所以，他们一直是在热心追求或竭力保持一种非常心爱，然而又无法充分满足和不能确定获得的享乐。

    假如问我人的哪种激情受出身低下和家业不丰的影响和制约最大，我将认为是人对物质享乐的爱好。此种追求物质享乐的激情本质上是中产阶级的激情，它伴随这个阶级的发展而发展，伴随这个阶级的强大而强大，并伴随这个阶级的占有优势而占有优势。此种激情恰恰是从中产阶级向社会的上层和一般老百姓扩散的。

    我在美国遇到的贫穷公民，无一不对富人的享乐表示向往和羡慕，他们的想象力也一直没有离开命运令他们未能得到的财富。

    另一方面，我在美国见到的富人，没有一个对物质享乐表示傲慢的轻视。但在最富裕和最放荡不羁的贵族身上，却时常有此种表现。

    美国的富人大多数曾是穷人。他们饱尝辛酸，长期跟逆境作斗争，对贫困深有体会，而今刚刚获得胜利，因此原来的斗争热情依旧未减，好像还沉醉于40多年来所追求的小小享乐里。

    这并不是说美国跟其他国家不同，没有相当一部分富人是凭借继承遗产和毫不费力就过上富裕日子的。然而，即便是这些人，对于物质生活的享乐同样兴趣不减。喜爱物质生活的享乐，正在变为全国性的，并占据统治地位的爱好。所有的人正被人心所向的这股巨流卷进它的狂涛。

    第十一章　物质生活享乐在民主时代 产生的特殊效果看到这里，读者可能会以为，这种对物质生活享乐的热爱，将不断地把美国人引向破坏道德、扰乱家庭，甚至最终危害社会本身的道路。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追求物质生活享乐的激情在贵族制国家中产生的那种效果，并不会同样产生在民主制度下。

    有时，贵族的心会因厌烦政务、贪财过度、失却信仰、国家衰落等情况，而逐渐完全倾向于物质生活的享乐。有时，王权的强大和人民的软弱，又会使贵族只保有财产而丧失权力，将他们飞黄腾达的前进道路堵死，而使他们满腹牢骚。这时，他们便会回到自己生活的小圈子里，寻找物质上的享乐，把曾经的伟大抛至脑后。

    当一个贵族集体的成员都沉迷于物质生活的享乐时，他们通常就要把长期掌权所积蓄的能量全部用在享乐上。

    这样的一些人，决不会仅仅满足于追求享乐。他们还要奢侈荒淫，以致达到腐败透顶的地步。他们无上崇拜于物，好像甘心于争相比赛自我堕落之术。

    一个原来越强大、越光荣和越自由的贵族集体，它现在就越要堕落至极点。尽管它的德行曾经光芒四射，但我敢预言它的恶行的魔光终将压倒这个光芒。

    然而，对物质生活享乐的爱好，定然不会把民主国家推上这样的极端。在民主国家里，虽然对享乐的热爱是一种强烈的、排他的和普遍的激情，但却是能够控制的。

    在那里，不会为了满足一个独夫尽情享乐的欲望，而建筑金碧辉煌的宫殿和巧夺天工的花园，也就不会因此产生耗尽天下财富的问题；人们所追求的，不过是能多购几亩良田，经营一个果园，建筑一所住宅，以及过上更加舒服和安康的生活，少惹是生非，并在省力又省钱的原则下满足微小的需要。这些虽然都是小事，但人人均梦寐以求。人们的心每日每夜、时时刻刻都在想它们，以致忘却了世界上的其他一切东西。

    有时候，在人的心目中，它们会成为仅次于上帝的存在。

    有人会认为，这种说法仅适用于没有很多财产的小康之家，而富裕之家则仍需要有贵族时代的那种爱好。我并不认同这种意见。

    在物质生活享乐方面，民主社会最富裕公民的爱好并不会跟一般公民差别不大，因为他们同样来自一般公民，事实上他们有和一般公民一样的爱好，并认为自己应当服从一般公民的爱好。在民主社会，公众的享受欲望，会以一种热而不狂的有节制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且每个人都必须如此表示他们的愿望。在那里，想要背离共同的准则去做坏事，跟想背离共同的准则去做好事一样困难。

    因此，在民主国家生活的富人的主要目标并不在于过度的享乐，而在于满足日常生活的各种细微需要。他们只求能够满足无数的小小愿望，而决不放情纵欲。因此，他们主要是及时行乐，而不至纸醉金迷。

    民主时代的人对物质生活享乐表现出的这种特殊爱好，是不会同秩序对立的。正好相反，为了满足这种爱好，还经常需要秩序。它也不会成为整饬民情的阻碍，因为良好的民情对社会的安定、实业的发展都有利。它甚至往往能同一种宗教的道德感相结合，因为它既希望能尽量在现世得到满足，又不放弃到来世去寻找机会。

    有的物质生活享乐是一种犯罪行为，人们应注意时时克制自己。还有一些物质生活享乐则为宗教和道德所允许，人们都会去梦想、追逐这类享乐，并促其实现。但在努力追求这种享乐的过程中，他们也会忽略那些最宝贵的可使人类荣耀和伟大的享乐。

    我并非因为平等诱使人们去追求被禁止的享乐而责难它，而是因为它使人们完全埋头于被准许的享乐。

    这样，终有一天世上会出现一种温存的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会净化人们的灵魂，而不会使人们的灵魂遭到腐蚀，最后使所有的精神紧张在不知不觉之中得到缓和。

    第十二章　为什么有些美国人那样   醉心于唯灵主义尽管美国人最主要的激情是对获得现世幸福的渴望，但他们也有暂时中止这个渴望的时候。此时，他们仿佛一瞬间就粉碎了束缚心灵的物质枷锁，从而使自己的心灵直奔天堂。

    有时，在美国各地，尤其是在人烟稀少的西部各州，你会看到一些巡回教士到处向人们宣讲上帝的福音。

    有些家庭，为了去听巡回教士的布道，全家男女老幼不惜跋山涉水，去很远的地方。见到巡回教士以后，他们一听就是几天，连正常工作都放下不管，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

    在美国社会，到处都能看到一些醉心于唯灵主义的人。这些人对于唯灵主义的追求，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而这在欧洲是绝无仅有的。一些标新立异的教派，试图开辟直达永久乐境的道路，并随时都可以掀起这种狂热。在美国宗教狂是很普遍的一种现象。

    对此我们无须惊讶。

    人们爱好永生和喜欢不死，并非后天生成的。这些崇高的本能绝不是人的意志能够随意产生的。它们不依人的努力而存在，而是将基础深深地植根于人性中。人们可以阻止它们的发展，改变它们的形式，但是却无法消灭它们。

    有一些需要对心灵来说是必须予以满足的。即使你设法分散心灵的注意力，由于感官活动的影响，它也会立即产生不安、烦恼和激动的表现。

    假如大部分人都去追求物质生活的享乐，那么，另一部分人的心灵也可能会出现奇特的反应。这一部分人将在精神的世界中驰骋，唯恐自己再因为堕入肉体希望他们留在其中的陷阱而受累。

    因此，在只考虑尘世的社会里出现少数几个一心奔向天堂的人，实在不足为奇。

    使我感到惊讶的反而是，在一个只顾自身福利的民族中神秘主义是如何迅速地销声匿迹的。

    有人说，这个结果的产生要归因于迫害和大屠杀，就像罗马皇帝把他们的迫害和在大圆形剧场中进行的大屠杀带到埃及的底比斯沙漠一样。但我认为，这不如说是那些类似罗马的奢华生活和希腊的伊壁鸠鲁哲学等因素造成的。

    美国人的精神被社会情况、地理位置和法制牢牢地束缚起来，他们只顾追求物质生活福利，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们相信，他们一旦开始从事非物质性的活动，将会日益积累丰富的知识和经验，并且不难自我改进。然而，美国人现在已经感到自己的精神正被束缚着，可是他们似乎又不想随时冲破这些束缚。因此，他们一旦摆脱这些束缚，就会不知如何自处，经常到处乱撞，以至于做出一些背离常理的事情。

    第十三章　为什么美国人身在幸福之中还心神不安今天，有时候还能在旧大陆的某些偏僻地区，看到一些在普遍动荡中似乎被人遗忘了的小村镇。它们的周围在前进，它们却仍然维持原样不动。居住在这些地方的居民，大部分都极其愚昧和贫困。他们并不过问国家大事，但却经常被政府压迫。即便如此，他们依然能够怡然自得，而且时常保持心情愉快。

    在美国，我见到了一些最自由和最文明的人，他们的生活在全世界也是最幸福的。但我总觉得时常有一层乌云布于这些人的脸上，即便在他们欢乐时，也会让人觉得他们心事重重，似乎心怀隐忧。

    之所以产生上述两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生活在欧洲的偏僻小村镇的居民根本想不到自己的处境是不幸的，而美国人则总在盘算着怎样才能弄到自己没有的东西。

    美国人那种疯狂追求福利，以及唯恐找不到致富的捷径而表现出的愁眉苦脸的样子，实在是令人感到惊奇。

    美国的居民希望自己得到尘世的一切美好的东西。有时他们好像认为自己能够长生不老，有时又表现得十分急迫，恨不得一下子就把可以得到的东西弄到手，以致在外人看来，觉得他们好像唯恐此生短促，会没有福分享受快乐。他们每一件都想抓，但一件都抓不牢。抓到一件之后，他们很快就会把它丢掉，重新去寻找新的东西。

    在美国，一个人精心地盖着一座房子，准备用来养老，但在还没有封好屋顶之时，他就把房子卖了；接着他又去开辟一个果园，没等到树结果，就又把果园出租出去了；即将丰收的庄稼，他也许会转给别人去收割。一个人本来有个不错的职业，可是他可能随时把它丢掉。一个人选择一个地方定居，可是不久以后他会因为自己的志向改变，就又迁到另一个地方去了。在处理私事之余，一个人还可以涉足政界。假如在辛勤了一年后还几日闲暇，他一定会被好奇心驱使着去游遍美国各地，在短短的几天之内走完数千里的行程而大饱眼福。

    终于，死亡降临了，这使他只能在尚无倦意时，眼看着追求十全十美幸福的这一还没完成的事业而离开人间。

    乍一看这实在使人觉得奇怪，如此幸福的人们在如此富裕的环境中竟然表现得如此好动不安。虽然自有人类以来就已存在这种情况，但是整个民族都是这种表现还属首次。

    应当将美国人对物质生活享乐的爱好，看做他们暴露在行动上的这种内心的不安以及他们每天以实际行动让人看到的这种好动性的主要原因。

    一心追求现世幸福的人因其寻求、抓取和享用幸福的时间有限，所以永远是显得迫不及待的。一想到光阴易逝，人生苦短，他们就会快马加鞭。即使手里已经握有一些美好的东西，他们也要时时刻刻渴求其他的数以千计的美好的东西，唯恐在他们还没有享用之时，死神就已经来临。这种想法让他们恐惧、焦急和懊丧，使他们的精神永远处在焦灼不安之中，以致常常变更计划和住所。

    一旦对物质生活享乐的爱好同任何人都可以不受法律和习惯的限制而自由改变自己的地位的社会情况相结合，那么这种人心的不安状态就会变得更加激烈。这时，由于害怕找不到使自己获得幸福的最快捷径，人人都会不断地改变他们的路线。

    同样，不难设想，一个醉心于追求物质生活享乐的人如果有很高的期望，那么他必然容易失望。既然以享乐为最终目的，那么达到目的的手段就要简易，否则，为了追求享乐所付出的辛劳将远远超过享乐本身。因此，这时大部分人的心情都会变得既狂烈又委顿，既紧张又消沉。有时虽然不怕死，但是却害怕继续努力去追求渴望的目标。

    我以上所说的各项效果都能由平等通过更直接的途径产生。

    一旦取消了出身和财产的特权，各种职业对所有人平等开放，每个人都能依靠自己的能力登上本行业的高峰时，则有雄心壮志的人都认为自己拥有无限光明的前程，觉得自己命中注定要成就一番大事业。但这是一个可以通过经验立刻得以矫正的错误观点。这种使每个公民都觉得自己前程远大的平等，事实上使全体公民各自都变成了软弱无力的个人。这种平等在各方面都限制着人的力量的同时又在扩大着人的欲望。

    他们不仅自身软弱无力，而且每前进一步，都要遇到前所未有的强大阻碍。

    他们虽然推翻了一些同胞拥有的特权，但又遇到了这样一种局面——不得不和所有的人进行竞争。限制仍然存在，只不过是改变了形式而已。当人们到了彼此几乎都相同和走着同一条道路的时候，任何人都很难迅速前进，无法快速穿过彼此拥挤的密集人群。

    平等使人产生了追求享乐的欲望，但它并未向人提供满足欲望的方法，所以这两者之间存在的这种永远相背，时常使人感到苦恼并且受尽折磨。

    可以想象，人可以获得使他完全满意的一定自由，从而无忧无虑地享受自身的独立自主。但是，使自己感到满足的平等则是人决不会获得的。

    不论一个民族如何努力，都不可能在其内部建立起完全平等的社会条件。如果有一天这种绝对而完全的平等局面真的出现了，那么智力的不平等将仍然存在，因为这种不平等是由上帝直接赐予的，人间的任何法律总是对它无可奈何。

    即使一个民族的社会状况和政治制度都是民主的，仍可认为该民族的每个公民几乎总觉得自己在某些地方受人制约，并可预见他们会把自己的视线永远放在这方面。当不平等成为了社会的通则时，即使是最显眼的不平等也不会被人注意；而当所有人几乎都处在相等的水平时，最微小的一点儿不平等也会让人无法忍受。因此，人们越是平等，平等的愿望就越是难以满足。

    在民主国家，人们很容易就能获得一定程度上的平等。但他们无法得到自己所期望的平等。这样的平等在人们将要把它抓住之时就跑掉了，但又跑得并不远，使人们能够看到它。结果是它在前面跑，人们在后面追。人们总认为自己可以抓住它，可是它总让人无法抓住。它就在人们的眼前，人们已经能够闻到它的香味，可是却无法将它抓到手，而当人们即将尝到它的甜头时，它便离开了人间。

    民主国家的居民时常在富裕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奇异的忧郁感，以及他们有时在安逸宁静的生活中生出的厌世感，也应当归因于此。

    人们抱怨法国的自杀人数在日益增加，相反美国的自杀者却很少，但是人们可以看到，精神失常者在美国的人数要多于其他任何的国家。

    法美两国患着一样的病，但它们的症状却不相同。

    不管美国人的心情有多不好，他们都不会自杀，因为他们的宗教不允许自杀。尽管美国人普遍追求物质生活的享乐，但可以说他们完全没有唯物主义思想。

    美国人意志坚强，但他们的理性却往往薄弱。

    享乐的机会在民主时代要多于贵族时代，而且在民主时代爱好享乐的人也特别多。但是，另一方面，民主时代的人们的希望和欲望也更容易落空，精神更容易激动不安，忧郁感也要更加深重。第十四章　美国人是怎样把对物质生活享乐的爱好与对自由的热爱和对公共 事务的关心结合起来的当一个国家从民主国家变成君主专制国家时，人们以前表现在公私两方面的积极性将被立即集中到私的那方面。这样，最初将会出现一段物质极其繁荣的时期，但是不久以后，速度就会放慢，随之生产的发展也会逐渐停滞。

    我不知道是否能从都灵人或者佛罗伦萨人和英国人那里找到一个例子，来证明只要是经营工商业的民族都不是自由的民族。所以在自由和实业之间，存在有紧密的联系和必然的关系。

    所有的国家一般来说，都是如此，而民主国家尤其如此。

    我已经在前面谈过，生活在平等时代的人所希望的几乎一切福利永远都要通过结社才能获得。在另一方面，我也曾经指出，广泛的政治自由能够完善和普及结社的技术。因而，在平等的时代，自由对于财富的生产非常有益。反之，你能看到专制对于财富的生产非常有害。

    在民主时代，专制权力的特点是烦琐与干扰，而非暴虐与凶狠。这类专制并不践踏人性，但却直接压制人们经商的才能和办厂的能力。

    因此，民主时代的人要想获得他们长期以来不断追求的物质生活享乐，就必须自由。

    但是，由于过分爱好这种享乐，他们有时一遇到强权便表示屈服。于是，追求福利的激情便被一种相反的激情所取代，从而使他们忘记原来追求的目标。

    事实上，民主国家的生活中存在着一个非常危险的转变过程。

    当这样的国家的物质生活享乐爱好的发展速度比该国文化和自由习惯的发展速度更快时，就会出现一个激动人心而且似乎无法自制的时期，一旦人们看到新的物质生活享乐，就想得到它。他们一心一意想发财，便再也不去理会联系他们个人幸福与全体繁荣的紧密纽带。你不需要去剥夺他们已经享有的权利，他们就会主动交出来。在他们眼中，尽公民的政治义务是一种让他们无法专心于自己实业活动的讨厌的障碍。

    如果让他们去选举代表，或帮助当局亲自做些工作，或共同负责一些公共工作，那么他们就会推托没有时间，不肯把自己宝贵的时间用去做没有收益的工作。在这些人看来，对于认真追求生活中的重大利益的人来说，这些是不宜做的无聊勾当。这些人相信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原则，但对于这个原则的认识却显得较为粗浅；而由于他们过分关注自己所指的个人事情，反而却将一件重要的事情忽略了：自己应当继续做自己的主人。

    由于人们只顾自己的工作，不愿关心公共事务，而过去将自己的时间完全投入到操劳公共事务中去的阶级又已经不复存在，因此此时的政府似乎出现了空缺，无人管理。

    如果一个精明强干的野心家想要在此危机时期执政，那么，他会发现，篡取各项大权的大门正向他敞开着。

    只要他在一段时间内能专注于搞好各项物质利益，人们就会很容易地听任他去做其他事情，而不管好坏。保证良好的秩序是他要做的最主要的事情。热心追求物质生活享乐的人，通常在没有看到自由是如何有利于他们获得物质福利之前，往往先发现滥用自由将会如何破坏物质福利。一旦公众的激情稍微影响到他们私人生活的小小安乐，他们会立刻警惕起来，坐卧不宁。而长期恐惧无政府状态的心理，又使他们常常提心吊胆，一旦出现骚乱就准备放弃自由。

    我完全赞同社会安宁是一件大好事的观点；但我也不愿意忘记，每一个国家在出现暴政之前，都曾有过一段秩序良好的时期。当然，这并非指任何国家都应当轻视社会安宁；但也不应该说，一个国家只有社会安宁就足够了。一个只要求他们的政府维持秩序的民族，他们在内心深处已经成为奴隶，即也已成为自己财富的奴隶，而在不久之后将要统治他们的人也就可能出现了。

    这样的民族除了要提防个人专制外，也应提防党派专制。

    当全体公民都只关注自己的私事时，即使是一些小党派也不会放弃其主宰公务的希望。

    因此，在全世界以及在我们自己国家的政治舞台上，不乏由少数几个人代表大多数人演出的情况。他们只是以未出席的或不关心政治的群众的名义发言；活动在舞台上的只有他们几个人，其他人都未参加演出。这些人任意规定一切事物，随意改变法律，恣意践踏民情。当你看到一小撮无能卑鄙之徒竟操纵着一个伟大的民族时，不能不为之震惊。

    古往今来，只有美国人幸运地避开了我上面所指出的一切暗礁。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确值得人们羡慕。

    恐怕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像美国那样很少有游手好闲的人。在美国，一个人只要有劳动能力，就会热火朝天地去追求财富。美国人虽然以极其强烈的热情去追求物质享受，但他们却很少乱来。他们具备的理性虽然无法抑制他们的热情，但是却能够指导他们的热情。

    一个美国人，在其专顾私人利益的时候，就好像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他自己；而当他热心为公务而活动时，又似乎忘记了全部的私人利益。他有时好像被强烈的利己主义私欲所驱使，有时又似乎被崇高的爱国主义推动。按理说，人心是无法这样一分为二的。但是，美国人却能将同样强烈的热情交替地运用，时而用它追求财富，时而则用它去追求自由，以致让人们以为他们将用在这两方面的热情合二为一了，把它们统一在了心灵的某个地方。事实上，美国人既认为自由是获得幸福的最佳工具，又认为它是获得幸福的最大保障。他们爱自由的同时，也爱幸福。所以，他们从不认为投身公务是自己的分外之事。恰恰相反，他们相信要有一个政府来保护自己的主要活动：这个政府让他们获得自己期望的财富的同时，又不妨碍他们平安地享用得到的财富。

    第十五章　宗教信仰是怎样时时使   美国人的心灵转向非物质享乐的在美国，每当到了一个星期的第七天，全国的工商业活动都好像完全停顿了，也听不到任何的喧闹声。人们迎来了安静休息的时间，抑或不如说是庄严的凝思时刻。

    灵魂又恢复了自主的地位，并同时开始自我反省。

    这一天中，市场上没有人迹；每个公民都领着自己的孩子们到教堂去，他们在这里倾听似乎没怎么听到过的陌生的布道讲演。他们听到了贪婪和高傲造成的数不清的害处。传教士告诉他们：人必须压抑自己的欲望，人只有通过美德才能得到高尚的享乐，人应当追求真正的幸福。

    从教堂回到家后，他们并不去看自己的商业账簿，而是打开《圣经》，在其中寻找那些有关造物主的善良与伟大，有关上帝无限壮丽的功业，有关人的最后归宿、职责和追求永生权利的美好动人的描写。

    就是通过这种方法，美国人挤出一点儿时间来净化自己，暂时放弃那些生活上的小小欲望和转瞬即逝的利益，使自己立刻进入到纯洁、伟大和永恒的理想世界。

    在本书上一卷，我考察了美国人的政治制度能够持久的原因，并认为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宗教。现在，我则要研究宗教对个人的影响，并且我认为这种影响对每个公民的作用并不会小于它对于整个国家的作用。

    美国人用行动证明：他们认为要让民主制度具有德化的性质必须依靠宗教。美国人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正是所有民主国家都应该理解的真理。

    我确信一个国家的社会及政治制度，必将使这个国家形成一定的信念和爱好，而且在它们产生之后还会不断地充实它们。同时，这些因素还会让这个国家毫不费力地，甚至是毫无所觉地放弃某些观念和倾向。

    立法者的才能正表现在他们可以在事前就正确识别人类社会的这些趋势，从而了解到哪里需要公民的帮助，哪里最好减少公民的帮助。要知道，随着时代的不同，公民的这些义务也是不同的。人类所追求的目的并非是永远不变的，而达到这些目的的办法同样也是不断变化的。

    如果我生活在贵族时代一个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某些人累世富贵荣华，而另一些人数辈一贫如洗，这种情况使两者都放弃了改善自己处境的想法，让他们变得麻木不仁并且只把希望寄托于来世；那么，我真希望自己可以挺身而出唤醒这些人认识自己的需要，我要设法寻找最快速、最简捷的办法来满足因我的唤醒而使他们产生的新欲望，我还要指引他们以最大的精力去从事物理学研究，以鼓励他们去创造财富。

    如果有一天某些人真的不顾一切地醉心于追求财富，并表现出对物质生活享受的过分热爱，我也丝毫不会感到不安，因为这只是个别例外的情形，当整个社会都去追求财富之时，它就不再是例外了。

    民主国家的立法者则会关注其他的地方。

    当你让民主国家的人民享有自由和受教育的权利之后，就应放手让他们自己去做所有的一切。他们能够轻松地从这个世界取得它能够提供的所有美好的东西，不断完善每一项有用的技术，过着日渐安逸、舒适的方便生活，而社会情况也很自然地会把他们推到这些方面去。我并不担心他们会止步不前。

    但是，当一个人用这种诚实且合法的办法过分地追求幸福时，最终会有让自己非凡的才华失去用武之地的危险；而假如他仅仅忙于改善自己身边的一切，最终又会降低自己的人格。这才是危险的所在，并且将再无其他的危险。

    因此，处于民主国家之中的立法者及所有的有德有识之士，应当毫不松懈地努力去提高人们的灵魂，并将之引向天堂。所有关心民主社会未来之人，都应该团结在一起，携手努力，使民主社会能够洋溢着永恒的爱好、崇高的情感和对非物质享乐的热爱。

    假如民主国家的舆论界中有人宣扬有害的理论，说一切都将随着肉体的消灭而消灭，那就应当把这些人视为这个国家的大敌。

    我在很多方面都反感唯物主义者。我认为他们的学说是有害的，并且讨厌他们的妄自尊大。若说唯物主义体系对人还能有一点儿用处，大概就是它让人们有了一个对自己的朴素认识。但是，唯物主义者本人却不这样认识自己。当他们自认为有充分证据证明自己也不过是兽类时，反而表现得十分高傲，仿佛自己就是神明。

    在所有国家，唯物主义都是人的精神的危险病症。但唯物主义在民主国家尤为可怕，因为它会同在民主国家中的人心常有的那种邪恶巧妙结合。

    民主主义鼓励人们喜爱物质享受。但这种爱好如果超过了限度，就会很快让人相信这一切都只不过是物而已，而唯物主义就会使人狂热地追求这种物质享受。这也是民主国家摆脱不掉的宿命循环。若它们能够在看到危险后自我节制，那就好了。

    大部分宗教都是通用、简便和实用的宣传灵魂不灭的工具。一个民主国家能够有信仰，主要应归功于宗教；而且，与其他任何国家相比，民主国家更需要有信仰。

    因此，在一个民主国家，不管是什么宗教深深扎下根时，你都不要去干涉它，而要把它当做贵族时代的珍贵遗产去加以保护；你也不要用一种新宗教观取代人们的旧宗教观，以免在由一种信仰皈依另一种信仰的过渡阶段时，人们的心灵出现信仰空白期，那么对物质享乐的爱好便会在此时乘虚而入，日益扩大范围，以致完全占领整个心灵。

    当然，轮回说也没能比唯物主义强上多少。但是，如果一个民主国家必须从两者之中择其一时，我确信它一定选择前者，并且我认为，使公民们认为自己的灵魂会托生为猪，总比让他们确信根本没有灵魂会少暴露一些兽性。

    信仰与物暂时结合的、非物质的和永恒的原则，是使人高尚化所不可缺少的，因为这种信仰还会在人们不相信因果报应的观点时，和只相信神赐予人的灵魂在死后将还给神，或转到神所创造的其他物身上时发挥良好的作用。

    即使是这样的信仰，也会将肉体看成我们人生中次要的和低级的部分。因此，它承认肉体影响的同时又轻视肉体；对人的非物质部分表示由衷的尊重和赞美之时，又会在有时拒绝服从非物质部分的命令。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它的观点和爱好具有某种高大的外貌，使它自动地而非出于利害关系去接近崇高的思想和纯洁的情感。

    苏格拉底及其学派肯定人死后有来世，这种思想并不正确；而只有他们所立足的认为灵魂与肉体并无共同之处和人死后灵魂依然存在的这个信念，才会给柏拉图的哲学提供使它能具有自己特色的强大动力。

    在阅读柏拉图的著作时我们得知，在柏拉图之前以及与他同时，许多作家都鼓吹唯物主义。这些作家的著作不是没有传世，就是只流传下来一鳞半爪。在任何时代几乎都是这样，能流传于世的名著大多都是主张唯心主义的。人类的本性和爱好维护唯心主义，并且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将它从危难中拯救出来，使倡导它的人得以名垂不朽。因此，绝对不要相信，在任何时代，实行任何政治体制，追求物质享受的激情以及由它产生的观点都能够使全体人民满意。人心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宽，它能够同时容下对现世幸福的爱好以及对天国幸福的向往。有时它似乎疯狂地热衷于其中之一，但是没过多久它就又去追求另外一个。

    指出在民主时代尤其需要让唯心主义观点占据统治地位很容易，但要说明民主国家的统治者要如何使这种观点占据统治地位就比较困难了。

    我不相信官方的哲学可以做到繁荣和长存。至于国教，我一直认为虽然暂时看来它是有利于政权的，但是它迟早会损害教会。

    有人会认为，提高宗教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并使人民尊重宗教所提倡的唯心主义的最好方法是间接将法律所未给予教士的政治影响力赋予他们。对这种观点，我不敢苟同。

    我认为，一旦宗教信仰的解说人参与到政治中去，信仰就将产生几乎无法避免的危机；我认为，现代民主国家应当不计代价地维护基督教。因此，我宁可将神职人员关在教堂里，也不愿让他们越出教堂的大墙一步。

    那么，政府又怎样使人民相信唯心主义的观点或皈依宣传唯心主义观点的宗教呢？

    我下面的答案并不被政治家们赞同。我认为，为了使灵魂不灭论受到人民的尊重，政府能够采取的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每天在行动上表明它也相信灵魂不灭论；我还认为，只有政府在大事情上认真遵守宗教道德，它才能以身作则教导公民在小事情上承认、热爱并且尊重宗教道德。

    第十六章　过分热爱福利为什么可能  损害福利在肉体享受的改善和心灵境界的提高之间，存在着人们想象不到的密切联系。人们可以随意处理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事情，并且轮流地对其加以重视，但是，绝不能把它们完全分开，否则哪一种都做不好。

    兽类的官能与人类的一样，并且它们的贪欲也与人类的接近。兽类的要求满足身体需要的激情，和人类的没有什么不同，在狗的身上和人类的身上都可以找到这种激情的萌芽。

    但是，为什么我们人类能无限地改变并且不断提高我们自身的需要，而动物却只能满足它们最基本的和最低级的需要呢？

    我们在这方面优于兽类的地方，就在于我们能用心灵去探求物质福利，而兽类则只能依靠本能去探求。在人类社会，有聪明人教导笨人学习满足自己需要的技能。人类之所以能成倍地提高肉体享受，而提高的程度又是兽类无法想象的，是因为人不仅能够超越肉体享受，并且能轻视生命本身，而兽类根本不知道生命是什么。

    一切可以提高、充实和扩大心灵的事物，都最能使心灵去完成与其本身毫不相干的事情。

    反之，只要是可以削弱和贬低心灵的事物，都足以破坏心灵处理从最小到最大的一切事情的能力，使它任何事情都做不成。因此，最关键的是让心灵处于有力而强大的状态，并可能随时以这种状态为肉体服务。

    假如，有人的目的只是追求物质财富，那么我们可以相信：他的生产物质财富的才能将逐渐丧失，最终会跟兽类一样，既无鉴别物质财富的能力又不会使物质财富的生产发展。第十七章　为什么在平等和怀疑盛行 时期应当把人的行动目标放长远一些在宗教信仰的影响非常强大的时期，人生的最终目标被人们放在来世。

    因此，这个时期的人自然而然地，或者说心甘情愿地习惯于凝视着一个固定不动的目标，一连多年，并不停地努力奔向这个目标；在随心所欲的前进过程中，他们学会了抑制许多转瞬即逝的小小欲望，而满足于自我心中的那个伟大而永恒的志望。就算是这些人在忙于现世的事情，这种习惯同样也在指导他们的行动。在现世的一切行动中，他们愿意为自己定出一个明确的总目标，并愿意尽他们的最大努力直奔这个目标。他们有总的规划，并孜孜不倦地终生去追求，而不会天天改换目标，以追求新的志趣。

    正因此，笃信宗教的人民能够经常完成目标长远的事业。人们可以看到的是，他们在追求来世的幸福的同时，也掌握了获得现世幸福的重大秘密。

    宗教使人养成了待人处世都考虑来世的习惯。从这一点而言，宗教对现世幸福的促建作用并不亚于其对来世幸福的这种作用。这也是宗教的主要政治作用之一。

    然而，随着信仰之光的暗淡，人们目光逐渐变得短浅，最后让人觉得自己的行动目标每天都摆在眼前。

    人们一旦习惯于不再考虑死后将是怎么样，便会轻易对未来采取满不在乎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又是最适合人类的某些本性的。人们一旦不习惯于把自己主要的希望置于长远的目标，自然而然地，他们就想尽快实现眼前的一些小欲望；当他们对永生表示失望后，他们急于追求现世幸福的样子，就仿佛他们真的只能活一天了一样。

    因此，在怀疑盛行的时代，最可怕的便是人们不断地受日常偶发的欲念的驱使，抛弃那些必须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达到的长远目标，而不愿意再去做那些长期的、稳妥的和伟大的事业。

    处于这种状态的民族，如果有一天它的社会情况民主化了，则上述危险将会变得更加严重。

    当广泛的竞争为所有人敞开大门，每个人都在不断设法改变自己地位的人，财富在民主的动乱当中一瞬间就可以失散或积聚时，人们的头脑便极易出现各种各样的幻想，想到突然发财，想到得失俱易的巨额财富等。社会情况的这种不稳定性，又不断加剧了人们欲望的易变性。由于命运的这种变化莫测，人们便只顾眼前了。于是，现在掩盖了未来，人们也不再想了明天。

    在由于不幸的巧合而使民主制度和不信教的思想同时风行于一个国家时，哲学家和执政者要做的大事便是应当不断地号召人们以长远的眼光看待人的行动目标。

    道德家们在潜心研究自己所处的时代和国家的精神时，应当学会保护这种精神。

    他们应当不断努力，向同时代的人指出，就算在动荡连绵的条件下，人们也可以规划并实施长期的事业，而且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困难。他们还应当让同时代的人明白，虽然人类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变，但人们可以用来促进现世繁荣的方法仍未改变。不管是不是民主国家，人们要使渴望幸福的共同激情得到满足，只有抗拒眼前的许许多多的个别小欲望。

    执政者的任务也是非常明确的。

    无论在什么时代，领导国家的人都必须高瞻远瞩，特别是在民主和怀疑盛行的时代，更是应当如此。民主国家的领导人照此做了之后，不仅可以通过自身的实例使人们学会处理私事的方法，而且可以使国运昌盛。更重要的是，执政者在为政当中，必须尽一切力量排除没有长远打算的侥幸心理。

    在贵族制时代，因为整个制度和舆论已使人们积久成习，只会循规蹈矩，慢慢腾腾前进，所以侍臣的无功受禄和突然得宠，只能在贵族国家里产生短暂的影响。

    但是，由于在民主国家，人民只顾着忙自己的私事根本不关心这些事，假使出现这样的事情，便会产生极大的恶果。因此，在怀疑主义和平等同时盛行的时代，首先应当防止君主或人民的随心所欲，使人尽其才。不能让那些野心家轻易地登上高位，应当使每一次晋升都是本人努力的结果，使任何目标都必须经过长期努力奋斗才能达到。

    政府应当努力使人们恢复对未来的憧憬，这已经不能指望由宗教和社会情况来恢复，而要以实际行动来教导公民，让他们知道财富、名誉和权力等，都是靠劳动取得的，明白要想获得巨大的成就，必须订立长远的目标，而凡是经过艰苦努力获得的东西都是持久的。

    当人们习惯于预见目前应做的事情的长远发展，并仔细规划工作的时候，就永远不再会使自己的思想被现实生活束缚，而是能随时冲破限制，往远处看。

    因此，假使人民习惯于在现世便考虑未来，则用不着指示他们，他们就会自动去接近宗教信仰。

    由此可见，使人们不经过宗教而能达到指定目标的办法，大概就是我们今天仅有的，通过漫长而弯曲的道路让人类建立起信念的办法。第十八章　为什么美国人认为一切正当的职业都是高尚的在没有世袭财产的民主国家里，人们都依靠劳动生活，有的依靠劳动的积蓄，有的依靠也是劳动者的父母而生活。因为劳动是每个人人生必要的、自然的和正常的条件，所以有关劳动的观点从四面八方进入人们的思想。

    在这样的国家里，舆论不反对劳动，都赞成劳动，劳动不但不下贱，反而非常光荣。比如在美国，每个富人都认为，正是因为有舆论支持，他们才可以用自己的余暇去尽某些应尽的公共义务。如果他们一生只为自己度过，死后将会声名狼藉。许多美国的富人，为了逃避这种劳动义务而逃到欧洲。在欧洲，他们寻找到了仍把清闲自在视为光荣的贵族社会的残余。

    平等不仅恢复了劳动观点的名誉，更为重要的是，它提出了靠劳动牟利的观点。

    在贵族社会，其实人们并不是轻视一切劳动，而只是轻视牟利的劳动。如果劳动是为了实现个人的抱负或者只是为了修德时，劳动依然是光荣的。但是，在贵族制社会，这些为荣誉而劳动的人往往同时趋利，他们只是会把这两种愿望藏在内心不向外表露。他们伪装得非常好，并且他们容易隐瞒，他人完全看不出两种愿望是相结合的。在贵族制国家，几乎所有官员都在要求为国家服务的同时表示放弃利益的。在他们看来，薪俸是小事。他们对此并不斤斤计较，并且常摆出一副根本不会去考虑这个问题的姿态。

    因此，牟利的观念仍然和劳动的观念有所不同。虽然在事实上这两个观念有时结合在一起，但是在思想上它们还是分开的。

    相反，在民主时代，这两个观念总是昭然联结在一起的。由于每个人都有追求财富的欲望，每个人的财富都为数不多并且时时在改变，他们都需要多增加自己的财富，同时为子女多积点财富，所以他们都清楚：自己的劳动，就算不全是为了牟利，但至少也有部分是为了牟利。甚至于那些主要为追求名誉而劳动的人，也必须得承认自己的作为并不只是为名而已，并且不论愿意与否，他们总是把求生的愿望混进求名的愿望中去。

    如果每个人都认为劳动是人生光荣的必然条件，而贵族因为接受薪俸而承认劳动纵使不是全部为利，至少也是部分为利，则存在于贵族制社会中的那种职业之间的鸿沟便将消失。虽然各行各业并不完全相同，但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

    这一相同点即是：每一个行业都是为了赚钱而付出劳动的。每个人都领取的工资或薪金让彼此具有了相同的外貌。

    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美国人对于各种职业的看法。

    在美国，从事服务行业的人觉得自己是在劳动，而且看到周围的人无不劳动，所以他们决不认为自己低人一等。他们不会因想到自己领取工资而觉得低下，因为就算是美国总统也是为了领取薪俸而劳动的。总统是因发号施令而得报酬，而同他们为服从命令而得报酬没有本质不同。

    在美国，各种职业从无高低之分，都是比较辛苦的，也是比较容易赚钱的。所有的正当职业都是高尚的。第十九章　什么东西使几乎所有的   美国人都喜欢从事实业在民主国家中，我认为农业或许是进步得最慢的有用技术。有人甚至常说农业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因为好像其他行业都是在跑步前进。

    但是，由平等所带来的几乎一切爱好和习惯，却自然而然地在引导人们去从事工商业。

    假设有一个聪明、能干、小康、自由并且充满希望的人。从能过上非常安逸舒适的生活上而言，他还很穷；但从无须担心缺吃少穿上而言，他又是够富裕的。他总是在想办法来努力改善自己的命运。他已经尝到了物质享受的好处，而摆在他的眼前的还有其他许多享受的好处。他开始努力追求这些爱好，并增加用来满足这些爱好的手段。然而，人生是如此短促，时间是如此有限，他应当怎么办呢？

    种地，可以让他的努力得到一定的成果，但是不仅得来得太慢，还要付出艰苦的劳动，并且只能是逐渐地富裕起来。农业只适于已家财万贯的富人或只求糊口的穷人。我们假设的那个人作出了自己的选择：他卖了土地，离开家乡，去另谋一种虽有风险但可赚钱的行业。

    在民主社会，这样的人非常多，随着身份平等的日益普及，其人数还在不断增多。

    因此，民主制度不仅让劳动者的人数不断增加，而且还促使人们去选择自己最喜欢的工作。同时，民主制度也使得人们不爱从事农业生产，而把人们引向工商业。① 这种精神甚至也见于最富有的公民。

    ①有人屡次指出工商业者过分爱好物质享受，并因此谴责工商业。我认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本末倒置了。并不是工商业启示人们爱好物质享受，而是因为人们指望在工商业中使自己的要求得到更加充分和迅速的满足，也就是说是这种爱好把人们带进了工商业。如果说工商业加强了人们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那只是因为人们从事工商业的时间越久，他们的欲望也就越强，他们越是努力满足欲望，欲望就越是提高。使人喜欢在现世享福的一切原因，都可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平等就是这些原因之一。平等对于商业的促进，并不是采取直接使人产生经商爱好的办法，而是采取间接加强和培养人爱好幸福生活的办法。

    在民主国家，无论一个人是如何富有，也差不多总是不会满足于已有的财富，因为他认为自己仍不如前人富，更害怕子孙不如他富。因此，民主国家的大部分富人不断地想办法发财，他们认为致富的最快和最有效的办法是工商业，他们自然而然地将注意力转向了工商业。在这一点上，一贫如洗的穷人的本能同他们的本能一样，说得更准确些，他们也受最迫切的需求的支配，当然这种需求不同于穷人的那种希望温饱的需求。

    在贵族制国家，富人同时也是统治者。因为他们一直都专心于重大的公共事务，所以根本无暇去做工商业。纵使是他们中的某一部分人想去经商，他们的阶级意志也会马上挡住他们的去路。虽然他们想反对本阶级的多数的统治地位，但他们却仍没有办法完全摆脱这个多数的限制，而在贵族集团内部，却存在着一个专门进行统治的多数，虽然他们坚决不承认人民的多数的权利。(a)在民主国家，金钱不仅不能导致有钱人掌权，甚至还会让这些有钱人远离政界，所以民主国家的富人都不知道怎么去打发他们的余暇。他们的大量财产和他们的远大希望，以及那些不管用什么方法致富的人常有的异常爱好，都在激励他们行动。但是，向他们敞着的却只有经商这条路。在民主国家，商业是最伟大、最光辉的行业。

    它吸引了每一个人的注意力，成了群众向往的目标，使人们的最热烈的激情都向它那里集中。即使富人自己对经商有偏见，或他人对经商有偏见，也无法阻挡富人去经商，任何东西也阻挡不了。民主国家的富人，从来不组织拥有自己的独特规章和制度的社团。这个富人阶级的特有观点，对他们并没有束缚力；全国的一般观点，则对他们有促进作用。在民主国家中出现的巨富们，几乎全是靠经商发家的，并会一代一代接着经营下去，直到财富的所有人完全没有了经商的习惯。

    因为民主国家的富人们不愿意从政，所以他们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商业中。在这方面，他们可以专心发展，并利用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这样说，这应当归功于他们敢于创办实业的伟大精神。但假如他们生于贵族制社会，则很难想象他们会有创办实业的机会。

    在民主社会，不管是穷人抑或富人，都有如下的一致的表现。

    那些生活在情况易变的民主社会的人，眼前浮现的总是变幻莫测的偶然因素的影子，所以，他们都热爱从事偶然因素在其中发生作用的事业。

    因此，他们都选择去经商，而经商的目的又不仅仅是为了牟利，还因为喜欢商业给他们带来的冲动。

    美国从英国的殖民地束缚下解放出来后，至今只有半个世纪，所以它的大富之家不多，资本也很有限。但是，世界上却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美国人那般在工商业上获得过如此迅猛的发展。现在，美国已是世界上第二大海运国家，它的制造业虽然还要克服一些几乎无法克服的天然障碍，但每天仍有新的发展。

    在美国，因为全国人民都参加工业活动，最穷的人和最富的人都愿意在工业方面将他们的力量联合起来，所以经营大型工业企业没有难处。因此，当你看到这个可以说并不富强的国家所举办的大型工程时，肯定会惊讶不已。虽然美国人踏上他们现在居住的土地的时间还不长，但他们已使自然界改观，并为他们服务了。他们沟通了赫德森河和密西西比河，在陆上建设了500多里约的道路，把大西洋与墨西哥湾接连在一起。几条大的铁路，也已在美国建成。

    但让我感到最惊讶的，并不是美国的某些工业企业规模特大，而是它的企业数不胜数。

    美国的农业经营者，几乎都是实行的农业商业联营，大部分都是亦农亦商。

    美国的种植业者，老守田园的不多。在西部的一些新州尤其如此，那里的人并不是为了自己种而开垦一块土地，他们是为了出售；他是预见到居民增加以后，当地的形势将立即发生变化，可以将农场高价卖出去，才建设一个农场的。

    每年都有大批北方居民蜂拥至南方，在盛产棉花和甘蔗的地区定居。这些人来到南方种地的目的，是希望用不了几年时间就能让自己发财致富。他们来到这里后，就已估计到总有一天会回老家享用在这里获得的财富。就这样，美国人把经商精神也带入了农业，使它们经营实业的激情也在农业方面表露出来。

    美国人让工业获得了空前巨大的发展，因为他们全都在搞工业。但也正是因此，他们经常成为突如其来并且危害甚重的工业危机的袭击对象。

    因为他们全都从事商业，所以他们的商业活动也就要受到许许多多的复杂因素的影响，以至于无法预见到可能遇到的障碍。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加入到了工业活动中，所以只要工商业受到冲击，不仅他们个人的财产要遭受损失，而且整个国家也要因之震撼。

    总而言之，我认为，周而复始的工业危机，是现代民主国家的固有通病。民主国家无法将其根治，只能减轻它的危险性，因为这种危险是民主国家的本性使然，而并非出于偶然。

    第二十章　实业为什么可能         产生贵族制度我已指出民主制度为什么能对实业的发展有利并使实业家的人数无限增加。

    现在，我来研究下实业通过什么样的迂回的道路可使人走回贵族社会。

    我们已看到，当一个工人每天只做同样的一个零件时，由零件组装而来的产品的生产便会更加方便、迅速和经济。

    并且我们也已看到，一个工业企业资本越多，办得越大，信用越高，它的产品则越价廉。

    人们早已经察觉这两项真理，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才把它们明确指出来。人们早已把这两项真理应用于一些最重要的工业部门，而逐渐受它们支配的还有一些小的工业部门。

    在政治方面，我认为立法者最应当注意工业科学方面的这两项新原理。

    当一个手艺人始终如一地只制作一种产品时，他的手艺必然会十分熟练。但同时，他用其精神全面指导工作的能力将会丧失。他的手艺虽越来越熟练，但他也越来越不动脑筋。可以这么说，虽然他作为一个工人在技术上日益进步，但是他作为一个人在本质上却是日益下降的。

    一个一生做了20多年别针帽的人，你能期待他有什么作为吗？人的智力是常常能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的，但除能用智力去研究制作别针帽的最优方法外，这个人今后还能把智力应用于其他什么地方呢？

    一个工人如此使用他毕生的绝大部分时间时，他的思想也就永远离不开他每天所做的那一种物品，而他也就养成了一些永远无法摆脱的习惯。一句话，他已经属于他所选择的职业，而不属于自己。在此条件下，虽然民情与法制在想办法拆除他周围的樊篱，为他另辟出千百条致富的道路，但仍是徒劳；民情和法制远没有实业的原理更有力量，这个原理把他绑在一种行业之上，往往让他固定于某个地方从而无法离开。

    而且，实业的原理还规定了他在社会中的一定地位，让他无法改换。整个世界虽然在不停运动，然而实业的原理却让他静止不动。

    伴随着分工原则的普遍应用，工人日益处于从属地位，日益软弱无力，并日益缩小活动范围。手艺人的工艺虽是进步了，精神却退化了。另一方面，当一种工业的产品随着该生产部门的规模不断扩大和资本不断增加而大量增长时，那些有知识和有钱的人，也都会去经营迄今仅仅是由没有知识或生活不富裕的手艺人所从事的工业部门。如此巨大的需求量和无限的利润，在吸引着那些最有钱和最有知识的人。

    因此，实业科学在抬高了老板阶级的同时，不断地贬低着工人阶级。

    当工人将自己的智力越来越多地用于去研究那些小事的时候，老板每天却在注视着全盘的工作。于是，工人的眼界日窄，而老板的眼界日广。不久以后，工人只用体力而不动脑筋，而老板却需要科学和甚至天才去获得成功。工人越来越像牛马，而老板则越来越像一个大帝国的行政长官。

    因此，老板和工人现已不仅仅是毫无共同点，并且差距每天都在不断地加大。他们就像一条长链两端的环，各自站在为他们所规定的位置，而且谁也不能离开。一方对另一方处于必须永远严格从属的地位，似乎一方是为了发号施令而生，而另一方则是为了服从而生。

    这不是贵族制度又是什么呢？

    在一个国家的人民越来越平等以后，他们对于工业产品的需求也将越来越增加并普及，而事业成功的最大因素则是低价将产品送到一般人家里。

    因此，每天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事实，最有知识和最富裕的人在将自己的学识和财富用于经营工业之上，并用开设大工厂和实行严密分工这样的办法来满足各个方面的新需求。

    长久以后，随着人民群众转向民主制度，而专门经营工业的阶级便越来越贵族化。人与人之间一方面越来越相似，而另一方面却又越来越有差距。最终，不平等现象在大多数人中间虽然减少了，但少数人与大多数人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却是加大了。

    正因此，当你追溯到根源的时候，便会感觉一个贵族集团好像靠的是一种自然的力量从民主社会中产生而来的。

    但是，这批贵族和从前的贵族是完全不一样的。

    首先你将会看到，这批贵族只专心搞实业，抑或说只从事某类实业部门，在整个社会里他们是一批怪物，与众不同。

    在现代的广大民主社会里，一些实业界人士建立起的贵族小社会，同古代的贵族大社会一样，也包括两类人：大量非常穷困的人和少数十分富裕的人。

    这些贫穷的人中很难有能够脱贫致富的，然而富人却可能随时会变穷，抑或致富之后而弃商。所以，贫穷阶级的成员几乎是固定不变的，但富裕阶级的成员则并非如此。因为这些富人既无共同的精神，又无共同的目标，既无共同的传统，又无共同的希望，所以坦白说，今天虽有富人，但没有富人阶级。因此，他们决不算一个团体，而仅仅是一伙人。

    不仅富人之间无坚定的团结可言，而且可以说穷人和富人之间也无可靠的联系。

    他们之间的联系不是长久的，随利害关系的变化每时每刻都在离合。工人通常依靠老板，但并不总是依靠一个老板。工人和老板只是在工厂里相识，一旦离开工厂后，大家就形同陌路。他们仅仅是在一个点上接触，而在其他点上，则分道扬镳。工人只希望工厂主给他工钱，而工厂主只要求工人给他做工。工厂主无须工人保卫，工人也不需工厂主保护。不管是从惯例上而言，还是从权利义务上来说，他们之间都没有永久的联系。

    厂商所形成的贵族，几乎永远不会扎根于它所指挥的实业大军中；他们的目的不在于要统治这批人，而是要使用他们。

    这样组织起来的贵族并非想大量地控制一批被雇用者，纵使有时雇用了大量的工人，不久以后也会解雇一部分。他们没有这种想法，而且也不能按此做。

    旧时代的地方贵族，在法律上抑或自认为在习俗上，对自己的下属负有救济和减轻他们的苦难的责任。但是，现代的实业贵族，在把他们所使用的人变穷、变蠢之后，如果遇到经济危机，便会把他们推出工厂的大门，让社会去救济他们。这就是事情发展的必然后果。尽管工人和老板之间时时发生关系，但彼此之间并没有真正的结合。

    总之，我认为我们亲眼看到其成长的这批实业贵族，乃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严酷的贵族。但它同时又是危险性最小和最受限制的贵族。

    但是，民主的朋友还是以不安的心情的把视线转向这一方面，因为身份的长久不平等和贵族制度一旦再侵入这个世界，那么便可预言，它们定是从这扇大门溜进来的。

    第112章 民情怎样随着身份平等

    而日趋温和如我们所见，近几个世纪以来，人们的身份逐渐趋于平等；同时，民情也渐渐温和。这两种现象仅仅是恰巧同时发生的呢，还是由于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联系，致使缺少了其中一个的发展就使得另一个不可能前进呢？能够导致一个国家的民情由粗野向温和转变的原因很多，但在我看来，所有这些原因当中最强有力的就是身份的平等。因而，我认为，身份的平等化和民情的温和化不只是同时发生的现象，还是相关的事实。

    当一些寓言作家妄图以动物的故事来开导我们时，便在动物身上添加了人的思想和感情。同样，当诗人们描述神鬼和天使时也是如此。他们如果不用借喻的手法来重现我们人类本身，就不会使我们生发出足以触动我们的精神和抓住我们的心灵的那种深刻的痛苦感和纯净的幸福感。

    讨论我们现在的问题时，这一点也完全适用。

    在贵族制社会之中，按照职业、财产和出身，所有人分属于等级森严的阶级，但是在每个阶级内部自己的成员却被视为同一家族的子女，在成员之间经常存在一种在民主社会中同类公民所不存在的亲切的同情。

    然而，这样的同情并不存在于不同的阶级之间。

    在贵族制国家之中，不同阶级有不同的观点、感情、权利、习尚和生活方式。从这一角度来看，贵族的成员完全不同于其余公民，其彼此之间并不存在共同的思想和感情，因而很难让人相信他们属于同一国家。

    所以，贵族成员无法很好地理解他人的所想、所感，更无法设身处地去考虑他人的感受。

    但有些时候他们却也很愿意热情地帮助他人，这一点并不与上述矛盾。

    这种贵族制度一方面使同一国家的人被分成不同等级，另一方面却又以十分紧密的政治纽带联合了这些等级。

    农奴虽然天生并不关心贵族的命运，然而他却认为自己有义务效忠于使他沦为农奴的人；贵族虽然不认为自己与农奴属于同类，但他的责任和荣誉使他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去保护住在自己所管辖的领地上的农奴们。

    不难发现，这种相互的义务不是源于天赋权利，而是源于政治权利，而且个人所能获得的好处远远不及社会由此所能获得的。这种义务是主人对家奴或家奴对主人尽的，不是对自认为应当互助的人尽的。封建制度仅仅给某些人，而并非给全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封建制度带给民情的风气主要不是温文尔雅，而是慷慨侠义；封建制度的主要目的是让人无限忠诚，而并非让人表现真诚的同情，因为真正的同情仅仅存在于彼此完全相同的人之间。在贵族的时代中，处于相同阶级的成员之间才认为彼此是相同的。

    按照出身和习惯来说，中世纪的编年史家们都属于贵族阶层，因而当他们描写某一贵族惨死的情景时，都极力表现出哀伤的情绪。与比迥然不同的是，对老百姓惨遭屠杀和拷打的情形，他们却往往轻描淡写，并且无动于衷。

    这并非意味着他们一贯仇恨和历来轻视老百姓，国内的不同阶级之间并未宣战。他们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基于他们的本能，而并非感情。因为他们并没有明确认识到穷人的苦难，因而也就不太担心穷人的命运。

    当封建关系一旦被破除，普通的老百姓也会如此。在部分家奴表现出对主人们无限忠诚的时代，也偶尔有下层阶级将骇人听闻的暴行施加给上层阶级的现象。

    我们不要总是把这种互不关心的现象出现的原因归结于无秩序和无文化，因为在之后的几个已经堪称秩序井然并且文化发达的世纪中，这种现象依旧存在。

    1675年，在布列塔尼地方的下层阶级，曾经聚众反对新税。当局残酷无比地镇压了这次骚动。请看，亲眼目睹了这一恐怖事件的塞文涅夫人在写给她的女儿格里娘的信中是如何说的：“我亲爱的女儿：你从埃克斯给我寄来的信写得实在是太好笑啦！寄出信件以前最少要再检查一遍。你会吃惊于你自己所写的如此多的赞美之词，与此同时你又会对自己这样不厌其烦地写了如此之多而无比欣慰。是不是你早就已经亲吻过了普罗旺斯地方的所有的人？然而，你只要是不爱闻葡萄酒的香味，就意味着你亲吻遍了布列塔尼地方的所有的人，也不会令他们感到满意。

    （……）你想不想听一听来自雷恩地方的消息？在那里下达了征收10万枚银币税收的命令，一旦不能在24小时内交出，税额就会翻一番，并会有官兵去强制征收。已经有一条大街的所有居民都被当局残忍地撵出了家屋，并严格禁止任何人收留，违令者死。有一大群倒霉的人（包括一些孕妇、老人和小孩）因此被迫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这个城市，他们为此而号啕大哭；他们不知去往何处，没有食物，也没有可以栖身的地方。就在前天，有一个开舞厅的小提琴师由于偷印花税被车裂。他活活地被五马分尸（……），他的四肢被残忍地放在城市的四个角上示众。（……）截至目前已经有60名市民被捕，他们将会在明天被治罪。这里给别的地方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使得其他地方也同样地尊重总督及其夫人

    ①为了便于读者了解信中最后这句话的含义，应当指出格里娘就是普罗旺斯地方总督的夫人。

    ②参看：蒙梅尔克编《塞文涅夫人通信集》，法文版，第4卷第205页及以下几页。

    ③同上书第248页。这封信的日期为1675年11月24日。

    （……），不得往其花园里投石头①。（……）就在昨天，天气特别好，塔朗特夫人到其林园小憩。自然而然要为她准备下榻之处以及饮食。她从柴扉处走进来，又从原路走回去。……

    1675年10月3日，寄自罗歇”②她又在另一封信中补充说：“你往往喜欢同我谈论我们这里发生的一系列悲惨事件。我们这儿不再实行车裂了。为维护正义，每周也只杀一个人而已。当然，我现在认为判处绞刑已经算是很宽大了。自从来到这里，我对正义的看法几乎已经完全改变了。就我而言，你的那些曳船奴隶，真可以说算是一伙不问世事而使生活安宁的好人了。”③ 假使有人认为写出这些话的塞文涅夫人是个利己主义者和残酷的人，那就大错特错了。她热爱自己的子女，也十分同情朋友的不幸。当你读她的信时，甚至可以发觉她对家臣以及奴仆非常仁慈宽大。然而，她对贵族圈子以外的人们所受到的的苦难却一无所知。

    而如今，最残暴的人给最无情的人写信时，也不敢泰然自若地说出以上的这些话，尽管他个人的品质促使他如此做，全国的民情也要禁止他如此做。

    这种情况是如何产生的呢？是由于我们现在比我们的祖辈更有感情吗？我并不知晓。但有一点能够肯定，即我们的感情已扩展到更多的事物上去了。

    当一个国家的人在地位上几乎平等，在思想与感情上大体一致时，每个人都可马上断定出其他一切人的所想与所感。是说，只要他能够省察一下自己，就能够做到这一点。因而他不难发觉别人的任何苦难，一种内在本能让他在苦难扩大时能够立即看到。当他对待陌生人或敌人时，这种本能也会让他不加歧视，因为其省察会立即发生作用。一旦这种省察同其怜悯心结合，便能够使他在同类受苦的同时也觉得自己身受其苦。

    在民主时代，很少存在某些人对另一些人尽忠的现象；然而任何人都有人类共通的同情心。谁也不愿让别人受无谓的痛苦，并且只要对自己没有重大损害，都会尽力去帮助他人减轻痛苦。人人都喜欢如此。虽然他们并不慷慨，但是却很温和。

    即使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美国人已经将利己主义转化为社会和哲学理论，然而他们并未减少怜悯心。

    不存在任何其他的国家像美国的刑事法庭一样从轻治罪。当英国人似乎仍然在思考在他们的刑事立法中珍惜地保存中世纪的残酷遗风时，美国人几乎已经在其刑事法典中彻底地废除了死刑。

    我想在这50年以来北美堪称世界上唯一没对政治犯判处死刑的国家。美国人这种无比温和的态度主要源于他们的社会情况，这能够从他们对待奴隶的态度上得到印证。

    总体而言，新大陆的所有属于欧洲人的殖民地，没有一个地方的黑人的物质生活条件比美国黑人更好。但黑人在美国还是要忍受可怕的苦难，经常受到无比残酷的惩罚。

    显而易见的是，这些人的可怜的命运，从来不曾打动他们的主人，使其产生怜悯之心，他们的主人一方面把蓄奴视为有利可图的事业，另一方面还觉得这并非罪恶，不会使危害自己。因而，同样的一个人对同他平等的同类极为人道，然而一旦这些人不再与他平等时，他便会感觉他们的痛苦无关痛痒。显而易见，其温和态度应当归因于这种平等，而绝对不应当归因于文明和教育。

    以上我对个人所述的一切，某种程度上也同样适用于国家。

    一旦某个国家有了自己独特的观点、信仰、法律和习惯，这一国家便会以整个人类自居，并且只关心本国疾苦，对别国则是一概无动于衷。要是两个持有这种态度的国家交战，那么战况必然会十分残酷。

    在罗马人的文化最灿烂的时期，罗马人首先在战车后面拖着被俘的敌人将领以炫耀胜利，继而杀掉他们；罗马人在这一时期，把囚犯投进斗兽场，并让其与野兽相搏斗，以娱乐群众。每当西塞罗谈到公民被钉在十字架上时，就总是会义愤填膺，慷慨陈词；然而对于罗马人在胜利后对战俘实施的种种暴行，他却是缄口不言。由此可见，在他看来，外国人与罗马人并不属于同一种人类。

    相反地，随着各国人民逐渐接近，相互之间日益相似，他们互相之间会越发同情彼此的不幸，国际公法也会随之变得愈加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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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3章 民主如何使得美国人之间的日常关系简易化

    民主并不能够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密起来，但是却能够使其日常关系变得简易化。

    假使有两个英国人在西半球邂逅了，那么他们会像两个语言不通且民情不同的外国人相遇一样。

    起初他们两个人将会用好奇的目光望着彼此，并且在心里暗自不安；紧接着便各自走开；而假使他们相遇之后相互交谈，也总会表现得十分拘束，不够自然，通常只是谈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

    然而两人之间并非存在敌意，尽管两人并不曾谋面，然而他们都认为对方是很正直的。那么，为什么他们会小心翼翼地回避彼此呢？

    想要弄明白这个问题，就必须先谈谈英国。

    当靠家庭出身而不以财产来决定等级划分时，所有人都清楚其在社会阶梯中所处的地位。他并不想往上爬，也不害怕向下跌落。在通过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社会中，不同等级的人相互之间总是很少往来；然而，当偶然事件使他们接触时，他们却能够随意交谈，不希望也不担心彼此会混合在一起。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并非建立在平等之上，但这种关系也并非强制的。

    当一个以财产为基础的贵族制度取代了一个以家庭出身为基础的贵族制度时，情况就不再是这样了。

    尽管有些人的特权仍然很大，然而取得特权的可能性是所有人都有份儿的。因而拥有特权的人总是会提心吊胆，唯恐失去其特权或者其特权被他人分享，而还没有取得特权的人，则企图不惜任何代价去取得；一旦他得不到特权，仍然需要表示这并非不可能的。由于人的社会价值不再因血统而肯定不变和永远固定，而是伴随财产的增减而不断变化，因而尽管等级依旧存在，却无法看清更无法一眼看出某一人属于何种等级。

    在公民之间，一场暗斗立刻展开。一些人正在千方百计地进入或者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正准备进入比自己高的那一阶层的行列，而另一些人则通过不断的奋战，力图击退想要夺取其权力的人，或者不如说这是一个人在两面作战：一方面在努力设法去爬到高级阶层，而另一方面却又在不断地防御底下的人往上钻。

    在目前的英国，其情况就恰恰如此。我在前文所述的，我认为基本上就是基于这一情况造成的。

    贵族的傲气在英国人那里还很强大，然而贵族之间的界限已不再分明，因而人们之间都时刻彼此提防着，唯恐他人从自己的亲善待人中得到利益。由于英国人无法立即判断其所遇到的人属于哪种社会阶层，因而他们总是谨慎小心，避免接触那个人。

    他们担心接受别人一点小惠而结成不适当的友谊，并且对别人的多礼产生疑虑。他们既不受陌生人的恭维，又避免惹别人生怨。

    不少人完全用自我的性格来解释英国人这种洁身自好和冷漠寡言的个性特征。不得不承认英国人的气质有作用，然而我认为他们的社会情况有更大的作用。美国人的例子即可证明。

    美国人的家庭出身往往不会制造特权，财富也无法使其持有人享有任何独特权利；互不相识的人能够随意在同一地点相聚，他们相互交换思想并非为获得利益，而且也不怕因此带来危险。如果他们在某处邂逅，不会主动攀谈，却又并不回避对话。

    所以，他们的待人态度是自然的、坦率的、开朗的。显而易见，他们既不打算从对方那儿得到什么利益，也并不担心对方会加害自己；他们既不愿意去炫耀自己的地位，也并不设法去掩饰自己的处境。尽管他们的态度往往是冷淡的、严肃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高傲的、拘谨的。当他们与人相见而一言不发时，往往是由于他们当时的心情不好而不爱讲话，而绝非由于他们认为保持沉默对他们有利。

    在异国，一旦两个美国人相遇，就会立即成为朋友，究其原因，只是因为他们都是美国人。并不存在使他们互相排斥的成见，他们共同的祖国将他们吸引在一起。对两个英国人而言，仅仅同种同国还不够，因为只有同一阶级才能让他们接近。

    法国人和美国人都见到过英国人之间这种待人冷淡的态度，并且当他们对待我们也如此冷淡时，我们也不以为奇。然而，在血统、宗教、语言和一部分习俗上美国人与英国人是一样的，他们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社会情况。所以，我们可以说英国人审慎持重的性格来源于他们的国家制度，并非来源于公民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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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4章 美国人为什么在欧洲表现得过于激动

    就像其他的一切严肃而自重的民族，美国人也有记仇和报复的心理。他们甚至从来都无法忘记其他人对自己的冒犯。然而想要冒犯他们也并不简单，其怒火的爆发固然缓慢，而其怒火的消失也同样缓慢。

    在贵族当政的社会中，所有事务都由少数人主管，人们彼此之间的公开往来存在着比较固定的常规。因而，任何人都认为自己清楚怎样对人表示尊重和好意，并坚信别人也同样知礼。

    这种上层阶级的习惯，后来便成为其他一切阶级的典范。除此之外，别的阶级也各自定出本阶级成员所必须要遵守的规矩。

    因而守礼的规矩发展成一套复杂的繁文缛节，一般人很难掌握，一旦违反就会造成损失。结果，每天大家都在无意中残暴地侮辱着他人或者使自己受到这种侮辱的可能。

    然而由于阶级差别的消失，教育和出身不同的人会在同一场所相处并相混，则几乎不可能定出繁文缛节的处世之道。因为礼节没有被明确规定，因而即使是稍有违反也并不算过失，即使是那些知礼的人也这样认为。因而人们重视行为的实质远远超过重视行为的形式，于是逐渐变得不那么彬彬有礼，但是也很少互相争执。

    美国人决不会被接连不断的小殷勤所打动。他们认为自己不应该得到这些小殷勤，或者假装并不知道自己应当享有它们。因而他通常不因别人未给自己献殷勤而不满，或者说他们更多的是原谅别人。在这方面他的态度是不拘小节，其性格更为直爽而富有男子气概。

    美国人这种相互宽容以及彼此采取的大丈夫的态度，也同样是一个最一般的而且最深刻的原因造成的结果。

    对这个原因，我已经在上一章中详细讲述过。

    在美国，市民社会中的等级差异很少，甚至在政治界根本不存在等级差异。所以一个美国人并不觉得他应当特别关心其他任何同胞，当然他也从不要求其他任何同胞对自己有特别的关心。由于他从来都不觉得自己的利益在于跟某一位同胞套近乎，因而他也从来都不认为自己在与他人套近乎时会受到他人的欢迎。一方面，他从来不以出身为理由而轻视其他任何人，但与此同时他也不认为其他人会以这种理由来轻视他。只要没有证据证明别人对他进行了侮辱，他从来都不认为别人会存心如此。

    美国的社会情况使美国人不容易因一点小事而动怒。此外，他们所享有的民主自由，又把他们宽容的风气灌输到美国的民情之中。

    由于美国的政治制度，各阶级的公民彼此之间不断接触，这促使他们齐心协力地去进行伟大的事业。进行伟大事业的人，没有考虑繁文缛节的时间，并且因为过分重视和睦相处而不拘礼节。这就使得他们习惯成自然，在待人接物时特别注重感情和思想，而不是重视仪表；他们也从来都不会因一些琐事而大动肝火。

    在美国，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见到，使某人意识到其他人讨厌他的讲话绝非一件易事。为打发这个人离开，如果只是一味地采取拐弯抹角的表达方式，是无济于事的。

    曾经有一次我一一反驳了一个美国人的论点，以示我极为厌烦其讲话。然而在每次反驳之后，我发现他会更加竭力以新的论点来试图说服我。而之后，我则一直保持沉默，始终一言不发，然而他却以为我在深深沉思他向我所讲的道理。以至于后来当他要接着说下去但是我已经离开时，他却认为我有要事去处理。如果我不向他明说，他将永远无法明白我对他已极度腻烦。

    要是这个美国人到了欧洲，他会立即变得非常机灵并容易发火，以致我往往认为在欧洲要想不得罪他，就好似在美国使他生气一样困难。乍一看，这一点特别让人奇怪。事实上，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来自同样的原因。

    存在民主制度的国家总会让它的人民觉得自己和自己的国家了不起。

    当一个美国人出国时，他总是怀着高傲的心理。但是一旦到了欧洲，他会立即发现我们对于美国及其伟大人民的看法并不如他的想象，这使他开始气恼。

    他早有耳闻，西半球的人们的身份并不平等。现在他又亲眼看到，在欧洲各国，等级的痕迹还没有完全消失；财产和出身还是拥有某些他既难以理解又难以界说的不定特权。如此的情景让他变得惊异不安，由于他从未曾见过，并且其国家也不存在相似现象能够帮他具体理解这种情景。因而他完全不明白在这个即将垮台的等级制度中，在这些原本是相互仇恨并且彼此轻视却又互相接近甚至是随时准备混合的阶级中，将自己摆在什么位置上比较合适。他担心把自己摆太高，更担心别人把他摆得太低。这两种情况不断浮现于他的脑海，并且不断干扰他的一言一行。

    他知晓欧洲的传统，并且深知欧洲人的礼仪因等级不同而存在巨大差异。他对这些昔日的作风感到困惑不解，并且他更加担心自己无法得到应有的尊敬，然而其实他并不清楚何为尊敬。所以他的一举一动都十分呆板，完全像套中人一般。对他而言，交际已不是愉快的活动，而是一项非常吃力的工作。他琢磨你的一举一动，察言观色，仔细分析你的语句，唯恐其中含有侮辱他的隐语。我不知是否存在别的乡绅比他更加拘泥于处世之道。他极力一丝不苟地遵守繁文缛节，绝不容忍其他人对他稍有失礼。他不仅仅谨小慎微，还妄自尊大。他渴求做得恰当，又唯恐做得过分，因为他无法分清二者的界限，因而往往保持一种高傲而忸怩的神态。

    然而这还不是全部。请看人心的另一种乔装。

    美国公民总要称赞美国实行的平等政策，并因此为自己的祖国而感到无限自豪。

    然而在另一方面，他们又十分内疚，总是意图向别人表示他做得还不够好，说他只不过是他所吹嘘的那种正常情况的例外而已。

    任何美国人都想将自己的家世与早期移民到殖民地上来的人扯上关系。在我看来，任何一名美国人都能够算做是某一英国大家庭的后裔。

    假使是一个美国富翁到了欧洲，他所关心的第一件事，一定会是以奢侈来炫耀其财富，唯恐别人将其视为是一个来自民主国家的普通公民，于是便千方百计地摆阔，使你每天都能够见识到他挥金的新花样。他照例会住在全城中最为豪华的地区，往往有许多仆人前呼后拥。

    我曾听到有一个美国人曾经抱怨说，在巴黎，一些大沙龙也只不过是中流的交际场所而已。在他眼中，人们在这些沙龙所行的雅兴并不高尚。他将说服你并使你相信，按照他所说的，人们在沙龙中的仪表也并不够优雅。事实上，他还不习惯我们的风气，看不到这种通俗外表下内藏的精华。

    我们不必惊奇于这种截然相反的看法。

    如果不是旧的贵族等级区分在美国早就已经不复存在，美国人可能就不会在国内表现得那样淳朴、宽容，也不大可能会在欧洲表现得那样妄自尊大和矫揉造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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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5章 前的总结

    当人们对彼此的不幸情不自禁地怀有恻隐之心，频繁而随意的交往使他们能够每天接触，一切冲动都不会使他们分离时，不难理解他们在必要时能够立即互助；当一个美国人向其同胞请求协助时，几乎很少会遭人拒绝。我曾数次见到他们满怀热情自发助人的义举。

    假使公路上突然发生车祸，人们会从四面八方赶来救助罹难者。如果某个家庭横遭大难，即使是素昧平生的人也会慷慨解囊；尽管每个人捐助得不多，但是集腋成裘，便能够使这一家人摆脱困难。

    在世界上的某些文明国家里，一个不幸的人常常在茫茫人海中孤立无助，就好比一个野人在森林里的遭遇一样。在美国，却并不存在这种现象。尽管美国人的态度向来冷淡，并且往往粗野，但他们几乎没有冷酷无情的表现。即使他们没有及时去帮助别人，也不意味着他们拒绝助人。

    这一切与我在前面论述个人主义时所讲的并不矛盾。我甚至觉得它们几乎是互相协调的，而决不是对立的。

    一方面，身份的平等使人们感觉到自己的独立，另一方面也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软弱。他们的确获得了自由，但是却有无数的意外威胁降临到他们头上。经验使他们很快就能懂得，虽然他们并不总是需要别人帮助，但不可避免地会需要他人的帮助。

    在欧洲，我们时常能够看到，具有相同职业的人会随时互助。他们遇到相同的苦难，这能够使他们向彼此寻求支持，而不管在其他方面他们是何等铁石心肠、何等自私。因此，当他们中有的人遇到困难，别人只要暂时牺牲一下或者是格外努力一番就能够挽救时，其他人一定奋力支援，从来都不袖手旁观。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十分关心那个人的命运，因为一旦他们的努力被证明是无效的，他们就会立即把支援抛到九霄云外，各自去忙自己的事情。然而，他们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几乎是不由自主的默契。根据这种默契，每个人都需要承担暂时支援他人的义务，而当他自己有困难时，也可以请求他人的支援。

    如果把我就一个阶级所述的一切推而广之，用于一个民族，大家就能够更了解我的思想。

    事实上，在一个民主国家的所有公民之间，有一种契约与我刚刚提到的默契类似。他们认为人们之间存在共同的弱点和危险。他们的利益以及他们的同情心，使他们产生了在必要时进行互相援助的信念。

    身份越是平等，人们就越发理解这种互相支援的义务的重要性。

    在民主国家，会广为施舍的人并不存在，但人们能够常常帮助别人。每个人很少有效忠精神，但每个人都是乐于助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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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6章 民主怎样改变着主仆关系 (1)

    曾经有一位在欧洲长时间旅行的美国人对我说过：“我们惊讶于英国人在对待仆人时所表现出的高傲和专横态度；然而同样使我们难以理解的是，有的时候法国人对仆人过于亲昵，或者甚至可以说他们在仆人面前总是表现得十分客气。这让人觉得法国人好像是害怕支使仆人一样，上级和下级之分还不够明确。”

    我认为他的观察是十分正确的，我也曾经多次这样说过。

    我一直认为，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英国堪称世界上主仆关系最为严谨的国家，而与其完全相反的法国则是世界上主仆关系最为松弛的国家。我从来不曾见过任何其他国家的主人地位像这两个国家一样悬殊。

    而美国的情况则恰恰处于这两种极端之间。

    上文所述，仅仅是表面和外在的事实而已。为了探明这个事实产生的具体原因，还需要进行深入彻底的研究。

    自古至今，还不曾出现过身份平等得不存在贫富之分，以至于也不存在主仆之分的社会。

    民主制度的出现并不妨碍主仆这两个阶级的存在；然而它却在改变着两者的思想意识，并调整着两者之间的关系。

    贵族制国家的仆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阶级，如同主人阶级一样，这个阶级向来没有变化。不久，在这样的国家里便建立起来一种固定的秩序。在仆人阶级中，也像在主人阶级中一样，迅速出现了等级、集团和显赫人物，并且他们也世世代代相传，地位一直不变。主人和仆人分别处于一个在上、一个在下的两个社会之中，并且永远保持着这种差别，但他们都遵守着相同的原则。

    这种贵族制度对仆人的思想及习尚的影响绝不亚于对主人的这种影响。尽管其在各方产生的结果并不相同，但是不难看出原因是相同的。

    在一个大的国家中，主人和仆人会各自形成一个小的国家，从而对公正与不公各有其固定的看法。他们对人生的不同行为，亦各有其独特的、不变的观点。在仆人社会中，也如在主人社会中一样，人与人相互间同样发生很大影响。他们都承认固定的规范；尽管不存在明文规定的法律，却有指导他们行为的舆论。长期形成的习惯，就像规定的制度一样支配着他们。

    ①如果对指导这些人行为的主要观点进行仔细考察，就不难发现其相似性，而且你会惊异于，在他们中间，也像在封建等级制的最高层成员中间一样，同样存在着家庭出身的优越感，同样尊重祖先并且爱护后代，同样轻视下层阶级并且害怕接触这些阶级，同样喜欢讲究礼仪，同样重视传统和古风。

    这些人命中注定会受人支使，他们对名誉、美德、正直和光荣毫无疑问与主人的理解完全不同。然而他们却存在着仆人的名誉观、美德观和正直观，若是我能够用一句话来表现，可以说他们有一种虽然身为仆人但是却自觉光荣的心理。①尽管这个阶级处于低贱卑微的地位，但不要因此认为这一阶级的所有成员都胸无大志。要是有人这样以为，那么他就大错特错了。即便这个阶级处于低下的地位，但其中的一些出类拔萃并且不甘于放弃高高在上地位的人，却处于类似于贵族的地位。

    这个地位使他们变得趾高气扬，自高自大，认为自己也有大德，也同样能够做出不亚于他人的一番大作为。

    在贵族制国家里，往往有一些心地高尚并且精明强干的小人物在为大人物服务。

    身为仆人，他们却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虽然服从于主人的意志，但是并不怕惹怒主人。

    但是仆人阶级中的下层，情况则差异极大。可想而知，处于仆人阶级的最下层者，其地位毫无疑问是最低的。

    法国人为了称呼服务于贵族的仆人专门创造了一个词，即奴才(le laquis)。

    “奴才”一词可以说是个很难听的词，人们如果想要骂一个最下贱的人，但是却又找不到其他词时，就用这个词来称呼他。在旧君主制度时代，人们如果想骂一个最卑鄙无耻的人时，常说他有奴才的根性。只说这一句话就够了，人们完全能够理解它的含义。

    身份的永远不平等一方面使仆人养成了与众不同的德行和恶习，另一方面又使他们在主人面前处于一种十分独特的地位。

    在贵族制国家中，穷人自年幼起就驯服于受人指挥的思想。他们的目光不管投向何处，所见到的只有等级森严的社会组织和下级服从上级的场面。

    因此，在身份永远不平等的国家内，主人能够轻易地使仆人百依百顺，并且毕恭毕敬地服从自己。原因在于，仆人尊重主人一方面是出于服从主人，而另一方面还出于服从于主人所在的阶级。主人阶级毫不留情地将贵族制度的压力全部压在仆人头上。

    仆人的行动受到主人的支配，并且他们的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被主人左右。在贵族制度下，主人对服从于自己的人的思想、习惯以及情绪，总是在潜移默化中起着深远影响，甚至于影响的广度远远大于他们的权威的影响。

    在贵族制社会不仅存在着世袭的仆人家族，还同时存在着世袭的主人家族，此外，同一仆人家族常常连续几代都为同一主人家族服务(这就好比两条既不相交又不分离的平行线一样)。这一事实使这两类人的相互关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在此种贵族体制下，主仆之间尽管不存在天生的共性，并且财产、教育、观点和权利又使他们彼此之间的处境有天壤之别，然而经过了时间的磨砺，岁月终于使他们结为一体。他们彼此眷恋于对往事的一连串共同的回忆。即使他们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也能够相互融合。而民主社会则恰恰与此相反，虽然那里的主仆天生就几乎没有差别，然而却总是互相以陌生人相待。

    因而，在贵族制国家中，主人通常会视自己的仆人为自家人和下属，并且会在利己主义驱动下关心仆人的命运。

    同样地，仆人也有这种想法，偶尔会觉得自己属于主人的集团，所以他们也像主人那样将自己视为主人的附属物。

    贵族制度中的仆人处于他们自己无法摆脱的从属地位；然而在他们之上的，则是一些不会失去高高在上的地位的人。仆人们愚昧、贫穷并且要终生都听人支使；主人们则是荣华、富贵并且一辈子都能够支使他人。尽管这两个阶级永远迥然不同，然而却经常接近，而将它们结合起来的联系，只要它们能够存在就不可避免地将继续下去。

    做仆人的在这种处境悬殊的条件下，终于不再关心自己。他们逐渐地忘却了自己，也可以说是放弃了自己，或者不如说将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交给了主人，并自以为通过这样的行为确立了自己的人格。他们以支使他们的人的财富来炫耀自己，并运用主人的荣誉来为自己增辉，用主人的高贵来抬高自己，并且一直陶醉于那些因为仰仗于他人而得来的光荣。他们往往将这种光荣看得比其全权的持有者看得还重要一旦这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情景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就会既使人感动，又使人觉得可笑。

    仆人心里被转移来的主人情感，不可避免地会在仆人的身上缩小或者降低其原有的量度，即变得褊狭和低级。原本存在于主人身上高尚的东西，一旦被移到仆人身上就变成了无聊的虚荣或者是令人生厌的矫饰。身为大人物的仆人们，他们总是摆出其主人所应当具有的派头，甚至比主人还要更加计较一丝一毫的特权。

    在法国人中，现在还偶尔能够看见几个这样的贵族老仆。作为这类人的孑遗，不久以后，伴随他们的消失，这类人将会彻底不复存在。

    在美国我从未曾见到过这样的人。不仅美国人不知道我所讲的这类人，而且让他们理解这类人的存在也是十分困难的。让他们想象这类人的存在，几乎同让我们想象古罗马的奴隶或者是中世纪的农奴的存在一样困难。尽管所有的仆人都有高低之别，但他们都是同样的原因造就的产物。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正从我们的视野中消逝，并伴随使他们产生的社会情况的变化结束其往日艰难困苦的岁月。

    身份的平等使得新型的仆人和主人得以产生，而且在他们之间建立起新型的关系。

    在身份几乎能够完全平等时，人们就可以不断改变自己的处境。尽管仍然存在仆人阶级和主人阶级之分，然而阶级的成员及其成员的家系并非一成不变的。此时此刻，无论是发号施令的，还是听人支使的，都无法做到永远一成不变。

    仆人并非孤立于群众之外的人，因而他们不存在自己固有的习惯、偏见和风尚。

    他们既没有特定的精神面貌，又不具备独特的感情表达方式。他们没有意识到因地位而导致的善和恶为何物，然而他们与同时代的人一样拥有同等的知识、思想和感情，并且也具备同时代人拥有的那些善和恶。同主人一样，仆人们中间也既有正人君子，又有无赖小人。

    同主人之间一样，仆人之间也并不存在任何身份不平等的现象。

    在仆人阶级中，既不存在高人一等的等级，也没有永远不变的等级制度。因而你无法从那儿见到在贵族制社会与其他社会中能够常见的尊卑之分。

    在美国，我就从不曾见到一个人能够让我想起那些欧洲人还不曾忘记的那些赫赫有名的忠仆；然而也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让我想起那些奴才。在美国，忠仆和奴才的痕迹都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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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7章 民主怎样改变着主仆关系 (2)

    在民主制度下，仆人们不仅彼此平等，甚至可以说他们与主人也是同样平等的。

    为充分理解这一点，我有必要对此进行说明。

    仆人随时都有可能会变成主人，并且他们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主人。所以，仆人与主人并没有什么不同。

    然而何以主人有权支配仆人，而仆人们为何不得不服从自己的主人呢？这源于双方出于自愿，暂时订立了能够随时解除的契约。事实上他们彼此并无高低之分，不过是依据契约而暂时如此罢了。在契约规定的范围内，契约当事人一方为仆人，另一方即为主人。然而在契约规定的范围外，他们只不过是两个公民，是两个同样平等的人。

    我希望读者能够特别注意，这不单单是仆人对自己的地位的看法。被雇用的人和主人都持有这种看法，命令与服从的界限在他们的头脑里是非常明确的。

    当多数公民都长期处于基本相同的条件之下，而平等成为了久已被公认的事实时，不受任何特殊力量的影响的公众意识，往往会对人的价值定出一定的界限，所有人想长时期超出或者达不到这一界限，都是很不容易的。

    尽管贫穷和富贵、命令和服从，偶然会在两个人之间造成巨大差距，但是这并不存在什么危险，由于以事物的常规为基础的舆论将会引导他们走向相同的水平，并且不顾他们身份的实际不平等在他们之间创造一种假想的平等。

    这种舆论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以至于最终可能会触动那些从自己本身利益出发而因此反对它的人的思想。在抑制这些人的意志的同时，这种舆论就改变了他们的判断。

    主人和仆人在他们的心灵深处不再觉得相互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巨大差别。一旦他们结成主仆关系而存在差别时，主人从来都不会变得趾高气扬，做仆人的亦不会因此而担心自己受侮。因而，主人不会轻视仆人，仆人也并不会怀恨主人，在日常生活中前者不会蛮横无理，后者也不会卑躬屈膝。

    通常情况下，做主人的总会认为其权力的唯一根源仅仅在于那份契约而已；做仆人的也只认为那份契约是他会服从于主人的唯一原因。他们彼此之间从来都不会因为契约所规定的彼此的地位不等而发生争执，他们双方都很清楚地理解自己所处的地位并坚守自己的地位。

    在法国军队中，士兵的出身阶级几乎是与军官相同的，而且士兵也可以晋升为军官。除军衔以外，士兵认为自己是与长官完全平等的，而且事实上也确实是这样的。

    然而，在军旗之下，士兵必须对自己的长官绝对地服从，因为这种服从是自愿的并且是有明文规定的，因而在执行时是非常迅速、确切和易行的。

    此例能够让我们联想到民主社会中的主仆之间的关系。

    假如有人以为贵族的家臣对主人表现出来的那种深情热爱或者肝胆相照的献身精神也可以在民主社会的主仆关系中见到，那将是十分愚蠢的。

    贵族制度下的主仆只可以偶尔相见，有话一般也只能通过第三者传达。然而双方的关系却是巩固的。

    在民主国家，主仆之间是很容易接近的，甚至是经常能够直接接触的，但是他们之间并不交流思想。他们的工作是相同的，然而他们的利益却决不一致。

    在这种国家的仆人总以为自己是住在主人家的过客。一方面，他们并不知道主人的祖先是谁，另一方面他们从来不过问主人的后代，此外他们也从来不对主人抱有任何长期的希望。那么，他们何以要使自己依附于主人而生存呢？他们又是怎样养成那种忘我的服务精神的呢？这是由于他们彼此的地位发生了变化。正因为如此，他们之间的关系也要随之变化。

    美国人的实例恰好可以支持我上述的观点。然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有必要去特别留意人物以及地点的选定。

    目前蓄奴制依然存在于联邦的南部。因而，我所述的一切在那里是不适用的。

    在美国北部，现在做仆人的，大多数是已被解放的奴隶或者其子女。在公众看来，这些人的地位还不曾确定。尽管法律能够使其上升到主人的水平，然而顽固的习惯势力却加以抵制。并且他们自己也不曾清楚地认识自己的地位，因而其表现几乎总是要么粗鲁无礼，要么过分自卑。

    然而同样在北部各州，尤其是在新英格兰，也有相当多的白人为了糊口而暂时受雇于自己的同胞，并且听从其支使。就我所知，这些白人仆人往往都恪守职责并且工作认真，他们从来都不认为自己生来就比雇主低下，并且不觉得听从雇主的支使是难堪的。

    这让我意识到，他们似乎是把独立和平等造成的刚毅气概，不可避免地带进仆役的工作之中了。一旦他们选择了这条辛苦的生活道路，就从来都不会想方设法去回避艰苦。他们总是相当地尊重自己的为人，并且从来不会拒绝对主人表示他们在契约中所明确同意的服从。

    而主人们也只要求仆人忠实地恪守契约。他们并不要求仆人对他们毕恭毕敬，也并不强迫仆人对他们忠心耿耿、关怀备至。只要仆人能够勤勤恳恳，他们就心满意足了。

    因而民主制度下的主仆关系绝对不是杂乱无章的。他们的关系是通过另一种方式加以规定的。规章是有的，但是却与以前的完全不同。

    在此我并不想去研究我所论述的这种新情况是否比不上先前的情况，或者仅仅是与以前的情况有所不同，我只想说明这种情况是有规章可循的，并且已经得以固定，因为人与人相互最重要的东西并不在于遵守特定秩序，而在于有秩序可循。

    然而对于奠基于革命暴风骤雨中的平等所经历的，以及作为一种社会体制的民主制度在建立后仍然不可避免地要同世俗与偏见进行艰苦斗争的那个悲惨的动乱时代，我又该如何说呢？

    在法律中明文规定，部分舆论也曾经主张，仆人和主人并不具有天生的、永恒的优劣之分。然而这种新思想还不曾深入主人的头脑，或者不如说主人仍然打心底里反对。在主人的内心深处，仍然自以为高人一等，属于特殊的人。然而他们却并不敢直说出来，仅仅是无法心甘情愿地偏安于一般水平。当他们对自己的仆人发号施令的时候，他们本身既有胆怯的表现，又有苛刻的余威。对于仆人，他们早就已经不再有那种类似于长期大权在握者所经常产生的保护和施惠的感情了，并且让他们自己也惊异的是：不但他们自己变了，他们的仆人也变了。可以肯定的是对自己的仆人并没有过高要求，他们仅仅是希望仆人能够有规规矩矩的和经常保持的工作习惯，希望他们能够对其早晚必然会辞去的职务表示称心如意，能够尽力效劳于一个无法保护却也不至于损害他的人。最后通过长期的联系能够对那些与自己相同，但处境并不比自己强的人适当地表示关心。

    在贵族制国家中，仆人一般都不会因为自己受人支使而感到下贱，因为他们只知道做仆人而已，不会想到还有其他工作可以做，认为他们与主人彼此间存在的惊人不平等是上帝的某项神秘的法律必然导致的甚至是无法避免的结果。

    民主制度下的仆人从来都不会低三下四，因为在他看来这只不过是他自由选择的临时职业而已；舆论也从来都不会轻视他，主仆彼此之间不存在任何永远的不平等关系。

    然而，当一种社会制度向另一种社会制度转变的时候，人的思想不可避免地会经历一段动摇于贵族主义的臣服观念与民主主义的服从观念之间的时期。

    因而，就服从者而言，服从的道德价值逐渐丧失，服从不再被服从者们视为某种神圣的义务，并且他们继续用自己不曾过上纯人生活的观点去看待服从。他们眼中的服从，既不是神圣的，又不是符合正义的。在他们眼中，服从虽然并不光彩，但是这一行为却可以获利。

    在这段时期内，一种模糊而不完整的平等观念开始浮现在仆人的脑海里。起初，他们并不知道他们有权享受的平等是在处于仆人的地位时就能取得的，还是只有在摆脱仆人的地位之后才能够取得，并从内心深处深深反感自己所处的受人支使却又能够获得收入的卑微低贱的地位。一方面他们同意受雇于人，然而在任人支使时却又面带愧色。他们热衷于仆役工作可以给自己带来利益，但是却并不喜爱主人。更为正确的说法是，他们还不明白为何自己没能够成为主人，而总是认为支使他们的人就是在非法剥夺他们的权利的人。

    此时此刻，在每个公民家里便出现了某些现象，这些现象与政治社会里呈现的可悲情景有些类似。换种说法，在公民的家庭里，一些互相怀疑的敌对力量之间总是在不断地进行明争暗斗：主人表面上和蔼可亲但实际上心怀敌意，仆人同样也心怀敌意，但是却并不隐瞒自己的反抗；一方设法推脱其服从的义务，而另一方则是企图利用种种不公正的限制来推脱供养和付酬的义务。管理家务的权柄飘浮在两者之间，双方都想把它抢在自己手里。他们已经无法分清权威和专横、自由和任性、权利和本分的界线，都没有正确理解自己是做什么的，自己能够做什么，自己应当做什么。

    这样的状态应当是革命状态，但绝不是民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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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8章 民主的制度和民情为什么倾向于提高租金及缩短租期

    在一定范围内，我针对仆人和主人所作的论述，也适用于地主和佃户。然而，关于这个题目，我认为应在这里作单独的讨论。

    严格说来，在美国是没有佃户的，每个人都是自己所耕土地的持有者。

    应当承认，民主的法制有着这样一种强大倾向，它会促使地主的人数增加，佃户的人数减少。但是在美国，当前发生的一切变化，主要还应当归因于它自身的国土环境，而很少来因于它的制度。在美国，土地价格比较便宜，人人都能轻松地成为地主。土地的收益并不大，其产品仅仅能勉强地抵偿地主和佃户的投资。

    因此，美国的情况在这方面与在其他方面一样，都比较特殊，如果拿土地上的制度作为美国的典型制度，那将是不正确的。

    我认为，无论是在民主国家还是在贵族制国家，将来都还会存在地主和佃户。但是，民主国家的地主和佃户之间的关系，将会是另外一种样子。

    在贵族制国家里，租种土地不仅要支付一笔不菲的租金，而且要对地主表示起码的尊重和关怀，还要为地主服劳役。但在民主国家，佃户只需支付租金就可以了。当一个家庭的地产被分给数个子女或者出卖后，这个家庭与土地的永恒关系也就随之消失；我们看到，地主和佃户之间的关系，只是根据契约而建立的暂时关系。为了商定这个契约的条款，他们会定期相会，定了契约之后就各奔东西。他们本来是两个互不相识的人，只是利害关系才使他们结合在一起。他们做着交易，在那儿讨价还价，唯一的目的就是赚钱。

    随着地产日益向小块划分，财富日益向全国各地分散开来，国内到处都出现了家道颓败的破落户和欲壑难填的暴发户。对于所有的这些人来说，任何一点收入都是一件大事，谁也不想让自己放弃一点点好处或者使自己的收入受到些微的损失。

    由于不同等级不断地交融，于是巨富和赤贫越来越少，地主和佃户在社会条件上的差距也一天比一天缩小，地主不再天生就比佃户占有绝对的优势。但是，在两个地位平等和都想摆脱困难的人之间，除了金钱之外，还有什么可以成为他们签订租赁契约的基础呢？一个拥有万顷良田和成百农场的人深深明白，他还要同时赢得成千上万人的心。

    在他看来，为此好好下一番工夫是很值得的。为了达到这个重大目的，他情愿作出某些牺牲。

    但仅有几顷土地的人就不会考虑这些，他没有必要设法去争取佃户的好感。

    然而贵族制度却不能像一个人那样在一天之内便死掉，只有它的原则逐渐地不受人们欢迎之后，才能从法律上予以打击。因此，早在向贵族制度宣战以前，使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得以联结起来的那条锁链就已经开始断裂了。在这个过程中，前者对后者漠不关心甚至表示轻视，而后者对前者又心怀忌妒和仇恨。随着穷人与富人的接触愈来愈少，双方的关系变得愈来愈坏。地租不断提高。所有的这一切并非民主革命的终结，而只是它将要来临的确切的预告。自行走向堕落并最终丧失民心的贵族制度，就像一株根部已经枯死的大树，它长得越高，就越容易被风吹折。

    在最近50年里，地租的猛涨现象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普遍出现。在我看来，工农业在这段时间里取得的惊人进展，并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个现象。

    为了说明它，必须求助于另一个更有说服力且比较隐秘的原因。我认为，应当到一些欧洲国家已经采用的民主制度中和正以或大或小的力量激发各国民心的民主热情中去寻找这个原因。

    我常常能听到英国的一些大地主庆幸地说，他们现在所收的地租比他们的父辈要多得多。

    也许他们的自鸣得意有些道理，但实际上，他们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们自以为得到了一笔纯收入，其实这只不过是一项交易罢了。他们得到的现金是以让出权势为代价的，他们在金钱上获得了好处，可是不久就要在权利上遭受损失。

    还有一个迹象可以让人们很容易感到，那就是一场民主大革命正在进行或即将来临。

    在中世纪，所有的土地几乎永世出租，至少也是长期出租。我们在研究中世纪的家庭经济时可以发现，那时为期99年的租期比我们现在为期12年的租期还要普遍。

    在那个时代里，人们普遍认为家庭是永存不灭的，人们的身份似乎是永世不变的，整个社会好像也是固若磐石，以致人们认为绝不会发生任何动乱。

    然而进入平等的时代，人们的思想悄然发生了变化。他们不难形成这样一种观念：认为没有什么事是永远不变的。事物无常的观念掌控了人们的思想。

    在这种思想和情绪的支配下，地主以及佃户本人就对如此长期的义务产生一种本能的厌恶感。他们双方都担心自己被眼前对他们有利的租约长期束缚下去。他们的内心忐忑不安，不知道在未来什么时候自己的处境就将发生骤变。他们感到自身难保，唯恐一旦自己的生活方式有变，就可能因放弃往日习以为常的东西而心伤不已。他们的这种担忧不无道理，因为在民主的时代，在一切变化的事物里最容易变化的就是人心。

    第119章 民主对工资的影响

    上面关于仆人和主人的叙述，我认为大部分也可用于雇主和工人。

    随着社会等级的界限变得日益模糊，原来的大人物不断没落，同时小人物不断上升，以及人们的贫富状况不再世世代代不变，工人和雇主之间存在的事实上和表面上的差距也在逐渐缩小。

    工人们对个人的权利、前途以及自身的认识越来越清晰，于是产生了新的雄心和新的希望，并不断地提出新的要求。他们时时把贪婪的目光投向他们的雇主的收益。

    为了能够同雇主分享那些好处，他们极力争取提高劳动报酬，而且往往能够达到目的。

    同其他国家一样，在民主国家，大多数实业是由在财富上和教育上都高于所雇工人的一般水平的人经营的，并且都很赚钱。这种实业家人数不少，但因为其利益各不相同，所以他们大多很难通力合作。

    但在工人那儿，当他们感到自己的劳动报酬不公平时，几乎都有把握拒绝为雇主服务。

    在这两个阶级不断进行的斗争中，工资一直以来都是主要问题。双方的势均力敌，斗争互有胜负。

    但是可以断言，工人的利益将越来越占据上风，因为他们已经争得的高额工资将使他们一天天地减少对雇主的依赖，伴随着他们的日益独立，他们将会更加容易争取继续提高工资。

    下面，我将以目前在我们法国和世界上的几乎所有国家还很兴盛的一种实业，即种植业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在法国，大多数为他人当雇工种地的人也都拥有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他们即便不去当雇工，仅仅依靠这块土地也可以勉强糊口。当这些人向大地主或附近农户提供劳务时，如果对方给出的工钱太低，他们就会选择待在家里种自己的那块地，并等待更好的受雇机会。

    我认为，就农业工人的整体情况来看，可以说工资的缓慢递增乃是在民主社会发生作用的一般规律之一。随着人们的身份走向平等，工资也会越来越提高；同时，因为工资越来越提高，反过来又促使身份越来越平等。但是，在我们当前这个时代，却出现了一个非常不幸的例外。

    我在前面的某一章中已经指出，被挤出政治社会的贵族是怎样转而涉足某些实业部门，进而通过另一种形式在其中建立起他们的统治地位的。

    这个情况的出现对工资水平的变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一般来说，只有本来就非常有钱的人，才有能力创办我所说的大型实业，所以能够创办这种实业的人实在太少了。由于人数少，他们便很容易彼此联合起来，由着他们的喜欢随意规定工资。

    相反，他们所雇用的工人却为数众多，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因为有时候生意格外兴隆，在这时工资也会比往日高出许多，从而把附近的人都吸收到工厂里来。但是，一旦人们进入工厂劳动，我们将会看到他们再也无法摆脱这种劳动，因为他们在工厂里迅速养成的身心方面的习惯，使他们不适合再从事其他的劳动。一般情况下，这些人文化素质较低，手艺差，积蓄也少。因此，他们几乎完全受雇主的摆布。当因为竞争或者其他意外情况出现使得雇主的利润减少时，雇主几乎可以随意降低工资，并且毫不费劲儿就把财产上的损失从雇工的身上捞回来。

    如果工人一致起来罢工，但因为雇主有钱，短期内不至于破产，他们可以悠然地等待，直到贫困迫使工人就范；而工人为了填饱肚子，就必须天天劳动，因为他们除了一双手之外，别无所有。雇主的压迫使他们长期面临穷困，而且越穷越容易遭受压迫。这是一个他们永远无法摆脱的恶性循环。

    因此，当看到一个行业的工资有时突然上涨之后又长期跌落下去，而另一个行业的工资虽然一般只是非常缓慢地上升，但毕竟是不断增加时，请不要大惊小怪。

    在我们这个时代，产业人口所处的可悲的从属地位只是一个例外现象，这同他们周围的人的境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是，正因如此，任何其他情况都没有这个情况更加严重和更值得立法者给予特别关注，因为，当整个社会都在变动的时候，很难有一个阶级始终保持不变，而当大多数人都在不断开拓新的生财之道时，也很难让某一部分人安然自得地去满足他们的需要和欲望。

    第120章 民主对家庭的影响

    在上一章里，我考察了在民主国家，尤其是在美国，身份的平等是怎样改变了公民之间的关系的。

    现在，我想再进一步论述，深入到家庭的内部去研究。在这方面，我的目的不是寻找新的真理，而是试图阐明已知的事实和我的题目有什么关系。

    可以看到，在我们这个时代，家庭成员之间已经建立起了新的关系，父子之间昔日存在的差距已经缩小，长辈的权威即使没有全部消失，至少也已经大大减弱了。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了美国，但它更加引人注目。

    在美国，从来就不存在罗马人和贵族阶级就“家庭”这个词的含义所理解的那种家庭。美国人只在出生后的最初几年才具有传统的家庭意识。在孩子的童年时期，父亲实行家庭专政，子女不得抗拒。由于子女的年幼无知，使这种专政成为必要，借着维护子女们利益的理由以及父亲无可争辩的优势，又使这种专政显得合情合理。

    但是在美国，子女成年之后，那种必须服从父母的关系便逐渐松弛。他们先是在思想上自主，不久便在行动上自主。严格地说，美国人是没有青年时期的，少年时代一结束，他们便自己闯天下，开始踏上自己的人生道路。

    如果认为这是一场家庭内部斗争的结果，做儿子的在这场斗争中以违反道德的办法获得了父亲拒绝给予他的自由，那将是十分错误的。促使做儿子的要求自己独立的那些习惯与原则，也使得做父亲的不得不承认儿子享有独立是他不可抗拒的权利。

    因此，前者绝不会有那种一般情况下人们在摆脱压制他们的权势之后还将长期怀恨在心的愤懑感情，而后者也决不会产生那种在失去权势之后通常会伴随着的痛苦和气愤的遗憾感觉。也就是说，做父亲的早已明白他的权威总有一天会期满，这个期限一旦到来，他便自愿放权；而做儿子的事先也已知道，他独立的日子必将到来，可以毫无悬念地获得自由，这就像一份财产必归他所有，谁也不想来抢似的。①尝试阐述一下家庭方面发生的这种变化是如何与我们眼前即将完成的社会和政治

    ①但是，美国人也许从来没有想过，像我们法国人所做的那样，做父亲的死后便被剥夺其处理遗产的权利，从而丧失其权力的主要成分之一。在美国，遗嘱的设立效力是无限的。

    和在其他几乎所有方面一样，在这方面也不难看到，美国的政治立法比法国的要民主得多，而法国的民事立法则又比美国的无限民主。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下转455页）革命密切相关的，也许大有用处。

    有一些重大的社会原则，要么被一个国家到处推行，要么不准在各地存在。

    在有着森严等级的贵族制国家里，上层人物从来不向其统治下的全体臣民直接发出呼吁或求援，因为人们彼此都受一定的关系约束，所以上层人物只要发号施令就可以了，其余的人保证追随。这种情况也见于家庭以及由一个人领导的一切社会团体。

    在贵族制国家里，社会实际上只承认父亲的存在，他是不可怀疑的一家之长，做子女的只能通过父亲与社会间接地发生关系。社会管束父亲，父亲管束其子女。因此，做父亲的不仅具有管教子女的权力，而且也被赋予了向子女发号施令的政治权力。父亲既是家庭的创造者，又是家庭生计的维持者，而且也是家庭里的行政长官。

    在民主制度下，政府的权力触及人民群众中的每一个人，并且以同样的法律直接地治理每一个人，不需要有父亲那样的中间人存在。在法律上，做父亲的不过是一个比子女年长和有钱的公民而已。

    当绝大多数人的身份极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又是永久性的时候，关于首长的观念就在人们的幻想中成长起来；这时，即使法律并未规定这个首长的特权，习惯和舆论也会让他自然地享有。反之，当人们彼此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别，而且不再永远有高低之分的时候，关于首长的一般观念就将渐渐地淡薄和模糊；这时，即使立法者硬依自己的意志强行把一个人安排在首长的位置上，叫他对他的下属发号施令，那也是没有用的，因为民情在使这两个人彼此日益相近，并逐渐走向同一水平。

    因此，即使我们从未见到一个贵族制国家的立法机构曾将独享的特权授予家长，我们也不能不确信贵族制国家的家长的权力比民主国家的更受尊重、更为广泛，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法律有没有规定，首长在贵族制国家的地位总比在民主国家的高，下属则与之相反，即前者低于后者。

    当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主要是缅怀过去而不是重视现在时，他们更多的是考虑祖先的想法而不是研究自己的想法时，做父亲的便成为过去和现在之间的天然的和必然的桥梁，成为联结上一代和下一代的套环。因此，在贵族制度下，做父亲的不仅是家庭的行政首脑，而且是家庭里传统的继承人和传代人，是习惯的解释者和民情的仲裁人。他说话时，家庭的成员都要洗耳恭听；所有成员对待他时只能毕恭毕敬，并且要始终诚惶诚恐地爱他。

    当社会逐渐走向民主，人们开始以自己的独立判断作为基本原则，并认为这样做是正确和合理的，只把传统的信念作为参考而不视为规范的时候，父亲的见解对子女（上接454页）法国的民事立法是由一个人一手操弄的，他认为在不直接或间接反对他的权力的一切事情上满足同时代人的民主激情，这是符合他的利益的。只要人民不企图利用他们通行的某些原则去干预国政，他愿意让人民利用这些原则去打理财产和治理家庭。而在民主的激流开始冲击民法时，他也有把握用政治法令得到保护。这种做法既巧妙又自私，但是，这样的妥协办法是不可能持久的，因为长此以往，政治社会总要成为市民社会的表现和形象，而且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一个国家里，再没有比民事立法更具有政治色彩的了。

    的影响力，正如他享有的合法权力一样，将会大大降低。

    民主制度导致的分家，最显著的后果或许正是父子关系的改变。

    当身为一家之主的父亲并不富裕时，他将和儿子长期同住在一起，共同参加劳动。习惯和需要的相似使他们联合在一起，并且不得不时刻相互交谈。因此，在这样的父子之间不能不建立起一种不拘形式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使得做父亲的权威减小绝对性，并且很少讲究尊敬的表面形式。

    然而，在民主国家里，这些并不富裕的阶级，正是一个能够使思想产生力量和使民情发生转变的阶级。这个阶级使它的意见和意志到处占据统治地位，甚至最想抗拒它的领导的人，最后也任由自己去仿效它的做法。我就曾见到一些激烈反对民主的人，他们容忍自己的子女用“你”而不用“您”来称呼他们。

    因此，随着贵族阶级失去权势，父母昔日的那种严肃的、约定俗成的、合法的权威也消失了，在家庭之内建立起一种平等关系。

    总而言之，我不知道整个社会是不是由于这种变化而受到了什么损失，但我确信个人却由此得到了好处。我认为，随着民情和法制逐渐民主化，父子关系会更加亲密而温和，而不再像以前那样讲究规矩和仰仗权威；他们之间的信任和眷爱往往是坚定的。看来，父子的天然联系更紧密了，但他们的社会联系却变得松弛了。

    在一个民主的家庭中，做父亲的除了表示老人对子女的爱抚以及向他们传授经验之外，并没有任何权力。他的命令或许无人遵从，但他的忠告往往会发生作用。虽然子女们对他可能不是那样毕恭毕敬，但至少会对他表示信任。子女同他交谈不讲究通常的礼节，而是随时随地可以同他谈话，或者向他请教。在这里，家长和长官的身份消失了，但父亲的身份依然存在。

    为了判明两种社会情况在这一点上的不同，只需看看贵族时代留下来的那些家书就够了。传统的书信，文体经常是端庄的、死板的和生硬的，而且文字冰冷得使人感觉不到一丁点的热乎气儿。

    反之，在民主国家里，儿子写给父亲的信，字里行间总有某些随便、亲密和依恋的表现，一看就知道家庭里建立了新的关系。

    这样的变革也在悄然改革兄弟姐妹之间的相互关系。

    在贵族的家庭里，也像在贵族社会中一样，每个人的地位是早已规定好了的。不单是父亲在家庭里自成一级，享有广泛的特权，就是子女之间，他们的地位也是不平等的。子女的年龄和性别，永远决定着他们每个人在家里的地位，并使其享有一定的特权。民主制度的伟大之处在于把这些壁垒大部分废除或减少了。

    在贵族家庭里，长子继承大部分的家产和几乎全部的权利，所以他在未来一定会成为家长，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兄弟们的主人。他尊贵有权，而兄弟们则卑下平庸，依附于他。但是，如果认为在贵族制国家里，长子的特权只会给他自己带来好处，那也是不正确的，因为这样的话会引起兄弟们对他的忌妒和怀恨。

    故此，长子一般都竭力帮助他的兄弟们发财致富，并获得应有的权势，因为一个家族的显赫与否必然反映在它的代表的身上。同样，做弟弟的也会设法协助长兄开拓一切事业，因为族长的显赫和权势使其能更好地扶掖家族的各支。

    因此，通常贵族家庭的成员彼此之间联系得极为密切，他们的利益互相关联，他们的想法也比较一致，但是他们的内心很少互通。

    民主制度也使弟兄间互依互靠，但其依靠的方式却与贵族的有所不同。

    根据民主的法制要求，一家的子女身份是完全平等的，也是自主的。没有任何东西强制他们必须彼此接近，也没有任何东西迫使他们定要互相疏远。因为他们有相同的血统，又在一个家庭里成长，并受到同样的关怀，可以说没有任何特权使他们彼此不同和把他们分成等级，所以他们之间自幼就容易产生亲密无间的手足情感。成年之后，新形成的关系也不会引起他们破裂不和，因为兄弟的情义使他们时刻接近，而不会反目。

    因此，在民主制度下，使兄弟们互相接近的不是利害关系，而是对往事的共同追忆，以及思想和爱好的自由共鸣。民主制度虽然要使他们分家析产，但不能使他们的心灵分离。

    这种民主的民情，魅力极其强大，以致那些拥护贵族制度的人也不再愿意遵守贵族制度了，并在体验这样的民情若干时日之后，决意放弃贵族家庭的那种毕恭毕敬、刻板冷漠的规矩。只要他们能够舍弃自身原来的社会情况和法制，他们随时都可以接受民主制度下的家庭习惯。但是，这项工作还牵涉这样一个问题，即不能忍受民主的社会情况和法制，就无法享用民主的家庭习惯。

    我对于父子之爱和手足之情所作的论述，从人性本身自发产生的一切情感来说，也应当是合情合理的。

    当一种思想或感情是由人所处的某种特殊情况产生出来的时候，一旦那种情况发生变化，它们便随即消逝。因此，虽然法律可以把两个公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当这项法律被废除后，他们便彼此分离了。再没有什么比封建社会把主仆联系起来的那种民情更具有紧密的联结作用了。但如今，这两种人已各奔东西，互不相识了。之前使他们结成主仆关系的畏惧、感激、敬爱的感情已经荡然无存，以致一点点痕迹也没有了。

    但是，人类的天生感情却不会这样。即使法律试图以某种方式驾驭这种感情，也很少能够成功；法律在想增进这种感情时，往往也很少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这种感情仅依靠本身的力量就能永远强大。

    民主制度几乎使所有旧的社会习惯失效或消失，并鼓励人们去接受和适应新的社会习惯，从而使大部分旧社会习惯所产生的感情消失。但是，民主制度对于剩下的习惯只是做了一点改进，而且往往是赋予它们以原来没有的活力和温和性。

    我认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本章和以前各章所表述的思想。这句话是：民主制度一方面松弛了社会联系，但另一方面又紧密了天然联系；它在使亲族更加接近的同时，却也使公民彼此疏远了。

    第121章 美国年轻女性的教育

    任何一个自由社会都有它的民情，而且正如我在本书上卷提到的，社会的民情乃是由女性创造的。因此，在我看来，凡是影响妇女的地位、习惯和思想的东西，都具有重大的政治作用。

    年轻女性的行动自主性，在几乎所有的信奉新教的国家里都比在信奉天主教的国家里大很多。在像英国那样的保有或获得自治权力的新教国家里，这种独立自主性就更大了。因此，在这样的国家里，自由便通过政治惯例和宗教信仰而深入每一个家庭。

    在美国，新教的教义正和非常自由的政治体制以及非常民主的社会情况互为补充，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年轻女性能像美国的年轻女性那样完全自主。

    美国的女青年早在达到结婚年龄以前，便已开始逐渐离开母亲的监护；在她们还没有完全走出童年时期时，就已开始独立思考，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并单独行动；人生的宏大场面不断地在她们的面前展现开来，父母不但不干预她们去看这个场面，反而让她们每天都细致地去观察它，让她们学会冷静而正确地正视它。因此，社会上的邪恶和危险很早就呈现在她们面前，她们能够看清这些邪恶和危险，并在作判断时对其不抱任何幻想，而且还敢于面对它们，因为她们自信有足够的力量来应付，也自然认为周围的人似乎也在这样想。

    因此，几乎不可能指望在美国的女青年身上见到一般女孩子情窦初开时期表现出来的那种处女的稚气，欧洲女青年在从童年过渡到青年时通常伴有的那种天真无邪的风韵就更不可能见到了。美国妇女不论年龄大小，都很少表现出孩子气的怯懦和无知。尽管她们同欧洲的女青年一样也想取悦于人，但她们清楚地知道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即便她们没有投身邪恶，至少也知道世间有邪恶。如此看来，与其说她们有高尚的精神，倒不如说她们有纯洁的情操。

    当看到美国女青年在快乐的交谈中发生争执时，能够极其巧妙和泰然自若地表述自己的思想和话语，我往往会吃惊不已，几乎为之倾倒。在一条狭道上，一位哲学家可能跌倒百次，美国女青年却能轻易地走过去而不发生任何意外。

    其实，不难看出，美国妇女甚至在年纪尚轻的时候就已经完全成为自己的主人；她们尽情地享受一切被允许的享乐，但又从不沉湎于任何一种享乐；尽管她们往往看上去好像很随便，但她们的理智决不会失去控制作用。

    在法国，人们还在自己的观点和爱好中令人难以置信地掺有历代陈旧的残余，以致常常对妇女施以贵族时代那样的严加管束、隐居深闺和几乎可以说是修道院式的教育，而在民主社会建立以后，又随即把她们抛弃在这个社会必然产生的混乱之中，而不加指导和支援。

    美国人对他们自己的做法是非常满意的。

    他们认为，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个人的独立是必不可少的重大原则，年轻人应当早熟，趣味不必那么持久，习惯也可以改变，舆论通常应是不定的和无力的，父权应被削弱，夫权应予否认。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自然而然地认为，压抑妇女发自内心的极其强烈的感情是没用的，而最稳妥的办法是引导她们自己掌握控制这种感情的技能。由于人们无法防范妇女的贞操常遭破坏的危险，所以他们更希望妇女自己去保卫贞操，依靠妇女个人的自由意志力，而不是依靠那些已经摇摇欲坠或被推翻了的限制措施。他们不是让妇女去怀疑自己的能力，而是不断设法来提升妇女的自信力。由于他们不可能也不希望女孩子长期处于完全无知的状态，所以他们很早就教给女孩子以处理各种事务的初步知识。他们不会向女孩子隐瞒世间的腐败情形，而是愿意让女孩子一目了然，使其养成抵制腐败的能力。他们认为，与其高度重视女孩子的贞洁，不如培养她的操行。

    尽管美国人民是一个笃信宗教的民族，但他们并不只是依靠宗教来保卫妇女的贞操，而且也设法武装妇女的理智。他们在这方面采用的方法，与在其他许多方面采用的相一致。首先，他们积极努力地使妇女在运用个人的独立自主时有所节制；其次，在用尽人之所能后，才会向宗教求助。

    我不是不知道，这样的教育可能存在危险；我也知道，这样的教育可以增强妇女的判断力而压抑她们的想象力，使妇女虽有德行但感情冷淡，从而无法成为男人的娇妻和亲密的伴侣，即使这样的社会比较安定和有序，家庭生活却因之往往缺乏温暖。

    但是，这些还是次要的缺陷，为了更大的利益，可以不用在意。事情到了现在所说的地步，使我们不能不作出一种选择：必须实行民主的教育，以使妇女免遭民主的制度和民情给她们带来的危害。

    第122章 年轻女性怎样习得为妻之道

    在美国，伴随着步入婚姻的殿堂，妇女便永远失去她的独立自主。年轻的未婚女性虽然不像在其他国家那样受到严格的管束，但是在为人妻后，就必须承担沉重的家庭义务。年轻的未婚女性出嫁前，在父亲家里可以享受自由和乐趣，而出嫁后住在夫家就如同住进了修道院。

    这两种反差强烈的情况，或许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矛盾。事实上，美国妇女从前一种情况进入后一种情况，是很自然的。

    笃信宗教的民族和重视实业的民族，都对婚姻持有一种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前者认为妇女在生活中循规蹈矩是民情淳朴的最好保证和最明显标志，后者则认为这是家庭安定和繁荣的最可靠保障。

    美国人民既是清教徒，同时又是商业民族，因此，他们的宗教信仰和经商习惯，都促使他们要求妇女具有自我牺牲的精神，使自己的乐趣永远服从于事业，而在欧洲几乎很少要求妇女这样做。因此，在美国占有统治地位的舆论便把妇女死死地封闭在只顾家庭的利益和责任的窄小圈子里，不允许她们越出雷池一步。

    美国的女青年进入社会那一刻起，便发现这些观念早已根深蒂固，也看到了从这些观念推衍出来的规矩，并很快明白一旦自己和当时通行的习惯背道而驰，她的安宁和声名甚至社会存在，都有立即遭受破坏的危险。但是，由于她在理智上已有牢固的认识，她所受的教育又使她养成了刚毅的性格和习惯，所以她具备顺应社会的能力。

    可以说，正是由于享有独立，她才在需要牺牲的时候得以鼓起勇气去忍受牺牲，并且毫不抵制、没有怨言。

    此外，美国妇女婚后受到束缚，并不是由于自己的单纯和无知而落入预设的陷阱。她们婚前接受的那些教育，已经使她们知道自己将来应当如何，并且结婚这个枷锁是她们在没有他人干预之下自己套在脖子上的。她们勇敢地接受新的生活条件，因为这是她们自己作出的选择。

    在美国，父母的管束不严，而夫妇的约束则是很严的，所以，一个青年女性选择结婚，必然经过了慎重考虑和反复衡量。在美国，不会出现早婚现象。因此，美国妇女只有在她们的理智经过锻炼并最终成熟的时候，才会决定结婚；而其他国家的大多数妇女，往往是在结婚之后才开始锻炼她们的理智并使其成熟的。而且，我决不认为美国妇女结婚后在整个生活习惯方面随即发生的巨大变化定然是出于舆论的压力。绝大多数情况下，她们完全是依靠自己的意志力来承受这个变化的。

    择偶时期一到，自由的世界观所培养和加固的那个冷静而严肃的理智便告诉美国妇女：婚后继续轻浮和自我做主只能造成无休止的争吵，决不会得到任何乐趣；未婚女青年的娱乐不能成为已婚妇女的消遣，已婚妇女的幸福之源乃是她丈夫的家。由于她们事先早已看清，只有一条道路可以使她的家庭得到最大幸福，所以她们一开始便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一直走到尽头而不后退。

    美国妇女表现出来的这种意志力，不但表现在适应新的情况所带来的严格义务而不埋怨上，也在她们接受生活中的一切重大考验上反映出来。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个人命运像美国人那样动荡不定。在美国，一个人在他的人生旅程中多次沉浮，即由富变穷又由穷致富的现象是很常见的。

    美国妇女总是以冷静而坚定的毅力来对待这种巨大变化，可以说她们的欲望是随着她们的贫富变化或伸或缩的。

    正如我在本书上卷所说的，每年向西部荒凉地区移居的冒险家们，大多是早年定居在美国北部的英裔美国人。其中有许多人本已在故乡享有舒适安逸的生活，但仍要大胆地冒险前去追逐财富。他们携妻子同行，使她们共同品尝在干这种事业的初期总要遇到的各种艰难困苦。我甚至在西部荒漠的边缘地带，也常常能遇到一些在大城市的舒适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少妇，她们几乎是结婚后刚刚离开父母的豪宅，就来到这荒林里的简陋茅屋了。疾病、孤独和沉闷，都没有使她们失掉勇气。尽管她们的面容看上去那样憔悴，但她们的神情却是无比坚毅的。她们既有忧郁的表情，也有果敢的气概。(b)我深信，这些美国少妇在她们的早期教育中就已经形成她们在这种情况下表现出来的内在力量。

    因此，美国的妇女早在年轻时代就已经懂得为妻之道。尽管她们在生活中的担当的角色变了，日常的生活习惯也不同了，但她们的精神仍然照旧。

    第十一章　身份平等在美国怎样有助于  维护良好的民情有些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曾经说过或当面对人讲过，妇女的情操高低随她们的居住地离赤道远近而变化，即离赤道越远就越端庄，反之就越不端庄。我想，这种说法是回避难题的最好办法，按照这种说法，只需一个地球仪和一个圆规，就可立刻解决人性方面表现出来的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

    我认为，这个唯物主义理论并不是依据事实建立起来的。

    即便是同一个民族，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就有不同的表现，可能一个时期重视贞洁，而另个时期又显得淫荡。因此，一个国家的民情是正派还是放荡不羁，取决于一些可变的因素，而决不只在于该国的不变的地理位置。

    不可否认，在一定的气候里，性的相互吸引力激起的情欲是极其强烈的。但是我认为，社会情况和政治制度，经常是可以激发或抑制这种天生的情欲的。

    尽管访问过北美的旅游者们在一些问题上意见并不统一，但有一点他们全都承认，就是那里的民情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端庄得多。

    显然，在这一点上，美国人比他们的祖辈英国人优越得多，我们只需对这两个国家进行粗浅的观察，就可以得到证明。

    像在欧洲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在英国，人们总是怀着恶意去评论妇女的弱点。人们经常能听到哲学家或政治家叹惋民情不够正派，而且文学家也在这样每天虚构着他们的作品。

    在美国，所有的书刊，包括长篇小说，都把妇女构想得冰清玉洁，没有人在书中讲述男女间的风流韵事。

    毫无疑问，美国的这种十分正派的民情，部分地来自它的国土、种族和宗教。但是，在其他国家也有的所有的原因，还不足以说明这个问题。因此，为了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还要求助于某个特殊的原因。

    我认为，这个特殊的原因就是平等以及由此派生的各项制度。(c)身份的平等，不是只依靠其本身来使民情正派，但毫无疑问它能使民情容易正派或加速正派。在贵族制国家中，出身和财势不同的男女，往往是不能结婚的。情欲可能使他们结合，但社会情况和由此产生的观念，却成为他们正式结成白头偕老的夫妻的阻碍。

    由此，必然会出现许多露水夫妻和秘密夫妻。这是大自然在暗中报复法律加于它的限制。

    当身份的平等把男女间的一切想象的和实际存在的障碍都推倒之后，情形就变成另一个样子了。这时，任何一个少女都可以自信自己能够成为爱慕她的男人的妻子，婚前的伤风败俗行为将难以实现，因为虽然情欲容易使人冲动和轻信，但你无法使一个女性在你完全可以自由结婚但你却不同她结婚的时候，还相信你在爱她。

    这个原因对婚后生活也发生着同样的作用，只不过变得间接一些而已。

    无论是在正搞不合理之爱的人看来，还是在很多想要搞这种爱的人看来，再也没有比强迫婚姻或随机结合更能使不合理之爱合理化的了。①在女性可以永远地自由择偶而且教育使她们能够做出最佳选择的国度里，舆论对她们的过错是绝对不会宽容的。

    美国人具有的严肃精神，也部分地来因于此。他们认为婚姻是一种负担沉重的契约，但又不能不严格执行其中的一切条款，因为他们事先就知道其中所有的条款，而且享有拒不缔约的完全自由。

    使夫妇在婚后必须更加忠贞的约束，也在使他们更加容易忠贞，而不是相反。

    在贵族制国家里，结婚的目的与其说是两个人结合，不如说是双方的财产结合。

    因此，有时在订立婚约时，男方已经上学读书了，而女方还在被哺乳。以联合双方的财产为目的的夫妇结合会使双方同床异梦，这也是不足为奇的。这是契约的本质使然。

    反之，当每一个人都能永远自由择偶，不受外来的干涉和指使时，使男女彼此接近的，通常只能是爱好和思想的一致。这种一致又可以使他们相依为命并巩固夫妇关系。

    我们的父辈对婚姻有过一种很奇怪的看法。

    由于他们见到当时刚刚流行的少数恋爱婚姻几乎都成了悲剧的结局，所以便断言婚姻之事听凭当事人的心意是非常危险的。在他们看来，萍水相逢或许比精挑细选还好。

    ①读读欧洲的各种文学，就很容易确认这个真理。

    当一位欧洲作家想要在小说中描写我们在一般的婚姻中常见的悲惨结局时，他必然先向读者交代这是一对很不般配的或强制结成的夫妻，从而引起读者的同情。尽管长期以来，已经养成的过分宽容的人生态度至今仍在松弛我们的民情，但作家如不先把书中人物的缺点表现得情有可原，他就很难使我们对他们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和关心。这种写法保准让作家取得成功。我们每天所见的一切，也在熏陶我们采取宽容态度作为长久之计。

    美国的作家不会向读者表示他们对书中人物的缺点持有如此明显的原谅态度。他们的习俗和法律不准他们这样，而且由于他们没有指望将来可以描写淫荡情节，所以他们便不想写这些东西了。美国出版的长篇小说之所以很少，部分地应当归因于此。

    但是，指出他们所见到的事例也不能证明什么，倒不是十分困难。

    首先我要指出：民主国家在赋予妇女以自由择偶的权利时，也要努力在事先使妇女的头脑中具备完成这种选择的知识，使她们的意志能够产生进行这种选择所需要的力量，而贵族制国家中的少女，在不顾父母的权威而私奔，将自己交给一个她们既无时间了解其情况，又没有能力判断其好坏的男子时，就缺乏这一切的保障。因此，她们初次运用自由意志时就会出现失误，她们在没有受过民主教育时就在结婚方面仿效民主的习惯，结果犯了极其惨痛的错误，这都是不足为奇的。

    但是，问题还不止于此。

    当一对男女想要突破贵族的社会情况所造成的各种桎梏而结合时，他们还面临许多障碍需要克服。在打破或削弱必须遵守父母之命的束缚之后，他们还要付出最后的努力去战胜习俗的势力和舆论的专横。最后，当他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如愿以偿时，还将忍受亲友的白眼：被他们打破了的偏见，使亲友同他们疏远了。这种情况不久便会挫伤他们的勇气，使他们感到心里难受。

    因此，这样结婚的一对夫妻即使一开始就很不幸，后来还可能犯罪，我们也不应归咎于他们的自由选择，而应当归因于他们生不逢时，生在了一个不允许他们进行这种选择的社会里。

    也不要忘记：粗暴地阻止一个人不犯一般的错误，几乎总会同时促使他失去理智，合法地使一个人勇于向他的时代和国家通行的观念宣战，同时也要让他在心理上做好进行暴力和冒险的斗争的准备，但凡具有这种性格的人，不管他走到哪儿，都很少能够得到幸福，也很少能够行善。顺便提一下，在一些最必要的和最神圣的革命中之所以极少见到温和而稳健的革命家，原因正在于此。

    因此，在贵族制度时代，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萍水相逢，一见钟情，除了个人的思想和爱好以外，其他一切条件都不考虑就仓促结为夫妻，但婚后不久就见异思迁、乱搞以致出现悲剧，这是无须惊奇的。但是，如果这种结合能合乎事物的常规和自然秩序，并且受到社会情况的支持，承认父母的权威，得到舆论的赞扬，那么，毫无疑问，家庭内部的和睦将更加提升，夫妻间的忠贞将更好地得以遵守。

    在民主国家里，几乎每一个男人都参与政治生活，各自从事一种职业；然而另一方面，由于家庭的财产不多，做妻子的就不得不长年留守在家，以便亲自打理家务，精心管理家庭的一切细节。

    男女双方的这种性质迥异的必须承担的劳动，就像一道天然的屏障妨碍着夫妻间的性生活，使一方的性冲动日益减少并且不如以前兴奋，而另一方的抵制也就更加容易。

    这并不是说身份的平等一定能使男人忠贞不已，但它的确能减少男人的伤风败俗行为的危险性。由于这时谁也没有闲暇和机会去评说某人是否想保持贞操，所以就出现了既有大量娼妇，又有众多节妇的现象。

    虽然这种情况造成了个人的可悲与不幸，但并不妨碍整个社会持续活跃和坚强。它既不会破坏维系家庭的纽带，又不会使社会民情颓靡，因为使整个社会陷入危险的并不是个别人的严重腐化，而是所有人的普遍堕落。在立法者眼里，卖淫远远不如通奸可怕。

    平等使人所过的这种忙乱的、到处奔波的生活，不但使人无暇沉湎于谈情说爱，而且还能通过一个比较隐秘的，但比较可靠的办法，使人避开谈情说爱。

    生活在民主社会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些工商阶级的思维习惯；他们的头脑较严谨，注重实际，爱用心计，可以随时不拘束于理想而去追逐某一摆在眼前的目标，并把这一目标视为自然的和必然的向往对象。因此，平等并没有破坏人们的想象力，但却限制了它的活动范围，只许它在地面上低空盘旋。

    民主国家的公民最不喜欢幻想，也决不喜欢悠然地耽于通常在事前发生的并可能使心潮起伏的孤独冥想。

    是的，他们非常看重那种可以使生活美好与安定的深厚的、认真的和恬静的情感，但很不愿意追求那些可以干扰生活并使生命缩短的强烈的难于控制的激情。

    我知道，以上所说只适用于美国，目前还不能普遍地在欧洲推广。

    50多年来，虽然法律和习惯以空前的努力驱使许多欧洲国家走向民主，但仍难见这些国家的男女关系变得比较正派和纯真。在某些国家，情况甚至还适得其反。有些阶级在这个问题上很严肃，但就整个国家来说，这方面的道德可以说是比较差的。我不怕指出问题所在，因为我的心情主要是想美化和我同时代的人，而不是非难他们。

    这个局面当然令人伤心，但也不必过于害怕。

    民主的社会情况对习惯的正常化可能产生的良好影响，是唯有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显示出效果的现象之一。如果说身份的平等有利于良好的民情，那么，社会在生产这种平等时伴随的阵痛，则有害于良好的民情。

    近50年来，法国在不断改变自己的面貌，然而我们并没有获得太多自由，反而动乱却经常发生。在思想发生这样的普遍混乱，舆论处于这样的摇摆不定的时候，在是非、真假、功过混淆得如此难辨的时期，社会的公德遭到怀疑，而个人的私德则处于崩溃的状态。

    但是，我国发生的一切革命，不管其目的何在，由什么人进行，最初都产生了同样的后果。甚至那些以加强了道德才结束的革命，在一开始的时候也是松弛了道德的。

    我从来不认为我们时常发生的动乱将会长期这样继续下去，一些奇妙的征兆已经显示出了这一点。

    最腐败透顶的，是丧失了权力之后仍然保持着财富的贵族，因为他们在享尽了庸俗的消遣之后，仍有大量的时间去花天酒地。他们失去了曾经使他们兴旺发达的热烈激情和伟大思想，而只剩下一大堆看起来很小但腐蚀性很强的恶习，像苍蝇集聚在尸体上一样，紧紧地附着在他们身上。

    谁也不否认，上个世纪的法国贵族是极其放荡的。但是传统的习惯和古老的信仰，仍能使其他阶级尊重道德。

    谁都会同意，在我们这个时代，贵族的残余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护原则的严肃性，而社会的中下阶层却在逐渐地破坏道德。结果，50年前生活上最放纵的家庭，今天却成了最守规矩的模范家庭，这倒使人觉得民主好像只是通过贵族阶级才使道德向上的。

    法国大革命虽然瓜分了贵族的财产，强迫他们把精力集中在自己的私事和家庭上，规定他们必须同子女在一起住，但却使他们的头脑比以前更清晰和严肃了。因此，法国大革命使贵族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尊重宗教信仰、爱好秩序、爱好平凡的娱乐、爱好天伦之乐和家庭幸福，但本来持有这些爱好的其他阶层呢，却借着推翻法制和政治习惯所需的努力的余威，踏上了破坏秩序的道路。

    法国的旧贵族承受了大革命所带来的一切后果，但是，他们并没有由此也产生革命激情，也萌生革命前往往会有的无政府主义念头。我们不妨这样设想：他们预料这场革命将会对自己的生活方式发生有利的影响甚至比从事革命的那些人还早。

    因此，尽管乍一听来有点不可思议，但是我们仍然要指出：今天在民主自然而然地造成的道德方面表现得最好的，反而是国内最反对民主的那些阶级。

    我不能不认为，在我们享有民主革命的一切成果的时候，只要能够消除革命所造成的混乱，现在只为少数人认为是真理的东西，就将逐渐为所有的人所接受。第十二章　美国人怎样理解男女平等在上面的章节里，我叙述了民主是怎样消灭或改变社会所造成的各种不平等的。

    然而，是否仅止于此？民主最终能否对至今似乎始终以人性为基础的重大的男女不平等也发生影响呢？

    在我看来，使父子和主仆之类的使尊卑处于平等地位的社会运动，也在提高妇女的地位，并且必将逐渐使男女趋于平等。

    但是，我从来没有像在这里这样感到有必要详细说明一下我的意见，因为没有一个题目比这个题目更能使当代人信口雌黄了。

    在欧洲，有些人抹杀男女的性别特点，极力倡导男女不但是平等的人，而且是完全相同的人。他们赋予男女以同样的职责，给予男女以同样的义务，授予男女以同样的权利，也即在劳动、娱乐和公务等一切方面抹杀男女间的差别。不难想到：这种强制两性平等的做法，反而会损害双方；硬叫男人去做本来应当由女人去做的工作，或者反过来，必然出现一些柔弱的男人和粗野的女人。

    因此，这实在不是美国人所理解的那种男女之间建立的民主或平等。美国人认为，既然上帝使男女在身心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别，那么它显然是要让男女各自运用他们的不同特点。美国人确信，进步不是让性别不同的人去做几乎相同的工作，而是让男女各尽所能。美国人把指导当今工业发展的伟大政治经济学原则应用到了两性方面，也就是细分男女的职责，以使伟大的社会劳动达到最佳的效果。

    美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注意和坚持在两性之间划清行动界线。美国人希望两性同步前进，但所走的道路不要相同。你决不会看到美国妇女去管家务以外的事情，去做生意和进入政界，而且也决没人强迫妇女下田去干粗活，或做需要强壮劳力才能做的重活。即使再穷的家庭也没有例外。

    另一方面，既然美国妇女无法走出宁静的家务活动的小圈子，那也就从来没有人强要把她们从中拉出来过。

    因此，经常表现出男子样的智力和刚强毅力的美国妇女，却仍保持着极其娇柔的风度，而且尽管她们的头脑和心胸不在须眉之下，但她们在行为举止上却永远是巾帼。

    美国人从来不会想到实施民主原则将导致推翻夫权和打倒家庭内部存在的权威的结果。他们从来都认为，任何团体要想有效地活动就必须有一个首领，而夫妻这个小团体的天然首领就是丈夫。因此，他们决不认为丈夫有权指挥自己的配偶有什么不合适，并且认为在夫妻的小家庭里，犹如在广大的政界，民主的目的在于规定相应的权利并使它们合法，而不是破坏一切权利。

    这是一种绝非男性所独有而为女性所反对的意见。

    我从来没有见过美国妇女会认为丈夫行使他的权利就是侵夺她们的权利，更没有见过美国妇女会认为这是让她们屈辱服从。恰恰相反，我似乎发现她们把心甘情愿放弃自己的主见视为一种荣耀，将她们的伟大之处表现在自动就范而不反抗方面。这至少是妇德极好的美国妇女的意见，而其他美国妇女并没有公开发表自己的见解和想法。另外，在美国，你根本见不到一个淫乱的妻子在她践踏自己最神圣的义务时会大吵大闹，主张自己的权利。

    常有人说：在欧洲，即使男人对女人极尽奉承，也总带有一定的轻视之意；尽管欧洲男人往往表现得像女人的奴隶，但你可以看出，他们从来没有真心认为女性是与他们平等的。

    在美国，男人很少去恭维女性，但他们每天的表现，却证明他们尊重女性。

    美国男人经常使人们感觉到，他们完全相信配偶的智力、尊重配偶的自由。他们断定配偶的头脑也能像男人那样去发现纯正的真理，配偶的心胸也坚定得足以追随这种真理。他们从未想到从成见出发，用妇女的愚昧无知和胆小怕事来证明自己的德行比配偶的高明。

    然而，在欧洲，虽然男人那样容易受女人支配，但男人似乎否认女人具有人类的某些主要属性，认为女人虽然迷人，但不是完整的人，尤其让人惊讶的是，女人自己的看法居然也如此，她们向来认为，表现自己无用、软弱和怯懦是她们的特权。美国妇女决不要求这种所谓的特权。

    另一方面，还可以说，我们的民情实际上使男人获得了一种怪异的豁免权，以致好像有一套道德规范是专为男人制定的，而他们的配偶则有另一套道德规范，而且按照舆论，同一种行为在女人身上是犯罪，但在男人身上则是小小的过错。

    美国男人决不会理解权利和义务的如此不公平分配，在他们眼里，诱奸者和受害者是同样不光彩的。

    是的，美国男人很少像欧洲男人那样向女性百般地奉承，而是常以行动表示他们眼里妇女是贞洁和贤惠的。他们十分尊重妇女的精神自由，以致在有妇女的场合，每个人的谈话都很谨慎，害怕让她们听到令她们感到不快的言辞。在美国，一个年轻姑娘可以只身长途旅行而不必害怕。

    美国的立法者虽然减轻了刑法典中的几乎全部的惩罚条款，但仍对强奸罪定有死刑，而且舆论对这种罪也斥责得最为厉害。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美国人眼里，最珍贵的东西是妇女的贞节，最应该尊重的东西是妇女的自由，最应该严加惩罚是强行使妇女失去贞节和自由的人。然而在法国，对强奸罪判得很轻，常常很难见到一个陪审团作出有罪判决。试问，这是轻视贞节呢，还是轻视妇女呢？我不能不认为，这是两者兼有的。

    因此，美国人虽不认为男人和女人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去做同样的事，但对男女的作用却给予同样的估价。他们认为虽然男女的命运不同，但作为一个人来说价值却是相等的。他们没有让女人也像男人那样拥有坚毅的勇气，也没有让女人像男人那样去使用自己的勇气，但他们决不怀疑女人具有这种勇气。他们虽然认为夫妇不应当永远同样地运用各自的理解力和理智，但至少承认女性的理智与男性的是同样清晰的，女性的理解力与男性的是同样可靠的。

    因此，让妇女在社会活动上处于下层的美国人，却在智力活动和道德领域中极力把妇女提高到与男人同等的水平，在这方面，他们使我觉得他们对于民主进步的真正含义有着令人钦佩的理解。

    至于我，我要毫不犹豫地声明：尽管美国妇女中还很少有人走出家庭的小圈子，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很大的附属性，但她们的地位无处不使我觉得还是很高的。现在，在我即将写完这本讲美国人做了那么多重大事情的书的时候，要是有人问我：你认为这个国家的惊人繁荣和国力蒸蒸日上主要应归功于什么？我将回答说：应当归功于它的妇女们优秀。

    第十三章　平等怎样将美国人分成许多私人小团体人们也许会认为，民主制度的最终和必然效果，是使全体公民在私人生活中也像在政治生活上那样融合起来，并强制每一个人全都过同样的生活。

    这样，将会对民主所产生的平等作出极其粗浅和蛮横的解释。

    没有任何社会情况和任何法制，能使人们相似得在教育、财产和爱好方面没有一点差别；即使有时候不同的人可能发现齐心协力去做同一件事对他们有利，但是你也必须承认，他们决不会从中发现乐趣。因此，他们无论怎么要逃避立法者规定的限制，并在逃脱立法者试图限制他们而为他们的活动规定的某种范围时，就建立起一些因条件、习惯或品德相似而形成的私人小团体，它们与大的政治团体并存。

    在美国，凡是公民，谁也不比谁高人一等；他们既不需要相互服从，也不需要彼此尊敬，他们共同执法，共同治国，总而言之，就是大家在一起去处理对共同的命运发生影响的事务。但是，我还从来没听说过有谁主张大家以同样的方式去消遣，或使男女混杂在同一场所玩乐。

    在政治集会和司法审判的大厅里经常混在一起的美国人，在私生活方面却谨慎地将自己分成许多很不同的小团体，以便在那里享受私人生活上的乐趣。每个公民都很乐意承认全体同胞一律平等，但只承认其中的极少数人是他的朋友和客人。

    我认为这是非常自然的。公共生活的圈子越大，私人关系的范围就会越小。我不但无法想象新社会的公民最后会在生活上趋同，反而觉得他们可能形成许许多多的小圈子。

    在贵族制国家，每个阶级都像一座大城堡，本阶级的成员不得出去，其他阶级的成员不得进来。各阶级间不相往来，只是在每个阶级内部，人们是一定要往来的。即便他们的天性并不相同，但身份的基本一致促使他们彼此接近。

    而当法律和习惯都没有规定在谁和谁之间建立频繁的和经常的关系时，则观点和思想倾向上的偶然相同，就可能会对建立这种关系发生作用。因此，私人组成的团体各有特点。

    在民主制度下，公民永远没什么差别，自然感到彼此接近得随时都可能融为一体，所以便人为地和随意地创造出许多小圈子，而每个人则试图依靠这种小圈子拒他人于千里之外，唯恐不知不觉中与众人合流。

    这种情况将会永远存在，因为人们可以改变自己创造的外在制度，但却不能改变自身。无论整个社会如何竭尽全力去使公民平等和相同，个人的自傲心理总要试图阻止人们走上同一水平，并希望在某一方面出现对己有利的局面。

    在贵族制度下，人们被不可逾越的高高的壁垒隔开；而在民主制度下，人们被太多的细得几乎看不见的线隔开，虽然人们随时都可以冲断这些线，但这些线也可以不断移动位置而重新联结起来。

    因此，无论平等发展到如何高的地步，在民主国家里总会形成为数众多的私人小团体，它们散布在大的政治社会的汪洋大海之中。但是，这些小团体的成员没有一个在仪表上跟领导贵族国家的上等阶级相同。

    第十四章　对美国人的仪表的若干考察乍一看，似乎没有任何其他东西比人的行为的外表更不重要的了，然而实际情况是，人们重视行为的外表却胜过其他一切东西。除非人们生活在一个不讲仪表的社会里，在待人接物时才不讲究一定的举止习惯。所以，社会情况和政治情况对仪表的影响，是很值得认真加以研究的。

    一般认为，仪表来自民情的基础；此外，它有时也是某些人之间约定成俗的结果。仪表既是与生俱来的，又是后天习得的。

    当一些人认为不费周折和不经努力就可出人头地，觉得每天都有等待他们去完成的重大工作摆在眼前，因而让别人去处理一些小事，感到自己生活在不是由自己创造的财富之中也不怕失去财富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象他们对小小的利益和生活上的物质享受持有的一种高傲的轻视感，他们的思想上有一种流露于语言和仪表上的自然的伟大感。

    在民主国家里，人们的仪表一般都不怎么威严，因为私人的生活没有高大之处可言。人们的仪表往往不拘小节，因为民主国家的人们只顾忙家务，很少有机会和时间去讲究仪表。

    仪表的真正尊严在于常常表现得适得其所，既不高亢也不低卑。这一点，无论农民和王公都能做到。在民主国家里，每一个人的地位并不是自始至终不变的，所以人们的仪表往往显得傲慢，很少有尊严的表现成分。此外，在民主国家，人们的仪表既没有严格的规范，也不需要经过严格的训练。

    在民主制度下生活的人极其好动，流动性很大，以致一些人很难形成彬彬有礼的仪表，即使偶然形成了也不能长期保持。于是，每个人几乎都可以随意行动，在仪表上经常有一种不连贯的表现，因为每个人的仪表主要是根据个人的思想和感情形成的，而不是根据供所有的人都模仿的理想典范形成的。

    而且，这一点在贵族制度刚刚被推翻时，比在贵族制度已被推翻很久以后表现得更加明显。

    结果，新的政治制度和民情，把教育程度和生活习惯有着巨大差异的一些人聚集在同一地点，并往往迫使他们共同生活，进而人们随时可以看到社会斑驳的景色。人们还依稀记得以前有过的严格的礼仪典范，但早已忘了它的内容和出处。人们虽然失去了共同的仪表准则，但还不想永久地抛弃它，而是力图用旧规矩的残迹，来建立某种任意规定的、可以随时改变的仪表准则。结果，其造出来的仪表既不像贵族制度时期人们经常表现的那样彬彬有礼和威严尊重，又不像民主制度下人们有时表现的那样朴素和大方。这样的仪表显得既受拘束又不受拘束。

    这并不是正常的状态。

    当平等实行得很全面、很持久，而每一个人差不多都有相同的思想和做相同的工作，且不需要经过互相商量和模仿就能使彼此在行动和语言上一致时，人们便可以不断发现，他们的仪表虽然有不少细小的差别，但没有重大的不同。仪表永远不会完全相同，因为它根本没有同一模式。仪表也永远不会有巨大的差别，因为它有同样的社会条件。初到美国时，可能会觉得所有美国人的仪表都完全一样，只有仔细观察，才能发现其中的细小差别。

    英国人最喜欢嘲笑美国人的仪表了，但很奇怪的是，向我们作如此可笑描述的作家自己，大多数属于也有类似可笑举止的英国中产阶级。因此，这些总是在笔下无情地挖苦别人的作家，通常都是他们挑剔的美国人的那些举止的践行者。他们没有感到这是自己嘲弄自己，从而令他们本国的贵族觉得非常可笑。

    再也没有什么比人们举止的外表形式更有害于民主的了。很多人宁愿容忍民主的缺陷，也不肯采取民主时代应有的仪表。

    但是，我并不认为民主国家的人的仪表一无可取。

    在贵族制国家，凡是在生活上接近上层阶级的人，一般都力图装得像上层阶级一样，因而常常出现各种荒唐可笑的模仿行为。民主国家的人民没有可供学习的威严仪表做榜样，所以他们至少省去了每天履行可恶的模仿的义务。在民主国家里，人们的仪表从来不像贵族制国家那样追求文雅，但也永远不会粗暴。我们既听不到下流人的那种粗野语言，又听不到上流人的那种出口成章的高雅谈吐。民主国家的习俗往往显得平淡无奇但又绝不粗野和低贱。

    我曾说过，民主国家不可能制定一套彬彬有礼的举止准则。这虽有不便之处，但也有它的好处。在贵族制国家里，一套套的礼节规矩迫使人人举止一致。这些规矩从来不顾个人的性格特点，硬是把同一阶级的全体成员塑造成外表相同的人。它们装饰每个人的个性，把它真实的面目隐藏起来。在民主国家里，人们的仪表既不像在贵族制国家那样彬彬有礼，又不像在贵族制国家那样处处离不开规矩，但它往往是诚恳而真实的。在这里，人们的仪表像一层织造得并不是很好的薄纱，但通过这层薄纱却能很容易看到每个人的真正感情和个性化思想。因此，人们行动的外表和内容往往是一致的，它所反映的人的品质虽然不怎么绚美，但却十分真实。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认为民主的效果并不是完全要使人们具有一定的仪表，相反，而是阻止人们具有一定的仪表。

    有时在一个民主国家里，虽然也可以见到贵族的观点、激情、美德和恶行，但你一定不会看到贵族的仪表。当民主革命大功告成的时候，贵族的仪表便不复存在而且永远消失了。

    乍一看，似乎没有任何东西能比贵族阶级的仪表更能持久地存在下去，因为这个阶级在丧失其财产和权势之后，它的仪表还能存续很长一个时期；然而，似乎没有任何东西再比贵族的仪表更加脆弱的了，因为在它彻底消失之后便一点痕迹也没有了，以致很难说它曾经存在过。社会情况的变化，造就了这个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的奇迹。

    贵族制度的那些主要特点，在贵族制度消亡之后尚可成为历史的遗迹；而贵族的高雅的中规中矩的举止方式，则几乎随着贵族制度的崩溃而被人们淡忘。只要人们看不到贵族的举止方式，也就无从想起它了。贵族的仪表的消逝既没有被人看到，也没有被人感觉到，因为人们只有事先在习惯上和教育上有思想准备，才能真正体会到从区别和选择仪表当中获得的那种美好感觉，然而这种美好感觉很容易随着停止采用选定的仪表而消失。

    因此，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民不但不会有贵族的仪表，而且也不会想到和希望有这样的仪表。他们无法想象贵族的仪表是什么样子。对于他们来说，好像那样的仪表从来没有存在过似的。

    对于这样的损失虽然不应当过于看重，但却值得表示遗憾。

    我知道，往往会看到这样的人，他看上去举止十分高雅，但其情感却十分庸俗；在法庭上可以清晰地发现，道貌岸然的外表下面往往可能隐藏着极其卑鄙的心肠。贵族的仪表虽然不能算是一种美德，但有时却可以粉饰美德。一个人数众多且力量强大的阶级的通常表现并不是这样，而是每时每刻都以其生活上的一切外在表现来显示其感情和思想好像生来就是高尚的，其爱好好像是高雅和合理的，其举止好像是文质彬彬的。

    贵族的仪表让人对人性产生了美丽的错觉。尽管贵族的仪表常常是虚伪的，但它很能使人产生一种喜欢看它的高尚感觉。第十五章　论美国人的严谨精神和这种精神不能防止美国人往往做出考虑欠周的事情的原因生活在民主国家里的人，决不会喜欢贵族制度下的人们所热衷的那些淳朴的、喧闹的和粗俗的消遣，认为这种消遣既幼稚又无聊。对于贵族阶级的高雅的文化娱乐，他们也不爱好。他们想要在享乐当中得到那些具有生产价值和实际补益的东西，希望一举两得：既能得到享乐，又能得到实益。

    在贵族制社会里，人们容易沉湎于热闹而又痛快的气氛之中，以暂时忘掉生活中的不幸和苦难。民主社会的公民不喜欢这样的放纵忘形，他们一旦失控了，总是表示后悔。他们不喜欢这种轻浮的狂欢，而是喜爱那种同做工作相似又不会使他们把工作抛到九霄云外的严肃而安静的享乐。

    在欧洲的大部分国家里，人们在工作的闲暇时候一般都到公共场所去跳舞娱乐，而与这样的欧洲人有着相同职业的美国人却不会如此，美国人要把自己关在家里独酌。他们把两种享乐结合在一起：一面考虑自己的生意，一面在家里微醺于醉意。

    我原来以为英国人是世界上最严肃的，但当我看到美国人以后便改变了看法。

    我并不想说气质没有对美国人的性格发生重大作用，但我认为，政治制度对他们的性格的影响更大。

    我相信美国人的严谨精神，还有一部分来自他们的自尊心理。在民主国家，即使一个穷人也十分重视人格的价值，他认为自己并不比别人差，而且一相情愿地以为别人也会这样看待他。在这种心情的支配之下，他的一言一行都很谨慎，决不会玩物忘形，以免让自己的缺点暴露出来。他认为，要想使人看得起自己，就必须自尊和严肃。

    但我感觉，美国人之所以有这种让我感到吃惊的和似乎来自本能的严谨精神，还有着一个更为重要和更为强大的原因。

    在专制制度下，普通老百姓虽然有时会忘乎所以，耽于狂欢。但是，一般地，他们还是郁郁寡欢和沉默寡言的，因为他们从心底里害怕专制制度。

    在王权受到习惯和民情制约的君主国家，一般老百姓往往心平气和，精神愉快，因为他们具有一定的自由和极大的安全，也不必为生活太过担忧。但是，凡是享有自由的人都是处事严谨的，因为他们始终铭记事业不会是一帆风顺而无艰险的。

    对于那些建立起了民主制度的自由国度的人民来说，情况更是如此。在这样的国家里，每个阶级都有不少人经常参与国家大事，同时，那些不想管理公共财产的人，则一心致力于增加个人的财富，因此，严谨精神在这些国家里就不是为个别的少数人所特有，而已成为一个民族的习性。

    人们经常谈到古代一些小的共和国，说它们的公民往往戴着玫瑰花环在公共场所聚会，几乎把全部时间都打发在跳舞和观看戏剧上了。我不相信这样的共和国甚于不相信柏拉图的共和国。如果事实真如他们所说的那样的话，我也敢断言，他们所设想的共和国的构成要素与我们所说的共和国的构成要素大大不同，除了名称相同以外，二者毫无共同之处。

    另外，也不要以为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觉得终生辛苦与可悲。恰恰相反，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人能像他们那样安于自己的处境。要是没有让他们操劳的事情，他们反而会感到人生乏味了。他们乐于操劳甚于贵族乐于享受。

    我不禁要寻思，如此严谨的民主国家的人民为什么有时候做事那样欠妥当？

    有些经常保持冷静态度，举止也端庄稳重的美国人，却往往不能克制住自我，在心血来潮或轻率判断之下越出了理性的疆界，便做出一些荒唐的事情来，而且似乎还做得很认真。

    对这种矛盾现象我们不应该吃惊。

    有一种无知是由于知道得太多而造成的。在专制国家里，人们之所以不知道如何行事，是因为没有人给他们任何指教；而在民主国家里，人们之所以会贸然行事，是因为有人想把所有的都告诉他们，使他们知道的东西太多了。于是前者是什么也不知道，后者是把知道的全忘了。双方的主要特点，都是像一幅画似的，只有轮廓却无景物的细致描绘。

    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在自由国家，尤其是民主国家，公职人员有时说话不当或行为轻率，也不会危及他的地位；但在君主专制国家，公职人员只是随便说出的几句话，就足以使他丢官下台，永远无法挽回。

    以往的许多事件都足以证明这一点。当你面对乱糟糟的一大群人讲话时，有很多话不会被人听见，而且即便是听到了，也很快会被人遗忘；但是，当你面对一群恭敬地听你的话的人讲话时，哪怕讲的声音很低，也能被听见。

    在民主国家里，人们从来不死守在一个地方不动，有很多的机会使他们不断搬家，他们的生活几乎总是被一种我无法称呼的力量，或许可以称之为即兴的力量支配着。因此，他们往往在这种力量的支配下去做他们还不会的事情，去说他们尚未理解的话，去从事他们没有经过长时间学习的工作。在贵族制度下，每个人只有一个终生追求的目的；而在民主国家，人们的生活极为复杂，同一个人常常是同时怀有几个目的，而且各个目的之间往往又没有联系。因为他们不能对每个目的都有明晰的认识，所以容易停留于一知半解。

    民主国家的居民即使不受贫困的逼迫，至少也受着欲望的逼迫，因为他们看到周围的一切财富和福利，没有一件不是他们触手可及的。于是，他们急于去获得一切东西，去做一切事情，而且干得差不多了就满意了，对他们的每个行动从不用一点儿时间去问为什么。

    他们的好奇心既永无止境，又很容易得到满足，因为他们所渴望的是尽快地知道很多东西，而不是深刻地认识这些东西。

    他们没有时间，而且更重要的是没有兴趣去深入研究事物。

    总之，民主国家的人们之所以那么严谨持重，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和政治情况不断地驱使他们去从事必须认真完成的工作；他们之所以有时行为轻率，则是因为他们只有很少的时间和精力去做每一项工作。

    注意力不集中的习惯，应当是民主精神的最大缺陷。

    第十六章　美国人的民族自负心比英国人更强烈和更挑剔的原因一切自由的人民都是自豪的，但民族自豪感的表现形式却不相同。(d)在同外国人交谈时，美国人对批评一丁点儿都忍受不了，但他们对赞美之词则总嫌不够。一句微不足道的赞美的话，他们都听得舒服；无论把他们捧得多么高，也都很少能使他们满足。他们总纠缠你，希望你赞美他们几句；要是你不赞美，他们就会自我赞美一番。有人说，由于他们自己都怀疑自身的优点，所以总渴望让别人在他们面前称赞他们几句。他们的自负心不但是贪婪的，而且轻浮，还带有嫉妒情绪。这种自负心好进不好出，既想沽名，又想钓誉。

    我曾对一个美国人说他的国家很棒，他立即回答我说：“是的，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比得上它！”我又赞美美国人享有的自由，他回答说：“自由是贵重的礼品！没有几个国家有资格享有它。”我再赞美美国的民情淳朴，他接着说：“我想象得出，一个曾在其他所有国家目睹贪污腐败现象的外国人，看到这种淳朴的民情肯定会大吃一惊。”后来，我让他想一想自己做得怎么样，他却叫我回到原来的话题上去，非得让我把方才赞美的话重复一遍不可。这种执拗得令人讨厌的爱国精神，真是令人难以想象，连称赞这种精神的人也感到厌烦了。

    然而英国人可不这样。他们并不宣扬本国确有的优点或他们认为有的优点，而只是在内心里自我肯定。他们既不赞美别的国家，也不要求别人赞美他们的国家。听到外国人的贬损，他们不会生气；听到外国人的颂扬，他们也不会欣喜若狂。他们对待全世界持有一种既傲慢又显得无知的冷淡态度。他们的自豪感不需要别人培养，而由自己提供养料。

    两个同出一源的民族，在举止和言谈上却大不相同，实在让人惊奇。

    在贵族制国家里，位高权重的贵族们自有其高傲感所赖以存在的莫大特权，而不必依靠历数本国的优点来培养这种感情。这些特权是他们从祖辈那儿继承下来的，所以被他们视为自身的一种不可或缺的东西，或者至少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因此，他们对于自己的优越性有一种泰然自若的感觉，决不想在他人面前彰显他们的那些本就为人所共知的、没人反对的特权。他们并不觉得这些特权有什么大不了，以致可以拿来当做话题。他们泰然自若，独享高贵，深知不必炫耀也会引起世人的注意，也确信没有人企图去推翻他们。

    在贵族处理国政的时候，他们的民族自豪感自然要采取这种自恃甚高的旁若无人的形式，同时国内的其他一切阶级也都随之效仿。

    反之，当身份的差别不大时，一丁点的优势也具有重大的意义。每个人一见到周围有成千上万的人也具有与自己完全相同或相似的优势后，他们的自豪感就会转化为贪婪和嫉妒；微不足道的利益，他们也要竭力争取，一旦争到手后，就抓住不放。

    在民主国家里，人们的条件经常变动，所以他们的优势几乎总是不断更新。这就使他们无休止地显示自己的优势，以便叫别人看到，也使自己相信自己确实拥有优势。但这种优势随时都有可能失去，所以他们总是心生不安，并极力展示自己还有优势。在民主国家里，人们爱他们的国家就像爱他们自己，并把他们个人的自负心转化为民族自负心。

    民主国家人民浮夸和轻佻的自负心，来因于他们的身份平等和条件容易变动，以致一些最高尚的人士在其生活中的一些小事情有所变动时，也会显示出他们的爱憎来。

    贵族阶级由于特权的范围大、持续时间长，与其他阶级大不相同。至于贵族成员之间偶尔出现的差异，则只是由于随时可以获得或失去的暂时的小利益而造成的。

    但是，对于强大的贵族阶级的成员们，有时为了争夺主子随心所欲赐予的一丁点特权，经常聚集到首都或宫廷里互相争吵。这时，他们必定互相攻击，彼此眼红，这使得民主制度下的人感到可笑，为得到一点儿小利益就互不相让，并用各种理由证明他们需要享有这种利益。

    一旦阿谀逢迎的人也有了民族自豪感，我敢断定，他们也会像民主国家的这类人一样来显示这种自豪感。

    第十七章　美国的社会面貌为什么既 千变万化又单调一致大概，任何其他东西也不如美国的社会面貌更能激发和产生人们的不可思议感。

    在美国，人们的命运和思想以及国家的法律，都在不断地改变着。可以说，由于人力每天都在不停地改造自然，本来不动的自然本身也动起来了。

    但是，只要长期观察，这个社会的如此变化无穷的景象反而显得那么单调一致；而且，观察者对这个如此变动无常的景象观察一阵子之后，还会感到腻烦。

    在贵族制国家里，每个人几乎都永久地固定在自己的活动领域，但人与人之间却有着极大的差别，每个人的感情、思想、习惯和志趣都存在着本质的不同。看上去什么都一样，但样样又都不相同。

    反之，在民主国家里，每个人都是相同的，他们做着基本相同的工作。是的，他们要随社会的巨大的、不断的变化而沉浮，但成功和失败又是经常反复的，所以仅仅是演员的姓名改了，剧情并没有变。美国的社会面貌千变万化，因为那里的人和物每时每刻都在变化；但它又是非常单调一致的，因为那儿的一切变化都是千篇一律的。

    生活在民主时代的人有用不完的热情，但大部分热情都归结于或出于爱财。这倒不是因为他们的精神境界不高，而是因为金钱的作用在他们那儿实在太大。

    当所有的人都是独立自主没有差别的时候，要得到他人的合作，只有依靠金钱。

    这就使财富的作用被无限扩大，财富的价值随之增加。

    以崇古守旧为基础的权威一旦不复存在，出身、地位和职业也不再是区分人的标准，或者说它们已经不能让人有高低之分了，唯有金钱能使人与人之间有显著的差别，能使某一些人比其他人突出。建立在财富之上的高低贵贱的差别，随着其他差别的消失或缩小而迅速扩大。

    在贵族制国家，金钱只能把人引到庞大的欲望圈中的某几个点上，而在民主国家，金钱则好像能把人引到这个欲望圈的所有点上。

    因此，我们到处都可以看见，爱财是美国人行动的主要或次要动机。这使美国人的所有热情都带上了爱财的色彩，以致你在看到这种情况之后会感到厌恶。

    同样的热情这样相继出现，就使人觉得单调了；而满足这种热情的每个具体的过程，也同样是非常单调的。

    在像美国这样的秩序安定的民主国家里，人们不能依靠战争、假公济私，或通过政治手段没收财产的办法来获得财富，所以爱财之心使大多数人都献身于工商业了。

    但是，由于工商业通常会引起严重的混乱和失败，所以如果没有训练有素的经营方法，如果不通过划一的小型活动长期积累成功的经验，将是无法使工商业繁荣的。经营工商业的热情越高，经营方法就也越训练有素，活动也就越能划一。可以说美国人之所以能够如此有条不紊，正是因为他们有强烈的事业心。虽然这种事业心扰乱了他们的心灵，但却安顿了他们的生活。

    我关于美国所述的一切，同样也适用于当代的一切人。生活的多样性正在从人类社会中逐渐消失，同样的举止、思想和感情正在走进世界的每个角落。这不仅是各国之间的交往日益增加和相互模仿日益准确使然，而且是因为各个国家的人逐渐放弃了本阶级、本行业、本家族所固有的思想和感情，一起变得更加接近到处都是一样的人的本质。因此，他们即使相互模仿，也能变得一致起来。人们就像分散在一片大森林里的旅游者，而森林里所有道路都通向同一个地点。如果他们共同确定了集中地点，并都向这一地点走去，那么，即使他们不去相互寻找，不见面，谁也不认识谁，也会逐渐不知不觉地接近，而在同一地点相会之后，他们会大吃一惊。不以特定的人而是以人本身作为学习和模仿对象的国家，终将像会合在林中广场的旅游者一样，达到民情上的一致。

    第十八章　关于美国和民主社会中的 荣誉[“荣誉”这个词语在法语中有两层意思。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我并不总是采用它的全部含义。它首先表示的是人获得他人的赞美、尊敬和尊重。比如，人们在使用这个词义时常说：“赢得了荣誉。”其次，它表示的还有人们赖以获得这种赞美、这种尊敬和这种尊重的整个行为规范。比如，人们在使用这个词义时常说：“一个人要严格地遵守荣誉对他的要求”“他不顾荣誉”等。在本章中我使用这个词时，采用的总是后一个含义。]在判断他人的行为时，人们似乎采用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标准：有时，是根据一个国家和一个时代所特有的是非观念去评价；有时，是按照普及全球的单一的是非观念去判断。这两种标准常常是极不相同的，甚至有时会相互抵触；但是，它们永远不会相互混用，也永远不会相互抵消。

    在人们最重视荣誉的时候，比起信仰来，荣誉更能支配人们的意志；而且，甚至在人们毫无怨言和毫不迟疑服从信仰的指挥时，也会基于一种虽很模糊却很强大的本能，感到一个更为古老、更为普遍和更为神圣的行为规范的存在。有些行为，人们既可以断定它是体面的，又可以断定它是不体面的。比如说，拒绝决斗的行为。

    在我看来，人们解释这种现象时也可以用某些个人和某些国家的任性来说明，并且至今大家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人类普遍和永远需要制定出一套道德规范，这套道德规范使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代都不敢违反，害怕违反时会遭到耻笑和斥责。人们把违反道德规范的行为称为作恶，把遵守道德规范的行为称为为善。

    在整个人类的大团体里，人们还建立了范围比较小的团体，并把这种团体称为民族或国家[16世纪之初的法国作家还没有使用祖国这个词汇]；在这个较小的团体内又要建立一些范围更小的团体，这种团体叫做等级或阶级。

    每个这样的团体都会各自成为一个人类中的特殊的种属；虽然它们和人类整个群体都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是又独立存在于一定的范围内，其自身也有各自的需要。

    这些特殊的需要又用某种方式在不同的国家观察人的行为，然后根据这些观察进行评价。

    不应当互相残杀是人类永恒的和普遍的利益。但是，某个国家或者阶级可能又有其特殊的、暂时的利益，为了这个利益，在某些情况下杀人是值得原谅的，甚至是值得表扬的。

    而荣誉不外乎是根据一种特殊情况建立的特殊标准，供一个阶级或一个国家用来进行褒贬。

    对启迪人的思想而言，抽象的解释用处不大，因此我要尽快求助于事实。现在，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自己的看法。

    我选择的例子是一种最奇特的荣誉。这就是为我们所熟知的而且世界上曾经流行过的封建社会主张的贵族荣誉。一方面我要用上面我提出的观点来说明这个例子，另一方面又要用这个例子来进一步阐述我的观点。

    在这里我不准备研究中世纪的贵族产生的时间和原因，为什么它与民族的其余部分有这么巨大的鸿沟，是谁巩固和确立了它的权力。我把它看成既定事实，并试着说明为什么它要用非常特殊的眼光看待人们大部分的行为。

    首先，令我吃惊的是，人们的行为在封建社会受到褒贬，永远不是凭借其固有的价值，而评定其好坏有时完全是根据行为的主体和客体，以至于人类的共同良心同评定的结果相抵触。因此，有些行为老百姓对它们完全不在乎，在他们看来无所谓，但会使一个贵族觉得有失体面；但是另一些行为，则会因为行为的受害者是否是贵族而改变其性质。

    这种差别对待的观点一旦产生，贵族阶级便会成为独特的与人民隔离的团体，稳坐在高高在上的地位。贵族阶级的力量所在就是这个特殊的地位。为了保住这个地位，贵族阶级便不仅需要有政治特权，而且还要按它的标准来对善恶进行评断。

    有些行为出于贵族时是善，出于老百姓时却是恶，反之也是如此。当一种行为的对象是一个平民时，即使有罪也不会受到任何追究；而如果它是施于一个贵族，即便是无罪也会受到惩治，并且常常是随意惩治。但是，用一个人的地位对其行为的荣辱进行判断，事实上是贵族社会的内部组织造成的结果。但凡有过贵族阶级的国家，事实上曾经都是如此。只要依然存在贵族制度的残余，类似这种怪现象还会继续发生。

    比如，一个美国成年男子诱奸一个有色人种的姑娘，不会使他名誉扫地；让他无脸见人的反而是娶这个姑娘为妻。

    在某种情况下，封建主义的荣誉轻视委曲求全，主张复仇；但另一方面，它又要求人们忘我，严令人们自我克制。它不要求温存和仁慈，而是颂扬宽宏大量。它重视布施轻于重视仁政。它不准人们依靠劳动发家，但允许人们凭赌博和战争致富。它不让人去追求微不足道的小利，而宁愿让他去犯滔天大罪。它讨厌吝啬甚于讨厌贪婪。它始终鄙视奸诈和背叛，但却时常鼓励暴力。

    这些思想离奇古怪，它们并非来自拥有这些思想的人的异想天开。

    一个高于其他一切阶级，取得领导地位，并尽力永远保持这个地位的阶级，必然特别尊敬让它显赫和伟大，并能轻易把它的权势欲与高傲感相互结合起来的德行。它为了在其他阶级前面显示这种德行，甚至不怕违背天理良心。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到，它能随意颠倒是非，视厚颜无耻和臭名昭彰的恶行高于温和淳朴的德行。一旦这个阶级在社会上确立了地位，差不多总是要倒行逆施。

    中世纪的贵族认为武勇可以代替其他一切的美德，并将它视为最高美德。

    这也是一种必然的来自社会状况特殊性的独特观点。

    封建贵族是为了战争而存在的，并且是靠战争起家的。它将自己的权势作为武器，并用武器来保持权势。所以，对它来说，武勇是最重要的。自然地，它要说武勇比什么都光荣，并且把它捧得最高。因此，凡是明显表现武勇的行为，即使这种行动违反人道和理性，都能得到它的认可，并且常常是出于它的命令。但是，人的稀奇古怪的念头，只能作用于他的某些行动。

    一个人挨了一记耳光，他觉得是不可忍受的奇耻大辱，并和轻轻打了他一下的那个人格斗，并且不死不休，这是出于他的自我判断；而一个贵族不能容忍凌辱，如果挨了一拳之后不还手就会声名扫地，这是出于军事贵族的原则本身和需要。

    所以，“荣誉具有任意性”，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但是，荣誉的必要界限始终不能被它的任意性所超越。在我眼中，那些被我们的祖先称之为荣誉的特别行为不可能是出于自我的判断，所以我把封建社会的一些离奇古怪的彼此毫无关系的规定，与它的固定不变的为数不多的需要联系起来并不难。

    我如果从政治方面来考察封建社会的荣誉，也就很容易解释它的各种政治措施。

    中世纪的政治制度和社会情况的特点，就是国家政权一直都是间接地治理公民。

    可以说公民根本不知道有什么国家政权，每个人知道的只是他必须服从于某人，并通过这个他素未谋面的人同其他所有人产生联系。正是因为如此，在封建社会里，整个国家制度都建立在属民对他们的领主的忠诚上。一旦这种局面消失，整个国家立刻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

    对政治首领的忠心作为所有贵族成员判断价值的标准被每天使用。因为他们之中的每个人都既是家臣又是领主，既要听从主人的命令又能发号施令。

    永远忠于领主，与他同甘共苦，无论他做什么都辅助他，必要时可以为他牺牲：这些都是封建主义的荣誉在政治方面的主要准则。对于臣属的背叛行为舆论口诛笔伐得极其严厉。人们还为这种行为起了一个侮辱性非常大的名字：变节。

    但是，作为爱国心，即我要说的古代社会中生命的一种激情，在中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只能看到它的痕迹了。爱国心这个名词本身绝不是我们的古老词汇。①封建制度使人认为爱祖国没有多大的必要，看不到祖国。封建制度鼓励的是：人们去爱一个人，从而使其忘掉国家。事实上，对国家的忠诚在封建主义的荣誉中一直没有被视为必要的条件。

    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祖先不爱国，他们对国家的爱只是一种模糊的和微弱的直觉。对国家的爱随着封建阶级的没落，国家实行中央集权，才逐渐明确和加强。

    此种情况，在欧洲各国因评价人所处的时代不同而对它们的一些史实作出了完全相反的评价上，表现得最清楚。波旁王朝时代的人认为：波旁王朝的元帅们最可耻的行为，是他们率领军队攻打国王；而我们这一代人则认为他们最可耻的行为，是他们与自己的国家作战。虽然我们和我们的祖先都鞭挞他们，但鞭挞的原因是不同的。

    我选择封建时代的荣誉来说明我的思想，是因为这个时代荣誉的特点比其他时代的明显，并且更能说明问题。对此，我还可以举出其他例证，用其他方法也能达到同样的目的。

    尽管我们对我们祖先的了解要多于对罗马人的了解，但我们知道罗马人对荣辱所持的特别观念，并不是来自关于善恶的一般观念。他们的很多行为，因为行为的对象不同，即因为是外国人或公民和是奴隶或自由人，而同时被作出不同的评价。他们把某些德行说得高于其他一切德行，表扬某些恶行。

    在《科里奥拉努斯传》中普卢塔克说过：“在那个时代，在罗马勇敢比其他一切美德都高尚和光荣。他们把勇敢称为美德，使这个普通名词——美德，具有专门的含义，就是在证明这一点。于是，美德在拉丁文中也有勇敢的意思。”每个人都能从这里看出为征服世界而组成的那个奇怪的国家的特别需要。

    正如在前面我所说的那样，一旦人们组成特殊的团体，就会立即产生对于应褒或应贬的事物所持的一套看法，即产生荣誉的观念，所以类似的现象在每个国家都存在。这些特别的规定一般都是源自他们所在的团体的特殊利益和特殊习惯。

    一定范围之内，这一点对于民主社会以及其他社会都是适用的。现在我们就以美国人为例来说明[在这里我所说的美国人，指的是在没有蓄奴制的各州的美国人。只有他们能够体现民主社会的完整图景]。欧洲旧贵族关于荣誉的一些观念还零星地存在于美国人的思想中。这些传统的观念数量不多，在美国扎根既不深又没有太大的力量，就像庙还存在，但已没有了人们信仰的宗教一样。

    在有关具有异国情调的荣誉的这些明白或晦涩的观念中，出现了一些今天我们还可以称为美国人的荣誉观的新思想。

    在前面我已经说过，美国人是如何被不断地推上工商业的。他们的家庭出身、社会情况、政治制度，甚至连他们居住的地区，都在使他们无法抗拒地朝这个方向走。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可以认为他们正在一个广袤的新国土上建立一个社会，这个社会以开发为主要目的，并且几乎只搞工商业。这就是现今使美国人与别的国家的人之间出现最大差别的特点。

    所以，凡是有助于工商业的安然稳妥和能够使社会正常发展的德行，在这个国家都会受到特别的尊重，忽略这些德行则将会遭受公众的鄙视。

    与之相反，一切慷慨激昂的德行，虽然往往使人目眩，但又常常会给社会带来动荡不安，因此反而被这个国家的人民视为是下等的。人们可以忽略这些德行，而又不致失去同胞的尊重，如果硬要表现这些德行，就会得不偿失。

    美国人也会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对丑行区别对待。

    有些爱好，根据人类的天理良心似乎是可以非议的，但却符合美国社会的暂时和特殊的需要。对这种爱好，美国人只会轻轻指责，有时甚至还会加以鼓励。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人对爱财之心和随之而来的某些爱好的看法。为了开垦、耕耘和改造他们拥有的这个人烟稀少的广袤大陆，美国人必须要有坚忍不拔的精神来支撑，而这种精神只能是爱财之心。所以，在美国爱财并不失体面，只要不超过国家机关规定的界限，它还是光彩的。美国人把常常驱使我们的中世纪先人投入新的战斗的好战精神和征服热情称为野蛮的、盲目的酷嗜，而把我们的中世纪先人称之为卑鄙可耻的贪欲的东西叫做值得赞美的、高尚的雄心。

    在美国，财产损失之后想要复得并不难。它无限辽阔的国土，蕴藏着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资源。它的人民有每个活着的人拥有的一切欲望和需求，有一股用之不尽的力量，他们周围到处都是还未能开发的财富。这种人民担心的是全体人的游手好闲，而不是个别人的倾家荡产。他们迅速发展、国力强大和国威四扬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在经营工业企业上所表现出的大胆精神。创办工业对他们来说，就像买政府发行的彩票一样，总是少数人不断输钱，而国家则永远是赚钱的。因此，这个国家的人民尊重和青睐勇敢经营工业的精神。但是，冒险经营的所有企业，会殃及相信它和热衷于此道的人的财产。美国人把冒险经商视为一种美德，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瞧不起冒险的人。

    正因为如此，对破产倒闭的商人，美国非常宽容，这些商人的荣誉不会因为这样的意外而受到损害。从这方面来说，美国人不仅不同于欧洲各国人民，也不同于一切当代的商业国家的人民，以至于他们在需要和地位上也和其他国家的人民没有任何相同的地方。

    与在其他国家相比，在美国，对待破坏婚姻和败坏民风的淳朴性的一切劣行要更严。乍看之下，这与他们在其他方面所表现出的宽容似乎存在让人无法理解的抵触。同一个民族，奉行既严肃又放纵的道德，也会令你感到吃惊。

    但是，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这一切相互之间没有联系。在美国，舆论对于有利于国家繁荣和工业发展的爱财之心只是轻轻地鞭挞，而对于破坏事业的成功所不可缺少的家庭内部秩序的伤风败俗的行为和涣散人们追求财富的精神却大肆口诛笔伐。为此，美国人必须服从他们通行的习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可以认为他们将荣誉寄托于成为一个纯洁无瑕的人上了。

    事实上，美国人的荣誉观和欧洲的古荣誉观在一点上是相同的，即都认为美德之首是勇敢，这是做人的最重要的美德，但两者在看待勇敢的角度上并不相同。

    在美国，好战的勇气不会受到很高的表扬。美国人认为最值得称赞的和最好的勇敢，是勇于冲破海洋的惊涛骇浪早日抵达港口，忍受荒漠中的艰苦，以及比所有的艰苦更难忍受的孤寂而毫无怨言。这种勇敢可以在他们几乎不知不觉中使他们辛辛苦苦积攒的财产荡然无存，然后又能使他们以新的努力重新积累财产。对于维持和繁荣美国社会来说，这种勇敢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受到美国社会的特别推崇和尊重。如果有人流露出缺乏这种勇气，必然会被人轻视。

    现在我来说最后一个特点，以此来突出本章的中心思想。

    在美国这样的民主社会里，财产对于生活的保障不太大，也不是可靠的保证。在美国，劳动可使人得到一切，所有的人都劳动。于是由此导致荣誉观发生了转变，新的荣誉观反对游手好闲。

    我在美国有时会见到一些有钱的年轻人，虽然他们打心底里不愿干苦活，但也不得不从事某种职业。本来他们的家产和家庭出身可以让他们自在清闲，但舆论坚决反对他们如此，他们也必须服从舆论。而在贵族仍与冲击他们的激流斗争着的欧洲，我却经常会看到一些日益贫穷的人，为了不被和他们一样的人耻笑而游手好闲，他们不肯劳动，宁愿清贫受罪。

    在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劳动观中，任何人都能发现两种均来自荣誉观但性质完全不同的行为规范。

    实际上我们的先人标榜的荣誉只是许多荣誉中的一种。他们使类概念具有了种概念的内涵。所以，尽管贵族时代和民主时代都有荣誉观，但发现它在民主时代有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很容易的。

    在民主时代中，不仅关于荣誉的规定不同于以前，而且我们还发现，这方面的规定虽然不够明确但也为数不多，使人们更能遵从它们。

    等级在民族中一直处于极其特殊的地位。世界上没有一处例外，到处都有往往是由同一家族组成的小团体，例如中世纪的贵族。这种小团体的目的就是把财富、权势和文化都集中在自己手中，并永远地世袭和垄断下去。

    但是，当一个团体的地位越高时，它的特别需要也会越大，适应它的需要的荣誉也会越增加。

    因此，有关荣誉的规定，在没有等级制度的国家一般都少于其他国家。如果让任何阶级都难于存在的国家建成，有关荣誉的规定便将减少到为数不多的几条公约，而且这几条公约也将会逐渐接近绝大多数人采用的道德标准。

    因此，在一个民主国家，有关荣誉的规定将不会像在贵族国家那样为数众多和离奇。

    但是，它们也比较含混，这个必然的结果是由上述的原因造成的。

    由于荣誉的标志越来越不明显，越来越少，所以必然难以区别。

    当然，还有另外一些原因存在。

    人们在中世纪的贵族制国家里只是一代一代徒然地相传，上一代没有给下一代留下任何新东西；每个家族都像一个不死却又一动不动的人；条件在变，但是思想却永远不变。

    在这样的国家中，每个人眼睛所见的总是老一套，头脑里所想的总是从同一个观点出发；他们的眼光可以渐渐深入到最小的细节，久而久之，他们的理解力也就变得明确、清晰了。所以，封建时代的人不仅有其独特的判断荣辱的观点，而且能清晰、准确地把每个观点都印在自己的脑子里。

    在美国这样的国家永远不会这样，那里的公民全部都在动，社会每天除了改变面貌外也在改变它的需要和观点。在这样的国家里，人们对有关荣誉的规则只能是略知，很少有时间对它仔细研究。

    即使社会是静止不动的，依然难以对荣誉一词应有的含义进行规定。

    中世纪时，因为每个阶级都有各自的荣誉观，因此从来没有一个能为绝大多数人同时接受的荣誉观，这使各个阶级的荣誉观可以具有明确而稳定的形式；而且由于阶级中具有同样荣誉观的成员立场完全相同并且一致排外，自然能够接受为他们专门制定的法律条款，所以一个阶级的荣誉观更可以具有更明确而稳定的形式。

    所以，有关荣誉的规定就变成了一部事先考虑到并安排好一切细节的详尽而完备的法典，成为衡量人们行为的条理分明的和固定的规范。在像美国这样的一个民主国家里，由于已经没有了等级的界限，全社会已经形成一个统一整体，社会成员不完全相同却也很相似，所以不能事先明确规定哪些行为是耻辱，哪些行为是荣誉。

    不错，因为某些存在于这个国家的人民内部的全国性的需要，让他们对荣誉有了相同的观点，但这些观点产生的方式向来不同，也不是同时产生的，对每个公民的思想造成的影响也不一样。虽然他们也有关于荣誉的法律，但是常常没有注释。

    在像法国这样的民主国家里，这方面的情况还要更加混乱。原因首先是在我们国家，在还不具备混合的条件下，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各个阶级就开始相互混合，相互每天都把自己的荣誉观带进对方的成员里面，这些荣誉观不仅大不相同，而且也常常彼此抵触；其次是在我们国家，每个人都喜欢按照自己的喜好，随便丢弃祖先的一部分观点而却保存另一部分观点；最后是在这么多的自我任意的判断下，无法建立起共同的关于荣誉的规范。所以，如果想事先规定某种行为为荣或者为辱，可以说没有多大的可能。这是一个令人感到痛苦的时期，但持续时间不会很久。

    在民主国家里，荣誉的概念不够清楚，必然地，其影响力也不强，因为对此很难坚定而准确地实施一项能够得到公认的规范。虽然舆论是荣誉规范的最有权威的和当然的解释者，但是因为它不清楚褒贬的根据，所以在作判断时总是迟疑。有时舆论会自相矛盾，而更多的时候是听之任之或置之不理。

    之所以在民主制度下荣誉的影响力相对减弱，还有另外一些原因。

    在贵族制国家，持有同样的荣誉观的只是某些少数人，而且这些人常常自成一个集团，同其他人永远隔离。所以，他们的荣誉观同他们所特有的思想很容易混合并结为一体。在他们眼中，荣誉是他们在人们面前显示身份的标志。他们积极地利用有关荣誉的各种规定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如果被允许说的话，我还要说他们使自己的激情服从这些规定的支配。

    当看到中世纪的习惯法中载有的关于用决斗来断定是非的条款时，你会感到我所说的这个情况更真实。这项条款写道：贵族在发生纠纷时，以剑和长矛来作决斗的武器；而平民之间决斗只能用棍棒。并且习惯法补充说：“这是鉴于平民没有荣誉”。

    它的意思只是表示在判断贵族的行为和平民的行为时不能使用同样的标准，而不是说像我们今天所想象的这些人是卑贱的。

    乍一看使人吃惊的是：有关荣誉的规定一般说来，在荣誉影响力最大的时候也最离奇古怪，以至于使人觉得这些规定越是背离常理就越容易被人遵守，有时甚至因此认定正是因为有关荣誉的规定过于荒谬，所以荣誉的影响力强大。

    事实上，强大和荒谬不是前者来因于后者，而是有共同的来源。

    越需要为少数人所思慕，越特殊，荣誉观也就越发离奇古怪，而正是因为出现了这种为少数人所思慕的和特殊的需要，荣誉的影响力才变得强大。所以，荣誉的影响力的强大是因为荣誉观的离奇古怪和强大都来自同一个原因，而不是因为它的离奇古怪。

    对此，我再作一些说明。

    在贵族制国家中，所有的等级不仅各不相同，还固定不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在那里他与同他一样的人生活在一起，住在他不能离开的地区。因此，在这样一个国家里，谁也不必担心或者害怕不能生活，谁也不会因为聪明或愚昧而受到褒贬，不管地位怎么低都有饭吃。

    而在民主国家中，情况就变了。在这里，全体公民都混杂在一起，不断相互往来；舆论所谴责的对象可以立即隐藏起来，躲避它的指控，并且它也抓不住把柄。

    因此，荣誉在民主国家里不是很值得让人自豪，也很少有人会当众显示。由于荣誉只是给人看的，因此它与纯洁的德行不同，德行满足于自我作证，而且是依靠本身而存在。

    如果读者对上述的一切完全了解，那就一定会发现我们所说的荣誉和身份平等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和密切的关系。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这种关系至今还没有被人明确地指出过。因此，为了使其昭然若揭，我要作最后的努力。

    即便一个民族与人类的其余部分都隔绝了，放弃某些人类固有的一般的需要，那它也会有自己特别的需要和利益，并且会在内部很快形成自己的被它的公民称为荣辱的或关于褒贬的一定观点。

    如果在这个民族的内部形成了一个阶级——有自己的特别利益并同周围的其他一切阶级隔绝，那么，这些特别利益会使它产生特别的观点。由本民族的特别观点和本阶级的更加特别的观点混合而成的这个阶级的荣誉观，与人类一般的和单纯的观点相差得令人难以想象。

    在我的论述即将结束时，让我们再回过头来总结一下。

    特权已被取消，各个阶级正在互相融合。民族的全体成员恢复为平等和彼此相似的人，因此他们的观点和利益正在融合，一切离奇古怪的被每个阶级用来评定荣辱的观点也行将消失。荣誉观不能有其他来源，只能来自民族本身的需要。每个民族的荣誉观都具有自己的个性。

    最后，如果假定所有的种族都将融为一体，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将会达到需要一致和利益一致，彼此之间不再在任何标志上有所区别，那就再也不用按照规定的不同标准来评价人的行为了，而是要全部按照同样的标准对待彼此，用天良向每个人揭示的人类一般需要作为共同的标准。如此，这个世界上就将出现自然和必然赋予褒贬思想的简单的共同是非观。

    如果要用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我的全部思想，就是：人们之间的不平等和差异使人们产生了荣誉观；随着差异和不平等的消失，荣誉观也会逐渐减淡，最后与它们一起消失。第十九章　为什么美国人多怀奋进之心而少有大志在美国，试图改进自己原来条件的人多到数不胜数，是吸引你注意的第一件事情；而吸引你注意的第二件事情则是：在这个普遍、上进的运动中，以怀有大志而出类拔萃的人很少。美国人没有甘于落后的，但壮志凌云的也非常少见。人人都想权势、财富和名望日增，但很少有志于伟大事业。乍看之下，这让人觉得奇怪，因为美国的法制和民情没有任何阻止人向各方面发展和限制人的欲望的地方。

    这种奇怪现象产生的原因似乎很难归咎于身份的平等，原因是在法国实现了这种平等之后，它立即会让一些人产生几乎是无止境的野心。在我看来，还是要到美国的民主民情和民主社会情况中去寻找上述情况的主要成因。

    如果说一切革命都是在扩大人们的野心，那么推翻贵族制度的革命就更是如此。

    一旦使广大群众无法掌权和成名的陈规旧制被革除，人们就会被卷进一场争先恐后取得而且终于取得的被他们垂涎已久的名利和权势的普遍运动。在这场运动的初胜的鼓舞下，让人觉得好像人可以办到所有的事情。不仅欲望没有止境，而且那些用于满足欲望的权力也几乎是无穷的。在这场法制和习惯的突然的大变动中，在改变了所有的制度和所有的人的这场大混乱中，有的公民马上跌进深渊，有的公民立即飞黄腾达，权力像走马灯似的，从一些人手里转移到另一些人手里，以至于人人都认为总会有自己掌权的时候。

    但是不要忘记，那些推翻贵族制度的人都曾生活在贵族制度的法制统治之下，亲眼看到过它的盛况，而且不知不觉地也沾染了贵族的思想和情感。所以，当贵族制度瓦解时，它的幽灵仍会飘浮在群众的头上，在它被完全打倒之后，它的残余仍会长期保存。

    正是因为如此，民主革命持续多长时间，人们争名夺利的野心会跟着持续多长时间，而在民主革命完成之后，这种野心还会继续存在一段时间。

    一旦人们开始回忆，那些他们所目睹的惊天动地的事件会立即涌上他们的心头。

    革命所激起的热情并不会随着革命的完成而消逝。这让他们对秩序没有稳定感。在导致成功的动乱平息之后，成功来之容易的思想依然会存在。欲望仍然很大，但是满足欲望的手段却一直在减少。发大财的欲望依然存在，但能够实现的却寥寥无几。结果就是：各种各样的野心膨胀得很大，但怀有野心的人的心中却隐藏着失败的痛苦。

    但是最后，斗争的余威慢慢消失了，残余的贵族制度也渐渐地不见了。已经自消自灭的一些重大事件被人们忘记了，和平接替了战争，秩序重新得到建立，欲望符合了实现欲望的手段，感情、需要和思想互相联系起来，人们彼此的平等达到了。民主社会就这样被建立了起来。

    假定这样的状态被一个民主国家达到了，并能永远正常地维持下去，那么，我们看到的将会是和我方才所讲的情景完全不同的状态；而且我们不难推断出，如果人们的奋进之心很大，但他们的身份日趋平等，那么在实现平等之后，奋进之心也将失去这种趋大的性质。

    这正是由于科学已经普及，巨大的财产已经分散为许多人所有，因而知识和财产不能被任何人独占。一些阶级没有资格享有特权和一些阶级享有特权的现象消失了，曾使人们固定不变的约束也被他们打破了，因此每个人的脑际都出现了奋进的思想，人心也产生了高升的念头，以至于每个人都想从原有的地位爬上去。奋进之心成了人人皆有的情感。

    但是，如果身份的平等带来的只是每个公民拥有一定数量的财产，那么，这又会阻止每个公民拥有巨额的财产。这种情况必然会将人们的欲望限制在非常狭小的范围内。由此可知，在民主国家，奋进之心是持久而热烈的，但是一般目标不会太高；人们的一生一般只是热烈地追求可能达到的小目标。

    民主国家的人少怀大志的主要原因，是使他们每天忙于致富的努力过于激烈，而不是他们的财力微薄。他们竭尽全力把精力都用在做一些平凡的事情上，这就迅速地束缚了他们的能力，限制了他们的视野。他们也许会变穷，但奋进之心不会减弱。

    民主国家少数的富裕公民，也还是会符合这个规律。一个得到权势并一步一步累积起财产的人，在长期辛苦中会养成自知节制和办事谨慎的习惯，以后也不会丢掉这个良好的习惯。人们像扩建房屋那样随心所欲地依次扩大自己的胸怀。

    也可以对这样人的儿子这样说。不错，做儿子的生来就是家境富裕的，但是他们的父母也曾经历过贫苦日子。他们打小就在父母的感情和思想的影响下长大，以后也很难摆脱这种影响。所以，我认为他们在继承父母的财产的同时，也继承了父母的习惯和思想。

    与之相反，显赫一时的贵族子孙变得贫困之后，倒可能表现出很大的雄心壮志，因为贵族阶级的共同精神及其传统观念只能使他们可以暂时地忍受现实的处境。

    令民主时代的人很难立大志去完成宏伟事业的另一个原因是：在他们有完成这项事业的能力之前天年已尽。帕斯卡尔曾说过：“出身名门的一大好处，是一个人在18岁或20岁时就能达到另一个人在50岁时达到的地步，这使他便宜了30年。”而民主国家的人一般没有这样的30年来实现他们的宏图伟业。平等让每个人将自己的能力用于取得所有平凡的东西，妨碍了他们迅速地壮大自己。就像在其他制度的社会里一样，在民主社会里也只有少数人可以达到巨富；升官和致富的大门均衡地向所有的公民敞开着，但全体公民的平均前进速度一定是缓慢的。因为看来有志参加这样的竞赛的人都是一样的，很难从中选定某些人且又不违反平等原则（民主社会奉之为最高法律）。因此首先想出的解决方法，就是让所有的人同步前进，且全体通过考试。

    随着人与人越来越没有差别，平等原则日益稳步地深入到整个民情和制度，升级的方法规定得越来越死，而升级的速度也越来越慢；迅速升到某一显赫的地位会变得更难。

    因为大家都憎恨特权，不愿意参加竞选，所以所有人不管能力如何，都得在同一个筛子上被筛选，全部都要经过许多预备性的小小训练或实习，导致浪费了自己的青春，自己的想象力也消失了。因此，他们对自己有能力充分享用他们有望得到的好处而就不抱希望了，等到他们终于有能力做出一番大事业时，也就早已失去了兴致。

    说到中国，身份不但是很平等的，并且这种平等有着悠久的历史；经过科举考试，一个人就可以由一个官职升迁至另一个官职。这样的考试与官位的晋级是息息相关的，关于这种考试的思想，则早已深深植根在中国的民情之中。我记得我读过一本中国小说，其中的男主人公虽然历经多次失败，但终于因金榜题名触动了女主人公的芳心。在这样的氛围中，人们几乎不可能不怀有巨大的野心。

    在这里我就政治问题所说的一切，也同样适用于其他问题。不管在何处平等都会产生相同的效果。凡是不依法管理或规定官职晋升的国家，实行考试制度也会产生这样的效果。

    所以，在组织得很好的一个民主社会里，大而快的晋升是很少见的。这样的晋升只能是常规中的例外。它的这个特点甚至让人忘记了它是罕见的现象。

    这一切民主时代的人终于渐渐了解了。时间长了之后，他们发现立法者给他们规定了一个不会受到限制的活动范围，他们可以在这个范围内轻易地向前迈步，但没有谁能奢望快速晋升。他们能够看到，在他们和他们的最终的远大目标之间，有很多小小的、必须一个一个地、慢慢地加以克服的障碍。这个前景时常使他们望而生畏，从而挫败他们的志气。因此，他们放弃了这种渺茫而遥远的希望，转而寻找离他们比较近的享受，这个享受虽然不太高但是容易得到。法律并未限制他们的前途，是他们自己缩小了目标。

    我曾说过，胸怀大志的，在贵族时代远远多于在民主时代。我还要再补充一点：在民主时代，即使有不顾这些障碍而怀有大志的人，其表现也会有所不同。

    在贵族时代，志向的前程常常是远大的，但是它的范围是早就规定好了的。在民主国家里，志向的范围往往比较狭小，但是却可以突破，而且一旦突破，可以说就不会受到任何的限制。因为民主国家的人民力量比较薄弱、经常变动和各自为政，而且在民主国家，法律容易改变，先例的作用也不大，所以对于新鲜事物的抵制力量是很小的，而社会本身既无坚强的组织又无强大的权力。因此，当一些野心人控制了一切权力时，他们就敢于为所欲为；而当他们失去权力之后，他们便会想方设法把国家搞乱，以便重新掌权。

    因此，在民主社会，人们在政治方面的雄心大志往往具有革命和暴力的性质，而在贵族社会却很少出现这种情形。

    在民主国家里，一个人最初通常有很多十分合理的小志向，然后从此衍生出一种强大的但是欠缺明智的欲望。远大而有节制的与自己的条件相适应的志向，民主国家的人几乎都没有。

    我曾在本书中的一个地方指出，平等以某种隐秘的力量使只顾眼前的热情和追求物质享受的激情控制了人心。这种热情和激情混入了希望上进的情感，也可以说希望上进的情感染上了它们的色彩。

    在我看来，民主社会怀有奋进之心的人，还不如其他社会的人对未来的规划和利益的关心，因为他们只顾现实，现实耗尽了他们的所有精力。他们宁可迅速地完成非常之多的小事情，也不愿意去做少数几项能够名垂后世的宏伟事业。他们爱荣誉少于爱成功。他们向人提出的最重要的要求是服从，他们最喜欢的则是统治。而他们的行为举止，几乎总是表现得没有他们的社会地位应该表现出的那般高雅。在拥有巨额财富的时候，他们往往表现出极其低级的趣味，在握有最高权力的时候好像只是为了方便享受粗鄙的、小小的乐趣。

    我以为，在我们这个时代，必须洁化、调节和引导人们的奋进之心；而污化和过分抑制人们的奋进之心，则是非常危险的。应该努力预先为它规定不得逾越的极限，也要防止太过限制它在允许的范围内发展。

    我要承认我对民主社会的担忧，主要是它的平凡，而不是人们欲望的过大。所以，我觉得最可怕的是：人们在一直忙于琐碎的私人生活的小事当中，让奋进之心失去了它的崇高目标和推动作用；人们的激情没有昂扬也没有低落，结果却是使社会一天天走向看来很安宁却缺乏大志的状态。

    因此我认为，想使公民们躺在非常平静、单调的幸福上睡大觉的现代社会领袖们的想法将是错误的；他们应该让公民们经常做一些艰难的事业，以便为他们提供大显身手的舞台，激发他们的奋进之心。

    道德家们常常埋怨，骄傲是现代人的主要恶习。

    在某种意义上，这样说是对的，因为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比别人差，没有一个人愿意服从他的上司；但是，从另一个意义来说，这么说又是极其错误的，因为同一个人可能既不愿意享受平等的地位，又不愿意忍受从属的地位，但他可能会自卑，认为自己只能享受通俗的乐趣。他不敢涉足高大的事业，甚至连想也不想，自愿止步于平凡的欲求。

    正因为如此，我不觉得应该让与我们同时代的人学习谦逊，而是希望他们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和他人。我认为对他们来说，谦逊是无益的，最缺少的应是骄傲。

    我宁可让出我们若干小小的美德，来换取这个恶习。第二十章　关于某些民主国家里的   求官谋禄问题在美国，一个公民有了一些财源和一些知识之后，就会去经营工商业来致富，或买下一块有林木的荒地来开垦。他对于政府的要求，只是不干扰他的辛勤劳动，以保证他能够获得成果。

    在大部分欧洲国家里，当一个人开始感到自己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时，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当官。对于同一个原因产生的这两个不同的结果，值得我们在这里稍停片刻进行研究。

    当公职的位数不多、经常变动且待遇不高，而经营工商业门路很多且可以赚钱时，平等的思想就每天都在制造急于求成的新的欲望，会使人不去政府当官，而全去经营工商业。

    但是，如果等级已经平等，人们有羞臊心理或知识尚不完备，而已发展到尽头的工商业只能向人提供缓慢而困难的生财之道时，公民们就要蜂拥到政府首长那里去求助，而不想依靠自身的力量来改善处境。在他们看来，尽管用国库的钱来让自己的生活变得舒适不是唯一的办法，至少也是使他们摆脱非常不称心的处境的最可靠和最容易的办法。于是，求官谋禄便成了最常用的歪门邪道。

    实行中央集权的大君主国家，情况尤其如此。因为领取薪俸的官员在这样的国家里人数很多，他们的生活有充分的保障，以至于人人都想得到一个官职，并想犹如享有父母的遗产那样安安稳稳地一直当官。

    不需要我言明，这种过分和普遍的求官热是社会的一大弊端，它使行贿与钻营在全国成风并且也在腐蚀公民的独立精神，它还在毁坏光明正大的美德；更不需要我指出，这样的歪门邪道只会产生有害的结果，扰乱国家而无所裨益，这一切都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我也要指出，政府鼓励这种倾向会使自己的安定遭遇危险，甚至自己的生存都可能遭到厄运。

    我知道，在我们这个时代，人民往昔的那种尊敬和爱戴国家政权的感情正在消失，当权者却可能认为必须从本身的利益出发对每个人加紧控制，并且觉得利用人们的激情使他们遵守秩序和保持沉默是最方便的办法；但是这种局面不会持续很久，而且可能会在一定的时期内出现的力量源泉，时间长久之后肯定会变成助长衰弱和动乱的主要力量。

    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在民主国家中公职人员的数量最终总有一个限度，但是追求官职的人数却没有止境，而是会有增无减地随着身份的日益平等而逐渐增加。只有在没有人的时候，它才会有止境。

    因此，当希望抛头露面的门径只有公职时，政府最后必然会遭到长期的反对，因为用有限的手段去满足无限增加的需求，是政府没办法做到的。应当承认全世界中最难驾驭和控制的人就是待业求职的人。不管官员怎样努力，也无法满足这些人的要求。所以，必须时常留意这些人，他们只是为了让官位能有空缺，最后也要弄乱政府的组织，甚至改变国家的面貌。

    综上所述，假如我没有弄错的话，我相信，全神贯注于由平等激发的各种新欲望并满足它的现代统治者们，最后必然会因为采用这种办法而感到后悔。总有一天他们会发现，把自己的权力用在这样的需求上是轻率的，教育他们的每一个被统治者学会自力更生的技术，才是最稳妥可靠的办法。第二十一章　为什么大规模的革命   越来越少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生活在等级制度或阶级制度下的人民想要形成民主的社会形态，必须经过一系列长期的艰辛程度不等的改革，借助暴力，在财产、观点和权力等方面相继出现多次剧变后才能实现。

    在这场大规模的革命结束之后，在它期间产生的革命习惯还将长期存在，而且会伴随着一些严重的动乱。

    因为所有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在身份逐渐趋于平等期间，所以我们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平等本身和革命之间存在着一种隐藏的关系和一种不外露的联系，以致两者是互相依存的。

    在这一点上，推理看来是与经验相符合的。

    一个国家的等级在逐渐接近平等时，就没有一种使人与人结合起来和使他们固定于所在的地位的形诸于外的联系。没有一个人有永享的权利、发号施令的权力和受人支配的境遇。但是，所有人都会发现，只要凭借些许的文化和财产，就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并同其他人分开而独自前进。

    这一导致公民们各自独立的原因，也在每天促使他们产生新的急于实现的欲望，并在不断鞭策他们。

    因此，人们好像就能理所当然地认为：在民主社会，思想、人和物必将持续地改变其外貌和地位，民主时代就是急剧地和不停地变革的时代。

    情况真是这样吗？人们真的会因为身份的平等而习以为常地和持续不断地去进行革命吗？身份的平等中存在的某种动乱的根源真的在妨碍社会安定，迫使公民们不停地去更改他们的法律、观念和民情吗？我不认为是这样。我希望读者注意我的评述，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

    凡是改变了国家面貌的革命大都是为了使不平等神圣化或者为了破坏不平等而进行的。引发人类社会大动乱的次要原因暂且不论，你几乎总能看到在这里搞怪的就是不平等。也就是说，不是穷人想获得富人的财产，就是富人要约束穷人。因此，如果你能让一个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某些东西保存在手，而很少到别人那里去索取某些东西，你就对世界和平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当然知道，在一个大民主国家里，总是有一些非常富有的公民，也会有另一些十分贫困的公民。但是，民主社会的穷人并不像在贵族社会里那样构成民族的绝大多数，而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人，法律也没有规定他们的祖祖辈辈必须永远贫困下去。

    而富人只是一盘散沙，而且力量不大；他们没有令人嫉妒的特权，他们的财产只是一些不太引人注意、甚至是看不到的东西，而不再同土地结合和以土地表示。就像不再有穷人家族一样，世上也不再有富人世家，在芸芸众生中每天都有富人产生，而且也不断有富人变为芸芸众生。因此，他们并未形成一个容易确认和识别的阶级。另外，由于他们与自己的同胞大众有不易察觉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人民要是攻击他们就必然伤害到自己。在民主社会的这两种极端之间，还有不计其数的差不多各方面都相同的人。

    这些人既不非常贫穷，又不非常富有；他们持有的财产数量使人们看到之后不会造反和嫉妒。

    对于激烈的变动，这些人自然反对。地位高于和低于他们的人都因他们的保守性而保持着安静状态，并确保社会机体处于安定状态。

    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本身对于现有的财产已经感到满足，对他们有利无害的革命也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反感。恰恰相反，他们十分迫切地渴望发财，但他们知道这会侵害到某些人的利益，这让他们感到有些为难。这些欲望也被使他们不断产生新欲望的同一社会情况限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它虽然增加了人们进行改革的自由，却减少了人们对改革的兴趣。

    在民主制度下生活的人，不仅从心里希望不要发生革命，而且从心里害怕革命。

    所有革命都要多多少少地威胁到既得的所有权。在民主国家生活的人，大部分都拥有财产；他们既享有财产的所有权，而且生活在每个人都十分尊重他们的所有权的环境里。

    如果我们对社会上的每一个阶级进行仔细的观察，便不难发现所有权所带来的激情在中产阶级身上的表现是最为坚定和执拗的。

    穷人往往不在意他们手中拥有的财物，因为他们觉得与其享有少量的财物，不如索性一无所有。富人除了爱财之外，还有其他许多的激情，这些激情也需要得到满足，但长期地、辛劳地经营巨额的财产之后，有时却感受不到财产的魅力了。

    但是，既不极端富有又不极端贫穷的人却非常重视自己的财产，因为他们离贫穷还是很近的，深深了解并害怕着贫穷的痛苦。是那不多的家产避免了他们陷入贫困，但这点家产时刻都是他们担心和希望的唯一寄托。他们无时无刻不希望家产更多一些，所以总是关心着自己的家产；他们的家产的增加是通过日以继夜的努力得来的，所以更加依恋家产。他们从来没有想过把一小部分家产让给别人，在他们看来这种思想是不可想象的。他们把失去全部家产看做最大的灾难。但是，身份的平等使这些热衷于保护家产和害怕失去家产的小所有者的人数日益增加。

    因此，在民主社会，大多数的公民看不清革命对他们的好处，反而时刻感到革命会从多方面给他们带来损失。

    在本书的一个地方我说过，身份的平等自然要促使人们去经营工商业，并使地产持续增加和土地日益被分化成小块。我也曾经指出，身份的平等无时无刻不在鼓舞着每个人去持续地、热烈地追求幸福。这样的事实比任何东西都更能抵制革命的激情。

    革命的最终结果可能有利于工商业，但它的最初效果大都是使工商业者倾家荡产，因为革命一开始肯定会改变消费的一般状态，也一定会使生产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变得不正常。

    除此之外，我想没有任何东西比商业道德更能与革命道德形成对立的了。商业自然与一切狂热的激情敌对。商业喜欢平和，喜欢让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不激怒人。

    它能忍耐，有柔性，委曲求全，只有万不得已时才会采取极端手段。商业使人独立，引起人们对个人价值的重视，使人愿意自己处理自己的工作，教会人成功之道。因此，商业使人倾向于自由而远离革命。

    在革命当中，最感到害怕的莫过于动产的所有者，因为他们的财产既容易被查封，又时刻可能完全丧失。土地所有者就没有必要如此担惊受怕了，因为即使他们的土地收益不在了，在大动乱过去之后至少有可能保住土地本身。因此，当发生革命运动时，前者要比后者害怕得多。

    由此可见，一个国家的动产数量越大、种类越多，就越少发生革命。

    另外，不管人们从事什么职业，拥有什么样的财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任何人对现有的财产都不会完全感到满足，人人都在不断努力通过不同的办法增加财富。对他们中的每个人的任意一段人生进行考察，就会发现每个人都在不断拟订某些新计划，以增进自己的安乐，和他们大谈人类的利益和权利，那是徒劳的，因为那些琐碎的自家小事占据了他们当前全部的精力，他们希望你允许他们另找时间考虑公众共同关心的事情。

    这不仅妨碍他们去进行革命，甚至打消了他们革命的想法。狂热的政治激情很少能够触动也以同样的狂热去追求幸福的人。他们对小事情的过分关注，使他们对大事情的兴趣慢慢消失。

    当然，在民主社会里，有时也会出现一些勇于作为和心有抱负的人，他们的巨大欲望不会以按照常规前进而满足。这些人热爱革命，并发动革命；但是，如无特殊的意外机遇的降临，他们是极难发动起革命的。

    在反对时代和国家精神的斗争中任何人也不会得到好处。一个人，不管他自认为有多么强大，使他同时代的人接受那种他们的整体愿望和感情厌恶的情感和思想也是非常难的。因此，不要以为身份的平等成了永久确立的事实，并给民情打上了有它的特点的烙印，人们就会轻易地跟随一个鲁莽的领袖或一位大胆的革命家走上冒险的道路。

    但是，人们同样不能通过深思熟虑的筹划，甚至通过预先准备好的反抗计划，去公开抵制这样的领袖或革命家。人们不会激烈地反对他们，甚至有时还会恭维他们一下，但却决不会追随他们。人们暗地里以自己的惰性抵制他们的狂热，以自己的保守主义观抵制他们的革命习性，以自己的日常爱好抵制他们的冒险家热情，以自己的良知来同他们的聪明绝顶抗衡，以自己的散文同他们的诗篇抗衡。这样的领袖和革命家也许会历尽艰辛才使人们响应，但过不了多长时间人们就会离开他们，而他们自己则好像因身体过重而摔倒。他们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这些态度冷淡和漫不经心的群众唤起，但最终还是觉得自己无能为力，这不是由于他们自己认输，而是因为他们是孤军奋战。

    我从不认为生活在民主社会的人天生就是安静的，恰恰相反，我认为在这样的社会里，起支配作用的是一种永恒的运动，人们在这种运动中永不知停歇；但我相信，人们活动时总有一些不可逾越的界限。他们每天都在改变、改进或改革次要的东西；而对于主要的东西，他们则小心翼翼，不敢触动。他们爱改革，但害怕革命。

    尽管美国的一些法律不断被修改或废除，但美国人很少表现出革命的激情。当公众的骚动已成为威胁的时候，甚至在公众的激情已经高涨的时候，他们立刻停下脚步并冷静下来。从他们的这种快速的反应中就不难发现，他们害怕革命，把革命看做最大的灾难，每个人都暗下决心，准备不惜一切代价来阻止革命的发生。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人同美国人一样最爱所有权而又怕失去所有权，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同美国一样有绝大多数人反对以任何方式威胁或改变所有权制度的学说。

    我曾一度指出，具有革命性质的理论，当它只能通过彻底地或突然地改变财产和人的现状才能实现时，那它在美国就不会像在欧洲的一些大君主国那样受到普遍的欢迎。即使有人赞同这个理论，群众也要出于一种本能的反感而反对它。

    我敢说，有些在法国被一贯称为民主名言的名言，大部分会被美国的民主所取消。原因显而易见。在欧洲，人们具有的是革命的激情和思想；而在美国，人们具有的却是民主的思想和激情。

    如果有一天在美国发生了大规模的革命，那引起革命的原因也就是美国的土地上住有黑人。换种说法就是不是身份的平等，而是身份的不平等造成这种革命的。

    在身份平等的时候，每个人都只顾自己，不关注他人。如果民主国家的立法者们不去，这个有害的倾向不被纠正甚至加强它，认为它能消除公民的政治激情，让人民远离革命，那他们将会自食恶果，遭受本想避免的灾难，而且终有一天，整个社会会因为某些人的破坏性激情而经历异常的变故，这种激情正是在大多数人的冒昧的利己主义和胆怯心理的帮助下才发挥作用的。

    在民主社会，并没有希望革命的少数派，但少数人可能会制造革命。

    我并不是说民主国家能够避免革命，而只是说这种国家没有引发革命的社会情况，或者不如说这种国家的社会情况可以使人们远离革命。民主国家的人民凭自己的能力处理一切，他们不会轻易参加重大的冒险行动。他们只是在没有准备时才被卷入革命。他们有时也经历革命，但这种革命不是他们制造的。我再补充一句：这种国家的人民只要获得了知识和经验，就不会纵容革命出现。我深知，这方面可能受国家的各项制度的很大影响。它们对来自社会情况的各种习性，起着或促进或抑制的作用。因此，我再强调一次，我并不认为一个国家只有依靠实行身份平等才能避免革命；但我确信，不管这种国家实行的制度是怎样的，它那里发生的革命中使用的暴力总会比想象的小很多。于是我轻易地揣测出，把这样的政治情况与平等结合，就会使我们的社会达到西方社会从未有过的安定。

    我在上面就事实所论述的一切，有些也适用于思想和观点。

    在美国，有两件事让我们感到惊奇：一是人们的大部分活动有很大的流动性；二是某些原则有很强的固定性。人们在不停地流动，但他们的精神却好像是几乎静止的。

    一旦一种观点在美国的土地上传播开来，并扎根于此，那就可以说这块土地上的任何力量都无法把它根除。在美国，宗教、哲学、道德，还有政治方面的通用学说从未改变，或者至少可以这样说，它们只是通过隐秘的而且常常是不易察觉的方法改变的。在人和事物都不稳定的环境中，哪怕一些最粗野的偏见也只能以慢得令人无法想象的速度去消除。

    据说，感情和思想时刻不停地变化是民主的本性和习惯。这种情况也许会发生在像古代的那些可以在一个公共场所聚齐全体公民，然后由一位演说家随意鼓动的小共和国里。但是，我没见过这种现象发生在位于我们大洋彼岸的伟大的民主共和国里。

    在美国，使多数放弃它的观点和它所选定的人是很难的，这使我感到惊奇。书写文章及发表演说对此都毫无用处。只有亲身经历，甚至要多次亲身经历才能使他们改变初衷。

    乍一看来，这很让人吃惊；但是，深入研究之后，便可以知道它的缘故。

    我认为，让一个民主国家放弃偏见，改变信念，在宗教、政治、哲学和道德等方面用一套新原则替代原有的，简单说就是，在知性方面让这个国家经常进行大规模的革命，的确是非常困难的。这不是说民主国家里的人精神懈怠。那里的人的精神也在不断活动，但它不是在探寻新的原则，而是对现有原则的成果进行没有止境的改变。

    它不是急速地、直接地奋力冲向前去，而是围绕着自己轻松地绕圈。它凭借不间断的和匆忙的小动作渐渐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但一定不会突然改变自己的活动范围。

    在权利、教育和财产方面都相等的人，换句话说，就是身份相等的人，其需求、习惯和爱好一定会相差无几。由于他们观察事物是从同一角度出发的，所以他们的思想自然也趋于同化。也许每个人都会与他们的同时代的人有差距，也可以会形成自己的信仰，但在最后，他们全体会最终不知不觉地在一定数量的共同意见上重新合流。

    随着对智力活动受平等的影响的仔细考察，我越来越深信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智力活动混乱现象，并不是有些人所想的那样是民主国家的自然状态。我认为，把这种混乱的现象视为民主国家的青年时期特有的偶然状态则更加准确，它只在人们已经冲破以前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旧关系后出现，而他们在出身、教育和习惯上的过渡时期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因此，在过渡时期，人们只要保留各自不同的思想、爱好和本性，就无法阻止它们表现出来。但当人们的身份日益平等时，人们达到的主要见解将会达到一致。我认为这才是普遍的、常见的事实，而其他的都是偶然的和过渡的东西。

    我认为，在民主时代，一个人轻易就形成了一个与其同时代人所接受的思想体系完全不同的思想体系，那是非常少见的。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位革命家，那他最初让人们了解他的思想体系时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而后叫人们接受他的思想体系时困难则会更大。

    当一个人的身份几乎与他人平等的时候，是不会随便相信他人的。因为大家都非常相似，在一起学习的东西是一样的，生活方式也是一样的，所以从他们中选出一个人当领导并要求他们追随，他们自然不情愿。人们不会轻易听信与自己身份平等的人的言论。

    因此，在民主国家，不仅个别人对知识的信任度降低了，而且如我在本书的另一处说过的，在智力上可能比其他人优秀的某个人的一般观念，很快也会黯然失色。

    随着人们日趋同化，智力平等的主张便逐渐渗入人的信念。于是，不管什么样的改革家，想要拥有全国人民的精神，或受到他的重大影响都会更加困难。在这样的社会里，突如其来的智力革命是不易发生的，因为我们浏览世界史就可以发现，最主要的不是理论的力量，而是名望的权威使人们的看法发生了迅速而又巨大的转变的。

    还要说明的是，生活在民主社会的人是独立的、不被束缚的，所以对每个人都要进行劝说。但在贵族社会里，只要影响某些人的思想就足够了，因为其他人都会跟着走。如果路德生活在平等时代，而又没有领主和贵族作为他的听众，那么他可能会在改变欧洲面貌的事业中遇到更大的困难。

    这并不是说民主时代的人天生就相信自己的意见，并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的信念。他们往往产生他们任何人也解决不了的疑问。在这样的时代，人们有时也想改变自己的思考角度，但因为缺少有力的推动和指导，所以仍在原地徘徊，静止不动。①在取得了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的信任之后，为了让他们尊重你，你还有艰苦的工作要做。如果和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谈话时不涉及他们自身的问题，让他们倾听你

    ①如果由我去探求最便于爆发智力大革命的社会情况，我会于全体公民完全平等和各阶级绝对隔离之间的某一个地方寻到它。

    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下，人们祖祖辈辈相传而固守原有的地位不变，其中有些人不抱更多的希望，也有些人不抱更好的期望。在这种万物沉寂和万物静止的状态下，想象力休眠了，甚至涉及运动的思想，在人们的脑海中也不再浮现。

    当没有阶级存在，身份几乎平等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将处于不断运动的状态，但每个人都是孤立的、自主的和软弱的。以上两种状态很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似的，即无论是在前者还是在后者，都很少出现人类的精神大革命。

    但是，总有一个既使国家闻名内外又使国家处于动荡的中间时代在这两个历史的极端之间出现。在这个时代，身份还没有牢固到足以使智力处于休眠状态，还没有不平等到足以使某些人深深影响另一些人的精神和达到某些人能改变所有人的信念的地步。能够让强大的改革家崛起的和新思想突然改变世界面貌，正是在这个时代。的话是非常不容易的。他们总是忙着做自己的工作，所以不注意别人对他们讲的话。

    事实上，在民主国家几乎没有游手好闲的人。在那里，人们在繁忙杂乱而喧闹的环境之中生活，工作忙得都没有思考问题的时间。我尤其想要指出的是，他们不仅是忙于工作，而且十分用心地工作。他们总是处于工作状态，而且聚精会神地对待每一个行动；他们对事业过于热忱，以致不利于他们的思想迸出火花。

    我认为，一个理论如果没有同他们的日常生活实践有明显的、直接的和迫切的关系，想要让民主国家的人们疯狂热爱它是极其困难的。这样的人民很难舍弃他们的旧信念，因为正是这种狂爱才能使人的精神摆脱已经走熟的老路和完成智力大革命或政治大革命的。

    因此，民主国家的人民在探求新的见解方面既没有多余的时间又没有足够的兴趣。甚至当他们开始怀疑原有的见解时，也仍要在一段时间内固守它们，因为他们要改变原来的见解必须经过很长的时间和反复的考察。他们保护原来的见解的原因，不是因为它可靠，而是因为它早已确立。

    民主国家的人民原有的主张之所以很难发生重大的改变，还有另外几个比较重要的原因。这些原因我在本书的绪言里已经指出过。

    在这样的国家内部，个人的影响力是薄弱的，甚至是没有的，而群众却对每个人的精神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我已在其他地方说过原因。在这里我想要指出的是，如果认为这只是受政府的组织形式的影响，以为它的精神影响力会随着多数失去政治影响力而消失，那将是错误的。

    在贵族制度下，人们往往拥有独特的高贵性格和力量。当他们发现自己与大多数同胞看法不一致时，他们会选择退让，在家里反省和自我安慰。在民主国家里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在民主国家，受到公众爱戴的必要性就像呼吸空气一样，而完全背离群众就等于失去一个人生活下去的资格。群众没有必要用法律去制伏那些想法不同于自己的人，只要谴责他们就可以了。他们很快会因为孤立感和落魄感而感到抑郁和失望。

    只要身份趋于平等，每个人的精神就会因为大家的意见而受到巨大的压力，被包围、指挥和控制。这主要是因为社会组织本身，而很少是因为政治法令。随着人们越来越相似，每个人在大家面前也就越来越感到软弱无力。他们不认为自己有杰出或与众不同的地方，所以在同众人对立的时候，他立即认为错的是自己。他不仅对自己的力量感到怀疑，而且开始质疑自己的权利，当几乎所有人都说他不对的时候，他就会几乎完全认错。多数人只需说服他，而不必强制他。

    因此，在一个民主社会里，不管各项权力是如何组织和保持平衡的，要人们接受群众所反对的东西或宣扬群众所谴责的东西都是很难的。

    这一点更有利于坚定人们的信念。

    当一种见解扎根于民主国家，并在大多数人的脑海中留下深刻的痕迹时，它便会凭借自己的力量存在下去，而且可以不费任何力气地永久存在下去，因为所有人都支持它。最初谴责它不正确的人，最终也会随着大家的接受而接受；而想要坚持反对到底的人，也不会公然站出来。因为他们不想进行一场危险而又无益的斗争。

    不错，当民主国家的多数人改变他们的见解时，多数人可能随意在精神世界中猝然掀起一场令人惊奇的革命。但是，很难改变多数的见解，而要确认它的改变，也几乎是一样困难的。

    有时，一种信念会渐渐地被时间和事件，或个人的单独思考活动动摇、破坏，但我们无法从表面上看出来。人们无力与这种变化斗争，更不可能为了斗争而集合力量。最终，这个信念的追随者只能陆续悄悄地离开它，但每天也有一些人公开表示舍弃它。最后，信奉它的只有少数几个人。

    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它仍起着作用。

    它的反对者们始终保持沉默，或者只是暗中交流思想，所以通常他们在很长时期内仍不能确信一场大革命已在酝酿，所以仍在迟疑而一动不动。他们还在观察，保持沉默。大多数人即使已经不再信它了，也仍假装信它；而革命者会因为人们思想的这种假象心灰意懒，然后也保持沉默，被人敬而远之。

    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中，人们的精神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是不用很长时间，人们的基本观点可能就会比我们历史上的许多时代存在过的基本观点都要稳定。虽然这个时期还没有到来，但它可能正在接近我们。

    随着对民主国家人民的自然需求和本性的研究愈加深入，我便愈加确信：只要在世界范围内全面而永久地建立起平等，精神大革命和政治大革命的出现就远比人们想象的困难和稀少。

    由于民主国家的人表面上看来总是在活动、变化、忙碌，总在准备改变自己的立场和地位，所以人们觉得他们会随时将他们的法律废除，立刻接受新的信仰和养成新的习惯。但是，人们忽视了平等不仅使人发生变化，而且使人知道安定的环境是满足自己的利益和爱好必不可少的条件。平等既推动人前进，又控制人前进；平等既激励人奋起，又让人脚踏实地；平等既将人的欲望点燃，又对人的能力有所限制。

    我们不能马上看清这种情况，因为虽然使民主国家的公民独立奋斗的激情是裸露而明显的，但使他们团结合作的力量却是潜藏而不易察觉的。

    以后几代人最令我担心的并不是革命。但在围绕我的都是革命造成的废墟的现状下我无法这样说。

    如果公民们继续在日益狭窄的家庭利益的小圈子里故步自封，并在其中永不停歇地追求这种利益，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永远不会有那种虽然会使人民动乱，但也能使人民前进和革新的强大的无私奉献的情操。当我看到财产是如此容易地增减，而爱财之心又是如此强烈和热切的时候，我担心人们将会把一切新的理论看做灾难，把一切改革看做轻举妄动，把所有社会进步看做革命的预兆，并因为害怕受牵连而不予行动。我的心在颤抖，而且我承认是由于害怕而颤抖，因为人们现在只顾追求眼前的享乐，把自己将来的利益和子孙的利益都抛诸脑后了，喜欢没有负担地顺从命运的安排，而不肯在必要的时候付出毅然决然的努力去改弦更张。

    人们认为新社会的面貌每天都在改变。但我却害怕新社会过于固守原来的制度、偏见和习俗，导致最终毫无成就。结果，人类自己束缚了自己，停止了前进；人的精神逐渐萎缩，并永远自怨自艾而无力创新；每个人都在一些小而无益的独立活动上浪费精力，表面上看所有的人都在不断地活动，但整个人类却不再前进了。

    第二十二章　为什么民主国家的人民 自然希望和平而民主国家的军队自然 希望战争使民主国家的人民反对革命的那些利益、恐惧心理和激情，也使他们不愿意进行战争。由于同样的原因，尚武精神和革命精神同时减弱。

    热爱和平的不动产所有者人数的增加，可以在瞬间毁于炮火的动产的增多，民情的淳朴，人心的温存，平等所激发的怜悯，战时产生的诗意般的强烈激情几乎无法触动的冷静理智——这些联合起来，便足以抑制尚武精神。

    在文明国家里，随着身份的日益平等、好战的激情将越来越少、越来越不强烈，我认为，这可被视为一个常规。

    战争，是所有国家都可能卷入的不幸事件，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其他国家。无论多么热爱和平，国家都必须时时做好迎敌的准备，换句话说，就是要有一支军队。

    美国在这方面得天独厚，因其置身于可以说没有邻国的广漠土地之上，由此为它的居民提供独有的条件。就是说，他们只有少数士兵就够了。但是，这只是美国的特点，而不是民主的特点。

    民主国家建立军队的义务，并不会因身份平等、民情和基于民情所建立的各项制度而消失，而且它的军队还经常对它的命运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研究军队的成员的自然本质是什么是至关重要的。

    在贵族制国家里，尤其是全凭出身来决定等级的国家，军队中的不平等亦同民族中的不平等一样。军官是贵族，可以发号施令；而士兵是农奴，必须服从指挥。因此，在贵族制国家的军队里，士兵的奋进之心被严格限制在极小范围内。

    当然，军官的野心也并不是没有限度的。

    贵族阶级是全国等级阶梯中的一个等级，而且其内部还常常有自己的等级阶梯。

    阶梯上的等级森严，而且永远保持不变。根据出身的不同，人们应征的等级也不同，可能是去指挥一个团，也可能是去指挥一个连。他们达到他们所希望的极限之后便自动停止，安于自己的命运。

    此外，还有一个重大原因抑制了贵族制国家军官的晋升欲望。

    在贵族制国家里，军官除了有军阶以外，在社会上还属于上等阶层。在他们眼里，前者不过是后者的附属品。贵族应征军官，主要不是为了高升，而是履行家庭出身加于他们的一种义务。他们从戎是为了光荣地度过轻松自在的年华，并把军中生活的一些光荣回忆带回家庭和贵族中间，但他们的主要并不是打算由此发财、成名或掌权，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财、名、权，不出家门就可以享有这些。

    在民主国家的军队里，每个士兵都有机会升任军官，每个人也因此而产生晋升的念头，并将军事野心扩大到几乎没有止境。

    军官们则认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他们或强迫他们停止晋升。在他们眼里，每升一个军阶都有极大的价值，因为他们在社会上的等级几乎总是取决于他们在军队中的等级。

    在民主国家里，军官只有薪金收入，没有其他收入，只能享有军功荣誉，不会享有其他荣誉。他们经常改变职业，境遇也随之改变，以致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在贵族制国家的军队里作为充任军官的附带结果的那些东西，成为了民主国家军官的主要东西，决定他们的一切。

    在法国旧君主时代，人们用贵族爵位名衔来称呼军官，不用他们的军衔。而在现代，人们只称呼他们的军衔。这一小小的语言表达形式的改变，就足以说明军事制度和社会制度所发生的巨大革命。

    在民主国家的军队里，几乎人人都有晋升的欲望，这种欲望是炽烈的、固执的和永远存在的。它随着其他欲望的上升而上升，直到人死为止。但是不难发现，在和平时期全世界各种制度的国家的军队中，民主国家的军队中军阶晋升是最慢的。本来军职的席位就少，所以竞争者几乎不可胜数。但是，平等的固定原则是适用于所有人的，所以谁也不可能迅速晋升，而且有许多人无法晋升。因此，民主国家晋升的要求大大高于其他国家，容易程度大大不如其他国家。

    因此，民主国家军队中想晋升的军人都渴望发生战争，因为战争会使军官席位空缺，最后还可以违反按年资晋升的规定，即使这个规定是民主制度的专有特权。

    由此我们可以作出如下奇怪的结论：在所有国家的军队中，最迫切地希望发生战争的是民主国家的军队；而在所有国家的人民中，最爱和平的则是民主国家的人民。正是平等引起了这两个对立的效果，形成了这种反常现象。

    在人人都是平等的时候，公民每天都觉得有希望并发现有可能改变处境和增进福利。这使他们热爱和平，因为和平可以使工商业繁荣，使每个人安稳地实现其小小事业的目的。另一方面，这样的平等又使从军的人更加重视军事荣誉的价值，让所有的官兵都能更加容易得到这种荣誉，以致士兵做梦都在驰骋于疆场。这两种不同作用的支配导致人心思动，但欲壑难填，大家都有野心，而满足野心的手段则各自不同。

    人民和军队的这种背道而驰的倾向，驱使民主国家走上非常危险的道路。

    当人民丧失尚武精神的时候，充任军官便不再是光荣，军人也将沦为最低级的公务人员。他们难以受到人们的尊敬，人们也不再了解他们。此时，便出现了同贵族时代完全相反。从军的人只是一些卑微的公民而不是主要的阶级。一个人只有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才愿意去从军。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难以摆脱。民族的精英逃避担任军职，因为军职不光荣；而军职之所以不光荣，则是因为民族的精英不再参加军队。

    因此，当看到尽管民主国家军队的物质条件比其他军队好得多，纪律也不如其他军队严格，但士兵往往牢骚满腹、情绪低落、对处境不满时，你不必表示惊讶。士兵感到自己的地位卑微，这种被挫伤了的自尊心，使他们爱上战争，因为缺少了他们战争就无法进行；他们还喜欢起革命来，因为他们通过革命可能凭借手中的武器获得政治权力和个人尊严，这些是人们原来拒绝给予的。

    民主国家军队的成分，使引发革命的危险变得更加可怕。

    因为在民主社会，几乎所有的公民都有需要保护的财产；而民主国家的军队领导通常都是无产者。在国家内乱期间，大部分无产者都不会遭到重大损失。在民主时代，人民自然要比在贵族时代更害怕革命，但军队的首脑们却不太害怕革命。

    另外，正如我方才所说的，在民主国家中，最有钱、最有教养和最有能力的公民决不会担任军职，所以整个军队最后会变成一个独立小王国。在那里，官兵的知识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他们的言谈举止却比全国其他人粗野。但是，这个不文明的独立小王国却掌握着武器，而且只有它会运用武器。

    实际上，正是公民的和平情绪加强了军队的好战和喜欢动乱的精神给民主国家带来的危险。在一个不好战的国家里，军队是最危险的东西；而全体公民过分爱好安宁的个性使得社会最终全由士兵来支配。

    因此，一般可以这样说：如果民主国家出于自己的利益和本性而爱好和平，那它的军队将一步步地把它拖向战争和革命。

    贵族制国家从来不担心军人发动革命，而民主国家却经常害怕发生这样的革命。

    因为这种危险最为妨碍民主国家前进。政治家必须时时刻刻把注意力放在寻找消除这种危险的办法上。

    当军队野心勃勃蠢蠢欲动，国家内部动荡不安时，这个国家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为这个令人讨厌的野心提供借口，以便发动战争。

    我不想诽谤战争。战争几乎总能提高一个民族的意志，开阔它的心胸。有些时候，对于平等所自然造成的某些倾向的过分发展，只有战争才能遏止。这时我们就必须承认战争是医治民主社会的某些痼疾的不可或缺的良药。

    虽然战争有一些很大的好处，但也不能把它捧得过高，认为它能根除我主才指出的危险。战争只能暂时阻止这种危险，战争过后危险反而会变本加厉，因为一旦军队尝到了战争的甜头，便更加不愿意维持和平了。战争只能被永远希望光荣的民族用来解救困难。

    我可以预言，一些民主大国里涌现出来的军事首领们，会发现率军征伐很容易，却很难在胜利后和平地生活。民主国家很难处理两件事：一件事是开始战争，另一件事是结束战争。

    此外，如果战争没有为民主国家带来特殊利益，那民主国家就会遭到昔日的贵族制国家同样未曾放在心上的某些危险。现在，我只谈一谈其中的两种危险。

    虽然战争满足了军队的要求，但却限制了不可胜数的公民群众曾在和平时期提出的需求得到满足，战争往往使群众失望。因此，战争就可能导致它本来应当防止的动乱的危险。

    在民主国家里，任何一场长期战争都将严重地危害自由。这并不一定是指在每次胜利之后获胜的将军们会像罗马的恺撒和苏拉那样用武力夺取最高政权，而是另一种危险。战争并不总是让民主国家出现军人统治的局面，但它必然使其文官政府的职权无限增加。它差不多必定要把管理万民和处理万事的大权集中到这个政府手中。它是依靠习惯势力慢慢地走向专制，而不是以武力突然建立专制。

    任何企图消灭民主国家的自由的人，一定知道战争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可靠和最简便的途径。这是他们的第一条科学定理。

    当官兵的野心引起人们的惶恐时，一个看似可以自救的办法，就是扩充军队的人数，从而增加军官的编制。但这只能解燃眉之急，也为未来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在贵族制社会，扩军可以取得稳定的效果，因为那样的社会中只有一类人有军事野心，而且每个人都能适可而止，从而使一切怀有野心的人差不多都能得到满足。

    但是，在民主国家，扩军没有任何好处。因为军队的人数越多，想晋升的人也就越多。被许诺有空缺时就可以就职的人上任后，不久又会出现一批欲望没有得到满足的人，而已经上任的人也很快会牢骚满腹，因为军队中也会有左右民主国家公民行动的那种激动情绪。人们想得到的不是一定的军阶，而是一直晋升。虽然他们的欲望不算太大，但却接踵而来。民主国家扩军只能暂时满足军人的野心，但不久以后，他们的野心将会变得更为可怕，因为想晋升的人越来越多。

    我认为人心不安和思动，是民主国家军队的组织内在的而且是不愿意根除的弊端。民主国家的立法者们不要自以为能够找到一种军事制度，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镇压和控制军人情绪，为此作出的所有努力都将是白费工夫。

    能够纠正军队的弊端的不是军队本身，而是国家。

    民主国家自然会担心动乱和专制。只要使军人的本性变为审慎的、理智的和稳重的情感，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当公民们学会和平而有益地运用自由，并领会到自由的好处时；当他们像爱自己女友那样爱秩序，自愿地服从纪律时，他们就会无意识地和似乎是违反本意地把这些习惯和品质带进军队。一旦全民族共有的精神渗入军队特有的精神，这些观点和欲望就会被抑制下去，军队生活所造成的观念和欲望就会受到节制，而依靠舆论的强大力量。有了有知识、守纪律、意志坚定和爱好自由的公民，才会有纪律严明和服从命令的士兵。

    法律如果在镇压军队的叛乱精神的同时还在全国范围内加紧压制公民的自由精神，导致法律和权利的观念黯然失色，那么结果必然适得其反。不但没有消灭军人暴政，反而大大有利于军人暴政的建立。

    不管民主国家采取什么预防措施，存在一支庞大的军队总是一大祸害，裁军是消除这个祸害的最有效的办法，但这又是所有国家都无法采用的一项解救办法。第二十三章　民主国家的军队里哪些是最好战和最革命的阶级按照提供兵员的人口数与兵员人数的比例来说，民主国家的军队是十分庞大的，这是它的一大特点。我准备以后再谈这一点的理由。

    另一方面，生活在民主时代的人，选择担任军职的却不多。

    因此，民主国家不久就被迫放弃自愿入伍的募兵制，而采用强制入伍的征兵制。本国情形要求它选择后一种制度，不难预知，人人都要被征入伍。

    由于服役是强迫性的，所以全体公民不加区别地平等分担服役的义务。这也是民主国家的条件及其思想的必然要求。民主国家的政府只要向全体人民提出呼吁，就差不多可以进行它想要做的事。一般说来，是负担轻重的不平等而不是负担本身引起了反抗。

    但是，由于全体公民都要服役，所以每个人只会在军队里服役几年。

    因此，士兵只是军队的过客。然而，在大部分贵族制国家里，当兵却是士兵所选定或被迫接受的终生职业。

    这种情况造成了一些差异很大的后果。在民主国家军队中，虽然有些人很爱军人生活，但大多数人是被迫参军的，他们没有把从军看成严肃的任务，时刻准备返回家园，只想离开军队。这些人没有什么高要求，也没有染上一点这种职业产生的奢望。

    他们当兵只是应付了事，总是惦念着平民生活里的利益和欲求。因此，他们不仅缺乏尚武精神，反而把公民精神带进军队并在军队里保持。在民主国家的军队里，这些淳朴的士兵仍然保留着公民的本色，最大限度地受全国人民的习惯和舆论的影响。士兵们引以为豪的，正是他们把爱自由和尊重权利的思想带进了民主国家的军队，这些思想曾鼓舞人民。贵族制国家的情形与此相反，士兵到最后已与自己的同胞毫无共同之处，对同胞们来说形同外人，甚至是形同敌人。

    在贵族制国家的军队里，军官是保守分子，因为只有他们同市民阶级保持紧密的联系，而且一直希望回到市民社会并恢复其原来地位。在民主国家的军队里，保有这种联系和持有这种愿望的则是普通士兵，原因也是完全相同的。

    不言而喻，在民主国家军队的内部，军官们往往养成与全国人民完全不同的爱好和欲求。在民主国家里，一个人当了军官，便与市民生活完全断绝关系。而且他也没有一点恢复联系的兴趣。他的真正祖国就是军队，因为他所占的军阶决定了他的一切。因此，他得跟着军队共进退、同沉浮，把自己的将来完全寄托于军队。由于军官的需要不同于国家的需要，所以在全国人民最希望安定和平的时候，他可能锐意制造战争或进行革命活动。

    但是，有些因素可以节制军官在这方面的好战和喜欢闹事的倾向。如果民主国家的军队里每个军官都有和持久地有这种野心，则这种野心很少是强大的。下等阶级出身的人，经过在军队内部的几次晋升，到军官的地位，便已经算是扬眉吐气了。因为他已经占据比他在市民社会的地位高得多的地位，并且取得了大多数民主国家公认的不可出让的权利。①经过艰苦的努力之后，他愿意暂时停一下，想一想如何享用自己已经获得的一切。由于害怕失去已经到手的东西，所以便不怎么强烈渴望获得尚未获得的东西。克服了妨害他晋升的第一个和最大的障碍之后，他便不那么着急以后的晋升之慢了。随着军阶逐步升高，他们发现危险越来越大，野心也逐渐收缩。如果我没有说错的话，民主国家军队中，高级指挥官永远是最不好战和最没有革命精神的。

    我方才所讲的关于军官和士兵一切，对于军士阶级，即在所有的军队中介乎军官和士兵之间的那批人，并不适用。

    这个在本世纪之前还未在历史上崭露头角的阶级，我想它今后会在历史上发生作用。

    同军官一样，军士已在思想上脱离市民社会，亦把军职视为终生职业；或许还超过军官，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军人职业上。但是，他们还没有取得军官那样较高的和稳固的地位，并没有机会在爬到最高职位以前暂时停止下来，舒舒服服地歇一口气。

    由于军士的职务性质是永远不变的，所以军士们的生活注定是庸碌无为、备受限制、毫不舒适，甚至生死难卜的。在他们看来，当兵只是一种危险的职业。他们只知道艰苦和服从而这比头顶危险更难忍受。他们之所以能够忍受眼前的痛苦，是因为他们知道社会制度和军事制度在将来能解除这些痛苦。实际上，日子久了以后，他们也真能当上军官，可以发号施令，得到荣誉、独立地位、权力和享受；虽然这些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大量地出现于他们的眼前，但在实际拿到手以前，他们从来不敢确信一定能拿到手。他们的军阶是可以变动的；军队的纪律要求他们必须每天听任长官的摆布。犯一点小错误，或稍有越轨行为，经常能使他们立即失去费了多年的心血才得到的果实。在熬到他们所向往的军阶以前，可以说他们什么成就也没有。只有取得了军官的军阶以后，他们才好像进入了仕途。在充沛精力、需要、激情、时代精神、希望和恐惧心情的不断推进下，他们不可能不燃起铤而走险的野心。

    因此，军士永远都迫不及待地盼望战争。如果人们反对战争，他们就希望发生革

    ①实际上，在民主国家，军官的地位远比在其他国家有保证。少数军官主张军阶越高待遇也应越高；而多数立法者也认为，有必要保证军官生活舒适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命，使典章制度失去权威，以便在革命中利用局势的混乱和群众的政治激情，取代被赶下台的长官。他们是可能办到的，因为尽管在感情和欲求上，他们与士兵有很大不同，但他们的出身和习惯却与士兵一样，所以能对士兵造成极大影响。

    这种军官、军士和士兵各不相同的对事态度并非只出现于一个时代或一个国家，而是见于一切时代和一切民主国家。

    在所有民主国家的军队里，和平的和有秩序的风气的最坏代表永远是军士，而最好代表则是士兵。士兵会把全国民情方面的优点或缺点带进军队，在军队里原原本本地反映民族的面貌。如果一个士兵是无知的和软弱的，那他将被他的长官拉去搞叛乱，虽然这可能是不知不觉的和违反他本意的。如果他是有知识的和坚强的，那他将会约束他的长官，使其遵守秩序。

    第二十四章　关于民主国家军队为什么在战争初期比其他国家军队软弱而在 战争持续期间则比其他国家军队强劲凡是在长期和平之后参加战争的军队，都有可能被击败，而经常作战的军队则有很大的获胜机会。这一真理尤其适用民主国家的军队。

    在贵族制国家，因为军职是享有特权的职业，所以军人在和平时期也受到尊敬。

    涌向军界的都是有才能、有学问和有野心的人。军队在各方面都不低于甚至往往高于全民族的平均水平。

    而民主国家却相反。在那里，民族的精英都逐渐离开军职，以便通过其他途径去谋求荣誉和权力，尤其是财富。在长期的和平之后，军队各方面的水平便经常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而民主国家的和平时期又很长。参战的军队处于这种状态，对于国家和军队都是相当大的危险。这种危险始终存在，直到战争将其改变。

    我曾经说过，在和平时期，民主国家的军队里从军资历是晋升所依据的最高的和不可改动的准则。因为该准则不仅源于这种军队的制度，也源于这种国家的制度，所以这种情况将会长期存在。

    另外，由于军官在民主国家中的一切（包括荣华富贵）都取决于他们在军队的地位，所以他们只有到死才会离开或退出军界。

    这两个原因给民主国家造成的后果是，经过长期的和平之后，它的军职人员和指挥人员均已老迈。我所说的不止是将军，而且包括一直没有晋升或逐步爬上去的大部分下级军官。在考察民主国家的军队时，你会吃惊地发现，士兵都是毛孩子，而所有的长官均已年迈。在这种情况下，士兵缺乏经验，而长官缺乏精力。

    这恰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因为使战争顺利进行的首要条件，是要有年轻的人，这一点如果不是近代的一位最伟大的统帅指出过，我是不敢如此说的。

    在贵族制国家的军队里，这两个因素就不是这样发挥作用的。因为在贵族制国家的军队中，晋升的主要依据是出身而不是资历，所以在每个军阶中都有一些年轻人，他们为战争贡献了最充沛的体力和精力。

    另外，贵族制国家中谋求军事荣誉的人，都有在市民社会里不愁温饱的地位，所以他们把精力最充沛的年华献给军事生涯之后便自动退休，回乡去安享余年，很少有人在快到年老的时候才离开军队。

    长期的和平使民主国家的军队不仅充满了年老的军官，而且所有的军官的身心都养成了不适于作战的习惯。因为长期生活在民主的温文尔雅的习俗气氛中的人，很难适应战争的艰苦工作和严峻义务的要求。如果他有担任军职的兴趣，那他至少要养成阻碍他取得阶级战争胜利的生活方式。

    在贵族制国家，市民生活的懒散作风对军队风纪影响不大，因为指挥军队的都是贵族。应该知道，尽管一个贵族在过着富贵生活，但他除了追求这种幸福以外，总是还有其他一些追求，而且为了充分满足这些追求，他可以自愿地暂时牺牲自己的幸福。(e)我曾经指出，在处于和平时期的民主国家中，军阶的晋升是极慢的。起初，军官们表示无法容忍这种情况。他们闹事，心灰意懒，牢骚满腹。但是一段时间之后，大部分人就会迁就下去。有野心和能力的人离开了军队。其余的人终于屈服于他们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命运，调整自己的爱好和欲求，以市民的眼光来看待军职。他们认为，军职的最可贵处，就是可以带来舒适和安定。他们把未来的希望都寄托于这一小点有保障的收入上，只要求能够平平安安地享受一生。

    因此，长期的和平不仅使民主国家的军队充满了年老的军官，而且往往将老年人的习气输送到还是年轻力壮的军官中去。

    我也曾指出，在处于和平时期的民主国家中，军职并不算多大的荣誉，因此没有太多人追求。

    公众的这种轻视态度对于军人就像是压在其头上的一块又重又大的石头。它好像压扁了军人的士气，但在战争终于爆发的时候，士气又能立即恢复它的弹力和活力。

    挫败士气的这种原因，在贵族制国家的军队里并不存在。无论是军官还是他们的同胞，从来都不认为军官的地位是低下的，因为他们的军队和他们本人都是伟大的。

    即使和平对这两种军队产生相同的影响，还是会有不同的结果。

    当贵族制国家军队的军官失去战斗意志，不愿意靠军职发迹时，他们仍会尊重贵族的荣誉和身先士卒的古老传统。但是，如果民主国家军队的军官不再好战，不再希望利用军职向上爬，他们就保存不下来任何好东西了。

    因此，我认为民主国家在经历了长期和平之后参加战争，被打败的危险与其他国家相比特别大。但是，它不会轻易因为败北而气馁，因为战争越持久，胜利的机会就越大。

    当战争延续到使得全体公民不能从事和平劳动，破坏他们小小的事业时，他们就会把珍视和平的热情转向支持战争。战争破坏了一切事业之后，就成为唯一的巨大事业。于是，平等所产生的一切热烈又奋进的激情，就都集中到战场上来。这就是为什么虽然民主国家很难发动人民奔赴战场，但一旦让人民拿起武器，有时就会在战场上取得惊人成就的原因。

    随着战争将所有人的视线逐渐引到军队上来，加上军队在短期内声威大震并创造出巨大财富，全国的精英便纷纷从戎。这时，被军队吸引去的人，天生具有进取心，勇敢而好斗。他们已经不是像在贵族制国家那样只来自贵族，而是来自全国了。

    由于很多人竞争军事荣誉，而且战争又迫使每个人发挥才智，所以不断涌现一些伟大的将领。长期的战争对民主国家军队犹如革命对民主国家的人民，其作用是一样的，即打破常规，使一切出类拔萃的人脱颖而出。和平时期的那些年老体衰的军官离开军队，退休或死去。一批在战争中壮大起来的青年人接替了他们的位置。这些年轻人满怀激情，坚持把战争打下去。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晋升，实际上也在不断晋升。怀有同样心情和欲望的年轻人接踵而来。只要军队没有限制，这样的人将会一批接着一批涌现。平等使每个人产生奋进之心，而死亡又为各种奋进之心提供机会。死亡不断使各级军官减员，制造缺口。这既为晋升开门，又为晋升关门。

    民主国家中，在军人的习性和人民的习性之间，还存在一种隐秘关系，这种关系只有在战时才显露出来。

    民主国家的人有一种渴望迅速得到所希冀的东西，然后快活地享受的本性。其中大部分人崇拜冒险，怕穷大于怕死。他们就是在这种精神的支配之下从事工商业的。

    他们在战场上也发挥出了这种精神，甘愿冒生命的危险，以便在瞬间取得胜利。在战场上大放异彩而且只需冒生命危险就可突然得到的伟大，是最能满足民主国家人民的幻想的。

    因此，民主国家人民的利益和爱好使他们离开战争，而他们的思想观念却使他们能打好战争；只要能够让他们从他们的事业和舒适生活的圈子里跳出来，他们很容易就变成好士兵。

    如果说和平对民主国家的军队特别有害，那么，战争可以保证它得到的好处会是其他任何军队所没有得过的。尽管这种好处起初不太明显，但随着战争的持续，可能会突显，并由此取胜。

    一个贵族制国家在同一个民主国家交战时，如不能在最初的几个回合摧毁对方，就很可能被对方打败。第二十五章　关于民主国家的军纪民主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广泛的社会平等，久而久之将使士兵不服从军令，破坏纪律。这个观点非常流行，贵族制国家的人民尤其如此认为。

    但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事实上有两种纪律，切不可混淆。

    当军官是贵族，士兵是农奴时，即当前者富裕且聪明能干，后者贫穷且愚昧无能时，容易在两者之间建立最严格的服从关系。可以说军队纪律不过是社会奴役制度的延伸和完善，士兵在入伍之前就已经在服从军队纪律了。在贵族制国家的军队里，士兵很快就会只知长官的命令而对其他都茫无所知。虽然他在行动但无思想，打胜了仗也不表示高兴，被打死了也没有怨言。在这种状态下，他只是一个被训练得去打仗的可怕动物，而不是一个人。

    一旦民主国家看到它的士兵也染上贵族制国家可以轻易加于其士兵身上的习惯，即唯命是从、服服帖帖、千篇一律的盲目服从，它一定感到失望。民主国家的社会环境不会使士兵如此，而民主国家要想人为地使士兵养成这种习惯，则有丧失其固有优点的危险。在民主国家里，军队纪律只能设法引导精神的自由发展，而不应当试图压制精神的自由发展。军队纪律规定的服从并不十分严密，但是很粗野和很简明。这种服从建立在服从者的意志之上，不仅取决于服从者的本能，而且取决于他的理智。因此，如果危险的情况使服从成为必要，服从者往往会自动地严格服从。因为这种纪律是以习惯为基础的，而战争可以打乱这种习惯，所以贵族制国家军队的纪律容易在战争中变得松弛。相反，在大敌当前的时候，民主国家军队的纪律可以自动加强，因为每个士兵这时都非常清楚，为了取胜，他必须严格服从，毫不反抗。

    依靠战争来建立宏伟事业的国家，只知道我所讲的纪律。古代国家的军队只征自由人和公民入伍，他们之间没有大的差别，习惯于平等相待。从这一点来说，虽然古代国家的军队的成员都来自贵族内部，但可以说它是民主的。因此，在军队里，官兵之间情同手足。读了普卢塔克的《名人传》，你就会相信这一点。士兵们经常向将军们提意见，而且可以无话不说；将军们也愿意倾听士兵的意见，而且有问必答。将军们通过谈话和示范的方式来领导士兵，这要比管束和惩罚好得多。将军对于士兵来说既是长官，又是伙伴。

    我不知道希腊和罗马的士兵是不是也曾像现在的俄国士兵那样，一丝不苟地遵守军队纪律，但我知道这并没有妨碍亚历山大征服亚洲，罗马征服世界。

    第二十六章　略述民主社会里的战争当平等的原则不仅在一个国家而且在相邻的几个国家同时发展时，就像在今天的欧洲这样，这些不同国家的居民，尽管在语言、习惯和法制上存在不同，但都惧怕战争，热爱和平。①用野心和愤怒武装各国君主也没有用处；人民普遍抱有漠不关心和袖手旁观的态度，使君主们被逼无奈地消下气来，丢下手中的宝剑。于是，战争越来越少了。

    随着几个国家同时发展平等以及其居民一起拥向工商业，不仅他们的喜好日趋一致，而且利益也逐渐交融。因此，任何一个国家加于他国的危害都会回到自己身上，从而让人们认识到战争是一种灾难，这种灾难对战胜国和战败国造成的损害差不多是相等的。

    因此，在民主时代，一方面难以把各国都拉进战争，另一方面则几乎不可能不牵涉其他国家而只有两国交战。因为各国的利益互相交织，具有相同的意见和需要，所以一个国家有风吹草动，其他国家也无法安宁。因此，战争越来越少，但一旦爆发战争，战场的范围必将越来越大。

    一些相邻的民主国家，不仅在某些方面变得相似，而且最终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变得相同。②国家之间的这种相似，对于战争具有重大影响。

    当我思考为什么15世纪的瑞士曾使欧洲的一些强大国家发抖，而现今它的国力则完全与人口成正比时，我发现瑞士人和邻国人变得相似，所以瑞士现今与邻国的

    ①我认为，不必向读者指出，欧洲各国对战争的恐怖心，并不完全因为平等在这些国家得到了发展。除了这个常常发生作用的原因以外，还有几个十分强大的偶然原因。我首先要指出的是，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所留下的满目疮痍。

    ②这既是因为各国有了相同的社会情况，也有这样的社会情况自然促使人们互相模仿和融合的原因。

    当公民们被分成很多个等级或阶级时，他们彼此各不相同，而且并不愿意，也不希望达到相同；恰恰相反，每个公民都越来越设法对自己的观点和习惯加以保持，维持原样不动。个性的精神非常强韧。

    当一个国家内部没有等级或阶级之分，所有公民在文化和财产方面近乎平等，即这个国家具有民主的社会情况时，人的精神就将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人们变得相似，差不多可以说如果不相似，他们就会感到痛苦。

    他们只要求那些仍然会使彼此有别的东西，以便使自己融入共同的群众集体，而不想保存这些东西。在他们眼中，能够代表权利和力量的只有这个集体。个性的精神几乎消失。（下转519页）差别只在于人口的多寡，而能多派兵的国家必然胜利。因此，欧洲发生民主革命的后果之一，就是人们重视兵力优势，强迫所有小国与大国合并，或至少并入大国的势力范围。

    由于兵力是胜利的决定性因素，所以每个国家都竭尽全力派尽可能多的兵员奔赴战场。

    在部队里存在某种兵种比其他兵种精锐的时代，如瑞士的步兵和16世纪法国的骑兵存在的时代，人们认为没有征集大量兵员的必要；但是，到了每个士兵的力量都相差无几的时代，情况就不同了。

    产生新需要的原因，也为满足需要提供了手段，因为正如我指出的，人人都一样的情况下，大家就都成了弱者。民主国家的社会权力自然大大强于其他国家。因此，这种国家在想要召集全体成年男子入伍时，也有能力办到。在平等时代，虽然人们的尚武精神已经减弱，但军队的规模却在扩大。

    在这样的时代，作战的方法也因此而发生变化。

    马基雅维利在其《君主论》里写道：“相比征服由一个君主及其奴隶治理的国家，征服以一个君主及其诸侯为首领的国家要困难得多。”为了避免侮辱人，我们不妨将“奴隶”改为“公仆”。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伟大真理，完全可以将其用在我们讨论的问题上。

    一个贵族制大国，无论征服它的邻国还是被其征服，都是极其困难的。之所以不能征服邻国，是因为它无法集结全国的力量并在集结后长期掌握这种力量；之所以不能被邻国征服，是因为许多小防御据点能抵挡敌人的进攻。在贵族制国家里作战犹如在山地里作战，战败者随时可以转入新的阵地固守。

    在民主国家，情况就完全相反。

    因为民主国家容易把全部可用的兵力投入战场，如果它很富庶且人口众多，则很容易成为征服者。而一旦它遭到侵略，敌人深入它的国土，它就很难御敌了。如果它的首都被敌人占领了，国家就灭亡了。这个道理非常清楚：在民主国家，每个公民都是孤立的特别软弱，没有人可以自卫，也无法支援他人，只有国家的力量是强大的。

    一旦国家的军事力量因为军队被击溃而消失，行政的力量由于首都被占领而瘫痪，剩下的只是一伙没有组织、没有力量的群众，他们根本无法抗击有组织的入侵力量。

    我知道，让地方享有自由并建立政权，可能会减少这种危险，但这种办法作用经常不（上接518页）在贵族制时代，甚至原本相同的人们也想在彼此之间建立起想象中的差别。在民主制时代，甚至原本不同的人们也特别希望彼此互相模仿，并变得相同，因为全人类的前进运动经常吸引着每个人的精神。

    在国家之中也存在类似的现象。因为贵族制的精神在于发挥个性，所以具有同样的贵族性社会情况的两个国家之间，可能始终保持特别明显的极大差异；但是，因为民主制的精神要求人们同化，所具有同样的民主性社会情况的两个相邻国家，很快就会采取同样的观点和习俗。

    大。这时，人民不但不可能再继续战斗，恐怕连这个念头都没有了。

    根据文明国家所承认的国际法，战争的目的只在于占有政治权力而非掠夺私人的财产。只是为了占有政治权力，才偶尔破坏私人财产。

    当贵族制国家战败而遭入侵时，贵族虽然身为富人，也宁愿继续单独抵抗而决不投降，因为入侵者一旦成为他们国家的主人，就会拿走他们的政治权力，而相比财产他们更加重视政治权力。因此，他们宁愿继续战斗，而不接受对他们来说是最大不幸的征服。而且，他们容易组织起人民，因为长期以来人民已经习惯跟随和服从他们，他们在战争中几乎不用担心失去什么。

    反之，如果一个国家身份平等占有支配地位，则每个公民只有很少一点或往往没有政治权力；另一方面，每个人都是独立的，而且财产可能受到损失。所以，他们不像贵族制国家的人民那样怕被征服胜过怕战争。当战火已经蔓延到民主国家时，也很难判断它的人民是否会拿起武器。因此，必须给予这种国家的公民以政治权力，并增强其政治意识，以使他们觉得自己也享有某些权益，这些权益也曾对贵族起到过鼓舞作用。

    民主国家的君主和其他首领必须时时提醒自己：要最有效地抵制追求享受的习惯和激情，只能利用热爱自由的激情和习惯。我认为，不以自由为基础的民主国家在战败时是最容易投降的了。

    以前，在战场上双方的兵力都不太多，经常进行小规模的战斗，或长期的围攻。

    现在，一交战就是大规模的战斗，只要前进的道路无阻，就会一直挺进到敌方的首都，从而一举结束战争。

    据说，这套新战术是拿破仑发明的。但只凭一个人的力量是创造不出这种战术的。

    是当时的社会情况提示拿破仑采用这种战术的。之所以成功，也是因为这种战术特别适应当时的情况，因为他首次将这种战术应用于战争。拿破仑是率军长驱直入由这个国家首都打到另一个国家首都的第一人。但是，实际上是封建社会的崩溃为他打通这条道路的。可以设想，这位非凡人物如果生在300年前，他的战术是不会产生这样的效果的，或者说他将采用另一种战术。

    最后我只想就内战问题再说几句，因为我害怕读者不耐烦。

    我关于对外战争所述的一切，大部分也适用于内战。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天生就没有尚武精神。当他们被迫上战场的时候，也偶尔有点这种精神。但是，大家一起自愿奔赴战场，自愿忍受战争尤其是内战的风险，决不会是民主国家的人要想采取的行动。只有最喜欢冒险的人，才会同意去冒这种危险，而民主国家的大部分群众是不会这样做的。

    甚至在人民愿意行动的时候，他们也是难以行动起来的，因为他们在国内已经找不到需要服从的早已确立的权威，没有公认的领袖来团结、统率和指挥希望起来行动的人，没有国家政权领导下的政治力量去有效地支持政府进行抵抗。

    在民主国家里，多数的精神力量是巨大的，而多数拥有的物质力量，也是可以联合起来以抵制它的力量所无法比拟的。因此，能够坐在多数的席位上以多数的名义和权利发言的党派，可以转瞬之间毫不费力地打败所有个别的抵抗。这些党派甚至不让个别抵抗萌芽，在酝酿期间就把它消除。

    因此，在这样的国家里，凡是想发动暴力革命的人，只能出其不意地占领政府的全部机关，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最好发动政变而非战争，因为一旦进行正规战争，胜利者几乎肯定是代表政府的党派。

    只有当军队分成两派，一派叛变，而另一派继续效忠政府的，才有可能发生内战。军队本身就是一个小社会，有严密的组织、强大的生命力，能在一定的时期内自给自足。战争可能导致流血，但不会很久，因为叛军一显示武力，或经过初战的胜利，就能控制住政府，战争也随之结束；或最好是战争一开始，没有得到政府的有组织的力量支持的那一派军队很快就自行瓦解或被消灭。

    因此，内战在平等时代将会非常罕见和短促，这可视为普遍真理。①

    ①当然，这里是就单一的民主国家而非联邦制民主国家说的。在联邦里，尽管有法律规定，但大权总是留在成员政府，而不在联邦政府，所以这里的内战不过是变相的对外战争。

    第134章 平等自然使人爱好自由制度

    令每个人都独立的平等，也令人养成仅依照自己的意志进行个人活动的习惯和爱好。人在与自己平等的人交往当中和作为个人的生活习惯而永远享有的完全独立，令人对所有权威投以不满的目光，关于政治自由的思想和对于政治自由的爱好也很快被激起。所以，在这个时代生活的人，都顺着一种引导他们走向自由制度的自然趋势前行。

    请你随意找一个人问一问，可能的话，你再对他的最主要的本能进行研究，会发现在各式各样的政府中，他首先考虑的并给予最高评价的政府，是由他选举首脑并且首脑行动受他监督的政府。

    在身份平等所引发的一切政治效果中，最先引起人们注意的和令胆怯的人最害怕的，便是这种对独立的热爱。因为无政府状态出现在民主国家比出现在其他国家更令人害怕，所以我们不能说这种恐惧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公民之间不存在任何直接影响，所以使公民们各得其所的国家政权一旦不再存在，混乱状态必然会马上达到顶峰，公民们各奔东西，社会组织立刻瓦解。

    然而我深信，无政府状态并非民主时代应当害怕的弊端，而且是最不值得害怕的弊端。

    事实上，平等可导致两种倾向：一种是令人们径自独立，并且可能令人们马上陷入无政府状态，另一种是令人们顺着一条漫长的、隐而不现的，但确实存在的道路走向被奴役的状态。

    第一种倾向人民容易看清，并加以抵制；但对于第二种倾向，则人民可能因为发现不了而误入歧途。所以，提醒人们小心勿误入歧途是很重要的。

    我决不因为平等鼓吹不服从而指责平等，反而由于它鼓吹不服从而称赞它。我赞美平等的原因是因为它令我看到它把关于政治独立的模糊观念和本能的冲动植入每个人的心灵深处，并由此提供了对它所产生的弊端予以纠正的办法。恰恰是因为这一点，我才爱慕平等。

    第135章 民主国家关于政府的观点自然有利于中央集权

    有关次级权力存在于君主和臣民之间的观点，经常在贵族制国家人民的脑海里浮现，因为这种权力是某些人或家庭认为自己的出身、文化和财产比他人或家庭优越而应该拥有的，而且这种人或家庭好像认为自己生来便有资格指挥他人。平等时代的人的头脑里，鉴于此相反的理由而自然没有此种观点。仅能人为地把这种观点引入平等时代，而且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令其存在下去；然而，可以说民主时代的人不用深思便会形成关于由政府直接领导全体公民的单一的中央权力的观念。

    除此之外，在政治方面也跟在哲学和宗教方面相同，简明的一般观念更容易为民主国家人民的头脑所接受。他们讨厌复杂的制度，认为一个大国最好由同一模式的公民组成，并由一个权力当局领导。

    人们的思想在平等时代形成单一的中央权力的观念以后，自然又将形成有关统一立法的观念。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跟他人没有多大不同，所以很难理解应用于一个人的法规不能同样地应用于其他所有人的原因。所以，尽管是微不足道的特权，他们从理性上都感到可憎；同一国家的政治制度上的最细微差别也能引起他们不快；他们认为，立法的统一是一个好政府的首要条件。

    与此相反，在贵族制时代，人们却认为此种对全体社会成员同等地实行统一律法的观点是无法想象的，人们要么拒绝接受它要么就抛弃它。

    这两种对立的倾向，最终都成为了盲目的本能和无法克服的习惯，导致除了特殊情况以外，它们至今依旧在支配人们的行动。虽然中世纪各国的情况悬殊，有时各国也有一些完全相同的人，然而这并没有影响各国的立法者对每个人的不同义务和相应权利的规定。与此相反，如今，一些国家的政府却竭尽全力把同样的习惯和法律加在没有变得相同的全体居民身上。

    随着一个国家实现身份平等，个人就显得越来越弱小，而社会越来越强大。也可以说每个公民都变得跟其他公民相同，被埋没在群众之中，只能看到人民本身的高大宏伟的形象，别的什么也看不到了。

    这自然要令民主时代的人认为社会的特权是极其高尚的，个人的权利是十分低卑的。他们容易承认社会的利益是全体的利益，个人的利益则不值一提。他们也承认代表社会的权力比每个社会成员有知识并高明得多，它的义务和权利便是引导并领导每个公民。

    对我们的同代人仔细研究一下，探究他们的政治见解的根源，就会发现他们有我刚才所讲的观念中的某几个，并为发现看法常常不一致的人们竟有如此一致的观念而感到吃惊。

    美国人认为，在各州中，社会的权力都应当直接由人民赋予；然而，一旦这项权力得以依法确立，可以说没人会认为它是有限的，而甘愿承认它有权力去做一切。

    对于将个别特权赋予城市、家庭或个人的问题，他们甚至已经忘记了这种观念。

    他们从未想过能够不把同样的法律统一地用于各地和全体居民。

    这些见解正在欧洲逐渐传播开来，甚至渗入强烈反对人民主权学说的国家。这些国家的权力来源跟美国不同，然而对权力特点的看法却跟美国相同。中间权力的观念在所有国家都已经变得稀薄并逐渐消失。关于某个人生来就有权利的思想，正迅速从人们的头脑里消失，并将为社会具有无上权威，即所谓唯一权威的思想所代替。后一种思想正随身份的日益平等和人们的日益趋同而生根和发展。平等令这种思想产生，反过来这种思想又加快平等的发展。

    在法国，我所讲的革命，与欧洲其他任何国家相比，都是最先进的，因此这种思想已经完全深入人们的头脑。假如我们仔细听一听我国各政党的主张，便会发现所有的政党都接受这种思想。大多数政党都对政府加以指责，说它工作做得不好；然而它们都认为政府应当继续运行下去并参与一切活动。在这一点上，即便是那些激烈反对政府的人，也是意见一致的。在我们这个时代产生的各种政治制度的显著特点是社会权力的单一性、普遍性和全能性以及法制的统一性。这些特点在各种千奇百怪的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背后也存在。人在做梦的时候都在幻想这些东西。

    假如说一般人的脑海中都能自觉地浮现这种思想，那么，它会更容易地出现在君主们的想象里。

    欧洲的旧社会情况正在变化和消失，而对于自己的权能和责任，君主们也有了新的认识。他们第一次知道，他们所代表的中央权力能够而且应当依据统一的计划直接管理国家的所有事务和全体国民。这种见解，我敢说在这个时代之前是欧洲的国王们一直没有过的，但现在它却日益深入这些君主的脑海中。其他所有的理念都摇摇欲坠，仅有它固若磐石。

    所以，我们这代人之间，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意见存在众多分歧。虽然他们不断争论主权的归属，然而对主权的责任和权利却容易取得一致意见。政府被所有的人想象成为一种独一无二的、奉天承运的、具有创造力的权力。

    政治方面的所有次要思想都是瞬息万变的，仅有以上的思想是固定不变的，并永久存在的。政论家和政治家都接受这个思想，群众也积极拥护。对于它，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同样地热烈追求。虽然它现在才出现，却好像由来已久。

    所以，它是人类的现实情况和自然要求，而不是人的精神任意形成的。(f)

    第136章 什么引导他们走向中央集权

    假如说关于建立强大的中央政权的思想在平等时代容易被人们接受，那么就不应该怀疑，他们的习惯和感情已经先对这样的政权表示了认可。因为大部分理由已在前面讲过了，现在只用几句话便能够说明这一点。

    居住在民主国家的人不存在高低之分，没有经常的和必不可少的伙伴，因此他们愿意自我反省，并进行独立思考。在讨论个人主义时我曾经详细地叙述过这一点。

    所以，这些人从不让自己的注意力从个人的事业上离开而转到公事上去。他们倾向于把公事交给集体利益的唯一的公开的永久存在的代表去管理。这个代表便是国家。

    他们不仅生来不爱管理公事，而且也常常没有时间去管理。个人生活在民主时代是极其忙碌的，人们欲求很大，工作很多，致使每个人基本没有精力和余暇去从事政治活动。

    我写此书的主要目的就是同这种倾向进行斗争，所以我决不认为这种倾向是不可克服的。我只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一种隐秘的力量促使这种倾向在人心中不断滋长，如果不立即加以阻止，便会占据人心。

    我也曾指出，日益增长的享乐之心和不动产化趋势，令民主国家的人民惧怕损失财物。对社会安宁的爱好，是民主国家人民至今仍保留的唯一政治激情，并随着其他激情的减弱和消失而更加积极和强大。这自然让公民们把一些新的权利赋予或让给中央政权，认为仅有中央政权才有兴趣和办法保护自己，令他们免遭无政府主义的侵害。

    在平等时代，没人有援助他人的义务，也没人有要求他人支援的权利，因此每个人既是独立的又是软弱无助的。这两种既不可分而又不可混为一谈的情况，令民主国家的公民形成了非常矛盾的性格。他们的独立性，令他们在跟自己平等的人交往时充满自信心和自豪感；而他们的软弱无力，又有时令他们感到需要他人的帮助，然而大家都是软弱和冷漠的，所以也不能指望任何人给予他们援助。迫于此种困境，他们的视线自然转向那个唯一可以超然屹立在这种普遍感到无能为力的情形下的伟大存在。他们的需要，特别是他们的欲望，不断地将他们导向这个伟大存在；最终，他们将这个存在看做补救个人弱点的唯一的和必要的靠山。①由此可以理解民主国家常常发生的现象：人们一面叛逆，一面又能忍受长官的支使，他们既傲慢又容易屈从。

    随着特权的逐渐减少和缩小，人们对特权的憎恶反而越来越强，因此可以说民主的激情甚至在动因最小的时候反而更加猛烈。在前面我已经解释过此种现象的原因。

    当身份极不平等的时候，最大的不平等也变得不那么刺眼了；但在人人都拥有平等地位的时候，一小点差别也会让人不快；随着平等日趋完善，此种不快将更加令人难以忍受。所以，爱平等的热情将随着平等本身的发展而不断加强，但在这种热情获得满足的时候又对平等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这是自然而然的。

    使民主国家人民有对一切特权的日益炽烈的憎恶，非常有利于所有政治权利逐渐集中到国家的唯一代表手里。因为每个公民都认为与他平等的人可以取消他们从国家元首那里取得的任何特权，所以地位必然并无可争议地高于全体公民的国家元首，而不会引起公民们的嫉妒。

    民主时代的人对服从与自己平等的邻人的指点十分反感，不承认邻人在智力上比自己高明，不相信邻人刚正不阿，嫉妒邻人的权势，害怕邻人的同时又瞧不起邻人，喜欢让邻人每时每刻感到他们是属于同一主人管辖的。

    因为平等特别便于中央行使权力，使中央扩大和巩固权力，所以顺应这些自然本性的各项中央权力，都喜欢和鼓吹平等。

    也可以说所有中央政府都崇尚平等，平等可使政府不必为制定烦琐的细则而操劳；假如不对所有的人采用同一制度，而对不同的人采用不同制度，那么就必须制定细则。所以，政府是爱公民所爱，恨公民所恨。在民主国家，这种意愿一致的共同体，不断把每个公民和国家元首结合在同一思想之下，并在两者中间建立起隐秘的、恒久的默契。因为公民和政府的爱好相同，公民原谅政府的缺陷；唯有政府做得太过分或犯错误时，公民才会对政府表示不信任；然而只要政府改正错误，公民便恢复对

    ①在民主社会里，仅有中央政权是地位相对稳定和活动相对恒定的存在。全部公民都在不断改变其活动场所和改变自己的处境。然而，所有的政府都有继续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的天性。所以，久而久之，政府几乎是一定能获得成功的，因为它用固定的思想和坚定的意志影响地位、观点和欲求每天都在变化的人民。

    公民往往无意之中帮助了政府。

    民主世纪是实验、改革和冒险的时代，常常有成千上万的人单独进行艰巨的或新颖的事业，而不被他人所干预。这些人主张，作为一项普遍的原则，国家权力不应该对私人事业进行干涉，然而，作为一项例外，对他们进行的特殊事业，他们每个人都希望政府给予援助和指导，同时又想限制政府对他们进行其他一切干预。

    因为成千上万的人同时对他们进行的不同事业都有这样的见解，所以虽然每个人都想限制中央政权的活动，然而中央政权的活动范围却一天比一天扩大。所以，民主政府仅是因为它能持久就扩大了它的职权。时间对它有利，每个事件都在促其成长，个人的激情也在不自觉地协助它。所以，可以说民主社会越是长期存在下去，其政府越要中央集权化。

    它的信任。虽然民主国家的人民往往憎恨中央政权的专制，然而他们对于这个政权本身一直是爱护的。

    如此，我就经由两条不同的道路到达了同一目的地。在前面我指出，平等令人产生了有关整齐划一的和强大的政府的观念；现在我又使读者看到，平等让人们喜欢上了这样的政府，致使如今的各国都竭力建立这样的政府。思想和感情的自然倾向，都在指引人们向这个方面迈进。只要不加阻止，人们便可以到达目的地。

    在我看来，在眼前的这个民主时代，个人独立和地方自由将永远是艺术作品，但中央集权化却是政府的自然趋势。(g)

    第137章 导致民主国家走上中央集权的原因

    假如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本能地趋向于中央集权，那它们也要采取不同的方式来实现。该国的特殊条件是促进还是阻止社会情况的自然发展决定着它的方式。这种特殊条件数量极多，我选几点进行叙述。

    在取得身份平等之前长期生活在自由之中的人民那里，自由所赋予的本性与平等所造成的倾向之间有一定的矛盾。虽然中央政权在他们当中提高了自己的特权地位，然而他们作为个人却是永远不会放弃独立的。

    然而，当平等在一个从来不知道或长久以来不知道自由是什么的国家里(比如像在欧洲大陆人们所看到的那样)发展起来的时候，古老民族的习惯便要突然通过某种自然的吸引力而与社会情况造成的新习惯和产生的新信念结合起来，致使所有的权力都好像自动向中央收缩。这些权力以惊人的速度会聚到中央，国家立即达到强大的极限，个人也随之被推到弱小的最后限界。

    到新大陆的荒漠建立民主社会的英国人，在他们的祖国已经养成参与公共事务的习惯。他们懂得陪审制度，有过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人身自由，具有权利观念和行使权利的习惯。这些自由制度和刚毅的民情被他们带到美洲，并通过这些东西抵制政府对他们的压迫。

    所以，在美国人那里自由早就存在了，但平等却是最近才有的。欧洲的情形跟那里完全相反。欧洲的平等是由专制王权引进的，而且国王认为，在自由渗入人民的思想很久以前，平等就已深入人民的习惯当中。

    我已经说过，在民主国家，人们认为统一的中央政权的代表是政府，他们不知道中间权力是什么。这对于借助暴力革命而令平等原则取得胜利的民主国家是适用的。

    那些管理地方事务的阶级被革命的暴风骤雨一扫而光，而余下来的群众既没有组织，又没有可以管好自己事务的习惯，因此人们认为只有国家才能担起管理一切政务的重任。因此，中央集权成了一种必然的事实。

    对于拿破仑独揽大权的行为既无须褒扬，也无须贬斥，因为在贵族和大资产阶级骤然消失之后，这些权力就落到他的手里。不管是拒绝还是接受这些权力，在当时几乎都是一样困难的。美国人就未曾感到有这样的必要，由于他们未经历过革命，一开始便是自己治理自己，从不需要请国家当他们的临时监护人。

    所以，中央集权在民主国家的发展，不但取决于平等的进展，而且要看这种平等是用什么方式建立起来的。

    在一场大民主革命开始的时候，或在不同的阶级之间的斗争刚刚展开的时候，人民都十分想将全国的行政权集中到中央政府，从而把地方事务的领导权从贵族手中夺过来。因为被打败的贵族害怕已与他们平等而且往往是变成了他们的主人的人民实行的小小暴政，所以在这样的革命将近结束时，他们一般都愿意把所有事务的领导权交给国家。

    从这可以看出，力图加强政府特权的常常不是同一个阶级，然而只要民主革命继续下去，国内终究要出现一个在人数上或财富上强大的阶级，它出于跟民主国家一样具有的那种憎恶被邻国统治的感情无关的特殊心理和自身利益，想把国家的管理大权集到中央。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的下层阶级正竭力取消地方的独立性而把各地的行政权移交中央，但上层阶级却试图让地方的行政权留存在原来的主人手里。我敢预言，完全相反的情景终有一天会出现的。

    以上所说让人们清楚地了解：为什么社会权力在经过长期艰苦的奋斗以后取得平等的民主国家里总要比在公民们一开始便是平等的民主社会里强大，而个人权力在前者要比在后者弱。这方面的明证就是美国人的例子。

    美国的居民从没有被按特权分成几等，他们从来不知道主仆的上下级关系。因为他们既不彼此害怕，又不彼此憎恨，所以觉得没有必要请求最高当局来对他们的活动的细节进行指导。美国人的命运是与众不同的：因为他们用不着同贵族进行斗争，他们从英国的贵族那里继承了关于个人权利的思想和地方自由的爱好，并能把两者保全下来。

    假如说教育在一切时候都有助于人们维护自己的独立，那么，这个说法在民主时代尤其正确。当人们全都相同的时候，就容易建立起一个单一的和全能的政府，而且只靠本能就足够了。然而，为了在此种环境下组织和维持次级权力，以及在公民都是独立而软弱的条件下建立既可以反抗暴政又可以维持秩序的自由社团，需要人们具备丰富的学识和技能。

    所以，在民主国家，中央集权和个人服从不但随平等的普及而增强，而且随公民的开化而增强。

    不错，在不十分开化的时代，政府经常缺乏知识去完善专制制度，而人民也缺乏知识去摆脱专制。然而，两者的后果并不相同。

    不论民主国家的人民如何幼稚，统治他们的中央政权却不至于没有一点知识，因为它容易从全国各地汲取它所发现的少量知识，而且必要时它能够到国外去寻找知识。所以，在一个既愚昧又民主的国家里，国家首脑和被统治者之间的智力上的巨大差距，便一定会立即暴露出来。这就促使权力集中到国家首脑手里。因为只有国家能够胜任行政管理工作，所以国家的行政权力将不断扩大。

    贵族制国家，不论你将它想得如何不开化，也永远不会出现此种情况，由于贵族制国家除了君主之外，一些主要的公民也受过教育。

    现在统治埃及的帕夏发现他的人民非常愚昧和绝对平等，于是就到欧洲去学统治人民的知识和经验。君主的个人学识一旦与臣民的愚昧和民主弱点结合，中央集权就将得以无限加强，而君主就会将国家变成他的工厂，将臣民变成工人。

    在我看来极端的中央集权最终会让社会失去活力，久而久之，还会令政府自身变得软弱无能。然而我承认在一定时期和特定场所，集权的社会力量能够轻易地实现巨大的事业。就战争而言，这一点是绝对真理，由于战争的胜负主要取决于能否把全国资源迅速投向规定的目的，之后才取决于资源的多少。所以，人民主要是在战争时期才感到应该而且必须扩充中央政府的特权。因为中央集权是军事天才的强有力的后盾，所以他们都喜欢中央集权，但所有的中央集权天才却都喜欢战争。由于战争将迫使国家把全部权力集中到政府手中。所以，在时常准备发动大规模战争和生存时常遭到危险的民主国家，要想对国家的特权加以扩充而对个人权利的民主倾向予以限制，实施起来就要比在其他一切国家迅速和持久。

    我已经说过，人们害怕动乱和爱好安乐的心理不自觉地令民主国家扩大中央政府的职能，致使中央政府自认为是强大得、聪明得和巩固得足够防止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的唯一力量。几乎不必补充大家就能知道，致使民主国家产生动荡不安的社会情况的特殊条件使中央集权的这种一般倾向得到加强，促使个人为了社会安定而放弃越来越多的权利。

    所以，在刚刚结束一场长期的流血革命的时候，一个国家决不会去扩大中央政权的职能，何况革命在将财产从其原所有者手里夺来以后就动摇了人心，导致人们出现了疯狂的仇恨心理，使国家陷入利害冲突和党派倾轧之中。从而，渴望社会安定的心理成了一种盲目的激情，公民却对秩序产生了一种反常的热爱。

    以上我只讲了几个完全对中央集权有利的偶然原因，但对主要的偶然原因我还没有谈到。

    国家元首的出身及爱好是在民主国家可能导致元首总揽一切事务领导权的第一个主要偶然原因。

    生活在民主时代的人喜欢中央政权，并愿意扩大它的特权，而且，假如这个政权忠实地代表人民的利益，确切地尊重他们的本意，他们对它的信任便几乎是无限的，并准备把自己所能付出的一切献给它。

    跟旧贵族制度依旧保持某些联系的君主进行行政集权，将不比在出身、成见、本性和习惯等方面跟平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开创功业的国王容易和迅速。我并不是想说贵族出身但生活在民主时代的国王们不想实行中央集权。在我看来，他们致力于中央集权的心跟其他君主一样积极。对他们而言，平等的好处便在于能够中央集权。然而，他们成功的机会不大，因为公民不会心甘情愿地服从，只能勉强答应他们的要求。在民主时代有一条规律，即国家元首的贵族特质越少，中央集权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当一个国家采用贵族制时，君主的天生成见必然跟贵族的完全相同，但贵族社会的内在弊端将会自由发展，并且无药可救。当贵族世家的后代成为民主国家的领袖时，情况便会相反。君主受自己的教育、习惯和传统的影响，总是偏向于身份不平等；但人民却出于社会情况，时刻都在追求平等的民情。此时，公民们往往试图对中央政权进行抑制，把它看做贵族的政权，甚至看做暴虐的政权。他们坚决维护独立，这不仅是由于他们要成为自由的人，更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决心继续做平等的人。

    推翻旧王朝而令新人出任民主国家元首，可能暂时削弱了中央政权。然而，看到革命开始时出现的某些无政府状态，我们可以果断地预言，扩大和保护这个政权的特权将是一个革命的最终的而且也是必然的结果。

    第一个且唯一的令民主社会的政治权力集中的必要条件，便是它要喜爱平等并让人相信他是出自真心。所以，原先非常复杂的专制之术，如今已经简化成一项单一的原则了。

    第138章 当今的欧洲国家尽管统治者

    的地位不如以前稳定但最高权力却     日益加强读者如果琢磨一下上述的一切，就会对欧洲的情况感到惊奇。在欧洲，所有的一切都好像是在促进中央政权增加特权，以削弱个人力量，致使个人日益处于依附的地位，处境日益岌岌可危。

    促进美国人走向中央集权的所有一般和长期趋势，在欧洲的每个民主国家都会出现。除此之外，欧洲的民主国家还有很多不为美国人所知的次要原因，在推动它们走向中央集权。可以说它们每向平等迈进一步就等于是向专制接近一步。

    只要看一下周围和我们自己，你就会相信情况确实如此。

    在之前的贵族时代，欧洲的一些君主相继被剥夺或是自动放弃了他们的部分权力。距离今天不到100年之前，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很多私人或团体都是相当独立的，他们可以自己审理案件，自己募兵、自己养兵、自己收税，甚至还可以自己制定和解释法律。现在，每个国家均已收回这些本属于国家主权的权限；在管理国家的一切事务方面，国家不再容许在它与公民之间有代表，而是由自己对公民进行全面管理。我无意指责这种中央集权，而只是指出这个事实。

    在相同时期，欧洲到处存在着很多代表地方利益和管理地方事务的次级政权。然而现在，这些地方政权大多数已经不存在了，剩下的不是正在消失之中，就是即将完全服从于中央。在欧洲每个地方，领主的特权、城市的自由和地方的行政权，不是已经消失，就是即将消失。

    半个世纪以来，欧洲经历了很多次的革命和反革命。这些革命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动摇或破坏了地方的次级政权。在被法国征服的地区，法国没有消除的地方特权，之后也都被战胜法国的君主们给消灭了。这些君主把革命所创造的一切新鲜事物都抛弃掉，唯独没有抛弃中央集权：这是他们唯一肯从革命方面接受过来的东西。

    我想指出的是，在这个时代相继从某些阶级、团体以及私人手里抢夺过来的某些权力并没有用来在更民主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次级政权，而是全都落到了国家首领手里。各国对最低级的公民的领导也开始越来越直接，对每个人的小事也开始亲自管理。①在古代欧洲，几乎所有的慈善事业都被私人或团体掌握着，而今天，所有的慈善事业都或多或少地依附于国家，在有些国家甚至全由国家管理。向饥饿者发放面包，救济或收容病残，还安排无业者工作，这些几乎全由国家办理。国家几乎成了一切灾难的唯一救济者。

    在现在的很多欧洲国家，教育事业也跟慈善事业一样，已经成为国家亲自创办的事业。国家从母亲的怀抱里把孩子接过来，甚至是要过来，交给国家设立的机构，由这些机构负责对每一代人进行情感和思想教育。教育制度跟其他制度一样，也是统一的。其差别同自由一样，都在日益消失。

    直言不讳地说，几乎当今所有的基督教国家，不管是天主教还是新教，都有被政府控制的危险。这并不是指统治者嫉妒教会可以自行决定教义，而是指他们日益加强对教义宣讲者意志的控制，剥夺教士的财产而且还向教士支付薪金，把教士的势力收为己用，总是任命自己的仆从为教士，同宗教一起携手并深入到每个人的灵魂深处。②但是，这只是整个情景的一个断面而已。

    正像我们所看到的，如今统治者的权力不仅扩大到原有的每一个领域，而且并不为此感到满足，它除了要充分行使现有的全部职权之外，还要更进一步，把自己的统治扩大到至今尚未被它染指的独立领域。之前完全不受政府控制的很多行动，现在都已经被政府所控制，而且被控制的行动范围不断增大。

    在贵族制国家，政府的权力经常只限于在与国家利益有显著的和直接关系的事务方面的领导或监督，公民自行处理其他一切事务。在这些国家里，政府往往忽略了个人的错误和苦难会危害国家的幸福，忽略了防止个人的破产有时也应该是国家的义务。

    当代的民主国家则趋向于另一个极端。

    ①这种个人在社会面前的日益疲软的现象，从不同的方面表现出来。我现在只就关于立遗嘱的问题举例说明一下。

    在贵族制国家，人们一般都极为尊重死者的遗愿。这在欧洲的一些古老民族中间甚至成为迷信。比如说，社会权利连死者的奇怪要求都不加限制，至少使其中的部分要求生效，保证死者有一种永久的权利。

    当所有的生者都软弱的时候，就不会太尊重死者的遗愿。人们为死者的遗愿规定了一个极小的范围，超过这个范围，国家的最高权力就宣布它无效或监督其执行。在中世纪，立遗嘱的权利是没有限制的。如今在法国，一个人不能不经国家干预便把其财产分给子女。国家统治了一个人的一生之后，还要控制他生前的最后行动。

    ②随着中央政府职权的扩大，其官员人数也随之增加。这些官员逐渐形成了国中之国，而且分担了维护政府稳定的职责，也就逐渐取代了贵族的地位。

    欧洲各国的统治者几乎都采用以下两种方法：让人民害怕官员的现实表现以实现对一部分公民的统治；让公民对官员的未来抱有希望以实现对另一部分公民的统治。显然，大多数当代的统治者不因治理整个国家而满足，他们认为应当对每个人的行动和命运负责，把指导和指点每个人一生如何行动的责任全都揽在自己身上，在必要的时候，不论人们愿不愿意，都要指点每个人如何获得幸福。

    另一方面，老百姓也越来越这样看待政府，一有需要就去寻求政府的援助，并时刻把政府看做导师和向导。

    我敢说在欧洲所有政府都是不仅越来越集权，而且管事情越来越小甚至管得越来越严。各国的政府越来越频繁地深入到私人活动领域，越来越直接控制私人的行动而且是微不足道的行动，每天站在公民的身边援助和引导他们，或是站在公民的头上发布号令。

    以往，君主靠他的土地收入和税收生活。而现在，他的需求和权力都增加了，所以不能再靠上述的收入生活了，之前，如有需要，一个君主可以制定一种新税，而现在他可以举债。于是，国家逐渐成为大部分富人的债务者，把大量资金集中到自己手里。

    它采用另一种办法吸收小额资金。

    随着人们日益趋同，身份日益平等，穷人也开始有一点财产了，也开始受到一定的教育，产生一些欲望。他们希望改变自己的处境，并试图用储蓄的办法来达到这个目的。于是，储蓄就导致每天产生出无数的小额资金，也就是慢慢积累起来的劳动果实，而且其数额一直增加。但是如果这么多钱落到一个人的手里，就不会发挥任何功用。这样，就出现了一种慈善组织，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这个慈善团体不久就会成为我们的一个重要政治机构。一些以慈善为怀的人就想出办法，把穷人的储蓄收集起来，使这些储蓄产生效益。在某些国家里，这种慈善团体仍然与国家没有丝毫关系；但在绝大多数国家里，这种慈善团体有被政府吞并的趋势；甚至在个别国家里，它已经被政府取而代之，政府亲自承担着成千上万劳动者的日常储蓄并把这些储蓄汇集在一个场所，并独自负责这个场所的繁重工作。

    这样一来，国家既可以通过举债的办法吸收富人的资金，又可以通过储蓄银行而任意使用穷人的财富。国家的财富由政府操纵或支配而不断循环，并随着身份平等而逐渐地增加，因为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只有政府才能使人信服，然而大家之所以相信政府，则是因为他们觉得只有政府的力量才可以持久一些。①所以，统治者不仅控制着公共财产，而且还干预私人财产。他是每个公民的上司，往往还是每个公民的主人。另外，他还是公民的管家和账房先生。

    现在的中央政权不仅包揽了原来政权的所有工作，甚至这些工作超出了它的范围，得以扩大。同时，动作比以往更有灵活性，更有力量，更有独立性。

    ①一方面，人们对物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政府对资源的控制越来越严格。

    所以，人们经由两条不同的途径走向了被奴役。对物质幸福的追求使得他们不得不支持政府和依靠政府。

    欧洲所有国家的政府已经在我们这个时代大大改进了执政方法。它们做的事情比以往要多得多，而且做每件事都比以往快速、有条理和节省经费。他们不断用从私人那里得来的知识丰富自己。欧洲的君主们在他们所管辖地区常驻代表进行严格管理，并且还发明了一些新的方法来直接领导这些代表和监督他们。君主们对于由代表管理所有事务还不满足，于是就直接插手代表管理的事务。结果，公共的行政不但依附于同一个权力，而且越来越集中于同一个地方和被控制在少数人手里。政府在集中它的活动的同时，也就加强了它的特权。这两个是使政府力量强大的主要原因。

    当我们考察大部分欧洲国家过去实行的司法制度时，有两件事情会使我们感到惊讶：司法权力不仅是独立的，而且权限也很大。

    法院不但审理一切私人纠纷，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私人与国家间的仲裁者。

    我在这里不是指某些国家的法院所篡夺的政治权限和行政权限，而只谈到各国法院拥有的司法权限。在所有的欧洲国家，以前和现在都有很多与一般财产权有关的私人权利。这项权利受到法院的保护，除非法院允许，否则国家不得剥夺。

    这是一种可以使欧洲的法院与其他国家的法院区分开来的半政治性权力，因为其他国家虽然设有法官一职，但是根本没有授予法官这样的特权。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人们所谓的欧洲民主国家以及其他国家的司法史，就会发现所有的国家除了普通法院以外，还另外设立了不如普通法院独立的法院，专门审理国家与公民之间可能发生的纠纷。原先的法院还保留了独立性，但是它们的审判权变小了，而且人们也越来越倾向于让它们只充当私人利益冲突的仲裁者。

    类似于这种法院的数目不断增加，它们的职权也随之增加。所以，政府越来越没有必要让另一个权力机关来批准它的计划和要求了。政府虽然不能绕过法官的管辖领域，但是可以选任法官，并将他们永远控制住。也可以说，在政府与平民之间设立了一个名义上是主持公道，而实质上却是偏袒政府的司法机构。

    由上可见，国家并不满足于总揽所有事务，它还越来越自行决定一切而不被控诉和上诉。①在当代的欧洲各国，除了上述各项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大原因可以使它们不断扩大最高当局的活动范围或增加其特权，但是它还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这个原因就是平等的进步所促成的工业发展。

    工业经常把许多人聚集在同一个地方，然后在这些人之间建立起全新而复杂的关系。工业可以使他们时而大富大贵，时而一贫如洗。这种穷富的变化会给社会的安定带来危害。最后还会出现工业劳动损害受益者和靠此养家者的健康，甚至危害他们的生命的现象。所以，工人阶级比其他阶级更需要制度，更需要监督和控制，而这个阶

    ①关于这个问题，在法国存在一种奇怪的诡辩理论。当政府与私人之间出现纠纷时，不允许普通法院法官审理，据说这是为了避免混淆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因为这样的混淆不能使政府同时拥有审判权和行政权。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得采用更加危险和更加残暴的方法使两者混淆。级的队伍一旦扩大，政府的权限也就随之增加了。

    这是可以普遍应用的真理。但是，我要讲的是与欧洲各国密切相关的一部分。

    几个世纪以前，只有贵族拥有土地，而且他们也有能力保住土地。所以，当时的土地拥有许多保障，土地所有者享有极大的自主权。于是就出现了一些在土地被分割和贵族没落之后仍然有效的法律和习惯。而在如今，土地所有者和农户仍然是最容易逃避中央政权控制的平民。

    在从中可以找到我们的历史的所有根源的贵族时代，不动产并不重要，土地所有者也被轻视，而且力量也逐渐变得薄弱；从事工业的人，是贵族社会里的一个特殊阶级。

    因为他们没有后台，所以没人保护，也时常不能自保。

    所以，人们习以为常地觉得工业财产是一种特殊财产，不像一般财产那样受到重视和保护，从事工业的人被认为是社会里的一个独立的小阶级，他们的自主权不太受人尊重，君主一不高兴就可以把他们踢开。阅读一下中世纪的法典，看到在那样一个主张个人独立的时代，国王竟不断限制工业，甚至连工业最微小的细节都能管到，你也许会感到吃惊。中央集权在这方面却达到了它所要求的积极和细致程度。

    在此之后，世界上发生了一场大革命，刚刚出现的工业逐步发展并遍布整个欧洲，工业阶级日益扩大并以吸收其他阶级的残余壮大了自己的队伍。工业阶级的人数、财富和重要性均大大增加，而且是持续增加。原来与它没有关系的人，也都在某些方面向它靠拢。这个原先被人看做特殊阶级的群体，有改变为主要阶级甚至是改变为唯一阶级的趋势。但是，它所形成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习惯并没有改变。这些思想和习惯之所以没有改变，最初是因为它们是陈旧的，后来又因为它们与现代人的新思想和平时习惯完全合拍。

    所以，工业阶级的权力并没有随着它的重要性的提高而扩大。人数虽然增加了，但是它对其他阶级的依赖性并没有减少。恰恰相反，它把专制引进了内部，并随着自己的发展而使专制加强。①国家越是工业化，就越需要有便于致富的道路、港口、运河和其他半公用性工程；而国家越是民主化，个人就越难开发这样的工程，但是国家却越是容易进行。坦白说，目前各国政府的显著倾向是垄断这些工程，从而把人民日益限制在非常狭隘的活动范围之内。

    ①我现在列举几个事实来证明。矿藏是工业的自然资源。随着欧洲工业的发展，矿业的收益变成了人们普遍追逐的对象，而平等造成的财产分散导致矿山的开发难以进行。于是大部分国家便宣布有权占有矿山资源并对开发实施监督。这种情况是其他财产所未有过的。

    作为工业资源的矿山受到其他动产所受的监督和保护以后，就被政府控制起来。国家负责开发矿山或是将其承包出去，原来的矿山所有人就变成了矿山的使用人，这种使用权是政府给予的。另外，政府还到处要求矿业的领导权。它制定矿业的规章制度，拟定管理方法，进行有效的监督。如果矿业经营者拒绝服从，行政法院就可以取消他们的使用权，再指定其他的人来经营。可见，政府不仅占有矿山资源，还控制着经营人。

    另一方面，随着国力的增强和需求的增加，自身消耗的工业品也日益增加。这些工业品均由国家的兵工厂和工厂制造。正是因为这样，每个国王就成了最大的实业家。于是他网罗了一大批工程师、建筑师、技师以及技工为他服务。

    他不仅是头号实业家，而且还越来越想主持或者说是控制其他一切产业。

    公民们由于日益平等而能力下降，以至于不联合就不能在工业方面有任何作为。

    但是政府却想把他们的联合组织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应该承认，被称为合伙组织的这种集体，比单个人强大和可怕得多，但是它们承担的责任却比一个人的时候小。所以，避免它们拥有类似个人相对于政府那样的独立性，好像是合理的。

    统治者们也有这种倾向，因为他们喜欢这样。在民主国家里，只有公民联合起来才能对中央政权进行有利的抵制，所以中央政府从来都不喜欢不受控制的结社。可是，有一点值得注意，在民主国家里，公民们经常对他们本来很需要的结社怀有恐惧感和嫉妒感，从而有碍于他们保卫结成的社团。这些个人小团体的反抗能力和在人们普遍懦弱散漫之中的长期存在，使公民们感到不安和惊讶，于是不得不认为每个团体自由运用它们的能力是一种危险的特权。

    另外，在这个时代所出现的社团，都是一些新式法人。它们出世的时代，个人权力的观念薄弱，国家权力却无限大，而且时代也没有赋予它们以结社的权利。所以，它们出生以后就没有自由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在所有的欧洲国家，有几种社团没有经过国家审查和批准是不能成立的。有些国家正在努力把这套办法推广于所有种类的社团当中。如果成功的话，后果是不难想象的。

    一旦统治者拥有按照一定的条件批准社团成立的大权，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又要求监督和领导的权力，以使社团不违背他所定的规则。这样，国家让申请成立社团的人隶属于自己之后，还要把已经成立社团的人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也就是说要把现在生活在国内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控制起来。

    各国的统治者就这样慢慢地把工业创造出来的新力量大部分占为己有或作为己用。工业引导我们，他们引导工业。

    我过于注重刚才所叙述的一切，所以害怕在我想把自己的想法好好地表达出来时反而没有达到目的。

    因此，如果读者发现我的论据不充分或不恰当，觉得我对中央政权的集中程度有些夸大，而对个人仍能独立活动的范围说得有些小，我就请读者暂时放下这本书，自己体会一下我已尽力向读者讲述过的东西。让读者仔细考察一下国内外每日所发生的一切吧，让读者同周围的人讨论吧，让读者自己深思一下吧。如果读者不经过我的引导或通过其他途径而无法到达我想引导他去的地方，那就是我大错特错了。

    读者会发现，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央集权已经在各个地方以千百种不同的形式扩大了。不管是战争、革命，还是征服，都促进了中央集权的发展，所有的人都为扩大中央集权作出了贡献。在这期间，主持大权的人一个接着一个地换，他们的思想、利益、感情都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想以某种方式实行中央集权。中央集权的本性就好像是他们生活和思想的多种变化中的唯一不动的点。

    读者看完世间诸事的详情之后再综合观察一下全景，更会大吃一惊。

    一方面，一些原本根基牢固的王朝摇摇欲坠、相继垮台，各国人民以暴力反抗国王的统治，人民破坏或限制他们的首领或君主的权威，没有发生革命的国家也能感到不安和恐惧，人人都受到逆反精神的鼓舞。另一方面，在这样的无政府状态期间，在人民难以驯服的国家里，社会权力却不断扩大它的领域，集权日益严重，胆大妄为，专制趋向日益明显，范围日益扩大；而公民却时刻处在国家行政机关的监督下，每日都在不知不觉中将自己的自主权一点儿一点儿地让给国家，这些刚刚推倒王权和把国王踩在脚下的人，现在却越来越对新政权的一个小办事员唯命是从。

    所以，在我们这个时代，好像在进行两个方面迥然相反的革命：一种革命在不断削弱政权，而另一种则继续巩固政权。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政府从来没有如此软弱过，也从来没有如此强大过。

    但是，当我们仔细观察世界的局势时，会发现这两种革命在思想上是密切相关的，虽然路线不同，但最终目的和出发点都相同。

    我再次重复我在本书很多地方已经说过的一点：千万不要把平等的事实与让平等融入社会和法制革命相提并论，而人们之所以几乎对一切现象表示惊讶，是因为他们把两者混淆了。

    所有欧洲的古老政权，不管是最强大的还是最弱小的，都建立在贵族时代，都曾经不同程度地代表或是维护不平等和特权的原则。为了使平等日益扩大所带来的新需求和新利益在政府中占优势，现代人就得推倒和压制旧的政权。这就要促使现代的人们去进行革命，使其中的大多数人产生不管以什么为目的的革命，都总是具有那种敢于闹事的激情以及热爱独立的激情。

    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欧洲国家，都是经过财产和人的情况的激变以后或紧接着这种变化，才使得平等发展起来的，而且几乎所有的这种变化都会伴随着严重的无政府状态和为非作歹现象，因为这些变化是由那些国内没有教养但却反对教养的人引起的。

    因此产生了我刚才提出的那两个背道而驰的倾向。只要民主革命的浪潮还没有退却，那些消灭了敌视民主革命的原有贵族政权的人，就会表现出巨大的独立精神，并随着平等的彻底胜利而服从这个平等所带来的一切，努力加强国家权力和中央集权化。他们原本希望成为自由的人之后能够实现平等，但是随着平等在自由的帮助下进一步发展，他们反而更难拥有自由了。

    这两种情况有些时候会同时发生。上一代法国人曾经表明一个民族在反对贵族的权威和藐视国王权力的同时能够在国内建立暴虐的统治，从而向世界传授了在争得自立的同时又抛弃自立的方法。

    我们这一代人看到，旧的政权都崩溃了，旧势力正在慢慢被消灭，旧的障碍正在坍塌。这种情况让一些见多识广之士感到困惑不解。他们只关注眼前发生的使他们觉得不可思议的革命，觉得人类将由此陷入无政府状态。如果再联想到这场革命的最终结果，他们就会更加恐惧了。

    至于我，我坦然承认，我并不相信那种好像在激励当代人的自由精神。我也确实看到现代国家都在激烈变动，但我并不觉得它们真正获得了自由，而是担心动摇王位的那些动乱终止以后，统治者们会得到比之前更大的权力。

    第140章 民主国家害怕哪种专制

    在美国停留期间我已经注意到，像美国那样的民主社会情况，会为建立专制提供便利的条件；在我回到欧洲后发现，大多数欧洲的君主已在利用这种社会情况产生的思想、感情和需要去扩大他们的权力范围。

    这让我感觉到，基督教国家最后也会受到类似于古代国家曾受到过的某种压力。

    对这个问题进行的细致探究，以及五年来的深思熟虑，都没有减轻我的担心，但担心的对象却改变了。

    在以前的时代，从来没有过一位专制君主强大到能够不用次级政权的协助而亲自管理一个大帝国的所有领土；也没有一位君主尝试无差别地让全体臣民一律遵守统一规划制度的一切细节；更加没有一位君主亲自走到臣民的跟前手把手教导和指挥他们。这个念头从来没有在人的头脑里产生过，即使有人产生了这个念头，也会因为知识的不足，治理方法的欠缺，特别是身份不平等带来的自然障碍，很快就停止实行如此庞大的计划。

    我们知道，在罗马皇帝的势力鼎盛时期，生活在罗马世界的不同民族仍然保持各自的习惯和风俗；他们虽然被同一君主管辖，但是大部分地区实行自立管辖，拥有很多享有实权而兴旺的自治城市；虽然帝国的统治权集中在皇帝一个人手里，必要时皇帝可以独断专行，但是社会的生活细节和个人的日常生活，一般并不会受到皇帝的控制。

    不错，罗马皇帝拥有巨大的权力，而且没有相应权力与他抗衡，同时他还可以为所欲为，并且为了满足自己的任性而动用全国的力量。这种情况就会使他滥用权力，蛮横地夺去公民的财产或生命。他的暴政对有些人来说是沉重的压迫，但并没有殃及大多数人。暴政只以几个重大的人物为对象，而不施于其他人。暴政是残酷的，但也有一定的范围。

    由此看来，如果我们目前的民主国家出现了专制统治，那么它将具有另一种性质：它的范围虽然会很大，但它采用的方式将会很温和；它只会使人消沉，而不会直接折磨人。

    我不怀疑，像今天这样既文明又平等的时代，统治者们可能比古代的任何一个统治者更加容易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使其习以为常地和无孔不入地深入到私人领域。但是容易致使专制出现的这个平等，又能缓解专制的严厉性。我们已经说过，随着人们日益趋同和平等，民情也越具有人情味和越趋于温和；当任何一个公民都没有巨大的权力和过多的财富的时候，专制基本没有出现的机会和活动的范围。如果所有人的家庭条件都处于中上水平，那么人们的激情就会有节制，想象力也不会超出常规，生活简朴而不会过分追求享乐。这种普遍性的克制也在节制统治者本人，使他的无度欲望的发作停在一定的界限。

    除了这些来自社会情况的性质本身的原因之外，我还可以举出很多超出本书所讨论的范围的原因。但是我想还是不要超出我所规定的范围。

    民主政府在民怨沸腾和出现重大危机的某些时刻可能变得暴虐和残忍，但是这种危险是很少见的也是比较短暂的。

    只要我一想到现代人的激情不太炽烈，他们的品行温顺，知识面很广泛，宗教信仰很虔诚，道德良好，有勤奋而端庄的习惯，他们能明辨是非，我就不担心他们会受到暴君的压迫，而主要担心他们的监护人会变成他们的首领（h）。

    所以我觉得，使民主国家受到威胁的那种压迫，与当代世界上出现过的任何压迫都有所不同，在他们当代人的记忆中也没有出现过这种压迫。我曾经试图用一个确切的词汇来表达我对这种压迫形成的完整观念，但是徒劳无益。专制或暴政这些古老的字眼都不适用。这是个新事物，所以在为其定名之前，就得努力说明它的特点。

    我想说明这种专制可能以哪些新的面貌再现于世界。我觉得，到那时将出现无数相似而平等的人，每天为追逐心中小小的庸俗享乐而奔波。他们每个人都孤苦伶仃，毫不关心他人的命运。在他们看来。他们的子女和亲友就是整个人类。至于其他同类，即使站在他们的面前，他们也不屑一顾。他们虽然与这些人接触，但是并没有感觉到这些人的存在。每个人都独自生存，只为自己而生存。如果说他们还有一个家庭，那么他们至少已经没有祖国了。

    在这群人头上，存在着一个只负责保证他们享乐和照顾他们一生的权力极大的监护性当局。这个当局的权威是绝对的，体贴入微的，极其认真且很有预见的，还十分友善。如果说这种权力是一种父权，主要以教导人如何长大成人为目的，那它最像父权不过了。但它并非如此，它只是把人永远看成孩子。它喜欢让公民们享乐，而且觉得只要设法让他们享乐就可以了。它愿意为公民造福，但是公民幸福的唯一代理人和仲裁人必须是他。它也可以保证公民安全，预见并满足公民的需求，为公民的娱乐提供便利，指导公民的主要活动，管理公民的工商业，规划公民的继承和分配遗产的相关事宜。这岂不是完全不让公民开动脑筋和操劳生计吗？

    这样，公民们每日都无所事事，很少主动运用自己的意志，或是把他们的意志活动限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让每个公民慢慢失去自我思考能力。平等让人养成了被动接受这一切的习惯，也就是强制人们忍受这一切，甚至把这一切看做恩惠。

    统治者就是这样把每个公民置于自己的权力之下，并遵照自己的想法塑造他们，然后将手伸向整个社会。他用一张织有详尽的、细微的、全面的和统一的规则的密网将社会覆盖，最有独创精神和坚强意志的人们也不能冲破这张网而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并不践踏人们的意志，只采用软化、驯服和指挥的方法。他不强迫人们行动，只是不断妨碍人们的行动。他什么也不破坏，只是阻止一些新生事物。他不实行暴政，但是他限制和压制人们，使人们精神颓靡、麻木不仁和意志消沉，最后使全体人民变成一群胆小而只会干活的牲畜，而政府则是管理这些牲畜的牧人。

    我一直觉得，刚才描写的这种严明的、温和的和平稳的奴役方式，可能比有些人的想象具有更自由的外貌，甚至在人民主权的幌子下可以轻易建立起来。

    现代人总会受到两种对立的激情驱使：他们一方面觉得需要有人指导，另一方面则希望保持自由。这两个相反的本能哪一个都不能放弃，所以他们尽量使两者同时得到满足。于是他们想出一种具有监护性质的、无所不能的，但是需要由公民选举组成的单一权力机构。他们把中央集权和人民主权结合起来。这使他们得到了一些缓解。

    他们觉得监护人是由自己选的，就可以安心于被人监护。每个人都能忍受捆在身上的锁链，因为他们看到握着链子末端的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个阶级，而是人民自己。

    在这种制度下，人民在刚刚摆脱从属地位后，由于为自己指定了主人而又回到原来的位置。

    如今，有很多人很容易认可行政专制与人民主权之间的这种妥协，他们认为只有把个人自由托付给国家政权，个人自由才会有充分的保障。而我认为这样的保障并不够充分。在我看来，主人的意志永远没有服从的事实重要。

    但是我并不否认，这种政体远比那种把权力集中以后交给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或团体管理的政体好得多。在民主专制的各种形式中，后一种政体肯定是最坏的形式。

    当国家的首脑是选举产生的或是接受真正选举的独立的立法机构监督的时候，他所受的压迫有些时候是很大的，但是这种压迫经常是不足以使人难堪的，因为每个人在受到限制和压制以后，还可以觉得表示服从首脑就等于服从自己，而他肯牺牲其他一切正是他的意志的一种表现。

    我也可以理解，在国家首脑代表国家和依靠全国人民时，削弱每个公民的力量和权力既是为国家首脑服务，又有利于国家本身的，而个人因公牺牲自己的自主权也会得到某些补偿。

    所以，在一个集权的国家里建立国民代表制度，可以减少中央集权可能产生的弊端，但不能彻底消除弊端。

    我完全清楚，这种办法可以促使个人参与国家大事，但很少能对私人和小事产生影响。人们忽视了自己受奴役的危险在细微的小事上尤为严重。至于我，既然看到两者不能兼顾，那就只有觉得大事需要的自由不如小事需要的自由多。

    小事上的顺从每天都可以看到，而且所有的公民都能感受到。这种顺从并不让公民觉得屈辱，但是它一直限制着公民的行动，直到使公民放弃自己的意志。它使人的精神之火逐渐熄灭，心灵之光逐渐暗淡；而只是在个别情况下所必需的服从虽然很严格，但这种情况不多，而且坚决不同于奴役，它只让个别的人受苦。使公民们依附于中央政权以后又让他们去选举这个政权的代表，这是徒劳无益的；让公民们这样隆重而又仓促地和以这样少见的方式行使自己的自由意志，就会使他们逐渐失去独立思考、独自感受和自主行动的能力，逐渐下降到人类的一般水平之下。

    我再补充一句：过不了多久他们就不能行使他们仅存的唯一的重大特权。民主国家在把自由引进政治领域的同时也加强了行政领域的专制，这就必然会产生一些非常奇异的现象。一些只凭常识就可以处理的小事，它却觉得公民没有能力完成，而要亲自承担起来，但在事关全国的政务问题上，它又赋予公民无限的特权。于是，它时而把主权看做玩具，时而成为主权的主人，而国家首脑的权力时而比国王的还大，时而又比普通老百姓的还小。它经过各种选举制度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以后感到惊讶，但又接着去找，好像它所发现的弊端不是来自本国的政治制度，而是来自选举制度。

    很难想象完全丧失自治习惯的人，能够选择好将要治理他们的人；也不应该认为处于奴隶状态的人民有一天会选出一个自由的、精明能干的政府。

    我永远都觉得上层为共和制而其他部分为绝对君主制的政体是个短命的怪物。统治者的腐败和被统治者的无能，迟早会使这个怪物下台；而对自己和自己的代表感到厌烦的人民，不是创造出更自由的制度，就是很快又伏在一个独裁者的脚下（i）。

    第141章 以上各章的延续

    我认为在身份平等的国家里比在其他国家更容易建立绝对专制的政府；而且觉得一旦在这样的国家里建立起这样的政府，那它不仅会欺压人民，还会剥夺人类的一些主要属性。

    所以，我觉得专制在民主时代是最可怕的。

    我觉得我一直都是爱自由的，而在这个时代，我们甚至想崇拜自由。

    另一方面，我相信在我们即将进入的时代，凡是试图把特权和贵族制看成权威的基础的人，都会遭受失败。凡是想在唯一的阶级里建立并保持权威的人，也终将失败。在这个时代，没有一个政府拥有足够的本领和力量以重新建立臣民之间的永久差别的办法建立专制；也没有一个议员高明和强大到不以平等为原则去维护以自由为基础的制度。所以，当代的所有人，如果想保持同类的独立和尊严，就得表明自己是平等的友人，平等待人是唯一能够证明自己是平等的友人的办法，这项神圣事业的成败完全取决于此。

    所以，重建贵族社会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在于从上帝让我们生活的民主社会的内部发掘自由。

    在我看来，这两项真理是简明扼要和有成效的。它们促使我去考察哪种自由政府可以建立在身份平等的国家中。

    民主国家的最高主权比其他国家的最高主权更加统一、集中、广泛、彻底和强大，这是因为民主国家的制度本身的性质和国家的需要。活跃和强盛是它的自然社会现象，而人民则比较温顺和软弱。换句话说，社会做的事情多，个人做的事情少。这是无法避免的。

    因此，不要指望人在民主国家里会像在贵族制国家里那样独立自由，而且这也不是人们的兴趣所在，因为贵族制国家经常为某个人而牺牲社会的利益，往往绝大多数的人要为某些人的荣华而牺牲自己的富贵。

    使中央政权在民主国家积极和强大，这是必需的，也是人们所希望的。目的是要使中央政权变得软弱无力和懒惰，还要完全阻止它滥用机智和权力。

    在贵族时代保障个人独立的最大原因，是君主治理公民时不独揽任务。把一部分交给贵族的成员，因此中央政权总是分权的，以同一方式和不全面地管理每个人。

    不仅君主不独揽一切，而且代理他的大部分官员也不总是听他支配，因为权力并非来自君主，而是来自他们的出身。任何时候君主都不能任意设置或废除这些官职，同时也不能强迫官员对他的随意支使一律服从。这对保障个人的独立也起了作用。

    我十分清楚，在这个时代我们不能依靠这样的办法，但可以取代这种办法的民主措施。

    把从各种贵族或自治团体收回的管理权不完全交还给主权者，而部分地分给临时由普通公民组成的次级团体。这样，自由将会更加有保障，而他们的平等也不会被削弱。

    在用词上美国人不像法国人那样讲究，他们仍用county(县)一词来称呼州下的最高级行政单位，但是它的一部分职权却由州议会代行。

    当然我承认，在当今的平等时代，世袭官员的设立是不公正和不合理的，但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以选举的办法任用官员。它是一种民主选举办法，可以像贵族制国家的世袭官员对中央政权有独立性那样，它选出的官员保证对中央政权有独立性，甚至超过世袭官员的独立性。

    在贵族制国家有许多有钱有势的人，他们生活充裕，不会轻易忍受压迫而不反抗。一般政府对这些人在态度上温和而谨慎。

    我非常清楚，民主国家自然不会有这样的人，然而它可以人为地创造出类似的人物。

    我深信，世界上再也不会建立新的贵族制度；我还认为，只要普通的公民联合起来，建立非常富裕、非常有影响、非常强大的社团也是有可能的，简而言之，即建立贵族性质的法人。

    这样，他们就可以获得一部分贵族性质的政治利益，而且又不会出现贵族制度的不公正性和危险。政治、工业和商业的社团，甚至科学和文艺的社团，似乎都不能随意限制或暗中加以损害，因为它们是既有知识又有力量的，它们在维护权益而反对政府的无理要求时，也维护了全体公民的自由。

    每个人在贵族时代都与一定的同胞有紧密的联系，一旦受到攻击，他就会得到这些人的帮助。每个人在平等时代都是孤立无援的。他们不仅没有可以求助的朋友，又没有真正同情他们的阶级做后盾。所以他们容易被人置之不理，无缘无故地受到轻视。因此，当代公民只有一个手段可以保护自身不受迫害，就是向全国呼吁，如果国人充耳不闻，就向全人类呼吁。报刊是他们进行呼吁的唯一手段。因此，自由出版在民主国家比在其他国家更加珍贵，平等可能产生的大部分弊端也只有它可以救治。平等使人孤立和失去力量，但报刊是每个人都可阅览并能被软弱孤立的人利用的强大武器。使每个人失去亲友支援的是平等，但是利用报刊他们可以向本国的公民和全人类求援。印刷术促进了平等的发展，同时也是弥补平等的最好药剂之一。

    我认为，人民生活在贵族制国家，出版自由实际上可以不要，而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却不能如此。大规模的政治集会、议会的特权和人民主权的宣言无法保证民主国家人民的人身自由。

    所有这一切，可以在一定程度内缓解对个人的奴役，而如果出版是自由的，这种奴役就不可能随意进行。保护自由的最佳民主手段是报刊。

    现在我来谈一谈司法权的某些类似作用。

    处理私人权益纠纷和仔细研究所处理的每一件事，是司法权的本质要求；不主动对受压迫的人施以援助，但帮助卑微人群也是司法的本质要求。尽管这些人软弱无能，却能永远迫使法官听取他们的控诉并作出答复。这是司法权的制度本身的要求。

    所以，统治者经常关注和干预个人的最微不足道的行动，而个人又无力自我保护和孤立得不能奢望得到与自己一样孤立的人的支援，这种情况下司法权特别适用于自由的需要。在任何时代法院的力量都是可以向个人提供的最强大保障，在民主时代这更是真理。在民主时代，如果司法权不随着身份的日趋平等而加强和扩大，个人的利益就永远会受到威胁。

    平等会使人产生十分不利于平等的怪癖，这一点立法者应当经常注意。现在我只谈一谈其中的几个主要偏好。

    生活在民主时代的人，对规章或程序的功用不容易了解，对规章本能地轻视。在其他地方我已经讲过其原因。规章往往使他们反感和憎恨。因为他们只注重眼前的享乐，通常急不可耐地冲向他们所追求的每一享乐对象，一遇挫折就灰心失望。带着这种性格进入政治生活之后，他们对经常拖延或阻止他们实现某些计划的规章怀有敌对情绪。

    但是，民主时代的人在规章上感到的不便，恰恰是有利于自由的地方，因为规章的主要作用在于在强者与弱者之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设立一道屏障，以便在强者或统治者作出随意决定后能给弱者与被统治者时间再好好想想对策。因此随着统治者日益积极和强大，被统治者变得日益消沉和弱小，这个时候规章就更为必要。本来民主国家的人民比其他国家的人民更需要规章，但他们却对规章不太尊重。这一个问题是值得注意的。

    再也没有什么事情比大部分当代人盲目轻视规章的这个问题更可悲的了，因为现在就连最小的规章问题也具有了以往所没有过的重要性。人类的一些重大利益，都与规章有密切的关系。

    虽然我认为，生活在贵族时代的政治家有些时候轻视规章，并且经常不受规章的约束，但如今各国的领导人对于细微的规章、规定都应当尊重，这一点只有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可以忽略。在贵族制度下，对规章有过迷信的现象；而我们对规章则应当采取明智和谨慎的态度。

    民主国家的另一个非常自然但又非常危险的本能，就是使人轻视和忽视个人的权力。

    一般说来，一种权力之所以被人们热爱和尊重，不是因为这项权力重要就是因为他们长期拥有。民主国家的个人权力一般都不太重要，而且大多是最近出现的和非常不稳定的。因此，人们容易放弃，受到侵犯也很少怀恨在心。

    但是，在人们生性轻视个人权力的时代和国家里，社会权力却有自然扩大和加强的趋势。也就是说，人们在最需要保持和维护仅余的特殊权力的时候，却越来越不重视它了。

    因此，特别是在所处的民主时代，人类的自由和光荣的真正友人们，应当不断地挺身而出，想方设法防止国家权力为全面推行其计划而随意牺牲某个人的利益。在这个时代，任何一个默默无闻的公民都有被压迫的危险，任何微不足道的个人权力都可能被专横的当局夺取。理由很简单：在个人的特殊权力被人视为重要的和神圣的权力的时候，侵犯这种权力只会损及个人；但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这种权力被侵犯就是严重败坏国家的民情，整个社会都会受到危害，因为在我们中间，关于这种权力的观念将由此逐渐变质，以至消失。

    无论革命的性质和目的是什么，活动舞台在哪里，革命所固有的一些特质、思想和弊病，必然会出现在一个长期的革命当中，并普及全国。

    不管哪个国家在短期内多次更换元首，变动舆论和法制，人民最终都染上喜欢变革的倾向，并对以暴力进行的一切迅速变动习以为常。于是他们每天都在轻视看似无用的规章，他们只是出于无奈才接受常被人们违反的法规的约束。

    由于公正和道德的通行观念以及论证不足以解释革命每天都在创造的新鲜事物，所以人们才去求助社会效益的原则，政治的必要性的理论，心安理得地习惯于牺牲个人的特殊利益和践踏个人权力，以便迅速达到他们所设想的目的。

    这些习惯和思想都被我称为革命的习惯和思想，因为在所有的革命中都会出现这种习惯和思想。它们既存在于贵族制国家，又存在于民主国家，但在前者他们往往力量不大，而且不能持久，因为有贵族制国家原先的习惯、思想、弱点和障碍在抵制它们。因此，一旦革命完成，它们就自行消失了，而国家原来的政治态势也就得以恢复。但在民主国家不是总如此，虽然人们害怕革命的本能会变得温和与受到节制，但是它却不会消失不见，而是改头换面后逐渐融入政府的政治作风和行政习惯。我不知道哪个国家的革命比民主国家的革命更危险，因为民主国家的革命除了造成一些偶然的和短暂的灾难以外，还会经常制造长期的，也可以说是永久性的灾难。

    因此我觉得将会发生公正的抵抗和正当的造反。所以我不能斩钉截铁地断言民主时代的人永远不会革命；但我觉得他们发动革命的时候更有理由三思而后行，并且会感到与其采取如此危险的救治手段，还不如忍受目前的诸多委屈。

    最后，我以一般观点来作一个总结。这个一般观点不仅包括该章所述的个别观点，而且还包括该书大部分内容所欲发挥的个别观点。

    这个世纪以前的贵族时代，个人的权力极为强大，社会权威则十分微弱。甚至社会的形象也是模糊的，经常被统治公民的各式各样的权力所取代。因此人在这个时代的主要精力，必须用以增强权力和扩大社会权力，确保并增加它的特权；另一方面，把个人的独立性限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使个别利益听从一般利益。

    而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则面临着另一种顾虑和危险。在现代大部分国家里，统治者不管是什么出身，身体是否健康，或名称叫什么，几乎都是总揽大权；而个人则变得逐渐软弱和有依附性。

    在以前，社会完全不是这样。任何地方在那里都没有一致或统一的现象。在现代社会里，一切都在迫使人们变得相类，所以个人形象很快就消失，变得万人同貌，彼此之间没有区别。我们的祖辈总是滥用个人权力应该受到尊重的观点，而我们则喜欢夸大个人的利益应该服从多数的观点。

    世界政治正在变化，必须在今后寻找新的办法去解决新的问题。

    规定给社会权力一个广泛、明确、固定的界限，让个人享有一定的权力并保证其不受阻碍地行使这项权力，保留个人少量的影响力、独立性和独创精神，使个人跟社会平起平坐并且在社会面前支持个人：在我看来，这些就是我们即将进入的时代的立法者的主要职责。

    当今的统治者们好像只想率领人民去干伟大的事业。我希望他们多下点工夫考虑一下怎么去造就伟大的人物，少重视工作而多重视工作的人，永远要记住，当一个国家每一个公民都很软弱的时候，这个国家不会长久强大下去，而且绝找不到能使由一群懦弱委靡的公民组成的国家变为精力充沛的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形式。

    我发现了现代人的两种对立观念，它们都是有害的。

    一些人从平等中只看到它的无政府状态的倾向。于是他们对自己的自由意志感到恐惧。

    另一些人数虽然很少，但是都是很有知识的人，他们持有另一种看法。在由平等走向无政府状态的大路的一旁，他们终于又发现一条只能使人走向受奴役的小路。他们事先就让灵魂屈服于这种必然的奴役，并由于对保存自由不抱希望，内心便早就开始崇拜即将出现的主人了。

    前一种人是因为觉得自由危险而放弃自由，后一种是因为断定自由不可能实现而放弃。

    我如果赞同后一种人的观点，就不会写读者现在阅读的这部著作，而只能在内心里为人类的命运叹息了。

    我要把平等给人的独立造成的危害在光天化日之下揭露出来，因为我坚信这种危害是将来的隐患中最可怕也是最难预测的。但是我并不觉得它是不能克服的。

    生活在正在进入民主时代的人，他们爱好独立，却无可奈何地忍受着限制，他们对自己选定的社会情况的固定不变感到厌烦。他们喜爱权力，但是有轻视和憎恨权力持有者的倾向，并由于他们非常渺小和流动性很大而容易逃脱权力的控制。

    这些本性会反复出现，因为它们来自稳定的社会情况。它们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任何一种专制都将被阻止确立，这些本性还向愿意为人的自由而奋斗的新一代人提供新的武器。

    因此，我们应保持可以让人们提高警惕和进行战斗的必要的担心，而不要使人们抱有可以丧失信心和毅力的畏缩无能的恐惧。

    第143章 主题的总括

    我在结束所做的研究之前，想以最后一次观察来综述新世界的面貌的各种特点，并且判断一下平等对人的命运造成的一般影响。但是我有些犹豫这项工作的艰巨性；在如此重大的题目面前，我感到自己视野不够广阔和智力不能胜任。

    我打算评述和描绘的新社会只是刚刚诞生。时间还没有使它定型，使它产生的大革命还在继续，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当中，还难以判断哪些东西将会随着革命本身的结束而结束，哪些东西在革命结束之后还能继续下去。

    还有一半新兴的世界陷在正在衰败的世界的残垣破壁之中，世间事物呈现的巨大混乱当中，谁也说不出那些古老的制度和习俗是会劫后余生还是完全消失。

    尽管社会情况、法制、思想和人的情感方面发生的革命还没有结束，但是它所造成的后果已远比世界上迄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严重。往上回顾每个时代，直到追溯到古代，我也没有发现一个与现在看到的变化相类似的变化。未来无法从过去中提取经验，精神正在步入黑暗的深渊。

    但是，我在这幅如此广阔、如此新奇和如此混杂的图景中，已经看到一些初具轮廓的特点。现在我就来谈谈它们。

    我看到，在世界上善与恶分布得相当均衡，各占一半。已经看不见巨富，小康之家的数量也在日益增加。享受的欲望也成倍增大，但是既没有极度的繁荣也没有极端的悲惨。奋进之心人人都有，但是怀大志者却寥寥无几。每个人都是孤立而软弱的，但是整个社会是活跃的、有远见的、强大的。平民做小事，国家做大事。

    精神失去力量，但是民情温和，法律宽大。虽然伟大的献身精神，最高尚、最光荣和最纯洁的德行不常见，但是民风淳朴，暴力现象极为少见，残暴更是闻所未闻。

    人的寿命越来越长，人的财富也越来越有保障。虽然生活不够奢靡，但是非常安逸舒适。享乐既不高雅又不粗俗。无须讲究繁文缛节，也没有低级的嗜好。既没有学识渊博的雅士，又没有愚昧无知的平民。天才越来越少，但知识日益普及。发展人的理性将是众人的微小努力的集少成多的结果，而不是某些人的强力推动的结果。杰出的文艺作品虽然不会太多，但是作品的数量将会大增。种族、阶级、国家的各种束缚将会消失，人类的大团结却得到加强。

    如果让我从这些特征中找出最显著和最普遍的特点，我就会指出它表现在财产具有千百种不同的形式上面。几乎一切的极端现象都会日趋减少和消失；最高的东西将逐渐下降，为中等的东西取而代之；这些中等的东西比起世界上存在过的类似的东西来既不高又不低，既不光彩又不逊色。

    看一下这伙既没有出类拔萃的人也没有落后掉队的人的人民，我真为这种普遍统一的情景感到心寒和悲怆，并在这里为已不复有社会而遗憾。

    当最伟大的人和最微贱的人在世界上并存，极度富有的人和一贫如洗的人并存，最聪明的人和最愚昧的人并存的时候，我的视线总是越过后者只看前者，而且前者看起来使我喜欢。但是我知道这种倾向是来自我的弱点，因为当我在观察周围的所有一切时，只能从这么多的对象当中挑选出最合我心意的对象。全能和永恒的上帝并非如此，他关注着整个世界，而且把每一个人和整个人类都同时看得清清楚楚。

    我们自然相信，让这位造物主和人的保护者最感到欣慰的，并不是个人的高度荣华富贵，而是全体人的巨大幸福。所以，我觉得是衰退的东西，在上帝看来却是进步的东西；我感到不快的事物，上帝却喜爱。也许平等并不怎么高尚，但是它却非常正义，它的伟大和美丽就源自它的正义性。

    上帝的这个观点我要努力达到，并想用这个观点去考察和判断世间的事物。

    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绝对和全面地断言旧的社会情况没有新的社会情况好，但它们的不同已经很明显了。

    贵族制所固有的一些弊端和美德，跟现代人的秉性格格不入，所以不能被他们利用。在前者眼里良好的爱好和恶劣的本性是邪恶，但在后者眼里这些却是合情合理的。有些思想是在一方的想象中产生出来的，但是却被另一方的精神所排斥。这就像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一样，各有各的优点和缺点，各有各的善和恶。

    因此，必须特别注意，判断正在产生的社会不能用已不存在的社会留下的观点为依据。这样做是不公正的，因为这两种社会是截然不同的，两者之间是不能对比的。

    要求现代人具有适合从前的社会情况的美德，这绝不是合理的，因为从前的社会情况已经成为过去，那个社会所衍生的一切善和恶，也都随之混乱，无法辨别。

    但是，现在还不能充分了解这些情况。

    我已看到，在当代，大多数人正从旧社会的贵族制度产生的章程、思想和主张中作出选择。他们会放弃其中一部分，保留另一部分，并把保留的部分带到新的世界。

    我觉得，后一种想法只会使他们在一项即便认真也不会有成效的工作中浪费时间和精力。

    问题是人们不应当再保留身份的不平等所带来的那些特殊好处，而是应当确保平等为人们提供的新好处。我们不要一切向祖辈看齐，而应该努力达到自己的伟大和争取幸福。

    至于我，在到达讨论的终点后，回望一下我曾经分别深入研究的所有不同的对象，我既怀有希望又感到恐惧。我看到一些严重威胁，但觉得那些威胁可以解除；我看到一些重大弊端，但觉得那些弊端能够避免或抵制。所以，我越来越坚信，只要民主国家愿意，建成高尚而繁荣的社会不是不可能的。

    我知道有些当代人觉得人民生来就不能自己做主，必须服从外部环境、种族、土地以及气候所产生的难以克服和无法理解的力量的支配。

    这种观点是错误和消极的，只能永远使人软弱和使国家畏惧不前。上帝既没创造绝对独立的人类，又没创造绝对奴性的人类。确实，上帝是在每个人的周围画了一个不可逾越的圈子，但是人在这个广阔的范围内却是强大和自由的。一个国家或民族也是如此。

    现代的各国将无法实现身份的不平等了。但是，平等将导致自由还是奴役，野蛮还是文明，贫困还是繁荣，就全靠各国自己了。原著者注(a)第426页但是，曾经有些贵族热心经营商业和在经营工业方面获得成就。在这方面世界史提供了若干光辉的范例。然而就整体情况来说，贵族向来都不关心工商业的发展。金钱贵族只不过是例外。

    金钱贵族一直想用财富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对财富的热爱，应该说是人类的最大激情，其余一切激情都以此为终点或是与此交织。

    一旦爱财之心与争名争权之心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则很难说这是贪婪所造成的野心还是野心所造成的贪婪。这种情况英国就有。发财之后获得荣誉是英国人的理想，他们觉得荣誉是财富的标志。因此，工商业完全吸引了人的注意力，成了致富的最好捷径。

    但是，我也觉得这是一种例外的暂时现象，因为在财富只作为贵族的标志时，富人独掌权力而执行却由其他一切人负责，那是极其困难的事情。

    纯正的民主制度和世袭的贵族制度，是国家的社会和政治情况的两个极端表现，金钱贵族存在于这两个极端之间。这个贵族的特点是：接近世袭贵族，但同意给予个别公民以某些大权；主张实行民主制度，但是要求可以继承特权。这个阶级经常是世袭的贵族制度和纯正的民主制度之间的自然桥梁，而且很难说它是在结束贵族的等级制度还是已在开辟民主制度的新纪元。

    (b)第461页从我的旅行日记里我找到下述几段记载。读者了解随夫前往荒凉地区定居的美国妇女经历了哪些考验。向读者介绍这几段记载的原因，是它们完全出于真实。

    “……我们总是遇到一些新开垦的土地。这些新居民点全都大同小异。我要描述晚上留宿的这个居民点，想起它就使我想起了其他一切居民点。

    “为了能在森林里找回自己的家畜，垦荒者们在家畜的脖子上拴上铃铛。在我们离居民点还很远的时候，这种铃声就已经传来了。过了一会儿，我们又听见从森林里传来伐木的声音。看到伐木的痕迹，我们就知道有文明人在这里劳动。被砍掉的枝丫布满了道路；被火烧掉的残余树干和伐木留下的树墩，还立在道路上。我们接着往前走，走到一片森林旁边，好像其中所有的树都得了一场暴病而枯死了。时值盛夏，但这里却好像是严冬。当我仔细观察这些树时，才发现树干上有一圈树皮被刮光了并留有深痕。切断了树内汁液的循环，所以树很快就枯死了。由此我们才知道，实际上这是开垦者照例要做的第一件事情。他们第一年还不能将所有的树木都砍倒，使它们成为自己的新财产，而是要在剩余的树木之间播种玉米。

    如果把树砍光，那么农作物将失去树荫的保护。这里是人类文明进军荒野的起步地点，只是初具规模，我走过那里，立刻看到田地主人的房舍。它位于一片比被滥伐的林地管理得好得多的田地中间。在滥伐的林地上，树木已被伐倒，但是还没有归垛码起来，树墩还杂陈在往日绿荫覆盖的土地上。在这片杂乱的荒地周围，有的地方种有小麦，有的地方围着初生的柞树；多年的野生植物和野草混合在一片尚未被人占据的半荒地上，竞相生长。开垦者的房屋，或是当地人所称的“圆木小屋”(log house)，就在这片由各种植物组成的茂密的树荫中间。这座简陋的房屋也跟它周围的田野一样，是刚刚建成不久的。我目测了一下，它长不过30英尺，高在15英尺以内。房屋的四壁和顶盖，都是原木构筑的，中碎干草，敷以泥土，主要用来防寒和防雨。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去找圆木小屋的主人借宿。

    “一听到我们的脚步声，在残败的小树林里滚地玩耍的小孩立马爬起来，慌慌张张地跑去，好像害怕见生人似的。这时，有两条半驯化的大狗，耳朵竖着，脖子伸长，从狗舍里蹿出来。一面跑，一面低声吠叫，保护它们的小主人。这家的主人出现在门前，先向我们扫了一眼，随后又仔细打量一番。他打手势，叫他的狗回狗舍去，并且以自己的行动向狗表示，我们的光临并没有引起他的惊恐和不安。

    “我们走进圆木小屋。室内的摆设，完全不同于欧洲的农民家庭，摆着一大堆多余的东西，而必要的东西却很少。

    “一个窗户上挂着细布窗帘；一盏大灯放在土坯砌成的壁炉炉台上，灯光照亮了全屋；在这个壁炉炉台的上方，挂着一支漂亮的膛内有来复线的火枪，一张鹿皮，一串鹰的羽毛；壁炉的右侧墙上挂着一张美国地图，被风吹动得直晃荡；在地图下面，架着一块粗糙的木搁板，几本书在上面放着；走到架边一看，其中有一部是《圣经》，弥尔顿的6篇长诗，莎士比亚的两个剧本；几个木柜沿着墙摆放着，没有皮箱；在屋地的中央，有一张做工很粗糙的桌子，是用刚刚砍伐的小树干做的四条腿，上面没被剥掉的树皮还在发绿，好像是就地生长出来的；我看到有一把英国的灰色瓷茶壶，还有几把银制的匙子，几个已经残损的茶杯，还有几张报纸都放在桌子上面。

    “这座房子的主人，有着很高的颧骨，修长的四肢，这说明他原来是新英格兰的居民。显而易见，他并不出生在我们相遇的这个荒凉地区，因为他的言谈举止就足以证明他早年是在学术界中度过的。而且他是一个有理想、活泼好动和敢于冒险的人，可以冷静处理冲动引发的事物。之所以要体验一段时间的野蛮生活，是为了将来能够更好地改造荒野并使其大大开化。

    “当这位开垦者看到我们想进入他的房屋时，他走过来同我们对话，并习惯地同我们握了握手，但他的脸上并没有热情的表现。他首先开口，打听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当我们满足了他的好奇心后，他就默不作声了。我们猜想，对于世界发生的令人讨厌和使人目眩的事情他早就反感了，所以再也不想问了。我们向他说了旅行的目的，他给我们提供了需要的资料。接着，他又有些心不在焉了，但仍然诚恳地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看到他如此热心待客，为什么又感觉到他的好客中又有些冷淡呢？这是因为他的待客好像是听从于命运给他的痛苦安排，他觉得这是他现在的地位赋予他的义务，而不是真心觉得这是一件快事。

    “在壁炉的另一端，一位妇女抱着一个小男孩在膝上摇晃。她频频点头，但没有加入我们的谈话。像那位开垦者一样，这位妇女也正值青春年华。她的举止也表明她原来很高雅，爱打扮的兴致从服饰来看并没有减弱。但是，她的四肢已经不如昔日纤美，面容也显得有些疲惫，眼光温和而又严肃。她的外表给人的整体印象，就是她有一颗笃信宗教而安身立命之心，一腔热烈而又宁静的感情。我不知道是什么天生的毅力在使她神色自若正视生活中的一切困难，不害怕也不轻视它们。

    “她的身旁围绕着几个孩子，个个都身体健康，性格活泼，还很淘气。这里是这些孩子出生和长大的地方，他们的母亲时不时地向他们投以忧郁而又欣慰的眼光。这些孩子们是这样年幼强壮，可以看出她为抚育他们费尽了心血，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移民们的房屋既无内室又无隔扇，全家人就挤在一个大统屋子里，夜间都在里面睡觉。这座房屋自成一个小世界。在林海中它是漂浮的一叶文明方舟。在它周围百步之外，便是无边无际的茂密森林，而且又开始没有人烟了。”

    (c)第462页身份的平等并不会使人没有道德和不信宗教。但是，当人们道德缺失和不信宗教时，而人们又都是平等的时候，没有道德和没有信仰的行为就容易表现出来，因为人们之间已经无法互相制约，能够承担起维持治安之责的阶级只剩下一个。身份的平等并不使民情变坏，但有时听任其变坏越来越明显。

    (d)第478页即便你把所有什么也不想的人和不敢说出想法的人排除在外，也不难发现美国的绝大多数人都满意他们的现行制度；我也认为确实如此。我认为这种舆论能够表明美国的法制十分良好，但却不是一种证明。民族自豪感，立法对某些激情、偶然、隐藏弊端的放纵，特别是可以说服反对派的多数人的利益，给整个民族和每个公民造成一种长期错觉。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18世纪的英国。这个民族当时非常喜欢自我吹捧，人们对自己都很满意，觉得他们的制度样样都好，根本没有可以谴责之处，甚至在他们眼中它的一些明显缺陷也是好的。但在今天，英国绝大多数人好像都觉得他们的制度在许多地方是有缺陷的。究竟上一世纪的英国人和今天的英国人谁对谁错？

    法国也是如此。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议会曾热烈支持当时统治社会的政府，并觉得当时那些说这个政府贬低了法国人的人格的说法是不正确的。而在这个时代，却有人觉得当时的法国人受到了奴役，但并不一定存在奴性思想。当时的作家颂扬王权高于一切权力时所表现的是一种真正的热情，但愚昧的农民在他们的茅屋里并没有受到君主的恩泽，却高喊：“国王万岁！”而死时也没有感到光荣。究竟是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人错了？还是今天的法国人的看法错了？

    因此，只根据舆论的倾向来下定论是不应当的，还要根据主要动机和普遍经验去评定一个国家的法制，因为舆论的倾向是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

    一个国家的人民拥护法制只能证明一件事，那就是他们不希望法律很快就改变。

    (e)第515页我在文章里只提到一种危险。我现在想指出另一种非常罕见，但是一旦出现便将使人非常害怕的危险。

    当平等使人们产生的喜欢物质享受和安逸生活的心理侵蚀一个民主国家的精神生活并最终控制人民的精神时，国家的军队本身可能爱好和平，而反对国家利益把它拖入战争。但士兵处于这种舒适环境下，就会开始认识到，宁愿在和平的环境中一步一步、稳稳当当和毫不费力地晋升，也不愿意以克服战场上的艰难险阻为代价去获得快速的晋升。在这种精神状态下，虽然军队有武器但无士气，拿起武器时也是消极的。

    与其说这些士兵没有迎敌，倒不如说在引狼入室。

    军队在这种和平气氛中就不会发动革命。因为革命，尤其是军队发动的革命一般情况下都非常迅速，而且经常冒很大的危险，但是不必付出艰苦的劳动。至少革命在消耗上比战争更能迎合野心家的心愿，只要冒生命危险即可，对民主国家的人来说，对生命的重视不如对舒适生活的重视。

    一个国家的自由和安宁的最大危险就是军队害怕战争，因为不想在战场上表现其伟大和力量，军队就需要到其他地方去表现伟大和力量了。所以，民主国家的兵不顾及公民的利益而失去军人的情操是有可能的，军队不再具有战斗力并有发生哗变的危险。

    在这里我再重复一遍我已经说过的一句话：军队不是消除这种危险的办法，国家才是。保留着英勇气概的民主国家，永远能在必要的时候看到士兵身上的英勇善战的气概。

    (f)第525页人觉得单一性的观点的伟大之处在于手段，而神觉得其在于目的。结果，这样的想法使我们只注意烦琐的小事情。强制人们一起走向同一目标，是人的观点；而引导数不胜数的千变万化的人开始行动，并使所有的行动都可以通过数以万计的道路去完成伟大的计划，则是神的观点。

    人关于单一性的观点几乎总是贫乏而没有活力的，而神关于单一性的观点则是丰富而充满活力的。人以为将手段简化可以显示出自己的伟大，而神的目标很简单，那就是使手段变得无穷。

    (g)第528页民主国家不是出于意愿而走向中央集权，而是它的领导人也在不断把它推向中央集权。

    不难预见，被局限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几乎所有野心勃勃和才能出众的人，都努力扩大社会权力的职能，因为他们都期盼有朝一日掌握社会权力。想要向他们证明过分集权会危害国家纯属浪费时间，因为他们是为了自己而集权的。

    在民主国家的官员中，除了那些大公无私的或平庸无奇的人之外，几乎没有人赞同地方分权。主张地方分权的，不是力量不够就是人数太少。

    (h)第542页我经常思考，如果民主国家的民情继续这样地温顺下去，如果军队里再出现骚动，万一在我们今天的某些国家里出现军人政府，其结果将会如何。

    我觉得，政府本身不会像我在本章里所描绘的现象，军事寡头政治的蛮横作风也难以再现。

    但我深信，在这种情况下，文官会与士兵在习惯上产生某种融合。文官在行政方面可以学习某些军人的精神，而军人在军队方面可以学习某些文官的办事习惯。这样融合的结果，就会实现政务有条不紊、纪律严明以及绝对服从的指挥，人民变成军队的影子，社会变成一座营房。

    (i)第544页我不能笼统地断言胡作非为或暴政，无政府状态或专制就是当代的最大危险。这些都是令人畏惧的东西，而且很可能都来自同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由于个人主义而造成的普遍的冷漠。能使今天的行政权总揽某些权力实行压迫的，就是这种冷漠；而后能使一个政党发动30个人投入战斗而且也实行压迫的，还是这种漠不关心。但是，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长期存在下去都是不可能的，使它们不难获得成功的那些原因也在阻碍它们维持成功。它们最后之所以垮台，是因为没有其他力量支持。

    所以，冷漠是最应当反对的，而不该一味谴责无政府状态或专制，因为冷漠可以轻而易举地造成无政府状态和专制的后果。

  •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1

    第1章 绪 论 (1)

    我在合众国逗留期间见到过很多新鲜的事物，要说最引我注意的，那就非身份平等莫属了。我很容易地就发现了这件大事给社会的进展所带来的重大影响。它将一定的方向赋予了舆论，将一定的方针赋予了法律，将新的箴言赋予了执政者，将特有的习惯赋予了被治者。

    很快，我又发现这件大事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政治措施和法律，而且它对政府的钳制作用决不亚于对公民社会的这种作用。它不仅是在激发情感，制造舆论，改变习俗，而且还在影响着不是由它所产生的一切。

    所以，随着我对美国社会研究的逐步深入，我越来越认为身份平等是一件根本大事，好像所有的个别事物都是由它产生的，所以我将它作为我的整个考察的中心。

    当我把视线移到我们所在的半球时，我发现这里的一些情况与我在新大陆见到的相类似。我看到，在我们所在的半球，虽然身份平等没有达到美国那样的极限，却在一天天地接近它，而且，支配美国社会的民主，在欧洲好像也正在迅速得势。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产生了撰写读者将要开始阅读的这本书的念头。

    我们中间正在进行着一场伟大的民主革命。虽然谁都看到了它，但是人们的看法却并不相同。有些人认为，这是一种出于偶然的新现象，还有希望遏止；而有些人则断定，这是一场不可抗拒的革命，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历史上已知的最古老的、最经常的和最持久的现象。

    现在，我来回顾一下700年前的法国。当时，法国被一小部分拥有土地并统治着居民的家族所占有，随着遗产的继承统治权被世代相传，地产是强权的唯一源泉，而权力则是人对付人的唯一手段。

    在法国，僧侣阶级的政治权力开始建立起来，并且很快地扩大开来。僧侣阶级对所有的人都敞开大门：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无论是属民，还是领主，都可以加入僧侣阶级的行列中。平等通过教会的渠道，开始渗透进政治领域。原先身为农奴要被终生奴役的人，现在则可以以神甫的身份与贵族平起平坐，而且还可以经常成为国王的座上宾。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日益安定和文明，各种人际关系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人们开始觉得需要有民法来调整这种关系了。于是，法学家出现了。他们走出积满灰尘的办公室，离开了阴森森的法庭大堂，出现在王公大人的宅邸，坐在了衣貂披甲的封建男爵的身旁。

    当国王们由于好大喜功而破产，贵族们由于私家械斗而荡尽家财时，平民们却由于经商而变得富裕起来。金钱的影响开始在国务中显现。商业成了进入权力大门的新阶梯，金融家结成一个既被人鄙视又受人追捧的政治权力集团。

    民智逐渐开化，人们对文学和艺术的兴趣也日益增加。因而，知识成为事业成功的要素，科学也成为为政的一种手段，智慧则成为一种社会力量，文人开始投身于政界。

    随着不断出现的通向权力大门的新路，人们渐渐地不再重视家庭出身。在11世纪，贵族的头衔还是无价之宝，但是到了13世纪，这种头衔就可以用钱买到了。出售贵族头衔开始于1270年，结果贵族阶级自己也把平等带进了政府。

    在这700年里，贵族为了反对王权，或者是从对手手中夺权，而时常把政治大权交给人民。

    更为常见的情况是，为了贬抑贵族，国王让国内的下层阶级加入了政府机关。

    在法国，国王们总是自诩为最彻底和最积极的平等主义者。当他们野心勃勃，并且力量强大的时候，会极力把民众提高到贵族的水平；当他们还是庸碌无能之辈的时候，却会让民众上升到比他们自己还高的地位。有的国王凭借自己的才能帮助了民主，而另一些国王则因为自己的无道而帮助了民主。路易十一和路易十四，始终注意使全体臣民在他们的王位之下保持平等，而路易十五则使他自己连同王室一起化成了灰烬。

    在公民们开始不按照封建土地所有制占有土地，动产已被视为财富，并且能够产生影响和制造权势以后，每一个工艺方面的发现，每一个工商业方面的改进，都能立即在人们中间创造出与其相适应的新的平等因素。此后，新发现的一切工艺方法，新产生的一切需求，满足新需求的一切想法，都是走向普遍平等的进步。好战，侈靡，追求时髦，以及人的最肤浅的情欲和最高尚的激情，都仿佛在一致让富人变穷并让穷人致富。

    在脑力劳动成为力量和财富的源泉之后，每一项新的知识，每一个科学发明，每一个新的思想，都将被视为人民行将掌握的权力的胚芽。口才、诗才、记忆力、想象力、心灵美、思考力——上天随意降下的这些资质，都在促进民主；即使落于民主的敌人之手，它们也会由于自身显示了人的生性伟大，而仍能够为民主服务。因此，随着文明和教育所征服的领域逐渐扩大，被民主征服的领域也会扩大，而文学则会成为对所有人开放的武库，就连弱者和穷人每天也都可以从中取用武器。

    翻阅一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我们在过去的700年里没有一件大事不曾推动平等。

    几次对英战争和十字军东征，不但消灭了十分之一的贵族，而且也分散了他们的土地。民主的自由被地方自治制度带进了封建的君主政体。因为枪炮的发明，贵族和平民在战场上处于平等的地位。印刷术又向他们平等地提供了精神食粮。邮政不仅把知识送到了穷人茅舍的柴扉前，也把它带到了王宫的大门口。基督教新教宣布所有的人都能找到通往天堂的道路。美洲的发现，开辟了千百条致富的新路，为一些无名的冒险家提供了发财得势的机会。

    假如我们从11世纪开始对法国每50年的变化进行考察，就会发现，在每50年年末的时候社会体制都发生过一次双重的变革：在社会的阶梯上，贵族下降，平民上升。一个从上降下来，另一个则从下升上去。这样，他们之间的距离每经过半个世纪就会缩短一些，以至于不久之后他们就会合了。

    而且，这种现象并不是法国所独有的。同样的革命正在整个基督教世界进行着，我们无论面向何处，都可以看到。

    人民生活中发生的各类事情，无一不是在促进民主。所有的人，不管他们是为民主奋斗，还是自称为民主的敌人；不管他们是自愿帮助民主获胜的，还是在无意之中为民主效劳的，都为民主尽到了自己的力量。所有的人会合在一起，协同行动，归于一途。有的人不知不觉，有的人身不由己，全部成为了上帝手中的驯服工具。

    因此，身份平等的逐渐发展，是势所必至，天意使然的。这种发展是普遍和持久的，它时刻都能摆脱人力的阻碍，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在促使它前进，这也是它具有的主要特征。

    认为一代人的努力可以阻止一个源远流长的社会运动，这是非常愚蠢的！认为已经推翻封建制度和打倒国王的民主会在资产者和有钱人面前退缩，这简直就是异想天开！在今天，民主已经成长得如此强大，而其敌对者已经变得如此软弱，民主怎么能止步不前呢？

    那么，我们现在正往哪里走呢？这个问题谁也回答不了，因为它已经不能用对比的办法来回答了。也就是说，今天在基督徒之间，身份平等已经扩大到以往任何时候和世界上任何地区都未曾达到的地步，所以在已经完成的巨大工作面前，我们无法预见还有什么工作可做。

    大家即将阅读的本书的正文内容，通篇都是在一种唯恐上帝惩罚的心情下写成的。作者之所以有这种心情，是因为看到这场已经冲破一切障碍的不可抗拒的革命进行了许多世纪，而且今天还在它造成的废墟上前进着。

    上帝什么都不必说，我们就能看到他的意志的某些征兆。我们只要观察一下自然界的年复一年的正常运行和事件的持续发展趋势，就可以知道了。所以我没有听到创世主的启示，就知道天上的星辰是沿着它的手指画出的轨道运行的。

    如果说通过长期的观察和认真的思考，说我们今天的人知道平等的逐渐向前发展不仅是人类历史的过去，也是人类历史的未来，那么，单是这一发现本身就会赋予这一发展以至高无上的上帝的神启性质。所以，企图阻止民主就是抗拒上帝的意志，各个民族能做的只有顺应上苍给他们安排的社会情况。

    在我看来，在我们这一代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出现了可怕的局面。席卷它们的革命运动已经强大得无法遏止，但它的速度却还是可以加以引导的。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命运还掌握在它们自己的手里，但是很快也会失去控制。

    在我们这个时代，领导社会的人肩负的首要任务是：对民主加以引导；尽可能地重新唤起民主的宗教信仰；洁化民主的风尚；规范民主的行动；逐步将民情的经验用治世的科学取代，将民主盲目的本能用对其真正利益的认识取代，使民主的政策与时间和地点相适合，并且根据环境和人事修正这些政策。

    一个全新的社会，需要有一门全新的政治科学。

    然而，我们却很少这样想过。我们被投于一条大江的急流中，冒出头来望着岸上依稀可见的断壁残垣，本想看得仔细些，但惊涛又把我们卷了进去，推回深渊。

    我方才叙述的这伟大的社会革命，在欧洲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不如在法国发展得这样迅猛激进。只是这个革命在法国通常都是随意进行的。

    第2章 绪 论 (2)

    国家的首领从来没有想过要为革命做些什么准备工作，革命通常是在违反他们的意愿或者在他们毫无察觉的时候进行的。国内最有势力、最有道德和最有知识的阶级，压根儿没去寻求驾驭革命的方法，以便来对它进行领导。因而，任凭民主被其狂野的本能所支配，使民主就像失去父母照顾，于街头流浪，只知社会的丑恶面，靠自己成长起来的孩子那样，独自壮大起来。在它突然掌权之前，人们好像还不知道它的存在。但是在它掌权之后，人们对它的哪怕是极其微小的一点要求都会百依百顺，唯命是从，把它崇拜为力量的象征。但到后来，当它因为自己的举止过分而被削弱时，立法者就会设计出鲁莽的法案去消灭它，却不会想办法去纠正和引导它；立法者挖空心思要把它挤出政府，根本不愿意让它学会治国的方法。

    结果，虽然在社会的实体内发生了民主革命，但是为使这场革命变得有益而不可缺少的变化却没有在法律、民情、思想以及道德方面发生。因此，虽然我们有了民主，却缺乏可以减轻它的弊端和发扬它的原有长处的东西；我们只看到了它带来的害处，却没有得到它可能提供给我们的好处。

    在贵族阶级的支持下，王权平安无事地统治着欧洲各国，那时，虽然人们处于不幸之中，但他们还享受着一些我们这一代人难以理解和想象的幸福。

    某些臣下拥有的权力，为皇亲国戚施行暴政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而在国王方面，由于他认为自己在民众面前俨然如神一般，所以在他受到被视为神的尊敬后，决不愿意滥用自己的权力。

    那些居于人民之上的贵族对待人民的方式，就像牧人对待自己的牲口一样，只有同情而关心不足。在他们看来，穷人与他们并不平等，他们关心穷人的遭遇，就等于在关心自己去完成上帝托付给他们的任务罢了。

    人民从来没有奢想过享有非分的社会地位，自然，更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能与首领处于平等的地位，他们觉得自己是在享受首领的恩惠，根本没想争取自己的权利。

    当首领是宽宏公正的人时，他们爱首领，并且对服从首领的严厉统治毫无怨言，从不感到卑下，就好像他们的行为是在接受上帝所给予的不可抗拒的惩罚。此外，习惯和民情也为暴政设置了界限，为暴力的行使定出了某种约束。

    由于贵族认为自己的特权是合法的，根本没有想过有人会剥夺他们的特权。而另一方面，奴隶又认为他们卑下的地位是不可更改的自然秩序使然，所以，人们以为可以在命运如此悬殊的这两个阶级之间建立起某种相互照顾的关系。因此，当时社会上虽也有苦难和不平等，然而彼时双方的心灵都不曾堕落。

    人们变坏的原因，绝不会是因为执政者行使权力或是被统治者习惯于服从，而是因为前者行使了被认为是非法的暴力，而后者服从了他们认为是侵夺和压迫的强权。

    一方面，一些人集权势、财产、悠闲于一身，从而能够生活奢华，寻欢作乐，讲究文雅，欣赏艺术；而另一方面，一些人终生劳动，却始终粗野、无知。

    但是，即便在这群粗野无知的民众中，也同样会有强烈的激情、虔诚的信仰、高尚的情操和质朴的德行的存在。

    这样组织起来的社会，或许会有其强大性和稳定性，尤其可能会有其光荣之处。

    但是，就是在这里，各阶层开始混合了起来，使原本人们互相隔开的一些屏障接连倒毁，财产也逐渐分散，并开始为多数人所享有。同样，权力也逐渐为多数人所分享，教育日益普及，智力日趋相等，社会日益民主。最后，民主终于和平地控制了社会法制和民情。

    于是，我想象出了一个社会，在那里，人人都把法律视为自己的创造，爱护它，并毫无怨言地遵守它；人们尊重政府的权威不是因为它神圣，而是因为必要；对国家首长，他们的爱戴虽然不够热烈，但绝对是出于有理有节的真实感情。由于人人都有权利，并且能够得到保障，所以人们之间便会建立起一种坚定的信赖关系和一种不卑不亢的相互尊重关系。

    在人们了解了自己的真正利益后，自然就会理解：想要享受社会公益，就必须尽自己的义务。这样，贵族的个人权威将会被公民的自由联合所取代，国家也可以避免暴政和专横的出现。

    在我看来，按照这样的方式建立的国家，社会不仅不会停滞不前，而且社会本身的运转也可能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即使民主社会可能会不如贵族社会那样富丽堂皇，但是苦难不会太多。在民主社会，享乐将成为一件不过分的事儿，而福利也会在社会上大为普及；科学将不会处在特别突出的位置，而无知也会大为减少；情感也不会过于执拗，而行为将更加稳健。虽然不良行为仍然不能消除，但是犯罪行为必定会大为减少。

    即便没有狂热的激情和虔诚的信仰，有时候，教育和经验也会让公民英勇献身或是付出巨大的牺牲。由于每个人都是同样的弱小，所以每个人都会感到自己的需要是与其他人相同的，而也由于他们知道只有帮助同胞才能够得到同胞的支援，所以他们也会很容易地发现自己的个人利益与社会的公益是一致的。

    整体而言，国家将不会那么荣耀和光辉，而且可能不那么强大，但大多数公民将会得到更大的幸福，而且人民也不会再闹事。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希望变得更好，而只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已经过得挺好了。

    在这样的秩序下，虽然并不是所有的事物都会尽善尽美，但至少社会已具备让事物变得善美的所有条件，而且一旦人们永远拒绝接受贵族制度可能提供的社会公益，那就将在民主制度下享受这一制度可能提供的一切好处。

    但是，在我们果断摆脱祖传的社会情况，并且什么也不顾地把祖先的观念、制度甚至民情全部放弃后，要用什么来取代它们呢？

    王权的权威消失了，而法律的尊严却并未取而代之。在我们这个时代，人民蔑视权威的同时又惧怕它，并且这种惧怕给他们造成的损失大大超过了原先尊崇和敬重权威时给他们带来的损失。

    我认为我们破坏了原来可以独自抗拒暴政的个人的存在。但是，我又看到政府独自继承了从团体、家庭以及个人手中夺来的所有特权。这样，那些由少数几个公民掌握的权力，虽说偶尔是压迫性的，且往往是保守性的，却不可避免地使全体公民成了弱者而不得不屈服。

    财产的过小分割，减小了贫富之间的差距，但是，随着贫富差距的减小，贫富双方却仿佛发现了彼此仇视的新依据。他们互相投以嫉妒和恐惧的目光，想着如何把对方拉下权力的宝座。可是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都没有权利观念，都认为权势是现在的唯一信托，未来的无二保障。

    穷人保存了祖辈的大部分偏见，而祖辈的信仰却没有留下；他们保存了祖辈的无知，却没有留下祖辈的德行；他们以获利主义为行为的准则，却不了解有关这一主义的科学，同他们之前的献身精神一样，他们现在的利己主义也是出于愚昧。

    社会之所以安宁无事，不是因为它觉得自己繁荣强大，而是因为它承认了自己的衰落和虚弱，害怕自己禁不起折腾而一命呜呼。因而，人人都看到了恶，但谁都认为没有必要的勇气和毅力去为善。人们有过希望，发过牢骚，感到过悲伤，也表示过高兴，但都如老年人虚弱无力的冲动一样，没有得到任何显著而持久的满意结果。

    这样，在我们放弃昔日体制所能提供的美好东西的同时，却并未获得现实的体制可能给予的有益东西。虽然我们破坏了贵族社会，但当我们在恋恋不舍地环顾旧建筑的断壁残垣时，又仿佛自己愿意永远留在那里。

    而在知识界呈现的状况，其可叹之处同样不亚于此。

    虽然在前进当中备受阻挠，但仍然敢于无法无天，纵情发展的法国民主，横扫了前进途中遇到的一切障碍，凡是能打倒的全部打倒，不能打倒的则将其动摇。它不是一步一步地占领社会，不是以和平方式建立其在整个社会中的统治，而是不断在混乱和战斗的喧嚣中前进。凡是被斗争热情激发，在反对敌对者的观点和暴行的时候让自己的观点超过了其自然极限的人，都会忘记自己追求的目标，而发表不甚符合自己真实感情和笃厚天性的言论。

    于是，我们本不愿意见到的异常大乱就随之出现了。

    我一再回忆，却终未发现以往有什么事情比我们目前的情景更值得可悲和可怜的。在我们这一代，把人的见解和趣味、行动和信仰之间联系起来的天然纽带仿佛已被撕断，而在任何时代都能够见到人的感情和思想之间的和谐也似乎正在瓦解，可以说，关于道德的规范全都成了废物。

    在我们中间，仍可以见到凭借相信有来世的宗教精神来指导生活的虔诚基督徒。

    这些人正在奋起，为人类的自由，也就是为一切高尚行为的基础而献身。宣称在上帝面前人人一律平等的基督教，是不会反对在法律面前全体公民一律平等的。然而，在异常事件并发的局势下，宗教却倒向了民主所要极力推翻的势力的阵营，并一再压制它所主张的平等，甚至咒骂自由是敌人。而实际上，假如它与自由携起手来，是可以让自由变得神圣不可侵犯的。

    第3章 绪 论 (3)

    我发现，在这些信教者的周围有一些人，与其说他们是指望天堂，不如说他们是面对现世，其拥护自由，并不仅仅因为自由是一切品德的基础，而且因为他们把自由视为一切最大福利的源泉。他们真心诚意地希望自由获得权威，希望人们能够受到自由的恩泽。而且我也明白这些人之所以急于向宗教求助，是因为他们知道：没有民情的权威是不可能建立起自由的权威的，而没有信仰自然也就不可能养成民情。他们看到宗教投到敌对者的阵营之后，就止步不前了。于是，一些人开始攻击宗教，而另一些人则不敢再拥护它了。

    过去的几个世纪，一些身居低位或者出卖自己的人颂扬奴性，而一些独立思考、品质高洁之士则始终为拯救人类自由而坚持进行没有胜利希望的斗争。但是在我们这一代，却经常看见一些出身高贵且道貌岸然的人，他们经常持有与其高雅身份完全不符的见解，对卑躬屈膝的行为竟然夸赞有加。与此相反，另一些人则是把自由说得天花乱坠，仿佛他们已经体验到了自由的神圣和伟大，并且大声疾呼，为人类求取他们从来不知其为何物的一些权利。

    我承认有这么一些人，他们爱好和平，品德高尚，由于自身的稳健、正派、富裕和博识，会很自然地被周围人推为领袖，他们对祖国满怀真挚的爱，并时刻准备着为它作出巨大的牺牲。但是，后来，他们经常敌视文明，他们分不清文明带来的好处和弊端，在他们的头脑中，那些与恶有关的观念，始终和同新有联系的观念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

    而在这些人附近，我发现还有另一种人，他们以进步的名义，竭力把人唯物化，并且拼命追求罔顾正义的利益、脱离信仰的知识以及毫无道德可言的幸福。他们自称是现代文明的卫士，甚至高傲地自任以现代文明的带头人，窃据落在他们手中的职位，而这些职位他们实际上是不配担当的。

    那么，我们现在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信教者与自由搏斗，而自由的友人却在攻击宗教；高贵宽宏的人颂扬奴性，而卑躬屈膝的人却在大谈独立；诚实开明的公民反对进步，而无节操、不爱国的人却理所当然地以文明、开化的使徒自任！

    以前的那些世纪难道都跟我们这个世纪一样吗？人们一直看到的难道就是我们今天这样的世界吗？在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关系都是不正常的：有德者无才，有才者无名，将爱好秩序和忠于暴君混为一谈，将笃爱自由和蔑视法律视做一事，良心投射在人们行为上的光终究暗淡，一切事情，无论是真伪还是荣辱，似乎都无所谓可与不可了。

    我可以把造物主造人理解成是为了让人一直在我们今天的这种知识贫困之中挣扎吗？显然不能！因为上帝给欧洲社会安排的是一个平静和安定的未来。我不是很清楚上帝的意图所在，但是我不能因为自己无法深知就怀疑它，我宁肯怀疑自己的智慧也不愿意怀疑上帝的公正。

    我所说的这场伟大的社会革命，世界上有一个国家似乎差不多接近了它的自然极限。在那里，这场革命是以一种简易的方式实现的。甚至可以说，这个国家都没有发生我们进行的民主革命，就收到了这场革命的成果。

    17世纪初在美洲定居下来的那些移民，从其在欧洲旧社会所反对的原则中析出民主的原则，并且把它移植到了新大陆的海岸上。在那里，民主原则得到了自由的成长，并且在同民情的并肩前进中，和平地发展成为了法律。

    我毫不怀疑，我们迟早会像美国人那样，达到身份的几乎完全平等。但是我却不能由此断言，有朝一日，我们也可以根据同样的社会情况，得到美国人所取得的政治结果。而且我也决不认为，美国人所发现的统治形式是民主可以提供的唯一形式。但是，既然产生法制和民情的原因在两国相同，那么，弄清这个原因在各个国家产生的后果，便是我们最关注之所在。

    因此，我考察美国，并不只是单纯出于满足自己好奇心的目的，尽管有时候好奇心也很重要。我希望的是借由美国的经验，找到我们可以借鉴的地方。要是谁认为我是想写一篇颂词，那将是大错特错，只要读完这本书，任何人都会完全相信我绝没有那种想法。夸奖美国全部的统治形式，自然不是我的全部目的，在我看来，任何法制几乎都不可能体现绝对的善，我甚至从来没奢想过评论这场我认为不可抗拒的社会革命究竟对人类是有利还是有害。我始终认为这场革命是已经完成或即将完成的事实，并想要从众多经历了这场革命的国家中找出一个让这场革命发生得最为和平和完满的国家，从而辨别出革命自然应当产生的结果。假如有可能，再探讨能够让革命有益于人类的方法。我坚信，我在美国看到的已经超过了美国自身特有的。而我所探讨的，不仅仅是民主本身的形象，而且还有它的特性、意向、偏见和激情。我想弄清楚民主的究竟，以便至少让我们知道应当希望它如何和害怕它什么。

    所以，在本卷的第一部分，我试图说明民主在美国最后给法制指明了什么方向，在政府的工作上又留下了什么烙印，还有一般对国家事务施加了什么压力。要知道，在美国，民主按照自己的意向发展，几乎不受限制地全凭本能来行动。我设法探讨了它所产生的坏处和好处分别是什么。我研究了为了引导民主，美国人都使用了什么预防措施或遗漏了什么措施。我还设法考察了民主可以统治社会的原因。

    本卷第二部分，以描述美国的身份平等和民主政府对市民社会、思想、习惯和民情所形成的影响为目的。只是，我现在对实施这个计划已开始不太热心了。在我完成我给自己规定的任务以前，我的工作会变得毫无意义。因为在不久以后，另一位作者将会向读者描述美国人性格的主要特点，且他会给一幅严酷的画敷上一层薄薄的微妙纱幕，以我无法驾驭的动人笔触道出事实的真相①。

    我不知道我是否已经将我在美国的见闻很好地传达了出来，但是有一点我可以保证：我是真心希望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且绝没有硬要用事实迁就观点，而是将事实作为观点的依据。

    凡可以借助文字资料来立论的地方，我都一一核对了原文，参考了最具名气和权威的著作②，材料来源在注释中都作出了说明，人人都可以核对。而且在涉及政治习惯、舆论以及民情考察方面的问题时，我也都向见闻广博的人请教过。假如事关紧要而又真相不明时，我更是汇总了几个人的证言之后才作结论，而不仅仅满足于一个人的证言。

    对此，希望读者务必能够相信我的话。本来我可以经常引用那些知名的或至少够得上权威的人士的话来支持我的论点，但是我并没有这样做。一个外国人，在接待自己的主人的炉边，往往会听到一些重要的内情。而关于这些内情，可能主人都没有对他的亲朋好友透露过，为了某种原因而保持必要的沉默；但是他却不怕向外国人表白，因为外国人不久就会离开。每当听到这样的秘闻，我随即会记录下来，但我却永远不会把笔记本从卷柜里拿出来，我宁愿让自己的著作失去一些光彩，也不肯使自己的名字列入使好客的主人在客人回国后感到后悔和尴尬的旅游者的名单之中。

    我知道，尽管我费尽了苦心，但是假如有人想要批判这本书，那仍然是件再容易不过的事儿。

    我认为，仔细阅读过本书的读者，自然会发现全书有一个可以说把各个部分联系起来的中心思想。但是，我所需要讨论的对象之差异是很大的，所以想要用一个孤立的事实来反对我所引证的成组事实，或是用一个孤立的观点去反对我所采用的成组观点，那都是轻而易举的。因此，我希望读者能用指导我完成这本书的精神来阅读它，在通观全书后，再根据所得的总印象来评论，因为我本是根据大量的证据，而并非孤

    ①在本书的第一版发行期间，跟我一同前往美国旅行的古斯塔夫·德·博蒙先生正在写作一本题名为“玛丽或美国的蓄奴制”的小说，后来这部书出版了。博蒙先生的主要目的，是深入描述并使更多的人知道黑人在英裔美国人社会的处境。这本小说将会让人们对蓄奴制问题有一个真实而全新的认识，而这个问题正是已经建成的统一的共和国的生死攸关问题。我不确定我说的是否正确，但是我觉得博蒙先生的小说不仅会引起那些想从书中看到动人场面和感人情节的读者的强烈兴趣，更重要的是一定能首先从想要得到正确认识和深刻真理的读者中间获得更加巩固和持久的成功。

    ②承蒙有关方面惠赠立法还有行政方面的资料，我到现在仍然难忘对他们的好意表示感谢。在那些热情帮助我考察的美国官员中，首先应该提到的自然是爱德华·利文斯顿先生。当时他任美国国务卿，现在是美国驻巴黎特命全权大使。在我访问美国国会期间，利文斯顿先生向我惠赠了一些有关联邦政府的文件，其中的大部分至今我依然保存着。我在结识利文斯顿先生之前，便因读其书而尊敬他，对这次的知遇我深以为幸。证来立论的。

    不要忘记，作者都希望读者可以理解他不得不对自己的每一个观点作出理论上的总结的做法，尽管这些总结往往会大错特错并且失真。因为在行动上，虽然人们有时候需要偏离逻辑规律，但是在议论时却绝对不能这样。再者，人们要想在言语中前后不符，几乎和要想在行动上前后一致是一样困难的。

    最后，我自行指出本书的一个主要缺点，这一特点可能也是许多读者认同的，即本书完全不是为了讨好某些人而写的。在写作本书时，我既没有想为任何政党服务，同样地，也没有想攻击它们。我并不想标新立异，只是想比那些政党看得更远一些——当那些政党还在为明天而忙碌时，我已然驰想于未来。

    第4章 北美的外貌 (1)

    北美分为一个伸向北极，一个延向赤道的两大地区——密西西比河大河谷——见于这个流域的地球变迁痕迹——建立起英国殖民地的大西洋沿岸——被发现时，南美和北美的不同外观——北美森林——大草原——到处漂泊的土著部落——这些部落的外表、语言和习俗——一个早已不存在的民族的遗迹在外貌上，北美有一个一看就容易分辨出来的总特点。

    陆地和水系，山岳和河谷，都布置得错落有致。在此种简单又壮观的安排中，不但有景物的杂陈，还有景色的多变。

    两大地区基本上是各占北美的一半。

    一个地区向北延伸到北极，东西都与大洋相临。它往南延伸，形成一个三角形。

    最后在加拿大五大湖区下方，三角形的两个不等边交合于底边。

    第二个地区从第一个地区的终点开始，包括大陆的所有剩下的部分。

    一个地区略微斜向北极，另一个地区则略微斜向赤道。

    第一个地区的大地向北徐缓下降，斜度让人看不出来，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片平原。既没有高山，也没有深谷存在于这片广袤的平地上。

    这里的河流弯弯曲曲，好像愿意流到何处就流到何处。一些江河一会儿并行或汇合，接着分而又合，一会儿流到沼泽地带，消失在它们自身造成的水乡迷宫里，经过如此千回百转，最后才注入北极的各海。这第一个地区南端的各个大湖，跟旧大陆的大部分湖泊不同，四周没有群山峭壁，湖岸平坦，仅仅比水面高出几英尺。所以，每个湖就像装满水的大碗：假如地球的构造略微变动，湖水不是向北极一侧涌，就是流到热带的海洋中。

    虽然第二个地区有些凹凸不平，但更适合于人们定居。两条大山脉在其中各据一方：一条山脉名叫阿勒格尼，它沿大西洋沿岸延伸；另一条（落基山脉）跟南海（太平洋）平行。

    ①1341649平方英里。见达比《美国视野》第449页，费城，1828年。（托克维尔引用的是沃登法译本）换算时按每里约等于2000图瓦兹。

    ②法国的面积为35181平方里约。

    ③鲁日河（红河）。

    ④2500英里，合1032里约。见沃登译《美国的性质》第1卷第166页。

    ⑤1364英里，合563里约。同上书第1卷第169页。

    ⑥指密苏里河，同上书第1卷第132页（1278里约）。

    ⑦指阿肯色河，同上书第1卷第188页（877里约）。

    ⑧指鲁日河，同上书第1卷第190页（598里约）。

    ⑨指俄亥俄河，同上书第1卷第192页（490里约）。

    ⑩指伊利诺伊河、圣弗朗西斯河、圣皮尔河、得梅因河。以上河流的长度，我是按标准英里和每里约等于2000图瓦兹折算的。

    这两条山脉之间的空间，计有228843平方里约①。所以，它的面积差不多是法国的六倍②。

    但是，一个大河谷却在这个广大的地域内形成，并且这个大河谷从阿勒格尼山脉的圆形峰顶迤逦而下，然后渐渐上升，一直爬上落基山脉的各个山巅。

    一条巨川在大河谷的底部流着，从群山流下的各条河流从四面八方汇入其中。

    从前，为了纪念远方的祖国，法国人曾经将这条巨川称做圣路易河；但是印第安人却用他们的夸张说法，将它称做“诸水之父”：密西西比河。

    密西西比河从我在前面所讲的两大地区的交界处发源，源头离分隔这两大地区的高原的最高点不远。

    另一条河③也在这最高点附近流出，它几经回转，最终流入北极的海洋。有一个时期，密西西比河本身的河道好像并不稳定。它曾多次改道，只是在从湖区和沼泽地带缓缓地流出以后才会稳定流向，最后缓缓地向南流去。

    密西西比河时而在大自然给它挖出的黏土质河床中静静地流过，时而又因暴雨而变为洪流，流程1000多里约④。

    在距河口近600里约处⑤，水深平均已达15英尺。载重300吨的船舶，能从河口上溯差不多200里约。

    向它供水的大河有57条可通航。在密西西比河的支流里，据计算，有一条长1300里约⑥，一条长900里约⑦，一条长600里约⑧，一条长500里约⑨，四条长200里约⑩。至于由四面八方汇入其中的无数小河，就没必要提了。

    密西西比河流经的河谷，好像是为它专门创造的。这条大河兼有为善的意志和作恶的意志。它在这方面俨然就是神。大自然在近河地方展出一片用之不竭的沃野；距河越远，草木也便越稀疏，土地也就越贫瘠，万物也就越羸弱衰败。任何一处巨大变化在地壳上留下的痕迹，都比不上密西西比河河谷在这里的清晰可辨。流域内的所有景象，都是水的作用的例证。丰收和歉收，全是水的创造。古代大洋的海水，在现在的谷底沉积了厚厚一层最适合植物生长的沃土，而且在水退时将它冲得平平坦坦。河的右岸是一①100英里。

    ②约900英里。

    ③马尔梯·布伦在其《世界各洲地理概要》（1817年）第3卷（第5卷）第726页上说，安的列斯群岛的海水清澈得能看见水下60米的珊瑚和鱼类。船只犹如飘浮在空中一样。航海者通过透明的液体俯视海底公园，感觉有些眼花缭乱。在这个海底公园里，五光十色的贝类和鱼类在黑角藻簇和海带丛里闪闪发亮。

    眼望不到边的平原，平坦得就像农民用磙子轧过似的。但是离山越近，土地也会变得越不平坦、贫瘠。这里可以说是千里峥嵘，到处可见古老的嶙峋岩石，就好比一架一架骷髅立在那里，时间早已把筋肉吃掉了。地表是一层沙子，由花岗岩风化而成，一些形状不规则的岩石镶嵌在上面。一些植物只有费尽力气排除掉这些障碍，才能够冒出它们的幼芽。有人说，这是一片满布一座巨大建筑物的残垣破壁的沃野。通过考察，很容易看出，这些岩石和沙子在成分上与落基山的嶙峋不毛山顶上的沙石完全一样。在谷底沉积出土地之后，毫无疑问地洪水又将一部分岩石从山上冲了下来。这些岩石从斜坡上滚动下来，你推我挤，相互冲撞，最终在它们原来所在的山巅的脚下停了下来。（a）一言以蔽之，密西西比河大河谷是仅有上帝才可以给人们准备出来的最佳的住所。然而在目前，它还是一大片荒漠。

    在阿勒格尼山的东侧，在这条山脉的山麓和大西洋之间，是一条由岩石和沙子构成的看来只在海水退泻时留下来的长冈。这个长条地带的平均宽度仅有48里约①，然而它的长度却达到了390里约②。美洲大陆这一地区的土地，给开垦者的劳动仅仅准备了困难。这里的草木种类单调，而且还不茂盛。

    最先聚来了披荆斩棘的强人的正是这一条荒凉无人的海岸。日后诞生美利坚合众国的英国殖民地也恰恰是在这一条不毛的沙嘴地带成长和壮大起来的。现在，实力的中心依旧在这里。但是在它的西面，行将掌控这个大陆的伟大民族的积极力量，正在悄然地集聚。

    当欧洲人最初登上安的列斯（西印度）群岛的海岸，并在不久之后又登上南美大陆的时候，他们觉得来到了诗人们吟诵的仙境。海面闪耀着只有热带才有的磷光，海水清澈得能让航海者看见海底③。小岛好像是一个个花篮漂在静静的海面，星罗棋布。

    在这迷人的地方，极目所看到的一切，好像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而准备的，或为了让人享受而特意安排的。大多数树木挂满了富含营养的果实；但是一些对人没多大用处的果实，则由于其色彩鲜艳缤纷而让人赏心悦目。一条条缀满鲜花的美洲野藤将由芬芳的柠檬树、野生的无花果树、圆叶的桃金娘树、夹竹桃树和带刺的金合欢树汇成的丛林里的所有的树木连接起来，一群群在欧洲不曾见过的飞禽则展开翅膀显示其深红色和天蓝色的华丽羽衣，并配以跟充满活力和生命的大自然和谐完美的鸣声大合唱。（b）在这种辉煌的外表之下隐藏着死亡，然而人们当时并没有察觉，相反却沉湎在这种环境的气氛之中。我真不知道有什么消极影响，曾像这种环境这样让人仅顾眼前而不管将来。

    ①后来发现，北美的印第安人跟通古斯人、满洲人、蒙古人、塔塔尔人和亚洲其他游牧部族，在体形、习惯和语言上存在某些类似。亚洲的这些部族辗转到接近白令海峡的地方之后，在古代的某一个时期可能迁移到荒凉的美洲大陆来了。但是科学还没有达到弄清这一点的地步。关于这个问题，请参考：马尔梯·布伦著作第5卷；洪堡（亚历山大·冯·洪堡）的著作；费舍：《美洲大陆起源的推测》，（大概还有）费舍：《美洲大陆的起源》，彼得堡，1771年；阿戴尔：《美洲印第安人史》，伦敦，1775年。

    第5章 北美的外貌 (2)

    北美的情景与此不同。在北美，一切都是郑重的、严肃的和庄严的。仅仅可以说这里是为了让智力有用武之地而被创造的，但南美却是为了让感官有享娱之处而被创造的。

    汹涌多雾的海洋冲刷着岸边，大自然用花岗岩的石块和沙粒为海岸系上了一条腰带。海岸的树木茂盛成荫，落叶松、红松、圣栎、桂树和野橄榄都长得极其粗壮。

    横越这第一条腰带以后，就进入中央森林的绿荫了。在这里，产自东西两半球的巨大乔木并肩生长，法国梧桐、糖枫、梓树、弗吉尼亚白杨跟栎树、山毛榉、椴树枝叶交臂。

    在这些森林里，也跟在由人工管理的森林里相同，死亡在不断地夺取生命，然而没有人去收拾被砍伐的迹地。所以，弃枝和残木日积月累，层层堆砌，致使没有时间让它们尽快腐烂而为新树的生长腾出地方。然而，繁殖的活动依旧在这些弃枝和残木的底部不断进行。蔓生植物和杂草终于克服所有的障碍，爬上倒木和枯树，从这些朽木身上附着的尘土中汲取养分，将覆盖着它们的干瘪树皮顶起并穿破，给自己的新芽开辟出一条道路。所以，可以说死亡在这里又帮助了生命。生与死对峙，两者好像有意混合，并把它们的成果予以交换。

    这些森林的深处幽暗不明，人力还没有疏导的千百条小溪让森林里经常潮湿。某种鲜花、野果或飞禽在林荫里难得见到。

    打破这里的大自然沉寂的唯一声响是一棵老朽树木的倒地声，一条河流的跌水声，野牛的叫声，还有风声。

    森林在大河以东已经消失了一部分；在森林消失的地方，铺着漫无边际的大草地。到底是大自然在其千变万化的运动中不愿给这些沃野撒下树种，还是覆盖这片沃野的森林从前被人破坏了？这是一个不论是传说还是科学研究都没能回答的问题。

    然而，这些无边无际的荒凉土地，并不是一直没有人烟。在森林的树荫下或者大草地的绿野上，曾经有一些居无定所的部落存在了许多个世纪。由圣劳伦斯河河口到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由大西洋到南海（太平洋），分布其间的这些野人都有相似的地方，这是他们出于同源的充分证明。然而，他们又跟目前已知的一切人种有所不同①。

    他们既没有欧洲人那么白，又没有大部分亚洲人那么黄，也没有黑人那么黑。他们的皮肤微红，头发长而发亮，嘴唇十分薄，颧骨极高。美洲野蛮部落所使用的语言，虽然各部落之间在词汇方面有差别，却拥有相同的语法规则。这些语法规则，有很多地方跟现在已知的规范人们语言结构的语法规则存在着差异。

    似乎美洲土著的方言掺进了新的成分，这表明将新成分掺进去的人的智力是现代的印第安人是很难达到的。（c）这些部族的社会情况在许多方面也跟旧大陆的不同。他们始终在自己的荒凉天地里自由繁殖，从来没有和比他们文化高的种族有过接触。所以，他们那里丝毫不像曾经一度文明之后又陷入野蛮状态的民族那样不分善恶和不明是非，更不像后者那样由于无知和败俗而腐化堕落。印第安人的一切都是自生自长的：他们的德行、恶行、偏见，全是他们本身的产物。他们是从天然的野生独立状态下成长起来的。

    在文明开化的国家里，有些人粗野化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他们自身贫困和无知，而且是因为他们天天跟文明人和富人接触。

    他们的苦难菲薄生活，天天都在跟某些同胞的幸福和权势相比，同时将他们心里的怒火和恐惧激起；但是他们的自卑感跟依附感，既让他们发愤，又让他们屈辱。

    他们的这种内心状态，也通过他们的举止言行得以表现，因此他们都是既傲慢又卑鄙的。

    这种情况确凿无疑，凭借观察很容易证明。相比其他任何地方，有些人在贵族制度的国家更加粗野；而相比乡间人，繁华城市里的人更粗野。

    在有钱有势的人集中的地方，软弱和贫穷的人因为自己的地位卑下而受到压迫。

    因为找不到机会让自己重新获取平等，他们就完全处于绝望之中，而自甘对为人的尊严予以践踏。

    这种身份悬殊造成的恶果，在野蛮人的社会绝对不会存在。虽然印第安人贫困和无知，但是大家都是自由和平等的。

    当欧洲人最初来到北美的时候，那里的土著居民都不知道财富的价值，也不在意文明人利用财富获取的享受。然而，他们的举止一点也不粗野，反而习惯于谦让持重，展现出一种贵族式的彬彬有礼的风度。

    在平时，印第安人温存而又好客，然而他们在战时表现出的残忍却又远远超出人们对人心凶狠的已知程度。为了救助一个夜里敲门求宿的生人，他们能够甘冒自己饿死的危险。但是，他们又可以亲手撕碎俘虏的还在颤动的四肢。古代的一些十分有名的共和国，从未显示出现时在新大陆的荒野森林里生活的人的那种最大的勇气、最高傲的精神和最坚定的自尊心[从杰斐逊总统的著作《弗吉尼亚纪要》第148页我们可以看到：“当易洛魁人遭到强大敌人进攻时，老人们耻于逃命或去保护自己的小家园，就如同古罗马人抵抗高卢人围攻罗马城时那样视死如归。”接着，在第150页又写道：“一个印第安人落到敌人的手里后求饶活命的例子，一个都没有。而且情况正好相反，被俘的人全部是百般侮辱和嘲弄胜利者，以请求迅速死于胜利者之手。”（这两段均见于1823年波士顿版第213页）]。欧洲人最初在北美登岸时，当地人并没有大惊小怪。

    欧洲人的出现既没有引起他们的嫉妒，也没有引起他们的恐惧。他们能跟自己的同类——人，争吵打架吗？印第安人可以无所需求地生活，虽苦却无怨，载歌而死[参见：勒帕杰·杜·普拉茨：《路易斯安那史》；夏尔瓦：《新法兰西的历史》；《美国哲学学会报告》第1卷所载的赫克韦尔德来信，杰斐逊：《弗吉尼亚纪要》第135～190页。杰斐逊的话非常有分量，原因是这位作家的人品高尚，地位与众不同，写作时恰逢美国处于积极上升的时期]。跟人类大家庭的其他全部成员一样，这些野蛮人也相信存在一个美好世界，并且用一些不同的名称来称呼创造宇宙的上帝并加以崇拜。对一些伟大的知性真理，他们的看法一般来说是简单的，却富于哲理。（d）虽然在这里我们对其性格作了描述的这个民族十分原始，然而毋庸置疑，另一个在很多方面都比他们开化和进步的民族，曾在这个地区发达得远远超过他们。

    一个模糊但在大西洋沿岸大部分印第安部落广泛流传的传说，告诉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些部落原来住在密西西比河以西。在俄亥俄河两岸和整个中央盆地，还经常能够看到一些人造的土丘。挖到这些古冢的里面，能够见到人骨、奇形怪状的器皿、武器、金属制造的用具，或者现存的种族已经不了解用途的各种工具。

    关于这个早已消失的民族的任何历史资料，现代的印第安人已经不能提供。年前发现美洲时生活在那里的人，同样没有说过任何能够据以作出一个假说的故事。

    一些流传下来的传说，那些容易被破坏而又不断发现的遗迹，同样也没有提供任何线索。然而，我们的千千万万的同类，的确在那里生活过，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他们是什么时候到那里去的呢？他们的起源、命运和历史曾是如何的呢？他们是在什么时候、如何被消灭的呢？这些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清。

    真是怪事！一些生活得很好的民族，竟从地球上消失得无影无踪，致使他们的族名都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了，他们的语言都已失传，他们的荣誉也像没有回响的声音那样消失得彻彻底底。然而我认为，还有一样东西能够让人想起他们，那便是他们留下的能够纪念他们的过去的坟墓。所以，最能再现人生空虚和苦难的坟墓，才是人类劳作的最经久的纪念物！

    虽然我们描述的这个广袤地区当时有许多的土著部族住在那里，但是依然可以有理由说，它被发现的时候依旧是一片荒凉。虽然印第安人占据了那里，但是并没有拥有它。人要凭借农业来占有土地，然而北美的先民却是以狩猎为生。他们根深蒂固的偏见，他们不能遏止的激情，他们的各种恶习，或许还有他们的野蛮人品德，都令他们走上了无法避免的毁灭道路。这些部族的灭亡，开始于欧洲人登上他们的海岸之日，然后又接着一直进行，现在正接近于告成。在把他们安置在新大陆的富饶土地上的时候，上帝似乎仅给了他们暂时的使用受益权。他们住在那里，好像是在等待别人的到来。那些非常适合经商和开工厂的海岸，那些深水河流，那个用之不竭的密西西比河大河谷，总而言之，整个这片大陆，当时好像是给一个伟大民族准备的空摇篮。

    文明人就是在这里试着建立基础全新的社会，并且首次应用当时人们还不知道或者认为行不通的理论去让世界呈现出过去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壮观。

    第6章 英裔美国人的来源及其对他们未来的重大影响 (1)

    如果知晓了一个民族的来源，那么这个民族的社会情况和法律就好理解了——伟大的民族可以查得清渊源的，美洲是唯一的一个——当初移居英属美洲的所有人在哪些方面彼此相像——他们彼此的不同表现在哪些方面——对当初在新大陆海岸定居的所有欧洲人的评论——向弗吉尼亚殖民——向新英格兰殖民——第一批新英格兰居民在祖国时的性格——他们到达新英格兰——他们的第一批法律——社会契约——借用摩西立法的刑法典——宗教热情——共和精神——宗教精神与自由精神的严密一致一个人生到世上来，在欢乐和玩耍中默默地度过了他的童年，之后，他慢慢地长大，开始步入成年，最后，才敞开世界的大门，让他进来与成年人交往。到这个时候，他才第一次被人注意和研究，人们都仔细地观察他，看他在成年时才冒出的恶习和德行的萌芽。

    假如我没有弄错的话，我觉得这个看法是个很大的错误。

    应该追溯他的以往，应该考察他在母亲怀抱中的婴儿时期，应该观察外界投在他还不明亮的心智镜子上的初影，应该对他最初看到的事物进行考虑，应该听一听唤醒他启动沉睡的思维能力的最初话语，最后，还应该看一看他最初是如何顽强奋斗的。

    只有这样，才能理解控制了他一生的习惯、偏见和激情是从何而来的。可以说，人的一切开始于他躺在摇篮的襁褓之时。

    一个民族，也类似于此。每个民族都留下了他们起源的痕迹。在兴起的时期，他们所处的有助于他们发展的环境，对他们以后的一切都会有所影响。

    如果我们把社会成员的来历都查得一清二楚，对他们历史的最初遗存进行考察，那么，我可以肯定，我们一定会从中发现他们的习惯、偏见和主要情感，甚至是最终构成所谓民族性的一切主要原因。这使我们能够从中找到对早先约定俗成而今似乎与流行风尚相抵触的惯例的解释，能找到貌似与公认的原则相对立的法律的解释，能找到对社会上一些随处可见的不连贯的见解的解释。这些见解就好像是当初勉强吊在旧建筑物穹窿下的破链子，由于它什么都禁不住，所以断成了好几段，连不起来了。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何一些民族会被一种似乎不可知的力量推向他们本身也未曾预料到的结局。但是，对事物的这种研究至今一直都很缺乏。当一个民族衰老了，人们才以分析的眼光去研究这个民族；终于有一天，这个民族想到了要回顾它的摇篮时期，而摇篮时期却已经被时间蒙上了一层乌云，而一些离奇的故事又被无知和傲慢用来将它包围了起来，让人看不到它的真面目。

    在世界各国中，美国的社会自然而顺利成长的过程，是唯一可以使人看清的。在这里，同样可以清楚地看到各州的起源对各州未来的影响。

    当欧洲的各族人民登上新大陆时，他们的民族性的特点就已经完全定型了，其中每个民族有每个民族的面貌；而且他们的文明程度之高已经使他们能够研究自己了，所以给我们留下了关于他们的观点和法律的真实记录。我们对15世纪的人的了解程度，几乎与我们对同时代人的了解程度一样，都很清楚。早先时代的无知和愚昧为我们制造了假象，由此美国让这种假象天下大白。

    美国社会的建成时间不是很长，这使我们对它的各项因素可以进行更详细的了解，只是如果想要达到能够判断这些因素的发展结果还需很长时间，但我们这一代人似乎命中注定要比前人更能看清人世间的风雨沧桑。上帝给了我们一支火炬，而这支火炬是我们的祖先不曾具有的，我们用它把我们的智慧照亮，我们的祖先因为愚昧，没能看到决定各族人民命运的基本原因，而我们有了这支火炬便能知晓这一切。

    仔细研究完了美国的历史，再深入考察一下它的政治和社会情况，就可以相信：在美国，任何一种习惯，任何一种见解，任何一项法律，甚至我敢说任何一个事件，都能很容易地从这个国家的起源中找到解释。所以，对本书接下来所要叙述的一切，读者可以从本章中看到萌芽，也能找到可以几乎开启全书的钥匙。

    在不同时期迁居到美国境内的移民，彼此之间在许多方面都有不同；他们的目的各不相同，并且在管理自己的原则上也各有各的特点。

    但是，在这些人之间却存在着一些共性，他们发现彼此都有类似的遭遇。

    语言的纽带，或许是能够将人们联合起来的最有力和最持久的纽带。当时，所有的移民都说着同一种语言，都是同一民族的儿女。他们出生的国家许多世纪以来一直鼓动教派斗争。在这个国家里，各个教派不得已轮番让自己处在法律的保护之下，在这种激烈的宗派斗争中，它们的教徒接受了政治教育，和当时的大部分欧洲人相比，他们更熟悉权利观念和真正自由的原则。在移民初期，自由制度的茁壮萌芽，即地方自治已经在英国人的习惯中深深地扎下了根，而随着地方自治，人民主权原则的学说也被带进了都铎王朝的核心。

    当时，正在进行宗教纷争，这些纷争让基督教世界动荡不安。英国也近于疯狂地参加了这一新的角逐。本来英国居民的性格应该是谨慎持重的，但是现在也变得严厉和爱好争论了。在这一智力竞赛中，人们的头脑得到了深刻的锻炼，知识也大大地增加了。他们的民情在争论宗教问题的时候变得更加好了。在前往大西洋彼岸寻求新的未来的英国儿女的身上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英国民族的这一切一般特点。

    另外，这一个特点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再来叙述，它不仅适用于英国人，也同样适用于法国人、西班牙人和接连前往新大陆定居的所有欧洲人。欧洲人新建的一切殖民地，可以说是保存了这个萌芽，甚至可以说是完全发展了民主的萌芽。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有两个：可以说当移民离开祖国的时候，一般都没有谁比谁优越的想法，认为幸福的人和有权有势的人都不会去流亡，而贫穷和灾难是平等的最好保障；但是，也有一些富人和大领主由于政治或宗教纷争而被赶到美洲，他们在那里制定了一些带有等级色彩的法律，而人们却不久就发现美洲的土壤是不适合领主贵族制度生长的。人们认为，这块土地不易开发，为了开发它，只能依靠土地所有者本人的不断努力和经常的关心。虽然有了土地，但是土地的产量并不多，并不能让地主和农民同时致富。

    所以，自然就将土地划分成许多的小块，由所有者自己耕种。但是，贵族制度的基础是土地，只有依靠土地，贵族才能够生存。而这里没有贵族赖以生存的特权，也没有贵族赖以继续存在的身份制度。土地一旦依靠继承制度相传，那么就会出现贵族。一个民族可能有许多的富人和穷人，但是如果这些富人并不是土地造成的，那么只能是这个民族内部出现了贫富不均，而且严格来说，它没有贵族阶级。

    所以，英国所有的殖民地，在建立初期，就都像处于一个大家族中一样。从它们坚持的原则来看，它们好像都是命中注定要去发展自由，但这种自由不是它们祖国的贵族阶级的自由，而是平民的（bourgeois）和民主的自由，世界历史上从未提供过这种自由的完整样板。

    但在这样的清一色中，也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差别，必须对这些差别加以说明。

    我们可以把英裔美国人这个大家族划分成两大支：一支在南，一支在北，并且到今天它们依旧是各自发展，没有完全混合在一起。

    弗吉尼亚接纳了第一个英国殖民地。1607年，移民到达这里。在这个时期，欧洲还沉迷于认为开采金银能让国家致富的思想。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思想，欧洲各国一直都醉心于此，它给这些国家造成的贫困，比战争和全部坏法律加在一起所带来的贫困更加严重；而在美国，它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比这两者加在一起所致死的人命还要多。一些寻找黄金的人，都被送到了弗吉尼亚①。这些人无才无德，他们的性格暴躁，并且喜欢闹事，给初建的殖民地造成了混乱②，并让殖民地的发展忽快忽慢。之

    ①1609年，英王在其颁布的特许状里又加进了移民要向国王交纳所采金银的五分之一的条款。参看马歇尔：《华盛顿生平》（第1卷第18～66页）。（托克维尔引用的是1807年巴黎法文版）②威·斯蒂思：《弗吉尼亚史》中说，大部分新移民都是青年，他们的品行大都是来自有劣迹的家庭；他们的父母为了让孩子免受牵连，便把他们送上开往新大陆的船只。其余的移民，则是家里的老年人、走私行骗的破产者、一些整天花天酒地的无业游民，以及诸如此类的人。从他们的本质来说，这些人不善于建立家业，而是善于掠夺和破坏。一些扰乱治安的头目，很容易唆使他们去干各种作奸犯科的勾当。关于弗吉尼亚的历史，可读下列著作：斯密斯：《1624年定居以来弗吉尼亚史》；威廉·斯蒂思《弗吉尼亚史》；贝弗利：《弗吉尼亚最初发现与定居史》，此书于1807年被译成法文出版。

    ①只是在很久之后，才会有一些有钱的英国人来殖民地定居。

    ②蓄奴制是1620年由一只荷兰船引进的。这只船运来20名黑人到詹姆斯河岸。参看查默斯的著作。（大概指乔治·查默斯：《对于美国独立以来发生的若干事件的看法》，伦敦，1785年，或其《殖民地起义史导论》，伦敦，1782年。）③新英格兰诸州位于赫德森河东面，包括今天的康涅狄格州、马萨诸塞州、罗得岛州、佛蒙特州、新罕布什尔州、缅因州。

    后，才有工农业者到来。虽然他们比较讲究道德，有温和的性情，但是和英国的下等阶级相比，在任何方面都不高①。他们既没有高尚的观点，也没有深思熟虑的设想来指导新制度的建立。当殖民地刚刚建立起来时，又引进了蓄奴制②，而这一事件后来对整个南方的性格、法律和未来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正如我们以后要指出的，蓄奴制是对劳动的玷辱；它给社会带来了好逸恶劳的恶习，而无知、浮夸、高傲和奢侈也随之而来。它让人思想颓靡，行动懒散。蓄奴制的影响和英国人的性格，可以为南方的民情和社会情况的由来作出解释。

    同是来自英国，北方的情况就完全不同。请允许我在此对它略作详细的说明。

    今天的美国社会学说的基础的几个主要思想，正是在北方的几个英国殖民地，即人们通称为新英格兰的诸州③产生的。

    这些新英格兰的主要思想，首先传到了相邻的各州，然后又扩散到比较远的各州，最后可以说整个联邦都弥漫着这种思想。现在，它们的影响已经跨出了国界，遍布美洲世界。新英格兰的文明，就像一场燃烧在高地的大火，它不仅将周围地区都烤暖了，还用它的光辉照亮了遥远的天边。

    新英格兰的建立，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景象。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是独一无二的。

    几乎所有的殖民地的最初居民，都是没有受过教育，没有家业，由于贫困和行为不轨被赶出自己的故乡的人，要不就是一些贪婪的投机家和包工的把头。有些殖民地的居民甚至连这样的出身都没有。例如，圣多明各就是由海盗们建立的。而在我们当今的时代，英国的刑事法庭不也在为澳大利亚提供人口吗？

    落户在新英格兰海岸的移民，当初在祖国的时候都是一些无拘无束的人。当他们在美洲的土地上联合起来以后，社会马上就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景象。在这个社会里，既没有大领主，也没有属民；而且还可以说，既没有富人，也没有穷人。按百分比来说，他们的文明程度高的人甚至多于我们今天欧洲的任何国家。他们当中所有的人，或许没有一个例外，都受过非常良好的教育，而且有很多人还由于博学多才而在欧洲闻名。其余的殖民地，是由未携家眷的冒险家们建立的；而定居在新英格兰的移民，是同妻子儿女一起来到这荒凉土地上的，并且带着良好的秩序和道德因素。但是，他们与其他所有移民特别不同的是，他们都带着创业的目的。他们是自愿放弃了在祖国的值得留恋的社会地位和尚可温饱的生计，而并不是迫不得已才离开故土的。他们绝对不是为了改善境遇或发财而远渡重洋来到新大陆的，而是出于满足纯正的求知需要才离开了舒适的家园；他们是为了使一种理想获致胜利，宁愿去经历流亡生活的种种苦难。

    这些移民喜欢称呼自己为朝圣者，他们信奉清教，清教是英国的一个由于教义严格而得名的教派。清教的教义不仅仅是一种宗教学说，而且还在许多方面都夹杂着极为绝对的民主和共和理论。所以，它为自己树立了一些非常危险的敌人。在祖国受到政府的迫害时，清教徒觉得自己所在的社会的日常生活损害了清教的教义的严格性，所以他们离开了故乡，去寻找世界上人迹罕见的一片不毛之地，期盼在那里能按照原来的方式生活，并自由去崇拜上帝。

    为了更加清楚地说明这些虔诚的冒险家的精神，特摘几段引文。

    第7章 英裔美国人的来源及其对他们未来的重大影响 (2)

    研究新英格兰早期历史的纳撒尼尔·莫尔顿开门见山地说①：“我们的祖辈在建立这块殖民地的时候，蒙受了上帝多方面的、仁慈的关怀，将这些用文字记载下来，让后代永远铭记上帝的仁慈，我一直都认为，这是我们神圣的职责。凡是我们所见到的，或从祖辈那里听到的，都应该告诉我们的子女，以使我们的后代懂得赞颂上帝，使上帝的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和上帝的选民雅各的子孙都永远记住上帝的神奇的作为（《诗篇》第105篇第5、6节）。要让他们知道上帝是怎样把葡萄带到荒野的，是如何栽上葡萄而把异教徒撵走的，是如何整理出种植葡萄的用地，而把秧苗的根深深植入土地里，以及后来又是怎么样让葡萄爬蔓而布满大地的（《诗篇》第80篇第13、15节）。不仅如此，还要让他们知道上帝是怎样引导他的子民走向他的圣所，而定居在他遗赐的山间（《出埃及记》第15章第13节）。一定要让他们知道这些事实，以使上帝得到他应得的荣誉，上帝的荣光也能被及作为工具为他服务的圣徒们的可敬名字。”

    这段开场白读完后，留给读者的是一种宗教的庄严印象，好像从中可以看到一种古风，闻到一种《圣经》的芳香。

    有一种信念鼓舞着这位作者，加强了他的语言的分量。现在，在读者的眼里，就像在作者的眼里一样，这些人都是上帝撒在一片预定的大地上的建立伟大民族的种子，而不是漂洋过海去撞大运的一小撮冒险家。

    接着，作者又用这样的方式描述了最初几批移民去国离乡的情景②：“于是，他们离开了这座自己休养生息的城市（德尔夫特-哈勒夫特），但是他们是自愿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一生都是异乡人和朝圣者。他们对世间的东西都不留恋，而是抬头仰望上苍，认为那里才是他们亲爱的故乡，上帝已经在那里为他们准备了神圣的城市。他们终于到了停着船只的港口。一大群不能与他们同行的亲友，也不由自主地陪他们来到了这里。大家一夜都没有睡觉，在倾吐友情，诚恳交心，表达基督徒的真正的慈爱的谈话中度过一夜。第二天，他们上船了，但他们的亲友们仍然想

    ①《新英格兰回忆录》，波士顿，1826年，另参见哈钦森：《马萨诸塞殖民地史》，波士顿，第2卷，第440页。（页码有误）②《新英格兰回忆录》第22页。

    ①这块巨石现已经成为合众国的崇拜物。我看到过这巨石的碎块被美国的一些城镇精心地保存着。这难道不正是人的力量和伟大完全存在于他们的心灵之中的最好证明吗？这块石头曾被一些苦命的人的双脚踏过片刻，它应当名垂不朽，它在吸引一个伟大民族留念。人们敬仰它的碎块，从它身上敲下的一些小块在离它遥远的地方保留着。有多少高楼大厦用这些小块做了基石？谁不对它们表示崇敬呢？

    ②《新英格兰回忆录》第35页（及以下几页）。

    ③建立罗得岛州的移民在1638年，创业于纽黑文的移民在1637年，康涅狄格的首批居民在1639年，普罗维登斯的创立者们在1640年，先后以书面形式订立社会契约，并且经全体当事人一致通过。参见皮特金著作第42页和第47页。（指皮特金：《美国政治和社会史》，共2卷，1828年，纽黑文）在船上陪他们一会儿。此时，大家深深地叹息，双眼泪如雨下，拥抱许久，虔诚地祈祷，陌生人都被这个场景所感动。开船的信号发出来了，他们都跪下，他们的牧师眼泪汪汪，仰望着天空，向上帝祈求赐福给他们。最后，他们相互道别，而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这次离别将是一个永别。”

    这批移民大约有150人，其中还有一些妇女和儿童。在赫德森河岸建设一个殖民地是他们的目的。但是，他们在大西洋中漂泊了很长时间以后，却被迫在今天建立起普利茅斯镇的地方登陆了，当时这个地方是新英格兰的不毛海岸。今天依然能看到朝圣者们上岸时登上的那块巨石①。

    我刚才提到的这位历史学家说：“在展开长篇叙述之前，我们要稍微描述一下这群苦命人上岸后的情景，以此赞美上帝拯救他们的恩德。

    “现在他们已经穿过了宽阔的大西洋，到了他们此行的目的地。但是他们没有亲友的迎接，也没有栖身的房屋。当时正值隆冬，了解我们这里气候的人都会知道，这里的冬天是凛冽的，常有狂风来袭。在这样的季节，去熟悉的地方旅行都很不容易，更不用说在一无所知的海岸上落户了。他们的周围尽是野兽和野人，满目凄凉，一片荒芜。他们不知道这些野人的凶狠程度，也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封冻的大地上布满了树林和灌木丛。满目都是未开发的野蛮景象。他们回头望去，只有把他们与文明世界隔开的那片大西洋。他们仰首求天，只为能够得到一点慰藉和希望。”②（后一段是对莫尔顿原文的释义）不要以为清教徒只是嘴上虔诚，也不要以为他们不谙世事。正像我在上面所说的，清教的教义既是宗教学说，又是政治理论。

    所以，移民们登上纳撒尼尔·莫尔顿描述的不毛海岸后所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自己的社会。他们立即通过了一项公约，内称③：“我们，下面的签名人，为了给上帝增加荣光，把基督教的信仰和我们祖国的荣誉发扬光大，特地着手在这片新开拓的海岸上建立第一个殖民地。我们谨在上帝的面前，面对在场的所有妇女，通过彼此庄严表示的同意，现约定将我们全体组成政治社会以管理我们自己，致力于实现我们的目的。根据这项契约我们将颁布法律、法令和命令，如果需要的话会任命一些我们应当服从的行政官员。”（参见《新英格兰回忆录》第37页及以下几页）这件事发生在1620年。从此以后，移民工作一直都在继续。查理一世在位期间，震荡不列颠帝国的宗教和政治激情，每年都会把一批批各派教徒赶到美洲海岸去。在英国，清教徒的主力一直都是中产阶级，而移民中的大部分人也是来自这个阶级的。

    新英格兰的人口在迅速增加，而当等级制度仍在祖国强行地将人民划分为不同的价级的时候，在殖民地，却出现了社会各部分日益均质化的新景象。这种民主在古代是不敢梦想的，但是现在，它已经从古老的封建社会之中无比强大地并且全副武装地冲了出来。

    英国政府对这种移民很满意，因此他们不难看出，这样的大批移民可以带走骚乱的种子和新生的革命分子。它全力推动这种移民，但是对那些为逃脱本国严酷刑法而来到美洲的土地上寻找避难所的人，它则觉得不必关心。可以说，新英格兰是让人们去实现他们的梦想的地区，也是革新者的试验田。

    英国的殖民地是促成英国繁荣的主要因素之一，与其他国家的殖民地相比，这里享有更多的内政自由和更大的政治独立。但是，这项自由原则在新英格兰各州实施得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完整。

    当时，一般人都认为，新大陆各处的土地，哪个欧洲国家首先发现，就属于哪个国家。

    到16世纪末，北美几乎所有的海岸地带，就这样成为了英国的领土。不列颠政府在这些新领地上采用的统治方式是因地制宜的。有时，国王会把新大陆的一部分交给他任命的一名总督，授权他在自己的直接命令下治理这块地方①。这样的殖民制度也被欧洲的其他国家所采用。有时，国王会把一部分土地的所有权授给一个人或一个公司②。这时，一切管理民事和政治的权力就集中在一个人或几个人手中，但是这个人或这些人出售土地和管理居民同样会受到国王的监督和控制。最后，第三种制度，是授予一定数量的移民以在母国的保护下自行组织政治社会的权利，也授予了他们自治的权利，前提是不违反母国的法律。

    第三种制度对自由非常有利，但它只曾在新英格兰实行③。

    1628年④，查理一世将一份具有这种性质的特许状授给了前往马萨诸塞建立殖民地的移民。

    ①纽约州就是这样。

    ②马里兰州、南卡罗来纳州、北卡罗来纳州、宾夕法尼亚州以及新泽西州都是这样。参见皮特金著作第11～31页。（13～30页）③参见（《历史文献汇编》），费城，1792年。各殖民地早期的大量文件在这部汇编中都可以找到，内容可靠，价值珍贵，其中包括英王授给各殖民地的特许状，以及各殖民地政府的早期法令。

    另参见美国最高法院法官斯托里先生在其《美国宪法释义》的导言中对这些特许状所作的分析。（第8～83页）从这些文件可知，在所有这些殖民地建立之初，代议制政府的原则和政治自由的具体形式都被规定了下来。后来，这些原则在北方和南方都得到了重大发展，而且遍及各地。

    ④参见皮特金著作第1卷第35页，哈钦森著作第1卷第9页。

    ①参见哈钦森著作第42页和第47页。

    ②马萨诸塞的居民在制定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法院组织法时，没有考虑英国施用的惯例。例如，1650年，英国国王的名字还不会出现在判决书等司法文件的开头，见哈钦森著作第452页。

    第8章 英裔美国人的来源及其对他们未来的重大影响 (3)

    ③参见《一六五○年法典》第28页。（哈特福德，1830年）④参见哈钦森著作第1卷第435～456页（455页）。在这里他分析了马萨诸塞殖民地在1648年颁布的刑法典，这部法典采用的原则与康涅狄格的刑法典相同。

    ⑤通奸，按马萨诸塞的法律，也被处以死刑。哈钦森（第1卷第441页）说，有许多人确因犯此罪而被处死。对此，他引述了1663年发生的一件趣闻。一个已婚妇女同一个年轻男人发生了恋爱关系。她当时正在守寡，不久后就嫁给了这个男人，一起生活了数年。人们后来怀疑在没有结婚之前他们就有暧昧关系，于是控告了他们，把他们投入了监狱，而且差一点把两人处死。

    但是，对新英格兰的各殖民地来说，赐给它们特许状一般只是在它们的存在已成既成事实很久之后。普利茅斯、普罗维登斯、纽黑文、康涅狄格州和罗得岛州①的建立，都没有得到母国的援助，母国几乎都不知道它们的建立。虽然新移来的居民不否认宗主国的无上权威，但是他们并没从宗主国寻找权力的根源，而是自己建立政权；只是在三四十年以后，查理二世在位时期，这些殖民地的存在才得到了皇家的特许状而合法化了。

    所以，浏览英格兰的早期历史和立法文献的时候，很难看到将移民和其母国联系起来的纽带。我们看到这些移民时刻都在独立自主地行使着主权。他们自己任命行政官员，自行缔结和约和宣战，自己制定公安条例，自己立法，好像他们只臣服于上帝一样②。

    这个时期的立法是最独特和最富于教益的。从这个时期的立法中，我们能找到如今美国在世界面前所暴露出来的主要的社会问题的根源。

    在这个时期制定的法律中，规模不大的小州康涅狄格在1650年颁布的法典③是一个最有特色的法令集。

    康涅狄格的立法者④，首先从制定刑法开始。在制定刑法时，他们想出了的一个奇怪的主意，找来了一些《圣经》里的条文。

    这部刑法的开头讲道：“凡是信仰上帝以外的神的，处以死刑。”

    接下来，有十条到十二条是逐字从《申命记》《出埃及记》以及《利未记》中抄来的同类性质的条文。

    渎神、行妖、通奸⑤和强奸者，均处以死刑。儿子虐待父母，也处以这种严刑。就是这样，粗野和半开化的一个民族的立法，竟然被用到人智已经开化和习俗十分朴素的一个社会中。结果，从来没见过死刑被这样多地定于法律之内和用于微不足道的罪行。

    这样的刑法，立法者在制定时，经常将注意力放在维持社会的道德规范和良好习俗方面，因此他们总是重视良心问题，简直没有一件恶行不被列入惩治的范围。可能读者已经感觉到，在这些法律中对通奸和强奸的处分是过于严厉了。未婚男女两个人之间的私通，也是要受到严惩的。这时候，法官对罪犯有权处以下述三种惩罚之一：罚款、鞭笞和强令结婚①。纽黑文昔日法庭的记录假如可信的话，则这类判决并不稀少。我们见到判决于1660年5月1日的一个案件，它对一个年轻女子兼处罚款和申斥的惩罚，因为她被控出言不逊和让人吻了一下②。1650年法典载有很多预防性惩罚措施。

    对怠惰和酗酒这个法典也都规定了严厉的惩罚③。小酒馆主卖酒给每个客人，不能超过一定的数量；而一句谎言，它只要是有害的，就会受到罚款或者鞭笞的处分④。在其他的方面，立法者就将自己在欧洲要求的信教自由的伟大原则完全忘记了，人们参加宗教活动也用罚款来强迫⑤，直至对反对者科以重刑⑥，并且常常对愿意按照一种与他们不同的仪式去礼拜上帝的基督徒处以死刑⑦。最后，有时候立法者的热情还让他们管起他们不该管的事情。例如，在这同一部法典里，就有禁止吸烟的条款⑧。也不应该忘记，这些奇怪的或者专横的法律，是由全体的当事人自由投票表决的，而并不是什么人强加于居民的，而且居民的习俗比法律还要严格和富于清教派的色彩。在波士顿1649年竟成立了一个以劝阻人们蓄留长发的浮华行为为目的的庄严协会⑨。（e）这样的偏颇，无疑有辱于人类的理性。我们天性的低劣也被它们证明，说明我们的天性往往只是选择了真理和正义的反面，而不能牢牢地掌握真理和正义。

    这样的刑法被深深地烙上了狭隘的宗派精神的印记，以及因受迫害而更加激烈，并且在当时还激荡于人们心中的各种宗教激情的印记。但是除了这种刑法以外，与它有某种联系的政治方面的法律还有一组。虽然这组法律制定于二百年以前，但是与我们现代的自由精神相比，它似乎还要先进得多。

    那些为17世纪的大部分欧洲人难于理解和在当时的大不列颠还没有获得全胜的原则作为现代宪法的基础，在新英格兰的法律上已经全部得到了承认，并且还被列入法律的条款之内。这些原则是：人民参与公务，自由投票来决定赋税，规定行政官员的责任，个人自由和陪审团参与审判。所有的这些，都是没有经过讨论而在事实上就确

    ① 《一六五○年法典》第48页。

    有些时候，这几种惩罚法官可以合并执行。例如，1643年就有这样的一个判例（记载于《纽黑文往事》第114页）：因为犯有数罪而被起诉的玛格丽特·贝德福德被判以鞭笞，同时并判决她与从犯尼古拉斯·杰明斯结婚。

    ②《新英格兰回忆录》第104页。此外，在哈钦森著作（第1卷第435页）中，还载有比这更为离奇的数个判例。

    ③《一六五○年法典》第50页和第57页。

    ④ 同上书第64页。

    ⑤ 同上书第44页。

    ⑥ 这种情况在康涅狄格，并不是个别的。另参见1644年9月13日马萨诸塞公布的驱逐再浸礼会信徒的法律（《历史文献汇编》第1卷第538页），另参见1656年公布的反对教友会信徒的法律，当中说：“鉴于一个名为教友会的可恶异教派正在产生……”接着，是有关以巨额罚款惩治向当地运来教友会信徒的船长的条款。对偷渡进来的教友会信徒进行鞭笞，并将其投入监狱劳动。对反对他们观点的人，开始是罚款，后来是投监关押和驱逐出境。（《历史文献汇编》第1卷第630页）⑦ 马萨诸塞的刑法规定，天主教的神甫进入该殖民地以后，一旦发现就立刻被处死。

    ⑧《一六五○年法典》第96页。

    ⑨《新英格兰回忆录》第316页。

    定下来的。

    这些基本原则已经被新英格兰采用，并大力发展，而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至今还没敢去尝试。

    在康涅狄格，一开始选民团就是由全体公民组成的，而且这种做法的意义立刻就被人们所理解①。这些初期居民的财产在当时几乎完全平等，而且他们的知识水平也相差无几②。

    康涅狄格的全体行政官员在这个时期，包括州的总督，都是由选举产生的③。

    年满16岁的公民，都有义务拿起武器。本州的国民军由他们组成，他们自己委任军官，随时准备开赴前线守土④。

    在康涅狄格和其余所有的新英格兰的法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地方自主的产生和发展，而这种自主在今天仍然是美国自由的原则和生命。

    大多数在欧洲的国家，政治生活都开始于社会的上层，随后逐渐地且不完整地扩及社会的其余不同部分。

    可以说在美国就完全相反，在那里是乡镇成立于县之前，县又在州之前成立，而州又是在联邦之前成立。

    在新英格兰，1650年乡镇的政府就已经完全建成。依据乡镇自主的原则，人们把自己组织起来，为了自己的情感、利益、权利和义务而努力奋斗。在乡镇的内部，享受真正的、积极的、完全民主和共和的政治生活。各殖民地继续承认宗主国的最高权力，君主政体仍然被写在各州的法律上，但是共和政体在乡镇已经完全地确立起来。

    乡镇各自任命自己的各种行政官员，对自己的税则进行决定，并且征收和分配自己的税款⑤。新英格兰的乡镇没有采用代议制的法律。在新英格兰的乡镇，凡是有关全体居民利益的事务，也像在古雅典一样，都在公众场所召开公民大会来讨论决定。

    当把美国共和政体的这段早期的法律仔细研究之后，对立法者的这种管理才能和先进理论我们都表示惊讶。

    很显然，他们具有的社会应该对其成员负责的思想，和当时欧洲的立法者的这种思想相比，就崇高和完整得多，他们为社会规定的义务，在其他国家中至今还被忽视。

    在新英格兰的各州，在建州开始，就以立法保证穷人可以过活⑥；采取严格的措施来养护道路，并且指定官员来检查措施的执行情况⑦；乡镇有各种公事记录簿，以记载公民大会

    ①《一六三八年约法》（《一六五○年法典》）第17页。

    ②1641年，罗得岛州的州民大会全体一致宣告：按民主政体建立州政府，政权的基础是全体自由的人，有权立法和监督其执行的只有他们。见《一六五○年法典》第70（12）页。

    ③皮特金著作第47页。

    ④《一六三八年约法》（《一六五○年法典》）第12（70）页。

    ⑤《一六五○年法典》第80页。

    ⑥同上书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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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9章 英裔美国人的来源及其对他们未来的重大影响 (4)

    ⑦同上书第49页。审议的结果，登记公民的出生、死亡和婚姻①；设置文书来负责管理这些记录簿②；对无人继承的财产设置官员来负责经管，并检查被继承的地产的边界；还设有若干官员主要负责维持乡镇的公共秩序③。

    法律里定有许许多多的细则，为的是照顾和满足社会的大量需要。今天的法国在这一方面，就会觉得自愧不如。

    从根本上说，还是关于国民教育的法令能够显示美国文明的最突出特点。

    有一项法令讲：“鉴于人类之敌撒旦将人的无知当做他最有力的武器，鉴于应当让我们祖先的智力禀赋不再被埋没，鉴于儿童教育是本州的主要关心事项之一，兹依靠上帝的帮助”④，接着将一些条款列出，其中规定在乡镇设立学校，责令让居民出资办学，对不予出资者给予巨额的罚款。在人口多的县份，高一级的学校以同样的方式设立。城市的行政当局应当督促家长送其子女入学，并且有权对违抗者处以罚款；假如继续违抗，社会就会承担起家长的责任，强制收容和教育儿童，并且剥夺他们父亲的天赋的，却被用于不良目的的权利⑤。从这项法令的序言中读者无疑可以看到：在美国，启发民智的正是宗教，而将人导向自由的则是遵守神的戒命。

    匆匆一瞥1650年的美国社会之后，再来观察欧洲的社会，特别是欧洲大陆的社会，让人感到大大吃惊的是，在17世纪初的欧洲大陆，在中世纪的寡头政治自由和封建主义自由的废墟上，君主专制政体却到处取得胜利。在大放异彩和文艺繁荣的这部分欧洲中，大概权利的观念从来没有像在这一时期完全被人们忽视，人民从来没有像在这一时期更少参加政治生活，真正自由的思想没有从来像在这一时期更少地占据人的头脑。然而，就在这一时期，这些欧洲人还没有想到或者是被他们轻视的原则，在新大陆的荒野中已经被公布出来，并且已经成为一个伟大民族未来的信条。

    一些人类理性的最大胆的设想，竟然在一个不被人重视，连任何政治家无疑都不屑于置身其中的社会里付诸实现了；而具有独创精神的人的想象力，也就在这里想出了前所未有的一种立法制度。在这个默默无闻的社会里，还没有出过将军，也没有出过哲学家和作家，却有一个人能当着一群自由人的面站起来，在大家的喝彩声中，对自由做出了以下的绝妙定义：“我们不能满足于我们因独立而应当得到的一切。实际上，存在两种自由。一种是堕落的自由，动物和人都可以享有它，它的本质就是为所欲为。这种自由是一切权威的敌人，一切规章制度它都忍受不了。这种自由如果实行，我们就会自行堕落。这种自由也是真理与和平的敌人，上帝也认为应该起来反对它！但是，还有一种是公民

    ①参见哈钦森著作第1卷第455页。

    ②《一六五○年法典》第86页。

    ③同上书第40页。（及下面几页）④同上书第90页。

    ⑤同上书第83页（第39页？第91页），第90页。

    或者道德的自由，它的力量在于联合，而保护这种自由就是政权本身的使命。这种自由对凡是公正的和善良的，都无所畏惧地予以支持。这是神圣的自由，我们应当冒着一切危险去保护它，如果有必要，应该为它献出自己的生命。”① 我这里所讲的，已经足以说明英裔美国人文明的真正特点。这种文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成分相结合的产物（应当把这个来源常常记在心中），而在别处这两种成分总是互相排斥的，但是在美国却几乎可以彼此融合起来，并且结合得非常好。我们所说的这两种成分，是指自由精神和宗教精神。

    新英格兰的建设者们不仅是自己教派的热心拥护者，还是大胆的革新者。他们的某些宗教见解尽管失于偏颇，但是他们不怀有任何的政治偏见。

    所以，两种各不相同但又互不敌对的趋势就出现了。不管是在民情方面，还是在法律方面，到处都能看到这两种趋势。

    出于宗教观念，人们抛弃了自己的朋友、家庭和国家。我们可以完全相信，为了追求这种精神上的享受，他们确实付出了相当高昂的代价。然而我们又可以看到，他们几乎又以同样的狂热去寻求物质财富和精神享乐，认为自由和幸福在此生而天堂在彼世。

    法律、政治原则和各种人为设施，在他们看来好像都是可以创造的，而且可以按照他们的意志加以改变和组合。

    社会内部产生的束缚和社会前进的障碍在他们面前低头了，旧思想在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控制世界，在他们面前吃不开了，几乎没有止境的一条大道和一望无际的一片原野在他们面前展现出来。人类的理性驰骋在这片原野上，从四面八方向他们涌来，但是在它到达政治世界的极限时就会自动停下，颤抖起来，不敢发挥其惊人的威力，甚至开始怀疑自己，从而放弃了改革的要求，控制自己不将那圣殿的帷幔揭开，毕恭毕敬地跪倒在它没有争辩就接受了的真理的面前。

    因此，一切在精神世界里都是按部就班，有条不紊，预先得知和决定的；而一切在政治世界里又都是经常变动，互相有争执，显得不安定的。在前一个世界里，是消极然而又是自愿的服从；而在后一个世界里，就是轻视经验和蔑视一切权威的独立。

    这两种趋势看来是互不相容的，但是它们却不彼此加害，而是携手前进，表示愿意互相支持。

    公民自由被宗教认为是人的权利的高尚行使，而政治世界就是创世主为人智开辟的活动园地。在它本身的领域内，宗教是自由和强大的，对为它准备的地位很满足，并且在知道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而不是依靠压服人心来进行统治的时候，它的帝国才

    ①马瑟：《基督教美洲传教史》第2卷第13页。（哈特福德，1820年）这是温思罗普的演说。在担任州长时，他曾被指控犯有专横罪，但是在发表我刚才援引的这篇演说后，受到了听众们的鼓掌欢迎，从而免于处罚。从那以后，他一直被连选担任州长。参见马歇尔：《华盛顿生平》第116页。能建设得最好。

    宗教被自由看成战友和胜利伙伴，看成自己婴儿时期的摇篮和后来的各项权利的神赐依据。自由把宗教视为民情的保卫者，而民情就是法律的保障和让自由持久的保证。（f）英裔美国人的法律和习惯的某些特点产生的原因在最完善的民主政体中保留的某些贵族制度残余——为何会有这些残余——应当认真区别哪些东西是来自清教派的和哪些东西是来自英国人的请读者别从上述的一切中得出过于一般化和过于绝对化的结论。移民的初期的社会条件、宗教和民情，无疑对他们新国家的命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新社会的建立并不是起因于这些东西，原因是社会的起点只存在于社会本身。任何人都不能完全同过去脱离关系，他们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在自己固有的观念和习惯中，都会混有来自教育和祖国传统的观念和习惯。

    因此，要想对今天的英裔美国人进行了解和评价，就必须细心地区分来源于清教派的东西和来源于英国人的东西。

    人们在美国可以经常见到一些法律和一些人的习惯同周围的事物并不适应。一些法律好像是依据与美国的立法主旨完全相反的一种精神制定出来的，一些民情又仿佛与社会情况的总体格格不入。这些英国殖民地假如是在遥远的古代建立的，它们的起源假如已随着岁月的流逝而不可考，那么问题就没办法解决了。

    我只列举一个例子来阐述我的想法。

    美国的民事和刑事诉讼程序，只规定了两种处置被告人的办法：收监和保释。

    在诉讼开始时首先要求被告人交付保证金，如果被告人拒不交纳，那么就将他收监关押。然后，再审理被控告的事实或者罪状的轻重。

    很明显，这样的立法是敌视穷人，而且只对富人有利。

    穷人并不总是有钱可交纳保证金，即使在民事案件中也是这样的。他如果不得不在狱中等待公道，那么，很快他的被迫关押就会给他带来不幸。

    反之，在民事案件中富人总是可以逃脱监禁。更有甚者，虽然他们犯了罪，却可以轻易逃避应受的惩罚，因为在交了保证金以后，他们就可以躲藏起来。所以可以说，法律上规定的惩罚，对富人来说只不过是罚款而已①。再没有什么立法能比这种立法更加具有贵族立法的特点了。

    然而在美国，立法的正是穷人，并且在这方面他们通常总是考虑社会的最大利益。

    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只有在英国才能够找到，原因是我所说的这些法律本来就是英

    ①如果不交纳保证金，就也要治罪，但这毕竟是少数。

    ②参见布莱克斯通和德洛姆的著作第1卷第10章。（指布莱克斯通《英国法释义》和德洛姆《英国宪法》）国的法律②。这些法律尽管与美国立法的主旨和美国人的基本思想相抵触，但美国人还是把它们照搬了过来。

    在一个民族最不容易改变的事物当中，仅次于习惯的，就是民法了。只有搞法律的人熟悉民法，也可以说，只有那些学过法律，能够找出理由把法律解释成好法或者坏法，从维护法律当中可以直接获利的人，才熟悉民法。其中的奥妙，民族的大部分成员都不理解，只能从个别的案例中看到这些法律的作用，但很难识别它们的倾向性，只是不加思考地予以服从。

    这只是一个例子，我还能举出许多其他的例子。

    美国社会呈现的画面（假如我可以这样说的话）覆有一层民主的外罩，透过这层外罩可以随时看到贵族制度的遗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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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章 英裔美国人的社会情况 (1)

    一般说来，社会情况是事实的产物，有时候也是法律的产物，但是更多的是两者联合的产物。可是，一旦社会情况确立下来，它就会成为规制国民行为的大部分法律、习惯和思想的首要因素，只要不是它所产生的，它都会加以改变。

    所以，要了解一个民族的立法和民情，就必须从它的社会情况来着手研究。

    本质上的民主就是英裔美国人社会情况的突出特点新英格兰的初期移民——他们之间的平等——一些南方推行的贵族法律——革命时期——继承法的改革——这项改革造成的后果——西部新成立的各州将平等推行到极限——在学识上的平等对英裔美国人的社会情况有几种重要的看法，其中有一种居于其他所有之上。

    美国人的社会情况是非常民主的。从各殖民地建立时起就具备这个特点，而在今天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上一章我曾提过，定居在新英格兰海岸的移民，彼此之间都是非常平等的。即使是贵族制度的萌芽，也从未被引进合众国的这一地区。在这里，只有学识可能产生影响。人们习惯于尊敬某几个姓氏，把它们奉为知识和德行的榜样。那些由于自己的威望而取得权力的公民，如果其后真的由儿子来继承这些权力，那么也可以将其称之为贵族权力。

    这些是赫德森河以东的情形；而在河的西南，一直到佛罗里达，却并非如此。

    在赫德森河西南的大部分州中，有从英国来的大地主定居。他们带来了贵族制度的原则以及英国的继承法。我在前面已经解释过美国没能建立贵族政体的一些原因。

    虽然这些原因在赫德森河西南一直在起作用，但是在该河以东却没有多大作用。在南部地区，一个人利用奴隶可以耕种大片土地。因此，在新大陆的这一部分，存在富有的大地主。但是，他们的影响与欧洲贵族地主产生的影响却截然不同，由于他们没有任何的特权，奴隶为他们种地并没有让他们成为封建性的收租地主，因而他们并不对奴隶负任何保护责任。可是，赫德森河以南的大地主却形成了一个优越的阶级，他们有着自己的观点和风尚，并且在当地的政治活动中，一般也都成为了核心人物。虽然

    ①我所讲的继承法，是指以在财产所有人死后决定其财产的归属为主要目的的一切法律。

    也包括限嗣继承法。虽然，限嗣继承法不仅限制财产所有人自行处理其财产，而且还让财产所有人在世时负担为继承人完整保存财产的义务。但不否认，限嗣继承法的主要目的，仍是决定财产所有人死后财产的归属。其他的规定只能是实施办法。

    称他们为贵族，其实他们与人民群众只有微小的差别。他们容易将群众的感情和利益考虑在内，从而不会激起人们的爱或憎；但总的来说，这个阶级仍是虚弱和生命力不强的。但恰巧是南部的这个阶级领导了起义，在美国革命中涌现出了一些伟大人物。

    在这个时候，整个社会还处在大动荡之中：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的斗争，将人民组织成一股强大的力量，让他们产生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的愿望；民主的力量自发地活跃起来；人们努力摆脱宗主国的束缚，极欲以各种方式争取独立，以至于个人的影响逐渐失去了作用；法律和习惯开始向共同的目标大步前进。

    就在这时，继承法却使平等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令我大吃一惊的是，古代和现代的法学家们，竟没让继承法①发挥出其对人间事物的发展所产生的巨大作用。没错，它只是民法法规，但也是主要的政治举措，因为它能够对国家的社会情况产生十分重大的影响，而政治方面的法律无非是社会情况的外化形式。而且，继承法对社会发生的作用也是确定无疑和始终如一的，甚至可以说它也会对尚未出生的世世代代造成影响。凭借继承法，人可以拥有一种近乎神赐的、左右人类未来的权力。立法者一旦制定出公民的继承法，他就可以彻底地放松休假了，因为实施此项法律之后，他将无事可做。

    这项法律会像一部机器一样，自行开动，按部就班地朝着预定的方向前进。这种法律依照一定的方式制定出来后，随即就把财产，不久之后又将权力积累和集中起来，置于某一个人的名下。可以说，贵族就这么从地上冒出来了。按另一种原则制定，并按另一种方法发展时，它所产生作用的速度还会更快，但此时它就表现为分裂、分化和分割财产与权力。有时，它的进展快得出奇，当人们感到无法阻止它的时候，只能想方设法地设置种种障碍。人们妄图用种种反措施来抵消它的作用，结果却往往无功而返！它不是使前进途中遇到的一切障碍化为齑粉，就是把它们打得粉身碎骨。它迅速升空，随即又会马上落到地上，激起的是一阵阵承载着民主的飘荡风尘。

    当继承法指定或理由充足地判决由子女均分财产时，就会产生两种后果。虽然这两种后果的目标是相同的，但也需要把它们进行严格的区分。

    由于继承法的实施，每个财产所有人的死亡都会带来财产上的一场革命：可以说，这不仅要更换财产的主人，而且还要改变财产的性质。如此，财产被不断地进行分割，并且越分越小。

    这是继承法带来的直接效果，即它的有形效果。所以，那些由法律规定遗产平分的国家，私有财产，特别是地产，必然会有不断缩小的趋势。但是，这种法律如果可以顺其自然地发展，那么立法效果要到很久以后才能显现出来，因为一个家庭若子女不超过2个（比如法国这样的国家，平均每家的子女人数不会超过3个），即使子女平分了父母的遗产，在独立生活之后也不会显得比父母穷。

    值得一提的是，平分遗产的法律不仅会影响财产的归属，而且还会影响到财产所有者的精神，激发他们支持此种法律的热情。这些问题的存在正在迅速地破坏着大的财产，特别是大的地产。

    在那些以长子继承权为继承法基础的国家，地产总是代代相传而不加以分割。结果，土地几乎完全成为家族的声望的代表。家族代表土地，土地代表家族。家族的姓氏、起源、权势、荣誉和德行，都依靠土地而永久延续下去。土地既是体现家族历史的不朽证据，也是保障其未来存在的坚实后盾。

    而一旦继承法确定以平分原则为基础时，就会把这种家族威望与土地完整之间的密切联系破坏。土地不再代表家族，因为历经一代或两代之后，土地必然被分割，而且必将会越分越小，直到没有可分的为止。即使大地主的子嗣人数不多，或者由于上天眷顾有幸让自己的财富未逊于父辈，那也不是因为完全拥有父亲的财产，而是他们除了继承了来自父亲的财产外，还得有其他财产。

    但是，假如大地主不能因为拥有土地而在感情、荣誉、回忆和野心上获得巨大的利益，那么毫无疑问，他们迟早会卖掉土地，因为起码卖掉土地会让他们得到一笔巨额的金钱收益，流动资本显然比其他资本更能获得好处，而且更容易使他们现实的欲望得到满足。

    大地产一经分割，就不可能重新聚集，因为小地主的土地收益率①要大于大地主，致使小地主的土地售价也远远高于大地主。所以，富人在低价出售大片地产之后，决不会仅仅为恢复大地产而按高价收购回大块土地。

    常说的家族声誉，往往是建立在满足个人的自私心的向往之上的。可以说，人人都渴望流芳百世，永远被子孙怀念。一旦家族声望在一地不再生效，人们的私欲便会取而代之。当家族不再代表声望，而变成一种模糊不清、含混不明的存在时，人们就会只求眼前的安逸，只想搞好自己这一代，而不顾其他了。

    这样一来，人人都不想让家族永垂不朽，或者至少不想用地产而是用其他办法让家族流芳百世了。

    如此一来，它不仅会给家族完整保全财产带来困难，而且也剥夺了家族想要这样做的愿望，甚至可以说是强迫家族与它合作从而来消灭自己。

    通常以两种方式来执行这种平分遗产的法律：一种是由人及物，另一种由物及人。

    第11章 英裔美国人的社会情况 (2)

    它用这两种方法，最终达到彻底改变土地所有制度，使家族和财产迅速归于无用

    ①我的意思不是说小自耕农最好，而是说他们能更讲究精耕细作，并用他们的勤劳来弥补他们在技术上的不足。

    ①因为土地是最可靠的财产，所以有时候也会遇到为了保住土地而自愿放弃一部分重要的收入，为了购置土地而忍受巨大的牺牲的富人。但这并不是普遍现象。通常情况下，穷人偏爱不动产。理想、学识和奢求不如大地主的小地主，通常没有费心增加地产的考量，而只是满足于继承祖业，娶媳妇和抽空做点小生意，过上小康日子的要求。

    除了使人分割土地的趋势之外，尚有一种使人集中土地的倾向。这种足以防止地产无限分割的趋势，既没有强大到可以重组大地产的地步，也不会让全部土地被几个家族所掌握。

    的目的①。

    毋庸置疑，我们法国还没有到如此地步。19世纪继承法所造成的政治和社会变化虽然就发生在法国人眼前，但是他们对这个法律的效力却感到怀疑。如今，我们每天都在推倒自己宅院的围墙，拆除自己园外的篱笆，注视着这个法律在我们国土上的实施情况。虽然继承法已在我国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仍有许多工作等待它完成。我们的看法、回忆和习惯为它设置了许多的阻碍。

    而继承法在美国已经将要完成它的破坏任务。正是如此，我们才能对它的主要后果进行研究。

    至独立战争时期，美国的各州几乎都废除了英国的继承制度。

    限嗣继承法被修改为默认财产的自由流通。（g）第一代人逝去后，土地分割开始。随着时间的流逝，分割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

    时至今日，不过60年多一点，社会的面貌已经天翻地覆，大地主家族几乎全部跻身到大众的行列。原来大地主户数最多的纽约州，目前也只有两家还勉强浮在将要溺死它们的旋涡之上。那些富裕公民的子嗣，如今都已成为商人、医生或律师。他们大部分已经默默无闻。世袭等级和世袭特权的最后痕迹已然消失。拜继承法所赐，这种平均化仍然在到处发挥作用。

    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富人不比别处多。我还没有见过比美国人更加爱钱如命的人，比美国人更轻视财产永远平等的理论的人。然而正是在美国，财富以不可思议的速度飞快周转，而且现实经验，几乎没有上下两代全都是富人的家庭。

    我所描摹的这幅润色不多的画面，并不能完全呈现出昔日西部和西南部新建诸州的情景。在上世纪末，密西西比河流域开始拥入一些大胆的冒险家。这相当于又一次发现美洲。很快，大批的移民开始入住这里，荒野上突然出现了一些从未听说过的乡镇。一些连名字还没有的州，出现后就立即要求加入美国联邦。我们可以看到在西部，民主达到了它的极限。在这些可以说应运而生的州中，居民不过是昨天才踏上他们现在居住的土地。他们彼此之间刚刚认识，每个人都不知道其最近邻居的家史。所以，在美洲大陆的这些地方，居民不但没有受到大家族和大财主的影响，而且也没有受到因学识和德行而被人们尊为贵族的人的影响。在这里，不存在因为毕生在众人面前做了好事，就被授予使人尊敬的权力的人。虽然西部新建的诸州已经有了居民，但还没有形成社会。

    在美国，人们不仅追求财富平等，而且他们本身的学识，在一定程度上也都是平等的。

    我认为，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口与美国大致相当的国家会像美国这样，有如此少量的无知识人口，而有学识之士也不多。

    在美国，人人都可以受到初等教育，而高等教育却少有人问津。

    这很容易理解，可以说这是发生我们上述一切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能获得人类的最起码的知识，因为他们都处于小康之家。

    美国的富人不多，因此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需要从事一门职业。而所有的职业，都需要一段学徒时期的磨炼。因此，美国人只能在一生的早年专心地接受普通教育，但在十五岁——法国人开始接受学校教育的时候，他们则开始进入某一行业，这时他们的学校教育就结束了。即使以后他们再回到学校深造，也是出于特殊的和赚钱的目的。他们之研究科学，就像学习一门手艺，仅仅注重可以立竿见影的应用。

    美国大部分的富人都是先穷而后富的；现在几乎全部的清闲人士，在青年时代都曾是忙人。总之，当他们有兴致学习的时候，却没有多少时间专心读书，而当他们有时间专心读书的时候，却已经不再有学习的兴致了。

    因此，那种使求知的爱好随世袭的财富和悠闲而代代相传，从而以脑力劳动为荣的阶级在美国并不存在。

    因此，美国人既没有专心从事脑力劳动的意志，也没有专心从事这一劳动的毅力。

    美国人的知识水平处于一种中等水平。所有的人都接近这个水平：有的人比它高一些，有的人则比它低一些。

    可以说，许多人在宗教、科学、历史、政治经济学、立法和行政管理方面，知识水平都大致相当。

    上帝决定人们智力水平的差异，我们根本无法防止这种不等的出现。

    但是，通过上述所列的事实，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尽管人的智力不等——这是由创世主决定的，但其发展的条件却是相等的。

    可以看出，贵族因素在美国自始就薄弱，即使今天没有被完全摧毁，至少也束手无策，以至于对事态的进程已经难以产生任何影响。

    与之对应的，时间、事件和法律却使民主因素不仅发展成为占有支配地位的因素，而且还可以成为独一无二的因素。在美国，不论是家庭还是团体，现在都毫无影响可言，甚至是稍微持久些的个人影响也并不多见。

    所以，在其社会情况方面，美国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现象。在这里，人们比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比在历史上有记录的任何时代，在财产和学识各方面都显得几乎平等，也就是说，在力量上更近乎于平等。

    英裔美国人的社会情况的政治后果不难推断这种社会情况的政治后果。

    不能认为在进入政界或者是其他界之后平等就不再发生作用。不要以为在其他方面均已平等而只有在一个方面不平等时人们就会永远安于这种局面，他们迟早要在一切方面享有平等。

    然而，我只知道两种在政界建立平等的方法：把权力赋予每一个公民，或者是让每一个公民都毫无权力。

    因此，对社会情况已达到英裔美国人这种地步的民族来说，要想在人人有权和个人专权之间找到一种折中的办法恐怕已经很困难了。

    不必隐讳，上述的两种后果，在我们所描述的社会情况下既易于产生前者，也易于产生后者。

    事实上，有一种要求平等的豪壮而合法的激情，在鼓舞人们同意大家都强大和受到尊敬。这种激情能产生让小人物与大人物平起平坐的愿望，但人心里也有一种偏激的对平等的爱好：使弱者想办法把强者拉至他们的水平，人们宁愿享受束缚中的平等，也不愿在自由中不平等。这并不是说社会情况民主的民族天生都鄙视自由；相反，他们反而本能地爱好自由。但是，自由并不是他们所盼望的主要的和固定的目的，平等才是他们永远倾慕的对象。他们以飞快的速度和罕见的干劲向平等冲去，假如没有达到目的，就心灰意冷下来。但是，除了平等之外，什么也满足不了他们，他们宁死也不愿意失去平等。

    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一旦公民完全平等，当局部侵犯他们的独立时他们就很难团结起来反对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强大到足以单枪匹马地进行胜利的斗争，而只能靠将所有人的力量联合起来团结一致才能保住他们的平等。可是，这样的团结并非始终都会存在。

    所以说，不同的民族从同一社会情况，可能得出虽然同源但是又完全不同的两种政治后果。

    英裔美国人面对我们所说的这种“两者之中必取其一”的抉择，第一个十分幸运地避开了专制统治。他们的环境、智慧、来源，特别是他们的民情，使他们建立并且维护了人民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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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章 美国的人民主权原则

    人民主权原则主宰着整个美国社会——早在革命之前美国人就已经实行人民主权原则——这次革命促进人民主权原则的发展——选举资格缓慢而无法遏制地降低讨论美国的政治制度，总得从人民主权学说开始谈起。

    几乎所有的人类社会制度的深处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人民主权原则，但通常隐而不现。人们服从它，却又不肯承认，即使有时它在片刻之间出现，人们也会马上将它送回到圣殿的幽暗角落。

    不论何时的阴谋家和所有时代的暴君最常盗用的口号之一，就是民族意志。有的人在某些当权人物的贿选活动中听说过它，有的人则在少数人出于私利和畏惧而为他人拉选票的活动中也听说过它。除此之外，还有的人把人民的沉默看成是对这一口号的正式承认，认为默认他们的发号施令权力就是服从的标志。

    人民主权原则在美国并不像在某些国家那样隐而不现或者毫无成效，而是被民情所承认，被法律所公布；它可以自由传播，不受阻碍地达成最终目的。

    如果说世界上有一个国家能让人们自由而公正地评价人民主权原则，研究人民主权原则在社会事务各个方面的应用，并且指出它的优点和缺陷，那么可以说，这个国家只能是美国。

    在前面我已经提到过，人民主权原则一开始就成为美洲的大多数英国殖民地的基本原则。

    但是，人民主权原则对当时社会制度的影响，远不及今日所产生的那样强大。

    有两个障碍延缓了它的迅猛发展，一个是外在的，一个是内在的。

    因为在那时殖民地还不得不服从宗主国，所以人民主权原则并未能公然见诸法律。因此，它只能出现在各地的人民大会中，特别是在乡镇的政府中，秘而不宣地发挥作用，并在这些地方秘密地发展起来。

    当时的美国社会，还没有做好接受人民主权原则的全部成果的准备。正如我在上一章所提到的，新英格兰的文化水平，赫德森河以南地区的富庶条件，曾长期产生一种贵族影响，促使少数人得以操纵管理社会的权力。所有的公职人员并非全部产生于选举，而所有的公民也并非全是选民。选举权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一定的限制，并且还

    ①马里兰州的1801年宪法和1809年宪法，对普选进行了修改。（参见1776年宪法第十四条）必须具备选举资格。对此，北部的要求很低，而南部则又过高。

    美国革命爆发了。人民主权原则走出乡镇并占领了各州政府，所有的阶级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卷进了战争，人们以人民主权原则的名义进行斗争并且最终取得胜利，人民主权原则成了法律的法律。

    社会内部也几乎同样迅速地发生了变化。继承法也完成了粉碎地方势力的大业。

    当人们开始清楚地看到法律和革命的此种效果时，民主已经庄严地宣布了它的彻底胜利。实际上，权力已被民主所掌握，而且不再允许反抗民主。因此，上层阶级不敢乱说乱动，只能乖乖地忍受之后无法逃避的苦难。上层阶级必然要丧失权势，因为它的成员都各怀鬼胎。既然从人民手中夺回权力已经不可能，而且不能嫌恶相当多的人敢于去冒犯它，它就只好不顾一切地去讨好人民。所以，一些最民主的法律，反而是由利益受到这些法律严重制约的人们投票通过的。如此，上层阶级并没有引起群情激愤而向它开火，而是自发地促进了新秩序的凯旋。事物的发展就是如此匪夷所思！

    原先贵族因素最根深蒂固的州，反而成为了民主的飞跃进展最不可遏止的州。

    马里兰州原来是由一些大地主建立的，可它后来却第一个宣布进行普选①，第一个将最民主的管理方式纳入了全部政府机构中。

    一个国家从开始规定选举资格的时候，其实完全可以预见总有一天这些规定要被全部取消，只是时间到来的早晚而已。这是引导社会发展的不变规律之一。选举权的范围越向外扩大，人们就越想再扩大，因为每得到一次新的让步之后，民主的力量就会有所增加，而民主的要求也就会随之增加。不具备选举资格的人奋起争取选举资格，其争取的热情与具备选举资格的人数多寡成正比。最终，例外终于成了常规，也就是接着让步，直到实行普选为止。

    如今在美国，人民主权原则已经取得了人们可以想象到的一切实际进展。它根据情况的需要以各种形式出现在美国，并没有像在其他国家那样被虚捧而架空。有时，像雅典那样由全民直接制定法律；有时，又由普选出来的议员代表人民，在人民的近乎于直接监督下进行工作。

    有一些国家，社会不仅要按政权的指示行动，而且还要被迫按照一定的道路前进，可以说其政权是由外部加于社会的。

    还有一些国家进行分权，有时候让权力属于社会，有时候则不让它属于社会。美国绝对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它的社会是由自己管理，并且是为自己而管理的。所有的权力都归于社会，几乎没有一个人敢于产生到处去寻找权力的想法，更不要说提出这种想法了。人民通过推选立法人员的办法参与立法工作，通过挑选行政人员的办法参与执法工作。可以说是人民自己在治理自己，这样留给政府的那部分权力不仅微乎其微，而且还薄弱得很，更不要说政府还要受人民的监督，服从建立政府的人民的权威。人民对美国政界的统治，好比上帝对宇宙的统治。凡事皆出自人民，并用于人民，人民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和结果。（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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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3章 在叙述联邦政府之前必须先研究各州的过去 (1)

    这一章重点考察美国根据人民主权原则建立的政府的形式、行动手段、益处、阻碍和危险。

    美国存在一部十分复杂的宪法就是首先遇到的困难。美国有两个互相结合甚至可以说是互相嵌入对方的不同社会。美国有两个几乎截然分开并且几乎各自独立的政府：一个是一般的普通政府，负责满足社会的日常需要；另一个则是特殊的专门政府，负责管理一些全国性的重大问题。可以简单地说，美国内部的24个小主权国，共同构成了联邦的大整体。

    要研究各州前必须先行考察联邦，这意味着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必然会遇到重重阻碍。美国联邦政府的形式是在最后形成的，它只不过是共和国的变体，是对之前通行于社会的并不依它而存在的那些政治原则的总结。并且正如我刚才所说的，联邦政府是特殊的政府，而各州的政府则是普通政府。一个作者妄图跳过图画的细节就想让观众了解它的全景，必然会在有些地方出现含混不清和重复的情形。

    毋庸置疑，那些现今统治着美国社会的伟大政治原则，都是起源于各州并发展起来的。因此，必须先了解各州，才能掌握解决其他一切问题的钥匙。

    谈到制度的外观，现今组成联邦的各州都具有相同的面貌。各州的政治或者行政生活，都集中在类似指挥人体活动的神经中枢的三个行动中心里。

    依次说来，这三个中心分别是乡镇（township）、县（county）和州（state）。

    美国的乡镇组织作者从乡镇开始考察政治制度的原因——所有国家都存在乡镇——实现和保持乡镇自由的困难——实现和保持乡镇自由的重要性——作者选择新英格兰的乡镇组织作为主要对象来考察的原因我并非出于随意的决定，要先考察乡镇。

    自然界中只要有人集聚就能自行组织起来的唯一联合体，就是乡镇。

    所以，不管一个国家的惯例和法律怎样，一定都会有乡镇组织的存在。虽然是人创造并建立了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但是乡镇却似乎是直接由上帝创造的。尽管自有人以来乡镇就已存在，但其自由却并不常见，并且即使存在，也是薄弱无力的。一个国家经常可以举行大的政治集会，因为它一般拥有一定数量的文化水平都高到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处理公务的人民；而乡镇拥有的则是一些大老粗，他们通常都不理解立法工作的意义。实现乡镇独立的困难非但没有减少，反而随着民族越开化、人民文化水平越提高而增加。一个高度文明的社会，最多只能忍受乡镇自由的试验；它反对乡镇的那套离经叛道的做法，往往等不到试验做完，就会认为成功无望了。

    在各种自由中乡镇自由是最难实现的，也最容易受到国家政权的侵犯。全靠自身维持的乡镇组织，根本不是中央政府这个庞然大物的对手。为了能有效地防御它，乡镇组织必须全力发展自己，使全国人民的思想和习惯都能接受乡镇自由。所以，只有乡镇自由成为民情时，它才能够不易于被摧毁；而只有把它长期写入法律之后，才能成为民情的一部分。

    所以，也可以说并非人力创造了乡镇自由。换句话说，人力并不容易创造它，也就是说它靠自己生成。它是在半野蛮的社会中自己悄悄地发展起来的。而法律和民情的不断作用，环境，尤其是时间，使它日益巩固。所有欧洲大陆的国家，可以说连一个知道乡镇自由的也没有。

    但是，自由人民的力量所在正是乡镇。乡镇组织之于自由，就好比小学之于授课。乡镇组织给人民带来自由，教导人民安享自由，学会让自由为他们服务。虽然一个国家可以在没有乡镇组织的条件下建立一个自由的政府，但是它缺少自由的精神。

    片刻的激情、暂时的利益或者偶然的机会能够创造出独立的外表，但潜伏于社会机体内部的专制迟早会重新浮出表面。

    我认为能够让读者清楚地了解美国的乡镇和县的政治机构据以建立的一般原则的最好办法，是以一个州为例，先详细考察这个州的历史，然后再考察其余的州。

    下面以新英格兰的一个州为例。

    在联邦各州，乡镇和县并不是按照同一方式建立的。可是也不难看出，在整个联邦，乡镇和县的建制，却几乎完全出于相同的原则。

    在我看来，比起其他地方，这些原则在新英格兰推行得更广，成果也更大。所以，可以说它们在新英格兰表现得最为特别，并且也最容易让别人察觉。

    新英格兰的乡镇组织建立得最早，是一个完整而有秩序的整体。由于得到了民情的支持，所以它变得很强并且很有力。它同时对全社会产生着十分巨大的影响。

    由于这一切原因，它得到了我们的关注。①1830年，马萨诸塞州共有乡镇305个，人口610014人。所以，每个乡镇的平均人口约2000人。

    ②有些规模较大的乡镇不采纳这种方法。这些乡镇，往往设一名乡镇长和一个由两个科组成的乡镇公所，当然这是一种必须由法律允许的例外。参见1822年2月22（23）日关于调整波士顿市政权的法令，载于《马萨诸塞法令汇编》第2卷第588页。（波士顿，1823年）这项法令是用于大城市的。一些小城市往往也设立自己的行政管理机关。1832年，纽约州有104个乡镇设有这样的行政管理机关。参见《威廉氏纽约1832年大事记》。（纽约，1832年）③最小的乡镇要选三人，最大的乡镇要选九人。参见《乡镇官员》第186页〔托克维尔引用的是古德温：《乡镇官员或马萨诸塞法令》（伍斯特，1829年）〕；再参见马萨诸塞州关于行政委员的主要法令：1786年2月20日法令，第1卷第219页；1796年2月24日法令，第1卷第448页；1801年3月7日法令，第2卷第45页；1795年6月16日法令，第1卷第475页；1808年3月12日法令，第2卷第186页；1787年2月28日法令，第1卷第302页；1797年6月22日法令，第1卷第539页。

    乡镇的规模新英格兰的乡镇介于法国的区、乡之间，人口规模一般为两三千人①。所以，乡镇的面积并没大到让全体居民无法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地步。另一方面，它的居民人数也保证了居民确实可以从乡邻中选出优秀的行政管理人员。

    新英格兰的乡镇政权和其他地方一样，乡镇一切权力的源泉是人民，乡镇自己处理主要事务——且没有乡镇议会——乡镇的权力主要掌控在行政委员（selectmen）手中——行政委员怎样工作——乡镇居民大会（town meeting）——列举乡镇官员的名称——义务官职与有酬官职同其他行政区一样，人民是乡镇公权的源泉，但这里的权力的行使比其他任何行政区的都来得直接。在美国，人民是各级政府必须极力讨好的主人。

    在新英格兰，公民是通过代表参与州的公共事务的。由于无法直接参与，所以不这样办不行。但由于在乡镇一级，立法和行政工作都是就近在被治者的面前完成的，因此未采用代议制，也就没有了乡镇议会。在选任行政官员后，选举团就在一切方面领导他们，这种简便的工作程序，远不是州的法律执行可比的②。

    这种制度不但和我们的想法不同，还跟我们的习惯相悖，所以不得不提出一些佐证，使人们能够完全理解。

    在下面我们将要提到，乡镇的公务活动不但极其繁多而且分得很细。不过，大部分行政权都掌控在几个每年一选的叫做“行政委员”的手中③。

    州的法律规定了行政委员的一定职责。他们可以不必通过本乡镇人民的认可来执行这些职务。但是像玩忽职守，就只能由他们个人负责。比如，州的法律要求他们报送本乡镇的选民名单。倘若他们不报，就犯了渎职罪。可是，对交由乡镇政权处理的一切事务，行政委员就是人民意志的执行者，正像我们法国的市镇长是市镇议会的决

    ①参见《马萨诸塞法令汇编》第1卷第150页：1786年3月25日法令。

    ②同上。

    ③指乡镇常设的官员。

    要了解关于这些乡镇官员的职务细节，可参见古德温：《乡镇官员》和三卷本的《马萨诸塞法令汇编》，波士顿，1823年。

    议的执行者一样。一般说，他们处理公务都是自行负责，只是在工作中要按本乡镇居民早前通过的原则办事。不过，他们若想要更改任何既定的事项，或者准备办理一项新的事务，则必须请示给予他们权力的人。比如说，计划创建一所学校。此时，几位行政委员就需选定日期，在预先指定的场所召集全体选民开会。在会上，他们提出自己的要求，向大家解释满足此种要求的方法，需要多少资金，建造在哪里。这一切问题在大会进行讨论之后，会定出一个原则，选定地点，表决筹措资金的方法，最后要求行政委员执行大会的决议。

    仅有行政委员有权召开乡镇居民大会，但也可应他人的要求召开。假如有十名选民想提出一项新的计划并希望乡镇支持，他们就可以要求行政委员召开乡镇居民大会。此时，行政委员必须答应他们的请求，而且有权主持会议①。

    这样的社会习惯和政治风貌，无疑比我们法国的要好得多。于此，我既不想对它们进行评判，也不想说明它们产生和发展的内在原因是什么，只是将它们讲出来而已。

    每年4月或5月改选行政委员。同时，担任乡镇的某些重要行政职务的其他官员②也由乡镇居民大会选出。其中包括：负责估价居民财产的财产估价员数名，负责按估价的财产收税的收税员数名，负责维持治安、巡逻街道和执行法律的治安员一名，负责记录会议的审议事项和管理户籍的乡镇文书一名，负责管理乡镇财务的司库一名。

    除了这些宫员以外，还有济贫工作视察员一名，他的任务艰巨，负责执行济贫法；校董数名，负责管理国民教育；道路管理员数名，负责大小道路的一切管理工作。上面这些就是乡镇管理方面的主要官员的名单。当然，职务的划分不止这些。在乡镇的官员③中，还有几名教区管理员，负责管理宗教事务费，以及几名视察员，其中有的负责组织公民救火，有的组织人力看青护秋，有的负责测量森林，有的负责检查度量衡器具，有的则帮助公民解决修筑庭院时可能遇到的困难。

    在一个乡镇共有19名主要官员。每个居民都必须负责这些不同的职务，违者予以罚款。不过，为了使贫穷的公民能够付出时间而不受损失，这些职务大部分都有报酬。还要指出的是，在美国的制度中没有为官员规定固定的薪金。通常来说，各项公务的任命单上都写有单位工作量的薪酬，可以根据官员公务的完成量多寡计酬。

    乡镇生活每个人都是自身利益的最好裁判者——人民主权原则的必然结果——此学说在美国乡镇的运用——新英格兰的乡镇只在跟自身利益有关的所有事务上享有主权，在其他的事务上仍服从于州——乡镇对州的义务——在美国是乡镇把官员借给政府，而在法国是政府把官员借给村镇我在前面提到，英裔美国人的整个政治制度受人民主权原则的支配。在本书的每一页，都会让读者看到此理论的一些新的应用。

    凡是推行人民主权原则的国家，每个人都有一份完全相等的权力，平等地参与国家的管理。

    所以，每个人的道德修养、文化程度和能力，也被认为是与所有其他同胞相等的。

    那么，他们为何还要服从社会呢？这种服从的自然界限又在哪里呢？

    个人所以服从社会，并不是因为他管理自己的能力不如别人，也不是因为他比管理社会的那些人低劣，而是因为他了解与同胞联合起来对自己有益，明白如果一种发生制约作用的权力，就不可能实现这种联合。

    所以，在同公民相互应负的责任有关的一切事务上，他必须服从；但在与他本身有关的一切事务上，他却是自主的。换句话说，他是自由的，他的行为只对上帝负责。所以就有了下面的名言：个人是自身利益最好的和唯一的裁判者。社会无权干涉个人的行动，除非社会感到自己被个人的行为所侵害或者必须要求个人协助。

    在美国，此种学说是被普遍承认的。我准备日后再观察它对日常生活行为所产生的影响，而此刻只谈它对乡镇产生的影响。

    从同中央政府的关系来说，跟其他行政区一样，整个乡镇也像是一个个人来行使自己的权利。我在上面讲到的原理，同样也适用于乡镇和其他行政区。

    所以，美国的乡镇自由发源于人民主权学说。乡镇的这种独立被美国的各州或多或少地承认。而新英格兰各州的环境则特别有利于这个学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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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4章 在叙述联邦政府之前必须先研究各州的过去 (2)

    在联邦的这一部分，政治生活开始于乡镇。甚至我们可以讲，最初每个乡镇都是一个独立国。后来，几位英国国王相继要求行使他们的主权时，也不过仅仅限于州一级的权力。他们令乡镇保持了原状。目前，新英格兰的乡镇是从属的，但它们最初绝非这样或几乎不是这样。它们并没有从别处获得权力；相反，它们好像把自己的一部分独立让给了州。读者请务必记住这个重大的差别。

    一般乡镇只在各乡镇共享的利益上服从于州，即在我称之为公益的利益上。

    在只与乡镇本身有关的一切事务上乡镇仍然是独立的，而且我认为新英格兰的每一个居民都会承认，州有权干预纯属于乡镇的利益。

    所以，在新英格兰的乡镇，打官司，买卖东西，或增减预算，州当局从来不予干涉，而且它也没有这样想过①。

    ①参见《马萨诸塞法令汇编》第1卷第250页：1786年3月23日法令。

    ①参见《马萨诸塞法令汇编》第1卷第217页：1786年2月20日法令。

    ②同上书，第1卷第367页：1789年6月25日法令；第3卷第176页：1827年3月8（10）日法令。

    对全州性的公共义务，它们必须尽到。例如，州需要钱，乡镇就没有同意或拒绝的自由①；州制定一项维持治安的法规，乡镇必须予以执行；州想修建一条道路，乡镇不能不让道路从其境内通过；州想在全州范围内实施统一的教育制度，乡镇就得设立法律规定学校②。在后面描述美国的行政组织时，我们将会谈到在上述情况下是怎样并通过何种途径逼迫乡镇服从的。现在，我只想指出这种义务是存在的。这种义务是必须尽的，但州政府在规定它时仅仅是指示一个原则；在执行的时候，乡镇往往又恢复了它的所有个体独立权。例如，赋税由州议会表决通过，却由乡镇计征税款；上级命令设立学校，却由乡镇花钱办学和管理学校。

    在法国，是由国家的税务人员去收村镇的税；而在美国，则是由乡镇的税务人员去收州的税。

    换句话说，在我们法国，是中央政府将它的官员借给了村镇；而在美国，则是乡镇将它的官员借给了州政府。这个事实已经充分表明，两个社会的差别是如何的大了。

    新英格兰的乡镇精神为什么新英格兰的乡镇被居民爱慕——欧洲难以养成乡镇精神——乡镇的权利和义务有利于在美国养成乡镇精神——乡镇在美国比在其他国家有更明显的特点——乡镇精神在新英格兰是如何表现的——乡镇精神产生的可喜成效美国的乡镇，不仅有自己的制度，还有支持和鼓励这种制度的乡镇精神。

    新英格兰的乡镇有个随处可见的鼓励人们进取的优点，这就是有权和独立。没错，乡镇的活动有其不可逾越的范围，可是在这个范围内，乡镇的活动是自由的。当面积和人口还不足以使乡镇独立时，表现为活动自由的这种独立性，就已经使乡镇占有事实上极其重要的地位。

    不可否认，人们往往都热衷于趋炎附势；还可以看到，在一个被征服的国家里，人们的爱国心是不会持久的。新英格兰居民之所以爱慕乡镇，是因为他们认为乡镇是一个自由而强大的集体，而不是因为他们出生在那里。他们是乡镇的成员，而乡镇也值得他们去精心管理。

    但在欧洲，由于统治者本人只承认乡镇精神是维持安定的公共秩序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他们常常缺少乡镇精神，但不知道怎么去培养它。他们害怕乡镇独立和强大以后，会篡取中央权力，使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可是，你不让乡镇独立和强大，你从那里就决不会得到公民，而只会得到顺民。

    再以一个重要事实为例：新英格兰的乡镇组织得非常好，既能吸引各类居民向往依恋，又不会让他们产生贪欲。

    县的官员虽然不是选举的，但是他们的权力有限。甚至连州也只有次要的权限，州的存在是无关紧要的。所以，几乎没人离开自己的事业中心，将自己的生活节奏打乱，去州里当官。

    虽然联邦政府授给其管理人员权力和荣誉，但由此发达的人并不算多。总统是在达到一定的年龄之后才能取得的最高职位。关于联邦政府的其他高级官员，也可以说都是暂时性的，并且在任职之前，他们往往已在其他活动方面作出了成绩。事业上的壮志雄心，不会让他们以终生当官为目的。日常生活关系的中心，即乡镇，才是人们的求名思想、获得实利的需要、掌权和求荣的爱好之所向。这种常常困扰社会的情感在发作于炉灶旁边时，也就是在家庭内部时，就会改变它们的属性。

    因此，在美国的乡镇，人民试图以巧妙的方法打破（假使我能够这样说的话）权力，从而让尽可能多的人参与公共事务。这样，经常开会审议乡镇的管理措施成为了选民的任务，而各式各样的官职，则独立于选民之外，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代表权力很大的乡镇自治体，并且以这个自治体的名义行动！所以，广大的人民群众都能做好工作，不必替乡镇政权操心，还能自觉地关注乡镇政权！

    将乡镇政权同时分给如此多公民的美国制度，却不害怕扩大乡镇的权力。我们有理由相信，美国人的爱国心是通过实践而养成的一种依恋家乡的感情。

    如此，可以说乡镇生活无时无刻不在使人感到与自己息息相关，无时无刻不在通过履行一项义务或行使一项权利去实现。这样的乡镇生活，让社会产生了一种不致打乱社会秩序而又勇往直前的稳步运动。

    美国人眷恋其乡镇的原因，跟山区居民热爱山山水水相同。他们觉得故乡有一种明显的和独一无二的特色，有一种在其他地方都无法看到的特征。

    通常来说，新英格兰的乡镇生活是幸福的。根据居民的爱好来选择乡镇的管理形式。在生活安逸和物质充裕的美国，乡镇的骚动其实不多，地方的事务也易于管理。

    并且，一直以来人民都接受了政治教育，或者可以说他们在这个地方落脚的时候就开始接受这种教育。新英格兰从来没有等级的区分。所以，乡镇中不存在一部分人欺压另一部分人的现象，而只是对独立的个人进行的惩罚，也会在征求全体居民同意后撤销。若是乡镇的管理有了漏洞（要指出这种漏洞，其实并不难），人们也不会耿耿于怀，原因是管理的依据事实上源于被治理的人，不管管理得好坏，他们必须得满意，用此来彰显他们做主人的自豪感。这种自豪感无可比拟。从前英国虽是统治所有殖民地的，但殖民地的人民却始终是自己管理乡镇的事务。所以，乡镇的人民主权不但古老，而且一开始就已存在。

    新英格兰的居民眷恋着他们的乡镇，原因就是乡镇是强大的和独立的；他们关注自己的乡镇，原因是他们参与乡镇的管理；他们热爱自己的乡镇，原因是他们必须珍惜自己的命运。他们在乡镇上投放了自己所有的抱负和未来，还让乡镇发生的每一件事情与自己紧密相连。他们在有限的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尝试着去管理社会，让自己习惯于自由赖以实现的组织形式，若没有这种组织形式，自由就只能依靠革命来实现。他们体会到这种组织形式的益处，产生了遵守秩序的志趣，明白了权力和谐的好处，最终对他们的义务的属性和权利范围形成了明确的和合乎实际的概念。

    新英格兰的县新英格兰的县类似于法国的县——县的建制纯是出于行政考虑——没有代议制的任何因素——由非选举的官员来治理美国的县跟法国的县有许多类似之处。不管是法国的县，还是美国的县，都是任意划分的。虽然县是个整体，但它所包含的各个部分之间既没有必然的联系，也没有共同的眷恋情感、传统及生活。县的建制纯粹是出于对行政的考虑。

    乡镇的面积不大，没办法构建成套的司法体系。所以，县就成了司法系统的第一中心。每个县都设一个法院①、一名司法官和一座关押犯人的监狱。其中一些设施是一个县所有的乡镇几乎都觉得需要的，因此自然就需要成立县级机关来管理各乡镇的同类事务。在马萨诸塞州，这个机关的大权掌控在为数不多的几名官员手里，他们是州长依据州长咨议会②的提议任命的③。

    县的行政官员只有非正规的和有限的权力，并且只能在为数不多的预定的事项中行使。一般是由州和乡镇来办理日常的事务。县的行政官员只编制本县的预算，随后交由立法机关通过④。县里不设直接或者间接代表本县的议会。

    所以，严格地来讲，县里其实并没有政治生活。

    美国大部分州的宪法，都存在一种双重倾向：一方面让立法者集中立法权，另一方面又让立法者分散行政权。新英格兰的乡镇，自身有它不可破坏的生活准则，却又需要把乡镇的生活虚构到县的活动中去。致使人们都没感觉到乡镇在县里发生作用。

    在州里，只有一个机构可以代表全体乡镇，那就是作为全州权力中心的州政府。除去乡镇活动和全州活动之外，可以说只存在个人活动。

    新英格兰的行政在美国没感觉到有行政——原因——欧洲人觉得要靠在公权方面剥夺某些人的权力来建立自由，而美国人觉得要靠分散某些人的权力来建立——几乎任何的行政工作可以说都划归乡镇，由乡镇官员掌管——不管是在乡镇还是在它的

    ①参见《马萨诸塞法令汇编》第1卷第551页：1821年2月14日法令。

    ②州长咨议会是由选举产生的。

    ③参见《马萨诸塞法令汇编》第2卷第494页：1819年2月20日法令。

    ④同上书第1卷第61页：1791年11月2日法令。上级，都看不见行政等级森严的痕迹——如此的原因——那么，州又是如何一律成为行政单位的——谁授权使乡镇和县的行政服从法律——司法权进入行政部门——选举原则扩展到所有官职的后果——新英格兰的治安法官——谁来任命——县的管理——乡镇行政的监督——地方法院——办案方式——谁把案件提交法院来审理——同其他一切行政职务一样侦讯权和起诉权被多人掌管——以分得罚款的措施鼓励检举到美国旅游的欧洲人最吃惊的，是这里没有我们平常会见到的政府或衙门。美国有成文法，并且人们每天都在执行。一切都在你的四周有条不紊地进行，可是你却到处找不到指挥者。操纵社会机器的是一只看不见的手。

    然而，一切社会为了求得生存不得不服从于某种权威，就像人们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而需要依靠一定的语法结构一样，而失去这种权威，社会就会陷入无政府状态。

    这种权威可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不可否认它始终存在于某处。

    一个国家要削弱权威的力量，一般有两种方法。

    一是剥夺当局在某些情况下的自卫能力或自卫权利，以便从根本上削弱当局的权力。这种削弱权威的方法，一般是欧洲建立自由的方法。

    二是缩小权威的影响：把社会权力分给许多人掌握，增设官职，使每一官职只有履行职务时所必需的权限，而不是去剥夺当局的某些权力或不去让当局的权力瘫痪。

    一些国家在运用这种方法分散当局的权力的时候可能会引发无政府状态，但这种方法本身却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可以说，用这种方法分散权威后，权威的作用虽然减少了危险性和不可抗拒性，但是并没有破坏权威本身。

    正是对自由的发自内心的热爱推动了美国革命，而绝非对独立盲目的、没有限制的渴望。这个革命没有遭到造反激情的支持，反而是在爱好秩序和法治的口号下进行的。

    所以，不要觉得在美国这个自由国度人们就可以随心所欲。相反，在这里，加于人们的社会义务要比其他地方多得多，人们始终坚持把权限的行使分给许多人，而不想从根本上打击当局的权力或否定它的权限。他们想以此来加强权威，削弱官吏，以使社会永远秩序井然而又保持自由。

    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能像美国的那样公正严明，也再没一个地方的公权能像美国的那样分管在如此众多的人之手。

    美国的行政权结构既不是逐级分权的，也不是中央集权的。它在行使时不为人察觉的真正原因就在于此。虽然行政权存在，但是不知道它的代表在哪里。

    前文曾经提到，新英格兰的乡镇不受任何上级机关的监护，是独立的。所以，它们自行处理本乡镇的事务。

    乡镇的行政委员们，也通常监督执行或者亲自执行全州性的法律①。

    州有时候也颁布一些全州性的治安条例，但全州性的法律除外。一般情况下，根据当地的需要，由乡镇当局或者乡镇官员联合治安法官，来规定本地的社会生活细则，公布有关正常秩序、公共卫生和公民道德的守则②。

    最后，乡镇的行政委员们也可以自行处理乡镇常常发生的但又不能预见的一些紧急事项，而不受外来的任何指示③。

    综上所述可知，在马萨诸塞州，行政权虽然几乎④全被乡镇所掌握，却分散在许多人的手中。

    在法国的乡镇，严格来说，只有乡长或镇长是唯一的行政官员。

    可在新英格兰，我们却发现至少有19种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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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5章 在叙述联邦政府之前必须先研究各州的过去 (3)

    这19种官员一般说来彼此之间并无隶属关系。这些官员中的每个人的职权范围都由法律来规定。在允许的范围内，他们是完成本职工作的全权主人，只承认乡镇的权威。

    假使把视线转移至乡镇的上级，也不容易看到行政等级的痕迹。有时，县的官员对乡镇或其行政委员作的决定⑤也进行修改，但总的来说，县的行政官员无权领导乡镇官员的行动⑥，前者只能在与全县有关的事务方面来指挥后者。

    乡镇的行政官员和县的行政官员，在为数不多的预定事项上要同时向州政府的官员汇报他们的处理结果⑦。不过，州政府并不派专人去视察他们的政绩，去制定全州性

    ①参见《乡镇官员》，尤其是其中讲到的行政委员、财产估价员、收税员、文书、道路管理员等职务。

    比如，在这些数量庞大的官员中，一些人不向州提出理由就不得在礼拜天外出。这些人专门负责监督法律的执行情况，是乡镇的“十户长”（tithingmen）。

    参见《马萨诸塞法令汇编》第1卷第410页：1792年3月8日法令。

    行政委员负责编制选举州长的选民名单，向州的选举办公室汇报投票选举的结果。参见《马萨诸塞法令汇编》第1卷第488页：1796年2月24日法令。

    ②比如，行政委员有权指定可以堆放垃圾的场所，指定可以防范邻乡侵犯本乡镇利益的某些商品交易场所，下令修筑排水沟。

    参见《马萨诸塞法令汇编》第1卷第193页：1785年6月7日法令。

    ③比如，在发生传染病期间，行政委员必须处理公共卫生问题，并联合治安法官采取必要的防治举措。

    参见《马萨诸塞法令汇编》第1卷第539页：1797年6月22日法令。

    ④我说“几乎”的原因是，乡镇生活中的许多日常事务，都是由治安法官自行处理或协同县里的官员处理。比如，各种许可证或执照，都是由治安法官发放的。参见《马萨诸塞法令汇编》第1卷第297页：1787年2月28日法令。

    ⑤比如，对获得乡镇行政委员发给的品行优良证明书的人颁发表扬状。若是行政委员拒不发给这种证明书，那当事人可以向县法院的治安法官申诉；法院判决后即可颁发表扬状。参见《马萨诸塞法令汇编》第2卷第186页：1808年3月12日法令。乡镇有权制定细则，还负责检查细则的实施情况，例如，检查是否按规定的金额判处了罚款。不过，这种细则必须由县法院批准。参见《马萨诸塞法令汇编》第1卷第254页：1786年3月23日法令。

    ⑥在马萨诸塞州，评定乡镇行政委员的政绩时也经常会邀请县的行政官员。后文还将提到，他们的评定具有法院判决的效力，而并非行政措施。

    ⑦比如，乡镇的教育管理委员会必须逐年向州办公厅主任汇报学校的管理情况。参见《马萨诸塞法令汇编》第3卷第183页：1827年3月10日法令。的治安条例，去颁布执行法律的命令，去跟县和乡镇的行政官员保持密切联系，去指导他们的行为和谴责他们的错误。

    所以，行政权的半径所辐辏的圆心并不存在。

    那么，如何根据一个大概统一的计划去指导社会呢？又如何能使县及其行政官员和乡镇及其官员服从呢？

    在立法权涉及的范围上，新英格兰各州比我们法国更广阔。立法者几乎管到了行政当局的内部。法律规定到事情的细枝末节；一个法律既规定了原则，又规定了原则的应用方法；上级单位的法律，还给下级单位及其官员附加了很多严格而又细致的义务。

    所以，只要所有下级单位和全体官员依法办事，社会的各个部分就会亦步亦趋地行动。可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怎样能够让下级单位及其官员遵守法律。

    大致可以说，社会只拥有两种强迫官员遵守法律的方法。

    一是授予这些官员中的一个官员以指导其他官员，并在其不遵从时罢免他们的专制权力；二是责成法院惩治违法的官员。

    这两种办法中，任意一个都不总是能随意使用的。

    指导一个官员的权力，必须以有权在他玩忽职守时给予罢免，在他兢兢业业履行全部职责时给予提升为前提。不过，对一个民选的行政委员来说，行政当局既不能免职，也不能提升，因为经选举产生的每个官员，直到他们的任期届满才能被撤换。事实上，只有当所有的公职都是由选举产生时，民选的行政委员才会有求于、有惧于选民。在此种情况下，官员之间就没有了实质的等级差别，因为发号施令权和镇压反抗权都没有集中在一人手中，指挥权也没有与奖惩权合并于一人身上。

    所以，那些通过选举任用政府下层官员的国家，不得不广泛使用司法惩治来作为行政措施。

    我们并不能马上就看出这种情形。统治者们将实施选举制度看成第一次让步，将允许法官惩治选举产生的行政官员看成第二次让步。他们都害怕这两种新办法，一旦他们非得选择其中一时，他们往往仍愿意使用前者，因此他们同意选举官员，并使选举出来的官员独立于法官之外。不过，因为情况十分清楚，不受司法权监督的被选举权迟早会失去控制或者被取消，只有同时使用这两种方法，才能使它们彼此抵消，保持平衡。在中央政权和经选举产生的行政单位之间，只有法院能够充当调停人。并且，也只有法院才能迫使民选的官员顺从，使他们不去侵犯选民的权利。

    所以，司法权向政界的扩张，应当和被选举权的扩张协调起来，倘若两者不携手并进，国家势必会陷入一部分人欺压另一部分人的状态或无政府状态。

    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始终认为司法习惯没有成功地教育公民去行使行政权。

    美国人从他们的祖辈英国人那里承袭了一种完全不同于欧洲大陆的制度，我指的是设置治安法官。

    治安法官在解决行政机关与法院之间和民众与乡镇行政官员之间的纷争时总站在不偏不倚的立场。治安法官应是一位见识广博的公民，但不苛求要精通法律。他负责的是维持社会治安，比起法律知识，更需要良知和公正。当治安法官参与国家管理工作时，能为管理工作带来依法办事和凡事向群众公开的作风，而这种作风正是防止专横最强大的武器。不过，他们不应成为迷信法律的奴隶，一旦过度迷信法律，行政官员就会怠于行政管理。

    美国人虽然采用了英国的治安法官制度，却摒弃了使它在母国出名的那种贵族性质。

    马萨诸塞的州长①给本州的各县指定了一定数量的任期七年的治安法官②。

    此外，他还从每县的治安法官中指定三人，由他们成立地方法院。

    个别的治安法官也参与一般行政工作。有时候，他们也被委以一定的行政职务，联合民选的官员工作③；有时候，组成临时法庭，接受公民对行政官员的违法行为的检举或行政官员对拒不履行义务的公民的控诉。但其实治安法官执行其主要职务的场所还是地方法院。

    地方法院在县城每年开庭两次。马萨诸塞州的法院有权强令大多数④民选的官员服从⑤。

    必须指出，在马萨诸塞州，地方法院既是政治法庭，又是纯粹的行政组织。

    前面已经讲过，县仅仅是一个行政区划⑥。由于地方法院主管的工作只有少数不多的与大部分乡镇或全体乡镇有关，所以任何一个乡镇都不能单独处理工作。

    当涉及全县性的工作时，地方法院的工作是纯属行政性的。地方法院在处理工作的过程要经常按照司法程序，原因只是为了给自己的工作提供便利⑦，让被审理的官员了解

    ①后文还会详细讲州长的职权范围。接下来我要讲的是州长在全州的行政权。

    ②参见《马萨诸塞州宪法》第2章第1节第9款，第3章第3款。

    ③这种情况不少，举例来说：一个外乡人来到某个乡镇的传染病流行地区病倒了。两名治安法官可以附上行政委员的通知，命令县的司法官把病人移送到别的地方加以救治。《马萨诸塞法令汇编》第1卷第页：1797年6月22日法令。

    通常来说，治安法官能够参加所有的重要行政管理活动，并使所参与的工作产生半司法性质。

    ④这里讲的大多数，是由于行政委员的一些违法行为事实上可以移送普通法院处理。比如，一个乡镇拒不成立教育管理委员会或拒不设立管理学校所需的基金时，就要处以金额较大的罚款。而作出这种罚款决定的，就是被叫做最高法院或高等法院的普通法院。参见《马萨诸塞法令汇编》第3卷第190（192）页：1827年3月10日法令。某个乡镇拖期不交军用粮秣，同样要罚以巨款。参见《马萨诸塞法令汇编》第2卷第页：1822年2月21日法令。

    ⑤治安法官可依据自己的能力参与乡镇或县的政府工作。乡镇的一些重要工作，一般都会有一名治安法官协同处理。

    ⑥由地方法院负责办理的、属于县的工作，可能有以下几种：1）设置监狱和成立法庭；2）编制全县预算（交州的立法机关表决）；3）计征州立法机关表决的税收；4）颁发各种证件和执照；5）建造和维修全县的道路。

    ⑦例如，遇到处理道路建造和维修的问题时，地方法院须求助陪审团来解决它在处理过程中遭遇的几乎所有的难题。处理的法律依据。在审理乡镇的行政官员时，它几乎总是以司法机关的身份来工作，只有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才作为行政机关出现。

    在这里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怎样使乡镇这个几乎是独立的政权实体服从州的一般法律。

    前面已经讲过，乡镇每年都要任命一定人数的财产估价员来计征税收。但乡镇可能以不任命财产估价员的方法来逃避纳税的义务。此时，对这样的乡镇，地方法院可罚以巨款①。罚款依据法院的判决分给全部居民。县的司法官作为执法人员来执行判决。所以，在美国，行政当局似乎喜爱躲在暗处进行仔细查验，使行政命令罩上司法判决的面纱。如此，由于行政当局拥有被人们认为合法的这种几乎无法抵抗的权力，而让它的权限更大了。

    这样的做法容易被人接受，而且是不难推行的。通常来说，要求于乡镇的事情，都是以明文清清楚楚规定的。这种规定并不复杂，很简单，不列出细节，而只写出原则②。不过，在使乡镇服从时，或者在使乡镇官员服从时，还是会遇到困难。

    一个公职人员能够做出的应受斥责的行为，归纳起来有下列几种：他在履行法定的义务时不热心，行事懒散；他或许没有履行法定的义务；最后，他可能做出法律明令禁止的事情。

    官员的后两种失职行为是法院要追究的，但必须依据确凿可查的事实进行审理。

    在乡镇进行选举时，乡镇的行政委员有时候会忽略法律规定的手续。此时，他可能被罚款③。

    不过，在官员履行职责不熟练时，或在执行法律的规定时不热心、行事懒散时，完全不受法律惩处。

    尽管地方法院被授予行政权，但在这时它也对这些官员的不服从无能为力。只有害怕免职的心理才可能防止这样的轻微犯罪，但地方法院没有让乡镇政权恐惧的手段，它不能罢黜非它任命的官员。

    并且，为了查处玩忽职守和混饭吃的官员，还必须对下级官员经常进行监督。可是，每年地方法院只开庭两次，没有监督的责任，只是对被检举的应予斥责的违法事件进行审理。

    只有果断罢黜公职人员的方法，才是强迫他们切实而积极地服从的唯一保证，而用一般的司法措施却是无法办到的。

    ①参见《马萨诸塞法令汇编》第1卷第217页：1786年2月20日法令。

    ②有一种间接方法可使乡镇服从。例如，按照法律规定，乡镇必须保证道路完好，如它由于疏忽而未能申请所需的经费，则负责管理道路的乡镇行政官员有权征集必要的资金。由于他本人能够查验道路失修的具体缘由，并就此向地方法院起诉，因此他自然能对乡镇行使法律赋予他的特权。如此，地方法院就利用追究失职的官员的方法迫使乡镇服从。参见《马萨诸塞法令汇编》第1卷第305页：1787年3月5日法令。

    ③参见《马萨诸塞法令汇编》第2卷第45页：1861年3月7日法令。

    在法国，这种保证体现在行政等级制度中；而在美国，则体现在选举制度中。

    下面，我对前面的内容作一下简要的总结：新英格兰的公职人员在执行职务中犯罪的，普通法院能够随时传讯他们；犯有行政过错的，只有纯行政性法庭有权惩处他们，而若是情节严重或者事关重大，则法官须作出其身为一个法官应作的判决①。

    最后，在同一公职人员犯了难以判定的罪行时，而上述法庭又不能确定其是否有罪的，应在当年移交给一个不许上诉的法庭去审判。这个法庭就能够立马剥夺他的权力，收回他的委任状，罢免他的官职。

    这个制度自身确有很大优点，可有一点是必须要指出的，即执行起来存在实际的困难。

    前面提过，地方法院的行政性法院无权监察乡镇的行政官员。只有在受理案件之后，才能获得这种权限。这也正是这个制度的弱点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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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6章 在叙述联邦政府之前必须先研究各州的过去 (4)

    新英格兰的美国人没有给地方法院设置检察官②，而且我们也应该看到，只设置一名检察官对他们来说也很难办到。若是只在县城设置一名检察官，在乡镇却没有他的助理，比起地方法院的成员他能更熟悉全县的情况吗？而若是在每个乡镇都给他设置助理，就意味着将行政和司法大权都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并且，都是习惯产生法律，而英国的立法从来没有类似的规定。

    所以，美国人把侦讯权与起诉权分开，就像在分设其他一切行政职务时一样。

    大陪审团的成员必须按照法律将本县可能发生的各种犯罪行为通报给他们所服务的法院③。有些重大的渎职罪，交给相应的高级检察机关起诉④。对违法者的惩处，通常是由财务官员来执行，也就是负责收纳被处的罚款。所以，乡镇司库一旦查出违法事件，大部分他都可以自己直接起诉。

    不过，美国的立法十分重视个人的权益⑤。这也是我们在研究美国的法律时常常碰到的主要原则。

    美国的立法者觉得，虽然不能过于相信人的忠诚，但他们确信人都是有理性的。

    所以，为了保障法律的顺利执行，他们总是关注私人权益。

    于是不难想到，不管制定的法律条款对全社会如何有利，若是个人得不到一点实惠，那谁也不愿去做原告。所以，形成一种默契，就不会动用法律了。

    ①比如，一个乡镇拒不任命财产估价员，则地方法院就可任命，而经选举产生的乡镇行政官员仍保留其作为民选官员的所有权利。参见前引的1786年2月20日法令。

    ②“为地方法院设置”，是因为普通法院设有一名执行某些检察任务的官员。

    ③比如，大陪审团的陪审员有向地方法院通告道路的情况的责任。参见《马萨诸塞法令汇编》第1卷第308页。

    ④比如，县的司库未能提交财务报告。参见《马萨诸塞法令汇编》第1卷第406页。

    ⑤比如，维护不好的道路使某人的车辆毁坏或身体受伤时，此人可以向地方法院起诉，请求负责维修这段道路的乡镇或县赔偿损失。参见《马萨诸塞法令汇编》第1卷第309页。美国人的制度让他们走上了这种极端。在这种情形下，美国人就不得不鼓励检举，使检举人依据某些条件分得一部分罚款①。

    这种不惜败以坏风尚为代价来保证法律执行的办法显然是有害的。

    当然，县的行政官员之上的官员就只有统治权，而没有行政权了。

    美国行政概况联邦各州之间在行政制度上的区别——越往南方，乡镇当局的活动越不充分，越不积极——官员的权力愈大，选民的权力愈小——行政权从乡镇转向县——纽约州、俄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可在全联邦运用的一些行政原则——公职人员的选举与职位的终身性——无等级制度——司法手段应用于行政上文提到，在认真研究新英格兰的乡镇和县的组织之后，再概述联邦的剩下部分。

    每个州都有乡镇并实行乡镇自治，但是每个州的乡镇和新英格兰的乡镇并不完全一样。

    越往南走，乡镇的自治程度就越低，乡镇的官员职责和权限就越少，居民对乡镇事务的影响与其他地方相比，也不那样直接，召开乡镇居民大会的时间就越少，而大会讨论的问题的范围也就较小。所以，民选官员的权力较大，选民的权力较小，乡镇的自治精神也就越差②。

    这种差别在纽约州开始出现，而到宾夕法尼亚州就已经非常明显，若你尚未去过西北地区，还不会对这种区别感到诧异。建立西北诸州的大部分移民来自新英格兰，他们将故乡的行政习惯带给了第二故乡。俄亥俄州的乡镇同马萨诸塞州的十分相似。

    前文提到，在马萨诸塞，乡镇手里掌握着公共行政的大权。人们的利益和眷恋的集

    ①当有敌人入寇或发生暴乱时，如果乡镇的官员玩忽职守，不向民兵提供必需的物资和军需，乡镇可被处以200～500美元（等于1000～2700法郎）的罚金。

    十分明显，光是这样的规定，没有人会有兴趣，也不想去做原告。所以，又补充了规定：“所有公民都有权告发相似的罪行，并分罚金的一半给检举人。”参见《马萨诸塞法令汇编》第1卷第236页：1810年3月6日法令。

    在马萨诸塞州的法律中，类似的补充规定屡见不鲜。

    有时，法律不是以这种办法鼓励个人去检举公职人员的，而是以此鼓舞官员去惩治个别人的对抗行为。

    比如，某个居民接到通知后拒不参加一条大道的修筑工程，道路管理员有权揭发此人。若是此人被罚，道路管理员可获一半罚款。参见《马萨诸塞法令汇编》第1卷第380页。

    ②参见《增订纽约州法令集》第4编第11章《乡镇的权限、职责和特权》第1卷第336～364页，阿尔巴尼，1829年版。

    参见《宾夕法尼亚法律选编》中的“治安员”“财产估价员”“收税员”“济贫工作视察员”“道路管理员”等条款，以及《俄亥俄州一般性法令集》第412页：1834年2月25日有关乡镇的法令。对乡镇的各种官员，如“乡镇文书”“济贫工作视察员”“遗孤财产保管员”“护青员”“财产估价员”“乡镇司库” “道路管理员”“治安员” ，都有具体规定。

    合中心是乡镇。可越往南方各州走，乡镇就不再是这样的集合中心了。在这些州，教育还不十分普及，因此培养出来的人才很少，能胜任行政工作的人则更少。所以，离新英格兰越远，行政工作几乎全都转移到县里。县变成了主要的行政中心，成为介于普通公民和州政府之间的权力机关。

    我曾说过，在马萨诸塞，由地方法院主理县的事务。数名官员组成地方法院，但必须通过州长及其咨议会委任。县没有议会，由州立法机关投票表决它的预算。

    但在纽约州这样的大州，以及在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每县的居民选出一定人数的代表，这些代表的会议就是县的带有代议制属性的议会①。

    县的议会在一定范围内向居民征税，这一点跟真正的立法机关一样。并且，它又行使县的行政权，指挥乡镇的大部分行政工作，将乡镇的权力控制在比马萨诸塞乡镇的权力要小得多的范围内。

    这就是联邦各州在县和乡镇的组织方面表现出的主要区别。假如我一直研究到执行方法的细节上，还能找出更多的不同点。不过，我的目标不是讲述美国的行政权。

    我想我上面讲的，已经能够说明美国的行政工作是以哪些原则为基础的。这些原则得到不同的运用，其成效的大小也因地而异，不过它们的根本精神处处都是相同的。法律的内容不断变化，法律的外貌也不断变化，但给予法律以活力的依旧是同一种精神。

    乡镇和县，并不到处都是靠相同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但能够说，在美国，乡镇和县的组织均以同一思想为依据，即认为每个人只在面对与本身利益相关的事情时是最好的裁判者，完全可以以自力满足自身的需要。所以，乡镇和县只负责照顾人们的公共利益。州仅仅统治，而不理行政。在应用这一原则时当然有例外，但也都不能反对这一原则。

    这个原则产生的第一结果，是由居民自己选择乡镇和县的全部行政官员，或至少是从自己人当中选择这些掌权的官员。

    行政官员到处都是选举的，或至少不能任意罢免，因而各处都不会产生等级制度。所以，几乎有多少官职就有多少独立的官员。行政权被分掌到数人手中。

    既然各处都没有行政等级制度，行政官员都是选举产生并在任职期满之前不得罢免，因此必须创建某种制裁行政官员的制度。于是就产生了罚款制度，以把下级机构及其代表纳入法律的制约。在美国，从南到北，从西到东，都采用了此种制度。

    可是，在所有的州中，采取紧急行政措施或惩治行政犯罪的权力，并不集中在同一个法官身上。

    英裔美国人采用的治安法官制度，都是出于同一来源。虽然各州都存在这种制

    ①参见《增订纽约州法令集》第1卷第11章第304页，第12章第366页；《俄亥俄州一般性法令集》第页；1822年2月25日有关县行政官员的法令。

    参见《宾夕法尼亚法律选编》第170页：“县税”和“征用”条。

    在纽约州，每个乡镇各选一位代表，这个代表既参与本乡镇的行政工作，又参与县的行政工作。度，但并不总是用于同一目的。

    各地的治安法官都参与乡镇及县的行政工作①：有时审理行政犯罪行为，有时亲自办理行政工作。不过在大多数州，重大的行政犯罪案件仍由普通法院来审理。

    因此可知，实施行政官员的选举和任期未满以前不得罢免的制度，都没有行政等级制度，把司法手段用于下级的行政部门——这正是美国从缅因到佛罗里达实施的行政制度的主要特征。

    在一些州里，开始见到行政权集中的迹象。在这条道路上走在最前面的是纽约州。

    在纽约州，州政府的官员对下级县及乡镇的治理，有时可以称得上是监督和控制②。有时，州政府的官员也成立一种审理上诉案件的上诉法院③。在纽约州，将司法处分看做行政手段的情况要比其他州少，但对行政犯罪行为的起诉权却被少数人掌握④。

    在其他某些州，也刚开始出现这种倾向⑤。不过从全局来看，仍可以说过度的地方分权，是美国公共行政的显著特征。

    关于州上面我已经描述了乡镇及其行政，现在开始介绍州及其政府。

    有关州的问题，我可以一笔带过，而不必担心人们会不明白。我所说的这些，都是写在每个人都能读懂的各州的成文宪法里的⑥。并且，这些宪法本身都是以一个简明

    ①即使在南部各州，由县法院的法官负责办理行政犯罪案件，也是这样。参见《田纳西州法令集》中的“司法制度”“税收”等项目。

    ②比如，国民教育的领导权就已集中在州政府手中。立法机关任命大学的评议员，而州长和副州长就成为评议会的当然成员。参见《田纳西州法令集》第1卷第456页。每年大学的评议员视察各院校，向立法机关提交年度报告。评议员对学校的监督并非有名无实，尤其是因为高等院校为了让自己能够买卖和处理财产而必须具备法人（公司）资格，而法人资格需要有许可，但这种许可只能依据评议会的申请由立法机关颁发。每年州要为专门设立的奖学基金支付利息，而这笔基金正是由评议员们提供的。参见《增订纽约州法令集》第455页。公立学校的负责人每年应向州主管教育部门送交学校工作报告。参见《增订纽约州法令集》第631页。

    ③若是某人认为自己受到学校管理委员（他是乡镇的官员）发布的文件的侵害，他可以向小学学监控诉，而小学学监的裁决是最终裁决，不允许再上诉。参见《增订纽约州法令集》第487页。

    在纽约州的法律中也随处可见，一些规定与我刚才作为例子引用的规定类似。但总体来说，这种集权化的倾向不强而且效果很小。在赋予州的主官们监督和领导下级人员的权限时，并没有赋予他们奖惩下级人员的权限。一般不允许同一个人既负责发号施令，又有权制裁违抗行为。所以，他没有制裁权，而只有命令权。

    1830年，一位学监在其提交给立法机关的年度报告中斥责学校管理委员没有根据他的意思传达他下发的总结。接着，他说：“若是再犯这种错误，我将依照法律规定，向管辖法院控诉他们。”

    ④比如，每个地方检察官有权追索50美元以上的各类罚款，但以法律没有将这项权限赋予另一个官员为限。参见《增订纽约州法令集》第1卷第383页。

    ⑤马萨诸塞州也有行政权集中的若干痕迹。比如，每年地方的学校管理委员会应向州办公厅主任送交报告。参见《马萨诸塞法令汇编》第1卷第367页。

    ⑥可参见《纽约州宪法》。

    而合理的学说为基础的。

    其中的大部分条款，已被所有立宪国家所采用，为我们所熟知。

    所以，在这里我只作简单的描述。将来，我再对我所介绍的一切进行评述。

    州的立法权立法机构分为两院——参议院——众议院——两个院的不同职能州的立法权归属两院，通常称第一个为参议院。

    参议院一般是立法机关，但有时也成为行政和司法机关。

    依据各州宪法的规定，参议院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参与行政工作①，而它通常是在官员竞选之时进入行政权领域的。

    当审理一些政治案件时，有时在审理一些民事案件时②，它也享有司法权。

    参议员的人数总不是很多。

    另一个立法机关，一般叫做众议院，它没有任何行政权，只在向参议院控诉公职人员时拥有司法权。

    两院议员的当选条件，在每个州几乎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由同样的公民，按照同样的方式选举出来的。

    参议员的任期一般长于众议员，是这两者之间唯一的差别。前者通常任期两年或三年，后者的任期则很少超过一年。

    法律授予参议员以任期长和连选连任的特权的原因，是要在立法机关内保留一些已经熟悉公务以及能够对新当选参议员产生有利影响的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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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7章 在叙述联邦政府之前必须先研究各州的过去 (5)

    美国人在把立法机关分成两院时，从未想过将其中的一个建成世袭的，另一个建成选举的。他们也不曾想让其中的一个成为贵族的机构，另一个成为民主的代表。他们的目的也不是令前者支持政权，令后者支持民意和人民的利益。

    将立法权力分开，从而抑制了国会的活动，还建立了审查法律的上诉法院——这正是美国现行的两院制带来的唯一益处。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验的积累，美国人发现，能带来这种好处的司法权分割，还是一种急切的需要。在整个合众国里，只有宾夕法尼亚州曾第一个想要建立单一的议会。

    在人民主权原则的逻辑推理的驱动下，富兰克林本人也同意了这项方案。可是不久，宾夕法尼亚州却不得不修改法律，而成立了两个议院。这样，司法权分散的原则得到了承认，因此人们以后就能想到，必须使立法权分属多个立法机构，这是一个早被证明的真理。这个几乎不被古代的共和国所知的真理，就像无数的伟大真理一样，刚一出世之时曾被很多现代国家所误解，但最终还是作为如今政治科学的一项公理而被传播开来。

    ①在马萨诸塞州，参议院不担任任何行政工作。

    ②例如在纽约州。州的行政权美国一个州的州长——他在立法机构面前的地位——他的权利和义务——他对人民的依靠州长是州的行政权的代表。

    我用“代表”这个词，并不是出于随意。实际上，州长正是行政权的代表，可他只行使他所拥有权力中的一部分。

    这位被称为州长的最高官员，既是立法机构的顾问，又是它的主宰者。否决权是他的武器，能够随意裁撤或至少延迟司法机构的行动。他向立法机构说明本州的需要，提出他认为足够满足这些需要的有效方法。他是立法机构对同全州有关的所有活动所作决定的当然执行者①。当立法机构休会时，他不得不采取各种恰当的措施，以避免出现骚动和意外危险。

    全州的军事大权由州长掌握。他既是武装力量的首长，又是国民军的司令。

    当人们依法同意的州的权威遭到否认时，州长可以率领州的武装部队镇压骚动，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

    最后，除因指定治安法官②而间接地参与地方的行政工作外，州长并不参与乡镇和县的行政工作，而治安法官经他委任之后，他也无权罢免。

    州长由公民选举，通常只能选任一到两年，这样就把他置于常常受到选他的大多数选民的严密监视之下。

    美国的行政分权的政治效果政府集权和行政集权之间存在的差异——在美国，行政不集权，但政府却相当集权——行政的极端分权在美国引起的不良后果——这种做法对行政工作的益处——监管社会的行政人员比不上欧洲的正规、文明和有学识，但他们的权力却比欧洲行政人员的大——这种做法在政治上的益处——在美国，国家意识表现在各个方面——被管理者对政府的支持——社会情况愈民主，就愈需要完善地方组织——原因“集权”是目前人们惯用的一个词，但通常来说，还未曾有人给它下个精确的定义。

    事实上有两种性质十分不同的集权，对此必须分辨清楚。

    某些事情，比如，制定全国性的法律和本国与外国的关系问题，是和全国各地都休戚相关的。

    ①事实上，有时州长也不执行立法机构通过的议案。一般是在立法机构投票表决一项议案的同时，便指定专人去执行。

    ②在许多州，治安法官并不是由州长任命的。

    而某些事情，就像地方的建设事业，则是国内的某一地区所特有的。

    我把前一类事情的领导权集中在同一个地方或者同一个人手中，这样的做法叫政府集权。

    而把第二类事情的领导权以同样方式集中的做法叫行政集权。

    这两种集权在某些地方界限不清，但从整体上来观察它们各自管辖的对象时，就很容易把它们区分开来。

    明显地，如果将政府集权与行政集权相结合，那它就能获得无限的权力。于是，它就会令人习惯于长期地完全不敢表达自己的意志，习惯于在所有问题上或天天表示服从，而不是在一个问题上或只是暂时地表示遵从。所以，它不但能用自己的权力制伏人民，还能利用人民的习惯来驾驭人民。它首先把人民彼此孤立起来，然后再逐个击破，让他们成为顺民。

    这两种集权彼此吸引，相互帮助，但我决不认为它们是不能分开的。

    路易十四时期，法国曾出现了最强大的集权政府，致使人们可以认为只有他一个人就能够制定国家的法律，并有权解释这些法律，对外代表法国和恣意妄为。他声称“朕即国家”，而且他总有道理。

    可在路易十四统治时代，行政集权的情形却大不如今。

    现代英国政府的权力也不小，政府集权达到了它可能达到的顶峰：国家就如同一个独立的个体在活动，它能够随意把广大的群众发动起来，集结自己的全部权力，并将它投放到它想去的任何地方。

    50年来完成了如此宏伟大业的英国，并没有实行行政集权。

    对我个人来讲，我无法想象一个国家没有强大的政府集权可以生存下去，特别是会繁荣昌盛。

    但我相信，行政集权只能令它管理下的人民衰颓消沉，因为它在不断消磨人民的公民精神。没错，在一定的时代和一定的区域，行政集权能够把国家所有的可以使用的力量聚合起来，但这会影响这些力量的再生。它也许会迎来战争的胜利，但也会缩短政权的寿命。所以，它也许对一个人转瞬即逝的伟大非常有帮助，但对一个民族的持久繁荣却无济于事。

    再强调一点，在人们讨论一个国家由于没有实行集权而无所作为的时候，他们几乎总指的是他们还没有真正理解的政府集权。有的人一再强调，德意志帝国从来就没有让它的力量产生可能取得的一切好处。我完全同意这个看法。可是，原因呢？因为全国的力量一直都没有集中，因为国家始终未能让全国人民遵守通行于全国的法律，因为这个有机整体内的几个各自为政的部分总有权利或机会拒绝同全国最高当局的代表合作，甚至在与全体公民的利益相关时也是这样；也就是说，是由于它没有政府集权。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中世纪。所以，在中世纪，封建社会发生了各种苦难；行政权、统治权，都被分掌在许多人手中，被分割成许多部分。因为完全缺乏政府集权，却最终妨害了当时的欧洲各国生机勃勃地向任何一个目标前进。前文已经提到，美国没有行政集权，也不容易在那里发现等级制度的踪迹。

    我认为美国的地方分权已经达到使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不是感到不愉快，甚至是觉得无法忍受的地步；而且这种分权在美国国内也产生了一些不良后果。可美国的政府集权同样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不难证明，美国国家权力的集中要比欧洲以往任何一个君主国家都高。每个州不仅只设一个立法机构，而且只设一个可以创造本州政治生活的行政机关；而且，通常也不准数个县的议会联合行动，以避免它们企图超越自己的行政权限而干涉政府的工作。在美国，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反对每州的立法机关。不论是特权，还是地方豁免权与个人影响，甚至是理性权威，都阻挡不了它的前行，因为它代表着多数人，而多数人又觉得自己就是理性的唯一代言人。所以，它能够随心所欲，除了它的意志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使它的行动受限。站在它一方并被它控制的，是负责用强力来迫使不满分子就范的行政权的代表。

    只在政府工作的一些细枝末节处，还有着一些弱点。

    美国的各共和州，不存在用来镇压少数人的常备军，不过少数人直到现在还没能发展到可以发动战争并让州觉得必须建立一支军队的地步。州在同公民打交道时往往是利用乡或者县的官员。例如，在新英格兰，由乡财产估价员来计算税额，由乡税收员征收计征税金，由乡司库把收到的税款移交州库，由普通法院审理税务纠纷。这样的征税办法不便而且迟缓，常常会妨碍大量需要款项的政府工作。通常来讲，凡和政府的生存有重大关联的事务，都该由政府自己委任并可以随时撤换的善于迅速处理工作的官员担任；不过，像美国这样创建起来的中央政府，总是倾向于按照需要去采取比较得力和有效的行动手段。

    所以，并非像人们通常所讲的，由于美国并未实行中央集权，新大陆的各共和州便将自行毁灭。可以说是美国各州的政府过于集权了，而并非是集权不够。关于这一点，我以后再来论证。每天各级立法会议都在侵吞政府的这种或那种权力，如同法国的国民公会所做的一样，试图将一切权力控制在自己手中。可是，像这样集中起来的社会权力却经常易手，因为它是从属于人民的权力的。它经常表现为缺乏理智和远见，因为它可以为所欲为。这也正是它的危险之处。所以，能够有朝一日让它覆灭的，正是它的力量本身，而绝非它的软弱无能。

    行政分权，在美国产生了几种不同的结果。

    在我看来，美国人几乎把行政从政府中完全独立了出来；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似乎违反了常识，越出了常规，因为即便在一些次要的事情上，全国也需有一个统一的制度①。

    州没有任命行政官员担任其境内各行政区划的固定公职，因而不能建立共同的惩罚制度，结果也就很少想到颁布全州统一的治安条例。然而，颁布这种条例，明显是

    ①我觉得，即使代表州的当局不亲自管理行政，也不应舍弃监察地方行政的权力。比方说，在每个县里指派一位州的官员担任固定的职务，赋予他审理该县及其所辖乡镇发生的犯罪案件的司法权。但若是不侵犯地方的独立，就能因此建立统一的制度吗？在美国，各县都没有派驻州官。在县法院之上，也没有任何司法机构，并且这些法院只在接到应予惩治的行政性犯罪案件时才会临时开庭。

    必要的。欧洲人在美国总见不到这种条例。这种表面上的紊乱外观，最初会让欧洲人觉得美国社会处于完全的无政府状态；而一旦他们深入考察事物的本质后，就会发现原来的看法并不正确。

    虽然有些事情关系到全州，但由于缺少管理它们的全州性的行政组织而导致无法统一进行。将这些事情交给乡镇或县，由选举产生的有规定任期的官员去办理，结果不是一事无成，就是坚持不了多久。

    欧洲的集权主义拥护者们坚信，由中央政府管理地方行政，比由不会管理地方行政的地方当局自己治理要好。这种看法，当地方当局无知，而中央政权有知的时候；当地方当局消极，而中央政权积极的时候；当地方当局惯于服从，而中央政权惯于工作的时候，可能都是正确的。我们甚至觉得，随着中央集权的增强，就会加速这种向两极发展的趋势，也就是说，当一方权能日益加大时，而另一方却日渐无能。

    可是，当人民能和美国人一样有知，关心自身的利益，并且习惯于思考自身的利益的时候，我认为这种情况就不会出现了。

    相反，在这种情况下，我坚信公民的集体力量永远能比政府的权力创造出更大的社会福利。

    我承认，在某种情况下不易找到唤醒一个沉睡的民族的方法，去使他们产生他们从未有过的激情和知识；我了解，说服人们应该为自己的工作去努力也很困难；让人们学习宫廷礼法的细节，通常比让他们去修理公众住房更能激起他们的兴趣。

    然而，我也相信，当中央的行政部门一心想要替代下级机构的自由竞赛时，它就算不是在自误，也是在误人。

    不管一个中央政府如何精明强干，也不能依靠自己去了解一个大国生活的一切细节，不能明察秋毫。它无论如何做不到这样，因为这样的工作已经远非人力所及。当它要独自制造这么多发条还要让它们发动的时候，其结果要么是不完美，要么是徒劳无功地白白消耗自己的精力。

    没错，中央集权容易促使人们的行动在表面上保持一定的一致。虽然这种一致源自爱戴中央集权，但人们却不明白这种集权的意图在哪儿，就像信神的人膜拜神像而忘记了神像所代表的是哪个神一样。最后，中央集权就会毫不费力地赋予国家的日常事务以秩序井然的外表，细致地制定出全国治安条例的细则，及时镇压小规模的叛乱、惩治轻微的犯罪行为，令社会维持既无实质的落后又无真正的进步的状态，令整个社会永远处于被官员们惯于称之为社会安宁和秩序良好的昏昏欲睡的按部就班的状态①。总之，中央集权保守有余，而创新不足。当它引发社会产生巨大动荡，或使社会

    ①我认为，以最集权的行政为被统治的人民提供社会安逸的最好代表是中国。我听一些旅行家说：中国人有安逸而无幸福，有百业而无进步，有保守而无创新，有严谨的制度而无共有的品德。在中国人那里，虽然社会仍然在前进，且前进得相当好，但决不是特别好。我觉得，一旦中国对欧洲人开放，欧洲人就会从它那里得到世界上现存的最好的行政集权的典范。加速前进的步伐时，就会失去控制的力量。只要它的各项措施都需要公民的帮助，马上就会暴露出这架庞大机器的弱点来，立刻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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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8章 在叙述联邦政府之前必须先研究各州的过去 (6)

    有时，中央集权的政府在迫不得已时，也想要向公民求援，但它却对公民们讲：“你们行事必须按照我的意思，叫你们做多少你们就做多少，必须做得与我想的分毫不差。你们只去管那些细枝末节，而别妄想去指导整体。你们要一声不吭地工作，等以后再根据结果来评定我的所作所为。”如此的条件如何能让人们愿意帮它呢？人们需要自由地行动，愿意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人们宁愿在那里停滞不前，也不想盲目地走向他们一无所知的地方。

    不可否认，对美国缺少每天领导我们每个法国人生活的那种统一制度我感到遗憾。

    偶尔会看到一些好像与周围的文明完全抵触的污点，有时候也遇到一些证明社会对人冷漠和不够关心的实例。

    因为在美国也同在其他国家一样，不乏源于一时的兴头和突发的冲动而引发的人民的行动，有些需要持续关注和严谨从事的公益事业，却是虎头蛇尾。

    欧洲人很难采用美国的那种复杂的乡镇行政制度，因为习惯于遇事就能找到一位几乎可以承办一切事务的官员。通常来说，美国忽略了可以认为能够使人民生活安逸和舒畅的治安细则；但是社会对人的主要保障，美国还是应有尽有的，这一点同其他国家是一样的。美国各州行使的权力不如欧洲井然有序且富于教育指导意义，却胜过欧洲百倍。世界上再没一个国家能够使它的人民最终为社会福利作出如此大的贡献。

    我还不知道哪个民族设立的学校有如此多的数量和如此好的效果，建筑的教堂如此适合居民的要求，修筑的乡间公路保养得如此完好。所以，到美国无须去找外观上的持久性和一致性，应去找对细节的详尽安排以及行政手续的完备规定①；我们在那里见到的，是一个确实有些粗犷，却饱含强大力量的权力机构，一幅常常发生意外，却富含生机和锐意进取精神的生活美景。

    让我说的话，我觉得比起由美国的乡村和县城从当地选出的官员管理，它们由远离它们和被它们永远视为异己的中央政权管理更为有效。如果让我判断的话，我相信当美国全国的行政被集中到一个人手上时，会将美国治理得更加安全，会让美国的社

    ①一位天才的作者在以美国的财政与法国的财政对比例证时说，智慧永远无法代替具体的知识，因此有理由责备美国乡镇预算中存在的混乱。在介绍过法国一个省预算的编制实例后他接着说：“因为一位伟人的值得称颂的创造，即中央集权，王国各地的地方预算，从小小的乡镇预算到大城市的预算，才能够有章可循和条理分明。”当然，我也佩服这项成果，但我看到拥有完备的会计制度的法国乡镇，大部分对其真正的利益一无所知，处于难以忍受的麻木不仁状态，致使人觉得社会是在等死而不是在生活。另一方面，我觉得美国那样的乡镇，虽其预算未按规定的章程编制，甚至也没有统一的格式，但其居民是聪明的、积极的和乐于进取的。我认为那里的社会一直在前进。这种情景使我惊异，因为我认为一个良好政府的主要目的不在于不顾人民的疾苦而建立一定的秩序，而在于为人民造福。所以我在思考，是否可以把法国的乡镇悲惨而预算制度完备，美国的乡镇繁荣而财政混乱的原因都归咎于我所说的这个道理呢？总之，我觉得恶中带善越多越好，善中带恶越少越好。

    会资源得到更为合理和合适的利用。不过美国人从地方分权制度中获取的政治好处，却使我对这一制度心驰神往。

    即便存在一个常驻的权威当局，它常常关心我的享乐不受干扰，扫除我前进道路上的所有阻碍，不用我对此操心，但正是这个把我生活中的任何一点小困难都照顾到的当局，假如是我的自由和生命的专制主人，包办整个社会的生活和活动，致使一旦它无精打采四周的一切也得了无生机，一旦它睡觉时四周的一切也得睡觉，一旦它死去时四周的一切也得灭亡，那它对我又有什么益处呢？

    有些欧洲国家，它的居民认为自己是外来的移民，对当地的命运漠不关心，对国内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他们都未参加，甚至并不确切明白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只是似乎感觉到了，或偶尔听过他人叙述某某事件而已。更夸张的是，他们对教堂教士的处境、街道的治安、自己村庄的遭遇，都无动于衷。他们觉得，这一切事情与他们都毫无干系，应该由强大的第三者——政府去加以管理。他们觉得自己只是作为一种拥有用益权的人来享有他们拥有的财产，对这些财产既无占有的思想，又无任何改良的念头。这种对自己麻木不仁的态度，竟然发展至当他们自身或其子女的安全遇到危险时，他们不但不去排除危险，反而坐等全国前来救援的地步。而且，虽然这种人能够完全牺牲自己的自由意志，但决不会比其他人更愿意遵从。没错，对一个小军官的随意摆布他们都会表示服从，但一旦部队撤退，他们就像战胜了敌人似的敢于违纪犯法。所以，他们会永远在任性和奴性之间摇摆。

    当一个国家达到这样的地步时，它就必须改造自己的民情和法律，否则它的公共道德的源泉就会枯竭，它虽然尚有百姓，但是已无公民，必会灭亡。

    我觉得这样的国家正在等待外国征服。若它还未从世界舞台上消失，那只是因为四周的国家跟它类似抑或还不如它。它还有一种无法定义的爱国本能，或者一种对昔日声望的盲目自豪，或一种对昔日荣誉的模糊记忆，但这些东西事实上都于事无补，只能让它在受压迫的时候产生自我保存的冲动。

    假如想以某些民族曾为保护他们好像是作为外来人居住的国家而作过巨大的贡献来证明他们是爱祖国的，那也是不对的，一旦深入考察之后，你会发现他们当时的主要动力几乎都是宗教。

    国家的长存、光荣和昌盛对他们来说，都属于神圣的教义，在保卫祖国的时候就相当于保卫他们都是其公民的圣城。

    土耳其人一直不参与社会事务的处理，可一旦他们觉得苏丹们的征服就是穆罕默德教的胜利，他们就会完成一些艰巨的任务。如今，这个宗教正在衰败，他们自身也在衰败，只有专制制度还存活在他们那里。

    孟德斯鸠认为专制制度具有特殊的威力，并说这是它自己造成的荣誉，但我想它不配享有这个荣誉。假如全靠自己，专制制度决不能持久。只要你认真研究一下，就会发现是宗教使专制政府长期兴盛的，而并非是它的威慑力量。

    无论你怎样找寻，除去人们意志的自由联合外，你在人们之间再也找寻不到真正的强大力量了。而且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宗教或爱国主义可以使全体公民永久地向同一目标前进。

    法律不能重燃已经熄灭的信仰，但可以让人们关心自己国家的命运。法律能够唤醒和引导人们心中若隐若现的爱国本能，而当这种本能与思想、激情和日常习惯相结合时，它就会变成一种自觉的和持久的感情。并且决不能说想要唤醒这种本能已经为时已晚，因为国家不会像人一样迅速地衰落。当每一代人出生在一个国家时，是作为即将掌控立法工作的新人而出现的。

    我最佩服美国的，正是它的地方分权的政治效果，而不是这种分权的行政效果。

    在美国，随处可以使人体会到有祖国的存在。从每个乡村到整个美国，祖国都是每个人关心的对象。公民关心国家的每一项利益就像关心自身的利益一般。他们为国家的光荣而自豪，夸耀国家获得的成就，坚信自己对国家的成就有所贡献，觉得自己随着国家的兴旺而兴旺，并为从全国的繁荣中获得好处而感到欣慰。他们对国家的感情类似于对自己家庭的感情，并且有一种自私心理促使他们去关注州。

    欧洲人总把公职人员看成政权的代表，但美国人却相信公职人员的工作是行使公民的权利。所以说，在美国是人服从正义或法律，而决不是人服从人。

    对自己他们也总有一些夸大，却几乎总是有益的想法。他们果断地相信自己的力量，相信它可以对抗一切。如果一个人想要做一番事业，即使这项事业与社会公益息息相关，他也不会求助于政府。将计划公布出来后，他就自己去执行，或请求其他个人的力量从旁协助，力排一切阻碍。毋庸置疑，其结果总是不如有州政府帮助时为好。不过从长远角度分析，所有私人事业的总结果却会超过政府可能做出的成果。

    因为行政当局只管民事，所以既不会引起人们的羡慕，当然也不会引起人们的厌恶；不过它的行动手段十分有限，所以大家觉得不能全都依靠它去办各项事业。

    于是，行政机关在行使它的职权时，并不是像在欧洲那样全靠自己。无须担心公民会不尽义务，因为公众的代表会采取行动。相反，每个人都会扶持、协助和支援行政机关。

    结合个人努力与社会力量，往往会完成最强大和最集权的行政当局所不能完成的工作。（Ⅰ）为证明上述的一切我还能举出好多事例，但我宁愿只举出一件，也就是举出一件让我最熟悉的事来作证明。

    在美国，政府当局掌握的发现罪行和追捕罪犯的手段并不是很多。

    美国不设行政勤务警察，也不知道护照是什么。美国的司法警察比不上法国的；检察官的人数极少，而且经常不是由他们主动提出对罪犯的起诉；对罪犯的审讯也很迅速，且只是口讯。可我猜测，任何一个国家的罪犯，漏网率也不会像在美国这样小。

    究其原因，正是人人都觉得提供犯罪的证据和擒拿罪犯与自己的利益相关。

    在旅美期间，我曾亲眼看见发生了一个重大案件的县的居民自动组织了一个委员会，目的就是为追捕犯人，并把他送交法院惩治。

    在欧洲，官员擒获在逃的罪犯时，算是罪犯倒霉，居民在这场斗争中只是看客；可在美国，罪犯都被视为全民公敌，人们群起而攻之。

    我相信对一切国家地方分权制度都是有益的，而对一个民主社会更是最为迫切的需要。

    贵族政体下，只有维持一定的秩序，才能永远确保自由。

    由于紊乱对统治阶级造成的损失比较多，因此他们特别关注秩序。

    换句话说，在贵族政体下，由于人民经常拥有有组织的力量，以准备随时去反抗暴君，所以人民就可以避免专制的过分压迫。

    没有地方分权制度的民主政体，是不会有抵抗这种灾难的任何保障的。

    在小事情上都不懂得运用民主的老百姓怎么会在大事情上使用民主呢？

    在每个人都软弱无权且没有任何共同的利益使其联合的国家怎么能抵抗暴政呢？

    所以，恐惧人民造反的人和恐惧政府专制的人，其实都应当同样希望逐渐发展地方的自由。

    我始终坚信，没有什么国家会比社会情况民主的国家更有受行政集权的制约的危险。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有许多，但最主要的是，这类国家通常的趋势，是政府的一切权力向直接代表人民的唯一权力机关聚拢，因为除了人民以外，再无其他，不过这个人民指的只是一大群完全平等的个人。

    可是，一旦这个权力机关具备政府的所有属性的时候，它便很难不去设法干预行政工作的细节，而且长此以往，它肯定能找到这样做的机会。在法国，我们已经亲眼看到了这种情况。

    法国大革命期间存在两个不应混淆的、方向截然相反的趋势：一个倾向于专制，一个倾向于自由。

    在古代的君主政体下，只能是国王制定法律。但在君主专权时期，残缺不全的地方分权制度的不少残余依旧依稀可见。这种地方分权制度原本就是很不一致，不够完善的，往往显得荒谬绝伦。但在贵族政体下，这种制度有时竟成为压迫的工具。

    法国大革命同时宣布，它既反对地方分权制度，又反对君主政体。它不分青红皂白，仇恨以前存在的一切，既仇恨专制统治，又仇恨能够遏止这种暴政的措施。这场革命本身不但是共和主义的，而且还是中央集权化的。

    法国大革命的双重特征，是专制统治的友人热衷精心引用的事实。当他们在保卫行政集权的时候，你敢说他们是在效忠于专制制度吗？显然不能，因为他们声称自己是在保卫大革命的主要成果之一。（k）如此，民众和敌人，即自由的公开偏好者和暴政的隐秘仆人，就都能享有人民的权利了。

    我曾经访问过地方自由制度高度发达的两个国家，聆听过竞相争取统治的这两个国家的那些政党的意见。

    在美国，我发现有人暗地企图破坏本国的民主制度；在英国，我发现有人大声疾呼反对贵族制度。可就是在这两个国家，所有人都认为地方自由是一件大好事。

    在这两个国家里，我听到公民们讲由各种原因导致国家的弊端，但唯独地方自由不在其中。

    我听到人们列举他们国家的强大和繁荣的一大堆原因，但他们在列举优点时，地方自由无疑是被放在首位的。

    我发现，虽然他们在政治学说和宗教教义方面明显不同，但在他们每天所见所感的，以此可以作出正确判断的唯一事实上却达成了一致的意见。我的这个发现是对的吧？

    只有地方自治制度不发达或根本不实行这种制度的国家，才不承认这种制度的好处。也就是说，谴责这个制度的人，其实根本不了解这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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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9章 美国的司法权及其对政治社会的影响 (1)

    英裔美国人保留了各国司法权上的共有特征——但司法权被他们变成了强大的政治权力——是怎样变的——英裔美国人的司法制度与其他国家在哪些方面有所不同——为什么美国法官有权宣布法律违宪——美国法官又是怎样利用这项权力的——立法者为防止其滥用这项权力采取了哪些措施根据写作计划，我要用专门的一章来讨论美国的司法权。因为美国司法权的政治作用极大，因此我觉得对此必须着重说明，以免由于我的一笔带过而使它被读者忽略了。

    除美国之外的其他一些国家也有联邦的组织。共和政体除了存在于新大陆的海岸外，也见于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代议制已经被欧洲好几个国家所采用。不过我还是认为，到现在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建立过司法权。

    对一个外来者而言最难理解的就是美国的司法组织。依他看来，几乎所有的政治事件都是求助于法官的权威的。所以，他理所当然地会得出结论说，在美国法官是很强大的政治势力之一。在此之后，当他考察法院的组织时，他一下子就可以弄清司法的特点和程序。他可以看到，法官貌似只是偶然干预公共事务，然而这种偶然性却是每天都会出现的。

    人们可以认为，在巴黎的最高法院驳回政府的法案或者拒绝给政府的法令备案时，或者在它本身传讯一个被控渎职的官员时，这都是司法权在发生政治作用。可是在美国，却看不到这类事情。

    美国人还是保留了司法权的为一切人所共知的特点。他们严格地把司法权限制在有章可循的范围之内。

    所有国家都是法院对案件进行裁判，这是司法权的第一个特征。若想让法院发挥作用，就必须有争讼的案件。若想要法官进行裁判，就必须有提交审理的诉讼案件。

    因而，只有存在依法提出诉讼的案件，司法权才有用武之地。虽然司法权就在那里，却可能不被行使。在法官审理一个案件却指责与此案件有关的法律时，他仅仅是扩大了自己的职权范围，而不是超出了这个范围。因为在审理案件之前，他必须对该项法律进行一定的判断。但如果法官在开始审理案件之前就对法律说三道四，那么他就是完全的越权，侵犯了立法权。

    只是审理私人案件，而不可以对全国的一般原则进行宣判，这是司法权的第二个特征。当法官判决某一私人案件时，因为他确信某一一般原则的所有推论都有毛病而认为它无效并加以破坏时，他并没有超出应有的职权范围。然而，当法官直接指责一般原则抑或没有待审的私人案件，并因此破坏了一般原则时，他就超出了一切国家都同意应该予以限制的法官的职权范围，因为他未经同意就取得了比一般官员更重要而且可能也是更有用的权限，所以他也因此不再是司法权的代表。

    只有在请求它的时候，用法律的术语来说，就是只有当它审理案件的时候，它才采取行动，这是司法权的第三个特征。这个特征没有其他两个特征普遍；然而我却认为，虽然有一些例外，但仍可以把这个特征看做最重要的特征。从司法权的性质来说，它本身不是主动的。如果要使它行动，就必须推动它。如果向它告发一个犯罪案件，它就会惩罚犯罪的人；请它纠正一个违法行为时，它就会加以纠正；请它审查一项法案时，它就会作出解释。然而，它不能主动去追捕罪犯，调查违法行为以及纠察事实。它一旦主动出面以法律的检查者自居，就会有越权之嫌。

    美国人保留了司法权的这三个显著特征。只有有人提起诉讼时，美国的法官才能审理案件。它不仅从无例外地只受理私人案件，而且往往要在接到起诉书后才采取行动。

    所以，美国的法官跟其他国家的司法官员完全相同，然而他们却被授予巨大的政治权力。

    这种情况产生的根源是什么呢？既然他们的权力范围和行动手段与其他国家的法官完全一样，那他们为何会拥有其他国家法官所没有的权力呢？

    其根源只在于，美国人认为法官对公民进行裁判的权力依据的是宪法，而不是法律。换言之，美国人允许法官不应用他认为是违宪的法律。

    据我所知，其他国家的法院偶尔也要求过这样的权力，然而它们却从来没有得到过。但在美国，所有方面都不否认法官的这项权力，从来没有一个政党，甚至是一个个人，提出过异议。

    对这个现象我们可以从美国宪法规定的这项原则中得到答案。

    在法国，公认的学说是，宪法是不可修改的，或被认为是不可修改的；任何权威均不得对宪法作出任何修改。（l）在英国，国会有修改宪法的权力。所以，在英国，宪法是可以被不断修改的，或者可以说它根本没有宪法。国会不仅是立法机关，还是制宪机构。（m）在美国，政治理论比较简单、合理。

    美国的宪法虽不像法国那样被认为是不可修改的，但也不像在英国那样可被公认的社会权威所修改。它是一部独树一帜的法典，是全体人民意志的代表，立法者和普通公民都必须遵守；但是可以按照规定的程序，在符合预先规定的条件下，根据人民的意志来加以修改。

    因此，美国的宪法虽然是可以被改动的，但只要它存在一天，一切机构和个人就必须服从。只有它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从这里不难看出，这些差异一定会对我所说的这三个国家的司法机关的地位和权力有所影响。

    如果法国的法院可以因为法律违宪而不服从法律，则法国的制宪权实际上就将掌控在法院手里，因为除了它们之外谁也无权解释、更改宪法的条文。因此，它们不仅会代替国家并且统治社会，而且司法权本身的弱点也会促使它们这样做。

    据我所知，在法国，法官无权宣布法律违宪，因此，法国的宪法修改权就间接地被赋予了立法机关，因为对它修改宪法没有合法的障碍存在。然而我却还认为，即使是部分地代表人民意志的人享有对宪法的修改权，也比除了代表自己谁也不代表的人享有对宪法的修改权要好。

    如果英国法官被授予可以抵制立法机构的意志的权力，那将更为不合理，因为议会除了制定法律也在制定宪法，这样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是由国王、上议院和下议院公布的法律，都不能被视为是违宪的。

    这两个推论对美国都不能适用。

    美国的宪法也像制约普通公民一样制约立法者。因而，美国的宪法位于一切法律之上，其他任何法律都不能修改它。可以看出，相对于法律来说，法院要优先服从宪法，也是正确的。这恰恰是坚持司法权宗旨，即法官所选择的合法的处置办法是其中最合乎根本大法的办法，作出这一选择是他的天然权利。

    法国的宪法同样是在一切法律之首，法官均有权根据它作出判决；然而他们在行使这项权力时，如果侵犯了比这项权利更为神圣的他们所代表的国家的权利，那么普通理由必须对国家理由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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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章 美国的司法权及其对政治社会的影响 (2)

    在美国，不必害怕这种危险，因为国家总是可以通过修改宪法的办法使法官服从。所以，在这一点上，政治和逻辑是相符合的，而且人民和法官也都保存了他们各自的特权。

    因此，美国的法官可以拒绝援引一项在他看来是违宪的法律。虽然这项权利是美国法官所特有的，却产生了非常大的政治影响。

    实际上，由于法律往往涉及私人利益，而且诉讼当事人在触及他的利益时也可以并且必然会向法院提出异议，所以法律很少能够长期逃脱法官的验证分析。

    从而，一项法律在法官办案中被拒绝应用之日起，便将立即失去其一部分的道德力。这时，利益受到损害的人就会找到不去履行该项法律所规定的义务的办法，致使这种诉讼案件开始增加，该项法律也变得无力。这样的结果就是，不是人民修改宪法，就是立法机构宣布废除该项法律。

    可见，美国法院虽被美国人赋予了无限的政治权力，然而在法院强迫他们服从的时候，他们还是可以运用司法手段来抵制，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这种权力的弊端。

    假如法官能够从理论方面并且通过一般方式对法律进行抵制，能够自主行动并且弹劾立法者，那他就明显地进入了政治舞台，成为了某一政党的支持者或反对者，使得全国人民陆续地加入战斗之中。然而，当法官在一件不太重要的政治纠纷和私人案件中抵制法律的时候，其抵制的重要意义可能就会被公众所忽视。这时，他的判决只关乎个别人的利益，并且法律也仅仅是偶然遭到了损害。

    除此之外，遭到损害的这项法律并没有被废除，它的实际效力还没有中止，仅仅是它的道德力减弱了。该项法律只有经过一步步的抵制并且在无数判例的反复验证下，才能作废。

    而且也容易理解，允许私人弹劾法律，将对法律的审判与对人的审判紧密地结合起来，还会使法制不致轻易地受到攻击。通过采用这种办法，可以使法制免于天天遭到政党的侵扰。因为指责立法者的错误要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所以必须服从实际的需要，即实事求是和有据可查。

    我很清楚，美国法院的这种做法不仅对公共秩序十分有利，而且对自由也十分有利。

    如果法官仅仅从正面来攻击立法者，他有时就不敢这样做；但在另一些时候，党派精神的驱使，又使他敢于如此。这样，当制定法律的权力机关变得软弱时，法律就要受到攻击；当这个机关变得强大时，人们便会老老实实地服从法律，不敢吭声。也就是说，当人们感到对自己最为有利的是尊重法律时，法律经常会遭到攻击；相反，当法律容易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压迫时，反而会受到尊重。

    但是，美国的法官是被动登上政治舞台的。因为有要审理的案件，而他们又不能拒不审理。需要由他们定案的政治问题，往往关乎当事人的利益，只要他们承认正义，他们就必须审理。他们履行法官职业的严肃职责，就是在尽公民的义务。可以说，在这种制度下，法院对立法机构进行的司法弹劾，要扩及所有的法律，就必须差别对待，因为有些法律决不会引起那种被称做诉讼的针锋相对的争端。即使这种争端有可能出现，也没有人愿意将它送交法院来解决。

    美国人也经常会感觉到这种办法的不便之处，然而他们甘愿修修补补，也不作彻底修正，他们害怕修正以后在各种案件上会有危险的后果产生。

    到目前为止，人们为反对议会政治的专横而筑起的强大壁垒之一就是授予美国法院这种范围有限的可以宣布某项法律违宪的权力。

    授予美国法官的其他权力在美国，所有公民都有权向普通法院控告公职人员——他们如何行使这项权利——法兰西共和国第八年宪法的第七十五条——美国人和英国人无法理解这一条的意义我不知道谈一谈在像美国这样的自由国家，所有公民均有权向普通法院的法官控告公职人员，和所有法官均有权判处公职人员的问题是否有必要，因为人们认为在自由国家这些都是很自然的。

    在行政官员犯法时责令法院惩治他们，是法院行使其禁止犯法的当然权利，而不是授予法院以特权。

    依我之见，美国让全体公职人员对法院负责，并没有削弱政府的权限。

    相反，我觉得美国人在这样做的时候，加强了政府应当享有的尊重，并且政府也更加注意工作，以免遭到批评。

    我从未见到过哪个国家的政治诉讼案件像美国那样少，而且我也可以很容易地说明原因。不论案件是什么性质，诉讼总是一件困难并且费钱的事。通过报章杂志指责一个普通人很容易，然而要把他拉到法庭上受审，就必须有适当的理由。所以，要依法对一个官员起诉，就必须有控诉他的正当理由。假如官员们害怕被控告，那么他们就一定不要向人们提供这样的理由。

    美国人所采用的共和制度并不是这种情况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同样的情况也可以每天发生在英国。

    这两个国家的人民都不曾认为将国家的主要官员置于法院的监督之下会对他们的独立产生保证。在他们看来，依靠普通老百姓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提出的小诉讼程序来确保自由比依靠他们从未求助过的或很晚才能提出的大诉讼程序，更加有利。

    在中世纪，面对很难抓住在逃罪犯的情况时，法官在逮捕几个罪犯之后，往往要对这些落网的人处以可怕的酷刑，然而这并未使犯罪案件的数目减少。自此以后，人们就会发现，越是正确和温和的审判，就越是有效。

    美国人和英国人都主张应该把虐待和专横作为盗窃，因此他们简化了审讯程序，同时也减轻了刑罚。

    法兰西共和国第八年公布的一部宪法的第七十五条中写道：“部长级以下的政府官员因职务关系而犯罪时，只有根据行政法院的决定才可被捕。这时，可向普通法院起诉。”

    第八年宪法已经被废除了，但这一条至今却仍被保留，而且每天都会遭到公民的公正抗议。

    为了使美国人和英国人理解第七十五条的意义，我曾多次向他们解释，但是我却很难做到这一点。

    他们原来认为，法国的行政法院（le conseil  d’etat）是王国中央常设的一个大法院；然而要把所有的原告都推到那里去，这就是一种暴政。

    不过，我再三解释，告诉他们行政法院是其成员直接隶属于国王的行政机构，而不是一般所说的司法机构。所以国王钦命他的一个叫做省长的臣仆在违法之后，可以钦命另一个叫做行政法院法官的臣仆去使前者免受惩处；当我向他们介绍由于君主的敕命而受到损害的公民只能向君主本人请求赔偿损失的时候，他们总是指责我胡说和无知，不相信天下会有如此荒诞的事情。

    大革命以前，在法国君主政体时代，逮捕犯罪的公职人员往往是由最高法院下令的。有时候王权会进行干涉，令诉讼无效。于是，专制政体暴露出它的真面目，即人们仅仅是在压力之下才屈服于它。

    可以看出，我们又倒退到我们祖先所处的状态，因为今天的法国，在司法权的掩盖下使依靠暴力而强加于人的事情，得到了合法的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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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1章 美国的政治审判

    作者对政治审判的看法——在法国、英国和美国，人们是如何理解政治审判的——在美国，政治法官仅仅审理公职人员——在他的判决中，撤职多于刑罚——政府常用的手段是政治审判——考虑到美国的政治审判是温和的，但也许正是因为温和，它才是多数掌握的最强大的武器在我看来，政治审判就是暂时被赋予审判权的政治团体进行的判决。

    在专制政府统治下，另给审判规定专门的程序是不起作用的，原因在于起诉人是以君主的名义控诉被告的，但君主是法院和全国的主人，他认为除了自己拥有的权力以外，再也不必寻找另外的保障。在他看来，唯一可怕的，倒是人民要坚持司法制度的表面手续和由于主张按手续办事而对他的权威产生损害。

    然而在多数表决对法院的影响从来没有像君主专断对法院的影响那样大的大多数自由国家，往往由社会的代表本身在任期内行使司法权。有人认为，与破坏国家统一的必要原则相比，把这些权力暂时合并在一起，还是比较好的。

    英国、法国和美国，在各自的法律中都规定了政治审判。对这三个大国对政治审判的不同运用进行考察，倒是很有意思的。

    在英国和法国，国家的最高刑事法庭①是由贵族院（上院）组织的。这个法庭通常并不审理政治罪行，然而它有权这样做。

    众议院（下院）是与贵族院并列而享有起诉权的政治机构。在这方面两国存在的唯一差别是：在英国，下院能向上院控诉任何它要控诉的人；但在法国，众议院仅能向贵族院控诉国王的大臣。

    除此之外，两国的贵族院都可依据本国的规定按照刑法来打击犯罪分子。

    美国也和欧洲一样，这两个司法机构中众议院享有控告罪犯的上诉权，而参议院享有判处罪犯的判决权。

    然而，参议院仅能查封众议院追诉的财物,而众议院则能向参议院控告公职人员。

    ①在英国，某些民事案件的最高上诉法院也由贵族院组织受理。参见布莱克斯通著作第3卷第4章。

    （《英国法释义》第3卷，伦敦，1809年，第57页）所以，美国参议院的权限没有法国贵族院的权限大，但美国众议院的起诉权却大于法国众议院的权限。

    美国与欧洲相比，最大差别在于，在欧洲，政治法院能应用刑法的一切条款；但在美国，当政治法院剥夺了犯人原来担任的公职并宣布他将来不得担当任何公职以后，它就算完成了任务，下一步的处理就是普通法院的职责了。

    假设美国总统犯了叛国大罪。

    此时，先由众议院弹劾总统，接下来由参议院宣布罢免他的职务。然后，他才到陪审团出庭受审，只有陪审团能剥夺他的自由或生命。

    以上就是对我们所讨论的问题的真实写照。

    欧洲人依法进行政治审判一般都是审理重大的刑事罪犯，而不论罪犯是什么出身、什么等级并且在国内担任什么职务。为了进行这种审判，就要临时组织一个被授予法院的一切特权的政治审判团。

    这时，司法的法官由立法机构的成员担任。他们可以认定罪行，选择适用的法律条款，对犯人进行处罚。在他们行使法官的职权时，法律也给他们设立了所有必须履行的义务，要求他们遵守所有的司法程序。

    法国、英国这两个国家的政治法院在审理一个犯罪的官员并且惩治他的犯罪时，要依法免去他的职务，甚至能宣布他以后不得担任任何公职。然而在这时，政治上的免官和停职不是对职务本身的判决，而是判决的附带结果。

    所以，在欧洲，与其说政治审判是行政措施，不如说是司法行为。

    美国的情况与之不同。很容易看出，美国的政治审判与其说是司法行为，倒不如说是行政措施。

    不错，从形式上来看，因为要使参议院作出判决，众议院必须履行司法手续和遵守诉讼程序，所以参议院的决定是司法性的。从判决的理由来看，由于一般说来，参议院必须以普通法上规定的罪行作为它判决的根据，所以参议院的判决也是司法性的。然而，从判决所处分的现象来看，参议院的判决却是行政性的。

    如果说美国立法当局的主要目的，在于将司法大权作为一个政治机构的武器来运用，则这个政治机构就不会把自己的行动局限在对付公职人员上，因为国家最危险的敌人也许并不担任任何公职。实行共和政体的国家中，因为这种国家的政党的最大利益是掌权，而且往往是势力越大越非法夺权，所以情况更是如此。

    既然美国立法当局为了防止犯罪而赋予社会本身以法官的身份去惩治重大罪行的权限，则政治法院的措施也要依据刑法典的一切规定。但是，因为行政撤职处分对那些企图推翻法律本身的人来说，作用并不大，所以这仅给了政治法院一个不完备的武器，而且这个武器还不能打击最危险的犯罪行为。

    所以，美国政治审判的目的主要是撤销滥用权限的官员的权力，并且不让他在将来再取得这种权力。就像人们所见到的，这是一种行政措施，只是其具有司法判决的形式。

    ①不能罢免一个官员，但是能剥夺他的发号施令权。

    所以，美国人在这方面创造了一种混合制度。他们的政治审判无权进行严厉的惩处，只能作行政撤职处分。

    整个政治审判制度都贯彻这项规定。这样我们可以明白，美国及其各州的宪法为何规定文职官员要受参议院的司法管辖，却排除了可能犯有令人可怕的大罪的军人。

    可以说，在文职方面，美国不存在能被撤职的官员，因为有些是终身制的官员，而另一些是在他们当选后的任期内不能被罢免的官员。若想剥夺他们的权力，就必须由法院来审处。然而，军人直接隶属于国家元首，而国家元首本人同样是文职官员。假如判决国家元首有罪，就相当于在打击全体文武官员①。

    假如把美国和欧洲的制度进行对比，将会在它们各自产生的效果方面看到非常明显的不同。

    在法国和英国，政治审判被人们视为一种非常的武器，只有在拯救社会免遭重大灾难时才能运用。

    必须承认，欧洲实行的这种政治审判之所以经常威胁着人民的自由和生命，是因为其违反了分权的保护主义原则。

    在美国，政治审判决不威胁公民的生存，只是间接地侵犯了分权的原则。因为它只打击因渎职犯罪而被它惩治的人，所以不像在欧洲那样盘旋于所有人的头顶。

    它既不令人生畏，效果也不显著。

    所以，美国的立法机构只把它作为政府的一般管理手段，未把它视为防治重大社会弊端的万应良方。

    依据这个观点，它在美国对社会的影响也许比在欧洲更为实在。当然，我们也不可以被美国立法在政治审判方面做出的温和表现所迷惑。首先应当明确，美国进行政治审判的法庭，它的成员和它所受的影响同负责刑事审判的法庭相同，这就为政党的互相报复情绪提供了一种几乎无法抗拒的动力。虽然美国的政治法官不能像欧洲的政治法官那样严惩罪犯，然而他们作无罪宣判的情况却极少。他们所作的判决并不使人产生畏惧，但很贴合实际。

    在组织政治法庭时，欧洲人主要是为了惩罚罪犯，但美国人却以剥夺罪犯的权利为主要目的。美国的政治审判，可以被看做一种预防措施。所以，政治法官没必要拘泥于刑法条文的精确定义。

    美国法律在给切合原义的政治罪下定义时表现出的模棱两可的态度最令人吃惊。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第二条第四项写道：“总统、副总统和合众国的一切文职官员，凡受叛国罪、贿赂罪或其他重罪轻罪的弹劾并被判定有罪时，应被免职。”而大部分州的宪法，对政治罪写得更不明确。

    《马萨诸塞州宪法》写道：“州参议院是受理和判决州众议院对本州的一个或①《马萨诸塞州宪法》第1章第2条第8项。

    ②参见伊利诺伊州、缅因州、康涅狄格州和佐治亚州的宪法。

    一些渎职和施政不善官员的控诉的全权法院。”①《弗吉尼亚州宪法》写道：“因施政不善、贪污、失职或其他重罪轻罪而使本州受损失的一切官员，将受州众议院的弹劾。”有些州的宪法使公职人员承担了无限的责任，因为它根本没有举出任何罪名②。

    但是，我敢这样说，美国法律是由于它本身的温和性，所以才在这方面表现得如此可怕。

    我们已经说过，在欧洲，一个官员受到刑罚的结果是被撤职和被剥夺政治权利；但在美国，这种处分自身就是刑罚。结果，便产生了以下的局面：在欧洲，虽然政治法院被授予令人生畏的权限，它有时却不知怎样使用；并且因为害怕惩罚过重，而根本不去惩罚。在美国，人们并不反对不致造成人身痛苦的惩罚，但对判处政敌死刑以剥夺其权利的做法，则视为一种耸人听闻的谋杀。美国人认为，斗争的公正结局是宣布政敌没有资格行使他的权利而予以剥夺，同时给他自由并且不伤害他的生命。

    但是，对被判决的大多数人来说，这种非常容易作出的宣判，也是极其痛苦的。

    一些罪责大的犯人也许完全不在乎，不把判决放在眼里；而普通犯人，却会把宣判看做令他们失去地位且名誉扫地的判决，看做这是判处他去过那生不如死的可耻无为的生活。

    所以，虽然美国政治审判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看起来并不可怕，然而实际上却是十分厉害的。政治审判虽然是为政者获得多数选票的非常重要的手段，但它并不直接被施于被治者。它让立法机构拥有每天都可行使的适度的常规权力，却不授予它只在危急时期才能行使的无限大权。假如授予的权力不够大，虽然行使方便，却也容易被滥用。

    所以，我觉得美国人不让政治法院作刑事判决的原因，相对于防止立法暴政本身来说，更重要的是为了防止立法暴政产生出最可怕的后果。总而言之，我不知道我是否可以说美国实行的政治审判，是多数到现在为止掌握过的武器中的最强大武器。

    当美国的共和政体开始衰败的时候，我认为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检验我的说法，因为只要看一看政治审判的数量是否上升就可以了。（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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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2章 联邦宪法 (1)

    综上所述，我介绍了作为独立整体存在的每一个州，还介绍了各州人民采用的不同机构以及他们拥有的行动手段。不过，被我以独立体考察的各州，在部分特定情况下必须服从于一个最高的当局。我现在就来考察授予联邦政府的这部分主权，并对联邦的宪法进行一下了解①。

    联邦宪法的历史第一个联邦的起始点——它的缺点——国会向制宪权呼吁——从向制宪权呼吁到宣布新宪法用了两年时间正像我已经说过的，在上一个世纪末期同时摆脱英国羁绊的十三个殖民地，具有一样的宗教、一样的语言、一样的民情和几乎一样的法律，并与共同的敌人进行着斗争，因此可以说它们有强大的理由使彼此联合起来，结合成一个单一的独立国家。

    但是，由于它们一开始就是单独存在的，拥有管理各自地区的政府，所以各自特有的利益和习惯也就形成了，对于会让它们各自的重要性消失于整体的重要性中的坚固而完整的联合就表示厌恶。因此，两个互相对立的趋势出现了：把英裔美国人推向联合是第一个趋势，把他们推向分裂则是第二个趋势。

    只要同母国的战争继续下去，现实的必要性就会让联合的原则获得胜利。最初建立的这种联合法律虽然还有一些缺陷，但是共同的纽带却不顾这些缺陷而继续存在着②。

    但是自缔结和约之后，立法最初的缺点就暴露出来了：国家好像一下子就解体了。每个殖民地都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要求享有完全的主权。宪法把联邦政府弄得软弱无力，也不会再有共同的危机感作为它的支柱，于是，联邦政府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船舶上悬挂的国旗被欧洲大国凌辱而丝毫没有办法，而且当时它也根本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对付那些印第安人，以及支付独立战争时期所举债款的利息。当联邦政府

    ①参看《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②参看1778年起草的第一部联邦宪法的有关条款。这部宪法在1781年才被美国全国采用。

    再参看《联邦党人文集》对这部宪法第15至22条的分析以及斯托里先生在《美国宪法释义》第85～115页中所作的分析（波士顿，1833年）。①这项声明是国会在1787年2月21日发表的。见斯托里《美国宪法释义》第107页。

    ②制宪会议只有55人，其中包括华盛顿、麦迪逊、汉密尔顿和两个莫里斯。

    ③不是由各州的立法机构接纳的。人们为了这个目的专门选出了代表，并在各州召开的代表会议上，对新宪法进行了深入的讨论。

    快要毁灭时，它自己才正式声明无能为力，并呼吁制宪权①。

    如果说美国有一个时期曾经达到了使它的居民一直向我们显现其自豪的想象力的荣誉顶点，那正是在国家机构几乎可以说是主动放弃统治权的最高潮时期。

    在任何一个时代，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民族为赢得独立而进行坚强斗争的壮观景象，更何况，美国人为了摆脱英国人的束缚所作的努力又被过分夸大了。美国隔着大洋，距敌人约有1300里约（3800英里），而且还有一个强大的同盟者在支持着它。它之所以能够坚持取得胜利，首先是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其次才是因为它的军队士气以及公民的爱国心。美国的独立战争怎么能跟法国大革命的战争相比呢？或者说美国人的努力怎么能跟法国为抵抗全欧的进攻所作的努力相比呢？当法国在抵抗全欧的进攻时，它没有钱，没有地方举债，也没有同盟者，唯一能做的就是投入二十分之一的人力去迎敌，用一只手去扑灭国内熊熊燃烧的大火，然后用另一只手在国外挥舞火炬。

    但是，看见一个伟大的民族在立法者通告说他们政府的车轮已经停止转动后，仍然能稳稳当当、不慌不忙地进行自省，深入检查故障出现的原因，并用了长达两年的时间去寻找医治方法，而在找到医治方法时又能不流一滴眼泪、不流一滴血地自愿服从它，反而使人们觉得这是社会历史上的一件新鲜事。

    当他们觉得第一部联邦宪法有缺陷时，之前起来鼓舞他们革命的那股政治激情只是有一部分消沉了下去，但是制定宪法的所有伟人都还健在。这对美国来说就是两件幸事。虽然负责起草第二部宪法的制宪会议的人数很少②，但在当时，却荟萃了新大陆最精明、最高尚的人物，而它的主席就是乔治·华盛顿。

    这个全国委员会经过长期的思考，最终建议人民接受至今仍然治理着美国的那部基本大法。所有州都相继接受了它③。经历了两年空白的时期，新的联邦政府在1789年开始工作。因此，美国革命结束之时，就是法国大革命开始之时。

    联邦宪法概要关于联邦当局与州当局之间的权力——州政府的常规为制定普通法——而联邦政府则以制定普通法为例外美国人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就是要将主权划分得既可以使组成联邦的各州继续在一切与本州的繁荣相关的事务上管理自己，又可以使联邦所代表的全国性政府仍然是一个整体，从而满足全国性的需要。这个问题是复杂而又难以解决的。

    如果想事先用一种准确而又比较全面的方法把分享主权的这两个政府的权限分别

    ①见联邦宪法修正案；《联邦党人文集》第32篇；斯托里《美国宪法释义》第711页；肯特《美国法释义》第1卷第364页（托克维尔引自詹姆斯·肯特：《美国法释义》第一版）。

    还应该指出，在任何情况下，联邦宪法都没有授予国会以决定某些问题的特权，而在国会认为合适时，却可以拥有这项权力。例如，虽然国会有权制定关于破产的普通法，每个州也可以制定自己的破产法，但是在提交法院立案前需要经过讨论才可以制定。这是一项法律程序。（后来，1898年国会制定过联邦破产法）②正如之后所述，这个法院并不直接审理案件。

    ③《联邦党人文集》第45篇对联邦与各个州之间的这种主权划分作了如下解释：“宪法授予联邦的权力是有明确规定的，并且为数不多；而分给各个州的权力则没有明确规定，并且为数很多。前者主要表现在对外，例如宣战、媾和、谈判和通商；而留给各州的权力，则扩及普通法院管辖的所有事务，例如州内的生活、自由和开发问题。”

    在本书中我将要经常引用《联邦党人文集》。在之后成为联邦宪法的那项法案刚刚向人民提出并为人民接纳的时候，当时已经出名的和后来更加出名的三位人物，就是约翰·杰伊、汉密尔顿、麦迪逊，曾经通力合作向全国人民宣传人民已经接纳的法案的优点。为了这个，在报纸上他们连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后来又将这些论文集成一本书。他们发表这些论文时署名为联邦党人，集成书后还是用的这个名字。（中译本名《联邦党人文集》。——译者）《联邦党人文集》是一部好书，尽管它是专为美国而写的，但亦为全世界的国务活动家所必读。

    ④见联邦宪法（第一条）第八项；《联邦党人文集》第41篇和第42篇；肯特《美国法释义》第1卷第207页及以下几页；斯托里《美国宪法释义》第358～382页，第409～429页。

    划分开来，那是不可能的。

    一个国家的一切生活细节有谁能预见呢？

    联邦政府的义务和权利是简单而又容易界定的，因为联邦的结成就是为了解决某些全国性的重大需要；而每个州政府的义务和权利就比较复杂了，因为州政府已经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一切细节。

    所以，宪法当时对联邦政府的职权便可以作出明确的规定，并可以宣布凡是规定中没有包含的事项均属于州政府的职权。结果，州政府的常规就成了制定普通法，而联邦政府则以制定普通法为例外①。

    但是，人们当时就曾经预见到，有些问题实际上可能并不在为这个例外的政府明确规定的职权范围之内，而由各州自己设立的普通法院来解决又会有一定的危险，因此设了一个联邦最高法院②。这个联邦最高法院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法院，而在这两种相互竞争的政府当中维护宪法规定的分权，就是它的职权之一③。

    联邦政府的职权授予联邦政府的媾和、宣战与征收一般赋税的权力——内政事务它可以管辖——联邦政府在某些方面要比旧法兰西王国的国王政府还要集权在人民之间，每个人民只是一个独立的人；而一个国家为了便于联合对外，就特别需要一个统一的政府。

    所以，国家便授予联邦政府媾和、宣战缔结商约、征集部队和筹建舰队的专权④。①在这方面，还有一些其他的权力，例如，制定关于破产的普通法，颁发专利证书，等等。很容易发现，对这些方面进行全联邦干预是很有必要的。

    ②这时，它的干预也是间接性的。例如，我们将在以后叙述的，联邦政府是通过它的法院来干预的。

    ③联邦宪法第一条第十项。

    ④联邦宪法第一条第八、九、十项；《联邦党人文集》第30～36篇，第41～44篇；肯特《美国法释义》第1卷第207页、第381页；斯托里《美国宪法释义》第329页、第514页。

    但是在指导社会的内部事务方面，对一个全国政府的需要并不迫切。

    尽管这样，还是有一些与全国利益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只有交给一个总的当局才能得到有效、合理的处理。

    所以，联邦政府被授予同货币的价值相关的所有事务的决定权，管理全国的邮政，有权铺设将全国各部分连接起来的交通干线①。

    一般说来，每个州政府在本州境内都是自主的。但是，有些州可能会滥用这种自主，并因措施莽撞而危害整个联邦的安全。在发生这种很少见的情况时，联邦政府就可以依据之前就有的明文规定干预各州的内部事务②。所以，加入联邦的各州虽然有权修订或改订自己的立法，却不允许制定追究以往的法律，也不得在本州内组织贵族集团③。

    最后，为使得联邦政府能够清偿其所负的债务，而将不受限制的征税权赋予它④。

    当仔细考察联邦宪法规定的分权制度时，也就是一方面考察分给各州的那部分主权，另一方面考察联邦留有的那部分大权时，很容易就能发现联邦的立法者都对我之前提出的政府集权具有十分明确和合理的认识。

    美国不仅仅是一个共和国，还是一个联邦。但是在美国，国家权威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欧洲一些君主专制的大国还要集权。我在这里只列举两个例子。

    法国总共有13个最高法院，它们绝大部分只有解释法律的权力，而不准上诉。另外，一些被称为“国中国”（pays  d’etat）的省份，在代表国家的最高当局制定税法之时，有权力拒绝同最高当局合作。

    而在美国，如同只有一个立法机构可以立法一样，也只准许有一个法院可以解释法律。所以，在这两个主要的问题上，旧法兰西王国还没有美国集权程度来得深，但是美国只是联合了几个共和国——是各州的集合体。

    在西班牙，某些省份有权力制定本省的税法，而按照其本质来说这项权力应该是属于国家的。

    在美国，只有国会有权力调整各州之间的商业关系。所以，在这一点上，联邦政府比西班牙王国还要集权。

    没错，在法国和西班牙，在关键的时候，王权总是能凭借武力做根据王国宪法它没有权力去做的事情。从结果来说，其行为虽然是一样的，但在这里我讲的是理论。

    联邦权知道联邦政府明确的活动范围之后，就应该研究一下它是如何活动的。

    立法权立法机构主要分为两支——两院的建立方式不相同——州独立的原则在建立参议院方面获得胜利——国家主权学说在组建众议院方面占据优势地位——宪法只在国家建立初期时合乎逻辑，由此产生的独特效果在联邦的权力机关组建之时，很多方面都遵循了各州宪法早已定下的制度。

    联邦政府的立法机构由参议院和众议院构成。

    调和的精神，就使得这两个议院得以按照不一样的原则组成。

    在前面我已指出，在起草联邦宪法时，曾经面对着两种互相对立的利益，这两种利益就产生了两种互相对立的意见。

    有些人想把联邦建成一个各州保持相互独立的联盟，或者是一种召集各州代表来一起讨论与大家共同利益相关的某些问题的大会。

    还有一些人想把美洲各个殖民地的所有居民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单一的国家，并给他们建立一个即使权力范围有限，但能在这个范围之内作为国家的唯一单独代表而进行活动的政府。这两种理论的实践结果，将会是不大相同的。

    例如，如果所建立的不是一个全国政府，而是一个联盟，那么法律的制定将取决于州的多数票，而不取决于整个联邦人民的多数票，因为每个州不管大小，到那个时候都将保留自己的独立政权，并以完全平等的资格参与联邦管理。

    而如果把整个美国的所有居民组成单一的国家，那么法律的制定当然只能取决于公民的多数票。

    由此可见，一些较小的州如果同意实行这种主张，就得在涉及联邦主权时完全放弃自己的独立存在，使自己从一个与联邦完全平等的政权变成一个大国的微不足道的部分。前一种方法会把它们交给一个不合理的政权，而后一种方法又会把它们吞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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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3章 联邦宪法 (2)

    在这两种情形下，即当利害与理论相互对立之时，理论总是要败给现实。最后，立法者采取了一种折中的方法，就是将理论上不可调和的两种制度强行调和起来。

    州独立的原则在组建参议院方面获得了胜利，而国家主权学说则在组建众议院方面占有优势。

    每个州都会向国会推选两名参议员，而众议院的议员人数则按照人口比例来规定①。

    ①国会每10年就会重新规定一次各州应该推选的众议院代表的人数。1789年，众议院的议员总数为69（65）人，而到1833年就已经增加到240人。见1834年版《美国大事记》第194页。

    宪法规定每3万人选1名众议员，但是并没有规定最低人数。国会觉得不应当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众议员的人数。和这项限制相关的第一部法令，于1792年4月14日颁布。见斯托里《美国法律》第1卷第235页（3卷本，波士顿，1827年）。它规定每33000人中选出１名众议员。关于这个问题的最近一部法令于1832年颁布，其中规定每48000人中选1名众议员。有权力选举代表的人口数，包括全体自由人和五分之三黑人。根据这样的规定，纽约州现在有40名众议员，但是只有2名参议员；而在特拉华州有2名参议员，但是只有1名众议员。所以，特拉华州与纽约州在参议院是平等的；而在众议院，纽约州的影响则是特拉华州的40倍。所以，如果控制了参议院的多数票，就可以使得众议院的多数票无能为力，而这也是和立宪政府的精神背道而驰的。

    这一切清楚地表明，要在参议院和众议院之间合乎情理地将立法工作的每个部分连接起来是一件多么复杂和困难的事情。

    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同一个国家里，总会有一些不同的利益产生，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权力出现。当它要制定宪法的时候，这些不同的利益和权力就会互相对立，成为任何一项政治原则想达成其一切效果的必然阻碍。所以，只有在社会初步建立的时候，法律才能完全合乎逻辑。当你看到一个国家享有这种好处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急着下结论，说它是明智的，而应当想到它还年轻。

    在联邦宪法制定以后的一段时期，英裔美国人之间仍然存在着截然不同的相互对立的两种利益：每个州的各自利益和联邦的全国利益。必须使这两种利益相调和。

    但是应该承认，至今联邦宪法的这一部分并没有产生人们最初曾经担心过的不良后果。

    每个州都还很年轻，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有一样的民情、观念和需要。

    因为大小或强弱而造成的差距，还不足以使它们的利益过于悬殊。所以，从来没有见过几个小州在参议院中联合起来一起反对大州的提案。而且，表示全国意志的法律条文拥有不可抗拒的力量，以至于面对众议院的多数表决时，参议院也没有能力反驳。

    除此之外，也不要忘记，美国的立法机构只是在代表人民立法，而不承担将人民组成一个单一国家的任务。当初建立联邦宪法的目的，并不是要取消每个州的独立存在，而是为了缩小这种存在的范围。所以，立法机构在向第二级政权下放一项实权（而且不能再次收回来）时，事先就放弃了强制它们服从多数表决的意志的习惯做法。有了这个规定，各州的影响力也就融入联邦政府的影响力里面了，就没有什么反常的了。这只是在确认既成事实，即对已经被承认的权力不能压制，只能扶持。

    参议院与众议院的其余差别由州立法机关提名选举参议员——由人民提名选出众议员——对参议员进行二级复选——对众议员进行一次选举——两种议员的不同任期——职权参议院与众议院的不同之处，不仅表现在代表制度的原则方面，也表现在选举的方式、议员任期和职权差异等方面。

    由人民提名选出众议员，而由各州的立法机构提名选出参议员。

    一个是直接选举的结果，另一个则要经过两个阶段的选举才能产生。

    众议员的任期只有2年，而参议员的任期则有6年。

    众议院只有立法的权力，它所分享的司法权仅限于对公职人员的弹劾。参议院要对立法工作进行协助，审理众议院向它提起诉讼的政治罪案件。同时，它也是全国的最高执行机构，总统缔结的条约也要经过它批准才能生效。总统提出的法案和所颁布的任命，同样必须经过参议院的同意才能最后生效①。

    行政权②总统的靠山——总统的选举和总统的责任——总统在其职权范围之内的自由——参议院只能监察总统，而不能指导总统——总统的薪俸在就职时进行规定——搁置否决权当时美国的立法者面临着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那便是要创设一种既能依靠多数，又能有足够的力量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自由行事的行政权。

    为了维护共和制度，行政权的代表要服从全国人民的意志。

    总统是经过选举产生的最高行政长官。总统的荣誉、总统的财产、总统的自由、总统的生命，都在不断地要求总统正确行使自己的权力以回馈人民。而且他在行使这一权力的时候，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参议院不仅在监督他与外国的关系，而且还在监督他如何用人，所以他既不能腐化自己，又不能被人腐化。

    联邦的立法者们已看到，如果行政权拥有的稳定性和力量不能大于每个州所给予它的稳定性和力量的话，那么行政权就不能严肃而有效地完成自己的任务。

    总统任期为4年，连选时可以连任。为了将来能够连任，总统会热心地为公共福利工作。

    宪法规定总统是联邦行政权的独一无二的代表，并且防止他的意志从属于一个委员会的意志，因为这既是一种削弱政府行动的做法，又是一种降低执政者责任的危险做法。参议院有权使总统的某些法令无法生效，但是不能强迫总统采取行动，也不能与总统分享行政权。

    立法机构可以直接对行政权采取行动，但我们刚才已经说过，美国人总是想方设法不这样做。当然，这种行动也可能会是间接的。

    例如，两院都有取消公职人员的薪俸的权力，可以以此来剥夺他们的一部分独立；而法律的主要制定者就是两院，又会使得公职人员对两院是否会逐渐将总统按照宪法授予他们的那部分权力拿走的问题表示担心。

    这种受制性的行政权，就是共和制度固有的缺陷之一。美国人一直不能破坏立法机构想要控制政府的趋势，但是他们却使这种趋势变得不那么不可抗拒了。

    ①见《联邦党人文集》第52～56篇；斯托里《美国法律》第199～314页；宪法第一条第二、三项。

    ②见《联邦党人文集》第67～77篇；宪法第二条；斯托里《美国法律》第315页、第518～580页；肯特《美国法释义》第255页。在任职之初总统的薪俸就已经被规定了，而且对他的任职期限也是有规定的。除此之外，总统还将搁置否决权作为自己的秘密武器，这种否决权可以使总统不让那些可能会损害宪法授予他的独立性的法律得以通过。但这也只能在总统与立法机构当中形成不平等的斗争，因为立法机构如果要坚持它的方案，总是可以战胜总统的抵抗的，但是总统有了搁置否决权，至少可以迫使立法机构重新考虑它的方案，而且在重新审议议案时必须有三分之二的多数人支持才能够通过。

    除此之外，搁置否决权也是向人民提出的一项呼吁。这样一来，就使得如果没有这项保障就可能在暗中受到压迫的行政权有权提出申辩，可以让人民听取它申辩的理由。但是，立法机构如果仍然坚持它的方案，那么它总能战胜对它的抵制吗？对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宪法，不管它的性质怎样，都必须要求立法者要依靠公民的良知和德行。在共和国中，这一点比较容易实行和被人看到，而在君主国，这一点就比较难以实行，并且总是被小心翼翼地掩盖起来。但是，这一点肯定只是存在于某一方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法律能够预先定出一切，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能够代替得了理性和民情。

    美国总统的地位与法国的立宪国王在哪些地方有所不同在美国，行政权就像其所代表的国家主权一样，是有限制的和例外的——在法国，行政权就像是国家主权一样，可以扩及所有事务——国王是其中之一的立法者——总统只是法律的执行者而已——两种权力的任期产生的其他不同——总统被束缚在行政权的范围之内——国王在这方面是自由的——虽然有此种种不同，但是法国更近似于共和国，而美国则更近似于君主国——再比较两国依附于行政权的官员人数行政权对国家命运起着重大的作用，所以在这里，我必须先详细讨论一下它在美国占有什么地位。为了对美国总统的地位能有个清楚明确的认知，最好对比一下美国总统的地位和欧洲的一个立宪君主国国王的地位。

    我在进行这种对比时，对权力的外在标志并不太重视，因为这种标志很容易转移研究者的目光，对研究者很少有什么引导作用。

    当一个君主国慢慢变为共和国的时候，虽然王权实际上已经消失了很久，但是行政权仍然使国王保留着头衔、荣誉以及财富。尽管英国人斩了一位国王的首级，把另一位国王从王位上赶走，但是他们在面对这些君主的继承人时，依然习惯于跪着谈话。

    另一方面，当有些共和国落到独裁者控制之下时，这个独裁者的生活却能依然简朴，不慕虚荣，保持谦逊的作风，好像自己并没有处于万人之上。当皇帝们大权在握，对其他同胞的财产和生存进行专横统治时，在谈话中人民称他们为恺撒，而事实上，他们却又能屈尊到朋友家里做客。

    所以，应当揭开面纱，深入探究其内部。

    在美国，由联邦和各州共同分享主权；而在法国，主权是一个不能分割的整体。

    我觉得，美国总统与法国国王的最大、最主要的不同之处就是由此而来的。

    在美国，行政权与其所代表的国家主权类似，是有限的和例外的；而在法国，行政权则与国家主权类似，可以扩及所有事务。

    美国人有一个联邦政府，而法国人则有一个全国性的政府。

    这就是自然导致美国总统地位不如法国国王地位的一点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第二个重要原因，就是两者所代表的主权有着不同的内涵。确切地说，我们可以把主权定义为制定法律的权限。

    法国的国王，实际上就是主权的化身，因为法律没有经过他的批准就不能生效。

    同时，国王也是法律的执行者。

    虽然美国总统也是法律的执行者，但是他并没有实际参加立法工作，因为他同不同意并不影响法律的存在。所以，他肯定不是主权的化身，而只是主权的代理人。

    法国的国王不仅是主权的化身，还参加立法机构，并从中得到一份权力。他参与国会的一个议院的议员提名，并能够以自己的意志终止另一个议院议员的任职期限。

    而美国总统是不参加立法机构的组建工作的，当然也不能解散立法机构。

    国王与国会能够分享法律的提案权。

    但总统却没有这样的提案权。

    在国会的两院中，国王都有一定人数的代表，在国会中这些代表解释他的观点，支持他的意见，使他的施政纲领获得胜利。

    总统不可以成为国会的议员，他的阁僚也与他一样，均被国会排除在外。他只能运用间接的方法使自己的影响和意见进入国会这个大衙门。

    所以，法国的国王和立法机构的地位是平等的，没有国王，立法机构不能活动；而离开立法机构，国王也不能活动。

    而总统却像是一个低级的和从属的权力，被排除于立法机构之外。

    总统在行政权上的地位好像与法国国王的地位很接近。但是即使在行使这项权力的时候，总统也会因为地位低下等重要原因而感到屈辱。

    首先，法国国王的权力在任期上就比美国总统的权力优越。要知道，任期是权力的一项重要因素。人们只会对长期存在的东西表明爱戴和敬畏。

    美国总统是选任4年的一个行政官，而法国国王则是一个世袭的君主。

    在行使行政权时，美国总统自始至终都受到一种忌妒性的监督。他可以缔结但是不能批准条约，他可以提名但是不能直接任命官员①。

    ①总统虽然在任免联邦官员时必须征求参议院的建议，但是宪法对此的规定却含糊其辞。

    《联邦党人文集》在第77篇中好像主张建立批准制度；但在1789年，国会却以充分的理由宣称：总统既然自己负责，就不应该强迫他任用没有得到他信任的成员。见肯特《美国法释义》第1卷第289页。在行政权方面，法国国王绝对是主人。

    美国总统对自己的行动负责，法国法律则规定国王的人身是不可受到侵犯的。

    第24章 联邦宪法 (3)

    当然，不论是法国国王，还是美国总统，都需要受到作为一种指导力量的舆论的影响。在法国，这个力量不如在美国那样明显，没有被人公认，没有正式写进法律里面，但是这种力量确实在法国产生着作用。在美国，这种力量通过选举和法院判决来产生作用，在法国，这种力量则是通过革命来产生作用。尽管两国的宪法不同，但是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舆论实际上都是具有统治作用的力量。所以，说到底，在两国，法律的原动力都是一样的，尽管在两国，这个原动力的发展有过于自由和不够自由的差别，而发展的结果又总是不一样的。从本性来说，这个原动力实质上是共和主义的。所以我觉得，拥有国王的法国近似于共和国，要比拥有总统的美国近似于君主国的程度更甚。

    在上面的叙述中，我只是着重指出了主要的不同点。如果要深入细节的内容，那么对比的结果会更加令人惊讶。但是，这说得已经过多了，而我本来还想简省些说的。

    前面，我已经指出，美国总统的权力只能限于在他拥有的那部分主权之内行使，而法国国王的权力则可以在所有主权的范围之内行使。

    我能证明，尽管法国国王的统治权已经大得惊人，并通过无数渠道深入管理个人利益，但他在行使这项权力的时候又超过了其自然极限。

    除了国王统治权的这种影响以外，我还可以指出任用大部分公职人员所带来的后果。这些公职人员，基本都是代替国王行使行政权的。如今，法国公职人员的总数已经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多达138000人①，应该把其中的每个人都看做权力的一分子。相比之下，美国总统没有任用公职人员的专权，而且他所任用的人数根本没有超过12000人②。

    可使行政权的影响增强的偶然原因美国拥有的对外安全——观望政策——为数6000人的军队——只有几艘军舰——虽然总统拥有大权，但是没有行使的机会——有行使机会时，总统也很软弱无力如果说美国的行政权没有法国的行政权强大，那么它的原因与其说在于法律，还不如说在于环境。

    一个国家行使行政权的技巧和力量的机会，主要就在它跟外国打交道的时候。

    ①全国每年支付给这些人数众多的公职人员的薪俸为2亿法郎。

    ②每年美国在一本名叫《美国年度大事记》的年鉴中宣布公职人员的人数。这个数字是由该年鉴的1833年版摘来的。（第11卷，华盛顿）从上述就可以得知，法国国王雇用的人数为美国总统的11倍，而法国的人口只比美国多150%。

    美国的生存如果不断受到威胁，它的重大利益如果每天都同其他大国的利益交织在一起，那么行政权的威望将会随着人们对它的期待和它自己的作为而提高。

    不错，美国军队的统帅是总统，但是这支军队却只有6000名士兵。他也指挥舰队，但是这支舰队却只有几艘军舰。他主要管理联邦与外国的往来事务。但事实上，美国没有邻国。它与世界的大部分大洲隔着汪洋大海相望，它独霸海洋的欲望还不是很强烈。它没有敌人，它的利益只是偶尔同地球上其他国家的利益发生冲突。

    美国总统掌握的大权几乎近似于王权，只是没有应用的机会。他拥有的权限，现在也只能在极其有限的范围之内行使。法律允许他强大，但是环境却使他软弱无力。

    法国的情况与此不同，法国王权的力量是巨大的，其来自环境的要多于来自法律的。

    在法国，行政权不断地与巨大的阻碍进行斗争，并用强大的手段去克服这些阻碍。它不用去修改宪法，就能因为自己所处理的事务的广泛性和所主要管理的事件的重要性，而增加自己的力量。

    法律假如使它也像在美国那样软弱无力或是限制重重，不久，它的影响也会因环境因素而大大加强。

    美国总统为了领导国务工作可以不需要在两院取得多数一个立宪君主的建议如果不能得到作为立法机构的两院的同意，他就不能进行统治，这在欧洲已经成为定论。

    但是大家知道，美国曾经有好几位总统在立法机构失去多数支持，但是并没有被迫放弃权力，也没有给社会造成严重的灾难。

    我听见有人引用这个事实来证明美国行政权是独立的，有力量的。但是，只要仔细思索一下，我们就会发现，情况正好是相反的，这个事实只能够证明美国的行政权是软弱无力的。

    欧洲的一位国王，他需要得到立法机构的支持，来实现宪法给予自己的广大无边的任务。欧洲的立宪君主不仅仅是法律的执行者，他们还要想方设法使法律的执行完全符合自己的意志，而法律如果有反对他们的地方，他们还能够使法律无效。国王需要国会来制定法律，而国会则需要国王来执行法律。这两个权力机关彼此缺了谁都不能生存，一旦双方失去和睦，政府的车轮就会停止转动。

    在美国，总统没有权力阻止法律的制定，他对执行法律的义务也不能回避。他的诚挚热心的合作，对推行政府工作无疑是有用的，但是也并非绝不可少的因素。他的所有重要工作，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立法机构的约束；而当他能够完全摆脱立法机构的控制时，他几乎也做不成什么事情。所以，能够使他同立法机构作对的，不是他的力量，而是他的软弱。

    在欧洲，国王与国会一定要和睦相处，因为两者之间一旦发生冲突，可能就是很严重的；而在美国，这样的和睦并非必不可少，因为他们之间不可能发生斗争。

    选举总统总统选举制度的危险性随着行政大权的扩大而增加——美国人能够接受这种制度，是因为他们可以不需要强大的行政权——为什么环境会有利于建立选举制度——总统的改选为什么不会改变政府的原则——总统的改选对下属官员的仕途有何影响一个大国采用选举的制度来确定行政权的首脑，其危险已经为经验和历史学家充分证明。

    所以，我想以美国为例谈一谈这种危险。

    人们所担心的是因为选举制度而产生的危险，会由于行政权所占的地位和它在国家中的重要性，以及选举方式和当时国家的环境而有大有小。

    人们指责国家首脑选举制度的论据，是说对野心家而言，这种制度具有非常吸引人的诱惑力，会强烈地促使野心家去争夺权利，从而，合法的手段经常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而当权力即将离开他们时，他们就会诉诸武力。

    不难发现，行政权越大，诱惑力也就越大；觊觎者的野心越强烈，就越是不断地有二流的野心家来支持他，因为这些二流野心家希望能够在他们的候选人获得胜利后分享权力。

    所以，选举制度的危险性将会随着行政权对国家事务的影响的加强而同样增强。

    发生在波兰的历次革命不仅应当归因于一般的选举制度，而且还应当归因于当选的官员成了一个大君主国的首领。

    由此可见，我们在讨论选举制度的绝对好处之前，先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即了解一下有意采用选举制度的国家的地理位置、国家的法律、国家的习惯、国家的国情和民意是否允许在这个国家建立这样一种软弱而又受到制约的行政权。在我看来，既然想让国家的代表人具有强大的权力，却又想用选举的方法来产生这个代表人，这就是在表达两种互相对立的意愿。据我所知，要让世袭的王权过渡到民选政体，可用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先对王权的活动范围进行限制，再逐渐取消它的特权，最后使人民一步一步地习惯于即便没有王权的帮助也能生活。但是，这样的想法在欧洲的共和主义者身上却从来没有过。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之所以憎恨暴政，是因为他们受到暴政的欺辱。广大的行政权并未使他们受到损害，他们只是攻击暴政的起因，而并没有察觉到将这两者联系起来的密切关系。

    至今我还没有看见过一个人愿意冒着荣誉和生命的风险去争当美国总统。由于美国总统的职位是短暂的，而且还要受到限制和制约。这就好比赌场上必须有大注的吸引，才能让那些绝望的赌徒孤注一掷。至今，也没有一个候选人可以激起人民的热烈同情和过激情感，进而去支持他。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当上政府首脑后，也只能使他的朋友们分享到很少的一点权力、财富荣誉，而且，他在国内的影响不大，没有能力在他当权时左右本派人的事业成败。

    世袭君主政体有一个很大的好处：一个家族的个体利益跟国家利益永远紧密相关，所以它在任何时刻都不会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我不讨论这种君主国的事务是不是要比共和国主持得好，但是不管是好还是坏，它总有一个人在尽力主持着。

    而在选举首脑的国家中要临近选举，甚至在选举的前一段时间内，政府的车轮就好像自行停止转动了。不错，这个时候，能够制定适当的法律，使选举加速进行和立即进行完毕，可以不让行政权出现空位；但是，即使这样做了，立法者的苦心人们也不会理解，他们仍然会觉得行政权处于空位。

    只要临近选举，行政权的首脑唯一考虑的事情便是即将开始的斗争。他不再前进，也不会提出什么新的企划，只会懒洋洋地处理那些或许将要由另一个人来完成的工作。1809年1月21日杰斐逊总统（选举前六个星期）写道：“我现在已经这样接近我的退职期限，所以我可以不再参加实际工作，而只是提出我的意见。我觉得，让我的后任自行采取他将实行和要负责的措施，是合理的。”（这段话出自杰斐逊致詹姆斯·门罗的一封信，见《杰斐逊文集》第9卷第243页，纽约，1898年）而在全国，人们的所有目光都集中于一点：瞪眼看着即将开始的分娩的阵痛。

    行政权管理国务的范围越大，它的经常性活动也就越多，越有必要，那么由此产生的危险也就越严重。在一个已经习惯于受到行政权统治或者好听点说是治理的国家中，选举必定会形成一次激烈的震动。

    在美国，行使行政权时可以慢慢腾腾的而不受指责，因为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软弱无力，受到多重限制的。

    当选举产生新的政府首脑时，国家的内外政策方面几乎总是会出现一段动荡时期。这就是这种制度的主要弊端之一。

    而且，这一弊端的严重程度，会与授予当选首脑的权力的大小成正比。在古代罗马，尽管执政官每年一换，但政府的工作原则却始终没有变化，因为元老院掌握着指导权，而且它是个世袭机构。在欧洲大多数的君主国中，若国王是选举产生的，那么在每次进行新选举时，王国都要改头换面。

    在美国，虽然总统对国务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他并不主持国务，压倒所有的权力都掌握在代表全国人民的议员手中。所以，能够改变政治准则的只有全国人民，而不是总统个人。因此，在美国选举行政权首脑的制度，就不会对政府的稳定性产生不利的影响。

    但是，缺少稳定性毕竟是选举制度一个固有的缺点，以至于在总统本来就已经很小的活动范围之内，这个缺点仍然表现得十分明显。

    美国人想得很对，行政权的首脑为了更好地履行职务，承担所有责任的重担，就应当有充分的自由去亲自挑拣下属和随意罢免他们，而立法机构则应该主要是监督而不是指导总统。但是，由此就会产生下列结果：进行新的选举，所有联邦官员的命运就好像处于悬而不决之中。

    在欧洲的立宪君主国中，人们总是抱怨行政机关的小职员的命运时常决定于大臣们的命运。其实在选举政府首脑的国家，这种情况就更为严重了。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在立宪君主国，接任的大臣过不了多久就能上任，而行政权的主要代表并没有改变，改革活动也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所以，这种国家的行政权的变化就主要表现在末节方面，而不是表现在原则方面。在这里，因为不是用一种制度去马上代替另一种制度，所以不至于引起一场革命。而在美国，却是每隔四年就会依法进行这样的革命。

    至于说这种立法会不会给个人造成不幸，我们应该承认，在美国，官员命运的不固定性还没有产生曾经在别处出现的灾难。在美国，自食其力地寻找生活出路就容易得像丢掉官职一样。虽然丢官后有时会过不上舒适的生活，但是绝对不会因此而失去谋生之道。

    在本节开头我就说过，以选举这一方式产生行政权首脑的危险性的大小，因采用这一制度的国家所处的环境不同而有所不同。

    虽然行政权的范围受到限制，它在法律上的地位也不够强大，但是它对国家的对外政策的影响却是极大的，因为除非由一个人经手，否则谈判就不能开始并顺利进行。

    当一个国家的形势越是不定和艰难时，它就越是需要有一项首尾一贯的坚定的对外政策。这种情况下，采用选举制度确定国家首脑，也会更加危险。

    美国人对全世界的政策是很简单的，可以说别人不需要他们，那么他们也不需要别人。他们的独立从来没有受到过威胁。

    所以，在他们那里，行政权的职能既要受到环境的限制，又要受到法律的限制。

    总统可以经常改变他的观点，但是国家不会因此遭殃或毁灭。

    不管行政权首脑怎样选举，选举之前和选举的时候，就是全国的骤变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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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5章 联邦宪法 (4)

    如果一个国家的内忧越大，那么它的外患也就越大，而这个时候的危机对国家而言更有危险。欧洲的国家每当产生新首脑的时候，总是在为被人征服和陷入无政府状态而担忧。

    在美国，社会已经被组织得不需要帮助就可以自立。美国从来没有遇到过外患。

    美国的总统选举是件鼓舞人心的大事，而并不是导致毁灭的举动。

    选举方式美国的立法者在选择选举方式时所表现的才能——建立一种特别的选举团——这些特别的选举团分别投票——众议院在什么情况下应该被召去选举总统——自现行宪法生效以来12次选举的概要除了固有的危险以外，还有很多来自选举方式，但这些是经过立法者留意就可以预防的危险。

    当全国人民带着武装到公共场所去选举他们的首脑时，除了会有选举制度本身存在的危险以外，还有可能会特别地有这种选举方式产生的内战的危险。

    当波兰的法律允许国王的选举被一个独夫否决时，就等于这项法律在唆使人们去杀掉这个独夫，或是预先规定了无政府状态。

    随着深入研究美国的制度和仔细考察它的政治与经济状况，我们发现，人们在那里的发迹跟他们的能力是非常类同的。美国是一个新兴的国家，但是它的人民却在很早以前就已经习惯于自由：这是美国内部秩序得以维持的两个重要原因。而且，美国肯定不担心会有人来征服它。美国的立法者们得益于这些有利条件，因此很容易创立一种软弱而有依附性的行政权，使他们在创立行政权时既可以采用选举制度，又可以不带来什么危险。

    剩下的需要他们做的，就只是从不一样的选举制度中选择出危险性最小的制度，并且使它在这方面规定的准则正好符合本国的自然条件和政治制度所提供的保障。

    这期间，最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找到一种可以充分表达人民的真正意志，并且不至于激发人民的情感，能够让他们尽量减少政权空位感的选举方式。起先，他们采用简单的多数通过法律的办法。但是这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情，因为人们为了获取这个多数，对拖延时间就并不担心，而拖延时间也恰恰是立法者们想要避免的。

    事实上，当选举在一个大国中进行时，很少有人能够在第一轮投票的过程中就获得多数。在由地方势力比较强大、发达的数州联合而成的共和国中，这种困难就显得更大。

    为了排除第二种阻碍而提出的办法，就是将全国人民的选举权都委托给一个能够代表全国人民的机构。

    这样的选举方式，就为多数的形成增加了机会，因为选举的人越少，意见就越容易趋于一致。这种办法也有利于人们作出良好的选择。

    然而，是应该把选举权委托给本身就代表了全国人民的立法机构呢，还是要再建立一个以选举总统为唯一目的的选举团呢？

    美国人就选择了后一种办法。他们觉得，要让那些被推选去制定普通法律的人再负责选举全国的首席行政官，就不能全面地代表民意；另外，他们当选为议员早就已经超过了一年，而他们代表的选民此时极有可能已经改变了主意。美国人断定，如果委托立法机构来选举行政权的首脑，议员们便会在选举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受贿和参加各类阴谋活动；而这些特别选举人也会像大陪审团的成员一般，在群众之中默默无闻，并不为人所知，甚至他们在应该行动的时候才正式出面，只用上短短几分钟时间投投票而已。

    所以，决定每州提出一定名额的选举人①，然后委托他们去选举总统。但是，就

    ①同一个州的选举人聚集在一起投票，把被选举人的得票名单送往中央政府所在地，而不在当地报道获得多数票的结果。如我前面所述，实施选举制的国家的这种负责选举政府首脑的团体，要成为争吵和阴谋的中心。有时它会篡夺不属于它自己的权力；而它的议而不决与随之而来的争吵不休，有时又会把国家拖到破产的边缘。所以美国人便决定，在同一天让选举人投票，而不必非要把他们召集在一起开会①。

    这种两阶段的选举方式就有助于产生多数，但也不能保证就一定会产生多数，因为正像这些选举人的委托人可能会有观点的分歧一样，这些选举人也可能会有观点的分歧。

    在这种情况下，就要从下列三种办法中任选其一：重新指定选举人，由原来的选举人再行协商，或者交给另一个权力当局去选举。

    前两种办法除了不够可靠外，还会拖延时间，带来无休止的可怕争吵。

    所以，第三种办法就被他们采用了，他们规定要将选票密封送交参议院议长，并且指定一个特定的日子，当着参议员和众议员的面开封计票。如果开封计票后，发现没有一个候选人获得多数票，那么就由众议院直接选举总统，但是也为众议院规定了权力范围。众议院只能从原来得票最多的三个候选人当中选出一个人当总统。

    就像大家已经看到的，只是在极少数和不容易预见的情况下，才会将选举总统的工作交给众议员去实行，而且他们也只能从已经作为特别选举人的强有力多数指定的人当中选出一人当总统。这是一种较好的权宜办法，它把人民的意志应该要受到尊敬，与迅速进行选举和国家利益不受到破坏这三者结合起来了。此外，让众议员分享权力去解决问题，也不一定能够解决所有难题，因为在众议院能不能获得多数仍存在疑问，而且宪法对此也并没有提供补救方法。不过，由于规定了必备的候选人资格，把候选人只限定为三人，再让一个摆脱偏见的立法机构从中去选定，这种方法就基本排除了它本来只有某种可能克服的所有障碍②。至于其他一些障碍，就是选举制度本身所固有的了。

    自联邦宪法生效的44年以来，美国已经选过12次总统。

    有10次是由每个州的特别选举人在本州投票后选出的。

    众议院只执行过两次它能够分享的这种特殊权力：第一次是1801年选举杰斐逊先生，第二次是1825年选举昆西·亚当斯先生。

    选举是紧急时期可以把选举总统的时期看成全国的紧急时期——为什么——人民的激情——总统的忧虑——选举热潮以后的平静

    ①这个时候，实际上总统不是根据众议院的多数票，而是根据每个州的多数票当选的。所以，纽约州对投票选定总统的影响就不如罗得岛州。可见，最初是将全联邦的公民视为一个整体，才从全国范围进行投票的，而当公民们的观点不一致后，又把权力分给每个州，由每个州的代表去分别投票。

    这也是联邦宪法中存在的一个奇怪现象，它只能用互相对立的利益的冲突来进行说明。

    ②但是，杰斐逊在1801年还是经过36次投票才当选的。

    我已经讲过有哪些有利的环境会促使美国采用选举首脑的制度，而且也指出立法机构为消除这种制度的危机而采取的预防措施。美国人已经习惯于进行各种各样的选举。

    经验让他们学会允许热潮发展到什么程度或者在什么地步应该阻止热潮的发展。美国幅员辽阔和居民分散的特点，使得政党之间的冲突不像在其他国家那样明显和具有破坏性。即使是在全国选举时形成的政治环境，至今也没有引起过任何真正的危险。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把美国选举总统的时期看成是全国的紧急时期。

    总统对选举进度的影响，毫无疑问是微小和间接的，但是这个影响却可以扩及全国。总统的选举对每一个公民来说可能无关紧要，但是对全体公民却很重要。要知道，一项利益不管再怎么微不足道，当它一旦成为普遍利益时，就会有巨大的重要性。

    跟欧洲的一位国王相比，毫无疑问，美国的总统根本没有多少方法来培植私党。

    但是，由他任免的职位，却多得足以让成千上万的选民直接或间接地关心总统的成功和失败。

    此外，在美国，政党也像在其他国家一样，感到大家需要团结在一个人的周围，以便更加容易地为群众所理解。所以，它们一般都以总统候选人的名字作为象征对象来为自己服务，让这个人作为代表去具体实现本党的理论。促使选举对自己有利是它们的重大利益，但不是依靠当选总统来让自己的学说获得胜利，而是通过总统的当选证明自己的学说获得了多数。

    在特定的选举日到来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之内，选举是最重要的而且可以说是全国唯一一件所有人都在关心的大事。所以，每个党派又积极活动起来，在这个时候，只要是能够想象出来的党派激情，便在这个幸福安静的国家里荡漾起来。

    而在任的总统，则是专心于自卫。他不再为了国家的利益去处理任何政务，而只是为了再次当选忙碌着。他为了获得多数而去讨好选民，他不但不按照他职责所要求的那样去控制自己的激情，反而经常随意发作。

    随着选举的临近，各种阴谋活动也日益积极起来，而选举的热潮也更加上涨和扩大。公民们分成几个对立的阵营，每个阵营都高举着自己候选人的旗帜。这个时候，全国都气氛热烈，选举也就成了报纸的头条新闻、私人交谈的重要的话题，所有行动的目的，所有思想的中心和当前人们的唯一兴趣。

    不错，选举的结果一旦公布，这种热情随即就会消失，所有的一切又恢复了平静，之前看起来好像即将决堤的河水，又悄悄地流在原来的河道里，但是，看到这场本来可以刮大的风暴，又怎么会不让人感到惊奇呢？

    总统的连选连任行政权容许首脑连选连任，说明政府本身在变质，或者有人搞阴谋，甚至是腐化——美国总统的整个思想被连选连任的愿望统治着——在美国，连选连任有其特别害处——民主的自然弊端在于使所有权力逐渐屈服于多数的微小愿望——总统的连选连任就更为助长了这种弊端当初美国的立法者容许总统连选连任，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猛一看来，不准行政权首脑连选连任，好像是不合理的。谁都知道一个人的才能和品格会给整个国家的命运带来影响，特别是当国家处在危难环境和紧要关头的时候！根据某些法律，公民被禁止连选连任首席行政官，这就使得公民失去了帮助国家繁荣和拯救国家的最好措施。而且可能还会产生一种异常的结果，即当一个人证明其有很好的管理才能时，却被政府排除在外。

    毫无疑问，这些论点都是很有力量的。但是，难道我们不能举出更有力的论点去反驳它们吗？

    民选政府的自然弊端就是搞阴谋和腐化。当国家首脑可以连选连任时，这种自然弊端将会无限制地扩大，并危及国家本身的生存。一个普通候选人如果想要依靠阴谋达到目的，就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施展他的诡计。而国家首脑出现于候选人的名单上，却可以借助政府的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前一种情况下，那个候选人拥有的只是薄弱无力的手段；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却是国家本身用其强大的手段去搞阴谋和自行腐化。

    利用应受到谴责的诡计去获得权力的一般公民，只能间接地损害国家的繁荣；而行政权的代表本人参与角逐，就会让政府将其主要注意力转移到次要工作上去，而把选举当做当前的主要工作。它已经不再关心对外的谈判和法律，选举就成了他一心在想的事情。此时，政府官员照样可以得到报酬，但是他们已经不再为国家服务，而是在为其上司服务了。同时，政府的活动即使不是一直在违反国家的利益，至少也是不再为国家效劳。但事实上，政府的活动却只应该是为国家效劳。

    支配着总统思想的是连选连任的渴望，他的所有施政方略都指向这一点，他的一举一动也都指向这个目标，尤其是接近选举的紧要关头时，他就想利用自己的私人利益代替全国的普遍利益。看不到这一切，就不能真正认识到美国总统处理国务的常规。

    连选连任的原则，使得民选政府腐化的影响格外广泛和危险。并且它同时在败坏人民的政治道德，以纵横捭阖冒充爱国行为。

    这项原则在美国还直接打击着国家生存的基础。

    每个政府本身都有一种好像与其生存原则相关联的自然弊端，而立法者的天才就应当去认清这一弊端。一个国家可能因为废除了许多不良法律而存在下去，但是不良法律的恶劣影响也往往会被人夸大其词。一切可能会产生破坏性危险的法律，尽管它的危害作用不会马上被人发现，他们也不能长期不让危险发生。

    专制君主国破灭的原因，主要在于王权的无限和不合理的扩张。所以，即使采取措施，将宪法中使王权加重的砝码拿走，当这些措施长期不发生作用时，也是极其有害的。

    同样，在民主开始占据统治地位、人民逐渐将一切事情都主管起来的国家里，那些使人民的活动日益活跃和不可抗拒的法律，也会给政府的生存带来直接的打击。

    美国立法者的最大功绩就在于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个真理，并有勇气付诸行动。

    他们觉得，除了人民的权力以外，还需要当局的执行权力，这些当局虽不是完全独立于人民的，但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还是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的，因此他们既要被迫服从人民中的多数的一致决定，又要抵制这些多数人的无理取闹，并拒绝其危险的要求。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的立法者便让一个人掌握着全国的行政权。于是总统拥有了广泛的特权，并利用这些特权把自己武装起来，以便抵抗立法机构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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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6章 联邦宪法 (5)

    但是，由于美国总统可以连选连任，立法者就又部分地破坏了自身的工作。他们使总统拥有了大权，但又压制住了总统使用这种大权的欲望。

    如果总统不能连选连任，那么他就没有办法脱离人民，因为他不会因竞选而中止对人民负责。但是对他而言，为了向人民讨好，也没有必要非得完全遵从人民的意愿。

    对可以连选连任的美国总统来说，他只是多数人手中百依百顺的工具。而在政治道德废弛和伟人消弭的今天，他既要爱多数人之所爱，憎多数人之所憎；又要为多数人的愿望带头，为多数人的抱怨领先，哪怕是多数人的一小点企求他也得服从；立法者本来是希望他领导多数人的，而他现在却唯多数人之命是从。

    因此，立法者本来不想让国家的人才埋没，而结果却恰恰使这些有才的人几乎变成了废物；立法者想为这种特殊环境制定一种对策，结果却使整个国家处于危难之中。

    联邦系统法院①美国司法权在政治方面的重要性——讲述这个问题时遇到的困难——司法权在整个联邦政府中的行使——哪些法院通行整个联邦政府——设立整个联邦性法院的必要性——联邦司法工作的组织——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与我们所知道的其他法院有哪些不同之处之前我已经讲述了美国的立法权和行政权，现在需要留待考察的是司法权。

    在这里，我应当直言不讳地向每位读者表示：我担心我现在的讲解可能会让读者产生厌倦的情绪。

    司法制度的出现给英裔美国人的命运带来了重大的影响，就司法权的本义而言，

    ①参考第六章开头一节《美国的司法权及其对政治社会的影响》。本章讨论美国司法工作的基本原则。

    再参考联邦宪法第三条。

    参看：《联邦党人文集》第78～83篇；萨金特《宪法是美国各级法院工作和办案的主要依据》，波士顿，1830年；斯托里《美国法律》第134～162页、第489～511页、第581页、第688页；以及载于斯托里《美国法律》第1卷第53页的1785年9月24日组织法。它在政治制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这一观点来说，它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

    但是我不知道美国法院的组织体系和审判过程的技术细节是怎样的，我们该怎么理解美国法院的政治作用呢？怎么样讲解才不会让读者对这些细节感到枯燥无味呢？

    最后，怎样才能进行简单扼要和前后连贯的讲解呢？

    我为自己不回避这些烦琐的问题为荣。很多读者会觉得我讲得过于冗长，而有些法学家则觉得我讲得过于简要。这就是我在全书叙述中不能两全其美的地方，尤其是在叙述以下部分时。

    其中最大的困难不在于了解美国联邦政府是怎样构建起来的，而在于知道美国联邦政府是怎样使人们心甘情愿地服从其制定的法律的。

    一般说来，各国政府通常会用两种手段来制伏被治者的反抗：第一种手段就是政府本身拥有的物质力量；另一种手段则是法院的判决给予政府的道义力量。

    如果一个政府为了让人们服从其法律而使用武力，那么这个政府必然会迅速毁灭。毁灭以后就有可能出现两种情况，而它必居其一：如果这个政府是软弱的而且是有节制的，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时候动用武力，对局部的连续的不服从行为置之不理，那么这个国家必将逐渐堕入无政府状态；如果一个政府是鲁莽而强大的，几乎每天都在使用暴力，那么这个国家很快就会变成一个纯粹的军事专制国家。这个时候不管政府是消极被动还是积极主动的，对那些被统治者都同样具有致命的伤害。

    其实司法工作的最大目的，就是用权利观念来代替暴力观念，在国家管理力量与物质力量之间设立中间屏障。

    人们一致认为给予法院干涉力量，其实是一种比较怪的做法。当法院不复存在的时候，这种力量却还十分强大地残存在司法程序上，会让人们觉得法院好像在无形之中还存在着。

    法院具有道义力量，道义力量可以使物质力量极少被国家所使用，甚至道义力量在多数场合可以代替物质力量。但是到最后不得不使用武力时，你就会发现，武力会与道义力量结合而使自己的力量倍增。

    一个拥有联邦制度的政府，比其他形式的政府更想得到司法部门的支持，因为它的软弱无力是与生俱来的，并且这样的政府极易遭到各种反对或是压制①。如果它经常或是一开始就使用武力，那它将无法完成自己的任务。

    因此，联邦特别需要设立法院，只有设立了法院，公民才会服从它的法律，也可以说只有法律才会保护公民自身财产不受侵犯。

    那么它应当设立一些什么样的法院呢？每个州在这个时期都已有了属于自己的司法当局。这些州需要求助于这些法院吗？它需要建立直属于联邦的司法当局吗？不难

    ①联邦的法律最需要法院，但至今却很少利用法院。主要原因是：大部分联邦成员在加入联邦之前已经有独立的政府，并且它们对中央政府并不完全服从，而当中央政府授予它们发号施令权以后，它们就力求保持不服从中央政府的权力了。

    看出，联邦无法使各州早已设立的司法当局适应于它的需要。

    毫无疑问，每个州之所以使司法权与其他权分离，是因为这样对州的安全和自由都是有利的。但是，各州的几种权力同出一源，且遵循同样的原则，并在同样的范围内执行。简单来说，就是应当彼此相关或者是性质相同，而且这对国家的生存来说，也同样是必不可少的。我估计没有一个人曾想过，为了让自己得到公正的判决，要求把在法国犯下的罪行送交到外国的法院进行审判。

    从美国人跟联邦政府的关系来说，美国人是一个统一的民族，但这个民族却容许存在一些只在某些方面服从于全国政府，而在其他方面则独立于全国政府之外的政治组织。这些政治组织来源都不一样，宗旨也是独立的，各自的办事方式也比较特殊。

    将联邦法律的执行工作交给这些政治组织所设立的法院，就等于将国家交给外国法官进行审理。

    每个州对于整个联邦不仅形同外国，而且它们与联邦永远处在对立状态，因为各州已把联邦所丧失的权力都夺去了。

    因此，各州的法院允许执行联邦法律时，不仅等于把国家交给外国法官进行审理，还等于把国家交给了怀有偏见的法官进行审理。

    另外，州法院的性质也使其不能为了国家目的而服务，而州法院的数目越多，就越是如此。

    在制定联邦宪法的时候，宣判之后不得向联邦上诉的法院，美国已经设立了13个。现在，这个数目已增至24个。既要对国家的主要法律作出24种解释和应用，又要让国家能够继续生存下去，该怎么才能办到呢？这样的制度不仅不合常理，还有悖于经验。

    于是，美国的立法者便决定设立一个联邦司法当局，审判事先规定好的涉及全国利益的案件，以实施联邦的法律。因此，“美国最高法院”就掌握了联邦全部的司法权。为了便于审理案件，美国最高法院又设立了一些下属法院，并赋予它们对一些不太重要的案件作出最终判决或对一些重大的争讼做出初审判决的权力。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不是由人民或立法机构选举出来的，而是由美国总统征求参议院同意后直接任命的。

    最高法院为了使法官的权力具有独立性，不受其他权力当局的影响，决定最高法院法官为终身制，并且他们的薪水一经确定，就不受任何司法机构的核查。

    粗略地讲联邦司法制度的原则很容易，但要深入讲解它的职权时，就会遇到一大堆难题了。

    规定联邦系统法院管辖权的方法联邦各法院的管辖权是比较难规定的——联邦系统法院有权规定自己的管辖权——这项规定侵犯了让给各州的那部分权力的原因——这些州的权力受到法律和法律解释的限制——各州由此遇到的危险其实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严重最先遇到的问题是，美国宪法同意两种不同的主权同时存在，而在司法制度里面，这两种主权又以两种不同系统的法院为代表，所以在规定两个系统法院各自的审理权时就要十分小心，同时防止两者之间发生冲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该把法院的管辖权交给谁呢？

    在政治社会里单一和相同性质的国家，当两个法院之间的权限产生争议或者冲突时，一般都交给另一个法院仲裁。

    这样，问题就会很容易得到解决，因为在这样的国家里，司法权限跟国家主权根本没有牵涉到一起。

    然而在美国，在州的最高法院和联邦的最高法院之上不能设立一个既不属于前一系统，又不属于后一系统的仲裁法院。

    因此，在这两个法院里，必须有一个法院有权自行断案，还要有权受理或拒绝受理案件。但是不能将这项特权授予各州的法院。如果把这种特权授予各州的法院，那么就等于联邦政府的主权已经受到了侵害。一旦州的法院获得宪法解释权后，以前被宪法的有关条款夺去的那部分独立性就会很快恢复。

    联邦最高法院开庭处理这方面的问题，是为了防止各州的法院各行其是地决定有关全国的利益的问题，并建立一个统一解释联邦法律的司法仲裁机构。如果各州的法院能把原本属于自己管辖范围之内的案件推托出去，并说它是属于联邦管辖范围之内的，或把原本属于联邦管辖范围之内的案件硬说成是属于自己管辖范围之内的，那么这个目的是无法达到的。

    因此，联邦的最高法院有权解决与法院的管辖权限相关的所有问题。

    这对州的主权来说是一个最为严厉的打击。这样，州的主权不仅要受法律的限制，而且要受法律解释的限制，这个限制既有已知的也有未知的，同时还受到无明文规定的限制。不错，宪法已为联邦的主权对界限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同时又规定：一旦联邦的主权与州的主权发生冲突时，应当由联邦法院来裁定谁对谁错。尽管如此，这样的诉讼可能会对州的主权有威胁，但实际上并没有表面看来那样严重。之后我们将要谈到，美国各州实际拥有的权力要比联邦政府的权力大得多。联邦法院的法官们觉得，他们以自己的名义行使的权力是那么软弱无力。他们依法受理有权审理的案件时，若附带一些不合理要求，他们宁愿放弃审判权或者是不予理睬。

    联邦系统法院审理的各种案件案件与诉讼当事人是联邦系统法院审判的要件——牵涉到外国大使的诉讼——牵涉到联邦的诉讼——牵涉到一个州的诉讼——由谁审判——因联邦法律而产生的诉讼——为什么要由联邦系统法院进行审理——没有履行合同的诉讼由联邦系统法院审理——这种安排的后果在确定联邦系统法院的权限使用方法之后，美国的立法者还规定了哪些案件应由联邦系统法院进行审理。

    他们还规定了只有联邦系统法院才有权进行审理的诉讼人的范围，而不管诉讼的是什么。

    之后他们还规定只能由联邦系统法院判决的诉讼案件的范围，而不管诉讼人是什么人。

    所以，诉讼当事人和案件便是联邦系统法院审判必备的两个条件。

    对联邦来说，外国大使是国家友好的代表；凡是涉及他们的案件，也就可以说是涉及全联邦的案件。当外国大使作为诉讼的一方时，这个诉讼一定是涉及国家利益的案件，自然应由联邦系统法院进行审理判决。

    联邦本身也可能涉及诉讼。这时，如果他在向代表联邦本身主权的法院进行控诉之后，又到其他法院进行起诉，这一做法就既不合情也不合理，还违反了国家的惯例。这样的案件只能由联邦系统法院审理判决。

    当诉讼的双方均属于两个不同的州时，将案件交由任何一州的法院审理都不合适。最可行的办法就是挑选一个不致给两州的任何一方造成怀疑的法院进行审理判决，而这个法院非联邦系统法院莫属。

    当诉讼的双方是州而不是个人时，除了上述的公平理由之外，还应该加上一项政治理由。这时，两州的性质便使整个诉讼具有了全国性的影响。两州之间看似微不足道的争端，却能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和平①。

    诉讼的性质本身就可以决定管辖权的归属。譬如，凡与海商有关的问题，都应由联邦系统法院进行解决②。

    很容易就可以知道，这样做的原因是，几乎所有类似问题，都要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考虑。从这一观点来看，只要是类似的问题都要涉及整个联邦与外国的关系。而且，海上不像在国内能够划定司法管辖区，因此国家需要有一个能够审理起于海上诉讼的法院。

    不管什么事情，只要性质上属于联邦系统法院管辖的诉讼，都被宪法定在了一个项目之内。

    ①有关宪法还规定，一个州当局与另一个州公民之间的诉讼，都属于联邦系统法院管辖之内的。在不久的将来就遇到一个问题：宪法不管原告是谁，凡是一个州当局与另一个州公民之间进行争讼，诉讼都由联邦系统法院管辖吗？最高法院对此作出了肯定的裁定。这个裁定引起了各州的不安，因为它们担心联邦系统法院可以不预先通知就随时告诉它们。因此，宪法作做了修改。根据这项修改，联邦的司法权不扩及外国公民对合众国之一州的控诉。见斯托里：《美国宪法释义》第624页。

    ②例如，一切海盗案件。对这方面所作的规定虽然有些简单，但人们可以从这些事情中看到立法者的整套思想跟列举的事项。

    美国在宪法中说，只要是能从合众国法律找到根据的一切诉讼都可以交由联邦宪法来审理。

    第27章 联邦宪法 (6)

    先举两个例子，看了例子之后你就会对立法者的意图一目了然了。

    例如，宪法不允许各州制定有关货币流通的法律，但有一个州不顾及这项禁令，制定了一项类似的法律，而有关方面也因其违背宪法而拒不执行。这就要由联邦系统法院来进行处理，因为联邦法律有权打击这种行为。

    再例如，国会规定了一项进口税，但是在征收的时候却遇到了困难。这个案件也应该向联邦系统法院提起诉讼，因为诉讼的原因是对联邦法律的解释出现了分歧。

    这项规定完全符合联邦宪法采用的基本原则。

    如果按照1789年通过的宪法建立的联邦，只享有一小部分的主权，但宪法又想让联邦在这个范围之内成为一个单一制的统一国家①。即主张在这个范围之内，它是一个主权的国家。这一点一经提出便得到认可，这样一来剩下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如果承认合众国是由宪法规定的并且是拥有主权的国家，那么就得给它以一切国家所具有的权力。

    但是，自从有了国家以来，人们都认为每个国家都有权利在本国法院审理跟本国法律执行的有关问题。但也有人反驳说，联邦在这点上却有着独特的地位：如果从特定的方面来说它是一个国家，而从其余的方面来说它又算不上一个国家。由此产生的结果便是只在与特定的方面有关的一切法律上，联邦有权成为享有完整主权的国家。

    而实际的困难就在于确定这个特定的方面是什么。如果这一困难得以解决（在前面论述审判权的管辖范围时，我们已经对这一点是如何解决的进行了说明），那么就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了，因为只要确定一件诉讼是属于联邦系统法院管辖范围之内的，就可以说按宪法规定这是属于联邦的主权，诉讼自然应当由联邦系统法院进行审理判决。

    所以，一旦联邦的法律受到侵犯时，或者需要采取一些手段来保卫这些法律时，最合理的方法就是向联邦系统法院提起诉讼。

    综上所述，联邦系统法院审判的权力随联邦主权的扩大或缩小而发生着变化。

    我们已经知道，在1789年，立法者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把主权分成两个不同的部分：一部分掌管联邦的一切共同利益，另一部分则掌管各州自身的一切利益。

    当时立法者最关心的，是怎么用足够的权力将联邦政府武装起来，让这个政府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防御各州的侵犯。

    对各州，立法者则采取了各州在本州之内享有自由的这一普遍原则。中央政府既不能到每个州去督导他们的工作，甚至也不能对其工作进行检查。

    ①实际上，这项原则也被作出了很多限制。例如，按宪法规定，各州在参议院中是作为独立的政权存在着的，而在参议院又能够单独选举总统，虽然后一种情况并不多见。由此看来，反对的意见就获得了胜利。

    我在讲述权力划分的那一节中，已经指出这项原则自始至终都没有受到人们的尊重。虽然有些法律看来只与一个州的利益有关，但是这个州并无权制定这样的法律。

    如果联邦的某个州颁布了这种法律，因为执行此项法律而受害的公民就可以向联邦系统法院提起控告。

    因此，联邦系统法院的审判权力就不仅可以扩及基于联邦法律而提出的所有诉讼，也可以扩及每个州违宪制定法律所造成的诉讼。

    刑法方面既往的法律也不能再在各州得以颁布。被这种法律判刑的人，可以向联邦系统法院提起上诉。

    宪法也不允许各州颁布的法律使合同的既得权益遭到破坏或对法律进行更改①。每一个公民确信自己的合法权益被本州的法律损害时，可以不执行该法，并可以向联邦系统法院进行控告②。

    我个人觉得这项法律的规定对各州主权的打击早已超过了其他一切的规定。

    出于全国性目的而授予联邦政府的权力，是清晰明确的，也是易于理解的。但刚才我引用的这条宪法规定间接给予联邦政府的权力却很难被人们理解，而且它的范围也有点模糊。实际上，有许多合同的成立已经受到政治性法律的影响，并且中央主权也因其受到了侵犯。

    联邦系统法院的诉讼程序联邦系统法院的天然弱点——为了不让州而让个人出席联邦系统法院立法者所作的种种努力——这一点美国是怎样做到的——对私人联邦系统法院直接审理——对违反联邦法律的州联邦系统法院间接打击——联邦系统法院作出的只是削弱各州法律的判决，而不是废除它们的判决

    ①斯托里先生在《美国宪法释义》第503页中说得非常正确：凡是使合同条款中规定的缔约双方的原本意思有所增减或者运用某种方式加以改变的法律，都会使该合同得到改变或破坏。斯托里在同一页还举了不少例子说明了联邦司法当局有可能遇到的合同与法律发生冲突的案件。例如，一个州把一块土地租给一个人，并且与这个人签订了合同，但后来又发布一项新的法令，使得这个人无法利用这块土地，一个州发给某个公司的特许状本就是一项合同，但是对这个公司而言，它又是法律。我们现在所说的这条宪法规定，也不能保证全部的权益，而只能保证大部分既得权益。例如，我可以不需要签订合同，就合法地拥有一笔财产。

    我占有这笔财产是我的既得权益，但是联邦宪法却不保障这项权益。（托克维尔节录斯托里的原文）②下面，是斯托里在《美国宪法释义》第508页（及以下几页）中引述的一个著名例子。新罕布什尔州的达特茅斯学院是根据英王在美国革命前授予几个私人的特许状创办的。该院的几位管理人员便依据这个特许状成立了一个自治体，即corporation。新罕布什尔州的立法机关想要下令更改最初的特许状，并且将该学院的所有权利、特权和特许状中给予的豁免权交到新的管理人员手上。原来的管理人员便强烈反对，并向联邦系统法院提出控告。联邦系统法院最终判决控告人胜诉，因为他们认为，最初的特许状是州和特许状获得人之间的名副其实的合同，现行的新的法律无法改变这个特许状中的条款，对这个特许状中给予的既得权益也不得侵犯，如果侵犯了，便是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十项之规定。我已讲了联邦系统法院都有哪些权力，现在我就来谈一谈它们是如何行使自己拥有的那些权力的。

    当一个国家，主权还没有被分为两部分的时候，国家的法院在处分触犯法律的个人时代表的是整个国家，这就是不可抗拒的司法权的来源。那么在这个时候，就需要把权利，同支持权利的力量的观念结合在一起。

    但是，有些国家的主权已经被分为两部分了，在那里的情况并非总是这样。在那些国家里，与司法当局经常打交道的是这个国家中的各个党派，而不是孤立的个人。

    结果，司法当局的道义力量和物质力量在这个时候就会被大大削弱。

    因此，在联邦制国家，司法当局的力量日趋微弱，受审人的力量却变得非常强大。

    在联邦制国家，为了使法院获得类似于主权未被分为两部分的国家那样的地位，立法者需要不懈努力。也就是说，立法者的努力，应当是使司法当局代表整个国家，使受审者代表每个人的利益。

    一个政府，不管它的性质怎样，都要统治其被治者，有些不服从的被治者，则要强迫他们履行义务；但是它也要保护自己，以防止被治者的侵犯。

    关于政府强迫被治者服从法律的行动，按照美国宪法的规定，由联邦系统法院采取（这也是美国宪法的一项创举），即联邦系统法院在执法时，受审主体应该是个人。因为已经宣布联邦是享有宪法规定的那部分主权的单一制统一国家，所以根据这部宪法建立和办事的政府便享有全国政府所拥有的一切权力，而其最主要的权力就是向公民直接发号施令。因此，如果政府公布征税的法令时，这就不是向各州征收，而是按照法律规定的税率向每个应纳税的美国公民征收。但是负责保证联邦贯彻这项法令的联邦司法当局，却没有权力判处抗税的州，只能判处违法的纳税人。因此联邦司法当局同其他国家的司法当局一样，只能处分个人。

    应当指出，在这方面联邦一直自己选择对手。它选择的对手一般都是比较软弱的，自然总是屈服。

    联邦自卫的时候，困难往往就增加了。宪法承认各州有制定法律的权力，但是这些法律却很有可能会侵犯联邦的权力。这时，制定法律的各州与联邦之间，难免会发生主权上的冲突。只有采取危险最小的处理办法才能有效解决这些冲突。我之前讲过的总原则①，对这种处理办法已经进行了预先规定。

    按照平时的想法，遇到上面所说的这种案件，联邦一定要向联邦系统法院控诉侵权的州，当然联邦系统法院也会宣判该州所制定的法律不生效。因为只有这样的处理办法才是最合乎情理的。但是，这样一来联邦系统法院就会与这个州处于针锋相对的状态，但这种情况却是联邦系统法院希望尽可能避免的。

    美国人觉得，为了实行一项刚制定的法律，而不损害某些私人利益，是完全不可能的。

    ①见第六章关于美国的司法权部分。

    联邦宪法的制定者们都觉得，这种私人利益可以抵制各州用立法措施损害联邦，所以他们在立法时就已经对私人利益进行了保护。

    假如，一个公司向一个州买了一块土地，而一年后这个州又以一项新的法律把这块土地派作他用。这样宪法中有关禁止更改依合同而获得权利的条款就被这个州破坏了。如果有人依据新的法令购买土地并要求占有土地时，已经依据旧的法令占有土地的人可以向联邦系统法院提出起诉，并且还可以要求联邦系统法院宣判依据新法令的占有无效①。因此实际上这就是要迫使联邦司法当局侵犯州的主权。但是联邦司法当局只能援引该州所定法令的细节，间接地向这个州进攻。它所攻击的不是法令的原则，而是法令的后果。它不能宣判那项法令无效，只能削弱它的效力。

    最后，再假设一个例子。

    在美国，每个州都是独立的自治体，并且都是享有公民权的，所以它们既可以向法院起诉，又可以被控诉于法院。比如，在州与州之间，一个州可以向法院控诉另一个州。

    这个时候，诉讼的问题并没有涉及联邦攻击州公布的法令，只是诉讼当事人均为州而已。对这种案件，跟其他案件唯一不同之处就是诉讼当事人的性质不同，因此本章开始时指出的危险依然存在，要想避免这种危险却很难，这是联邦体制固有的，以至于会在国内出现一些使司法当局难于对抗的强大阻力。

    最高法院在各州的大权中居于高位没有一个国家创制过像美国那样强大的司法权——司法权的职权范围——司法权的政治影响——甚至于联邦的安定与生存都取决于七位联邦法官的才智在仔细考察最高法院的组织并全面了解它拥有的职权之后，就不难发现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创制这么强大的司法权。

    美国的最高法院远远高于已知的任何法院，不管是从职权的性质上看，还是从管辖的受审范围上看都是这样。在欧洲所有的文明国家中，政府一直都反对把与其本身利害有关的案件交由司法当局进行审理。政府越是专制，反对的情绪就越大。反之，随着每个国家自由的与日俱增，法院的职权范围也比以前大得多。但是，在欧洲，到目前还没有一个国家想过，一切争讼问题，不管它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都可以提交给执行普通法的法官进行审理。

    而在美国，这个学说却得到了实行。美国最高法院是其独一无二的最高法庭。它负责解释法律和条约。对一些跟海商方面有关的问题，凡是涉及国际法的，均由它专门负责。换句话说，尽管最高法院的组织完全是司法性的，但最高法院的职权却差不多完全是政治性的。它的唯一宗旨就是执行联邦的法律，而联邦政府的任务则是调整

    ①见肯特：《美国法释义》第1卷第387页。政府与被治者之间的关系，以及本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一些关系。而本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则是由各州的主管机关规定。

    美国最高法院职责之所以如此重大，除了上述的主要原因之外，还有另一个更为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欧洲各国，法院只审理私人之间的案件，而美国的最高法院不仅可以审理私人之间的案件，还可以审理关于州的案件。当法院的最高裁判者登上法院的大堂，简单地宣告“纽约州控告俄亥俄州”时，在场的所有人在这一刻都会觉得这个法庭与众不同。当你想到双方中的一方代表着100万人，另一方代表着200万人时，你会自然而然地就感到那七位法官责任的重大，因为他们的判决会令有的人为之高兴，有的人却为之悲伤。

    第28章 联邦宪法 (7)

    不管是联邦的安定、繁荣和生存本身，全系于七位联邦法官手中。如果没有这七位法官，宪法就是一张白纸。因为只有他们可以帮那些立法机构抵御行政权的侵犯，而立法权也只有依靠他们才能使自己不受行政权的进攻。如果联邦想让各州的人们服从它也得依靠他们，而各州会依靠他们抵制联邦的过分要求。私人利益可以依靠他们去抵制公共利益，而公共利益依靠他们去抵制私人利益。保守派依靠他们去抵制民主派的放纵，而民主派则依靠他们去抵制保守派的顽固。看到上面这些关系后，你就会觉得他们的权力是巨大的，是无与伦比的，但这是受到舆论支持的权力。只要人民愿意服从这些法律，他们就力大无穷；而如果人民无视这些法律，他们也会无能为力。

    在目前，舆论的力量不管跟什么力量相比，它都是最难驾驭的一种，因为无法说清它的界限，而在界限以内的危险，也总是不亚于界外的危险。

    因此，联邦法官都是具备品行端正、德高望重、博闻强识这三个要素的公民，其实除了这三个要素，他们还要具有一切行政官所必备的品质，而且必须是国务活动家。他们不仅需要时刻善于判断自己所处时代的精神，还需要经过自身的努力去克服一些困难，以免让危险把他们本人跟联邦的主权以及法律的尊严一起卷到狂澜里面。

    因为总统的权力是有限的，所以总统犯错不至于损害到州。然而国会的失误不至于败坏联邦，因为权力大于国会的选举团，可以通过改选议员的方法让其面貌焕然一新。

    但是，最高法院如果是由一些轻率冒失甚至是腐化堕落的分子组成的，那么联邦迟早会陷入无政府状态，即便有政府也会有引发生内战的危险。

    然而，不管怎么样你都要清楚地知道，这种危险的根源并不在于法庭的组织，而在于联邦政府本身的性质。我们知道，其他体制的国家并不需要像联邦国家那样建立强有力的司法机构，因为那里的人们在同自己的祖国进行权力斗争时完全不可能处在较强或较好的地位去抵抗政府所动用的武力。

    不过，当一个政府需要扩大和独立时，那么它的政权就需要被加强。而它越是扩大和独立，就越会滥用职权，危险也就会逐渐形成。因此，弊端的根源并不在于这个政权的组织，而在于建立这个政权的国家的本身体制。

    联邦宪法在哪些方面比各州宪法优越为什么可以拿联邦宪法与各州宪法作比较——联邦宪法之所以比各州宪法优越，应当归功于联邦立法者的才智——联邦立法机构不像各州立法机构那样过于依赖人民——行政权在其行使范围之内是比较自由的——司法权较少屈服于多数的意志——实际的后果——联邦的立法者使民主制政府与生俱来的危险减少，而州的立法者却会使固有的危险增加联邦宪法要达到的目的，与各州宪法非常不同，但是它们实现目的的方法，却是极其一样的。虽然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任务都有所区别，但它们的组织形式是一样的。从这个现象对联邦宪法和各州宪法进行比较，好处是非常明显的。

    我觉得，联邦宪法从整体上看比各州宪法优越。但是这种优越性来自个别原因。

    而不是其自身的原因。

    目前遍行的联邦宪法，其制定的时间晚于大部分州，所以它能从吸取经验当中获得好处。

    但自从联邦宪法制定以来，又有一些新的州加入美利坚合众国，大概有11个，这些新加入进来的州几乎全都夸大它们对先前各州宪法的缺点作出的补救时，那就总得承认制定时期较晚这个原因，对联邦宪法的优越性间接起到了次要的作用。

    立法者的品格是决定联邦宪法优越性的主要原因。

    在制定联邦宪法的同时，想把各州联合在一起似乎不可能。但是这种危险是人们有目共睹的。那么在这个紧要关头，人民坚定地选择了最值得他们尊敬、信赖的人，而没有去选择他们最爱的人。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联邦立法者大都以他们的才智为荣，更以他们的爱国精神为荣。他们都是从社会处在最危机、危难的时期成长起来的。我们可以想象在那个时期，自由精神同一个强大而专横的权力当局进行了接连不断的斗争。后来，斗争结束了，人们也从这场战斗中体会到了激情，仍在同已经不复存在的危险作斗争。立法者号召人们冷静下来，并且用他们锐利的目光观察着整个国家当前的局势，这些告诉他们一场决定性的革命已经完成，而今后危害国家的灾难只能是来自自由的滥用。他们鼓足勇气说出自己的这种想法，因为在他们内心深处一直怀着对自由的挚爱与渴望。

    于是他们要求人们节制自由，以使这些自由不破灭①。

    ①在这个时期，著名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作为联邦宪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就不怕在《联邦党人文集》第71篇上说：“我深深地知道，有些人觉得行政权最大的优势就是要求奴颜婢膝地屈服于人民和立法者之间；但我个人觉得，这样的要求是希望政府以极其粗鲁的人民作为统治对象和创造社会繁荣的最真实工具。

    “至于公民的意见，只有在合理和成熟的条件下才能指导人们接受任务的行为。但是，共和主义原则既不要求人们胆大妄为，又不鼓励人们莽撞闹事，因此许多善良的人会被心怀叵测的狡猾之徒所利用，仅此而已。

    “不错，人民都向往社会是幸福的，但往往在追求社会幸福的时候常犯错误。如果有人劝（下载107页）对大部分州而言宪法把众议员的任期定为一年，参议员的任期要比众议员的任期多一年。因此，两院的议员可以严格地受制于选民的最微不足道的愿望。

    但是，联邦的立法者觉得，立法机构的这种过度依赖性，使代议制的主要成果从根本上改变了其性质，因为这种依赖性不仅把立法机构权力的基础交给了人民，同时也把政府交给了人民。

    他们把联邦议员的任期加长，主要是为了使议员能有更广泛的自由来行使这种职权。

    联邦宪法也像各州宪法一样，把立法机构分成两个部分。

    但在各州，立法机构的这两个部分是由与候选人资格相同的当选议员组成的，而且也以同样的方式进行选举。因此，大多数的感情和意志能够很容易地在这一院或另一院表现出来，并能迅速地在这两个院里面找到代言人，这样造成了法律制定工作的粗暴性和轻率性。

    同时联邦宪法也规定联邦的两院由人民进行选举，唯一不同之处就是它改变了候选资格和选举方式。改变的目的就是使两个立法机构合二为一，能像在其他国家那样，即使不代表不同于另一方的利益，至少也能代表优异的才智。

    参议员必须到一定年龄才可以当，并不是谁想当就可以当的，在参议员形成的步骤中，首先开一个人数不多的会议，然后由这个会议负责选举参议员。

    将全部社会力量集中在立法机构的手里，是民主制度的自然趋势。既然立法机构的权力直接来自人民，所以它也有权分享人民拥有的一切大权。

    因此，包揽一切权力就成为立法机构的一种习惯倾向。

    这种权力的集中，虽然对良政的推行没有好处，却可以给专制奠定基础。

    然而各州的立法者时常屈从于民主的这种任性，总是让联邦的立法者予以抵制。

    在各州，州长是掌握行政权的行政长官，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与立法机构的长官平起平坐，但实际上州长只是立法机构盲目的代理人和被动工具。那么州长是从哪里汲取力量呢？是从任职期限中汲取的吗？州长的任期一般只有一年，所以是不可能从任期里面汲取的。难道是从他的特权中汲取的？然而州长也毫无特权可言。立法者可以把他们自己制定的法律执行工作交给自己内部所成立的专门委员会去办理，因此架空行政长官。只要立法机构愿意，那么立法机构就可以用停薪的办法，使行政长官处于被罢免的状态。

    （上接106页）他们选择走向社会幸福的方法需谨慎时，他们的见识就会使他们轻视这种好意，因为他们从经验中得知，他们有些时候很容易上当受骗。使人感到惊奇的是，即便在他们身后有一群吸血鬼和告密者跟他们耍诡计，即便有一伙野心勃勃、财迷心窍或穷途末路的人不断在他们周围布下陷阱，即便有一帮根本就不值得信任或言过其实的人对他们甜言蜜语，他们却很少上当受骗。

    “当人民真正的利益没有满足人民的意愿时，凡是负责保护这种利益的人，都应该去克服暂时的失误，以使人民有时间进行冷静的思考。有时，这个办法会把人民从他们所犯的错误当中解脱出来，并使有勇气和度量把人民从失望当中解脱出来的人得到慰藉。”（万人文库版第365页）联邦宪法让总统一个人掌握行政权的全部权限和责任，按照宪法规定，总统的任期为4年，并且在任职期间他的薪水是不得扣发的，他也有一队侍从保护，并享有搁置否决权。简单地说，宪法在详细规定执行权的范围以后，尽量使总统在这个范围内享有强大的独立地位。

    在各州的宪法中，最不受立法权限制的权力唯有司法权。

    但是，每个州的司法机关却保留了规定法官薪俸的权限，这必将法官置于立法机构的直接影响之下。

    在个别州里，有些法官并不是长期任命而是临时任命的，这就对法官剥夺了大部分权限和自由。

    还有一些州把立法权和司法权这两种权力完全混在一起。比如，纽约州的参议院就是该州某些案件审理的最高法庭。

    联邦宪法与此不同，它的司法权跟其他权力完全是两码事。另外还规定法官的薪金是固定的，并且职位是不可以变动的，因此法官的地位便是独立的。

    这些差异的实际效果，是很容易被察觉的。仔细观察可以立即看到，联邦的政务比任何一个州都处理得好。

    联邦政府的施政比任何一个州都要公正和稳妥。因为它的看法是明智的，它的计划是持久和合理的，它的措施执行是灵活且有条不紊的。

    如果对这一章作个小总结，那么只需要几句话。

    民主制度的存在必将受到两大威胁：第一大威胁，立法权完全屈服于选举团的意志；第二大威胁，政府的其他权力都向立法权靠拢。

    州跟联邦的立法者在这两大威胁上不同的是，州的立法者助长了这两大威胁，而联邦的立法者则尽力减弱这两大威胁。

    《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与其他一切联邦制国家宪法有何区别美国的联邦看起来与其他一切联邦一样——但它们之间的效果不同——为什么如此——这个联邦与其他一切联邦在哪些方面不同——美国政府是一个不完备的全国政府而并不是一个联邦政府美利坚合众国并不是联邦制度的第一个例子和唯一的例子。即便不提古代，就现代的欧洲来说，也有过数个联邦。比如，瑞士、德意志帝国、尼德兰共和国，有的曾经是联邦，有的到目前为止还是联邦。

    如果我们仔细研究这些不同联邦的宪法，我们会在无意间惊异地发现，它们授予各自联邦政府的权力，与美国宪法赋予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权力是完全一样的。这几个国家的宪法同美国的宪法一样都授予中央政府媾和权、宣战权、征兵权、收税权以及应付全国危局权和谋求全国共同利益权，等等。

    可是，这些国家的联邦政府大多数都是软弱无能的，唯有美国的联邦政府能够极其有利、果断有力地处理政务。

    而且，起初美国建立的第一个邦联政府之所以没能继续生存下去，就是因为政府的软弱。但是这个软弱的政府，曾经拥有同今天的美国政府一样大的权力，并且在某些方面还拥有过更大的权力。

    因此，现行的美国宪法又制定了几项新的法律。虽然人们起初没有注意到这些宪法原则，但后来他们发现这些原则对他们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

    这部宪法看上去好像与以前的几部宪法没有什么不同，但是这部宪法推出了一个全新的理论。甚至于我们可以把这个理论作为如今政治科学中的一大发现。

    在1789年美国联邦之前建立的所有联邦中，为了共同的目的联合起来的人民虽然同意遵守一个政府的法令，但是自己调整和实施联邦法律的权力却仍有保留。

    1789年在美国联合起来的各州，都同意联邦政府有权颁布法律，甚至还同意由联邦政府自己执行这些法律。

    在这两种情况下，其实权力是一样的，只有权力的行使不同。行使权力的不同也会使之产生极悬殊的后果。

    美国联邦之前建立的所有联邦中，联邦政府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有时候还要去求助于各加盟政府。如果联邦政府采取的一些措施遭到某一加盟政府的反对，这个加盟政府总能找到规避的办法。如果联邦政府的力量很强大，那么它会诉诸武力；如果联邦政府的力量薄弱，那么它只有任其抵制，自认无能，任事自由发展。

    这个时候联邦中最强大的加盟政府攫取联邦的政权，并且以联邦的名义向其他加盟政府发号施令；如果联邦政府放弃了自己的权力，那么联邦就将陷入无政府状态，联邦政府这个时候也失去了活动的能力。两者必居其一。

    在美国，联邦除了统治各州之外，还统治各州的公民。当联邦要征税时，它只向公民征税却不向政府征税（比如说马萨诸塞），别的国家的联邦政府是直接治理加盟政府，而美国的联邦政府却直接治理公民个人。因为它的力量是自己创造的，并非借助外界。当然它有属于自己的行政人员、法院、司法人员和军队。

    显然，联邦权有时候会受到民族的意识、集体的激情和各州的地方偏见的抑制。

    或者会制造一些反对联邦意志的思想。联邦的主权有限，并没有强大到自由行使自己拥有的全部权力的地步。也许，这正是联邦制度固有的缺陷之一。

    第29章 联邦宪法 (8)

    在美国各州几乎没有造反的举动和意图。如果某个州要造反，那么就等于公开抗拒联邦的法律、破坏联邦正常的司法程序和举行暴动的形式。如果真有此事，必须立即采取断然的步骤，但是人们在采取这种断然步骤之前总是犹豫不决。

    之前的联邦制国家之所以要赋予联邦政府各种权限，并不是为了治理国家，而是为了帮助国家进行战争，虽然这些权力会增加联邦政府的要求，但是联邦政府却没有实现这些要求的措施。因此，联邦政府真正的弱点会随着它们的权力以及目的增加而增加。

    但是美国的联邦跟大部分政府不一样，美国的联邦政府能够去做它权力范围之内的所有事情，人的头脑发明新事比发明新词容易，所以我们的说法不够确切或不够全面。有些国家联盟的建立是永久性的，有些时候还设立了一个最高当局。虽然这些当局不能直接管理公民个人，但是可以对加盟政府直接采取行动。

    这个与其他一切政府完全不同的政府就是联邦政府。

    后来，社会又出现了另一种组织形式。在这种社会里，几个政府会为彼此间共同的利益结合为一体，但是在其他方面仍然保持独立，所以彼此间只有联盟的关系。

    这个时候，中央政府就像全国政府一样，对被统治者、行政官员和司法人员进行直接管理，但是行动的范围有限。那么这个时候的政府就不再是联邦政府，而是不完备的全国政府。因此，另外一种政府出现了。确切地说，它既不是全国政府，又不是联邦政府。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新事、新词来表达。

    因为对这个新式的联邦还不知道，所以过去那些联邦不是导致内战和征服，就是陷入毫无生气的状态。同盟国家拥有制定或解除其弊端的方策的知识，但是它们却缺乏勇气去采取这种方策。

    美国的第一个邦联就是因为这种缺陷解体的。但在美国，在联邦的各州还没有获得独立之前，曾属于同一帝国。因此，它们没有完全养成自治的习惯，也没有根深蒂固的民族偏见。它们比世界的其余部分都要开放，彼此的文明程度也不相上下，它们的人民也不强烈要求扩大联邦的权力，出现这样的要求时，他们已经被几位伟大人物制伏了。同时，美国人发现了弊端以后，便坚决采取措施进行克服。为了拯救自己的国家，他们修改了宪法。

    联邦制的优点在美国产生着特殊的效用小国享有的幸福和自由——大国拥有的力量——大帝国促进了文明的发展——国家繁荣的第一要素就是实力——把大领土的优势与小领土的优势结合起来是联邦制度的目的——美国从联邦制度中获得好处——立法必须服从人民的意愿，人民不服从立法的需要——美国人民的积极性和进取精神，以及他们对自由的渴望和拥有——联邦的秉公精神不外乎是地方爱国主义的总体表现——在美国境内人们可以自由地办事和思考——联邦既像小国一样自由和幸福，又像大国一样享有权利并受人尊敬在一些较小的国家，社会的注意力能顾及全国各地，改革的精神能深入最微小的事物；这时人民的野心也会因其不够强大而马上被压制下去，因此人民的才智和努力基本可以全部用于国内的福利事业，而不是浪费在追求荣誉上面。另外，在一些小国，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所以他们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欲望，小康生活、平等的地位、民情朴素而温良就足够了。总的说来，尽管道德和文化水平有所不同，但是人们在小国一般都比在大国容易谋生或安居乐业。

    当小国出现暴政时，它要忍受最残酷的暴政，这个范围内的一切事物都会受到影响。它无力施展雄图大略，只能干预一堆鸡毛蒜皮的小事，并且是全凭暴力和骚扰。

    它还会把统治从政治界延伸到私人生活中。控制了人们的行动以后，它还要去干涉人们的私人爱好，在能够统治国家以后，它还想统治家庭。但是，这种情况不常见，因为小国的固有长处是自由。小国的政府对公民中的野心家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小了，而公民个人的才智又极其有限，因此国家大权容易被一个人独揽。但是每当出现这种情况时，公民都会自主地团结到一起，齐心合力将那些暴君和暴政通通推翻。

    因此，小国一直都是政治自由的摇篮。很多小国有时会随着自身的强大而失去这些自由。这就能清楚地说明，只有小的国家政治才是自由的，但是这些自由并非来源于国家本身。

    世界历史没有提供过一个大国长期实行共和制度的案例①。这个事实说明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我觉得，如果总是回避现实，却对耳闻目睹的事情表示惊讶，然后绞尽脑汁去思考和判断未来，这是比较荒唐的做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大国总是比小国更容易招惹是非。

    随着领土的扩大，热爱共和制度的激情也会增强；而支持这种激情的德行则不会跟着增长。

    随着国家力量的增强，个人野心也会变大，政党的力量也会随着其所设定目的的重要性的增大而增强，能抵制这种破坏性的激情或力量的爱国心，小共和国所拥有的就比大共和国多。这也就证明：在大共和国，爱国心是很难发挥出来的，即便发挥了作用也是极小的。贫富的差距、城市的变化、民俗的败坏、个人的自私心、利害的冲突，几乎都是因国家的巨大变化造成的严重后果。其中，大多数都不会危及国家的生存，少数的几个甚至能延长君主国的寿命。另外，在君主国家，政府具备一种非常特殊的力量；政府能够利用人民，却没有对人民产生依赖；国家的人数越多，君主的力量也就越大。然而，共和制政府也只有依靠多数的支持去克服这样那样的危险。另外，在疆土广袤的共和国，这个力量并不绝对地大于国土狭小的共和国。因此，在攻击手段的数量和力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抵抗的力量却没有发生变化。甚至这种力量还在减弱，因为人口越多，人们的志趣和利益就会越复杂，也就越难形成一个巩固的多数。

    也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人们激情的高涨，不仅取决于所向目标的崇高，而且还有赖于受激情鼓舞的人数是否众多。每个人都会感到他的情绪在志同道合的人面前会比在孤独自处时高昂。因此在一个比较大的共和国里，政治激情之所以不可逆转，原因

    ①我所说的不是几个小共和国组成的联邦，而是一个统一的大共和国。

    不仅在于目标的宏伟，还在于这种激情以同样方法于同一时间把千百万人鼓动起来。

    因此，一般地说，只有大帝国才会反对人民的幸福和自由。

    但是不得不承认，大国也有其独特的好处。

    就像大国人对权利的渴望比别处的人强烈一样，有些大国人的荣誉感也比在别处的人的荣誉感炽烈，因为他们奋斗的目标是在广大人民的喝彩声中找到的，而且这个目标还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他们一直前进。在大共和国，思想不管在哪一方面都能得到迅速而强烈的响应，能够自由地传播，大城市成为人类理性之光大放异彩和聚焦的巨大知识中心。上面这些告诉我们，为什么大国能比小国更快地发展，更快地推广文明的进步。其实在这里还应当补充一点，即重大的发明都需要强大的国力，而小国的国力则是薄弱的。在大国，政府一般都有比小国政府大的理想，因此一些大国可以广泛地打破陈规旧套和地方主义封建思想。那里的思想家和冒险家也比较多。

    然而在小国，国内的福利事业都是比较完整和普遍的，而且国家能够一直保持和平；但是小国一旦进入战争状态，所受到的伤害要比大国严重。因为大国领土辽阔。

    所以即使战祸连绵，群众受到的灾难也是比较少的。对于人民群众来说，战争与其说是灾难的原因，倒不如说是亡国的主要原因。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即在这里也和许多其他地方相同，最重要的需要是研究事物的必然性。

    如果只有小国没有大国，那么人类无疑会变得更加自由和幸福。但是，我们也不能没有大国。

    在世界上，大国的规模为国家的繁荣昌盛提供了一个新的因素，这个因素即为力量。如果一个国家天天被别国的人掠夺或侵略，那么空有富裕和自由的表象又有何用处？如果外国控制了大海并规定有关贸易条例，本国的工商业又有何用处？小国之所以不富裕，主要是它的懦弱造成的，并不是因为国家面积小造成的；大国之所以繁荣，也就不是因为它大，而是因为它强。所以，不管是对大国还是小国，力量一向是幸福和生存的必备条件之一。因此，除非环境特殊，只要是小国就希望能跟别的小国联合起来，或受邀与人联合起来而成为大国的一员。我觉得没有什么比一个国家既不能自卫又不能自给的境遇更让人怜悯的了。

    为了把领土广阔的优势和领土狭小的优势结合起来，才创立了联邦制度。

    如果你仔细考察美利坚合众国，你就会发现这个国家采用联邦制度后获得的一切好处。

    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国，立法者必须使各项法律一致，不能带有地方和习俗的差异。立法者根本不处理特殊事件，只能按照正常情况去制定法律。这样，人民就必须服从立法的需要，其实一个国家之所以会动乱和多难，主要原因就是立法不能服从人民的需要和习俗。

    联邦制国家就没有这样的弊端。因为国会只负责制定全国性的主要法令，而法令的具体条目则留给地方立法机构去规定。对联邦的成员来说，主权的这种划分带给他们每个人的好处都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在这些小成员所组成的社会里，人们根本就不需要为自卫或扩张而伤脑筋，因为这些人都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用于改进内部。每个成员的政府都站在各自居民的这边，所以能够了解社会的需要。并且每一年都会制订一些新的计划，提交到本国的议会或立法机构进行讨论，而后将讨论的结果公布在报纸上，以引起公民的关心和注意。比如在美国，这种要求改进的精神一直激励着各州，而且一直没有引起过动乱；追求权力的野心逐渐被热爱公益的精神取而代之，人们充满激情，却不会带来什么危险。所有的美国人都认为，新大陆的共和制度之所以能够存在和延续下去，主要是因为联邦制度的存在和长久延续。在南美洲的一些新兴国家之所以长期沉沦，想要建立强大的共和国而不实行主权分享便是它们犯的最大的错误。

    我们都知道在美利坚合众国，试用和实际应用共和制度，刚开始的时候是在乡镇和地方议会内部。比如，像康涅狄格这样的小州，开通挖掘运河和铺路就已经是一件政治大事。这个州不养军队，即便养了军队也不进行战争。甚至对那些领导人也不会支付高薪，就更别说给予他们荣誉头衔了。这里的人们觉得没有比共和制度更自然和更合理的制度了。这种来自一个自由民族的风气和习惯的共和精神，就这样先在各州产生和发展起来，随后又顺利地通行于全国。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联邦制度的秉公精神就是地方爱国主义的集大成。换一种方式说，美国的每一个公民，把自己对本小共和国的依恋之情逐渐转化为对共同祖国的热爱之情了。因此，当他们在维护联邦的时候，也就是在保卫他们所在州县的繁荣昌盛，同时还保卫了参与治理国家的权力，保卫了他们希望联邦政策使他们繁荣的理想：这一切，通常比整个国家的共同利益和国家的荣誉更能打动人心。

    另一方面，如果人民的精神和社会风气使一个大国繁荣富强，那么联邦制度就把这项任务所有的困难降到了最低程度。美国的共和制度对各州来说，没有出现大多数集体常见的弊端。从领土的面积上来说，联邦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大共和国；但如果我们从它管理的事务上来说，它管理的事务很少，因此它又像是一个小共和国。虽然做的事情不多，但是每件事情都是非常重要的。联邦的主权是有限的和不完整的，所以这个主权的行使不会对自由造成什么威胁，那么威胁大共和国的那种争权争名的邪念也就不会有。因此不管是谁都不必向往一个共同中心，没有巨大的城市，没有贫富之差，也没有爆发战争的突然性。虽然政治激情顿时遍及整个国家，但它会潜移默化地去反对每个州的自私和偏见。

    美利坚合众国跟一个单一制国家相同，人们的工作和思想都是自由的，没有什么能够抑制进取精神。政府尊重拥有知识的天才。在整个联邦境内，他们就像是由同一个帝国统治的国家内部一样，升平气象随处可见。在国外，它与地球上的各大强国并驾齐驱。它有800多里约（2000英里）对外海岸，而且它还掌管着走向新大陆的钥匙，因此不管是多远的海边，它的国旗都受到尊敬。

    联邦既有着小国的自由和幸福，又有着大国的光荣和强大。

    第30章 联邦宪法 (9)

    为什么联邦制度没有扩展到所有国家而英裔美国人却可以采用它每个立法者在制定联邦制度的时候都会遇到克服不了的困难——各种联邦制的复杂性——被治者的才智经常被它利用——美国人在治理国家方面的实际知识——联邦政府相对的软弱性，联邦制固有的另一缺陷——这一缺陷被美国人减弱了，但是并没有完全被消除——虽然每个州的主权从表面上看要比联邦的主权小，但实际上却比它强大——这是为什么——除了有法律这个原因之外，还有参加联邦的州要求联合的自然原因——英裔美国人有哪些这种原因——缅因州与佐治亚州相隔大概有 400里约（1000英里），但是大联合比诺曼底与布列塔尼的联合更为自然——联邦制的主要危险便是战争——这一点美国本身是证明的最好例子——大战对联邦来说并不可怕——为什么——一旦美国的联邦制被欧洲一些国家所采用很可能会发生危险有时，一个立法者经过一番艰辛努力，才会对这个国家的命运施加一小点间接影响，但是他的才华却会立即受到赞扬。其实，能给社会的发展时常造成不可抗拒的影响的，是他没有能力改变的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该国的社会情况，他无法探究清楚的民情和思想，甚至他也不知道该国的起源。这种不可抗拒的影响，不管他怎么反抗也没有用处，如果持久反抗很有可能连自己都会被卷走。

    立法者就像人在大海里航行。他可以驾驶船只，但是船的结构他无法改变，他既不能呼风唤雨，又不能使他脚下的大洋平静。

    对于美国人从他们的联邦制中获得的好处我已经说明了。接下来要说的就是哪些东西使他们得以采用这种制度，因为有些国家使用这个制度反而不会受益。

    在联邦制中，有些缺陷是来自法律的，可由立法者排除；然而另一些缺陷则来自制度本身，这些缺陷是固有的，并非人民所能克服的。因此，采用这种制度的人民，必须具备一定的力量来容许这种制度的统治本身所固有的缺陷。

    在任何一种联邦制的固有缺陷中，所采用的手段的复杂性是最为突出的。两种主权并存也是这种制度必备的，立法者可以使这两种主权的活动尽量简单和公平，并把两者限制在明确规定的活动范围之内，但是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是无法阻止的，无法防止它们在某个方面所发生的冲突。

    因此，不管联邦制做什么都会有一套复杂的理论。当人们对这套理论加以应用时，是需要具有一些知识的。

    一般来说，人民要掌握几个简单的概念。第一个概念：内容错误但是被表述得清晰明确的观念，经常比一个内容正确但被表达得含糊复杂的观念更能说服群众。因此，一些小国政党总是不择手段地利用那些无法代表它们追求的和手段的名义或主义当旗号；如果没有这个旗号，它们既不能存在，甚至也无法开展活动。建立在一个简单原则或简单学说之上的政府，虽然不是最好的，却可以是最强大、最长久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世界上最完美的联邦制宪法——美国宪法，会对这个宪法的条款数量和要求被治者必须具有一定识别能力感到惊讶。联邦政府几乎完全建立在法律的假设之上。因此联邦可以说是一个理想中的国家，只存在于人的脑海里，它的版图和范围也完全是凭心去体会。

    总体的理论我们可以理解，唯一需要说明的是实际应用方面的难题。难题不可胜数，因为联邦与各州的主权是互相交错的，要想一眼分清其界限是不可能的。在这样的政府中，所有的事情都需要经过反复的协商和一些比较复杂的程序，因此只有长期以来习惯于自治或者政治知识普及的社会下层的民族，才是最合适采取这种制度的人群。我对美国人在解决联邦宪法带来的难题方面所表现的高超知识和能力佩服得五体投地。我见过的美国人，都能轻易地把国会的法律规定的义务与州法律的义务明确地区分开来，也都能在区分联邦普通法院所审理的案件和地方司法机构所处理的事件之后指出联邦法院管辖权的起点和州法院管辖权的终点。

    美国的联邦宪法就像是能工巧匠创造的一件只能使发明人自己成名发财，一旦落到其他人的手里就会变成一件一无用处的美丽的艺术品。

    墨西哥的现况就可以充分说明这个问题。

    实行联邦制是每个墨西哥人所希望的，所以他们把自己的邻居英裔美国人的联邦宪法作为蓝本，并且几乎把里面所有的制度都抄了过来。但是，他们只抄来了宪法的条文，却没能理解给予宪法以生命的精神。所以政府的双重车轮时停时转。各州的主权和联邦的主权也会时常超越宪法所规定的范围，双方出现冲突也是时常发生的事情。直到如今，墨西哥仍然陷于无政府状态到军人专制，然后再从军人专制回到无政府状态的恶性循环之中。

    其中第二个致命的缺陷，我个人认为也是来自联邦制度本身的重大缺陷，就是联邦政府的相对软弱性。

    把主权分为两部分是一切联邦制国家所依据的原则，但是立法者在规定制度时划分得不够明确，在表述上使划分含混一时，可是不能永远这样下去。还有一点就是，被划分的主权一直都比完整的主权显得软弱。

    我们在叙述美国宪法的时候已经知道，美国人是怎样巧妙地把联邦的权力限制在狭小的职权范围内的同时，又能使联邦政府拥有全国中央政府的外貌，在某些方面还能使它具有中央政府的权力。

    联邦的立法者同样巧妙地减少了联邦制本身固有的危险，但没能完全将其消除。

    据说，其实美国政府跟各州并不是直接打交道的，而是把它所下达的法令直接传达给公民，并强制公民服从国家的要求。

    可是，如果联邦的法律已经触犯了一个州的利益和惯例，难道他们就不怕这个州的全体公民觉得处罚拒绝服从该项法律的人时就已经等于侵害他们的利益了吗？这个州的公民也会感到联邦主管部门的处罚其实也给他们造成了侵害。如果联邦政府有分化他们的意图，然后加以制伏，也无济于事，因为他们的本能会意识到他们必须联合起来抵抗，并且还要让州分享的那部分主权为他们做主。法律这个时候要向现实让步，容忍国内一个有组织的权力当局向中央发出挑战。

    我觉得联邦的司法权也是如此。如果联邦的法院在审理私人案件时不小心侵犯了一个州的重要法律，虽然表面看上去没什么，但是实际上却变成了一个受害州与联邦之间的争讼，前者由一个公民做代表，后者由法院做代表①。

    也许有些人会觉得，给予人们以满足其激情的手段，他们就可以在法律的帮助下，通过认识和运用法律而控制自己的激情，那么有这个看法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的经验还不足。

    美国的立法者虽然把两种主权之间的冲突降到最低，但是两者之间发生冲突的原因还存在着。甚至可以说，当这两种主权发生冲突时，他们也保证不了联邦主权会获胜。

    第31章 联邦宪法 (10)

    他们可以让联邦拥有金钱和士兵，但是各州有保护人民的意愿和惯例。这个时候联邦主权只是一个抽象的存在，只与少数的对外事务有关。然而各州主权是一个完全能被人们感知的存在，也容易被人了解，人们随时随处都可以看着它行动。前者是新的事物，后者是与人民同时产生的。

    联邦主权是人工创造的；然而各州的主权却是天然存在的，州主权就像家庭中的父权一样，不必费多少力就能建立起来。

    联邦主权只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涉及个人利益，它代表着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一种模糊不清的感情。但是各州的主权让每个公民每天都能感觉到它的存在，精心地掌管着每个公民的事；负责保卫每个公民的生命财产和自由，所以这个主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每个公民的安危。各州主权依靠的是人民的传统和习惯，地方的偏见还有地方和家庭的私心。一句话，它所依靠的是使爱乡土的天性根深蒂固地扎在人们心中的一切东西。怎么能怀疑它的好处呢？

    虽然立法者无法阻止两种主权在联邦制度中发生冲突，但是应该尽一切努力避免联合起来的各成员将其诉诸战争，而劝阻他们尽量采取和平的方式。

    所以，除非联邦的成员之间存在着很多能使联邦团结的因素，否则联邦的公约很快就会遭到破坏。

    同样联邦制要想成功，不仅需要良好的法律，还需要有利的环境。

    ①例如，按照宪法规定，联邦有权出售空地，将进款作为自己的收入。如果俄亥俄州以宪法上所说的土地只是指从来没有被任何一个州管辖的土地而言为由，声称自己对被联邦进行出售的那块在其境内的空地拥有所有权，要自己出售这块空地。实际上，由此产生的争讼应是通过联邦购买那块空地的人和通过州购买那块空地的人之间的争讼，而不应该是联邦和俄亥俄州之间的争讼。但是，如果联邦的法院判决由联邦购买土地的人胜诉，而俄亥俄州的法院主张竞争者应拥有土地，那么这个法律还能站得住脚吗？只要是结合成联邦的成员，之前都有过一些共同利益，这些利益就是促使他们联合的精神纽带。

    但是，人与人之间除了物质利益以外，还有思想和感情。对一个联邦的持久存在，文明的重要性不亚于各成员的结盟需要。在瑞士，沃州和乌里州的文明是有很大差别的，这种差别就像19世纪与15世纪的不同，严格说来，瑞士从古至今都没有成立过联邦政府。这个国家只是由几个州组成，只存在于地图上。中央政府只要试图对整个瑞士实行一样的法律，我所说的这一点马上就会得到证实。

    有一个事实有助于美国建立联邦政府。州跟州之间不仅有大致相同的利益、起源和语言，而且还处于同等的文明水平。这些条件使它们的联合变成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个欧洲小国，其不同地区间的相同之处多于面积相当于大半个欧洲的美国。

    从缅因州到佐治亚州，距离约400里约（1000英里），但两州之间的文明差异却小于诺曼底和布列塔尼之间的差异。因此，前两者比后两者更加容易结合起来。

    国家的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加上居民的风气与习惯，为美国的立法者提供了便利。联邦制的建立和保持，其实都应该归功于国家的地理环境。

    战争是最能影响一个国家生存的事件。在战争当中，公民必须团结，甚至团结得要像一个人似的：他们要共同对敌，共同为保卫国家而战斗。

    如果问题只是在于维持国内和平和促进国家繁荣上，那么只要政府勤于政务，被统治者通情达理，人民热爱祖国就够了。但是，当国家正在与另外一个国家进行一场大战时，公民就必须付出大量的牺牲并忍受痛苦。如果这个国家觉得公民应该自愿投入战争，那这个国家对人性还不了解。

    因此，凡是赢得胜利的国家，大部分都不得不加强政府的力量。而没有取得胜利的国家便被征服。一场长期的战争，要么使国家因失败而灭亡，要么使国家因胜利而导致专政。这两个结果都是可悲的。

    因此，一般来说，一个政府的弱点只有在战争中才会暴露得最为明显；并且之前我已经说过联邦制政府自身的缺陷就是它太软弱。

    在联邦制政府中，不仅没有中央行政集权和类似的现象，就连中央政府集权本身也是不完整的，因此当中央集权不完整的国家同中央集权完整的国家交战时，软弱就来源于此。

    从美国宪法的规定来看，美国联邦政府虽然比任何一个联邦制政府都有实权，但是这种实权的缺陷显而易见。

    下面我们就举一个例子，读者从中可以看到这种情形。

    美国宪法授权国会向各州征兵，以便平息内乱或抵御外侮，同时又宣称总统为合众国陆海军总司令。

    1812年战争时期，总统曾令北方的民兵开赴前线；但是，因为马萨诸塞和康涅狄格两个州的人们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损害而拒不执行。

    他们指出，宪法说在有内乱或者外侮时联邦政府才有权召集民兵，但是现在的国家既无内乱又无外侮。他们还补充说，授权联邦可以召集民兵的宪法，也保留了各州任命军官的权力。因此，如果按照他们对宪法的解释，在战争中只有总统有权指挥民兵。但是军队岂能只由一个人指挥！

    赞同这种荒谬的说法的，在两州不仅有政府和立法机构的工作人员，而且还有法院的工作人员。所以，联邦政府想招募所需的军队只好到别处去①。

    那么，只靠相对完备的法制去保护联邦，为什么就能幸免于难呢？因为它从未遇到过令人恐惧的战争。

    美国这个辽阔的大陆可以使人们尽情发展事业，两侧的大洋使它几乎与世隔绝。

    加拿大只有100万居民，并且由两个敌对的民族组成。寒冷的气候限制了领土的扩张，还使它的港口6个月都不能通航。

    从加拿大到墨西哥湾，中间还有很多野蛮部族，面对6000名士兵就陷入了半灭亡的状态。

    在南部，美国与墨西哥接壤。这里也许有朝一日会发生大战。但是，那个地方还不够开化，道德败坏，国家贫穷，使得墨西哥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期才能跻身于大国之林。而欧洲列强离美国太远，不足为惧。（o）因此，美国的幸运之处就在于它处在一个不会发生大战的优越地理位置，而不在于它有一部可以使它顶得住大战的联邦宪法。

    我对联邦制的优点的欣赏是无人能比的。我认为，联邦制度是最有利于人类繁荣发展和自由进取的强大组织形式之一。对已经采用这个制度的国家的命运我表示羡慕。但是，我又总不敢相信，实行联邦制度的国家能够在力量平等的条件下跟一个中央集权的强国进行长时间的斗争。我觉得一个国家如果在面对欧洲的几个强大军事君主国的时候敢将主权分成两个部分，那么这个国家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政权，也由此放弃了生存权，导致国家的名字不复存在。

    新大陆是令人向往的地方，人们在那里可以自我奋斗。只要你敢去追求，那么你就能从中获得幸福和自由。

    ①肯特：《美国法释义》第1卷，第244页。请注意，我上面举的例子，发生于现代美国宪法颁布实施之后。如果追溯到制定第一个联邦宪法的时期，我还会举出一些更有说服力的事实。当时，全国欣喜若狂，革命的代表者是一位最孚众望的伟人。但在这一个时期，国会可以说一无所有，始终缺乏人力和金钱。国会提出的一些良好的计划，总是在执行中被搁浅；联邦一直处于垮台的边缘，主要是由于它的敌人软弱无力才得救。

    第32章 为什么可以严格地说美国是由人民统治的

    在美国，是由人民指定立法者和执法者，同时也是由人民自身组成惩治违法者的陪审团。各项制度在其原则和其作用的发挥上，都是民主的。因此，人民直接指定他们的代表，并在通常情况下每年改选一次，以使代表们完全受制于人民。由此可见，人民是真正的指导力量。虽然政府的形式是代议制的，但人民的意见、偏好、利益、甚至激情对社会产生的经常性影响，都不会遇到顽固的障碍。

    就像在由人民治理的一切国家一样，在美国，多数也是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的。

    这个多数主要是由温和的公民组成，他们或是出于爱好，或是出于利益，因而衷心希望国家繁荣富强。企图拉他们入党的和请他们支持的政党会在他们的周围不断进行煽动，希望得到多数的支持。

    第33章 合众国的政党

    对政党进行一次分类——政党之间形同敌国——真正的政党——大党与小党的差异——政党何时产生——各政党的不同特点——美国存在过大党——现在已经不再存在——联邦党——共和党——联邦党的失败——在合众国建立政党的困难——为建立政党所做过的一切——见于一切政党的贵族性或民主性——杰克逊将军对银行的斗争

    首先，我要给政党作一次大分类。

    有些幅员辽阔和居民杂处的国家，虽然把人民都联合在同一主权之下，然而它们的人民仍有相互对立的利益，导致人民之间永久处于对立的状态。所以，这样同一国家中的不同派别，就形成不了符合政党定义的真正政党，却能形成不同的国家。如果这种国家爆发一场内战，与其说成是不同派系之间的搏斗，不如说成是敌对国家之间的冲突。

    然而当公民们在政府的总的施政原则等一些与全国有关的问题上的意见产生分歧时，就会产生我所说的真正政党了。

    政党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同样的性质和同样的本性，它们是自由政府的固有灾祸。

    有些时候，当国家感到灾难深重无法忍受时，便会产生全面改革其政治结构的思想。还有些时候，灾难更加深重，连社会情况本身都要受到连累。这时便成为发生大革命和产生大政党的时代。

    在这些混乱和悲惨的时代之间存在的，是貌似社会得到暂时休息和人类得到喘息机会的时代。事实上，这仅是表面的平静，时间对国家和人来说都是不会停止前进的。国家和人每天都在向着未知的将来前进，我们会觉得国家和人停止了前进，其实是因为国家和人的运动没有被我们所察觉。这就像走着的人在跑着的人的眼里好像是没有动弹一样。

    虽然时间在前进，然而国家的政治结构和社会情况方面发生的变化，有时却慢得很难察觉，以至于人们觉得自己已经处于最佳状态。这时，人类不再把目光投向已定的视野之外，因为人的理性开始自以为有了一定的牢固基础。

    这是对政治阴谋和小党活动有利的时代。

    那些注意原则胜于注意后果，重视一般甚于重视个别，相信思想高于相信人的政党，被我称为大党。一般来说，它们与其他政党相比，行为比较高尚，激情比较庄肃，信念比较现实，举止比较爽快和勇敢。私人利益在政治激情中经常发生巨大作用，但在大党这里却被十分巧妙地掩盖于公共利益的面纱之下，甚至有时可以瞒过被它们激起而行动的人们的眼睛。

    与此相反，小党一般没有政治信念。因为它们自己觉得并不高尚，没有崇高的目标，因此它们的性格打上了自私自利的烙印，这一特点被赤裸裸地暴露于它们的每一行动上。它们总是假装成热情洋溢的样子，它们的言辞激烈，然而行动却优柔寡断。

    同它们所抱的目的一样，它们采用的手段都是微不足道的。所以，在继一场暴力革命之后而出现平静时期时，伟大的人物就好像突然销声匿迹，而智慧也自动隐藏起来了。

    大党在激荡社会，使社会分裂；小党在骚扰社会，使社会败坏。前者有时因为打乱社会秩序而拯救了社会，但后者却总是使社会紊乱而对社会毫无益处。

    美国存在过几个大党，但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由此得到很大好处的不是美国的道德，而是美国的国祚。

    当独立战争结束，新政府即将成立的时候，全国被两种意见分为了两个阵营。这两种意见与这个世界一样古老，然而它们在不同的社会却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并被赋予不同的称谓。一种意见主张限制人民的权力，另一种意见则希望无限扩大人民的权力。

    在美国人那里，两种意见之间的斗争从来不附带着常见于其他国家的那种暴力性。在美国，两派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意见都是相同的，谁也没有必要为了获胜而去破坏旧的秩序并打乱整个社会体制。所以，任何一派都没有把大部分人民的个人存在联系到本派原则的胜利上。不过，两派却都十分关心诸如对平等和独立的热爱这样的大事。仅是这一点，就足够掀起狂热的激情。

    联邦党主张限制人民权力，特别想把自己的学说应用于联邦宪法，它便是因此得名。

    另一派以唯我独爱自由自居，便挂上了共和党的名号。

    美国是民主的国度，因此联邦党人始终占少数的地位，然而独立战争造就出来的伟大人物，大多数都属于他们的队伍，而且他们的道义力量也存在广泛的影响，何况当时环境还对他们有利。第一次联合的瓦解令人们心有余悸，害怕陷入无政府状态。

    联邦党人便从人们的这种观望倾向中得到了利益。他们主持国家的工作长达10年或12年之久，并得以运用他们的原则。然而，并非所有的原则都得到了运用，他们是运用了其中的某些部分，那是由于敌对思潮日渐强大，使他们最终无力反对。

    1801年，共和党终于掌握了政权。托马斯·杰斐逊被选为总统，他因为有着巨大名声、卓越才能和极好人缘，从而获得了人们的支持。

    联邦党人仅仅是依靠一些并不可靠的办法，借助随意决定的对策，才得以维持他们的地位。他们能够执政，是因为他们领袖的德行和才能，还有对他们有利的环境。

    在共和党代替了他们的地位后，他们就作为反对党而一败涂地。占有绝对优势的多数宣布反对他们，因而他们马上觉察到自己已经成为微不足道的少数，就变得悲观失望起来。自此以后，共和党或民主党就接连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最终掌控了全国。

    联邦党人感到自己已被征服，无计可施，在国内陷入孤立，便开始分裂为两部分：一部分加入了获胜者的队伍，另一部分放下本来的旗帜，变换了名称。他们已经有许多年完全不再成为政党。

    依我所见，联邦党的执政可以称做伴随伟大的美国联邦的成立而出现的最幸运的偶然事件之一。他们抗拒了那个时代和自己国家的一些很难抵制的偏好。不考虑他们的理论是否好，总的来说，他们的理论不适用于他们想要去治理的社会，这是他们理论的一个欠缺，所以这个社会早晚要由杰斐逊来治理。然而，至少联邦党政府给了新共和国以自我稳定的时间，然后又大方地支持了它所反对的学说，并使其迅速发展。

    而且后来对手采纳了它的大多数原则，并最终使它们成为自己的政治信条。现在仍在发挥作用的美国联邦宪法，就是联邦党人的爱国心和智慧的不朽业绩。

    所以，现在在美国已经看不到大政党了。虽然美国仍然存在许多威胁着国家的未来的党派，然而没有一个党派对政府的目前形式和社会发展的总方向表示反对。威胁着美国的未来的党派所依据的是它们的物质利益，而不是它们的原则。在这样辽阔的国家里，与其说因为利益而在利益互不相同的地区形成政党，不如说更能在这样的地区形成敌对的国家。举个例子来说，最近北方主张实行贸易禁运政策，而南方却拿起武器去保护贸易自由。北方是工业区，南方是农业区，是造成这个冲突的起因，因为禁运政策对一方有好处，对另一方却有坏处。

    在美国虽然没有大党，却有许多小党，并且伴随舆论对一些细小问题的看法不同，形成了许多不同的政见。当时人们建党没有任何困难阻碍，但在今天，建党却是一件难事了。在美国，因为任何宗教都受到尊重，不存在宗教仇恨，没有一个教派居于统治地位；也不存在阶级仇恨，因为人民就是一切，还不存在一个人敢于反对人民；最后，美国的公众不用承受剥削的痛苦，因为国家的物质状况给勤劳的人们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道路，只要自己动手，便能创造出奇迹。然而，企图建立政党的野心家仍然存在，因为他们清楚，单凭自己的愿望想把台上的人拉下来自己上台是很困难的。所以，政治家把所有伎俩都用于建立政党。在美国，一个政治家第一步先要想办法认清自己的利益，发现哪些相似的利益能够聚集到自己的周围，然后再努力去寻找一种可以加在自己的新组织头上的合适的学说或原则（可能因为偶然原因，这种学说或原则到现在还没有在世界上出现），来使新组织取得自行活动和自由发展的权利。

    这与以前在出版书籍时要在扉页印上国王的出版许可一样，虽然这个许可与该书的内容一点也不相干，却也被硬塞进书里。

    这一切做完了之后，新的政党就进入政界。

    对美国人的所有国内纠纷，一个外国人初次看到时对它们几乎都是很不容易理解和无所谓的。他不知道自己是应当羡慕他们在为国家的命运而操劳，还是应当可怜这个民族把这类烦琐小事当成正经大事。

    但当他仔细研究支配着美国各党派的隐秘动因时，就很容易发现这些党派大部分都多多少少地与自从美国这个自由社会成立以来把人们分成两派的两大党有联系：它们不是亲近这一党，就是靠近那一党。越是深入这些党派的内心世界，便越能看清其中之一是致力于扩大人民的权力，而另一个则是在致力于限制人民的权力。

    我绝不是说，使贵族政治或民主政治在国内占据优势就是美国政党的公开目的、甚至荫蔽目的，而是说在一切政党的内心深处都很容易发现贵族政治的激情或民主政治的激情。尽管这种激情可以逃过人们的视野，但它们依然是美国政党的敏感点和灵魂。

    我拿一个最近的事件举例。合众国总统攻击银行，全国哗然，意见不一，上层阶级基本都站在银行一边，而人民则拥护总统。你以为人民能从这样貌似简单的，而有经验的人又认为不容易解决的问题的纠纷中找到能够证明自己的见解是正确的理由吗？他们不可能找到。然而，能推翻或建立一切权力的人民却发现他们对银行这样一个独立存在的巨大机构毫无办法，因而十分吃惊。这个牢固的据点在社会的永不停止的普遍运动中向人民发起挑战，它想检验一下自己是否也能像其他东西一样继续活动下去。

    贵族党在美国的残余贵族暗自反对民主——他们退隐还乡——在家他们一心享乐和奢华——在外他们微行简出——他们向人民假献殷勤在舆论纷杂的国家，党派之间的平衡有时会被打破，而使其中的一个政党占据绝对优势。这时，它就要摧毁一切阻碍，压制它的政敌，使整个社会为它的利益服务。

    被压制的政党在感到成功的希望破灭之后，就会暂时退隐，默不作声。全国到处死气沉沉，一片宁静，好像已经被一个思想统一。获胜的政党趾高气扬，他们说：“我们给国家带来了和平，你们应当为我们庆功。”

    然而，在这种表面一致的下面仍然藏匿着深刻的分歧和实质的对抗。

    美国的情况就是这样。当民主党占据优势时，就会独揽处理国务的大权。接着，它又会不断地依据自己的想法去变更民情和国家法律。

    如今可以说，美国富有的社会阶级基本不参加政治活动；财富已经不能使人从政治活动中取得权力，这是使人在政界失势的真正原因，是人们从政的阻碍。

    所以，富人宁肯离开官场，来避免与最贫困公民进行一般被认作不平等的斗争。

    因为他们在公共生活中不能得到他们在私人生活中得到的那种地位，于是就放弃前者，而埋头于后者。他们在美国社会中形成了一个特殊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他们具有自己的爱好和乐趣。

    富人将这种事态视为无法挽救的灾祸因而逆来顺受，对这种事态给他们带来的损害，他们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对其表示不满。所以，人们总是听见他们在公众面前赞美共和党政府温和、民主制度良好。在人世间，没有什么比憎恨敌人之后又向敌人谄媚更为常见的了。

    大家遇到过这样的富人吗？人们不是说中世纪有一个总怕别人对他的财富打主意的犹太人吗？他的衣着朴素，他的举止没有架子，然而他的住宅里面却非常豪华，只有几个他自鸣得意地称做同好的贵宾，才能进入这座圣殿。他在享乐上比任何一个欧洲贵族都更高一筹，对特权地位带来的任何一点好处都表示嫉妒。然而，当他从家里出来，到布满灰尘的位于市中心的小破房来做买卖时，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同他交谈。

    如果他在路上遇到他的鞋店经理，他们还会停下来问候几句。他们会谈些什么呢？这两位公民在谈论国家大事，而且在握手之后才会道别。

    在这种虚情假意的背后，在这种对当权人士阿谀奉承的背后，很容易看出富人对他们国家的民主制度抱有非常大的厌恶感。他们既害怕又藐视人民的力量。如果民主的秕政有朝一日导致政治危机，如果君主制度有一天在美国行得通，人们立刻就会发现我在上面所说的是对的。

    办报和结社是政党为了取胜而使用的两大武器。

    第34章 美国的出版自由 (1)

    对出版自由进行限制的困难——某些国家主张这种自由的特殊理由——出版自由是美国所认为的人民主权的必然结果——美国期刊采用的言辞激烈——期刊有其特有的本性，用美国的例子来证实——美国人对司法当局处分出版违章的评价——出版界在美国不如在法国强大有力的原因出版自由除了影响政治观点外，更会影响到老百姓的所有的见解。它不但能令国家改变法律，更能令社会改变风气。我将设法在本书的另一部分测定出版自由对美国的市民社会的影响力，尽力指出它为美国人的思想提示的方向以及它导致美国人在精神和思想上形成的习性。至于在这里，则只考察出版自由在政界产生的作用。

    坦白地说，我并没有因出版自由本身非常良好而对它产生完全坚定的喜好。我爱好出版自由的主要原因是它能防止弊端，次要原因才是它本身好。

    假如有谁能指出一个可使我相信的、位于思想的完全自由和俯首听命之间的中间立场，我可能就会站在这个立场上。然而，谁能找到这个中间立场呢？现在，假如让你依照出版许可工作，依照命令行事。这时，你该如何办呢？首先，你可能把作家送交陪审团，然而陪审员们却宣判他无罪。如此一来，本来仅是一个人的意见就成为了全国人的意见了。所以，你要办的事情有很多，但是能办成的又太少，但你还必须继续办下去。这次，你要把作者送交常设的法院，但是在判决前法官必须听取被告的陈述，本来不敢于公开写进书里的东西便会出现在辩护词中而不构成犯罪，本来隐晦地写在文章里的话也会反复地出现在其他许多文章或文件中。说话或写文章只是思想的表现，但在我看来，这种表现并非思想本身，只是思想的外壳而已。你的法庭仅仅惩罚了思想的外壳，而没有惩罚被告的灵魂，它依然在被告的身上微妙地产生着作用。

    因而，你要办的事情依旧太多，而能办成的也依旧太少，而你还必须继续办下去。最后，为了作家，你设立了出版检查制度。这个制度好极了！我们拥护它。然而，政治法庭不就要因此忙得不可开交了？结果，你依旧一事无成。即使我猜错了，你没有变成那样，同样也得增加烦恼。你不是突然想起思想是一种宣传者越多就会越强大的物质力量之一吗？你不是觉得作家就像军队的士兵吗？然而事实上，思想的威力却与一切强大物质力量相反，它往往因表述其思想的人为数极少而增强。一个有能力的人在鸦雀无声的群众大会上所作的倾诉衷情的讲话与一千个演说家的大喊大叫相比，反而更有力量。即便只能在一个公共场所自由演说，其影响也和在每个村镇面对大庭广众讲话差不多。所以，你必须开始像破坏写作自由那样去破坏讲演自由。这次，你的目的达到了：没有人吭声了。然而，你原本的目的是什么呢？你是想对自由的泛滥进行制止，然而我却把你带到一个暴君的脚下。

    而且不幸的是，在你从极端的自主走到极端的屈从这个如此漫长的路途中，连一个可供歇息的站脚处都没有碰到。

    有些国家，在我刚才指出的一般原因以外还存在一些特殊原因，使得它们必须实行出版自由。

    在某些自称自由的国家，由于它们的宪法没有给予被压迫者以向法院控告官员的权利，所以每个政府工作人员都可能犯了法却不受惩罚。出版自由在这样的国家就不但是公民的自由和安全的保障之一，更是这方面的唯一保障。

    所以，一旦这种国家的统治者宣布废除出版自由，全体人民就可以回答说：“如果允许我们到普通法院去控告你们的罪行，我们也许就会同意不到舆论的法院去揭露你们的罪行。”

    设立出版检查制度对完全按人民主权理论施政的国家来说，不仅危险，而且极其荒诞。

    当把管理国家的权力授予每个公民时，那就必须承认公民有对同时代人的各种意见进行抉择的能力，以及对认识之后能够指引他们的行为的各种事实进行鉴别的能力。

    所以，出版自由和人民主权彼此关系极为密切，而出版检查和普选则互相对立，后两者无法长期共存于同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中。生活在美国境内的1200万人，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敢于提出限制出版自由的建议。

    我现在把我抵达美国后看到的第一份报载的一篇文章，忠实地翻译于下：“在这整件事情上，杰克逊（总统）使用的语言，是冷酷无情，一门心思只想保全自己权柄的暴君式的语言。他暗藏野心，他也将因此被惩罚；他爱好玩弄阴谋，但阴谋也将打乱他的计划和夺去他的权力。他执政腐化堕落，他所做的应受谴责的行为将使他名誉扫地，遭人辱骂。他登上政治舞台，就如同一个毫无廉耻而又无法无天的赌徒来到赌场。他赌赢了，但审判他的时间也接近了。他必须把他赢到手的东西退回来，把假赌具扔掉，等着退休后一命呜呼。在退休后，他或许会因为感到自由而咒骂自己过去为什么发疯，但这样的忏悔并不能使他的良心有所发现。”（《文森斯报》）〔当时在（印第安纳州）文森斯出版的报纸，然而引文的出处我们没有找到。

    印第安纳州图书馆长认为，托克维尔很有可能对引文进行过删改〕在法国，许多人认为，社会情况的不稳定，我们的政治激情，以及随之而来的普遍不安导致了我们国家的报刊暴力。所以，人们一直在等待，希望社会的安宁重新出现，使报刊不再大喊大叫。对我来说，虽然愿意将上述各项视为报刊对我国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因，但实际上并不认为这些因素曾对报刊的语言产生过很大影响。我认为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报刊都该保存它的特性和激情。美国当前的情况就是我的看法的证明。

    如今，世界上最不容易生长革命萌芽的国家可能就是美国。但报刊爱好破坏的倾向，在美国也表现得与法国相同。美国报刊的暴力虽与法国相同，但它用来激起人民发怒的原因却跟法国不一样。在美国，也像在法国那样，报刊是把善与恶交织在一起的一种奇异的力量，没有它就不会存在自由，而有了它社会才得以维持秩序。

    应该指出的是，美国报刊的力量没有法国的强大，但在美国却很少出现司法当局惩治报刊的事件。其中原因非常简单：美国人接受人民主权学说之后，就立刻认真地进行应用。他们从未想过，用每天都在变化的因素可以创造出永久存在的制度，制度本应是可以改变的。所以，只要不是因实行暴力而违法，即便攻击现行法律也不算犯罪。

    此外，他们又坚信法院对管束报刊无能为力，而人类语言的微妙差别又总能令司法当局逮不住把柄，因此这种性质的罪行基本上都能从企图抓住它们的手下溜走。所以他们认为，为了能够有效地对付报刊，就必须有一个不但致力于维护现有的秩序，而且可以摆脱周围舆论影响的法庭。这个法庭惩处的主要对象是动机而不是语言，在审案时不公开审理，在宣判时不讲处罚原因。无论谁有权建立和主持这样的法庭，在我看来追诉出版自由都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这个法庭将成为社会自身的专制统治者，它可以把作家连同他的著作一起除掉。所以，在出版问题上不存在屈从与许可之间的中庸之道。国家要想享用出版自由提供的莫大好处，就必须忍受它所带来的无法避免的痛苦。国家患病时常有的幻想之一就是既想得到好处又想逃避痛苦。此时，国家对斗争已经感到疲倦，力量衰竭，企图找到一个方法，使敌对的意见与相反的原则在同一块土地上共存。

    造成美国报刊的影响力很小的原因有许多。下面举出其中的主要原因。

    第35章 美国的出版自由 (2)

    写作自由和其他自由一样，在最初提出来的时候最使国家感到害怕。从未听到别人在自己面前探讨国家大事的人民，完全相信首次出现的法院。从建立殖民地之初，英裔美国人就已经享有写作自由了。尽管报刊对人的激情产生猛烈的火上加油的作用，可是它也不能全凭自己来创造激情。众所周知，美国的政治生活是活跃、多变，甚至动荡的，但它很少被狂暴的激情打乱。即使是在物质利益发生冲突且不能妥协时，也很少掀起狂暴的激情，何况这种利益在美国很容易被满足。只须看一下美国和法国两国的报刊，就可以判明英裔美国人和我们法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差别。在法国，报刊上登载商业广告的版面极为有限，甚至连商业新闻也数量有限。大部分的版面是在探讨政治问题。而你在美国看一份大报时，立即会看到有四分之三版面都是广告，而剩余的部分常常是政治新闻或短小的趣闻逸事。翻来找去之后，才能在经常被人们忽视的角落里看到我们法国报刊每天给读者登载的热烈讨论的问题，但字数也很少。任何力量越被集中使用于一个方向，它的效果就越大。这条普通自然规律已经被实验向观察者证明，而一些微不足道的暴君，也利用他们的比实验更为可靠的本能，一直感到这个规律在发挥作用。

    在法国，报刊兼有两种不同的集中。

    首先，报刊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都集中在一个地点上；其次，可以说是集中在几个人手里，因为它的机构数量很少。

    用这种方式在一个人人多疑的国家建立起来的权力，就会产生接近无限的影响力。它一般与政府为敌，政府或许能跟它达成或长或短的休战协定，但要和它长期共处却是很难的。

    我方才提到的两种集中，在美国则一个也不存在。

    美国不存在大城市，人力和物力在广大国土的各处呈分散状分布，人类智慧之光是在各地交互辉映，而不是从一个共同的中心向四外散射。在任何方面，美国人都没有规定思想的总方针和工作的总方针的习惯。

    这一切表现都要归因于美国的地方环境，而它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然而法律在这方面也发挥了作用。

    在美国，既不要求报刊进行注册，又不向印刷业发放执照，更不知保证金是什么东西。

    所以，在这里创办报刊既简单又容易，只要有不多的订户，就足以应付报刊的开销，因此美国定期期刊和半定期期刊的种类多得令人不敢相信。一些很有教养的美国人，认为这种出版力量的过度分散就是导致报刊影响力小的原因。所以，美国政治学有一项原理：增加报刊的样数是冲淡报刊影响的唯一办法。我真不明白，如此一个不言自明的真理为什么还没有在我们法国推广？我很容易理解，那些想凭借报刊进行革命的人，要使报刊界只存在几个强大机构的意图。然而，为什么现存秩序的官方维护者和现行法律的天然支持者，他们会相信把报刊集中起来就可以减弱报刊的影响力？

    这我就不知道是为什么了。我认为，欧洲各国政府用来对付报刊的办法好像和中世纪骑士对付敌人的方法一样：它们根据自己的经验知道，集中是一种强有力的武器，而它们把武器提供给自己的敌人，就是为了在对抗敌人时取得更大的光荣。

    在美国，基本上每一个小镇都有自己的报纸。在这么多的斗士中间，要想建立秩序和统一行动是不可能的。结果现状就是，每个人都独树一帜，各显本领。在美国，不会出现所有报纸联合起来支持或反对政府的情况，而且它们在攻击政府和为政府辩解时总是使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所以，报纸在美国很难汇成能够冲击或冲垮牢固的大坝的洪流。报刊力量的这种不集中，还带来了另外一些十分明显的后果：一方面，在美国办报很容易，因此人人都可以办报；另一方面，因为存在竞争，任何报纸都很难获得巨大的效益，致使精明强干的实业家在此类事业面前止步。最后，即使办报是生财的方法，然而因为报刊的数量过多，有天才的文人也不容易致富。所以美国的报人基本上地位都不高，受的教育较低，思路不敏。众所周知，在所有事情上都是多数决

    ①他们只会在向人民呼吁和表达自己的见解的极少数情况下，如在答复恶意的诽谤和解释事实的真相时，才在报纸上发表文章。

    定一切，由多数制定每个人应该遵守的行动守则。把这些共同习惯结合起来，就构成了宗旨。于是就因此产生了律师业的宗旨、法院的宗旨等。在法国，报业的宗旨是，用猛烈的，然而又高尚并经常是雄辩的方法探讨国家大事。偶尔没有经常这样坚持下去，那只是证明所有的规律都有例外。而美国报人的宗旨是，用粗暴的、十分朴实的、直奔主题的方式刺激他们所反对的人的情感，而不用道理让人悔悟，甚至不惜攻击人家的隐私，揭露他们的弱点和毛病。

    我们应该对这样滥用思想自由的做法表示惋惜。我以后还有机会来谈报纸给美国人民的爱好和道德造成的影响，但我现在的题目是只谈政界，因此对这种影响只能顺便说一下。必须承认，对出版界采取这种放任态度的政治效果，曾对维持公共安宁有间接的促进作用。所以，为了避免失去他们为了自己利益而去鼓动大众激情的最强有力武器，已在同胞们的思想里占有地位的人都不敢在报纸发表文章①。从这可以看出，报上发表的个人意见，在读者的眼里通常是一点都不重要的。读者想从报纸看到的是有关事实的报道。只有在报道改变或歪曲真相时，撰稿人的观点才会发生某种影响。

    虽然报纸只能做到这些，然而它在美国依旧是一个有很大影响的权力。它使政治生活的信息在这个辽阔国家的各地传播。它常常瞪着眼睛不断地对政治的秘密动力进行观察，使搞政治活动的人被依次推上舆论的法庭。它会把人们的注意力集结到某种主义或学说的周围，并给政党树立了旗帜。它令那些彼此对话，却没见过面的政党可以听到对方的声音，从而能够不断接触。当大量的报纸行进在同一道路上时，久而久之，它们的影响就会变得几乎无法抗拒，即使一直被另一个方面控制的舆论，最终也会在它们的打击中屈服。

    在美国，每一家报纸都各有一点权力，而期刊的权力比报纸的还大，仅位于最有权威的人民之下。（a）在美国出版自由的环境下形成的见解往往比在其他地方受检查制度影响形成的见解更坚定在美国，政坛新人永远不断地出现并被民主制度推出去管理国家事务，因而政府的施政难以始终如一和按部就班。然而，该国政府的总方向与其他大多数国家相比却显得更为稳定，而支配社会的主要舆论同样比其他国家持久。当一个思想占领了人们的头脑之后，无论它是否合理，再想把它从头脑里赶走就很困难了。

    同样的事实在欧洲的英国也出现过。在过去一百多年中，这个国家曾存在过比任何其他国家更大的思想自由和更牢不可破的偏见。

    在我看来，这个现象应该归咎于那个貌似有责任阻止这个现象产生的事实，即出版自由。在实行这种自由的国家，高傲和自信对见解的影响程度完全相等。人们会喜欢一种见解，是由于这一见解在他们看来是正确，并且是由他们自己选择的。他们会支持一种见解，不只是由于它是真实的，更是由于它是属于自己的。

    此外还有另外的几个原因。

    一位伟人讲过：无知处于知晓的两端。不过如果说自信处于两端，而怀疑居于中间，也许更为正确。事实上，人类的智力发展可以被认为有三个总是前后相连的不同阶段。

    这三个阶段表现为：一个人先是对某事坚信不疑，此时他往往是由于没有深入调查便接纳了它；当异议产生时，他便会产生怀疑；最后，他一般会克服所有的怀疑，从而又开始相信。而他在后一次去认识真理时便不是随随便便和马马虎虎的，而是切切实实地去考察真理，并紧随真理之光行进①。

    当出版自由发现人们位于智力发展的首个阶段时，它不得不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听任他们遵循自己不经深思熟虑就坚信不疑的习惯，只能试着渐渐地改变他们轻信的对象。所以，在整个智力发展过程中，人类的理性只能一次认识一点地往前发展，然而被认识的那一点也在不断改变。最早突然接受出版自由的那一代人正值爆发革命的时期，于是，他们就要有点苦头吃了！

    不久之后，一批新的思想又紧接着出现。人们因为有了以往经验，便在怀疑和普遍不信任中探索。

    可以说，大部分人都总是停留在以下两个阶段之一：一个是相信却不知道是为什么，另一个是不能确知该信什么。

    只有很少人有能力达到拥有来自真知的深思熟虑的自信，能够冲破怀疑的干扰，并主宰这种自信的那个阶段。

    然而，也有人曾经指出，在宗教狂热鼎沸的时代，人们还可能改变他们的信仰，但在人们普遍怀疑的时代，人人却对自己的信条坚信不疑。这种情形同样出现在出版自由盛行时的政治中。在互相质疑和轮番角逐的所有社会理论中，如果有一个被人采纳并给予保护，也只是因为人们不相信会有比它更好的，而不是因为人们相信它是好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不会轻易为自己的见解付出生命，然而也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见解。所以，殉道者和变节者都一样少见。

    再给这个理由增加一个更加强而有力的理由：当人们怀疑某种见解时，因为本能和物质利益比见解更容易看到、感觉到，也更能持久，所以人们最终总是要通过自己的本能和物质利益来判断。

    民主制度的治理与贵族制度的治理相比，究竟哪个好？这是一个很难解答的问题。

    然而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民主制度会使一些人感到不快，而贵族制度则会使另一些人受压迫。你富了，我就穷了——这是一个真理，并且它自行成立而且无须讨论。

    ①不过，我还不知道这种深思熟虑的自信和对这种自信的主宰，是否曾经通过理性信念的鼓舞把人的热心和信心提高到一定高度。

    第36章 美国的政治社团 (1)

    英裔美国人对结社权的日常应用——三类政治社团——美国人将代议制用于社团的方法——这对国家产生的危险——1831年关税问题大会——此次大会的立法性质——为什么在美国无限应用结社权不如在他处危险——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原因——在民主国家里社团的功用在世界上，美国是最便于组党结社和把这一强大行动手段用于多种多样目的的国家。

    美国除了存在依法以乡、镇、市、县为名建立的常设社团之外，还有很多必须依据个人的自愿原则才能建立和发展的社团。

    美国的居民自小就懂得必须依靠自己去克服生活的苦难。他们总是对社会的主管当局持不信任和怀疑的态度，仅在无计可施的时候才向它求助。从上小学开始，他们就培养这种习惯。在学校里孩子们游戏时要遵从自己制定的规则，出现自己制定的犯规行为时要进行处罚。这种精神也在社会生活的一切行为中重现。假设公路上发生事故，车马行人受阻不能通行，周边的人就会自行组织起来研究解决方法。这些临时集中起来的人，就可以选出一个执行机构，这个机构在没有人去向有关主管当局报告事故之前，就开始排除故障了。假设是有关庆祝的活动，人们就会自行组织活动小组，来使节日增辉和使活动井井有条。而且，社会上还存在反对各种道德败坏行为的组织。比如，一些人把大家组织起来反对酗酒就是典型的例子。在美国，以促进治安、商业、工业和宗教事业为目的的社团也建立了不少。人们会通过私人组织的强大集体的自由活动使自己的愿望获得满足。

    社团对公民生活发生的作用我以后再找机会叙述。在此，我的任务是仅谈政界。

    既然结社权是大家都认可的，公民就可以用各种不同方式去行使它。

    一个社团可以是由一致赞成某一学说或主张的若干人组成的，并以约定的某种方式去促进该学说或主张取胜。所以，结社权与写作自由基本上完全相同。然而，与出版界相比，最先建立的社团拥有更大的权力。当一种见解被一个社团所代表时，它必须具备简单明确的形式。这个社团要拥有愿为本社团的事业献身的支持者才算完整。

    支持者们相互结识之后，他们的热情就会随人数的增加而增强。社团把多数人的精神力聚集在一起，促使他们以饱满的精神奔向由它指明的唯一目标。

    行使结社权的第二阶段，即行使集会权。当一个政治社团把其活动中心设在国内的某个重要地点时，它的活动规模明显很大，而它的影响同样将扩大。在那里，人们容易彼此见面，能够结合使用各种执行手段，思想通过这样的集会便会用文字永远无法达到的力量和热情往外传播。

    最后，在政治上，结社权的第三阶段是，支持同一见解的人可以组成选举团，选出代表到中央立法机构去代表本社团。这便是真正把代议制用于政党了。

    要想这样做，首先，拥护同一见解的人要在相互之间建立纯思想的联系；其次，他们要组成的小团体是只代表本党的一个派系的；最后，他们要建立一个国中之国，政府中之政府。他们的代表表面上是在代表国家的多数，但事实上只代表他们的支持者的集体。他们的支持者同样展现出代表国家和由此而来的所有道义力量的外表。是的，这些支持者不能像他们那样拥有制定法律的权力，然而支持者们能够攻击现行的法律并协助他们草拟法律。

    如果一个民族完全没有利用自由的习惯，或很容易掀起狂热的政治激情，而且担任的立法者的多数的旁边，只有一个负责审议和监督执行的少数，那我大可认为它的公共秩序必定处于严重的危险之中。

    证明一项法律本身比另一项法律优越，与证明这项法律应当代替另一项法律，二者之间无疑有着很大的不同。然而，当聪明人的智慧又发现一个重大差别时，他就不再考虑众人的想象。有时，一个国家分裂为两个实力相当的两派，每一派都力争做多数的代表。假如在领导权旁边再建立一个道义权威基本与它同样大的权力，你会认为领导权可以不感到威胁，继续长期纸上谈兵地混下去吗？

    认为结社的目的不在于强制舆论而在于引导舆论，不在于立法而在于审议法律，这是形而上学的想法。人们能保持这样的想法停滞不前吗？

    我对出版自由的主要成果研究越深入，就越深信它是现代世界里自由的主要内容，也可以称为自由的基本组成部分。所以，一个坚决保卫自由的国家，有权要求人们全力尊重自由。然而，政治结社的无限自由，又与出版自由不完全相同：与后者相比，前者存在的必要性略小，但危险性却更大。一个国家能够将结社自由限制起来，并将其永远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然而，为使结社权自由存在，国家有时也需要耍些手段。

    在美国，以政治为目的的结社自由是无限的。

    有一个例子能够清楚地表明，这项权利被容许的程度之大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曾在美国引起人们很大冲动的关税问题和贸易自由问题。关税制度不但影响舆论，而且影响非常重大的物质利益。北方认为它的一部分繁荣是因为关税制度，但南方则认为它的一切灾难是因为关税制度。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让当时美国不安的唯一政治激情的制造者就是关税制度。

    1831年，当相关争论处于最为激烈的时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马萨诸塞州公民想出一个办法，他通过报纸向反对现行税制的人建议，请他们派代表到费城，一起研究恢复贸易自由的办法。此项建议经过报刊转载，短短几天就由缅因州传到新奥尔良。

    对现行税制持反对意见的人热烈地采纳了这项建议，他们开始到处开会，推选代表。

    这些选出的代表全部是知名人士，有的还是大有名气的人。南卡罗来纳州为这个问题甚至还拿起了武器，仅它一州就派去63名代表。1831年10月1日，在费城召开了一个按照美国人的习惯取名为“全国代表大会”的大会，有二百多人参加会议。大会从开幕日起就具有立法的性质，会上采用公开辩论方式，讨论了国会的职权范围、自由贸易理论和税则。大会在第十天草拟了一封致美国人民的信后闭幕。这封信中宣称：（1）国会没有权力制定关税税则，现行税则是违宪的；（2）禁止自由贸易对任何国家都没有益处，尤其是对美国。

    应当承认，政治方面的结社无限自由，在美国至今还没有产生在他处可能会产生的致命后果。美国的结社权是从英国输入的，输入之后就一直存在下去。如今，行使这项权力，已变成美国人的习惯和气尚。

    第37章 美国的政治社团 (2)

    结社自由在我们这个时代已成为反对多数专制的一项必要保障。在美国，只要一个政党居于统治地位，就会得到一切国家大权；它的党徒也将获得各种官职，掌控一切有组织的力量。即使反对党的最出名人物也无法阻止自己被排除在政权之外，反对党只能在野，发动少数的全部道义力量去反抗压制它们的强大物质力量。所以，实行结社自由是用一种危险去平衡另一种更为可怕的危险。

    依我之见，多数的无限权威对美国共和制度的危害非常巨大，以至于我认为用来限制它的那个危险手段还好一些。

    在此，我要提出一个想法，读者可以因此回忆起我在本书第一部分讲述乡镇自由时所说的话。这个想法便是：民主制的国家是最需要用结社自由去防止政党专制或大人物专权的。在贵族制国家，贵族社团是天然存在的用来制止滥用职权的社团。在没有这种社团的国家，假如人们之间不能随时仿造出与此相似的社团，依我看就没有任何可以防止暴政的堤坝。在这种情形的国家，一个伟大的民族不是要受一个独夫的残酷压迫，就是要受一小撮无赖的残酷压迫。

    使美国国内的好心人表示惊异的是那种有时会成为一种必要手段的大政治集会（有各种人参加），即便在美国，它的出现也经常是重大事件。

    这种情况，表现得最为清楚的是1831年的大会。当时所有参加大会的杰出人物，都尽力使发言温和，将讨论目标限制在一定范围以内。1831年的大会大概对不满政府措施的人产生了很大影响，促使了他们在1832年对联邦商业法进行公开造反。

    必须承认，在一切自由当中最后获得人民支持的自由，正是政治方面结社的无限白由。即便说这种自由还未使人民陷入无政府状态，但也可以说它随时随刻都在使人民接近这种状态。然而，这个这样危险的自由，却在某一点上提供了保障，那就是在结社自由的国家，是不存在秘密结社的。所以在美国，只存在党派分子，却不存在阴谋造反者。欧洲和美国对结社权的理解差异——它们对结社权的不同运用仅次于自己活动自由的最自然的自由，就是人们把自己的力量同自己的同志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活动的自由。所以，我认为，在性质上，结社权几乎与个人自由一样是不能转让的。一个立法者如果想破坏结社权，他就必须损害到社会自身。然而，如果说结社自由在一些国家能促进和加快繁荣，那么在另外一些国家又可能由于滥用和歪曲结社自由而使它从积极因素变为破坏的缘由。我认为，对自由有正确理解的国家的社团和滥用自由的国家的社团经常采用不同的方法，将它们进行一下对比，对政府和政党都会是有益的。

    现在，大多数欧洲人还把社团视为在战斗中匆匆忙忙组织起来，之后马上投入战场的武器。

    在结社时应当说清目的，然而创办人的头脑却被急于行动的思想限制，在这一问题上发生偏差。在他们看来，一个社团，就相当于一支军队。向士兵讲话的目的是检查军容和激发士气，然后让他们向敌人进攻。结成社团的人们认为，合法的手段可能是成功的手段，却绝对不是唯一的成功手段。

    在美国，人们对结社权的理解却不是这样。处于少数地位的美国公民会参与结社，首先是希望显示自己的力量和削弱多数的道义力量；其次是为了联合起来进行竞争，从而找出最适合感动多数的论据，他们总希望以此把多数拉进自己的阵营，然后再以多数的名义掌权。

    所以，美国政治社团的宗旨是温和的，其手段也是合法的。因为它们仅想依靠法律取胜，因此一般都讲真话。

    有数种原因造成了美国人和欧洲人在结社方面存在的不同。

    在欧洲，有些政党彻底与多数分家，致使它们永远没有希望得到多数的支持，然而这些政党又自认为强大得足够与多数抗衡。因此这样一个政党在结社时，它只就想进行战斗，而并不想进行说服。在美国，观点与多数相差甚远的人绝对斗不过多数的权力，因为其他所有的人都想拉拢多数。

    所以，大党越是没有可能成为多数，结社权的行使就越不存在危险。在像美国这样各党意见仅有细小差异的国家，结社权应该可以无限地存在下去。

    我们在自由方面的没有经验促使我们把结社自由只看成一种攻击政府的权利。

    一个人，当他意识到自己强大之后产生的第一个念头，便是以力服人，一个党也是如此。不用暴力只用道理说服人的念头，要在很久以后才会产生，因为它需要从经验中获得。

    因为英国人已有长期行使结社权的经验，所以当他们因意见严重分歧而形成各种不同派别时也很少滥用结社权。

    但在我们法国，人们却被一种强烈的好战精神所激励，致使凡是关乎国家安危的事，人们都疯狂地参与，把手握武器战死当做光荣。

    然而在美国，普选权却成为促使政治结社暴力趋于缓和的最强有力因素。在实行普选的国家，多数向来都是不难辨别的，因为没有一个政党可以假冒成没有选举它的选民的代表。所以，那样的党并不代表多数，不仅每个社团都知道，而且人民大众也知道这一点。这也是由它们的存在本身所决定的，因为它们如果真是代表多数，它们本身就可以对法律进行修改而不必乞求改革法律了。

    受到它们攻击的政府的道义力量，必会有很大增强。但它们自己的这种力量却必将有很大减弱。

    在欧洲，基本每个社团都自行充当或自信自己是多数意志的代表。这种自充和自信，使它们的力量以惊人的速度扩大，并令人不可思议地把它们的手段合法化。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什么事件是比用暴力去打击压制权利的事件更值得原谅的。

    正因为这样，在浩繁而又复杂的人类行动准则中，极端民主有时反而能防止民主的危险，而极端自由有时反而能纠正自由的滥用。

    在欧洲，社团基本上都将自己视为无法发表意见的人民的立法机构和执行机构，并依靠这种想法去行动和发号施令。但在美国，人们都认为社团只代表人民中的少数，社团仅能依靠说理和恳求来行动。

    欧洲各国社团所使用的手段都与它们所提出的目的相一致。

    这些社团的主要目的不是空谈而是行动，不是说服而是战斗，因此它们要建立的组织自然没有一点和平气氛，并使其内部具有军事生活的习惯和准则。它们竭力用集中方式领导自己的下属，将所有权力交给少数几个领袖。

    这些社团的成员要像战场上的士兵一样对命令进行服从。他们信奉的是盲目服从的理论，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一旦联合起来，就必然马上放弃自己的判断和自由意志。所以，这些社团内部实行的专横统治，往往比它们所攻击的政府对社会实行的专横统治还要使人无法忍受。

    这些社团的道义力量因此就被大大削弱了。它们也丧失了被压迫者对压迫者进行反对斗争时所具有的神圣性。这种甘愿在一定的场合下奴颜婢膝地屈服于同伙中的某几个人的人、将自己的意志甚至思想拱手交给他人控制的人，怎么能奢谈他希望自由呢？

    美国人同样在他们的社团中建立统治组织，假如我能够用和平一词的话，那我就会说它们全是和平的统治组织。社团中承认个人的独立，每个人就像在社会里一样，同时向着一个目标前进，却并非都要沿着同一条路走不可。大家都不需要放弃自己的意志和理性，但要用自己的意志和理性去完成共同的事业。

    第38章 美国的民主政府 (1)

    我知道在以下讨论中将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也许这一章的每句话，都要在某些方面让分裂我国的各个政党难以接受。但尽管如此，我仍要说出我的全部想法。

    在欧洲，我们很难判断民主是否具有真理性和不变性，因为这里有两个对立的主义在斗争，我们无法准确分辨哪些争论来自主义本身，哪些争论来自它自己所引起的狂热。

    这不同于美国。在那里，人民毫无阻碍地治理着国家，不用担心任何危险，也没有遭受任何损害而想着报复。

    因此，美国的民主是凭其所好而行事。它的表现合乎自然而活动不受限制。所以只有在美国，才能对民主作出正确判断。这项研究对我国尤其有益，因为我们终日在一种不可抗力的驱使下盲目前行。最终我们将何去何从？也许走向专制，抑或走向共和，但是可以肯定，社会形式必定会走向民主。

    普选权如前文所说，美国普遍认同普选权。在美国不会考量社会地位高低，人人都享有这项权利。在不同的地区，在因语言、宗教和风俗的差异而彼此形同外国人的种族之间，在路易斯安那和新英格兰，在佐治亚和加拿大，我都能看到普选权的实施效果。

    我曾说过，在美国，普选权远未按人们的期望的那样，产生如欧洲一样的一切善与恶，而它的实施效果也与想象的不太一样。

    人民的选择和美国民主在这种选择中的本能在美国，知名人士很少出任公职——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下层阶级对上层阶级的嫉妒心并非来自个人的愤愤不平，而来自对民主的强烈诉求——为什么美国的精英往往远离政界在欧洲，许多人总是在口是心非地宣称或沉默：普选权的最大好处之一，就是呼吁公信力最高的人出任公职。他们认为，人民难以自我管理，但又衷心希望国家富强；人民的爱好决不妨害他们推选忠于国家的有能力的人去主持政务。

    但是在美国的所见所闻，却让我认为并非如此。到美国后，我吃惊地发现，被统治者中人才荟萃，而统治者中却少有名流。在今天的美国，卓越人士很少会走上仕途。而且必须承认，这也是民主扩大化超出原本界限所产生的结果。显而易见，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的政治家世家数量减少了很多。

    我能够看出这个现象的数个成因。

    尽管国家付诸大量努力，但人民的文化水平仍旧不高。由国家简化学习内容，改进教育方法，让学习步入正轨，这些都好办；但因为用于学习的时间不足，人们仍不能获取知识并有效发挥。

    因此，人们在谋生之外的空闲时间的长短，就决定了他们获得知识的必要时间的多少。在某些国家，这个时间相对宽裕；而在另外一些国家，这个时间就不够了。但是如果完全没有这个时间，人们就不得不把时间只用于操劳于生活的物质层面，即不能作为真正的人而生活。所以，在一个社会里人人都博学多闻同时又家财万贯，这种设想真的难以想象。这两种情况是毫不相关的。我欣然承认，广大公民都衷心希望国家富强；我更愿意承认并曾经说过，社会的下层阶级在这个愿望中掺杂的私念，一般来说要少于上层阶级。但是，他们对实现此种希望的手段正当性的判断有不同程度的偏失，总是缺乏那种本领。想要彻底了解一个人的性格，必须进行长期观察和各种分析。很多伟大的天才在这方面尚有失误，何况普通人呢？对这项工作，人民精力有限而又不懂方法。他们的判断总是匆忙作出而又流于表面。因此，各种骗子施展花招取悦于人民，而人民的最忠实友人却往往不受信任。

    另外，按民主方式去选择值得信任的人的做法并非总能实现，有时人们也不愿意这样做，同时也不想这样做。

    不可否认，民主制度激化了人们心中的嫉妒感情，使之达到最高峰。与其说这是因为民主制度给每个人提供了与他人平等的手段，不如说是因为人们总是觉得难以得心应手地运用这些手段。民主制度唤醒和怂恿了人们要求绝对平等的无止境欲望。这种完全的平等，总是在人们以为得到它的瞬间，在手中消失。用帕斯卡尔的话来说，就是永远消逝了。人们经常热衷于追求那种仿佛近在咫尺而又远在天涯的重大利益。

    成功的可能性大时，人们便高兴，成功变得不确定时，人们便懊丧。他们总是因此喜怒无常。凡是在某一方面超过他们能力的东西，都被他们视为实现愿望的障碍。因此，不管上司如何合法，他们都会不买账。

    许多人认为，这种引导下级把上司赶下台的隐秘本能，只见于法国。但这是一个误解。这个本能并非法国人固有的，而是一种民主的本能。特殊的政治环境虽然可以促使这种本能尖锐化，但它并不能创造这种本能。

    美国人民并不憎恨社会的高层阶级，只是不欢迎他们，排斥他们当权。人民不怕天才，但也不十分器重。一般来说，凡是资质平庸的发迹者，都难以得到人民的好评。

    一方面，存在这种天然本能使人民排斥卓越人物当权；另一方面，又有一种不亚于这种本能的力量使这些人远离政界，因为他们在政界的竞技中难以防范堕落，保全自己。衡平法院首席法官肯特就曾经十分坦率地流露过这种思想。这位著名作家在盛赞联邦宪法授权总统提名法官的条款之后说：“最称职的人，也许为了不在普选中当选，而故意在行动上不十分积极，又在精神上保持严肃。”（肯特：《美国法释义》第1卷第273页）这个见解于1830年发表于美国，当时没有任何人反对。

    我只想用这些话证明，认为普选权能够保证人们作出最佳选择的想法，完全是天方夜谭。尽管普选权优点众多，但并不在此。

    能够部分纠正民主的这种本能的因素巨大的危险对国家和人民产生的不良效果——为什么50年前美国有那么多卓越人物主持政务——教育和民情对人民的选择产生的影响——新英格兰的例子——西南部各州——某些法律是怎样左右人民的选择的——两级选举制度——这种选举制度对参议院的结构的影响当国家面临重大危险威胁时，人民往往能颇具慧眼地选出最能拯救国家的公民。

    我们可以看到，在面临危险的情况下，一个人很少能保持常态，他要么超常发挥，要么大失水准。国家的情形也是这样。有时极端的危险可能并未使一个国家振奋，反而把它吓倒。这种危险虽然能唤起人民的激情，但未对激情加以引导。这样的话，它对人民的头脑只能是轻轻触及，却无法使之清醒。例如，犹太人就曾经在他们的硝烟弥漫的神殿废墟上互相厮杀。但最常见的，是一些国家和个人在危险面前，反而异常冷静，做出非凡的举动来克服危险。这时，那些伟大人物的崛起，就如同在暗夜中耸立的大厦，顿时被一场大火照亮。

    此时，天才也毫不犹豫挺身而出；被灾难蹂躏的人民，也会暂时将嫉妒感情抛之脑后。这时，从选票箱里检出的结果中出现伟人的名字就并不罕见了。我在前面说过，现在的美国国务活动家，远远不如50年前主政的人物。导致这一情况的，除法律的原因之外，还有环境因素。当美国为独立这一正义的事业而斗争时，它是一个要摆脱他国奴役的国家；而当它以一个新生国家的身份走向世界时，它的全体人民的精神品质已经达到这些努力目标要求他们的高度。在举国欢腾声中，卓越的人物走出来当政，而人民也举手欢迎他们，并把他们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但是，这样的事情毕竟不多，还必须从事物的另一角度审视。

    民主的激情有时会被转瞬即逝的事件抑制；而人们的知识水平，特别是民情，将对激情的发展趋势产生强大且持久的影响。这种情况在美国就很常见。

    在新英格兰，道德和宗教完全支配着教育和自由，早已建立并长期延续下来的社会，已经形成了固有的道德准则和习惯，所以人民在轻视财富和门第带来的固有优势的同时，习惯于尊重知识和道德方面的优势，并对其心悦诚服。因此，比起其他各处，民主在新英格兰更有生存的土壤。

    但是，往南一走，情况就大不相同。在南方的各州，形成得较晚的社会纽带此时尚不牢固，教育普及率低，道德、宗教和自由的原则欠缺令人满意的契合。因此，有德、有才或德才兼备的人在那些州的政府里极为罕见。

    当进入社会组织建立不久的西南部各州，会发现这里到处都是冒险家和投机家的庄园。在这里，我们为社会的管理大权集聚于几个人手中而大吃一惊，并在心中思索：除了立法机构的完善和人的独立以外，有什么力量能促进国家发达和社会繁荣呢？

    有些具有民主性质的法律，也曾部分地纠正了民主的危险本能。

    在华盛顿的众议院大厅里，你会为议员的粗俗举止惊诧不已。在这个大厅里，纵使你再三环顾，也依然找不到一个著名人士。容易让人忘却的无名之辈充斥议会。乡村律师和商人占据了议员中的大部分席位，其余的甚至还有底层的人士。在这个教育几乎普及的国度，据说人民的代表有的居然还会写错别字。

    几步之遥的地方，参议院大厅的大门赫然在目。这个会议厅狭小局促，可是众多美国名人却济济一堂。你在这里见到的每个人都声名显赫，你最近一定听到过他的美名。善于雄辩的大律师、著名的将军、贤明的行政官和著名的国务活动家构成了他们的主体。这个会议厅里的一切发言，都丝毫不逊于欧洲各国国会的顶级辩论。

    为何会产生这两种场面的奇异对照呢？为什么精英荟萃的是参议院而非众议院？为什么后者聚集的都是粗鄙之人，而前者却为天才和名人所垄断？但在实际上，这两个议院均经普选产生，选举结果都来自人民，而且至今指责参议院敌视人民的利益的声音都没出现过。那么，如此惊人的差异缘何产生呢？我认为，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众议院由人民直接选举，而参议院则经两级选举产生。本州的立法机构由该州全体公民选举产生，依联邦宪法规定，这些立法机构组成选举团来选举参议员。当然，参议员也能代表（虽然是间接地代表）普选的结果，这是因为选举参议员的各州立法机构，并非贵族团体或拥有选举权的特权机构，它实质上代表各州的全体公民的意志；各州的立法机构一般每两年或一年改选一次，全体公民通过改选更新其成员，从而控制参议员选举。但是，人民的意志通过这个选举团来表达时会发生变化，可能更显庄重和严肃。因此，选举团选出的参议员也往往能切实地代表统治国家的多数。但是，他们所能代表的只限于国内的高尚思想和引导国家前进的精神，而不是那些会使国家动乱的偏激感情和使国家名誉扫地的邪念。

    不难看到，有朝一日，美国的各共和州会因为在选举制度中采用两级选举而强大起来。否则，它们便可能遭遇民主的陷阱。

    对这一点，我始终坚信不疑。使各阶层人民都得以享用政治自由的手段非两级选举莫属。在我看来，不管是惧怕这一手段的人，还是希望变其为政党专有武器的人，他们都是错误的。

    美国民主对选举法产生的影响选举次数少会对国家造成重大危险——选举频繁会使全国处于亢奋状态——美国人从这两种弊端中选择了后者——法律经常被改变——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斐逊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当选举的间隔期长时，每次选举都有震动国家的危险。

    第39章 美国的民主政府 (2)

    这时，全部政党都将全力以赴，争取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对候选人来说，选举的失败几乎意味着不可救治的创伤，所以他们可能气急败坏，做出不理智的事。

    但是，如果不久以后还有机会重新举行一次这种合法的斗争，失败的政党便可以忍耐了。

    当选举接踵而来的时候，频繁的选举会使社会动荡不安，使政务处于连续不断常变状态。

    因此，上述两方，一方可能使国家小病缠身，另一方却会使国家有身染大病即爆发革命的可能。如果第一种制度在损害政府的美好形象，那第二种制度则在威胁政府的生存。

    美国人宁愿忍受后者的弊端，却不愿忍受前者的。在这里，指导他们行动的主要是本能，而鲜有理性，因为民主使他们对变化由爱好发展成为激情。结果，美国的立法总是出奇的多变。

    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他们在总体上行之有效的制度的必然结果就是法律的多变性。但我确信，没有一个美国人会硬说这种多变性完美无缺或认为它不是一大弊端。

    汉密尔顿在论证一项可能防止或推迟不良法律颁布的权力后，补充说：“或许有人会说，防止颁行不良法律的权力同时也会成为防止颁行良好法律的力量（它既可用于这个目的，又可用于其他目的）。但这一反对意见，对能够正确认识法律的不稳定性和多变性的缺点的人来说并不很重要。法律的不稳定性已成为我国政府的性质和宗旨方面的最大弊端。”（《联邦党人文集》第73篇）麦迪逊说：“立法的方便和漫无节制，似乎是我国政府的最严重的病症。”

    （《联邦党人文集》第62篇）美国的民主制度下出现的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民主主义者杰斐逊，他也曾指出过这样的危险。

    他说：“我国法律的不稳定性确实是一大弊端。我认为我们应当除掉它，即应规定在一项法案被提出之后，允许在一年内批准实施。法案应当交付讨论，在没有更改意见后再进行表决。如果形势要求迅速通过该法案，也不能简单地由多数决定，而应以两院各自的三分之二多数通过。” ①

    ①《1787年12月20日致麦迪逊的信》，孔塞伊先生法译本。（《杰斐逊文集》，华盛顿，1905年，第6卷第393页）美国民主治下的公务人员简朴的美国公务人员——公务人员无制服——所有公务人员均带薪——此举的政治后果——美国没有终身公职——无终身公职的后果美国的公务人员，和公民大众没有什么差别，既无宫殿和卫士，又不穿着制服。

    统治者的这种简朴作风，不仅源自美国人的气质，而且与社会的基本原则有关。

    从民主的角度来看，建立政府并非好事，反而是一个必然的灾难。因为必须授予官员们以一定的权力，没有这种权力他们就形同虚设。但是，作为权力标志的制服，却决非工作所必需，也会让公众心生隔膜。

    公务人员心知肚明，他们能够有权向其他人发号施令，是以自己的举止不能表现得高人一等为条件的。

    我想象不出哪个国家的官员会有美国公务人员那样的朴实作风，平易近人，交谈时亲切和蔼。

    我喜欢这种自然作风浓厚的民主政府，我在这些重视职责甚于职位，重视人品甚于权力外表的公务员身上，看到了令人钦佩的男子汉应有的工作作风。

    我认为，一百多年以来，我国都夸大了制服的影响。在美国，我从未见过公务人员在执行公务时因穿着不合身份而被轻视的情形。

    另外，我对公务人员装模作样地穿上制服就能受到尊敬感到怀疑，因为他们受人尊敬应当是因为衣着而非人品。

    当我看到我国的一些官老爷对人粗暴或嘲讽，耸肩反对，或以得意的微笑下达指示时，真想剥下他们的制服，直到他们露出作为一个公民应有的真正模样为止，看他们能不能意识到人类应当受到尊敬。

    美国的公务人员都不穿制服，却可以领薪俸。

    这一点比起以上内容来说更应当是来自民主原则。民主制度也准许官员摆阔，比如用丝绸和金银打扮自己，但不得直接违反民主原则。他们的这种特权只是暂时的，属于职位而非个人。但是，如果公务人员不拿薪俸，就会因此产生一个富有和独立的公务人员阶层，就此形成一个贵族圈。这时，即使人民还保留有选举权，它也是受限制的。

    如果一个民主共和国对公务人员实行无薪制，我可以十拿九稳地推论，这个国家即将走向君主政体。而在一个君主国开始实行公务人员的无偿制时，这一行动说明政体要么是在走向专制，要么是在走向共和。

    因此，在我看来，公务人员由无薪到有薪本身就是一场真正的革命。

    我把美国所有职位都带薪这件事，看成该国民主具有绝对统治作用的最明显标志之一。为公共服务，无论什么性质，都应领到报酬。因此，每个人不仅有为公共服务的权利，而且服务时会有生活保证。在民主国家，虽然每个公民都有出任公职的可能，但也不是全体公民都能出任。

    这不是因为资格不够，而是因为在选举时，候选人的人数和当选条件是有限制的。

    在实行普遍选举原则的国家，严格来说没有终身公职。人们就任公职，多半出于偶然，对任何人来说，永久保住职位都是不可能的。选举是一年一度时，情况尤其如此。因此，公职对野心的诱惑力在平安无事时期并不大。在美国，混迹于政治圈子里的人，都不是有很大抱负的人。胸怀大志的人，一般都远离政治而去追求财富。由于觉得不懂如何齐家而去负责治国的倒是大有人在。

    担任公职之人之所以大多是平庸人，正是由于如上原因以及民主的不良选择。在美国，难以预料如果精英阶层参加竞选，人民是否会选举他们，不过我敢肯定他们不会出来竞选。

    美国民主治下的行政官①的专权为什么在专制君主国和民主共和国中行政官享有的专权比在立宪君主国中更为广泛——新英格兰行政官的专权对行政官授予很多专权的有两种政府：只由一人统治的政府和民主的政府。

    导致这种专权结果的是以下这些几乎相同的原因。

    在专制国家，无论官员还是私人，命运都没有保障。君主掌握着被他雇佣的人们的生命财产，以及他们的荣誉。他不惧怕这些人，确信他们不会滥用这种自由来反对他，因而就赋予他们很大的行动自由。

    在专制国家，君主过分爱惜自己的政权，以至于害怕自己规定的制度会伤害政权，他喜欢把他的臣民的轻微越轨行为看成偶然，相信这并非出于存心谋逆。

    在民主国家，多数在每年都能从上任当选者手中收回权力，所以他们决不害怕那些人滥用职权。多数随时都能使他们对政府的意见达于执政者，所以他们喜欢让执政者自由发挥而不是在一套死规矩中循规蹈矩，因为那些死规矩既限制执政者又限制他们自己。

    但是，只要稍微深入考察一下，就会发现在民主制度下，行政官专权的程度甚至还要大于专制国家。

    在专制的国家，君主对他所发现的一切犯法行为可以立即惩治，但他不能保证自己可以随时发现应受惩治的一切犯法行为。而在民主制度下，执政者的权力极高且无处不在。比如，我们看到，与欧洲的官员相比，美国的公务人员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动的自由要广泛得多。一般只向他们指出应当完成的任务，而方法可以由他们自主选择。

    比如，在新英格兰，各乡镇的行政委员负责提出陪审员名单。但应当指出，只有

    ①我这里指的是广义的“行政官”， 包括负责执行政府法令的一切官员。

    享有选举权和良好名誉的公民才是陪审员的可能人选①。

    在法国，倘若如此可怕的权力被公务人员享有，不管他怎样去执行，人们都必定会认为人民的生命和自由正面临危险。

    在新英格兰，乡镇的行政委员有权把酗酒者的名字张贴在酒店里，要求居民不能向他们提供酒水，违者罚款②。

    即便在最专制的君主国，这样的查禁也会激起人民的反对，但在新英格兰，人们却毫无怨言地服从。

    没有任何地方的法律能像民主共和国的那样，使行政官享有如此大的专权，因为这种专权不会引起恐惧。甚至可以说，随着选举权日益扩展到底层人民，行政官的任期逐渐缩短，行政官会被赋予更多自由。因此，想要把一个民主共和国转变为君主国，将是极其困难的。如果行政官保留着民选的行政官的权限和习惯却不再由人民选举产生，那就会导致专制。

    只有在立宪君主国，法律不仅为官员的行动划定范围，还能想到指导官员日常行为的问题。之所以这样做，原因是不言而喻的。

    在立宪君主国，国王和人民分享权力，两者都希望行政官的职位稳定。

    国王因为怕行政官出卖王权的利益，因而不愿意将行政官的命运置于人民的控制之下；而人民则怕行政官完全依附国王，从而压制他们的自由。因此，对待行政官应当既不让他依附国王，又不让他依附人民。

    不过，国王和人民准许官员保持独立的原因，同时也防止了官员滥用这种独立身份，以防官员侵犯王权的利益和人民的自由。所以，双方都认为要事先为官员划定行动范围，而且认为为官员制定一套不得违犯的守则也很有益处。

    美国行政的不稳定性在美国，比起家庭活动方面，人们在社会活动方面留下的痕迹往往过少——唯一的历史文献是报纸——为什么行政的不稳定对施政艺术有害在美国，在台上短暂掌权后，人们不久便回到每天都在改变面貌的群众中去，所以他们在社会活动方面留下的痕迹往往少于他们在家庭活动方面留下的痕迹。公共行政管理在美国差不多全凭口述和传统进行。即使有史料，因为没有成文的规定，它们也像古代女巫写在棕榈树叶上的预言，常常随风而逝，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①见《马萨诸塞州法令汇编》第2卷第331页：1813年2月27日法令。应当补充一点，陪审员的最后名单要用抽签办法决定。

    ②见《马萨诸塞州法令汇编》第1卷第302页：1787年2月28日法令，其中写道：“各乡镇的行政委员可要求有关部门在本乡镇的酒馆、旅店、小铺等的室内和作坊张贴时常酗酒、耍酒疯、赌博以及在这些场所胡聊瞎扯的人的名单。上述店铺的所有者在接到通知后，如果仍然允许这些人到店内饮酒或赌博，或再向他们出售含酒饮料，则处以60先令罚款。”报纸是美国的唯一历史文献。如果报纸少刊一期，时间的锁链就会断裂，现在和过去之间就会被打断。我敢肯定，50年后想收集今天美国社会具体情况的文件，比寻找法国中世纪行政管理的文件更困难。如果有一天，美国遭到蛮族入侵，要想了解今天美国人民的一些事情，那就只得依靠其他国家的史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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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0章 美国的民主政府 (3)

    人民已经习惯于行政管理的不稳定性了。我甚至可以说，今天每个美国人都认为它符合自己要求。谁也不打听他们在以前经历过的事情。没有人研究管理方法以及总结经验。即便是十分容易的文献收集，也没有人去做。人们很少保存偶然落到手里的文件。我手头的几份原始材料，还是为答复我对某些官员的提问，一些行政部门给我的。美国社会每天生活的就像一支战斗中的军队。然而，所有的科学为了不断进步，都必须逐代总结前代的经验，行政管理技术也是一门科学，它也不例外。而且，人们在短促的一生中，或笃行，或立言；前者发明方法，后者创造理论。人类就是这样一边前进，一边收集个人的经验成果，从逐渐建立起各门科学的。美国的最大难题是行政管理人员根本不互相学习，而且他们在指导社会工作时，只凭自己积累的经验知识，而匮乏指导该项工作所必备的科学知识。因此，行政管理工作中民主反而阻碍了管理人员的技术进步。就这一点来说，与缺乏这方面经验的国家相比，民主更加适合于已经完成行政管理教育的国家。

    而且，这个论断在行政科学以外，也广泛适用。但是，民主政府如果按如此简单和自然的思想建立，社会就必须非常开化和文明①。最初，人们还以为这种政府只是在遥远的古代才存在过；但是，后来的深入考察证明这种政府只能出现于社会发展的最后阶段。

    美国民主治下的公共开支公民在任何社会都被分为几个阶级——每个阶级要求管理国家财政的本能——人民主政时公共开支必然增加的原因——在美国，使民主制度造成浪费的事情并不可怕——国库收入在民主治下的使用民主政府是否节约？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必须设定一个比较的标准。

    在我们对一个民主共和国与一个专制君主国的比较中，这个问题是容易解决的。这时我们会发现，前者的公共开支远高于后者。而且，与不自由国家相比，一切自由国家的情形都是如此。不错，人民贫穷的主要原因是专制制度，它是妨碍人民发展生产，不过并不是夺去人民的生产成果。专制制度使财源枯竭，却始终重视既得的财产。与之相反的是，自由生产出来的财富比它所毁掉的多千百倍。了解自由好处的国家，财源往往总比税收增长迅速。

    ①我这里所说的民主政府，是指一个民族建立的民主政府，而非一个小部族建立的民主政府。

    我现在要说明的主题，是就各种自由国家之间的比较，指出民主对各国财政的影响。

    同有机体一样，社会在组织上，必须始终服从其固定规则。它由无处不在和无时不有的一定成分组成。

    在科学上，一个民族常被分为三个阶级。

    富人组成了第一个阶级。第二个阶级的成员，则是那些不算富人但生活优裕的人。

    第三个阶级，是无产者或少产者，全靠为前两个阶级劳动维持生活。

    这三类人的人数，可能因社会情况而上下波动，但你不能否认每个社会里都有这三类人。

    显而易见，在国家财政的管理上，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要求。

    假如第一个阶级制定国家的法律，这时，他们大概很少考虑节省国库开支，因为他们会认为对大额财产的课税只不过相当于动了一根毫毛，这对它无关紧要。

    再假设中间阶级制定国家的法律。这时，因为他们认为最大的灾难莫过于对小额财产征收高额赋税，所以一定不会挥霍国家的税收。

    中间阶级的政府应当是自由政府，也许它不是最有知识和最慷慨的政府，但它却是最节约的政府。

    现在，我假设制定法律的大权被第三个阶级总揽。我认为那种情况下公共开支就会有增无减，其理由有二。

    首先，制定法律的大部分人缺乏应当课税的财产，国家的公共开支似乎对他们有百利而无一害；其次，这些中稍微有钱的人不难找到办法、把赋税的负担转嫁给富人，从而使其只对穷人有利。这种事情是富人当政时不可能出现的。

    因此，不能指望公共财富在穷人①独揽立法大权的国家会被节省使用。通常，公共开支是很大的，因为不纳税或者能逃避赋税负担的人负责立法抽税。换句话说，唯一能使立法抽税的人逃避纳税义务的政府就是民主政府。

    即便你反对也没用，引导人民去保护富人的财产才是人民的真正利益所在，否则，人民很快就会感受到自找麻烦的痛苦。而且，人民幸福的所在不也是国王的利益吗？贵族的利益不也随时在向人民开放吗？在长远的利益能够克制眼前的激情和要求的情况下，暴君统治或专横的贵族制度永远不会出现。

    可能有人反问：主张由穷人独揽立法大权的不是大有人在吗？他们是谁？他们是建立了普选制度的人。是多数还是少数在制定法律？无疑是多数。如果能够证明穷人经常构成多数，那不是就相当于说穷人将在实行选举制度的国家独揽立法大权吗？

    不错，至今在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多数人是没有财产的或者他们只有少量财产使他们得以不必用全部时间劳动。因此，普选制度的实质是穷人管理社会。

    ①很明显，这里和本章其他各处所用的“穷人”一词的意义，只是相对而言，而非绝对而言。比起欧洲的穷人来，美国的穷人很容易致富。但是，在将他们与比他们富有的同胞比较时，便可以称他们为穷人。有时对国家财政造成灾难性影响的可能就是民权，这在古代的一些民主共和国已经很常见。在这些共和国，耗尽国库的常常是救济贫困的公民或为人民提供游戏娱乐设施的开支。

    老实说，在古代，代议制还鲜为人知。而在今天，在公共事务方面，人民很难表示出激情，然而可以断定，久而久之，按照选民的要求行事，照顾他们的爱好和利益会成为代表们的习惯。

    再者，随着人民日益富有，民主造成的浪费的可怕性将按比例减少，因为人民富有以后，一方面不再需要富人出钱，另一方面增加赋税可能会使自己受损失。从这一点来说，比起英国，普选制度在法国将产生较少危险，因为在英国，少数人掌握着几乎所有的应当课税的财产。而在绝大多数人都有财产的美国，人们的社会地位亦比法国人有利得多。

    可能增加民主国家的公共开支的还有另一些原因。

    在贵族统治国家时，主持国务的人由于自己的地位，他们可以免于匮乏。他们自以为生来有福，总是向社会要求权力和名誉；他们高踞于众人之上，无视人民大众的安宁幸福对他们的荣华富贵的促进作用。不错，对穷人的苦难，他们也不是毫无恻隐之心，但对这种苦难的感受，他们并不能像穷人那样切身体会。他们心满意足于人民的安贫知命，除了保住统治地位以外就别无所求。比起改进现状，贵族政体更关心维持现状。

    反之，因为人民受过痛苦，当他们掌握国家大权时，主政者便会大幅度兴利除弊。

    这时，改革的精神会感染各行业，改革也会深入最末的细节，特别会在需要花钱的事业上得到发挥，因为它的目的就在于改善穷人无力自己改善的生活条件。

    而且，在民主社会还存在一种目标并不明确的奋进精神和一股不断追求耗费大量钱财的各种革新的热情。

    在君主政体和贵族政体下，为了迎合主政者的好大喜功的自然心理，野心家们经常促使主政者去办一些劳民伤财的事业。

    而主政者在穷人主政的民主国家只会在增进社会福利的事业上表示慷慨，而这种事业一般都是要耗资的。

    另外，人民在考虑本身的处境时，总会产生许许多多起初并未注意到的需要，而为了满足这些需要，就不得不依靠国家的资助。因此，一般说来，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公共开支也随之增加，随着教育的普及，赋税也会增加。

    最后，使民主政府比其他政府更为耗费的还有一个原因。虽然有时民主政府打算节省开支，但它却办不到，因为它没有节约的有效方法。

    民主政府由于经常改变自己的目标和频繁更换它的人员，所以它的事业缺乏连贯性或经常半途而废：国家花了钱，在第一种情况下，效果并不和预期的相符；在第二种情况下则毫无所得。

    美国民主在规定公务人员薪俸方面表现的本性在民主制度下，规定高薪制度的人并无牟利机会——增加下级公务人员的薪俸和降低高级公务人员的薪俸是美国民主的趋势——这样做的原因——美国和法国公务人员薪俸的对比能使民主制度调节公务人员的薪俸开支的通常有一个重大原因。

    规定高薪制度的人在民主制度下有很多，但他们却很少有人有机会从中牟利。

    反之，规定高薪制度的人在贵族制度下几乎总有从中牟利的机会。这是他们为自己创造的资本，或者至少是为其子女准备的财源。

    但是应当承认，对其主要公务人员，民主国家也是太过吝啬了。

    在美国，高级公务人员的薪俸远远不如其他国家，但下级公务人员的薪俸高于其他国家。

    同一个原因导致了这两个相反的现象。公务人员的薪俸在这两种情形下都是人民根据自己的需要，通过对比下级公务人员和高级公务人员的贡献而规定的。由于人民生活宽裕，所以觉得公务人员也应分享这种宽裕，这样才是合情合理的①。但是，在规定国家的高级公务人员薪俸时，这个想法就不起作用了，而是随意规定。

    对社会的高层阶级的生活需要，穷人是无法明白的。因为穷人觉得能够满足日常需要就不错了，所以在富人那里一笔微不足道的款项，在穷人看来就是一笔非常可观的财富。他们认为，一个州长每年收入2000埃居（6000法郎）就算得上幸福和值得羡慕了②。

    假如你要告诉他们一个伟大国家的代表应在外国人面前表现出一定的气派，他们起初可能完全同意；但当他们看到用你以为是微不足道的款项他完全可以做出一番事业时，想到自己简陋的住所和辛勤劳动得来的微薄收入，他就会对这样一笔财富感到吃惊，甚至会被吓到。

    另外，当下级公务人员与人民的收入处于差不多同一水平，而另一些人却在这个水平之上时，前者还能激起人们的同情，而后者则会引起人们的嫉妒。

    这种情形，在随公务人员的权限的加大而薪俸减少的美国，也可以清楚地看到③。

    ①美国下级公务人员的宽裕生活，还来自另一个原因。而这个原因与民主的通性无关，即在美国，从事各种私人营业都能比担任公职收益更多，如果国家不对下级公务人员予以较高的报酬，就很少有人会去担任下级公职。因此，即使从事商业活动要精打细算，面对激烈的竞争，但人们也愿意去从事这种活动。

    ②俄亥俄州有100万人口，但它的州长每年只有1200美元的薪金收入。1200美元等于6504法郎。

    ③为了查明这个事实，只需考察一下联邦政府的个别官员的薪金就可以了。我认为应当对照法国的同类官员的薪金，以使读者更容易了解。

    美国（财政部官员）传达员…………3734法郎低级科员…………5420法郎（下转149页）149在贵族统治的帝国，情况则与此相反，高级官员均能获得极高的薪金，小官员的收入却只能勉强糊口，从我们上面指出的类似原因中，不难理解这种情况。

    如果说民主制度不认为富人应当享乐和穷人应对富人嫉妒，那么贵族制度则不会理解穷人的困苦，或者干脆说它根本不知贫穷困为何物。确切地说，穷人对他们而言是另一种人，与富人非属同类。因此，贵族制度很少去关心下级官员的命运，只有在下级官员因为薪金过少而拒绝为其服务的时候，才略微提高他们的薪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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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1章 美国的民主政府 (4)

    虽然民主制度没有节约的爱好，但对待高级公务人员时它却采取了节省开支的态度，以至于对他们有亏待和吝啬的倾向。

    不错，在民主制度下，主政者也能够过上差强人意的生活，但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和有利于人民安居乐业，他却可以不惜耗费巨资①。这些开支主要来自税收，但没有被浪费。

    一般说来，用于统治者的花费在民主制度中所占比例很少，而用于被统治者的费用非常多。与此相反，贵族制度把国家的收入主要用于主持国务的阶级身上了。

    促使美国政府厉行节约的原因是难于识别的凡是探求过法律对人类命运发生真正的影响的人，一般都犯过重大错误，因为再没有比明白这种事更难的了。

    一个民族喜欢深思熟虑和善于精打细算，另一个民族天生轻松活泼和热情洋溢。

    这些特点来源于一些我们尚不清楚的古老原因或他们的身体素质。

    有些民族喜欢热闹、排场和游兴，花费万金来得到一时的欢乐不后悔。另外一些民族喜欢独善其身，耻于露富。

    （上接148页）高级科员…………8672法郎科长…………10840法郎部长（国务卿）…………32520法郎政府首脑（总统）…………13500法郎法国（财政部官员）大臣的传达员…………1500法郎低级科员…………1000～1800法郎高级科员…………3200～3600法郎科长…………20000法郎大臣…………80000法郎政府首脑（国王）…………12000000法郎我拿法国作为比较的对象或许有些不当。在民主的本质日益深入政府的法国，已经出现国会要求提高低额薪金和普遍降低高额薪金的强硬趋势。因此，法国的财政大臣在第一帝国时期年薪为16万法郎，而在1834年已降到6万法郎；而财政部各司长的年薪则由以前的5万法郎降到了2万法郎。

    ①考察一下美国的财产预算，就可以知道美国为维持穷人的生活和免费教育支出了多少钱。

    1831年，纽约州为维持穷人的生活共支出120万法郎（245433美元），而国民教育方面支出至少高达542万法郎（1080698美元）。见威廉斯：《纽约年报》，1832年，第205和243页。

    1830年，纽约州的人口为190万，约等于法国诺尔省人口的两倍。

    有些国家毫不重视艺术，轻视一切没有实效的东西，另外一些国家热衷于建筑之美。最后，有些国家崇拜金钱，另外一些国家爱好名誉。

    除了法律以外，所有这一切表现都对各自国家的财政产生强有力的影响。

    美国人决不把钱花在公共庆典上，原因不仅是因为美国人民不喜欢隆重的庆祝，而且是因为美国的税收要由人民投票决定。美国人不注重建筑物上的装饰，不重视外在无实际意义的华丽，原因不仅是因为他们是重商的民族，而且因为他们是讲究民主的民族。

    公共生活也接受私人生活的习惯。但是应当把美国的来自制度本身的节约与来自人们的习惯和社会风气的节约区别开来。

    可否拿美国的公共开支与法国的对比要衡量公共开支的多寡，必须确定两点：国家财富和税收——我们无法确知法国的财富和开支——为什么同样无望知悉美国的开支和财富——为研究宾夕法尼亚州的税收总额所做的调查——能用来表示一个国家的开支多寡的总指标——对美国进行的这项调查的结果最近，对美国和法国的公共开支，人们进行了大量的对比研究，但均未获得满意的结果，而且他们没有达到目的的原因用几句话就足以说明。

    必须经过两项研究才能够查明一个国家的公共开支有多少。第一，必须了解这个国家财政状况；第二，必须知道它把多少财富用于公共开支。因为我们想要知道的并不只是开支，还包括开支与收入的关系，所以只调查税收的总额却不研究应当课税的财源，将是一件徒劳无功的工作。

    一个富人可以轻易缴纳的一笔税款，如果让穷人去支付可能会让他倾家荡产。

    许多成分构成了人民的财富，其中主要的是不动产，其次是动产。

    很难精确计算出一个国家的可耕地面积及其天然价值和增益价值，更不容易计算人民拥有的动产的价值。而由于财产的种类繁多和数量庞大，即使你算出了总数，也很难进行准确的分析。

    因此我们发现，一些文明悠久的欧洲国家，甚至包括行政集权的国家，它们的财富总额至今都未能精确地算出。

    而美国人甚至没有计算财富总额的打算。社会形势在这个新兴国家还没有安定下来，国家政府还没有像我国这样拥有大批调遣自如的下属人员，由于无人收集或无时间研究，统计资料显然不齐备，你怎样能相信这种情况下计算结果的准确性呢？

    因此，我们缺少计算所需的资料。对法国的财富与美国的财富我们无法进行对比。因为法国的财富还没有精确计算出来，而美国的财富根本无法进行这种计算。

    但是，我宁愿暂时不用“对比”这个必要的字眼，决定先不去考察税源与税收的关系，只计算税收的实际金额。

    读者将会看到，我的研究范围虽然缩小了，但任务并未由此减轻。

    虽然法国的中央集权行政管理有大批官员的努力，但我认为他们也无法精确算出征收公民的直接税和间接税的总额。而且，法国政府本身也没有完成这项并非个人所能承担的工作，或至少尚未公布其结果。现在，虽然我们可以知道国家的支出总额，知道各省的支出总额，但对乡镇的开支情况尚无法了解，所以还不能说是已经知道了法国的整个公共开支情况。

    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研究美国的公共收支，就会发现困难更多，而且更难克服。美国开支总额的确切数字我已经知道了，它的24个州的预算我也清楚了，但是美国公民向他们所在的县和乡镇提供了多少行政开支我们无从知道。①联邦政府不能强迫各州政府向我提供这方面的资料，而且就算各州政府都愿意帮我，我也怀疑它们能否使我满意。除了这项工作的自然困难之外，国家的政治结构也在妨碍各州政府做这件事。乡镇和县的行政委员不受州长的管辖，因为他们不是由州长任命的。即使各州政府愿意向我提供所需的资料，我也可以断定会遇到很大的障碍：本应当向州政府服务的下级官员对此事可能敷衍塞责②。

    因为迄今为止美国人肯定在这方面什么也没做，所以就算问他们能否提供这方面的材料也是徒劳的。

    ①大家知道，美国有4种预算：联邦有联邦预算，各州、各县和各乡镇各有自己的预算。在美国逗留期间，我曾为了解几个主要州的乡镇和县的公共开支总额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很容易就得到了几个大乡镇的预算资料，但没有能够看到小乡镇的支出资料。我发现对乡镇开支明确地判断很难。关于县的开支情况我收集到一些资料，尽管这些资料还不太完整，但仍会引起读者的兴趣。我应当感谢原费城市长理查德先生，他向我提供了宾夕法尼亚州13个县的1830年度预算。

    这13个县分别是：莱巴农、森特尔、富兰克林、费耶特、蒙哥马利、卢泽恩、道芬、巴特勒、阿勒格尼、哥伦比亚、诺森伯兰、北安普敦、费拉德尔菲亚。这13个县在1830年共支出1800221法郎，人均负担3法郎64生丁。如果看一下宾夕法尼亚州的地图，就会发现这13个县分布在四面八方，并都服从于指导整个州的总方针，因此不能说它们对形成关于宾夕法尼亚州各县财政情况的明确概念没有帮助。1830年，宾夕法尼亚州共有居民495207人。这些居民在1830年每人向联邦政府纳税12法郎70生丁，向宾夕法尼亚州纳税3法郎80生丁。这样一来，这些县的公民为担负公共开支（还不算乡镇的开支），在1830年就相当于每人就向社会提供了20法郎14生丁。这项计算虽然由于只限于一个年度和一部分开支而不够全面，但还应当是可靠的。

    ②一些试图比较法国和美国的预算支出的人，深深感到不能拿法国的公共开支总额与美国的对比，但他们力图对两者的公共开支的各个项目的总额进行对比。不难证明，第二种方法也不优于这第一种方法。

    比如说，拿我们的国家预算和谁对比呢？和美国的联邦预算对比吗？但是，美国的联邦预算项目比我们中央政府的预算项目少，所以联邦政府的支出总额也自然要小得多。那么，用我们各省的预算与美国的各州预算对比吗？但是，美国各州的预算大多比我们各省的事业开支重要，而且项目也比我们的多，所以美国各州的支出也要大得多。至于各县的预算在财政制度上也与我们的不同。再从各州或各乡镇的预算中去比较所列的支出吗？两个国家都有乡镇预算，但两者并不一样。在法国，它们大部分由省或国家负担。而在美国则大部分由自己负担。怎么去研究美国乡镇的支出呢？美国乡镇的组织因州而异。同一标准能被我们用来研究新英格兰和佐治亚或宾夕法尼亚和伊利诺伊的乡镇吗？

    之所以在整个预算之间不能进行精确的对比，是因为在两个国家预算的某些项目之间，虽然不难找出类似处，但预算包括的项目总是或多或少有些不同。

    因此，如今在美国或欧洲，没有人能告诉我们美国的每个公民每年要为社会负担多少费用①。

    总之，比较法国的和美国社会开支很难得到成果，而比较两国的财富也是如此。

    需要再补充一句，试图这样做也会有危险。当缺乏确实可靠的计算作统计资料的基础时，那些资料不但不能指导工作，反而会把你引入歧途。人们的头脑很容易相信披着数学真理外衣的错误，被貌似正确而实际上却有出入的事物所迷惑。

    因此，让我们放弃数字而另找证明方法吧！

    要想查明人民的公共开支负担是否与他们的财富相称，而此时又缺乏确可靠的资料，只能把研究手段转变为观察这个国家的物质是否繁荣，观察人民在向国家缴纳税款之后穷人能否维持生计，富人是否更加富有，双方是否对自己的生活都感到满意，双方是否每天在改善自己的生活，以及需要投资的产业是否需要资本，而资本是否缺乏投资的场所。

    按这些指标进行观察的人，无疑会断定美国人民的收入给予国家的部分比法国人民收入的这一付出部分要低得多。

    但是，怎样才能判断两者之间的不同呢？

    美国不必担忧遭受入侵，但法国的一部分债务，是两次受侵略的结果；美国孤悬于大西洋彼岸，所以它只拥有6000名士兵就可以了，而我们的地理位置却使我们不得不经常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美国只有52艘军舰，而我们有300艘②。因此，美国居民怎么可能比法国居民负担多呢！

    由此可见，两国如此不同的财政完全不能进行对比。

    但是我们能够断定美国的民主制度是真正节俭的制度，理由是基于对美国的实际情况的考察，而非基于美国同法国的对比。

    我考察了联邦的各个州，发现各州政府对雇用的人员不进行经常监督，也常常没有具有连贯性的计划。因此，我自然得出一个结论：它们在一些事业上花费了不必要

    ①法国或美国的每个公民向国库交纳的准确税额即使能够被我们知道，它也只是一部分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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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2章 美国的民主政府 (5)

    政府不仅要求纳税人交纳金钱，还要求公民提供可以换算成金钱的人力。国家要招兵，有了士兵以后，全国人民就要养活他们，而且兵员本身也要根据服役期付出一定的时间。与此相同的是民兵的值勤。民兵要随时付出宝贵的时间为治安服务，这实际上是参加民兵队伍的人只向国家支出而自己没有收入。法国政府和美国政府都有规定这种性质的义务劳动，而它当然要由公民担负。但是，又有谁能精确地算出两个国家征集的这种劳动的数字呢？

    无法进行美国和法国的公共开支准确比较的最后困难还不是这个。有些义务在美国没有，而在法国有；而有些义务在法国没有，而在美国有。美国政府令教徒自己维持教会，而法国政府向神职人员支付薪金；在美国，国家负责救济穷人，在法国，国家令社会慈善团体养活穷人；美国允许公务人员享有一定的权益，法国对一切官员只付固定的薪金；美国要求公民对几乎所有的道路提供义务劳动，法国只要求公民对少数道路提供义务劳动；法国的道路向一切能够利用道路的旅客开放，且不收款，而在美国，你会看到所有的道路都设有栅栏以便向车辆收款。因为有些费用公民们完全不用负担，或者在国家没有正式下令由公民负担时，只负担很小一部分，在纳税人承担社会义务方面的这一切差别，使我们很难将这两个国家进行对比。

    ②见法国海军部的详细预算，而关于美国的资料，则见《1833年美国大事记》第228页。的金钱，甚至是浪费了纳税人的金钱。

    但是我看到，忠实于选民的政府，却在努力去满足社会下层阶级的需要，接受他们的监督，在他们中间普及幸福和知识。它使穷人获得温饱，每年拨付巨款创办学校，对每项得到的服务均付报酬，使小人物也能得到良好的待遇。这样的治国方式虽然是合情合理的，但我又不得不承认它是耗费过大的。

    这里由穷人管理公共事务和掌握国家的财源，国家支出有利于穷人，所以国家经常增加新的开支。

    因此，我不想进行没有把握的对比，也不依靠不完整的统计数据，便敢于断言，并非如人们有时想象的那样，美国人的民主政府并不是一个吝啬的政府；我也不怕预言，美国人民一旦遇到严重困难，美国也可以达到大多数欧洲贵族国家或君主国家一样的税收高度。

    民主国家统治者的贪污腐化及其对公共道德的影响统治者在贵族政体下偶尔试图学坏——在民主政体下，统治者经常自动变坏——前者的败坏行为直接影响人民的道德——后者对人民道德的影响是间接的，但危害更大民主政体和贵族政体互相指责对方容易贪污腐化。我对此要进行辨析。

    在民主政府，公务人员都是穷人，他们渴望发迹高升。而在贵族政府，政务工作人员都是富人，他们只贪图权势。

    结果，在民主国家，贪污巨大；而在贵族国家，统治阶级很少贪污，他们对金钱的欲望也不大。

    但是，在贵族制度下想当头目的人都很有钱，而由于职位有限，能够当上头目的人又为数不多，所以政府职位是待价而沽的。反之，在民主制度下，竞争当权的人同样为数甚多，而他们都几乎一文不名。因此，在民主制度下，卖主可能不少，但几乎找不到买主。而且，达到目的需要一次收买很多人。

    40年来，许多在法国掌权的人曾被指控为了发财而牺牲本国和盟国的利益，而旧君主制度下的官员则很少受到这种谴责。但不同的是，法国几乎没有贿选的例子，而在英国，这种事情倒是司空见惯的。

    在美国，我从未听说有人用钱去买官，但我却总是会怀疑公务人员的廉洁。甚至我常听说他们是依靠卑鄙的阴谋和应受谴责的手段来获得成功的。

    因此，如果说贵族政体的主政者偶尔试图学坏，则民主政府的首脑就属于自动变坏。在前一种情况下，学坏的官员会腐蚀人民的道德；在后一种情况下，变坏的官员对人民的思想意识造成更加不良的影响。

    在民主国家，当上国家首脑的人差不多总要受到令人不快的怀疑，所以他会利用某种办法由政府来保护他免于指控。这样，他就为被掩盖的恶披上了光荣的外衣，为尚在同恶进行斗争的善提供了危险的榜样。

    有人会说，无论是贵族国家还是民主国家都会出现可鄙的人物当上首脑的情况，邪恶的感情各阶层都有，王位往往是凭生来就有的权力而获得的。但是，这种辩解仍然是徒劳的。

    因为偶然掌权的人物的腐化行为被通过一种粗野庸俗的东西而传染给大众，而在一些巨富的堕落生活中反倒因为具有某种贵族的文雅风度和高大气派而不至于影响大众，所以这种答辩不会使我满意。

    人民永远不会理解宫庭内部斗争的秘密，而且人民也往往难于察觉文雅的举止、高尚的爱好和美丽的言辞掩盖下的卑劣行径。但是，就连最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也能看得出偷盗国库或出卖国家利益的行为，而且他们自己也可能跃跃欲试。

    另外，值得害怕的倒不是大人物的缺乏道德，而是缺乏道德使他们成了大人物。

    在民主制度下，如果一个人没有几年就从无名小卒爬到有钱有势的地位，普通公民看到了必定吃惊和眼红，并在心里琢磨，昨天还与自己一样的人为什么今天就有权领导他们了。他们肯定不愿意把这个人的发迹归因于他的才德，因为这等于承认自己的才德不如人家。因此他们便认为只能到这个人的某一劣行中去找其中的主要原因，并经常认为这样做是对的。结果，在权势和卑鄙之间，在成功和下贱之间，在实惠和丢脸之间，人们便出现了可悲的概念混乱。

    民主能够作出哪些努力联邦只为自己的生存作过一次斗争——战争开始时，人们还抱以极大的热情——战争将近尾声时热情已经减退许多——在美国建立征兵制和海员强迫服役制是很困难的——为什么民主国家不能像其他任何国家那样作出不懈的努力我要提醒读者注意，我在这里讲的政府指的是遵循人民真正意愿的政府，而非仅以人民的名义发号施令的政府。

    以人民的名义发号施令的政府是最难反抗的政府，因为它总是假借大多数人的意志所形成的道义力量，坚定、迅速并顽固地去实现独裁者的意志。

    当国家发生危机时，很难说一个民主政府能作出多大努力。

    迄今为止，还未出现过强大的民主共和国。不能用共和去称呼1793年统治法国的寡头政治，因为那是对共和政体的侮辱。只有美国才是共和政体的新光辉榜样。

    自联邦政府成立至今已有50多年，它只遇到过一次生存危险，那就是独立战争。

    在这场长期战争之初，人们还能以罕见的热情为祖国效劳①。但是随着战争的旷日持

    ①我认为，其中了不起的事是国家决定暂时停止饮茶。凡是知道人们已把饮茶看做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人，都毫无疑问会对美国人民为此所作出的重大而难以忍受的牺牲表示惊讶。久，国民昔日的自私自利心理又重新燃起：人们不再向国库交款，还拒绝去应募当兵。人民虽然想获得独立，但又在争取独立的进程中却步。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2篇）中写道：“我们增加了许多税目，也试行了一些新的征税办法，但结果都是徒然。公众的期望已彻底化为失望，国库空空如也。因为我们民主政府的性质而确定的民主行政制度，面临着通货奇缺的僵局，这种局面又进而导致贸易萧条。虽然民主行政当局一再试图扩大税收，但并未见成效，以至于各州的立法机构也终于认识到这种做法是愚蠢的。（万人文库版第55页）从此以后，美国再也没有进行过一场持久的残酷战争。

    因此，美国人民要想知道民主制度能够忍受什么样的牺牲，必须等到像英国人民那样必须把收入的一半交由政府处理，或者像法国人民那样必须把全国人口的二十分之一送上战场的时候。

    美国人不承认征兵制，招他们去当兵就得给钱。强制征兵的办法与美国人民的思想格格不入，那不是美国人民的习惯，以至于我不相信竟有人敢把它写进法律里。法国所谓的征兵制，无疑是人民最沉重的负担。但是若没有征兵，我们靠什么来进行一场陆上大战呢？

    美国人也不接受英国那种强制海员服役的办法，他们也没有像我们法国这样的海军征兵制。美国的海军就和商船上的海员一样，都是依自愿原则去参加应募的。

    但是很难想象，一个国家竟能不依靠上述两种办法之一来支持一场大海战。因此，曾在海上进行过很多光荣战斗的合众国，从未有过一支大舰队，但它为装备数量有限的几只舰艇，也曾花了很多钱。

    我曾听到美国的国务活动家们承认，美国如果不采用海员强制服役制或海军征兵制，将很难维持它在海上的地位，但要让行使国家主权的人民接受这种制度是很困难的。

    在危机时期，自由国家一般能比非自由国家表现出更坚强的毅力，这一点是无须证明的；我也更愿意相信，这种情形在贵族成分占优势的自由国家中尤为真实。在我看来，用民主制度治理和平社会，或在必要时用它作为鼓舞人心的力量，要比长期用它去抵制威胁国家政治稳定的大风暴合适得多。理由很简单：热情虽然能使人不畏艰险，却不如深思冷静更能使人长期对抗艰险。所谓自发的天生勇敢，也比不假思索的行动更具有智慧。一般来说，虽然只靠激情就能鼓起最初的干劲，但要想达到最终的结果却必须把最初的干劲一直坚持下去。人们是为了拯救其他部分，而不得不拿其一部分珍贵的东西去冒险。

    但是，这种建立在知识和经验之上的对未来的清晰认识，正是民主所缺乏的。民主制度下的人们运用感情超过运用理智。眼前的苦难虽然很大，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考虑到因战胜不了眼前的苦难而造成今后更大的苦难。

    还有一种因素会使民主政府的努力不如贵族政府坚定持久。

    人民不仅不能像高层阶级那样能看清未来的祸福，还要比他们更多地忍受目前的灾祸。虽然贵族将自己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然而他们获得荣誉的机会与遭受损害的机会是相等的。对贵族来说，当他们将其大部分收入交给国家时，只是暂时失去对这些财富的享受；但是对穷人来说，光荣地死去并没有诱惑力，而那些连富人也讨厌的赋税负担，却会经常威胁着他们的生存。

    民主共和国的这种在危机时期的弱点，也许是欧洲难以建立这样的共和国的最大障碍。民主共和国要想在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存在下去，就得同时使其他所有国家也建立这种制度。

    我相信，经过时间的推移，民主政府一定能使社会实力得到提高，但它却不能像贵族政府或专制君主国那样迅速地把力量集中于一点或一个时刻。我相信，如果一个民主国家由共和政府管理一个世纪，那么在这个世纪结束时，它一定会比相邻的专制国家更加富强，更加繁荣，也更加人丁兴旺；但在这一个世纪内，它也会面临多次被这些专制国家入侵的危险。

    美国民主通常显示的自制能力美国人民经过很长时期才接受了对他们的幸福生活有利的东西，在这期间，他们还曾拒绝过——美国人可以补救失误为了未来的利益，民主需要暂时克服激情和压制民众的过度需求，这在美国的一些小事情上有所表现。

    爱听奉承的人，是难以自我克制的，当有人请求他们解决问题或救助时，即使他们也认为目的合理，但最初几乎都是加以拒绝。美国人对法律的服从使人们称赞不已。但必须补充的是，美国的法律是由人民来为人民制定的，因此它对那些时刻都想逃避法律的人是有利的。由此可以设想，一项在大多数人看来没有实际效益的令人生厌的法律，要么无法得以通过，要么通过以后也不会被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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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3章 美国的民主政府 (6)

    在美国，没有惩罚虚报破产的相关法律。这难道是因为美国没有破产吗？恰恰相反，是因为破产者太多了。大多数人害怕被指控为破产者，胜过害怕因他人破产而遭受连累，除此之外，公众对私人告发的犯罪也会抱有一种错误的原谅心理。

    在成立不久的西南各州，谋杀案件接连不断地发生，原因就是司法权几乎全都掌握在公民自己手里。那片荒漠上的粗野无知的居民认为与其诉诸法律，不如彼此进行决斗。

    有一次费城有人对我说，几乎美国所有的犯罪都是由酗酒引起的，因为酒很便宜，即使是下层人民也可以开怀畅饮。于是我问他：“你们为什么不对酒水课税呢？”他回答说：“我们的立法者倒是常想这样做，但害怕人民反对，就放弃了。而且投票赞成这项法律的议员，下次肯定不会再当选。”我接着说：“这样看来，嗜酒者在你们国家属于多数，禁酒在你们这里就不得人心了。”当向美国的国务活动家提到这个问题时，他们只会回答说：“让时间去解决一切问题吧，痛苦的经历最终会使人民清醒并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需要。”事实也的确如此。民主制度虽然失误的机会多于一个国王或一群贵族，但它一旦认识到了错误，回到正确路上的机会也比较多。因为民主制度本身并不与大多数人的利益对抗，也从来不会因利益与理性为敌。但是只有通过实践检验之后，人们才能承认民主制度的真理性，而许多国家往往还没有来得及看到失误的后果，就已经灭亡了。

    因此，美国人的显著优点，不在于他们比别人更明智，而在于他们犯了错误之后能够及时改正。

    还应补充的是，为了能做到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民主制度的实施应当以人民达到一定的文明程度和教育水平为前提。

    有些国家的初等教育很差，激情、无知和对一切事物的错误认知汇集起来形成了人民的性格，以至于人们找不到不幸的根源，从而被未知的灾难压倒。

    我曾穿过几处印第安人曾经居住，如今已不见其踪迹的广大地区；我曾在人口日益减少、光荣逐渐消失，如今在苟延残喘的印第安部落里住过数日；我曾听过这些印第安人预测自己的末日即将到来。当时，所有的欧洲人都认为应当设法保护这些不幸的人，使他们免于灭亡，但是他们自己却毫无作为。他们感到灾难年复一年地严重，但哪怕毁灭到只剩下一个人，他们也不肯接受救助。只有在将来采取强制办法，他们才能生存下去。

    当看到南美的一些新兴国家25年来一直处于革命的动乱之中时，我感到很吃惊。

    人们每天都在期待，希望能早日看到这些国家恢复到所谓的自然状态。但是，谁能断言在目前来说，革命不是南美西班牙人的最自然状态呢？在这些地区，社会在一个深渊的底部挣扎，而社会本身的努力却无法使其走出这个深渊。

    这些居住在占西半球二分之一美丽土地上的人民，好像一心要互相毁灭，毫无回心转意的趋势。筋疲力尽时，他们就暂时休战；之后不久，他们又要发疯。当我看到这种不是在受苦受难就是在犯罪作孽的情景时，不得不相信，专制对他们来说也许还是一种恩泽。

    但是在我的思想中，专制和恩泽这两个词却是无法统一起来的。

    美国民主处理国家对外事务的方法华盛顿和杰斐逊对美国的对外政策进行指导——在对外事务的指导方面，民主制度的固有缺陷几乎全都暴露出来，而其优点则很少被人觉察我们已经看到，联邦宪法把指导对外事务的责任交给了总统和参议院①，但他们却

    ①联邦宪法第二条第二项说：“经参议院建议和同意……总统有缔结条约之权。”要知道，参议员任期六年，由各州的立法机关选举出来，每两年改选其中的三分之一。

    在一定程度上使总的对外政策脱离了人民的直接监督和日常监督。因此，美国的对外事务的管理不能说是绝对民主的。

    历史上，有两个人对美国对外政策至今还存在影响：一个是华盛顿，一个是杰斐逊。

    华盛顿有一封值得赞美的致其同胞的信，我们可以把它看做这位伟大人物的政治遗嘱。他在这封信里写道：“在对外政策方面，美国的基本处事原则是：扩大对外贸易往来，尽量避免同外国发生政治关系。就已经签订的条约来说，我们要尽量信守它们。但也就到此为止。

    “欧洲各国因彼此之间在一些根本利益上互相牵连，它们必然会陷入持久的纠纷之中，而这些利益却与美国基本无关，纠纷的根源也不涉及我们。因此，今后如果人为地把美国与欧洲的日常政治变动牵连起来，或与欧洲各国政治间的分分合合纠缠不清，那是很不明智的。

    “美国远离他国独处一隅的地理位置，促使和允许我们能够采取与众不同的外交路线。假如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可以在一个有效率的政府治理下存在下去，那么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不会再因外国入侵而遭受物质损失，可以根据我国利益和正义原则选择是和是战，可以采取使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中立且受到尊重的立场，也可以使各交战国因不能从我们身上捞到好处而不敢轻举妄动或向我们挑衅。

    “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带来的好处怎么能放弃呢？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基地反而跑到外国的基地去呢？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命运与欧洲的某一部分的联系起来，导致我们的和平与繁荣与欧洲人的野心、任性、利害、对抗或者妄为纠缠不清呢？

    “我们真正的政策，是不和外国永远地结盟。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像现在这样不受束缚地行动下去；请不要将我的话理解为不遵守现有的条约。我认为，最好的原则向来是诚实，不管在公务上还是在私事上我都信守它。所以我重申一次，我们要信守条约的本义。但是，对原来的条约扩充或者另订新约，则都是没有必要和不明智的。

    “始终要注意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保持受人尊重的防御态势，在遇到意外的危险时也可恰当地利用暂时的联盟。”（参见马歇尔：《华盛顿生平》第5卷第778页和下面的几页）华盛顿在这段话的前面说过一句值得钦佩的至理名言：“如果一个国家总是惯于怀恨或者喜欢另一个国家，它就如同一个奴隶，即自己的爱和恨的奴隶。”（参见《华盛顿生平》第5卷第775页）华盛顿的政治活动始终以前面这些箴言为指南。当世界上的所有其他国家卷入战争的时候，他却让自己的国家维持和平。他认为美国人的根本利益就是决不介入欧洲内部的纠纷，并把这一点作为行动准则。

    杰斐逊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他在对外政策上信守的原则是：“美国人绝对不向外国要求特权，以免被迫向外国出让特权。”这两项原则带有明显的公正性，容易为民众所理解。它们使美国的对外政策大大简化了。

    严格来说，不介入欧洲事务的联邦政府，它当时没有什么需要争夺的对外利益，因为在美洲尚未出现能与它对抗的强邻。美国的地理位置和它的本身愿望，使它避免了那种旧大陆的动乱。它既不袒护也不支持动乱。至于新大陆的动乱，还在未来中隐藏着。

    联邦政府不受旧条约的约束。所以，它既得益于一些欧洲旧国家的经验，又不像它们一样不得不利用过去和让过去适应现在。这样，它就可以不像它们一样被迫接受祖先遗留下来的一大堆遗产。在这堆遗产里面，既有光荣也有苦难，既有国家间的友好，又有国家间的憎恶。美国的对外政策，是执行得很好的一种观望政策。这一政策的要求是有所不为，而不是有所为。

    所以，人们目前还很难断定，在国家的对外事务的处理上，美国的民主将会表现得如何成熟。而对这一点，无论是它的朋友，还是它的敌人，都只能是暂时存疑。

    至于我本人，则会毫不迟疑地说：“我认为，在指导国家的对外关系方面，民主政府是绝对不如其他政府的。”但是，经验、习惯和教育，会经常为民主制度提供一种日常的实用知识，以及关于生活小事的常识的学问。常识能够指导人们的一般行动。教育事业完备的国家，在国内事务方面应用民主的自由，一般要比民主政府因为失误而造成灾难好得多。但是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时，情况却并非总是这样。

    对外政策一般不需要用到民主所具有的任何素质，恰恰相反，它需要的发挥倒是民主完全不具备的那些素质。民主有利于增加国家财富，让人民生活舒适，发展公益精神，促使社会各阶级尊重法律；以上所有这一切，还能间接地影响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然而，民主却难于以调整一项巨大的事业的各个细节，它只能制订规划，然后再排除障碍去监督执行。民主不太能秘密地拟定措施和耐心地等待所定措施产生的结果，而一个个人或者一个贵族却具备这样的素质。不过国家在经过长期的治理之后，也能像一个人那样养成这种素质。

    相反，如果考察一下贵族制度的天然缺陷，就会发现这些缺陷造成的后果对国家的对外事务几乎不会造成显著的影响。令贵族制度受到非难的主要原因，是它只为自己工作，而不为人民大众考虑。贵族制度在对外政策方面很少将自己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区分开来，它认为自己就是代表了人民。

    在政治方面促使民主服从感情而不服从理智，因满足一时的冲动而放弃成熟的长远计划的那种倾向，在法国革命爆发时期也同时在美国出现。当时像现在一样，只有那些头脑清晰的人努力去说服美国人相信他们的利益所在是不介入正在血洗欧洲的战争当中，这样才能让美国不受任何损害。

    然而人民支持法国的心极为热烈，华盛顿若不是具有不屈不挠的坚定意志和为人民所爱戴，他当时恐怕是无法阻止美国向英国宣战。这位伟人以其严密的理智去抵制同胞慷慨的但又轻率的激情，这差点让他失去他唯一希望保存的人民对他的爱戴。曾经有许多人责备他的政策，但现在这个政策得到了全国人民支持①。

    假如当初宪法不把指导国家对外事务的责任交给华盛顿，又或者假设人民不支持他，美国当时一定会采取它今天所禁止的措施。

    从罗马人开始到今天的英国人，凡是对世界产生过重大影响，曾拟出过并遵循过和执行过伟大计划的民族，几乎都是采用贵族制度治理的。对此应该不会感到惊奇了吧？

    在这些国家看来，世界上最牢固的制度就是贵族制度。因为人民大众可能因为无知或者冲动而被迷惑，在执行计划时国王可能因意志不坚而犹豫不决，而且国王也不能长生不老。但是，一个贵族集体既可因为人数众多而不至于犯错，又可以因为成员强大而不会轻易采取行动。因此一个贵族集体，就像一个永远不死的坚定而又明智的人。

    ①参看马歇尔：《华盛顿生平》。在此书第314页上写道：“在像美国那样的政府中，首席行政长官即使十分坚定自信，也不能长期抵制人民舆论的洪流。人民当时的舆论似乎力主战争。在这个时期召开的国会会议上，人们屡次看到华盛顿在众议院失去多数。”另外，指责他时使用的语言也是非常激烈的。例如，在一次政治会议上，有人竟然把他比作卖国贼阿诺德（第265页）。在第355页上，马歇尔说道：“支持反对派的人们断言：统治者们已经形成一个贵族的集团，受到英国支持的这个集团希望建立君主政体，从而与法国为敌；它的成员是持有银行股票的一批显贵，凡是会损害他们资产的措施，他们都害怕得要命，以至于对伤害国家的荣誉和利益的屈辱都会感到无所谓。”〔在引用马歇尔的话时托克维尔有删选，引文参见马歇尔著作的法文版第1卷（巴黎，1807年）。但后段的引文不是如托克维尔所讲的在第355页，而是在第3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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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4章 美国社会从民主政府获得的真正好处 (1)

    在正式进入本章之前，我认为应当请读者回想一下我在前面已经讲过多次的看法。

    在我看来，美国的政治结构只是民主国家可以采取的政府形式之一，但并不是唯一的和最好的形式。

    因此，在说明美国人民可以从民主政府那儿获得什么利益时，我决不敢说，也从不认为类似的利益只能依靠同样的法律来获得。

    美国民主治下法制的总趋势及其享用者的本能民主的缺点马上可以被人们察觉——但优点只有经过长期观察才能被发现——美国的民主表现得还不够成熟，但法制的总趋势是向善的——在美国民主制度下，公务人员没有与一般民众相悖的长远利益——由此产生的结果民主政府的缺点和弱点不难为人察觉，也曾经被一些明显的事实所证明，但它良好的一面只能以不那么明显的形式，甚至可以说是以一种隐秘的形式表现出来。民主政府的毛病可以立即被人们看出来，但它的优点却要经过长期观察才能被发现。

    美国的民主法制往往是残缺不全的。美国的法律有时会侵犯既得权益，或者由此而认可危险的侵权行为。就算美国的法律都是好的，但法律变动频繁仍是一大缺点。

    所有这一切，都是一眼就可以看到的不争事实。

    那么，这样美国的共和制度又怎么能继续存在和繁荣呢？

    在研究法律的时候，我们应当把法律所要达到的目的与为达到目的而采取的手段仔细区分开，并把法律的绝对善与相对善仔细区分开。

    现在，我们假定立法的目的在于保护少数人的利益而牺牲多数人的利益，并规定出了最省时最省力的手段。这样一来，法律虽然会制定得很细致，但其目的并不好。

    而且它的效力越大，危险性也就越大。

    民主的法制一般来说趋向于照顾大多数人的利益，因为它本身就来自公民中的多数。虽然多数也可能犯错，但制定出来的法律不会违背多数的利益。

    与此相反，贵族的法制趋向于使少数人垄断财富和权力，因为毕竟贵族天生是少数。

    因此，一般可以这样认为：民主立法的目的比贵族立法的目的更有利于人类。

    但是，民主立法的好处也就仅此而已。

    贵族制度擅长于立法科学，而民主制度则不善于此。贵族制度有着自我控制的能力，不会轻易被一时的冲动所驱使。它有自己长远的计划，并且善于在有利的时机使其实现。贵族制度办事十分讲究，它懂得如何把法律的合力同时会聚在一点上。

    然而民主制度就不能如此，它的法制几乎总是不够完善或是不合时宜。

    因此，民主制度的手段就不如贵族制度的那样完备；民主制度在行动的时候往往不讲究手段，甚至背离自己的性质，但它的目的却有益于人民。

    可以想象，在一个社会中，它的自然条件和政治体制容许不良的法律暂时通行，并在这种法律的总趋势快要结束的时候依然能够存在，而它的民主政府尽管还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它仍然是最能使社会繁荣的政府。

    这正是出现在美国的情景。我再把我前面的话重复一遍：美国人的突出优点在于他们允许犯错误，而事后又能及时纠正错误。

    我认为，对公务人员的选拔，一般说来也是这样的。

    不难看出，美国的民主往往在选择执政人员上犯错误。但要解释为什么在被选错的人执政期间美国还照样繁荣，那就很难了。

    首先可以看到，在一个民主国家，虽然它的统治者不够忠诚甚至不很能干，但被统治者却很聪明，很认真。

    在民主国家里，那些不断关心自己的事业和重视自己权利的人民，可以防止他们的代表偏离人民根据自己的利益而规定的总路线。

    其次还可以看到，如果民主国家的行政官员比其他国家的更容易滥用权力，那么人民一般不会让他们长期执政。

    但是，还有一个比上文更具普遍性和说服力的理由。

    毫无疑问，统治者德才兼备对国家的富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但或者更为重要的是统治者不存在同被统治者大众相反的利益，一旦他们有了这种对立利益，德便失去了作用，而才也将被用来干坏事。

    我认为，统治者没有同被统治者大众相反或不同的利益是十分重要的；但我决不认为，统治者具有同被统治者大众一致的利益也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样的利益，我还不知道哪里有过。

    迄今为止，对社会各阶级都一视同仁地促进它们兴旺和繁荣的政体还没出现过。

    可以说在一个国家里，有几个社会阶级就像有几个不同的国家一样。而且经验证明，把其他阶级的命运完全交给某一个阶级去掌管，其危险程度不亚于让国内某个民族充当其他民族的仲裁者。当富人统治国家时，穷人的利益难免要受到损害；同样道理，在穷人立法时，富人的利益便要面临严重的危险。那么，我们会问：民主的好处究竟是什么呢？实际上，民主的真正好处并不是像人们所说那样要促进所有阶级的兴盛，而只是为大多数人的福利服务罢了。

    在美国，那些管理国家事务的人，在才德两方面都比不上贵族制国家的执政者，但他们的利益却是和大多数同胞的利益一致的。因此，他们可能常常不忠于职守，也可能犯重大错误，但他们决不会把不利于大多数人的方针贯彻下去，他们也不会使政府具有独断独行的、令人生畏的形象。

    而且，在民主制度下，一个行政首长的不良政绩不过是个别现象，最多只能在其短暂的任期内造成影响。腐化和无能，绝不会来自可以把人们经常联合在一起的共同利益。

    一个腐化的或无能的行政官员，不能指望另一个行政官员也像他一样腐化和无能从而可以彼此勾结，并联合起来使腐化和无能在其后代中繁衍下去。相反，野心和阴谋，还会促使一个行政官员去揭露另一个行政官员。一般情况下，在民主制度中，行政官员的不良德行完全是属于他们个人的。

    但是在贵族国家的政府中，官员就会受他们的阶级利益的制约和支配。他们的阶级利益只是偶尔与大众的利益一致，在大多数情况下，则是与大众的利益相反。这个阶级利益，在官员之间形成一条共同的、持久的纽带，促使他们联合起来，进而奔向妨碍绝大多数人幸福的目标。这条纽带不仅会使统治者彼此勾结起来，而且还会把统治者与很大一部分被统治者联合起来，这是因为很多无公职的公民也属于贵族。

    因此，贵族政体的行政官员既能得到社会的坚定支持，又能得到政府的坚定支持。

    使行政官员的利益与一部分同代人的利益结合起来，进而与其子孙的利益相统一，甚至服从于子孙的利益，这就是贵族政体的共同目的。在贵族政体下，行政官员的工作既是为了现在生活，也是为了将来打算。因此，贵族政体中的行政官员，同时被自己的激情和被统治者的激情，甚至可以说被他们后代的激情，驱向同一目标。

    这种现象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因此，人们经常能够看到，在贵族政体下，阶级属性总能指引行政官员免于腐化，使得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使社会逐渐符合他们的习惯，并为把这个社会传给他们的后代做了准备。

    我不知道，过去有哪个国家的贵族政体能像英国的贵族政体那样自由，那样为政府不断地提供高尚和贤明的人才。

    但是也不难看出，英国的立法经常为保障富人的福利而牺牲穷人的福利，并且使绝大多数权力为少数几个人所专有。结果，今天英国的现状是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穷人的悲惨处境与其强大的国力和光辉的荣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照。

    在美国，公务人员不存在使自己居于优势的阶级利益，尽管统治者常常是一些平庸之辈，有时甚至是一些可鄙之人，但是政府的日常工作仍然是有利于人民的。

    因此，在民主制度下，有一种隐秘的趋势在不断地引导人们纠正错误和缺点，走向普遍的繁荣；但在贵族制度中，则存在一种潜藏的倾向，勾引官员们滥用才德去为同胞们制造苦难。可见，在贵族政体中，官员做了坏事可能是由于无心；而在民主政体中，公务人员做了好事却可能并非有意。

    美国的公共精神本能的爱国心——理智的爱国主义——两者有什么不同——各国为什么在前者消失时全力以赴地去培养后者——美国人为培养理智的爱国主义作出了哪些努力——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关系密切有一种爱国心，它出于人的本能，主要来自把人心同其出生地联系起来的直觉的、无私的和难以表述的情感。这种本能的爱国心混杂着各种成分，其中既包括对古老习俗的热爱，也有对祖先的尊敬以及对过去的留恋。怀有这种感情的人珍爱自己的国家就像珍爱祖传的房产。他们喜爱在祖国时享有的安宁，遵守在祖国养成的温和的习惯，依恋那些回忆，有时候甚至觉得生活于服从之中有一种莫名的欣慰。这种本能的爱国心，如果有宗教虔诚的鼓舞，往往会更加炽烈。这时，人们会创造出奇迹来。

    其实，这种爱国心本身就是一种宗教，因为它从不作任何推理，只是凭信仰和感情行事。有些这样的民族，他们以某种方式把国家人格化，并认为君主就是国家的化身。

    因此，他们会把爱国主义中所包含的情感的一部分，转化为对君主的忠诚，因而为君主的胜利而自豪，为君主的强大而骄傲。在旧的贵族统治时期的法国，有一段时间，人民就因此而感到快乐，对自己依附的国王的专横并不觉得难受，反而骄傲地说：“我们，法兰西人民，生活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王的统治之下。”

    然而同所有轻率的激情一样，这种爱国心虽然能暂时激起强大的干劲，但它不能使干劲持久下去。当它把国家从危机中拯救出来以后，往往便任由其在安宁中走向衰亡。

    当一个民族的生活习俗还很朴实，宗教信仰还很坚定，社会还在安然地固守旧秩序，而且这种秩序的合法性尚未受到怀疑的时候，也正是这种本能的爱国心风行的时候。

    另外有一种爱国心比这种更富有理智。虽然它可能不够豪爽和热情，但它非常坚定和持久。它来自真正的理解，并在法律的帮助下成长起来。它随着权利的不断运用而发展，一旦掺进私人利益后却会开始消减。一个人应当理解国家的福利对他个人福利的影响力，应当知道作为公民，法律会要求他对国家的福利作出贡献。他要关心本国的繁荣，首先是因为这是一件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其次是因为这其中也有他的一份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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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5章 美国社会从民主政府获得的真正好处 (2)

    但是，在人民的生活中有时也会出现停滞时期。在这个时期，社会风尚遭到破坏，旧的习惯改变了，昔日的荣誉消失了，宗教信仰动摇了，知识依然不够完备，政治权利无法得到保证或者受到限制。这时，人们眼中的国家只是一个虚弱而模糊的影子，他们不再从国土去看国家了，因为他们认为国土已经变成一片没有价值的废土；也不再从祖先传下来的习惯去看国家了，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习惯是羁绊；他们不再从宗教去看国家了，因为他们开始怀疑宗教的合理性；他们不再从法律去看国家了，因为他们不再自己制定法律；他们也不再从立法机关去看国家了，因为他们害怕甚至鄙视立法机关。于是，他们开始觉得国家一无是处，而固执地认为自己对，而其他人不对。最后，他们便完全陷入狭隘的、封闭的自私之中。这种人虽然排斥以往的偏见，但他们也不承认理性。他们既没有了君主国的本能的爱国主义，同样也没有了共和国的理智的爱国主义。他们徘徊在两者之间，陷入无尽的羞愧和苦恼之中。

    那么，在这种处境中会怎么样呢？国家只会衰退。一个民族不能恢复其青春的锐气，正如一个人不能恢复其童年的稚气一样。这样看来，那也许会令人感到惋惜，但问题是谁也无法使青春和童年重现。因此，必须继续前进，并迅速作出调整，在人民面前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统一起来，这样做是因为，无私的爱国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尽管我并不一定认为，为了获得这一期待的结果，就必须立即让每一个人行使政治权利。但我要说的是，使人人都参与到政府的管理工作中来，是使人人都能关心自己祖国命运的最有效手段，甚至是唯一的手段。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公民精神与其政治权利的行使是不可分的；而对欧洲来说，我则认为将来公民人数的增减与这项权利的扩大和缩小是成正比的。

    因此，对被新移民开发不久的美国来说，移民既没有带来必须遵守的习惯，也没有带来让他们难忘的回忆；他们以前并不认识，来到这里都是初次相见。简而言之，在这里基本不可能产生本能的爱国心。那么，为什么每个人却能像关心自己的事业那样去关心本乡、本县和本州的事业呢？这是因为，在美国每个人都通过自己的活动积极参与了社会的管理。

    在美国，人民都知道，社会的普遍繁荣对他们本身的幸福有着很大的影响。这个看法虽然非常简单，却很少有人会说出来。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人民习惯于把社会的繁荣看做自己的劳动成果，所以在他们看来，公共的财富也有他们自己的一份，他们也愿意为国家的富强而努力。他们这样做不仅仅出于一种责任感和自豪感，而且我敢说，还出于贪婪的心理。

    要想证明以上观点并不需要去研究美国的制度和历史，因为美国的民情已经向人们证明了这一点。在参加一切国家所创办的事业的同时，美国人也在关心和捍卫着被人无端指责的一切事情，因为在这个时候，遭到无端攻击的不只是他们的国家，还有他们本人。因此，他们在维护国家荣誉时常常采用各种手段，甚至出于个人虚荣心而玩弄那些无聊的花招。

    在日常交往中，再没有什么比美国人的这种令人不舒服的爱国主义更让人觉得尴尬的事了。外国人一般都愿意表扬美国的许多事情，但在询问美国人可否对他们的某件事情予以谴责时，他们一定会拒绝。

    因此，美国虽然是一个自由的国度，但为了不使美国人感到不快，外国人在那里既不能自由地谈论个人私事，也不能自由地谈论国家大事；既不能自由地谈论统治者，也不能自由地谈论人民；既不能自由地谈论公共事业，也不能自由地谈论私营事业。总之，在美国，或许除了可以谈谈气候如何、土地怎样以外，就什么也不能自由地谈论了。而且，即便是在谈论气候和土地的时候，美国人也会随时站出来为两者辩护，就好像他们曾经出力造过天气和土地似的。

    在现代社会，我们必须勇于表达自己的态度，敢于在全体人的爱国主义和少数人的政府之间作出选择，因为，我们不可能同时把前者产生的社会力量和社会积极性与后者提供的社会安宁的保证结合起来。

    美国的权利观念任何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权利观念——使一个民族产生权利观念的方式是什么——在美国，人们是很尊重权利的——这种尊重的来源除了一般的道德观念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观念可与权利观念相媲美，或者可以说两者是浑然一体的。其实，权利观念无非是道德观念在政界的应用罢了。

    正是权利观念，使人们能够确定什么是跋扈和暴政的。一个权利观念明确的人可以独立地表现自己的意志而绝不傲慢，正直地表示服从而绝不卑躬屈膝。相反，一个屈服于暴力的人，常常自侮和自卑。但是，当让他服从于和他同等的人的指挥时，他却表现得好像自己高于那个指挥者似的。很难想象一个伟大人物没有德行，一个伟大民族不尊重权利，因为一个理性与良知的集合体怎么可能单凭强制而结合起来呢？

    我曾想，在我们这个时代里，有什么办法能使人们养成权利观念，并且还能让这种办法被人们所牢记呢？结果发现，唯有让所有的人都和平地行使一定的权利才可以做到。我们知道，儿童的能力和经验都是后来才获得的，当一个婴儿能够移动自己身体的时候，凡是周围他可以够得着的东西，他都会本能地抓住不放。此时在他眼里，不存在财产归属的观念，甚至没有财产的观念。可是，随着他逐渐地长大，明白了物品的价值，并发现别人也会从他手中抢东西后，便开始慎重起来，并通过尊重他人而最终得到他所期望的尊重。

    就这样，儿童希望获得玩具的心理，逐渐发展成为成年人希望获得财物的心理。美国是一个极端民主的国家，人们在这里怎么会听到那回响于欧洲各地的为没有财产而发出的叹息呢？这个理由还需说明吗？因为美国是没有无产者的。由于人人都需要保护个人财产，所以原则上每个人都承认财产权。

    政界的情况也是如此。在美国，成年人很看重政治权利，因为他们都享有政治权利；为了使自己的政治权利免受侵犯，他们也会去尊重别人的这项权利。在欧洲，那些拥有政治权利的成年人甚至连国家主权都不放在眼里，而美国人却能毫无怨言地服从行政官员哪怕十分微小的权力。这个真理也同样表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微小细节上。在法国，只有极少数的享乐是专属社会上层的，凡是富人能去的，穷人也几乎都能去。因此，人们都能举止端庄，对他们所参与的一切享乐均表示尊重。在英国，富人既独占了权力，又垄断了享乐，因此民间怨声载道。穷人经常偷偷溜进专为富人设立的娱乐场所，在里面恶作剧，扰乱场面。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他们肯定知道这对自己没什么损害。

    就像财产的分配使成年人都具有财产权观念一样，民主政府使政治权利的观念深入每个公民心中。我认为，这也是民主政府最大的优点之一。

    我并不是说教会所有人行使政治权利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只是想说，这件事一旦办成，它所产生的效果将是十分巨大的。

    另外，我再补充一句：如果问哪个时代才能产生这种想法，答案就是我们这个时代。

    你难道没有发现宗教信仰已经动摇，神授权利的观念已经消失了吗？没有发现社会风气已经变坏，道义的权利观念也随之衰弱了吗？

    你难道没有发现一切信仰都被诡辩所替代，一切感情都被诡计所取代？假使在这场大动荡中，你不把权利观念与早已生根于人心的私人利益结合起来，还有什么方法能让你敢于去治理社会呢？

    因此，如果谁对我说：法律已经变得无力，被统治者却喜欢闹事，人心容易激动，德行却已经失去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不该扩大民主权利，那么，我将回答说：正是因为这样，我才认为应当扩大民主权利。并且我确实相信，政府比社会更加关心扩大民主权利，因为政府终究会消失，而社会是永恒的。但是，我不想滥用美国的范例。

    在美国公民人数不多、社会风气淳朴而不善于行使政治权利的困难时期，人民就已经享有政治权利了。虽然后来美国人增多了，但可以说民主的权力并没有增加，而只是扩大了民主的范围。

    毫无疑问，把政治权利赋予一个从未享有过政治权利的民族的时刻，就是发生激变的时刻。虽然这种激变往往是必要的，但也是危险的。

    儿童在还不知道生命的价值的时候可能会杀人，在明白自己的财物会被别人抢走之前他也会抢走别人的财物。同理，成年人在被赋予政治权利的时候，其对这种权利的态度，与儿童尚不懂事时对自然的态度是一样。这就是成年人最适用homo  puer robustus（年富力强之士）这句名言的时期。

    同样，这个真理也适用于美国。那些公民最先享有政治权利的州，往往也是公民行使政治权利最好的州。

    下面的说法也不为过分：任何才能都无法比保持自由的才能收获大，但任何事情也不可能比学习运用自由苦。然而专制却不是这样的。专制政体往往把自己打扮成忍受苦难的人的救济者，表现它修正过去的弊端，支持正当的权利，保护被压迫者和整顿秩序的高尚形象。于是，人民被它制造出来的暂时繁荣所蒙蔽，仿佛睡在梦中，一旦他们醒来，便会感受到痛苦。与专制不同，自由通常诞生于暴风骤雨之中，并在内乱的艰苦中成长起来，也只有在它长大成熟以后，人们才能认识它的好处。

    美国对法律的尊重美国人尊重法律——美国人爱法律如爱父母——每个人都从法律力量的增强中看到了利益号召人民去制定法律，不管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号召，并不总是行得通的。但不可否认，在可以这样做时，法律将拥有巨大的权威。虽然这个群众基础往往有损于立法者的德才，但它能极大地增强立法者的力量。

    在全民的意志表现中，存在一种无比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一旦爆发，本想与之对抗的人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种情况的真实性是各个党派所熟知的。

    因此，只要有可能的话，各党派无不力图争取更多的票。在已经投票的人中没有形成多数，各党派便会到弃权投票的人中去寻找；而当这些人仍不足以凑成多数时，各党派便到没有投票权的人中去寻找。

    在美国，除了奴隶、仆人和依靠政府救济的穷人外，任何人都拥有选举权，由此对立法产生间接影响。因此，凡是试图攻击法律的人，就必须公开采取下面两种手段之一：要么想方设法改变全国的舆论导向，要么践踏人民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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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6章 美国社会从民主政府获得的真正好处 (3)

    除了上面的重要的理由之外，我还可以给出另一项更加直接和有力的理由。这就是：在美国，每个人的私人利益都与他是否服从法律有关，因为今天属于少数的人明天可能进入多数的行列，而现在声称要尊重立法者意志的人不久可能会要求别人服从他的意志。不管一项法律怎么让人恼火，美国的居民都很容易服从它，这不仅因为这项立法是大多数人的决定，更重要的是，这项立法也是他们本人的决定——他们把它看成一份契约，并且认为自己也是契约的参与者。

    因此，在美国没有太多的人视法律为天敌，对法律感到害怕和怀疑，因而也很少有集聚起来闹事的现象。相反，你却很容易发现所有的阶级都对国家的现行法律极其信任，甚至可以说以一种爱父母的情感对待现行法律。

    我似乎不该说是所有的阶级。在美国，人们正好把欧洲人的权力阶梯颠倒过来，以至于富人的地位与欧洲穷人的地位一样，所以经常抗拒法律的反而是富人。在本章的前面我曾经说过，民主政府的好处并不像人们有时断言的那样是保护所有人的利益，而只是维持大多数人的利益。在美国，穷人处于统治地位，而富人总是战战兢兢，害怕穷人滥用手中的权利。

    富人的这种精神状态，也许会让其内心产生不满，但社会却不会因此发生大的动荡，因为不让富人信任立法者的理由，同时会使他们不抗拒立法者的命令。富人不敢违法以免使自己失去财产，所以他们不能立法。在文明国家，只有那些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人才会起来造反。可见，民主的法律虽然并不总是值得尊重，却几乎总是受到尊重，因为打算违法的人一般必须遵守他自己制定的并对他有利的法律，而且即使公民可能从违法当中获利，他们也会考虑到自己的人格和地位，从而不得不服从立法者的任一决定。还有，美国人之所以服从法律，不仅仅是因为法律是他们自己制定的，而且因为，当法律偶尔损害他们时，他们也可以修订法律。也就是说，他们首先把法律当做加于自己身上的灾难来接受，然后又把法律当做随时可以解除的灾难来对待。

    美国各党派在政界的活动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叙述流行于美国的政治活动比叙述美国的自由或平等还难——立法机构不断进行的重大活动，其实是遍及全国的政治活动的插曲和延续——很难发现美国人只在干自己的私事——市民社会中的政治鼓动——美国人的实业活动部分地来源于这种鼓动——民主政府对社会的间接好处当你从一个自由的国家来到一个非自由的国家后，你会为巨大的差异而吃惊：在前者，人们热火朝天地忙于各种活动；而在后者，人们则是办事四平八稳，到处安安静静，好像一切都停滞了。在自由国家中，改革和进步往往是人们谈论的问题；而在另一个中，除了继承原有的财富以外，人们不想再创造，只是坐吃山空，沉湎于享乐。但是，鼓励人们去创造幸福的国家，往往要比满足于自己命运的国家更富有和繁荣。在拿这两种国家作比较时，人们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前者每天认为都需要创新，而后者却好像对新的事物不怎么感兴趣。

    如果说这种说法可以适用于那些仍然保存君主政体的自由国家，或者仍在采用贵族制度的自由国家，那么，它将更适用于民主共和国。在民主共和国里，不再只由一部分人民去从事改善社会状况的工作，而是全体人民都以关切的心情来承担这项任务。这时，社会不只向一个阶级，而是同时向所有阶级提供生活的必需品和应有的舒适。

    我们可以想象出美国人享有的广泛自由。由此，人们也能对美国人的极端平等有一个初步的概念。但是，对遍及美国上下的政治鼓动，除非亲眼看到，否则是无法理解的。

    刚一踏上美国的土地，你就会立刻感觉到置身于一片喧闹之中。纷乱的喊叫声此起彼伏，无数的呼声同时传到你的耳里，而每个呼声都在表达某一社会要求。这时你举目四望，就会看到人们都在活动着：这儿，有一伙人在开会，讨论建立一座教堂的事宜；那儿，人们在忙着选举一名议员；再远一点，一个选区的代表们正匆匆赶赴乡镇，去研究地方的一些改革事项；在另一处，是一群放下了田间工作的乡下人，聚在一起讨论在本乡修路或建校的计划。公民们集合起来，有的是专门为了宣布他们不赞成政府的施政措施，有的是为了宣告某官员为本地之父。在美国，还有人认为酗酒为国家的主要祸根，他们集合开会，并庄严宣布以身作则，为禁酒行动做表率①。

    唯一可供外界观察的运动，是美国立法机构不断进行的巨大政治活动。这个运动，其实只是开始于人民的底层，随后又逐渐扩大到所有阶层的全国运动的一个插曲，或者说是它的一种延续。为了追求幸福，再也没有比这项活动更吃力的了。

    很难说哪些职位是美国成年人在政治生活中关心的。参与并讨论社会管理的问题，是美国人最大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他们所知道的唯一的乐趣。你从这里可以看到美国人生活习惯中的细节。甚至女人们也经常参加集会，用倾听政治辩论来消除琐碎家务的烦恼。对妇女们来说，辩论俱乐部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娱乐场所了。一个美国人，即使不善于交谈，他也肯定会辩论；也许不善于高谈阔论，却能说到点子上。他对你谈话的样子，就像在大会上发言；当他讲得兴致正浓的时候，还会来上一句：先生们！

    在某些国家，居民们总是抱着厌恶的态度来对待法律赋予他们的政治权利。他们认为参与公共利益活动是浪费自己的时间。他们乐于把自己关在狭小的自私的圈子里，四周筑起高墙挖上深壕，好与外界完全隔离开来。

    美国人恰恰相反。如果叫他们只忙于个人的事，他们的生存就将失去一半的乐趣。他们将会在日常生活中感到极大的空虚，甚至觉得有无法忍受的痛苦②。

    我深信，倘若将来有一天在美国竟然建立起专制制度来，它在消除自由所形成的习惯上，将要比在压制人们对自由的爱好上遇到更大的困难。

    由民主政府引入政界的这种此起彼伏的狂热鼓动，随后便扩展到了整个市民社会。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民主政府的最大优点，但我衷心祝愿民主政府的成就在将来会更好。

    毫无疑问，人民涉足公共事务时，往往会把事情弄得很糟糕。但是如果不提高人民的思想境界，不让人民摆脱陈旧的思维，他们就无法参与公共事务。被委任管理社会的人，都能对自己的地位有一定的认识。这样，由于他手中有权力，便能让有知识的人为他服务。在人们纷纷向他求援却又企图以各种方法欺骗他的时候，他也从中吸取了教训。在政治上， 他所从事的活动虽然不是他的本行，却能使他对此项活动产生强烈的兴趣。人们每天都向他提出关于增进公共财产的建议。于是，他自己也产生了要增加自己的私人财产的愿望。他也许并不如他的前任德高望重和幸福，却要比前任见识广博和积极进取。我深信，美国的民主制度与物质条件相结合，虽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国内巨大的实业活动的直接动因，却是间接的动因。这种实业活动并不是法律的创造，而是人民通过立法得以学会创办的。

    当专制的支持者声称，一个人单独去做他所承担的工作会胜过由多人管理的政

    ①各地的禁酒协会是一些表示保证戒酒的人成立的团体。我在美国考察时，禁酒协会总计已拥有27万多名会员。但它在宾夕法尼亚州还收效不大，该州的全年酒类消费量为5万加仑。

    ②这种现象，在古罗马就已被最初几位皇帝所察觉。

    孟德斯鸠曾说过，让一些罗马公民最痛苦的，是使他们在从事一项政治鼓动之后便立即回到平静的私人生活中去。府去做同样的工作时，我认为他们说得比较正确。假如双方的才力相等，那么一个人主持的政府会比多人主持的政府更具有连贯性，更坚定不移，更能准确甄选官员，思想更统一，工作更细致。否认它的人，不是从来没有见过民主共和国，就是只根据少数例证作判断。即使当时的地方环境和人民倾向允许民主制度存在，民主制度也不能立即拿出一套关于行政管理和政府建制的好方案，也的确如此。由民主自由举办的事业，不能各个都像开明专制所做的那样完善，它往往在一项事业成功以前就半途而废，或是拿事业去冒风险。但是时间可以证明，它举办的事业将会比专制举办的越来越多。虽然它办好的事业较少，但数量上却很多。在民主制度下，浩大的壮举并不是由公家完成的，而是由私人力量完成的。民主并不能给予人民以最精干的政府，但能提供最精干的政府往往不能给予的东西：使整个社会充满长久的积极性，具有充沛的活力，充满离开它就不能存在的，不论环境如何不利都能创造出奇迹来的精力。这才是民主的真正好处。

    在基督教世界的命运还难以预料的今天，有些人便急于在民主尚在成长的时候攻击民主，污蔑它是一种敌对的力量；还有一些人，却在把它作为无中生有的新神加以崇拜。但是，双方对他们所仇恨或膜拜的对象的认识都很片面。他们在黑暗中互相攻击，但只能偶尔击中对方一下。

    你要求社会和政府做些什么呢？对此，我们需要加以说明。

    你想使人们的头脑达到一定的高度，从而能够以宽宏大量的眼光去观察这个世界上的各种事物吗？你想让人们鄙视物质财富吗？

    你希望养成和保持坚强的信念吗？

    你想使风尚高雅、举止文明和艺术绽放异彩吗？你向往音乐、诗歌和荣誉吗？

    你试图发动一个民族对其他一切民族采取强力行动吗？你打算开创伟大的功业，而且不管成败如何，只要名留青史吗？

    如果你认为人生在世的主要目的就是这些，你就别指望民主政府，因为民主政府肯定不会把你带到这个目的地的。

    但是，假如你认为把人的智力和道德用于满足物质的需要并创造福利是有益的；假如你觉得理性的判断比天才更能对人们有利；假如你的目的不是造就勇敢的美德，而是建立起温良的习俗；假如你喜欢看到弊病少造成一些祸患，而且只要没有重大的犯罪，你宁肯少见到一些高尚行为；再假如你以在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里生活而知足，却不以在一个富丽堂皇的社会里活动而得意；最后假如在你看来政府的作用不在于使整个国家拥有尽可能大的力量或尽量高的荣誉，而在于使每一个公民享有更多的福利和免遭祸害；那么，你就得使人们的身份平等和建立民主政府。

    假如已经没有了选择的时机，而且最高权力在不征求你的意见的情况下就已经把你推进这两种政府中的一种时，你至少应从你被推进的那个政府中吸取它可能提供的全部好处，并在你认清那个政府的善的一面和恶的倾向以后竭力抑制后者而发扬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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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7章 多数在美国的无限权威及其后果 (1)

    多数在民主政体中具有天然的力量——美国大部分州均在宪法中人为地加强了这种力量——加强的方式——强制性委托——多数的精神影响——多数无错论——对多数的权利给以尊重——在美国推广这种尊重民主政府的本质，在于多数对政府的绝对统治，这种统治之所以是绝对的，是因为在民主制度下，谁也反抗不了多数。

    在美国大部分州的宪法中，多数的这种天然力量①还被人为地加强了。

    在所有的政权机构中，立法机构是最受多数意志左右一个。美国人规定人民直接任命立法机构的成员，并将他们的任期定得很短。这就使得立法机构的成员不仅要服从选民的长远观点，还要服从选民的临时动议。

    美国的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议员是被人民从同样的一些阶级中选出，并用同样的方法任命的。因此，由两院构成的立法机构，与单一的立法机构一样，作决定十分迅速，且不可轻易违背。

    被立法者以这种方式建立的立法机构，便几乎把政府的所有权力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立法者一方面会增加本来就很强的权力当局的力量，另一方面又逐步缩小本来就很弱的权力当局的力量。立法者并未赋予行政权的代表们以稳定性和独立性。而且，在使行政权的代表们完全屈从于立法机构的任性行为的同时，立法者也拿走了民主政府所容许的行政权代表们可以行使的少许权力。

    在某些州，立法者把司法权的赋予也变成多数表决；而在所有的州，立法者甚至使司法人员的平常生活都依存于立法机构，因为立法机构的代表具有规定法官每年薪金的权限。

    ①在考察联邦宪法时，我们已经看到联邦的立法者曾反对过这种力量。联邦政府在工作中比州政府有更大的独立性，这直接取决于立法者的努力。但联邦政府只主管对外事务，各州的政府才是在实际上管理美国社会的。多数的力量在习惯法中的体现比成文法更多。

    在美国，有一种习惯日益风行，那就是一定要把代议制政府的种种保证推翻才肯善罢甘休。比如，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选民们在选举一位议员时，除了要为他拟订行动计划，还会为他定出一定数量的不可以在短期内放弃的硬性义务。这样的多数表决，就好像小贩在市场上一边叫卖，一边还和顾客在讨价还价。

    在美国，仍然发生作用的一些特殊的环境条件不仅促使多数的力量居于压倒性的地位，而且促使它成为不可抗拒的力量。

    所谓多数的道义影响，一部分就来源于这样的一种思想：许多人联合起来的才智总比一个人的大，所以立法的人数比选举还重要。这是在人的智能上应用平等理论。

    这个理论反对个人自命不凡，坚持多数具有更大作用，因此一开始不容易为少数所接受，但久而久之少数就会习以为常。因此，多数的权利与其他权利一样，也需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显出它的合法性，也许它比任何权利更需要时间证明。在开始建立的时候，多数的权力通过强制手段使人们服从。因为只有在它的法制下长期生活以后，人们才会开始对它表示尊重。

    美国最初的移民持有一种观念，即认为多数有权管理社会。而这个只凭本身的力量就足以创造一个自由国家的观念，如今已经风行全社会，深入日常生活的一切细节中。

    在君主政体统治时期，法国人坚定不移地认为国王是不可少的；而当国王给他们带来了灾难时，他们却认为应当由国王的顾问们承担责任。这种想法大大方便了君主的统治，因为它使人民只抱怨法律，而继续爱戴和尊重立法的人。美国人对多数也持有相同的看法。

    多数的道义影响，还来源于一个重要的原则，即多数人的利益应当优先于少数人的利益。因此不难理解，对大多数人的利益表示尊重的程度，是随政党的数量情况而变化的。当一个国家存在数个不可调和的利益集团相互对峙时，多数的特权往往得不到重视，因为人们很难忍受必须服从这种特权。

    如果美国存在一个处于少数地位的特权阶级，而立法者试图剥夺他们长期拥有的某些特权，将他们并入大众的行列，不再具有高高在上的地位。那么，这个少数大概不会轻易服从立法者的立法。

    但实际上，美国是由一些完全平等的人建立的，因此不同居民之间在利益上还没有出现自然形成的长期对立。

    有些国家的社会体制，使少数派永远不想成为多数，因为他们要想这样做，就必须放弃与多数进行斗争的目的。比如，在贵族体制下，就不能既保留贵族特权，又使贵族变成多数，而如果叫贵族让出特权，它也就不再是贵族体制了。

    在美国，政治问题不能以这样一般而且绝对的方式提出，所以各党派都情愿承认多数的权力，因为它们都希望有朝一日通过控制多数的权力来为自己谋利。

    因此在美国，多数不但拥有强大的管理国家的实权，而且拥有几乎同样强大的影响舆论的实力。多数一旦提出一项动议，几乎不会遇到任何障碍。其中不只包括阻止通过动议的障碍，还包括推迟表决动议的障碍，以及在表决的过程中留出时间倾听反对者呼声的障碍。

    这样处理问题的方式，对国家的未来是有害的，也是危险的。

    多数的无限权威在美国是怎样增加民主所固有的立法与行政的不稳定性的美国人是如何通过每年改选立法者和授予立法者以几乎无限的权力来增加民主所固有的立法的不稳定性的——在行政方面发生同样的现象——在美国，人们要求社会改革的力量比欧洲强大很多，但不如欧洲持久我已讲过民主政府所固有的缺点，这些缺点都会随着多数的权力增加而扩大。

    现在，我先讲其中最明显的缺点。

    立法的不稳定性，是民主政府必然存在的一个弊端。因为民主制度要求不断改换新人执政。这种本性必然导致不稳定性的存在。而随着授予立法者的权限和行动手段的增减，这种弊端的影响也会随之增减。

    在美国，立法机关享有最高的权力。它可以迅速地且不受阻挡地提出动议，而且内部每年都有新议员补缺。这就是说，立法机构具备一切能助长民主的不稳定性并迫使民主政府接受议员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反复无常的意见的手段。

    这样，美国就成了如今世界上法律寿命最短的国家。30多年以来，美国各州的宪法几乎全都被修改过。在此期间，美国所有的州都修改过它的立法原则。至于法律本身，只要一瞥美国各州的档案，你就会确信美国的立法者从来没有停止过立法活动，他们不断颁布或修改法律。这并不是说美国的民主本性上不如其他国家稳定，而是说美国人民使其民主拥有可以将不稳定性带进立法工作的手段，而不稳定性恰恰是民主天然爱好的①。

    多数具有无限权威，并且可以快速坚定地表达意志。这种性质在美国不仅使法律趋于不稳定，并且对法律的执行和国家的行政造成了同样的影响。

    因为多数是人们唯一要巴结的权威，所以人们都竞相加入多数提议的工作；而当多数的注意力转移时，人们也就不再努力进行原来的工作了。而在欧洲的一些自由国家，由于行政权有独立性和受保护的优势，所以当立法机构把注意力转到另一项事业时，行政机构仍可继续立法机构原来的工作。

    在美国，人们对一些改革事业要比其他国家热心、积极得多。

    在欧洲，人们用在这种事业上的力量虽然不够多，却能更持久。

    ①只是马萨诸塞州从1780年至今公布的立法文件，就已装订成三大卷。还应当指出，我说的这部文件汇编是在1823年经过修订而辑成的，其中已剔除大量旧的或已经失效的法令。要知道，居民不如法国一个省多的马萨诸塞州，在全美国还算是法律最稳定的州，但它也为立法工作不断地投入大量的人力。一些宗教人士多年来致力于改善监狱的状况。公众被他们的宣传所感动，因而帮助犯人新生的工作也成了流行的事业。

    于是，一批新的监狱逐渐建立起来。人们破天荒地第一次对罪犯产生进行改造的观点，而之前都强调对罪犯进行惩罚。

    但是，这场势不可挡的可喜改革，虽然有公众的热心参加和公民的一致努力，却未能一蹴而就。

    因此当新的感化院开始筹建，而多数也急于促成这项事业的时候，旧的监狱却依然存在，并关押着大批的罪犯。随着新感化院日臻完善和健全，这些旧的监狱使人感到更加有害健康，更加腐败。这种事半功倍的工作更容易吸引注意力，以至于多数锐意建立新的改造设施，竟然把早已存在的旧监狱忘掉了。于是，人人都把注意力转向老眼光不曾注意的新的事物上，而停止了对旧监狱的监督。一系列有益的管教制度，先是自行松弛，随后便遭到破坏。因此，在一些监狱中，虽然表面上是足以表现当代的艺术和文明的宏伟建筑物，再一看就使人想起的中世纪的野蛮苦牢。

    多数的暴政应当如何理解人民主权原则——试图建立一个混合政府是不可能的——最高主权必然有其所在——必须采取预防措施，以制约最高主权的行动——美国未曾采取这种预防措施——由此造成的后果我认为“在管理国家方面，人民的多数有权决定一切”是一句渎神的令人讨厌的格言，但我却又相信，一切权力的根源存在于多数的意志之中。这是不是自相矛盾呢？

    在一个国家，一项通行的法律要由人民的多数来制定并决定是否采纳；而在全世界，则要由全人类的多数来做这件事。这样的法律才是公道的法律。

    因此，公道就划定了每个国家的权力界限。

    一个国家就像一个大陪审团，人民授权国家代表整个社会，并主持公道，而公道就是国家的法律。但是，代表社会的这个大陪审团的权力，是不是应当大于社会本身的权力呢？

    当我反对一项不公道的法律时，我并不是否认多数的发号施令权，而是凭借人类的主权来拒绝，并非以往的依靠人民的主权。

    曾经有人大胆声称，在只与其本身有关的问题上，人民绝对不该越过公道和理性的界限，而且也不必害怕授予多数以全部权力。然而，这实际上是奴隶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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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8章 多数在美国的无限权威及其后果 (2)

    如果多数不能团结得像一个人似的行动，在观点上和利益上反对行动一致的少数，那又叫什么多数呢？但是，如果你承认一个拥有无限权威的人可以滥用权力去反对对手，那你必须得承认多数也可以这样做。试问，许多人团结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改变他们个人的性格吗？在面对艰难险阻的时候，他们的耐力会因其整体力量的强大而变强大吗？①我可不相信这一点。我反对任何一位同胞有权决定一切，我也决不授予这种权力给某几个同胞。

    我并不认为，为了维护自由，在同一政府之中就可以混合几个不同的原则。因为这种混合会使这些原则彼此直接对立。

    我一直认为，建立所谓的混合政府是异想天开。实际上，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混合政府（仅从这个词的本义来理解），因为在任何社会，最终只能保留一个基本行动原则，由它支配着其他一切行动原则。

    最常被人引证作为所谓混合政府的例子的是18世纪的英国，但我认为，尽管其中有若干重要的民主因素，但它实质上是一个贵族国家，因为它的法制和习惯的建立一向是按照贵族的要求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法制和习惯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指导公共事务。

    这种引证之所以错误，是因为引证人在观察贵族利益与人民利益的斗争的过程中，只看到了斗争本身，而没有注意斗争的结果，但那才是问题的关键。如果一个社会真正建立混合政府，也就是说，它平等地对待相互对立的原则时，这个社会就等于在酝酿一场革命，或是行将瓦解。

    因此，我认为必然有一个社会权力高于其他一切权力；但我又相信，当这个权力的面前没有任何可以阻止它前进和使它延迟的障碍时，自由就要遭到破坏。

    我认为，无限权威是坏而危险的，任何人都无力行使无限权威。我只承认上帝可以拥有无限权威，因为上帝的智慧和公正始终是与它的权力相等的，所以上帝的无限权威不会造成任何危险。我并不承认，只因其本身值得尊重或因其拥有的权利不可侵犯，某个权威就可以任意行动而不受监督，随便发号施令而无人抵制。当我看到任何一个权威被授予决定一切的权力和能力时，不管这个权威被称做人民还是国王，或是被称做民主政府还是贵族政府，无论这个权威是在君主国还是在共和国行使，我都要说，这是给暴政埋下了种子，而且我将设法离开那里，到别的法制下生活。

    我最挑剔美国所建立的民主政府的缺点，并不在于它软弱无力（像大多数欧洲人所指责的那样），而是恰恰相反，在于它拥有不可抗拒的力量。我最为美国担心的事情，并不在于它推行极端的民主，而在于它反对暴政的措施太少。

    当一个人或一个党派在美国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你认为他或它能向谁去诉苦呢？诉诸舆论吗？但舆论是多数制造的。诉诸立法机构吗？但立法机构代表多数，并盲目服从多数。诉诸行政当局吗？但行政首长是由多数选任的，对多数百依百顺。诉诸公安机关吗？但警察也是多数掌握的军队。诉诸陪审团吗？但陪审团就是拥有宣判

    ①任何人都不会主张一个民族可以滥用它的武力去反对另一个民族。然而，一个大国中的政党，却可变成一国中的小国。

    如果承认一个国家可以对另一个国家实行暴政，那怎么能不承认一个政党也可以对付另一个政党呢？权的多数，而且在某些州，甚至连法官都是由多数选派的。因此，不管你要告发的事情如何不正义，如何荒唐，你还得照样容忍①。

    相反，假如把立法机构组织得既能代表多数又一定不会受多数所摆布，使行政权拥有自主的权利，使司法当局独立于立法权和行政权之外，那就可以建立起一个民主的政府，并使暴政无法出现。

    我并不是说，在今天的美国，人们经常使用暴政手段，而是说，它缺乏防范暴政的措施。而要揭示美国政府能够宽容待人的原因，与其到法律中去寻找，不如到它的地理位置和民情中去寻找。

    多数的无限权威对美国公务人员的专断权的影响美国法律给予公务人员的自由，在法律上划定了范围——公务人员的权限我们必须把专断权与暴政分开，两者并不是一回事。暴政可凭借法律本身来实施，所以它与专断权不同。而专断权有时可以维护被统治者的利益，所以它也决不是暴政。

    暴政一般也会利用专断权，但在必要时可以不依靠专断权。

    在美国，多数的无限权威在帮助立法者实行合法专制的同时，也帮助了行政官员拥有专断权。多数是立法权和监督司法权的绝对主人，既控制着统治者，又控制着被统治者，所以它把公务人员视为唯唯诺诺的下属，安心托付他们去执行自己的计划。

    因此，多数决不过问公务人员职责的细节，也不具体地规定他们的权利。它对待他

    ①在1812年战争时期，巴尔的摩发生了一个多数专制引起的暴力事件。在这个时期，巴尔的摩人非常支持这场战争。当地的一家报纸对居民热烈支持战争的行为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态度。人民因此自动集合起来，捣毁了报社，袭击报社人员的住宅。有人还想召集民兵，但没有成功。最后，官员为了保护生命受到愤怒的公众威胁的无辜者，只能把他们当做罪犯投入监狱。这项预防措施并未生效。人民在夜里又集合起来，当地的行政官员去召集民兵来驱散人群，也没有成功。监狱大门被砸开，一名记者当场被杀，人民还要处死报社的其他人员，但经陪审团审理后，这些人被判无罪。

    有一天，我对宾夕法尼亚的一位居民说：“请您告诉我，为什么在一个由教友会教徒建立的因宽宏大量而出名的州里，已经获得解放的黑人依然不能享有公民权呢？他们照章纳税，让他们同样参加选举岂不是很公正吗？”

    他回答说：“请不要这样侮辱我们，你去看一看我们的立法者制定的法令是多么公正和宽宏大量。”

    “这样说来，在你们这里，黑人是享有选举权的了？”

    “当然。”

    “那么，今天早晨我在选民的会议上为什么没有见到一个黑人呢？”

    这位美国人说：“这不是法律的错误。黑人确实有权参加选举，但他们总是故意不来出席。”

    “他们也太谦虚了。”

    “啊！不是他们拒绝出席，而是他们害怕到这里会受虐待。在我们这里，有时法律因为失去多数的支持而失效。要知道，多数对黑人最有偏见，各级行政官员也没办法，无力保证黑人行使立法者赋予他们的权利。”

    “怎么！享有立法特权的多数也想享有不遵守法律的特权？”

    们，犹如主人对待仆人。它能随时指导或修正他们的行动，因为他们始终是在它的监视下。

    一般来说，法律在其划定的范围内，给予美国公务人员的自由要比法国公务人员享有的大。有时，多数甚至准许公务人员越过为他们规定的界限。舆论保护他们，他们又人多势众，所以他们敢做的事情，连看惯了专断权的欧洲人见了也会大吃一惊。

    一些习惯就这样在自由中形成，但这些习惯终有一天会给自由带来致命的危害。

    多数在美国对思想的影响在美国，多数一旦对一个问题作出不可更改的决定，便不再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为什么会这样——多数对思想的精神影响——民主的共和制度不凭借物质力量进行专制在我们考察美国是怎样进行思想统治时就会清楚地发现，多数对思想的影响，超过了我们熟知的欧洲一切权威的影响。

    思想是一种看不见摸不到的力量，它敢于轻视一切暴政。在今天的欧洲，一些最专制的君主，也阻止不了某些敌视他们权威的思想在国内，甚至在宫内秘密流传。

    美国就没有这种现象。在美国，只要多数没有形成最后的统一意见，就得继续讨论下去；但是，一旦多数作出了不可更改的决定，所有的人，不管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就都会合在一起拥护决定。理由很简单，那就是没有一个君主能像多数这样专制：既有权立法又有权执法，可以总揽一切社会权力以打败其反对者。

    而且，国王只拥有一种物质力量，这种力量仅能影响人民的行动，而触及不了人民的灵魂。但是，多数却既拥有物质力量又拥有精神力量，这样一来它既能影响人民的行动，又能触及人民的灵魂；既能消除已经出现的动乱，又能防止预谋中的动乱。

    我还不知道有哪一个国家，在思想的独立性和讨论的真正自由方面不如美国。

    欧洲的立宪国家都允许自由宣传宗教和政治理论，而且准许向外国传播。因为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曾被一个单独的权威统治从而使得敢说真话的人都得不到支持，进而达到无法维护自己独立成果的地步。如果敢说真话的人不幸生活在一个专制政府的统治之下，那人民一般都会站在他一边；如果他有幸生活在一个自由国家，那他必要时就可以用王权作挡箭牌；如果他生活在民主国家，则有社会的贵族阶层支持他；如果他生活在其他国家，则有民主的力量支持他。但是，在民主制度组织得如同美国一样的国家，却只有一个权威，即只有一个力量和成功的根源。

    在美国，多数在思想的周围建造了一圈高墙，在这圈墙内，作家可以自由写作，但如果他敢于越过高墙，他就要倒霉了。这不是说他有被宗教裁判所烧死的危险，而是说他要成为众人讨厌的对象，天天受辱。他也不能进入政界，因为他冒犯了多数的权威，而这权威是进入政界的唯一通道。人们甚至连空头衔也不给他。在发表自己的观点之前，他本以为会有人支持，而在发觉无人支持时，就已经把自己全部暴露了。

    于是，责骂他的人喊声震天，而与他想法相同的人，却因此失去勇气，躲避起来都不敢做声。他只好表示让步，最后完全屈服，从此保持沉默，好像后悔于说了真话。

    镣铐和刽子手是昔日暴政使用的野蛮工具，而在今天，文明也使专制得到了改进。

    昔日的君主只靠物质力量进行压制；而今天的民主共和国还能靠精神力量进行压制，连人们的意志都想征服。在独裁者统治的专制政府下，专制以暴力打击身体的办法来压制灵魂，但灵魂却能逃脱这种方法下的打压，从而变得更加高尚。而在民主共和国，暴政就不采用这种办法，它让身体自由，而直接压制灵魂。这时，国家的首脑不会再说“你想活着就得跟着我思考”，而是说“你是自由的，不必顺从我的思想，你的生活，你的财产，你的一切，仍然都属于你。但从今以后，你在我们当中将是一个外人。你可以保留在社会上的特权，但这些特权对你将没有用处，因为如果你想让同胞选举你，他们也不会投你的票；而如果你想让他们尊重你，他们只会假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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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9章 多数在美国的无限权威及其后果 (3)

    虽然你仍然留在我们当中，但你将失去做人的权利。一旦你试图接近你的同胞时，他们将像躲避脏东西一样远离你；即使是那些觉得你是干净的人也要离开你，因为他们也怕别人躲避他们。你安静地活下去吧，但这样活下去比死还难受”。

    专制的君主政体已使人们不齿于专制。我们必须警惕，别让民主共和国使专制复活，造成专制成为少数人的沉重负担，却被大多数人认为并不那么可鄙和可憎的危险情形。

    在一些自命不凡的旧大陆的国家，还曾有人发表作品公开谴责时弊，嘲弄同时代人的愚蠢。比如，拉布吕耶尔在他居住在路易十四宫中的时候，完成了其巨著中的《论伟大》一章（该巨著为《品格论》，1688年出版于巴黎。托克维尔此处提的《论伟大》这一章，见《拉布吕耶尔全集》第268页及以下各页，普列伊阿德版，巴黎，1951年）；莫里哀在宫廷戏剧里批判宫廷。但是，与以上这些相反的是统治整个美国的权威却不容许人们的嘲弄。即使最轻微的指责，都会使权威们发火；稍微带刺的话，都会使权威们大怒。人们对多数的言行必须加以赞美。任何一个作家，不管他多么出名，都不得不恭维其同胞。因此，多数永远生活在赞美中。关于国内的一些真实情况，美国人只能从外国人口中听到，或从经验中察觉。

    如果问为什么美国至今还没出现伟大作家，我想它与这方面有很大的关联。因为没有精神的自由，就出现不了文学天才，而美国就缺少这种自由。

    宗教裁判所始终未能阻止反宗教的书籍在西班牙大量流通。而在美国，多数的统治却比西班牙做得高明：它完全剥夺了人们打算出版这种书籍的思想。美国虽然有不信宗教的人，但他们不能有自己的报刊。

    有些政府曾以谴责淫秽书刊作者的办法来维护社会风气。在美国虽然没有人因为这种书刊受到责备，但也没人想写这种书。不过，这不是说每个公民的思想都高尚无瑕，而是说多数在公民当中表现得严肃，以至于不会出现那种风气。

    在这些方面，权力的行使无疑是好的，但我只是就权力本身而言。虽然这种不可抗拒的权力经常存在，但只是在偶然的情况下才会被正确行使。

    多数的暴政对美国人国民性的影响及巴结思想在美国的表现迄今为止，多数的暴政对民情的影响要大于对社会行动的影响——这种影响妨碍了伟大人物的成长——像美国这样建立的民主共和制度，容易造成人们产生巴结大多数的倾向——这种思想在美国的表现——人民自身的爱国主义为什么会比那些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的人的爱国主义真实我在上面指出的那种趋势，虽然在政界表现得不够明显，但已对美国人的国民性造成了不良影响。我认为，至今还在美国政治舞台上活动的杰出人物之所以为数不多，正是因为多数专制的作用在日益加强。

    在独立战争时期涌现了大批杰出的人物。当时，他们的政治观点鼓舞了人民的斗志，而不是压制人民的斗志。那个时期的那些大名人，在自由参加民众的精神活动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各自特有的伟大性格。他们伟大性格的光辉照遍全国，而不是借用全国的力量来增加自己的光辉。

    在专制政府中，接近王权的高官显贵，通过献媚来迎合主子，心甘情愿成全主子的各种任性。但是，全国的人民并不想奴颜婢膝。他们之所以服从，常常是由于他们太软弱，或者出于习惯和无知，当然有时也由于忠于王权或国王。有些民族在服从之中保持一种精神上的独立，他们认为牺牲自己的意志去满足君主的意志是一种快慰和骄傲。这样的民族虽然不幸，却并没有堕落。而且，做自己不赞成的事与做自己假装赞成的事有根本区别：前者是由于人的软弱无能，而后者是出于奴性。

    在自由国家里，每个人都能或多或少地对国家的事务发表自己的意见；在民主共和国里，不断地有私人生活渗进公共生活，它们各个方面都能接近主权，同时主权也希望人民发表意见，以便引起注意。因此，在这两种国家里，那些企图利用主权的弱点和讨好主权而生活的人，总比在专制君主国里的多。这不是说这些国家的人天生就比别处的人坏，而是说这些国家的人会遇到更多的诱惑，而且许多人都同时追逐这些诱惑，结果导致人们的心灵有普遍堕落的趋势。

    在民主共和国，人们有巴结大多数的倾向，从而导致这个倾向立即渗入各个阶级。这是可以用来谴责民主共和国的主要方面之一。

    对美国这样的民主共和国，这种谴责很有道理。在这里，多数的统治如此专制和不可抗拒，以至于一个人如果想脱离多数规定的路线，就必须放弃某些公民权利，甚至要放弃做人的本色。

    在进入美国政界的那一大群人中，如今已经很少有人具有豪爽的性格和刚正不阿的精神了，而豪爽与刚正不阿是昔日美国人曾引以为荣的特质，任何时候都会将其看做伟大人物的突出特点。乍看上去，仿佛现在所有美国人的思想都是出于同一个模子，以至于他们可以分毫不差地沿着同样的道路前进。不错，外国人有时会遇到一些离经叛道的美国人，他们会慨叹法律的种种弊端、激愤于民主的任性多变。这些人往往会谈到那些败坏了国民性的缺点，并指出可以纠正的方法。但实际上，除了你以外，而你这个他们选择的不会向别人述说，他们倾诉隐秘想法的对象，只是一个外国人，一个过客。他们愿意把真心话告诉你，但这对你并没有什么用处。他们到了公共场所，便不这样讲了。

    如果将来有一天，上述这些被我转述的话被美国人读到，我猜想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读者们将高声谴责我；第二，其中大多数人将在内心里原谅我。

    在美国我曾经听到人们谈论祖国，也在人民中间见到真正的爱国主义，却无法在国家的领导者身上寻找到这种表现。专制主义对其所治人民的败坏影响为什么远远超过对其执行者的？用类推方法不难解释其中原因。在专制君主国，国王往往品德高尚，但朝臣多为卑鄙无耻之徒。当然，美国的当选官员不会称他们的主人即选民为“大人”或“陛下”，这好像与君主国的朝臣有很大不同。但是，他们不断称赞其主人天生明情达理，却从不争论他们的主人到底有什么值得称赞的美德。因为他们确信主人具有一切美德，即使现在没有，将来也一定会有。他们不会把自己的妻子和女儿送给主人，供其宠爱而纳为嫔妃。但他们同样出卖了自己，因为他们牺牲了自己的观点。

    在美国，道德家们和哲学家们，虽然不必用寓言的形式来掩盖观点，但当他们壮着胆子讲述令人不快的真理之前，总是加上一段：“我们知道，听我们讲话的人民品德高尚，不存在使自己有失主人身份的缺点。假如听我们讲话的人士，其品德和学识并非好得可以比别人更值得享有自由的话，我们就不说这些了。”

    在路易十四面前献媚的人，都不能奉承得比这种引子还好。

    就我来说，我确信在任何性质的政府中，下贱的献媚者一定会趋炎附势。而且我认为，只有一种方法可以防止人们自我侮辱，那就是防止任何人拥有无限权威，即不赋予任何人可以诱使他人堕落的最高权力。

    美国共和政体的最大危险来自多数的无限权威导致民主共和政体破灭的是政府滥用权力，而非它们无能——美国的共和政府比欧洲的君主政府更集权和更强大——由此产生的危险——麦迪逊和杰斐逊对此的看法政府通常由于无能或者暴政而垮台。在前种情况下，属于权力自行离开政府；在后种情况下，则是权力被人夺走。

    许多人在看到民主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时，就以为是因为这些政府软弱无能。实际的情况却是，一旦这些国家的政党之间燃起战火，政府就会失去对社会的控制。但我并不认为，一个民主政权天生就会缺乏人力和物力；恰恰相反，我相信一个民主政府之所以垮台，基本上是由于滥用人力和物力。无政府状态总是由于暴政或管理不当造成的，而不是由于政府无能。

    我们不能把稳定与力量，或把一件事情的伟大性与其持久性混为一谈。在民主共和国，因为指导社会的权力①会经常易手和改变方向，所以它并不稳定。但是，在权力易手和改变方向时，它的力量也几乎同样是不可抗拒的。

    在我看来，和欧洲专制君主国政府一样，美国的共和制政府也是集权的，它的力量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我不认为它会因为软弱无力而垮台②。

    假使有一天自由在美国毁灭，那也一定是多数的无限权威所导致的。因为这种权威将会使少数忍无可忍，从而诉诸武力。那时将出现无政府状态，但引起这种状态的则是专制。

    麦迪逊总统就发表过类似看法（见《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万人文库版第266页及以下各页）。

    他说：“对共和政体来说，最为重要的是，不仅要保卫社会不受统治者的压迫，而且要防止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遭受另一部分人的不公正对待。……公正是政府的目的，也是公民社会的目的。人们曾经一直追求，并将全力以赴地永远追求这一目的，直到成功为止，或是直到在追求中丧失自由而被迫停止。

    “如果在一个社会中，较强的派系学会利用这种社会情况随时联合起来压迫较弱的派系，那么这个社会一定会自然而然地陷入无政府状态，使软弱的人失去可以凭恃的抵抗强者的暴力的任何保障。在这种状态下，原来较强的人也会因为不满社会动荡的现状，而愿意服从于一个既能保护弱者又能保护自己的政府；在出现这种愿望之后，同样的动机又促使较强的派系和较弱的派系同意组织一个能够保护一切强的和弱的派系的政府。不必怀疑，如果罗得岛州脱离联邦而独立，那么该州以人民名义在极其有限的土地内进行统治的权力，必将因多数的暴政而证明它完全脱离人民，而且它是由那个需要这种暴政的多数迫不及待地弄出来的。”

    杰斐逊也说：“我国政府的行政权，并非我担心的唯一问题，或许还不是我担心的主要问题。立法机构的暴政才是真正的最可怕的危险，而且在今后许多年仍会如此。行政权虽然也会出现暴政，但要在很久以后。”③在这个问题上，我更愿意引用杰斐逊的话，而不是其他人的，因为我认为他是迄今为止宣传民主的最坚强的使徒。

    ①权力可能集中于一个议会之手。这时的它虽然很强大，但不稳定。如果权力集中于一个人之手，那它可能会不太强大，但非常稳定。

    ②我认为不必提醒读者注意，我在此处和在本章其他各处说到的多数的专制，不仅指联邦政府，而且也指各州的政府。

    ③《1799年3月15日杰斐逊致麦迪逊的信》。（参看《杰斐逊文集》第7卷第312页，华盛顿，19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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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0章 美国怎样削弱多数的暴政 (1)

    不存在行政集权全国的多数不存在包办一切的思想——其主权意旨必须通过乡镇和县的行政委员去执行我在本卷第一部分对两种集权作过区分，称其中的一种集权为政府集权，另一种为行政集权。

    而在美国，只存在政府集权，并不存在行政集权。

    假如统治美国社会的权力同时包含了这两项，并兼具包办一切的能力和习惯以及发号施令的大权；假如它在已经确定了管理国家的一般原则后，仍然要屈尊去管理其执行的细节；假如它在规定了国家的重大利益之后，还能屈尊去过问私人的利益，那么，自由恐怕早就不存在于新大陆了。

    在美国，多数虽然经常流露出暴君的嗜好和脾气，但还不具备施行暴政的完备手段。

    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州里，至今中央政府只管理少数值得它注意的事务，并不参与管理社会的次要事务。它甚至没有过这样的想法。虽然多数越来越专制，但它并没有给中央政府增加特权，而是一直独揽大权。因此，专制可能在个别的点上大大加强了，但并未扩及面上。尽管全国的多数充满激情，其倡议也振奋人心，却无法使全体公民在全国各地以同样方法在同一时间服从它的意旨。代表多数的中央政府在发布国家命令时，必须让一些官员去执行，但这些官员并不总是隶属于它，它也无法每时每刻予以指导。因此，乡镇和县的行政机构就像一座座暗礁，不是延缓了代表人民意志的命令的下达速度，就是改变了命令的流向。即使法令具备强制性，自由仍然会在法令的实施过程中找到庇护所，并且多数也无法面面俱到地管到所有事情，甚至可能对付不了行政当局的敷衍塞责。关于这一点，其实，多数本身也不认为自己能够做到，因为它尚未充分认识自己的权力。它只知道自己的自然力量，却还未学会如何运用技巧扩大这个力量的影响范围。

    这一点很值得注意。假如未来某一天在某一个国家建立起类似美国这样的民主共和制度，而这个国家原有的是一个独裁者统治的政权，并根据习惯法和成文法实行过行政集权，那么我敢说在这个新建的共和国里，其专横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将超过所有欧洲君主国家。只有在亚洲，才能够找到某些与这种专横类似的事实。

    美国的法学家精神及其如何成为平衡民主的力量探讨何谓法学家精神的本性是有意义的——法学家对即将诞生的社会负有重大使命——法学家何以通过所从事的工作使自身思想具有了贵族气质——可以使得这种思想发展受到抑制的偶然原因——贵族发现自己与法学家联合变得轻而易举——暴君利用法学家的可能性——法学家是如何自然而然地与民主结合起来而成为贵族的——使英美的法学家精神易于具有贵族气质的特殊原因——美国的贵族是律师和法官——法学家影响着美国社会——他们的思想是如何在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中逐步深入，以及最后是如何使人民都具有了行政官员的某些属性的在走访了一些美国人并研究了美国法律之后，我发现美国人赋予法学家的权威和纵容其对政府任意施加影响，是当今美国防止民主偏离正轨的最坚强壁垒。我认为这个效果来自一个一般原因，而研究这个原因则会获益匪浅，因为它可能在别处再现。

    500多年以来，欧洲的法学家们一直参加政界的各种运动。他们时而把政权作为自己的工具，时而又反被政权用作工具。在中世纪，他们为扩大王权效犬马之劳；而后他们却坚定不移地致力于限制王权。在英国，他们同贵族结成亲密联盟；在法国，他们却以贵族最危险的敌人的面目出现。那么，法学家是否曾被偶然的和暂时的冲动所左右？或者是否曾因环境而被他们天生的和经常重现的本性所驱使？我想弄清这个问题，因为在行将诞生的民主政治社会中法学家或许负有首要的使命。

    对法律做过特别研究的人习惯在工作中按部就班，注重规范，爱好研究观念之间有规律的联系。这一切使得他们尤其反对革命精神和民主的轻率激情。

    法学家在研究法律过程中获得专门知识，并因此在社会中独辟一个行业，在知识界中形成一个特权阶级。他们时时都自我感觉优越，他们被认为是一门尚未普及的不可或缺的科学的大师，他们常在公民中充当仲裁人；他们习惯于把诉讼人的盲目激情引向正轨，并因此蔑视人民群众的判断。此外，他们还自然地形成一个团体。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已经相互了解并打算为奔向同一目标而同心协力，而是好比利益能把他们的意愿联合起来一样，他们相同的专业和一致的方法使得他们在思想上互相结合。

    因此，法学家的心灵深处隐藏着一部分贵族的兴趣和本性。他们如同贵族一样，生性喜欢按部就班，并且热爱规范。他们也如同贵族一样，极为反感群众的行动，蔑视民治的政府。

    我不想说法学家这些本性的顽固程度已经足以把他们死死捆住。如同支配一般人的东西一样，支配法学家的正是他们的个人利益，尤其是眼前利益。

    在某一种社会中，法律界人士无法在政界取得同他们在民间所处的相似地位。可以肯定，在这种社会体制下，法学家必将成为革命的急先锋。但应当研究他们之所以破坏或改造现实是出于其固有本性还是偶然因素。毋庸置疑，1789年法国君主政体的覆灭，法学家功不可没。但是，他们能够如此成功，究竟是由于他们对法律进行了研究还是由于他们未曾参与制定法律，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500多年以来，英国贵族曾多次领导人民斗争并为人民发言；如今，他们却极力维护君主并捍卫王权。但是，贵族仍然保持其特有的本性和偏好。

    因此必须注意，切不可以偏概全，即不可片面地以团体的个别成员替代团体本身。

    自由政府不论其具有何种形式，在各党派中法学家总会居于首列。贵族政体也是如此。激发群众奋起斗争的民主运动几乎都是贵族发起的。

    一个群英荟萃的团体，总是无法满足其全体成员的野心。这种团体往往无法留出实际事务给其成员发挥天才和激情，因而很多人由于无法很快享有团体特权便因此攻击这些特权，以便尽快上升到团体上层或另建新团体。

    因此我认为将来不大可能会出现完全由法学家做主的局面，并且法学家并不一定在任何时候都能表明自己永远是改革的敌人和秩序的友人。

    如果在一个社会里，无人反对法学家安居高位，那法学家的思想将极其保守，并且其思想将是反民主的。

    当贵族政体关上法学家晋升的大门时，那么其最危险的敌人就是法学家。法学家虽然在财力和权力上不如贵族，却可以在活动上独立于贵族，并且自认为与贵族的智力不相上下。

    然而当贵族愿意分给法学家某些特权时，这两个阶级的联合便轻而易举了，甚至能够像一家人一样亲密。

    我也偏于认为，一个国王经常能够轻易地使法学家成为其政权的最有用工具。

    即使法学家经常与人民联合起来对抗行政权，但法学家与行政权之间有着自然亲和力，而且远远超出其与人民之间的亲和力。同理，尽管表面上社会的高层阶级经常与其他阶级联合起来反对王权，但贵族与国王之间不可分割的自然亲和力，却显然大于贵族与人民之间的亲和力。

    法学家爱秩序胜过爱其他任何事物，而权威则是秩序的最大保护者。而且也不应当忽视，尽管法学家重视自由，他们也会把法治置于高于自由的地位。他们害怕专断胜过害怕暴政。另外，如果立法机构以立法剥夺人们的自由，并对此承担责任，法学家通常也不会产生不满。

    因此在我看来，一个君主在民主日益高涨时企图削弱国家司法权并减弱法学家的政治影响，那是一个大错误。他将徒有权威的外表而失去真正的权威。

    我并不怀疑，对国王而言，法学家参加政府对他们比较有利。如果政府以暴力进行专制，那么，在政府交给法学家管理以后，法学家手里的专制将会具有公正和依法办事的外貌。

    民主政府有利于加强法学家的政治权力。如果富人、贵族和君主被撵出政府，法学家就将总揽政府大权，因为那时他们将是人民能够找到的仅有的聪明能干的人了。

    一方面，法学家因其爱好而自然倾向君主和贵族；另一方面，却又因其利益而自然倾向人民。

    因此，虽然法学家也喜欢民主政府，但不具有民主的偏好，未曾沾染民主的弱点，以至能通过民主并超过民主而加倍强大。

    民主政体下的人民也信赖法学家，因为人民意识到法学家的利益在于服务于人民的事业；人民听从于法学家的话却并不气恼，因为人民预料法学家绝对不会出坏主意。事实上，法学家根本不愿意推翻民主政府，只是期待不断设法依据非民主所固有的倾向，运用非民主的手段去领导政府。关于法学家的身份，一方面，从利益和出身上来说，法学家属于人民；而另一方面，从习惯和爱好上来说，法学家却又属于贵族。法学家可以说是人民和贵族之间天然的锁链，是将人民和贵族套在一起的天然环节。

    法学家所从事的行业，是唯一容易与民主的自然因素混合的因素，并且是通过有利于己的方式与民主永久结合的贵族因素。我知道法学家精神存在固有缺点，但如果民主精神不与法学家精神联合，那么我怀疑民主是否可以长期治理社会；此外，法学家对公务的影响如果不能随着人民权力的增加而增加，我也怀疑一个共和国能否在我们这个时代保住其存在。

    这个贵族特点，我从美国和英国法学家精神中见到的比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明显。

    其原因不仅在于法学家在英国和美国都参与了立法工作，并且在于立法工作本身的性质及法律解释者在这两个国家所处的社会地位。

    英国和美国保留了比附先例这种立法办法，这意味着他们继续依据祖先的法学观点和法律原则来建立自己所应当持有的法律观点和应当遵守的定则。

    英国和美国的法学家总是能够把对古老东西的敬爱和尊重与对正规合法的东西的爱好结合起来。

    这不仅仅对法学家的精神面貌，随后还对社会的动向起着另外一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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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1章 美国怎样削弱多数的暴政 (2)

    英国和美国的法学家重视既成的事实，而法国的法学家则重视为何会出现此事实，这意味着前者更加注重判决的本文，而后者更加注重判决的理由。

    当你倾听英国法学家或美国法学家的陈述时，你会惊讶于他们总是三番五次地引证他人的观点，却极少发表自己个人的见解。然而在法国，情况却恰恰与此不同。

    在法国，律师在办理一个小案时，也不是只进行一般的陈述而不引证他所持的成套法学思想。他将滔滔不绝地援引法律的立法原则，来劝说法庭采用变通方法让步。

    英美的法学家，从思想上完全反对这种做法，因为这不符合他们祖先的思想。这种对祖先思想的盲从和百依百顺，不可避免地使法学家精神带上畏畏缩缩的习性，并因此使法学家在英国和美国所养成的惰性比在法国严重。

    法国的成文法常常让人难以理解，但人人都能够讨论。相反地，对普通人而言，没有什么能够比以先例为基础的法律更让他们糊涂和莫名其妙的了。英美的法学家们对先例的这种尊重，他们在教育中养成的尚古思想，使他们日益脱离人民，最终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独特的阶级。在法国，法学家都是学者；而在英国和美国，法律界人士则好像是埃及的祭司，并像埃及祭司一样，只是充当某种玄奥科学的解释者。

    在英国和美国，法律界人士所处的地位，对其习惯和思想起着一种不小的影响。企图将一切在本性上与自己有相似之处的东西拉到自己方面来的英国贵族，对法学家极为尊重，并赋予他们极大的权力。法学家在英国社会里虽然未曾进入最高等级，但他们却对现在所处的等级表示心满意足。身为英国贵族中的少壮派，他们爱戴和尊敬贵族中的长者尊者，从来不去同他们争权。因而，英国的法学家便将其生活圈子里的贵族思想和情趣，与自己的职业的贵族利益相结合。

    在英国，这种我所试图描绘的法学家的形象表现得最为突出。英国法学家尊重法律的原因，并不在于法律良好，而在于法律古老；尽管他们要部分修改法律，使其与社会时势相适应，然而万变不离其宗，他们只是在修补祖先留下的东西，只对祖先的思想进行发展，只对祖先的业绩进行完善。不要妄想他们会换上革新者的面貌，甚至即使被人指为荒谬绝伦，他们都不愿冒犯老祖宗遗训。英国人就是这样对待法律的。

    这种态度对事物的实质毫不关心，而是只重视法律的条文，他们宁可违反理性和人情，也不愿对法律作出一丝一毫的改动。

    英国的立法工作好比培育一棵古树，立法者将各式各样的枝条嫁接到这棵古树上，希望能够结出千奇百怪的果实，或至少让古树的树干能够被繁茂的枝叶簇拥。

    美国既没有旧式贵族也没有文士，富人得不到人民的信任。于是法学家形成一个高等政治阶级，他们成为社会上最有知识的阶层。因而他们只得舍弃改革，将保守的志趣增添到自己爱好秩序的本性中。

    如果有人问我美国的贵族在哪里，我将毫不迟疑地脱口而出：贵族不在富人中，富人缺乏使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共同纽带。美国的贵族阶层是那些从事律师职业和坐在法官席位上的人。

    越是深思在美国发生的一切，我们就越是确信法学界是能够平衡民主的最强大力量，甚至几乎是唯一有能力平衡民主的力量。

    在美国显而易见，法学家精神是怎样凭借其优点甚至是缺点，而适用于中和平民政府所固有的弊端的。

    在美国人民放任激情并忘形陶醉于理想时，会感到法学家施加给他们一种看不见的约束，使他们得以冷静和安定。法学家以其贵族习性秘而不宣地去对抗民主的本能，以其对古老事物的崇敬去对抗民主对新鲜事物的热爱，以其谨慎的观点去对抗民主的好大喜功，以其对规范的爱好去对抗民主对制度的轻视，以其处事沉着的习惯去对抗民主的急躁。

    法学界对付民主的最醒目工具正是法院。

    法官都是法学家，他们除了喜欢在研究法律的过程中获取秩序和制度以外，还由于其职位具有终身性而酷爱安宁。法官的法学知识能够保证他们在同胞中出人头地。

    他们所享有的政治权力足以把他们推上高人一等的地位，并使他们养成特权阶级的习性。

    在美国，有权宣布法律违宪的司法官员负责管理日常的司法事务。他们尽管无法强制人民立法，然而至少可以强迫人民信守其制定的法律，并且要求他们言行一致。

    我知道在美国存在着一种潜在趋势，这种趋势驱使人民削弱司法权。美国大部分州的宪法都规定根据两院之请州政府可以撤换法官。某些州的宪法规定由选举产生法庭成员，并准许数次连任。我敢预言，这项改革迟早会导致极坏的后果，而且将来终究有一天要发现，如此削弱司法官员的独立性，一方面会使司法权受到打击，另一方面还打击了民主共和制度本身。

    除此之外，千万不要以为在美国只有法院才有法学家精神。这种精神早已经扩展到法院以外。

    因为法学家是人民所信赖的唯一知识阶级，所以大部分公职都被法学家占去。他们不仅仅垄断了立法机构，而且还主持了司法机构。因而，他们极大地影响着法律的制定和行使。然而，他们不得不服从于对他们有牵制作用的舆论。尽管他们行动不受限制，但人民也很容易及早发现其不轨的苗头。尽管美国人在政治法方面作了很多改革，在民法方面他们费了很大的周折却只作了一点微小的改革；尽管许多民法中的一些规定与美国的社会现实格格不入，但他们仍然能够泰然处之，不作更改。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在于，在对待公民权利的问题上，多数总是交给法学家们去处理，而美国法学家却自行其是，不肯改革。

    在美国，法国人听到人民抱怨法学家的惰性和喜欢维持现状时，着实为此感到震惊。

    法学家精神所影响的已经远远超出了我已确切指出的范围。

    在美国，几乎一切政治问题迟早都要转化成为司法问题。因此，各党派在其日常论战中都不可避免要借用司法的概念和语言。公务人员中的大多数几乎都是或者曾经是法学家，所以把自己固有的习惯和思想方法都应用到具体的公务中。陪审制度更是把这一切推广到所有阶级。因而司法语言差不多转化成为了普通语言；法学家精神原本产生于学校和法院，现今却早已逐渐走出学校和法院的大墙，在整个社会中得到扩展，在最低阶层中得以深入，全体人民都或多或少地沾染上了司法官的习性和爱好。

    在美国，法学家形成一个权力，它并不可怕但难于察觉，它没有自己的旗帜，因而能够对时代的要求灵活自如地应对，对社会的一切运动不加抵抗地顺应。然而这个权力却在整个社会中扩展，深入社会各个阶级，其实暗中推动社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最后将社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加以塑造。陪审团在美国被视为政治机构作为人民主权表现形式之一的陪审团制度，必须与确立这一主权的其他法律协调一致——美国陪审团的结构——陪审制度影响着国民性——陪审制度对人民的教育作用——陪审制度是怎么树立司法官员的影响力和发展法学家精神的因为我的讲题引导我去叙述美国司法制度，那我就不可避免地要谈到陪审制度。

    在谈到陪审制度时，必须区别这个制度的两种作用：首先，它作为司法制度而存在；其次，它作为政治制度而起作用。

    如果谈到陪审制度在哪一方面有助于司法行政，特别是在民事方面是否有助于司法行政的健全，我将承认陪审制度的功用存在争议。

    陪审制度形成于社会尚不发达的时期，那时只有一些简单的诉讼提交法院审理。

    但是，要想使陪审制度与高度发展的社会需要相适应，便不那么轻而易举了，因为此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非常复杂，形式多样，并且需要人们运用科学和理智加以判断。① 而今，我的主要目标是走向陪审制度的政治方面，任何其他的途径都会使我离题。对陪审制度作为司法手段这一点，我只能一带而过。当英国人采用陪审制度时，他们还是半野蛮的古老民族。后来，他们逐步发展成世界上最文明的民族之一，而英国人对这一制度的爱慕，仿佛也随着他们的文明的发展与日俱增。他们走出自己的祖国，向世界各地发展。结果，有些地方转变为他们的殖民地，而另一些地方则建立了独立主权的国家。一些国家依然承认英王是君主，而在许多殖民地，却已建立了强大的共和政体，但所有英裔国家都提倡陪审制度②。它们要么到处建立陪审制度，要么就是马上恢复陪审制度。这个伟大民族的司法制度便得以长期存续，存在于文明的各个

    ①把陪审制度作为司法制度来研究，探讨这个制度在美国产生的效果，考察美国人是怎样以这个制度来制约政党的，将是一项有益和有趣的工作。如果只考察这个问题，你可以找一本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著作和一本专为法国人写的著作。这样，你可以从中得出美国陪审制度的哪些部分能够用于我国和对我们有多大帮助。在美国，最能使我们了解这个问题的州是路易斯安那州。这个州的居民包含英裔和法裔。这个州的两种法制，使他们形成了两个并立的民族，但他们也在逐渐融合。可以向读者推荐两部好书：一部是两卷本的《路易斯安那州法令汇编》（本书的全名、出版地点和年月为：《路易斯安那州1804—1827年立法机关通过的法令汇编》，2卷本，新奥尔良1828年），另一本是可能更好一些的讲述民事诉讼程序的，是用英法两种语言写成的《论民事诉讼程序》，1830年由布依松先生出版于新奥尔良（见美国国会图书馆藏路易斯安那州法令、文件集）。这部书非常适合法国人阅读，因为其中附有英法对照的术语表，并对这些术语作了精确的权威的解释。在所有国家，法律用语都有其一定的含义，特别是在英国，同一法律用语，其含义就可能不同于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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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2章 美国怎样削弱多数的暴政 (3)

    ②英美的法学家在这一点上是意见一致的。现任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斯托里先生，在《美国宪法释义》中，一再强调民事案件实行陪审制度的好处。他说：“赋予陪审团参加民事案件审理的特权，毫不次于陪审团参加刑事案件审理的特权，因为这实质上等于让人人享有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第3卷第38章第654页）阶段，被各地区和各政府所采用，且不曾遭到司法界的反对①。

    但是，我们暂时不谈这个问题。仅仅把陪审制度看做一种司法制度是十分狭隘的，因为既然它深刻影响着诉讼的结局，那它由此也会深刻影响着诉讼当事人的命运。因此，陪审制度首先应当是一种政治制度——评价陪审制度应当始终遵从这个观点。

    所谓陪审制度，即随时请来几位公民，组成陪审团，暂时将参加审判的权力赋予他们。

    我认为，利用陪审制度惩治犯罪行为，会使政府建立的共和制度更加完美。其理由如下。

    陪审制度一方面可能是具有贵族性质的，另一方面又可能是具有民主性质的，这要取决于陪审员所处的阶级。然而，只要这项工作的实际领导权不在统治者那里，而是使它掌握在被统治者手里或部分被统治者手里，它将始终可以保持共和性质。

    通常来说，强制而来的成功常常转瞬即逝，而被强制的人民随即会产生权利观念。一个政府如果只能在战场上击败敌人，那么它也会很快被人推翻。因而应当加强政治工作，而政治的真实法律惩治就必须在刑法里得以体现。一旦没有了惩治，法律迟早会失去其强制力。因此，社会真正的主人就是主持刑事审判的人。实行陪审制度就可使人民本身，或至少使部分公民拥有法官的地位。陪审制度实质上就是将领导社会的权力赋予人民或这一部分公民手中。

    在英国，陪审团是从该国的贵族中选出来的。贵族一方面制定法律，另一方面又执行法律并惩治违法行为（b）。一切都需要得到贵族的同意，所以英国可以算是一个贵族的共和国。而这一制度在美国时则应用于全体人民。每一名公民都享有选举权，都有参加竞选和当陪审员的资格（c）。依我看，美国人同意实行的陪审制度，如同普选权一样，都是人民主权学说产生的直接结果和最终结果。陪审制度和普选权，是两个能够使多数进行统治的力量相等的手段。

    那些想以自己作为统治力量的源泉来领导社会，同时期待以此取代社会对其领导的统治者，他们都破坏或削弱过陪审制度。例如，都铎王朝曾使拒绝判决有罪的陪审员入狱，拿破仑曾指使自己的亲信挑选陪审员。

    ①要想详说陪审制度作为司法制度的好处，还有诸多论据。现列举如下。

    审判工作有陪审员参加，能够有效减少法官的人数，且不会导致工作不便。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好处。

    当法官人数众多而又采用晋升制度时，只有在职的法官死去才能够出缺，使活着的法官晋升补上。因此，司法人员常常祈祷他人早死，而这种心理又自然使他们对多数或有权指定补缺的人产生依附。法官这种晋升办法，就好比军衔的递进。然而这种办法却与良好的司法行政和立法机构的意向背道而驰。有人主张法官终身制，以保持法官独立。然而只要法官不自愿辞职，没有人能够罢免他，这也不失为一种良策。

    当有很多法官时，难免有人滥竽充数。但是，承担重大责任的法官绝不能够由普通人担任。因此，法庭如果由平庸之辈组成，会造成法院组织中最坏的环节。

    至于我，我宁肯把案件的审理交由一位精明强干的法官领导的不太懂法的陪审团，也不情愿把它交给绝大多数对法学和法律仅仅一知半解的法官审理。即便前人提供了显而易见的大部分真理，却并没能够打动所有人，法国人仍然对陪审制度持有模糊不清的观点。要想知道什么人能够当选陪审员，只需将陪审制度视为一种司法制度，讨论陪审员在参与审判工作时必须具备什么知识和能力就可以了。

    其实，在我看来，这并不是问题的重要部分，因为陪审制度首先是一种政治制度，应当首先把它看做一种人民主权的形式。人民的主权一旦被推翻，陪审制度就会被丢到九霄云外；而当人民主权存在时，陪审制度就得与建立这个主权的各项法律协调一致。好比议会是国家中负责立法的机构一样，陪审团则是国家中负责执法的机构。为了使社会能够稳定和统一，就不得不使陪审员的名单适应选民名单，随之扩大或者随之缩小。依我看，立法机构需要经常注意这一点。而其余的一切都可以算作次要的。

    因为我坚信陪审制度首先是一种政治制度，所以在民事诉讼中应用这一制度时，我依然是这样看它。

    只要法律不以民情为基础，就不可避免陷入不稳定的状态。一个民族唯一的坚强耐久的力量正是民情。

    当陪审团只参与审理刑事案件时，它的作用只能逐渐地被人民发现，并且只是对个别的案件而言。人民不习惯于在日常生活中应用陪审制度，只是认为能够通过这样一种手段获得公道，却并没有把它看作获得公道的唯一手段①。

    相反地，当陪审团参加审理民事案件时，其作用便会时常显现。此时，它将牵动所有人的切身利益，每个人都请求得到它的帮助。因而，它便逐步深入一切生活习惯中，使它的工作方法为人们所适应，甚至将它与公道等量齐观。

    因此，陪审制度如果只用于刑事案件，必将永远处于困境；而一旦在民事案件中运用它，就能够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并且抵御了人民的反抗。如果英国的统治者从民情中排除陪审制度能像从法律中排除陪审制度那样容易，那么英国的陪审制度恐怕早在都铎王朝时期就销声匿迹了。因此，事实上，正是民事陪审制度拯救了英国的自由。

    无论怎样应用陪审制度，它都不可避免地会对国民性产生重大影响。不过，陪审制度越早应用于民事案件，这种影响就越发无限加强。

    陪审制度，尤其民事陪审制度，能使公民养成法官的某些思维习惯。而这种思维习惯，恰恰是人民需要养成的使自己得到自由的习惯。

    这种制度教导一切阶级要尊重判决事实，并且要养成权利观念。如果它没起到这两种作用，人们对自由的热爱便只是一种破坏性的激情。

    这种制度教导人们要办事公道。每个人在陪审邻人时，常常想到有一天也会轮到他由邻人审判。特别是对民事陪审员来说，这种情况尤为接近现实。几乎所有人都担心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刑事诉讼的对象，而且确实人人都有涉讼的可能。

    陪审制度教导所有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大男子汉的气魄，这种气魄一旦消失，一切政治道德都不复存在。

    ①当陪审制度只用于某些刑事案件时，这个论点尤其是真理。

    陪审制度将一种主政的地位赋予所有公民，使所有人感到自己应当对社会负有责任并已经参加自己的政府。陪审制度迫使人们去做与自己毫不相关事情，通过此种办法克服个人的自私自利这种社会积垢。

    对判决的形成和人的知识的提高，陪审制度有着举足轻重的贡献。在我看来，这恰好是它最大的好处。应当把陪审团视为一所常设的免费学校，在这里每个陪审员运用着自己的权利，经常能够接触上层阶级最有教养和最富有知识的人士，因而学习法律的运用，并依靠律师的协助、法官的指点、甚至于两造的责问，而使自己对法律精通。我认为，美国人所掌握的政治常识和实践知识，主要是通过长期运用民事陪审制度而获得的。

    我确信陪审团对主审的法官有利，但不知道陪审团是否对涉讼的人有利。在我看来，陪审团制度堪称社会教育人民的最有效手段之一。

    以上所述是针对一切国家而言，而下面的内容则是专门针对美国以及一般的民主国家而言。

    前文已述，法学家和司法人员构成了民主政体下唯一能够缓和人民运动的贵族团体。这部分贵族不具有任何物质力量，而只对人们的精神产生保守性的影响。然而，他们的权威主要根源就在于民事陪审制度。

    社会反对某人的斗争即为刑事诉讼，在参与审理这种诉讼时，陪审团倾向于把法官视为社会权威的消极手段，常常怀疑法官的意见。然而，刑事诉讼要完全依据于依靠常识就可辨认的单纯事实。在这一点上，法官和陪审员拥有平等的权利地位。

    民事诉讼的情形显然与此不同。民事诉讼中，法官是激烈争论的两造之间不偏不倚的仲裁人。陪审员要相信法官，洗耳恭听法官的仲裁，因为陪审员的法律知识远远不及法官的。法官能够在陪审团面前陈述陪审员们已记不清的各项法律根据，能够引导陪审团完成曲折的诉讼程序，能够向陪审团指明事实的要点并且启发它应当如何回答法律问题。总之法官对陪审员产生了无限的影响。

    或许会有人问我，何以对陪审员无权在民事案件中引证法律根据一事表示坦然？

    因为在民事诉讼中，陪审团只是在形式上参与了司法审理，而对不涉及事实的问题，陪审团几乎都无从发言。

    陪审员宣布法官所作的判决。他们通常以自己所代表的社会权威，以理性和法律的权威认定法官的判决。（d）在英国和美国，法官对刑事诉讼结局的影响是法国法官闻所未闻的。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不难理解：在民事诉讼中，英国和美国的法官首先确立了自己的权威，而后却又把这种权威全盘搬到他们在那里本无权威的另一个舞台。

    对某些案件，一般是重大案件，美国法官往往有独自宣判的权力①。这时，他们通

    ①联邦的法官几乎总是独自解决直接触犯联邦政府的问题。常与法国法官处于同样的地位，但其道义力量却大得多，因为陪审团的影响仍然有利于他们，法官的声音几乎与陪审团所代表的社会的声音同样洪亮。

    甚至于法院本身的影响都远远不及法官们的影响，原因在于，在私人的娱乐中，在政治活动中，在公共场所以及在立法机构内部，美国的法官都不断遇到一些人，他们惯于认为自己的智慧不如法官的，并因此向法官们致敬；而且在美国法官们处理完案件以后，法官权力仍然影响着在办案当中与他们结识的那些人的整个思维，甚至影响他们的内心世界。

    因此，陪审制度表面上看限制了司法权，实际上却使司法权的力量有所增强，而且，其他任何国家的法官，都不及人民分享法官权力的国家的法官那样强大有力。

    美国司法人员能够把法治精神渗透进社会的最低阶层，就是因为借鉴了民事陪审制度许多优点。

    因此，陪审制度既是人民实施统治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人民学习统治的最有效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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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3章 有助于美国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主要原因 (1)

    美国实行的是民主共和制。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阐述这一选择的原因。

    在这些原因中，由于我要连续叙述一个问题，因此就有几项要被迫略过，或者是在叙述当中一笔带过。因此，仍然有一些原因我还没来得及讨论；然而已经被我提到的一些，也由于我过多地叙述细节而被抛诸脑后了。

    因此我认为，在继续往下叙述和评述美国的未来之前，我应当集中谈论一下可以表明美国现实状况的一切原因。

    在集中讨论这些原因的时候，我会说得简明扼要，因为我只想让读者概括地回顾一下所有已经讲过的内容，而对还没有机会讲到的，我也只能选其中的主要的原因加以叙述。

    我一直认为，有助于美国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点。

    第一，上帝为美国人安排了幸运的、独特的地理环境；第二，法制；第三，生活习惯和民情。

    有助于美国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偶然的或天赐的原因美国联邦没有强大的邻国——没有巨大的首都——美国人生来就很幸运，出生在这个适合的地方——地广人稀——这种地理环境是怎样大力帮助美国维护民主共和制的——美国人是怎样开发荒野的——英裔美国人占有新大陆上的荒野的贪欲——物质福利对美国人的政治观点的影响有许多不随人们的意志而转移的环境条件，就使得美国比较容易实行民主共和制度。其中有一些是大家都知晓的，还有一些是比较容易看到的，但我只想谈最主要的。

    美国人没有强大的邻国，所以不用担心大战、金融危机、被人征服和入侵，也不必有巨额的税收、人数众多的军队和伟大的将军，他们几乎不会因为比这些灾难加在一起对共和制度危害还大的祸害，即军事的荣誉而受累。

    我们不能否认军事的荣誉会对人民的精神造成难以置信的影响。曾被两次选为国家首脑的杰克逊将军，是一个性格粗暴和才能平庸的人，在整个任期中，没有一件事能够证明他有资格统治一个自由的民族，所以联邦的知识界有相当一部分人都反对他。最终，是人民把他拥上总统的宝座并使他得以连任。记得在20年前，他在新奥尔良城打过一次胜仗。然而这次胜仗不过是一次普通的军事胜利，只因为发生在一个战事不多的国家里，才能长期在人们的心里留下印象。一个被虚荣迷住心窍的民族，无疑是世界上一切民族中最冷酷无情、斤斤计较和不懂得军事的民族，甚至可以说，也是最平凡的民族。

    美国没有可以让自己对全国各地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首都①，我将这一点看做美国能够保持民主共和制度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城市里，人们集会议事、聚群起哄和突然采取激烈的行动这些事情是无法防止的。城市好像是一个以其市民为会员的人民大会。城市的人民对其司法和行政官员具有极大的影响，而且常常不经官员的同意便自行采取行动。

    所以，让地方服从首都，便是把全国的命运不公正地交给一部分人，而且非常危险地交给一些自做主张的人。如此一来，首都的绝对优势便对代议制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这种优势令现代的共和国犯了跟古代的共和国一样的错误，古代的共和国正是由于没有了解这一点而灭亡了。

    在这里，我能够毫不费力地列举出很多对美国民主共和制度的建立做过贡献，如今又在对这一制度进行维护的次要原因。然而，我发现在这一大堆有利的环境原因当中，有两个是比较主要的。我现在就来讲这两个原因。

    本书第一部分第二章里说过，对美国目前的繁荣作出过最重要和最有力的贡献的，恰是美国人的起源，或我所称的他们的出发点。美国人生而有幸并生得其所。当年，他们的祖先把身份和资质平等带到他们如今居住的土地上，因此民主共和制度在有利的自然环境下就必然会应运而生。因为除了共和的社会体制外，他们的祖先还给子孙后代留下了最能促进共和制度成功的习惯、思想和民情，所以这还不是所有的情况。当我对这个根本事实所产生的后果进行深刻的思考时，我好像从第一个在美国海

    ①虽然美国还没有大的首都，却已有一些很大的城市。1830年，费城已有居民161000人，纽约已有居民202000人。居住在这些大城市的下层人民，是比欧洲的贱民还要危险的一群人。这群贱民大部分是被解放的黑人，法律和舆论都将他们看做卑贱和世代贫困的居民。其中也有很多由于运气不好或行为不轨而被赶到新大陆的欧洲人，他们将我们欧洲的一些恶习带到美国，也不想放弃这些恶习。定居在这片国土时，他们没有公民资格，因此准备为所欲为，以便从中捞到好处。所以，从某个时期以来，我们便看到费城和纽约时常爆发恶性的暴乱。然而其他地方还未出现这种暴乱，这便没有让社会感到不安，由于城市的居民到现在还不能对乡村的居民产生任何影响。

    然而，我认为美国某些城市的豪华壮丽，尤其是这些城市居民的性格，是对新大陆的民主共和制度的未来构成威胁的真正危险；而且我敢预言，除非政府建立一支随时准备支持多数的意旨，能够保护城市居民的自由并能镇压他们的暴力行为的武装力量，某些地方的民主共和制度便将会因为这一危险而寿终正寝。

    岸登陆的清教徒身上便看到了美国未来的整个命运，就像我们从人类的第一个祖先身上看到了人类的整个命运一般。

    被美国人选来居住的这片土地，在曾对美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作出过贡献，而如今依旧在维护这一制度的有利环境因素中，是最为重要的。他们的祖先把爱平等和爱自由的风俗留给了他们，然而把他们安排在这片广袤无际的大地上，并授予他们以长期保持平等和自由的方法的，却是上帝自身。

    因为民主政府的安定取决于最大多数人的情绪，而且主要是取决于最贫困阶层的情绪，所以社会的普遍富裕有利于所有政府的安定，而对民主政府的安定又特别有利。当人民对国家进行治理时，只要没有人颠覆国家，人民便必然幸福。希望国家动荡不安的只有怀有野心想称王当皇帝的人。由此，排除法制的原因不讲，能够促进普遍富裕的物质因素，在美国比在世界上的其他所有国家都多，而且比在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强。

    在美国，不但立法是民主的，而且大自然自身也在为人民出力。

    请大家回想一下，历史上什么时候出现过我们在北美所看到的类似的情况？

    古代的那些声名显赫的国家，都是在打败周围的敌国，巩固自己的地位之后才建立起来的。一些现代民族看到南美的某些地区里的大片土地被那些不够开化，然而已占有并耕种那片土地的民族居住着，于是，就想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新国家，这些现代民族必然要消灭或征服众多的土著居民，并用他们的胜利去玷污文明。

    然而在北美，只有一些漂泊不定的游牧部落，他们从来没想过利用土壤的天然能力。从严格意义上说，北美尚是一个不见人烟的大陆，一片有待人去居住的荒野。

    所有这一切，都令美国的社会情况和法制十分独特。然而，他们生活于其上的土地是更与众不同的。

    当土地被创世主赐予人们的时候，大地上是地广人稀，物资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然而，人们缺少能力和知识去利用它。当人们掌握了开发大地的宝藏而获取好处的手段时，大地上已经布满了人类。不久，人们就必须为获取在一个地方居住和自由生息的权利而彼此厮杀。

    恰在这时，北美被发现了。它好像是一直被上帝收藏着，如今才从洪水中露面似的。

    当它在人们面前出现的时候，依旧保留着创世之初的面貌，上面有一条条源头永不干涸的河流，一块块湿润青葱的绿野，一片片没有触过犁铧的广袤无际的土地。它就这样呈现在人们的面前，然而这时的人已经揭开了大自然的主要奥秘，与同胞们团结一致，从5000多年的经验中得到了教训，已经不是初民时期那种孤立、无知的野蛮人了。

    我写这部书的时候，已有1300多万文明的欧洲人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和平地生活着，但他们自身对这块土地的资源和面积尚没有准确的认识。在他们前面，有三四千名士兵在对没有固定居处的当地土人进行着追赶。一批批披荆斩棘的拓荒者跟在这些武装人员后面。他们穿过森林，把野兽驱走，开辟了内河航道，把文明向荒野的胜利进军的道路铺平了。

    在行文当中，我经常提及美国人享有的物质福利，并指出这种福利是令他们的法制成功的重大原因，理由已经有许多作者在我之前解释过了。因为这个理由容易被欧洲人理解，所以也被我们接受了。所以，对这个经常被人论述和容易理解的题目，我不想再多谈，而只打算补充几个事实。

    一般人都认为，每年来到新大陆的欧洲移民是美洲荒野开发的全部力量，而美国的居民依旧留在他们祖先早已开拓的土地上繁衍着。然而这是一个错误的看法。欧洲人漂洋过海来到美国，在这里无亲无故，而且一文不名。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被人所雇佣，很少有人离开大洋沿岸的大工业地带到内地进行开发。缺少资本和贷款，怎么能开垦荒地，而想到森林里去冒险，就必须先锻炼身体，以便适应新环境中的凛冽气候。所以，美国人自己实际上是长期离开自己的出生地，到遥远的荒凉地区创业的。欧洲人是最初放弃自己的茅屋，来到大西洋彼岸定居的人；但如今，深入美国中部的荒野的，是在同一岸边出生的美国人。这种两次性移民运动从未停止过。即最初从欧洲的基地开始，继而来到大洋彼岸；之后再由大洋沿岸进军新大陆的中部荒野。

    数以万计的人，同时向地平线上的一点进军。他们的语言、宗教、习俗都不一样；然而他们的目标却是相同的。有人对他们说，到西部能够发财致富，因此，他们就听信这句话，急急忙忙奔向西部。

    大概除了那次罗马帝国崩溃时期的大迁徙之外，没有一次大迁徙能够与这次相媲美。当时也像今天一样，人们成群结队地奔赴同一地点，乱哄哄地在同一地方相遇，然而上帝给人们作出的安排，却是今昔大不相同了。当时，每个新来的人到了以后，发现等待他们的是毁灭和死亡；但现今，每个新来的人则带来了繁荣和生命的种子。

    对我们来说，美国人的这种向西部迁徙的行为会带来的后果，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谜团。然而其直接结果，则是大家都能看到的：一部分老户居民陆续离开他们出生的州，而这些州虽然建立已久，人口却增加得甚为缓慢。康涅狄格州就是这样，它每平方英里平均仅居住着49人，40年来，全州的人口只增加了四分之一；但在同一时期，英国的人口却增加了三分之一。所以，欧洲的移民不断地来到美国，因为这里人口还不太多而且工业方面又缺乏劳动力。他们变成了富裕的工人，但他们的儿子，却到地广人稀的地区去找寻发财的机会，最终成了大财主。父亲聚集资本，儿子用资本去创业：从外迁来的与在当地出生的都不贫穷。

    在美国，法制能够使财产尽可能地分散，然而还存在一个比法制更强大的因素在防止财产太过分散①。在之后才开始人烟稠密的一些州里，此种情况尤其明显。马萨诸塞州是开发得比较早的地区，然而其每平方英里土地上的居民仅有80人。这个人口密度比法国小很多，法国每平方英里土地上有162人。

    ①在新英格兰，土地就是一小块一小块地分散在农户手里，然而已不能再往小分割了。

    然而在马萨诸塞州，因为这里一般由年长的子女继承父业，其余的子女都要到荒野去创业，所以土地再往小分割的现象已经很少见了。

    虽然法律已废除年长子女的这种特权，然而上帝又几乎将这个权利恢复了，而且没有任何人抱怨，或至少没有丧失公允。

    一个简单的事实向我们昭示出很多的人离开新英格兰到荒野去安家立业。这个事实如下：1830年，全体国会议员中有36人是出生在康涅狄格这样的小州，然而它的人口仅占全美国的四十三分之一，但它提供的议员人数则占到总数的八分之一。

    然而，康涅狄格州本身选入国会的代表仅有5人，剩下的31人进到国会是作为西部新建的几个州的代表的。假如这31人依旧留在康涅狄格州居住，他们也许不会成为大财主，而继续当一文不名的庄稼汉，一生默默无闻而进入不了政界，想当上有权的立法人员更是无从谈起了，他们甚至还会成为危险的公民。

    美国人跟我们一样，也有过这样的评论。

    前衡平法院首席法官肯特在其《美国法释义》（第4卷第380页）中讲道：“当土地过于分散，以至于每一小块土地不足以满足一家人的需求时，一定会产生巨大的灾难。但是，这样的不良后果至今还没有在美国发生，只有再过很多代以后才会出现。

    我们的国家地广人稀，尚待开垦的土地甚多，而从大西洋沿岸向内地迁徙的人流不断，现在足以而且在将来的很长时间内都可以防止土地过于分散。”（第4版，纽约，1840年）对美国人扑向命运为他们安排的这些大量的猎物的贪欲进行描述是很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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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4章 有助于美国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主要原因 (2)

    为了追捕猎物，他们不怕印第安人的毒箭和荒野上的疫病，他们不怕森林里的寂静，也没有被猛兽的来袭吓退。总而言之，鼓励他们的勇气不断前进的是一种比对生命的热爱还要强烈的激情。在他们面前展现的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大地。他们说，担心那里已经不存在空地了，因此匆匆忙忙前进，唯恐去晚了丧失机会。这是一些旧州的居民往外迁移的情况。那么一些新州的居民是如何外迁的呢？俄亥俄州成立不到50年，然而它的大部分居民已不是在该州出生；它的首府才建成不超过30年，它的境内还有大量的土地没有开发，然而它的居民已经开始奔赴西部了，其中大部分到了伊利诺伊州的肥沃大草原上定居。这些人为了追求幸福而离开他们最初的第一个故乡，又为了追求更大的幸福而离开第二个故乡。几乎随处都有幸福在等待他们，然而这个幸运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拥有的。希望获得幸福的人，都有一种无法抑制的热烈激情，而这种激情又随着不断得到满足而继续增强。他们已经将把他们系于出生地的那些纽带切断了，而且之后在新地点也没有结成这种纽带。对他们而言，外迁是源于一种追求幸福的需要；但在今天，在他们的眼里，外迁好像已是一场他们想赢多少便能赢到多少的赌博。

    他们有时前进得太快，致使荒野在他们身后又重新出现。森林刚刚屈服在他们的刃下，然而在他们离开以后，就又立刻茂密地生长出来。在你经过西部的一些新州时，经常遇见一些被遗弃在树林里的住房，或者是深处的一些破壁残垣，让你对拓荒者的行动有些无法理解，他们同时证明了人的能力和人的无常性。在这些被遗弃的田野上，在这些不久之前产生的废墟上，原先的森林又快速长出新枝，野兽又一次建立它们的王国。如此，大自然又微笑着用绿荫和鲜花把人的足迹覆盖了，并将轧出不久的车辙很快抹去。

    我记得，在我穿过往昔满布森林的纽约州的一个林区，来到一个四周都是原始森林的湖泊的岸边时：一座小岛立在水中央，上面的树木用它繁茂的枝叶将小岛包起来，令小岛的周边都被绿荫覆盖着。湖滨没有人住过的痕迹。只见天边有一缕炊烟从树梢上笔直升起向云端冲去，它好像是从天而降，而不是从地上升起的。

    沙滩上，一只印第安人的独木舟系在那里，我决定驾着它到这个引起我注意的小岛上去看一看。不一会儿，我便登上了小岛。全岛是一片使人心旷神怡的幽静，而新大陆的这种幽静，几乎让文明人对野人生活感到羡慕。青葱的草木用它的繁茂证明了这里土壤的肥沃。这里也像在北美荒原上一般，到处是一片寂静，唯有野鸽的咕咕声和啄木鸟的啄木声，才偶尔把这种沉寂打破。因为大自然在这里还保留着它原来的面貌，所以我决没有想到这样的地方曾有人居住过。然而，当走到小岛的中心时，我马上确信眼前的一切是人的活动遗迹。

    我仔细地看了看周边的景物，立刻不再对曾有一个欧洲人来到这里栖身的说法予以怀疑。然而，他劳动过的现场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初他匆匆忙忙砍倒而用以搭架小屋的圆木，又重新抽枝生叶；小屋的篱笆，已经变成了一圈生长茂盛的树墙；他的小屋则变成了一个树丛。几块被火烧黑了的石头还可以在这榛莽荒秽的灌木丛中见到，石头旁边还有一小堆灰烬。毋庸置疑，当时的炉灶便设在这里。已经坍塌的烟筒，把它的碎块覆盖在炉灶的上面。我站了一会儿，便对大自然的强大本领默默地赞叹并深感人力的渺小。当我最后要离开这个迷人的场所时，我又再三悲伤地叹息：为什么这么快便成了废墟！

    在欧洲，我们常把人心的激荡、人们对财富的贪求和对自由的过分爱好看做一大社会危险。但是，恰是这一切对美国的共和制度的长治久安提供了保证。如果没有此种好动的激情，人口便汇集中在某些地点，而且不久也会像我们在欧洲时一样，感受到难于满足的匮乏。新大陆是幸运的，因为那里的人的恶习，几乎跟人的德行一样对社会有利！

    这对怎样对东西两个半球的人的行动予以评价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所说的唯利是图，美国人往往把它称做值得敬佩的勤勉，但我们所称道的清心寡欲，却往往被他们看做胆小怕事。

    在法国，国家安宁幸福的最大保证是趣味单纯、习惯朴素、家庭情感、安土重迁。然而在美国，好像再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些美德更对社会有害了。加拿大的法国人依旧保持自己古老的传统习俗，然而在自己居住的地区，他们已经感到难以生活下去了。在加拿大刚刚形成的这个小小人民集团，不久就将为他们的古老民族的沉痼作出牺牲。在加拿大，为了唤醒人民不要满足于他们还觉得不错的小康现状，最有知识、最有爱国心和最有人道精神的人正在作着非凡的努力。他们对致富的好处予以盛赞，假如他们到了法国，会为一些平庸之辈变成暴发户而喝彩。他们用来刺激人们大脑发热的精力比让人们头脑冷静下来所作的努力还大。在他们眼里，不在故土安贫乐贱，而到外面去致富享乐；不固守田园，而砸碎锅碗瓢盆到外地去大干一场；不惜放弃生者和死者，而外出去追求幸福，都是最值得赞扬的。

    现在，美国给人们提供了广袤无际的土地，只要你勤劳，你就可以任意开垦。

    在美国，因为所有的知识既可能为有知识的人带来好处，又可能对没有知识的人有用，所以知识大有用武之地。这里对新的需求的出现不会感到害怕，因为几乎所有的需求都很容易获得满足。激情的变化太快也不足为惧，几乎所有的激情都可以找到有益的和便于发泄的场所。由于他们从来也没想过让人滥用自由，因此这里也不会让感觉太过自由。

    现在的美国共和社会，就像一个为开发新大陆的土地和经营兴隆的商业而共同组建起来的大批发公司。

    最能振奋美国人的激情不是政治激情，而是商业激情。或者不如说，他们将商人的习惯带到了政界中。他们偏爱秩序井然，没有秩序，事业便不能发达。他们遵守信誉，将信誉视为营业兴隆的基础。他们甘愿凭常识去慢慢开创事业，也不愿靠天赋冒危险去发大财。按常规办事的思想可以使他们的头脑保持警惕，不作一些不切合实际的打算。他们对实践的重视要甚于理论。

    所以，到了美国便必须了解使物质福利影响政治行动，甚至影响合理的舆论的是什么力量。对外国人而言，主要应当考察这方面的实况。从欧洲迁来的移民，大多数是因为在故乡贫困、向往自由并希望改变困境才来到新大陆的。我在美国有时碰到一些由于政治见解而被迫迁来的欧洲人。他们的言谈令我十分吃惊，而其中有一个人最令我惊奇。一次我路过宾夕法尼亚的一个最偏僻地区，因夜色已深而去找住处时，我敲开了一个富裕的种植园主家的大门。主人是一个法裔美国人。我被他请到壁炉旁边坐下，就像离开故国两千里之遥而在他乡的森林里相遇的亲人一般，我们俩开始无拘无束地交谈起来。我终于知道，我的主人在青史上留有名字，他40年前是一位伟大的平等派活动家和激进的鼓动家。

    所以，听到他能像一位经济学家一般谈论土地所有权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几乎要喊他为大地主了。他谈及了财富在人们之间建立的必不可少的等级，谈及了对已定的法律的服从，谈及了共和制度对善良民情的影响，谈及了宗教观点对秩序和自由的支持作用。甚至他更进一步，不经意间引用耶稣基督的权威来支持他的政治见解。

    我一边倾听，一边感叹人类理智的脆弱。怎么能从学说的变化无常和经验的教训不同当中去对它的真假予以断定呢？他的一段自白，把我的一切疑问都驱散了：我原本很穷，但现在变得富有了；只要富裕生活在对我的行动施加影响，我的判断岂能不任凭我自由！实际上，我的观点是伴随着我的财富多寡而改变的，而在对我有利的一切事件中，我才真正发现了我之前所没有注意的决定性论据。富裕生活给美国人造成的影响比在其他国家更广泛。美国人一直认为，秩序和社会繁荣是携手并肩向前的。在他们眼里，秩序与社会繁荣的分离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他们决不会像欧洲人那样，将在小学学到的东西都弃之不用。

    法制对美国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影响对民主共和制度予以维护的三大原因——联邦的形式——乡镇的制度——司法权本书的主要目的，原本是让读者了解美国的法制。如果说这个目的已经实现，那么读者就已经能自行判断哪些法律对维护民主共和制度有帮助，哪些法律对民主共和制度有损害。如果说在本书的以上各章我没有实现这个目的，那么，在本章我就更不能实现这个目的了。

    我并不打算折回已经走过的路，而仅用几段文字就总结我已经说过的一切。

    看来，有三件事情比其他事情对在新大陆上维护民主共和制度更有帮助。

    第一是美国人采用的联邦形式，它促使美国把一个大共和国的强大性跟一个小共和国的安全性相结合在一起。

    第二是乡镇制度，它既对多数的专制予以限制，又让人民养成爱好自由的思想并掌握行使自由的艺术。

    第三是司法权的结构。我已经指出法院是怎样对民主的偏差予以纠正的，以及怎样约束和引导多数的运动但又从来不对这种运动予以禁止的。

    民情对美国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影响在前面我已经说过，我认为民情是美国民主共和制度得以持续的重大原因之一。

    在这里我使用的民情（moeurs）一词，含意跟拉丁文字　mores　相同。它不但指通常所说的心理习惯方面的东西，而且涵盖了人们拥有的各种见解和社会上流行的各种观点，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惯所遵循的全部思想。

    所以，这个词被我理解为一个民族的整个道德和精神面貌。在这里，我只想考察其中有助于维护政治制度的几项，而不是具体描述美国的民情。

    作为一种政治设施的宗教是怎样有力地帮助了美国人维护民主共和制度北美是由信奉民主和共和的基督教徒开发的——天主教徒的到达——天主教徒今天形成了一个最民主、最共和的阶级的原因在每一种宗教旁边，都有一种由于意见一致而跟它结合的政治见解。

    假如人类的理性可以为所欲为，那么它将用统一的办法对政治社会和天国进行统治；甚至我敢说，它将想办法让人世和天堂和谐一致。

    一些先是反对教皇的权威而后又不承认宗教的至高无上的人开发了英属美洲的大部分地区。所以，他们将一种除了称之为民主的、共和的基督教以外，再没办法用其他词汇来称呼的基督教，带进了新大陆。这一点，当然对在政治活动中确立共和和民主制度有很大的帮助。在此，一开始政治和宗教便协调一致，而且之后从没有中断过这种关系。

    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大约在50年前开始拥向美国。美国的天主教随着他们的到来增加了许多教徒。如今在美国，信奉罗马教会真理的基督教徒，已有100多万人。

    这些天主教徒忠诚地履行着他们的宗教仪式，热烈而又虔诚地信奉他们的教义。

    然而在美国，他们却形成了一个最共和和最民主的阶级。乍一看，这种情况令人吃惊；然而经过思考，其内在原因也是很容易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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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5章 有助于美国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主要原因 (3)

    在我看来，将天主教说成民主的天然敌人是一个错误。我认为，在基督教的不同宗派中，天主教是最主张身份平等的教派。在天主教的宗教社会中只有神职人员和普通教徒这两种成分。唯有神职人员比信徒高，全体信徒虽然都位于神职人员之下，然而都是平等的。

    天主教认为，人的资质在教义方面都处在同一水平，它要求智者和愚夫、天才和庸人都遵守同一教规的要求，它让富人和穷人都履行同样的宗教仪式，它让强者和弱者都进行同样的苦修；对一切坏事决不妥协，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它主张所有的社会阶级都混在一起做弥撒，这就好像是将所有社会阶级都领到神的跟前。

    天主教虽然要求信徒服从，然而它不准许信徒之间存在不平等现象。我认为新教便不是如此。一般说来，新教是让人趋于独立自由，而不是让人趋于平等。

    天主教就像一个专制君主国。假如抛开君主不谈，在这个君主国，人们的身份比在共和国还要平等。

    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常常辞去神职，到社会里任公职，从而步入社会的等级行列。

    有时他们也利用自己的宗教影响来为自己参与创造的政治秩序持久地提供保证。所以，人们才能够看到天主教徒常常从他们的宗教立场出发对贵族政体表示拥护。

    然而，神职人员一旦退出政府，例如，在美国发生此种情况时，便再也没人能像天主教徒那样用其信仰把人们身份平等的观念带到政界。

    所以，即便说美国的天主教徒不是由于信仰而被迫接受民主共和的观点，那么至少可以说他们并不是天生便对这种观点持反对态度的。而且，他们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的有限人数，也会令他们去制定维护此种观点的法律。

    天主教徒大部分是穷人，因此他们要求全部公民参政，以便使自己未来能够参政。天主教徒的人数比较少，因此他们要求尊重一切权利，以便为自由行使自己的权利提供便利。这两个原因，促使他们不自觉地对那些如果他们有钱有势就会不那么热烈赞同的政治学说表示赞同。

    美国的天主教神职人员从未试图对这种政治倾向表示反对，反而想办法证明其合理性。美国的天主教教士，将全部知识分为两类：他们不加讨论就接受的神所启示的教义属于第一类；他们认为神让人们自由探索的政治真理属于第二类。所以，美国的天主教徒一方面是最驯服的教徒，一方面又是最独立的公民。

    所以可以说，美国不存在对民主共和制度抱有敌意的宗教学说。那里的一切神职人员都有共同的语言，他们的见解跟法律一致，可以说只有一个思想能够对人们的灵魂进行统治。

    在美国的一个大城市，我曾做过短暂的停留，并被邀请参加一个公共集会。集会的目的是支持波兰，为他们提供武器和金钱。

    我看到两三千人聚集在一个大厅里，这个大厅是为开会而准备的。不久，一个身穿教袍的神甫走上讲演台。在场的人都摘掉帽子，静静地站在那里听他讲话。他讲道：“全能之主！万军之主！当我们的祖先维护自己的民族独立的神圣权利时，是您让他们的信心更加坚定并指导了他们的行动。您让他们打败了可恨的压迫者，将和平与自由赐予我国人民。啊，主啊！请您把恩慈的目光转到另一个半球，垂怜俯视一下如今仍像我们以前那样为捍卫权利而进行战斗的英雄民族吧！主啊！既然您用同样的模式创造了整个人类，那就不要让暴政将您的创造毁坏，不要在世上建立不平。全能之主！请您对波兰人的命运关注一下，让他们自由吧！愿您的智慧给他们的筹划以启示，愿您的力量对他们的行动以支持。让他们的敌人感到恐惧，让试图瓜分他们的列强分裂，不要让已被世人目睹50多年的不义之举再继续发展。主啊！您的强大的手，好像掌握着世人的心一样，同样掌握着各民族的心。愿您把同盟者唤起，让他们为正义的神圣事业而战斗，让法兰西民族从其领袖创造的无为状态中走出来，再一次带头为世界的自由而斗争。

    “啊！主啊！请您不要离开我们，俯允我们可以永远成为世界上最虔诚和最自由的民族。

    “全能之主！请您今天对我们的祈求予以满足：拯救波兰人吧！我们以您的爱子的名义，即以为了拯救全人类而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的名义，向您提出这个请求。阿门！”

    全场虔诚地齐呼：“阿门！”

    宗教信仰对美国政治社会的间接影响各教派一致主张的基督教道德——宗教对美国民情的影响——对婚姻关系的尊重——宗教是如何把美国人的想象力局限在某些范围内和节制美国人的激情的——美国人对宗教的政治功用怎样看——美国人为扩大和确保宗教的权威所进行的努力方才我讲述了宗教对美国的政治产生的直接影响。我认为，在这方面宗教的间接影响更为强大，而且别看它对自由避而不谈，却很好地教导了美国人掌握行使自由的技巧。

    美国有不胜枚举的教派。虽然各教派在对它们所应崇敬的创世主的礼拜仪式上有所不同，然而在人跟人之间的义务上却意见一致。所以，虽然各教派用各自的方式去崇敬上帝，却都以上帝的名义去对同一道德予以阐释。对一个人而言，教派可能十分重要，然而对整个社会来说却并非是这样。对来世，社会既无所惧，又无所望。对社会来说，最重要的是全体公民信奉宗教，而不是全体公民信奉什么教派。况且在美国这样的社会，所有的教派都处在基督教的大一统之中，基督教的道德在哪里都是一样的。

    可以认为，一些美国人主要是出于习惯，而非出自信仰来奉行崇敬上帝的某种礼拜仪式。此外在美国，主权者必须信奉宗教，因此伪装信教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然而，美国依旧是基督教处处都能够对人们的灵魂产生强大的实在影响的国度，而且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表明它比宗教更对人有利和合乎人性，因而这个国家在宗教的影响下，已经成为最文明和最自由的国家。

    我曾经提及，美国的神职人员全都主张公民自由，甚至不同意信教自由的那些人也不例外。然而，他们并不对任何一个特定的政治派系予以支持。他们对政治漠不关心，也不参与党派之间的钩心斗角。所以，不能说宗教对美国的法律和政治见解都有影响，然而它却在引导民情，而且通过约束家庭进而对国家产生约束作用。

    我没有一刻怀疑，美国的民情表现出的极端严肃性，首先源于宗教信仰。在美国，人们为命运给他们安排的无数良机所诱惑，宗教往往无力阻止这些事情。宗教并不排斥人们一心要发财致富的热情，然而它对妇女思想的控制则是绝对的，而民情的主要创造者却恰恰是妇女。美国确实是世界上对婚姻关系最尊重的国家，美国人对夫妻的幸福也抱有高尚的和正确的看法。

    在欧洲，社会上的所有混乱现象几乎都来自家庭生活，而不是来源于婚姻。欧洲的男人有对家庭的天然结合和合法乐趣予以轻视的表现；他们喜欢混乱，心中不能保持平静，愿望一直在变。在这些往往会扰乱家庭生活的起伏不定的激情影响下，一个欧洲人很难服从国家的立法权。但一个美国人，当他从政界的激烈斗争中隐退而回到家中后，马上会生出秩序安定和生活宁静的感觉。在家里，他的所有享乐简朴而自然，他的兴致纯真而淡泊。他好像由于有了生活秩序而得到幸福，而且容易调整自己的观点和爱好。

    欧洲人喜爱用扰乱社会的办法来忘记家庭烦恼，但美国人却从家庭中汲取对秩序的热爱，之后再把此种感情带到公务中去。

    在美国，宗教不但支配着民情，而且将它的影响扩大到人们的资质方面。

    在英裔美国人中，有些人出于对教义的真诚信仰而信奉基督教的教义；但另一些人信奉基督教的教义，却是由于害怕别人说他们没有信仰。所以基督教能够毫无障碍地发挥支配作用并使得所有的人予以承认。结果，恰如我在前面提过的，在道德即精神方面，一切都是之前确定和决定了的，但在政治方面，则一切都可以讨论与研究。

    所以，在基督教面前，人们的精神从来不存在自由活动的余地：虽然它十分果敢，但也经常要在一些不能逾越的障碍面前停步。不论人们的精神有什么革新，都必须事先接受一些早已规定下来的重要原则，让其最大胆的设想服从于一些会推迟或阻止其行动的清规戒律。

    即便美国人的想象力飞翔得很高，他们也是小心谨慎和犹豫不决的。他的行动受到束缚，目标很难达到。这些谨小慎微的习惯，在政治社会也可以看到，并且极其有利于国家的安定和所定制度的持久。美国的居民被大自然和环境造就成大胆果敢的人；当你看到他们穷尽一切办法去追寻幸福的时候，会认定他们的确大胆果敢。假如他们能够摆脱所有束缚，那当中有些人很快便会成为世界上最大胆的革新者和最有逻辑的理论家。然而，美国的革命家必须公开表示自己真诚尊重基督教的道德和公理。

    当他们依自己的意图执行法律时，基督教的道德和公理不允许他们对所执行的法律随便违反；即便他们可以不顾良心的谴责而违法，也会因为同党人士的谴责而止步。到现在，还不存在一个人敢在美国提出以下的箴言：一切听从社会的利益。这个对宗教有点蔑视的箴言，好像在某个自由时代有人提出过，用以给他们未来的暴政作舆论准备。

    所以，虽然法律允许美国人自行决定一切，宗教却阻止他们想入非非，禁止他们恣意妄为。

    在美国，宗教始终不直接参加社会的管理，却被看做政治设施中的最主要的一部分，由于虽然它没有向美国人提倡爱好自由，却让美国人能够轻松地享用自由。

    美国的居民自身，恰是从这一角度去看待宗教信仰的。谁能钻到人的心里去看呢，所以我不知道所有的美国人是否真信他们的宗教。然而我确信，他们都认为必须对共和政体予以维护。这个看法是整个民族所共有的，而并非一个居民阶级或一个政党所独有。这种看法，所有的阶层都有。

    在美国，一个政治家对某一教派予以攻击，不能被隶属这个教派的同党当做反对他的理由。然而，假如他攻击全国所有的教派，那么人人都会躲开他，让他变成孤家寡人。

    在美国期间，我得知一个证人被传到切斯特县（属纽约州）出庭作证，但此人在法庭上宣称：“他不相信上帝的存在，也不相信灵魂不灭的说法。”庭长说：“由于证人在作证以前已失去了法庭对他的信任，所以拒绝此人宣誓作证①。”这条消息被报

    ①下面是1831年8月23日《纽约旁观者报》对此事的报道：“切斯特县（属纽约州）民事法庭，几天前斥退了一位宣称自己不相信上帝存在的证人。法庭的庭长指出，在没有作证以前，他就说他不相信有真上帝存在；如此的声言等于对法庭上的所有证言的惩罚，而且他也清楚，在信奉基督教的我县，不允许不相信上帝存在的证人为案件作证。”

    纸刊登出来，然而未作评论。

    美国人的头脑中几乎将基督教和自由混为一体，致使让他们想这个而不想那个根本是不可能的。然而在美国人身上，这并不是那种从以往传到现在的，好像将要灭亡然而又生根于灵魂深处的信仰贫乏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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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6章 有助于美国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主要原因 (4)

    我曾看到美国人将神职人员派遣到新建的西部各州，并在那里建立学校和教堂，还自发组织起各种团体。他们担心宗教在西部各州的森林里绝迹，惧怕迁移到那里的人不会像在原籍时那样自由。我曾遇见一些新英格兰的居民从故土离开，长途跋涉来到密苏里河两岸或伊利诺伊州的大草原上，以便在这些地方给基督教和自由奠基。宗教的热情在美国就是如此在爱国主义的温床上不断提高的。你可能认为这些人完全是为了来世；然而你想错了，永生仅是这些人关心的事情之一。当你跟这些基督教文明的传播者谈话时，你会为他们一直论及今世的美好，为他们原是教士但跟你谈话时却以政客的面目出现而吃惊。他们会对你说：“美国的各共和州是彼此依赖的；假如西部的一些共和州陷入无政府状态，或被戴上专政的枷锁，那么，在大西洋沿岸繁荣昌盛的共和制度，便会遇到严重的危险。所以，我们希望新建的各州同样信奉宗教，从而能让我们将自由维护下去。”

    这便是美国人的见解，然而有些书呆子觉得我的观察有误。他们总是旁征博引地向我证明美国的一切都是好的，然而其中单单缺少我所赞美的宗教精神；我向他们指出，人们关于自由和人类幸福的看法，在大洋彼岸，仅是没有跟斯宾诺莎一样相信世界是永恒的，没有跟卡巴尼斯一样主张思想是头脑的分泌物罢了。说实话，对这些话不需作答，仅能说，讲这种话的人从未到过美国，也未曾见过笃信宗教和享有自由的民族。所以，我只好等他们去过以后再谈。

    在法国，有些人将共和制度看做显示自己伟大的临时手段。他们用眼睛把穷困苦难的他们跟有钱有势的显贵隔开的那条鸿沟估量了一下，便想用废墟上的残垣破壁将这个深渊填满。他们主张自由，正像中世纪的自由佣兵维护国王。不论他们穿着何种颜色的服装，参加战斗都有自己的打算：希望共和制度可以长久到将他们从当前的卑微中解救出来。另一种人，而不是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向往自由的。这种人把共和制度看做一种长治久安的政体，是理想和民情迫使当代社会必须追求的目的。他们真心希望将人教育成为自由的人。这些人是出于自己的激情，而不是出于自己的利益攻击宗教。专制制度能不要宗教信仰而进行统治，但自由的国家却不能这样。

    在他们所赞扬的共和制度下，宗教，比在他们所批判的君主制度下更为必要，而在民主共和制度下，比在任何其他制度下更为必要。当政治纽带松弛但道德纽带并未得到加强时，社会怎么能避免崩溃呢？假如一个自主的民族不服从上帝，它能做出什么呢？宗教在美国发生强大影响的主要原因美国人注重政教分离——法制、舆论和神职人员本身都为实现这一目的而努力——宗教在美国能对人们的灵魂发生强大影响，应归功到这一原因——为什么——人们今天在宗教方面所处的自然状态是怎么样的——在某些国家，是哪些特殊的和偶然的原因在阻止人们习惯这种状态18世纪的哲学家们用一种十分简单的方法解释宗教信仰的渐渐衰退。他们说，伴着自由意识和知识的提高，人们的宗教热情势必逐渐消失。遗憾的是，此理论完全不符合事实。

    在欧洲，有些人只是由于愚蠢无知而不信宗教；但在美国，你却能够看到作为世界上最自由和最有教养的民族之一的美国人，用极大的热情履行着宗教义务。

    一到美国，最先引起我注意的，便是宗教在这个国家的影响。在美国我逗留的时间越长，越感到这个让我感觉新鲜的现象的政治影响之强大。

    我在法国看到宗教精神跟自由精神几乎一直背道而驰；但在美国，我则发现两者是紧密配合的，共同对国家进行统治。

    我想找到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的愿望一天比一天强烈。

    为了查明这个原因，我曾跟各个教派的信徒交谈，特别是对属于不同教派和终生献身于宗教事业的教士们的团体进行了访问。因为我本人信奉天主教，所以我极其愿意跟天主教的神职人员接近，对和他们的大多数人亲密交谈的机会我从不放过。我向他们中的每个人谈到我的惊讶和疑问。最后我发现，他们仅是在细节问题上看法不同，然而都将宗教在美国发挥和平统治的作用归功于政教分离。我可以断言，在美国逗留期间，我从未遇到一个人，不论是神职人员还是俗人，在此问题上有不同看法。

    这便令我比之前更加专心于考察美国神职人员在政界的地位。我惊奇地发现，他们没有一个人出任公职①。我没有看到一个担任行政职务的神职人员，在众议院和参议院里也没有看到他们的代表。

    在许多州里，法律将他们进入仕途的大门关上②；在所有的州里，舆论都不允许他

    ①不包括他们大部分人在学校里担任的职务。美国的大多数学校是由神职人员建立的。

    ②见《纽约州宪法》第七条第四项。

    见《北卡罗来纳州宪法》第三十一条。（托克维尔所引系1776年宪法）　见《弗吉尼亚州宪法》。

    见《南卡罗来纳州宪法》第一条第二十三项。（1790年宪法）　见《肯塔基州宪法》第二条第二十六项。（托克维尔所引系1799年宪法）　见《田纳西州宪法》第八条第一项。（1796年宪法）　见《路易斯安那州宪法》第二条第二十二项。（下转208页）们从政。

    后来，当我对神职人员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进行考察时，发现他们大部分人好像自愿不搞政治，而将这一行的荣誉让给他人。

    我听到他们对野心和邪恶信仰的痛斥，而不论这些东西用什么政治观点来遮掩。

    然而，在听的过程中，我得知他们认为，只要一种政治观点是真实的，上帝并不惩罚抱有此种观点的人；政府管理方面的错误，与盖错一座房或犁错一垄地相比，罪过并非更大。

    我看到他们小心翼翼地躲开所有党派，唯恐对自己利益有所损害，尽力避免跟它们接触。

    这一切让我坚信他们的话都是真实的。因此，我准备探讨事实的成因，即寻找到底是什么力量在对宗教的表面影响予以削弱的同时却加强了它的实际影响。我确信我可以找到这个力量。

    仅仅60年的短暂人生，还不足以让美国人发挥其全部的想象力；不是十全十美的现世生活，也决不能让他们心满意足。在所有的生物中，只有人总是希望人生无可限量，对本身的生存有一种天生的不满足感。人既害怕死亡，又轻视生命。这些不同的情感促使人的灵魂凝视来世；而正是宗教把人引向来世的。所以，宗教只是希望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而正同希望本身的自然合乎人心一样，宗教的自然也合乎人心。只有精神的暴力对人的天性施加影响，或人的理智迷乱，才会让人放弃宗教信仰。然而，却有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让人恢复宗教信仰。有信仰才是人类的常态，没有信仰只是偶然的现象。

    当只从人的观点来考察宗教时，一切宗教都能从人本身汲取用之不竭的力量因素，这是由于这种因素是人性的主要构成之一。

    过去的某些时代，宗教除了本身固有的这个影响之外，还可以得到指导社会的现世政权的支持，以及法制的人为帮助。在那样的时代，人世的政府曾与宗教紧密结合，从信仰和恐吓两个方面去控制人们的灵魂。然而，当宗教与人世的政府建立这样的联盟时，我敢说它会像一个人犯错误那般，即它可以为取得它不应有的权力而放弃自己的合法权力，为现在而牺牲未来。

    当宗教把它的帝国建立在所有人都一心向往的永生愿望上的时候，它就可以获得普遍性。然而，它只要与一个政府结成联盟，那么就必然采取只适用于某些人的原则。所以，宗教与一个政权结盟之后，将失去支配一切人的可能，而增加对某些人的权力。

    宗教只有依靠让所有人都能得到安慰的感情，才能将人类的心吸引到自己的方面来。而当它与人生的苦难情感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有时则会被迫去帮助那些要求利（上接207页）《纽约州宪法》有关的条文如下：　“鉴于神职人员以服务上帝和拯救灵魂为主要职责，且不得松懈，所以任何教派的神职人员或　教士……都不得或不能在州里出任任何文职或军职。”（1821年宪法第七条第四项）而不是要求爱的盟友，并且会把那些全力反对它，但还在继续爱它的盟友的人斥为敌人。所以，宗教不会分担统治者所煽起的仇恨的后果，如果它不分享统治者的物质权力的话。

    表面上建立得很巩固的政权，并不能保证比一个时代的利益或一代人的观点更持久，并且往往会比一个人还要短命。法制可以改变看来似乎十分稳定和十分牢固的社会情况，并且在改变社会情况的同时也可以改变其他一切。

    像人生在世一样，人们在社会上建立的权力，都是转瞬即逝的，如白驹过隙。权力的迅速更替正像人生的苦乐多变。至今还没有看见一个政府一直依靠一种永不消失的利益，或者一直受到始终不变的人心的支持。

    有史以来，人们的偏好、感情和激情，总是以同样的形式反复重现。一种宗教只要被它们所支持，便能在一段时间内得势，至少不会被另一种宗教消灭。然而，宗教一旦依附于现世利益，几乎又会和世上的一切权力一样脆弱无力。只有宗教能够永垂不朽，然而与那些短命的权力结盟，就是把自己拴在这个权力的命运上，并且经常是伴随着昔日支持这些权力的激情的消失而灭亡的。

    所以，宗教同各种政治权力结盟时，只会让自己担起沉重的盟约义务。不需要依靠政治权力的帮助，宗教就能生存，而假如给予政治权力以帮助，就会使自己灭亡。

    我刚刚指出的危险，虽然不总是表现得那么明显，但在任何时代都是存在的。

    在某些时代，政府仿佛是永垂不朽的；然而在另外一些时代，社会的生存又好像比人的生命还要脆弱。有些政体让公民处于昏睡状态，而另一些政体则使公民保持兴奋状态。

    当法制好像十分稳定，政府好像十分强大的时候，人民察觉不到政教结合可能产生的危险。

    当法制显得十分不稳定，政府显得十分软弱的时候，危险是有目共睹的，却已经来不及避免了。所以，必须学会很早便预见出危险。

    随着一个国家的社会本身日益走向共和，社会状况日益趋向民主，政教结合的危险性也必定渐渐增强，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理论将相继迭起，国家权力将经常易手，人事、法律和制度都将处于飘忽不定的状态，而且不是一时半会儿，而是长期这样。喜变和爱动是民主共和制度的本性，就好比昏睡和停滞是专制君主制度的定则一样。

    既然美国人每一年改选一次地方官员，每两年改选一批新的立法者，每四年改换一次政府首脑，不让宗教沾政治的边，而把政治不断地交给新手去做试验，那么，宗教在众说纷纭和舆论常变之中能够依靠什么呢？它在党派的斗争之中能到哪里去找自己应享有的尊重呢？它在所有一切都处于毁灭状态之下时能够永垂不朽吗？

    美国的神职人员，早于他人看清了这个情况，并依据这个情况采取了行动。他们已看明白，想取得政治权力，就不得不放弃宗教的影响力。结果，他们分享国家兴衰的苦乐，而宁愿不要政权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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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7章 有助于美国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主要原因 (5)

    宗教在美国，或许不如它早先某些时期或在某些国家里那样强大，然而它的影响力却更为持久。它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造成影响，任何人也剥夺不了这个力量。尽管它的活动领域是单一的，但它可以在这个领域里通行无阻，且能毫不费力地控制这个领域。

    在欧洲，我听到四面八方都在呼吁人们设法让宗教恢复它先前的某些权威，到处都在抱怨缺乏宗教信仰。

    我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首先应当仔细地考察一下，人们在宗教方面的自然状态应当是个什么样子。只有知道了哪些是可以希望的，哪些是应当害怕的，我们才能够清晰地看到应当努力去达到的目标。

    威胁宗教生存的两大危险，是人们对宗教的漠不关心和教派的对立。

    人们在宗教的狂热时代有时会放弃一种宗教，但这仅仅是摆脱了这一宗教的束缚，而被另一宗教所约束了。虽然信仰改变了目标，但是它并没有死亡。这时，旧的宗教不是遭到人们的痛恨，便是激起人们的热爱。有些人以一种新的虔诚皈依了它，而另一些人则怒气冲冲地脱离了它。这就是说，不是没有宗教信仰了，而仅仅是信仰的目标不同了。

    然而，当一种宗教信仰被我称之为否定的学说暗中破坏的时候，情形就不同了，这是由于否定的学说在宣布这种宗教虚假之时，并没有论证另一种宗教是真实的。

    于是，在没有激情的协助之下，人们思想中的巨大变革便发生了，甚至可以说是发生在人们毫不知情之中。人们就如同遗忘了什么似的，抛弃了他们最心爱的希望目标。一股无情冷漠的思潮向他们袭来，他们不仅没有勇气阻挡，甚至胆怯地表示屈服。于是，他们追逐把他们引向失望的怀疑，而放弃了心爱的信仰。

    在我刚刚描述的那种时代，人们放弃自己的信仰的原因，与其说是出于厌恶，还不如说是出于冷漠。应当说，是信仰脱离了人，而非人自动放弃了信仰。尽管不信宗教的人不再相信宗教是真实的，却仍然认为宗教是有用的。他们从人生方面去看待宗教信仰，所以承认宗教信仰对法制的影响，承认宗教信仰对民情的教化作用。他们知道宗教信仰能够让人安然对待死亡与和平生活。他们为失去了一笔他们深知其价值的财产而担心手中尚存的财产再被人夺走，他们为丢失了信仰而感到惋惜。

    此外，不怕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的人则是那些继续信教的人。他们把不具有他们的信仰的人看成值得可怜的人，而非看成敌人。为了能够得到这些人的尊重，并不一定非要效法他们，因此他们决不盲从任何人。他们所在的社会并没有被他们看成宗教与无数死敌进行斗争的沙场，因此他们既谴责同时代人的软弱无力，又爱护他们的同时代人，而且为同时代人的错误而发出叹息。

    因为不信教的人并不是真的不信教，且信教的人又公开表示信仰，因此舆论有利于宗教，即引导人们支持、热爱和颂扬宗教，并将触及人们的灵魂深处，找到灵魂所受到的创伤。

    永不会放弃宗教情感的人民群众，不会让这种情感与已建立的信仰脱离开来。对来世的向往这一本能愿望，可以毫不费力地指引人民群众到教会去接受洗礼，把他们的心扉敞开来接受信仰的告诫和安慰。

    这样的描述不能适用于我们的原因是什么呢？

    在我们法国，我看到有些人也没有皈依其他宗教，尽管他不再信奉基督教。

    我也看到另一些人在疑惑之中徘徊，有的已宣称不再信教。

    更有甚者，我还看到一些基督徒竟然不敢宣称自己信教，虽然他仍在信教。

    最后，在这些激烈的反对者和温和的教友中间，我还发现有少数的信徒甘冒一切危险，准备冲破一切障碍，去保卫自己的信仰。这些人竟以暴力去对付人的弱点而不顾舆论。在这种冲动的驱使之下，他们甚至忘乎所以，不知道在何处停步。然而，因为他们知道在他们的祖国，人们用来取得独立的第一个方法便是攻击宗教，因而他们害怕自己的同时代人闹事，而且怀着恐怖的心情排斥同时代人所追求的自由。他们把不信教看做一件新事，所有新的东西，他们都一律仇视。他们同国家和时代处于作战状态，把当时人们提出的每一个见解，都看做信仰的死敌。

    在宗教方面，这不应当是人们今天所处的自然状态。

    所以，在我们中间有一个偶然的和特殊的原因在阻止人们的精神按其天性发展，促使它越过应当自动停止的界线。

    我深信这个偶然的和特殊的原因，便是政教的密切结合。

    欧洲的不信教人士，不是把基督徒当做宗教敌人加以攻击的，而主要是把他们当做政治敌人。他们之所以仇恨宗教信仰，不是把它视为一种错误信仰，多半是把它视为一个政党的意见。他们排斥教士，不是因为教士是上帝的代表，而是因为教士是政府的朋友。

    在欧洲，基督教曾准许人们把它与俗世政权紧密结合起来。今天，那些与基督教结合的政权已经衰落，而基督教本身则仿佛被埋在那些政权的废墟堆里。它虽然还活着，却被死去的政权压在底下；只要清除压着它的瓦砾，它就会立刻站起来。

    我无从知晓怎样做才能使欧洲的基督教恢复其青春的活力。只有上帝能够做到这一点，但不管怎么样，至少要人们相信它依然保留的全部力量是有用的。

    美国人的习惯、教育和实践经验是如何促进民主制度获得成功的应当如何理解美国人的教育——人的理性在美国受到的培养没有在欧洲深刻——可没有一个人仍处于无知状态——为什么——就算在半开化的西部各州，思想的传播也很迅速——对美国人而言，书本知识为什么没有实践经验实用我在本书的很多地方，已向读者指出了美国人的习惯和教育对维护他们的政治制度所起的作用。所以，我在这里只想补充几个新的事实。

    美国至今只出现过几位著名作家，连一个诗人也没有，它也没有伟大的历史学家。它的居民是用一种不十分赞成的眼光看待真正的文学的。若论每年出版的文学作品数量，欧洲的一个三流城市也比美国24个州加起来要多。

    美国人根本不追求理论上的发现，他们的思想缺乏一般观念。实业和政治本身也不引导他们去进行此种研究。在美国，还没有出现过一个探讨法律的一般原理的大学者，虽然他们一直不断地制定新的法律。

    美国有评论家和法律顾问，但没有政治家。他们向世界提供的，在政治方面，不是教训，而主要是范例。

    对技术，也可以这样看。

    美国人对欧洲的发明创造利用得很好，并在根据本国需要进行完善和改进方面做得令人赞叹。美国有实业家，可他们没有受到科学的训练。美国有优秀的工人，可发明家不多。富尔顿在为外国人服务多年之后，才得以将自己的天才贡献给祖国。

    我们应当从两个不同方面去考察英裔美国人的智力水平。如果你在调查时将无知的人包括进去，你又会觉得美国人的知识水平在世界上是最高的；如果你考察的全是学者，你会为美国学者之少而感到吃惊。

    我在本书的另一处已经说过，美国人民的知识水平处于最低者和最高者之间。

    新英格兰的每个公民都受过初等教育，并且在这种教育中他们还学到了宗教方面的若干论据和知识。他们知道本国宪法的要点，了解本国的历史。在马萨诸塞州和康涅狄格州，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的人，简直可以说是怪物，我们很难碰上一个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的人。

    当我拿罗马和希腊的共和制度同美国的进行比较，拿前者的手抄本珍贵图书和无知群众同后者的无数报刊和知识分子进行比较，随后再回顾我们为了古为今用，依据2000年前的经验来推论我们的未来而仍然在进行的一切努力时，我真想把我的书全部烧掉，这样我才能用全新的观点来考察这样全新的社会情况。

    然而，我所述的关于新英格兰的一切，也不能一股脑儿地推及整个联邦。越往南或越往西，人民的知识水平越低。也像欧洲一样，在濒临墨西哥湾的各州，有些人连初等教育也没有接受过。然而，想在美国发现一个全是无知人居住的地区是不可能的。理由很简单，欧洲各国是从野蛮和愚昧状态走出来，朝向开化和文明前进的。但各国的进步是不平衡的：有的在途中耽误了一些时间，有的在途中走得快了一些，还有的在途中停下来睡大觉。

    美国的情况则不一样。

    本来英裔美国人都已开化，在来到新大陆后又继续繁衍子孙。他们只要不忘记原来的东西就可以了，不用从头学起。然而，这些美国人的子孙，之后又年年迁往内地的荒野定居；而随着他们的定居，也带来了原有的知识，并且继续尊重知识。教育让他们知道了知识的功用，而且让他们把这些知识传给后代。所以，美国在建立时就已经成熟，它的社会没有摇篮时期。

    美国人从不使用农民一词。之所以不用这个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词的含义。在他们的印象中，不知道什么是初民时期的无知、乡村的粗野和田野的单调，也不知道文明早期阶段的那些鄙俗、粗犷、德行和恶习。

    在人口稠密地区与荒野的接壤地带，或是在联邦的边远地区，一些大胆的冒险家在那里落户。他们为了不在家乡挨饿受穷而深入美国的荒僻地区，不怕艰险地在那里建立新的家园。一到可供安身之处，这些拓荒者便立刻伐倒树木，在树荫之下盖起木房。再也没有比这些孤零零的住所更让人感到凄凉的了。在夜幕降临的时刻，旅行者走向这种住房时，遥见灯火闪闪发光；当走进屋里以后，便见炉火通红；在夜里有风吹过时，便可以听到用树叶覆盖的屋顶在大森林里晃来晃去作响。谁都会以为这座可怜的小屋是粗鄙无知的人的栖身处。但是，拓荒者的栖身之处与其精神面貌之间毫无共同之处。他周围的一切虽然粗野和原始，但他本人却可以说是体现着19世纪的经验和劳动。他说着城市的语言，穿着城市的衣服；他知道过去，正视现实，憧憬未来。

    他本是一位很文明的人，过了一段时间就适应了森林里的生活。他在进入新大陆的荒原时，只随身带来一把斧头、一部《圣经》和一些报纸。思想在这些荒原里传播得神速，这是很难用笔墨形容的①。

    我不相信，在法国人口最多和最开化和地区，能有如此规模庞大的知识传播活动②。

    毫无疑问，美国的国民教育对维护民主制度是很有帮助的。并且我相信，在匡正人心的教育和启迪人智的教育不相分离的地方，情况更会如此。

    然而，我不想夸大这个优点，并且我也远远不像大多数欧洲人那般，以为只要教会人们写字读书，他们就立刻会成为公民。

    真正的知识主要来自经验。如果美国人不是逐渐地习惯于自治，他们学到的书本知识今天也不会对他们的成功起太大作用。

    我同美国人在一起生活过相当长时间，我无法表达我是多么钦佩他们见识广泛和经验丰富。

    千万不要让美国人谈论欧洲，他们很看不起欧洲，一谈起欧洲，总是表现得非常自负。这时，他们也只是发表一通在所有的国家仅仅能唬住无知人的笼统的泛泛之论。然而，当你把话题转到他们的国家的时候，你会看到笼罩着他们理智的乌云立即散去：他们的思想和语言变得准确清晰了。他们将告诉你，他们都有什么权利并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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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8章 有助于美国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主要原因 (6)

    ①我曾乘坐过一种两轮无棚的马拉驿车，去过美国的部分边远地区。在无边无际的林海里，我们开辟出的道路上，驱车疾驰了一个昼夜。我们的向导在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燃起一束松枝，用火光引导我们继续赶路。在走了很长一段路程之后，我们才遇到一所位于森林深处的木房。这是个驿站旅店。邮件押送员卸下一大包信件，放到这所孤零零的房屋门口。我们便又继续登程，让这附近的居民来取他们最期盼的东西吧！

    ②1832年，法国诺尔省平均每个居民支付的邮费为1法郎4生丁（见《1833年法国政府决算》第623页）。这一年，佛罗里达州平均为1法郎5生丁，密歇根州每个居民平均支付的邮费支为1法郎22生丁（见《1833年美国大事记》第244页）。然而，在这一时期，密歇根州的人口密度每平方里约为7人，佛罗里达州为5人，而这两个州的实业和教育却不如美国大部分州发达，可是在法国工业最发达和文化最高的省份之一的诺尔省，每平方里约则有居民3400人。

    应当怎样去行使这些权利。他们也明白依照哪些惯例在政界活动。你会看到，他们懂得法律的机制，而且对行政制度十分熟悉。美国的居民不从书本中去汲取实证思想和实际知识。书本知识仅仅能培养他们接受实证思想和实际知识的能力，而不能向他们提供直接的东西。

    美国人是通过参加立法活动这种手段学会法律的，而掌握政府的组织形式则是通过参加管理工作得来的。每天的社会的主要工作，都是在他们的监视之下，甚至可说是通过他们自己的手来完成的。

    在欧洲，教育主要是培养人们处理私人生活的能力；公民很少需要事先学习而参加公务活动。而在美国，对人们所进行的一切教育，都是以政治为目的的。

    一瞥欧洲和美国的这两种社会形态，这方面的不同就会立即出现在你的眼前。

    在欧洲，我们经常把私人生活的一些习惯和观点带到公共生活中去，因此当我们一下子走出家庭的生活圈子去管理国家时，我们往往像是在家里同朋友谈话那样去讨论国家大事。

    美国人就与此完全不同，他们总是把公共生活的习惯带到私人生活中去。在他们那里，代议制的方法，被用来组织宴会；而陪审制度的思想，甚至在学生的游戏当中就有所反映。

    就美国对民主共和制度的维护而言，法制比自然环境更好，而民情比法制的贡献更大民主的社会情况，美洲的所有人民都拥有——但民主制度仅仅得到英裔美国人的支持——虽然与英裔美国人一样，南美的西班人同样得益于自然环境，但南美人未能维护民主共和制度——仿效美国宪法的墨西哥也是这样——西部的英裔美国人维护这种制度比东部的英裔美国人更难——为什么造成这种情况我已经说过，美国能维护民主制度，应归功于法制、民情①和地理环境。

    大部分欧洲人仅仅知道这个因素中的地理环境的方面，且赋予它以实际上没有的重大作用。

    不错，身份平等被英裔美国人带到了新大陆。他们当中既没有贵族，也没有贫民。行业的偏见和门第的偏见均不曾出现。这样，因为社会情况是民主的，所以民主制度也就不难获得胜利了。

    然而，这个情况并不是美国所特有的。几乎所有的美洲殖民地，都是由一些迁来后变得平等或原本就平等的人建立的。在新大陆的任何部分，欧洲人都未能建立起贵族政体。

    ①在这里，我烦请读者回想一下我所说的“民情”一词的一般含义。人在一定的社会情况下拥有的理智资质和道德资质的总和，我是这样理解的。然而，民主制度却只在美国得以发展。

    美利坚合众国没有需要对立和反抗的敌人。它屹立于北美的广野，就像大洋中的一个孤岛般。

    然而，大自然也一样让西班牙人屹立于南美，而这种同外界隔绝的状态，并未妨碍西班牙人建立常备军。他们在没有外敌的时候彼此交战。迄今为止，能够以和平方法自立的民主制度的只有英裔美国人建立的民主制度。

    美国的领土，向劳动和实业提供了用之不竭的资源，为人类的活动提供一片无边无际的园地。在这里，社会的繁荣扑灭了派系斗争的烈火，发财致富的欲望代替了争权夺利的野心。

    然而，在地球上的哪里能够找到比南美的资源更待开发，比南美的平原更肥沃的平原，比南美的河流更大的河流和更取之不竭的资源呢？但南美却没有能够建立起民主制度。假如说可以在地球上占有一块土地，并且只要随意向荒无人烟的地区扩大，便足以使人民幸福的话，那么南美的西班牙人埋怨自己的命运不济就很不应该了。虽然他们没有享受到美国居民那般的幸福，可至少也让欧洲人感到羡慕。但是，世界上却再也没有一个国家比南美诸国更悲惨的了。

    可见，自然环境不仅没能给南美带来像北美那样的结果，而且使南美在某些方面还不如自然条件差的欧洲了。

    所以，自然环境对一个国家的命运所起的作用，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大。

    在新英格兰，我看到一些人准备离开让他们安居乐业的故土，到荒地里去创造幸福。在离新英格兰不远之处，我见到了加拿大的法国移民，他们甘愿挤在一个无法再挤的狭小地区，也不肯开发近在咫尺的荒地。从美国迁来的移民花费很少的收入，便在荒地里购进大片的地产；而加拿大的法国移民却愿意花费比在法国还要高的价格去购买人口稠密地区的土地。

    可见，尽管大自然也把新大陆的荒地赐给了这些欧洲人，可是他们却始终不会好好利用这个礼物。

    我觉得，美洲其他国家的繁荣致富的自然条件，同英裔美国人的完全一样，可它们的民情和法制不如英裔美国人的。这些国家现在都非常贫困。所以，英裔美国人的民情和法制是让他们强大起来的特殊原因和决定性因素，而这个因素或原因也正是我所要研究的对象。

    我决不认为美国的法制可以应用于一切民主国家，也不是说美国的法制已经十全十美。我认为在美国现行的法律中，对美国本身而言有些法律是有危险的。可是无法否认，总的来说，美国的立法是极其适应它所治理的国家的性质和人民的天赋的。

    所以，美国民主政府所取得的成就，有很大一部分应归功于法制，美国的法制是良好的，可我也并不认为法制是美国获得成功的最主要原因。尽管我认为法制对美国人的社会幸福的影响大于自然环境；另一方面，我又有理由相信，法制的这种影响要比民情小。

    美国立法的最重要部分，当然是全联邦性的法律。

    墨西哥所处的地理位置有利性不亚于美国，而且它还制定了与美国相同的法律，然而墨西哥缺乏建立起民主政府的民情。

    所以，除开自然环境和法制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使民主制度得以在美国建立。

    然而，对这个原因还须进一步证明。居住在联邦境内的人，他们说着同样的语言，服从于同样的法律，受着同样的物质条件的影响，以同样的仪式礼拜上帝，而且几乎都是同一种族的后裔。

    我们所要考察的他们之间的差异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为什么在联邦东部，共和政府的管理是强而有力、有条不紊和稳健成熟的呢？又是什么使得政府的一切活动具有了持久性和明智性呢？

    与此相反，为什么在西部，各行各业的活动表现得有点混乱和头脑发热，而且几乎可以说有点发狂，以至于不考虑长远的未来呢？为什么社会的管理工作显得有些紊乱呢？

    我要在他们之间互相对比，而不再拿英裔美国人与外国人作比较，并考察他们未能一致的原因。在这里，取自法制差别的和取自自然环境的论据对我都没有用处。我要重新寻找原因。这个原因，又能到什么地方去找到呢，只能到民情中去寻找。

    英裔美国人长期实行民主管理制度的习惯和经验和最有利于维护这种制度的思想，都是在东部形成的。在这里，民主制度逐渐深入人们的思想、习俗和生活方式中，并反映在社会生活的一切法制和细节方面。也是在东部，人民的实际训练和书本教育最为完善，宗教也最富自由色彩。这些思想、习惯和习俗的总体，假如不是我所说的民情，那么又是什么呢？

    那西部就不同了，这些优势至今仍有一部分未在那里出现。西部各州的美国人，大部分出生在森林地带，他们把粗野的生活习惯和思想掺进了他们父兄的文明中。他们的宗教道德比较薄弱，性格比较暴烈，思想不够坚定。在那里，因为彼此才刚刚认识，所以谁也不管谁，谁也管不了谁。因此，在某些方面，西部的居民还像处于摇篮时期的民族，习惯于粗野，没有经验。在东部，他们的社会虽然是由旧社会的人组成的，但很明显是刚刚凑在一起的。

    所以，使全体美国人能够维持民主制度的独特因素，是美国人特有的民情。英裔美国人在各州建立的民主制度之所以在发展程度上和细节有所不同，也正是因此才导致的。

    所以，欧洲夸大了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对民主制度的寿命的影响。此外，他们对民情的重要性也评价得过低，而对法制的重要性又评价得过高。毋庸置疑，这三大原因都对指导和调整美国的民主制度有所贡献。然而应当按贡献对它们进行分级。我认为，自然环境比不上法制，而法制又比不上民情的作用大。

    我确信，即便有最好的法制和最佳的地理位置，没有民情的支持也无法维持一个政体；民情能减弱最坏的法制和最不利的地理环境的影响。这种重要性是经验和研究不断提醒我们应当注意的一项普遍真理。我认为应当把它视为我观察的焦点，并且我也把它看做我的全部想法的终点。

    最后，对这个问题，我只想补充如下一点。

    假如说我在本书的叙述中，还不能让读者明白我所指出的美国人的实践经验、见解和习惯，即民情在维护他们的法制上所起的重要作用，那么，我便没达到我在写作本书时为自己设定的主要目的。

    民情和法制在别处能否比在美国更足以维护民主制度假如英裔美国人返回欧洲，他们将必须修改他们的法律——应当区分开美国的民主制度与一般的民主制度——可以设想出优于抑或至少不同于美国的民主所提供的民主法制——美国的例子只能证明在民情和法制的帮助下有望建立民主制度我已说过，美国民主制度的成功，有赖于它的民情和法制本身多于其自然环境。

    然而，我们可以由此而认为同样的这些因素放在别处也能发生同样的作用吗？既然自然环境代替不了民情和法制，那么民情和法制能不能取代自然环境呢？

    不难知道，我们没有证据对此予以肯定。不错，除了英裔美国人外，在新大陆上还有其他民族，而且这些民族也具有和英裔美国人相同的物质条件，因此可以对两者进行比较。

    然而，除美国人之外，世界上并没有本身不具备英裔美国人那样的优越自然条件而去实行他们那种法制和拥有那种民情的国家。

    所以，我没有用来和美国进行比较的对象，只能随便谈一些看法。

    首先，我觉得必须严格地把一般的民主制度同美国的民主制度区分开来。

    环顾欧洲的现况，看看那些大国、庞大的军队、复杂的政局、人口众多的城市，在不大幅度改变他们的法制的条件下，我不相信英裔美国人能够带着他们现在的宗教、思想和民情迁回到欧洲并生存下去。

    然而，可以假设一个民主国家不按美国那样的方式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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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9章 有助于美国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主要原因 (7)

    那么，能否假设一个政府真正按照多数的意愿来建立，但这个多数为了国家的安定和秩序，可以违反自己的要求平等的本性，同意将一切行政权限授予一个个人或者一个家族呢？是不是可以假设有一个民主社会，其国家权力比美国更为集中，其人民对国家工作的影响尽管不全是不可抗拒的和直接的，但每个拥有一定权利的公民都可以依赖这些权利来参加国家的管理呢？

    英裔美国人那里的一切让我确信，假如将以上假设的民主制度谨慎地移植于一个社会中，而它在这个社会里又能逐渐深入人民的思想，渗入人民的习惯，那么，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地方，就同样能建立起这种民主制度。

    如果美国的法制真是人们可以设计出来的人们可能遇到的最完善的法制，那我对此仅能作如下的结论：美国的法制的成功，什么也不能证明，仅仅能够证明一般的民主法制可在自然条件较差的国家获得成功。

    如果我认为美国的法制在许多方面尚有缺欠，并且我也容易想象出其他一些良好的法制，那么，美国特有的自然环境也不能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民主制度不能在自然环境不够有利但法制却很好的国家获得成功。

    如果人们生活在美国时的表现与生活在其他地方时的表现不一样，人们的社会地位让他们在美国形成的观点和习惯同他们以同样的社会地位在欧洲形成的观点和习惯不一样，那么，民主制度在美国所产生的一切也不能和它在其他国家所产生的一切完全一样。

    如果美国人的爱好也同其他民主国家的人民一样，而这些国家的立法者又能够依靠国家的环境的优点和自然条件把他们的爱好约束在正当的范围之内，那么，对希望以美国为榜样但没有美国的自然条件优势的国家，美国的一些首先应当归功于纯自然原因的繁荣并不是没有借鉴作用的。

    然而，这些设想还没有一个被事实所验证。

    美国人表现出的激情，也和我们在欧洲见到的激情相同：其中有一些来自社会的民主制度，有一些则来自人心的天性本身。

    例如，在美国我见到焦急的情绪，这是在人人都有同样的机会进取，人们的身份都接近平等时自然会产生的感情。我还见到民主忌妒感，它会以许许多多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我曾说过，美国人处理工作的过程常常有不懂装懂和自以为是的表现。我也曾因此总结说，在美国也同在法国一样，人们同样有痛苦和失败的经历。

    然而，当我仔细研究美国的社会制度的时候，很快就发现，美国人曾付出过巨大的可贵的努力去纠正民主的天然缺陷和去克服人心的这种缺点。

    在我看来，公民的永久无法满足的野心被美国的各种各样的地方性法律限制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一些可能破坏国家的民主激情转化为对地方造福的激情。我觉得，美国的立法者在以宗教道德的不变对抗政界的经常变动方面，在以权利观反对忌妒感方面，在以人们处事的熟练习惯抵消欲望的急切方面，在以人们的经验弥补他们的理论无知方面，并不是没有取得成功。

    所以，美国人并不是依赖国家的自然环境的优势而战胜来自他们的政治法和制度的危险的。迄今只有他们才拟出了对一切民主国家所共有的弊端的补救办法。虽然他们是第一个采用这种办法的，但是他们却成功了。

    美国的法制和民情，并非只对民主国家适用；并且美国人已经证明，以民情和法制来调整民主制度还是有希望的。

    如果其他国家在借用美国人的这个有益而普遍的思想时，并非照搬美国人实际应用这个思想的独特方法，而是试着依据上帝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规定的社会情况采取自己的办法，以避免无政府状态和专制，那么，我们没有什么理由认为它们的努力一定会失败。

    在基督教世界建立和组织民主制度，是我们这一时代的重大政治问题。毋庸置疑，这个问题美国人并没有解决，却为试着解决这个问题的人提供了不少经验。

    已经发生的事情对欧洲的重要性读者不难发现我要用这样多的时间专门讨论上面的问题的原因。我提出的这个问题，不仅涉及一个国家，而且涉及整个人类，不仅与美国有关，而且与全世界有关。

    如果那些具有民主的社会情况的国家只能在荒凉地区保持自由，那么，我们只好对人类未来的命运表示绝望了，因为人类正在迅速地走向民主，并且荒凉地区也快住满人了。如果民情和法制确实不足以维持民主制度，那么，除了个人的专制还有什么制度可供选择呢？

    我知道仍有许多心地善良的人没有被这样的未来吓倒，但他们喜欢躲开令人厌烦的自由的风暴而偏安。

    但是，对自己即将驶向的避风港，他们也并不熟悉。他们囿于从前的偏见，不按绝对权威在今日可能显出的表现去评价它，而按它的过去表现来进行评价。

    如果在欧洲的民主国家重新恢复绝对权威，我不怀疑它会采用一种新的形式，呈现出一些特点，而这些特点是我们的祖先所不知道的。

    有一段时间在欧洲，人民的支持和法律的规定，曾让国王们拥有过近似于无限的但几乎未能加以利用的权力。

    我不想谈那些可以阻止国王滥用权力的权力，比如，最高法院的强制执行权、贵族的特权、行会的权利、地方的优惠权等。这些权力一方面使人民保持了反抗的精神，另一方面又减缓了当局的压力。尽管这些政治制度妨碍个别人抑或是个别集体的自由，但能让人们的心中保持对自由的爱好，而对自由的行使，这种爱好是十分有用的。除了这些政治制度之外，民情和社会舆论还在王权的周围筑起一道不惹人注意但作用非常大的高墙。

    臣民的忠心、君主的仁慈、宗教、荣誉感、习惯、舆论、家庭情感、地方的本位主义等因素都在限制着王权，国王的权威被局限在一个隐而不现的圈子里。

    当时，虽然制度是专制的，但是民情是自由的。尽管君主有权，但他无法全部行使，并且也不想全部行使。

    之前防止暴政的樊篱，现在在哪里呢？

    区别善恶的标准完全颠倒了，宗教正在丧失对人们心灵的控制力，从道德世界看来一切都变得不可靠和不可信了，君民任意行事，没人能说清专制的放纵极限和自然的界限在哪里。

    人们对国家元首的尊重被连绵不断的革命永久地驱散了。从此以后释去受公众尊敬的负担的君主也可以肆无忌惮地滥用其权力了。

    当国王看到臣民的心倾向他的时候，他就宽宏大量，因为他觉得自己是强大的。

    他十分爱惜臣民对他的忠心，因为他知道这种忠心是王位的支柱，这时，君民之间的感情交融，就像在家里那样亲密无间。臣民或许会发发牢骚，但当发现君主因此而不快时，又会感到后悔。这时，君主将像父亲惩罚子女一样，只轻轻地拍打一下臣民而已。

    但是，一旦王权在革命的纷乱中丧失威信，抑或登上王位的国王一代不如一代，人民感到他的行为残暴和权力减弱时，就不再把君主视为国父，而仅仅把他看做一个头子。他强大，人们便憎恨他；他软弱，人们就轻视他。国王心中充满了恐惧和怒气，他在国内形同外人，而他也将臣民看做被征服的敌人。

    当国家里的城市或各省变成一些不同的小国时，它们便都拥有了各自的特别的意志。这种意志是完全与原先的服从一个中央的共通意志相悖的。然而，假如先让帝国所属的各个部分丧失各自的独立、习惯、成见甚至是名称和主权，接着再让它们习惯于服从同一法律，那么，现在将它们整合加以统治，与原先分别统治时相比，并不算困难。

    贵族制度的声誉，在贵族享用权力的时期，甚至是在他们丧失其权力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会给予个人的抵抗行动以很大的力量。

    所以，有些人虽然那时已经没有权力，但是，他们敢于单枪匹马地抵抗国家权力的压力，并依然能保持高尚人格。

    然而在今天，当君主制度的声誉几乎扫地而又没有德行来补救，没有任何东西促使人们上进的时候；当所有的阶级都几乎混为一体，个人的出众表现逐渐消失在群众之中，从而变得默默无闻的时候；谁能说得明白弱者的服从和强者的要求将在何处止步呢？

    反对暴政的人，只要还有家庭情感就一天也不会孤立无援，他的周围有他的近亲、世交和追随者。就算没有这种支持，他的后代也将接替他的事业，他也会感到祖先在督促他前进。然而，当种族的差别不久就要消失，祖传的家业日益分散的时候，又到哪里去寻找家庭情感呢？

    在一个不断改变面貌或已经完全改变面貌的国家，假如它的一切暴政都有先例可援，一切罪行都是例行公事，现存的古老事物消亡而没有人感到惋惜，凡是能够想象出来的新鲜事物人们都敢去尝试，那么，它的习惯法还有什么力量呢？屡遭践踏的民情又能提供什么抵抗力呢？

    当没有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团体、一个阶级、一个自由结社可以代表和鼓动舆论时，当没有一条共同纽带将这么多人联系在一起时，这个舆论又还能有何用呢？

    当每个公民都一样无能，一样贫穷，一样孤立无援，且仅能以个人的软弱去对抗政府的有组织的暴力时，舆论又会有何用呢？

    我们这一代人所不能预见到的是国家在某些方面是否会出现类似局面。也许我们应当回顾可怕的罗马暴政时代，追溯古代的史实。在那个时代，意志动摇，传统中断，习惯腐败，风气颓废，自由被法律破坏而无容身之地，人性被人玩弄，公民不受保护也不能自保，君主不再开恩而是强迫臣民逆来顺受。

    在我看来，只有那些神志已经不清到了极点的人才希望复兴亨利四世或路易十四的君主政体，至于我，当我预见一些国家将要达到的状况和看到许多欧洲国家的现况时，我就情不自禁相信它们很快便会作出抉择：不是走向专制者的暴政，就是走向民主的自由。

    这是值得人们深思的。假如面对这项抉择的社会统治者不是逐渐将群众提高到他们的水平就是让公民降到人的水平之下；假如人们将来不是全部自由就是全体被奴役，不是全都拥有平等权利就是权利全被剥夺，那么，只要坚定信心，战胜疑虑，教育每个人自愿作出巨大的牺牲，这不就已经足够了吗？

    所以，难道不应当认为逐渐发展民主的民情和政治制度，是使我们自由的唯一而且最好的手段吗？其次，假如不喜欢民主的政府，又怎能把它作为医治目前社会弊病的最好和最适合的药剂而加以利用呢？

    让人民参加政府的管理工作非常难，而让他们拥有管好国家的意识和积累管理的经验则更难。

    我承认，民主的意向是常变的，它的法制还不完备，它的执行者还不精干。然而，假如在独夫的压迫和民主的统治之间确实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与其自暴自弃地屈从于前者不如倾向于后者，并且，如果我们必然最后变得完全平等，那么，让自由把我们拉平比让一个暴君把我们拉平要更好。

    假如读过我的这本书之后，有人断定我写此书的意图就是让已经具有民主社会情况的国家仿效英裔美国人的民情和法制，那么他就大错特错了。这样的读者没有认识到我的思想的实质，而只注意到外表。我的目的是以美国为例来说明：法制，特别是民情，能让一个民主的国家保持自由。可我不认为我们应当照搬美国为达到目的而采取的手段，照抄美国提供的一切，因为我知道，一个国家的历史和自然环境，同样对它的政治制度会产生某种影响；并且，假如自由要以同样的面貌出现于世界各地，我还认为那是人类的一大不幸呢。

    可是我觉得，假如我们不向全体公民灌输那些使他们首先懂得自由和随后享用自由的思想和感情，不逐渐采用并最后确立民主制度，那么，不管是贵族还是有产者，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谁都无法独立自主，暴政就将统治所有的人。我还能够预见，假如我们不及时建立绝大多数人的和平统治，那么我们迟早会陷于独夫的无限淫威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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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0章 概述美国境内的三个种族的现况及其可能出现的未来 (1)

    现在我为自己规定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已尽我的所能说明了美国的民主法制，也解释了美国的民情。我本来可以就此停笔，但是读者可能觉得他们的期望还没有得到满足。

    在美国，除了广泛而完善的民主制度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值得研究。例如，从另一个角度我们还可以研究居住在新大陆的人民。

    我在讲述的过程中，话题常常触及印第安人和黑人，但是我一直无暇说明在我所描述的这个民主国家中这两个种族所占的地位。我已经说明英裔美国人组成联邦是根据什么精神和法律的；对威胁这个联邦存在的危险，我顺带说明了一下，但说得很不全面。除了美国的法制和民情之外，我对国家的长治久安的条件也没有做详尽的叙述。在描述合众国的共和制度时，对这个制度能否在新大陆长期存在的问题，我从未做过随意的臆测；在经常提及联邦盛行的商业活动时，我也不能预测作为一个商业民族的美国人的未来。

    虽然这些问题都与我的主题有关，但是我对它们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虽然它们都与美国人有关，却与民主无涉。我主要想研究的是美国的民主，因此最初我要把这些问题暂时搁置起来。但是现在当我要完成本书的论述时，我认为应该回过头来谈一谈这些问题。

    为美国联邦所占有的或者被宣称为它所拥有的领土，现在已经从大西洋海岸一直延伸到太平洋海岸。所以它的边界，无论是东面还是西面，都是大陆的边界。往南几乎伸进热带；往北则到达北部的冰原。

    分布在这个广大空间的人，不像在欧洲那样是同一种族形成的数个分支。一眼看去，就可以发现在他们中间有三个体形面貌不同，而且几乎可以说是互相敌对的种族。教育、法律、血统，甚至外貌特征，都筑起了一道他们无法逾越的屏障。在这块土地上，虽然命运把他们集合在一起，但是却不能把他们混合起来形成为一个整体。

    他们各自按照自身的条件往前发展着。

    在差别如此巨大的人群中，引人注意的，首先是在知识、力量、生活享受上均属于第一的白人，也就是欧洲人，或者可以说是杰出的人。在他们之下，就是黑人与印第安人。

    这两个不幸的种族，在族源、外貌、语言和民情上各不相同；他们的不幸则是唯一的相同之处。在其所住的地区，他们均处于低卑地位，两者都受暴政的摧残。虽然所受的虐待不同，但是虐待却都来自同样的一些人。

    从世界的既往情况来看，欧洲人对待其他种族犹如其他种族对待动物。他们奴役其他种族，而其他种族不服从时就会被消灭。

    欧洲人的压迫，就把非洲人后裔的人类特权几乎一下子全都夺走了。现在美国的黑人，连自己原来的祖国都不知道。他们祖先所讲的语言，他们已经不再用了；他们不再信仰原来的宗教，也忘记了原来的民情。他们离开了非洲，却未能享受如欧洲人那般生活的权利。在两个社会中他们居于中间，过着和另外两个种族不一样的生活，被卖掉之后再被另一个人转卖。普天之下，只有主人为他们安排的住所，才能给他们留下关于故土的模糊记忆。

    黑人没有家庭，女人只是男人寻欢作乐暂时的伴侣。从出生之日起，他们的孩子就与他们处于同样的地位。

    这种对极端悲惨的境遇的无动于衷，甚至对这种不幸的根源采取的一种可鄙的大方态度的心灵状态，应该被称做是上帝对人们的慈悲还是对人们最严厉的怒斥呢？

    被这种灾难困扰的黑人，只是对他们的不幸处境刚刚有所感觉；暴力将他们变成奴隶，受人役使的习惯则又使他们养成了奴隶的思想和奴性的奢望。他们对自己的残暴主人的羡慕要远胜过憎恨，并因卑躬屈膝地仿效他们的压迫者而得意和骄傲。

    黑人的智力下降到与心灵同样低的水平。

    他们一出生就是奴隶。我还能再说些什么呢？他们在娘胎里就往往被人出卖，可以说在出世之前就注定了奴隶的命运。

    他们既没有欲望，也没有享受，对他们来说这些都没有用。他们从出生到懂事，就已经知晓自己是别人的财产，要为这个人的利益贡献自己的一生。他们认为，不必由自己操心照料生活，甚至用头脑思考问题的这种思考能力在他们看来都是上苍的无用恩赐。对于自己的卑贱地位，他们感到心安理得。

    他们即使获得解放，也往往把独立看做是比奴役还要沉重的枷锁，因为他们只学会万事服从，却没有学会服从理性，当理性要指引他们的时候，他们根本不予理会。

    那些向他们袭来的众多新要求，他们也没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来应对。他们本应当反对主人的要求，可是他们只知道屈服和顺从。所以他们陷入了痛苦的深渊，在这个深渊里，奴役使他们失去理性，放弃自由而让他们走向灭亡。

    压迫对印第安人造成的影响同样不小，但是后果却大不相同。

    在白人来到新大陆之前，居住在北美的人一直安居于林野之中。他们过着野人生活，历经沧桑，仍然保留着原始未开化人的恶习和德行。印第安诸部被欧洲人赶进深山老林以后，被迫去过痛苦得无法形容的漂泊不定的生活。

    野蛮民族只受舆论和民情的支配。

    北美的印第安人因欧洲人的暴虐而失去了故土的观念，他们的家庭被拆散，传统被遗忘，记忆的链子也被打断，他们的一切习惯都被改变，并且贫困化进程也大大加快，这就使得他们比以前更加杂乱无章和不文明了。这些部落的身心状况不断恶化，随着他们苦难的加重而日益野蛮。尽管如此，欧洲人并没有能彻底改变印第安人的习性，他们甚至用国家权力来摧残印第安人，但一直也没有能够制伏他们。

    黑人被奴役到不能再奴役的地步，而印第安人则自由放任到了极限。与黑人相比，奴役并不比放任自由对印第安人造成的后果更为致命。

    黑人没有任何财产，甚至没有人身自由。要是他们出卖自己，就等于侵犯了他人的财产。

    但是，只要野蛮人能行动，就是自己的主人。他们几乎不明白什么叫家长权，自己的意志从来没有向族长权屈服，谁也无法让他们区分清楚自愿服从和可耻屈从，在他们那里甚至连法律这个词汇都没有。自由在他们看来就是摆脱社会的一切羁绊，不受任何束缚。他们满足于这种野蛮的独立，宁愿选择独立而毁掉自己，也不肯放弃一丝一毫的独立。对这样的人，文明起的作用并不大。

    为进入那个始终在排斥他们的社会，黑人做了许多徒劳无功的努力。他们屈从压迫者的意愿，接受压迫者的观点，压迫者的一举一动他们都企图仿效，以便同其混为一体。从幼年时代起，他们就被告知是天生比不过白人的种族，而且这种说法他们也推翻不了，他们因此便自觉不如白人。他们发现自己的一举一动都有奴隶的倾向。如果可以的话，这一切他们都愿意丢掉。

    印第安人则与此相反，在想象中他们以为自己出身很高贵。他们把生和死都寄托在那种自以为了不起的梦幻中。他们根本不屑使自己的民情服从欧洲人的民情。他们把野蛮生活当做自己种族的独特标志来热爱。他们拒绝接受文明，拒绝的原因主要不是出于仇恨文明，而是出于害怕变得与欧洲人一模一样①。

    他们只能用原始的弓箭来对付我们的先进武器，用毫无军纪的野蛮来对付我们

    ①北美的土著以史无前例的坚定保留着自己的观点，甚至坚守着他们习惯的微小的细节。200多年来，漂泊不定的北美部落虽经常与白人接触，但几乎拒绝全部的白人的思想和习惯。不过欧洲人还是对野蛮人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即他们只是使印第安人更加衰败，却无法将他们欧化。

    1831年夏天，我到密歇根湖畔一个名叫绿湾的地方，这是西北部印第安人在美国的最北界线，在这里我结识了一位美国军官h少校。有一天他长篇大论地给我谈完印第安人的坚定性格后，又向我讲了以下这样一个故事：“以前，我认识从新英格兰一所学院毕业的一个印第安青年。他学习很不错，外表同文明人完全一样。在1810年同英国人作战期间，我又见到了这位青年。他在我们的部队里服务，指挥他们部落的战士。只是在印第安人答应不以残忍的办法活剥被俘者的头皮的条件下，美国人才准许他们参加部队作战的。这位叫c的印第安青年，在……战斗后的夜晚来到我们的野营，他在营火旁边坐下。我问他白天的战况。他谈了战斗的经过，而且对自己的战绩越谈越高兴。最后他解开军装的纽扣对我说：‘可不要出卖我，你看！’h少校接着说：‘在他的衬衣里，我看到有一块带着头发的英国人的头皮贴肉藏着，而且还滴着血。’”（参看托克维尔的《美国旅行记》，j.p.梅耶编：1960年纽黑文版第37页。这里的h少校为拉马尔少校）的战术，用自发的本能对付我们的老谋深算。在这场力量悬殊的斗争中，他们接连失败。

    黑人希望同欧洲人融合为一体，但是他们却无法办到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印第安人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他们不屑于这样做。一个是奴性注定了命运，另一个是因傲慢让自己走向灭亡。

    还记得，我在途经亚拉巴马州的森林时到过一个拓荒者的一个木房前边。我不想进美国人的住宅，便停在离这所木房不远的一个水池旁边休息。我刚坐下就来了一个印第安女人（这里离克里克部的居住区不远），用手拉着一个五六岁的白人小女孩，貌似是拓荒者的女儿。跟在她们后面的是一个黑人女人。这个印第安女人的打扮，可算是野蛮人华丽装饰之大成了：鼻孔和耳垂都挂着铜环，头发缀着玻璃珠披散在肩上。看得出她还没有结婚，因为她还戴着贝壳项链，根据习惯，如果她是新娘，就该把它放在新婚的床上。而那个黑人女人，则穿着破烂的欧式服装。

    她们三人都来到水池边坐下。年轻的印第安女人抱起小姑娘，对她像母亲一般爱抚。坐在旁边的黑人女人，用各式各样的办法逗弄这个白人小姑娘。这个小姑娘在她那慢条斯理的动作中表现出一种优越感，与她的幼小年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好像是在屈尊接受同伴的关怀一样。

    在小主人的面前，黑人女人蹲在那儿想尽办法迎合她的意愿，好像既怀着一种母爱，又带有一种唯恐得罪小主人的奴性心理。而那个印第安女人，在她的温柔表情中，则流露出自由自在、有点骄傲和近似于愤世的神气。

    我默默地看着这个场面，向她们走去。显然我的好奇心已经引起印第安女人的不快，她霍地站立起来，把孩子粗暴地推到一边，怒视了我一眼以后，就走进丛林里去了。

    我经常看到北美的这三大种族混合集会的场面。通过多次的不同观察，我看到了白人的优越地位。但在我刚才描述的这一场景中，却有特别动人的一种情景，那就是感情上的一种联系，把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在这里结合在一起，大自然为了使两者接近而在进行努力时，反而让两者之间的偏见和法制的鸿沟更加令人触目了。

    在联邦境内居住的印第安部落的现况及其可能出现的未来土著部落的逐渐消失——消失是怎样进行的——被迫迁徙给印第安人带来的苦难——北美的野蛮人逃避灭亡只有两条出路：不是进行战斗，就是接受文明——他们已经无力战斗——他们在能够接受文明时为什么不愿意接受，当他们愿意接受文明时而又为什么不能接受了——克里克部和柴罗基部的例子——个别州对待印第安人的政策——联邦政府的政策世世代代居住在新英格兰境内的印第安部落中，纳拉干部、莫希干部和佩科特部这几部，除了留在人们脑海中的记忆，已经不剩下什么了；而在特拉华湾150年前欢迎佩恩的勒纳普部，现今也不存在了。我见到过的几个仅存的易洛魁人都在乞讨以维持生活。方才我提到的诸部，昔日满布于北美各地，甚至发展到海岸。而如今，只有深入到内陆100多里约，才能见到印第安人。这些野蛮人不仅向内陆逃离，而且正在逐步消失①。随着印第安人的远徙和死亡，不断迁来的大量的居民就把他们的地盘都住满了。

    在人类的历史上，一个发展得如此惊人而又消失得如此迅速的民族还是头一回出现。

    要问这种消失是怎样进行的，这并不难解释。

    在印第安人还是后来被他们逐出的那片荒野上的唯一居民时，他们的需求很少，他们自制武器，唯一的饮料是河水，他们用兽皮做衣服，用兽肉做食物。

    欧洲人把火器、铁器和酒带到了北美的土著居民中间。印第安人跟他们学会了改穿纺织品制成的服装，把原先只能满足于简单需要的野蛮人的服装都丢掉了。在沾染上新的嗜好后，印第安人并没有学到满足这些嗜好的技术，他们只得依靠白人的工业。为了交换自己不能制造的这些物品，野蛮人除了在森林里还可出产的毛皮财富外，再也拿不出别的可以进行交换东西了。这样，狩猎就不仅为维持生活，也为满足欧洲人的奢望。

    印第安人不能再单纯地为了获得食物而打猎，还要为了取得以物易物的物资②。

    土著的需求就这样日益增加，但是他们的资源却在不断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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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1章 概述美国境内的三个种族的现况及其可能出现的未来 (2)

    欧洲人自从定居在印第安人居住的地区附近以后，飞禽走兽都逃进了森林③ ，而面对在森林里漂泊的居无住所的数千名野蛮人，它们并不害怕。但是，某个地方一旦传出欧洲人的劳动声音，它们就开始逃走，退藏到西部。指引它们在西部找到无边无际的荒野的是它们的本能。卡斯先生和克拉克先生在他们的1829年2月4日报告中说：“成群的野牛不断地后退，它们几年以前还经常出没在阿勒格尼山麓。但是没多久，

    ①在最初的13个州里，现在印第安人只有6373名。见第二十届国会（第二次会议）第117号立法文件第20（？）页。

    ②克拉克先生和卡斯先生于1829年2月4日在提交给国会（第二次会议）的报告（众议院文件第117号）第23页（和以下几页）中写道：“很久以前，不依靠文明人的工业品，印第安人就可以获得必要的猎物以供吃穿。在密西西比河以西，还可以在有些地方见到大批的成群野牛，住在这里的印第安人部落，就跟随这些野生动物一起迁徙。同我们谈话的印第安人，能按照祖传的方法把猎获的野牛养活起来，野牛而今已在不断减少。现在不准再用陷阱、火枪、夹子等来猎取熊、黄鹿、河狸、麝鼠之类的小野兽了。对于作为印第安人生活必需品的小野兽，更不准采取这样的办法了。

    “在印第安人不得不靠辛苦的劳动来维持生计的西北地区，尤其应当这样。往往猎人追逐猎物数日而一无所得。全家在这期间就得用树皮和树根充饥，或者饿死。每年冬天都因此而有很多人饿死。”

    印第安人不愿像欧洲人那样生活，但现在他们既离不开欧洲人，又不能完全按照祖辈那样生活。一个事实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我也是通过官方的文件了解到的。苏必利尔湖畔的印第安人的一个部落中，有人杀了一个欧洲人。联邦政府就下令禁止同这个部落贸易，直到把杀人的罪犯捉拿归案为止。

    ③沃尔内在其《美国气候与土壤概述》（巴黎，1822年）第370页中写道：“从文森斯到卡斯卡斯基亚，五年前在今伊利诺伊州境内到处是野蛮人（1797）。你经过的草地无不有四五百只成群的野牛，而今全不见了。因不堪猎人的追击，尤其是不堪美国人牲畜的铃声的干扰，野牛涉水逃到密西西比河的对岸。”〔托克维尔用过的此书原本，现藏于托克维尔旧居（在芒什省）〕在沿着落基山脉伸展的广阔原野上，它们的踪影也难以被发现了。”有人自信地向我指出，白人来临的影响，在离他们住区200里约远的地方就可以感到。他们也对一些刚刚知道族名的部落造成了影响，在认识苦难的制造者以前，这些部落早就尝到了被掠夺的痛苦①。

    一些勇敢的冒险家，很快深入到印第安人的居住地区。越过白人居住区的边界，他们向前深入15或者20里约，就在野蛮人的居住区内建起了文明人的住所。他们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因为狩猎民族的边界本就是不明确的。更何况狩猎的领地是属于全族的，而不是个人的，所以保护领地的任何部分都与个人利益无关。

    一些欧洲人举家搬到印第安人居住地区，相隔很远的一些据点就在那里建立了起来，不久就把一切据点之间的野兽吓走而且不再回来。在那里原来还算丰衣足食的印第安人，现在处于难以维持生计的境地，而他们要获得以物易物所需的东西就更加困难了。他们的猎物被赶走，后果等于我们农民的耕地变得贫瘠不毛一样。他们的生活手段在不久以后就几乎完全丧失。到处漂泊的这些不幸的人，就像在荒山野林里徘徊的一群群野狼。安土重迁的本能，让他们热爱自己的出生地②，然而在那里他们只能是受苦和饿死。于是他们终于决定离开，跟踪大角鹿、野牛和河狸的迁徙路线，让这些野兽指引他们去选定新的家园。有人竟因此说撵走美国土著的是饥荒，而不是欧洲人。这真是以往的学识渊博之人都没有找到的而却由现代的有识之士发明出来的高论。

    这种随着被迫迁徙而来的可怕苦难是不堪设想的。当印第安人离开世代居住的家园时已经筋疲力尽，衰败不堪；而他们新选定的落脚地，则早已被对新来者怀有敌意的其他部落居住。他们的背后是饥荒，面前又是战争，真是多灾多难。面对这么多的敌人，他们只好分散开来活动。每个人独自默默地去寻求谋生的手段。就像文明社会里无家可归的人那样，他们在无边无际的荒野之中漂泊生活。很早以来就已削弱的社会纽带，到这时已经完全断裂。对于他们来说，已经不再有故国，甚至很快就将不再算是一个部族。因为家庭已经难以保全，而且他们正在失去共同的族名，共同的语言也逐渐被人遗忘，族源的痕迹也将消失。作为一个民族，他们已经不存在了。他们的族名也许还勉强地留在美洲考古学家的记忆里，也或许只有欧洲的某些学者还记得。

    我想我在这里所叙述的一切读者都不会不信。我要把我目睹的一些悲惨情境都描述出来，也尽可能地把我所看到的苦难再现出来。

    1831年年底，我来到密西西比河左岸被欧洲人叫做孟菲斯的一个地方。我在这里停留期间，一大群巧克陶部人也来到这里。路易斯安那的法裔美国人将他们称为夏克

    ①大家可以相信，在这里我所介绍的美国境内的各个印第安人部落的一般情况是真实的（见第二十届国会第117号立法文件第90～105页）。即使欧洲人现在还离美国中部的野蛮部落很远，可以预见到这些部落也会很快相继灭亡的。

    ②克拉克先生和卡斯先生在致国会的报告第15页上说，印第安人之所以不愿意离开故土，同我们一样，是出于安土重迁的感情。他们另外还把不愿意让出上天赐给他们祖先的土地的思想，和对某些与从来没有向欧洲人出让过土地或者只向欧洲人出让过土地的部分部落具有重大影响的迷信思想联系起来。“我们不出售埋有我们祖先遗骨的那些土地”，就是他们对前来要求购买他们土地的人说的第一句话。

    塔部。这些离开故土的野蛮人想到密西西比河右岸去，自以为可以在那里找到美国政府准许他们栖身的一处地方。当时正值隆冬，这一年冷得很反常。地面上的雪凝成一层硬壳，河里漂浮着巨冰。印第安人带领着家属，后面还有一批老弱病残跟着，其中既有刚刚出生的婴儿，也有垂垂老矣的老人。他们既没有帐篷，也没有车辆，只有一点粮食和简陋的武器。他们上船渡过这条大河的情景被我看见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严肃的场面。密密麻麻的人群中，既没有人哭喊，也没有人抽泣，一片沉默。由来已久的苦难让他们感到无法摆脱。他们已经登上运载他们的大船，狗却仍旧留在岸上。最后，当这些动物发现主人将永远离开它们的时候，就一起狂吠起来，紧接着跳进浮着冰块的密西西比河里，跟着主人的船游着过河。

    对印第安人的剥夺，在今天经常以一种正规的或者可以说是合法的形式在进行着。

    在欧洲人开始进驻被一个野蛮部族占据的荒凉地区时，通常美国政府都先向这个部族派去一名官方信使。白人随后将印第安人召集到一个空场里，一起大吃大喝一通，然后对他们说：“在你们祖先的这块土地上你们能干出什么来？你们过不了多久就得靠挖祖先的骨头来生活。这块土地难道比别的地方好？除了你们住的这个地方，难道别处就没有森林、沼泽和草原吗？普天之下，难道除了这里就没有能够居住的地方了吗？在天边的那些大山后面，在你们的土地西面尽头的那个湖的对岸，还有一大片土地，上面有许多野兽奔驰着。把你们的土地卖给我们，到那边的土地上幸福生活吧。”这一番话讲完后，在印第安人面前，他们拿出一些火枪、呢绒服装、成桶的酒、玻璃项链、金属手镯、耳环和镜子①。如果印第安人看到这些物品后还不动心，就可以慢慢说服他们对他们提出的要求不要拒绝，同时向他们暗示将来政府也无法保证他们行使自己的权利。结果会怎么样呢？在一半说服和一半强迫之下，印第安人离开了这片土地。他们来到其他的荒凉地区住下，而白人也不会容许他们在那里太太平平地住上十年。就这样美国人以非常低廉的价格，买到了欧洲最富有的君主也买不起的大片的土地②。

    这些深重苦难我已描述过了，但是我还需要补充一句：这些苦难是无法挽救的。我

    ①参看国会第117号立法文件（第15页及以下几页）对这种交易的描述。下面的细致描写，见于刚才我引用的克拉克先生和卡斯先生1829年2月4日致国会的报告。刘易斯·卡斯先生现任美国陆军部长。

    克拉克先生和卡斯先生写道：“印第安人来到签约地点时，样子十分可怜，几乎是一丝不挂。他们在这里看到并试用了他们觉得十分珍贵的许多物品，这些就是美国商人特意带来的。想要满足自己需要的妇女和儿童，立即开始纠缠亲人要这要那，对有权出卖土地的人施加种种影响。印第安人的目光短浅，是经常性的和无法说服他们改变的。解决妇女儿童的这些迫切需要和满足他们的愿望，是野蛮人的不可动摇的一种感情。长远利益对他们而言只有微不足道的影响。他们容易忘记过去，根本不考虑未来。他们的要求如果不能立即满足，你怎么恳求他们出让一部分土地也是枉然。你务实地指出他们所处的困苦境地时，你不会为使他们的痛苦得到某些缓解而引起他们的热烈表情而感到吃惊。”

    ②1830年5月9日，爱德华·埃弗雷特向众议院报告说，根据协定，美国人已在密西西比河以东和以西获得23000万英亩土地。

    1808年，奥赛治部以1000美元让出4800万英亩土地。

    1818年，夸保部以4000美元让出2000万英亩土地。他们保留了100万英亩土地用来狩猎。（下转229页）相信北美的印第安种族注定会灭亡。我也坚信，欧洲人一旦在太平洋海岸立足，那里的印第安人也将不复存在①。

    北美的印第安人得救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么对白人开战，要么自己接受文明。换句话说，不是消灭欧洲人，就是变成同欧洲人一样的人。

    在白人建立殖民地之初，本来印第安人只要联合起来就可以赶走刚刚登上这个海岸的一小撮外来人②。他们曾试图这样做并且接近成功。今天，由于力量的对比悬殊，这种想法已经不可能实现了。在印第安人中间，有些杰出人士仍会预见到蛮族未来的厄运，而且试图把所有的部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欧洲人。他们的努力却无济于事。邻近白人的部落，已经衰弱得无力进行有效的抵抗；而一些其他部落，就出于野蛮人的天性，只会采取听天由命的态度，等待明天厄运的来临，而不思考对策。当中有的部落是无力采取对策的，有的部落则是根本不想采取对策。

    不难预见，他们不是永远不想接受文明，就是在意识到应该这样做的时候已经为时甚晚。

    文明是人们在同一个地方长期劳动的结果。它代代相传，每一代都得益于上一代。

    最难让文明在其中建立统治地位的民族，是狩猎民族。虽然游牧部落经常更改住地，在迁徙的过程中却总是依照一定的路线，最后会回到原处。狩猎部落的住处，就随着他们所追捕的动物的栖息地而改变。

    曾有人多次试图深入印第安人的居住地区，在那里传播知识，同时任其保持漂泊流动的习性。在加拿大，耶稣会士试图这样做过，在新英格兰，清教徒也试图这样做过③。无论是耶稣会士还是清教徒，都没有能够长期坚持下去。文明在猎人的茅屋里开（上接228页）他们发誓要保住这块土地。但是没过多久，这块土地也被侵占了。

    1830年2月24日，印第安人事务委员会报告人贝尔先生向国会报告：“为了能够利用被印第安人宣布为他们所有的荒地，我们从印第安部落手里购买猎物已经绝迹或者已被打光的狩猎用地。这种做法是最有好处的，也当然最符合法律程序，比用武力侵占野蛮人的土地合乎人道。

    “购买印第安人土地所有权的做法，不外乎是在获得新大陆的土地时用人道和权宜之策取代过去的暴力方式。同样这种做法能使我们成为宣布是我们自己发现的土地的主人，而且保证我们文明人能在被野蛮部落占据的土地上安家立业的权利。

    “许多交易至今都是当着印第安人的面压低价格成交的，这样的交易将来也会很顺利地使他们向我们出让土地。所以，向野蛮人购买占有权的做法没有影响美国繁荣的飞快进度。”〔第二十一届国会（第二次会议）第227号立法文件第6页（及以下几页）〕

    ①而且，我认为美国的所有国务活动家都持有这种看法。”

    卡斯先生向国会报告说：“根据过去推断未来，印第安人的人数将逐渐减少，他们的种族将会完全灭绝。为了避免这样的结局，必须停止开发边境，使野蛮人在那里定居，或者改变我们同他们的关系，而现在这种关系，他们永远不会认为是公道的。”

    ②其中特别应当提出的反抗有：瓦帕诺部抵抗白人的战争，由美塔科姆领导的几个部落于1675年联合反对新英格兰殖民者的战争，1622年在弗吉尼亚英国人受阻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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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2章 概述美国境内的三个种族的现况及其可能出现的未来 (3)

    ③参看各种有关新英格兰的历史著作。参看夏尔瓦的《新法兰西的历史》和《布道通讯》。

    （《布道通讯》开始发表于1712年，后来汇成一部集子，共34卷，包括1703年至1776年的通讯。增订版于1780年问世。参看吉贝尔·希纳尔：《美洲遐想》，巴黎，1934年，第438页。再参看夏尔瓦：《新法兰西的历史》第333页及下面几页）花，到森林里又枯死了。在印第安人中间，这些传播文明的人所犯的最大错误就在于他们不明白：想要使一个民族接受文明，就必须先让它定居，要使它定居，就得叫它种地务农。因此，印第安人应当先成为种田人。

    印第安人不仅缺乏文明的这个无法回避的前奏，而且很难叫他们进入这个前奏。

    人们一旦沉迷于游猎的冒险生活，对农耕所需的经常而有规律的劳动，就会产生一种几乎无法克服的厌恶感。这种情况也见于我们的文明社会，但是在狩猎的习惯已变成全民所有的民族中，就表现得尤为明显。

    除了这个一般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但只见于印第安人的社会的原因。这个原因在前面我已谈到，但这里我认为应该再重复一次。

    北美的土著不仅把劳动视为坏事，而且觉得它是不光彩的。他们的傲慢与他们的懒惰同样顽固①。

    印第安人不认为在树皮盖的茅屋里生活就会失去个人尊严而觉得可悲。他们认为辛苦的劳动是下贱的，因此将种田的人比作耕田的牛，而我们的每一种手艺都被他们看成是奴隶的劳作。对白人的能力和高超智慧他们倒是不乏钦佩之感，但他们在赞扬我们勤劳的成果时，又却瞧不起我们这种成果的获得手段；在承认我们的高超时，又觉得他们比我们还高明。他们认为，打猎和打仗是唯一值得人干的工作②。印第安人在他们的森林里过着悲惨的生活，他们的思想和观点和中世纪的古堡里的贵族简直完全一致。只要他们变成征服者，就与中世纪的贵族一般无二了。真是怪事一件！而今重现欧洲古老偏见的地方，并不是欧洲人居住的新大陆沿岸，而是土著人所在新大陆的林野。

    在本书的叙述当中，我曾不止一次试图让读者明了：社会情况对于法制和民情具有重大的影响。请允许我在这个问题上再补充几句。

    我们的祖先日耳曼人和北美的游猎部落在政治制度上存有相似之处，当我察觉到当年塔西佗描写的日耳曼人的生活习惯和我目睹的印第安人的生活习惯之间存有相同之点时，我不禁在想：同样的原因既然在两个半球造成了同样的结果，那么，在纷繁不一的人类活动中要想找出少数几个促使其他事实产生的主要事实不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认为在我们所称的日耳曼人的政治制度中一定能找到野蛮人的习惯，在我们所

    ①沃尔内在其《美国气候与土壤概述》第423页上写道：“在所有的部落里，还有年老的一些战士在看到有人使用犁时，喊叫这是在破坏古风。他们觉得，使用这种新玩意儿，只能让野蛮人堕落，而为了他们的荣誉和威望得以重振，只要他们的古风恢复就可以了。”

    ②下面的描述摘自官方的一份文件：“一个青年男子，在没有同敌人打过仗时，不能以战功来夸耀自己之前，不会有任何人尊重他，把他差不多看成一个女人。”

    “他们在表演战争的大型舞蹈中，立在场上的一根杆子被所有的战士轮番去敲，喊叫挑战和叙述他们的战功。他们的亲友和战友是在场的听众，听众如果在他们讲话时洗耳恭听，立即在讲话结束后高声欢呼和热烈鼓掌，则表明他的话给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这样的集会上没有讲过自己战功的青年男子，被认为是最无用的；而兴高采烈的青年战士突然离开跳舞的地方，去取可以显示自己战功的战利品和使他自豪的证物的大有人在。”说的封建思想中找到野蛮人的观点。

    恶习和偏见尽管在妨碍北美的印第安人去从事农耕和接受文明，现实的需要却有时也逼得他们非进行农耕和接受文明不可。

    南部相当大的几个部落，其中尤其是柴罗基部和克里克部①，现已被欧洲人包围。

    这些欧洲人有的来自大西洋沿岸，有的顺着俄亥俄河而下，有的沿密西西比河而上，蜂拥地来到他们的周边。这些部落没有像北部的部落那样从一处被撵到另一处，而是在各自所在地区，被逐渐压缩在很小的土地上，就像猎物被猎人围住，只能束手就擒了。被置于文明和死亡之间的印第安人，只好依靠白人那样的劳动糊口了。他们因此就开始种田，但是他们原来的习惯和民情并没有完全被遗弃，只是为了生存而作出必要的牺牲。

    柴罗基部和其他部落相比更加进步。他们建立了相当稳定的管理组织并且创造了文字。同时，由于新大陆里的一切都是发展得飞快的，所以他们在过着裸体生活的时候就出了一份报纸②。

    混血儿的出现，在印第安人中间明显地加速了欧洲人的生活习惯的传播③。混血儿从父方学的知识，又没有完全放弃母方种族的野蛮人习惯，于是，他们便成了文明和野蛮之间的天然纽带。混血儿多的地方，野蛮人就逐渐改变他们的社会情况和民情④。

    ①现今这两个部落分布在佐治亚州、田纳西州、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

    在南部以前有以下四大部落（现在尚有部分残余）：巧克陶部、契卡索部、克里克部和柴罗基部。

    这四个部在1830年尚有75000人左右。在英裔美国人占有和购进的领土境内，现在印第安人约有30万。

    〔见《纽约市印第安人事务管理处文件集》；（下面的精确数字摘自1829年7月22日发表的《纽约市土著居民迁移指导管理处关于土著居民现况和进步的报告》）〕根据向国会报告的官方资料显示，精确数字为313130人。如果读者想了解英裔美国人领地内印第安诸部的族名和情况，请参照方才我引用的文件〔第二十届国会（第二次会议）第117号立法文件第90～105页〕。

    ②我还把这家独一无二的报纸带了几份回法国。

    ③参见印第安人事务委员会致第二十一届国会（第二次会议）第227号报告第23页。其中指出在柴罗基部混血儿的人数有所增加，主要的原因可以追溯到独立战争。参加英方的佐治亚英裔美国人，在独立战争中被迫逃到印第安人居住的地区，并同印第安人在那里结婚。

    ④遗憾的是，毕竟混血儿的人数不多，而且在北美产生的影响不如他们在其他地方的影响大。

    美国大陆上的这一地区是由欧洲的两大民族开发起来的，即法国人和英国人的移民。

    很早就有法国人同土著的姑娘结为夫妇，但不幸的是新郎官对印第安人和自己人要隐瞒婚姻关系。他们没有把文明人的生活嗜好和习惯传给野蛮人，反而爱上了野蛮人的生活方式。他们成了荒野地区的最可悲的外来人，需要靠吹捧印第安人的恶习或者德行来获得认同的友谊。1685年，加拿大总督塞农维尔向路易十四奏称：“长期以来，想要使野蛮人法国化，必须让他们与我们接近。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野蛮人与我们接近并没有法国化，而是经常在他们中间出现的法国人却变成了野蛮人。”〔夏尔瓦：《新法兰西的历史》第2卷第345页（应是325页，此书的全称为《新法兰西的历史与通志》。托尔维尔引用的版本，是1774年巴黎出版的六卷本。此书的谢伊英译本，1870年出版于纽约，1962年又重印于芝加哥，亦为六卷本。）〕英国人则不一样，他们固守祖先的观点、风俗和一切习惯，仍然在美洲的荒凉地区过着像在欧洲城市里那样的安静生活。他们因此不想同他们所蔑视的野蛮人结婚，千方百计地避免自己的血液与野蛮人的混合。

    因此，对于印第安人，法国人没有任何有利于他们开化的影响，而对于英国人，印第安人又一直把他们看成是外来人。

    柴罗基部的成就证明印第安人有能力接受文明，但是决不能证明他们一定会成功。

    在接受文明方面，印第安人难于获得成功，是有一个他们无法摆脱的普遍原因存在着。

    如果仔细地阅读一下历史，就可以发现：一般来说，依靠自己的努力，野蛮民族都能逐渐地变得文明起来。

    当他们主动从外族汲取文化知识时，在这个异族面前，他们总是处于征服者的地位，而不是处于被征服者的地位。

    当开化的民族成为被征服的民族时，进行征服的民族是半野蛮的民族时，比如像罗马帝国遭遇北方民族入侵时，或者像中国被蒙古人入侵时，蛮族的胜利使他们足以达到文明人的水平，并把他们的平等地位保持到文明人可以与之对抗的时候。一个人依靠武力，另一个则凭借智力。前者钦佩被征服者的学识和技术，后者羡慕征服者的权势。野蛮人最后把开化人请进他们的宫殿，而开化人也开放他们的学校给野蛮人。然而当拥有物质力量的一方也同时具有智力优势时，被征服的一方就很少能够走向文明，他们不是后退就是灭亡。

    总之，野蛮人可以说是手持武器去寻找知识，而不是凭自己的资质去接受知识。

    现今大陆中部的印第安部落，如果当初凭借自己的力量，设法使自己坚定地开化，也许它们可以成功。它们当时已经比周围的部族优越，可以逐步地发展自己的力量和取得经验；后来当欧洲人出现在它们的边界时，即使它们保持不了独立的地位，也能至少让欧洲人承认它们的土地所有权和进入征服者的行列。但是印第安人的不幸，在于他们在同一个最开化的民族接触，我再加上一句，与地球上最贪婪的民族接触的时候，他们自己还处在半野蛮的状态。这就是说，印第安人的不幸，来自于找到的教员要做他们的主人，因此他们在接受文明的同时也接受了压迫。

    在北美的森林里，印第安人贫困地生活着，但在任何人面前他们都没有自卑感。他们自从试图进入白人的社会阶梯后，就总是感到自己处于最下层，因为他们在走进被知识和财富所统治的一个社会时，自己既无知识又一文不名。在经历了一段动荡不安、充满灾难和危险，但又开心和自豪的生活以后①，他们只好去忍受单调无味和浑浑噩噩的一生。在他们看来，在遭别人白眼的条件下用辛勤劳动赚钱买面包就是他们所赞扬的文明的唯一成果！

    ①在狩猎民族的充满危险的生活中，我知道有一种诱惑力在吸引着人心，使人大脑发热从而不顾理性和经验。读完《坦纳回忆录》后，这个真理就可以被人相信了。〔约翰·坦纳：《困厄记事和在北美内地印第安人中生活三十年》，纽约，1830年，欧内斯特·德·布洛斯维尔法译本名为《约翰·坦纳回忆录或在北美荒野里三十年》（2卷本，巴黎，1835年。）〕坦纳是欧洲人，在六岁时被印第安人掠走，同印第安人在丛林里生活了30年。比他所记述的还要可悲的惨状他不可能见到。他向我们描述了失去了首领的部族和与部落离散了的家族、无家可归的个人、携带着老弱病残的强大部族，在加拿大的冰天雪地和荒原之中无所适从地漂泊着。他们饥寒交迫，每天好像都在等待死亡。民情在他们那里，不再起任何作用，传统已经没有力量。人们变得一天比一天粗野。(下转233页)就连这一点点成果，他们也不是总有把握取得的。

    当印第安人着手效仿他们的邻居欧洲人种田的时候，他们立即受到了激烈的竞争带来的严重损害。农业技术是白人所精通的，印第安人则是开始刚刚学习陌生的技术。前者毫不费事就可以获得丰收，而后者就要千辛万苦才能让土地长出庄稼。

    居住在生活需要与自己相同的人们中间的欧洲人，对这种需要也了如指掌。

    孤立于与他们为敌的白人中间，野蛮人不了解白人的习俗、语言和法律，但又离不开白人。只有与白人交换自己的产品，他们才能获得生活必需品，因为他们的同族已不能再向他们提供本来就很少的援助。

    印第安人因此在打算出售自己的劳动果实时，并不是像白人农户那样总能找到买主。他们只有付出高额的费用，才能生产出白人用低价出售的产品。

    就这样，印第安人刚刚走出野蛮的生活苦海，又掉进了走向开化的民族的更加悲痛的深渊。在我们的富裕环境中生活，他们觉得其困难并不亚于在森林中生活。

    他们漂泊的生活习惯还没有完全丢掉。他们的传统也没有失去作用，狩猎的爱好依然如故。森林里的昔日的蛮族欢乐，只在模糊的记忆中留下了鲜明的印迹。他们认为，忍受在森林里的贫苦反而不可怕了；而以前在森林里遇到的危险也不算什么了。

    他们在彼此平等的人们中间，以前享有独立，现今与他们在文明社会所处的奴隶地位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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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3章 概述美国境内的三个种族的现况及其可能出现的未来 (4)

    另一方面，曾让他们长期和平生活的荒野依然近在咫尺；只要几个小时，就可以走回旧地。他们的那块赖以勉强糊口的半荒半垦的土地，如果被他们的邻居白人用在他们看来不小的一笔款项买去，而且欧洲人给他们的这笔钱可以让他们远离白人去过（上接232页）这一切厄运坦纳也遭遇到了。他后来知道了自己是欧洲人，当时也没有人阻止他与白人往来，所以他每年都能同白人做生意，在白人的家里做客，白人的舒适生活他也看到了。他知道自己一旦要回到文明生活中去，这种生活也很容易就过上。于是当他在荒凉的地区待了30年，之后想要就这样回到文明社会里的时候，他还坦白地承认，他所描写的悲惨的生活，仍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隐在魅力。他抛弃这种生活，但十分后悔不该离开那么多不幸的人之后，还经常回到那里去。最后当他在白人中间定居下来时，白人的儿童还不让他分享白人的舒适安宁生活。

    在苏必利尔湖的入口处我亲眼见过坦纳。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在他身上，野蛮人的气质多于文明人的气质。

    坦纳的著作没有叙述印第安人的制度和生活习性，但是作者却信笔描述了印第安人的成见、激情和恶习，尤其是他目睹的惨状。

    欧内斯特·德·布洛斯维尔子爵先生，是一部有关英国的流犯殖民地的名著的作者，他把坦纳的回忆录译成法语。而且译文附有非常有趣的注释，可以使读者用坦纳所目睹的事实与之前和现在的大批观察家所记录的事实作对照比较。

    凡是想了解北美印第安人的现状和预测他们的未来的人，都应该读一读布洛斯维尔先生的著作。

    幸福安稳的生活，那么他们就会放下犁头，拿起武器，重新回到荒野中去①。

    我已提到的克里克部和柴罗基部的情况，就能够证明这幅悲惨的图景是真实的。

    印第安人在他们所做的这些少数的事情上表现出的才干，与欧洲人在他们的大事业上表现的才干无疑是不相上下的。但是一个民族如同一个人一样，它的智力和能力不管如何高强，也是需要时间学习的。

    野蛮人在致力于开化期间，欧洲人从四面八方包围他们，而且包围圈逐渐缩小。

    这两个种族最终相会了，并且直接接触。印第安人已经进步于他们的野蛮祖先了，但是仍然大大不如他们的白人邻居。依靠自己的物力和知识，欧洲人就把土著因占有土地而能得到的好处很快据为己有。他们定居在土著的居住地区，使用武力强占土著的土地，或者以低价购买他们的土地，他们通过毫无办法应对的竞争来使对方破产。印第安人被孤立在自己土地上，一个人数众多和占有统治地位的民族把他们包围，这个民族又把他们的所在地区看成了不够安分守己的异族的殖民地②。

    华盛顿在他的一篇致国会的咨文中说过：“我们比印第安诸部落文明和强大；但是为了我们的荣誉，我们对他们就必须和善，甚至宽容。”

    然而，这一高尚而合乎道德的政策并没有被遵守。

    ①这种非常开化的民族对不大开化的民族的影响，欧洲人自己也有所察觉。

    在差不多一百多年前，在荒野中的沃巴什河畔，法国人建立了文森斯镇。美国的移民来到以前，他们一直在那里过着安宁的生活。不久美国的移民就开始依靠竞争排挤那里的老住户，用低价收购他们的土地。沃尔内先生在向我详细介绍这种情况的时候，法国人已经减少到一百多人，大部分还准备迁往路易斯安那和加拿大。这些老实厚道的法国人没有文化和手艺。他们已经沾染了野蛮人的部分习惯，大概在道德方面还不如美国人，但却在智力方面比他们占有更大的优势。美国人受过教育，家里有钱，都有手艺，而且习惯了自我管理。

    我到加拿大亲自做过考察。在那里，两个民族的文化差距比上述描述的要小得多。在加拿大的土地上，美国人以经营工商业为主，并且发展到四面八方，法国人则被挤到范围很小的土地上。

    路易斯安那的情况也是如此。英裔美国人掌握着那里的工商业。

    得克萨斯的情况，在某些方面更使人震惊。大家都知道，得克萨斯是墨西哥的一个州，与美国接壤。英裔美国人在数年以前，就以个人身份渗入人烟稀少的地区，收购土地，开办工厂，并立刻喧宾夺主。如果墨西哥不立即阻止这一运动，可以预计，很快得克萨斯就会脱离墨西哥。

    欧洲人之间既然在文化上出现的不算太大的差距都导致了这样的结果，那么对于在最完善的欧洲文化与印第安野蛮人接触后必然出现的结果就不难想象了。

    ②关于白人用各种方法侵占印第安人土地的事件，可以参看第二十一届国会（第一次会议）第89号立法文件。英裔美国人有时候以别处没有空地为由，请国会派部队驱赶印第安人，然后到印第安人的地区去定居，他们有时先掠夺印第安人的牲畜，把他们的房屋烧毁，把他们的庄稼割倒，对土著的人施加暴力，然后去定居。

    这些上述材料证明，土著经常是暴力的牺牲品。一般联邦政府都在印第安人居住地区派驻代表。我在引用的文件中，谈到代表与柴罗基部的关系时，指出代表总是替野蛮人讲话。根据这个文件第12页所记载，代表政府的说：“侵入柴罗基部地区的白人，将使在这里居住的贫困而不惹是生非的人破产。” 过了几页以后，他指出佐治亚州打算将柴罗基部的住区缩小，并且界线已经确定。这位联邦代表声称，界线是白人自己划定的，没有同对方商量，自然是无效的。通常，移民们的巧取豪夺与政府的暴政相结合。尽管柴罗基部和克里克部在欧洲人还没有到来之前就已经在他们的土地上定居，美国人却往往像对待外来的民族那样对待他们，他们所在的各州都一直不愿意承认他们是独立的民族，并且这些刚从森林里走出来定居的人被强迫服从本州的行政管理、习惯和法律①。贫困曾经促使这些不幸的印第安人走向了文明，而现在的压迫又把他们赶回到野蛮。在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放弃了半开垦的土地，又恢复了野蛮人的生活习惯。

    只要去看一看南部各州的立法机构采取的一系列暴虐措施，去看一看那些州的统治者的行径和法院的判例就不难相信：完全把印第安人撵走，曾是这些州的全部措施所想要达到的最终目的。住在联邦这一地区的美国人，以贪婪的眼光盯着仍被印第安人占据的土地②。他们觉得这些印第安人没有放弃野蛮人生活的全部传统，所以打算在文明让这些人安心定居以前，就让他们破产并且绝望，而且逼着他们离开。

    克里克部和柴罗基部受到所在州的压迫，去向中央政府告状。中央政府对他们的不幸没有置之不理，而是真心拯救这些残存的土著，愿意保护他们的占有土地的自由③。

    当中央政府着手实施这项计划时，却遭到那几个州的坚决反对。中央政府为了不使联邦陷入危机，只好把心一横，听任那几个野蛮的部落自生自灭。

    联邦政府无力保护印第安人，后来又曾设法减轻他们的痛苦。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它决定出钱把这些印第安人迁往别处。

    在北纬33度和37度之间，有一片广阔的空地，以一条流经域内的大河而命名，这就是阿肯色。它有一侧与墨西哥接壤，还有一侧濒临密西西比河。境内的很多河流纵横交错，气候温暖，土壤肥沃，其上只分布有几个野蛮部落。

    联邦政府于是想把南部的残余土著迁徙到这个同墨西哥毗邻而离美国白人居民点较远的地区。

    到1831年年末，据说已有一万多名印第安人被迁往阿肯色河两岸，而且每天都在增加。但是国会对于得到命运支配权的人，没有作出完全一致的决定。有一些印第安人，高高兴兴地离开了白人肆虐的地区；已经开化的印第安人，却不愿意放弃正在生

    ①1829年，亚拉巴马州在克里克部居住地区设县，印第安人被置于欧裔美国行政官的管辖之下。

    1830年，密西西比州将对巧克陶部和契克索部实行同化为白人的政策，并且宜布：对反对的带头人处以1000美元的罚款和一年徒刑。

    当这项法令被密西西比州用于其境内的夏克塔部印第安人时，这个问题曾被这个部落的印第安人集会讨论。白人的意图被他们的首长揭穿了，人们号召反对白人的法律。野蛮人同声宣布：他们宁愿重新回到荒山老林去。（参看密西西州的法令）②佐治亚州的白人非常讨厌他们的印第安邻居，导致那里人烟依然稀少，每平方英里才只有7个人。这样的地区在法国应当每平方英里有162人。

    ③国会在1818年下令组织一个考察团，在克里克部、巧克陶部和契卡索部的联合代表团的陪同下去阿肯色地区访问。考察团的主要成员有肯纳利、麦科伊、沃什·胡德和约翰·贝尔诸位先生。考察团的报告和日记，记载于国会（众议院）第87号文件中。

    长中的庄稼和刚刚建造起来的新房。他们认为，一旦接受文明的进程中断，就无法恢复。他们担心，定居生活习惯刚刚养成，会在仍是野蛮人居住而且未做任何农耕准备的地区失去而且无法恢复。他们知道，到了新的荒凉地区，他们将会遇到一些敌对部落，对于抵抗敌人，他们既没有和野蛮人一样的体力，也没有文明人那样的智力。此外，到了新地点后印第安人立即发现，为他们所做的安排都是暂时性的。

    在新的住区，谁能担保他们平平安安地生活下去呢？到那里后，美国政府答应保护他们，但是对他们现在所在的地区，美国政府也曾信誓旦旦地这样保证过①。不错，美国政府没有抢占他们的土地，但是却听任别人去侵占。再过几年，聚集在他们周围的这伙白人也会把脚插到阿肯色，再次挤压他们。那时他们将会遭到同样的苦难，却没法再次进行补救。土地要从他们手中流失，他们只有等待死亡。

    对待印第安人，联邦政府实行的政策没有各州那样贪婪和暴虐。但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都不守信用。

    这些州把它们所谓的法律恩典施于印第安人时，就已经预料到了印第安人宁愿选择远走他乡，也不愿意接受这些法律的束缚；而且中央政府给这些不幸的人在西部安排永久住所时，它也不是不知道不能保证他们可以永久住下去②。

    这些州把野蛮人撵走时全靠暴力；联邦政府则利用它的许诺和财力，帮助这些州驱逐了野蛮人。虽然措施不同，但是它们追求的目的是一致的③。

    柴罗基部在提交国会的请愿书④中他说道：“奉统治宇宙的我们的在天祖先之旨

    ①1790年在同克里克部签订的条约中有这样一条：“合众国庄严地保证，在联邦境内凡克里克部占有的土地，均属于该部。”

    1791年7月（2日）在同柴罗基部签订的条约中，也有类似的内容：“合众国庄严地保证，凡以前柴罗基部没有让出的土地，均属该部（第七条）。如果某一合众国公民或者其他任何印第安人迁到柴罗基部境内定居，合众国则将撤销对该公民的保护，将他移交柴罗基部，他的处分将由该部决定（第8条）。”（参看《印第安人条约、法令及有关印第安人事务条例集》第117页，华盛顿，1826年）②这并没有阻止它冠冕堂皇地作出保证。请看，1829年3月23日总统致克里克部的信（见《纽约市印第安人事务管理处文件集》第5页）中写道：“在大河（密西西比河）彼岸，为了让你们到那里安家立业，你们的祖先早已准备好大片的土地。在那里你们的白人兄弟不会打扰你们，对你们的土地他们没有任何权利。

    在那里，你们可以使自己和子女像草木长青和永流不止的河水那样，过着安宁舒适的生活。那里的一切永远是属于你们的。”

    1829年4月18日在陆军部长给柴罗基部写的一封信中，这位官员告诉他们不要以在现今居住的土地上安居乐业而自满，他保证他们搬到密西西比河彼岸后会比现在更好（同上文件集第6页）。现在这项权限他也没有拥有，在当时好像他就拥有了似的！

    ③要想明确了解各州和联邦对待印第安人的政策，应当首先查阅各州有关印第安人的所定的法律〔这些法律汇辑于第二十一届国会第319号立法文件（参议院第二次会议第319号报告）〕，其次查阅联邦政府关于这个问题所定的法律，特别是1802年3月30日法令（这项法令收于斯托里：《美国法律》）第2卷第838以下各页。要想了解联邦与所有印第安部落关系的现况，可以参看美国陆军部长卡斯先生1823年11月29日的报告。

    ④1829年11月19日提出。以下的引文是逐字译出来的。意，美洲的红色人种变得弱小了，白色人种变得强大和有名了。”

    “你们的先人在登上我们的海岸时，红色人是强大的；尽管当时红色人无知和野蛮，但是却以和善的态度接待了他们，让出干爽的土地并且供他们疲劳的双脚休息。

    当时我们的先人和你们的先人，握手言欢，和平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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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4章 概述美国境内的三个种族的现况及其可能出现的未来 (5)

    “凡是白人提出的要求，印第安人没有不欣然答应的，并且都予以满足。印第安人当时是施主，白人是乞者。今天局面却改变了：红色人的力量被削弱了。邻居的人数增加，红色人的权力越来越小了。布满合众国各地的许多昔日强大的部落，而今能免于大灾大难的已经所剩不多了。在我们当中往昔以强大著称的北方诸部落，如今也几乎灭绝。这就是至今美洲红色人的遭遇。”

    “我们幸免于难的这些红色人，难道也得一样去死吗？”

    “从无法追忆的远古时期起，我们共同的在天祖先，把我们现在所占据的土地给了我们的先人，我们先人把它作为遗产又传给了我们。我们以尊敬的心情把它保留了下来，因为这里有先人的遗骨埋藏着。什么时候我们会让出或者放弃这块遗产？请允许我们冒昧地问一问：除了继承权和最先占有权之外，还有什么更加充分的权利可以使一个民族拥有一片土地呢？我们知道，现在佐治亚州和合众国总统硬说我们已经丧失这项权利了。但是这是毫无根据的。

    在什么时候我们丧失了它？我们犯了什么罪行导致我们丧失这项权利呢？你们是在指责我们在独立战争时期在大不列颠国王的旗帜下曾经同你们打过仗吗？假如这就是罪行，那在这次战争后签订的第一个条约中，你们为什么没有指出我们已经丧失对土地的所有权呢？当时你们为什么没有在这项条约中加进去‘合众国愿意同柴罗基部媾和，但是为了惩罚它参战，兹宣布：只把柴罗基部视为土地的佃户，当与柴罗基部接壤的州要求它撤走时，它必须服从’这样的条款呢？你们那时是这样可以说的，但是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我们的先人也没有同意使他们丧失最神圣的权利和土地的条约。”〔托克维尔实际上是节译的。全文见第二十一届国会（众议院）第一次会议第311号报告第7页以及下面几页〕这是印第安人说的，而且都是实情。他们所预见的事，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了。

    无论从哪一方面考虑北美土著的命运，他们的灾难好像都无法避免：他们如果继续保持野蛮，白人就会一面前进一面驱赶他们了；他们如果想要避免开化，与比他们开化得多的人接触后，自己就要受到压迫和忍受贫困；如果从一块荒野继续漂泊到另一块荒野就会灭亡；如果设法定居，也还是会灭亡。只有依靠欧洲人的帮助他们才能开化，但是欧洲人的来临却让他们的处境更糟糕了，欧洲人又把他们驱回到野蛮的生活中去了。只要在荒野里继续生活下去，他们的民情就不会发生改变。当他们被迫去改变时，就为时已晚了。

    西班牙人曾用他们的猎犬像追逐野兽那样追逐印第安人。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像摧毁一座城市那样毫无怜悯地洗劫了新大陆。但是他们没能把印第安人杀光，疯狂也总有一个限度。幸免于难的印第安人，在大屠杀过后与他们的征服者融合，并且也接受了他们的宗教和生活方式①。

    与西班牙人相反的是，对待土著人，美国人表现得还比较讲究规矩和法制。如果印第安人愿意保持他们的野蛮状态，美国人决不干涉他们，而且是以独立的民族来看待他们。在按照条约中规定的手续购买以前，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侵占印第安人的土地。某一印第安部落因为不幸事故而在原地无法生活下去时，美国人就会伸出兄弟的手，把他们送到一个远离故土的地方去，让他们在那个地方自生自灭。

    西班牙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让自己遭到奇耻大辱，用史无前例的残酷手段，也没能灭绝印第安种族，甚至未能阻止印第安人与他们分享权利。美国人则用十分巧妙的手段，不慌不忙地通过合法的手续，以慈善为怀，避免流血，不违反伟大的道德原则②，都实现了双重目的。消灭人是通过尊重人道的法律途径来进行的，这是美国人的一绝。

    在美国的黑色人种的处境③和他们的存在给白人带来的危险废除蓄奴制和消除其一切痕迹为什么在现代比古代更为困难——在美国，对黑人的偏见似乎随着蓄奴制的废除而日益加深——在北方和南方各州黑人的地位——为什么美国人要废除蓄奴制——让奴隶致蠢的奴役不再能使奴隶主发财致富——俄亥俄河左岸和右岸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应归因于什么——随着黑色人种向南方退却蓄奴制也转移至南方——这一现象怎样解释——废除蓄奴制在南方所遇到的困难——将来的危险——人们的忧虑——在非洲建立一个黑人殖民地——南方的美国人为什么在厌恶蓄奴制的同时反而加剧了这种制度的残酷性印第安人生存在孤立状态中，并将被消灭于孤立的状态中。黑人的命运却几乎总要和白人的命运交织。这两个种族互相联系，却不混为一体。既不能把它们完全分开，又不能使它们完全结合。

    ①在本书第一版的发行期间，跟我一同前往美国旅行的古斯塔夫·德·博蒙先生正在写作一本题名为《造成这种结果的荣誉，不该属于西班牙人》。如果在欧洲人来到之前不是印第安诸部已经定居务农，也无疑使南美的印第安人会像北美的印第安人那样走向灭亡了。

    ②有关这一点，首先应当看一看1830年2月24日以印第安人事务委员会的名义的贝尔先生提出的报告。

    在这份报告的第5页，他以非常合乎逻辑的推论旁证博引地论证：“印第安人绝对没有权利因为他们祖先的占有而拥有产权和主权，我们从来没有公开或暗自放弃过这一主要原则。”

    听到这份出自一位高手的报告时，我们真为作者的信口开河而吃惊，他的论据不以自然权利和理性为基础，即被他称为抽象的理论原则。其次我感到，文明人和未开化人之间存在的差别，以是否合乎正义的观点来看，就在于前者对后者的权利的正义性提出疑义，而后者听任前者侵犯自己的权利。

    ③在讲述这个问题之前，请读者回想一下我曾在本书的绪论里提到的一本书。这本书即将出版，它的作者是一起同我去美国考察的古斯塔夫·德·博蒙先生，他的主要目的是让法国明白在美国黑人处于什么地位。德·博蒙先生深刻地阐述了我只能在这里略加说明的问题。

    他的书里收藏了大量珍贵的、从未发表过的立法文件和历史文献，并且附有鲜艳而真实的图片。凡想要了解一旦统治违反自然和人道将是如何逐步加剧压迫的读者，不妨去读一读这本著作。在威胁美国的未来的灾难中，最可怕的是黑人出现在这片国土上。虽然观察家们的出发点不同，但他们在考察美国目前的困境和未来危险的原因时，总是要归结到这一主要事实。

    一般来说，人们好高骛远和拼命追求，常常会导致长期的灾难。然而有一种灾难却悄悄地降临于世界上：它最初是以人们刚能察觉的形式出现在一般的权力滥用之中，肇始于历史上没有留下名字的一个人之手；随后，它像可怕的病菌被撒在大地的某一些点上那样，经过自身的繁殖，轻易向四处地蔓延，随着它所在社会的发展自然地成长起来。这个灾难就是蓄奴制。

    最初的基督教废除了奴役，而在16世纪，基督教徒又将它恢复了。但是他们决不是把它作为一种例外实施于他们的社会，这种实施是针对一个种族的。他们使人类再次受到创伤，虽然这次创伤的规模不大，但是要治愈它就困难多了。

    对蓄奴制本身和蓄奴制后果这两件事要加以区分。

    蓄奴制造成的直接灾难，在古代和现代基本是一样的；而这种灾难的后果，在现代就与古代大不相同。在古代，奴隶与主人属于同一种族，奴隶的教育和知识水平往往要高于他的主人①。他们之间的唯一差别是有无自由。奴隶一旦拥有自由，奴隶与奴隶主就容易混为一体。因此古代人取消蓄奴制的办法非常简单：就是把自由给予奴隶，而且他们只要普遍采取这个办法，就会获得成功。

    但在古代，取消奴役以后，奴役的痕迹还在一个时期内继续存在着。

    有一种偏见让人看不起比自己地位低的人，而当这些人与自己平等以后，他还会长期看不起人家。在财富或者法律造成不平等之后，总是有一种扎根于民情的想象的不平等产生出来。但是在古代，奴役的这种第二次效果有一个限度。一旦奴隶获得自由后，与生来自由的人就将完全一样，以致很快就难以把他与那些自由人区别开来。

    改革法制是古代人的最大困难，改变民情是现代人的最大困难；现代人的真正困难又和古代人所要解决的困难有联系。

    因为现代人把蓄奴制的无形的和短期的压迫与种族差别的有形的和长期的压迫极为有害地结合在一起了。每当回忆起蓄奴制，某些种族就会感到耻辱，而且这些种族又难以摆脱这种回忆。

    非洲人没有一个是自由来到新大陆的海岸的。因此今天居住在新大陆的非洲人，不是奴隶就是已经解放了的奴隶。于是，黑人将其耻辱的外在标志传给了他们的后代。奴役可以被法律废除，但是抹去奴役的痕迹唯有上帝能做到。

    现代的奴隶与奴隶主不仅在自由上，而且在族源上，都是不同的。你可以让黑人获得自由，但是你却无法让欧洲人把他们当成是同类人。

    ①大家知道，一些古代著名作家就是奴隶或者曾当过奴隶。希腊的伊索和罗马的忒伦底乌斯就是这样。

    被蛮族抓去当俘虏的奴隶很少，蛮族的战争目的是要奴役文明人。

    情况还不仅仅如此。他们生下来就低人一等，是以奴隶的身份进入社会的异类，我们只勉强承认他们有人类的一般特点。我们觉得他们的面貌可憎，智力有限，趣味低下，几乎把他们视为介于人兽之间的生物①。

    现代人在废除蓄奴制以后，还要破除比蓄奴制还要不好对付的三个顽固偏见。这就是奴隶主的偏见、种族的偏见和肤色的偏见。

    我们有幸生在大自然让我们都相似和法制让我们都平等的人们中间，但是这一情况也使我们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这个困难就是让我们很难理解那条把美国黑人与欧洲人隔开的鸿沟。但是我们可以用类比推理的方法得出一个不会特别离谱的看法。

    在我们国家，有过一些主要由立法所造成的较大的不平等。纯粹由法律规定的尊卑，是人们所能想象出来的最大虚构！这分明是在同类人之间建立的永恒差别，是对人性的最大程度的违反！这种差别却存在了数个世纪，现在仍然存在于许多的地方，并到处留有只有时间才能抹去的存在于想象中的痕迹。既然纯粹由法律规定的不平等都如此难以根除，那么怎样才能消除那种看起来还有不可动摇的基础的不平等呢？

    至于我，当我想起一些贵族团体，不管性质如何，不管怎么脱离人民群众；一旦想起这些贵族团体时，为了将把它们与人民群众隔开的思想屏障保护起来，一连几个世纪煞费心机时，要想看到一个举着鲜明旗帜的贵族制度自动消灭，我觉得是没有希望的。

    因此我认为，那些希望欧洲人与黑人会有一天混为一体的人，是在异想天开。我的理性告诉我，这一天是不会到来的；我在观察事实时并没有见到此种形迹。

    凡是白人强大的地方，迄今为止黑人都处于屈卑和被奴役的地位；凡是黑人强大的地方，黑人就会消灭白人。这两个种族之间向来如此，他们唯一的结局只能是这样。

    现在来谈今天的美国。我清楚地看到在一些地方，正在消除把两个种族隔开的法律屏障，但是民情方面的屏障并没有被消除。我发现，蓄奴制衰弱了，可它所造成的偏见还在。

    美国的有些地方，黑人已经不再是奴隶，他们与白人是不是更接近了呢？在美国待过的人都会看到相反的情况。

    在已经废除蓄奴制的州，我觉得种族偏见反而比在尚保存蓄奴制的州更加强烈；没有一个地方的种族偏见像在从来不知蓄奴制为何物的州那样不能令人容忍。

    不错，法律在联邦的北部，准许黑人与白人合法结婚，舆论却要辱骂与黑人女人结婚的白人男人了，这种婚配的例子也难以见到。

    凡是废除了蓄奴制的州，都差不多授予了黑人以选举权；但是他们如果去投票，就会遭遇生命危险。受到迫害时他们可以去告状，但是当法官的都是白人。法律准许黑人充当陪审员，偏见却排斥他们出任陪审员。为欧洲人子女开设的学校，黑人的子

    ①为了让白人放弃关于黑人智力和道德都不如古代奴隶的观点，黑人必须去转变，如果不能转变，白人的这种观点仍将存在下去。女不能进去。在剧院里，黑人即使有钱也买不到和曾经是他们主人的白人并排的票。

    他们在医院里与白人分开。虽然黑人也和白人一样做礼拜，但是不能在同一教堂里祈祷。黑人有自己的教士和教堂。虽然天堂的大门没有对他们关闭，不平等的地位却让他们停在来世的墙外。当黑人死去时，他们的尸骨就被扔到一旁，身份的差别甚至造成了死后的不平等。

    可见，虽然黑人获得了自由，但是他们并没有分享到向他们宣布的权利、苦乐和劳动机会，甚至死后都进不了同一墓地。无论是在生前，还是在死后，他们与那些人都无法做到平等。

    在南方仍然保存着蓄奴制，黑人与白人的隔离还没有如此严格。有时候黑人还能与白人一起劳动和娱乐，在一定范围内白人也同意与黑人在一起。对待黑人的立法很严，然而人们的习惯却有着比较宽容和同情的精神。

    第65章 概述美国境内的三个种族的现况及其可能出现的未来 (6)

    南方的奴隶主不怕把奴隶的能力提高到与自己相等的水平，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有权随意把奴隶投进垃圾堆里。在北方，虽然白人把自己与劣等种族之间的壁垒不再看得那样森严，但他们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同黑人接触，唯恐同黑人混为一体。

    在南方的美国人中间，有时候造物主收回它的权力，让白人与黑人之间暂时恢复平等。在北方，骄傲感已经达到让人的真实感情都不敢流露的地步。北方的立法者如果宣布黑人女人无权与白人男人同床共枕，北方的白人男人倒是也可能找一个黑人女人作为临时伴侣；然而如果法律允许她可以成为他的妻子，他出于害怕心理反而不敢接近她。

    所以在美国，排斥黑人的偏见仿佛随着黑人不再是奴隶而加深，日常生活中的不平等也随着法律废除不平等而加强。

    但是，居住在美国的这两个种族的地位既然对比悬殊，那么美国人在北方为什么废除了蓄奴制，在南方却还保留着蓄奴制呢？为什么他们又使蓄奴制的残酷性更加严重了呢？

    答案非常容易找到。这是因为基于白人的利益美国才废除了蓄奴制，而并不是基于黑人的利益。

    1621年左右，第一批黑人被输入弗吉尼亚①。因此美国也像世界其他地方一样，蓄奴制始于南方，从南方逐渐向其他地方发展。但奴隶的人数仍然是越往北越少②。所以，新英格兰很少见到黑人。

    ①参看贝弗利：《弗吉尼亚史》；《杰斐逊回忆录》。对弗吉尼亚输入黑奴和1778年颁布的禁止输入黑奴第一个法令，后者作了极为详尽的叙述。

    ②虽然北方的奴隶人数不多，为获得贩卖奴隶的好处进行的争论却要比南方激烈。纽约州的立法机构1740年宣布：尽量应当鼓励直接输入奴隶，并将走私贩子严惩，走私会挫败正直商人的积极性。

    （肯特：《美国法释义》第2卷第206页）（托克维尔所引系在纽约印行的1827年第一版）。在《马萨诸塞历史学会论丛》第4卷第193页上，记载有对新英格兰蓄奴制的贝尔纳普的详尽论述。据贝尔纳普说，新英格兰始于1630年输入黑奴，但是从一开始输入黑奴，立法当局和社会舆论就有反对蓄奴制的表示。（托克维尔所引的部分，记载在1795年出版于波士顿的该论丛第191页及以下各页）从中可知，开始是舆论，随后是法律，最后使蓄奴制废除。

    等到一些殖民相继地建立起来时，时间过去已经100多年，一个奇怪的现象开始引起大家的注意。几乎没有奴隶的地区，在人口、财富和福利方面，发展得都比拥有奴隶的地区迅速。

    在没有奴隶的地区，居民要自己种地或者雇人种地；在有奴隶的地区，居民有不必付酬而供自己使用的人手。前者虽然要自己出力出钱，但是后者可以安闲自在和省钱，但是前者却总比后者收益更多。

    这样的结果很难解释，南北的移民因为都同样是欧洲人，有着同样的习惯、文明和法制，只是在一些不甚明显的细节上略有不同。

    时间继续前进。越来越多地英裔美国人从大西洋沿岸离开，开进了西部的荒野。

    在那里他们找到了新的土地，适应了新的气候，各种性质的障碍都被克服了。各方的人都混在了一起：有的人是从南北上，有的人是从北南下。这些因素都同步地导致了一样的结果。一般来说，没有奴隶的殖民地，比盛行蓄奴制的殖民地要越来越人多、越来越繁荣。

    随着各殖民地的发展，人们开始隐约地发觉：奴隶被如此残酷地奴役，正在对奴隶主造成致命的后果。

    而当在俄亥俄河两岸视察时，你会发现这个真理最为真实。

    这条被印第安人亲切地称为“美丽的河”的俄亥俄河，流经有史以来人们居住过的最好的河谷之一。在俄亥俄河的两岸延展着起伏不平的土地，都在为人们每天提供用之不竭的财富。在河的两岸，空气有益于健康，气候也温和宜人。在河的每一岸，各是一个土地辽阔的大州的边界。在左以蜿蜒曲折的俄亥俄河水为界，名为肯塔基州；在另一岸的州以河名为州名。这两个州的唯一差别，就是肯塔基州允许蓄奴，而俄亥俄州则不准存在奴隶①。

    一个人乘船沿俄亥俄河而下，旅行到该河一直注入密西西比河的河口，就像在自由和奴役之间航行。只要他放眼看一下两岸，就可以立刻断定哪一岸对人类而言是更为有利的。

    在河的左岸，人烟稀少，偶尔见到在半荒半垦的土地上一群奴隶无精打采地游荡，原始森林被砍伐后又长出新树。社会可以说已经入睡，人们懒散，只有大自然还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色。

    反之，从这条河的右岸可以听到机器的轰鸣，说明在远方有工厂。田里的庄稼长得茂盛，雅致的房舍显示出农场主的爱好和兴趣，到处是富庶的景象。这里的人们看似都

    ①不仅俄亥俄州不准蓄奴，而且已被解放的黑人禁止其入境，任何人都不准收容他们。参看俄亥俄州的法令。很有钱，并且感到很知足，因为这是自己的劳动成果①。

    肯塔基州建成于1775年，俄亥俄州比它晚建12年。美洲的12年胜过欧洲的50年。

    俄亥俄州的人口现在已经比肯塔基州多了25万②。

    蓄奴制和自由造成的后果不同是不难理解的，而且足以说明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差异。

    人们在俄亥俄河左岸，把劳动与奴役混为一谈；在这条河的右岸，人们则把劳动与致富和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劳动在左岸是下贱的，而在右岸却是光荣的。白人劳工在河的左岸是见不到的，因为白人害怕与奴隶混在一起，黑人去做一切的苦活。而很难在河的右岸找一个懒汉，所有的精力和智慧，白人都用于各种劳动。

    在肯塔基州生产物质财富的人，因此既没有热情又没有文化；而能够有这两种东西的人，不是什么也不干，就是渡过俄亥俄河，到对岸去发挥自己的才智，并且不受侮辱地运用才智。

    在肯塔基州，奴隶主不必付酬，但是奴隶的劳动成果并不大，而且他们付给自由工人的钱，大大高于工人劳动价值的应得收益。

    对自由的工人要付酬，他们的工作效率比奴隶要高，而工作速度就是经济效益的主要因素之一。他们的劳动力被白人出卖，但是他们的劳动力只在有用时才会有人购买。黑人不要求付酬，但是奴隶主却要养活他们一辈子，也就是在他们的老年和壮年，在不能创造收益的童年和精力旺盛的青年，在生病和健康时期，奴隶主都得养活他们。因此要使这两种人劳动，同样都得付酬。自由的工人所得的是工资，花在奴隶身上的钱，则是教育费、扶育费、生活费和服装费。为养活奴隶支付的费用，是长期的和不定的，所以不容易引人注目。自由工人的工资则要整笔支付，得到钱的人好像发了财。然而最后算起来，使用奴隶的花费要大大高于雇用自由工人的花费，奴隶的劳动效益却并不高③。

    蓄奴制的影响比这还要广泛。甚至它已经触及奴隶主的心灵，特别是能够左右他们的思想和爱好了。

    在俄亥俄河两岸，虽然造物主让人们具有大胆敢干和坚定不移的性格，但是在发挥这个共同品质时，河两岸的人们却有不同表现。

    ①在俄亥俄州，不仅个体劳动者积极，州政府还建有巨大的项目。比如，在伊利湖和俄亥俄河之间开凿了一条运河，联结起了密西西比河流域与北方的水系。有了这条运河，欧洲商人来纽约做生意才可以经由水路穿过约500多里的陆地到达新奥尔良。

    ②1830年人口普查的精确数字显示，肯塔基州的人口为688844人，俄亥俄州的人口为937699人。（根据此次的人口普查报告，后者应为937679人）③除了到处都有自由工人以外，他们比奴隶的劳动更有效率和更省费用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只有美国才有的原因应当指出。在美国全境，只有密西西比河流入墨西哥湾的河口一带适宜种植甘蔗。在路易斯安那种植甘蔗收益最大，因此任何地方的农民都没有在这里赚钱多。因为资本和产品之间总有一定的比例关系，路易斯安那的奴隶生活费用也因此较高。但是在路易斯安那加入联邦后，它从美国各地输入奴隶，导致新奥尔良市场上一个奴隶的价格就高于其他所有市场。在土地的生产效益小的地方，使用奴隶种地的费用高得惊人，这就提高了自由工人的竞争力。

    右岸的白人生活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并且人生的主要目的是追求物质福利。由于土地有供他们使用的取之不尽的资源，有吸引他们去争取的不断更新的迷人前景，所以他们的进取精神超过了人类贪心的一般界限，致富的欲望让他们大胆地踏上了为他们开辟的每一条幸运道路。不管他们是去当水手还是去开荒，不管去做工还是去种地，坚定不拔的毅力都在支持他们的劳动和克服不同行业可能遭到的风险。他们的聪明才智有不可思议的地方，他们争取胜利的决心包含着一种英雄主义的气概。

    左岸的美国人不仅轻视劳动，而且看不起劳动所成就的事业。他们悠闲自在地生活，有着懒汉的志趣。金钱在他们眼里，失去了一部分价值；他们追求财富的劲头，远远不如他们追求放荡与游乐；用于这方面的精力也不亚于他们的邻居在其他方面的精力。他们热爱打猎和打仗，疯狂地消耗体力。玩枪动刀就如家常便饭。从很小的时候开始，他们就学会在单人搏斗中玩命。因此，蓄奴制不但没有使白人发财致富，反而打消了他们发财致富的愿望。

    同样的原因，200年来在北美的英国殖民地一直起着各自不同的作用。以致在南方人和北方人的经商能力之间出现了惊人的差别。在今天，只有北方有航运业、制造业、铁路和运河。

    这些差别不仅在对比南北方时可见，在对比南方各地的居民时也可以发现。在最南的几个州里经营商业和想从蓄奴制中得到好处的人，几乎都是来自北方。现在，这一地区每天都有北方人前来，因为在这里不必担心竞争。他们发现这里的资源还没有被当地人注意，于是就利用他们本来反对的制度，去汲取比建立这个制度并维护它的人的好处还要多的好处。

    再对比下去，我将不难证明：在性格上美国南方人和北方人表现出的差异，几乎全部来自蓄奴制。但是这会使我离题，我现在所要考察的不是奴役已造成的后果，而是奴役将会给对赞同奴役的那些人或那些地区带来什么影响。

    蓄奴制对财物生产的影响，在古代没人能充分理解。奴隶当时普遍存在于整个文明世界，不知道奴隶为何物的民族都是蛮族。

    基督教废除蓄奴制，不过是替奴隶争取了权利而已。人们现在可以用奴隶主的名义去攻击蓄奴制，因而在这一点上利益和道德就协调一致了。

    随着这个真理在美国变得日益明显，蓄奴制在经验的光照之下开始节节败退。

    始于南方的蓄奴制随后又发展到北方，然而今天正在败退。自由发轫于北方，不断向南方推进。在一些大州当中，现在宾夕法尼亚州是蓄奴制的北限；在这个州里，蓄奴制已摇摇欲坠。紧挨着宾夕法尼亚州南界的马里兰州，都在准备废除蓄奴制。马里兰州下方的弗吉尼亚州，已经在讨论蓄奴制的功用和危险了①。

    ①方才我提到的最后两个州，要求它们废除蓄奴制是出于一个独特的理由。

    在这一地区的老户联邦居民的财产，积蓄起来的主要是依靠种植烟草。这里的奴隶全都（下转245页）人类的各项制度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几乎没有不涉及继承法的。

    长子继承制通行于南方时，每个家庭都有不需劳动而且也不想劳动的一个富人为其代表。那些依法没有与他同样权利继承遗产的家属，像寄生植物攀沿在一棵大树上那样，围着他过着同样的生活。那时美国南方的一切富裕家庭中的情景，在今天欧洲某些国家的贵族家庭中仍然可见。在这些贵族家庭中，虽然弟弟妹妹不如哥哥姐姐富有，但是与他们同样地游手好闲。

    这个相同的后果，仿佛是由于类似的原因而产生于美洲和欧洲的。在美国的南方，白人形成了一个贵族的集团，由一定数目的特权人物领导。特权人物的这些财产是世袭的，他们的悠闲生活也是辈辈相传的。这些美国贵族的领袖，使白色人种的传统偏见继续存在于他们所代表的集团之中，体面地保持着悠闲自在的生活。在贵族集团的内部也可以见到一些穷人，但他们并不是劳动者。他们宁可受穷也不愿意找点活干。黑人工人和奴隶因此便不会遇到任何竞争，并且不管白人对他们的劳动成果持有什么看法，都非得雇用他们不可，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够替白人劳动。

    废除长子继承法以后，各种财产就开始分散化小，所有的家庭也因此必须依靠劳动维持生计。现在有一些家庭已经消失，而且所有的家庭都预感到，以后的日子必须自食其力。虽然今天还有一些富人，但是他们已经不能形成紧密结合的世袭集团了。

    他们也不可能再有壮大自己和影响社会各阶层的精神力量了。因此大家开始一致放弃轻视劳动的偏见。穷人的数目增加了，但是可以自食其力就不觉得脸红了。因此，平等地分配财产最直接的成果之一，就是创造了自由的工人阶级。自由工人同奴隶竞争以后，就暴露出奴隶的劣势来，而蓄奴制本身的原则，即要维护奴隶主利益这个原则也受到了打击。

    随着蓄奴制的败退，黑色人种也踏上蓄奴制的退路，一起回到了当初他们离开的热带地区。

    第66章 概述美国境内的三个种族的现况及其可能出现的未来 (7)

    这个现象最初令人觉得奇怪，但不久就被人们理解了。

    在废除奴役的原则上，美国人并未让奴隶自由。

    如果我不举出一个例子，对我以后的叙述，读者恐怕就很难理解了。我现在举纽约州的例子。1788年，纽约州在境内禁止买卖奴隶。这是以间接办法禁止奴隶的输入。黑人的人数从那以后只是依靠自然繁殖而增加。该州8年以后采取了果断的措施，颁布法令：从1799年7月4日以后，凡是父母均为奴隶的新生儿，一律获得自由。于是，一切使奴隶人数增加的途径均被堵死。虽然还有奴隶，但蓄奴制可以说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北方的一个州禁止输入奴隶以后，就没有人从南方向北方贩卖黑人了。

    （上接244页）替人种植这种作物。多年以来，烟草逐渐失去可赚大钱的价值。而奴隶的价格仍然保持原样。生产费用与产品的比例已经因此改变。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白人居民，不管他们仍用奴隶种植烟草，还是已经不种植烟草，不使用奴隶了，都觉得自己的处境不如30年以前了。

    从北方不准买卖黑人开始，这种不再是得心应手的财产持有人虽然在北方无法出售奴隶，但只要他们向南方输送奴隶，还是可以获利的。

    在北方的一个州宣布奴隶的子女出生后获得自由的时候，虽然奴隶因此而失去被人出售赚钱的大部分价值，但是把他们输送到南方，还是可以赚一笔大钱的。

    因此，一条同样的法令，虽然让南方的奴隶无法来到北方，但却又把北方的奴隶赶到了南方。

    然而在这里还有一个原因比我所说的还要强而有力。

    一个州的奴隶人数减少，该州就日益感觉需要自由的工人。自由工人随之进入工矿企业，奴隶劳动的生产效益就日趋降低。奴隶就因此而成了价值不大或者用处不大的财产。

    但在南方使用奴隶，还能得到很大的收益，因为那里的竞争不大。

    废除蓄奴制因此并没有使奴隶自由了，而只是使奴隶的主人改变了，即把奴隶从北方送到了南方。

    至于已经获得自由的黑人和在蓄奴制被废除后出生的黑人，虽然他们没有离开北方去南方，但他们的处境在欧洲人中间，与土著的印第安人并没有区别。在远比他们有钱和有知识的白人中间，他们是半开化的和没有权利的人。他们既是法律的虐待对象①，又受民情的排斥。他们在某些方面比印第安人还要可怜。一想起奴役他们就不能自抑，不能像印第安人那样提出原来某块土地是自己的。他们中有许多人都在饥寒交迫中死去②，而其余的人就在一些城市里聚居，做粗活，过着悲惨的朝不保夕的生活。

    而且，黑人的人数虽然仍按照他们未获自由时期的速度增长，但是白人的人数却在蓄奴制被废除后以两倍于从前的速度增长，不久以后，黑人就将淹没在白人的人海之中。

    奴隶居住的农业地区，比白人聚居的农业地区人口少。由于美国是一个新的国家，所以在废除蓄奴制的时候，一个州多半尚有一半的土地没有人居住。刚刚一个州取消奴隶身份之后，就立即感到自由工人的匮乏，于是成群结队的大胆冒险家，就从四面八方拥了进来。他们赶来的目的，是想从刚刚对实业开放的新资源中牟取利润。把土地分给他们，在分得的每块土地上白人的家园被建立起来。就这样欧洲的移民不断开进了废除蓄奴制的各州。到新大陆寻找安乐和幸福的欧洲穷人，如果停在视劳动为下贱事的地区，他们能干什么呢？

    由于自然繁殖，也由于大量的移民，白人的人口迅速增加起来；黑人的人口却没有得到移民的补充，因而日渐减少。两种人口之间的比例，不久就颠倒过来。黑人变

    在大部分西部的州里，至今尚无黑人；在所有的北方州里，黑人也日渐减少。因此黑人将来的重大问题，将是他们日益被挤到一个狭小的地区。虽然这个问题不那么令人担忧，但解决起来也并不容易。

    ①凡是已经废除蓄奴制的州，一般都让获得自由的黑人留在本州过着艰难的生活。在这一点上各州之间很有默契，不幸的黑人只能选择最坏的地方定居。

    ②在废除蓄奴制的各州，白人与黑人的死亡率对比悬殊。从1820年到1831年，每年费城白人的死亡率为42∶1，而黑人却为20∶1。在黑人奴隶中这个死亡率还不算是高的。（见埃默森：《医学统计》第28页，费城，1831年）（精确的数字为42.3∶1，黑人21.7∶1）成了可怜的破落户，成了居无定所的小小的穷困部族，在人口众多和拥有土地的白色人种之中消失。因而现在他们忍受不公正的和严酷的待遇而别无他法。

    随着黑人的南下，有效地废除蓄奴制就越来越困难。这个结果来自必须加以阐述的几个自然原因。

    第一个是气候。大家都知道，欧洲人越是靠近热带地区，劳动对他们就越困难。甚至大多数美国人断言，在那样的纬度下干活，最后只有死亡。而在那里黑人却能忍受而没有危险①。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个只能促使南方人变得懒惰的这个想法，是有一定经验作为基础的。美国的南方并不比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南方热②。在那里欧洲人为什么不能像在西班牙和意大利那样劳动呢？意大利和西班牙废除奴隶制度后奴隶主并没有死亡，联邦那么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呢？我不相信大自然由于怕佐治亚和佛罗里达的欧洲人累死而不让他们靠自己的土地谋生，但在那里他们肯定要比新英格兰的居民辛苦，收益却不如人家③。在南方，自由的劳动者也失去他们对奴隶的一部分优势，所以蓄奴制的废除就延缓了。

    欧洲的作物能在联邦的北方生长，但是南方却有其独特的产品。

    人们发现，利用奴隶种植，是一种昂贵的经营方式。在没有蓄奴制地区种植小麦的农户，已经习惯于少雇长工，只在播种和收割的季节多雇一些短工，并且供给他们临时的食宿。

    在有蓄奴制的州经营农业的人，为了完成只需要几天就可以完成的收割和播种工作，也得长年养活一大批奴隶，奴隶不像自由工人那样依靠自己的劳动生活，而是等待别人来雇他们。为了使用奴隶，就必须把他们买下来。

    除了这些不利因素，田间作业的性质，在种植谷物的地方，蓄奴制也不如在种植其他作物的地方适用。

    种植烟草、棉花，特别是甘蔗，与种植小麦不同，它要求不断地进行田间管理。

    妇女儿童在这时候都能派上用场，种植小麦却不是这样。从田间作业的性质来说，蓄奴制是更适合种植我刚才提到的那几种作物的。

    烟草、棉花和甘蔗只适于生长在南方，它们是当地的主要财源。南方废除蓄奴

    ①种植水稻的地区的确是如此。稻田在各地有害健康，尤其在烈日炎炎的热带是更为危险的。欧洲人如果一定要生产大米，他们在新大陆的这一部分种植水稻，当然必定会吃一些苦头。但是不种水稻就不能生活了吗？

    ②南方的几个州都比意大利和西班牙离赤道近，但是和欧洲大陆比美洲大陆要冷一些。

    ③西班牙人以前把亚速尔群岛的一些农民运到路易斯安那的一个叫阿塔卡帕斯的地方。这是一次实验，所以对这批农民也没有实行蓄奴制。这些人今天仍在那里种田而不是奴隶，然而他们的种田技术很差，以至于仅能维持生活。

    制，就要面临以下的抉择：要么必须改变原来的耕种制度，在劳动和经验上同北方人展开激烈的竞争；要么仍然种植原来的作物而不使用奴隶，和没废除蓄奴制的南方其他州展开竞争。

    由此可见，南方有其保留蓄奴制的独特原因。

    在这方面，还有一个比其他所有都更为有力的理由。南方其实本来也是可以废除蓄奴制的。但是，黑人将怎样安置呢？废除蓄奴制和解放奴隶在北方是同时进行的。

    同时获得这个双重结果在南方是没有希望的。

    为了证明蓄奴制在南方比北方更加合乎自然，更加有利，我只要指出南方的奴隶人数非常多就可以了。输入第一批非洲人的是南方，南方也使奴隶人数日益增加。越往南去，以悠闲自在为高尚的偏见就越强。在临近热带的几个州里，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中没有一个白人。南方的黑人人数因此自然多于北方。像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的，这种趋势还在日益加强，联邦的北方一旦废除蓄奴制，黑人就会向南方汇集。南方黑人之所以增加的原因，不仅和人口的自然繁殖有关，而且还有北方黑人的被迫南迁有密切关系。南方非洲人种的激增原因，同在北方的欧洲人种迅速增加的原因是一样的。

    在缅因州，每300个居民中有一个黑人。在马萨诸塞州，这个比例为100∶1，在纽约州为100∶2，在宾夕法尼亚州为100∶3，在马里兰州为100∶34，在弗吉尼亚州为100∶42，而南卡罗来纳州的比例竟然达100∶55①。这是1830年黑人与白人人口的比例。这个比例后来不断改变：黑人在北方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而在南方则越来越大。

    显而易见，联邦最南的各州如果像北方各州一般去废除蓄奴制，一定会遇到北方各州不必担忧的严重危险。

    北方各州是怎样废除蓄奴制和解放奴隶的我们已经都看到了。它们用使活着的黑人一代仍然为奴，而只能解放他们的新生子女的办法，使得黑人被逐渐吸收到社会里来；对那些解除其奴隶身份后滥用他们有可能获得的自由的人，要事先教育他们管理自己并且享用自由，之后才能解放他们。

    这种办法在南方实行起来就有困难。如果宣布从某年某月开始准许黑人的新生子女获得自由，就会使自由的原则和思想进入奴隶们的心里，让按立法规定身为奴隶的黑人看到自己的子女自由获得后，就会对他们之间出现的命运不平等表示惊讶，并且焦急和气愤。于是，蓄奴制便在他们的眼目中失去历史和习惯为它创造的道德力量，

    ①根据美国人凯里在1833年发表的关于移民协会的通信记载：“40多年以来，南卡罗来纳州黑人的增加速度大大高于白人。统计最先使用奴隶的南方五个州——马里兰州、弗吉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的人口时，我们发现从1790年至1830年期间，这5个州的白人人口增加了80%，而黑人人口增加了112%。”（凯里著作的全称、出版地、出版年及引用页码为：《关于殖民社会及其可能结果的信札》，费城，1833年，第12页及下面的几页）1830年，美国白人和黑人的人数分别如下：已废除蓄奴制的各州共有白人6565434人，黑人120520人，仍然保留蓄奴制的各州共有白人人口数为3960814，黑人为2208102。而变为一目了然的暴力的滥用。北方就不担心黑人进行这样的对比，北方的黑人为数极少，白人为数甚多。而一旦自由的曙光在南方普照200多万黑人，压迫者就必定要发抖。

    在奴隶的子女被解放以后，南方的欧洲人很快就被迫把同样的好处普及于全体黑色人种。

    在前面我已经说过，在美国的北方，自从蓄奴制废除以后，甚至预计即将废除蓄奴制的时候，一种双重运动就已经开始了：奴隶们离开北方被送往南方；他们的位置就由北方各州的白人和欧洲的移民来填补。

    这两种情况无法同样地出现在最南面的几个州。一方面是那里的奴隶人数太多，无法把他们迁出去；另一方面是欧洲人和北方的英裔美国人，也不愿意去劳动还没有恢复其荣誉的地区定居。他们还有理由认为，在黑人的人数超过或者等于白人的州里，容易遇到不幸，他们因此而怀有戒心，不敢到那里去创业。

    因此南方人在废除蓄奴制后，无法像北方同胞那样使黑人逐渐获得自由。他们不但没有使黑人大量减少，而且继续容纳黑人。这样下去，只要几年工夫，在一个国家之中就将出现与白人几乎平等的庞大的黑人自由民族。

    如今这种以滥用权力维持蓄奴制的办法，就可能成为那时候让白人胆战心惊的严重危险的根源。现在，只有欧洲人的后裔拥有土地，他们就是一切实业的主人，只有他们有钱、有知识和军队。在这些方面黑人一无所有，但是他们没有这些东西时也能活下去，因为他们是奴隶。如果自由了，需要自食其力了，没有这些东西他们还能维持生活吗？在蓄奴制存在时期白人所做的一切，在蓄奴制废除后就有遭到破坏的危险。

    继续让黑人处于奴隶地位，就可以促使他们保持近乎野蛮的状态。他们如果自由了，就无法阻止他们增长知识，从而知道自己不幸的严重程度和找到根除不幸的办法。而且，还有关于相对公平的一个重要原则在人心之中牢固地扎根。同一阶级内部存在的不平等大大高于不同阶级之间的不平等。人们可以看到蓄奴制的存在，但是怎么能理解长期以来几百万公民忍受的耻辱和遭到的那些苦难呢？已经获得解放的黑人，在北方仍在忍受这种苦难和遭到不公正待遇，他们的力量很小，人数也在日益减少。而在南方黑人的人数很多，力量也大。

    如在一块土地上白人与被解放的黑人同住，把彼此视为异族，则不难预见会出现两种可能：黑人与白人不是将要完全混为一体，就是将要永远分离。

    在前面我已经表示对第一种可能的看法①。我不认为将来会有一天白人和黑人在某个地方以平等的资格一起生活。

    第67章 概述美国境内的三个种族的现况及其可能出现的未来 (8)

    ①这个看法已经得到更有权威的另一个想法的支持。例如，《杰斐逊回忆录摘要》中写道：“黑人解放的命运，再没有什么东西比它写得更清楚的了，再没有什么东西比完全自由的两个种族在同一政府下的整合困难写得更明确的了。在两者之间，性格、习惯和观点划出了不可逾越的界限。”（见康塞伊编：《杰斐逊回忆录摘要》）。（托克维尔的引文摘自康塞伊编：《杰斐逊政治和哲学论文合集：回忆录和通信摘要》，2卷本，巴黎，1833年）这段引文亦见于《杰斐逊文集》（英文版）第1卷第49页。

    在我看来，这方面的困难在美国要比在别处大得多。一个人抛弃国家偏见、宗教偏见和种族偏见倒是有可能的，而如果是一个国王，在社会上他还会引起一场惊人的革命；整个民族恐怕无法这样超脱。

    如果一个强权的铁腕人物把美国人和他们先前的奴隶置于同一屋檐下，就有可能使他们混合起来。但是，只要还是由美国的民主来决定国家大事，做这样的设想就是难以想象的，而且可以预见，如果美国的白人越来越自由，这样的人也会越来越孤立①。

    在前面我说过，欧洲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真正的纽带是混血儿。同样，混血儿也是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真正桥梁。凡是黑白人混血儿多的地方，两个种族之间的混合就不是不可能的。

    美洲的有些地区，欧洲人与黑人的混血已经达到很难遇到一个纯粹白人或者纯粹黑人的程度，即可以说是两个种族已经达到混合的地步，或者说是出现了一个两者结合的与任何原来一方都不相同的第三种族。

    欧洲人中最少与黑人结婚的是英国人。美国南方的黑白混血儿要多于北方，但又远远少于欧洲人在美洲其他地区建立的殖民地。美国的黑白混血儿很少，本身毫无力量，在种族纠纷中一般都倾向白人一边，类似于在欧洲常见的那种大贵族的仆人以贵族自居而轻视普通人民的情况。

    这种种族骄傲被英国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又因民主自由所造成的个人骄傲而在美国人身上有所加强。美国的白人既自负于其种族，又自负于其为美国人。

    此外，白人和黑人为什么没有在联邦的北方混合而却在南方混合呢？我们可以认为一直生活在身心均占有优势的白人与黑人之间的南方白人会想与黑人结合吗？有两种担心使南方的美国人永远保持这种超然孤立的状态：第一，害怕与原来的黑人奴隶平等，认为这是有失身份的事；第二，害怕自己的地位不如北方的白人。

    如果对未来做绝对的预测，我将要说：从一般事物的发展来看，南方废除蓄奴制后，白人对黑人的反感会加深。这个看法的依据是我以前对北方做过的类似论断。我说过，立法机构逐渐废除种族之间的法律屏障，北方的白人将随之越来越不愿与黑人接触。为什么南方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呢？在北方，白人之所以不敢与黑人混合，是出于害怕想象中的危险。而这个危险在南方不是想象中的，而是现实存在的，所以害怕的心理也不会有所减轻。

    一方面既然已经看到（事实也无可怀疑）黑人逐渐向南聚集，而且繁殖的速度快于白人；另一方面又确信不能预见何时黑人可与白人混合和何时可从社会现况中取得同样的利益，难道不能凭此推论出黑人和白人迟早要在南方各州发生冲突吗？

    最终，这场冲突的结果将会如何呢？

    ①安的列斯群岛的英国人如果实行自治，也会使人们预想到他们不能同意祖国下达的解放黑奴的法令。对于这个问题我只能做个大致的推测。对于未来，人的头脑中只能勉强画出其大致轮廓，但在这个轮廓内，偶然的因素还会影响人们所做的努力。在未来的蓝图上，偶然的因素就像一些黑点，使智慧之眼也不能看清画面。有一点却是可以预见的，即在安的列斯群岛，似乎白人注定要屈服；而在大陆上，黑人则注定要屈服。

    在安的列斯群岛，白人孤立地处在不计其数的黑人之中。黑人在大陆上则是处于一个民族的海洋当中。从加拿大的冰原到弗吉尼亚的南端，从密西西比河岸边到大西洋海岸，这个民族已经结成紧密的集团，凌驾于黑人之上。北美的白人如果保持团结，黑人就很难逃脱正在威胁着他们的灭亡：结果不是屈服于枪炮，就是毁灭于灾难。但是，如果两个种族间的斗争刚一开始，美国联邦就解体，那么聚居在墨西哥湾一带的黑人就有机会得救。一旦联邦的纽带断裂，南方的白人就不要指望北方的同胞对他们进行持久的支援。北方的白人十分清楚，危险永远不会降临到他们的头上。如果承担的义务迫使他们支援，就可以预言：种族的同情心也是无能为力的。

    然而，斗争不管爆发于何时，南方白人如果得不到北方的同胞支援，仍然可以依靠知识和武器的巨大优势奔赴战场，而黑人则是全凭人多势众与不怕死的精神同他们斗争。一旦黑人手中掌握了武器，那这些东西就会转化成相当巨大的战斗力。到那时，也许南方的白人会遭受到西班牙摩尔人那样的命运。在那里盘踞了几个世纪之后，也许他们被迫要逐步退回到祖先迁来前的地点，把上苍注定要给黑人的这块土地还给他们，因为在这里，黑人会生活得更好，劳动起来也比白人觉得轻松。

    尽管南方白人与黑人目前暂时不可能发生冲突，但迟早是不可避免的。它就像一场噩梦，经常萦绕在美国人的脑海中。这种危险尽管对北方居民并没有什么直接威胁，但还是他们的日常话题。他们想要找到一种能够防止他们所预见的不幸的办法，但是始终都没有成功。

    在南方各州，人们对此保持沉默。南方人向来不对外人谈论未来，即使对亲友也回避不谈，每个人都把话藏在心里。这种属于南方人的沉默，有些地方比北方的惊喊要更可怕。

    这种普遍忧虑，使他们办起了至今还不为人知的一项事业。可能这项事业会改变一部分人的命运。

    一些美国人由于害怕我方才谈到的危险，便组织了一个协会，目的是由他们出资，把企图摆脱暴政压迫的自由黑人送到几内亚海岸去居住①。

    我所说的这个协会于1820年在非洲北纬7度附近设立了一个居民点，并取名为利比里亚。根据最近的消息，已经有2500多名黑人在此处聚居。他们把美国的各项制度带回自己祖先的国土上。利比里亚实行代议制，因此就存在有黑人行政官、陪审员和教

    ①这个协会名为“黑人移民协会”。

    可以参看这个协会的年度报告，特别是第十五次年报。然后可以参看前面已经提到过的凯里：《关于移民协会的通信》，费城，1833年4月（15）。

    士，也建有教堂，能够出版报纸。历经沧桑的他们奇迹般地回到故地后，便不准许白人到他们那里定居①。

    这真是一场异想天开的运动！自欧洲人强迫黑人背井离乡并把他们运到北美海岸进行出售，已经过去200多年了。欧洲人现在又把这些黑人的后代装在船上，渡过大西洋，将他们送回祖先被掠走的地方。这些野蛮人已在被奴役之时学会了文明人的知识，并且在实行蓄奴制的地方学会了享用自由。

    那时非洲对白人的技术和科学一直采取闭目塞听的态度。这些被带回来的欧洲文明，在这里也许能开花结果。因此在建立利比里亚时，人们怀有一种美好而崇高的理想。但是，在旧大陆可能创造丰硕成果的这种理想，并没有给新大陆带来好处。

    黑人移民协会12年来共向非洲运去了2500名黑人。在这个期间，美国大约又有70万黑人婴儿出世。

    即使利比里亚殖民地预备每年接收数千名新居民，即使新居民可以在那里过上好日子，即使联邦政府负责协会的一切事物，每年由国库出钱来支援协会②，国家提供船只往非洲地区运送黑人，也抵消不了美国只因自然繁殖而造成的黑人人数增加。由于每年新出世的黑人人数要比每年运出的人数多，所以也就无法阻止黑人的苦难不断加剧③。

    黑人永远不会消失于美洲大陆的海岸，只要新大陆存在，黑色人种就会存在，并且受欧洲人的贪欲和恶习的影响而堕落。美国居民可以推迟他们所担心的灾难的来临，但是造成灾难的根源他们现在还没能消除。

    直言不讳地说，我并不认为在南方各州废除蓄奴制是推迟两个种族之间斗争的手段。

    黑人可能长期为奴而从来不去抱怨；但是他们在加入自由人的行列以后，很快就会因为几乎被剥夺了所有的公民权而发怒，而且由于无法与白人实现平等，也会立即把白人当做敌人。

    北方的一切条件都有利于解放奴隶，不必担心废除蓄奴制以后自由黑人会闹事。

    他们的人数很少，因而永远无法伸张自己的权利。而在南方却并非如此。

    在北方，蓄奴制问题对奴隶主来说只是一个商业和工业上的问题；而对南方的奴隶主来说，这就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因此在蓄奴制的问题上，南北方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上帝不允许我像某些美国作者那样为奴役黑人辩护。我只是说凡是曾经赞同这种原则的人，现在也绝对不肯轻易放弃它。

    ①这项规定的制定是这个居民点的建设者们自己完成的。他们在非洲害怕出现那种美国南部的情况，担心黑人与比他们开化的种族接触后，会像印第安人那样在自己开化前就被消灭了。

    ②在这项事业中，还会遇到一些其他的困难。例如，联邦政府如果为了从美洲向非洲运送黑人而要赎买身为奴隶的黑人，黑人越来越少将导致其价格上涨，很快就会达到惊人的程度，而且我们相信北方各州不会拿出对它们毫无好处的这笔款项，联邦政府如果采取强制办法，按它规定的低价去赎买南方的奴隶，它就又会遇到南方各州的无法镇压的反抗。打通这两条道路都是不可能的。

    ③1830年，美国有奴隶2010327人，被解放的奴隶319439人。合计共有2329766名黑人，占当时美国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在考察南方诸州时，我坦白地承认，这个地区的白人只有两条出路：不是解放黑人并和他们混合，就是仍然孤立他们并且长期奴役他们。在我看来，折中的办法不久将导致十分可怕的内战，两个种族中必有一个会由此毁灭。

    美国南方的白人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来看待问题并且依此而行动的。他们不想与黑人混合，所以也不愿意给黑人自由。

    这并不是说南方人都认为蓄奴制是奴隶主发财致富的必要手段。在这一点上，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与北方人见解一致，并且也同样愿意去承认奴役黑人是一种罪恶。但是他们又认为，得让这种罪恶为了生活而持续下去。

    在南方，蓄奴制对奴隶主并不都是有利的，随着教育的普及和提高，这一地区的居民已经日益认识到了这一点。而这种教育也更清楚地向他们表明，暂时他们还不可能废除蓄奴制。于是，一种奇特的南北对照就出现了：随着蓄奴制在南方越来越受质疑，它在法律上却日益得到加强；蓄奴制的原则在北方逐渐被废除，而在南方，同样的原则却产生出越来越严酷的后果。

    如今南方各州对奴隶的立法具有史无前例的残酷性，对人类的法律而言，这简直是一种严重的滥用。只要看一下南方各州的立法，我们就能够断定出居住在那里的两个种族是十分敌对的。

    这并不是表示南方的美国人只顾着加强奴役的残酷性。奴隶的物质生活条件也同时得到了改善。古代人对奴隶制度只知道用铁和死亡来维护；而南方的美国人却发现了持久保证他们权力的更聪明的一些办法。在我看来，他们已经把专制和暴力宿命论化，而且使奴隶们从心灵上能够接受这一点。奴隶主在古代是想尽办法去阻止奴隶打碎枷锁；而现代奴隶主却是设法不让奴隶产生这种思想。

    古代人给奴隶戴上链子，但是让他们思想自由，允许他们去学习知识。奴隶主的言行也比较一致，他们遵守所定下的原则。受奴役的期限在古代并不是固定的，奴隶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获得自由并且与主人平等。

    南方的美国人从来没有想过他们与黑人会有混为一体的一天，于是便严禁奴隶去学习识字。他们不希望黑人被提高到与自己相等的水平，所以便使得奴隶尽可能地保持原始的生活状态。

    自古以来奴隶都憧憬自由，希望改善自己的悲惨处境。

    南方的美国人十分明白，只要获得解放的奴隶无法达到与其主人同化的地步，这场解放黑人奴隶的运动就终究会带来危险。一个人被给予自由，但同时又被留在苦难和屈辱之中，这不是为奴隶的造反提供了一个未来的领袖吗？而且很早就有人指出，一个自由的黑人会在还没有获得自由的黑人心中埋下一个隐患，使他们的脑海里出现一丝微光，即权利观念的产生。南方的美国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剥夺了奴隶主想要解放自己的奴隶的权利①。

    ①既然解放黑奴的运动没有被禁止，那么就应该服从给这个运动带来麻烦的手续。

    第68章 概述美国境内的三个种族的现况及其可能出现的未来 (9)

    在美国南方我遇见过一个老头，他同一个女黑奴曾经长期非法同居。他们生了几个孩子，这些孩子出世后就成为了父亲的奴隶。这位老人曾多次想把自己的权利传给这些孩子，至少给予他们自由，但是经过多年的努力，他都没能克服立法当局为解救黑奴所设下的障碍。在这期间他已经年老，并且即将离开人世。当时，他主动向我讲述了他的几个儿子从一个市场被拖到另一个市场，离开母亲的爱抚被送到一个陌生人手下被鞭笞的情景。这一可怕的情景，使老人心中已经衰竭的思维又活跃起来。看到他在受着绝望的痛苦折磨，我也领悟了大自然真会雪洗法律使它蒙受的耻辱。

    这种灾难无疑是可怕的，但这就是蓄奴制的同一原则注定要在现代产生的必然结果吗？

    当欧洲人从另一个种族中掠取奴隶时，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个种族比其他种族低下，唯恐将来和它融合在一起，于是便妄想使蓄奴制长存，因为他们认为，在奴役的极端不平等与人们独立所自然产生的完全平等之间，是不会出现能够持久的中间状态的。欧洲人觉得这似乎是真理，又始终不确信，因此从他们与黑人打交道以来，其行为就有时受利益和高傲的偏见所支配，有时则受他们的怜悯心所影响。他们先侵犯了黑人的人权，后来又教会他们明白这些权利的珍贵性和不可侵犯性。他们对奴隶开放了他们的社会，但当奴隶试图进入这个社会时，他们又狠心地将其驱逐出去。一方面他们希望奴役黑人，另一方面又身不由己地或者不知不觉地使自己受到自由思想的影响。他们既不想丧尽天良，又不敢伸张正义。

    既然无法预测何时南方人会使自己的血与黑人的血混合起来，他们会甘愿冒着自己毁灭的危险而允许黑人获得自由吗？而且，他们既然为了拯救自己的种族曾用铁去对付黑人，难道现在为了达成这个目的而采取更有效的一些手段就不可以原谅吗？

    联邦南方所发生的一切，在我看来，既是蓄奴制的最可怕结果，又是极其自然的结果。当我看到自然秩序被推翻，听到人性与法律作着徒劳无功的斗争而呼叫时，我觉得不该怒斥制造这些罪恶的当代人，而要憎恨享受了一千多年的平等之后又使得奴隶制度重现于这个世界的那些人。

    此外，不管南方人尽了多大努力去维护蓄奴制，他们也永远达不成目的。被基督教斥为不义和被政治经济学指为有害的而仅存于如今地球一角的蓄奴制，在现代的民主自由和文明社会中决不是可以持久存在的制度。它将来不是被奴隶推翻，就是被奴隶主废除。然而在这种情况下，预料都将发生严重的不幸。

    南方黑人的自由如果得不到承认，他们也迟早会以暴力去取得；而如果承认他们的自由，他们很快又会滥用自由。

    美国联邦长久存在的机缘是什么和威胁着它存在的危险是什么优越权力的根源存在于各州而不是联邦——构成联邦的各州愿意隶属联邦一天，联邦就能够存在一天——促使各州继续联合下去的原因——联邦的存在对抵抗外敌和防止外敌入侵具有什么功用——上帝没有在各州之间设立天然屏障——没有使各州分裂开来的物质利益——从发展和联合南方与西部中，北方可以得到好处，南方可以由此从北方和西部那里得到好处，西部也能够从其余两方得到好处——让美国人联合起来的非物质利益——舆论的一致——联邦的危险是来自于各地居民的性格和感情的不同——南方人和北方人的性格——其主要危险之一是联邦的迅速扩大——人口向西北移动——势力向这方面发展——这种形势的快速发展引起的激情——这样下去会使它的政府变得强大还是软弱——联邦政府软弱的不同迹象——政府内部的改革——荒地——印第安人——银行业——关税——杰克逊将军联邦的各州得以维持现况，一部分有赖于联邦的存在。因此首先必须探讨联邦的未来命运如何。在进行这项探讨之前，我愿意先肯定一点：即如果现存的联邦解体，组成联邦的各州也不会恢复最初的独立的状态，这是毫无疑问的。在那时将会出现几个联邦来代替现在的这一个联邦。这些新联邦将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建立我不想过多研究，我只指出可能导致现存联邦解体的几个原因。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不得不折回老路，把已经叙述过的几个问题再谈一下。

    我知道，读者可能会指责我重复。但是问题的重要性尚有待于研究，这也就容易理解了。我宁愿多说几次，免得读者读后还不解其意。我宁愿自己挨骂，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问题。

    1789年宪法的制定者们，曾一再努力使联邦政权除了具有独立性以外，还具有另外一种优越权力。

    然而他们受到了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本身条件的限制。他们当时的任务不是要组建一个单一国家的政府，而是要让几个各自享有主权的州联合起来。另外，不管他们是否愿意，都得使这些州共享国家的主权。

    为了让人更好地了解这样分享国家主权所造成的后果，我需要简略地区分一下主权的内容。

    依其本身的性质来说，有些事务是全国性的，即管辖权只归于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只能委托代表整个国家的某几个人或者某个集体来行使。战争和外交方面的工作就可以算作这种事务。

    还有一些事务是地方性的，他们只归于各地方政府管辖，由该地方政府作相应处理。编制地方的预算就属于这种事务。

    还有一些事务是混合性的，从它们涉及各地的个人或者单位方面来说，它们是全国性的，而从国家本身不必出面处理这方面来说，又是地方性的。比如，有关公民的民事活动权利和政治活动权利的调整问题就是这种事务。任何社会体制都包含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因而这些权利就与全国公民有着同样的利害关系，但无关国家的生存和繁荣，因而不是非由中央政府进行管理不可。

    因此，只有战争和外交这两项必要的事务，其管辖主权是属于国家的。只要是组织健全的国家，不管其社会契约建立于什么基础之上，都得有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上述两大类事务。

    虽有普遍性但非全国性的事务，就像在最高的主权和最低的主权之间漂移着的一堆游浮不定的东西。这些事务我把它称为混合性的。它们既不完全属于国家，又不完全属于地方，而是根据各省或者各州所达成的协议，以不损害联合的目的为条件，分别交给全国政府或者地方政府去处理。

    其情形最常见的是：由几个人联合组成最高权力当局，国家再由最高权力当局来建立。在最高权力当局设立的全国政府之下，只能有个体的或者集体的权力分别代行小的一点主权。因此，全国政府不仅要主管本质上属于全国的事务，而且理所当然地要处理大部分的混合性事务。地方政府只拥有一小部分主权，这对本地方的福利是不可缺少的。

    有时由于联合之前的历史状况，最高权力当局系由早已存在的几个政治团体所组成。地方政府这时就不仅管辖在性质上完全属于地方的事务，而且要管理全部或者部分无明确规定的混合性事务。这是因为联合起来的几个国家或地区还拥有联合之前的主权，或者继续行使其主权的最重要部分，而只是同意让中央政府去行使那些不可缺少的职权。

    当全国政府除了本身性质自带的特权之外，还可以规定主权中的混合性权限时，它就具有了一种优越权力。它不仅自身有广泛的权力，而且也可以干预自身之外的权力，所以人们担心它会剥夺地方政府固有的必要的特权。

    相反，如果授予地方政府以规定混合性事务的权力，社会上就会出现反对中央政府的趋势。优越的权力就这样留给了地方政府，而全国政府却无法拥有，所以人们害怕全国政府会因为失去维持其存在所必需的特权而垮台。

    因此，单一的国家就有走向集权的自然趋势，而联邦国家则有走向分裂的自然趋势。

    现在，就用这些通行的观点来评述美国的联邦。

    在美国，就把决定地方事务的权力完全留给了各州。

    另外，各州还保留了规定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和政治行为能力的权力，调整公民之间关系的权力以及对公民进行审判的权力。按性质来说，这些权力是全国性的，却不一定非属于全国政府不可。

    我们已经说过，在国内联邦政府以一个单一的独立体行动时，才能以全国的名义发号施令。对外它代表国家，领导全国力量共同对敌。简而言之，纯属于全国性权限的事务都归它主管。

    这种主权的分享中，乍看来联邦的主权好像大于各州的主权。但深入考察一下就会发现：联邦能够分享的主权事实上是较小的。

    虽然联邦政府主管的工作非常广泛，却较少见到它去办理。虽然地方政府办理的事务很小，但是它从来没有停止工作过，每时每刻人们都能感到它的存在。

    联邦政府对全国的普遍利益非常关心，但是一个国家的普遍利益，对个人的幸福来说只有难以预料的影响。

    相反，对本地居民的福利，地方政府会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

    联邦政府保障国家的独立和强大，但是这与个人没有直接的关联。各州负责维护各自公民的自由，对他们的权利进行调整，从而来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和整个未来。

    联邦政府疏远百姓，地方政府则与人民近距离接触。只要地方政府一声令下，人民立即便可以行动起来。中央政府依靠少数希望领导它的优秀人物的热情，而地方政府则是依靠一些二流人物的关心。这些人只希望在本州掌权；他们贴近人民，对人民有很大的权威性影响。

    和联邦政府相比，美国人对州政府的期待和恐惧更多些；从人心的自然趋势来看，依附于州政府的美国人显然多于依附于联邦政府的人。

    美国人的习惯和感情在这方面是与他们的利益一致的。

    当一个国家实行主权分享和联邦制度时，将长期存在遗风、习俗和惯例与法律的斗争，并且中央政府受到了法律所不容许的压力。而当人民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单一的主权国家时，这几个因素就将起到相反的作用了。假如法国变成美国那样的联邦共和国，我毫不怀疑，一开始它的政府就会比美国的联邦政府更强而有力；而美国如果把它的政体改成法国这样的君主政体，我觉得美国政府将要长期软弱无力。当英裔美国人建立国家时，地方政府的存在已经是既成的事实，乡镇和所在的州之间必要的关系也已经建立起来，人民已经习惯用共同的观点看待一些问题和像代表一项特殊利益似的专心于某项事业。

    作为一个庞大联合体，美国联邦是一个只能给爱国主义提供捉摸不定的对象的存在；而各州具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和明确的地域范围，来执行居民们知道和重视的一些工作。州政府的想法就是它那块土地上的人民之所想，它珍惜人民的财产就像珍视自己的那样，对待家庭、遗风、现在的工作和未来的理想均是如此。所以其往往不过是个人自私心的一种延伸的爱国主义，只存在于州，几乎不会涉及联邦。

    因此人们的利益、习惯和感情都趋于将真正的政治生活集中于州，而不是集中于中央。

    只要考察一下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在其职权范围内如何行使职权，很容易就能够看出两种权力的差异。

    每当州政府与一个人或者一群人交涉时，它都是使用明确的和命令式的语言。联邦政府与个人对话时也是如此，但它与一个州交涉时，就会改用谈判的口气，来解释它的动机和为它的行为辩解，也就是要讨论和商量，不能直接下命令。在宪法规定的权限上，如果两类政府发生争执，总是州政府敢于提出自己的权利要求，并采取坚定的措施维护自己的权利。联邦政府在这期间则要阐明自己的道理，诉诸全国人民的良知、国家的利益和荣誉。它要见机行事，与争执的州谈判，不到迫不得已决不能采取行动。乍一看，人们还以为掌握国家大权的是州政府，而国会只是代表一个州罢了。

    因此，联邦的立法者们尽管作了种种努力，但是仍如我以前所述，联邦政府从本身的性质来说是软弱无力的，比其他任何政府都需要被统治者的支持来予以维护。

    联邦政府的目的不难看出，它就是要顺利实现各州继续联合的愿望。这个基本条件已经实现，这表明联邦政府是明智的、灵活的和有力的。立法者们当时是要把联邦政府组织得既能像一般政府那样镇压个人的反抗，又能战胜人们对公共决定的故意抵制，但是他们预先没有想到的是联邦可能解体或者几个州可能主动退出联邦。

    今天联邦的主权既然常与各州分享的主权产生纠纷，因此不难预见联邦会有支持不下去的时候。甚至我认为，难保两者的斗争不采用激烈的形式进行。联邦政府每逢受到顽强的抵制时，总是会作出让步。经验已经表明：迄今为止，一个州只要坚持主张，要求得到满意的答复，它的坚持肯定会成功；而当它完全拒绝执行联邦的命令时①，联邦也只能听任它自由行动了。

    联邦政府虽然拥有自己的权力，但是国家的现实条件却不利于它的行使②。

    美国的领土辽阔，许多州都相距甚远，人口却又分布在仍有一半是荒野的国土上。联邦政府如果用武力去使各州屈服，就会使它陷入类似独立战争时期英国所处的境地。

    第69章 概述美国境内的三个种族的现况及其可能出现的未来 (10)

    再说，无论一个政府多么强大，它也不得不遵守当初同意的一项原则。这项原则就是它必须服从公权。联邦是建立在自愿原则的基础上的，在联合的时候各州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权，也没打算组成一个单一的和民族相同的国家。一个州如果现在想把自己的名字从盟约中取消，那它也很难证明不可以这样做。联邦政府要想反对它，也显然没有力量和权利。

    为了让联邦政府能够轻松应对某个州对它的反抗，必须就像世界联邦制度史上常见的那样，只能使一个州或者几个州的利益紧密地同联邦的存在相结合。

    假如有一个州要独享联邦的优势，或者使它的繁荣依赖于联邦的存在，那么显而易见，它会大力支持并迫使其他州服从中央政权。但中央政权的力量在这时已并非来自于本身，而是基于与它的本性相反的一项原则。各州的人民要结成联邦，只是为了从联邦中获得同等的好处；而刚才所说的那种情况，就等于在联合起来的各个州之间制造不平等，从而使联邦政府得到巩固。

    再假如联邦中有一个州的优势大得足以垄断中央政权，就会视其他的州为下属，在其主权得到其他州的尊重后，就要觊觎联邦的主权了。这时，虽然一些大事名义上

    ①请看看北方各州在1812年战争时的表现。杰斐逊在1817年5月14日给法夷特将军的信中写道：“在战争期间，东部的四个州就好像死人拖累着活人那般，紧紧地把我们的手脚束缚住了。”（见康塞伊编：《杰斐逊回忆录》）（参看《杰斐逊文集》第15卷第115页，华盛顿，1905年）②美国所处的和平安宁的环境，让它没有任何借口建立常备军。如果一个政府没有常备军，就无法提前做好准备，再利用有利时机去消除反抗，用联邦的主权压制地方的要求。还是出自联邦政府，但是联邦早已名存实亡了①。

    以联邦的名义行事的政权在这两种情况下会变强，就不顾联邦的原来政体和公认的原则了。

    在美国，虽然目前的联邦对所有的州都是有利的，但是并非必不可少。有几个州即使要割断与联邦的纽带，其他州的继续联合也不会受到危害，然而它们的繁荣富强的总成果会有一定的减少。没有一个州的存在和繁荣是完全依赖于目前的联邦的，所以也没有一个州会为维护联邦而甘愿付出重大的代价。

    另一方面，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还没有一个州怀有野心想要控制联邦。当然，对联邦的立法、司法、行政的影响各州并不完全一样，但是没有一个州能够作威作福，把其他的州当做自己的下属或者不如自己的州来对待。

    所以我确信，联邦的某一部分如果真要与其他州脱离关系，不仅没有阻止的可能，而且也没有人想去阻止。因此只要各州愿意联合下去，就能使目前的联邦存在下去。

    这个问题既已解决，我就感到轻松了，因为我们的目的不是研究结成联邦的各州是否能够分离，而是要研究它们是否愿意继续联合下去。

    在使联邦给美国带来好处的所有原因中，有两个主要原因最引人注意。

    虽然美国人几乎是独立于他们的大陆，但是贸易却使同他们有往来的一切国家成为邻国。所以，美国人尽管表面处于孤立状态，但是他们要强大才行，而他们要想强大起来，只有完全留在联邦之内。

    各州如果分裂独立，不仅会减弱现有的一致对敌的力量，而且有可能招致外敌入侵。分裂以后，还需要单独建立一套内陆关税制度，对山川大地进行瓜分，使得上帝赐给他们治理的这片大好河山变得支离破碎。

    美国人今天没有外敌入侵之忧，所以既不必养兵，又不必为此而征税；而联邦一旦解体，这一切事情就很快变得必要了。

    所以，继续维持联邦对美国人具有重大的利益。

    另一方面，就目前情况而言，也没有什么物质利益促使某一部分想要脱离联邦而独立存在。

    当铺开美国的地图时，看到从东北走向西南的阿勒格尼山脉穿过400里约（1000英里）国土时，我们情不自禁地认为上帝的安排是要在密西西比河流域和大西洋海岸之间建立一道天然的屏障，以阻隔人们的往来以及好像是要为不同的民族划出必要的界线。

    ①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荷兰省就是这样，再如，在如今的德意志联邦，普鲁士的皇帝就会偶尔号令联邦，利用联邦的权威为普鲁士谋利。

    阿勒格尼山脉的平均高度不到800米①。它的一些圆形山巅，以及山间的宽敞谷地，方便人们从四面八方进去。注入大西洋的几条大河，即赫德森河、萨斯奎哈纳河、波托马克河，都发源于阿勒格尼山脉上的与密西西比河流域接壤的一片高原。这些河流经过这里②，再钻过仿佛逼着它们向西流的屏峦，在流经的山区里为人们开辟出可供通行的数条天然道路。

    所以现今英裔美国人居住的各个地区之间，没有任何天然屏障妨碍交通。阿勒格尼山脉不仅没有把他们隔离开，也未能阻碍各州的往来。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弗吉尼亚州包围了这条山脉，并延展向它的西面和东面③。

    美国24个州以及有居民但尚未取得州的资格的三个大区现在共拥有领土131144平方里约④，相当于法国领土面积的五倍。这片领域土质不同，气候条件也各异，物产也是多种多样。

    英裔美国人所建各州的土地辽阔，所以有人怀疑联邦能否维持下去。对此要进行分析。在领土辽阔的帝国内，各省或者各州之间利益的对立可能导致彼此之间的冲突。国土的辽阔这时可能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有害。但是，如果这样广大国土的人民没有利益冲突，国土的辽阔本身就有利于国家的繁荣，因为政府的统一为国内不同产品的交换提供了便利，也便于产品的流通，增加产品的价值。

    我确实见到美国的不同地区都有各自不同的利益，但是我从没有发现它们之间存在对立的利益。

    南方各州大都以农业为主，北方各州专门从事制造业和商业，西部各州兼营制造业和农业。而在南方，则主要是烟草、棉花、水稻和甘蔗的种植。北方和西部种植小麦和玉米。虽然财源不同，但是联邦却能为人们提供这些财源的机会均等取得条件。

    北方把英裔美国人的产品输送到世界各地，把世界其他地方的产品又运回联邦；而为了让美国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人数保持平衡，它最希望联邦能按目前状况维持下去。北方既是联邦南方与西部的天然桥梁，又是联邦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中间人。所以，北方希望南方和西部继续留在联邦里共同繁荣，以便于给它的制造业提供原料和租用它的船舶。

    在西部和南方，保留联邦和使北方繁荣也和人们的直接利益相关。一般南方的产品都要经由海上出口，南方和西部也因此需要得到北方商业的支援。它们希望联邦拥有强大的舰队，以便有效地保护它们。虽然南方和西部自己没有船舶，但一定也愿意出钱建

    ①据沃尔内《美国气候与土壤概述》第33页记载，阿勒格尼山脉的平均高度为700～800米；而根据达比的说法则为5000～6000英尺。法国的孚日山脉的最高峰海拔约1400米。

    ②参见达比《美国视野》第64页和第79页，费城，1828年。

    ③阿勒格尼山脉的最高峰没有孚日山脉的最高峰高，因此也没有像孚日山脉那样为产业的开发制造障碍。阿勒格尼山脉东侧与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天然联系，类似于法国的弗朗什—孔泰地区、勃良第地区和阿尔萨斯地区间的天然联系。

    ④按英制，为1002600平方英里，参见达比《美国视野》第435页。设海上力量，因为欧洲的舰队一旦封锁南方的港口和密西西比河三角洲，那该如何处理南北卡罗来纳出产的大米，弗吉尼亚出产的烟草，以及密西西比河流域生产的糖和棉花呢？联邦预算的每一部分，可以说都有利于保护联邦各州的共同物质利益。

    除了这种商业利益以外，联邦的南方和西部还能从它们继续结盟和与北方继续结盟当中获得重大的政治利益。

    而今有大量的奴隶存在于南方境内，这部分人口正在威胁着现在，更加威胁着未来。

    西部各州地处大河流域。流经其中的河流，发源于落基山脉和阿勒格尼山脉，汇入密西西比河后又流入了墨西哥湾。在西部各州，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呈现与欧洲传统和旧大陆文明的隔离状态。

    因此，之所以南方居民愿意维护联邦，是为了让自己不在黑人面前显得孤立；而西部居民之所以愿意维护联邦，是想避免自己被封闭在美国中部，导致与世界其他各地往来不便。

    北方之所以不希望联邦分裂，是因为它想把联邦作为纽带，以维系广大的国土与世界其余部分的联系。

    因此就可以看出，在联邦的各部分之间，有着紧密的物质利益联系。

    在这种联系当中产生的观点和感情，我们认为，同样能够产生人们之间的非物质利益联系。

    美国居民对他们的爱国精神谈得很多；那我也愿意直说，我并不相信这是理智的爱国主义，因为它是建立在利害关系之上的，一旦情况发生变化，利害关系也将随之变化。

    对美国人经常表示的要把祖先采用的联邦制度维护下去时提出的论点，我并不怎么看重。

    那种要把全部公民置于同一政府的保护之下的论点，主要不是出于人民自愿联合的理智，而是出于本能的同意，或者说是出于非自愿的一种同意，这是感情上的类似和看法上的接近所造成的结果。

    我绝不认为只是由于承认同一个领袖和服从同样的法律就可以组成社会。只有当人们从同一个角度去考虑绝大多数问题时，只有他们对绝大多数问题具有同样看法时，只有一些事件给他们留下同样的印象和使他们产生同样的感想时，才能存在社会。

    运用这一观点研究问题和考察美国现况的人，不难发现美国的居民虽然分散在24个拥有主权的州，但仍然能像统一民族那样继续生活下去。甚至这样的观察家可能认为，英裔美国人联邦的社会状况，比那些只拥有一个立法机构和只服从一个人领导的欧洲国家的社会情况还显得合理。

    虽然美国人有好几个教派，但英裔美国人对所有教派都一视同仁。

    他们治理国家并不总是采用同样的方法，而是时常改变方式以适应政府的工作，但关于治理人类社会所必要的普遍原则方面，他们却是意见一致的。从缅因州到佛罗里达州，从密苏里州到大西洋沿岸，依法成立的一切机关的权力都是来自于人民。在所有州中，对平等、自由、出版、结社权、陪审制和公务人员的责任，大家都有一致的看法或者观点。

    如果从政治和宗教角度，去看制约他们日常生活的行动和指导他们全部活动的哲学和道德思想，我们依然会发现这种一致性。

    英裔美国人①像承认全体公民是政治权威一样，也把公认的道理看做是道德权威。

    而且他们认为，必须由公意来判断什么是被允许的，什么是被禁止的，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相信，只要清楚自己的利益，就能走向公正和至善。他们确信，每个人从出生就有自己管理自己的权利，任何人都无权强迫他人去追求幸福。

    他们一致相信，人生是可能达到至善的。他们断言，知识的传播会产生有益的结果这是必然的，导致可悲的致命后果的是无知。他们把社会视为不断进步的机体，把人生视为一幅不断变化的图画，没有一件东西是永久不变的和应当永久不变的。他们承认，在他们看来今天是良好的东西，明天就可能被比它更好的东西所代替。

    我不是说这一切观点都是正确的，只是美国人都那样认识而已。

    英裔美国人一方面因为这些共同的观点而团结起来，另一方面又因为骄傲的这种感情而与其他民族疏远起来。

    50多年以来，曾经有人不断向美国居民宣告，说他们正在成为世界上最虔诚信教、最有知识和最自由的民族。他们认为，民主制度至今只在他们那里得到发展，在世界其他地方都遭受失败。他们因此而自视甚高，确信自己是人类中的突出人种。

    所以我们认为，威胁美国联邦的危险，并不是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或者利害冲突，而是美国人的性格变化和激情。

    在美国广大领土上居住的人，大都出于同一种族。然而久而久之，气候，尤其是蓄奴制，在性格上就使得美国南方的英裔与北方的英裔产生了特别显著的差别。

    我们之间的有一些人认为，蓄奴制造成了美国不同地区之间的利益分歧。这种情况我没有发现。蓄奴制并没有在南方产生与北方对立的利益，南方居民的性格却因此而改变了，并且使得南方人养成了与北方不同的习惯。

    我在前面已经指出蓄奴制对南方人的经商能力造成了什么影响。这种影响也波及了南方的民情。

    奴隶是百依百顺和不敢吭声的仆人。虽然他们可以暗杀他们的主人，但是他们从来不敢公开反抗主人。没有一个南方家庭穷得没有奴隶。南方人从小就是家庭小霸王。他们所获得的首批人生观念中，就有他们生来就是发号施令者这个观念。他们养成的第一个习惯，就是叫奴隶百依百顺地听从他们的指挥。教育因此就成功地把南方

    ①我觉得，在使用“英裔美国人”一词时不必说明指的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这个大多数中，个别的例外还是有的。的美国人培养成高傲、狂暴、急躁、易怒的人。他们穷奢极欲，遇到障碍就不耐烦，一旦失败还容易泄气。

    第70章 概述美国境内的三个种族的现况及其可能出现的未来 (11)

    北方的美国人，在摇篮里就没有见过奴隶围在他们的周围转。甚至他们没有被雇用的仆人服侍过，因为他们通常都得自食其力。一进入社会，各种观念就从四面八方向他们的脑海袭来。因此他们很早就得学会判断自己权利的界限，以便自力更生。他们不想屈从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命令；他们还知道，要想得到他人的支持，就得赢得他人的信任。所以他们办事有耐心，思维缜密，对人宽容，行事从容不迫，制订出计划就会坚持到底。

    在南方的各州，人们的各种迫切需要总能得到满足。南方的美国人不必为物质生活操心，因为有另一些人在为他们操劳。由于在这方面无忧无虑，所以他们将精力都用在了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上。南方的美国人生活奢侈，讲究排场，热衷于沽名钓誉、高谈阔论和寻欢作乐，尤其悠闲自在。没有什么事情值得他们去操劳，并由于他们不必亲自劳动，所以整天睡大觉，从不关注有益的事情。

    在北方，蓄奴制已经不复存在，平等的机遇让人们去奋斗，所以在这里人们整天在为南方的白人所瞧不起的实务活而操劳。从少年时期起他们就为生活奔波，并学会把奋斗致富放在精神和心灵的一切享乐之上。他们的想象力都集中在生活琐事上，他们的思想不够丰富和广泛，但是却比较清晰明确和切合实际。由于他们的唯一目标是致富，所以大家都绞尽脑汁全力以赴，希望尽早达成目的。他们令人钦佩，因为他们知道利用自然和人力去创造财富，并且了解使人人幸福和从个人奋斗中去汲取一切好东西的方法，这更令人赞叹。

    北方人不仅有实际经验，而且还有学识。但是他们并没有把学习科学当成消遣，而是认为科学是一种手段，并企盼科学早日得到有效的应用。

    南方的美国人容易冲动，诙谐坦率，比较大方，也很有才华。

    北方的美国人积极主动，办事比较理智，更有才干。

    前者的兴趣、偏见、优点和弱点都是属于贵族阶级的。

    后者的长处和短处都是中产阶级的特点。

    假如让两人联合，并且使他们的利益和见解一致，但是却要使他们的性格、知识水平和文明程度保持不同。他们这时十有八九不会同意。这个看法也在国家或者民族的联合中适用。

    因此蓄奴制并没有出于利害关系而直接危害美国的联邦。

    1790年共有13个在联邦公约上签字的州。联邦今天已经有24个州。1790年人口有将近400万，经过40年就增加了两倍多，即在1830年达到1300万人①。

    这样的巨大变化，不可能没有伴随危险。

    ①1790年人口普查结果为3929328人，1830年人口普查结果为12856163人。

    由几个国家或者地方组成的社会，同由个人组成的团体一样，也有三个主要机缘使它能够持久存在。这就是：成员要有理智，成员个体的力量要小，成员的数目要少。

    离开大西洋海岸后深入西部地区的美国人都是冒险家。他们忍受不了任何束缚，渴望着发财，而且他们往往是被自己出生时所在的州驱逐出去的。他们到达荒地时都是初次见面，互不认识。既没有传统和家庭感情束缚他们，又没有范例可供效仿。对他们来说，法制的作用不大，而民情的作用更小。因此不断迁到密西西比河流域的人，在各个方面都不如在原来的13个州内居住的美国人。但是他们在西部却对所在的乡镇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在学会管理自己之前，他们就已经着手建立起管理公共事务的政府了①。

    成员越多，其成员个体的力量就越小；国家或者社会的力量越大，持久存在的可能就越大，因为各个成员的安全在这时全都依赖于它们的联合。1790年，美国各州的人口没有超过50万的②。每个州当时都觉得自己没有成为独立国家的资格，而这种思想促使它们服从联邦当局。但是当联邦的某个州，例如纽约这个面积相当于四分之一法国的州③，达到200万人时，就会自恃强大，而如果它是由于自私而留在联邦之中的，那在它眼中联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并且在它同意留在联邦里的期间，就会很快要求占有优势地位。

    只是联邦成员数目的增加，就将会加强已经够强的破坏联邦纽带的力量。持有一样观点的人，去观察同样的问题并不一定就会用同样的方法。如果观点不同，当然就更要如此了。因此，随着美国联邦成员数目的增加，成员之间在法制上联合一致的可能性将会越来越小。

    今天，虽然美国各州之间的利益不是对立的；然而对一个每天都有新的城市建立，每五年就有一个新州加入的国家，它不远的未来的各种变化谁又能预见到呢？

    从英国人在这里建立殖民地以来，大约每22年居民人数就翻一番。我不知道有什么因素能够在今后100年里阻止英裔美国人人口的这种激增。在这100年还没有过完时，美国的领土或者属地就将会有一亿多居民，划分为40多个州④。

    ①这当然只是暂时的危险。但是我毫不怀疑，长久下去，西部的社会将不会再像已经在大西洋沿岸建成的社会那样安定和容易治理。

    ②1790年，宾夕法尼亚州的人口为431373人。

    ③纽约州的面积为6213平方里约〔500平方英里（原文就是这样，应约为5万平方英里）〕。参见达比《美国视野》第435页。

    ④假如在今后100年里，美国人口还像过去200年那样，每22年就翻一番，美国人口将在1852年达到2400万，在1874年达到4800万，在1896年达到9600万。即使落基山脉东坡的土地禁止开垦，情况也不会有变化。已经遍布居民的已开发地区，现在也能轻而易举地容纳这么多人口。在美国目前的24个州和三块属地上把这一亿人口加以安排，平均每平方里约才为762人，远远低于法国和英国（法国每平方里约为1006人，英国每平方里约为1457人），甚至不如瑞士。瑞士尽管湖多山多，每平方里约还有居民783人。见前面引的马尔梯—布伦著作第6卷第2页。（托克维尔所引的为该书的1826年版）这一亿人应该不会有什么不同的利益。反而他们继续联合会得到同等的好处。

    但我还是要说，他们正因为有一亿人口，并且将被划为40多个情况不同和力量不等的州，所以联邦政府继续存在，只能说是幸运的偶然事件。

    虽然我一再强调我坚信人的向善性，但是人们只要不改造自己的性格，不彻底转变，我仍然拒绝承认以管理面积相当于大半个欧洲的40多个州为己任的政府①能够长期存在。这个政府要设法避免各州之间的对抗和斗争，阻止他们怀有野心，它们的自主行动将被协调整合以便去完成共同的事业。

    但是，因联邦日益扩大而出现的最大危险，却来自其内部活动的势力的不断迁移。

    从苏必利尔湖畔到墨西哥湾，约有400里约的直线距离。美国的边疆就以这条长线为轴展开；在有些地方它缩回一点，在更多的地方却是远远越过这条线而深入到荒地。有人统计过，每年白人平均向这片荒地挺进7里约②。他们经常碰到不毛之地、湖泊和在途中突然出现的印第安人之类的障碍。前进中的人马这时暂停下来，等到后续的人马跟上来聚拢在一起，然后又开始前进。这种欧洲人种向落基山的节节推进，好像出于神意：人就像潮水，后浪推前浪，在神的引导下不断前进。

    在这些第一线的征服者身后，一些城市相继建立起来，几个规模巨大的州也随之成立。在密西西比河流域，1790年只有几千名拓荒者；而今天这个流域的居民人数已经接近1790年全联邦的人数，即将达到400万人③。华盛顿市建于1800年，当时还算是地处美国联邦的中心；而现在已经坐落在联邦的四极之中的一极了。西部最远的几个州的议员④，为了出席国会而不得不走的一段路程，相当于由今天的维也纳到巴黎。

    联邦的各州在同时走向富强，却没有以同样的速度发展和繁荣。

    在联邦的北方，伸进大西洋中的阿勒格尼山脉的几个支脉，形成多处宽敞的停泊所和港口，经常能够容纳巨大的船舶。从波托马克河口开始，沿美洲沿岸南下，一直到密西西比河口，海岸却变成平坦的沙质土地。在联邦的这一地区，所有河流的河口几乎都被泥沙堵塞，而这条浅水海岸线上稀稀拉拉地分布着的港口，又没有北方港口那样的深度，不能为船舶提供好的停泊条件，所以为商业提供的便利条件也就远比不过北方港口了。

    除了这个因自然条件造成的主要劣势以外，还有一个劣势是由法制原因造成的。

    我们已经说过，蓄奴制已在北方消失，但至今在南方还存在着。关于蓄奴制给奴隶主所形成的福利而造成的致命影响，在前面我也叙述过了。

    ①美国领土的面积为295000平方里约，而欧洲的面积，根据马尔梯—布伦的著作第6卷第4页所记载，为50万平方里约。

    ②参见第二十届国会（第二次会议）第117号立法文件第105页。

    ③根据1930年人口普查，为3672371人。

    ④从密苏里州首府杰斐逊市到华盛顿，旅程有1019英里，或者420里约。（《1831年美国年鉴》第48页）所以北方在商业上①和工业上都必定比南方强大；北方的人口和财富也因而必然比南方增长得迅速。

    处于大西洋沿岸的各州，人口已是半饱和状态，土地大部分都已经有了主人。它们不能像还有大片土地待开发的西部那样接受大量的移民。密西西比河流域的土地比大西洋沿岸肥沃。全部这些理由都有力地驱使欧洲人奔向西部。这个事实有一些数字可以证明。

    就全美国来看，人口40年来增加了两倍多。若只算密西西比河流域②，其人口竟同期增长了30倍③。

    联邦的权势中心总在不断移动。居民40年前大部分都住在沿海，即今天的华盛顿周围。而现在，居民大部分向内地和更北的地方移动。在今后20年内，毫无疑问，大部分居民将要住在阿勒格尼山西侧。只要联邦存在，密西西比河流域必将因其土地肥沃和辽阔而永久地成为联邦权势的中心。在今后的三四十年内，密西西比河流域将会取得应有的地位。不难推算，到那个时候，这里的人口与大西洋沿岸各州的人口相比，将要达到40∶11。再过几年，早先建立的各州完全将会失去对联邦的控制能力，而密西西比河流域的人口却将会对联邦的议会产生重大的影响。

    联邦的力量和影响逐渐向西北移动的这种趋势，每隔10年就可以显示一次，这是由于在每10年进行一次的全国人口普查之后，要重新规定各州应被选入国会的众议员的人数④。

    弗吉尼亚1790年有19名众议员。后来这个名额增加，1813年达到23名。名额从那

    ①南方和北方在商业上的差距，只列举出以下几点就可以说明了。

    1829年，弗吉尼亚州、南卡罗来纳州、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南方四大州）大小商船，单是总吨位只有5243吨。

    同年，单是马萨诸塞一州的商船总吨位就有17322吨（见于第二十一届国会第二次会议第140号立法文件第244页）。

    因此，只马萨诸塞一州的商船总吨位就比上述南方四州多出两倍。

    然而马萨诸塞州的面积只有959平方里约（7335平方英里），而人口为610014人；但是上述四州的面积为27204平方里约（21万平方英里），人口为3047767。所以，马萨诸塞州的面积只是四个州面积的三十分之一，而人口是它们的五分之一（参见达比《美国视野》）。蓄奴制对南方的商业发展有几种不利的影响。例如，白人创办企业的精神遭到了抑制，白人培养他们将来需要的水手也遇到了阻碍。一般来说，招募海员只能在下层居民中进行。但是在南方，这一阶层的人都是奴隶，很难让他们从事海运事业，因为他们的工作质量不如白人，而且在海上还要担心他们造反，或者途中逃跑到外国去。

    ②读者请注意，我在用“密西西比河流域”一词时，并不把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弗吉尼亚州的位于阿勒格尼山以东的地区包括在内，虽然从自然地理方面来说，这部分地区也属于密西西比河流域。

    ③参见达比《美国视野》第444页。

    ④我们在最近进行的这次人口普查中看到，有的州人口增长率不高，例如特拉华州只增加5%，有的州人口增长率甚高，例如密歇根州增长了250%。在这10年间弗吉尼亚州人口增加13%，与它而毗邻的俄亥俄州的人口就增加了61%。这些数字都见于《美国年鉴》（第49页及下面的各页）。可见各州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以后便开始下降，1833年只有21名了①。但是在同期，纽约州的众议员人数不断增加：1790年为10人，1813年为27人，1823年为34人，1833年为40人。俄亥俄州在1803年只有1名众议员，1833年已经达到19人。

    一个贫弱的国家与一个富强的国家长期结成联邦是很难想象的；即便在联合之初已经知道后者的富强并不是前者的贫弱的原因，这样的联邦也无法持久。当一方因联合而不再拥有主权，另一方因此而获得权力时，这样的联邦就更加难以持久。

    第71章 概述美国境内的三个种族的现况及其可能出现的未来 (12)

    这几个州的迅速而异常的发展，威胁着其他州的独立。拥有200万人口和40名众议员的纽约州想要使国会通过某项法令，或许是可以办到的。即使较强的州不压迫较弱的州，也依然存在着危险，因为压迫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是几乎同等的。

    很少有弱者相信强者主张的正义和理由。因此，发展速度不如其他州的州，总是以猜疑和忌妒的眼光去看那些得益于幸运的州。在联邦的一部分地区表现出的沉重的苦恼和莫名的不安，结果就与另一部分地区显示出的惬意和自信成为了鲜明的对照。

    南方最近之所以采取敌对态度，我认为原因就在于此。

    南方人是最需要维持联邦的美国人，因为如果南方诸州各自独立，吃亏最大的是他们自己。但是最有可能破坏联邦团结的，也正是南方的各州。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并不难回答。因为南方以前出过4名总统②，而在现在的联邦政府里南方已经失势，国会里的众议员人数也在逐年下降，而北方和西部的众议员人数却在逐年地增加；而且南方人性格急躁易怒，不够冷静。他们正在以忧虑的眼光看待自己的现在，以怀旧的心情去看待过去。每天他们都自问是不是受了压迫。一旦发现联邦的某项法令对他们不是明显有利，就会马上大喊大叫，提出抗议，说这是对他们滥用职权。如果联邦没有采纳他们的意见，他们就会大发雷霆，威胁说要退出联邦，把联邦说成是只让他们承担义务，而不给他们好处的政府。

    1832年，卡罗来纳的居民们声称：“关税法让北方人发了大财，让南方人破产，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怎么解释气候寒冷和土地瘠薄的北方能够不断增加财富和权势，

    ①已经在上注里提到，在此期间弗吉尼亚州的人口增长了13%。现在必须说明一下，一个州的众议员人数是怎么随本州的人口增长率下降而逐渐减少的。

    就我们上面提到的弗吉尼亚州为例。

    1823年弗吉尼亚州的众议员人数（21名），与当时全国众议员总数存在一个比例。1833年弗吉尼亚州的众议员人数，与它在1833年全国众议员总数中所占的比例有关，又与这几年间的人口增长率和全国的人口增长率之比有关系。所以，弗吉尼亚州本届的众议员人数与上届的众议员人数之比，一方面就要取决于全国本届与上届众议员总数之比，另一方面又要取决于弗吉尼亚州与全国人口增长率之比。弗吉尼亚州要使本届众议员保持原数，就得有一个条件：即本州的人口增长率要高于全国的人口增长率，从而让本州本届众议员人数在全国众议员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加重。弗吉尼亚州的人口增长率只要低于全国人口增长率，而全国本届众议员总数与上届众议员总数相同，弗吉尼亚州本届众议员的人数就会变少。

    ②他们是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和门罗。

    而堪称美洲花园的南方会迅速衰落呢？”①我所说的变化如果是缓慢和渐进的，让每一代人都看不出现实秩序对他们有多大影响，危险是会部分减少的。然而在美国社会的进展过程中，有些事情是突如其来的，而且可以说是具有革命性的。一个公民一生中就能看到所在州在联邦中领先，而后又失势于联邦的议会里。英裔美国人建立的州，有几个成长得特别迅速，就像一个人从出生开始，经历了青年和成年，只用了30来年一样。

    但是，不要以为失势的州就会人口减少或者一蹶不振。它们仍然会继续繁荣下去，甚至发展速度会高于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②。但是它们会觉得自己变穷了，因为它们的财富增长速度并没有邻州快；因为突然碰到了一个比自己强大的力量③，它们就自我感觉失势了。它们在感情和欲望上所得的挫伤，并不比在利益上要受的损失小。但是这对联邦的继续存在是不是有很大危险呢？假如各国的人民和国王都只注重真正的利益，战争几乎是可以避免的。

    由此可见威胁美国的最大危险就来自于它的繁荣，因为繁荣会使联邦的某些州陶醉于自己的财富增长，另外的州对它们心怀忌妒和猜疑，并且因自己的财富不断减少而觉得难堪。

    美国人静观这种奇异的运动，并且感到欣慰；但是我觉得，他们应当是抱有遗憾和恐惧的心情。将来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美国人终将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后代分布于整个北美。现在他们所居住的大陆已经是他们的领土，将来也不会被他们丢掉。那么今后促使他们继续占有这块土地的是什么东西呢？在他们看来，财富、权势和荣誉是一天也不能缺少的；他们争先恐后地扑向大量的宝物，就如同晚了一分钟就会抢不到了似的。

    我以为我已经证明，联邦的存在目前是完全基于各州同意继续留在联邦里的。根据这个论点，我又探讨了可能使某些州要求脱离联邦的因素。但是破坏联邦的方式只有两种。第一，可能某一加盟州要求退出联盟公约，并且粗暴地割断彼此之间共同的纽带；我以前所指出的大部分情况都属于这种。第二，也许联邦政府因加盟的各州要求恢复原来的独立地位而失去权威。逐渐失去特权的政府，终将默认自己的无能，也无法达到自己的目的。于是这第二次联盟也将像第一次联盟那样，因衰败无力而灭亡。

    ①参见选举委员会向全州代表大会提出的在南卡罗来纳宣布关税法无效的报告。（参看《南卡罗来纳州的一般法令集》）②保证国家富强的首要因素是人口。从1820年到1832年，虽然弗吉尼亚州选进国会的众议员减少了两名，可它的人口仍然增加了13.7%；南卡罗来纳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人口在这期间共增加了15%，而佐治亚州的人口却增加了51.5%（参见《1832年美国大事记》第162页）。俄国是个欧洲国家，它的人口增长速度很快，但是在这10年间也只增加9.5%；法国的人口增加7%，整个欧洲的人口增加4.7%（参见前引马梯尔—布伦著作第6卷第95页）（1826年版）③应当承认，50年来烟草价格的不断下跌使得南方种植园主失去了舒适的生活。但是这种现象既不取决于北方人的意志，也不取决于南方人的意志。联邦纽带逐渐削弱，最后就可能导致联邦解体，并会在联邦解体之前造成许多其他可能的次要结果。即使联邦政府软弱无力而使国家瘫痪，导致出现无政府状态，全国的普遍繁荣也受到阻碍，联邦也可以依然存在。

    探讨可能引起英裔美国人分裂的各种原因后，就要研究一下如果联邦继续存在下去，其活动领域是会扩大还是缩小，其存在是会更加强大有力还是会更加软弱无力。

    显然美国人十分担心他们的未来。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最高主权的行使，都轻易被少数几个人垄断。因此他们一想到本国也会最终如此，就开始感到惶恐。甚至一些国务活动家也有这种感觉，或者至少装作有此之感。他们之所以要装作如此，是因为中央集权不得民心时，出面攻击中央政府而抓权，是讨好多数的最妙手法。美国人没有发觉，凡是出现他们所害怕的中央集权这一趋势的国家，都是由单一的民族建立的，而美国是由数个不同的民族组成的联邦。基于这一事实，从类比所作出的一切预测都可以被推翻。

    我可以坦白地承认，我把美国人的这种恐惧看成是纯粹的假想。我不像美国人那样害怕联邦的主权会加强，而是认为联邦政府的权力明显在减弱。

    为了证明这个论断，我不必去求助于古代的事例，只运用我目睹的事例或者当代发生的事例就足够了。

    仔细去考察美国的现况，就可以看出这个国家有两个彼此相反的趋势，就如同在一个河床里有两股水流，一股往东流，一股往西流。

    到今天，联邦已经存在了45年，时间让最初反对联邦的许多地方偏见趋于消失。

    依恋本州的乡土观念，已经减少了美国人的排外性。联邦的不同地区，也随之彼此日益熟悉，而且更加亲密了。邮政是人们用来彼此联系的伟大工具，现它已深入到荒漠的腹地①了。轮船每天往来于各口岸之间，各种货物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运往内河的上游和下游②。除了自然和人工提供的这些便利条件，不断驱使美国人离开家乡，而且与他们的同胞广泛交往的原因还有孜孜不息的追求、急于实现的愿望和喜欢发财的心理。他们把全国各地都走遍了，也接触到了国内居住的各类居民。在法国，没有一个省的居民能像1300万美国居民那样相互熟悉。

    美国人一方面在混合，另一方面又在同化。他们之间原有的受气候、原籍和制度的不同而造成的差异正在减少。他们越来越接近于同一个类型。每年都会有成千上万的北方人，迁到联邦的其他地方落户。这些北方人带来了他们的信仰、观点和民情，并且因为他们的文化比新落户地区的居民要高，于是很快就主管起了当地的事务，进而把社会改造得适合于自己的利益。这种从北向南的不断移民，对把不同地方的特点

    ①1832年，密歇根地区由于刚刚开发不久，所以只有居民31639人，但是可通邮的里程已经达到940英里。在几乎全是野蛮人居住的阿肯色境内，已经有通邮道路1938英里。参看1833年11月30日邮政部长报告。

    仅仅邮递报刊一项的收入，全年就达254796美元。

    ②从1821年到1831年这10年间，仅密西西比河各支流就相继投入了271艘轮船。1829年，全美国共有轮船256艘，见第140号立法文件第274页。

    融合为全国统一的特点，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由此看来，北方的文明注定要成为其他各地总有一天向它看齐的共同标准。

    联结联邦各州的商业纽带随着美国工业的发展日益加强，联邦也由最初的见解一致的联合转变为现实需要的联合。时间不断前进，1789年萦绕在人们头脑中的假想的恐惧也终于被一扫而光。联邦政府没有成为压迫者，它也并没有损害各州的独立，没有使联合的各州服从君主制度。小州参加联邦后，也没有使自己依附于大州。在人口、财富和势力方面，联邦均在不断增加。

    所以我认为，阻碍美国人结成联邦的自然条件上的困难与1789年时相比，已没有那样强大了，而且联邦的敌人也比那时少了。

    然而，仔细研究一下美国建国45年来的短暂历史，也比较容易使我们相信，联邦的权力确实有所下降。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很容易找到。

    当1789年宪法公布时，全美正处于无政府状态。紧随着这种混乱状态成立的联邦，激起了人们极大的恐惧和憎恨，但也得到了不少人热心的支持，因为联邦表达出一种巨大的需要。尽管联邦政权那时受到的打击要远比今天大，但它很快就使自己的权力达到了顶峰，就像一个政府因全力斗争而获胜时通常所做的那样。在这一时期，对宪法的解释似乎更多的是扩大联邦的主权，而不是约束它，所以联邦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是一个不论对内对外都由一个中央政府领导的单一制国家的样子。

    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人民的地位被抬高到几乎凌驾于联邦之上的地步。

    各州的个性并没有被宪法消除，而且所有的州，不论其性质怎样，都有一种趋向于独立的内在本能。在美国，这样的每个乡镇都像是一个习惯于进行自我管理的共和制的国家，这种本能就更容易表露出来。

    因此，必须经过一番努力才能令各州服从联邦的绝对权威。即便这种努力能够取得很大的成就，也会随着产生这种努力的原因的消逝而减弱。

    随着联邦政府逐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力，美国恢复了它的国际地位，使和平局面重新在边界出现，再次获得公众的信任。于是，稳定的秩序取代了混乱秩序，使个人的勤奋走上正常轨道并自由发展。

    然而，也是这个繁荣本身使人们开始忘却繁荣的来因。危险一经过去，曾经帮助美国人克服危险的那种毅力和爱国精神就被他们丢得干干净净的。曾经使他们困惑的恐惧被解除后，他们便轻车熟路地回到原来习惯的老路上，任凭自己的爱好而恣意妄为。人们一旦认为不再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时，就会开始感到它碍事了。当大家跟着联邦一起走向繁荣时，谁也不愿意抛弃联邦，却希望代表联邦的当局尽量少管事情。

    一般来说，继续联合是各州都愿意的，在有关本州的每项事务上，又都希望恢复原来的独立。任何时候联邦的原则都容易为人所接受，却很少被人应用。所以，联邦政府一方面在建立秩序与和平，另一方面又在导致自己衰落。

    人们开始暴露出这种情绪之后，那些专靠人民激情吃饭的政党领袖们，便会兴风作浪，从而为自己谋利。

    如此一来，联邦政府的地位就会岌岌可危了，而它的对手却获得了人民的好感，并且正在翘首期盼它垮台，以便取得主持政府的权力。

    一走进这样的时期，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发生争执就是常有的事，而且联邦政府几乎总在节节退让。当问题涉及联邦宪法的解释时，其结果经常是有利于州，而不利于联邦。

    宪法明确授权联邦政府关心全国性利益。当时联邦政府认为，这是让联邦在国内去做或促进那些重大事业或工程，旨在促进全联邦繁荣，比如开凿运河等。

    当各州看到它们的一部分领土由此被另一个权力当局支配时，不免会产生惶恐的思想。它们担心中央政府通过这种办法喧宾夺主，在自己境内发号施令，抢走它们专为本州人民保留的权力。

    第72章 概述美国境内的三个种族的现况及其可能出现的未来 (13)

    因此，一直反对联邦政府权力扩大的民主党站出来说话了。它指责国会滥用职权，称国家元首心怀野心。中央政府被这种叫嚣声吓倒，最终只能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允诺将来把自己的势力限制在所规定的范围之内。

    宪法将同外国交涉的特权授予联邦政府。一般情况下，联邦政府也以这种立场对待与其毗邻的印第安部落。只要这些野蛮部落答应向文明让步，把地盘让给移民，联邦政权就不表示异议；但当某个印第安部落试图在某个地点定居时，紧靠着这个地点的州便会声明自己对这块土地拥有所有权，并对居住在上面的人行使主权。该州的这种做法很快就会被中央政府承认，中央政府在把印第安部落当做一个独立国家同它签订条约之后，就听任该州的立法机构对印第安人实行暴政①。

    建立在大西洋沿岸的某些州，便开始向西部无限扩张，渗进欧洲人尚未深入的荒野。那些边界已经确定而不能再更改的州，自然对其邻州的这种无可限量的未来表示忌妒。于是，出于和解的目的，也便于联邦行事，这些获得好处的邻州便同意划定自己的州界，把本州以外的土地全部交给联邦②。

    自此以后，最初组成联邦的13个州境外的全部未开发土地的主权人便成了联邦政府。也就是说，联邦政府获得分配和出售这些土地的权力，并将售地的收入如数纳入国库。这笔收入又被联邦政府用来购买印第安人的土地，修建通向新荒地的道路，从而给其行使加速发展社会的权力提供了便利。

    由大西洋沿岸迁来的居民住进各州让出的土地以后，随着时间的推进，几个新州相继成立了。为了全国的利益，国会继续出售已被划入新州境内的荒地。但在这时，几个新州成立后，都要求独立享有出售土地的收入，以供己用。由于新州的这些要求

    ①参看在讲述印第安人的那一节中我引用的国会立法文件，美国总统致柴罗基部的信，以及他关于这个问题与其代表的通信和他致国会的咨文。

    ②将荒地交给联邦的第一个法案，是纽约州于1780年制定的。随后，弗吉尼亚州、马萨诸塞州、康涅狄格州、南卡罗来纳州、北卡罗来纳州也先后援例制定了同样的法案。佐治亚州在1802年才同意让出荒地，是制定这种法案最晚的州。

    越来越具有威胁性，国会便觉得不如让联邦放弃它目前享有的这项特权。于是，国会在1832年年末通过一项法案①，规定西部新成立的各州境内的未开垦荒地虽然仍不属各州所有，但准许各州扣留大部分售地收入供自己使用。

    只要稍稍考察一下美国，就能看到银行制度给该国带来的好处。这种好处很多，但有一项最为引人注目，即合众国银行的纸币可以在全国流通，其在边远地区的价值与在银行所在地的费城完全相同②。

    但是，合众国银行却是主要的憎恨目标，它的董事们对总统表示反对，但他们也被有根据地指控滥用自己的影响阻挠过总统的当选。因此，总统以其个人的故意全力报复这些人所代表的银行。曾经支持总统的人，也同时附和总统的报复行动，这使总统觉得他得到了多数民众由衷的支持。

    就像国会是最大的立法纽带一样，该银行是最大的金融纽带。而打算建立拥有中央政权机能的独立州的激情，也希望银行垮台。

    合众国银行往往持有大量的各地方银行发行的流通券，可以随时拿这些流通券逼迫地方银行兑换硬币。但合众国银行却并不害怕这样的威胁。巨额的流动资金使它可以自如地应付一切提款要求。受到这种威胁的地方银行，因为不能自如地使用自己的存款余额，只能按其资本的一定比例发行流通券。于是，地方银行面对这种有利于货币流通的控制只能不耐烦地忍受。因此，被地方银行收买的报刊，以及因为自身利益而变成它们工具的总统，便猛烈地攻击合众国银行。这些报刊遍布全国各地，煽动地方激情和盲目的民主本能来反对合众国银行。在它们眼里，合众国银行的董事们简直就是一个贵族集团，无处不在地对政府施加影响，总有一天会破坏美国社会所依据的平等原则。

    这家银行与它的对手的斗争，不过是美国各州与中央政府之间、民主独立精神与等级服从精神之间展开的大规模斗争中的一个偶然的事件。我绝不认为合众国银行的对手，同那些在另一些问题上攻击中央政府的人完全相同；但我要说的是，前者对合众国银行的攻击与后者对联邦政府的抵制，都有着同样的本性，而且合众国银行的反对者如此之多，正是联邦政府力量衰落的一个可悲的征兆。

    然而，联邦从来没有像在那场有名的关税问题上那样表现得软弱无力③。

    法国大革命和1812年的美英战争，将美国与欧洲的自由往来切断了，促使制造业在联邦北方建立起来。当和平重现，欧洲产品运往新大陆的航路再开时，美国人觉得应该建立关税制度，这样不但能保护本国刚刚发展起来的制造业，而且还可以用关税

    ①诚然，总统虽然没有批准这项法案，但法案的原则他完全同意。参看1833年12月8日致国会咨文。

    （杰克逊总统咨文的日期应为1833年12月4日）②现在的合众国银行成立于1816年，全部资本为3500万美元（折合18550万法郎），它的这项特权至1836年期满。去年，国会通过了一项延长这个期限的法案，但未获总统批准。现在斗争又起，而且双方都表达得十分激烈，料想该银行最近可能关闭。

    ③欲知晓这个问题的细节，主要可以参看第二十二届国会第二次会议第30号立法文件。收入偿还在战争时期欠下的债款。

    南方各州没有可以受益的制造业，只有农业，所以很快就报怨这项措施。

    我不是想在这里考察它们的抱怨是出于想象还是确有依据，只想把事实说明而已。

    南卡罗来纳州早在1820年，就在致国会的一份请愿书中声称，关税法案必然是违宪的、暴虐的和不公正的。接着，佐治亚州、弗吉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亚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也相继对关税法案提出不同程度的猛烈抗议。

    然而国会并不理会这些抱怨，在1824和1828年又提高了税率，征收关税的原则被再次肯定。

    于是，南方又提出或者不如说是恢复了一个名为“拒绝执行联邦法令”的著名主张。

    在叙述联邦宪法的时候，我已经指出了联邦宪法的目的是组建一个全国政府，而不是建立一个联盟。根据美国宪法，美国人只是在特定的条件下算是一个单一的民族。也只有在这些条件下，美国才像在一切立宪国家里那样，能够通过多数人表达全国的意志。多数人的意见一旦获得通过，少数人就只能服从。

    这是一个合法的学说，也只有这个学说才与宪法的精神和宪法制定者们的公认意图相符合。

    南方的“拒绝执行联邦法令派”却与此相反，他们声称美国人联合起来的目的只在于结成几个独立州的联盟，而不在于建立单一民族的国家，所以每个州即使不在行动上，但至少在原则上均保持着主权的完整，并有权自行解释国会颁布的法令，有权在本州境内停止执行在它看来是违宪的和不公正的法令。

    用这一派的公认领袖卡尔霍恩1833年向参议院发表的演说中的一段话就可以对“拒绝执行联邦法令派”的整个主张作出概括。

    他说：“宪法是一项契约，各州在其中均以主权者的身份出现。而一旦缔约的各方对契约的解释产生分歧时，每一方均有权自行判断其履约的范围。”

    很明显，这项主张从原则上破坏了联邦的纽带，令美国人又将再现根据1789年宪法而摆脱的无政府状态。

    国会没有理睬南卡罗来纳州的抗议，于是，南卡罗来纳州就以“拒绝执行联邦法令派”的主张来对付联邦的关税法威胁。而国会则坚持自己规定的制度，所以一场风暴最终袭来。

    南卡罗来纳州的人民①在1832年间成立了一个国民代表会议，对他们最后不得不采用的非常措施进行商讨；这个国民代表会议在同年11月24日以法令形式颁布一项法

    ①指多数人民，因为一个名为“联盟党”的反对派是主张执行关税法的，他们一直是十分强大和积极的少数。当时，南卡罗来纳州大约有47000名选民，其中主张拒绝执行联邦法令的有30000人，同意执行联邦法令的有17000人。

    律，其中规定联邦的关税法无效，对该法规定的征收税款予以反对，对可能向联邦法院提出的诉讼①拒绝接受。这项法令定在次年2月正式生效，并且附带声称：如果国会在这期间修改关税制度，那么南卡罗来纳可以同意不再追究。不久之后，南卡罗来纳州又用含糊其辞的口气表示，说它愿意把问题提交给由联邦的所有州组成的特别委员会处理。

    南卡罗来纳在等待国会答复期间武装了它的民兵，准备战斗。

    国会怎么应对呢？看到老百姓拿起了武器②，之前对苦苦哀求的老百姓一直置之不理的国会，就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国会通过了一项税率在十年内递减的法令③，一直减到关税收入不超过政府开支所需的程度。可以看出，国会完全放弃了最初的关税原则，而用一种纯财政措施替代了保护关税制度④。为了掩饰失败，联邦政府采用了一项软弱的政府所经常采用的应付对策：即在事实上表示让步，但在原则上坚持己见。在修改关税立法的同时，国会又通过了一项授予总统特别权力的法案，令总统可以使用武力去制伏当时已无须再惧怕的反抗。

    但是，南卡罗来纳州并没让联邦享用这个微不足道的表面胜利。主张废除关税法的那个国民代表会议再次召开，会上对联邦对它表示的让步予以接受；然而同时它又宣布，它并不因此而不再对 “拒绝执行联邦法令派”的主张予以坚持。而且，为了证明它说话算数，虽然它明明知道授予总统的特别权力永远也不会付诸实施，但是它仍声明授予总统以特别权力和那项法案对南卡罗来纳州无效。

    我们说的这些争端，几乎全都是在杰克逊将军的总统任期之内发生的。无法否认，他在关税问题上曾巧妙地、大力地维护了联邦的权力。然而我认为，他也给联邦政府埋下了一个隐患，令现在的联邦政府也必须按照他采取的那种办法来处理类似问题。

    对杰克逊将军的政绩，一些没有走出欧洲到美国考察的人持有的一种看法在现实考察了问题的人看来有些荒谬。

    按他们所说，杰克逊将军生来便是个暴君，生性和习惯爱用武力，精力充沛，贪图权势，打过无数胜仗。也许这一切说法都是实情，然而从这些实情所作的一切推论

    ①在这项法令发表之后发表的该法令起草委员会的报告中，详述了法令的内容和目的，报告的第34页写道：“当宪法为各州保留的权利遭到肆意破坏时，权利受到破坏的州就应当行使自己的权利，并履行自己的义务，以阻止坏事的发展，反对侵权行为，在各自的范围内维护作为独立的主权者应有的权限和特权。如果各州没有这些权利，则所谓主权岂非空谈。南卡罗来纳州宣布，它不承认地球上有任何可以凌驾于其上的法院。不错，它曾同其他州一起签署过神圣的联邦契约，其他州同它一样享有主权，但它要求并行使根据自己的观点解释契约的权利；并当缔约者或它们建立的政府践踏契约时，还欲享有判断违约情节和采取措施使契约公正的不可置疑的权利。”

    ②力量强大的弗吉尼亚州是最初使用这种办法逼迫国会采取行动的。这次，弗吉尼亚州的立法机构充当了联邦和南卡罗来纳州之间的仲裁者。所以，那些也声称要采取此种办法的州，也表示完全放弃这种办法。

    ③1833年3月2日法令。

    ④克莱先生提出了这项法案，4天之内就被国会的两院以压倒的多数通过。却极其错误。

    有人推测，杰克逊将军想在美国建立独裁统治，对尚武精神予以推崇，把中央政权的权力扩大到足以危害地方自由的程度。但是在美国，还未出现做这样事情的时代，也并未出现此种人物的时期。假设杰克逊将军想用这种方式实行统治，他一定会丧失他的政治地位，甚至危及他的生命。他从来不是这样的冒失鬼，不会试图去干此类蠢事。

    现任的总统杰克逊决不想对联邦政府的权力予以扩大；相反，他所代表的党希望将联邦政府的权力控制在宪法所明确规定的范围里，便从来没有对宪法作过有利于联邦政府的解释。杰克逊将军是唯恐失去权力的地方政府的代表，而决不是中央集权制度的战士。他是被地方分权的激情（假如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推上代表国家主权的地位的。他全靠不断地讨好激情才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和声望。杰克逊将军是多数的奴仆；当多数的意志、愿望和本性刚刚显现出来一半时，他就紧紧跟上，或者可以说他自己就有此种激情，并带头鼓动这种激情。

    每当州政府跟联邦政府产生纠纷，很少看到总统不站在州政府一边来对自己的权力予以反对，并且几乎总是走在立法机构的前面。当产生解释联邦职权范围的问题时，可以说他往往站在反对自己的那方。他不突出自己，不扩大自己，不表现自己，但这并不表明他生性懦弱或敌视联邦。当多数出来对南方的“拒绝执行联邦法令派”

    第73章 概述美国境内的三个种族的现况及其可能出现的未来 (14)

    的无理主张予以反对时，他马上站到多数的队首，鲜明而坚决地表达多数所持有的主张，并首先提议用武力解决。假如允许我用美国人的说法来解释，在我看来，在爱好上杰克逊将军是一个联邦主义者，在务实上他是一个共和主义者。

    杰克逊将军在如此对多数予以屈服而令自己获取人们的好感以后，就提高了他的地位。从而，他排除一切障碍，向多数所追求的或多数尚且表示怀疑的目标奋力前进。他获得了他的前任们从未有过的强大支持，并到处利用便利条件将自己的私敌打倒在地，这些便利条件任何一位总统没有遇到过。他对自己所采取的一些之前没有人敢实行的措施负责，他在对待全国的议员时，甚至用了一种接近于侮辱的轻蔑态度；对国会的法案他拒绝批准，而且对这个强大立法机构的质问往往不去回答。他就是这样一个仆人，对待主人有时会很粗暴。所以，杰克逊将军的权威在不断加强，但总统的权威却一天比一天削弱。联邦政府在他执政期间是强大的；然而当他的继任者掌权时，联邦政府便将软弱无力。

    只要我说的不存在大错，美国的联邦政府便将不断地削弱下去。一些公务会被它逐渐地放弃，它把自己的活动局限在一个越来越小的范围里。生性软弱的联邦政府，甚至会丧失看似强大的外表。另一方面，我还觉得，人们的独立感在美国各州表现得日益明显，对地方政府的爱也显得日益强烈。

    人们想要联邦，然而只把它当做一个影子。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希望联邦强大，但在另一些情况下又希望它软弱。人们主张联邦在战争时期可将全国的人力和物力集中到自己手里，但在和平时期甚至可以不要联邦。此种一会儿软弱一会儿强大的交替现象，是源于联邦的本性。

    人们思想的这一普遍运动，现在我不认为有什么东西可以进行阻止。产生这一运动的原因，还在不停地发生作用。所以，运动将继续进行下去，并且能够预言，除非发生某种意外情况，联邦政府一定将日益削弱下去。

    然而我认为，联邦当局无力对自己的生存予以维护，不能对国内和平加以保持，从而自生自灭的日子还离我们很远。民情已经接受了联邦，人们希望联邦存在。联邦的成就是明显的，联邦的好处是大家都可以看到的。当人们发觉联邦政府的弱点足以对联邦的存在造成危害时，我确信会出现一种相反的运动，来增强联邦的力量。

    迄今，在世界上建立的一切联邦政府中，最符合联邦的性质而进行活动的是合众国政府。联邦只要不遭受法律解释的直接打击，不严重损害联邦的本质，舆论的变化、内部的危机或战争，都能够立刻恢复自己应当具有的活力。

    只有一点是我想指出的，那便是，我们法国的许多人认为美国的舆论趋向中央集权，主张让总统和国会掌握一切权力。然而我认为，美国显然出现了一种与此相反的舆论。我是说联邦政府正在不断趋向软弱无力，并且认为其中只有联邦的主权遭到了破坏，而不是说它因为日益老化而失去权力和威胁各州的主权。这便是当前的实况。这个趋势的最后结果将会怎样？对我所指出的运动，有什么偶然事件会能够加以阻止、推迟或加速呢？这种偶然事件隐藏在未来，我不认为我现在能够揭开它们的帷幕。

    论美国的共和制度及其持久存在的机缘是什么联邦只是一个偶然的存在——共和制度最有前途——就目前来说，共和适应于英裔美国人的自然状态——为什么——如果要破坏共和，就必须要同时改变一切法律，改造整个民情——美国人建立贵族制度即将遇到的困难假如现在的加盟州之间发生战争，并随着战争而拥有常备军，加重税负和实行独裁，最终因此导致联邦解体，那么终将会危害共和制度的命运。

    但我们不能把共和的前途与联邦的前途混为一谈。

    联邦只是一个偶然的存在，只要环境对它有利，它就能存在下去；而共和在我看来更适应于美国人的自然状态。除非有相反的因素继续不断地向同一方向发生作用，否则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共和制度被贵族制度取代。

    联邦的存在主要是依靠组建联邦的法律。只要一场革命爆发，或一有舆论改变，就可使联邦不复存在。但是共和却有着根深蒂固的基础。

    在美国，人们把共和理解为是社会对自身进行的缓慢且和平的活动。它真正建立在人民的明智意愿之上，是一种合理状态。在这种管理体制之下，每项决定都要历经长期酝酿，审慎讨论，等到成熟，才能付诸实施。美国的共和主义者重视民情，尊重人们的宗教信仰，承认各种权利。在他们看来，一个民族越是享有自由，就应该越讲究道德，越是信仰宗教，越应该温文尔雅。

    在美国，所谓共和，是针对多数的和平统治而言的。多数，在经过彼此认识，且让人们承认自己的存在以后，就会成为一切权力的共同来源。但是，多数本身并不是无限权威。在道德界，居于其上的有人道、正义和理性；在政界，高于其上的有各种既得权利。而多数正承认它在这两方面所受的限制。如果它破坏了这两项限制，那就正像每个人出于激情一样，并且也像每个人激动时可能把好事办坏那样。

    然而，在欧洲我们却发现了一些新奇的说法。

    据欧洲的一些人说，共和并不是像大家至今所想的那样是多数的统治，而是依靠多数得势的几个人的统治。在这种统治中起领导作用的是那些知道人民具有最大作用的人，而不是人民。这些人经过自己独特的判断，可以以人民的名义行事，却不与人民商量，把人民踩在脚下却要求人民对他们感恩戴德。而且，共和政府是唯一要求人民承认它有权任意行事，敢于蔑视人们迄今所尊重的一切——包括从最高的道德规范到最初浅的公认准则——的政府。

    至今他们还认为，不论专制以什么形式出现，都是令人讨厌的。但在如今，他们又有新的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只要以人民的名义来实行暴政和主事不公，暴政也可以成为合法的，不公也可以变为神圣的。

    美国人对共和的看法，是美国最便于采用共和，而且能够保证共和持久存在下去。在他们看来，共和政府的政绩即便常常不令人满意，但至少在理论上还是好的。

    所以，人民最后总是会按照共和的原则行事。

    在一开始美国就不可能建立集权的行政，在将来也极难建立。居民们散住在一片辽阔的国土上，又被许多天然障碍所分隔，从而他们只能各自去管理自己的生活细节。所以，美国是一个地道的由乡镇政府和州政府进行管理的国家。

    置身在新大陆的所有欧洲人都能感知到这一点，除这个原因之外，英裔美国人还另外添加了几个他们所特有的原因。

    英国人在北美的各殖民地建立之初就把他们的法制和民情中的乡镇自由精神带来。英国的移民们不仅认为乡镇自由是必要的东西，而且将之当做他们认为最有价值的东西继承下来。

    各殖民地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在当时，一些彼此陌生或因不同目的而相聚在一起的人割据着每个地方，甚至每个教区。所以，在一开始美国的英裔移民就形成了许许多多不属于任何共同中心管辖的小社区，而且由于它们不属于任何一个理应管理它们和可以容易治理它们的中央当局，所以每个小社区都自行管理自己的事务。

    由此看来，国土的自然条件，建立英国各殖民地的方式，初期移民们的生活习惯——这些结合起来，就使得乡镇自由和地方自由得到了惊人的发展。

    受这个缘故的影响，美国的全部国家制度，在本质上都是共和的；要想在美国彻底破坏构成共和的基础的法律，就必须同时废除一切法律。

    今天如果有一个政党试图在美国建立君主政体，那比起现在就想在法国建立共和国的政党，它的处境还要更加困难。法国的王权在建立之前并没有为自己拟定一套立法制度，因此目前只能是一个包围着共和制度的君主政体。

    同样的困难，君主政体的原则在向美国的民情渗入时也会遇到。

    人民主权学说在美国并不是一项与人民的习惯和一切占有统治地位的观念没有联系的孤立学说，相反地，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维系通行于整个英裔美国人世界的观念的链条的最后一环。美国的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据以建立的伟大箴言是：每一个人，无论他是什么人，上帝都赋予了他能够自行处理与自己最有密切关系的事务所需要的一定理性。它被家庭用于子女，被主人用于奴仆，被乡镇用于官员，被县用于乡镇，被州用于县，又被联邦用于各州。这个箴言被扩大化用于全国，最终就成为人民主权学说。

    由上可知，在美国，共和的根本原则和制约人类的大部分行为的原则是一致的。

    因此，在我看来，共和在建立其法制的同时，就深入到了美国人的思想、观点和一切习惯中，如果想改变它的法制，就必须改变所有的这一切。在美国，甚至大多数人信仰的也是共和的宗教，因为宗教使来世的真理服从于个人的理性，就像政治让个人对私人利益的关心服从于人之常情。同时宗教同意被引导走向天堂的路都可以由每个人自由选择，就像法律承认每个公民都有权选择自己的政府那样。

    非常明显地，只有发生一连串向同一方向发生作用的事件，才能使另一套观点、法制和民情取代这一套法制、观点和民情。

    如果有一天共和的原则竟会在美国被消灭，那也只能发生在经过长期的时胜时败的反反复复的社会斗争之后。而在现代的民族被一个全新的民族所取代之前，有些共和原则将会复兴，却不会完全消灭。但是，并没有什么预示这样的革命的东西，也没有任何能表明这样的革命即将来临的征兆。

    最使一个初到美国的人感到吃惊的，是政治社会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运动。他们的法律在不断地改变，从表面上看，你会以为一个信念如此不稳定的民族的现存政府很快就会被一个全新的政府所取代。然而，你的这种担心似乎有点杞人忧天。事实上，政治制度有两种不稳定情况，不能把两者混淆。第一种，是经常改变次要的法律，但对好端端的社会的继续存在并没有影响。第二种，是动摇制度的基础本身，攻击法制的基本原则。动乱和革命经常是跟随着这样的不稳定而来的，而身受其害的国家则处于变动激烈和莫测的状态。经验告诉我们，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它们有时结合在一起，有时又彼此分离，所以立法方面的这两种不稳定情况彼此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在美国见到的不稳定情况就是第二种，并不是第一种。虽然美国人经常改变他们的法律，但宪法的基础却一直受到尊重。

    当今，美国在共和主义统治之下，犹如路易十四时期法国在君主主义统治之下。在当时，法国人不仅喜爱君主政体，而且觉得它不能被别的什么东西所取代。君主政体被他们所接受，正犹如阳光的照射和四季的更迭被人们所接受。那时的法国人，既没有王权的强烈反对者，也没有王权的积极拥护者。

    从根本上讲，共和存在于美国正是基于默认或一种consensus  universalis（一致同意）而建立，并且无须争辩、反驳和证明。

    我认为，如果美国的居民总是像他们在行政制度方面所做的那样改来改去，必将危害共和政府的未来。

    立法方面的朝令夕改，常常使人们的计划受挫，所以我们有理由担心，共和终有一天会被人们看成是一种不方便的社会生活方式。到那个时候，次要法律的不稳定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同样会使人们对基本法律的存在表示怀疑，并会间接地引起一场革命。不过，距这个时代的到来还十分遥远。

    现在我们可以预见的是，共和一被美国人放弃，经过不长时间的君主政体，美国很快就会进入专制的桎梏。孟德斯鸠曾提到过，继共和而建立的君权是最专制的权力，原因是，原来毫不担心地交给一个民选首脑的无限权力，在这时便被一个世袭君主掌握在了手里。这个说法是普遍适用的，但又特别适用于民主共和国。美国的立法行政官员，是由全国的多数，而不是由公民中的一个特殊阶级选举的。他们直接代表人民大众的激情，且完全依靠人民大众的意志，因此他们既不会使人害怕，也不会被人怀恨。但正如我之前说过的，人民在规定他们的职权时，将很大一部分权力交给他们自行专断，而很少划定他们的权力界限。这种事态促成了一些比它本身更有生命力的习惯的形成。美国的立法行政官员，在国会休会期间或去职后，也会对社会产生很大影响，以至于我们很难说暴政将止于何时何地。

    在欧洲人当中，有些人希望美国出现贵族政体，甚至已经将贵族政体必然得势的时期明确预言出来了。

    我现在需要再次指出，目前美国社会的动向，在我看来是越来越趋向民主。

    但是，我决不是断言美国人将来不会在某一天不限制政治权利的范围，或让某一个人独享这些权利而不没收。但是，我也无法相信，在将来的某一天他们会让公民中的一个特殊阶级独占这些权利，或者换言之，在将来的某一天他们会建立贵族政体。

    贵族集团由一定数目的公民组成，他们虽与人民大众离得很近，但永远凌驾于人民大众之上。你打不倒这个集团，但你能与它接近；你休想与它混合，但你可以天天与它来往。

    第74章 概述美国境内的三个种族的现况及其可能出现的未来 (15)

    比起这种服从，你不可能想象还会有什么服从更违反人的天性和人心的隐秘本能。单纯依靠自己生存的人，是宁愿经常受一个国王的专断统治，也不愿受贵族正规的行政管理的。

    贵族制度要想长期存在下去，就要将不平等作为原则，事先便必须将不平等合法化，并在社会实行不平等的同时将它带进自己的家庭。只要是与合情合理的公平截然相反的东西，就必须依靠压制的办法强加于人。

    我相信，从有人类社会以来，就找不到这种例子：依靠自己的努力而生存的民族曾在自己的内部建立过贵族制度；但中世纪的贵族制度则是征服的产物。征服者成了贵族，而被征服者沦为农奴。因此，用武力可以把不平等强加于人，而一旦民情接受了不平等，它就可以自己维护自己，并且法律会自然而然地承认它。

    某些社会，因为先于它们而存在的某些事件，使它们成了可以说是天生的贵族社会。然而，久而久之，它们就被时代引向了民主。就像罗马人和继他们之后而强大起来的蛮族的命运一样。但是，一个文明和已经实行民主的民族，如果能通过加强身份的不平等而日益团结，通过在自己的内部建立不可侵犯的特权和唯我独尊的等级获得成功，倒是世界上的怪事。

    没有任何迹象可以表明，美国注定要在这方面提供第一个范例。

    略论美国商业兴盛的原因美国人由于他们的本性注定要成为一个伟大的海洋民族——他们拥有特别长的海岸线——他们的港口水深——他们的河流长——但是，英裔美国人的商业优势应归功于他们的智力和道德原因之处，要大大多于应归功于自然原因之处——英裔美国人作为一个商业民族的未来——联邦的解体也不能阻止原来组成联邦的人民的海上跃进——探究其原因——英裔美国人生来就是要供应南美居民的需求的——他们将会像英国人那样成为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商业代理人从芬迪湾起，到墨西哥湾的萨宾河，美国的海岸线全长近900里约。

    美国的海岸是一条延续而无中断的线，它们统一由同一政府进行管理。

    除了美国，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那样为商业提供更深、更阔和更安全的港口。

    美国的居民构成一个伟大的文明民族，他们被命运安排在一片荒地之上，而离文明的主要中心又有1200里约之遥。所以，美国天天需要仰仗欧洲。然而不久以后，美国人所需要的大部分物品一定会被他们自己生产和制造出来。然而，因为两洲在需求、观念、习惯和民情上的天然联系过于密切，所以它们永远不能完全分开而各自独立地生活下去。

    联邦的一些产品，现已成为我们之所需。这是因为我们的土地完全不出产这些东西，或者要用很高的成本才能生产出它们。美国人只能消费这些产品中的一小部分，而将其余的卖给我们。

    由此说来，正像美国是欧洲的市场一样，欧洲也是美国的市场。美国的居民为了把美国生产的原材料运到欧洲港口，再把欧洲的制成品运回美国，他们也同样需要海上贸易。

    所以，美国不是像墨西哥的西班牙人迄今所做的那样，放弃贸易而专向海洋国家的工业供应大量原材料，从而要使自己成为地球上的第一流海洋强国。这根本就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抉择，两者必须择其一。对海洋，英裔美国人始终表现出一种明显的爱好。在独立打断了他们与英国联系起来的商业纽带的同时，他们的航海天才却得到了新的和有力的飞跃。在独立以后，联邦的轮船数递增，其增加速度几乎与居民人数的增加速度一样快。当前，美国人消费的欧洲产品，用自己的船运输的有十分之九①。他们还把新大陆的四分之三出口货物用自己的船运给欧洲的消费者②。

    哈佛和利物浦的码头塞满了美国的船舶，但在纽约港里，英国和法国的船舶则为数不多③。

    由此看来，美国的商人既敢于在本土同外国商人竞争，也能在外国同外国商人进行有成效的斗争。

    其实这一点很容易解释：因为在世界航运中，运费最便宜的是美国船。只要美国的商船继续保持这个优势，它不仅将保有已经取得的成就，而且会使既得的成就日益提高。

    这里有一个很难解答的问题：美国人为什么能以比他人低得多的成本经营航运？

    有人认为，这首先应当归结于美国人的得天独厚的优越物质条件。然而，事实好像并不是这样。

    美国船的造价与我们的一样④，但船造得并不太好，一般说来使用寿命也不长。

    与欧洲海员的工资相比，美国海员的工资更高。很多欧洲人选择在美国商船上工作，就证明了这一点。

    那么，为什么美国人的航运成本比我们的低呢？

    我个人认为，要到纯智力的和纯精神的特点中去寻找这个原因，从物质的优势中去寻找是徒劳的。

    我将用下面的比较证明我的看法是正确的。

    在大革命的战争期间，法国人把一种新的战术用于军事中，将一些老将军打得晕头转向，差一点就把欧洲的一些古老王国推翻了。首先他们设法精简了许多东西，这些东西一向被认为是打仗所不可缺少的，并要求士兵付出一些努力，这些努力是文明国家从来没有向军队要求过的。结果，士兵们个个奋勇前进，没有丝毫迟疑地冒着生命危险去达到预定的目的。

    ①至1832年9月30日，这年的进口总额已达101129266美元，而使用外国船运输的进口货物只为10731039美元，连进口总额的十分之一都达不到。

    ②同期的出口总额为87176943美元，而使用外国船运出的出口货物则为21036183美元，占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1833年威廉氏海运统计》第398页）③在1829年、1830年、1831年三个年度中，驶入美国港口的船舶吨位共为3307719吨，其中外国船只有544571吨，即占吨位的16%。（《美国1833年年度大事记》第304页）在1820年、1826年、1831年三个年度中，驶进伦敦、利物浦、赫尔三个港口的英国船吨位共为443800吨，而外国船为159431吨，即占总吨位的36%。（《1834年美国指南》第169页）1832年，驶进英国港口的外国船与英国船的吨位之比为29﹕100。

    ④一般说来，原材料的价格美国与欧洲相比要低，但美国的人工成本却高得多。

    在当时，与敌人相比，法国的财力和人力都要弱，它的物力差得更远。可是，法国人却节节胜利，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敌人也开始采取他们的战术。

    显然地，美国人也将类似的办法应用到了商业方面。美国人将法国人为取得战争的胜利所做的一切，全都用到降低航运成本方面去了。

    欧洲的航运公司一向办事谨慎，从不在海上冒险。它们只让船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出海，一遇到不测，便让船回港。夜里的时候，船员们会收起一部分船帆；当海上的浪花发白，表明快要接近陆地时，船员会立刻降低航速，并抬头看一看太阳，从而调整航向。

    美国人敢于冒险，从不这样小心翼翼。就算风暴还在低啸，他们也还是拔锚起航了。无论白天还是夜里，他们都全帆对风。他们一边航行，一边修复风暴对船舶造成的损伤。当接近航程的终点时，他们继续扬帆前进，就好像已经看到港口似的急欲靠岸。

    美国的船舶经常在海上失事，但是哪一个国家的船舶都没有他们的船舶航行得迅速。因为他们用较少的时间做完了与他人相同的工作，所以才能降低航运成本。

    在长途航行中，欧洲的商船总得多次靠岸休整。为了寻找靠岸的港口或等待离岸的时机，它们损失了宝贵的时间，并且每天还要支付停泊费。

    美国的商船从波士顿出发，去中国购买茶叶。在到达广州后，船停留数日便起航回国。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船已经航行了相当于绕地球一圈的距离，而且在往复途中仅仅各靠岸一次。船员们在历时八个月或十个月的单程航行中，只是喝咸水，吃腌肉。他们要不断同海洋、疾病和厌倦进行斗争。但回程之后，每磅茶叶的售价与英国商人的相比，可便宜四分之一便士。他们便达到了目的。

    除了说美国人在经商方面表现出了一种英雄气概，我实在无法再更好地描述我的思想。

    欧洲的商人虽然和他们的美国竞争对手是一同行进的，但他们将永远无法赶上对方。因为美国人在按照上述的办法经商时，主要是基于他们的天性，而并非完全出于精打细算。

    美国的居民正在体验着前进中的文明所产生的一切苦乐。他们并不像欧洲人那样身处一个一切需要都能够得到满足的社会，所以学习和生活上所必不可少的各种物品常常不得不自己去创造。在美国，有时候一个人既会种田又会造屋，既是钳工又是鞋匠，并且还会织布缝衣。这虽然不利于工业技术的进步与完善，却能够大大发挥劳动者的才智。没有什么比过细的分工，更容易让人变蠢和从产品上见不到匠心了。在像美国这样的如此缺乏专门人才的国家中，掌握一门手艺不一定需要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因此，美国人很容易改变谋生之道，可以随时去找有利的工作来做。有些人在自己的一生中当过律师，种过地，做过买卖，还做过教士和医生。美国人虽然在每个行业上都不如欧洲人高明，但几乎没有什么手艺是他们一窍不通的。他们的才能比较一般，但知识比较广泛。所以，美国居民在行业上并没有什么清规戒律，也没形成任何的职业偏见，既不会重此轻彼或者轻此重彼，也不会厚古薄今或者薄古厚今。他们不固守自己的习惯，又容易排除外国习惯可能对他们的精神造成的控制作用，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国家与任何其他国家都不同，他们的情况在世界上也是尚属首见。

    美国人居住的土地让人觉得奇妙，他们周围的一切都不停地在变化着，每一变动都象征着进步。因此，在他们的头脑中新的思想总是与良好的思想密切结合。人的努力，似乎到处都没有天然的止境。在他们看来，有志者事竟成，应该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情。

    这种运气好坏的经常反复，这种推动着美国人一致向前的感情冲动，这种公共财富和私人财富的变化莫测的起落，全都会合起来，对一个美国人来说，人的一生就如同一场赌博，如同一次革命，如同一场战役。

    这些同样的原因在对每一个人发生作用时，也给国民性打上了无法遏止的冲动的烙印。因此，美国人必然是随时随地都热心于追求、勇于进取、敢于冒险，尤其是善于创新的人。这种精神在他们的一切工作上都有真实的体现。这种精神被他们带入了他们的政治条例，带入了他们的宗教教义，带入了他们的社会经济学说，带入了他们的个人实业活动。他们带着这种精神去到处创业：无论是在荒山老林的深处，还是在繁华热闹的城市，都是如此。正是这种被他们用于海运业的同样的精神，才使美国商船与其他一切国家的商船相比，运费要低廉并且航行迅速。

    只要保持着这种精神优势以及它带来的实践优势，美国的海员就将不仅能保障本国生产者及消费者的需求，而且还会越来越像英国人①一样成为其他国家的商务代理人。

    眼下，他们正在开始实现这样的蓝图。我们已经看到，美国的海运企业正使自己担任几个欧洲国家的商业的直接代理人②。

    南美的一些由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建立的大殖民地，后来都各自变成了帝国。目前，内战和专制正折磨着这个广阔的地区。人口并没有增多，为数不多的住在这里的居民，每天都在操心着自卫的事情，就连改善自己命运的打算也无从谈起。

    但是，情况并不会一直这样。自强不息的欧洲，曾经全靠自己的努力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同我们一样，南美也是基督教世界。它的法制和生活习惯，也跟我们的一样。在欧洲各种人民和他们的子孙中成长起来的文明的一切萌芽，它都拥有。此外，南美还有我们的榜样可供借鉴。难道它还能一直愚昧下去吗？

    很显然，这仅仅是个时间问题。南美人民建成昌盛文明的国家的时期终将到来，这是毫无疑问的。

    ①不要以为英国的商船只从事把本国产品运到外国和把外国产品运回本国的业务。和陆地上的巨大马车运输企业一样，现在，英国的海上船队已为世界各国的生产厂家服务，经营各国之间的交通运输业务。美国人的航海才干，让他们能够建立起与英国水平相同的海上运输企业。

    ②美国船已经承揽了地中海沿岸的一部分海运。

    但是，当感到自身有文明国家的需求时，南美的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还远远无法自己满足这些需求。他们作为文明的后进者，必须要承认文明的先进者已经取得的优势。在学会办工厂和经商之前，他们还得长期务农。他们将暂时需要外国人居间，把自己的产品运输到海外，然后再换回外国的产品来满足他们产生的新需求。

    第75章 概述美国境内的三个种族的现况及其可能出现的未来 (16)

    毫无疑问，总有一天北美的美国人要被要求去满足南美人的需求。大自然已经使他们双方为邻，并将为前者了解和调查后者的需求，与后者建立经常的往来关系，并逐渐占领后者的市场提供很大的方便。美国商人是不会失去这种天赐良机的，除非他们远远比不上欧洲商人，更何况在某些方面他们还要比欧洲商人优越。美国人早就对新大陆上的各族人民产生了精神影响，传授给了他们知识。在这同一片大陆上居住着的各族人民，早就已经习惯了把美国人看成美洲大家庭中最有知识、最有力量和最有财富的成员。所以，他们将视线转向美国，一有机会就效仿在那里居住的人民。每天他们都在吸收美国的政治理论并且借用美国的法制。

    美国人在南美人面前所处的地位，与当年他们的祖先英国人在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欧洲的一切在文化与工业上没有英国先进并且大部分消费品都要仰赖英国的国家面前所处的地位别无二致。

    今天英国已经是与它来往的几乎所有国家的天然贸易中心，而在另一半球，美国将要产生同样的作用。所以，建立或成长在新大陆的每一个国家，它们的建立和成长几乎都有利于英裔美国人。

    如果联邦解体，解散后各州的商业发展毫无疑问将在一个时期内放慢脚步，但时间决不会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长。很显然，无论将来出现什么情况，各州仍要联合在一起来做生意。它们彼此为邻，相互之间在观点、利益和民情上完全一致，并且只有它们才能建立起一个极大的海洋强国。假如联邦的南方与北方分家而独立，没有北方的帮助，南方就会无法生存。我曾说过，南方并非经商的地带，而且并无任何迹象表明它会成为这样的地带。所以，美国的南方人只能长期依靠外人将自己的产品运销出去，并供应他们所需的必要物品。而他们所能找到的居间人中，只有他们的近邻北方人，能保证提供给他们物美价廉的市场。而且，他们自己还会去找北方人，因为商业的最高法则就是廉价。无论是主权意志，还是民族偏见，都无法长期顶制住廉价市场的影响。恐怕再没有比美国人与英国人之间的仇恨更深重的仇恨了。尽管存在着这种敌对的情绪，英国的商人仍然能够让美国人购买他们的大部分制成品；而美国人会买英国的货物，仅仅是因为英国的货物比其他国家的货物便宜。因此，无论美国人是否愿意，美国的正处于发展中的繁荣，并不能给英国的制造业带来不利。

    理性正告诉我们，经验也正向我们证明，如果在必要之时得不到武装力量的支援，商业上也不可能持久强大。

    美国对这个道理的理解，与其他国家一样明白。美国人已经能使自己的国旗被人尊重，而且不久以后可能会让人望而生畏。

    我确信，北美的海上力量即使在联邦解散后也不会削弱，反而会大大增强。今天经商的州与不经商的州在联合，但后者往往仅仅是勉强同意加强与它并无直接利益关系的海上力量。

    反之，假如联邦中所有经商的州联合成一个单一国家，商业就会成为它们最主要的国家利益，因而它们会为了保护航运作出巨大牺牲，并且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它们去实现这方面的愿望。

    我认为，同人一样，国家也几乎总是在它的青年时期就显露出其未来命运的主要特点。当看到英裔美国人的那种经商的干劲、经商的便利条件和经商获得的成就之时，我就不自觉地相信，总有一天他们会成为地球上排名第一的海上强国。正如同罗马人生来就是要统治世界的一样，他们生来就是要统治海洋的。

    结   论我的叙述马上就将结束。以上，在探讨美国未来的命运时，我总是竭尽全力将题目分为几个不同的部分，以便专心研究每一部分。

    现在，我要将这些部分集合在一起进行通观。我所做的通观也许会不够详尽，但是会更加简明扼要。我在分析每个问题之时或许不如从前清晰，但是我可以更准确地掌控全局。我就像一个旅游者，从一座通都大市出来爬到近郊的小山上去。他出了城一直向前走，行人越来越少；他回首城市，房屋已经模糊不清，公共场所已消失在他的视野中，街道也无法分辨了，但是却一眼看清了整个城市的轮廓。于是，他似乎是头一次看到了这个城市的整体。我对新大陆上英裔人的整个未来的考察，也正是这样。这幅巨图的细节部分虽然仍是模模糊糊的，但是我已经看到了它的全景，有了关于它的整体的清晰的概念。

    如今，美利坚合众国所拥有或占据的领土，大约是全世界可居住土地的二十分之一。

    虽然土地如此辽阔，但是假如你以为英裔美国人会一直停在那里不动，那你就错了。现在他们就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

    有一个时期，我们在美洲的荒野之上也曾经有可能建立一个大法兰西国，在新大陆上与英国人平分秋色。曾经，法国在北美拥有的领土几乎有整个欧洲那么大。当时北美大陆上三条最大的河流都流经依法属于我们管辖的土地。居住在自圣劳伦斯河口至密西西比河三角洲之间的各个印第安部落，只能听得到我们法国的语言。一些分布在这片辽阔土地之上的欧洲人的居民点，能够让人们想起它们的名称的祖国。比如，路易堡（louisbourg）、蒙莫朗西（montmorency）、迪凯纳（duquesne）、圣路易（saint-louis）、万森（vincennes）、新奥尔良（nouvelle-orléans）等，对法国人来说这些都是最亲切和已经听熟了的名称。

    然而，由于一连串举不胜举的原因①，令我们丧失了这笔可观的遗产。在那些法国

    ①其中主要者有：喜欢独立和习惯于乡镇自治制度的民族，与其他民族相比，更容易建立起繁荣的殖民地，要想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人们必须有独立思考和自我管理的习惯，而这个国家的建立，又有许多方面必须取决于移民们的个人努力。人本就不多，而他们又没能很好地进行建设的地区，现在连一个法国人都没有了。在那些仍然居住有法国人的地带，他们也都是聚居在一块很小的地区，并且被别人的法律管辖着。在加拿大的40多万法国人，现在就如同是一个古老民族的孑遗，在一个新民族的汪洋大海之中迷失了。他们周围的异族居民渐渐强大，不断向四面八方发展；甚而后来居上，取代了这块土地原来的主人，统治了原来的主人建设的城市，破坏了原来的主人的语言。这批居民就是美国的居民。因此，我有理由断定英裔美国人不会留在联邦的范围之内不动，而是会越过这个范围向东北（西北）方向推进。

    在西北方面，只有几个不是很重要的俄国人的居民点；但在西南方面，墨西哥却像一堵大墙一样阻挡住了英裔美国人的去路。

    因此，严格来说，只有西班牙人和英国人这两个互相竞争的种族在今天还分占着新大陆。

    条约已经规定了这两个种族的分界线。虽然这项条约有利于英裔美国人，但我毫不怀疑，用不了多久，英裔美国人必然会践踏这项条约。

    在联邦南部边界的外面，墨西哥境内有一大片尚无人居住的地区。美国人将比有权占有这片荒野的人更早开进这片土地。他们将在那儿占有土地，建立自己的乡镇。

    而当合法的所有者蹒跚迟来之时，将会发现这片荒地已经被人开发了，已经有外来人在他们的遗产上悄悄定居下来了。

    新大陆的土地是谁先占据就归谁，因此占有土地是对捷足先登之人的报酬。

    已经有人居住的地区，想保护自己免遭这样的侵犯也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我已经说过发生在得克萨斯境内的情况。美国的居民每时每刻都在渗入得克萨斯，在那儿购置土地。他们虽然也服从当地的法律，但是却逐渐让自己的语言及民情占据了统治地位。目前得克萨斯地方仍归墨西哥管辖，但不久之后便会没有墨西哥人居住在那儿。所有英裔美国人与不同种族接触之地，都将会出现相似的情况。

    毋庸讳言，与居住在新大陆上的其他一切欧裔人相比，英裔人占有极大优势。在文化、实业和武力上，他们远远优越于其他欧裔人。只要他们面前还有荒地或者人烟稀少之地，只要在他们前进的途中不遇到他们无法穿过的人口稠密地区，他们就将一直不停地扩张下去。他们不会停在条约规定的边界线上，而只会在各地越过这种假设的障碍。

    在加速英裔人的这种发展的过程中，他们在新大陆所处的地理位置就起到了令人感叹的有利作用。

    在他们北部边界的上面，是北极的冰原；而只要越过他们南部边界几纬度，就进入了热带地区。因此，新大陆上气候最温和、条件最适宜人居住的地区正是英裔美国人所在的地方。

    有一些人认为，美国人口增长的飞速运动，仅仅是开始于独立之后，但这个观点并不正确。在殖民制度时期，这里的人口增长与现在一样迅速，即差不多每22年就翻了一番。只不过当时的绝对增长数字是以几十万计，而现在则以几百万计而已。在一个世纪以前，同样的现象没有被人发觉，而现在却被所有人看得一清二楚。

    属于同一国王管辖的加拿大英国人的人口增长和扩散几乎和生活在共和政府下的英裔美国人一样迅速。

    人口在持续了8年的独立战争期间仍然能按上述比例不断增长。

    虽然西部边界上有和英国人结盟的印第安部落，但向西部的移民运动也可说是从未放慢速度。肯塔基州、宾夕法尼亚的西部地区、佛蒙特州和缅因州在敌人洗劫大西洋沿岸期间就已经住满了人。战后的杂乱无章，也并没有妨碍人口增加以及阻止他们向荒地继续进军。由此可见，法制的差异，和战的不同以及秩序的好坏对英裔美国人的不断发展仅仅产生了微不足道的影响。

    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对如此辽阔的国土上的所有地点，没有任何因素足以全面影响到它们。因此，国内总有极大的回旋余地，为受灾地区的人民提供避难场所，而且无论灾难多大，总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因此，不要以为可以阻止得了新大陆上的英裔人的飞跃发展。虽然联邦的解体和它在大陆上引起的战争，共和的废除及由此而出现在大陆上的暴政，能够延缓他们的发展，却无法阻止他们追补现实注定让他们完成的使命。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让移民们止步，能不让他们开进这片为勤奋之人敞开大门，为遭受苦难之人提供休养生息场所的沃野。无论未来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夺走美国人的气候、内海、大河和沃土。不良的法制、革命和无政府状态，既不能消灭似乎已经成为了这个种族的主要特征的致富爱好和进取精神，也无法完全摧毁让他们开化的知识。

    所以，在未来无法确知的事件之中，至少有一件事是能够肯定的。那就是，在可说是即将到来的一个时代里（因为我们在这里说的是一个民族的生命），英裔美国人将布满从北极冰原到热带之间的整个辽阔的大地，并且自大西洋沿岸一直扩散至太平洋之滨。

    我估计，将来总有一天，英裔美国人占据的领土会达到全欧洲面积的四分之三①。

    总的来说，联邦的气候要比欧洲的气候好。在自然条件方面，联邦也比欧洲具有较大的优势。很显然，总有一天，联邦单位面积的人口也能与欧洲抗衡。

    第76章 概述美国境内的三个种族的现况及其可能出现的未来 (17)

    在这个被分成了这么多国家的欧洲，在经历了连绵不断的战争和中世纪野蛮统治的欧洲，到现在每平方里约的居民还能达到410人②。有什么样的强大力量可以阻止有一天联邦单位面积的人口达不到这个水平呢？

    美洲英裔人的几个分支只有再过几个世纪才会出现差别，失去它们共同的外貌。

    我们无法预见他们会在什么时候在新大陆建立持久的不平等制度。

    因此，无论由于战争或和平、自由或暴政、繁荣或匮乏，英裔美国人大家庭各支的命运会出现什么样的差别，他们今后仍然能够保持相同的社会情况以及在这种情况

    ①现在，只是美国本土的面积就已相当于欧洲的一大半。欧洲的面积为50万平方里约，人口为20500万人。见马尔梯—布伦著作第6卷第114册第4页。（实际上，马尔梯—布伦在此处写的人口数字是20000万，但在第92页上，他估计说，这个数字可能高达20500万。所以，硕学的托克维尔引用的是后一个数字。参看该书的1826年版）②见马尔梯—布伦著作第6卷第116册第92页。（1826年版）下流行的习惯和观点。

    在中世纪，仅仅以宗教为纽带就将这些居住在欧洲的不同种族联合在同一文明之下。新大陆的英裔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他们正在一个人人都趋于平等的时代中生活。

    中世纪正是一个教派分立、群雄割据的时代。每个民族，每个地方，每个城市，每个家庭，在当时都力图自保和独立。但是在今天，却出现了一种相反的趋势，似乎各个国家都在走向统一。各个国家之间的文化联系正在把世界上最遥远的地区联合在一起。人们也无法继续孤立着而不相往来，或者无法继续对地球上任何角落发生的事一无所知。现在我们已看到，尽管欧洲人同他们在新大陆的后裔之间隔着汪洋大海，但是他们之间的差别还比不上13世纪一些只有一河之隔的城市之间的差别。

    既然这种同化的趋势正在使互为外国人的人民彼此接近，那么它将会更加有力地阻止同一民族的后代互为外国人。

    因此，总有一天我们能够看到北美大地上住着1.5亿人口①。他们之间彼此平等，属于同一个大家庭，出自同源，具有一样的文明、一样的语言、一样的宗教、一样的习惯、一样的民情、一样的思想方法，以及一样的肤色。虽然其他方面尚难断言，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世界上将会出现一个即使拥有丰富的想象力也能想象不出的全新局面。

    现今世界上有两大民族，他们自不同的起点出发，但似乎是在走向同一目标。这就是俄国人与英裔美国人。

    在神不知鬼不觉之中，这两个民族壮大了起来。它们在人们的视线只顾及他处之时突然跻身于各国的前列，而且全世界也几乎同时承认了它们的存在及强大。

    其他一切民族似乎已经接近了它们发展的自然极限，除了保持原状之外别无他图，但唯有这两个民族却在不停地壮大②。其他的民族不是停滞不前，就是在历尽艰辛地前进。只有这两个民族，正在沿着一条尚看不到止境的道路轻松而神速地前进。

    美国人在和自然给他们设置的障碍进行斗争，俄国人则在和人进行斗争。一个在和荒野与野蛮战斗，另一个在和全副武装的文明战斗。因此，美国人是用劳动者的犁进行征服，而俄国人则靠士兵的剑进行征服。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美国人将个人利益作为动力，任凭个人发挥自己的力量与智慧而不进行限制。

    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俄国人则几乎将社会的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一人手中。

    前者将自由作为主要的行动手段，后者则将奴役作为主要的行动手段。

    他们的起点不同，道路也各异。但是，其中每一个民族都似乎受到天意的密令指派，总有一天要各自主宰世界一半的命运。

    ①这是在欧洲每平方里约的居民为410人的基础上计算出来的。

    ②俄国人口的增长速度在旧大陆的所有民族中按比例来说是最快的。

    原著者注第一部分（a）第15页参看朗少校在国会资助下到欧洲人还没涉足的整个西部地区去的两次考察报告。

    关于美国的大沙漠，朗少校特别指出，可以紧靠东经20度（以华盛顿为0度①）并和这条经线大致平行，从鲁日河到普拉特河画一条线。在这条假定线到密西西比河谷的西界落基山之间，延伸着一些面积比较大的平地，平地上一般都覆盖有一层无法生长植物的沙子，或者布有花岗岩石块。在这里，成群的野牛和野马有很多，也有一些印第安人的部落，但是每个部落的人数并不多。

    朗少校曾听人说过，上溯普拉特河，在该河上游的左岸也常常遇到这样的沙漠，但他没能亲自考察来证实这个传闻。参看朗少校的考察报告第2章第361页。（朗少校：《从匹兹堡至落基山的考察报告》，共2卷，费城，1823年）在朗少校的描述中，有些地方是可信的。但也不能忘记，他仅仅横越了他所说的地区，而并没有反复细致地考察他所经过的路线的两侧。

    （b）第15页在南美洲的南北回归线之间的地区，到处都有这种通称为美洲野藤的攀绕植物，它们种类繁多。在安的列斯群岛的植物区系之中，仅美洲野藤现在就有40多种。

    这种攀绕植物之中，鸡蛋果藤是最优美的。根据德库蒂兹在他记述安的列斯群岛植物界的著作（《安的列斯群岛的观赏和药用植物志》，共3卷，巴黎，1833年）中所说的，这种可爱的植物利用其生长在身上的卷须爬上大树，从而在林中形成一条条拱廊或者柱廊。这些拱廊或柱廊上缀有深红间蓝的美丽花朵，显得富丽堂皇，而且花朵散发出的香味还能使人们的嗅觉更加敏锐。见第1卷第265页。

    大豆荚金合欢是一种很粗的藤本植物。它从一棵树爬向另一棵树，生长得很快，有时甚至可以蔓延到半里约以上。见第3卷第227页。

    ①以华盛顿为0度的东经20度，与以巴黎为0度的西经99度大致相当。（c）第17页关于美洲土著的语言从北极圈一直到合恩角，美洲印第安人使用的语言都是已定型的语言，具有相同的句型以及相同的语法规则。因此，基本上能断定，印第安人的各部都系出同源。

    美洲大陆的各个部落，都有各自不同的方言。然而，能符合严格定义的语言却为数很少，因此有人仍然在试图证明处于新大陆的各族并没有特别古老的族源。

    但是，美洲土著的语言毕竟还是很有规律的。大概，现存各部落还没有经历过巨大的革命，没有被迫或者自愿地与外来的民族混合。因为一般说来，当几种语言混合在一起后，一定会出现语法规则上的混乱。

    不久之后，语言学家认真研究了美洲土著的语言，尤其是北美土著的语言。他们立刻发现，野蛮人的这种土语是一套极其复杂的观念的产物，组织得非常合理。他们认为，这种语言非常丰富多彩，创制者在创制它之时特别注意到了听觉的细微辨别能力。

    与其他语言相比，美洲语言的语法体系在许多方面都大不相同。

    在欧洲的一些民族之中，德语就有一个与其他语言不一样的特点：必要时它能够把几个词连接在一起，有的词还能表达很多意思。更令人惊奇的是，印第安语扩大了这个特点，甚至达到了可说是仅用一个词就可以表达一大堆概念的地步。通过杜邦索先生在《美国哲学学会报告》中引用的下面这个例子，可以很容易地说明这一点。

    当一个特拉华族的妇女逗弄一只小猫或者小狗之时，能够听到她反复说kuligatschis。这就是一个由多个词合成的词。其中 k 表示第二人称，意思是“你”

    或“你的”；uli 读作 ouli (乌利），是 wulit 一词的中段，意思是“美丽的”和“可爱的”；gat 是 wichgat 一词的末段，意思是“爪子”；最后的 schis，读作 chise (西斯），是个表示小形的爱称词尾。由此，这个印第安妇女仅用一个词就表达了“你的可爱的小爪子”这个意思。

    这里，还有一个例子能更令人信服地说明美洲的蛮族非常善于连接他们的单词。

    一个特拉华族的男青年自称pilape。这个词由 pilsit（意思是“纯洁的”、“无辜的”）和 lenape(意思是“人”）组成。这个词的意思也即是说，他称自己是“纯洁的人”。

    这种把几个词连缀起来的特点，尤其在动词的合成方面比较常见。一个极其复杂的动作，往往只需要用一个动词表示。意思上的几乎所有的细微差别，都可以通过动词和改变动词的词形表示出来。

    我只是略微提及这个问题，凡是想进行详细了解的人，可以去读：1）杜邦索先生和赫克维尔德牧师之间关于印第安语的通信。这封通信刊载在阿伯拉罕·斯莫尔主编的1819年在费城出版的《美国哲学学会报告》第1卷的第356～464页。

    2）盖伯格[geiberger（应为david  zeisberger）  ]的《特拉华语或勒纳普语语法》。这本书一共三卷，全面分析了特拉华族的语言。前面附有他在考察特拉华族时结识的杜邦索先生所写的序言。

    3）《美国百科全书》第5卷末尾收录的上述语法书的摘要。

    （d）第18页在夏尔瓦的《新法兰西的历史》[全称为《新法兰西的历史与通志以及奉王命去北美旅行日记》（共6卷，巴黎，1744年）]的第1卷第235页，记载着1610年加拿大法国人对易洛魁人的第一次战争的历史。虽然易洛魁人使用的是弓箭，但是他们却对法国人及其同盟者进行了殊死抵抗。夏尔瓦虽然不是写作的高手，但是他在记述这段历史时却妙笔生花，通过鲜明对比的手法描述了欧洲人及野蛮人的品德，还有这两个种族对待荣誉的不同态度。

    他写道：“法国人纷纷争抢卧死在疆场上的易洛魁人的海狸皮衣，而他们的同盟者休伦人则鄙视这种行为。他们开始对俘虏施以他们习以为常的酷刑，并吃了一个被他们杀死的人。法国人真是被吓坏了。”夏尔瓦接着说：“这些野蛮人以无私不贪为荣，对我们没有这种想法表示惊奇，而且不理解扒死人的衣服为什么远远不如吃死人的肉那么坏，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同吃野兽的肉相比并无不同。”

    夏尔瓦在第1卷的另外一处，即第230页，还对尚普兰首次目睹的割肉酷刑以及休伦人回到自己村舍之时的情景进行了转述。

    他写道：“走了8里约以后，我们的同盟者们停了下来。他们拉出一名俘虏，对他施以他们的同族战士落到这个俘虏所在的部族手中时受过的所有酷刑，同时对他宣布他的结局应当如此；并接着说：假如你有勇气，你就以歌声来伴奏。这个俘虏立即唱起战歌，还把他所会的所有歌都唱完了，歌声十分悲怆。尚普兰说，野蛮人的音乐竟有如此悲伤的调子，这一点他以前从来没有机会得知。这种处死办法还伴以我们随后即将谈到的各种酷刑，这可把法国人都吓呆了。这种惨状他们实在不忍目睹，迫不及待地希望尽快结束这个场面。……当天夜里，一个休伦人做了一个梦，说他们受到追击，他们的退却，简直变成了逃命；而野蛮人紧追不舍，完全将危险置之度外。……”

    第77章 概述美国境内的三个种族的现况及其可能出现的未来 (18)

    “他们一看见自己的村舍，就砍了一些长竿子，把各自分得的被处死俘虏的头发拴在竿头上，挑起来表达凯旋之意。妇女们看到这种场景便都奔来，纷纷跳进水里，登上几只独木舟，从自己丈夫的手里接过沾满血污的头发，然后系在自己的脖子上。”

    “休伦人的战士把这样一件令人生畏的战利品赠给了尚普兰。此外，还把几张弓、几支箭和他们本来打算自己留下的那张仅有的易洛魁人皮送给了他，并托他把这张人皮上呈给法兰西国王。”

    他独自一人在这些野蛮人之中生活了整整一个冬天，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始终没有受到侵害。（e）第27页虽然英属美国殖民地在美洲的建立初期占有支配地位的清教徒的清规戒律早就大大减少了，但是在习惯和法律中仍可看到很明显的痕迹。

    法兰西共和国在1792年反对基督教时便开始了其昙花一现的存在时期，一项强迫公民遵守礼拜日的法律就是马萨诸塞的立法团在这时公布了的。该法的序言和主要条款读者值得一读：“鉴于遵守礼拜日是一项公益活动，可以使劳动得到有益的中断，还可以给人们带来反省人生的意义和人类在所难免的犯错误的机会，让人们自己和集体礼拜创造和管理世界的上帝，并使人们专心于这种使基督教社会增辉和安宁的善行。”

    “鉴于信教不笃或轻佻浮华的人在忘记礼拜日应该尽的义务和社会给予他们的好处时，会亵渎神明而耽于游乐或为自己而劳动；鉴于这些行为有违基督徒固有的义务，会给没有效仿他们的人带来干扰，会给整个社会带来真正的危害，并在社会上形成放纵的风气和浮夸的习惯；“参议院和众议院兹命令如下：“第一条　任何人在礼拜日，不能在自己的作坊或店铺里干活。在这一天，任何人也不得从事任何劳动和公务，不得出席任何音乐会、任何舞会或观看任何性质的演出，不得进行任何种类的狩猎、游戏或娱乐，违者罚款。每次罚款的金额不低于10先令，但也不超过20先令。

    “第二条　外出旅行者和车船的驾驶者，除非必要，否则不得在礼拜日出行。违者处以与第一条相同的罚款。

    “第三条　小酒馆主人、小店铺主人和小客栈主人应阻止本乡镇的定居居民于礼拜日这天在其店铺停留、娱乐或办事。如有违背，店主和客人将同被罚款，而且可以吊销店主的执照。

    “第四条　身体健康而又没有正当理由在三个月之内少向上帝进行一次公开礼拜的人，要处以10先令的罚款。

    “第五条　在教堂的围墙之内做出不当行为的人，要处以5至10先令的罚款。

    “第六条　负责执行本法的是乡镇的十户长（tithingmen）①。他们有权在礼拜日巡视旅店和其他公共场所。拒绝十户长进店内巡视的店主，将处以40先令的罚款。”

    “拘留旅客，查问其在礼拜日滞留于旅途的理由，是十户长拥有的权力。拒绝回答的人，将处以5英镑的罚款。”

    “如果十户长对旅客回答的理由不满意，可将其送交县的治安法官处理。”1792年3月8日法令，载《马萨诸塞普通法》第1卷第410页。

    1797年3月11日，以一项新法预定增加罚款的金额，其中一半归拘留该轻罪犯人的人所有。见上述法令汇编第1卷第525页。

    ①每年改选一次的十户长，从职务上说，他相当于法国的兼为乡镇警卫和司法警察的官员。

    1816年2月16日，又有一项新法批准这些措施。见上述法令汇编第2卷第405页。

    在1827年和1828年纽约州修订的几项法律中，类似的条款也有（见《增订纽约州法令集》第1编第20章第675页）。其中规定，在礼拜日任何人不得打猎钓鱼，不得在酒店停留和进进出出。除非必要，否则任何人不得在礼拜日出行。

    上述这些，并不是初期移民的宗教精神和严格习俗留在法律上的唯一痕迹。

    在纽约州增订的法律集第1卷第662页，可以见到如下的条款：“因为赌博或打赌而在24小时内输赢25美元（约合132法郎）时，即被定为轻罪，并根据确凿的证据处以不低于所赢或所输金额五倍的罚款。此项罚款全部交给本乡镇济贫工作视察员收管。”

    “输25美元或以上的人可以向法院进行申诉。如果不申诉，则济贫工作视察员可以作为赢方，收下输方的输款和相当于输款三倍的罚款，以供济贫工作使用。”

    我们摘引的都是最近新实施的几项法律，但是如果不追溯到这些殖民地的初始时期，谁又能理解这些法律呢？我丝毫不怀疑，在我们这个时代，采用这种立法方式制定刑法的只有个别地方。民情已经适应时代的进展，但是法律仍然没有发生改变。严守礼拜日，依然是美洲最使外来人感到惊奇的做法。

    特别是美国有一个大城市，整个社会一到星期六晚上就像停止了运动似的。如果你在本应是成年人应邀参加交际和青年人应邀赶会的时候去这座城市逛一逛，你会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悄无声息的世界。你既听不到工业的轰隆声，也听不到人们的高歌声，更听不到闹市区的喧闹声。在教堂的周围绷紧着生活的锁链。阳光一缕一缕地透过半开半掩的百叶窗射进居民的室内。好不容易才可以在远方看到有一个人独自默默地穿过十字路口，一条长长的大街上竟无一个人影。

    第二天清晨，辚辚的车辆声，铁锤的敲打声，人们的喊叫声，又开始传入你的耳朵里。整个城市又睡醒了：成群的人，急急忙忙地拥向城市的工商业中心；全部的人都在行动，精神焕发，在你的周围忙来忙去。继一种麻木不仁的状态之后，出现了这种急急忙忙的场面，好像人人觉得要想发财和由此享乐，只有今天一天似的。

    （f）第31页不用说，我在这一章里不想叙述美国的历史。让读者因此了解初期移民的观点和民情对每个殖民地和整个美国后来发展的影响才是我的目的。所以，我只应引用一些有关的片段。

    这样做我不知道是否正确，但我觉得这可以绘出或表示出美国各个共和州的早期画面。一般的读者不仅会注意这幅画面，而且肯定会向国务活动家提供便于他们深入研究的资料。我本人虽然不是美国历史专家，但为别人提便于方便我还是愿意的。因此，我觉得应当在这里列出一篇简短的书目，并扼要地分析一下我认为最宜于引用的几部著作。

    在大量可供引用的一般性的文献中，我首先要推荐埃伯尼泽·哈泽德编的收有各州文件和其他可靠文献的《美利坚合众国历史资料汇编》。这部汇编在1792年于费城出版，其第1卷收有英国国王颁发给移民的所有特许状的全文，以及每个殖民地政府自成立以来的主要法规。除此之外，还有跟这一时期的新英格兰和弗吉尼亚事务有关的大量官方文件。

    第2卷几乎都是关于1643年联盟的文件，其中有新英格兰各殖民地之间为抵御印第安人而结成的这个联盟的公约。英裔美国人宣布联合的第一个实例就是这个联盟。直到1776年北美殖民地宣布独立，才有数个与此性质相同的联盟出现。

    在费城出版的这部历史学文献汇编，在王家图书馆中就藏有。

    此外，每个殖民地还有属于自己的历史文献，其中有些是十分珍贵的。首先我要提到弗吉尼亚的名字，它是移民开发最早的州。

    在研究弗吉尼亚的所有历史家里面，它的创造者约翰·斯密斯船长应该是首屈一指的。斯密斯船长给我们留下的是一部16开本的著作，书名为《弗吉尼亚和新英格兰通史》，1627年于伦敦出版（本书亦藏于王家图书馆）。斯密斯的这部著作还带有多幅地图和一些十分漂亮的版画，并且还标有制作的日期。这位历史学家从1584年一直写到1626年。斯密斯的著作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而且受之无愧。斯密斯是一位有名的冒险家，他诞生于冒险家辈出的时代，并最终获得胜利。这本著作洋溢着冒险开发的热情，也就是人们在那个时代特有的冒险进取精神。从这部书中，我们还可以嗅到混有经商致富味道的行侠仗义气息。

    但是，在斯密斯船长身上最突出的表现是，他除了具有同时代人的美德之外，还具备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所没有的一些品质。他的文章简洁精练，叙述逼真，没有一点矫饰。

    这位作者让我们知道了在欧洲人发现北美时期印第安人的生活情况。

    第二位可供咨询的历史学家是贝弗利。他的著作为48开本，1707年出版于阿姆斯特丹，已经被翻译为法文。作者的记述始于1585年，止于1707年。该书第1章载有殖民初期的历史文献。第2章，有趣地报道了印第安人在这个扩张时期的生活情景。第3章，让人清楚地了解到当时弗吉尼亚的民情、社会状况、法律以及政治习惯。（《弗吉尼亚州的历史和现在》，伦敦，1705年）贝弗利出生于弗吉尼亚，因此他一开始就说：“由于我出生在印第安人的土地上，对语言的纯洁性没有过多的专注，故我的著作请读者不要以过于严格的批判观点来审查。”虽然这位移民后代表示自己做得不够，但他的著作通篇都在证明，他是情不自禁维护母国的最高主权的。从贝弗利的著作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曾经鼓励美洲英国殖民地前进的那种公民自由精神的很多痕迹。各殖民地之间长期以来存在的并且一直延续到独立时的不和睦痕迹在书中还有留存。贝弗利对他的邻居马里兰的天主教徒表示的痛恨，比英国政府的这种情绪要大。这位作者的文章简要，叙述总是充满同情心而且令人信服。在王家图书馆可以找到贝弗利著作的法文译本。

    威廉·斯蒂思写的《弗吉尼亚最初发现与定居开发史》也是一本值得推荐的著作，我在美国读过，但是在法国还没有找到。此书叙述得详尽而有趣，但我认为有些冗长。

    关于卡罗来纳的历史，约翰·劳森的一部16开本的薄书《卡罗来纳史》是可以推荐的最早和最好的著作，此书1718年出版于伦敦。

    劳森的著作首先记述了卡罗来纳西部的发现经过。这部书是用旅行记的形式写作的，作者的叙述有些杂乱，其观察也很肤浅。只是对当时野蛮部落中流行的天花和酗酒所造成的荒废情景进行了深刻的描述，而对那些部落风行的并因为欧洲人的到来而又加剧的道德败坏行为，也记述得饶有风趣。

    劳森著作的第二部分，对卡罗来纳的自然状况和物产进行了专门的描述。

    劳森著作的第三部分，生动有趣地叙述了当时印第安人的风尚、习俗和管理组织。

    在该著作的这一部分，作者的才华和独到之处充分显示了出来。

    劳森的这部著作，写到查理二世时期赐给卡罗来纳以特许状为止。

    这部著作的基调是轻快的，但总是失于下流，与同一时期在新英格兰出版的著作的深沉笔调完全不同。

    劳森的这部著作，现在在美国已经很难见到，而在欧洲就更难找到了。但还有一部孤本存于王家图书馆。

    我从美国的最南部分一直游历到它的最北部分，这其间的广大地区直到很晚以后才有移民开进。

    我首先应该介绍一部非常值得一读的汇编，名叫《马萨诸塞历史学会论丛》，1792年出版于波士顿，1806年再版。这部著作没有被王家图书馆收藏，而且我相信其他图书馆也不会有。

    第78章 概述美国境内的三个种族的现况及其可能出现的未来 (19)

    这部论丛（仍在继续编辑）收载了关于新英格兰各州历史的大量珍贵文献，其中有尚未公开发表的通信和地方档案馆收藏的原始文件。这部论丛是古金主编的，也收有与印第安人有关的材料。（参看第1卷第140页以下）在本注所在章的行文中，我曾经多次提到纳撒尼尔·莫尔顿的《新英格兰回忆录》。我在这里只想补充一句：凡是想了解新英格兰历史的人，都应当读一读这部著作。莫尔顿的著作为32开本，1826年在波士顿出版。王家图书馆没有收藏此著作。

    大教士科顿·马瑟的《基督教美洲传教史或1620—1698年新英格兰教会史》是讲述新英格兰历史的最珍贵和最重要的著作。这部书为32开本，共两卷，1820年在哈特福德出版。我不认为在王家图书馆能找到它。

    该书被作者分为七册。

    作者在第一册讲述了新英格兰的筹建和建设的历史。

    作者在第二册记述了新英格兰的几位初期总督和主要行政官员的生平。

    作者在第三册叙述了当时指导人们思想的福音会牧师们的生平和事迹。

    作者在第四册报道了剑桥（在马萨诸塞）的大学的成立和发展过程。

    作者在第五册陈述了新英格兰教会的教义和教规。作者在第六册讲述了据马瑟说是表明上帝向新英格兰居民施福的一些事件。

    最后，作者在第七册，向我们讲述了当时存在的异端邪说和新英格兰教会加以反对的动乱。

    马瑟生于波士顿，是一个福音会牧师，也在波士顿终其一生。

    他在引导人们建设新英格兰的那种宗教热心和激情的鼓舞和激发下写了这部著作。他的文笔经常暴露出不够典雅的缺欠，但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只想依靠宗教的狂热去打动每位读者。他过于偏执，而且经常过于轻信，但决不要觉得他企图以此进行欺骗。他的这部著作，偶尔也有精彩的片段和真实深刻的思想。例如，他在第1卷第1章第61页说道：“在清教徒到来之前，英国人就曾多次有意向我们现在居住的地方迁移，但是他们好像对能够得到物质利益所抱的希望并不高，所以一遇到困难，就马上心灰意冷，退缩回去。然而在崇高的宗教思想推动和支持下来到美洲的人，肯定不会这样。这些人遇到的敌人虽然远比任何一个殖民地的创建者遇到的敌人要强大得多，但是他们能够坚持自己的信念，致使他们创建的东西至今依然存在。”

    在马瑟笔触严肃的叙述中，有些时候也插进一些温情脉脉的描写。例如，他谈到一位英国妇女，在宗教热情的鼓舞下同她的丈夫一起来到美洲，但是不久之后便难以忍受流亡生活的艰难困苦。他随后接着说：“至于她那道德高尚的丈夫，却试图独自一人留在那里，但是他没能活下来。”（第1卷第71页）马瑟的著作，对他所描述的时代和地区，作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报道。

    他为了让我们清楚地了解清教徒是出于什么动机到大洋对岸去寻找避难所的，写道：“上帝向我们当中居住于英国的人发出号召。上帝在号召那些不相识的人的时候，要求他们下定决心抛弃在故乡的安适生活，横渡波涛汹涌的大洋，在那令人生畏的荒野上安家立业；无条件地服从上帝的戒命，就是这样做的唯一目的。”

    他接着说：“在做长篇大论之前，应该说明一下他们进行这种冒险是出于什么动机，以使后代清楚地知道他们的动机，而尤为重要的，是提醒我们今天的人怀念他们，切勿忘记祖先追求的目的，对新英格兰的真正关心不要减少。所以，在这里我要介绍一部手稿里谈到的某些人当时的动机。

    “第一个动机：为教会作出最大的贡献，即向世界的这一部分（北美）传播福音，建起一座能够保卫基督徒的堡垒，以反对企图在世界的剩余部分建立统治的非基督徒。

    “第二个动机：欧洲其余所有的教会都已被破坏，害怕我们的教会也受到上帝这样的惩罚，所以决心开辟这个地方（新英格兰），为大部分人提供免遭大破坏的避难场所。

    “第三个动机：我们所在的国度好像在折磨居民，最重视财物的人却最轻视他们所踩着的土地。人们把子女、邻居和朋友视为最沉重的累赘，他们尽力躲开穷人。如果事物依照这样的秩序发展，要被排挤出这个世界的就是最能创造享乐的人。

    “第四个动机：我们的放纵行为已经达到极点，好像有钱才能在同类中保持应有的地位，而没有钱就要受人轻视。所以，各行各业的人都去寻找以不道德的方法来致富的门路，从而便宜了那些因为有钱而能荒淫无耻生活的富人。

    “第五个动机：讲授科学和宗教知识的学校办得太差，这就致使大部分儿童，尤其是最优秀和最有才华的儿童以及人们觉得最有成才希望的儿童，在耳闻目睹的大量坏榜样和身边的腐化现象的影响下学坏了。

    “第六个动机：上帝的花园是大地，上帝把大地赐给他的儿子亚当去耕种，我们为什么要让自己因为没有土地而饿死，并让这片本应供人使用的宽广土地无人居住，荒芜不毛呢？

    “第七个动机：要成立一个革新的教会，并从成立之初就要支持它；要把我们的力量跟一个虔诚的民族的力量相联合，从而巩固和发展这个教会，使它摆脱那些没有这种支持就可能成为它的重大灾难的危险。对一个基督徒来说，还有什么工作能比这项工作更为高尚和壮丽呢？还有什么事业能比这项事业更值得做呢？

    “第八个动机：在这里（英国） 一个信仰虔诚并享有荣华富贵的人如果能放弃因致力建设这个革新的教会而获得的好处，并且愿意分担苦难，他将为人们做出伟大而高尚的一个榜样，让人们学习他在向上帝为殖民地祈祷时表示自己的虔诚信仰，并把大多数人联合起来。”（见马瑟著作第17页及以后各页）在离这段引文很远的后面一章中，当马瑟说明新英格兰教会在道德方面的原则时，对在宴会上为健康而干杯的做法表示强烈反对，说这是异教徒、可恨的习俗。

    他对妇女对头发进行任何装饰也同样严厉地反对，同时无情地谴责妇女穿着袒胸露臂的时装。

    他在其著作的某一章里，给我们举出了许多曾经使整个新英格兰震惊的妖魔作怪的例子。在他看来，恶魔在这个世界兴妖作怪，千真万确的是事实。

    他用了大量篇幅去阐述同时代人所特有的追求公民自由和政治独立的精神，说他们每迈进一步都要遵循他们的自治原则。例如，马萨诸塞的居民就是如此：自1630年之后，即在普利茅斯建立殖民地以后的十年里，他们用400英镑在剑桥创办了一所大学。

    我们如果从新英格兰的全部历史转而研究新英格兰各州的历史，首先则应该提到马萨诸塞地方副总督哈钦森的《马萨诸塞殖民地史》。该书为32开本，共两卷。该书王家图书馆藏有一部，是1765年于伦敦出版的第二版。

    我在本注所在章里曾经多次引用这部著作，其叙述开始于1628年，终于1750年。此书写得十分真实，文笔精练，朴而不华，是一部翔实的历史著作。

    关于康涅狄格的历史，本杰明·特朗布尔的《康涅狄格全史：世俗史和宗教史，1630—1764》是值得推荐的最好著作。该书为32开本，共两卷，1818年在纽黑文出版。我觉得王家图书馆不会有这部著作。这部著作深刻而清晰地描述了在书名所指时间段内发生在康涅狄格的所有重大事件。作者引用了珍贵的历史文献，而且叙述相当确切。他写到康涅狄格初期的事件时，讲得十分有趣。第1卷第5章（《一六三九的康涅狄格》）第100页，以及第1卷第7章（《康涅狄格的邢法》）第123页最应该读一读。

    我们有理由高度评价杰理米·贝尔纳普的《新罕布什尔史》。该书为32开本，共两卷，1792年在波士顿出版。第1卷第3章最应当读一读。在这一章里，作者对清教徒的政治原则和宗教教义，以及他们的移居原因和移居法律，叙述得极其翔实。下边是1663年的一段布道讲话：“新英格兰需要永远记住它的创建目的不在于商业，而在于宗教。人们在前进中要坚持清教徒的教义和纪律。所以，商人和一个铜板一个铜板攒钱的人也要永记，创建这些殖民地的目的不在于金钱，而在于宗教。我们当中如果有人在评价世界和宗教时觉得世界值13，而宗教只值12，那么，这个人就不具备新英格兰的真正男儿的情感。”从贝尔纳普的著作里，读者可以看到，他比至今研究美国历史的其他作者更多地提到普遍观念并强调思想具有的威力。

    在我们所研究的已经存在很久的几个主要州中，最为突出的是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关于纽约州的历史，威廉·斯密斯的《纽约史》是记述得最好的一部著作。此书为48开本，共一卷，1757年在伦敦出版；1767年出了法译本，也在伦敦出版。斯密斯为我们提供了法英两国在美洲进行的战争的细节。在研究美国历史的所有著作中，它尤为详尽地介绍了著名的易洛魁联盟。

    关于宾夕法尼亚的历史，我想推荐的只有罗伯特·普劳特的《宾夕法尼亚自创建与定居：1861年威廉·佩恩就第一任领主与总督直至1742年以后的历史》。该书为32开本，共两卷，1797年在费城出版。

    这部书很值得读者细读，其中收有关于佩恩的大批珍贵文献，其中谈论到了教友会的教义以及宾夕法尼亚初期移民的性格、风尚和习惯。据我所知，王家图书馆并未收藏此书。

    不用说，在研究宾夕法尼亚的主要著作中，富兰克林和佩恩本人的著作也占有一席之地。他们的著作广大读者都很熟悉。

    以上所介绍的这些著作，我在旅美期间就已看过其中的大部分。现在承蒙王家图书馆的好意，我又读到其中的几部；其余的几部，是美国前驻巴黎总领事沃登先生给我找到的，沃登先生也写有一部跟美国历史有关的杰出著作。在结束这个注的时候，请沃登先生接受我对他的谢意。

    （g）第36页杰斐逊在自传中写道：“在英国人于弗吉尼亚建立殖民地初期，当土地什么也不能向人们提供或只能提供少量的产品的时候，很多有远见的人便拥有了大量的租让地，并且，把这些财产都传给了后代以保持其家庭的荣华富贵。因为财产逐代传给同姓人，一些独特的家族集团便随之产生了。家族集团依法享有永远保持财富的特权，进而依靠自己强大和富饶的州而形成显赫的贵族阶层。而国王也照例是从这个阶层中选派州的议员的。”见《杰斐逊文集》。（第1卷第36页）英国法律中关于遗产继承的一些重要规定，在美国全部被否定了。

    肯特先生说，在遗产继承问题上我们作的第一个规定是：“人死而无遗嘱时，他的财产由直接亲属继承；如果只有一个男性或一个女性继承人，他或她独得全部遗产；如果有数名同顺序的继承人，就不分性别，遗产由数人平分。”（见肯特：《美国法释义》1840年版第4卷第374页）起初，这项规定在纽约州以1786年2月23日法令通过，后来又进行过修订〔见（《增订纽约州法令集》）第3卷；附录，第48页〕。现在，这项规定被美国各州所采用，只是佛蒙特州有一点不同，那里的男性继承人能够得到两份遗产（见《美国法释义》第4卷第3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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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9章 概述美国境内的三个种族的现况及其可能出现的未来 (20)

    肯特先生在该书第4卷第1 22页，叙述了美国的限嗣继承立法史。他总结说，美国在独立之前，每个殖民地采用的都是英国的限嗣继承法。后来，弗吉尼亚根据杰斐逊的意见（见《杰斐逊自传》），从1776年废除了遗产限嗣继承制度。1786年纽约州也废除了这种制度。紧接着，北卡罗来纳、肯塔基、田纳西、佐治亚和密苏里，也相继废除了限嗣继承法。而在佛蒙特、印第安纳、伊利诺伊、南卡罗来纳和路易斯安那，从来就没有采用过这种限嗣继承制度。觉得应该保留英国的限嗣继承法的各州，也对限嗣继承制度加以修订，将其中的贵族立法主旨去掉。肯特先生写道：“我们在国家管理方面的一般性原则，是致力于促使财产自由流通。”

    使研究美国遗产继承立法的法国人大为惊异的是，比起美国的继承法，法国的继承法简直民主得无边。

    美国的法律规定父亲的遗产子女平分，但这需要父亲没有另立遗嘱，因为纽约州的法律规定（《增订纽约州法令集》，第3卷，附录，第51页，阿尔巴尼，1829年版）：“任何一个人都有完全的自由、权限和资格立遗嘱处理其财产，即对某一政治机关或者是社会团体留下遗言，将其财产全部或部分遗赠给某人。”

    法国的法律规定立遗嘱人可以将其财产平分或是近于平分给继承人和受遗赠人。

    现在，美国的大部分州还实行限嗣继承制度，只是缩小了它的效果。

    法国的法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限嗣继承。

    美国的社会情况比我们的民主，然而我们的法律则比他们的民主。这最能说明一个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在法国，民主安于遭受损害；而在美国，民主能在废墟之上泰然自立。

    （h）第40页美国的选举资格概要各州均赋予年满21岁的人以选举权。在各州，均要求选举人应该在其参加选举的县居住过一定的时间。

    关于财产资格：马萨诸塞州，被选举人必须有3英镑收入或60英镑资产。

    在罗得岛，选举人必须拥有价值133美元（约合704法郎）的地产。在康涅狄格，选举人必须拥有可以赖以收入17美元（约合90法郎）的财产。在民兵中服役一年，也可以享有选举权。

    在新泽西，选举人应有50英镑的财产。

    在南卡罗来纳和马里兰，选举人必须拥有50英亩土地。

    在田纳西，选举人应该拥有任何一种数量足够的财产。

    在密西西比州、宾夕法尼亚州、佐治亚州、弗吉尼亚州、俄亥俄州、特拉华州和纽约州，只要是纳税，就可以成为选举人，但是其中的很多州，在民兵中服役就等于纳税。

    在缅因和新罕布什尔，凡是没有被列入赤贫名单的，都可以作为选举人。

    最后，在密苏里州、阿拉巴马州、伊利诺伊州、路易斯安那州、印第安纳州、肯塔基州和佛蒙特州，对选举人的财产没有作任何规定。

    有一点我还想指出，只有在北卡罗来纳州，对参议员的选举人规定的资格与众议员的不同：参议员要拥有50英亩土地，而众议员只要纳税即可。

    （i）第65页美国实行关税保护政策，所以少数海关人员最容易走私，而大多数海岸地区则是最易走私的地区，但是并不像其他国家那样漫无限制，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参与缉私。

    美国不设消防警察，因此火灾多于欧洲，但是一般说来，可以及早扑灭，因为周围的居民不会袖手旁观，而是会迅速赶赴火灾现场帮忙。

    （k）第66页说中央集权产生于法国大革命，那是不正义的。法国大革命只是完善了中央集权。在法国，对中央集权的喜爱和对典章制度的狂信，可以追溯到法学家进入政府的时期，即可以使我们回想到美男子腓力四世统治法国的时代。从那个时期之后，这两种倾向一直没有停止发展。下面，是1775年马尔泽尔布先生代表最高税务法院向路易十六国王的进言摘录①：“……把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权利留给每个机关和每个公民社团或者每个村镇；现在我们不应当说这项权利将被写进王国的第一部宪法里，这主要因为天赋的权利和合情合理的权利这两项权利是很古老的。但是，您的主要东西已被它夺走。我们和陛下都不要害怕说：在这方面，我们的管理工作已经变成可以说是儿戏。

    “自从几位有权有势的大臣提出不能召集国民议会的政治原则以来，所有的官员们便上行下效，以至于村镇的居民不经总督的允许，什么决定也无法作出。所以，如果某个村镇要想花钱办一项事业，就得去恳求总督的下属官员，从而要根据官员同意的计划来进行，雇用他们喜欢的工人，按照他们的指示支付工资。村镇中如果有人要打官司，也得经总督允许，即在向法院起诉之前，先要把案件送到总督那里进行初审。如果总督的意见与打官司的居民相反，或者诉讼的对方是总督的亲信，村镇就

    ①参阅《根据税务资料论法国公法史》，布鲁塞尔，1779年，第654页。

    失去了保卫自己权力的能力。总督老爷就是通过这些办法尽量全部窒息地方自治精神的，而如果有可能，则必将除掉公民心中的这种精神。也可以说，全国人民都被宣告为禁治产人，并且给他们指定了监护人。”

    怎么今天还能说法国大革命在中央集权这方面所做的一切就是征服呢？

    杰斐逊1789年在巴黎给一位友人写信说：“我们的国家决不是一个统治狂热的像法国那样根深蒂固以及造成许多灾难的国家。”这是他1789年8月28日致麦迪逊的信。

    （见《杰斐逊通信集》，第15卷，第364页，普林斯顿，1958年）实际上，几个世纪以来，法国的中央政权为了扩大其行政集权，做到了它所能做到的一切；在这方面，从来没有限制过它的权力。

    法国大革命产生的中央政权，比起它的任何一个先行者都走得远，因为它比任何一个先行者都更有力量、有学识。例如，路易十四只是使村镇生活的一切服从于一位总督的享乐；拿破仑只是使村镇生活的一切服从于一位大臣。原则始终相同，只是后来的发展有大有小而已。

    （l）第69页法国宪法的这种不可变性是我国法制的必然结果。

    先以规定王位继承的法律为例来说明，这是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还有什么法律比这个以父传子继的自然顺序为基础的政治规定在原则上更不可更改的呢？路易十八在1814年让人承认了他的家族永久地拥有这一政治继承权。为1830年7月革命善后的那些人，效仿了路易十八的做法，只不过把这个政治继承权转让给另一个家族而已。在拥立新王朝时，他们也仿效了大法官莫普的做法。当莫普在旧的最高法院的废墟上建立新的最高法院时，他没有忘记在国王的诏令中写进新的大法官也同他们的前任一样是不能罢免的。1830年的法律也同1814年的法律一样，修改宪法的问题根本就未曾涉及。而且，这个要求，一般的立法手段满足不了，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国王依靠什么运用它的权力呢？答案是依靠宪法。贵族院议员呢？也依靠宪法。

    众议院议员呢？仍然是依靠宪法。国王、贵族院议员和众议院议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会联合起来对他们的权力所唯一依靠的法律进行任何修改呢？离开了宪法，他们也就没有什么地位了。那么，他们在什么条件下才能修改宪法呢？下述两种条件必居其一：一是在他们无力反对人民能够不按他们的意愿，却是以他们的名义继续实行宪法的一些条款的时候；二是在他们赖以凭借的法律不复存在，他们自己不再有什么地位，而要求改变宪法的时候。后来。他们自己破坏了宪法，后来便自取灭亡了。

    这一点在1830年的宪法中比1814年的宪法中表现得还要清楚。在1814年，可以说王权是在宪法之外或以上的；而在1830年，王权已经同意由宪法来规定，因此王权离开宪法，就没有任何作用了。

    结果，法国宪法的各个部分都没有变动，因为人们把它与一个家族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法国宪法的全体也没有变动，因为修改宪法的合法手段人们还未曾找到。

    这些论述都不适用于英国。英国没有成文宪法，谁能说英国修改过成文宪法呢？（m）第69页研究英国宪法的几位著名学者，对议会的这种无限权威争先恐后地论述过。

    德洛姆在其著作第10章第77页（见《英国宪法》，休斯编，伦敦，1834年）写道：“英国法学家坚信的基本原则，是觉得议会除了不能把女人变成男人或者把男人变成女人之外，别的事情它都能做到。”

    布莱克斯通说得虽然不像德洛姆那样坚定，但也十分明确。下面的话就是他说的：“爱德华·科克爵士觉得议会的权力和司法权（第4项第36款），不管是对人，还是对事，都过于广泛和绝对，以至于它的活动任何限制都禁止不了。他补充说，对这个最高的法院简直可以说是：si  antiquitatem  spectes,  est  vetustissima;  si dignitatem，est honoratissima；si  jurisdictionem,  est  capacissima.（论资格，它最古老；论荣誉，它最光荣；论权力，它最强大。

    ）在制定、认可、扩大使用范围、停用、废除、恢复使用和解释教会法令或世俗法令、民法、军事法、海运法、刑法等名目众多的法律方面，议会享有至高无上和不受监督的权力；而正是王国的宪法授予议会这种可以左右政府每个部门的绝对权力的。凡是跟申冤和要求赔偿损失有关的案件，都可以越过普通法院而送到这个特殊的法院去处理。它能够修改或新订王位继承法，例如亨利八世和威廉三世，就是由它拥上王位的。它能使国家改信某一教派，例如在亨利八世以及他的三个子女统治时期，它就曾经以各种理由使国家来回改宗。它可以修改和改变王国的宪法和议会本身，例如它曾经为通过英格兰与苏格兰联合的法案，以及关于三年和七年举行一次选举的各项法令，就这样做过。总之，本来不能做到的一切它能做到，所以它在使用自己的权力时好像毫无顾忌，以可以说是有些过于大胆的姿态表现了议会的万能。”（见布莱克斯通，《英国法释义》第1卷第160页）（n）第77页美国各州的宪法，在政治审判制度方面的规定彼此最为一致。

    各州的宪法都定有这种制度，并将起诉的专权授予州众议院，只有北卡罗来纳州宪法把这项权利授予大陪审团（第23条）。

    所有州的宪法几乎都把政治审判的专权授予州参议院,或者有州参议员列席的审判团。

    政治法院只能够作出罢免或不准再任公职的处罚。只有弗吉尼亚宪法允许政治法院可以作出各种不同的处罚。

    第80章 概述美国境内的三个种族的现况及其可能出现的未来 (21)

    可以送交政治审判的罪行有：联邦宪法第2条第4项、印第安纳州宪法（1816年宪法）第3条第23项和第24项、纽约州宪法（1812年宪法）第5条和特拉华州宪法第5条规定的叛国罪、贿赂罪和其他重罪或轻罪；马萨诸塞州宪法第1章第2条、北卡罗来纳州宪法（1776年宪法）第23条和弗吉尼亚州宪法第252页（？）规定的渎职罪和玩忽职守罪；新罕布什尔州宪法第105页？规定的贿赂罪、医疗事故罪和玩忽职守罪（第38条）；佛蒙特州宪法第2章第24（54）条规定的玩忽职守罪；南卡罗来纳州宪法（1790年宪法）第5条、肯塔基州宪法第5条、田纳西州宪法（1796年宪法）第4条、俄亥俄州宪法第1条第23项和第24项、路易斯安那州宪法第5条、密西西比州宪法（1817年宪法）第5条、亚拉巴马州宪法第6条和宾夕法尼亚州宪法（参看1790年宪法）第4条规定的渎职罪。

    伊利诺伊州、佐治亚州、缅因州和康涅狄格州的宪法没有列举罪名。

    （o）第118页不错，欧洲列强可以对美国进行大规模的海战；但是与对付陆战相比，美国对付海战要容易得多，而且危险也比较小。海战只需要一种武力。在商业国家，只要人民同意给政府提供必要的资金，就能够永远拥有强大的舰队。而且与让人民在生命和人力上牺牲相比，让他们在金钱上牺牲要容易得多。此外，海战的败绩也很少损害战败国的生存和独立。

    至于陆战，欧洲国家明显不能给美国造成危险。

    即便是一个拥有将近200万人口的国家，向美国运去25000名士兵并在那里供养他们也很困难。如果这样的一个欧洲大国同美国交战，就等于一个拥有1200万人口的国家同一个拥有200万人口的国家打仗。而且，美国人拥有各种物资，欧洲人离他们有1500里约，何况美国的广阔疆土是在征服它时将要遇到的最不可克服的障碍。

    第二部分（a）第130页1704年4月，美国的第一份报纸于波士顿出版。见《马萨诸塞历史学汇集刊》第6卷第66页，波士顿，1880年。

    如果认为历来在美国出版期刊是完全自由的，那就错了。在那里，曾经也设立过预先检查和提交保证金之类的制度。

    马萨诸塞州1722年1月14日法令就有这类规定。

    州下院（立法机关）委派的检查新闻工作的“新英格兰报刊委员会”，鉴于 “被告的报纸有嘲弄宗教和令人轻视宗教的倾向，允许一些著名作者在上面发表亵渎宗教和对神不敬的文章，诬蔑传播福音的教士所进行的行为，辱骂国王陛下的政府，扰乱本地的和平和安宁，兹建议：禁止该报出版人兼发行人詹姆斯·富兰克林继续出版和发行该报，或令其把要发表的所有文章送交本地行政长官处审核；责成萨福克县治安法官令富兰克林先生交纳保证金并保证自己今后一年以内将会循规蹈矩。”

    委员会的建议被采纳并作为法律实施，但没有产生任何效果。报纸在边栏把发行人詹姆斯·富兰克林的姓名改为本杰明·富兰克林，就逃避了禁令，而舆论也觉得这样做是合法的。（b）第190页改革法案在1832年通过之前，郡的选举人（地产的代表）必须拥有可以获得40先令纯收入以维持生计的自有地产或租用地产。原法案是在亨利四世时期于1450年前后制定的。亨利四世时期的40先令，就相当于现在的30英镑。但是，15世纪定下的这个法案一直到1832年始终没有变。这就表明英国的宪法逐渐走向民主了，即经过了那么久的时间，还没有变动为选举人规定的财产资格。参考：德洛姆著作第1卷第4章；布莱克斯通著作第1卷第4章。

    英国由郡长推选陪审员（德洛姆著作第1卷第13章）。郡长一般都是本郡的知名人士，主要管司法和行政工作；他在本郡代表国王，每年由国王任命（布莱克斯通著作第1卷第9章）。郡长的地位容易被人怀疑收受诉讼当事人的钱财，当他被怀疑有不法行为时，人民可以不让由他任命的陪审团进行审理，改由另一名官员负责推选新的陪审员。参考布莱克斯通著作第3卷第23章。

    有权当选陪审员的人，一定要拥有可以获得不少于10先令收入的地产（布莱克斯通著作第3卷第23章）。应该指出，这个条款是在威廉和玛丽统治时期，也就是在1700年前后规定的，当时的币值比现在要高得多。大家知道，英国的陪审制度，也像该国的其他所有政治制度一样，是根据人的地产而不是根据人的能力来建立的。

    最后，佃户也可以充任陪审员，但是他必须是长期为善的人，并且交了地租以后，他的纯收入必须要达到20先令（布莱克斯通著作第3卷第23章）。

    （c）第190页按照联邦宪法的规定，联邦系统的法院也像各州在本州系统的法院实行陪审制度那样采用陪审制度。但是，联邦宪法对如何推选陪审员没有作出具体规定。联邦系统的法院从每个州按照该州规定的办法选定的常任陪审员中抽调出一些陪审员。所以，要说明美国的陪审制度的原理就要依据各州的法律来进行。参阅斯托里：《美国宪法释义》第3卷第38章第654 659页；萨金特：《美国宪法》第165页；以及1789年、1800年和1802年联邦有关这个问题颁布的法令。

    为了详细了解美国陪审制度的原则，我查阅了几个相距很远的州的法律。下面就是我从查阅中获得的总印象。

    在美国，只要是有选举权的公民都可以充任陪审员。但是在纽约那样的大州，陪审员的法定资格与推选人的法定资格略有不同，而且这种不同跟法国法律的规定正好相反，即纽约州的推选人的法定资格比陪审员的法定资格规定得高。在美国，总的说来，推选陪审员的权利，也同推选议员的权利一样，可以及于一切公民。但是，这项权利的行使，并不是在所有人之间没有明确规定的。

    每年，乡镇或者选举区的行政当局请有权推选陪审员的人，为本地区推选一定人数的有权担任陪审员或者预计有这种能力的公民为陪审员。在新英格兰是请乡镇的行政委员，在纽约州是请乡镇行政长官，在俄亥俄州是请遗孤财产保管人，在路易斯安那州是请县长。如果这些官员本人当选为陪审员，也不会遭到他人的反对。他们有非常广泛的权力，而且这种权力具有强制性质，一般同州的行政官员没有什么区别，尤其在新英格兰，他们往往有权罢免没有能力的陪审员或是不称职的陪审员。

    将这样选出的陪审员的名单选交给县法院，然后用抽签的方法从中选出有权参与各种案件审理的陪审团成员。

    除此之外，美国人还通过一切办法使陪审团接近人民，并尽一切可能给陪审团减轻负担。陪审员的人数很多，每人最多可以连任三年。法院在每个县的县城开庭审理案件。美国的县（county）大致相当于法国的区（arrondissement）。所以，法院离陪审团很近，而不像法国那样在法院开庭时才去召集陪审团。最后，陪审员是有报酬的，但是因为案件不同，有的由诉讼当事人支付，有的由州支付。除去旅费外，一般来说每人每天可收入1美元（相当于5法郎42生丁）。在美国，人们把当陪审员看做是一项必须承担的义务，但是这项义务并不难完成。

    参阅布雷瓦德：《南卡罗来纳州法令汇编》第2卷第338页，第1卷第454和第456页，第2卷第218页。（共5卷，查勒顿，1814年）参阅立法机构编辑和出版的《马萨诸塞普通法》第2卷第331页和第187页。

    参阅《增订纽约州法令集》第2卷（阿尔巴尼，1829年）第720页、第411页、第717页和第643页。

    参阅《田纳西州法令集》第1卷（诺克斯维尔，1831年）第209页。

    参阅《俄亥俄州法令集》第95和210页。

    参阅《路易斯安那州立法汇编》第2卷第55页。（共2卷，新奥尔良， 1828年）（d）第192页在仔细研究英国的民事陪审制度时，我们很容易发现陪审员没有办法摆脱法官的控制。

    当然，陪审团对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所作出的裁决，在其扼要的讲述中也包括事实和权利。比如，有一所住宅，彼得说这所住宅是属于他的，因为是他花钱购买的，这就是事实问题；但是，他的反对者却说，出售人没有行为能力，这就是权利问题。

    陪审团只要说这所住宅归彼得所有，这就等于认定了事实和权利。陪审团对刑事案件的裁决只要有利于被告，英国人就同意陪审团的裁决没有错误；但是在民事方面运用陪审制度时，英国人就不会保留这种想法。

    如果法官觉得陪审团的裁决在法律的应用方面存在错误，他可以拒绝接受，并且驳回给陪审员重新进行审理。

    法官如果把陪审团的裁决搁置起来，不予复审，就意味着诉讼还完全没有结束，因为他有办法抵制陪审团的裁决。其中主要的方法就是，要求法院撤销原判，并成立新的陪审团。事实上，这样的要求很少得到满足，而且以后他也再没有别的办法。这样的事情我亲眼看到过。参考布莱克斯通著作第3卷第24章和第25章。

  •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历史学家；重要作品：《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1835）、《论美国的民主》第二卷（1840年）、《旧制度与大革命》（1856）。

    前言

    我现在发表的这部书绝非一部法国大革命史；这样的历史已有人绘声绘色地写过，我不想再写。本书是一部关于这场大革命的研究。

    1789年，法国人以任何人民所从未尝试的最大努力，将自己的命运断为两截，把过去与将来用一道鸿沟隔开。为此，他们百般警惕，唯恐把过去的东西带进他们的新天地：他们为自己制订了种种限制，要把自己塑造得与父辈迥异；他们不遗余力地要使自己面目一新。

    我始终认为，在这项独特的事业中，他们的成就远较外人所想象的和他们自己最初所想象的要小。我深信，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他们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尽管他们并不情愿这样做；因此，若要充分理解大革命及其功绩，必须暂时忘记我们今天看到的法国，而去考察那逝去的、坟墓中的法国。

    我在这里试图做的便是如此；但为达到此目的，我所付出的努力比我想象的要艰苦得多。

    有关君主制最初几个世纪、中世纪、文艺复兴的历史，大量的著作已作了深入的研究；我们不仅了解当时发生的各种事件，而且了解这些不同时期的法律、习惯、政府精神与民族精神。但至今尚未有人下功夫同样地、仔细地研究18世纪。

    我们自以为十分了解18世纪的法国，因为我们清楚地看到它表面上那耀眼的光彩，因为我们掌握着当时最卓越人物的历史细节，因为机智或雄辩的批评家们已使我们熟悉了18世纪显赫的大作家们的著作。但是，对于处理事务的方式、各种制度的真实实施、各阶级相互的确切地位、被人漠视的阶级的境况与感情，直至舆论风尚，我们只有一些模糊的，而且常常是错误的认识。

    我试图深入到旧制度的心脏。在年代上它离我们十分接近，只是大革命把它同我们分隔开了。

    为达此目的，我不仅重读了18世纪的名著，而且研究了许多不大知名而且不值得知名的著作，这些著作并非精雕之作，却更好地反映真实的时代精神。我仔细阅读所有的公共文告；大革命前夕，法国人在这些公共文告中表达了自己的见解与好恶。省三级会议以及后来的省议会的会议记录在这方面为我提供了大量启示。我特别研究了1789年三个等级起草的陈情书。这些陈情书的手稿长达数卷，它们是法国旧社会的遗嘱，是它的愿望的最高体现，是它的最终意志的真实反映。这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文献。而我觉得它还不够。

    在行政机构强大的国家里，思想、愿望、痛苦、利益与激情，通常迟早会暴露在政府的面前。遍览政府档案不仅使人对其统治手段有一精确概念，而且能一眼看到整个国家的状况。今天，如果把充斥内政部和各省案卷中的密件全部给一个外国人看，他很快就会了解我们，甚于我们自己。读者将会看到，在18世纪，政府权力已经十分集中，极其强大，惊人地活跃，它不停地赞助、阻止或批准某项事业。它许诺很多，给予也很多。它以各种方式施加影响，不仅主持大政方针，而且干涉家家户户，以及每一个人的私生活。此外，它从不张扬，因而人们不怕在它眼前披露自己最隐秘的缺陷。我花了很长时间在巴黎和几个省研究政府留下的档案。

    果真如我所料，我在那里发现了活生生的旧制度，它的思想，它的激情，它的偏见，它的实践。每个人都自由地用自己的语言讲话，暴露他们最隐秘的想法。我因此获得了当代人所没有的关于旧社会的许多概念；因为我看到了他们从未见到的资料。

    随着这项研究的进展，我惊异地在昔日的法国处处看到许多今日法国突出的特点。从中我发现许多原以为源于大革命的感情，许多我一直认为只可能来自大革命的思想，和只产生于大革命的习惯；我时时碰到深植于这片古老土壤中的当今社会的根系。越接近1789年，我越清晰地看见产生大革命的那种精神是如何形成、诞生和壮大的。这场革命的整个面貌逐渐展现在我眼前。它已经预示出它的性格，它的特点；这就是它本身。在这里，我不仅发现了革命在其最初努力中所作所为的原因，而且也许更有甚者，发现了它将长期建树的目标的先兆；因为大革命有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在第一阶段，法国人似乎要摧毁过去的一切；在第二阶段，他们要恢复一部分已被遗弃的东西。旧制度有大量法律和政治习惯在1789年突然消失，在几年后重又出现，恰如某些河流沉没地下，又在不太远的地方重新冒头，使人们在新的河岸看到同一水流。

    我献给公众的这本著作的宗旨是要阐明，这场在几乎整个欧洲同时酝酿的伟大革命为什么爆发于法国而不在他处，为什么它好像自发产生于它即将摧毁的社会，最后，旧君主制怎么会如此彻底、如此突然地垮台。

    从思想上说，我已着手的这部著作不应到此告终。倘若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我的意图是穿过这场漫长革命的起伏兴衰，追踪这些法国人——不久前在旧制度下我还和这些由旧制度造就的人们亲密相处——注视着他们随着种种历史事件而变化、改造，却丝毫不改变本质，他们不停地在我们面前重现，虽然面貌略有不同，但始终可以辩认出来。

    首先，我要和他们一起经历1789年的最初时期，那时对平等与自由的热爱共同占据着他们的心灵；他们不仅想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建立自由的制度；不仅要摧毁各种特权，而且要确认各种权利，使之神圣化；这是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时代，尽管它有各种错误，人们将千秋万代纪念它，而且在长时期内，它还将使所有想腐蚀或奴役别人的那类人不得安眠。

    在简要追溯这场大革命的进程时，我将试图说明：同样是这些法国人，由于哪些事件，哪些错误，哪些失策，终于抛弃了他们的最初目的，忘却了自由，只想成为世界霸主的平等的仆役；一个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加强大、更加**的政府，如何重新夺得并集中全部权力，取消了以如此高昂代价换来的一切自由，只留下空洞无物的自由表象；这个政府如何把选举人的普选权标榜为人民主权，而选举人既不明真相，不能共同商议，又不能进行选择；它又如何把议会的屈从和默认吹嘘为表决捐税权；与此同时，它还取消了国民的自治权，取消了权利的种种主要保障，取消了思想、言论、写作自由——这些正是1789年取得的最珍贵、最崇高的成果——，而它居然还以这个伟大的名义自诩。

    我一直写到大革命似乎差不多完成了它的业绩、新社会已诞生时，然后，我将考察这个社会本身，我要力图辩别它在哪些地方与以前的社会相像，在哪些方面不同，我们在这场天地翻覆中失去了什么，得到了什么，最后我试图推测我们的未来。

    第二部著作有一部分已写出了草稿，但尚不成熟，不能公之于世。我能否有精力完成它？谁能说得准呢？个人的命运较之民族的民运更为晦暗叵测。

    我希望写这本书时不带有偏见，但是我不敢说我写作时未怀激情。一个法国人在谈起他的祖国，想到他的时代时，竟然无动于衷，这简直是不能容许的。我承认在研究旧社会的每个部分时，我从未将新社会完全置之不顾。我不仅要搞清病人死于何病，而且要看看他当初如何可以免于一死。我像医生一样，试图在每个坏死的器官内发现生命的规律。我的目的是要绘制一幅极其精确、同时又能起教育作用的图画。因此，每当我在先辈身上看到某些我们几乎已经丧失然而又极为必要的刚强品德——真正的独立精神、对伟大事物的爱好、对我们自身和事业的信仰——时，我便把它们突出出来；同样，当我在那个时代的法律、思想、风尚中碰到吞噬过旧社会，如今仍在折磨我们的某些弊病的痕迹时，我也特别将它们揭露出来，以便人们看清楚这些东西在我们身上产生的恶果，从而深深懂得它们还可能在我们身上作恶。

    我声言，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我不怕得罪任何人，不管是个人、阶级，还是舆论、回忆，也不管他们多么令人敬畏。

    我这样做时往往带有歉意，但从不感到内疚。但愿那些由于我而感觉不快的人，考虑到我的正直无私的目的而饶恕我。

    不少人可能会指责我在本书中表达了一种对自由的完全不合时宜的酷爱，他们要我相信，在法国再没有人在关心什么自由。

    我只是恳求那些对我提出这种指责的人不妨想想，我对自由的热爱久已有之，并非自今日始。20多年以前，当论及另一个社会时，我就几乎逐字逐句地写下了人们现在即将读到的内容。

    在未来的黑暗中，人们已经能够洞察三条非常明显的真理。第一条是，今天，举世的人都被一种无名的力量所驱使，人们可能控制或减缓它，但不能战胜它，它时而轻轻地，时而猛烈地推动人们去摧毁贵族制度；第二条是，世界上所有社会中，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政府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最后，第三条真理是，没有哪个地方，**制度产生的后果比在上述社会中害处更大；因为**制度比任何其他政体更助长这种社会所特有的种种弊端，这样就促使它们随着它们原来的自然趋向朝着那个方向发展下去。

    在这种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

    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然而，**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制度能给它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若无**制度，这类感情或许也会变得强烈；有了**制度，它们便占据了统治地位。

    反之，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实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使他们生活在孤立状态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因为在公共事务中，必须相互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使他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祖国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并且创造知识，使人们能够识别和判断人类的善恶。

    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可能变得富裕、文雅、华丽，甚至辉煌，因其平头百姓举足轻重而显得强大；在那里可以看到私人品德、家庭良父、诚实商人和可尊敬的产业主；甚至还会见到优秀的基督徒，因为他们的祖国不在尘世，而他们宗教的荣耀就是在最**的时尚中，在最恶劣的政府下，造就优秀基督徒：罗马帝国最腐朽的时代就曾充斥着优秀的基督徒；但是我敢说，在此类社会中是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的，而且我敢肯定，只要平等与**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

    20年前我所想所说的就是这些。我以为，从那时以来，世界上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能使我改变想法和说法。当自由受欢迎时，我表示了我对自由的赞赏；当自由遭抛弃时，我仍坚持不渝，对此人们不会不以为然。

    此外，请大家好好想一想，即便在这个问题上，我与我的大多数反对者的分歧，也许比他们自己认为的要小。一个人，假如他所属的民族有善于享用自由所必需的品性，却生来就奴颜婢膝地仰赖某个同类人的好恶，而不去遵循他亲身参与制定的法律，试问这样的人算是一种什么人？这种人我认为并不存在。**者本人也不否认自由是美好的，只不过唯独他才配享有自由；对此大家并无歧意，分歧在于对人的尊重程度；因此严格来说，人们对**政府的爱好同他们对国家的轻蔑是完全一致的。要想让我顺此潮流，恐怕尚须时日。

    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刻我发表的这本书是一项浩繁工作的成果。有的章节虽短，却花费了我一年多的研究时间。

    我本来可以把大量的注释放在每页下面；不过我还是把它印在卷末，并且为数很少，而且一一注出页码。读者从中可以找到史例和证据。如果本书对某些读者有所启发，他们想要更多的例证，我愿另外提供。

    第一编

    第一章 大革命爆发之际，人们对它的评论歧异

    没有任何事情比法国大革命史更能提醒哲学家、政治家们要谦虚谨慎；因为从来没有比它更伟大、更源远流长、更酝酿成熟但更无法预料的历史事件了。

    就连伟大的弗里德里希这样的天才，也没能预感到这场革命。他尽管接触到了，却视而不见。不仅如此，他预先就是依照大革命精神行事的；他是大革命的先行者，并且可以说他已经成为大革命的代理人；但在大革命迫近时，他并没有辩认出来；而当革命终于爆发时，它同历史上众多的革命迥然不同，具有独特的新面貌，因而最初未被人们察觉。

    在国外，大革命成为举世瞩目的事件；它无处不在各国人民心中产生一种隐隐约约的新时代即将来临的概念，一种变革与改良的朦胧希望；但谁也猜不出大革命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各国君主和大臣竟然缺乏这种模糊的预感，这种预感使人民一见到大革命就骚动起来。最初，君主和大臣认为革命只不过是一场周期性疾病，各个民族的体质都难以避免，它只是为邻国的政治开辟新的领域，别无其他后果。如果他们偶然道出了大革命的真谛，那也是无意的。1791年，德意志各国君主聚集在匹尔尼茨，确实宣称法国君主制所面临的威胁乃是欧洲一切旧政权的共同威胁，它们与法国同处危难之中；但是实际上，他们丝毫不相信这番话，当时的秘密文件透露，这在他们只不过是巧立借口，以遮掩他们的意图，或者在众目睽睽下粉饰这些意图而已。

    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认为法国大革命是一次转瞬即逝的地方**件，只消从中渔利就行了。基于这种思想，他们密谋策划，多方准备，结成秘密联盟。猎物既然近在眼前，他们便争夺起来，既相互分裂，又相互接近。他们的准备可谓面面俱到，唯独没有料到即将发生的事情。

    英国人对自己的历史记忆犹新，他们长期实行政治自由，因而富有见识和经验，透过厚厚的帷幕，他们的确看见了迅速临近的伟大革命的面目；然而他们未能认清它的形式，不知道法国革命即将对世界的命运，对英国的命运产生什么影响。大革命即将爆发之际，阿瑟·扬正在法国游历，他认为这场革命已迫在眉睫，但对于这场革命的意义却一无所知，甚至以为大革命的后果会使特权增加。他说道：“如果这场革命给予贵族更多的优越地位，那么我想，它就弊大于利。”

    自法国革命爆发起，伯克心中便燃起仇恨，可是竟连伯克在某些时刻，对大革命亦无定见。起初他认为，大革命将使法国削弱，乃至灭亡。他说道：“可以确信，法兰西的好战能耐将长久消失，甚至会永远消失，继往开来的一代将像那位古人一样说：我们曾听说，高卢人自己古时曾以武力著称。”

    近距离不如远距离更能准确地判断历史事件。在法国，大革命行将爆发的前夕，人们对革命将成就的事业并没有明确认识。在大量陈情书中，我只找到两份陈情书表达了人民的某种惧怕心理。人们害怕的是王权——或者当时所称的宫廷——继续保持压倒一切的优势。三级会议表现懦弱，而且为期很短，令人担忧。人们害怕会对他们使用暴力。贵族对此尤其惴惴不安。许多陈情书说道：“御前卫队应宣誓绝不把枪口对准公民，哪怕发生骚乱或暴动。”只要三级会议开得自由，一切弊端会一扫而光；要实行的改革工程巨大，可是并不困难。

    然而，法国革命按自己的进程发展：随着魔鬼的头部逐渐出现，它那奇特可怖的面孔暴露出来；大革命在摧毁了政治机构以后，又废除了民事机构，在变革法律以后，又改变风尚、习俗，直至语言；摧毁了政府结构之后，又动摇了社会基础，似乎最终要清算上帝本身；这场大革命很快便跨越了国界，带着前所未闻的各种手段、新的战术、致命的准则，即皮特所谓的武装的舆论，这个出奇强国冲决诸帝国的阻碍，打碎一顶顶王冠，蹂躏一个个民族，而且竟有这样怪事：把这些民族争取到自己这边来！随着这一切的爆发，人们的观点发生了变化。欧洲各国君主和政治家最初视为各民族生活中的常事，一变而为新事，它甚至与世上历来发生的一切截然对立，可是它又如此普遍，如此可怖，如此费解，以致面对这种现象，人类的精神茫然若失。一些人想，这个闻所未闻的威力仿佛自生而且永存，人们无法阻止它，它也绝不会自动停止，它将把人类社会推向最终的彻底崩溃。许多人将大革命视为魔鬼在世间显灵。自1797年起，德·梅斯特尔先生便说道：“法国革命具有恶魔的特点。”反之，另一些人则在大革命身上发现了上帝的福音，它不仅要更新法兰西的面貌，而且要使世界焕然一新，可以说要创造一种新人类。在当时的若干作家身上，都有这种带宗教色彩的惊恐心理，好比萨尔维当初见到蛮族一样。伯克继续阐述他的思想，惊呼道：“法兰西岂只丧失了旧政府，简直丧失了一切政府，与其说法兰西必当成为人类的灾难与恐怖，不如说它几乎成了屈辱与怜悯的对象。但是，从这座被谋杀的君主制的坟墓中，却走出来一个丑陋、庞大、超出人类全部想象力的可怕的怪物。这个丑陋的怪物径直向目的地奔去，不为危险所惧，不因悔恨却步；它无视一切固有的准则，无视一切常规的手段，谁要是对它的存在不理解，便被它击倒。”

    法国革命确实像当时的人所感到的那样异乎寻常吗？确实像他们所说的那样离奇、那样颠倒乾坤和锐意革新吗？这场奇怪而可怕的革命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它的真正特点是什么？它的深远效果是什么？它具体摧毁了什么？它又创造了什么？

    研究和论述这些问题的时机看来已经到来，今天我们所处的确切地位正好使我们能更好地观察和判断这个伟大事物。我们离大革命已相当远，使我们只轻微地感受那种令革命参与者目眩的激情；同时我们离大革命仍相当近，使我们能够深入到指引大革命的精神中去加以理解。过不多久，人们就很难做到这点了；因为伟大的革命一旦成功，便使产生革命的原因消失，革命由于本身的成功，反变得不可理解了。

    第二章 大革命的根本与最终目的并非像人们过去认为的那样，是要摧毁宗教权力和削弱政治权力

    法国革命的最初措施之一是攻击教会，在大革命所产生的激情中，首先燃起而最后熄灭的是反宗教的激情。即使在人们被迫忍受奴役以换取安宁、对自由的热情烟消云散之时，他们仍在反抗宗教的权威。拿破仑有能力制服法国革命的自由天赋，但他竭尽全力也不能制服它的反基督教天性，甚至到了今天，我们仍看到有些人，他们以为，不敬上帝便是弥补了当初对政府区区小吏唯命是从的过失，他们抛弃了大革命信条中最自由、最高贵、最自豪的一切，却以忠于大革命的精神自矜，因为他们仍旧不信上帝。

    可是，人们今天不难明白，反宗教之战只是这场伟大革命中的一个事件，是大革命面貌的一个突出的却转瞬即逝的特征，是酝酿大革命并为其先奏的那些思想、激情、个别事件的暂时产物，而不是大革命的本身特性。

    人们有理由将18世纪哲学视为大革命的一个主要原因，的确，18世纪哲学带有深刻的非宗教性。但是仔细观察定会看到，它有两个部分，彼此分开，截然不同。

    一部分包含关于社会地位和民事、政治法律准则的所有新的或革新的观点，例如人类生来平等，因此应废除种姓、阶级、职业的一切特权，人民享有主权，社会权力至高无上，统一规章制度……所有这些信条不仅是法国革命的原因，而且简直可以说就是大革命的内容；它们是大革命最基本的业绩，论时间，则是大革命最经久最实在的功绩。

    18世纪哲学家的另一部分信条是与教会为敌；他们攻击教士、教会等级、教会机构、教义，而且为了更彻底地推翻教会，他们还想将教会的基础连根拔掉。但是，18世纪哲学的这一部分既然产生于这场革命正在摧毁的各种事实中，它必然与这些事实一起逐渐消失，最终仿佛被埋葬在大革命的胜利之下。为了使我的意思更明白，我只需补充一句，因为我还要在别的章节论述这一重大问题：基督教之所以激起这样强烈的仇恨，并非因为它是一种宗教教义，而是因为它是一种政治制度；并非因为教士们自命要治理来世的事务，而是因为他们是尘世的地主、领主、什一税征收者、行政官吏；并非因为教会不能在行将建立的新社会占有位置，而是因为在正被粉碎的旧社会中，它占据了最享有特权、最有势力的地位。

    不妨想一想，时间的推移已经证实了，而且每日每时都在证实下面这一真理：随着大革命政治业绩的巩固，它的反宗教事业即告覆灭；随着大革命所攻击的一切旧政治制度更彻底被摧毁，大革命所憎恶的各种权力、影响、阶级被彻底制服，一去不复返，它们所激起的仇恨，作为失败的最后标志，也日渐减退；最后，当教士从一切和他们同时垮台的东西中日益分离出来时，人们便看到，教会的力量在人们的精神中逐步恢复，并且更加巩固。

    不要以为这种现象是法国所独有；自法国革命以来，欧洲的基督教会无一不重新振兴。

    若以为民主社会必然与宗教为敌，那就大错特错了：基督教乃至天主教中，并没有什么东西是与民主社会的精神绝对对立的，有好多东西甚至对民主社会大为有利。此外，历朝历代的历史表明，最富有生命力的宗教本能始终扎根在人民心中。所有已经消亡的宗教都在人民心中有自己的归宿，而倾向于顺应人民的思想感情的各种制度，到头来总是把人类精神推向不信宗教，岂非咄咄怪事。

    刚才我对宗教的议论，更适用于社会权力。

    大革命一举推翻迄今维持社会等级制度和束缚人的一切机构和习俗，人们看到这些便可能以为，大革命的结果不仅要摧毁个别社会秩序，而且要摧毁一切社会秩序；不仅要摧毁某一政府，而且要摧毁社会权力本身；从而断定，法国革命的特性在本质上是无政府主义。可是我敢说，这又只看到了表面现象。

    大革命开始后不到一年，米拉波私下致函国王道：“请把新形势与旧制度加以比较，从中会得到慰藉和希望。国民议会有一部分法令，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分法令，显然对君主政府有利。取消高等法院，取消三级会议省份，取消教士、特权阶级和贵族集团，难道这是区区小事吗？只组成一个单一的公民阶级，这个想法会使黎世留欣悦，因为这种平等的表面便于权力的执行。多少届**政府都致力加强国王权威，但他们所做的还不如革命在这短短一年中所做的多。”有能力领导大革命的人是这样理解大革命的。

    法国革命的目的不仅是要变革旧政府，而且要废除旧社会结构，因此，它必须同时攻击一切现存权力，摧毁一切公认的势力，除去各种传统，更新风俗习惯，并且可以说，从人们的头脑中荡涤所有一贯培育尊敬服从的思想。这就产生了法国革命如此独特的无政府主义特点。

    但是搬开这些残渣碎片，你就会发现一个庞大的中央政权，它将从前分散在大量从属权力机构、等级、阶级、职业、家庭、个人，亦即散布于整个社会中的一切零散权力和影响，全部吸引过来，吞没在它的统一体中。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世界上还没有过一个与此相似的政权。大革命创造了这一新权力，或者不如说，这一新权力是从大革命造成的废墟中自动产生的。的确，大革命建立的政府更为脆弱，但是比起它所推翻的任何政府却强大百倍。由于同一原因，它既脆弱又强大，下面将另加阐述。

    米拉波透过行将垮台的旧制度的尘埃，已洞察到这个简单、正规、巨大的形式。尽管这是一个庞然大物，当时却还未被民众察觉。但是逐渐地，时间的推移使之大白于天下。今天，各国君主尤其对此瞩目。他们赞赏并羡慕这个庞然大物，不仅大革命所孕育的人们，连那些与大革命格格不入甚至完全敌对的人们也表赞同，他们都在各自领域努力摧毁豁免权，废除特权。他们融合不同等级，使不同社会地位趋于平等，用官吏取代贵族，用统一的规章制度取代地方特权，用统一的政府代替五花八门的权力机构。对于这番革命事业，他们兢兢业业。一旦遇到什么障碍，他们往往借用法国革命的各种手段及准则。在必要时，他们甚至动员穷人反对富人，平民反对贵族，农民反对领主。法国革命既是他们的灾难，又是他们的教师。

    第三章：大革命如何是一场以宗教革命形式展开的政治革命，其原因何在

    一切国内革命及政治革命都有一个祖国，并局限于这个范围内。法国革命却没有自己的疆域；不仅如此，它的影响可以说已从地图上抹掉了所有的旧国界。不管人们的法律、传统、性格、语言如何，它都使人们彼此接近或者分裂，它常使同胞成为仇敌，使兄弟成为路人；不如说，它超越一切国籍，组成了一个理念上的共同祖国，各国的人都能成为它的公民。

    翻遍全部史册，也找不到任何一次与法国革命特点相同的政治革命：只有在某些宗教革命中才能找到这种革命。因此如果想用类比法来解释问题，就必须将法国革命与宗教革命作一比较。

    席勒在其《三十年战争史》中正确地指出，16世纪伟大的宗教改革使得互不了解的各国人民突然接近起来，并且通过新的共同信仰，紧密联合在一起。的确，法国人与法国人彼此交战之际，英国人前来助战；生于波罗的海纵深处的人竟深入到德意志的腹地，来保护那些他们从未听说过的德国人。所有对外战争都带有内战色彩；所有内战都有外国人介入。各个民族的旧利益被忘在脑后，代之以新利益；取代领土问题的是各种原则问题。所有外交规章都互相搀杂，混乱不堪，使当时的政治家们目瞪口呆，大伤脑筋。这正是1789年后在欧洲发生的形势。

    因此，法国革命是以宗教革命的方式、带着宗教革命的外表进行的一场政治革命。试看它有哪些具体特点与宗教革命相似：它不仅像宗教革命一样传播甚远，而且像宗教革命一样也是通过预言和布道深入人心。这是一场激发布道热忱的政治革命。人们满怀激情地在国内实现革命，又以同样的热忱向国外传布。试想这是何等新的景象！在法国革命向世界展示的闻所未闻的事物中，这件事确实是最新鲜的。但我们且莫就此而止，应该更进一步深入探讨，考察这种类似的效果，是否来源于隐而不露的类似原因。

    宗教的惯常特征是把人本身作为考虑对象，而不去注意国家的法律、习俗和传统在人们的共同本性上加入了什么特殊成分。宗教的主要目的是要调整人与上帝的总体关系，调整人与人之间的一般权利和义务，而不顾社会的形式。宗教所指明的行为规范并不限于某国某时的人，而主要涉及父子、主仆、邻里。宗教既然植根于人性本身，便能为所有的人同样接受，放之四海而皆准。宗教革命因此常拥有如此广阔的舞台，极少像政治革命那样局限于一国人民、一个种族的疆域之中。如果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宗教愈是具备我所指出的这一抽象而普遍的特征，便愈能广泛传播，不管法律、气候、民族有何不同。

    古代希腊罗马的异教或多或少均与各国人民的政体或社会状况有关，在它的教义中保留着某个民族的而且常常是某个城市的面貌，异教因此通常局限于一国的领土，很少越出范围。异教有时导致不宽容和宗教迫害，但是布道热忱在异教中却几乎完全看不到。因此，在基督教到来以前的西方，也就没有大规模的宗教革命。基督教轻而易举地越过那些曾经阻挡异教的各种障碍，在很短时间内就征服了大部分人类。基督教的胜利部分是由于它比其他宗教更能摆脱某国民族、某种政府形式、某种社会状态、某个时代及某个种族所特有的一切，我认为这样讲并不是对这圣教失敬。

    法国革命正是依照宗教革命的方式展开的；但是法国革命涉及现世，宗教革命则为来世。宗教把人看作一般的、不以国家和时代为转移的人，法国革命与此相同，也抽象地看待公民，超脱一切具体的社会。它不仅仅研究什么是法国公民的特殊权利，而且研究什么是人类在政治上的一般义务与权利。

    法国革命在社会与政府问题上始终追溯到更具普遍性的，也可以说更自然的东西，正因如此，法国革命既能为一切人所理解，又能到处为人仿效。

    法国革命仿佛致力于人类的新生，而不仅仅是法国的改革，所以它燃起一股热情，在这以前，即使最激烈的政治革命也不能产生这样的热情。大革命激发了传播信仰的热望，掀起一场宣传运动。由此，它终于带上了宗教革命的色彩，使时人为之震恐；或者不如说，大革命本身已成为一种新宗教，虽然是不完善的宗教，因为既无上帝，又无礼拜，更无来世生活，但它却像伊斯兰教一样，将它的士兵、使徒、受难者充斥整个世界。

    尽管如此，不能认为法国革命所采取的手段是史无前例的，它所宣传的一切思想都是完全新颖的。在各个世纪，甚至在中世纪兴盛时期，都有这样的鼓动宣传者，他们为了改变具体的习俗而援用人类社会的普遍法则，并以人类的天赋权利反对本国的政体。但是，所有这些尝试都失败了，18世纪燎原于欧洲的这同一火炬，在15世纪就轻易地被扑灭了。

    要想使这种学说产生革命，人们的地位、习俗、风尚必须已经发生某些变化，为学说的深入人心作好精神准备。

    在某些时代，人和人之间如此迥异，以至普遍适用的法则对于他们竟成了无法理解的思想。在另一些时代里，只要将某一法则的朦胧轮廓远远地向人们展示，他们便能立即辩认并趋之若鹜。

    最了不起的，并不在于法国革命使用了各种手段，创立了各种思想：伟大的新事物在于，那样众多的民族竟达到这样的水平，使他们能有效地使用这些手段，并轻而易举地接受这些准则。

    第四章：何以几乎全欧洲都有完全相同的制度，它们如何到处陷于崩溃

    曾经推翻罗马帝国并最终建立了近代国家的那些民族，在种族、国家、语言诸方面都各不相同；他们只是在不开化这点上彼此相似。自从定居于罗马帝国的土地之日起，长时期内，他们互相厮杀，一片混乱，而当终于稳定下来时，他们发现被自己造成的一片片废墟分隔开来。文明毁灭殆尽，公共秩序荡然无存，人际关系变得艰难险恶，庞大的欧洲社会分裂为千百个彼此迥异、互相敌对、老死不相往来的小社会。

    可是，在这片支离破碎的混沌之中，突然间涌现出统一的法律。

    这些制度并非模仿罗马法制，而是与罗马法相对立，人们利用罗马法才能改造它们、废除它们。它们的面貌独特，与人类以前建立的法律截然不同。它们彼此匀称对应，共同构成了由一个个连接紧密的部分组合的整体，其严密程度不下于我们现代的法典条文；这是用于半野蛮社会的高深的法律。

    这种立法怎么会形成、推广并最终遍行欧洲呢？这个问题我并不想探讨。可以肯定的是，早在中世纪，这种立法就或多或少在欧洲各地出现，而且在很多国家，它排除其他一切立法，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我有机会研究了英、法、德诸国中世纪政治制度。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十分惊异地看到，所有这些法律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尽管各个民族彼此不同，很少融合，却有如此相似的法律，这不能不使我为之赞叹。由于地点不同，这些法律在细节上出现不断的、无止境的变化，但是它们的基础却到处都一样。当我在古老的德意志立法中发现某种政治制度、规章、权力时，我事先就已知道，如果仔细研究下去，也会在英国和法国找到本质上完全相同的东西，而我也确实找到了它。英、法、德三民族，只要研究其中一个，其他两个就更好理解了。

    在这三个国家里，政府都是依据同一准则行事，议会都是由同样成分组成，并被赋予同样权力。社会以同样方式被划分，同样的等级制度出现在不同阶级之间；贵族占据同样的地位，拥有同样的特权、同样的面貌、同样的秉赋：彼此毫无区别，到处都一模一样。

    城市结构彼此相似，农村依同样方法治理。农民的处境没有什么不同，土地按同样的方式为人们所拥有，所占据，所耕种，耕者承担同样的义务。从波兰边界到爱尔兰海，领主庄园、领主法庭、采邑、征收年贡土地、服徭役、封建义务、行会等，一切都彼此相似，有时连名称都一样。而更引人注意的是，所有这些彼此相似的制度，都源于同一种精神。可以说，14世纪欧洲的社会、政治、行政、司法、经济和文学制度所具有的相似性，比当今制度具有的相似性更大，尽管现代文明致力于开辟条条道路，冲破重重关卡。

    我的目的不是要讲述欧洲的旧政体如何逐渐削弱颓败；我只想指出，在18世纪欧洲政体到处濒临崩溃。一般说来，这种衰落在大陆东部不太突出，在大陆西部较为突出；但是在一切地方都能见到旧政体的老化，甚至衰败。

    中世纪各种制度的逐渐衰落过程，从当时的档案中可以找到证明。我们知道，当时的领地都有名为“土地赋税清册”的登记簿，在上面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标出采邑和征收年贡土地界限，欠付地租、服劳役以及当地惯例。我看过14世纪的土地赋税清册，它们记载清晰、井井有条、十分确切，堪称杰作。尽管知识已普遍进步，可是离我们年代越近，土地赋税清册反倒变得模糊、杂乱无章、记载不全而且混乱不堪。看来市民社会转为文明之日，即政治社会堕入野蛮之时。

    欧洲的古老政体在德意志比在法兰西更多地保留着原始特征，然而即使是在德意志，它所创立的一部分制度，也已经到处遭到摧毁。考察残存物的现状比发现失去的东西，更能使人判断时间的摧残作用。

    自治市制度早在13和14世纪就已经使德意志的主要城市成为一个个富庶开明的小共和国，到18世纪依然存在；但是城市今天徒有其表。它们的一套方法似乎仍在执行；它们设置的行政官员仍保留原先的名称，而且仿佛在管理同样的事务；但是积极性、活力、市镇的爱国主义，以及城市制度所激起的刚毅而取之不竭的品德，已经消失不见了。这些旧制度仿佛原封不动地倒塌在自己身上。

    今天依然存在的一切中世纪权力都患有同一毛病，它们全都同样地衰落和毫无生气。不仅如此，有些本身不属于中世纪政体的东西，由于被卷入其中而带上强烈的印迹，也都立刻丧失了生命力。处在这样的形势下，贵族阶级沾染上老年虚弱症；在中世纪，政治自由的成就到处可见，然而只要它今天保留着中世纪的种种特征，它便得了不育之症。省议会虽原封不动地保留其古老政治形式，但它们阻碍着文明的进步，而未能对它有所帮助；看来它们同新的时代精神格格不入。同时民心也背离了省议会，而倒向了君主。这些制度的悠久历史并未使它们变得令人尊重；相反，它们在老化，一天天地声名扫地；令人奇怪的是，由于它们更加衰落，它们的危害力越小，而它们激起的仇恨反而更大。一位支持旧制度并和旧制度同时代的德意志作家曾说道：“现存事物已经普遍刺伤人心，有时还变得可鄙。古怪的是，现在人们对一切旧的东西均持不屑一顾的态度。这些新看法竟然也出现在家庭内部，并扰乱了家庭秩序。就连主妇们也不愿再忍受她们那些古老的家具了。”然而，这同一时期的德国同法国一样，社会活跃繁荣，蒸蒸日上。但是有一点必须认真注意；这是点睛之笔：所有活着、动着、生产着的东西都来自新的根源；这一根源岂止是新的，而且是对立的。

    这个根源便是王权，但与中世纪王权毫无共同之处，它拥有另一些特权，占有另一个地位，带有另一种精神，激发另一些感情；这便是国家行政机构，它建立在地方权力废墟之上，向四面延伸；这便是日益取代贵族统治的官吏等级制度。所有这些新的权力都遵循着中世纪闻所未闻或拒绝接受的准则和方法行事，它们确实关系到中世纪人连想都想不到的某种社会状态。

    在英国，情况与刚才谈到的一样，虽然人们一开始会以为欧洲旧政体仍在那里实行，如果忘掉那些旧名称，抛开那些旧形式，人们便会发现，自17世纪以来，封建制度已基本废除，各个阶级互相渗透，贵族阶级已经消失，贵族政治已经开放，财富成为一种势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赋税人人平等，出版自由，辩论公开。所有这些新原则在中世纪社会中都不存在。然而正是这些新事物一点一滴巧妙地渗入这古老的躯体，使之复苏和免于瓦解，并在保持古老形式的同时，灌输新鲜活力。17世纪的英国已经完全是一个现代国家，在它内部仅仅保留着中世纪的某些遗迹，犹如供奉品。

    为了帮助理解下文，有必要对法国以外情况作此概述；因为，我敢说，谁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国，谁就永远无法理解法国革命。

    第五章：法国革命特有的功绩是什么

    前面所有的论述只是为了阐明主题，以帮助解决我一开始就提出的问题：大革命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它的本身特点究竟是什么？为什么它恰恰要这样发生？它完成了什么？

    大革命的发生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为了摧毁宗教信仰的权威；不管外表如何，它在实质上是一场社会政治革命；在政治制度范围内，它并不想延续混乱，并不像它的一位主要反对者所说的那样要坚持混乱，使无政府状态条理化，而是要增加公共权威的力量和权利。它并不像另一些人所想的那样，要改变我们的文明迄今具有的特点，阻止文明的进步，也没有从实质上改变我们西方人类社会赖以依存的根本法律。如果撇开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发生的曾经暂时改变大革命面貌的所有偶然事件，而只考察大革命本身，人们就会清楚地看到，这场革命的效果就是摧毁若干世纪以来绝对统治欧洲大部分人民的、通常被称为封建制的那些政治制度，代之以更一致、更简单、以人人地位平等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秩序。

    这些就足以产生一场规模巨大的革命；因为古老的制度与欧洲的几乎一切宗教法律和政治法律混合交织在一起，除此之外，这些制度还产生了一整套思想、感情、习惯、道德作为它们的附属物。要想一举摧毁并从社会躯体中摘除与各器官相连的某一部分，需要一场可怕的动乱。这就使这次大革命显得更加伟大；它似乎摧毁一切，因为它所摧毁的东西触及一切，可以说与一切相连。

    不管大革命怎样激进，它的创新程度比人们普遍认为的却少得多：这个问题我将在后边加以阐明。确切地说，大革命彻底摧毁了或正在摧毁（因为它仍在继续）旧社会中贵族制和封建制所产生的一切，以任何方式与之有联系的一切，以及即使带有贵族制和封建制最微小的印迹的一切。大革命从旧世界保存下来的只是同这些制度始终格格不入或者独立于这些制度之外的东西。它决不是一次偶然事件。的确，它使世界措手不及，然而它仅仅是一件长期工作的完成，是十代人劳作的突然和猛烈的终结。即使它没有发生，古老的社会建筑同样也会坍塌，这里早些，那里晚些；只是它将一块一块地塌落，不会在一瞬间崩溃。大革命通过一番痉挛式的痛苦努力，直截了当、大刀阔斧、毫无顾忌地突然间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点一滴地、长时间才能成就的事业。这就是大革命的业绩。

    但是使人惊异的是，今天看来如此明了的事情，当初在那些上智者眼里却始终显得模糊不清，混乱一团。

    就是那位伯克对法国人说道：“你们想要匡正你们政府的弊端，但何必创新呢？你们何不因循你们古老的传统？你们何不恢复你们古老的特权？倘若你们无法恢复你们祖先体制的隐失的面貌，那么你们何不将目光移向我们英国？在英国，你们将会找到欧洲共同的古老法律。”伯克对近在眼前的事竟全然不察；革命恰恰是要废除欧洲共同的旧法律；他没有看到，问题的要害正在于此，而非其他。

    但是这场到处都在酝酿、到处产生威胁的革命，为什么在法国而不在其他国家爆发？为什么它在法国具备的某些特点，在任何地方也找不到，或只出现一部分？这第二个问题确实值得一提；考察这个问题将是下面各编的宗旨。

    第二编

    第一章：为什么封建权利在法国比在其他任何国家更使人民憎恶

    有件事乍看起来使人惊讶：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因此在这些制度的桎梏实际上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显得最无法忍受。

    18世纪末，德意志境内几乎没有一处彻底废除了农奴制度，同中世纪一样，大部分地方的人民仍牢牢地被束缚在封建领地上。弗里德里希二世和玛丽亚－特雷萨的军队几乎全是由名副其实的农奴组成的。

    1788年，在德意志大多数邦国，农民不得离开领主庄园，如若离开，得到处追捕，并以武力押回。在领地上，农民受主日法庭约制，私生活受其监督，倘若纵酒偷懒，便受处罚。

    农民的地位无法上升，职业不得改变，主人若不高兴，他便不得结婚。他的大部分时间得为主人尽劳役。年轻时，他得在庄园中做多年仆役。为领主服劳役仍为定制，在某些邦国，役期竟达每周三天。领主房产的翻盖维修、领地产品运往市场及其经营，以及捎带信件，都由农民承担。农奴可以成为土地所有者，但是他的所有权始终是不完全的。他必须根据领主的眼色来决定在自己地里种些什么；他不能任意转让和抵押土地。在某些情况下，领主强迫他出卖产品；在另一些情况下，领主又阻止他出售；对农民来说，耕种土地永远是强制性的。就连他的产业也不全部由他的子嗣继承，其中一部分通常归领主。

    我不需在陈旧法律中去查阅有关条文，在伟大的弗里德里希拟定、由其继位者在大革命刚刚爆发之际颁布的法典中，就有这些规定。

    类似的情况在法国早已不存在：农民可任意往来、买卖、处置、耕作。农奴制最后遗迹只有在东部一两个被征服省份中才可见到；在所有其他地方，农奴制已经绝迹，废除农奴制的日期已如此遥远，人们已不记得。当今考据证明，从13世纪起，诺曼底便废除了农奴制。

    但是在法国还发生了另一场涉及人民社会地位的革命：

    农民不仅仅不再是农奴，而且已成为土地所有者。这一事实今天尚未得到充足的说明，但其后果如此深远，使我不得不在此稍停片刻，加以论述。

    人们长期以来一直认为，地产的划分开始于大革命，它只能是大革命的产物。事实恰恰相反，各种证据均可证实这一点。

    至少在大革命以前20年，便有一些农业协会对土地的过份分割感到不满。蒂尔戈当时说道：“瓜分遗产使得原来够维持一家人的土地被分给五六个孩子。这些孩子及其家庭此后是无法完全靠土地为生的。”若干年后，内克尔也说，法国存在大量的农村小地产主。

    在一份大革命前若干年写给总督的秘密报告中，我发现了如下的话：“人们正以平等和令人担忧的方式再次瓜分遗产，每个人都想处处都弄到一点，因而一块块土地被无止境地划分下去，不断地一再划分。”难道这话不像是出自今人之口吗？

    我下了极大的功夫在某种程度复原旧制度的土地册，有时也达到了目的。根据1790年确定土地税的法律，各教区均当呈报该区现存的地产清单。这些清单大部分已失散；但在有些村庄，我却发现了清单，并拿来与我们今天的名册作一比较，我看到在这些村子里，地产主的数量高达当今数目的二分之一，并往往三分之二；若考虑到从那个时期以来，法国总人口增长四分之一强，那么地产主的骤增显得相当惊人。

    农民对地产的热爱今昔一致，都达到了顶点，土地的占有欲在农民身上点燃了全部激情。当时一位出色的观察者说道：“土地总是以超出其价值的价格售出；原因在于所有居民都热衷于成为地产主。在法国，下层阶级的所有积蓄，不论是放给个人或投入公积金，都是为了购置土地。”

    阿瑟·扬首次旅法时，发现许多新鲜事物，其中最使他惊异的就是大量土地已在农民中被划分；他估计法国有一半土地已属农民所有。他常说：“这种形势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的确，只有在法国或其近邻才出现这样的形势。

    在英国也曾有过拥有地产的农民，但数目已大大减少。在德国，各个时代各个地方，都有一些拥有完全土地所有权的自由农民。日耳曼人最古老的习俗中，就有关于农民地产的特殊的、往往是古怪的法律；但是这种地产始终是例外，小地产主的数量微乎其微。

    18世纪末，在德意志某些地区，农民成为土地所有者，差不多跟法国农民一样自由，这些地区大多位于莱茵河流域；正是在这些地方法国的革命热潮传播最早，并且始终最有生气。

    相反，德意志那些长时期不为革命热潮渗透的部分，就是没有发生类似变化的地方。这点很值得注意。

    因此，认为法国地产的划分始自大革命，这是附和一种普遍的错误观点；土地的划分远远早于大革命。的确，大革命出售了教士的全部土地，以及贵族的大部分土地；但是查阅一下当时拍卖土地的记录，就像我有时耐心查阅的那样，人们便会看到，这些土地大部分是由已经拥有其他土地的人买走的；因此，地产虽然易手，地产所有者数目的增加比人们想象的还是少得多。根据内克尔的通常浮夸但这次准确的用语：法国当时就已经存在大量土地所有者。

    大革命的结果不是划分土地，而是暂时解放土地。所有这些小地产主在经营土地时确实深感痛苦，他们承受前许多劳役，无法摆脱。

    这类负担无疑是沉重的；但是他们之所以觉得无法忍受，正是由于存在某种本应减轻负担的情况：因为这些农民，与欧洲其他地方不同，已经摆脱了领主的管辖；这是另一场革命，它与使农民变为土地所有者的那场革命一样伟大。

    尽管旧制度离我们还很近，因为我们每天都遇到在旧制度法律下出生的人们，但是旧制度仿佛已经消失在远古的黑暗中。这场彻底的革命将我们与旧制度隔离开，似乎已经历若干世纪：它使未被摧毁的一切变得模糊不清。因此，今天很少有人能精确地回答这样一个简单问题：1789年以前；农村是怎样治理的？当然，如果不是在书本之外再去研究那个时代的政府档案，就无法精确详尽地论述这个问题。

    我常常听人说：贵族长期以来已不再参与国家治理，但是他们仍一直保持农村的全部行政权力；领主统治着农民。这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在18世纪，教区的一切事务都是由一些官吏主持的，他们不再是领地的代理人，也不再由领主选定；他们当中有些人是由该省总督任命，另一些人则由农民自己选举。分派捐税，修缮教堂，建造学校，召集并主持堂区大会的，正是这些权力机构。它们监管公社财产，规定其用项，以公共团体名义提出并维持公诉。领主不仅不再负责管理地方上的所有这些细小事务，而且也不进行监督。正如我们在下一章将阐明的那样，所有教区官吏均隶属政府，或归中央政府统辖。领主几乎不再是国王在教区的代表，不再是国王与居民之间的中介人。在教区内执行国家普遍法律、召集民兵、征收捐税、颁布国王敕令、分配赈济之类事务再也不由领主负责。所有这些义务和权利均属他人所有。领主事实上只不过是一个居民而已，与其他居民不同的只是享有免税权和特权；他拥有不同的地位，而非不同的权力。总督们在写给他们的下属的信中特意说道，领主只不过是第一居民。

    如果走出堂区，到区考察，你将再次见到同一景象。作为整体，贵族不再从事管理，除非作为个人；这种现象在当时为法国所仅有。在其他一切地方，古老封建社会的特征还部分地保留着：拥有土地和统治居民仍合为一体。

    英国是由那些主要的土地所有者进行管理和统治的。在德意志，在国王已摆脱贵族对国家一般事务的控制的各个部分，例如普鲁士和奥地利，他们还是给贵族保留了大部分农村管理权，即使在某些地方，国王已强大到能控制领主，他们也还未取代领主的位置。

    真正说来，法国贵族很久以来就不再接触国家行政，只有一处是例外，那就是司法权。贵族中的首要人物还保持权利，让法官以他们的名义裁决某些诉讼，还在领地范围内不时地制订治安规章；但是王权已逐渐剪除、限制领地司法权，使之归属王权，这样一来，那些仍然行使司法权的领主便不再把它视为一种权力，而视为一项收入。

    贵族享有的所有特殊权利都是如此。政治部分已经消失，只有金钱部分保留下来，而且有时还激增。

    在此，我只想论述那一部分尚未失效的特权，即名副其实的封建权利，因为它们与人民关系最为密切。

    今天，很难说明这些权利在1789年究竟有哪些；因为它们数量庞大，品类繁多，况且其中有一些已经消失，或已经转化；正因为此，这些对当时人来说已经含混的词义，对于我们来说就更模糊不清。然而，当我们查阅18世纪研究封建法的专家著作并耐心研究地方习俗时，就会发现所有现存的权利都可简化为数目很小的主要几种；其他的一切权利确实还存在，但只不过是孤立的个别现象。

    为领主服徭役的迹象在各地几近消失。道路通行费大部分变得低廉或已被取消；不过在少数省份，仍可见到好几种道路通行费。在所有省份，领主征收集市税和市场税。人人皆知，在整个法国，领主享受专有狩猎权。一般说来，只有领主拥有鸽舍和鸽子；领主几乎处处强迫当地居民在其磨坊磨面，用其压榨机压榨葡萄。一项普遍的极为苛刻的捐税是土地转移和变卖税；在领地范围内，人们出售或购买土地，每一次都得向领主纳税。最后，在整个领土上，土地都担负年贡、地租以及现金或实物税，这些捐税由地产主向领主交纳，不得赎买。透过所有这些花样，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特点：这些权利或多或少都与土地或其产品有关；全都损害土地耕种者的利益。

    大家知道，教会领主享受同样的好处；因为教会虽然与封建制度起源不同，目的不同，性质亦不同，可是它最终却与封建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尽管它从未完全融合于这个不相干的实体，却深深地渗进其中，仿佛被镶嵌在里面一样。

    因此，主教、议事司铎、修道院长根据其不同教职都拥有采邑或征收年贡的土地。修道院在它所在的地区通常也有一个村庄作为领地。在法国带一还有农奴的地区，修道院拥有农奴；它使用徭役，征收集市和市场税，备有烤炉、磨坊、压榨机以及公牛，村民付税后方可使用。在法国，如同在整个基督教世界一样，教士还有权征收什一税。

    但是在这里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指出，当时整个欧洲，到处可见到这同样的封建权利，完完全全同样的封建权利，而且它们在欧洲的大部分地方，比法国沉重得多。我只引证一下领地徭役。在法国，徭役罕见并且温和，在德国则仍旧普遍而残酷。

    此外还有关于起源于封建制度的权利，它们曾激起我们先辈最强烈的反抗，被认为不仅违背正义，而且违反文明：什一税、不得转让的地租、终身租税、土地转移和变卖税，它们按18世纪略为夸张的说法被称作土地奴役，所有这些在当时的英国都部分存在，有好几种直至今天尚可见到。它们并未妨碍英国农业成为世界上最完善、最富庶的农业，而且英国人民几乎也未感到它们的存在。

    那么为什么同样的封建权利在法国人民的心中激譬如此强烈的仇恨，以至仇恨对象消失以后这种激情依然如故，简直无法熄灭呢？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法国农民已变为土地所有者，另一方面是法国农民已完全摆脱了领主的统治。无疑还存在其他原因，但是我认为这些乃是主要原因。

    假如农民没有土地，那么他们对封建制度强加在地产上的多种负担便会无动于衷。如果他不是承租人，什一税与他有何相干？他从租金所得中交纳什一税。如果他不是土地所有者，地租与他有何相干？如果他替别人经营，那么经营中的种种盘剥又与他有何相干？

    另一方面，如果法国农民仍归领主统治，他们便会觉得封建权利并非不能忍受，因为这不过是国家体制的自然结果。

    当贵族不仅拥有特权，而且拥有政权时，当他们进行统治管理时，他们的个人权利更大，却不引人注意。在封建时代，人们看待贵族近似于我们今天看待政府：为了取得贵族给与的保障，就得接受贵族强加的负担。贵族享有令人痛苦的特权，拥有令人难以忍受的权利；但是贵族确保公共秩序，主持公正，执行法律，赈济贫弱，处理公务。当贵族不再负责这些事情，贵族特权的份量便显得沉重，甚至贵族本身的存在也成为疑问。

    请你们想象一下18世纪的法国农民，或者想象一下你们熟悉的农民，因为法国农民始终如一：他的地位变了，但性格并未变。看一看我引用的文件所刻画的农民吧，他酷爱土地，用全部积蓄购买土地，而且不惜任何代价。为了得到土地，首先他得付税，不过不是付给政府，而是付给邻近的地产主，这些人和他一样与政府毫不相干，差不多和他一样无权无势。他终于有了一块土地；他把他的心和种子一起埋进地里。在这广阔的天地里，这一小块地是属于他本人的，对此他心中充满自豪与独立感。可是那同一帮邻人跳了出来，把他从他的地里拉走，强迫他无偿为他们在别处干活。他想保卫他的种子不受他们的猎物的糟踏，可是那帮人阻止他这样做。他们守候在河流渡口，向他勒索通行税。在市场上，他又碰上他们，必须向他们交钱以后才能出卖自己生产的粮食。

    回到家中，他打算把剩下的麦子自己食用，因为这是他亲手种植，亲眼看着长大的，可是他不得不到这帮人的磨坊里磨面，用这帮人的烤炉烘面包。他那小块土地上的部分收入成了交给这帮人的租金，而这些租金不能赎取，也不受时效约束。

    不管他干什么，处处都有这些讨厌的邻人挡道，他们搅扰他的幸福，妨碍他的劳动，吞食他的产品；而当他摆脱了这帮人，另一帮身穿黑袍的人又出现了，而且夺走了他的收获的绝大部分。请设想一下这位农民的处境、需求、特征、感情，并计算一下，若你能够的话，农民心中郁积了多少仇恨与嫉妒。

    封建制度已不再是一种政治制度，但它仍旧是所有民事制度中最庞大的一种。范围缩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

    人们说得有道理：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

    第二章：中央集权制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而不是像人们所说是大革命和帝国的业绩

    从前，当法国还有政治议会时，我听一位演说家谈论中央集权制，他说道：“这是法国革命的杰出成就，为欧洲所艳羡。”我承认中央集权制是一大成就，我同意欧洲在羡慕我们，但是我坚持认为这并非大革命的成就。相反，这是旧制度的产物，并且我还要进一步说，这是旧制度在大革命后仍保存下来的政治体制的唯一部分，因为只有这个部分能够适应大革命所创建的新社会。细读本章的耐心读者也许会看出，我对我的论点作了过分充分的论证。

    请允许我先将所谓的三级会议省，亦即自治省或不如说表面上部分自治的省，放在一边，暂且不谈。

    三级会议各省地处王国边远地区，人口几乎只占法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而且在这些省份里，只有两个省才有真正生气蓬勃的省自由权。我打算以后再来论述三级会议省，我将阐明，中央政权强迫这些省服从共同规章，达到了什么程度。

    在这里，我主要想论述被当时的行政语言称作的财政区省，尽管这些地方的选举比其他地方少。巴黎四周都是财政区，它们结为一体，构成整个法国的心脏和精华。

    人们乍一观察王国的旧行政制度，便觉得那些规章和权威多种多样，各种权力错综复杂。行政机构或官吏遍布法国，这些官吏彼此孤立，互不依赖，他们参加政府是凭籍他们买到的一种权利，谁也不得夺走这一权利。他们的权限常常混杂、接近，从而使他们在同类事务的圈子里互相挤压，互相碰撞。

    法庭间接参与立法权；法庭有权在其管辖范围内制订带强制性的行政规章制度。有时法庭反对行政机构，大声指责政府的措施，并向政府官员发号施令。普通法官在他们所居住的城市和乡镇制订治安法令。

    城市的体制多种多样。城市行政官员名目互异，他们的权力来源也各不相同：在这个城市是市长，在那个城市则是行政官，而在其他城市则是行会理事。有些人是国王选定的，另一些人是由旧领主或拥有采地的亲王选定的；有的人是由当地公民选举的，任期一年，另外有些人是花钱买永久统治权。

    这些是旧政权的残余；但是在这些残余中间，却逐渐建立起一种相对新颖或经过改造的事物，这留待后面描述。

    在王权的中央，靠近王位的地方，形成了一个拥有特殊权力的行政机构，所有权力都以新的方式凝集在这里，这就是御前会议。

    御前会议起源于古代，但是它的大部分职能却是近期才有的。它既是最高法院，因为它有权撤销所有普通法院的判决，又是高级行政法庭，一切特别管辖权归根结蒂皆出于此。

    作为政府的委员会，它根据国王意志还拥有立法权，讨论并提出大部分法律，制订和分派捐税。作为最高行政委员会，它确定对政府官员具有指导作用的总规章。它自己决定一切重大事务，监督下属政权。一切事务最终都由它处理，整个国家就从这里开始转动。然而御前会议并没有真正的管辖权。国王一人进行决断，御前会议像是发表决定。御前会议似乎有司法权，其实仅仅是由提供意见者组成的，高等法院在谏诤书中就曾这样说过。

    组成御前会议的并不是大领主，而是平凡或出身低下的人物，有资历的前总督以及其他有实际经验的人，所有成员均可撤换。

    御前会议的行动通常是无声无息、不引人注意的，它始终有权而不声张。这样它自身也就毫无光彩；或者不如说它消失在它身旁的王权的光辉中。御前会议如此强大，无所不达，但同时又如此默默无闻，几乎不为历史所注意。

    国家的整个行政均由一个统一机构领导，同样，内部事务的几乎全部管理都委托给单独一位官员，即总监。

    若打开旧制度年鉴，便会看到各省都有自己独特的大臣；但是研究一下卷宗所载的行政机构，便会立即发现，省里的大臣很少有机会起重要作用。日常国家事务是由总监主持的；他逐渐将所有与钱财有关的事务都纳入自己管辖范围，即差不多整个法国的公共管理。总监的角色不断变换：财政大臣、内政大臣、公共工程大臣、商务大臣。

    中央政府在巴黎其实只有单独一位代理人，同样，在各省，它也只有单独一位代理人。18世纪还能看到一些大领主带有省长头衔。这是封建王权的旧代表，他们常常是世袭的。

    人们仍授与他们一些荣誉，但是他们不再拥有任何权力。总督拥有全部统治实权。

    总督是普通人出身，同外省丝毫无关，他年轻，要发迹高升。他并不是靠选举权、出身或买官职才获得手中权力；他是由政府从行政法院的下级成员中遴选的，并且随时可以撤换。他从行政法院里分离出来，但又代表行政法院，正因如此，按照当时的行政语言，他被称为派出专员。在他手中几乎握有行政法院所拥有的全部权力；从初审起，便行使所有权力。像行政法院一样，他既是行政官又是法官。总督同所有大臣通信，他是政府一切意志在外省的唯一代理人。

    在他手下，并由他任命的，是设置在各地县里的、他可任意撤换的行政官员——总督代理。总督通常是新封贵族；总督代理总是平民。但在指派给他的区域内，他就像总督在整个财政区一样，代表着整个政府。总督隶属于大臣，同样，他隶属于总督。

    达尔让松伯爵在他的《回忆录》中讲到约翰·劳有一天曾对他说道：“我从不敢相信我任财政监督时所见的那些事。你要知道法兰西王国竟是由30个总督统治的。没有最高法院，没有等级会议，没有省长，各省的祸福贫富，全系于这30位在各省任职的行政法院审查官身上。”

    这些官员虽然权力很大，但在封建旧贵族的残余面前却黯然失色，仿佛消失在旧贵族尚存的光辉中；正因如此，人们在那个时代很难看到总督，尽管他们的手早已伸向四面八方。比起他们来，贵族在社会上更优越，他们拥有地位、财富和敬重，这种敬重总是与旧事物相联系的。在政府里，贵族簇拥着国王，组成宫廷；贵族统率舰队，指挥陆军；总而言之，贵族不仅是那个时代最令人瞩目的人物，连子孙后代的眼光也常常停留在他们身上。若是有人提议任命大领主为总督，便是对大领主的侮辱；即使最贫穷的贵族也常常不屑于出任总督。总督在贵族看来，是一个僭权者的代表，是资产者以及农民派到政府中任职的一批新人，总之，是一群无名小辈。然而，正如约翰·劳所说的和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这些人却统治着法国。

    让我们先从捐税权谈起，因为捐税权可以说包括了所有其他权利。

    大家知道，捐税中有一部分属包税：对于这些税来说，这是由御前会议同金融公司洽谈，商定契约的各项条款，并规定征收的方式。所有其他捐税，如军役税、人头税以及二十分之一税，均直接由中央政府的官员确定和征收，或在他们无与伦比的监督下进行。

    军役税和附带的许多捐税的总额，及其在各省的摊派额，都由御前会议每年通过一项秘密决议来确定。这样，直接税逐年增长，而人们却事先听不到任何风声。

    军役税是古老的捐税，课税基数与征税从前都委托给地方官办理，他们或多或少独立于政府，因为他们行使权力是凭籍出身或选举权，或依靠买来的官职。这些人是领主、教区收税人、法国的财务官、财政区内直接税间接税征收官。这些权威人士在18世纪依然存在；但有些人已完全不管军役税，另外一些人即使管也只是将它放在极其次要或完全从属的地位。甚至在这方面，整个权力也握在总督及其助理手中：事实上，只有他才能在教区间摊派军役税，指挥监督收税员，准予缓征或免征。

    另一些捐税，如人头税，由于近期才有，所以政府不再为那些古老权力的残余伤脑筋；政府独行其事，不受被统治者的任何干扰。总监、总督和御前会议确定每项纳税额的总金额。让我们从钱的问题转到人的问题。

    在大革命及随后的时代，法国人是那样顺从地忍受征兵的桎梏，这常使人感到吃惊；但是必须牢牢记住，法国人完全屈从这种制度由来已久。征兵制的前身是自卫队，后者的负担更重，虽然所征兵员少一些。有时人们用抽签决定农村青年入伍，在他们当中挑选若干名士兵组成自卫军团，服役期六年。

    由于自卫队是比较现代的制度，所以旧的封建政权无一能够管理；一切事宜只能委托给中央政府的代理人。御前会议确定总兵额及各省份额。总督规定各教区应征人数；总督代理主持抽签，裁决免征比例，指定哪些自卫军可以驻守家中，哪些应开拔，最后将这些应开赴者交与军事当局。要求免征只能求助于总督和御前会议。

    同样可以说，在各三级会议省之外，所有公共工程，甚至那些任务最特殊的公共工程，也都是由中央政权的代理人决定和领导。

    独立的地方当局依然存在，如领主、财政局，大路政官，他们可以对这部分公共管理有所帮助。然而这些古老权力在各处几乎很少有所作为或全无作为：这点只要稍微考察一下当时的政府文件即可证明。所有大路，甚至从一城市通往另一城市的道路，都是在普遍捐助的基础上开辟和维护的。制订规划和确定管辖权的是御前会议。总督指挥工程师工作，总督代理召集徭役进行施工。留给地方旧政权管理的只有村间小道，这些小道自那时以来一直无法通行。

    中央政府在公共工程方面的重要代理人，同今天一样，是桥梁公路工程局。尽管时代不同，这里的一切却出奇地相同。

    桥梁公路管理当局有一个会议和一所学校：有督察员每年跑遍整个法国；有工程师，他们住在现场，依照监察官指令，负责领导整个工程。旧制度的机构被搬入新社会，其数量比人们想象的大得多，它们在转变过程中通常丧失自己的名称，尽管还保存着固有形式；但是桥梁公路工程局既保留了名称，也保留了形式：这是罕见的事情。

    中央政府依靠其代理人单独负责维持各省治安。骑警队分成小队遍布整个王国，各地都置于总督指挥之下。正是依靠这些士兵，必要时还动用军队，总督才能应付意外的危局，逮捕流浪汉，镇压乞丐，平息因粮价上涨而不断爆发的骚乱。

    被统治者从未像过去那样被召唤来帮助政府完成上述使命，除非是在城市里，那里通常有保安警，由总督挑选士兵，任命军官。

    司法机构有权制订治安条例，并常常行使这个权力；但是这些条例只在一部分地区实行，而且最经常的是在单独一个地点实行。御前会议任何时候都可以取消这些条例，当事关下级管辖权时，它不断这样做。它本身则天天制定应用于整个王国的普遍条例，或是涉及与法院制定的规章内容不同的问题，或是涉及那些内容相同但法院处理不同的问题。这些条例，或如当时人所说，这些御前会议判决，数量庞大，而且随着大革命的临近，不断增加。大革命前40年间，无论社会经济或政治组织方面，没有一部分不经御前会议裁决修改。

    在旧的封建社会，如果说领主拥有极大权利，他也负有重大责任。他的领地内的穷人，须由他来赈济。在1795年的普鲁士法典中，我们找到欧洲这一古老立法的最后痕迹，其中规定：“领主应监督穷苦农民受教育。他应在可能范围内，使其附庸中无土地者获得生存手段。如果他们当中有人陷于贫困，领主有义务来救助。”

    类似的法律在法国很久以来就不复存在了。领主的旧权力已被剥夺，因此也摆脱了旧义务。没有任何地方政权、议会、省或教区联合会取代他的位置。法律不再赋予任何人以照管乡村穷人的义务；中央政府果断地单独负起救济穷人的工作。

    御前会议根据总的税收情况，每年拨给各省一定基金，总督再将它分配给各教区作为救济之用。穷困的种田人只有向总督求告。饥荒时期，只有总督负责向人民拨放小麦或稻米。

    御前会议每年作出判决，在它所专门指定的某些地点建立慈善工场，最穷苦的农民可以在那里工作，挣取微薄的工资。显而易见，从如此遥远的地方决定的救济事业往往是盲目的或出于心血来潮，永远无法满足需要。

    中央政府并不仅限于赈济农民于贫困之中，它还要教给他们致富之术，帮助他们，在必要时还强制他们去致富。为此目的，中央政府通过总督和总督代理不时散发有关农艺的小册子，建立农业协会，发给奖金，花费巨款开办苗圃，并将所产苗种分给农民。中央政府如果减轻当时压在农业上的重担，缩小各种负担间的不平等，效果会好得多；但是，显然，中央政府从未想到这一点。

    御前会议有时意欲强迫个人发家，无论个人有否这种愿望。强迫手工业者使用某些方法生产某些产品的法令不胜枚举；由于总督不足以监督所有这些规定的贯彻实行，便出现了工业总监察，他们来往于各省之间进行控制。

    御前会议有时禁止在它宣布不太适宜的土地上种植某种作物。有的判决竟命令人们拔掉在它认为低劣的土壤上种植的葡萄，可见政府已由统治者转变为监护人了。

    第三章：今天所谓的政府管理监督乃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

    在法国，城市自由在封建制度崩溃后依然存在。当领主已不再治理乡村时，城市仍保持自治权。直到17世纪末，还能遇到这种自治城市，它们继续组成一个个小型民主共和国，行政官由全体人民自由选举，对全体人民负责，公共生活活跃，城市为自己的权利感到自豪，对自己的独立无比珍惜。

    直到1692年才首次普遍取消选举制度。城市的各种职务从此可以鬻买，就是说国王在各城市向某些居民出售永久统治他人的权利。

    这就把人民福利和城市自由一起牺牲掉了；因为，当问题只涉及法官时，卖官鬻爵往往是有益的，因为好的司法的首要条件即是法官完全独立；但是当涉及行政制度本身时，卖官鬻爵却始终是十分有害的，在这里需要的是责任心、服从和热忱。旧君主制政府很了解这一点，因此它倍加小心，避免将强加于城市的制度用于自身，总督和总督代理的职务绝不出卖。

    值得历史大加蔑视的是，这场伟大的革命在并无任何政治目的情况下完成了。路易十一之所以限制城市自由，是因为它的民主性使他感到恐惧；路易十四之所以摧毁城市自由并非出于恐惧，真实情况是他把城市自由出售给所有能赎买的城市。其实他并不想废除城市自由，而是想以此为交易，即使他实际上废除了城市自由，那也决非本意，而仅仅是基于财政目的的权宜之计。奇怪的是，这套把戏一成不变，竟然持续了80年。在这期间，曾向城市其次出售选举城市官员的权利，当城市重又尝到其中的甜头时，这种权利又被收回，以便重新出售。这种做法的动机始终如一，人们对此通常直言不讳。1722年敕令的前言说道：“财政上的需要迫使我们去寻找减轻负担的最稳妥的办法。”手段是很稳妥，但是对于承受这奇怪捐税的人来说，却是毁灭性的。1764年，一位总督致函财政总监道：“历来为赎买城市官职而付的钱，其数额之大使我震惊。这笔财政总数用于有益的事业本当为城市谋利，然而结果相反，城市只感受到政府的压迫和这些官职享有的种种特权。”在旧制度的整个面貌上，我看没有比这更无耻的特征了。

    今天要准确说出18世纪城市管理情况是很困难的；正如刚才所说，不管城市政权的根源如何不断变化，每个城市仍旧保留着古老体制的某些残余，而且还有各自的运用方式。也许在法国不存在两座绝对相同的城市；但是这种差异性产生一种错觉，它掩盖了相似性。

    1764年，政府着手制订一项治理城市的普遍法规。为此，各省总督须就各个城市当时行事方式写成奏文。我找到了这次调查的部分文献，读过之后，我确信几乎各个城市都是以同一种方式进行管理的。差异只是表面的，本质则处处相同。

    最为常见的是，城市政府被委托给两个会议。所有大城市和大部分小城市都是如此。

    第一个会议由城市官员组成，人数多少视城市规模而定：

    这是市镇的执行权力机构，时人称之为城市政府。其成员在国王确立选举制或城市能赎买官职时，经选举产生，行使临时权力。当国王收回官职并将其出售时，他们便依赖财政手段，永久履行职权，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常见，因为这种商品随着城市政权逐渐从属中央政权而日益贬值。在任何情况下，城市官员不领薪金，但他们总是免税并享有特权。他们中间没有等级顺序；行政权是集体的。行政官不能独自领导和负责市政。市长是市政府的主席，但不是城市的行政官。

    第二个会议名为全民大会，在还实行选举制的地方，它选举城市政府，在各城市继续参与主要事务。

    15世纪，全民大会常由全民组成；一份调查奏文说，这种习俗符合我们先人的人民特性。那时选举城市官员的是全体人民；官员有时要咨询人民的意见并向人民汇报。17世纪末，这种办法有时还实行。

    18世纪，人民已不再作为一个整体构成全体会议。全民大会差不多一直实行代议制。但是必须注意，全民大会不再经民众选举，不再听取民众意志。全民大会到处都由显贵组成，其中有些人因其特殊身份而出席会议，另一些人则是由行会或团体所派，每个人都在这里履行该特殊小社会赋予他的强制委托权。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权显贵在全民大会中人数倍增；工业行会的代表为数日少，甚至不再出现。在全民大会中只能见到团体代表，就是说，会议只包括资产者，几乎不再接纳手工业者。人民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轻信徒有其表的自由，当时各地人民都不再关心市镇事务，而像局外人一样生活在家墙之内。行政官员一次次试图在人民中唤起那种在中世纪曾建树种种奇迹的城市爱国主义精神，但毫无结果：人民不闻不问。至关重大的城市利益看来也不能打动他们。在那些还保留自由选举假象的地方，若是让人民去投票，他们坚持弃权。历史上这种事屡见不鲜。几乎所有那些曾经摧毁自由的君主最初都想保持形式上的自由：自奥古斯都至今一向如此；他们自以为这样便可将只有**力量才能给与的种种便利与公众认可的道德力量结合起来。这种尝试几乎全告失败，人们很快便发现，要长期维持这些没有真实内容的骗人假象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18世纪，各城市的政府便到处蜕化为小寡头政治。某些家族以一己之见主宰城市全部事务，远避公众耳目，不对公众负责：在全法国，这种行政制度都染上这种弊病。所有总督都指出这个弊病；但是他们想出的唯一良方只是使地方权力越来越隶属于中央政府。

    然而要想有所改观非常困难；尽管不断有一道道敕令改革所有城市的行政制度，各城市的本身法规却常常被御前会议的各项未行注册的规定所推翻，这些规定是根据各总督的建议制定的，事前既未进行调查，而且有时连城市居民自己也未想到。

    某一城市遭到类似裁决的打击，它的居民说道：“这项措施使城市中所有等级震惊，他们绝未料到会有这样的措施。”

    城市不能设立入市关卡，不能征收捐税，不能抵押、出售、诉讼，不能租赁城市财产，不能加以管理，不能使用城市收入中的盈余部分，除非得到依据总督报告而发出的御前会议裁决。城市一切工程都得依照御前会议裁决的方案和预算进行。工程招标是在总督或总督代理面前进行，而且通常由国家工程师或建筑师主持工程。这一点将使那些以为在法国所见皆新的人大为吃惊。

    但是中央政府涉足城市管理之深远胜于这项规定所示范围；它的权力远远大于它的权利。

    在18世纪中期财政总监致各省总督的一份通告里，我找到这样一段话：“你们须格外注意城市会议中发生的一切。你们须提交最精确的报告，汇报会议的各项决定，连同你们的意见一并迅速寄送我处。”

    从总督和总督代理间的通信中，我们看到政府实际上控制着城市一切事务，无论巨细。所有事务都须征询总督的意见，他对每件事都有坚定意见；他一直管到节日庆祝问题。在某些情况下，公众的喜庆活动也由总督主持，由他下令点燃灯火，为房屋张灯结彩。有一位总督处罚资产者民团成员20里佛，因他们在唱《赞美诗》时缺席。因此，城市官员自觉人微言轻。

    他们当中的某些人致函总督道：“阁下，我们非常谦卑地恳求您给我们仁慈和保护。我们将遵从大人的一切旨令，以期不负恩爱。”另一些人还堂而皇之地自称本城贵族，他们写道：“阁下，我们从来不曾反抗您的意志。”

    资产阶级要掌握政府，人民要争取自由，他们就是这样作准备的。

    城市既然这样紧密地依附中央，那么至少可以维持自己的财政了吧，但事情决非如此。有人提出，若没有中央集权制，城市很快会灭亡：对此我一无所知；但是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在18世纪，中央集权制并未阻止城市走向灭亡。当时的全部行政史充满了市政混乱。

    倘若我们从城市走到村庄，我们便会遇到不同的权力，不同的形式，但同样是依附中央。

    很多迹象表明，在中世纪，每座村庄的居民都曾组成有别于领主的集体。领主利用、监督和统治这种集体；但是它共同占有某些财产，其产权是属于它自己的；它选举自己的首领，通过民主方式自行管理。

    这种古老的教区制度，在所有经历过封建制的国家和带有这类法律遗迹的国家的所有地区都可以找到。在英国，这种痕迹处处可见；在德国，60年前它还盛行，读一下伟大的弗里德里希法典，就会对此确信不疑。在18世纪的法国，也还有若干遗迹存在。

    当我在一个总督辖区档案中第一次查阅旧制度下教区的状况时，记得我曾惊异地发现，在这如此贫困、如此受奴役的社区中，竟具有许多美国农村村社的特点，我过去曾为之震惊并误认为这些是新世界独有的特点。二者都没有常设的代议制，没有严格意义的市政府；二者都是在整个社区领导下，由官员分别进行治理。二者都不时举行全体会议，会上由相聚一堂的全体居民选举城市官员，决定重大事务。总之，二者彼此相似，就像一个活人和一个死人相似一样。

    二者命运迥异，事实上却有同一起源。

    由于远离封建制度，完全自己管理自己，中世纪农村教区就变成了新英格兰的镇区（township）。由于脱离领主，但被控制在国家的强力之下，它在法国就变成了下面的样子。

    18世纪，教区官员的名称与数量因省而异。从古老的文献中可以看到，当地方生活更加活跃时，这些官员数量就增多；随着地方生活趋向停滞，官员的人数也日渐缩小。在18世纪大部分教区里，官员可分为两类：一类名为征税员，另一类通常名为理事。这些市政官员通常仍由选举产生，或被认为是选举产生；但是他们处处已变为国家的工具，而不是社区的代表。收税员按照总督的直接命令征集人头税。理事在总督代理的日常领导下，代表后者处理有关公共秩序或政府的一切事务。当事关自卫队、国家工程，以及一切普通法的执行时，他是总督代理的首要代表。

    正像我们前面看到的那样，领主被排除在政府的所有细务之外；他甚至不再进行监督，不加以协助；过去他过问这些事以维持自己的力量；随着他的力量进一步削弱，他已不屑于这样做。今天若邀请他参与这些事务，反倒会刺伤他的自尊心。他已不再统治；但是他在教区的存在和他的种种特权却起着妨害作用，以致无法建立一个有效的教区管理机构，以取代他的统治。一个如此与众不同、如此独来独往、如此得天独厚的特殊人物，在教区内破坏或削弱一切法规的权威。

    几乎所有富裕而有知识的居民由于他的插手而陆续逃往城市，这点我在下文中还将详述，教区内除了领主以外只剩下一群无知粗鄙的农民，他们根本没有能力领导治理公共事务。蒂尔戈说得对：“教区就是一片茅屋和与茅屋一样被动的居民。”

    18世纪行政公文里充满了人们对教区收税员和理事所抱的怨言，因为他们无能、迟钝、愚昧。大臣、总督、总督代理乃至贵族都对此抱怨不已，但是无人追溯其原因。

    直至大革命前，法国农村教区在其管理制度中，还保留着它在中世纪曾经有过的民主特色的一部分。当选举市政官员或讨论某一公共事务时，村里的钟声便召唤农民聚集到教堂门廊前；穷人和富人在这里同样有权出席。当然，在召集的会议上，既无真正的磋商，亦无投票表决；但是每个人都能发表自己的意见，为此还特地请来一位公证人，他露天制成证书，收集不同的发言，记入会议纪要。

    如果将这些空洞的自由外表和与其相联系的真正自由的匮乏加以对比，我们就已具体而微地看出，最**的政府也能够与某些最民主的形式结合在一起，乃至压迫人还要摆出若无其事的可笑样子。教区的这种民主会议能够充分表达各种心愿，但是它和城市政府一样，无权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只有当别人打开它的嘴时，它才能讲话；因为只有在求得总督的明确批准后，并且像人们当时所说的那样，身体力行“悉从尊愿”时，才能召集会议。即使会议意见一致，它也不能自做主张，不能出售、购买、出租、申辩，除非得到御前会议许可。要想修补被风刮坏的教堂房顶，或重建本堂神甫住所坍塌的墙垣，必须获有御前会议的裁决。距巴黎最远的农村教区和最近的教区一样，都得服从这种规章。我曾看到一些教区要求御前会议批准它们有权开支25里佛。

    的确，居民一般有权通过普选选出他们的官员；但实际上常常是总督替这小小的选举团指定候选人，而这位候选人从来都是以全票通过。另有几次，总督撤销了自发举行的选举，亲自任命收税员和理事，无限期中止一切新选举。这种例子数以千计。

    不可能想象比这些社区官员的命运更严酷的了。中央政府最下层的代理人，即总督代理，逼迫他们百依百顺，并常常处以罚金，有时还将他们下狱；因为，其他地方仍然执行的保障公民不受专横侵害的制度，在这里已不存在了。1750年一位总督说道：“我把私下抱怨的几个村社负责人关进了监狱，我强迫这些社区支付骑警队骑兵巡逻的费用。这样一来，他们就被轻易地制服了。”因此，教区的职务不被视为荣誉，而被看成负担，人们千方百计地想摆脱它。

    不过教区旧政府的这些残迹对于农民来说还是珍贵的，甚至在今天，在所有的公共自由当中，唯一为农民所理解的，便是教区的自由。真正使农民感兴趣的唯一公共事务，就是教区自由。有人将全国的政府置于一个主子之手而心安理得，却因不能在村政府中畅所欲言而大为不满：最空洞的形式竟然还有这么大的份量！

    我刚才所述有关城市和教区的情况，差不多可以延伸到几乎所有独立自主、具有集体属性的团体。

    在旧制度下，像今天一样，法国没有一个城市、乡镇、村庄、小村、济贫院、工场、修道院、学院能在各自的事务中拥有独立意志，能够照自己意愿处置自己的财产。当时，就像今天一样，政府把全体法国人置于管理监督之下；如果说这个蛮横字眼当时尚未造出，至少它在事实上已经存在了。

    第四章：行政法院与官员保证制是旧制度的体制

    在欧洲，没有哪一国的普通法庭较之法国的普通法庭更独立于政府；但是也没有一个地方像法国那样经常使用特别法庭。这两方面结合之紧密，出于人们想象之外。由于国王无法左右法官的命运，既不能将其撤职、调离，也往往不能让他们擢升；一句话，国王不能用利禄和恐吓控制他们，因而他不久就感到这种独立性妨碍他的行动。这种法国所特有的局面促使国王避免将直接涉及王权的案件交法庭受理，并且在普通法庭之外，另创立一种为国王专用的更依附于他的法庭，它在臣民眼中颇具法院的外表，其真实作用又不至于使国王害怕。

    在有些国家，如德国的某些部分，普通法庭从未像法国当时的法庭那样独立于政府之外，因此便没有同样的防范措施，也从不存在行政法院。国王在那里有足够的权威控制法官，故而无需委派专员。

    如愿细读在君主制最后一个世纪里国王所颁布的宣言与敕令，以及同一时期御前会议的命令，就会看出，政府在采取一项措施之后，往往要指出：该措施所引起的争议和可能由此产生的诉讼，应一律提交总督和御前会议处理。常见的行文公式是这样的：“除此之外，国王陛下命令将因执行此命令及附属条令所引起的所有争议提交总督或御前会议裁决。我们的法庭和法官不得受理此案。”

    在依照法律或古老惯例处理的案件中，由于未采取这一防范措施，御前会议便依靠调案不断进行干预，从普通法庭手中夺走涉及政府的案件，由御前会议自行处理。御前会议登记册中充斥这一类调案命令。逐渐地这种例外变成了普遍现象，事实演变成理论。虽然不是在法律上，但却在执行者心中形成为国家的座右铭：凡是涉及公共利益或因解释政府法令引起的争讼，均不属普通法庭所辖范围，普通法庭只能宣判涉及私人利益的案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所作的只是找到那个行文公式；它的思想属于旧制度。

    从那以后，有关征税的大部分诉讼问题一律归总督和御前会议审理。有关车辆运输和公共车辆治安、有关大路路政、河流航运等所有事务亦归总督和御前会议处理；总之，只有行政法院才能理清涉及政府的所有讼案。

    总督煞费苦心，使这种特别司法权限不断扩大；他们提醒财政总监，刺激御前会议。有一位官员曾提出调案的理由，在此值得一提，他说道：“普通法官须服从既定法规，他们必须镇压违法行为；但是御前会议永远可以出于实用目的违反法规。”

    根据这一原则，总督或御前会议经常将与政府没有明显关连或明显与之无关的议案拿来亲自审理。有位贵族与邻舍发生争执，不满法官的判决，要求御前会议将此案宣布为调案；监察官被询及此案，答复道：“尽管这里涉及的只是归法庭受理的私人权利问题，但是当国王陛下愿意时，他永远有权受理一切案件，无需说明缘由。”

    所有那些以某种暴力行为扰乱秩序的平民，通常便经由调案被解往总督或骑警队队长处。大多数因粮食昂贵而经常爆发的骚乱导致了这类调案。于是总督增置若干获大学学位的人，由他亲自选定，组成一个类似临时省法庭的机构审理刑事案件。我曾找到一些以此方式作出的判决，判处一些人苦役甚至死刑。17世纪末，总督审理的刑事诉讼仍很多。

    近代法学家使我们确信，自大革命以来行政法已取得了巨大进步，他们说道：“从前司法权和行政权互相混淆；从那以后人们将它们区别开来，各就其位。”要想充分认识这里谈到的进步，就永远不能忘记，一方面，旧制度下的司法权不断超出其权力的自然范围，另一方面，司法权从未全面履行其职权。如果对这两方面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那么，对事情的看法就是不全面的、错误的。法庭时而获准制定政府规章，这显然超出法庭所辖范围；时而又被禁止审理真正的诉讼，这等于被排除于自身权限之外。确实，我们已将司法权逐出行政领域，旧制度将它留在这个领域是非常不妥当的；但是与此同时，正如人们所见，政府不断介入司法的天然领域，而我们听之任之：其实权力的混乱在这两个方面同样危险，甚至后者更危险；因为法庭干预政府只对案件有害，政府干预法庭则使人们堕落，使他们变得兼有革命性和奴性。

    在60年来法国永久确立的九部或十部宪法中，有一部明文规定，任何政府官员，未经事先批准，不得由普通法庭起诉。该条款是个很妙的发明，因此，人们在摧毁这部宪法的同时，小心翼翼从废墟中把此条款挽救出来，而且此后又小心翼翼地使它免遭革命的摧残。行政官习惯于将这一条款所授予的特权称为1789年的伟大成果；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同样搞错了：因为，在君主制下，政府和今天一样，千方百计不使政府官员处境尴尬，像普通公民一样，在法庭上承认犯罪。两个时代之间，唯一实质性的区别在于：大革命以前，政府只有依靠不合法和专横的手段才能庇护政府官员，而大革命以来，它已能合法地让他们违犯法律。

    当旧制度的法庭想对中央政权的任何一位代表起诉时，通常必须干预御前会议的一道判决：被告不受法官审理，应转交御前会议任命的专员审理；因为，正如当时一位行政法院成员所写的那样，被攻击的官员会在普通法官的脑中形成偏见，王权因而受到危害。这类调案绝不是相隔很久才发生，而是每天都有；不仅涉及要员，而且涉及芝麻小官。只要与政府有一丝一缕的关系便可以除政府之外天不怕地不怕。桥梁公路工程局有个负责指挥徭役的监工被一个受他虐待的农民控诉。御前会议宣布此案为调案，总工程师私下致函总督谈及此事：“确实，该监工应受指摘，但不应因此而任事态自行发展；对于公路桥梁局来说，最重要的是使普通法庭既不听取也不受理役工对监工的诉状。此例一开，公众由于仇恨这些官员便会提出连续不断的诉讼，工程将受到影响。”

    在另一种情况下，一个国家承包人拿了邻人地里的物资，总督亲自向财政总监报告：“我简直无法向您充分说明，将政府承包人听凭普通法庭审判，对政府的利益将带来多么大的危害，因为普通法庭的原则与政府的原则从来都是不相容的。”

    这几行文字是整整一个世纪以前写的，写这些话的政府官员却多像我们同时代的人。

    第五章：中央集权制怎样进入旧政治权力并取而代之，而不予以摧毁

    现在，让我们重述一下前三章所讲的内容：由一个被置于王国中央的唯一实体管理全国政府；由一个大臣来领导几乎全部国内事务；在各省由一个官员来领导一切大小事务；没有一个附属行政机构，或者说，只有事先获准方可活动的部门；一些特别法庭审理与政府有关案件并庇护所有政府官员。

    这些岂不是我们所熟知的中央集权制吗？同今天相比，其形式不大明确，其步骤不大规范，其存在更不稳定；但这是同一事物。自那时以来，没有对这座建筑增添或减少什么重要部分；只要把它周围树立起来的一切拔除掉，它就会恢复原状。

    我刚描述的制度大部分后来在成百个不同地方被仿效；但是这些制度在当时乃为法国所特有，我们很快即将看到它们对于法国革命及其后果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

    但是那些近期产生的制度怎么能在封建社会的废墟中在法国建立起来呢？

    这是一件需要耐心、机智、为时久长的事业，不是光靠武力和权术可告成的。当大革命爆发之际，法国这座古老政府大厦几乎完好无损；可以说，人们用它在原基础上建起了另一座大厦。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为了进行这项困难工程，旧制度政府曾参照一张事先已深思熟虑的蓝图；政府只是听从某种本能，而这种本能促使任何政府独揽大权，政府官员尽管多种多样，但这种本能却始终如一。政府保留了那些旧政权机构的古老名称和荣誉，但一点一滴地减去其权力。它并未将它们从原有的领域中逐出，只是把它们引开。它利用某一人的惰性，又利用另一人的自私，以占据其位置；它利用旧政权机构的一切流弊，从不试图予以纠正，只是竭力取而代之，最后，政府终于以总督这唯一的政府代理人实际上取代了旧政权的几乎全部人员，而总督这个名词，在旧政权问世时还闻所未闻。

    在这番大业中，只有司法权令政府感到棘手；然而即使这里，它也最终抓住了权力的实质，留给其反对者的只是权力的影子而已。它并未将高等法院排除出行政领域：它逐渐扩大自己的势力，以至几乎全部占领了这个领域。在某些短暂的非常情况下，例如饥荒时期，由于鼎沸的民情助长了法官们的雄心，中央政府便让高等法院暂时理事，允许它们热闹一番，这在历史上常常产生回响；但是不久，中央政府就悄悄地重新占领了它的位置，暗中将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案件重新控制起来。

    倘若仔细注意高等法院反对王权的斗争，就会看到，斗争差不多总是集中于政策问题，而不是集中于政府问题。通常引起争论的是新税法，也就是说，敌对双方所争夺的不是行政权，而是立法权，因为双方对此都无权占有。

    大革命越临近，形势更加如此。随着民众激情的沸腾，高等法院日益卷入政治；与此同时，由于中央政府及其代理人变得更加老练、更加精明，高等法院越来越不过问真正的行政问题；它日益更像保民官，而不像行政官。

    况且时代不断为中央政府开辟新的活动范围，法庭缺乏灵活性，跟不上政府；新的案件层出不穷，它们在法院中无先例可循，与法院的常规格格不入。社会飞跃发展，每时每刻都产生新的需求，而每一种新的需求，对中央政府来说都是一个新的权力源泉，因为只有中央政府才能满足这些需求。

    法院的行政范围始终是固定不变的，而中央政府的行政范围是活动的，而且随着文明本身不断扩大。

    大革命临近，开始摇撼所有法国人的头脑，向他们传播无数新思想，而唯有中央政府才能实现；大革命在推翻中央政府之前，使它进一步发展。和其他一切事物一样，中央政府也完善起来。当我们研究中央政府档案时，这一点尤其令人吃惊。1780年的总监和总督与1740年的总监和总督完全不同；政府已被改造。政府官员未变，精神却已改观。随着政府变得更加包罗万象，更加扩大，它也变得更加规范，更加开明。它占领了所有领域，与此同时，却变得温和起来：压迫少，疏导多。

    大革命最初的努力摧毁了君主制度这个庞大的体制；但它于1800年重新恢复。人们常说，这是在国家行政问题上的1789年那些原则在当时以及后来的胜利，其实恰恰相反，取胜的是旧制度的那些原则，它们当时全都恢复实施，而且固定下来。

    如果有人问我，旧制度的这一部分是怎样整个搬入新社会并与之结为一体的，我将回答，倘若中央集权制在大革命中没有灭亡，那就意味着中央集权制本身是这场革命的开端和标志；我还将进一步说，当人民在其内部摧毁贵族政治时，他们自然而然地奔向中央集权制。此刻加速人民这一倾向比起抑制这一倾向，要容易得多。在人民内部，所有权力自然都趋向于统一，只有凭籍大量手腕，才可能使之分裂。

    民主革命扫荡了旧制度的众多体制，却巩固了中央集权制。中央集权制在这场革命所形成的社会中，自然而然地找到了它的位置，以至人们心安理得地将中央集权制列为大革命的功绩之一。

    第六章：旧制度下的行政风尚

    凡读过旧制度的总督与其上级和下属的通信的人，无不赞叹政治制度的相似竟使那个时代与我们时代的行政官如出一辙。他们仿佛跨过将他们分割的大革命的深渊，携起手来。

    我看被统治者也是这样。立法在人们精神上所显示的力量从来也没有这样明显。

    大臣已经萌发出一种愿望，要洞察所有事务，亲自在巴黎处理一切。随着时代的前进和政府的完善，这种愿望日益强烈。到18世纪末，在任何边远省份建立一个慈善工场，都要由总监亲自监督其开支、制定规章、选定地址。创办乞丐收容所也必须告知总监所收乞丐的姓名以及进出的准确时间。早在18世纪中期（1733年）达尔让松先生就写道：“委托给大臣们的细务漫无边际。没有他们，什么事也办不了，只有通过他们，事情才办成；如果他们的知识与他们庞大的权力有距离，他们便被迫将一切交给办事员办理，这些人便成了真正的掌权的人。”

    总监要求接到不仅对有关事务的报告，而且对有关个人的详细情况的报告。总督则致函总督代理，将报告中所提供的情报逐字逐句地重复一遍，仿佛是他亲自了解的确切情况。

    为了做到身在巴黎而能领导一切，洞悉一切，必须发明上千种审查手段。书面文件已经十分庞大，行政程序慢得惊人，我从未发现一个教区重建钟楼或修理本堂神甫住所的要求能在少于一年内获得批准，最通常需要两年或三年才能获准。

    御前会议在一份判决（1773年3月29日）中承认：“行政手续无限期地拖延误事，只能不断激起最正当的怨言；然而手续又是绝对必需的。”

    我原以为对统计的嗜好是我们今天的政府官员所特有的；但是我错了。旧制度末期，人们经常将印好的小型报表寄送总督，报表由总督代理和教区理事填写。总监要求呈递报告，详述土地特性、耕作、产品种类与产量、牲畜头数、工业和居民习俗。这样取得的情报和今天的专区区长与市长在同一情况下提供的情报相比，是同样地详尽而不确切。总督代理在那种场合对其属民的品质作出的评语一般都不太好。

    他们经常重复这样的评价：“农民生性懒惰，若不是迫于活命，就不会干活。”这种经济学说在行政官员中颇为盛行。

    两个时代的行政语言，并没有彼此迥异之处。它们的风格同样没有文采，就像流水帐，含糊而软弱；撰写人的独特面貌被湮没在普遍的平庸之中。省长的文字和总督的文字一模一样。

    只有到18世纪末，当狄德罗和卢梭的特殊言语经过一段时间传播开来，并用通俗语言进行冗长陈述时，这些作家书中充斥的多愁善感才感染了行政官员，甚至深入到财政界。行政文风通常是枯燥不堪的套话，这时变得有点感人和温柔。一位总督代理向在巴黎的总督抱怨说，“他经常在履行职责时感到一种极其强烈的痛苦，刺痛着充满怜悯的心。”

    政府像今天一样，向各教区分发慈善赈济，条件是居民也须作出一定的奉献。当他们奉献的份额充足时，总监便在分派清单边上写道：好，表示满意；但是，当份额巨大时，他写道：好，表示满意和感动。

    行政官员几乎全是资产者，他们已经构成一个阶级，有其特有的精神、传统、道德、荣誉感和自尊心。这是新社会的贵族，它已经形成，生气勃勃；只待大革命为它腾出位置。

    法国行政当局已经具有下述特点：资产阶级或贵族，所有想从它的外部左右公共事务的人，对于政府一律怀有强烈的仇恨。想不靠政府帮助便自行成立的最小的独立团体也使它畏惧；最小的自由结社，不论目标如何，均使政府不快；它只让那些由它一手组成并由它主持的社团存在。大工业公司也不大遂它的心愿；总之，它不愿让公民以任何方式干预对他们自身事务的考察；它宁愿贫乏，也不要竞争。但是，必须让法国人尝一点放纵的甜头，以慰藉他们所受的奴役，因此，政府允许极其自由地讨论有关宗教、哲学、道德乃至政治种种普遍的和抽象的理论。只要人们不恶意评论政府的芝麻小官，政府甘愿容忍他们攻击社会当时赖以存在的基本原则，或者甚至讨论上帝的问题。它以为那种事与它无关。

    18世纪的报纸，或当时人们所称作的“加泽特”（gazettes），刊载四行诗句多于争议性文章，尽管如此，政府对这支小小的力量已垂涎三尺。对书籍它很宽容，对报纸却非常苛刻；由于无法专横地予以取缔，它便努力使报刊转而为政府所专用。我找到一份1761年致王国各总督的通告，其中宣布国王（即路易十五）决定，从今以后，《法兰西报》将由政府监督编排，通告说：“鉴于国王陛下欲使该报饶有兴味，确保它凌驾其他报刊之上，因此，”大臣进一步说道，“你们要寄给我一份简讯，载明你们财政区内激发公众好奇心的一切，尤其是有关物理学、博物学的奇闻趣事。”通告还附有一份内容介绍，其中宣称，新报纸虽然较之它所取代的报纸出版更勤，内容更多，但订阅费则便宜得多。

    总督有了这些文件后，便写信给总督代理，下令贯彻；但是总督代理开始回答说，他们一无所知。大臣因而发出第二封信，严斥外省无能。“国王陛下命令我告知你们，他要你们至为严肃地负责此事，向你们的属员下达最确切的命令。”总督代理行动起来了：其中一位报告有个走私盐犯（偷运盐）被处绞刑而且表现出很大勇气；另一位报告该区有个妇女一胎生三个女孩；第三位报告爆发了一场可怕的暴风雨，但确无任何损失。有一人宣称，他曾十分留心，但没有发现一件值得一提的事，不过他自己仍订了一份如此有用的报纸，并打算请所有有教养的人都订阅。然而这番努力看来收效甚微，因为大臣在另一封信中说：“国王不辞劳苦，亲自详细了解各项措施，使报纸办得更好，并愿给这家报纸应得的殊荣和名气，但是国王看到他的旨意如此不受重视，表示了极大的不满。”

    可见历史是一座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

    此外必须承认，在法国，中央政府从未模仿欧洲南部那些政府，它们控制一切似乎只是为了使一切都陷于荒芜。法国政府对自己的任务常常是十分理解的，而且总是表现出惊人的积极性。但是它的积极性常常毫无结果，甚至反倒有害，因为它有时想做超出自己力量的事，或做无人能控制的事。

    政府很少进行或很快便放弃最为必要的改革，这些改革需要不屈不挠的毅力才能成功；但是政府不断地更改某些规章或某些法律。没有什么东西能在它所处的范围内得到片刻安宁。新规则以如此奇特的速度一个接着一个更替着，使官员们由于身受上级控制，常常摸不清应该怎样顺从。市府官员向总监本人抱怨，附属的立法太不稳定，他们说道：“单单财政条例的变化就足以迫使一个市府官员——即使他是终身职——懈怠自身事务，光去研究各种新规章。”即使法律没有变更，执行法律的方法每天都在变动。若未从旧制度政府遗留下来的秘密文件中看到政府的工作状态，就无法设想法律最后竟如此遭人蔑视，甚至遭执行法律者的蔑视，因为那时既无政治议会，又无报纸，大臣及其官署的任意胡为、专横跋扈和变化无常均不受限制。

    在御前会议的判决中，有不少援引先前的法律，这些法律常常是新近制定的，已经颁布，但是未能实行。国王敕令、宣言、诏书都经过庄严的登记注册，可是在执行中无不受到重重变更。在总监和总督的信函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不断允许人们援引例外，而不按它自己的命令办事。它很少破坏法律，但它每天都根据特殊情况，为了办事方便起见，悄悄地将法律向任一方向扭曲。

    总督致函大臣，谈到一个国家工程招标者要求免交入市税的问题：“确实，按照我刚刚引证的敕令和判决的严格规定，对于这些捐税，王国内人人都得交纳，无一例外；但是谙熟法律事务的人都知道，这些硬性摊派和随之而来的各种处罚一样，尽管有确立税制的种种敕令、宣言和判决，却从未妨碍例外措施。”

    旧制度原形毕露：条规强硬严峻，实行起来软弱松怠；这是它的特点。

    谁若想通过法律汇编来判断那个时代的政府，谁就会陷入最可笑的谬误之中。我找到国王于1757年颁布的一个宣言，宣称凡编写或印刷书刊违反宗教或现行制度者，将一律被判死刑。出售这类书籍的书店，贩卖这类书籍的商人，均应受此刑罚。那么我们岂不又回到了圣多米尼克的时代了吗？不，这个时代恰恰是伏尔泰威临文坛的时代。

    人们常常抱怨法国人蔑视法律；哎呀！什么时候他们才能学会尊重法律啊？可以说，在旧制度的人们身上，法律概念应在他们头脑里占有的位置一向是空的。每个恳请者都要求人们照顾他而撇开现行法规，其态度之坚决和威严就像要求人们遵行法规一样，的确，只有当他们想拒绝法规时才会以法规来反法规。人民对当局的服从还是全面的，但是他们遵从当局却是出于习惯而非出于意愿；因为，倘若人民偶然激动起来的话，最微小的波动立即就可将人民引向暴力，这时，镇压人民的，也总是暴力和专权，而不是法律。

    在18世纪，法国中央政权尚未具有它后来才有的健全有力的政体；然而，由于中央政权已经摧毁了所有中间政权机构，因而在中央政权和个人之间，只存在广阔空旷的空间，因此在个人眼中，中央政权已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

    没有比诋毁政府者本人的文章更能证明这点了。当大革命前的长期的困惑开始发生作用时，形形色色有关社会与政府的新体系破门而出。这些改革家们提出的目标虽然不同，他们的手段却始终一致。他们想借中央政权之手来摧毁一切，并按照他们自己设计的新方案，再造一切；在他们看来，能够完成这种任务的，唯有中央政府。他们说道，国家力量应像国家权利一样，没有限制；问题只在于劝说它恰当地使用它的力量。老米拉波是个极端迷恋贵族权利的贵族，他把总督直截了当地称为僭越者，并宣布，如果把挑选法官的权力全部交给政府，法庭不久就会成为特派员帮伙。米拉波本人只信赖中央政府，认为唯有靠中央政府的行动才能实现他的幻想。

    这些思想绝不停留在书本中；它们渗透到一切人的精神中，与风尚融为一体，进入人们的习俗，深入到所有各部分，一直到日常生活的实际中。

    大家都认为，若是国家不介入，什么重要事务也搞不好。

    种田的人平常对清规戒律反抗最厉害，连他们也竟然相信，如果农业得不到改进，应主要归咎于政府，因为政府既不提供足够的咨询，也不提供足够的帮助。一个种田人写信给总督，信的口气很气愤，已预示大革命的来临：“为什么政府不任命巡视员，每年在各省巡视一遍农作物状况，教育种田人改进耕作方法，告诉他们必须怎样管牲畜、怎样把它们养肥、怎样饲养、怎样出售以及必须赶到哪里上市呢？这些巡视员应当得到丰厚的报酬。作出最出色成绩的耕种者将得到荣誉奖。”

    巡视员和十字勋章！这套方法是萨福克郡的农夫从来也想不到的！

    在大多数人看来，如今唯有政府才能确保公共秩序：人民只怕骑警队；而有产者只信任骑警队。对双方来说，骑警队骑兵不光是秩序的主要捍卫者，而且就是秩序本身。吉耶纳省议会说道：“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只要一看到骑警队骑兵就乖乖地收敛起来，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因此每个人都希望在他门口有班骑兵。这一类性质的请求在总督辖区的档案中比比皆是；似乎无人想到藏在保护人后面的很可能就是主人。

    逃亡贵族到英国后，最感惊异的是英国没有这种自卫队。

    他们惊异不止，有时对英国人也十分蔑视，其中有个人，虽然德才优异，可是他所受的教育并没使他对即将看到的事物有所准备，他写道：“这是千真万确的事：英国佬被偷盗以后反倒庆幸，说至少他们国家没有骑警队。这些人对扰乱治安的一切感到恼火，可是看到煽动分子回到社会当中却感到自慰，认为法律的条文胜过一切考虑。”他进一步说道：“这些错误思想并非存在所有人的头脑中；有些智者想法就与之相反；久而久之，智慧必占上风。”

    英国人的这些怪现象可能与他们的自由有某种关系，但这位流亡贵族没有想到这一点。他爱用更科学的原因来解释这一现象。他说道：“气候潮湿，周围空气缺乏活力，这两者给人的性情留下阴暗色彩。在这样的国家，人民自然特别喜爱严肃的事物。英国人民的天**关注治国之道；而法国人民则距此甚远。”

    政府既然取代了上帝，每个人出于个人需要，自然就要祈求政府。诉状数量浩繁，虽然总是以公共利益为名，其实涉及的仅仅是琐碎私利。装有诉状的文件箱也许是聚集旧制度社会的所有阶级的唯一地方。这些诉状读起来令人忧郁：农民要求赔偿他们的牲畜或房屋的损失；富裕的所有者要求帮助他们开发土地；工业家恳求总督给予特权，避免于己不利的竞争。最常见的是，制造商对总督诉说买卖不景气，并请他向总监申请救助或贷款。为此目的大概设立了一笔基金。

    有时连贵族也成了大恳求者；他们的身份使他们祈求时也态度高傲。对他们当中很多人来说，二十分之一税是造成他们依赖性的主要症结。御前会议根据总督报告每年制定贵族税额，因此贵族经常给总督写信，申请延期或免除税务。我读过许多这类请求书，书写人都是贵族，几乎都有封号，而且常常是大领主，他们说道，写请求书是因收入不足或景况不佳。一般来说，贵族称呼总督为“先生”，不过我注意到，在请求书中，他们像资产者一样，总称呼他为“阁下”。在请求书中，穷困和傲慢有时以一种可笑的方式结合在一起。一个贵族致函总督道：“您那敏感的心绝不会同意一个贵族的父亲像一个平民的父亲一样，被课以二十分之一税，分文不差。”

    18世纪屡屡发生饥荒，在饥荒时期，各财政区的居民全都求助于总督，似乎只有从他那里才能得到粮食。的确，每个人都因贫困而指责政府。连那些最无法避免的灾祸都归咎于政府；连季节气候异常，也责怪政府。

    看到中央集权制在本世纪初如此轻而易举地在法国重建起来，我们丝毫不必感到惊异。1789年的勇士们曾推翻这座建筑，但是它的基础却留在这些摧毁者的心灵中，在这基础上，它才能突然间重新崛起，而且比以往更为坚固。

    第七章：在欧洲各国中，法国如何成为这样的国家，其首都已取得压倒外省的重要地位，并吸取全帝国的精华

    首都之所以对帝国其他部分具有政治优势，既非由于其地理位置，亦非由于其宏伟，更非由于其富庶，而是由于政府的性质。

    伦敦的居民之多，等于一个王国，但它至今未对大不列颠的命运产生主导作用。

    没有一个美国公民会设想纽约人民能够决定美联邦的命运。而且，甚至在纽约州内也无人会设想纽约市的单独意志，就能独自指挥各种事务，尽管纽约今天的居民，与大革命爆发时巴黎的居民数量相等。

    即使是巴黎，在宗教战争时期，同王国其他部分相比，它的人口同1789年的巴黎人口可以媲美。然而，它却不能决定任何事情。投石党运动（laeronde）时期，巴黎还只是法国最大的城市。到了1789年，巴黎已成为法国本身。

    早自1740年起，孟德斯鸠就给他的一位朋友写信说：在法国，只有巴黎和遥远的外省，因为巴黎还没来得及将它们吞噬。1750年那位好幻想但时有定见的米拉波侯爵不指名地谈到巴黎，他说道：“首都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头脑变得过大，身体就会中风而总崩溃。如果置外省于一种直接依附地位，将外省居民视同可以说是二等臣民，如果不给他们留有任何求取功名利禄的职业和途径，而将一切人才统统吸引至那个首都，假如这样的话，那么后果又将如何！”米拉波将这种情况称为一种暗中的革命，它从外省抽走了显贵、商人，以及所谓的才智之士。

    细心读过前面几章的读者已经知道这一现象的原因；这里若再重复便会使读者不耐烦。

    这场革命未能躲过政府的眼睛，但是它仅仅以最具体的形式使政府震动，那就是城市的壮大。政府眼见巴黎一天天扩大，害怕难于治理一个如此巨大的城市。尤其在17、18世纪，国王们颁布了大量敕令，旨在阻止城市的扩展。这些君主越来越将整个法国公共生活集中于巴黎城内或巴黎郊区，而他们却希望巴黎维持小规模。他们严禁建筑新房屋，如若建筑，则须用最昂贵的方式，在事先已指定的不大吸引人的地点建盖。这些敕令中每一道皆证明，尽管有前一道敕令，巴黎仍在不断扩大。路易十四在全盛时期曾六次试图阻止巴黎的发展，但皆以失败告终：巴黎冲破条条敕令，不断壮大。但是巴黎的重要地位比其城墙增长得更快；使巴黎具有这种重要地位的，不是发生在巴黎城内的事件，而是来自外部的事件。

    与此同时，地方的自由权利到处都在不断消失。独立生活的特征在各地停止出现；不同省份的面貌特征逐渐混淆，旧的公共生活的最后痕迹正在被磨去。可是，国家并未衰弱：相反，处处都在运动；只不过原动力集中于巴黎。无数例证中，我在此仅举一例。在就出版状况致大臣的多份报告中，我发现，16世纪和17世纪初，外省城市曾有一些巨大的印刷厂，但如今没有了印刷工，或者没有活干。毫无疑问，18世纪末比起16世纪来，出版的各类书籍要多得多，但是思想动力只来自中央。巴黎已经吞噬了外省。

    法国革命爆发之际，这第一场革命已全部完成。

    著名旅行家阿瑟扬离开巴黎是在三级会议召开后不久、攻克巴士底狱前不几天；他在巴黎刚刚看到的景象同他在外省的见闻形成对照，使他吃惊。在巴黎，一切都在沸腾；每时每刻都有一本政治小册子问世：每周甚至发行92册。他说道：“即使在伦敦，我也从未见到与之相仿的出版发行运动。”但在巴黎以外，他觉得一片死气沉沉；人们很少印行小册子，根本没有报纸。可是外省民情激动，一触即发，只是尚未采取行动；公民们即便有时集会，也是为了听取巴黎传来的消息。在每座城市，阿瑟·扬都询问居民们打算做什么。

    “回答到处都一样，”他说道，“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外省城市；必须看看巴黎是怎么干的。”他进一步说道：“这些人甚至不敢有主见，除非他们已经知道巴黎在想些什么。”

    制宪议会竟能一举废除法国所有旧省份，实在令人惊异，这些旧省份有好多比君主制还古老，制宪议会将王国很有条理地划分为83块不同部分，就像在新世界划分处女地一样。

    没有什么事情比这更使全欧洲惊奇甚至恐怖了，因欧洲对此毫无准备。伯克说道：“看到人们将自己的国家用这样野蛮的方法进行分割，这还是第一次。”的确，人们似乎在撕裂活生生的躯体，其实只是在分割尸体罢了。

    巴黎就这样终于从外部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与此同时，在巴黎内部也完成了另一个同样值得历史注意的转变。巴黎不再只是交换、贸易、消费和娱乐的城市，巴黎已成为工场和制造业的城市；这第二个事实赋予第一个事实一种崭新的更令人生畏的特点。

    事情由来久远；自中世纪起，巴黎似乎已是王国内最大、手艺最巧的城市。这点到了近代愈为明显。随着行政事务全部集中到巴黎，工业也集中到这里。巴黎越来越成为时尚的典范和仲裁者，成为权力和艺术的唯一中心，成为全国活动的主要起源地，法国的工业生活更加收缩集中于巴黎。

    尽管旧制度的统计文献常常不足为信，可是我认为，人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法国革命前60年间，巴黎工人数字已增长两倍；而在同时期，巴黎总人口仅增长三分之一。

    除上文所讲的普遍原因之外，还有一些极其特殊的原因将工人从法国各个角落吸引到巴黎，并逐渐使他们聚集在某几个区内，这些区最终成为工人区。巴黎当时对工业设置的财政立法障碍比法国其他地方要少；任何地方也没有巴黎那样易于逃脱行会师傅的束缚。某些郊区，如圣安托万区和唐普尔区，在这方面尤其享有极大特权。路易十六更加扩大了圣安托万区的这些特权，竭力在该区积聚大量的工人人口，“要给与圣安托万区工人我们实行保护的新标志，使他们摆脱那些损害他们利益也损害贸易自由的种种障碍，”这位不幸的国王在一份敕令中这样说道。

    巴黎的工厂、制造业、高炉在大革命前夕大量增长，终于使政府警觉起来。看到工业的发展，政府充满若干臆想的恐惧。我们在文件中发现1782年御前会议的判决，它说道：“鉴于制造业的飞跃发展导致木材的消耗，损及城市的供应，国王禁止今后在城市方圆15里之内建造这类工厂。”至于这种人口聚集会产生的真正危险，当时并无人察觉。

    这样，巴黎变成了法兰西的主人，并且已经汇集起一支军队，这支军队将成为巴黎的主人。

    看来，今天人们已相当一致地认为，行政上的中央集权制和巴黎的至高无上权力，是40年来在我们眼前不断更迭的所有政府垮台的重要原因。我无需费力便将使大家看到，旧君主制突然之间猛烈毁灭，很大一部分原因即在于此；它也是孕育所有其他革命的第一场革命的主因之一。

    第八章：在法国这个国家，人们变得彼此最为相似

    谁注意考察旧制度下的法国，谁就会碰到两种截然相反的景象。

    表面上，在旧制度下生活的所有的人，特别是那些置身社会中上层的、唯一引人注目的人们，他们彼此之间简直完全相同。

    然而，在这彼此一致的人群中，还竖立着无数小障碍物，将人群分割成许许多多部分，而在每个部分的小围墙内，又似乎出现了一个特殊社会，它只顾自身利益，不参与全体的生活。

    想到这种几乎无止境的划分，我便明白，既然法国公民比任何地方的公民更缺乏在危机**同行动、互相支持的精神准备，所以，一场伟大的革命就能在一瞬间彻底推翻这样的社会。我想象到了被这场大动荡本身所推倒的全部小障碍物；我马上看到一个比以往世界上可能见到的任何社会都更为密集、更为一致的冰冷的社会。

    我说过，在几乎整个王国，长期以来，各省特有的生活已经消失；这就促使一切法国人彼此极为相似。透过依然存在的各种差异，国家的统一已经明显可见；立法的一致性是国家统一的表现。随着18世纪的进展，国王的敕令文告、御前会议的判决数量增加，它们在整个帝国以同一种方式执行同样的规章制度。不仅仅统治者，而且被统治者也认为法律应普遍一致，在各地都一样，对所有的人都一样；这种思想，在大革命爆发前30年不断出现的改革规划中均有体现。而在两个世纪以前，这种思想的材料，假使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还竟告阙如。

    不仅各省之间越来越相似，而且各省之内，不同阶级的人，至少是所有置身平民百姓之外的人，变得越来越彼此相似，尽管他们的地位各异。

    1789年不同等级所呈陈情书最能证明这一点。人们看到，那些起草人因利益而发生深刻分歧，但是在所有其他方面，他们又显得彼此相同。

    如果你研究初期三级会议，定会看到完全相反的情景：资产者与贵族那时有着更多共同利益，更多共同事务；他们表现出更轻微的互相仇恨；但是他们仿佛仍属于两个不同的种族。

    时间维持了并且在许多方面加剧了这两种人不同的特权，时间也起着奇异的作用，使两者在所有其他方面变得彼此相同。

    若干世纪以来，法国贵族不断贫困化。“尽管享有特权，贵族每天都在破产、消亡，第三等级却占有财富”，一位贵族在1755年悲伤地这样写道。保护贵族财产的法律倒是始终如一，贵族的经济地位亦未出现变化。然而，随着贵族权力的丧失，他们以相应的比例到处陷于贫困。

    人们会说，在人类制度中，如同在人体内一样，在履行不同生存职能的各种器官之外，还存在一种看不见的中心力量，这种力量乃是生命的本源。器官看来仍像以往一样运动，然而却是枉然，当这赋予生命的火焰最终熄灭时，一切顿时落入衰弱与死亡。法国贵族还享有种种替代继承权利；伯克甚至注意到，在他的时代，替代权利在法国比在英国更加常见，更有强制性，如长子继承权、永久地租，以及人们所谓的一切用益权；贵族已经免除了为战争支付的大量钱财，但是贵族保持免税权，而且这种权大为增加，这就是说，他们在失去职务的同时，保住了补贴。此外，他们还享有许多他们的先辈从未享有的金钱上的好处；然而，随着治理的习惯与精神的丧失，他们逐渐贫困化。我们在上文中提到的那种大规模的地产划分，其部分原因，正是贵族的逐渐贫穷化。贵族将土地一块一块地出卖给农民，只保留领主的定期租金，定期租金使贵族仅仅维持徒有其表的门面而已。在法国的许多省，如蒂尔戈提到的利穆赞，只有贫穷的小贵族，他们差不多不再拥有土地，只是靠领主权和地租维持生活。

    一位总督早在本世纪初就写道：“在这个财政区，贵族家庭的数量仍然增至几千家；但是其中年金近2里佛的人家还不足15家。”1750年，从另一位总督（弗朗什—孔泰的总督）向其继任者所作介绍中，我读到这样的话：“这个地方的贵族相当和善，但非常贫穷，他们既骄傲又贫困。同他们过去的境遇相比，他们受到莫大的侮辱。使贵族处于这种贫困状态，迫使他们服务、向我们求援，这并非坏政策。”总督补充道：“他们组成一个团体，只接纳那些能证明四代宗亲为贵族的人。这个团体未得到许可证，只不过被容忍而已，它每年一次，在总督莅临下，召集会议。他们一起用餐和做弥撒后，各自回家，一些人骑着驽马，另一些人徒步。你会看到这种集会多么滑稽。”

    贵族逐渐贫困化这种现象，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欧洲大陆或多或少都可见到，在那些地方，像在法国那样，封建制度已经消失而又无新的贵族制形式代替它。莱茵河流域的德意志民族中，这种没落尤为明显，特别引人注意。只有在英国，情况截然相反。在那里，迄今犹存的古老贵族世家不仅保持着，而且还大大增长了他们的财富。他们不仅在财富上而且在权力上仍首屈一指，在他们旁边成长起来的新贵族只能模仿他们的富有，而无法超越他们。

    在法国，大概只有平民继承贵族失去的所有财产；有人曾说他们是吸取贵族养分壮大起来的。然而没有任何法律阻止资产者破产，也没有任何法律帮助资产者致富；可是资产者却不断发财致富；在很多情况下，他们变得与贵族一样富有，有时比贵族还要阔气。而且他们的财富常属同一种类：尽管他们平时住在城里，他们常常是田地的所有者，有时甚至还取得领地。

    教育与生活方式已经使这两种人具有无数其他相似之处。资产者与贵族具有同样多的知识，而且尤须注意的是，资产者的知识恰恰是同一来源。两者都由同一光明照亮。对于双方来说，教育同样是理论性与文学性的：巴黎越来越成为法兰西的唯一导师，它已赋予一切人以同一形式和共同的行为举止。

    18世纪末，人们尚可以看出贵族与资产阶级的举止行为有所不同，因为，人们所谓的举止行为这种外表的风尚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变得一致；但是，实质上，所有高居人民之上的人都彼此相似；他们具有同样的思想、同样的习惯、同样的嗜好，从事同样的娱乐，阅读同一类书，讲着同一言语。他们除权利外，概无差别。

    我怀疑这种现象当时在其他国家能否达到同样程度，即便是在英国，虽然不同阶级被共同利益牢固地拴在一起，但他们仍旧常常在精神和风尚方面有所差异；因为具备这种奇异力量的政治自由，虽然能在一切公民之间建立必要的关系和互相依附的联系，却不能因此而使他们永远彼此相等；正是独夫体制，天长日久，使人们彼此相似，却对彼此的命运互不关心，这是独夫政体的必然后果。

    第九章：这些如此相似的人如何比以往更加分割成一个个陌生的小团体，彼此漠不关心

    现在，让我们察看一下这幅画的另一面，看看这些彼此如此相似的法国人，怎么反比其他国家的人更加互相孤立，这种情况即使在法国也是前所未见的。

    在欧洲建立封建制度的时代，人们后来所谓的贵族，可能当时并未立刻形成种姓，贵族究其根源，是由国家中的所有首领构成，因而最初只不过是掌权阶级。这个问题我不想在这里讨论；我只须指出，早在中世纪，贵族已变为种姓，就是说，其特殊标志是出身。

    贵族将掌权阶级的固有特征保留下来，他们是进行统治的公民团体；但是惟有出身才能决定谁将成为团体的首脑。所有非贵族出身者均被排除在这个特殊而封闭的阶级之外，他们在国家里只能据有或高或低、但永远是从属的职位。

    在欧洲大陆每一个确立了封建制度的地方，贵族最终都变成种姓；惟有在英国又重为掌权阶级。

    有一个事实使得英国在所有现代国家中显得独特，并且惟有它才能使人们理解英国法律、英国精神以及英国历史的特殊性，然而这个事实并未使得哲学家和政治家倾注更大的注意力，而英国人自己出于习惯也对这个事实视而不见，对此我始终感到惊异。人们对这个事实视而不清，语焉不详；依我看，人们对它从来也没有一个全面清晰的看法。1739年，孟德斯鸠游历英国，他一针见血地写道：“我置身于一个与欧洲其他地方截然不同的国家”；可惜他没有再往下说。

    使得英国不同于欧洲其他国家的并不是它的国会、它的自由、它的公开性、它的陪审团，而是更为特殊、更为有效的某种东西。英国是真正将种姓制度摧毁而非改头换面的唯一国家。在英国，贵族与平民共同从事同样的事务，选择同样的职业，而更有意义的是，贵族与平民间通婚。最大的领主的女儿在那里已能嫁给新人，而不觉得有失体面。

    如果你想知道种姓及其在人民中造成的各种思想、习惯、障碍是否已在那里最后消灭，那就请你考察一下婚姻状况。只有在这里，你才能找到你未发现的带有决定性的特征。在法国，甚至到了今天，民主虽已有了60年之久的历史，你也常常找不到这种特征。旧的世家和新的家族在所有方面似乎已融为一体，然而还是百般避免联姻。

    英国贵族较之其他贵族，一向更谨慎、更灵活、更开放，这种特点常引起人们注意。必须提及的是，长期以来，在英国已不存在那种严格意义上的贵族，假使贵族这个词在此沿用它在别国保留的古老的严密意义的话。

    这场独特的革命因时间久远，湮没无闻；但是仍留有活生生的证据：这就是惯用语。若干世纪以来，gentilhomme（贵族）一词在英国已完全改变了含义，而roturier（平民）一词现已不复存在。1664年，莫里哀写了《达尔杜弗》，剧中有一诗句要逐字译成英文已经不可能了：

    et，telquel’onlevoit，ilestbongentilahomme．（别瞧他那副模样，他还是个出色贵族。）

    如果你想把语言科学再次应用于历史科学，那么请你穿越时间和空间，跟踪gentleman（绅士）一词的命运，这词是从法语gentilhomme（贵族）一词衍化来的；你将看到它的意义在英国随着不同的社会地位互相接近、互相融合而扩大。

    每一世纪，这词所指的人的社会等级就更低一点。它最终和英国人一起传到美国。在美国，它被用来泛指所有公民。它的历史亦即民主的历史。

    在法国，gentilhomme（贵族）一词始终局限于它的原始含义的狭窄范围；大革命后，这词已几乎无人使用，但词义从未改变，仍旧是指该种姓的成员。这个词之所以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原因在于种姓本身仍被保留，仍和以往一样与所有其他社会等级分离。

    但是我想更进一步，我敢说，同这词产生之际相比，种姓与其他等级的分离更变本加厉，而且在我们中间出现了一种与英国方向相反的运动。

    如果说资产者与贵族更加相似，那么同时他们彼此更加隔离：这两方面不能混在一起，一方不仅未能减轻另一方，反而常常使之加重。

    在中世纪，只要封建制度还保留着统治权，经管领主土地的一切人（封建时代的语言严格地称之为附庸）——其中很多不是贵族——经常与领主合伙治理领地；这甚至成为领地转让的首要条件。他们不仅必须跟随领主作战，而且按照特许权，他们每年有一段时间得在领主法庭中渡过，帮助领主进行审判，治理居民。领主法庭是封建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出现在欧洲所有古老法律中，而且至今在德国许多地方，还可见到极为明显的遗迹。法国革命前30年，博学的封建法学家艾德姆·德·弗雷曼维尔曾想到写一部巨著，研究封建法与领主的土地赋税簿籍革新。弗雷曼维尔告诉我们，他在“许多领地的名目下，看到附庸每15天必须去领主法庭，他们聚齐之后，便和领主或他的普通法官一起审理居民中发生的刑事案和纠纷。”他还说：“他在一个领地上，有时能发现80、150乃至200个这类附庸。他们当中多数是平民”。我在此引用原话不是当作一种证据，因为证据不胜枚举，而是当作一个例子，说明在最初和在长时期内，农村的阶级如何与贵族接近、如何与贵族混合以处理同样的事务。领主法庭为农村小所有者所作的事情，省三级会议与更晚些的全国三级会议也为城市资产者作了。

    研究14世纪三级会议留下来的资料，特别是同时期省三级会议的资料，使我们不能不为第三等级在这些会议中所占的地位以及所发挥的力量感到惊异。

    作为个人，14世纪的资产者无疑远不及18世纪的资产者；但是资产阶级作为整体，在当时的政治社会中，却占据更有保障的、更高的地位。资产阶级参加政府的权利是无可争辩的；资产阶级在政治议会中起的作用始终是重要的，常常举足轻重。其他阶级每天都感到需要重视资产阶级。

    但是特别令人惊异的，是贵族和第三等级当时如此轻而易举地——而后来就不行了——共同管理事务，共同进行抵抗。不仅在14世纪三级会议中是如此：那时由于天灾**，三级会议带有非正规的革命的性质，而且在同时期的、按正规的惯例办事的省三级会议中也是如此。奥弗涅省的情况就是这样，三个等级共同制订出最重要的措施，并由三个等级中均等选出的特派员监督实行。同一时期，在香槟省也有同样景象。14世纪初，在大量城市中贵族与资产者为了保卫国民自由和各省特权，反对王权的侵害而联合起来，这一著名的运动是大家所熟悉的。在那个时期，我们的历史中有许多这类插曲，就像是从英国历史中抽出来的一样。在以后的世纪中，这样的景象再也见不到了。

    实际上，随着领地统治的瓦解，三级会议越来越少召开甚或停止，普遍自由权利最后死亡，地方自由随之毁灭，资产者与贵族在公共生活中再也没有联系。他们再也感觉不到有彼此接近、和衷共济的需要；他们一天天彼此各行其事，也更加陌生。到18世纪，这场革命完成了：这两种人只是在私生活中偶而相遇。这两个阶级不仅是竞争对手，他们已成了敌人。

    法国的特殊点在于，在贵族等级丧失政治权力的同时，贵族作为个人，却获得许多他从未享有过的特权，或增加了他已经享有的特权。可以说，肢体靠死亡的躯体致富。贵族阶级的统治权越来越少，但是贵族却越来越多地享有充当主人第一奴仆的专有特权；路易十四时期较之路易十六时期，平民更易为官。当这种情况在法国还很少见时，在普鲁士已是司空见惯了。这些特权一旦取得，便世袭相传，不可分离。这个贵族阶级越是不再成为掌权阶级，就越变为种姓。

    让我们看看所有这类特权中最令人厌恶的特权——免税特权吧：显而易见，自15世纪到法国革命，免税特权一直不断增长。它随着国家开支的迅速增长而增长。查理七世统治时期所征军役税仅120万里佛，因此，免交军役税的特权很小；而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所征军役税8000万里佛，免税特权就很大。当军役税是平民交纳的唯一税时，贵族免税还不大明显：但是，当这类捐税以各种名目、各种形式成倍增加，其他四种捐税也被化作军役税，中世纪闻所未闻的各种负担，如用于一切工程或公共事业的各种徭役，以及自卫队等等，所有这些负担都添加到军役税和它的附加税中，并且征税亦不平等，这时，贵族的免税量就显得庞大起来。当然，不平等尽管很明显，其外表却大于实际；因为贵族本人免税，却得替佃户交税；但在这方面，人们看到的不平等比起人们感受到的不平等，更为有害。

    路易十四末期，迫于财政需要，确定两项普遍税，人头税和二十分之一税。但是，就像免税本身是某种可尊敬的特权，即便触犯它也得奉若神明，人们小心翼翼，凡共同交税的地方，征收时也有所区别。对一些人来说，捐税严厉而有损名誉；对另一些人来说，则宽容而且荣耀。

    尽管在捐税问题上，整个欧洲大陆都存在着不平等，可是很少有哪个国家，这种不平等变得像在法国那样明显，那样让人经常有所感受。在德国一大部分地区，大多数捐税是间接税。就直接税本身而言，贵族特权常常在于承担较小的共同捐税负担。另外，贵族还得缴纳某些特别税，旨在保住无偿服兵役的地位，实际上已不要求贵族无偿服役。

    然而，所有这些将人和阶级加以区别的措施中，捐税不平等危害最大，最易在不平等之外再制造孤立，并且，可以说，使不平等与孤立二者变得无可救药。因为，请看后果：当资产者和贵族不再缴纳同样的捐税时，每年，捐税摊派征收都重新在他们中间划出一条清楚明确的线——阶级的界限。

    每年，每一个特权者都感到一种现实的、迫切的利害，即不让自己再与民众混同，并作出新的努力与之分离。

    公共事务几乎没有一项不是产生于捐税，或导致捐税，因此，自从这两个阶级不再平等地缴纳捐税之后，他们便几乎再没有任何理由在一起商议问题，再没有任何原因使他们感受共同的需要和感情；用不着费事去将他们分开：人们已用某种方式，剥夺了他们共同行动的机会与愿望。

    伯克曾为法国旧政体勾画了一幅肖像，对之加以美化，他赞成我们的贵族制度，尤其看重资产者轻易便能获取官职跻身贵族这一点：他觉得这同英国开放的贵族制相似。的确，路易十一曾经成倍增加封爵人数：这是贬抑贵族的一个手段；路易十一的后继者为获取金钱更是毫不吝惜地授封晋爵。内克告诉我们，在他那个时代，为晋升贵族提供的官职数量已达4000个。任何欧洲其他地方尚未出现类似现象：而伯克试图证明法国与英国类同，这只能是大错特错。

    如果说英国中产阶级不仅没有对贵族进行战争，反而如此紧密地与贵族联合在一起，这绝不是因为英国贵族具有开放性，而是因为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英国贵族的外形模糊，界限不清；不是因为人们能够进入贵族阶级，而是因为人们从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进入了贵族阶级；因此所有接近贵族的人都自以为是贵族的一部分，都能与贵族政府相结合，并从贵族的权势中分享某些光彩和好处。

    但是法国贵族与其他阶级之间的障碍，尽管非常容易跨越，却始终是固定明显的，它带有光彩夺目的标志，易于辩认，而且为非贵族所憎恶。一旦越过这道障碍，这些非贵族就以享受特权同他们原先的阶层分开了，这些特权对原阶层的人来说是难于忍受和可耻的。

    贵族授封制度丝毫没有减少，反而无限地增加了平民对贵族的仇恨。新贵族引起了从前和他地位平等的人的嫉妒，从而加剧了仇恨。因此第三等级在他们的陈情书中对敕封贵族的愤怒一直大于对世袭贵族的愤怒，而且不仅不要求扩大，反而要求将平民通向贵族的门径缩小。

    在法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个时代，贵族爵位能像在1789年那样容易获得，资产者和贵族也从未像1789年那样彼此分离。不仅贵族无法容忍在他们的选举团中有带资产阶级气味的东西，资产者也同样将所有带有贵族外貌的人逐开。在某些省份，新封贵族被世袭贵族排斥，因为后者认为他们不够高贵，他们也被资产阶级排斥，因为人们认为他们贵族气太重。据说有名的拉瓦锡就是这种情况。

    假如我们撇开贵族阶级来考察这个资产阶级，我们会看到完全相同的景象，资产者与人民相互分离，几乎同贵族与资产者相互分离一样。

    在旧制度下，中产阶级几乎全部住在城市。导致这一后果的原因有两个：贵族特权与军役税。在自己土地上居住的领主平常对农民亲密和气；但是他对自己的邻人——资产者——却十分蛮横无礼。随着他的政治权力缩小，而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这种蛮横无礼不断增长；因为，一方面，由于不再统治，他再无必要去敷衍那些能帮助他统治的人，另一方面，正如人们经常注意到的那样，领主喜欢以无节制地使用他那些表面权利来对自己的真实权力的丧失进行自我安慰。甚至连他不在领地居住这一点，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增加了邻人的痛苦。不在地主制对此毫无裨益；因为由代理人行使的各种特权只能使之更难于忍受。

    然而，我不知道军役税和所有纳入军役税的捐税，是否更能说明问题。

    我想，我本可以通过寥寥数语说明为什么军役税和其附加税对农村的负担比对城市的负担沉重得多；但这对读者来说可能无用。因而我只须说，聚集在城市里的资产者有种种办法减轻军役税的压力，并常常完全免交军役税，而如果他们留在领地上，谁也无法单独找到这些办法。通过这种方式，他们逃避了征收军役税的义务，这个义务比起缴纳军役税的义务更使他们害怕，这其中自有道理；因为在旧制度下，甚至我认为在任何一种制度下，什么也没有比教区军役税征税员的处境更糟糕的了。对这个问题，我下面还有机会说明。可是在乡村，除了贵族，谁也逃不掉这个负担：平民中有钱的人宁可出租财产，遁入附近的城市，也不愿受此冤孽。蒂尔戈对我们说：“军役税的征收使农村中所有平民所有者几乎都变成了城市资产者”。蒂尔戈的观点与我曾有机会查阅的有关秘密文件相符。顺便说一下，这就是使法国比起欧洲大部分其他国家来，布满更多的城市，尤其是小城市的原因之一。

    富裕平民在城垣之内蛰居下来，不久便失去了田园嗜好和田园精神；他们对依然留在农村的同类人的劳动和事务变得完全陌生了。可以说，他们的生活此后只有一个目的：渴望在他所移居的城市中成为政府官员。

    若认为今天几乎所有法国人，尤其是属中产阶级的法国人对职位的酷爱产生于大革命，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它的产生早在若干世纪之前，而且，从那个时代以来，人们细心给与它以千百种新的滋养，因而它不断增长。

    旧制度下的职位并不总是与我们的职位相似，但是我觉得，那时的职位更多；较小职位的数量简直没有穷尽。仅仅自1693年至1709年，所设职位就达四万之多，而且连最微末的资产者几乎都可以谋得。我曾经计算过，在一个中等规模的外省城市，1750年担任法官职务的竟达109人，担任执达吏的有126人，所有这些人都来自城市。资产者对于担任这些职位所抱的热情真是前所未有。一俟他们中间有谁自觉拥有一笔小小资本，他便立即用来购买职位，而不是用于做生意。这种可怜的野心甚至比起行会师傅和军役税来，对法国农业和商业的发展为害更大。职位一旦出现短缺，求职者就开动脑筋，冥思苦想，很快就发明出新的职位。有位朗贝尔维尔先生发表一篇论文，论证在某一行业中设立监察员完全符合公共利益，而且在文末主动提出愿担当这一职务。我们当中有谁还不知道这位朗贝尔维尔呢？一个人略识文墨，生活优裕，若是弄不到一官半职，那就死不瞑目。一位同时代的人说道：“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都想从国王那里谋得一官半职。”

    在这方面，我在此所讲的时代与我们时代之间存在的最大差异在于，当时的政府鬻卖职位，而今天政府则授与职位；要想获取职位，不用掏钱；人们手段更高明：将自己交付出去。

    由于居住地点不同，更主要由于生活方式不同，加上最常见的利害关系，资产者与农民分离了。人们理所当然地抱怨贵族在捐税问题上的特权；但是对资产者的特权又该怎样说呢？有几千种官职可以使资产者免去全部或部分公共负担：此人免去自卫队的负担，另一人免去劳役的负担，另一人免去军役税的负担。当时有篇文章写道，除了贵族与教士之外，哪个教区内没有几位居民靠着职位或委任而享有某种免税权呢？有时，相当数量的留给资产者的职位被削减了，原因之一是由于免缴军役税者为数众多，竟使国家收入减少。我丝毫也不怀疑，资产阶级中的免税者与贵族中的免税者人数一样多，而且常常比贵族还多。

    这些可悲的特权使那些被剥夺了特权的人心中充满嫉妒，而使那些享有特权的人更加自私自利，趾高气扬。在整个18世纪，没有什么比城市资产者对郊区农民的敌视和郊区对城市的妒忌更为显而易见的了。蒂戈尔说道：“每座城市都只顾自己的特殊利益，为此它们不惜牺牲本区的农村和村庄。”蒂尔戈在别处对总督代理讲话时还说过：“你们经常不得不去制止那种时时带有篡夺性和侵犯性的倾向，城市对于本区的农村和村庄的所作所为，便具有这一特征。”

    在资产者眼中，甚至和他们一同生活在城市里的人民也变得陌生起来，几乎成了敌人。他们确定的本地开支大部分均转嫁给下层阶级单独承担。我曾不止一次地证实这同一位蒂尔戈在其著作的另一处所讲过的话：城市资产者已找到一种方法制订入市税，以免承受这个重担。

    但是这个资产阶级的一切所作所为中，最突出的是，他们生怕将他们与人民混同，并迫不及待地以一切手段摆脱人民的控制。城市资产者在一封致总监呈文中说道：“假如国王同意市长职位重新实行选举制，那么最好是强迫选举人只从主要的显贵中，甚至只从初级法院中挑选。”

    我们已经看到国王的政策是怎样不断地从城市人民手中夺走他们的政治权利。从路易十一到路易十五，国王的一切立法都贯穿着这一思想。城市资产者经常参与这项立法，有时还提出建议。

    1764年市政改革期间，一位总督询问一座小城市的市政官员，是否必须保留手工业者和其他小民选举行政官员的权利。官员们回答说：“人民从未滥用此权，给他们保留挑选官员的权利无疑对他们是一种安慰，但是，为了维持良好秩序和公共安定，最好还是将此权交与显贵会议。”总督代理说，他已在官邸召集“六名优秀的城市公民”举行秘密会议，这六名优秀公民一致同意将选举委托给构成显贵会议的不同团体中的若干代表，而不是像市政官员们建议的那样，委托给显贵会议。总督代理比这些资产者更支持人民自由权，他在转达资产者的意见的同时，进一步说道：“不过对于手工业者来说，缴纳捐税却无权控制如何使用这笔钱，这种事实在难以忍受，而那些征收捐税者由于享有捐税特权，却与这个问题最少利害关系。”

    但是让我们描完这幅图画；现在让我们把人民放在一边来考察资产阶级本身，就像我们曾把资产者放在一边来考察贵族阶级一样。我们注意到，在远离其他国民的这一小部分国民中，分成无穷尽的片片块块。法国人民看来就像那些所谓的基质一样，随着现代化学对它们进行更仔细的观察，便会发现新的可分离粒子。在一座小城市的显贵当中，我找到的不同团体竟达36个以上。这些不同团体尽管极端微小，仍在不断向细微分化；它们每天都在清洗内部可能存在的异质部分，以便缩简为单一原素。有些团体经过这样一番痛快的清洗，成员已缩减到三四人。他们的个性反倒更强烈，更好争吵。所有这些团体均因某些小特权而彼此分离，最不诚实仍是光荣的标志。在它们之间，经常发生谁居上位的无休止的斗争。他们的争吵声使总督和法官头昏脑胀。“人们终于决定圣水必须首先献给初级法院，然后才献给城市团体。高等法院犹豫不决；但是国王已将此案提交御前会议，并已亲自决定。是时候了；这个案子曾使全城沸腾。”如果有人在显贵大会中让这个团体压倒另一团体，那么后者便不出席会议；他们宁可放弃公共事务，也不愿看着他们的尊严受贬。箭城假发师团体决定“他们将用这种方式表明，让面包师居首位理所当然地引起他们的痛苦”。一座城市中的部分显贵顽固拒绝履行职务，总督说道，“因为会议接纳了几个手工业者，而首要的资产者耻于与他们为伍”。另一省的总督说道，“如果将助理法官的职位授与一位公证人，就会使其他显贵感到厌恶，公证人在这里乃是出身卑微的人，他们不是来自显贵之家，而全都当过书记。”我上面谈到的六位优秀公民随便就决定了必须剥夺人民的政治权利，但当问题关系到哪些人将成为显贵，在他们之间确立什么先后顺序时，他们便陷入了莫名其妙的窘境。在这种问题上，他们只是谦卑地表示疑问；他们说，他们担心“会给他们的几位同胞造成过大的痛苦”。

    在这些小团体因自尊心而不断相互摩擦中，法国人固有的虚荣心变得更强、更敏锐，而公民的正当的自豪感却被遗忘。16世纪，我刚才提到的行会大多数就已存在；但其成员在处理好他们各自联合会的事务以外，不断地与所有其他居民相聚，以共同照管城市的普遍利益。而在18世纪，他们差不多完全闭关自守；因为有关市政生活的活动已渐稀少，并且全由受委托人代理。因此，每一个小团体都只图私利，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我们的祖先并没有个人主义一词，这是我们为了自己使用而编造出来的，在他们那个时代，实际上并不存在不隶属任何团体而敢自行其是的个人；但是法国社会是由许许多多小团体组成的，而每个团体只顾自己。这就是，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一种集体个人主义，它为我们熟悉的真正的个人主义做好了精神准备。

    最令人奇怪的事情是，所有这些彼此隔离的人，却变得如此相似，只要变换一下他们的位置，便无法再认出他们。而且，谁要是探究他们的思想，谁就会发现，把如此相同的人隔离开来的那些小障碍物，在他们本人看来也不符合公共利益，不符合常理，而且从理论上说，他们已经向往统一。他们每一个人坚持各自的特殊地位，只是因为其他人因其地位而搞特殊化；但是，只要任何人都不享受特殊，都不超出共同水平，他们是愿意融合为一个整体的。

    第十章：政治自由的毁灭与各阶级的分离如何导致了几乎所有使旧制度灭亡的弊病

    我刚描述了在所有侵蚀旧制度机体、迫使旧制度灭亡的弊病中最致命的弊病。现在我要再探讨一下如此危险、如此奇怪的疾病的根源，并说明与之俱来的还有多少种其他弊病。

    假如英国人从中世纪开始，便像我们一样完全丧失了政治自由和由此派生而出的地方独立，那么组成英国贵族的各个不同阶级很可能就会互相分离，犹如在法国和不同程度上在欧洲各处所发生的那样，而且所有阶级都可能与人民分离。

    但是自由迫使他们始终相互往来，以便必要时取得一致。

    有趣的是，英国贵族在其野心驱使下，必要时竟能与下属打成一片，假装将他们当作同侪。前面援引的阿瑟·扬，他的书是现存有关旧法国的最有教益的著作之一，他讲到有一天在农村，他来到利昂古尔公爵家，表示想和附近几个最能干最富裕的种田人了解些情况。公爵便叫管家把他们找来。这位英国人对此发表议论说：“在英国领主家，可以请三四个庄稼汉来和主人全家一起吃饭，并坐在上流社会的贵妇人们当中。这种事我在英国至少见到过一百次。可是在法国，从加来到巴约讷，这种事哪里也寻不到。”

    确实，从天性来说，英国贵族比法国贵族更加傲慢，更不善于与所有地位低下的人打成一片；但是贵族处境迫使他们有所收敛。为了维持统治，他们什么都能做。在英国，几个世纪以来，除了有利于贫苦阶级而陆续推行的纳税不平等外，其他捐税不平等已不复存在。请思考一下，不同的政治原则能将如此邻近的两个民族引向何方！18世纪在英国享有捐税特权的是穷人；在法国则是富人。在英国，贵族承担最沉重的公共负担，以便获准进行统治；在法国，贵族直到灭亡仍保持免税权，作为失掉统治权的补偿。

    14世纪，“无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这句格言在法国和在英国似乎同样牢固确定下来。人们经常提起这句话：违反它相当于实行暴政，恪守它相当于服从法律。在那个时代，正如我说过的，法国的政治机构和英国的政治机构存在许多相似之处；但是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民族的命运彼此分离，越来越不同。它们就像两条线，从邻近点出发，但沿着略有不同的倾斜度伸展，结果两条线越延长，相隔越远。

    我敢断言，自国王约翰被俘、查理六世疯癫而造成长期混乱、国民疲惫不堪之日起，国王便可以不经国民合作便确定普遍税则，而贵族只要自己享有免税权，就卑鄙地听凭国王向第三等级征税；从那一天起便种下了几乎全部弊病与祸害的根苗，它们折磨旧制度后期的生命并使它骤然死亡。我很赞赏科米内这句具有远见卓识的话：“查理七世终于做到了不需各等级同意便可任意征派军役税，这件事成为他和他的后继者心上沉重的负担，并在王国身上切开一道伤口，鲜血将长期流淌。”

    请想想，这道创口如何随着年代的流逝而在事实上扩大；请一步一步观察事情的后果。

    福尔勃奈在他造诣极深的著作《法国财政研究》中说得好，在中世纪，国王一般均靠领地的收入生活；他又说道：

    “既然特殊需求是由特殊捐税来提供的，因此就由教士、贵族和人民共同负担。”

    14世纪，经三个等级投票表决的普遍捐税大部分具有这一特点。这时期订立的几乎所有捐税都是间接税，就是说，所有消费者不加区别均须完纳。有时捐税是直接税；这时，捐税根据不是财产，而是收入。贵族、教士和资产者必须在一年之内，向国王上交，比方说，他们全部收入的十分之一。我所说的经三级会议表决的捐税，也应包括在同一时期由各省三级会议所订的本地区的捐税。

    的确，自那个时期以来，称作军役税的直接税，从来没有向贵族征派。无偿服兵役的义务使贵族免交军役税；但是军役税作为普遍捐税在当时范围有限，多用于领地，而不用于王国。

    当国王第一次凭借自己的权威征收捐税时，他懂得首先必须选择一项看来不致直接损害贵族的捐税；因为贵族在当时是与王权敌对的危险阶级，他们决不会容忍损害他们利益的革新；因此国王选定一项他们免交的捐税；他征军役税。

    于是，在已经存在的所有个别的不平等中，又加上一项更普遍的不平等，从而加剧并维持所有其他的不平等。从那开始，国库的需求随着中央政权权限的增长而增长，军役税也随之扩大和多样化；不久便增加到十倍，而且所有新捐税都变成了军役税。这样，捐税的不平等每年都使各阶级分离，使人们彼此孤立，其深刻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最有能力纳税的人免税，最无能力应付的人却得交税，当捐税以此为宗旨时，就必然要导致那一可怕的后果——富人免税，穷人交税。有人说，马扎然由于缺钱，曾设想订一捐税，向巴黎那些为首的豪门征收，可是一遇到当事人的反抗，他便退缩下来，只在普通百姓缴纳的军役税上，增加了他需要的500万里佛。马扎然本想向最富有的公民征税，结果税落到最穷困的公民头上；但是国库并没少收一文。

    摊派如此不均的捐税收益有限，而君王们的需求无穷。尽管如此，他们既不愿召开三级会议以谋取贴补，也不愿向贵族征税从而挑动贵族要求召开这类会议。

    从这里产生了那种不可思议的而且其有害作用的取之不尽的理财本领，君主制最后的三个世纪当中，国家金钱管理带有这一奇特的特征。

    必须详细研究旧制度的行政和财政史，才能明白一个温和的但是没有公开性并失去控制的政府，一旦它的权力得到认可，并使它摆脱对革命——人民的最后保障——的恐惧，那种对金钱的需求会迫使它采用哪些粗暴而可耻的手法。

    在这些历史记载中，处处都可看到王家财产被出售后旋即收回，认为不可出售；契约遭到破坏，已经取得的权利无人承认，国家债权人每逢危机便成为牺牲品，国家不断失信于民。

    终身赐与的各种特权时时都可收回。假如有谁能怜悯那些因愚蠢的虚荣心而造成的痛苦，谁就会同情这些不幸的受封贵族的命运，在整个17世纪和18世纪期间，他们被迫一次又一次花钱购买空洞的荣誉或不公正的特权，尽管他们为此已经多次掏钱。路易十四就是这样取消了92年以来人们取得的全部贵族头衔，其中大部分还是他亲自授与的；要想保住头衔唯有重新掏钱，敕令说道，因为所有这些贵族头衔都是出其不意地弄到手的。80年后，路易十五也如法炮制。

    自卫队士兵不得找人替代，据说是怕抬高国家用于征兵的代价。

    城市、社区、收容院被迫违背自己的诺言，以便借钱给国王。教区不得兴办有益的工程，怕因此而分散资财，不能照额缴纳军役税。

    据说总监奥里先生和桥梁公路工程局局长特律代纳先生曾设想过一个方案，由各区居民提供一笔资金用于该区道路维修，以取代公路徭役。这两位精明的行政官后来放弃这项计划，其原因发人深思：据说他们是怕资金聚集以后，人们便无法防止国库把它挪作他用，于是人们很快就得同时承担两者：新捐税和徭役。

    我敢说，任何个人如果像全盛时期的伟大国王支配国家财产那样处理个人财产，他就逃脱不了司法的判决。

    假如你碰到某种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的中世纪旧机构，它靠加剧其弊端而维持下来，或遇到某种有害的新机构，那就设法挖出那病根：你将发现某项财政措施，原来是权宜之计，后来却转变为制度。你会看到，为了偿付一天的债务，竟确立了维持几个世纪的新权力机构。

    很久很久以前，当平民拥有贵族的财产时，必须缴纳一种特殊的捐税，所谓封地获取税。封地获取税在土地之间造成分裂，在人与人之间也造成分裂，而且两者不断相互助长。

    我不知道，封地获取税是否比其他捐税在加剧平民与贵族的分裂上起更大的作用，因为它妨碍了平民与贵族融合为一，因为拥有地产是使人与人同化得最快、最好的事情。一道鸿沟就这样每时每刻在贵族所有者和他的邻人——平民所有者——之间重新划出。相反，在英国，自17世纪以来就废除了世袭领地与平民占有土地之间的差异，从而空前加速了这两个阶级的凝聚。

    14世纪，获取领地所纳的封建税很轻，并且相隔很久才征收；但18世纪，封建制度行将灭亡，这项捐税每20年便催征一次，数额达平民的全年收入。父亲死了，儿子接着缴纳。1761年，图尔农业协会说道：“这项捐税对农业技术的进步危害无穷。无可争议，在国王向臣民征收的所有捐税中，没有哪一项在农村像这项捐税那样使人恼怒难以承受。”另一位同时代的人说道：“这笔钱最初一辈子才课征一次，可是后来却渐次变为一种极为苛刻的捐税。”这项捐税妨碍平民购买贵族土地，所以连贵族自己也想废除；但是国库的种种需求使它维持下来，并且有增无减。

    有人把工业行会所造成的一切弊端都错误地归咎于中世纪。一切表明，行会师傅和行会管事会最初只是联系同行业成员的手段，并且在行业内部建立一个小小的自由管理机构，其任务是对工人既要救助，又要抑制。圣路易似乎也没有比这更高的奢望。

    直到16世纪初，在文艺复兴盛起，人们才破天荒地想出，将劳动权看作国王能够出卖的一种特权。惟有这时，每个等级团体才变成封闭性的小贵族，终于建立起对技术进步极其有害的垄断权，对此我们的先辈曾深恶痛绝。亨利三世虽不是这一弊端的肇始者，但使之通行无阻，直到路易十六才根除了弊端。从亨利三世到路易十六，可以说，行会管事会制度的流弊无时无刻不在增长蔓延，在此时期内，社会的进步使人们对这些流弊更加忍无可忍，公众舆论对此揭露无遗。每年都有一些新行业失去自由，旧行业的特权又有增长。对弊端推波助澜最甚的莫过于人们惯称的路易十四统治的黄金时代了，因为这时对金钱的需求空前地大，而不求助于国民的决心空前地坚定。

    勒特罗纳1775年说得好：“国家创造工业集团只是为了找财源，或是靠出卖特许证赚钱，或是靠设置各种新官职赚钱，国家强迫各集团购买新官职。1673年敕令将亨利三世各项原则的恶果招引出来，勒令所有集团掏钱购取批准证书，强迫所有尚未纳入集团的手工业者加入。这事虽卑鄙，却赚得30万里佛。”

    我们已看到城市整个体制怎样被人们搞乱，不是出于政治目的，而是企图给国库捞钱。

    正是出于这种对金钱的需求，加之又不愿向三级会议索取，于是使卖官鬻爵制度应运而生，这种现象世所未见。由于这种出于理财思想的捐官制，第三等级的虚荣心遂在三个世纪当中得以保持不衰，他们唯一的念头就是获取官职，于是国民的内心深处被灌进这种对职位的普遍**，这种**后来成为革命与奴役的共同源泉。

    财政越拮据，新设职位就越多，而免税或特权是所有新职位的报酬；由于是出于国库的需要而不是行政的需要，因此这样设置的官职多得简直难以置信，或是完全无用，或是反而有害。自1664年起，科尔贝尔作了调查，发现在捐官这项不务正业上，人们投入的资本几达5亿里佛。据说黎世留废除了10万个官职。不过这些官职马上又以其他名目重现。为了刮点钱，人们放弃了对自己的官员的领导、控制和强制。一个如此庞大复杂、如此难于运转、如此不起作用的行政机器就这样建立起来了。结果不得不让这台机器以某种方式空转，同时在它之外另设一个更简练、更得心应手的政府工具，藉此切切实实办一些所有官员假装在办而实际未办的事。

    假如让人对这些讨厌的机构进行讨论，可以断定，这些机构中没有哪一个能维持20年。假如人们当初凑巧再召集三级会议听取它的意见或怨言，那么这些机构恐怕根本不会建立或增加。几个世纪来为数极少的几次三级会议一直在不断反对这些机构。这些会议曾多次指出，国王窃取权力任意征收捐税乃是一切流弊的根源，若引用15世纪那种强有力的语言的原话，那就是，国王窃取了“未经三个等级同意和商议而以人民的血汗自肥的权利。”三级会议不仅关注自身的权利，还强烈要求人们尊重各省与城市的权利，而且经常达到目的。在每次会议上都可以听到发自内心的反对负担不平等的呼声。三级会议多次要求废弃行会管事会制度；它们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猛烈攻击不断增长的卖官鬻爵制。它们说道：“谁出售官爵，谁就出卖正义，此乃可耻之举。”当捐官制确立之后，三级会议继续申斥滥设官职。它们起而反对重重无用的职位、危险的特权，但总是无济于事。这套机构恰恰是为反对它们而建立的；它的产生绝不是要召开三级会议，而是要在法国人的眼皮下，将捐税乔装打扮，而不敢向他们显示其真面目。

    请注意，最出色的国王也和最坏的国王一样使用这套伎俩。最后确立捐官制的是路易十二；出售官职世袭权的是亨利四世：这套制度的罪恶比推行这套制度的那些人的美德大得多！

    由于想逃避三级会议的监督，于是大部分政治职能转到了最高法院手中，结果在政府中造成司法权的混乱，对良好的秩序危害极大。必须假装提供若干新的保障来代替被剥夺的保障；因为法国人能够耐心地忍受**政权，只要这政权不暴虐，但他们从不愿意和它面面相觑，因此，在**政权前面设立某种虚假的障碍，虽不能阻止**政权，至少起点遮掩作用，这样做当然是明智的。

    最后，正是这种阻止国民索还自由、只向国民索钱的愿望不断地促使各阶级彼此分离，使它们在共同的反抗中最终既不能彼此接近，也不能取得一致，以至政府在每个时期要对付的只不过是单枪匹马的寥寥数人。在这段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杰出的君主不断出现，有些以思想闻名，若干则才华出众，几乎所有的人都勇略过人，但没有一个君王致力于使各阶级接近与联合，而不使它们处于同等的依附地位。我说错了：有一位国王曾经这样想，并且确曾为之全力以赴；而这位国王——谁能揣摩上帝的判断如何？——恰恰是路易十六。

    阶级分裂是旧王国的罪恶，并且后来成了它的托辞；因为，当国民中富裕及有教养的部分在政府中再也不能和睦相处、互相帮助时，国家的自我管理就仿佛不复可能，必须有一位主宰介入。

    蒂尔戈在给国王的一份秘密报告中感伤地写道：“国民是由联合得不紧密的不同等级构成的社会，是由彼此之间极少连系、各顾自己的人民构成的社会。在这里根本看不到什么共同利益存在。各个村庄、各个城市的相互联系同它们所归属的各行政区一样少。甚至在完成对它们十分必要的公共工程方面，它们也不能取得一致。在这场各种奢望与企图的无休止斗争中，陛下不得不亲自决定一切，或由陛下委托人定夺一切。人们等待您的特别谕令，以便为公共利益作贡献，以便尊重他人权利，有时也是为了行使自己的权利。”

    几个世纪间，同胞们形同路人或仇敌，要使他们互相接近并教育他们共同进行他们自己的事务，这可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使他们彼此分离比使他们重归于好要困难得多。我们已为世人提供了难忘的例证。60年前，当使旧法国分裂的不同阶级在被重重障碍长期隔绝之后彼此重新接触时，他们首先触到的是他们的伤痛处，他们重逢只不过是为着互相厮杀。甚至到今天，他们虽已不在世上，但其嫉妒和仇恨还留在人间。

    第十一章：旧制度下自由的种类及其对大革命的影响

    如果有人读这本书到此释手，那他对旧制度政府只得到一个很不完全的形象，他就理解不了产生大革命的那个社会。

    公民们四分五裂，闭关自守，王权四处扩展，强大有力，看到如此景象人们可能认为独立精神已同公共自由一起消失了，以为所有法国人都同样地百依百顺。但情况并非如此；政府已然独断专行地指挥一切公共事务，但它还远未成为所有个人的主宰。

    在为**政权制订的许多规章制度中，自由仍未死亡；不过这是一种我们今天很难设想的奇特的自由，要想搞清它对我们能有什么利弊，就必须详细加以考察。

    当中央政府取代所有地方政权，日益充斥整个行政领域时，它原先允许存在的或是它一手创立的规章制度，古老习俗、旧风尚，乃至种种弊端，均在妨碍着它的行动，并在众多人的灵魂深处保持着反抗精神，使形形色色的特征保留其坚固性和鲜明性。

    中央集权制那时便已具有同我们今天一样的性质、一样的程序、一样的目的，不过尚未具有同样的权力。为了千方百计捞钱，政府出售了大部分官职，因而自己也就失掉了任意封官免职的能力。政府的这一**大大地妨害另一**：它的贪婪与它的权欲相抗衡。为了办事，它被迫不断地使用那些并非它自己制造而它又没能力捣毁的那些工具。结果它的最**的意志，经常在实行中变得软弱无力。公职这种古怪而有害的结构成了抵挡无所不在的中央政权的一种政治保障。这就好比一道堤防，尽管歪歪扭扭建造低劣，却能分化它的力量，缓和它的冲击。

    当时的政府还不能像今天的政府那样支配无穷无尽的恩典、赈济、荣誉和金钱；因而它掌握的诱惑性手段与强制性手段都远不如今天多。

    况且政府自己对其权力的准确限度也并不了解。它的权利均未经正式确认，也未牢固确立；它的行动范围已经十分广大，但是它的行进步伐并不稳当，仿佛身临陌生之地，四周一片黑暗。这片可怕的黑暗将一切权利的界限都掩盖起来，它分布在一切权利周围，有利于国王剥夺臣民自由的企图，但对于保卫自由也常常有利。

    政府自感涉世浅身世微，办起事来总是畏首畏尾，生怕途中碰到障碍。当人们读18世纪大臣和总督们的来往信函时，就会十分惊异地看到一种怪现象，臣民百依百顺，这个政府是如此地富于侵夺性和**特征，但一当它遇到最微小的反抗，它便不知所措，最轻微的批评也会使它惶惶不安，简直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于是它停顿下来，犹豫，商议，折中，常常不敢超越自己权力的天然范围。路易十五优柔寡断的利己主义和他的继位者的仁慈品德均有此倾向。况且这些君王从未想到会有人要推翻他们。他们丝毫不具备后来的统治者常因恐惧而沾上的那种不安的、冷酷的天性。国王们蹂躏的只是些他们看不见的人。

    最不利于确立正规的、有益的自由的那些特权、偏见和错误思想，现在使大量臣民在心中保持着独立的精神，使他们坚决反对当局滥施权力。

    贵族们极端蔑视严格意义的行政当局，尽管他们不时有求于它。即使他们放弃旧权力，他们仍保持着他们先辈的骄傲，既仇视奴役，也仇视法规。他们毫不关心公民们的普遍自由，对政府在公民周围加强控制心安理得；但是他们不能容忍政府的控制落在他们自己头上，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必要时甘冒种种危险。当大革命开始之际，这个行将与王权一起倾覆的贵族阶级，面对国王，尤其是国王的代理人，态度比即将推翻王权的第三等级还要激烈，言语更为自由。贵族强烈要求我们在代议制的37年中所拥有的差不多所有反对滥施权力的保障。阅读贵族的陈情书，我们可以感到，除了偏见和怪癖外，贵族的精神和某些崇高的品质历历在目。永远值得惋惜的是，人们不是将贵族纳入法律的约束下，而是将贵族打翻在地彻底根除。这样一来，便从国民机体中割去了那必需的部分，给自由留下一道永不愈合的创口。多少世纪中一直走在最前列的阶级，长起来发挥着它那无可争议的伟大品德，从而养成了某种心灵上的骄傲，对自身力量天生的自信，惯于被人特殊看待，使它成为社会躯体上最有抵抗力的部位。它不仅气质雄壮，还以身作则来增强其他阶级的雄壮气质。将贵族根除使它的敌人也萎靡不振。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完全取代它；它本身再也不会复生；它可以重获头衔和财产，但再也无法恢复前辈的心灵。

    教士们自那个时期以来在世俗事务中常常俯首贴耳，屈从于不管哪一个尘世君王，只要君王稍有惠顾，他们就大事阿谀奉承；然而在当初，他们却是国民中最有独立性的团体，惟有这个团体拥有人们不得不尊重的特殊自由。

    外省已丧失自主权，城市只保留下一点自治的影子。没有国王特准，贵族不得十人聚会商讨任何事务。法国教会一直到最后还保留着定期会议。在其内部，教权本身受到种种它必须遵守的限制。低级教士在这里拥有严肃的保障，防止上级的暴虐，也用不着担心主教凭籍淫威迫使他们屈从君主。

    我无意对教会这一古老体制妄下评断；我只是说，教会丝毫未使教士们的心灵接受政治奴役。

    此外，许多教士具有贵族血统，他们把贵族地位所具有的那种自豪、不顺从带入教会。再者，他们都是国家的上流阶层，享有各种特权。这种封建权利对教会的道义威力危害甚大，但却使每个教士在世俗政权面前具有独立精神。

    但是赋与教士们以公民的思想、需求、感情以及甚至公民热情的特殊条件，乃是土地所有权。我曾耐心阅读旧的省三级会议特别是朗格多克省三级会议遗留下来的大部分报告和辩论，因为朗格多克的教士比别省更多地参与公共管理细务；我还耐心读过1779年与1787年召集的省议会的会议记录，我带着我这个时代的思想去阅读，惊讶地看到这些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其中许多人以圣洁和学识出众——就道路或运河的修建撰写报告，以行家的知识论述修建原因，从科学与技艺各个方面探讨什么是增加农业产品、保障居民福利与增进工业繁荣的最佳途径，他们同那些负责同类事务的所有教外俗人相比不相上下，常常还更高一筹。

    与普遍流行而且根深蒂固的一种意见相反，我敢认为，剥夺天主教教士一切土地占有权并将其全部收入改为薪俸，这种做法只有助于罗马教廷和尘世的君主们，人民自己却失掉了自由的一个极大成分。

    一个人在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服从于一种外来权威，而在他所居住的国度又不能有家室，这样的人可以说只有唯一一种牢固的联系可以将他维系在土地上，那就是地产。砍掉这道联系，他便不再有任何特殊归属。在这块他偶然降生的地方，他像一个陌生人生活在一个世俗社会中，在这个社会里几乎没有任何利益能直接触动他。在良知上，他只能依赖教皇；他的衣食只能仰赖君主。他的唯一祖国是教会。在每次政治事件中，他只辩别什么对教会有益，什么对教会有害。只要教会自由昌盛，其他无关宏旨。在政治上他最自然的状态是漠不关心：基督之城的杰出成员，其他各处的平庸公民。一个身为幼童导师和品德指导的团体，既有这样的情感和类似的思想，便不能不使整个民族的灵魂在触及公共生活的问题上变得软弱无力。

    必须重读1789年教士等级的陈情书，才能对人们的地位变化所引起的精神革命有一个正确的概念。

    教士在陈情书中常常表现出不宽容，有时顽固地依恋他们以往的特权；但尽管如此，他们同第三等级或贵族一样，仇视**制度，支持公民自由，热爱政治自由，他们宣布个人自由应受保障，不靠许诺，而是要靠与人身保护法类似的法律程序。他们要求摧毁国家监狱，废除特别法庭和调案，一切法庭辩论公开，所有法官不得罢免，所有公民均可录用任职，才干是任职的唯一标准；征兵对于人民应少带侮辱性与压迫性，任何人不得免除兵役；赎买领主权利，他们说，领主权利源于封建制度，与自由截然对立；劳动自由不受任何限制，废除内地关税；大办私立学校：按他们的计划，每个教区必须设一学校，实行免费教育；所有乡间均设世俗慈善机构，诸如济贫所和慈善工场；尽一切方法鼓励农业。

    在严格意义的政治方面，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强烈地宣布，国民拥有召开议会，制定法律，自由表决捐税的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权利。他们认为，未经本人或其代表投票表决，不得强迫任何法国人缴纳捐税。教士还要求自由选举的三级会议必须年年召开；三级会议必须在国民面前讨论一切重大事务；三级会议必须制定普遍法律，任何特殊惯例或特权不得与之冲突；三级会议编制预算，甚至控制王室，三级会议代表不受侵犯，大臣必须始终对三级会议负责。他们也要求各省都设立三级会议，各个城市都设立市政府。关于神权问题，则只字未提。

    尽管他们成员中某些人罪恶昭彰，但总的来说，我不知道在这世界上还有哪国教士比大革命突然袭来之际的法国教士更加卓越，更加开明，更有民族性，更少仅仅固守私人道德，更多具备公共道德，同时信仰更坚定：对教士的迫害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我开始研究旧社会时对教士充满偏见；我结束这一研究时对他们充满敬意。老实说，教士身上的缺点只不过是所有行业组织固有的缺点，不论是政治组织也好，宗教组织也好，当它们紧密联合、结构严密时，就好侵占，少宽容，本能地、间或盲目地坚持本团体的特殊权利。

    旧制度的资产阶级同样比今天的资产阶级更善于体现独立精神。甚至它的构造上的许多缺陷也有助于这种独立精神。

    我们已看到资产阶级在当时占据的职位比今天的数量多，而且中产阶级为获得这些职位表现了同样的热忱。但请注意时代的不同。由于这些职位大都是政府既不能授与也不能夺走的，因而任职者的重要增加了，而他不必受政权的任意摆布，这就是说，今天迫使那么多人俯首贴耳的因素，在那时恰恰最有力地促使他们受到尊重。

    此外，使资产阶级与人民大众不幸分离的各种各样的豁免权将资产阶级变成了假贵族，而在假贵族身上也往往表现出真贵族那种骄傲与抗拒精神。特殊的小团体把资产阶级分割成那么多部分，以至人们在每一个这样的联合体中，自然地忘掉整体的利益，一心只顾小团体的利益和权利。人们在这儿要捍卫共同的尊严、共同的特权。从没有一个人会隐没在人群中苟且偷生。每个人都站在舞台上，舞台确实非常小，但灯火通明，台下始终有同样的观众，他们时刻准备报以掌声或喝倒彩。

    那时，平息一切反抗的手法较之今日还很不完善。那时的法兰西还没有变成我们今天生活的万马齐喑的地方；相反，它响声隆隆，尽管法兰西还没出现政治自由，只须抬高嗓音远处就能听见。

    那个时代被压迫者使自己的呼声上达的唯一途径，就是司法机构。法国当时因其政治与行政制度已成为一个**政府的国家，但是由于它的司法制度，法国人民仍然是自由的人民。旧制度下的司法机关十分复杂、阻力重重、手续缓慢、费用昂贵；毫无疑问，这些是严重的缺陷，但是在司法机关从不存在对政权的屈从，而屈从不过是卖官鬻爵的一种形式，甚至更糟。这项致命弊病不仅腐蚀法官，而且很快毒害了全体人民，但在当时，司法机关却无这种弊病。法官实行终身制，不求升迁，这两点对其独立性都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即使用万般伎俩进行收买仍不能迫其就范，这有何妨？

    王权确实已从普通法庭手中窃得几乎所有涉及当局的讼案审理权，但尽管剥夺了它们的权力，王权对法庭还是心怀恐惧。因为王权虽然阻止法庭审理，但也不敢永远阻止法庭听取控诉，陈述意见；古法语爱给事物正名，而当时的司法语言保持着古法语的这一风格，所以法官们经常把政府的举动直截了当地称为**与武断行为。法院不正规地干预政府，这经常使行政事务无法正常进行，这种情况有时倒成了个人自由的保障：正所谓以毒攻毒。

    在司法团体内部及其周围，旧风尚在新思想中间保持着活力。高等法院无疑对它们自己比对公共事物更加关心；但必须承认，在捍卫自己的独立与荣誉时，它们始终表现得顽强不屈，并把这种精神传给所有接近它们的人。

    1770年，当巴黎高等法院被撤销时，高等法院的法官们丧失了他们的地位和权力，但是在国王的意志面前，没有一个人屈服退让。不仅如此，种类不同的各法院，如审理间接税案件的法院，虽然并未受到株连和威胁，但当国王的严厉处罚已经确定无疑时，他们情愿挺身而出，同受处罚。还有更精彩的事例：在最高法院出庭辩护的首席律师们甘愿与最高法院共命运；他们抛弃荣华富贵，宁可缄口不言，也不在被羞辱的法官面前出庭。我不知道在各自由人民的历史上还有什么比此时此刻所发生的事件更加伟大，可是这事件就发生在18世纪，发生在路易十五宫廷附近。

    司法习惯在很多方面变成了民族习惯。人们从法庭普遍接受了这一思想，即一切事务均可提交辩论，一切决定均可复议，利用公开性，讲究形式——这些都与奴役性格格不入：这就是旧制度留给我们的自由人民教育的唯一部分。政府自己也从司法用语中借取了很多语言。国王认为在发敕令时必须说明缘由，在下结论时必须阐明原因；御前会议在下达的判决中冠以长篇前言；总督派执达员传达他的法令。在渊源古老的所有行政机构内部，例如在法兰西财政官或当选人团体内部，人们对各类事务进行公开讨论，经辩论之后才作决定。所有这些习惯，所有这些形式，都是君主专横跋扈的障碍。

    只有人民，尤其农村人民，除使用暴力外，对于压迫几乎始终处于无法反抗的境地。

    我刚才列举的大部分抵御手段人民都不具备；要想使用这些手段，就必须在社会上有一个能为世人看到、声音达于四方的地位。但是在人民之外，在法兰西没有人——只要他存心——不能巧妙地指责顺从，在屈从中抗争。

    国王以首领而不是以主子的口吻对国民讲话。路易十五统治初期，在一道敕令前言中说道：“我们统率着一个自由慷慨的民族，无尚光荣。”路易十五的一位祖先早就用更古老的语言，表达过同一思想，他在感谢敢于进谏的三级会议时说道：“我们宁愿向自由人而不是向农奴讲话。”

    18世纪的人没有那种培育奴性的对安逸的贪求，这种**萎靡柔弱，然而又顽固不化，它很容易与一些私德混合、甚至交织在一起，如爱家庭、崇尚风化、尊重宗教信仰，甚至对现行教仪采取不冷不热但按时参加的态度；它使人笃诚，但排斥英雄主义，它善于造就规规矩矩的人和怯懦的公民。18世纪的人比现在的人要好，但也坏些。

    当时的法国人喜爱欢快，崇尚享乐；和今天相比，他们的习惯更放荡不羁，感情和思想更杂乱无章；但是他们对我们眼下的这种有节制的、有礼貌的肉欲主义一无所知。在上层阶级中，人们倾心于装饰生活，而不是使生活更舒适方便，更关心出人头地，而不是发财致富。即使在中产阶级中，人们也从不是一心追求安逸；他们常常抛弃对安逸的追求，而去寻找更美妙更高雅的享乐；他们除金钱之外到处置有某种其他财富。当时有个人用古怪但不乏自豪感的口吻写道：“我了解我的民族：他们精于铸造和浪费金银，但不会用惯常的信念去崇拜金银，他们随时准备回复到他们古代的偶像——价值、光荣，我敢说，慷慨宏伟——那里去。”

    此外，决不能根据对最高权力的服从程度去评价人们的卑劣：这样就会应用一个错误的尺度。不管旧制度的人们怎样屈服于国王意志，他们却不接受这样一种服从：他们不会由于某政权有用或者能为非作歹而屈服在一个不合法的或有争议的、不为人尊重的、常常遭蔑视的政权下，这种可耻的奴役形式对他们来说始终是陌生的。国王在他们心中激发起种种情感，已往世界上最**的君主们都办不到，大革命将这些情感从他们心中连根拔掉，所以我们也几乎无法理解它。

    他们对国王既像对父亲一样满怀温情，又像对上帝一样充满敬意。他们服从国王最专横的命令，不是出于强制而是出于爱，因此他们往往在极端的依赖性中，保持着非常自由的精神。对于他们来说，服从的最大弊病是强制；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最微不足道的毛病。最坏的弊病是迫使人服从的奴性感。

    不要瞧不起我们的先辈，我们没有这个权利。但愿我们能够在发现他们的偏见与缺点同时，发现一点他们的伟大！

    因此，如果认为旧制度是个奴役与依附的时代，这是十分错误的。那时有着比我们今天多得多的自由：但这是一种非正规的、时断时续的自由，始终局限在阶级范围之内，始终与特殊和特权的思想连在一起，它几乎既准许人违抗法律，也准许人对抗专横行为，却从不能为所有公民提供最天然、最必需的各种保障。这种自由，尽管范围狭小、形式改变，仍富有生命力。在中央集权制日益使一切性格都变得一致、柔顺、暗淡的时代，正是自由在大批个人心中，保留着他们天生的特质，鲜明的色彩，在他们心中培育自豪感，使热爱荣誉经常压倒一切爱好。我们行将看到的生机勃勃的精灵，骄傲勇敢的天才，都是自由培育的，他们使法国大革命成为千秋万代既敬仰又恐惧的对象。要是在自由不复存在的土地上，能成长譬如此雄健的品德，这才是怪事。

    但是，如果说这种不正规的、病态的自由为法国人推翻**制度准备了条件，那么，这种自由使法国人比其他任何民族也许更不适于在**制度的遗址上，建立起和平与自由的法治国家。

    第十二章：尽管文明取得各方面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有时竟比13世纪还糟

    法国农民在18世纪不再受那些封建小恶霸的欺凌；来自政府的强暴行为也很少涉及他们；他们享受着公民自由，拥有部分土地；但是所有其他阶级的人都离弃他们，他们处境之孤单也许为世界上任何地方所仅见。这是一种新奇的压迫，其后果值得单独加以详细考察。

    自17世纪初期，据佩雷费克斯说，亨利四世便抱怨贵族抛弃乡村。到18世纪，逃离农村几成普遍现象；那个时代的所有文献都指明了这点，并为之感到痛惜：经济学家在他们的书里，总督们在通信中，各农业协会在论文中都指出这点。在人头税登记簿里可以找到确凿证据。人头税是在实际住所征收的：所有大贵族和部分中等贵族的人头税都在巴黎征收。

    农村里几乎只剩下家道小康、无力脱身的贵族。他们与农民为邻，朝夕相处，其处境在我看来，是富庶的所有者从未见过的。既然不再是农民的首领，他们也就不像昔日那样有心照顾、帮助和领导农民；另一方面，既然不像农民一样承担公共捐税，他们就不会对农民的凄楚抱有满腔同情，因为他们没有这种经历；也不会分担农民的苦衷，因为他们无切肤之痛。这些农民不再是他们的臣民，而他们也还未成为农民的同胞：这种现象是史无前例的。

    这种情况导致了一种心灵上的不在地主制，假如可以这样说的话，它比严格意义上的不在地主制更频繁、更有效。因此，仍在自己土地上居住的贵族常常抱有他不在乡间时他的管家的种种观点和感情；像管家一样，他认为佃农只不过是债务人，对这些人他百般勒索，凡是按法规或惯例属于他的东西都不放过，结果这些封建残余权利的勒索竟比封建时代还要苛刻。

    他经常负债累累，始终穷困潦倒，在城堡里，一般过着极端吝啬的生活，心里盘算的只是攒钱，以便过冬时进城挥霍。老百姓说话通常一针见血，他们给这类小贵族起了个名字，用猛禽中身量最小的那种来称呼他：燕隼（lehobereau）。

    无疑，人们会拿单个人的例子来反驳我；我谈的是阶级，唯有阶级才应占据历史。谁能否认在当时也有很多富庶的所有者无时无刻不计利害地关心着农民的福利？但是这样做的人恰好与他们新的社会地位的规律相抵触，不管他们愿意与否，这条规律促使他们对农民漠不关心，同样也促使他们从前的附庸心怀仇恨。

    人们常把贵族离弃农村归因于某些大臣、某些国王的特殊影响：有些人归之于黎世留，另一些人归之于路易十四。确实，君主制最后三个世纪中，使贵族与人民分离，将贵族吸引到宫廷进入仕途，这差不多一直是历代君主的主导思想。特别是在17世纪，当时贵族阶级还令王权生畏。向总督提出的种种问题中还有这样的问题：“你的省里的贵族愿意留在老家还是愿意离开？”

    有一个总督写信答复了这个问题；总督在信中抱怨他省内的贵族不愿在国王身边尽义务，反而甘愿和农民呆在一起。

    不过请特别注意这点：这里谈到的省份乃是安茹；这就是后来的旺代。据说，唯有这些拒绝向国王尽义务的贵族，后来拿起武器，捍卫法国的君主制，并为之战斗捐躯；他们之所以有这样的荣耀，全在于他们能够把农民吸引在他们周围，尽管有人指责他们乐于在农民中间生活。

    然而，当时构成民族头脑的那个阶级离弃农民的现象，决不能归因于某几个国王的直接影响。这种现象的首要而持久的原因不在于某些个人意志，而在于各种制度的缓慢而不断的运动；18世纪政府欲割除弊端，但连弊端的扩展也无法控制，这就是明证。随着贵族彻底失去政治权利和地方自由的消失，贵族的迁移增多了，人们无须再去引诱他们出走，他们已无心留下：田园生活对他们已变得兴趣索然。

    这里我论述贵族的话应理解为全国各地富有的地产主：中央集权的国家，开明有钱的人纷纷离去的乡村；我能否更进一步说：中央集权的国家，耕作粗放陈旧的国家，并评论一下孟德斯鸠深刻的话语，同时明确其含义。孟德斯鸠说：“土地出产之少主要不在于土地肥沃程度，而在于居民是否享有自由。”不过我不想离题太远。

    我们在别处已经谈到资产者抛下农村，千方百计在城市找一栖身之地。旧制度的全部文献对这一点是完全一致的。文献证明，农村里几乎从未见过超过一代的富裕农民。种田人一旦靠勤勉挣到一点财产，便立即令其子弟抛开犁锄，打发他进城，并给他买下一官半职。时至今日，法国种田人对使其致富的这个行业还常常表现出一种奇特的厌恶心理，这种现象应上溯到这个时期。原因已消失，但后果尚存。

    真正说来，长期居住在农民当中并和农民保持不断联系的唯一有教养的人，或按英国人的说法，唯一的绅士，就是本堂神甫；尽管伏尔泰有言在先，假如本堂神甫本人不是那样紧密地、明目张胆地同政治权力制度相联系，他本可以成为农村居民的主宰；政治权力制度固然给了本堂神甫许多特权，但是他也部分地激起了人民对这种制度所产生的仇恨。

    就这样，农民与上层阶级几乎完全隔离开了；他们与那些本来能够帮助他们、领导他们的乡亲们也疏远了。这些人有了知识，富裕起来，就避开农民；农民好像被人从整个国民中淘汰下来，扔在一边。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这在欧洲任何一个文明大民族都未曾见过，即使在法国，这也是晚近现象。14世纪的农民受压迫更深，得到的救助也更多。贵族有时对农民施以暴虐，但他们从未抛弃农民。

    18世纪，村庄是一个共同体，一切成员都贫穷、蒙昧、粗野；村里的行政官也同样不识文墨，遭人轻视；村子里的理事大字不识；村里的收税人不会亲手清理邻人和自己财产的帐目。昔日的领主不仅已无权统治农民，而且在他们看来，介入村庄的治理简直有损身份。制订军役税，征集自卫队，决定徭役，这些都是卑下的行当，是理事的职业。只有中央政权才关注农村共同体，由于中央政权地处遥远，对共同体中的居民尚无畏惧，所以它关注共同体只不过是想从共同体捞取油水罢了。

    现在来看看一个被抛弃的阶级的境况吧。既无人想对它施以暴政，也无人试图开导它、为它服务。

    封建制度压在农村居民身上的种种最沉重的负担无疑已经撤销或减轻了；但是，有一点人们却不甚了解，那就是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些负担，也许较前更为沉重。农民不再承受其先辈所遭受的全部苦难，但他却经受着其先辈闻所未闻的许多痛苦。

    众所周知，两个世纪以来，几乎全靠农民的血汗，军役税增加了十倍。这里必须解释人们向农民征收军役税的方式，以便说明在那些文明的世纪里，有哪些野蛮的法律还能够制订或维持，而国家中最有教养的人却无动于衷，并不想改变这些野蛮法律。

    在1772年总监本人写给各省总督的一封密函中，我找到了有关军役税的描述，这幅图画堪称是一帧精确简明的小小杰作。这位大臣说道：“军役税在摊派上是任意的，在征收时是连带责任的，在法国绝大部分地区都是对人而不对物的，随着每年纳税人的财产状况的变动，军役税也不断发生变化。”几句话便概括了一切；没有比这几句话更巧妙地形容这个人们以此自肥的弊端了。

    教区每年规定应缴纳的全部税额。照这位大臣所说，税额不断变化，乃至种田人前一年无法料知下一年应付多少。在教区内，每年随便任命一位农民为收税员，由他负责将捐税负担分配到所有其他人身上。

    我答应要讲一下这个收税员的处境。让我们来听听1779年贝里的省议会的发言吧；这个省议会是无可指责的：它完全是由不缴纳军役税的、由国王选定的特权者们组成的。它在1779年说道：“鉴于大家都不愿当收税员，每个人就必须轮留担任。因而征集军役税的责任便每年委托给一个新收税员，不论其能力高低，正直与否；每年纳税人名册的制订也就受到制订人的人品的影响。收税员的畏惧、软弱或罪恶都可以在名册上找到印迹。此外，他怎样能把这桩事做好呢？他是在黑暗中摸索；因为谁确切知道邻人的财富多寡，以及这份财富与那份财富之间的比例？然而这只能凭收税员的意见来判断，他要以他的所有财产乃至人身，对收税员的职务负责。通常在两年之内，他必须花一半时间奔走于纳税人之家。凡不识字者必须在邻居中找人替补。”

    更早一些时候，蒂尔戈曾经讲到另一个省的情况：“这一职务给那些任职者带来绝望，几乎总是以破产告终；就是这样村里全部殷实之家陆续被陷入贫困。”

    然而这倒霉人的身上不乏横征暴敛的本领；他一身二任，既是牺牲品，又是暴君。在任期内，他不仅自己破产，他的手中也掌握着大家破产的命运。还是那个省议会说的好：“对他的亲属、他的朋友和他的邻居的优惠，对他的敌人的仇恨及报复，对庇护者的需求，唯恐引起派活的有钱公民的不快，所有这些在他的心中与正义感搏斗。”恐惧常常使收税人变得残酷无情；在有些教区里，没有催税员和执达员陪同，收税员便寸步难行。1764年有位总督致函大臣道：“当收税员不带执达员前往时，该缴税者就不愿缴纳。”吉耶内省议会还告诉我们说：“仅维勒弗朗什财政区一处，就有106个拘役传令人和其他执达吏助理在大道上终日奔波。”

    在18世纪全盛时期，法国农民为了逃脱这种横征暴敛的捐税，也像中世纪的犹太人一样：他在外表上装得穷困不堪，而实际上奋时并非如此；他的富裕理所当然地使他害怕：有一份文献我不是在吉耶内，而是在距它百里之内得到的，它提供了非常明显的证据。曼恩农业协会在它1761年的报告中宣布，它打算分配牲畜作为奖品，以资鼓励。“这个想法被打消了”，农业协会写道，“因为卑劣的嫉妒心会给获奖者招致危险后果，使他们在以后几年中由于强派的捐税而烦恼无穷。”

    在这样的捐税制度中，每个纳税人都确实有直接的和长远的切身利益去窥伺邻人，向收税员告发邻舍财富的增加；人人被挑唆去嫉妒、告密、仇恨。人们不是说，这种事是发生在印度斯坦的贵族领地上的吗？

    但是同时在法国，也有轻徭薄赋的地区：某些三级会议省便是这样。这些三级会议省确实有权自行征税。例如在朗格多克，军役税只按地产抽取，不因所有者的富裕而变化；为此编制了固定的供查阅的土地清册，清册编订精细，每30年重修一次，土地在清册上依肥瘠分为三等。每个纳税人事先就精确地知道他该缴纳多少捐税。如果他不缴纳，惟有他本人，或不如说，惟有他的土地，对此负责。倘若他认为他在捐税摊派中受了损害，他永远有权要求将他的捐税份额与他自己选定的教区的另一居民的份额相比较。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谓的比例平等上诉（l’appelàl’égalitèpro－porationelle）。

    所有这些显然恰恰都是我们现在遵循的那套规章制度；从那时以来我们没有加以改进，只是推而广之；因为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们从旧制度的政府中接过来我们的国家管理形式，我们并没有去模仿旧制度政府的其他东西。我们是从省议会而不是从旧制度的政府那里，借来了我们最好的管理方法。我们采用了机器，抛弃了产品。

    农村人民经常贫困的现象，还产生了各种不利于消除贫困的格言。黎世留在他的政治遗嘱中写道：“人民一旦富裕，就很难遵章守纪。”在18世纪，人们看法不至如此绝对，但仍认为农民若不常为生活所迫，决不会干活：穷苦是防止懒惰的唯一保障。这正是我有时听到人们谈论殖民地黑奴时宣布的那套理论。这一见解在执政者中流传甚广，因此所有经济学派不得不摆出姿态，加以批驳。

    谁都知道，军役税最初是用来供国王购买士兵以免除贵族及其附庸军役的；但到17世纪，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军役的义务重又纳入自卫队名下，而这一次完全落在人民头上，而且差不多全部落在农民头上了。

    考察一下总督官邸中充箱盈柜的有关追捕抗命自卫队士兵或逃亡者的骑警队办案笔录，就足以断定，征募自卫队障碍重重。对农民来说，实在没有比自卫队这种公差更无法忍受的了；为了逃避这种差役，他们常常遁入林莽，政府必须动用武装追捕。这种情况不免使人惊异，因为今天实行的强迫征兵制是何等轻而易举。

    旧制度的农民对自卫队的这种极端厌恶应该归因于执行法律所用的方法，而不在于法律原则本身；特别应归咎于这种作法使有被征危险的人长期心神不定（只要未结婚成家，直到四十岁都可能被征）；他们担心朝令夕改，即使抽着免征签也无济于事；禁止找人替换；还由于农民不愿去干艰苦危险又毫无提升希望的营生；但是尤其令农民厌恶的还在于，如此庞大的重担唯独落在农民身上，落在农民中最穷苦无告者身上，他们地位卑下，使苛政更难忍受。

    我手中有很多1769年在大量教区中举行抽签的记录；每个教区免征者的情况都列在上面：这一个是贵族家的仆人；那一个是修道院的守卫；第三个实际上只是资产者的奴仆，不过这个资产者过着贵族式的生活。唯有富裕者可以免征；当一个种田人年年被列入最高纳税者行列时，他的子弟便享有特权，免征入自卫队：此即所谓鼓励农业。经济学派在其他方面最好鼓吹平等，对此却无动于衷；他们只是要求将这种作法推而广之，就是说，加重最贫困、最无人庇护的农民身上的负担。其中一位经济学派说道：“士兵的微薄军饷，士兵吃穿住的方式，士兵彻底的依附性，除了下层百姓外，对其他人来说，都过于严酷，无法承受。”

    直到路易十四统治末期，交通要道无人保养，或者由交通要道的所有使用者保养，即国家或沿途全部的所有主；但就在这个时期前后，交通要道的维修便开始单纯依靠劳役，就是说由农民单独负担了。不掏一分钱就能使道路通畅，这种方便之计真是独出心裁，无怪乎1737年，总监奥里在通报里要将它推广到整个法国。总督有权任意关押顽抗者，或派兵到他们家中搜捕。

    从那时开始，每当商业增长、对良好道路的需要和兴趣更为普遍时，徭役便应用于新辟道路上，徭役负担也增加了。

    1779年贝里省议会所作的报告说，这个穷省每年通过劳役进行的工程价值估计为70万里佛。1787年下诺曼底的估计与这一数额相差不多。没有什么比这更能清楚说明农村人民悲惨的命运：社会的进步使所有其他阶级富裕，却使农村人民灰心丧气；文明唯独与他们作对。

    约在同一时期，总督们在通信中说，鉴于徭役应单独用于交通要道，或照当时人所说，用于王家道路，因此，不能在村间特别道路上使用徭役。最穷苦、最少出门游历的人反倒要偿付路费，这真是奇思异想，不过这种思想尽管新奇，却十分自然地在那些从中渔利者的头脑中扎了根，他们很快就不再觉得事情还有其他方法解决。1776年，人们试图将徭役改为地方税，于是不平等马上改头换面，徭役化为新税，不平等继续存在。

    徭役从原来的领主徭役改为王家徭役，并且逐渐扩及所有公共工程。我看到在1719年，徭役竟然用来修建兵营！法令说道，各教区须派遣最佳工人，所有其他工程均为它让路。

    押送苦役犯进监狱，押送乞丐进慈善收容所，这都属于徭役；每当军队换防时，军队用具的搬迁也属于徭役：当时每支军队都拖着沉重的辎重，因此这种徭役十分繁重；必须从很远的地方调集大量车辆和牛，才能拉走这些东西。这类徭役起初不多，但当常规军越来越多时，这就成为一种最沉重的徭役。我读到一些国家承包人大声疾呼，要求给他们调派劳役，将建筑木材从森林送往沿海的军舰修造厂。这些服徭役者通常领取工资，不过工资总是随意规定，数额很低。赋税负担如此不合理，有时如此沉重，以至军役税收税人忧心忡忡。

    1751年，一位收税人写道：“为修路向农民征收的各项费用不久就要使他们无力缴纳军役税了。”

    如果在农民身旁有一些既有钱又有教养的人，他们即使无意保护农民，至少有兴致、有权力在掌握穷人和富人命运的那个共同主宰面前，替农民求情，那么所有这些新的压迫能制定吗？

    我读过1774年一个大所有者写给他所在省总督的信，恳请他开辟一条道路。照他的说法，这条道路必将使全村富裕兴旺，他摆出种种理由，随后他提到设立一个市集，他断定，食品价格将因市集增加一倍。这位好心的公民还说，只要略加资助，人们便可创办一所学校，为国王培养更加勤奋的臣民。在此以前，他从未考虑到这些必要的改良；两年前国王密札将他软禁于自己的城堡中，从那时起他才察觉这些问题。他坦率地写道：“两年来在故土上的流放，使我确信所有这些事情是极端有用的。”

    但是，尤其在饥馑的年代，人们发现昔日维系农村大所有者和农民的那些庇护与依附关系已经松弛或破裂。在那些危机时刻，中央政府因孤立和软弱而深感恐惧；它想一时恢复被它摧毁了的那些个人影响或政治团体，呼吁他们前来帮助，但无人响应，它通常惊异地发现，原来那些人已经死去，而且是被政府一手剥夺生命的。

    临此危境，在最穷的那些省份，有一些总督，如像蒂尔戈，贸然抵触法律，下令富庶的所有者必须养活他们的佃农，直到翌年收获。我找到许多本堂神甫1770年写的信件，他们向总督建议向本教区内的大所有主抽税，不管他们是在教的还是在俗的，他们写道：“这些人拥有大宗田产，但并不在那里居住，这些人从中攫取大笔收入，却带到别处去挥霍。”

    即使在正常年代，村子里也遭乞丐侵扰；因为，正像勒特罗纳所说，穷人在城里得到救济；但在农村里，一到冬季，行乞便成为绝对必要。

    人们不时以最残暴的手段对付那些不幸的人。1767年，舒瓦瑟尔公爵想一举扫除法国的行乞现象。在总督们的信函中，可以看到所用手段是何等残酷。骑警队受命同时逮捕王国内的所有乞丐；据说这样被捕的乞丐达5万多人。身强力壮的流浪汉被押解去服苦役；其他的人则由40多家乞丐收容所接纳：让有钱人再发发善心岂不更好。

    旧制度的这个政府，如同我说过的那样，在那些高居人民之上的人面前是那样温良恭俭让，当它对下层阶级尤其是对农民下手时，却常常是冷酷无情，并且总是猝不及防。我看过的文件当中，没有一份通报总督下令逮捕资产者；但是农民不断遭到逮捕，无论是在服徭役，服军役，行乞，治安，还是在这样那样的其他各种场合。对于那些骑在人民头上的人，使用的是独立的法庭，长时间的辩论，监护性的公开审理；对于下层阶级尤其农民，法官却即席判决，不准上诉。

    1785年内克写道：“在人民和所有其他阶级之间存在的巨大距离，容易转移人们的眼光，使之不注意政府怎样被操纵来对付所有小民百姓。仁慈与人道已成为法国人的特征和世纪精神，舍此这个问题便会使那些对此屈辱抱有同情的人们感到无穷忧愁，尽管他们自己免受贫苦。”

    但是，压迫不仅表现在这些不幸者处境恶化，而更多表现在不让他们改善自己的处境。他们是自由的所有者，他们差不多仍和他们的农奴祖先一样愚昧，而且往往更加穷苦。身处工艺奇迹倍出的时代，他们却毫无技艺；置身光辉灿烂的知识世界，他们却尚未开化。他们身上保留着他们种族特有的智慧和敏锐，但并没学会如何使用；种地本是他们的唯一营生，他们甚至连地也种不好。“在我眼前看到的是10世纪的农业”，一位有名的英国农学家说道。他们擅长的惟有当兵打仗；至少在这个行当，他们和其他阶级还有着天生的必要联系。

    农民就是生活在这道孤立穷苦的深渊中；他们被禁锢在这里，完全隔绝。在天主教崇拜未经反抗就被废除，教堂遭受亵渎之前不到20年，政府为弄清一区的人口，有时便采取这样的方法：本堂神甫在圣桌上点出参加复活节的人数；再加上小孩和病人的估计数：得出来的总和就是居民总数。当我发现这种情况时，我感到吃惊，几乎也感到害怕。然而时代思潮已经从四面八方深入到这些粗野人心中；它们通过条条隐蔽的地下渠道进入，在这些狭隘晦暗的处所，采用着各种奇异的形式。但从外表上看，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农民的风尚、习俗、信仰，仿佛始终如一；他们已被压服，他们照样喜悦。

    绝不能轻信法国人在他们最大的痛苦中经常表现出来的轻松愉快；轻松愉快只不过说明法国人相信他们的恶运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自寻开心，不去想它，而绝不是完全忘怀。给这些人打开一条出路吧，让他们摆脱他们似乎不介意的苦难，他们立即会朝那个方面飞快地跑去，势头暴烈，要是你挡住他们的道，他们连看都不看你一眼，就从你的身上踏将过去。

    对这些事情我们今天看得很清楚，那时的人们却看不到。

    上层阶级的人们很难清楚辩别老百姓灵魂中，尤其农民灵魂中所发生的一切。教育与生活方式使农民对人类事务有他们自己特有的理解，这个理解对其他一切人一直是封闭的。但是，当穷人和富人几乎不再有共同利益、共同哀怨、共同事务时，那遮蔽双方精神的黑暗就变得深不可测，穷人富人之间就会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大革命开始之际，一切身居社会大厦高层和中层的人们生活在何等古怪的安全感之中，当1793年已在眼前，他们还在巧言谈论什么人民的美德、温顺、忠诚、快乐无邪，看到这些，听到这些，怎能不觉得奇怪：这是多么可笑、多么可怖的景象啊！

    让我们在这里稍事停留，透过我刚刚论述的所有这些小事，思考一下上帝治理社会的一条最伟大的法则吧。

    法国贵族阶级坚持要同其他阶级割离；贵族终于免缴大部分公共捐税，让其他阶级去承担；他们以为免于这些负担，他们就保住了他们的威严，开始时看来确实如此。但为时不久，一种看不见的内脏疾病就缠住了他们，他们日益虚弱，却无人过问；他们的豁免权越多，家境却越贫困。相反，他们如此惧怕与之为伍的资产阶级，却富裕起来，有了教养；资产阶级就生活在贵族身边，他们不需要贵族，反对贵族；贵族既不愿把资产阶级当作合伙人，也不愿把他们当同胞；贵族不久就发现资产阶级乃是他们的竞争对手，过后就成其敌人，而且最终成为他们的主人。一个奇怪的政权解除了他们领导、保护、救济其附庸的责任；但与此同时，给他们保留了种种金钱权利和荣誉特权，他们估计并无损失；他们继续走在最前列，他们自己认为还在起领导作用，而且事实上，他们四周还簇拥着公证书中称作的臣民；其他的人则名为附庸、自由租地保有者、佃农。实际上，谁也不听从他们；他们是孤家寡人，当他们最终遭到攻击时，只能逃之夭夭。

    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命运尽管有极大差别，有一点却彼此相同：资产者同贵族一样，最终也和人民割离。资产者根本不接近农民，避免接触农民的贫困；资产者没有与农民紧密联合，共同对普遍的不平等进行斗争，反倒试图为一己的利益创立新的不公正：贵族拼命维持特权，资产者也同样拼命谋取特殊权利。资产者本来出身农民，这些农民在他眼里不仅形同路人，而且，简直可以说宿昧平生，只有当资产者把武器交给农民时，才意识到他在无意之中已唤起了民众的激情，对此他既无力控制也无力领导；他曾经是个鼓动者，不久即将变为牺牲品。

    法兰西这座大厦一度有雄踞全欧之势，当已成为废墟时，将使世世代代感到惊讶；但是注意阅读它的历史的人，并不难理解它的衰亡。我刚刚描述的几乎一切罪恶，几乎一切错误，几乎一切致命的偏见，其产生、持续、发展，实际上均当归咎于我们大多数国王一贯采取的分而治之的手法。

    但是当资产者与贵族彼此完全孤立，农民与贵族、与资产者也彼此隔离，当与此类似的现象在各阶级内部继续发生，各阶级内部就会出现特殊的小集团，它们彼此孤立，就像各阶级之间的情况一样，这时可能构成一个同质的整体，但其各部分之间再也没有联系。再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约束政府；也组织不起什么力量来援助政府。最后，作为其基础的社会一旦动摇，这座君主的宏伟大厦倾刻之间就会全部毁灭。

    最后，只有人民仿佛从他们所有的主子的过错和失误中得到了好处，其实即使他们真正挣脱了主子的统治，他们也无法摆脱主子灌输给他们的或听其他们吸取的种种错误思想、罪恶习俗、不良倾向的束缚。人们有时看到，人民在行使自由权时，竟然把奴隶的好恶也搬了过去，对自己的行为不能控制，以致蛮横地对待自己的教师。

    第三编

    第一章：到18世纪中叶，文人何以变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其后果如何

    我暂且把要描述的为这场伟大革命作准备的那些古老的一般事件放在一边。现在论述的是一些最近的特殊事件，它们最终确定这场革命的地位、发端和性质。

    长期以来，法兰西在欧洲所有民族中，就是一个最有文学天赋的民族；文人在法国从来没有展现像他们在18世纪中叶前后所展现的精神，从来没有占据他们在那时所取得的地位。这种情况在法国前所未有，我想，在其他国家也没有发生过。

    与英国不同，这些文人从不卷入日常政治，相反，他们的生活从未比这个时期更超脱；他们没有丝毫权力，在一个充斥官吏的社会里，他们不担任任何公职。

    然而，他们不像大多数德国同行那样，完全不问政治，埋头研究纯哲学或美文学。他们不断关心同政府有关的各种问题；说真的，他们真正关心的正是这些。他们终日谈论社会的起源和社会的原始形式问题，谈论公民的原始权利和政府的原始权利，人与人之间自然的和人为的相互关系，习俗的错误或习俗的合法性，谈论到法律的诸原则本身。这样，他们每天都在深入探索，直至他们那时代政治体制的基础，他们严格考察其结构，批判其总设计。的确，并不是所有作家都把这些重大问题作为进行特殊而深入研究的对象；大部分人只不过是蜻蜓点水，聊以自娱；但是，所有作家都遇到了这些问题。这种抽象的文学政治程度不等地散布在那个时代的所有著作中，从大部头的论著到诗歌，没有哪一个不包含一点这种因素。

    至于这些作家的政治体系，他们彼此分譬如此之大，以至有人想从中调和，形成一个统一的政府理论，却从未完成这项工作。

    尽管如此，如果撇开枝节，溯本求源，便不难发现，这些不同体系的作家们至少在一个最普遍的观念上是一致的，这个观念仿佛是他们每人都设想到的，似乎先于他们头脑中一切特殊思想而存在，并且是这些思想的共同来源。不管他们在进程中如何分歧，这个起跑点却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应该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

    只要仔细察看，人们就能发现，所谓18世纪政治哲学，严格说来，就包含在上述的那个唯一观念之中。

    这样的思想并不新鲜：3000年来，它不断地在人类的想象中闪现，但从未固定下来。那么，这回它是怎么占据所有作家的头脑的呢？为什么不像往常那样只停留在几个哲学家头脑里，却一直深入到大众中，使他们政治热情经久不衰，以致关于社会性质的普遍而抽象的理论竟成了有闲者日常聊天的话题，连妇女与农民的想象力都被激发起来了呢？这些作家一无地位、荣誉、财富，二无职务、权力，怎么一变而为当时事实上的首要政治家，而且确实是独一无二的政治家，因为其他人在行使政权，惟有他们在执掌权威？我想用几句话指出这个问题，让大家看看这些似乎仅仅属于我们的文学史的事件，对于大革命，以及对于我们今天，产生了何种非同小可的影响。

    18世纪的哲学家们普遍形成的那些观念与他们时代作为社会基础的观念格格不入，这种现象并非偶然；他们这些思想是眼前的那个社会自身的景象向他们自然地提供的。荒谬可笑的特权泛滥，使人们越来越感到沉重，越来越认为特权没有存在的理由，这种景象把每个哲学家的头脑同时推向，或不如说抛向人的社会地位天生平等这种思想。他们看到那些从往昔的时代沿袭下来的凌乱古怪的制度，从来无人希图加以整饬，使之适应新的需要，这些制度虽已丧失效力，却仿佛还要垂诸万世，因此他们很容易就对旧事物和传统感到厌恶，自然而然地趋向于各自以理性为唯一依据，勾画出崭新的蓝图去重建当代社会。

    这些作家的处境本身也为他们对于政府问题的普遍抽象理论的兴趣作了准备，并且使他们盲目地相信这些理论。他们的生活远远脱离实际，没有任何经历使他们天性中的热忱有所节制；没有任何事物预先警告他们，现存事实会给哪怕最急需的改革带来何种障碍；对于必然伴随着最必要的革命而来的那些危险，他们连想都没想过。他们对此毫无预感；由于根本没有政治自由，他们不仅对政界知之甚少，而且视而不见。他们在政界无所作为，甚至也看不到他人的所作所为。

    只要见过自由社会、听过其中的争论的人，即使不问国事，也能受到教育，而他们连这种肤浅的教育也没有。这样，作家们就敢于更大胆创新，更热爱那些普遍的思想和体系，更蔑视古代的哲理，更相信他们个人的理性，这在那些著书立说研究政治学的作家中一般是看不到的。

    同样因为愚昧，民众对他们言听计从，衷心拥戴。假如法国人像以前一样在三级会议中参政，每天在省议会中继续致力地方行政，那么可以断定，法国人绝不会像此时此刻那样，被作家的思想所煽动；他们会维持事务的一定规章，以防止纯理论。

    假如同英国人一样，法国人也能够不废除旧的体制，而是通过实践来逐渐改变体制的精神，他们也许就不至于心甘情愿地臆想出所有新花样。但是每个法国人每天都在他的财产、人身、福利或自尊方面受到某种旧法律、某种旧政治惯例、某些旧权力残余的妨碍，而他看不到任何他本人能采用的医治这种特殊疾病的药方。似乎要么全盘忍受，要么全盘摧毁国家政体。

    然而在其他种种自由的废墟里，我们还保留了一种自由：我们还能够差不多毫无限制地进行哲学思辩，论述社会的起源、政府的本质和人类的原始权利。

    所有身受日常立法妨碍的人不久便爱上了这种文学政治。对文学政治的爱好一直深入到那些由于天性或社会地位而远离抽象思辩的人心中。凡是受到不平等的军役税摊派损害的纳税人，无一不为人人均应平等的思想感到振奋；遭贵族邻居的兔子祸害的小所有者，听说一切特权概应受理性的谴责，无不为之雀跃。这样，每种公众激情都乔装成哲学；政治生活被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作家控制了舆论的领导，一时间占据了在自由国家里通常由政党领袖占有的位置。

    再没人能够与作家争夺这个地位。

    贵族阶级在其盛期不仅领导事务，他们还领导舆论，给作家定调子，赋予思想以权威。18世纪法国贵族完全丧失了这一部分统治权；贵族的信誉随其权力的命运消失：贵族在精神领域一向占有的统治地位已成真空，因此作家在那里能尽情扩张，独自占有这个位置。

    不仅如此，作家们夺走了贵族的位置，贵族却支持作家的事业；贵族完全忘掉了，一旦普遍理论受到承认，就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政治激情和行动，因此贵族居然把与他们的特殊权利，甚至生存水火不相容的种种学说视为巧妙的精神娱乐；他们情愿埋身其间，消磨时光，一边稳稳当当地坐享豁免权与特权，一边平心静气地论述所有根深蒂固的习俗如何荒谬。

    看到旧制度的上层阶级竟这样盲目地促进自己的灭亡，常常令人惊异；但是他们从哪里可以得到光明呢？要使主要公民们了解自己面临的危险，正如要使小民百姓保卫自己的权利一样，自由的体制都是必要的。公共生活的最后痕迹在我们当中消失了一个多世纪，从那时以来，最直接关心维持旧政体的人们对于这座古老建筑的腐朽丝毫未加注意，从未听见这座朽屋的任何撞击和噪音。由于表面上什么也没发生变化，他们以为一切都原封未动。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他们先辈的观点上面。1789年贵族在陈情书里对王权的侵越行为表示担心，如同他们在15世纪陈情书里表示的一样。在国王方面，伯克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幸的路易十六在行将葬身于民主洪流前片刻，仍将贵族视为王权的首要敌手；他不信任贵族，仿佛人们还生活在投石党运动的时代。相反，资产阶级和人民在他眼中，一如在他先王眼中一样，是王室最可靠的支持者。

    但是，我们已亲眼见到那么多场革命的残迹，就更觉奇怪：在我们先辈的头脑中竟没有暴力革命这一概念。人们既没有讨论过也没有设想过暴力革命。公共自由不断给稳如泰山的社会一次次轻微震动，每天提醒社会可能覆灭，必须保持警惕；但是，在就要落入深渊的这个18世纪法国社会，却毫无即将倾覆的警告。

    我细心阅读过1789年三级会议召开前三个等级起草的陈情书；我讲三个等级，即贵族等级、教士等级和第三等级。

    我在这儿看到，人们要求改革法律，在那儿看到，要求改革惯例，我一一做下笔记。这样我继续把这项浩繁的工作做完，当我把所有这些个别要求汇集在一起时，我惊恐地发现，人们所要求的乃是同时而系统地废除所有现行的法律和惯例；我立即看到，这是有史以来一场规模最大最为危险的革命。那些明天就将成为牺牲品的人对此全然不知，他们以为，借助理性，光靠理性的效力，就可以毫无震撼地对如此复杂、如此陈旧的社会进行一场全面而突然的改革。这些可怜虫！他们竟然忘掉了他们先辈四百年前用当时朴实有力的法语所表达的那句格言：谁要求过大的独立自由，谁就是在寻求过大的奴役。

    长期以来，贵族和资产阶级被排除在一切公共生活之外，他们表现出这种独特的缺乏经验并不使人惊异；但是更加使人惊异的是，正是那些领导国家事务的人，大臣、行政官、总督，毫无先见之明。他们中间许多人对于本职工作的确都精明强干；他们洞悉当时政府的一切细微末节；但是，一涉及治国这门科学，这门教授如何理解社会普遍运动，如何判断群众精神动向并预见其后果的科学时，他们就和民众一样一窍不通。事实上，只有自由政治制度才能把治国安邦的要术完完全全教给政治家。

    这点在1775年蒂尔戈致国王呈文中看得十分清楚，他向国王进谏，要进行自由的全民选举，每年在国王周围召开为期六周的代议制议会，但不给议会任何实权。议会只谈行政，绝不涉及政府，只提供咨询，不表达意志，说实话，只有权讨论法律，无权制定法律。蒂尔戈道：“这样，王权就会得到启发但不受阻碍，公众舆论将会满意，而无任何危险。因为这些议会无权反对国王的必要行动，万一——尽管不可能——它们不听话，国王陛下永远是国家主宰。”谁也不会低估一项措施的意义和蒂尔戈所在时代的精神。的确，常常在各次革命临近尾声时，人们才能不受指责地实行蒂尔戈提出的政策，那就是，并不给予真正的自由，只给点自由的影子。奥古斯都的尝试曾获得成功。一国国民倦于冗长的辩论时，只要能获得安定，心甘情愿地任人欺骗；历史告诉我们，要使国民满意，只消在全国纠集若干无名的或无独立性的人，发给薪金，让他们在国民面前扮演一下政治议会的角色就够了。

    这样的例子多得很。但是，在一场革命的开端，这种做法无不失败，不仅不能使人民满意，反倒使人民愤激。自由国家最微末的公民尚且知道这一点；堂堂的行政官蒂尔戈却一无所知。

    法兰西民族对自身事务极为生疏，没有经验，对国家制度感觉头痛却又无力加以改善，与此同时，它在当时又是世界上最有文学修养、最钟爱聪明才智的民族，想到这些，人们就不难理解，作家如何成了法国的一种政治力量，而且最终成为首要力量。

    在英国，研究治国之道的作家与统治国家的人是混合在一起的，一些人将新思想引进实践，另一些人借助事实来纠正和限定理论；然而在法国呢，政界仿佛始终划分为两个互不往来、彼此分割的区域。在前一个区域，人们治国理民；在后一个区域，人们制定抽象原则，任何政府均应以此为基础。

    在这边，人们采取日常事务所要求的具体措施，在那边，人们宣扬普遍法则，从不考虑用何手段加以实施：有些人负责领导事务；另一些人负责指导思想。

    现实社会的结构还是传统的、混乱的、非正规的结构，法律仍旧是五花八门，互相矛盾，等级森严，社会地位一成不变，负担不平等，在这个现实社会之上，逐渐建造起一个虚构的社会，在这里，一切显得简单、协调、一致、合理，一切都合乎理性。

    逐渐地，民众的想象抛弃了现实社会，沉湎于虚构社会。

    人们对现实状况毫无兴趣，他们想的是将来可能如何，他们终于在精神上生活在作家建造起来的那个理想国里了。

    人们常将我们的革命归因于美国革命：的确，美国革命对法国革命有很多影响，但是，当时在美国的作为对于法国革命的影响并不及当时法国的思想对法国革命的影响。当美国革命在欧洲其他国家还只是一个新鲜奇特的事件时，对法国人来说它并不陌生，只不过更有血有肉，更震撼人心罢了。

    在欧洲，它令人震惊；在法国，它使人信服。美国人仿佛只是贯彻实行我们作家的设想：他们赋予我们头脑中的梦想以现实的内容。这就好比费内隆突然出现在萨朗特。

    历史上，伟大人民的政治教育完全由作家来进行，这真是一件新鲜事，这种情况也许最有力地决定了法国革命本身的特性，并使法国在革命后呈现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容貌。

    作家们不仅向进行这场革命的人民提供了思想，还把自己的情绪气质赋予人民。全体国民接受了他们的长期教育，没有任何别的启蒙老师，对实践茫然无知，因此，在阅读时，就染上了作家们的本能、性情、好恶乃至癖性，以至当国民终于行动起来时，全部文学习惯都被搬到政治中去。

    人们研究法国革命史就会看到，大革命正是本着卷帙浩繁的评论治国的抽象著作的同一精神进行的：即本着对普遍理论，对完整的立法体系和精确对称的法律的同一爱好；对现存事物的同样蔑视；对理论的同样信任；对于政治机构中独特、精巧、新颖的东西的同一兴致；遵照逻辑法则，依据统一方案，一举彻底改革结构，而不在枝节上修修补补的同一愿望而进行的。这是何等骇人的景象！因为在作家身上引为美德的东西，在政治家身上有时却是罪恶，那些常使人写出优美著作的事物，却能导致庞大的革命。

    那时连政治语言也从作家所讲的语言中吸取某些成分；政治语言中充满了一般性的词组、抽象的术语、浮夸之词以及文学句式。这种文风为政治热潮所利用，渗入所有阶级，而且不费吹灰之力，便深入到最下层阶级。早在大革命前，路易十六的敕令便经常提到自然法和人权。我发现农民在诉状中称邻舍为同胞，称总督为可敬的行政官，称教区本堂神甫为圣坛使者，称上帝为最高主宰，这些农民只是不懂拼写法，否则他们就能成为相当厉害的作家。

    这些新品格与法兰西性格的旧底子完全混为一体，以至有人常将仅仅由这种独特教育产生的东西归因于天性。我听到有人说，60年来我们在政治方面崇尚普遍思想，崇尚体系，崇尚夸大其词，这种喜好或者酷爱是与我们种族的某一种属性，即略加夸大的所谓法兰西精神相关联的，仿佛这个所谓的属性一直隐藏在我们的历史中，到临近上世纪末才骤然间显露出来。

    奇怪的是，我们保持了取自文学的习气，却几乎完全丧失了对文学的年深日久的热爱。在我参与公共生活期间，我看到人们不大读18世纪的书，更不必说其他任何世纪的书了，对作家也极端蔑视，然而对于他们出生以前由文学精神显示出的某些主要缺陷，他们却忠实保留，对此我常感惊异。

    第二章：非宗教倾向在18世纪的法国人身上如何成为普遍占上风的激情，对大革命的特点有何影响

    16世纪时，对问题进行考察的精神曾企图在各种各样的基督教传统中辩别真伪，自16世纪那场伟大革命以来，更好奇、更大胆的人才不断产生，他们怀疑或抛弃一切基督教传统。这种精神在路德时代使数百万天主教徒同时脱离天主教，每年都将若干基督徒推出基督教：继异端之后，出现了不信宗教的思潮。

    一般说来，18世纪基督教在整个欧洲大陆已经失掉了一大部分势力：但是，在大部分国家，基督教虽被抛弃，却未遭受猛烈攻击；那些抛弃基督教的人似乎抱憾而去。非宗教潮流在君王和才学之士中传播，在中产阶级和人民当中尚不流行；它还只是某些人的一时爱好，不是共同意见。1787年米拉波说道：“在德国普遍流行这样的偏见，即：普鲁士各邦到处都是无神论者。事实真相是，即使存在几个自由思想家，那里的人民还是像那些最虔诚的地区一样皈依宗教，其中甚至还有大量狂热分子。”他还说，颇感遗憾的是，弗里德里希二世不准天主教教士结婚，尤其是禁止结婚的教士领取其圣职收入。米拉波又说道：“（允许教士结婚）这项措施，我们认为是无愧于这位伟人的。”除法国外，任何地方的非宗教意识均尚未成为一种普遍而强烈的、不宽容也不压制人的激情。

    法国正在发生一件迄今未见的事情。在其他各个时代，人们曾猛烈攻击现存宗教；但是人们攻击宗教时显示出的热忱总是产生于新宗教唤起的虔诚。古代那些虚假而令人厌恶的宗教只有当基督教要取而代之时，才遇到大量狂热的敌手；而在那时以前，它们在怀疑与冷漠中无声无息地缓慢消失：这就是宗教的衰老死亡。在法国，人们怀着一股怒火攻击基督教，而未试图以另一种宗教取而代之。人们热情而不懈地力图把曾充斥灵魂的信仰扫除掉，却使灵魂空空荡荡。很多人满怀激情投入这件徒劳无功的事业。宗教问题上的绝对无信仰是违反人类天性的，它使灵魂陷入痛苦的状态中，但对群众似乎有吸引力。它一向只产生某种病态的萎靡不振，这次却造成狂热和布道精神。

    几个想要否定基督教真理的大作家汇合在一起了，但这似乎并不足以说明这一奇特的事件；因为所有这些作家的思想为什么都倾向于这一方面而不倾向于另一方面？为何在他们当中没有任何人自觉选择相反的论点？最后，为什么他们能胜过他们所有先辈，使群众乐于听从他们，思想上愿意相信他们？只有这些作家所处的时代和国家的极其特殊的原因，才能解释作家们的事业，以及这项事业的成功。伏尔泰精神久已问世；但伏尔泰本人只有在18世纪在法国才能真正居支配地位。

    首先必须承认，在法国，教会并没有什么比在其他国家更应受到攻击的理由；相反，教会中混进的罪恶与流弊比大部分天主教国家较少；与过去相比，与其他民族相比，法国的教会要宽容得多。因此必须在社会状况而不是在宗教状况中去寻求这一现象的特殊原因。

    要明白这点，必须牢记前一章我阐述的观点，即：政府的种种罪恶所造成的所有政治反对精神，既然不能在公共场合表现出来，就只能潜藏在文学之中，而作家已成为旨在推翻国家全部社会政治制度的强大政党的真正首领。

    抓住这一点，问题的对象就变了。关键不再在于了解当时教会作为宗教机构能在哪些方面犯罪，而是要知道，教会在哪些方面阻碍着这场正在酝酿中的政治革命，并且成为革命的主要发动者——作家们的特殊障碍。

    教会用治理教会的各项原则来阻挡作家们欲在世俗政府中树立的原则。教会主要依靠传统，作家则对建立在尊重传统之上的所有制度表示极度的轻蔑；教会承认一种高于个人理性的权威，作家则只信赖个人理性；教会建立在等级制基础之上，作家欲混合各等级。要想和睦相处，双方就必须承认，由于基本性质不同，政治社会与宗教社会不能用相同的原则来治理；但是当时远远办不到这点，看来为要攻击国家制度，必须摧毁教会制度，教会制度乃是国家制度的基础和楷模。

    此外，教会本身当时还是首要政治权力，而且是所有政治权力中最令人厌恶的，尽管它并非压迫人最甚的；因为教会卷入政治权力，尽管这与教会的使命和本性格格不入；教会在别处谴责罪恶，却使政治权力中的罪恶神圣化，并利用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来掩护罪恶，似乎要使政治权力像教会自身一样万古长存。攻击教会，肯定会立即使民情激奋。

    但是除了这些普遍原因外，作家首先从教会开刀还有更特殊也可以说是个人的原因。教会恰恰代表政府中离他们最近、最直接与他们对立的这一部分。他们对其他权力只是时有感觉，而这一部分权力专门负责监视思想动态，查禁作品，每天同他们为难。作家们在反对教会、捍卫人类精神的普遍自由中，为他们自己的事业而斗争，这场斗争是从打碎束缚他们最紧的羁绊开始的。

    此外，在他们看来，并且实际上也确实如此，教会是他们进攻的整个庞大建筑物中最为暴露、最缺乏防御的部分。尘世君王的权力加强，教会势力随之削弱。教会一度凌驾于王权之上，继而与它平起平坐，最后则沦落为君王庇护的对象；在君主与教会之间，达成一宗交易：君主向教会提供物质力量，教会向君主提供道义权力；君主令臣民信守教规，教会使信徒服从君主意志。当革命时代临近时，这是危险的交易，对于一个建立在信仰而不是建立在强制之上的势力，这样做永远是不利的。

    尽管法国国王依旧自命为教会的长子，但他们履行对教会的义务时非常漫不经心；他们保护教会时表现的热情远不如他们保卫自己政府时的热情。当然，他们不准人对教会动手，但却容忍人们在远处用无数投枪扎刺它。

    当时对教会敌人的那种不完全的约束，不仅没有减少他们的力量，反而使之增长起来。有些时候，压制作家可以阻止思想运动，另一些时候则反而加速这个运动；但是，当时对出版界实行的那种警察制度，不可能不使它的力量增长百倍。

    作家受迫害只引起他们抱怨而不使他们战栗；他们能忍受激发斗志的折磨，而不能忍受把人摧垮的沉重桎梏。对作家的起诉几乎总是拖沓、杂乱、不了了之，仿佛不是为了勒令他们停笔，而是激发他们继续写作。让出版完全自由可能对教会损害反而小些。

    1768年狄德罗致函大卫·休谟道：“你认为我们的不宽容比你们的无限自由更有利于思想的进步；霍尔巴赫、爱尔维修、莫尔莱和絮亚尔不同意你的看法。”然而还是这位苏格兰人言之成理。作为自由国家的居民，他对此有经验；狄德罗以文人身份判断事物，休谟从政治角度判断事物。

    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别国，我拦住遇到的第一个美国人，问他是否认为宗教对法律稳定和社会良好秩序有益；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没有宗教，文明社会，特别是自由社会，便无法生存。在他看来，尊重宗教是国家稳定与个人安全的最重要的保障。连最不通治国科学的人也起码懂得这点。但是，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比美国更多地运用18世纪哲学家在政治问题上的种种最大胆的学说；唯独那些反宗教的学说，尽管有无限制出版自由的保障，却从未能在美国问世。

    英国人的情况也是这样。甚至在大多数法国哲学家出世以前，我们这种非宗教哲学就已经在他们那里传授：正是博林布鲁克培养了伏尔泰。在整个18世纪期间，英国都有不信教的著名代表人物。才思敏捷的作家、深刻的思想家担负起这一事业；他们从未能使它像在法国那样取得胜利，因为所有对革命心怀疑惧的人都急忙来拯救根深蒂固的信仰。就连他们当中卷入当时法国社会最深、认为法国哲学家的学说并非谬误的那些人，也因其危险而加以拒绝。像自由民族中历来发生的情况一样，强大政党发现把它们的事业与教会的事业连结在一起是有利的；博林布鲁克本人变成了主教们的盟友。教士被这些榜样所打动，从不感到孤立，为其自身事业拼死战斗。尽管英国教会的组织有毛病，内部流弊麇集，但它胜利地经受住了冲击；教会阶层中出现了作家和演说家，他们竭尽全力捍卫基督教。反对基督教的理论经过讨论和驳斥，最后被社会自己抛弃了，政府并未介入。

    但是为何不在法国而到别国去找例证呢？今天有哪个法国人会写狄德罗或爱尔维修那样的书呢？谁愿去读这些书？我几乎要说，有谁知道这些书名？60年来我们在公共生活中获得的尚不全面的经验，足以使我们厌恶这种危险文学。请看一看，在国民的不同阶级中，随着各阶级在革命这所严峻学校中获得的经验，尊重宗教已逐步重新获得威望。1789年以前最反宗教的阶级——旧贵族阶级，1793年以后变成了最虔诚的阶级；他们第一个被冲击，也是第一个皈依宗教。当资产阶级在胜利中感到自己也受到打击时，他们也向宗教信仰靠拢。逐渐地，对宗教的尊奉深入到了那些在民众混乱中会有所失的人们中，随着对革命恐惧的出现，非宗教消失了，或至少掩藏起来。

    旧制度结束时的情景并非如此。我们完全忘掉了人类重大事务的实践，我们对宗教在各帝国治理中所起的作用一无所知，因此非宗教首先在那些最有切身利益、最有迫切要求去维持国家秩序和使人民顺从的人们的思想中确立。他们不仅欢迎非宗教，而且盲目地向下传播；他们将不虔诚作为他们百无聊赖的生活的一种消遣。

    法国教会以前曾产生过许多大演讲家，此时却感到被所有与教会有共同利益因而应来维护教会事业的人所背弃，于是变得沉默无语。人们一度相信，只要给教会保留财富和地位，它就准备对它的信仰发表谴责。

    那些否定基督教的人声嘶力竭，而仍然信仰基督教的人则鸦雀无声，从那时以来这种情况在我们中间经常见到，不仅涉及宗教，而且涉及其他所有问题。保留旧信仰的人唯恐成为唯一对宗教忠诚的人，他们惧怕孤立甚于错误，便加入到群众中来，尽管与群众思想不同。在当时只不过是一部分国民的情感，就这样似乎成了全体国民的意见，从那以后，在那些造成这种假象的人眼里，这种感情便像是不可抗拒的。

    上世纪末，所有的宗教信仰普遍威信扫地，这对于整个法国无疑起了最大的影响；它构成了法国革命的特点。人们把法国革命看成面目可憎，主要是从这里得来的印象。

    当我力图辩别非宗教运动当时在法国产生的不同结果时，我发现与其说非宗教使人心堕落或风尚败坏，不如说使人精神失常，以致那时的人们采取如此奇特的极端行为。

    当宗教离弃灵魂时，它并不像经常发生的那样，让灵魂空虚软弱，灵魂一时间充满了感情和思想，它们一度占据了宗教的位置，暂时使灵魂不至消沉。

    如果说进行大革命的法国人在宗教上比我们更不虔信，他们至少还保持着一种我们所缺乏的令人赞美的信仰：他们相信他们自己。他们不怀疑人类的可能完美性和力量，一心热衷于人类的光荣，相信人类的美德。他们把这种骄傲自信心化为他们自己的力量。诚然，骄傲自信心常常导致错误，但没有它，人民只能受奴役；他们从不怀疑他们的使命是要改造社会，使人类新生。对于他们，这些情感和热情已变成一种新宗教，它产生了宗教所产生的某些巨大效果，使人们摆脱个人利己主义，崇尚英雄主义和忠诚，使人们经常胸襟开阔，不斤斤于一般人计较的秋毫得失。

    我深入地研究过历史，我敢肯定我从未遇见这样的革命，它从一开始就揭示在如此众多的人身上具有无与伦比赤诚的爱国主义、无私胸怀、真正的伟大。法兰西民族在大革命中显出了主要缺点，但同样显出了青春的首要品质，即缺乏经验和宽宏大量。然而非宗教当时却造成了巨大的公害。

    在此以前，在世界上出现过的大多数伟大政治革命中，攻击现存法律的革命者尊重信仰，而在大多数宗教革命中，攻击宗教的革命者从未试图一举变革所有政权的性质和秩序，彻底废除旧的政府体制。故而在最大的社会动荡中，始终有一个基点是牢固不动的。

    但是在法国大革命中，在宗教法规被废除的同时，民事法律也被推翻，人类精神完全失去了常态；不知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攀附，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栖息，革命家们仿佛属于一个陌生的人种，他们的勇敢简直发展到了疯狂；任何新鲜事物他们都习以为常，任何谨小慎微他们都不屑一顾，在执行某项计划时他们从不犹豫迁延。决不能认为这些新人是一时的、孤立的、昙花一现的创造，注定转瞬即逝；他们从此已形成一个种族，散布在地球上所有文明地区，世世代代沿续不绝，到处都保持那同一面貌，同一激情，同一特点。我们来到世上时便看到了这个种族；如今它仍在我们眼前。

    第三章：法国人何以先要改革，后要自由

    有一件事值得注意，那就是，在为大革命作准备的所有思想感情中，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自由的思想与爱好是最后一个出现，也是第一个消失的。

    很久以前，人们便开始摇动政府的古老大厦；它已经摇摇欲坠，但是自由的问题尚未提及。伏尔泰很少思考这个问题；在英国逗留的三年使他看到了自由，但并未使他热爱自由。英国人随意传布的怀疑论哲学使他倾倒；他们的政治法律却对他触动很小，他注意其缺陷甚于其优点。在他的杰作之一——有关英国的书信中，议会是他谈得最少的；实际上，他最羡慕的是英国人的学术自由，却不大留心他们的政治自由，仿佛没有政治自由，学术自由仍能长期存在。

    临近18世纪中叶，出现了若干专门论述公共行政问题的作家，由于他们提出的许多原则彼此相似，人们便给他们一个共同的名称——经济学派或重农学派。经济学派在历史上不如哲学家有名；他们对大革命发生的贡献大概少于哲学家；然而我认为，正是在他们的著作中，才能最好地研究大革命的真正本性。在治理国家问题上，哲学家几乎没有走出那些非常普遍、非常抽象的思想；经济学派没有脱离理论，但理论更接近事实。一些人讲述能够想象的事，另一些人则指出应该做的事。大革命后来废除的一切制度都是他们攻击的特定目标；在他们眼中没有哪种制度可以得到宽容。相反，可以作为大革命本月创造的所有制度，都是他们预先宣布并热心鼓吹的；人们很难从中举出哪怕一种制度，其萌芽未曾在他们的某些著作中孕育；在他们身上可以找到大革命所有最基本的内容。

    此外，在他们的著作中已经能够看出我们如此熟悉的那种革命民主气质；他们不仅憎恨某些特权，分等级也令他们厌恶：他们热爱平等，哪怕是奴役中的平等。妨碍他们计划的东西应该打碎。他们不大尊重契约；毫不尊重私人权利；或者，准确地说，在他们眼中，私人权利根本不存在，只存在公益。然而总的说来，这是一些德行温厚、和气善良的人，正直的法官和练达的行政官；但是忠于他们事业的特殊才华指引着他们。

    经济学派对往事抱着极大蔑视。“多少世纪以来，国家一直被错误原则统治着：好像一切都是偶然造成的，”勒特罗纳说道。从这一思想出发，他们投入了工作；任何古老的、在法国历史上似乎牢牢扎根的制度，只要它稍微妨碍他们，不利于他们计划的匀称，他们便要求一律废除。其中一人建议一举取消所有旧的领土划分，改变所有省名，40年后制宪议会付诸实施。

    在自由制度的思想在他们头脑中出现之前，经济学派就已经具有后来由大革命执行的社会行政改革思想。他们确实非常赞成食品自由交易，赞成工商业中自由放任政策；但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自由，他们却丝毫未加考虑，甚至当政治自由在他们的想象中偶而出现时，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予以排斥。大多数人一开始就极力反对设立起议会，反对地方附属政权，总之，反对不同时期在所有自由民族中建立的旨在维持中央权力平衡的平衡力量。魁奈说道：“在政府中设平衡力量制度是个有害的思想。”魁奈的一位友人说：“人们据以设想出平衡力量制度的议论纯属虚构。”

    他们发明的对付政府滥施权力的唯一保证就是公共教育；因为按照魁奈的说法，“如果国民有教养，**制度不可能存在”。他的另一位弟子说道：“人们对政府滥施权力招致的灾难感到震惊，便想出了无数全然无用的手段，却忽视了唯一真正有效的手段，即有关基本司法和自然秩序的普遍、持续不断的公共教育。”他们就是想借助于这些文学性的胡言碎语，来代替所有政治保障。

    勒特罗纳对国家抛弃农村、使得农村一无道路、二无工业，三无知识深表痛惜，但他丝毫未想到如果将农村事务交给农民负责，事情便会办得更好。

    蒂尔戈本人呢，他心灵伟大，天赋超群，使他成为与所有其他人有别的人物，但他对政治自由并不比别人更感兴趣，至少他到了很晚，在公众感情启迪下，才喜爱政治自由。对于他，就像对大多数经济学派一样，首要的政治保障便是国家本着某种精神，按照某种步骤施行的某种公共教育。据他同时代的一个人在《一种符合原则的教育机制》中所说，蒂尔戈对这套知识疗法的信心是无限的。他在一份奏折中向国王提出这类计划，他说道：“我敢担保，陛下，十年以后，您的民族将会变得无法辩认，由于知识、良好风尚和报效国王陛下和祖国的满腔热忱，您的民族将远远超过其他一切民族。现在才十岁的孩子到那时，将成为国家栋梁，他们热爱国家，服从权威不是由于畏惧而是出于理性，对同胞热情相助，养成了承认并尊重司法的习惯。”

    政治自由在法国久已废除，政治自由的条件与效果是什么，人们差不多已忘得一干二净。况且，那些遗留下来的不成形的残迹，以及似乎用来代替政治自由的种种制度，都使政治自由遭到怀疑，并常常产生对它的种种偏见。那时尚存的大部分三级会议形式陈旧，思想仍停留在中世纪，因而远远不能有助于社会进步，只能起阻碍作用；最高法院是唯一负责取代各种政治团体的机构，也不能防止政府作恶，却常常阻止政府去行善。

    在经济学派看来，想依靠所有这些旧工具来完成他们想象的革命，是行不通的；委托已经成为革命主宰的国民来实现他们的计划，这个想法同样不能使他们满意；因为怎样才能使如此庞大、各部分之间联系如此紧密的改革体系为全体人民所采纳和履行呢？让王室政府为他们的计划服务，这在他们看来更容易，更适当。

    这个新政权不是脱胎于中世纪制度；它丝毫不带有中世纪的痕迹；在新政权的错误当中，经济学派发现了它身上的某些良好倾向。和经济学派一样，新政权天性偏爱地位平等，法规统一；同样，它从心底里痛恨所有产生于封建制度或倾向贵族制度的旧政权。在欧洲其他地方，找不到一个同样组织良好、同样强大有力的政府机器；在法国遇到这样的政府对他们简直是天赐良机：倘若那时像今天一样，时兴让上帝随时出来干预，他们定会称之为天意。勒特罗纳说道：“法国的形势比英国好得多；因为在法国，人们在一瞬间就能完成改变国家整个状况的改革，而在英国，这样的改革总得受党派的阻碍。”

    因此，问题不在于摧毁这个**政权，而在于使它转变。

    梅西埃·德·拉·里维埃说道：“国家必须遵照基本秩序的准则进行统治，而当国家这样做时，它必须有无限权力。”另一个人说道：“让国家确切明了它的职责，然后给它行动自由。”从魁奈到博多修院院长，你会发现他们都怀有同一心情。

    他们不仅指望王室政府改革当代社会，而且向它部分地借鉴有关他们要建立的未来政府的想法。由此及彼：看到这一个，就使他们产生另一个的形象。

    按照经济学派的观点，国家不仅要号令国民，而且要以某种方式培育国民：国家应依照某种预先树立的楷模来培养公民精神；国家的义务是用某些它认为必要的思想充实公民的头脑，向公民心中灌输某些它认为必需的情感。实际上，对它的权利没有限制，对它的所作所为也没有界限；它不仅使人们改邪归正，而且使他们彻底转变；也许只有国家才能将人培养成另一种人！“国家随心所欲造就人们，”博多说道。这话概括了他们的全部理论。

    经济学派设想的那个庞大的社会权力不仅比他们眼前的任何政权更大，而且在起源和性质上也不相同。它不是直接出自上帝；它同传统丝毫无关；它是非个人的：它不再叫国王，而叫国家；它不是家族遗产，而是一切人的产物和代表，必须使每个人的权利服从于全体意志。

    中世纪闻所未闻的这种名为民主**制度的特殊**形式，经济学派已经熟悉。社会中不再有等级，不再有阶级划分，不再有固定地位；人民由彼此几乎相同、完全平等的个人组成；这个混杂的群体被公认为唯一合法主宰，但却被完全剥夺了亲自领导甚至监督其政府的一切权力。在它头上有个独一无二的代理人，他有权以他们的名义处理一切事务，而不必征求他们的意见。控制他的是不带机构的公共理性；阻止他的，则是革命而不是法规：在法律上，他是听命于人的执行者；在事实上，他是主人。

    他们在四周找不到任何与这种理想相符的东西，便到亚洲的深处去寻找。我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一个人在他们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对中国倍加赞扬。只要读他们的书，就一定会看到对中国的赞美；由于对中国还很不了解，他们对我们讲的尽是些无稽之谈。被一小撮欧洲人任意摆布的那个虚弱野蛮的政府，在他们看来是可供世界各国仿效的最完美的典范。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政府好比是后来全体法国人心目中的英国和美国。在中国，**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有用之术；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获得；只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驰神往。

    人们以为我们今天称之为社会主义的那些破坏性理论是最近才产生的；这是一个错误：这些理论与最早期的经济学派属同一时代。当经济学派利用无比强大的政府，幻想靠它改变社会形式时，另一些人则一心想利用同一政权，毁灭社会基础。

    请读摩莱里的《自然法典》，你就会在书里找到经济学派有关国家的无限权力、国家权利不受限制的全部学说，就会找到最近这些年代使法兰西最为害怕的许多政治理论，我们似乎正看着它们诞生：财产公有制、劳动权利、绝对平等、一切事物的划一、一切个人活动的刻板安排、一切由上级规定的**制度和公民个性完全并入社会整体。

    “社会上没有什么东西单独属于个人，也不作为财产属于个人，”法典第一条说道。“财产是可憎的，企图恢复财产的人将被视为疯子和人类之敌，终身监禁。每个公民均将由公众出资维持、供养和照料，”法典第二条说道。“一切产品将积聚在公共商店内，分配给所有公民，用于他们的生活需要。城市按同一规划建设；所有供个人使用的建筑物均应彼此一样。所有孩子到了五岁均将从家带走，由国家出钱，按统一方法，共同抚养。”

    你大概以为这本书是昨天才写的：其实已有100年了；它出版于1755年，正值魁奈创建其学派之际：

    中央集权制与社会主义的确是同一土壤的产物；他们二者之间的相对关系是栽培的果实与野生幼树的关系。

    在他们时代的所有人当中，我们时代最不陌生的是经济学派；他们对平等的热爱是那样明确，对自由的爱好是那样不明朗，他们简直就像是我们同时代的人。当我读到那些发动大革命的人们的演说和著作时，我立即觉得我被带到一个我不认识的地方，带进一个我不认识的社会里；但是，当我浏览经济学派的书籍时，我仿佛曾和这些人生活在一起，刚刚和他们促膝交谈。

    临近1750年，全体国民对政治自由的要求还表现得不如经济学派那样迫切；由于国民们已经不再运用政治自由，他们对政治自由的兴趣以至观念也已消失。他们盼望改革，甚于盼望权利，假如当时有个见识和度量皆如腓特烈大帝的君主在位，我毫不怀疑他会在社会和政府中完成许多大革命所实现的重大变革，不仅不会丧失王位，而且会大大增加他的权威。有人说路易十五最能干的大臣之一德·马肖尔先生曾模糊地预感到这一思想，并向他的主上建议；但是这类事业是不能根据建议决定的：只有当人们能构想出这类事业时，才能去完成它们。

    20年后，形势改观：政治自由的形象已呈现在法国人的精神中，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加吸引人。这方面迹象很多。外省开始产生恢复自治的要求。全体人民均有权参加治理的思想深入人心，占了上风。对昔日的三级会议的回忆又复苏了。

    法兰西民族厌恶自己的历史，却高兴地回想起这段时期。新潮流也席卷了经济学派，他们不得不在中央集权体制中加进某些自由机构。

    1771年，高等法院被废除，这同一公众，以往经常为高等法院的判例所苦，这时看到它的死亡却深感激动。仿佛高等法院一倒，这最后一道能够约制国王专权的障碍就倒塌了。

    民众的反对使伏尔泰吃惊而且气愤。他致函友人道：“差不多整个王国都陷入沸腾惊愕之中，外省同巴黎一样民情鼎沸。可是我觉得国王敕令充满了有益的改革。废除卖官鬻爵，司法免费，阻止申诉者自王国边陲来到巴黎而倾家荡产，由国王负责偿付领主法庭费用，难道这些措施于国家不是大有裨益吗？况且，这些高等法院难道不常常是些迫害狂、野蛮人吗？确实，我佩服那些野蛮人和这些桀傲不驯的资产者搞到一起。至于我呢，我相信国王是对的，既然必须伺候人，不如在出身名门的雄狮下面卖命，因为它生来就比我强壮有力，也不去投奔200只和我同类的鼠辈。”他还自我辩白地说道：“想想看，我应当无限赞赏国王施予各地所有领主的恩典，因为国王替他们偿付司法费用。”

    伏尔泰久已不住巴黎，他以为公众精神还是他离开时的模样。形势已面目皆非了。法国人不再局限于要求政府进行改良；他们开始要亲自来改革，而且人们看到一场全面酝酿的伟大革命即将爆发，它不仅获得了人民的赞同，而且由人民亲自动手。

    我想，从这个时刻起，这场彻底的革命就不可避免了，它必然使旧制度所包含的坏东西和好东西同归于尽。没有充分准备的人民自行动手从事全面改革，不可能不毁掉一切。**君主本来可以成为危险较小的改革家。对我来说，当我考虑到这场革命摧毁了那样多与自由背道而驰的制度、思想、习惯，另一方面它也废除了那样多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其他东西，这时，我便倾向于认为，如果当初由**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

    要理解我们这场革命的历史，千万不要忘记上述观点。

    当法国人重新激起对政治自由的热爱时，他们在政府问题上已经具有相当多的概念，它们不仅与自由制度的存在完全不符，而且几乎与之对立。

    在他们的理想社会中，只承认人民，没有其他贵族，除了公务员贵族；只有一个唯一的、拥有无限权力的政府，由它领导国家，保护个人。他们既想自由，又丝毫不愿抛开这个最基本的概念；他们仅仅试图将它与自由的概念调和起来。

    于是他们着手将无限制的政府中央集权制和占绝对优势的立法团混合在一起：官僚行政和选民政府。国民作为整体拥有一切主权权利，每个公民作为个人却被禁锢在最狭隘的依附地位中：对前者，要求具有自由人民的阅历和品德，对后者，则要求具有忠顺仆役的品质。

    将政治自由引入与之格格不入或截然对立的制度和思想（人们对这些制度和思想已经习惯或早已培养爱好），这个意图60年来产生了多少次自由政府的徒然尝试，随后导致了危害极大的革命，直至最后许多法国人对这些徒劳无功的努力感到心灰意懒，终于抛开他们的第二个目的，回到第一个目的，于是他们归结到这样的思想：不管怎么说，在一个主子下面平等地生活毕竟还能尝到一点甜头。因此，我们今天的处境十分像1750年的经济学派，而不像1789年我们的祖先。

    我常自问：在各个时代曾使人类完成最伟大事业的这种政治自由激情，其根源何在，它在哪些情感中生根滋长。

    我清楚地看到，当人民被引入歧路时，他们一心向往自治；但是这种对独立的热爱根源于**制度发生的某些特殊的暂时性的弊病，它绝不会持久；它与产生了它的偶然事件一起消失；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为自由而生的民族，它们所憎恨的是依附性的恶果本身。

    我也不相信真正的对自由的热爱是由于人们只见到自由带来的物质利益；因为这种看法常常使人模糊。的的确确，对于那些善于保持自由的人，自由久而久之总会带来富裕、福利，而且常常带来财富；但有些时候，它暂时使人不能享受这类福利；在另些时候，只有**制度能使人得到短暂的满足。在自由中只欣赏这些好处的人，从未长久保持自由。

    多少世代中，有些人的心一直紧紧依恋着自由，使他们依恋的是自由的诱惑力、自由本身的魅力，与自由的物质利益无关；这就是在上帝和法律的唯一统治下，能无拘无束地言论、行动、呼吸的快乐。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

    某些民族越过千难万险顽强地追求自由。他们热爱自由，并不是因为自由给他们什么物质利益；他们把自由本身看作一种宝贵而必需的幸福，若失去自由，任何其他东西都不能使他们得到宽慰；若尝到自由，他们就会宠辱皆忘。另一些民族在繁荣昌盛中对自由感到厌倦，他们任凭别人从他们手中夺走自由，唯恐稍一反抗，就会损害自由赐与他们的那些福利。这些人要保持自由还缺少什么呢？什么？就是对自由的爱好。不要叫我去分析这种崇高的志趣，必须亲身体味。它自动进入上帝准备好接受这种爱好的伟大心灵中，它填满这些心灵，使它们燃烧发光。对于那些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爱好的平庸的灵魂，就不必试图让他们理解了。

    第四章：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

    当路易十四这位君主在全欧洲称霸之际，他统治下的王国已开始衰竭，这一点确实无疑。在路易十四朝代最光荣的年月，衰微的最初迹象已经显露。法兰西早在停止征服之前，便已千疮百孔。谁没读过沃邦给我们留下的那篇关于政府统计表的令人惊骇的短论？17世纪末，甚至在那场不幸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开始以前，总督们在致勃艮第公爵的奏折中，都暗示了国家日益加剧的衰落景象，而且并不作为新近的现象来谈论。“若干年来本财政区人口锐减，”一位总督说道。“这座昔日富庶繁荣的城市今天已没有工业，”另一位总督说道。这一位说：“省里原有制造业，但今天已被抛弃。”

    那一位说：“过去居民的土地收获大大超过今天；20年前这里的农业不知繁荣多少倍。”“近30年来，人口和出产减少了五分之一，”同时代的一位奥尔良总督说道。应该建议赞赏**政府的个人和喜欢战争的国君们读一读这些奏折。

    由于这些贫困主要源于政体的流弊，路易十四的死亡与战争的结束都不能使公共繁荣再现。18世纪上半叶，论述政府或社会经济的所有作家均持共同见解，即外省并未恢复；很多人甚至认为，外省在继续崩溃。他们说道，唯有巴黎日益富庶和扩大。总督、前大臣、实业家在这一点上与文人们看法一致。

    在我看来，我得承认我决不相信18世纪上半叶法国在继续衰落；但是被消息灵通人士所支持的这一普遍的见解至少证明，当时没有明显的进步。我所能看到的有关这一时期历史的所有政府文献确实表明，社会陷于一种麻木状态。政府因循守旧，毫无创新；城市未作任何努力使居民环境更舒适健康；个人也不去发起任何重大事业。

    大革命爆发前三四十年左右，情况开始变化；在当时社会的各个部分似乎都可看到一种迄未注意到的内在震动。起初只有非常耐心考察的人才能窥见出；但是逐渐地，它变得更突出，更加明确。这个运动逐年扩大加快；整个民族终于动了起来，仿佛复活了。请注意！这不是旧生命复活；推动这巨大躯体的精神是新精神；它使躯体复苏片刻，无非是为了使之解体。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环境中焦虑兴奋，努力改变处境：追求更好的东西是普遍现象；但这是一种使人焦急忧伤的追求，引人去诅咒过去，梦想一种与眼前现实完全相反的情况。

    这种精神很快渗进政府内部，将它从内部改造，外部毫无更动：法律没有改变，执行法律却是另一样。

    我在别处说过，1740年的总监和总督与1780年的截然不同。这一实情在政府通信中得到详细证明。虽则1780年的总督与前任有同样的权力，同样的代理人，同样的专横性，但他们的目的却不相同：前者只负责使所辖省份保持顺从，征募兵员，尤其是征收军役税；后者则有很多其他事要关心：他的头脑里装满无数旨在增加公共财富的计划。道路、运河、制造业、商业是他思考的主要对象；农业尤其引起他注意。絮里成为行政官员中名噪一时的人物。

    正是在这个时代，他们开始组成我已提到的农业协会，创立赛会，颁发奖金。有些总监的通报并不像公务信函，倒像有关农艺的论文。

    主要通过各种捐税的征收，人们能最清楚地看出统治者精神的变化。同过去相比，立法同样不平等，同样专横，也同样严酷，但是在执法时，所有的毛病都减轻了。

    莫里安先生在回忆录中说道：“当我开始研究税收法时，我对自己的发现大吃一惊：单是漏税，特别法庭便有权处以罚金、监禁、体罚；包税官完全凭籍他们的誓词，控制几乎所有财产和人身，等等。幸好我没有局限于单纯阅读法典，我很快就有理由确认，在法律文本和它的施行之间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与旧金融家和新金融家习俗上的差异相同。法学家总是倾向于减罪缓刑。”

    1787年下诺曼底省议会说道：“征收捐税会招致多少弊端烦恼！不过我们应当正确评价几年来征税中的温和与分寸。”

    文献考证充分证实了这种论点。对自由和人的生命的尊重经常可见。尤其可以见到对穷人的苦难的真正关心：这种现象以前是找不到的。对穷苦人，税务部门极少施行强暴，蠲免捐税更频繁，赈济更多。国王增加所有基金，专门用于在农村创办慈善工场或救济贫民，他还经常设立新基金。我发现1779年在上基耶内一个财政区，国家用这种方式发放8　　多里佛；1784年在图尔财政区发放4里佛；1787年在诺曼底财政区发放48000里佛。路易十六不愿将政府的这个部门只交给大臣去管；他有时亲自负责。1776年，当御前会议判决确定，国王猎物在王室狩猎总管管区周围毁坏农田，应付农民赔款，并指出进行赔款的简便可靠的方法时，国王亲自撰写了各项理由。蒂尔戈对我们讲述了这位善良而不幸的君王把亲手写好的东西交给他，国王同时说道：“你看我也在我这方做工作。”假如人们按照旧制度存在末年的样子去描绘旧制度，那么绘出的将是一幅比真容更美但却不太像的肖像。

    随着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精神上发生的这些变化，公共繁荣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起来。所有迹象都表明了这点：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北美战争并未减慢这一飞跃发展；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

    当时一位行政官员说道：“1774年以来，各类工业发展起来，从而扩大了所有消费税的内容。”实际上，将路易十六统治的不同时期里国家与负责征税的金融公司签订的不同协定作一比较，就能看出协定每次延期时，地租价格都在迅速不断地上升。1786年租约比1780年多出1400万里佛。“可以算出，所有消费税所得每年递增200万，”内克在1781年结算书中说道。

    阿瑟·扬断言，1788年波尔多的贸易额比利物浦多；他还说：“近几年里，海上贸易在法国比在英国发展更快；这种贸易近20年增长了一倍。”

    人们若注意各时期的差异，就一定会确信，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立宪君主制的37年是我们和平和迅速发展的时期，唯有这个时期在这方面能与路易十六朝代媲美。

    如果人们想到政府还含有许多弊病，想到工业还遇到许多难处，那么已经展现的这派如此巨大、如此兴旺的繁荣景象，就会让人惊奇；很多政治家可能否认这个事实，因为他们无法解释这个现象，他们就像莫里哀剧中的医生那样断言，病人不按规则，就不能痊愈。赋税不平等，习惯法五花八门，国内关税，封建权利，行会管事会，官职等等，有了这些东西，法兰西居然能繁荣富裕，确实，这怎能叫人相信？然而不管怎样，法兰西开始富裕和全面发展起来，因为在所有那些制造低劣、啮合不好、似乎注定要减速而不能推动社会机器的齿轮之外，掩藏着两种极简单、极强大的动力，足以使整部机器结成一体，并推动全部朝着公共繁荣的目标运转：一个依旧非常强大有力但却不再实行**、到处维持秩序的政府；一个从上层阶级看已成为欧洲大陆最开明、最自由的民族，在它内部，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可保住已取得的财富。

    国王继续以主子身份讲话，但他自己实际上服从公众舆论，每日每时都受公众舆论的启发带动，不断向它咨询，对它敬畏恭维；根据法律条文国王是**的，但在法律实施中受到限制。自1784年起，内克在一份公开文件中举出一个公认的事实：“大多数外国人很难设想公众舆论当今在法国发挥的权威：他们很难理解这股甚至对国王宫廷发号施令的无形力量到底是什么。然而事实毕竟如此。”

    把人民的伟大强盛一概归因于法律机制，这种观点是再肤浅不过的了；因为在这方面，不是工具的完善而是发动机的力量在制造产品。请看英国：那里的行政法和我们的相比，至今仍显得更复杂，更五花八门，更不规则！但是在欧洲哪一个国家比英国有更多的公共财产，范围更广，更可靠，更多样化的私人财产，社会更牢固，更富庶？原因不在于这套法律的优良，而在于推动整个英国立法的精神。某些器官不完善无关宏旨，因为生命是强大有力的。

    在法国，随着我刚刚描述的繁荣的发展，精神却显得更不稳定，更惶惑不安；公众不满在加剧；对一切旧规章制度的仇恨在增长。民族明显地正走向革命。

    况且，后来成为这场革命主要发源地的法国那些部分，恰恰正是进步最明显的地方。人们如果研究法兰西岛旧财政区留下的档案，定会很容易断定，正是在邻近巴黎的地区，旧制度最早最深刻地进行了改革。在那里，农民的自由和财产，已比任何其他财政区受到更好的保护。早在1789年以前很久，个人徭役便已消失。征收军役税变得比法国其他地方更正规、更轻、更平等。假如要理解当时一个总督能为全省的福利和减轻穷困做些什么，就必须阅读1772年改进征收军役税的条例。从这条例看，捐税已完全改观。政府专员每年下到各个教区；村社在他面前集会；财产价值当众确定，每个人的财产用对审方式确认；军役税最后经所有应纳税者的协作而制定。再没有行会理事的专横，再没有无益的暴力。不管征收制度怎样，军役税无疑仍保持其固有的毛病；它只压在一个纳税者阶级身上，对于工业和地产一视同仁；但是在所有其他方面，军役税和邻近财政区仍冠以同样名称的捐税大不相同。

    相反，没有什么地方的旧制度像卢瓦河流域及河口处、普瓦图沼泽和布列塔尼荒原那些地方保存得更完整了。恰恰是在那里点燃并滋养了内战战火，那里对大革命反抗最激烈，时间最长久；以至于有人会说，法国人的处境越好就越觉得无法忍受。

    这种观点使人惊奇；但历史充满着类似的景象。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只有伟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封建制度在盛期并不比行将灭亡时更激起法国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制度更难以忍受。博马舍的短期监禁比路易十四时期龙骑兵对新教徒的迫害在巴黎引起更大的民情激动。

    再无人认为1780年法国在衰落；相反，人们会说，此时此刻再无阻碍法国进步的限制了。正是在那时，人能不断地无限完善的理论产生了。20年以前，人们对未来无所期望；现在人们对未来无所畏惧。人们的想象力预先就沉浸在即将来临的闻所未闻的幸福中，使人对既得利益无动于衷，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

    除了这些普遍原因之外，这一现象还有其他更为特殊但同样强有力的原因。尽管财政管理已经像其他部门一样完善，它还保留着**政府固有的毛病。由于财政管理是秘密的、无保障的，人们在这里仍遵循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统治下的某些不良作法。政府努力促进公共繁荣，发放救济金和奖励，实施公共工程，这些每天都在增加开支，而收入却并未按同一比例递增；这就使国王每天都陷入比他的前人更严重的财政拮据中。和前任一样，他不断使他的债权人收不回债；像先王一样，他向四面八方举债，既不公开，也无竞争，债权人不一定能拿到定期利息；甚至他们的资本也永远取决于国王的诚意。

    有一位值得信任的证人，因为他曾亲眼目睹，而且比别人看得更清楚，对此说道：“那时法国人与自己政府的关系中充满了偶然性。他们用自己的资本去买政府的公债：他们绝不能指望在固定时期获得利息；他们为政府建造军舰，维修道路，为政府的士兵提供衣物，他们垫出的钱没有偿还的担保，也没有偿还期限，他们不得不算计与大臣签订的合同运譬如何，就像搞冒险贷款一样。”他还意味深长地说道：“当此之时，工业振兴，在更加广大的人们心中萌发起对财产的热爱、对富裕的爱好与需求，那些将部分财产委托给国家的人对合同法遭到破坏更难以容忍，而破坏者正是所有债务人中本应最尊重合同法的债务人。”

    这里受到指责的法国行政当局的种种流弊实在并不新鲜；新鲜的是它们所产生的印象。从前财政制度的缺陷要严重得多；但是从那时以来，政府和社会发生了变化，使人们对这些问题比以前敏感得多。

    20年来，政府变得更加活跃，发起过去连想都不曾想的各种事业，终于成为工业产品的最大消费者，成为王国内各项工程的最大承包人。与政府有金钱关系、对政府借款颇感兴趣、靠政府薪金维生、在政府市场投机的人数惊人地增长。

    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从未如此紧密混合。财政管理不善在很长时间里仅仅是公共劣迹之一，这时却成了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1789年，国家欠债将近六亿里佛，那些债权人本身又是债务人，正像当时一位财政家所说，他们和同受政府财政管理不善之苦的一切人联合起来，将他们的怨恨一起向政府发泄。请注意，随着这种不满者人数的增多，他们更加激怒；因为投机的**，发财的热忱，对福利的爱好已和生意经自动传播增长，30年前对同样的痛苦逆来顺受的人，现在对此却忍无可忍了。

    食利者、商人、工业家与其他批发商或贪财者由此产生，他们通常构成一个最敌视新政策、最热爱任何现存政府、最顺从他们所蔑视或厌恶的那些法律的阶级，而这个阶级这一次表现得最急于改革，并且最坚决。它尤其大声疾呼号召在整个财政系统进行彻底革命，而未想到人们如深深震撼了政府的这个部门，其余部门即将全部垮台。

    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推促自己的毁灭。

    第五章：何以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

    140年来，在公共事务的舞台上，人民连片刻也未曾出现，因而人们根本不再相信人民还会走上舞台；看到人民麻木不仁，人们便认为他们是聋子；以至当人们开始关心人民的命运时，就当着他们的面大谈特谈，仿佛他们不在场。人们似乎是专讲给高踞人民头上的那些人听的，他们担心的唯一危险是怕那些人不能完全听懂。

    那些最应害怕人民发怒的人当着人民的面高声议论那些经常折磨人民的残酷的、不公正行为；他们相互揭发政府机构骇人听闻的种种罪恶，而政府机构是人民身上最沉重的负担；他们用动听的辞令描绘人民的苦难和报酬低劣的劳动：他们试图这样来解救人民，结果使他们怒气冲天。我说的不是作家，而是政府，是政府的主要官员，是特权者本身。

    大革命前13年，国王试图废除劳役制，他在敕令的序言中说道：“除少数几个省（三级会议省）外，几乎所有王国的道路都是由我们臣民中最贫穷的那一部分无偿修建的。一切负担便全都落在那些除了双手一无所有并且与道路只有极其次要利害关系的人们头上；真正有切身利益的是所有者，差不多全部是特权者，他们的财富由于修路而增长。人们强迫穷人单独维修道路，迫使他们无偿提供时间和劳动，这样一来便剥夺了他们抵御贫苦饥饿的唯一手段，让他们为有钱人的利益劳动。”

    与此同时，人们着手消除工业行会制度加给工人的种种痛苦，以国王名义宣布：“劳动权是一切财产中最神圣的财产；一切有损劳动权的法律均违背自然权利，均当被视为无效的法律；现存社会是古怪暴虐的制度，是利己、贪婪、强暴的产物。”类似的言论很危险。更危险的是这些话等于白说。几个月以后，行会和劳役制重新恢复。

    据说使国王说出这种话的是蒂尔戈。蒂尔戈的继任者也大都照此办理。1780年，国王向臣民宣布今后增派军役税必须公开登记，他在旁注中还特地说道：“纳军役税者已为征收军役税的烦恼所折磨，他们至今仍承受那些意外的增派，以至我们臣民中最穷苦的这部分人的税额增长比例远远高于所有其他臣民。”国王还不敢使捐税负担一律平等，不过他至少着手确立征税平等，在已确定共同负担的捐税中推行。他说道：“朕希望有钱人不会觉得受损害，他们如今被纳入共同水准，他们要完纳的捐税只不过是长期以来他们本当更加平等地承担的那份。”

    尤其在饥荒年月，人们似乎是有意刺激群情，而不是满足他们的需求。一位总督为激发有钱人发善心，谈到“这些所有者极不公正、为富不仁，他们所占有的一切应归功于穷人的劳动，但是他们却在穷人为开发他们的财产而筋疲力竭之际，任其饿死。”国王在类似情况下也说过：“朕欲保卫人民免遭无衣无食之苦，有钱人强迫他们劳动，高兴给多少报酬就给多少。朕不能容忍一部分人听任另一部分贪婪的人摆布。”

    直至君主制末期，不同行政权力之间存在的斗争引起形形色色的类似现象：争论双方一心把人民的苦难推诿给对方。

    1772年在粮食流通问题上，图卢兹高等法院与国王之间引起的那场争论尤其清楚地表明了这点。“由于其错误措施，政府可能使穷人饿死，”图卢兹高等法院说。——“高等法院的野心和有钱人的贪婪造成了公众的穷困，”国王反驳道。双方就这样向人民头脑中灌输这样的思想：他们的痛苦永远只应责怪上面。

    这些事情在秘密函件中找不到，在公开文件中却提到，政府和高等法院特意将这些文件大量印刷，四处张贴。这样做的时候，国王便向他的先辈和他自己道出了非常严峻的事态真相。一天他说道：“国库已因历代挥霍而负担过重。我们的许多不得转让的领地已经以廉价转让了。”另一次据说国王出于理性而不是出于谨慎说道：“工业行会尤其是列王的国库贪财的产物。”国王在下面补充说：“假如形势常常造成无用的开支，军役税过分增长，其原因便在于财政管理部门认为增加军役税是秘密进行的，所以是最简易的对策，尽管还有许多其他对我们的人民负担较轻的办法。”

    所有这些都是对国民中有教养的那一部分人讲的，为的是使他们相信某些遭到个别利益集团指责的措施反倒是有用的。至于人民呢，当然他们即使听见了也不懂得。

    必须承认，甚至在这种善心里也含有对人们真心想拯救出苦海的那些受苦人的极端蔑视，这不禁使人想起夏特莱夫人的看法；伏尔泰的秘书告诉我们，夏特莱夫人毫不在乎地当着仆从的面更衣，因为她并不确信仆人也是人。

    不要以为刚才我转述的危险性语言仅仅出自路易十六及其大臣之口；那些即将成为人民众矢之的的特权者在人民面前讲话时也是如此。应当承认，在法国，社会上层阶级开始关心穷人命运时，穷人尚未使他们感到畏惧；他们关心穷人时，尚不相信穷人的疾苦会导致他们自己的毁灭。这一点在1789年以前十年当中尤为明显：那时人们经常同情农民，不断谈论农民，研究用什么方法能救济农民，揭露使农民受苦的主要流弊，谴责特别危害农民的财政法规；但是在这种新的同情表示中，人们照旧缺乏远见，和过去长期麻木无远见一样。

    1779年在法国部分地区，后来又在整个王国，召集了省议会，请读一读这些会议纪录；研究一下会议留给我们的其他公开文件，你定会为文件的善良情意所感动，对文件中格外不慎重的语言感到惊讶。

    1787年下诺曼底省议会说道：“人们经常看到，国王用于修路的钱被用在富人身上，而对人民毫无用处。人们常常花费金钱使通向城堡的道路更舒适，却不用来使市镇或村庄的入口更方便。”在这同一会议上，贵族等级和教士等级描述了劳役的罪恶后，自发地同意捐赠5　　里佛改善乡间道路，说这样一来，本省道路即可畅通，却不须耗费人民一文钱。对这些特权者来说，用普遍捐税代替劳役制并缴付应纳捐税，也许更少费钱些；但是，在自愿出让捐税不平等的利润时，他们却还想保留其外表。在抛弃他们权利的有益部分的同时，他们细心保留着令人憎恨的部分。

    另一些省的议会完全由免纳军役税的地产主组成，他们一心打算继续免纳人头税，但却同样用最暗淡的色彩描绘这种军役税使人民蒙受的苦难。他们将军役税的一切流弊编织成一幅可怕的图画，还特意大量印制。但是很奇特的是，就在他们关心人民的明显表示中，他们却不时加进公开蔑视人民的话语。人民已经唤起他们同情，但仍旧是他们轻视的对象。

    上基耶内省议会热烈地为农民的事业申辩，但称这些农民为无知粗野的人，好闹事、性格粗鲁、不顺从的家伙。蒂尔戈曾为人民做了不少事，但他讲起话来也是如此。

    这类恶言冷语在那些准备公布于众让农民亲自阅读的法令上可以见到。仿佛人们生活在欧洲那些像加里西亚的地方，在那儿，上层阶级讲一套与下层阶级不同的语言，下层阶级听不懂他们说的是什么。18世纪封建法学家对于交纳年贡者和其他封建税的债务人，常常表现出温和、节制、公正这种不大为前人所知的精神，但在某些地方，他们仍旧说卑贱的农民。看来这类骂人话正如那些公证人所说，是自古已然。

    随着1789年的临近，这种对人民贫苦的同情变得更强烈、更轻率。我手中有一些1788年初许多省议会致不同教区居民的通告，为的是要从他们那里详细了解他们可能提出的一切申诉。

    这些通告中有一份是由一位神甫、一位大领主、三个贵族和一位资产者签署的，他们都是议会成员，以议会名义行事。该委员会命令各教区的行会理事召集全体农民，向他们征询对所纳不同捐税的制订和征收方式的意见。通告称：“我们大致知道，大部分捐税，特别是盐税和军役税，对种田人来说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但是我们还要具体了解每一种流弊。”省议会的好奇心不止于此；它要知道教区内享有某种特权的人——贵族、教士或俗人的人数，要确切知道这些特权是什么；免税人的财产价值多少；他们是否居住在他们的土地上；是否有很多教会财产——或像当时所说，永久管业基金——不参与商业，它们价值多少。所有这一切尚不能使议会满意；还要告诉它，假使存在捐税平等，特权者应承担的那部分捐税，军役税、附加税、人口税、劳役，估计数额是多少。

    这等于是通过叙述各人所受的苦难使他们激愤起来，向他们指出罪魁祸首，点明他们为数很小，不足为惧，从而在他们内心深处燃起贪欲、嫉妒和仇恨。人们似乎完全忘掉了扎克雷起义、铅锤党人和十六人委员会，似乎不懂得这些法国人的性格：在天性保持平静时，他们是世界上最温和、最仁慈的民族，一旦迸发出猛烈激情，就会变成最野蛮的民族。

    可惜我未能获得农民答复这些致命问题的所有报告；但我还是找到了一些，足以了解支配这些报告的一般精神。

    在这些报告中，每一个特权者的名字，贵族也好，资产者也好，都一一指明；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有时也被描述一番，而且总是加以批判。人们仔细地研究他的财产的价值；而且还涉及这些特权的数量和性质，尤其是特权给村里所有其他居民造成的损害。人们列举必须作为租金交纳的小麦斗数；羡慕地估算特权者的收入，据说这笔收入谁也不能分享。本堂神甫的额外收入——人们已经称之为他的薪水——过多；人们辛酸地注意到，教堂里所有的事都得付钱，穷人连安葬也得交钱。捐税全都制订得很糟糕，而且欺压人；没有一项捐税不受到抨击，他们谈论一切人，语言暴躁，怒不可遏。

    他们说道：“间接税可恨，没有哪一家，包税员没有来搜查过；没有任何东西在他的手下和眼中是不可侵犯的。注册税繁重，军役税收税员是个暴君，他贪婪，欺压穷人，无所不用其极。执达员也不比他强；没有一个老实的庄稼人能躲过他们的暴行。征税员为使自己免遭这些恶霸的吞噬，不得不伤害其邻人。”

    在这次调查中大革命不仅宣告了它的临近，而且它就在这里，它已经在使用它的语言，展现出它的整个面目。

    16世纪宗教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所有差别之中，有一种差别令人瞩目：在16世纪，大部分显要人物投身于宗教变革都出于野心或贪婪；相反，人民却出于信仰，并不指望得到什么好处。在18世纪，情况就不同了；正是无私的信仰和慷慨的同情感动了当时有教养的阶级，使他们投身革命，而使人民行动起来的是满腔的痛苦怨恨和要改变地位的强烈**。前者的热情终于点燃并武装了后者的怒火和贪欲。

    第六章：政府完成人民的革命教育的几种做法

    政府自己早已努力向人民的头脑中灌输和树立若干后来称为革命的思想，这些思想敌视个人，与个人权利对立，并且爱好暴力。

    国王是第一个向人民表明人们可以用何等轻蔑态度对待最古老而且外表上最根深蒂固的制度的。路易十五既通过他的革新，也通过他的作恶，既通过他的精力，也通过他的怠惰，动摇了君主制，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当人民看到与王权几乎同时代，而且迄今看上去与王权同样不可动摇的高等法院土崩瓦解时，他们模模糊糊地领悟到，暴力和冒险的时代临近了，那时，一切都变得可能，没有什么老事物应受尊重，没有什么新事物不能尝试。

    路易十六在他的整个统治期，都在谈论准备着手的改革。

    大革命后来果然推翻了一切规章制度，而在此以前，路易十六曾预见大多数制度已临近毁灭。他从立法机构中除去几个最坏的制度，不久又予以恢复：仿佛他想的只是把这些坏制度连根拔起，由别人来把它们打倒。

    在他亲自主持的改革中，有一些未经充分准备，就突然改变了古老而受人尊重的习惯，有时还破坏了既得权利。这样，改革不只是推倒了阻碍大革命的重重障碍，更重要的是向人民表明怎样才能动手进行革命，因而，改革为大革命作了准备。恰恰是国王及大臣们行动中单纯无私的意图，为害更甚；因为，最危险的榜样莫过于出于好意，由好心人施行的暴力了。

    很久以前，路易十四在敕令中便公开宣布这种理论，即王国所有土地原本均依国家的条件被特许出让的，国家才是唯一真正的所有者，而所有其他人只不过是身份尚有争议、权利并不完全的占有者而已。这个学说来源于封建立法；但是只是到了封建制度灭亡之际它才在法国被传授，法院从未予以承认。这是现代社会主义的主导思想。看上去奇怪，社会主义首先植根于国王**制度。

    路易十四以后的朝代中，政府每年都现身说法，告诉人民对私有财产应持轻视态度。18世纪下半叶，当公共工程尤其是筑路蔚然成风时，政府毫不犹豫地占有了筑路所需的所有土地，夷平了妨碍筑路的房屋。桥梁公路工程指挥从那时起，就像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爱上了直线的几何美；他们非常仔细地避免沿着现存线路，现存线路若有一点弯曲，他们宁肯穿过无数不动产，也不愿绕一个小弯。在这种情况下被破坏或毁掉的财产总是迟迟得不到赔偿，赔偿费由政府随意规定，而且经常是分文不赔。

    下诺曼底省议会从总督手中接管政府时，发现20年来政府为修路而没收的所有土地的价钱尚未偿还。国家这样欠而未还的债务，在法国的这个小小角落，竟达25万里佛。受侵害的大所有者为数有限；但是由于土地已经非常分散，受损害的小所有者人数众多。每个所有者都从切身经历中学会，当公共利益要求人们破坏个人权利时，个人权利是微不足道的。

    他们牢记这一理论，并把它应用于他人，为自己谋利。

    从前在许许多多教区设有慈善基金会，按创立者的意图，基金会的目的是按遗嘱指定的场合及方式救济居民。在君主制末期，由于御前会议的一纸判决，即由于政府的纯粹专断，这些基金会大部分或是被破坏，或是改变了最初宗旨。通常，发给村子的这种基金被用来资助邻近的济贫院。而济贫院呢，在这同一时期，它们的财产也被改造得与创始者的目的相违迕，他们无疑是不会采纳的。1780年的一道敕令授权所有这些机构变卖不同时期人们遗赠——条件是他们可以终身享用——的财产，准许他们将价值上交国家，国家应当支付年金。

    据说，这是更好地利用祖先没有充分利用的施舍。人们忘记了，教唆人们破坏活人的个人权利的最好方法，就是丝毫不顾死人的意志。旧制度政府对这些死人表现出的蔑视是后继的任何一个政府望尘莫及的。尤其是它对此一向掉以轻心，英国人却为此给每个公民以全社会的力量，帮助他维持死前最后意愿的效力，这就使英国人对死人比对活人更为尊重。

    征集制、食品强制出售、最高限价，这些是旧制度下有过先例的政府措施。我看到，在饥荒时期，政府官员预先对农民供应市场的食品确定价格；由于农民怕受约束，不到市场来，政府官员便下达命令，强迫他们前往，否则处以罚金。

    但是最有害的教育莫过于刑事法庭在涉及人民时所依据的某些形式。穷人在抵御比他更有钱有势的公民的侵害方面，远比人们想象的更有保障，但是当穷人和国家打交道时，正如我在别处已指出的那样，他们就只能找到特别法庭、有偏见的法官、仓促而虚假的诉讼程序和不得上诉的假执行判决。

    “委派骑警队队长及其副官了解缺粮时节可能爆发的骚乱和聚众闹事；命令他们妥善处理诉讼案件，审判为既无上诉权又无特赦权的终审；国王陛下禁止所有法庭过问此案。”这项御前会议判决在整个18世纪期间都有效力。从骑警队笔录中可以看到，在这种形势下，人们连夜包围可疑的村庄，乘天亮前闯入民宅，不需任何凭证，便逮捕了被指定的农民。遭这样逮捕的人常常长期被监禁而不送审；但是敕令却命令所有被告须在24小时内受审。和我们今天一样，这项规定既不正规，也不被遵循。

    一个温和稳固的政府就是这样每天教给人民那种最适应于革命时代、最适合于**暴政的刑事诉讼法。它一直开办这类学校。旧制度始终给予下层阶级这种冒险的教育。蒂尔戈在这一点上也忠实效法他的前任。1775年，当他的关于谷物的新立法激起高等法院的反抗和农村的骚乱时，他在国王的许可下发布法令，剥夺法院审理权，并将叛乱者移交重罪法庭。法令道：“重罪法庭主要用来镇压民间动乱，迅速处理，以儆效尤。”况且，凡远离本教区的农民，未持有本堂神甫和行会理事签署的证明者，均当受到追缉和逮捕，像流浪汉一样受审判，无上诉权，也无特赦权。

    诚然，18世纪的君主制统治下，刑罚虽然形式骇人，几乎总是温和的。人们宁愿使人畏惧，不愿使人受罪；或不如说，人们由于习惯和冷漠而专横强暴，由于气质而温和。但是对这种速决司法的爱好只会增长。刑罚越轻，越容易忘记宣布刑罚的方式。温和的判决掩盖着诉讼程序的恐怖。

    我掌握事实，所以敢说，革命政府使用的大量诉讼程序，在君主制最后两个世纪中所采取的针对下层人民的措施里，均可找到先例和榜样。旧制度给大革命提供了它的许多形式，大革命只不过又加进了它的独特的残忍而已。

    第七章：何以一次巨大的行政革命成为政治革命的先导，其结果如何

    政府形式尚未改变，规定个人地位和政府事务的那些附属法律却已经废除或修改。

    行会理事会的破坏和部分的、不完全的恢复深刻地改变了工人和雇主的旧关系。这些关系不仅不同以往，而且不确定、不自然。主日警察遭到毁灭；国家监护尚不稳定，手工业者在政府与老板之间，处于一种为难的不明确地位，不知道二者当中谁能保护自己或谁应该容纳自己。整个城市下层阶级骤然间落入这种茫然的无政府状态，一旦人民在政治舞台上开始重新出现，这种形势就产生了严重后果。

    大革命前一年，国王敕令在司法秩序的所有各部门造成了混乱；若干新的法庭设立了，其他法庭大批被废除，管辖权的一切规定均被更改。然而在法国，恰如我在别处已经谈到的，负责审判、执行法官判决的人数量庞大。说真的，整个资产阶级都或近或远地与法庭有关系。法律的效果因此便突然间打乱了千家万户的处境和财产，给予他们新的不可靠的地位。敕令也给申诉人带来不便，在这场司法革命中，他们很难重新找到他们可以应用的法律和应该审判他们的法庭。

    但是，严格意义上的政府在1787年所经受的彻底改革在公共事务中尤其引起了混乱，后来又触及每个公民，直到他们的私生活。

    我说过，在各财政区，即在法国四分之三左右地区，整个财政区政府都交托给一个人，即总督，他的所作所为不仅不受控制，而且独断专行。

    1787年，人们在这位总督身边设置了省议会，总督成为真正的地方行政官员。每个村子里，经选举产生的镇政府同样取代了旧教区议会，在大多数情况下，还取代了行会理事。

    与原先立法截然对立的立法不仅彻底改变了事物的秩序，而且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相对地位，它必须在各地同时实施，而且在各地以近乎同一方式推行，丝毫不考虑以前的惯例和各省的特殊情况；这个行将被大革命推翻的旧政府，当时已经具备大革命的中央集权的很多特性。

    可以清楚看到，习俗在政治机构中所起的作用：人们应用长期以来沿用的模糊复杂的法律，比利用新鲜的更简化的法律要顺手得多。

    旧制度下，法国存在着依各省情况而变化无穷的各种权力，没有哪一种权力具有确定的众所周知的界限，各权力的工作范围总是与许多其他权力相混。然而人们终归在事务中确立了正规的相当方便的秩序；而为数更少的新权力，虽经仔细限定，彼此间仍然相似，在更大的混乱中互相抵触混杂，常常相互抵销，软弱无力。

    此外，新法律包含一个严重的缺陷，仅仅这一缺陷，尤其在开始时，就足以使法律难以执行：它创设的所有权力都是集体权力。

    在旧君主制下，人们从来只知道两种治理方式：如果行政被委托给一个人，那么，他的一举一动无需任何议会协助；如果存在着议会，例如在三级会议省或在城市里，那么，执行权力不委托给任何个人；议会不仅统治和监督行政部门，而且亲自治理或通过它任命的各临时委员会治理。

    由于人们只知道这两种理事方法，所以当他们抛弃这一种，就得采纳另一种。奇怪的是，在一个如此开明、长期以来政府已经发挥如此巨大作用的社会内，人们竟从未想到将两种制度结合为一，从未想到区分而不是拆开执行权与监督和解除权。这种思想看上去简单，却从未有人想到过；只有在本世纪它才被人发现。可以说，这是在政府问题上我们自己的唯一大发现。我们将看到反其道而行之的后果，当人们把行政习俗搬进政治、在憎恨旧制度传统的同时却遵奉这一传统时，人们在国民公会里竟实行三级会议省和城市小市政府曾遵循的制度；我们还将看到，从那以前仅仅使事务陷入窘境的局势里，如何突然间出现了恐怖统治。

    这样，在大多数总督一直自行其是的情况下，1787年的省议会取得了自治权；它在中央政府的权力之下，负责制订军役税和监督征收军役税，决定哪些公共工程应当兴办并加以实施。省议会直接统辖公路与桥梁工程局全体官员，从监察直到工程监工。议会要给他们规定它认为可行的事项，向大臣汇报部下的成绩，并提议大臣向他们颁发应得奖赏。村社的监护几乎完全交与省议会；绝大多数诉讼案件的初审必须由议会来审判，而在这以前是由总督审理，等等：上述职权中，有许多不适宜于一个集体的、不负责任的政权，况且即将行使职权的又是一些首次执政的人。

    人们把总督贬低到无权无势地位的同时，却让他继续存在，终于使一切陷入混乱。人们在剥夺了总督统揽一切的**权利后，强加给他帮助和监督议会工作的权利；仿佛一个被免职的官员有朝一日竟能理解剥夺他官职的立法精神，并且协助它的实施！

    人们对付总督的做法，也用来对付总督代理。在他的旁边，在他原来占据的位置上，安放了一个区议会，区议会须在省议会领导下根据同样原则行事。

    从1787年创立的省议会的法令和会议记录中所了解到的一切，说明议会刚一诞生，就陷入了同总督的暗中的而且常常是公开的战争，总督老谋深算，使继任者手足无措。在一处，议会抱怨它费了很大力气才从总督手中夺回那些最必需的文件。在另一处，总督指控议会成员要篡夺据他说是诏书授予他的职权。他向大臣申诉，大臣则常常不置可否或表示怀疑；因为对他和对所有人一样，这都是新鲜而模糊的问题。有时，议会经讨论认为总督治理不善，他经手修建的道路线路不好或维修很糟；他任凭那些受他监护的村社毁灭而不闻不问。这些议会常常在一项不熟悉的立法中摸黑，犹豫不决；它们四下互相征询意见，不断地收集各种见解。欧什省总督声称他能阻止省议会的意志，省议会曾经批准公社自行征税；省议会则断言，在这个问题上，总督今后只能提供意见，不能下达命令，同时它征求法兰西岛省议会的意见。

    处在这些尖刻的批评和会商当中，政府的进程常常缓慢，有时还停滞下来：公共生活这时候似乎中断了。洛林省议会的话是其他许多省议会的回响：“事务全面停滞。所有善良公民均为此感到悲伤。”

    在另一些情况下，这些新政府由于过分活跃和自信而犯错误；它们全都充满一股不安及骚乱的热情，希图一举变革旧的方法，一下子匡正积年沉疴。借口今后将由它们实行城市监护，它们着手亲自经营公共事务；总之，它们本想改善一切，到头来却弄得一团糟。

    假如人们今天愿意冷静思考长期以来政府在法国占据的重要位置，政府每天接触的众多的利益，依赖政府或需要政府协助的一切事情；假如人们想到正是靠政府而不是靠自己，个人才能期望在自己的事务中取得成功，才能指望他们的行业得到赞助，衣食得到保证，才能开辟和维修道路，才能维持安定，才能保障福利，若考虑到这些，人们一定会明白，政府受到损害会使无数人自身受到损伤。

    但是这个新组织的弊病在村庄里尤其明显；在那里，它不仅打乱了权力秩序，还突然间改变了人们的相对地位，使各个阶级都对立冲突起来。

    1775年，蒂尔戈向国王提议改革农村行政制度，当时他亲自告诉我们，他碰到的最棘手的问题，乃是捐税摊派不平等；因为，教区事务中首要的就是捐税的制订、征收和使用，怎么能使那些完全不按同一方式纳税、有些甚至完全免纳的人，在教区事务上共同行动、同堂议事呢？每个教区均包括根本不缴纳军役税的贵族和教士、部分或全部免纳的农民以及其他纳全部军役税的人。这就好比三个截然不同的教区，每一个都要求有单独的政府。困难无法解决。

    实际上，农村中捐税差异之明显，是任何地方也比不上的；居民划分为不同集团，而且常常是相互敌对的集团，尤以农村为甚。要给村庄一个集体的行政和一个自由的小政府，首先必须使大家缴纳同一捐税，必须缩小各个阶级之间的距离。

    1787年终于开始改革，但人们当时做的却非如此。教区内部，旧的等级分离及其主要标志捐税不平等，依然故我，可是人们却把全部行政移交给选举团。这一做法当即导致极为奇特的后果。

    如果这是挑选市政官员的选举议会，本堂神甫和领主不能出席；据说他们属于贵族和教士等级；而在这里，主要是第三等级有权选举他们的代表。

    市议会一旦选出，本堂神甫和领主反倒成了理所当然的成员；因为使如此显要的两类居民与堂区政府完全无关，这是不大恰当的。领主甚至主持那些他未曾参与选举的市参议员的会议；但是他不能插手他们的大部分法案。例如，当人们着手制订和摊派军役税时，本堂神甫和领主便无权投票表决。他们二者不是都免缴此税吗？从市议会来说，它与他们的人头税毫无关系；人头税继续由总督按特殊方式厘定。

    市议会这位主席同他本应领导的议会彼此隔绝，人们担心他在议会中将间接发挥影响，违背他不从属的那个等级的利益，遂要求不计他的佃农的票数；在征求省议会的意见时，省议会认为这样的要求非常公正，完全符合原则。教区的其他贵族，不能进入这个平民的市议会，除非经由农民选举，而后按规章特意注明，但他们在议会中只有权代表第三等级。

    领主在议会中出现只是为了完全服从他旧日的臣属，这些人突然间成了他的主人，与其说他是他们的首领，还不如说他成了他们的阶下囚。人们用这方法把这些人召集在一起，目的似乎不是要使他们彼此接近，而是使他们更清楚地看到他们彼此有何差别，他们的利益何等对立。

    行会理事是否仍是毫无威信、非靠强迫不能履行其职能的政府官员，抑或他的地位和他任主要代理人的社区已经一起提高了呢？对此无人确知。我找到一封1788年某个村庄执达员的信，他对人们选他履行行会理事的职责感到气愤。他说道：“这是违反行会理事职务享有的所有特权的。”总监答复必须纠正此人的思想，“叫他明白他应把同胞们选举他视为光荣，此外还要叫他明白，新的行会理事丝毫不同于此前冠以同一名称的政府官员，他们应当从政府方面得到更多的尊重”。

    另一方面，人们看到，当农民成为一种势力时，教区里重要的居民，甚至贵族，突然间与农民接近起来。巴黎附近一个村庄的有高级裁判权的领主抱怨说，国王敕令阻止他哪怕作为普通居民参加教区议会的工作。另一些人则同意让他“出于对公共利益的忠诚，履行行会理事职责”。

    这已为时太晚了。随着有钱阶级的人们向着农村人民靠近，试图和他们打成一起，农村人民却退回到他们一向的孤立状态，据守不出。有些教区的市议会拒绝接纳领主参加；另一些市议会则十分挑剔，不愿接受已致富的平民。下诺曼底省议会说道：“我们获悉，许多市议会拒绝接纳未在本地居住的教区的平民地产主，尽管这些人毫无疑问有参加议会的权利。另一些议会甚至拒绝接纳那些在当地没有财产的佃农。”

    因此，甚至还在人们改动那些规定国家政府的主要法律之前，次要法律中已经充满新奇、模糊和冲突。原来存在的东西动摇了，可以说，再没有一项规章制度不被中央政府宣布废除或即将修改。

    这场在法国先于政治革命而进行的对一切行政规则和一切行政习惯的突然的大规模革新，人们今天已不大提及，然而在当时，它已经是一个伟大民族的历史上亘古未有的最大的动荡之一。这第一次革命对第二次革命起着异常巨大的影响，使得第二次革命不同于到那时为止世界上发生的所有同类事件，或从那时以来发生的同类事件。

    英国爆发的第一次革命震撼了这个国家的整个政治结构，直至废除了君主制，但它只是非常表面地触动次要法律，几乎丝毫未改变习俗和惯例。司法和行政保留原来的形式，照旧沿袭着昔日的习惯做法。据说在内战最激烈的时候，英国的12位法官仍在继续进行一年两次的巡回刑事法庭。因此，一切并未同时激荡。革命的效果受到局限，英国社会尽管在顶层动摇，基础却岿然不动。

    自1789年以来，我们在法国亲眼看到了许多彻底改革整个政府结构的革命。大部分是依靠暴力完成的非常突然的革命，它公开破坏现存法律。然而，革命所产生的混乱从来既不长久也不普遍；民族的绝大部分几乎感觉不到，有时几乎没有察觉。

    自1789年以来，行政结构在政治结构的废墟中始终存在。人们改变了君主的人身或中央政权的形式；但是事务的日常进程既未中断也未被打乱；每个人继续在与个人相关的细小事务中，遵循他熟悉的准则和惯例；他依赖他一直习惯与之交往的次级政府，而且往往与同一些官员打交道；因为，如果说在每次革命中，政府被砍掉了脑袋，它的躯体依旧完好无损地活着；同样的职能由同样的行政官员执行；他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政治法规转达他们的精神和他们的经验。他们以国王的名义，随后以共和国的名义，最后以皇帝的名义审判和执政。然后，命运推动同一轮回，他们重又开始为国王、为共和国以及为皇帝审判和执政，永远是同一些人，永远用同一方式；因为，主子叫什么名字与他们何干？他们的工作不在于做公民，而在于做优秀行政官和优秀法官。一旦初次震动平息，国内似乎也就再无什么变动。

    大革命爆发之际，政府的这个尽管是从属的、但每日每时为每个公民所感到并以最持久最有效的方式影响着他们的福利的部分刚刚被彻底推翻：国家政府突然间更换了所有官员，更新了所有准则。国家起初好像并未从这场大规模改革中受到大震动，但是所有法国人感受到了一种微小的特殊波动。每个人的地位都动摇了，每个人的习惯都被打乱，每个人的职业都受到妨害。某种正规秩序继续支配着那些最重要最普遍的事务，但已经无人知道该听命于谁，办事该找谁，无人知道在那些构成每日社会生活的更细小的私人事务中该如何行动。

    既然国家的各个部分没有一处保持平衡，最后一击便使它整个动摇起来，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最大的动荡和最可怕的混乱。

    第八章：大革命如何从已往事物中自动产生

    在结束本书时，我想将我分别描绘的若干特征加以归纳，再来看看大革命是如何从我刚为之画像的那个旧制度中仿佛自动产生的。

    如果人们考虑到，正是在法国，封建制度虽然没有改去自身中那些会伤害或刺痛人的东西，却最完全地丢掉了能对封建制度起保护作用或为它服务的一切，人们就不会惊讶这场后来猛烈摧毁欧洲古老政体的革命是在法国而不在别国爆发的。

    如果人们注意到，贵族在丧失其古老的政治权利后，已不再治理和领导居民——这种现象为任何欧洲封建国家所未见，然而他们却不仅保留而且还大大增加贵族成员个人所享有的金钱上的豁免权和利益；他们已经变成一个从属阶级，但同时仍旧是个享有特权的封闭阶级：正如我在别处说过的，他们越来越不像贵族，越来越像种姓：他们的特权显得如此不可理解，如此令法国人厌恶，无怪乎法国人一看见他们心中便燃起民主的愿望，并且至今不衰。

    最后，如果人们想到，这个贵族阶级从内部排除中产阶级并与之分离，对人民漠不关心，因而脱离人民，在民族中完全陷于孤立，表面上是一军统帅，其实是光杆司令，人们就会明白，贵族存在千年之后，怎么会在一夜之间就被推翻。

    我已阐明国王政府如何在废除各省的自由之后，在法国四分之三的地区取代了所有地方权利，从而将一切事务无论巨细，都系于一身；另一方面我已说明，由于必然结果，巴黎以前只不过是首都，这时已成为国家主宰，简直可以说就是整个国家。法国这两个特殊事实足以解释为什么一次骚乱就能彻底摧毁君主制，而君主制在几个世纪中曾经受住那样猛烈的冲击，在倾覆前夕，它在那些行将推翻它的人眼中似乎还是坚不可摧的呢。

    法国是很久很久以来政治生活完全消失的欧洲国家之一，在法国，个人完全丧失了处理事务的能力、审时度势的习惯和人民运动的经验，而且几乎丧失了人民这一概念，因此，很容易想象全体法国人怎么会一下子就落入一场他们根本看不见的可怕的革命，而那些受到革命最大威胁的人却走在最前列，开辟和扩展通向革命的道路。

    由于不再存在自由制度，因而不再存在政治阶级，不再存在活跃的政治团体，不再存在有组织、有领导的政党，由于没有所有这些正规的力量，当公众舆论复活时，它的领导便单独落在哲学家手中，所以人们应当预见到大革命不是由某些具体事件引导，而是由抽象原则和非常普遍的理论引导的；人们能够预测，不是坏法律分别受到攻击，而是一切法律都受到攻击，作家设想的崭新政府体系将取代法国的古老政体。

    教会自然与所有要废除的古老制度结为一体，毫无疑问，这场革命必当在推翻世俗政权的同时动摇宗教；从那时起，无法说出革新者一旦摆脱了宗教、习俗和法律对人们想象力所加的一切束缚，他们的精神会被哪些闻所未闻的鲁莽轻率所左右。

    但是，认真研究过国家状况的人本不难预见到，在法国，没有哪种闻所未闻的鲁莽行为不会被尝试，没有哪种暴力不会被容忍。

    “什么！”伯克在一本雄辩的小册子里叫道，“人们竟找不到一个人能替最小的区抗辩；而且，看不到一个人能替他人担保。每个人都在家里束手就擒，无论是由于倾向王权主义、温和主义，还是所有别的什么东西。”伯克不了解他为之惋惜的那个君主制，曾在哪些条件下把我们抛给我们的新主人。旧制度政府事先就剥夺了法国人互相援助的可能性和愿望。当大革命突然来临时，要想在法国最广大地区找到十个惯于以正规方式共同行动、进行自卫的人，都是徒然；中央政权独当此任，以至这个中央政权从国王政府之手落入不负责任但有主权的议会之手，从温厚而变为可怕，中央政府在它面前找不到什么东西可以片刻阻止或延缓它。曾使君主制如此轻易垮台的同一原因，使一切在君主制倾覆之后都变得可能。

    宗教宽容，领导温和，人道甚至仁慈，从来没比18世纪更受到鼓吹，看来也更被人接受；作为暴力最后栖息之所的战争权，本身已被缩小，变得缓和。然而，从如此温和的风尚中，即将产生最不人道的革命！不过，风尚的日趋温和，并不都是假象；因为，自大革命的怒火减弱以来，人们看到，这同一种温和立即普及到所有法律，并渗透到所有政治习惯当中。

    理论的和善与行为的强暴形成对比，这是法国革命最奇怪的特征之一，如果人们注意到这场革命是由民族中最有教养的阶级准备，由最没有教养、最粗野的阶级进行的，就不会为此感到惊奇。第一种阶级的人相互之间没有丝毫先存的联系，没有互相理解的习惯，从未控制人民，因此，当旧政权一旦被摧毁，人民几乎立即变成了领导权力。人民不能亲自统治的地方，至少把他们的精神赋予政府；另一方面，假如我们考虑到人民在旧制度下的生活方式，就不难想象人民即将成为什么样子。

    处境的独特赋予人民许多罕见的品德。人民很早就获得自由，很久以来就拥有部分土地，彼此孤立而不依赖，因而他们显得有节制和自负：他们熟悉劳动，对种种生活享受漠然处之，忍受最大的痛苦，临危难而坚定：这个单纯刚毅的种族，即将构成强大的军队，威慑欧洲。但是同一原因也使人民变为危险的主人。由于几个世纪以来，人民几乎独自承受种种流弊的全部重负，过着隔离的生活，默默地沉溺于偏见、嫉妒和仇恨中，因而他们被命运的严峻弄得冷酷无情，变得既能忍受一切，又能使一切人受苦。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攫取了政府，试图自己来完成大革命的业绩。书籍已经提供了理论，人民负责实践，使作家们的思想适应于自己的狂暴行动。

    那些仔细研究过18世纪法国的人，从书本中，已能看出人民内部产生和发展了两种主要的激情，它们不是同时代的产物，而且从未指向同一目标。

    有一种激情渊源更远更深，这就是对不平等的猛烈而无法遏制的仇恨。这种仇恨的产生和滋长的原因是存在不平等，很久以来，它就以一种持续而无法抵御的力量促使法国人去彻底摧毁中世纪遗留的一切制度，扫清场地后，去建立一个人道所允许的人人彼此相像、地位平等的社会。

    另一种激情出现较晚，根基较浅，它促使法国人不仅要生活平等，而且要自由。

    临近旧制度末期，这两种激情都同样真诚强烈。大革命开始了，两种激情碰到一起；它们混合起来，暂时融为一体，在接触中互相砥砺，而且最终点燃了整个法兰西的心。这就是1789年，无疑它是个无经验的时代，但它却襟怀开阔，热情洋溢，充满雄劲和宏伟：一个永世难忘的时代，当目睹这个时代的那些人和我们自己消失以后，人类一定会长久地以赞美崇敬的目光仰望这个时代。那时，法国人对他们的事业和他们自身感到自豪，相信他们能在自由中平等地生活。在民主制度中，他们便处处设立了自由制度。他们不仅粉碎了将人们分割为种姓、行会、阶级、使他们的权利比他们的地位更加不平等的那种陈腐立法，而且一举打碎了那些由王权制定的其他较新的法律，因为它们剥夺了民族自身享受的自由，并在每个法国人身旁设立政府，充当他们的导师、监护人，必要时还充当压迫者。中央集权制和**政府一起垮台了。

    但是，当发动大革命的精力旺盛的一代人被摧毁或丧失锐气时——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进行类似事业的整代人身上，当对自由的热爱按照这类事件的自然规律，在无政府状态和人民专政中被挫伤而软弱无力时，当慌乱的民族摸索着寻找他的主人时，**政府便有了重新建立的极好机会，而这些机会是那位天才轻而易举地发现的，他后来既是大革命的继续者，又是大革命的摧毁者。

    实际上，旧制度已拥有晚近时代的整套规章制度，它们丝毫不敌视平等，在新社会中很容易就能确立，然而却为**制度提供特殊方便。人们在所有其他制度的废墟中寻找它们，并且找到了它们。这些制度以前曾造成那些使人们分化屈服的习惯、**和思想；人们将它们复苏，并求助于它们。

    人们在废墟中抓回中央集权制并将它恢复；在它重新建立的同时，过去限制它的一切障碍并未复苏，因此，从刚刚推翻王权的民族的腹部深处，突然产生出一个比我们列王所执掌的政权更庞大、更完备、更**的政权。这番事业显得出奇地鲁莽，它的成功世所未闻，因为人们只想正在眼前的事物，而忘了曾经看到的事物。统治者垮台了，但是他的事业中最本质的东西仍然未倒；他的政府死亡了，他的行政机构却继续活着，从那以后人们多少次想打倒**政府，但都仅仅限于将自由的头颅安放在一个受奴役的躯体上。

    从大革命开始直至今日，人们多次看到对自由的酷爱时隐时现，再隐再现；这样它将反复多次，永远缺乏经验，处理不当，轻易便会沮丧，被吓倒，被打败，肤浅而易逝。在这同一时期中，对平等的酷爱始终占据着人们的内心深处，它是最先征服人心的；它与我们最珍贵的感情联在一起；前一种激情随着事件的变化，不断改变面貌，缩小、增大、加强、衰弱，而后一种激情却始终如一，永远以执著的、往往盲目的热忱专注于同一个目标，乐于为使它能得到满足的人牺牲一切，乐于为支持和讨好它的政府提供**制度统治所需要的习惯、思想和法律。

    法国革命对于那些只愿观察革命本身的人将是一片黑暗，只有在大革命以前的各个时代才能找到照亮大革命的灯火。对旧社会，对它的法律、它的弊病、它的偏见、它的苦难、它的伟大，若无清晰的透视，就绝对不能理解旧社会衰亡以来60年间法国人的所作所为；但是人们若不深入到我们民族的性格中去，这种透视还不足以解决问题。

    当我考虑这个民族本身时，我发现这次革命比它历史上的任何事件更加惊人。它在行动中如此充满对立，如此爱走极端，不是由原则指导，而是任感情摆布；它总是比人们预料的更坏或更好，时而在人类的一般水准之下，时而又大大超过一般水准；这个民族的主要本性经久不变，以至在两三千年前人们为它勾划的肖像中，就可辩出它现在的模样；同时，它的日常思想和好恶又是那样多变，以至最后变成连自己也料想不到的样子，而且，对它刚做过的事情，它常常像陌生人一样吃惊；当人们放手任其独处时，它最喜欢深居简出，最爱因循守旧，一旦有人硬把它从家中和习惯中拉出来，它就准备走到地角天涯，无所畏惧；它的性情桀骜不驯，有时却适应君主的专横甚至强暴的统治权，而不适应主要公民的正规自由的政府；今天它坚决反对逆来顺受，明天它又俯首贴耳，使那些最长于受人奴役的民族都望尘莫及；只要无人反抗，一根纱线就能牵着它走，一旦什么地方出现反抗的榜样，它就再也无法控制；总是使它的主人上当，主人不是过于怕它，就是怕它不够；它从未自由到决不会被奴役，也从未奴化到再无力量砸碎桎梏；它适宜于做一切事物，但最出色的是战争；它崇尚机遇、力量、成功、光彩和喧闹，胜过真正的光荣；它长于英雄行为，而非德行，长于天才，而非常识，它适于设想庞大的规划，而不适于圆满完成伟大的事业；它是欧洲各民族中最光辉、最危险的民族，天生就最适于变化，时而令人赞美，时而令人仇恨，时而使人怜悯，时而令人恐怖，但绝不会令人无动于衷，请问世界上有过这样一个民族吗？

    只有它才能造就一场如此突然，如此彻底，如此迅猛，然而又如此充满反复、矛盾和对立的革命。没有我所陈述的那些原因，法国人绝不会进行大革命；但是必须承认，所有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法国以外类似的革命。

    至此，我已抵达这场值得纪念的革命的门槛；这次我并不想走进去：也许不久我能这样做。那时，我将不再研究这场革命的原因，我将考察革命本身，最后，我将大胆评判大革命所产生的社会。

    注释

    第54页，第9行。罗马法在德国的威力。——它取代日耳曼法的方式。

    中世纪末期，罗马法成为德意志法学家主要的而且几乎是唯一的研究对象；在那个时期，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甚至不在德国而在意大利各大学受教育。这些法学家虽然不是政治社会的领导者，却担负着解释和运用法律的责任，即使他们无法废除日耳曼法，至少也要改变其形态，尽力使之纳入罗马法的范围。他们将罗马法运用到日耳曼制度中一切看起来与查士丁尼立法略微相似的地方；他们由此而在民族立法中引进了新精神、新惯例；民族立法逐渐改造，变得无法辩认，以至到17世纪，人们简直再也认不出来了。它被一种我也无以名之的名为日耳曼的实为罗马的立法所取代。

    我有理由认为，在法学家的这一工作中，日耳曼旧社会许多阶层的处境大为恶化，尤其是农民的处境；他们当中许多人在此之前，一直保有全部或部分自由，全部或部分财产，这时，却都失去了，这是由于学者们把他们的地位比作史载的罗马奴隶或罗马长期租赁契约中的承租人。

    民族法逐渐改造，人们百般反对也无济于事，这种现象在符腾堡的历史上十分明显。

    自1250年符腾堡伯爵领地问世，到1495年符腾堡公国创立，立法完全是土生土长的；它由习惯法、城市或领主法庭所制订的地方法、三级会议所颁的法规构成；唯有教会事务是由一种外来法——教会法解决。

    自1495年起，立法性质发生变化：罗马法开始渗入：那些在外国学校里研究法学、人们称之为博士的人进入政府，占据了高等法院的领导职务。在整个15世纪初期直到15世纪中期，政治社会都在支持这场反对法学家的斗争，与英国同其发生的斗争相同，但斗争的成果却完全另一样，在1514年蒂宾根议会中，以及在随后历届议会中，封建制度的代表和城市议员提出各种各样的抗议，反对所发生的变化；他们攻击法学家，因为法学家闯入了所有法院，改变了所有习惯法和所有法律的精神或文字。优势最初似乎在他们一方；他们得到政府的许诺，今后在高等法院定要安插从贵族和公爵领地中挑选的有名望有教养的人，而不要安插博士，由政府官员和三级会议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将起草一个通行全国的规章式法典。白费气力！罗马法不久终于从大部分立法中彻底清除民族法，甚至在允许民族法存在的土地上扎根。

    外来法战胜了土生法，许多德国历史学家把这种胜利归之于两个原因：1．将人们的精神引向古代语言与文学的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民族天才的知识产物的蔑视；2．在整个中世纪一直流行于德意志、表现在这个时代的立法中的思想，即神圣罗马帝国是罗马帝国的继续，罗马帝国的立法是继承神圣罗马帝国的立法。

    但是这些原因并不足以说明为什么这同一罗马法，在同一时期，同时传遍整个欧洲大陆。我认为，这是由于在同一时期，君主**政权在各地稳固确立，欧洲的古老自由化为灰烬，而罗马法这种奴役法，最切合君主们的心意。

    罗马法曾处处使公民社会臻于完善，又到处力求毁坏政治社会，因为罗马法主要是一个非常文明然而非常奴化的民族的作品。国王们热衷于采用它，在他们取得统治权的地方处处确立它。罗马法的解说者们在整个欧洲成为国王的大臣或主要官员。在必要时，法学家们为他们提供法律的支持，以对抗法律。此后他们常常如此办理，当君主破坏了法律，必有一位法学家出来断言这是最合法不过的了，并且引经据典地证明，这种破坏行为是正当的，过错在被压迫者一方。

    第55页，第24行。从封建君主制向民主君主制过渡。

    既然所有的君主制在同一时期都变成了**君主制，那么，政体的这一变化不大可能与在各国在同一时刻的偶然的特殊情况有关。应当认为，这些彼此相似的同期事件，势必来自同时在各地起作用的一种普遍原因。

    这普遍原因就是一种社会状态向另一种社会状态的转变，从封建不平等向民主平等的转变。贵族已被打垮，人民尚未受到教育，一方太低，另一方不够高，无法约束权力的运动。君主的黄金时代有150年，在此期间，他们的统治既稳定又强盛，而这二者通常是互相排斥的：他们像封建君主制那些世袭首领一样神圣，像民主社会的主宰一样**。

    第56页，第16行。德意志自由城市的衰落。——帝国城市（reichs－stabdte）。

    根据德国历史家的说法，这些城市最光辉的时期，是14世纪和15世纪。那时，它们是财富、艺术、知识之乡，控制着欧洲商业，成为最强盛的文明中心。尤其在德国北方和南方，它们终于与相邻的贵族形成独立同盟，正如在瑞士，城市曾与农民结成同盟。

    到16世纪，它们还保持繁荣；但是衰落时期已经到来。

    三十年战争终于加速了它们的灭亡；几乎没有一座城市在这个时期免于破坏或毁灭。

    然而威斯特伐里亚条约却积极地提到它们，保持它们的直接国家资格，就是说它们直属皇帝；但是一方面是与之相邻的君主，另一方面是皇帝本人——自三十年战争以来，皇帝的权力只能施行于帝国的那些小诸侯——君主与皇帝每天都把城市主权限制在极其狭窄的范围之内。到18世纪，总共还有51座城市；它们在议会中占有两席，并拥有一个独特的呼声；但实际上，它们再也不能左右普通事务。

    在内部，它们负债累累：这些债务一部分是由于人们继续按旧时城市鼎盛期的状况征收帝国税，一部分是由于城市治理不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治理不善似乎源于一种所有城市共有的神秘疾病，不论它们政体形式如何；贵族政体也好，民主政体也好，都生民怨，怨艾即使各不相同，至少都同样激烈：人们说道，在贵族政体下，政府变成了少数家族的小集团：恩惠、私利左右一切；在民主政体下，阴谋诡计、卖官鬻爵比比皆是。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抱怨政府不够刚直无私。皇帝不得不经常干预城市事务，试图重新确立秩序。城市居民减少，处境悲惨。它们不再是日耳曼文明的中心，艺术离开了这里而在新兴城市中焕发光辉，这些新兴城市是诸侯们的创造，代表着新世界。商业离开了帝国城市；它们昔日的精力和强烈的爱国热忱消失了；大致说来，唯有汉堡依旧是财富和知识的一大中心，但这是出于一些特殊的原因。

    第65页，第11行。弗里德里希二世法典。

    在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各项业绩中，甚至在他的国家内，最不为人知、最不显赫的就是依照他的命令起草并由他的继位者颁布的法典。然而我却不知道还有哪部法典更能说明弗里德里希二世本人以及他的时代，更能充分显示二者之间的相互影响。

    就人们赋予宪法一词的含义而言，这部法典堪称真正的宪法；它不仅旨在规定公民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且还规定了公民与国家间的关系：它既是一部民法典，又是一部刑法典，还是一部宪章。

    它是基于——或不如说仿佛是基于——若干以极富哲理、极其抽象的形式表述的普遍原则，这些普遍原则在很多方面与1791年宪法中的《人权宣言》所包含的原则相似。

    法典宣布，国家和居民的幸福是社会的目的所在，是法律的限界；法律不能限制公民自由和权利，除非出于共同一致的目的；国家的每个成员均应根据其地位和财产为公益而工作，个人权利应当服从公益。

    法典只字未提君王、王室的继承权问题，甚至连有别于国家权利的个人权利也未提及。国家这个名词已成为人们用来特指王权的唯一名词。

    相反，法典讲到普遍人权：普遍人权建立在谋求自身利益而不损害他人权利的天赋自由之上。一切未被自然法或国家的人为法所禁止的行为都是允许的。每个国家居民有权要求国家保卫其人身和财产，假如国家不进行援助，他有权以武力自卫。

    在陈述了这些重大原则之后，立法者没有像1791年宪法中那样，从中引出人民主权的信条，引出自由社会中人民政府的组织，而是突然一转，得出另一同样民主、但却没有自由的结果；他认为国王乃国家的唯一代表，并赋予国王以刚刚承认的社会拥有的一切权利。在这部法典中，君王不再是上帝的代表，他只不过是社会的代表、社会的代理人、社会的公平，弗里德里希在其著作中清清楚楚地这样写着；但是唯有君主代表社会，他独自行使一切权力。法典序言中写道，为整个社会谋利——社会的唯一目的——的义务属于国家元首，他被授权为此目标指挥和调整一切单个人的行动。

    在这位全能的社会代理人的主要义务中，我发现下述几种义务：在国内，维护公共和平与安全，保障每一个人不受暴力侵犯。在国外，他有权缔结和约和战争；唯有他才有权颁布法律，制定普遍的警察规章制度；唯有他拥有权利赦免和撤销刑事诉讼。

    国内现存的一切联合体、一切公共设施均服务于全民的和平与安全，受君主监督领导。为使国家元首能够履行这些职责，必须使他拥有一定收入和实权，因而国家元首有权根据私人财产，根据他们的人身、职业、商业、产品或消费，制订捐税。公职官员在他们的职权范围内，以国家元首名义发布的命令，应该被遵从执行，同元首本人的命令一样。

    在这颗完全现代的头颅下，我们现在即将看到一具完全哥特式的躯体；弗里德里希只不过从他身上去掉了可能妨碍他自己的权力运转的东西，而这整个身体即将形成一庞然大物，仿佛是一种创造物向另一种创造物过渡。在这奇怪的造物中，腓特烈表现出对逻辑的轻蔑，同样也表现出对权力的关切，他不愿攻击尚有自卫能力的东西，以免给自己造成无谓的困难。

    农村居民除了某些地区和某些地方外，尚处于世袭奴役之下，世袭奴役不仅限于与占有一定土地俱来的劳役和服役，而且还扩展到占有者的人身。

    法典重新认可土地所有者的大部分特权；人们甚至可以说，这些特权是违背法典的：因为法典明文规定，在地方惯例与新立法有分歧的情况下，应以新立法为准。法典庄严宣告，国家不得废除任何这类特权，除非通过赎购和履行司法手续。

    的确，法典保证废除真正意义上的奴役（leibeigenschaet），因为它确立人身奴役；但是代之而起的世袭隶属（erbunterthabnigkeit），正如人们读法典本文时所断定的那样，仍旧是一种奴役。

    在这同一法典中，资产者与农民被精心地划分开；在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之间，可以辩认出一种中间阶级，它是由非贵族高级官员、教士、专门学校、中学和大学教师组成。

    这些资产者与其他资产阶级有区别，也不与贵族相混同：相反，和贵族相比，他们处在低下地位。一般来说，他们不能购买骑士地产，也不能在民政部门中获得最高职位。他们也无陛见资格，这就是说，极少数情况外，他们不能去宫廷，家庭成员绝不能随同前往。像在法国一样，随着这个阶级一天天更有教养、影响更大，这种低下的地位便更伤害人心，资产阶级出身的国家官员即使不占据最显赫职位，也已占据了那些最繁重最有作为的职位。对贵族特权的怒火在法国曾大大促进大革命，在德国则酿成了最初对法国大革命的赞赏。法典的首要编纂者固然是个资产者，不过他无疑在遵循其主公的命令。

    在德国的这部分，欧洲古老政体尚未充分毁灭，所以弗里德里希认为，尽管这个政体激起他的蔑视，要使那些残余消失，尚需时日。一般来说，他只限于剥夺贵族作为团体而集会和治理的权利，而让贵族个人保留其特权；他只对某些权利加以限制，规定其使用。结果呢，这部在法国哲学家的弟子的命令下拟订、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后付诸实施的法典，成为最真实、最新的立法文件，为行将被法国革命从全欧洲废除的封建不平等奠定了法律的基础。

    法典宣布贵族阶级是国家的主要团体，并明文规定，贵族中有能力者应被优先提名担任所有荣誉职位。唯有贵族才能拥有贵族财产，才能创立代理继承，才能享有贵族财产固有的狩猎和司法权，以及赞助教堂权；唯有贵族才能以所占土地为自己命名。因特别例外而被批准占有贵族财产的资产者，只能在许可的严格范围内，享受占有相同财产所赋予的权利和荣誉。资产者即使成为贵族财产占有者，也不能将贵族财产留给资产者继承人，除非继承人属第一亲等。在没有这类继承人或其他贵族继承人的情况下，死后财产必须拍卖。

    弗里德里希法典最有特色的部分，是其中附加的有关政治方面的刑法。

    弗里德里希的继位者弗里德里希－纪尧姆二世不管立法中包括我刚概述的封建**部分，仍旧认为他叔父的这件作品有革命倾向，因此直到1794年才予以发表，据说他之所以放心是由于他想那些出色的刑法条文可以纠正这部法典所包含的有害原则。确实，人们从来没有，从那以来也没有，见过比这更全面的类似刑法。不仅起义与密谋遭到最严厉处罚，就连对政府法令不尊敬的批评也在严厉镇压之列。严禁购买、散发危险读物：印刷、出版、发行者要对作者的行为负责。舞会、化装舞会和其他娱乐活动被宣布为公开集会，必须得到警方批准，在公共场合聚餐亦然。出版言论自由受严密专横的监督。禁止携带火器。

    最后，这部一半取自中世纪的法典还包括一些规定，其中央集权制的极端精神与社会主义相接近。例如法典宣布，凡无力维持生活、无权取得领主赈济和公社赈济者，其衣食、雇佣、工资均由国家负责解决：必须保证这些人有力所能及的工作。国家必须成立拯救公民贫困的设施。此外，国家有权取消那些鼓励好吃懒做的基金，亲手把这些设施所拥有的钱散发给穷人。

    理论上大胆创新，实践上谨小慎微，是弗里德里希二世法典处处可见的特点。它一方面宣布，现代社会一大原则就是人人必须平等纳税；另一方面却允许那些提倡免除捐税的各省法律继续存在。法典规定，臣民与君主之间的争讼须按处理所有其他诉讼的形式和规定进行裁决；而实际上，当此规定违忤国王的利益或感情时，它从未被执行。人们大张旗鼓地炫耀桑苏西堡的风车，却在其他许多场合，不声不响地破坏法律。

    普鲁士民族似乎对法典的公布毫无察觉，这证明法典虽然外表上革新很多，实际上很少革新，因而要想了解18世纪末德国这部分地区的社会真实状况，研究这部法典才是怪事。

    当时只有法学家才研究它，今天，不少开明人士也没有读过它。

    第86页，第19行。

    18世纪市政方面的一个最突出特征，不是废除一切代议制和一切公众干预，而是市政所遵循的规章制度的极端不稳定，法律朝令夕改，不断变化，时而重新使用，时而弃之不用，时而增，时而减。法律的这种不断变动最能说明地方自由被贬低到何种程度，对这点似乎无人注意。光是这种变动性就足以预先摧毁对政治机构的所有特殊观念，所有思古幽情，所有地方爱国心，而政治机构是最宜于保持这些思想感情的。这样，人们为大革命行将进行的对历史的大破坏做了准备。

    第88页，第9行。

    路易十四破坏城市市政自由的借口是城市财政管理不善。但是自路易十四改革以来，财政管理不善继续存在，并且更加恶化，蒂尔戈以充分理由指出这一点。他还补充说：大部分城市今天负债累累，部分是由于它们曾借钱给政府，部分是由于市政官员糜费铺张，他们花着别人的钱，却不向居民报告帐目，也不用听取居民的忠告，他们变本加厉，以示显赫，有时还从中渔利。

    第97页，第9行。正是在加拿大，人们才能最好地评价旧制度的行政中央集权制。

    正是在殖民地，人们才能够最好地评价宗主国政府的面貌，因为正是在那些地方，通常政府的所有特征被放大，并且更明显。当我想评价路易十四政府的精神和弊病时，我应当去加拿大。于是我就像用显微镜一样，发现物体的变态。

    在加拿大，不存在那些由旧现象或旧的社会状况构成的大量障碍与自治精神的自由发展作公开或暗中的对抗。这里几乎没有什么贵族阶级，或者至少他们在这里已失去了根基；教会不再占统治地位；封建传统已经丧失或已经模糊不清；司法权力不再扎根于古老制度和古老习俗。没有什么东西阻碍中央权力尽量发展，按它内在的精神制定一切法律。因而在加拿大，根本不存在城市或省级政治制度，不存在经授权的集体权力和被允许的个人立法创议权。总督的地位比在法国优越得多；管辖事务比在宗主国多得多，尽管与巴黎相隔1800法里，竟欲从巴黎统辖一切；政府从未采取重大方针使殖民地民丰物阜，相反却千方百计强行增加和散布人口：强制种植，所有源于转让土地的诉讼不交法庭而由政府独自审理；必须用某种方式种植，强制人们在某些地点定居而不得在其他地点定居，等等，这些事情发生在路易十四时代；敕令由科尔贝尔副署。人们已经感到处于现代中央集权制下，就像在阿尔及利亚。实际上，加拿大就是阿尔及利亚一向存在状况的忠实写照。在这两个地方人们都能看到同人口几乎同样众多的政府，它压倒一切，积极活跃，制定规章，强制人民执行，它要预见一切，负责一切，总是比被治理者本人更了解被治理者的利益，它不停地活动，却毫无收获。

    相反在美国，英国人的地方分权制度发扬光大：市镇变成几乎独立的市政府，成为某种民主共和国。构成英国政体和风尚的基础的共和成分畅行无阻并在发展。真正意义上的政府在英国管事不多，个人却大有作为；在美国，政府可以说不再介入任何事务，个人联合起来，一切都干。由于没有上层阶级，加拿大居民比同时期的法国居民更加服从政府，而英属各州的居民却变得越来越独立于政权之外。

    这两个殖民地最终建立了完全民主的社会；但是在这里，起码在加拿大尚属法国这个时期，平等与**政府混合在一起；在英属各州，平等与自由结为一体。至于两种殖民方式的物质后果如何，人们知道，1763年，即征服时期，加拿大人口为6万人，英属各州则为300万人。

    第125页，第9行。共同讨论事务所起的反种姓作用。

    从18世纪农业协会为数不多的文件中可以看出，共同讨论共同利益起了反种姓作用。这些会议是在大革命之前30年，在旧制度的盛期召开的，并且只涉及理论问题，只有通过理论问题，人们才辩论不同阶级感兴趣并能一起讨论的各种问题。虽然如此，人们立即从中感到人与人互相接近，互相融合，看到合乎理性的改革思想占领了非特权者的心，也占领了特权者的心，然而讨论涉及的不过是管理和农业而已。

    我相信，没有一个政府像旧制度的政府那样，从来只在它自身寻求力量，总是使人们分化。大革命之际，法国存在的荒谬可笑的不平等现象只有在这种政府下方能维持；最轻微地接触一下自治，这个政府就得发生深刻变化，迅速改造，否则就被摧毁。

    第125页，第10行。

    各省自由是古老的，同人们的习惯、风俗、回忆融合为一，而**制度是新出现的，这时，没有全民族自由，各省自由也能存在若干时日；但是若认为取消了普遍自由，仍能任意创造甚至长期维持地方自由，这种观点是荒谬的。

    第126页，第11行。

    在一封呈递国王的奏折中，蒂尔戈以那种我觉得极为精确的方式，概括了贵族捐税特权的真正范围：

    “1．特权者如拥有一块面积四犁地的农场，能免纳人头税。这样的农场在巴黎附近通常应纳税2000法郎。

    “2．这些特权者绝对不必为树林、牧场、葡萄园、池塘以及城堡周围的或大或小的土地交付费用。有些地区的主要出产是在牧场或葡萄园，那么支配这些土地的贵族便免缴全部捐税，这些捐税都落在交军役税者头上；这第二种好处可谓大矣。”

    第136页，第7行。

    在《阿瑟·扬1789年游记》中，可以找到一帧绘制精美、框架纤巧的关于两种社会状况的小幅图画，在这里我禁不住要将它摆出来。

    阿瑟·扬游历法国时，恰值导致攻占巴士底狱的第一次动乱之际，他由于头上没戴帽徽，在一个村子里被一群老百姓抓住，要将他扭送监狱。为摆脱困境，他设法跟他们谈了如下这一小段话：

    “先生们，”他说道，“有人刚才说，捐税必须像从前一样缴纳。捐税肯定必须缴纳，但并不是像从前那样。必须像在英国那样缴纳捐税。我们有许多你们所没有的捐税；但是第三等级——人民不纳捐税；捐税只由富人承担。在英国，每个窗户都要纳税；但是房子只有六个窗户的人家不用纳税。领主缴纳二十分之一税和军役税；但是一个花园的小所有者不纳分文。富人要为他的车马、仆人纳税，甚至为他有打山鹑的自由而纳税；小所有者与所有这些捐税一概无关。不仅如此！在英国，我们有一项捐税由富人缴纳，用来救济穷人。因此，如果必须继续缴纳捐税，那就应该用另一种方式缴纳。英国的方法是再好不过的了。

    “由于我的蹩脚法语和他们的方言无甚出入，他们完全听懂了我的意思；我讲话中的每个字都博得他们的欢呼，他们想我一定是位好人，而我也证实了这一点，我高呼：第三等级万岁！他们当即用一起欢呼声放我通行。”

    第148页，第12行。1789年贵族阶级陈情书分析。

    我认为，法国革命是唯一这样的一场革命，在它开始时，不同阶级能分别真实地表达他们的思想，表白他们的感情，而这是在他们的思想感情还未被革命歪曲或改变之前。众所周知，这一真实的表达记录在1789年三个等级起草的陈情书中。这些陈情书或奏折是与之相关的每一个等级在充分自由、面向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条件下拟定的；它经过有关方面长时间的讨论和起草人的反复思考；因此那个时代的政府，当它对国民讲话时，并不同时既负责提问又负责回答。在起草陈情书的时期，有人将陈情书的主要部分汇编并印成三卷，现在所有图书馆均可看到。陈情书原件现存国家档案馆，起草陈情书会议记录也存放在一起，同一时期内克先生和他的代理人就这些会议而互通的信函有一部分也在那里。文献汇集起来能印成一部对开本的多卷本丛书。这是旧法兰西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文献，凡想知道我们先辈在大革命爆发之际的精神状态的人，必须不断查阅这些文献。

    我原先想，上文所提的印作三卷的摘要也许只是一部分作品，不能精确地再现这次大规模调查的特点；但是作过一番比较以后，我发现在大幅绘画与缩小了的复制品之间，有极大的相似之处。

    我这里列出贵族阶级陈情书摘要，以便使人们了解贵族阶级绝大多数的真实感情。人们从中可以清楚看到贵族阶级的绝大多数人顽固地要保持哪些旧特权，情愿让出哪些特权，并主动提出牺牲哪些特权。人们从中尤其可以发现当时在有关政治自由问题上激励整个贵族阶级的全部精神。一幅何等怪异凄惨的图画！

    个人权利。贵族首先要求起草一份有关一切人的权利的明确宣言，该宣言要确认人们的自由，确保人们的安全。

    人身自由。贵族希望在尚存封建领地奴役制的地方，废除奴役制，并设法取消黑奴贸易；每个人均可到自己想去的地方自由旅行或定居，不论是在王国内外，而不被横加逮捕；

    改革警察规章的流弊，今后警察即使在骚乱时期，也由法官控制；个人只能由本来的法官逮捕和审判；因此，国家监狱和其他非法拘押所均应拆除。有些贵族要求拆毁巴士底狱。巴黎贵族尤其坚持这一点。

    必须禁止所有密札或国王密札。——如果国家危急，必须逮捕公民而不将其立即送交普通法庭，那就必须采取措施防止滥施刑罚，或是将拘留一事通知国务会议，或是用其他方法。

    贵族阶级要求废除所有特别委员会，所有权利分配或特别法庭，所有辩护、延期判决等等特权，应对那些下达或推行专横命令者施行最重刑罚；在普通法庭这唯一应保留的法庭中，要采取必要措施保障个人自由，尤其在刑事犯的问题上；必须免费受理裁判，无益的法庭必须撤销。“行政官员乃为人民而设，而不是广大人民为行政官而设，”一份陈情书中说道。人们甚至要求在**官辖区为穷人设立一委员会和免费的辩护人，预审必须公开，必须给诉讼人进行辩护的自由；

    在刑事犯罪问题上，必须为被告提供一名顾问，在诉讼程序的一切行为中，法官必须由与被告人属同一等级的一定数量的公民辅助，他们负责根据犯人的犯罪事实或不法行为宣布判决；在这方面，人们援引英国宪法；刑罚轻重须依不法行为大小而定，刑罚对一切人平等；死刑判处更加稀少，所有体罚肉刑、刑讯拷问等等，均须取消；最后，囚犯的处境必须改善，刑事被告的处境尤其必须改善。

    依照陈情书，人们必须设法使个人自由在陆海军征兵中受到尊重。必须允许将服兵役义务转换为金钱给付，唯有三个等级都派出代表列席，才能进行征兵抽签，从而使纪律和军事服从的义务与公民和自由人的权利相结合。用刀面抽打必须取消。

    财产自由与不可侵犯。陈情书要求财产不可侵犯，除了必不可少的公益原因外，财产不受任何损害。在因公益而侵犯财产的情况下，政府必须给与高价补偿，不得拖延。必须取消没收充公。

    商业、劳动和工业自由。必须保障工业和商业自由。因此，必须取消授予某些公司的控制和其他特权；必须将关税线移至边境。

    宗教自由。天主教在法国是唯一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但是必须给与每一个人信仰自由，恢复非天主教徒的公民地位和财产。

    出版自由、邮政保密不受侵犯。必须保障出版自由，法律须预先规定出于普遍利益的各项限制。除涉及教义的书籍外，任何人不受教会审查；其他书籍只须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以便知道作者和印刷者。许多人要求出版罪只能交由陪审员审判。

    所有的陈情书都坚持，必须尊重邮政保密，它不受侵犯，从而使信件不至成为控告的理由和手段。陈情书直截了当地说道，拆读他人信件是最可恶的间谍行为，因为它侵犯了公众信仰。

    教学，教育。贵族阶级的陈情书只谈到要求积极关心赞助教育，把教育扩大到城市和农村，依照符合孩子们的预期目的的各项原则领导教育；特别要给孩子们进行国民教育，教会他们公民的权利与义务。陈情书甚至要人们为孩子们撰写教义问答，将宪法的要点用孩子们能够理解的浅显形式编写。

    尽管如此，陈情书并没有指明为了便利推广教育，应使用哪些方法；只限于呼吁为贫困贵族子弟建造教育设施。

    必须关心人民。大量陈情书坚持要求对人民给与更多关心。许多陈情书申明反对警察规章中的滥用职权，它们说道，大量手工业者和有用公民往往不经正式审判就被任意投入监狱、国家监狱等处，其原因往往是由于犯了错误，甚至单单是受怀疑，这种作法损害了天赋自由。所有陈情书均要求彻底废除劳役制。多数**官辖区要求允许赎买使用领主磨坊、面包烘炉等税，允许赎买通行税。大量陈情书要求减轻许多封建捐税，废除世袭领地税。一份陈情书说道，方便土地买卖对政府有利。这理由恰恰是人们为一举废除一切领主权利和出售不可转让的法人财产而即将提出的理由。许多陈情书要求减轻鸽舍权对农业的损害。至于专供保存国王猎物的设施，即当时名为王室狩猎总管管区，陈情书要求立即予以废除，因为它们侵犯了财产权。陈情书要求以人民负担较轻的捐税取代现行捐税。

    贵族阶级要求在农村设法普及富裕和福利；在农村建立粗布纺织厂，以便农闲季节雇用农村的人：每个**官辖区均应在省政府监督下，创设公共粮仓，以防备饥荒，将食品价格维持在一定比率上；设法使农业完善，改善农村的境遇；

    增加公共工程，尤其是要致力排干沼泽，防备洪涝，等等；最后，要在所有各省鼓励商业和农业。

    陈情书要求将济贫院分为设在各区的小型收容所，取消那些乞丐拘留所，代之以慈善工场；在省三级会议领导下，设立救济金库，为了免费为穷人治病，由各省出资，将外科医生、医师、助产士分散到各区去；法庭对人民应永远免费；最后应为盲人、聋哑人、弃婴等等创建各种设施。

    尽管如此，在所有这些问题上，贵族阶级一般来说，只限于表述他们的改革愿望，不涉及如何执行的重大细节问题。

    贵族阶级不像下层教士那样长期生活在下层阶级当中，不像下层教士那样接触民间疾苦，故而他们很少考虑如何医治这些苦难。

    关于录用贵族担任公职、贵族地位的等级制和荣誉特权问题。尤其是，或者说仅仅是在贵族等级制和社会地位的差异问题上，贵族阶级背离了要求改革的普遍精神，他们作出了若干重要让步，但却固执于旧制度的种种原则。他们感觉到他们在这里正在为自身的生存而战斗。贵族阶级陈情书坚决地要求维持教士和贵族特殊等级的地位。陈情书甚至要求多方设法保持贵族等级的完全纯粹；因而禁止以金钱为代价获取贵族头衔，在某些场合不许再授予，唯有长期为国家立功效力，方可荣膺。陈情书希望对假贵族进行追查和起诉。所有陈情书最后都坚持要求维护贵族的全部荣誉。有一些陈情书要求给贵族颁发一种从外表即可认出的特殊标记。

    再也想象不出比这样的要求更典型、更能证明已经存在于贵族与平民间的完全相似了，虽说社会地位还有差异。总的说来，在这些陈情书里，贵族虽然对许多权益表现极其随和，却拚死固执于他们的荣誉特权。他们要保持他们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他们还想发明那些他们没有的特权，他们已经感到自己被卷入了民主浪涛，他们惧怕葬身其中。多么稀奇古怪的事！他们凭本能感到这种危险，却对此没有认识。

    至于职务的分派，贵族要求取消捐纳法官职位；当事关这类职务时，所有公民都能由国民推荐给国王，国王依其年龄能力一视同仁地加以任命。至于军阶问题，多数陈情书认为不应排斥第三等级，所有军人只要有功于国，均有权晋升，直至最高官位。“贵族等级不赞成任何将第三等级关在军职大门外的法律”，几份陈情书这样写道。贵族要求保留直接担任军官无须经由低级军阶的贵族特权。而且几乎所有陈情书都要求确立固定的适用于一切人的军阶分配规章，不得将军衔全部留作恩典，除高级军官外，其他各军阶可凭年资取得。

    至于教士职务问题，陈情书要求恢复有俸圣职选举制，或者至少由国王创设一委员会，在有俸圣职分派问题上向国王提出意见。

    陈情书最后说道，从今以后，分发年金时必须更有识别力，不再集中在某些家庭，任何公民不得同时有一份以上年金，不得同时领取超过一个职位的官俸；必须废除职位承继人的指定权。

    教会与教士。当问题不再涉及贵族阶级的权利和特殊结构而涉及教会的特权和组织时，贵族阶级就不再那样仔细斟酌；他们圆睁双目，盯住弊端。

    贵族阶级要求教士不得享有免税特权，必须偿付债务，不得转嫁给国民，修道会必须深入改革。多数陈情书宣布，这些修会背离教会精神。

    多数**官辖区要求减轻什一税对农业的危害；甚至有大量陈情书要求废除什一税。一份陈情书说道：“什一税的最大部分是由那些本堂神甫征收来的，这些人却最少用它来为人民谋得精神上的佑护。”可见第二等级在其话语中，不大宽容第一等级，对于教会也不再彬彬有礼。许多**官辖区正式承认三级会议有权取消某些宗教等级，将教会财产另作他用。17个**官辖区宣布，三级会议有权制订教规。许多**官辖区说道，宗教庆典节日太多，损害农业，助长游手好闲，必须大量废除，将它们推迟到礼拜天。

    政治权利。关于政治权利，陈情书承认，所有法国人均有权直接或间接参与政府，这就是说有选举和被选举权，但须保持地位等级制；因而个人只能在本等级内进行提名和被提名。这一原则确定以后，代议制度的建立就必须确保国家的所有等级皆可认真参加国家事务的领导。

    关于三级会议议会内的表决方式意见不一：大多数人要求按等级分开投票；一些人认为捐税表决应属例外；另一些人最后要求这样的表决方式应成为定例。他们说道：“必须依人头不依等级计算选票，这乃是唯一合理的形式，唯一能够摆脱和消灭团体利己主义这一万恶之源的形式；它能使人们和衷共济，将人们引向国民有权希望议会达到的结果，即它是一个既爱国，又具有伟大品德，并由知识武装起来的议会。”

    不过，由于这项革新如操之过急，在目前的精神状况下可能有危险，所以许多人认为，采用时必须谨慎，必须由议会来判断是否最好将实行依人头表决这件事推迟至下几届三级会议。在一切情况下，贵族阶级要求每一等级都有权保持一切法国人所应有的尊严；因此，必须废除在旧制度下第三等级被迫服从的那些侮辱形式，例如下跪：“一个人在另一个人面前下跪有损人的尊严，这种景象在天生平等的人与人之间，显出一种与人的基本权利不相容的卑下感”，一份陈情书写道。

    关于政府形式应采取的制度和宪法原则。关于政府形式，贵族阶级要求维持君主政体，保护国王本人的立法、司法、行政权，但同时要确立根本法，以保障国民执行权力的各项权利。

    因此，陈情书全都宣布，国民有权召集三级会议，三级会议成员的人数要足以保证议会独立性。陈情书要求，三级会议今后要定期召开，每次新国王继位时也应召开，不必发放召开会议通知书。许多**官辖区甚至希望这种议会为常设议会。如果三级会议不能按法律指定期限如期召开，人们有权拒纳捐税。少数陈情书要求在两届三级会议间隔期间，必须建立一个中间委员会，负责监督王国政府，但是大多数陈情书明确反对建立中间委员会，宣称这样的委员会完全违反宪法。理由很奇怪：他们担心与政府并存的这个小议会会被政府的挑唆所诱惑。

    贵族阶级要求取消大臣解散议会的权力，大臣们若用阴谋诡计破坏议会秩序，将依法受到制裁；任何政府官员，任何与政府有某种依附关系的个人，均不得成为议员；议员人身不受侵犯，陈情书说道，不得因发表政见而对议员起诉；最后，议会会议应公开，为了逐步邀请国民参与议会讨论，将通过印刷渠道传播讨论情况。

    贵族阶级一致要求各项制约国家政府的原则均应实施于不同部分的领土的治理上；因此，各省、区、教区，必须建立由自由选出、定期任职的成员组成的议会。

    许多陈情书认为，总督与总收税员的职位必须取消；所有陈情书都认为，今后唯有省议会负责摊派捐税，监督省里的特殊利益。陈情书认为区议会和教区议会也同样如此，它们今后只依附于省三级会议。

    权力区分。立法权。关于国王和聚集在一起议事的国民之间的权力区分，贵族阶级要求，法律只有经三级会议和国王同意，并在负责维持其执行的法院注册，才能生效；唯有三级会议有权设立和确定捐税数额；只有在一次三级会议召开到下次三级会议召开这段时间，才能同意给予津贴；所有未经三级会议同意而征收或设立的捐税均被宣布为非法，凡下令征收这种捐税的大臣和征税员将作为贪污犯被提起诉讼；

    没有三级会议同意，同样不准任何借款；唯有三级会议决定的贷款可以开放，政府要在战争和重大灾害情况下使用这笔贷款，除非在最短期限内召开三级会议；

    所有国库均置于三级会议监督之下；三级会议确定各部门的支出，必须采取最可靠措施确保经过表决的收入不被超支。

    大部分陈情书要求取消那些使人恼火的捐税：以登记税、百分之一得尼埃税、批准税等名目，汇总在国王领地税务局名下。“单是税务局这个名义就足以伤害国民，因为它宣布本属公民财产的真实部分的那些物品归国王所有，”一份陈情书说道；所有未经让与的领地均由省三级会议管理，任何有关财政问题的法令、敕令，未经国民的三个等级同意，不得颁布。

    贵族阶级的思想显然是要将全部财政管理权通过三级会议和省议会授予人民，不论是借款和捐税的规章制度，或是捐税的征收。

    司法权。同样，在司法组织上，贵族阶级倾向于使法官的权力至少在很大部分上从属于聚会议事的国民。许多陈情书就是这样宣布的。

    “法官必须以其职守对聚会议事的国民负责”；法官未经三级会议同意不得被免职；未经三级会议同意，不得以任何借口扰乱法庭执行其职能；最高法庭的渎职以及高等法院的渎职须由三级会议审判。依照多数陈情书的意见，只有根据人民的推荐，国王才能任命法官。

    行政权。至于行政权，则概归国王所有；但也规定必要的限制，以防专权。

    例如，关于行政管理，陈情书要求，不同部门的帐目须印刷出来予以公布，大臣须对聚会议事的国民负责；同样，国王在使用部队对外防御之前，必须将其意图准确告知三级会议。在国内，这些军队只有经三级会议征调才能用来对付公民。部队的人数必须加以限制，平时仅留三分之二于第二兵员。至于政府雇佣的外**队，必须离开王国中心，派往边境。

    读贵族阶级陈情书时，最使人感到惊奇、而任何摘录都无法再现的事实，是这些贵族浸透他们时代的程度：他们具有时代精神，他们极其流畅地使用时代语言。他们谈论不可剥夺的人权、社会公约固有原则。当涉及个人时，他们通常关心个人权利，当涉及到社会时，他们通常关心社会义务。政治原则在他们看来，同道德原则一样绝对，二者均以理性为共同基础。当他们提到废除农奴制残余时，他们认为：问题在于消除人类堕落的最后痕迹。他们有时称路易十六为公民国王，并多次谈到危害国民罪，而这条罪状后来被经常认为是他们发明的。他们同其他人一样认为，应不遗余力地发展公共教育，领导公共教育的是国家。一份陈情书说道，三级会议关心通过儿童教育中的变革，灌输一种国民性格。和同时代其他的人一样，他们对立法的统一表现强烈持久的爱好，然而触及到等级存在问题时看法就不同了。他们和第三等级一样，要求行政统一，度量衡统一，等等；他们提到各种改革，并希望改革彻底。按照他们的想法，所有捐税，一无例外，均须废除或改造；所有司法制度均须变革，领主司法除外，领主司法只需完善。对于他们像对所有其他法国人一样，法兰西是一块政治试验田，有一种政治模范农场，在这里，一切均当翻转过来，一切均当加以尝试，除了生长着他们个人特权的小天地；还必须替他们说句公道话，就连这块小场地，他们也没有放过。总之，读贵族阶级陈情书时，人们能够肯定，如果这些贵族是平民的话，他们就能发动这场大革命。

    第176页，第15行。

    有人说，18世纪哲学的特点是对人类理性的崇拜，是无限信赖理性的威力，凭此就可以随意改造法律、规章制度和风尚。应该确切地解释一下：真正说来，这些哲学家中有一些人并不崇拜人类理性，而是崇拜他们自己的理性。从未有人像他们那样对共同智慧缺乏信心。我可以举出许多人，他们几乎像蔑视仁慈的上帝一样蔑视民众。他们对上帝表现出一种竞争对手的傲慢，对民众则表现出一种暴发户的骄傲。真正恭敬地服从多数人的意志同服从神的意志一样，对他们来说都是格格不入的。几乎所有革命家后来都显示出这一双重性格。这与英国人和美国人对其公民多数人的感情所表现的那种尊重相去万里。在他们国家，理性对自身充满自豪和信心，但从不蛮横无礼；因此理性导致了自由，而我们的理性，只不过发明了一些新的奴役形式。

    第188页，第18行。

    弗里德里希二世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丰特内尔和伏尔泰、霍布斯、科林斯、沙夫茨伯里、博林布鲁克之辈，这些伟人给宗教以致命打击。这些人开始检查他们一向愚蠢地崇拜的东西；理性打垮迷信；人们对自己一向相信的神话嗤之以鼻。自然神论造就了大量宗派信徒。假如说伊壁鸠鲁主义严重地损害了异教徒的偶像崇拜，那么自然神论今天也同样严重地损害了我们祖先所接受的犹太教观念。思想自由盛行英国，对哲学的进步贡献很大。”

    从上面这段话可看出，弗里德里希二世在写这几行字之际，亦即在18世纪中期，还是把当时的英国当作非宗教信条的发源地。在这里，还可看到一件更惊人的事：一位最精通人文科学和国务科学的君主，看起来并不怀疑宗教的政治效用；他的老师们的精神错误，改变了他的精神的固有品质。

    第208页，第9行。

    18世纪末期法国出现的这种进步精神，在同一时期也出现在整个德意志，而且到处都同样伴随着改革政治制度的愿望，请看一看一位德国历史学家对当时德国正在发生的事件所作的描述：

    “18世纪下半叶，”他说道，“新的时代精神逐渐引入教会领地本身。人们在那里开始改革。技艺和宽容到处深入传播；在一些大国已经居统治地位的开明**，在德意志已见端倪。

    应该说，在18世纪任何一个时期，在这些教会领地上，从没见过像法国革命前最后几十年中那样杰出、那样值得敬重的一些君王。”

    必须注意人们描绘的这幅图画多么像法国当时呈现的图景：改良与进步的运动在同一时期兴起，最有资格进行统治的人物在大革命行将吞噬一切的时刻出现。

    还应该承认，德意志的整个这一部分多么明显地被卷入法兰西的文明与政治运动。

    第209页，第14行。英国人的司法立法证明，政治制度尽管有许多附带的毛病，但不妨碍人们达到建立这些制度时既定的首要目标。

    有些国家尽管政治体制的附属部分不完善，但如果这些体制所遵循的总原则即精神富有生命力时，这些国家便具有繁荣昌盛的能力。这种现象再没有比研究上世纪英国司法体制时更加清楚可见了。布莱克斯通向我们证明了这点。

    首先，人们在英国发现两大引人注目的多样性：

    1．法律的多样性；

    2．执行法律的法庭的多样性。

    一、法律的多样性。1．英格兰本土、苏格兰、爱尔兰、大不列颠的各欧洲附属地，诸如马恩岛、诺曼底群岛等等，以及各殖民地，法律都彼此不同。

    2．在英格兰本土有四种法律：习惯法、成文法、罗马法、衡平法。习惯法本身分为通行全王国的普通习惯法；行于某些领地、某些城市，有时仅仅行于某些阶级的特殊习惯法，例如商人习惯法。这些习惯法有时彼此大相径庭，例如那些与英国法律的普遍倾向相对立的习惯法，规定所有的子女平均分享遗产（gavelkind），而更奇特的是，给与最年幼的子女以长子继承权。

    二、法庭的多样性。布莱克斯通说道，法律设置了不同的法庭，呈现出惊人的多样化；请看以下的大略分析。

    1．首先有英格兰以外建立的法庭，如苏格兰和爱尔兰法庭，它们并非总是从属于英国最高法庭，尽管它们最后都须通往英国贵族法庭，我想。

    2．至于英格兰本土，假如我没忘记的话，那么布莱克斯通的分类中计有：

    （1）11种根据普通法而存在的法庭，其中4种真正说来，似乎已经废弃不用；

    （2）三种裁判管辖区扩及全国，但只用于某些方面的法庭；

    （3）10种带有特殊性的法庭。其中之一由地方法庭组成，地方法庭由最高法院的不同法令创设，或根据传统而存在，或是在伦敦，或是在各郡的市镇。这类法庭为数众多，其结构和规则五花八门，作者也无法细述。

    因此，若参照布莱克斯通之说，仅仅在英格兰本土，在他进行写作的那个时代，即18世纪下半叶，便存在24种法庭，其中有许多又细分为大量各具特色的法庭。假如撇开自那时期几近消失的几种法庭，剩下的还有18种或20种。

    现在，如考察一下这个司法制度，便不难看到它含有各种不完善性。

    尽管法庭繁多，却常常缺少离诉讼人很近、花费很少、能就地审判小案件的第一审小法庭，这就使司法阻塞，并且昂贵。同样的案件隶属许多法庭管辖，因此第一审开始就不明不白。几乎所有上诉法庭在某些情况下都进行初审审判，有些时候普通法法庭，另一些时候衡平法法庭，进行初审审判。

    上诉法庭花样繁多。唯一中心点为英国贵族上院。行政诉讼与普通诉讼并不分开；这在大多数法国法学家看来是一大畸形。最后，所有这些法庭都要在四部不同的立法中汲取裁决理由，其中一部只是由先例确立，另一部衡平法的确立根据不明，因为其目的最经常的是抵御习惯法或成文法，通过法官强行修正成文法或习惯法中过时或过于苛刻的东西。

    英国司法的缺陷确实不少；将英国司法的这架庞大古老的机器同法国司法制度之现代化工厂相比，将英国司法中明显的复杂、不一致与法国司法制度的简单、一致、连贯相比，英国司法的缺陷一定会显得更为突出。然而，自布莱克斯通那个时代以来，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英国那样彻底达到司法的伟大目的，这就是说，在英国，不管一个人的地位如何，不管他控诉个人或是国王，他都更有把握使世人听到他的控诉，而且在英国所有的法庭都可找到维护他的财产、自由与生命的最好保障。

    这并不是说，英国司法制度的缺陷有助于实现我这里所说的司法的伟大目的；这只是证明，在一切司法组织中，都有次要的缺陷，它们对司法的这一目的仅有轻微的危害；在一切司法组织中，还有其他一些主要的缺陷，不仅危害司法的这一目的，而且会将它毁坏，尽管它们带有许多次要的完美性。第一种缺陷最容易被发觉，通常最先惊动民众精神的就是这些。正像人们所说，它们一目了然。另一种缺陷常常更为隐蔽，发现或指出这些缺陷的并不总是法学家或其他操此职业者。

    此外请注意，同样的品质可以是次要的或是主要的，依时间和社会政治组织而定。在贵族制时代，在不平等时代，试图在法庭面前减少某些个人特权，为归法院管辖的弱者提供保障，以对付归法院管辖的强者，试图使国家行为居统治地位，这一切，当只涉及两个臣民之间的诉讼时，自然是公允的，并且变为主要的品质，但是，随着社会状况和政治体制转向民主制时，它的重要性便减少了。

    如果根据这些原则研究英国司法制度，就会发现，尽管存在所有那些使我们邻邦的司法变得模糊、阻塞、迟缓、昂贵和不便的缺点，但是人们采取了无数预防措施，使强者绝不能以牺牲弱者而得益，使国家绝不能以牺牲个人而得利；人们越是深入这种立法的细节，就越会看到，英国司法制度为每个公民提供了一切自卫武器，这里的各种安排，都是为了给每个人提供最大的保障，以对付不公正、对付法官的卖官鬻爵，在民主时代，这类卖官鬻爵更为平常，尤其危险，它是从法庭对国家力量的屈从中产生的。

    基于所有这些观点，英国司法制度尽管现在仍存在大量次要的缺点，我却觉得它胜过法国的司法制度。当然，法国司法制度几乎没沾染英国司法制度的缺陷，但也无法提供同样程度的英国司法制度的主要品质；它为每个公民进行私人间的争辩提供出色的保障，但在个人对付国家的保障上软弱无力；而在法国这样的民主社会中，这是必须永远加强的一个方面。

    第228页，第2行。

    大革命并不是因为这种繁荣而发生的；但是那种必然产生大革命的精神，那种积极活跃、不安现状、机智灵敏、锐意革新、雄心勃勃的精神，那种新社会的民主精神，正在开始推动一切事物，在瞬息间颠覆社会之前，它已足以促进社会动摇和发展。

    附录一：论三级会议各省，尤其朗格多克

    我并不是想在这里详细研究大革命时期尚存在的各个三级会议省的情况。

    我只想指出三级会议省的数量，使人们了解在哪些三级会议省地方生活依然活跃，说明它们与国王政府处于何种关系，它们在哪个方面脱离我前面陈述的共同规章，又从何处回到这些规章，最后，通过它们当中的一个例证，使人们管中窥豹，举一反三。

    法国大多数省份一直存在三级会议，就是说，每个省均在国王政府之下，如当时人们所说的，由三个等级的人治理，这就是说是由教士、贵族和资产阶级的代表组成的议会治理。

    同中世纪其他政治制度一样，这种省政体几乎在欧洲所有文明国家都可以找到，且具有同样的特征，至少在渗透了日耳曼风尚和思想的地方是如此。在德意志的很多邦里，三级会议一直存在到法国大革命时期；有些地方三级会议被废除，那也只是到了17和18世纪期间才消失。两个世纪以来，君主们处处对它们发动战争，时而是暗中的，时而是公开的，但从未间断。他们从来不设法按照时代的发展来改善这体制，只是一有机会，别无他策时，便试图摧毁它或使它变形。

    1789年，在法国只有五个幅员较大的省份和几个微不足道的小区还有三级会议。真正说来，只有两个省——布列塔尼和朗格多克还存在省内自由；其它各省，三级会议机构已完全丧失活力，徒有虚名而已。

    我要单独论述朗格多克，把它作为特殊考察的对象。

    在所有三级会议省中朗格多克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它拥有2000个村社，或像当时人所说，2000个共同体，居民近200万。此外，正如它最大，它也是所有三级会议省中治理得最好、最繁荣的省份。因而我挑选朗格多克是很合适的，它可以说明旧制度下省内自由的情况，以及在省内自由最发达的那些地方，这种自由在何种程度上从属于国王政权。

    在朗格多克，三级会议只有经国王特别命令，由国王每年将召开会议通知书个别发给所有三级会议成员，才能举行；

    一位讥评时政的人因而说道：“构成三级会议的三个团体，其中之一——教士，系由国王指定，因为国王提名主教职位和有俸圣职，其他两个团体亦然，因为王室有权下令禁止三级会议任何一位成员参加会议，而并不需要将他流放或提交诉讼。只要不通知他开会便足够了。”

    三级会议不仅必须按国王指定的日期召开，也须按他的指定日期散会。会议的时间，按御前会议的规定通常为40天。

    国王派代表出席会议，他们随时可以参加会议，并负责在会议上陈述政府的意愿。此外，三级会议处于严密监督之下。它们无权做出重大决策，无权决定任何财政措施，除非它们的决议得到御前会议的判决批准；哪怕是一项捐税、一笔贷款、一桩讼案，都得经国王特别批准。三级会议的所有普通规章，甚至有关会议召开事宜，均须得到批准才能生效。它们的收支，用今天的说法叫预算，每年也要受同样的控制。

    此外，在朗格多克，中央政权还执行它在其他所有地方得到承认的同样的政治权利；中央政权颁布的法律，它不断制定的普通规章，它采取的一般措施，在朗格多克亦如在各财政区一样适用。同样，中央政权在这里执行政府的一切天然职能；它在这里有同样的警察和同样的官员；它在这里如在各地一样，不时创设大量新官员，朗格多克省必须高价购买这些官职。

    像其他省一样，朗格多克也由总督统辖。这位总督在各区都有总督代理，总督代理与共同体首领通信往来，并领导他们。总督像在财政区完全一样，执行政府监护制。远在塞文山脉峡谷的最小的村庄，除非得到来自巴黎的御前会议的判决，无权花费哪怕一文钱。今天被称作行政诉讼的这一部分司法权，在朗格多克亦如在法国各地一样广泛推行，甚至还更甚。总督初审决定所有路政问题；他判决有关道路问题的所有诉讼案件；一般来说，所有涉及政府或被认为与之有关的案件，均由总督宣判。和别处一样，政府也袒护所有官员，免受被其欺压的公民的贸然起诉。

    那么，朗格多克区别于其他省份并受人羡慕的特殊之处是什么？有三件事足以使朗格多克完全不同于法国其他地方：

    1．它有一个由重要人物组成的议会，受到居民的信任和王权的尊重，任何中央政府官员，或按当时话说，任何国王官员，均不得参加会议，人们每年在议会中自由而严肃地讨论本省的特殊问题。只要把王国政府置于这个光明之源的左右，它就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行使其特权，尽管其官员和本能并无变化，它却会处处与过去情况迥异。

    2．朗格多克有很多由国王或其代理人出资兴办的公共工程；还有其他一些工程，中央政府提供部分资金，并领导大部分施工；但是，为数最大的工程却是朗格多克省单独出资施工的。一旦国王批准这些工程的规划和费用，便由三级会议选定的官员负责施工，由三级会议内部聘用的专员负责督察。

    3．最后，朗格多克省有权按照自己选择的方法，自行征收部分王家捐税以及获准设立的供自己需要的全部捐税。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朗格多克从这些特权中能得到的好处。为此值得下功夫仔细观察。

    在各财政区，最令人惊奇的是几乎完全没有地方捐税；普通捐税常带压迫性，但省里却几乎未为自己花分文。相反，在朗格多克，每年用于省内公共工程的金颔巨大：1780年，每年超出200万里佛。

    中央政府有时对如此庞大的开支感到吃惊；它担心朗格多克省因耗费过大，财力枯竭，无法完纳应缴中央政府的那部分捐税；它指责三级会议毫无节制。我读过一份三级会议答复这类批评的报告。我打算逐字逐句摘录它的内容，这比我的全部口舌都将更好地描绘出这个小小政府所依据的精神。

    在报告中可以看出，朗格多克省确实已兴办并继续兴办着巨大工程；但是，人们并未为此请求谅解，而是宣布，如果国王不反对，朗格多克省将日益走这条道路。它已经改善或修复穿越全省的主要河道，并致力于延长路易十四时开凿但现已不够用的朗格多克运河，它穿越下朗格多克，经由塞特和阿热，直抵罗讷河。它已使塞特港变为商用，并以重金加以维修。人们特别指明，所有这些开支不仅具有全省意义，而且更具有全国意义，然而朗格多克由于获益比其他省多，所以负担这些开支。它同样正在排干埃格—莫尔特沼泽，使之成为可耕地。但是它主要一心致力于道路：它已开通穿越全省以达王国各地的所有道路，且维护良好；甚至那些只沟通省内城市和乡镇的道路也已修好。即使是冬季，所有这些道路也极为出色，与邻近大多数省份，如多菲内、凯尔西、波尔多财政区（点明财政区）那些坚硬崎岖、保养恶劣的道路，形成鲜明对照。在这点上自有商业和旅行家的公论；它没有错，因为十年后游历此地的阿瑟·扬在游记中写道：“朗格多克，三级会议省！优等道路，修筑不用劳役。”

    报告继续写道，如果国王恩准，三个等级的计划还不止于此；它们将着手改善共同体的道路（乡间小道），这种道路和其他道路同样有益。人们指出：“因为，如果粮食不能走出所有者的粮仓而来到市场，它们怎么可能运往远方？”报告进一步说道，“在公共工程问题上，三级会议的信条一贯是，应该注重的不是工程的宏伟，而是工程的用途。”河流、运河、道路给与土地和工业产品以价值，随时可以将这些产品廉价运往所需要的各个地方，藉此，商业才能深入全省，尽管工程少不了开销，但朗格多克却因此富裕起来。此外，由于全省各地同时有节制地、几乎平衡地兴办此类工程，各处的工资价格稳定，贫民得到救济。朗格多克省在结束报告时，有几分骄傲地说道：“国王无须花钱在朗格多克创建慈善工场，像他在法国其他地方所做的那样，我们不要求这份恩典；我们每年自己举办的有用工程可以取而代之，并给大家以生产性工作。”

    我越研究这些由国王批准，但不由他倡议，而是由朗格多克省三级会议在它这部分公共行政职权范围内制订的普通规章制度，我越赞赏其中体现的睿智、公允和温厚；我越觉得地方政府的做法胜过我刚刚在国王独自管理的地方看到的一切。

    朗格多克省划分为若干共同体（城市或村庄），若干称作主教区的行政区；最后，还划分为称为三个司法总管辖区。这些部分中，每一个都有独自的代表权，都有单独的小型政府，它们或是由三级会议领导，或是由国王领导。若事关公共工程，而工程和一个小政治团体利害攸关，那么只要这个小团体提出要求，就可以动工兴办。若共同体的工程对主教区也有益处，主教区便应采取某种措施予以资助。假如司法总管辖区也受益，它也应提供赞助。最后，主教区、司法总管辖区、朗格多克省，均应援助共同体，即使事情只涉及该共同体的特殊利益，只要这项工程为它所必需，而又超出它的力量；因为，三级会议不断地说道：“我们的体制的根本原则，就是朗格多克的所有各部分都是完全团结一致的，都应该不断地互相帮助”。

    由省施工的工程必须长期准备，首先交与应援助工程的所有从属团体进行审查；施工必须付钱：劳役是没有的。我曾说过，在财政区内，因公征收的业主土地补偿费低廉或迟迟不予补偿，而且常常根本没有补偿费。1787年召集的省议会里怨声载道的事项中便有此项。我甚至看到这样的事：有人在估价以前，就毁坏或歪曲要占获之物，从而剥夺了业主讨还用这种方式欠下的债务的能力。在朗格多克，每一小块从业主手中征集的土地都必须在工程开始以前详加估价，并在施工第一年内偿清。

    我详细摘录的三级会议有关不同公共工程的规章制度，中央政府认为十分恰当，虽然它没有模仿，但表示赞许。御前会议在批准施行此规章制度之后，将它交给王家印刷厂印刷并下令作为文件，在所有总督中传阅。

    我前面就公共工程所说的完全适用于省行政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部门是税收。尤其在税收问题上，王国和省内，简直判若两个世界。

    我在别处已有机会说明，朗格多克制订军役税和征收军役税所遵循的程序，有一部分就是我们今天征收捐税所遵循的程序。这里我不想再重复；我只加一句话，朗格多克省在征税问题上十分赞赏这种方法的优越性，以至每次国王设立新税，三级会议都毫不犹豫地以重金买下征税权，通过自己的方式，完全由自己的官员征收。

    尽管上面列举的各种开支，朗格多克的情况却井然有序，它的信用十分稳固，连中央政府也向它求助，并以省的名义向它借款，朗格多克向国王贷款条件之优越，胜过省内自我贷款。我发现在最后若干年里朗格多克以本省为担保借给国王7320万里佛。

    但是政府和大臣们对这些特殊的自由大不以为然。黎世留首先损坏这些自由，然后将其废除，懦弱而不问政事的路易十三什么也不欣赏，对这些自由深恶痛绝；布兰维利埃说，路易十三对外省的所有特权感到恐惧，只要听到有人提起它们的名字便怒火冲天。脆弱的灵魂对迫使他们花费精力的事物非常憎恨，其强度是无法想象的。他们所剩余的男子汉气概全部都用在那里，这些灵魂在别的场合都虚弱不堪，而在这里却差不多总是显得强壮有力。幸好朗格多克的旧政体在路易十四童年时期得以恢复。路易十四把它视为自己的业绩，十分珍重。路易十五将它吊销了两年，之后，又让它复活。

    设立市政官员使它冒一定的风险，虽说不是直接的，但仍不小；这项讨厌的制度不光摧毁了城市政体，而且还改变了省体制的性质。我不清楚省议会里第三等级的议员是否从来都是经过选举的，但是很久以来，他们已不再如此；城市市政官员在三级会议里是资产阶级和人民的唯一法定代表。

    只要城市本身通过普选，自由地选出行政官——并且经常任期极短，那么那种没有受特殊委托仅凭一时利益而授予的权利，就不大引人注意。在三级会议内，市长、行政官或行会理事忠实地代表全体居民的意志，并以全体居民的名义讲话，仿佛他们是由全体居民特意选定的。人们懂得，这同那种花钱买来治理同胞权利的人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人代表的只是他自己，或者至多只代表他的小集团的微小利益或细微情感。然而，这位通过竞争获得权力的行政官却保持民选行政官所具有的权利。这就立刻改变了整个制度的特征。在各省议会中，坐在贵族和教士的身旁和对面的，不是人民的代表，只是几个孤立、拘谨、毫无能力的资产者，第三等级在政府中日益处于附属地位，尽管这时第三等级在社会上日益富有强大。朗格多克的情况却不同，随着国王设置官职，朗格多克省总是特意向国王购买官职，它为此目的结下的债务，1773年一年即高达400万里佛以上。

    其他一些更带关键性的原因促使新的精神渗透到这些古老制度中，使得朗格多克三级会议具有超出所有其他省三级会议的无可争论的优越性。

    朗格多克省和南方大部分地区一样，军役税是真实的而非因人而异的，这就是说，军役税的制订是根据财产的价值而不是根据所有主的地位的。确实，省内有些土地享有免交军役税的特权。这类土地过去曾为贵族土地；但是，由于时代和技艺的进步，这些财产中有一部分已落入平民手中；另一方面，贵族已变成许多缴纳军役税的财产的所有主。这样从人身转移到物的特权无疑更加荒谬，但是它却极少为人们所感觉，因为它不再带侮辱性，尽管它依旧使人不快。由于它不再牢牢地与阶级这一思想联结，不为其中任何一个阶级创造与其他阶级格格不入或对立的利益，它便不再反对所有阶级共同关心政府事务。在朗格多克，各阶级实际上都加入了政府，在政府中，他们的地位完全平等，这是其他任何地方望尘莫及的。

    在布列塔尼，贵族有权以个人身份全部出席三级会议，这就使三级会议类似波兰议会。在朗格多克，贵族只有通过代表参加三级会议，23名贵族在三级会议中便代表了其他所有贵族。朗格多克省23名主教代表教士出席会议，而尤应指出的是城市在三级会议中的选票与头两个等级相等。

    议会是单一性的，故而议事不依等级，而依人头，第三等级在议会中也就必然举足轻重；逐渐地，第三等级把自己的精神渗透到整个团体当中。况且，名为总理事的三位行政官员以三级会议的名义，负责领导日常事务，他们总是法律界人士，就是说，都是平民。贵族尽管有力量维持自己的地位，却再也无力量独自统治。而教士呢，尽管大部分是由贵族组成，却与第三等级十分融洽，热情参与第三等级的计划，共同携手工作，以促进所有公民的物质繁荣，发展他们的工商业，并经常以自己广博的人事知识和处理事务的罕有干练为第三等级服务。前往凡尔赛宫与大臣们就那些使王权与三级会议冲突的有争执的问题进行辩论的，几乎总是一位由人们选定的教士。可以说，整个18世纪期间，朗格多克是由资产者治理的；他们受贵族的控制，得到教士的帮助。

    由于有了朗格多克这种特殊政体，新的时代精神才得以平稳地渗透到这古老的制度中，它什么也不破坏，就改变了一切。

    其他各处本来也是可以这样办的。倘若当初那些君主不是仅仅考虑坐稳江山，他们只要把用于取消或歪曲省三级会议的一部分的顽固劲头和气力拿出来，就足以使省三级会议依照朗格多克方式臻于完善，并使之全部适合现代文明的需要。

    附录二：1789年前后法国社会政治状况

    第一部分

    法兰西对今日人类命运的影响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这只有未来才能知道。然而没有人能怀疑这种影响确实存在过，而且至今仍很大。

    如果探究法国人何以能通过武力、文字、或榜样引起这些重大变化，那么人们会发现在诸多原因中，下面这个应被认为是最主要的：数百年来，所有欧洲古老国家都在默默地从事摧毁国内的不平等现象。法兰西在自己国家中激发了革命，而革命在欧洲其他地区则步履艰难。法兰西第一个清晰地看准了它的意图，而其他国家只在犹豫不决的探索中感到这种要求。它随手摘取500年来流行于世的思想精粹，在欧洲大陆上一举首创这门新科学，而其邻国历尽千辛万苦，只汇集了这门科学的枝叶。法国人敢于说出别人还只敢想的东西；别人尚在模糊的远景中梦幻的事物，法国人却不怕今天就付诸实施。

    封建欧洲长期被分割为几千个各类主权国。每国，以至每个城市，当时互相隔绝，各行其事，所采取的办法和观点各不相同，人们并非因其合理或公正而偏爱它们，只是因为对他们合适而已。

    到中世纪末期，呈现一片混乱：各国互相观望，互相渗通，互相了解，互相模仿。每个民族都对自己多年形成的一套特殊制度失去信心，而在邻国又未见到更完美的东西。于是很自然地就出现一套共同制度的设想，这种制度正因为它既非本国的，也非外国的，所以能适用于无论何时何人。

    正当人们思想尚在犹疑，并开始想从旧轨道的束缚中摆脱出来之时，法兰西人民一举而割断与往昔的联系，践踏旧习俗，摒弃古风尚，挣脱家庭传统，阶级偏见，乡愿精神，民族成见，信仰统治，宣布真理只有一个，不随时空而改变，真理是绝对的而决非相对的，必须在事物深处去寻找真理，不拘形式，并宣称每个人都能发现真理，而且应该实行真理。

    人们往往谈论法国思想产生的影响，这是不对的。作为法国的思想，它的力量是有限的。但人们是从普遍的角度，我敢说从人的角度去掌握这些思想的。法国人之所以取得更大力量是由于他们的哲学方法，而不是由于他们的哲学，他们是第一个敢于大力使用这种方法；是由于他们努力的方式而不是努力的结果。他们的哲学只适用于他们自己，但他们的方法可以作为一种工具，所有从事于破坏的双手都可以使用。

    因此，法兰西只是居于两大革命，即政治革命与哲学革命，民族革命与思想革命的领先地位，它并未制造这些革命。

    从这里可以看出它的鼓动力。法兰西的力量主要并不在于它在自身中发现了什么，而是在它所推动的那些人中间所发现的东西。它的行为像罗马一样：带着异邦人去征服异邦。法兰西并未在它周围散布革命种子，它只是培养存在的种子；它决非创世的上帝，而是破晓的曙光。

    50年来，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或多或少受到法国人的革命影响，其中大多数虽然受到影响却不知其所以然。它们听其一种共同力量的推动而不知动力为何。走遍法兰西邻国的观察家不难发现，在那里，许多事件、习俗、思想都是法国革命的直接或间接产物，但他们同时也觉察到就在这些地方，人们对这次革命产生的原因以及它在法国本国所引起的结果一无所知。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对其邻国发生更大的影响，而又如此不为其邻国所理解。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在英国尤其明显。

    这两个西方大国20年来和平相处，进行了重大的交流。

    许多习惯已成为两国人民所共有，许多观点互相渗透。法国人从英国法律中吸取了宪政自由的原则和法律秩序的思想。

    在英国见到的若干民主风尚以及在那里宣扬的公民平等的大部分理论，看来都来自法国。然而这两个民族在天然秉赋上存在如此深刻的差异，以致即使他们不再相互仇视，仍不能相互理解；即使相互模仿，仍互不了解。英国人周游法国，每日东西南北无处不到，一般都不知道在那里发生的事情。在伦敦可以读到关于东西印度发生事件的详细记载的出版物，人们大体上了解生活在我们对角地带人民的社会政治状况。

    但是英国人对法国各种制度只有一个肤浅的概念，他们对法国内部流行的思想、存在的偏见、发生的变化、流传的习俗一知半解。他们不知道其近邻的党派划分、居民类别和利益分歧，即使略知一二，也是道听途说。每人抱住一种比完全无知更有害的半科学，丝毫不想完全弄懂。

    正因如此，这两大民族好似在阴暗处摸索，在微光下相觑，仿佛是无意中的巧遇。

    这些书信的目的决不是详细介绍法国的现状，要是抱着这个目的，恐怕一辈子也达不到。作者向自己提出的唯一目的是阐明若干重要问题，考察了这些问题一定能顺利地引导善于思考的人们了解所有其他问题。

    一些看不见的而又是几乎万能的锁链把一个世纪的思想与前一个世纪的思想，把儿辈的志趣与父辈的爱好连结在一片。不论一代人如何彻底地向前一代人宣战，但是和前一代人作战容易，要与他们截然不同很难。因此，要谈论某一时期的民族而不讲清它在半个世纪以前的情况，这是不行的。特别是涉及一个过去50年中一直处于几乎不断革命的状态中的人民时，这一点尤其必要。那些凭道听途说却未曾仔细注视法国人民所经受的连续变革的外国人，只知道在法国人民内部发生了重大变化，却根本不知道在如此漫长的变迁中，旧的状况有哪些部分已被抛弃，有哪些部分被保留下来。

    这第一部分的意图是对1789年那场伟大革命以前的法国状况作一些解释，否则很难理解法国的现状。

    旧君主制末期，法兰西教会呈现出在某些点上类似今天英国国教的景象。

    路易十四摧毁了所有巨大的个体组织，解散或压低了所有团体，只给教士留下一种独立生活的外表。教士保留了举行年会的制度，在会上，自行制订税则；教士占有王国巨大的不动产，并千方百计渗透到政府机关中去。尽管教会依旧服从天主教的主要信条，但对罗马教廷则持坚决而且近乎敌对的态度。

    路易十四所遵循的无非是在他治下全部行为中所表现的同一**倾向，他使法国教士脱离他们的精神导师，同时让他们保留财富和势力。他觉得他将永远充当教士的主宰，由他亲自选定教会首脑，并认为教士的强大对自己有利，因为教士强大，才能够帮助他统治人民的精神，并和他一起抗拒教皇的侵犯。

    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兰西教会既是一个宗教机构，又是一个政治机构。在这位君主逝世至法国大革命这段时期，信仰逐渐削弱，教士和人民逐渐彼此疏远。这个变化源于种种原因，在此不一一列举。18世纪末，法国教士仍拥有财产；他们仍介入所有国家事务；但是全体居民的思想正从各个方面摆脱教士，教会作为政治机构的作用，已远远超过宗教机构作用。

    要想使当今的英国人明白法国贵族当时状况，并非易事。

    英国人的语言中没有一个词语可将noblesse（贵族阶级）这一法国旧概念精确表达出来。nobility（贵族）一词比noblesse含义略多，而gentry（绅士）一词则不足。aristocratie（贵族）也不是一个不加注释就能使用的词。aristocratie一词的通俗含义一般是指各上层阶级的整体。法国贵族阶级是一个贵族团体；但是如果说仅仅它便构成了国家的aristocratie（贵族），那就错了；因为在它左右还有同它一样有教养，同样富裕，而且几乎同样有影响的一些阶级。因而当时法国贵族之于今天的英国贵族，乃是种对于属的关系；它形成一个caste（种姓），而非一个aristocratie（贵族）。在这点上，它和大陆上所有贵族阶级相似。这并非说在法国人们不能通过捐官或国王恩准而被封为贵族；但敕封贵族虽然使一个人脱离了第三等级的地位，却不能真正将他引入noblesse（贵族阶级）的地位。新封的gentilhomme（贵族）可以说正停留在两个等级的界线上；比一个等级略高，比另一个等级略低。他从远处望见那唯有他的子孙才能进入的福地。事实上，出身才是贵族阶级吸取成员的唯一源泉；人们生而为贵族，却不能变为贵族。

    散布在王国地域上的近2个家族构成这个巨大的团体，这些家族自称在他们之间拥有某种理论上的平等，这种平等是建立在出身的共同特权之上的。亨利四世说过：“我只不过是我的王国的第一贵族。”这句话绘出了18世纪末法国贵族中仍盛行的精神。不过，在贵族之间仍存在种种巨大差异；有一些人还拥有大宗地产，另一些人在父亲的庄园周围几乎找不到维生之计。一些人在宫廷度过他们一生中绝大部分光阴；另一些人则在外省的深处，自豪地保持着世代相传的隐身匿迹生活。对一些人，习俗打开了国家的显职高位的道路，而对于另一些人，当他们达到了不高的军阶以后，便心满意足，安静地回到他们的家中，再也不出来。

    若要忠实地描绘贵族等级，就不得不采用繁多的分类方法；必须区分佩剑贵族与穿袍贵族，宫廷贵族与外省贵族，旧贵族与新贵族。在这个小小社会中，可以找到同全社会（小社会只是它的一部分）中几乎同样多的差异和阶级。不过，人们在这巨大团体内仍可看到有某种一致精神。它使整个团体都遵守某些固定的规则，按照某些一成不变的惯例治理，并维持某些全体成员共有的思想。

    和中世纪所有其他贵族阶级一样，法国贵族从征服中诞生，昔日享受过和它们同样多而且可能比它们还多的巨大的特权。法国贵族内部包含了几乎全部知识和全部社会财富：

    它拥有土地并统治居民。

    但是，18世纪末期，法国贵族只不过徒有其名而已；它既丧失了对君主的影响，也丧失了对人民的影响。国王依然从贵族中遴选政府主要官员，但是他这样作是本能地遵守旧惯例，并非承认一种既得权利。很久以来就不再存在那种能使君主为之震慑、能向君主要回一部分治理权的贵族了。

    贵族对人民的影响则更小。在国王与贵族团体之间存在天然的姻亲关系，因此，他们本能地，甚至在不知不觉之间，就彼此接近。但是贵族与人民的联合却非自然而然之事，只有极大的灵活性和不懈的努力才能使之生效并维持下去。

    真正说来，贵族要想保持对人民的影响，唯有两种方法：

    统治人民，或与人民联合起来，以便节制那些统治人民者，换言之，贵族必须继续当人民的主人，或变成人民的首领。

    法国贵族远非其他阶级的首领，无法和其他阶级一起反抗王权的专横，相反，正是王权过去与人民联合，展开反对贵族**的斗争，随后，正是王权与贵族阶级联合，迫使人民服从。

    另一方面，贵族很久以来就不再参与政府的具体事务，经常是由贵族领导国家的一般事务：他们指挥军队，担任大臣，充斥宫廷；但是他们并未参与真正的行政管理，即参与同人民直接发生联系的事务。法兰西贵族在自己的城堡里闭门不出，不为君主所知，与四周的居民格格不入，社会每天都在运动，而法兰西贵族纹丝不动。在他周围，是国王的官吏，他们进行审判，制订捐税，维持秩序，为居民谋福利，并领导居民。贵族对黯淡闲散的生活感到厌倦，他们仍然有大宗财产，遂来到巴黎，在宫廷生活，这里乃是显示他们伟大之处的唯一舞台。小贵族迫不得已定居外省，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他们一无所为，令人厌烦。这样，在贵族中，一些人虽无权力，但凭籍财富，本来能够取得对人民的某种影响，却甘愿远离人民；另一些人被迫与人民为邻，在人民眼里，他们却暴露出贵族制度——他们仿佛是唯一代表——的无用和累赘。

    法国贵族将公共行政管理的细务交给别人，一心追求国家的显要官职，这就表明，法国贵族热衷于权力的表象甚于权力本身。中央政府是天高皇帝远。对外政策、一般法律对于每个公民的处境和福利的影响，只是间接的，常常是看不到的。地方政府却与他们天天见面，不断地在那些最敏感的地方触及他们；它影响所有细小利益，而这些正是人们对生活的深切关心的组成部分；它是人们敬畏的主要对象；它把人们的主要期望都吸引到自己身上；它通过无数无形的锁链将他们缚住，在不知不觉中带领他们。正是在治理村庄中，贵族奠定了后来用以领导整个国家的权力基础。

    对于那些尚存的贵族来说，可庆幸的是，力图摧毁贵族的那股势力，并不比贵族本身更了解贵族权力的这一奥秘。对我来说，假如我想在我这里摧毁强大的贵族，我绝不费力去清除国王身边的贵族代表；我绝不急于进攻贵族最显赫的特权；绝不首先对贵族的立法大权提出异议；而是使贵族远离穷人的住宅，防止贵族对公民的日常利益发挥影响，宁可容许贵族参与制定国家的普遍法规，也不让贵族控制一座城市的警察；宁可把社会重大事务交给贵族处理；我让贵族保持飞黄腾达的外表，却从贵族手中夺走人民的心——权力的真正源泉。

    然而法国贵族还保持一定数量的专有权利，使他们高高在上，有别于其他公民；但是人们很容易发现，在他们先辈的特权中，法国贵族只保留了那些使贵族令人憎恨的特权，并未保留那些使贵族受人爱戴或敬畏的特权。

    贵族享有向军队输送军官的专有权利。无疑，贵族要是保持某种个人能力或强有力的团体精神，输送军官本是一种重要特权。

    但是法国贵族既不具备前者，也不具备后者，他们在军队里和在任何地方一样，只不过是国王手中的被动工具。他们只想从国王那里得到晋升和恩宠，在战场上，像在宫廷里一样，取悦国王。我所讲的那种权利，对贵族家族有利，而对作为政治团体的贵族阶级则毫无用处。在一个基本上崇尚武功、军事荣誉历来被视为最高俸禄的国家，这一特权激起了对享有特权者猛烈的仇恨和无法平息的嫉妒。它没有使士兵听命于贵族，却使士兵成为贵族的天敌。

    出身贵族的人免缴一部分捐税。而且，他们对领地居民每年还征收大量名目繁多的杂税。这些权利并没使贵族的财富增长多少，却使他们成为仇恨与嫉妒的众矢之的。

    对享有特权者来说，最危险的特权是金钱特权。人们一眼就能看出这种特权的范围有多大，等看清楚时，便十分不快。金钱特权所产生的金额有多少，它所产生的仇恨就有多少。追求荣誉、渴望领导国家的人，为数不是太多，但是不想发财致富的人却少而又少。许多人对谁在统治他们可以不闻不问；但是对其私人财产的变化漠不关心的，却寥寥无几。

    因此，金钱特权比起权力特权来，所给无几，却危害更大。法国贵族宁取金钱特权而舍弃其他，结果从不平等中保留下的是些有害无益的东西。他们折磨人民，使人民贫困，而没有统治人民。他们在人民中出现，好似受君主宠幸的外国人，而非领路人和首领；他既无可赐与，便无法靠期望来维系众心；他们只能取得事先确定的、在一定程度上一成不变的数额，因而只招人憎恶，而毫不使人畏惧。

    除了带来收益的权利外，法国贵族还保持有大量纯荣誉性的标志；这就是爵位、公共场所中某些确定座位、穿戴某种服装、佩带某些武器。这些特权有一部分昔日曾为贵族势力的天然附属物；另一部分则是在这种势力衰弱后作为其损失的补偿产生的；这两部分特权不仅无益，而且有害。

    当权力的实在内容已被抛弃，还想保住权力的外表便是玩弄危险的把戏；生气蓬勃的外表有时能支持衰弱的躯体，但最常见的是，躯体最终被压垮。表面强大的人，只足以引人憎恨，却不足以抵抗仇恨的侵犯。正在崛起的力量和正在衰落的力量都必须谢绝荣誉权利，而不要去追求它们。只有基础稳固、力量雄厚的权威，才可以使用荣誉权利。

    我对法律和惯例的论述同样适用于舆论。

    现代贵族已经抛弃了他们祖先的大部分思想，但是其中有许多极其有害的思想，他们却顽固地坚持着；这些有害思想中为首的，就是禁止从事工商业的偏见。

    这种偏见产生于中世纪，当时，占有土地和统治人民是同一件事务。在那些世纪里，不动产财富的概念与有权有势的概念紧密地连结在一起；相反，纯动产财富的概念意味着地位低下和软弱。尽管从那个时代以来，占有土地与进行统治再也不是一回事，其他种类的财富激增，具有崭新的重要性，然而舆论依然如故，产生偏见的那些原因已经没有了，偏见却还存在。

    结果呢，贵族家庭和其他所有家庭一样，面临破产的危险，却失去了发财致富的共同手段。从整体看，贵族阶级不断贫困化；他们抛弃了通向权力的直接道路后，也离开了能通向权力的间接道路。

    不仅贵族不能依靠工商业发财致富，而且习俗禁止他们通过联姻将如此得到的财富占为己有。娶富家平民之女，贵族认为降低身份。可是结成这类性质的婚姻在他们并非罕见；因为他们的财产比他们的愿望下降得更快。这种庸俗的联姻使贵族阶级某些成员富裕起来，最后却使贵族阶级本身失去了仅存的名声威力。

    在赞扬这些人超越了偏见以前，必须注意他们的动机。要对之下判断，必须立足于采取行动者自己的观点，而非立足于真理的普遍绝对的观点。如果人们认为公众舆论错误，所以反其道而行之，这肯定是件有德行的好事。但是，对于人类道德来说，因某种偏见妨碍自己而鄙弃它，这与因某种正确思想危及自己便抛弃它同样危险。贵族阶级起初认为娶平民女儿会降低身份，这是错误；继而持此信念而与平民联姻，这可能是更大的错误。

    18世纪，有关替代继承财产的封建法律依然有效，但是这些法律只能给贵族财产提供微弱的保护。

    我倾向于认为，这些法律的影响经常被夸大了。我想，要产生巨大效果，这些法律便需要有特殊环境，而法律无法产生这些特殊环境，这不取决于法律。

    当贵族并不因热衷于发财致富日夜操心，而国民中的其他阶级也差不多满足于上帝安排给他们的命运时，替代继承权在思想风尚方面所起的作用，终于造成整个社会的麻木和停滞。平民丝毫没有比贵族更多的机会去获得财富，而贵族也没有机会失去他们的财富，因此，所有的好处都落在贵族手中；每一代人轻易地占着上一代人的位置。

    但是如果除贵族外，所有的人都在设法发财致富，那么在这样的国家中，贵族阶级的财产很快就成了其他阶级力图攫取的共同猎物。每个人都会利用贵族的无知、冲动与弱点，争先恐后地拼命将贵族拥有的大量非生产性财产纳入普遍的商业活动中。不久，贵族阶级自己也会迫不及待地参与这种活动。

    既然平民只有拿财富这一共同特权来反对他们的敌手所享受的五花八门的特权，他们当然会在贵族眼前炫耀所有的豪华富足。他们变成贵族模仿的对象，既要学他们的阔气，又不知钱从何来，于是很快就产生经济拮据，其收入赶不上需求。他们终于将保护他们的法律视同敌人，竭尽全力逃避法律。我决不是说，甚至在当时，替代继承法没有延缓贵族的破产；但是我认为，替代继承无法阻止贵族的破产。法律按某一方向起经常作用，但还有一种比法律更活跃的东西，按相反方向起经常作用，这就是人类的冲动。

    大革命爆发之际，法国的法律仍规定几乎全部家产归贵族的长子，贵族长子有义务将家产原封不动地传给后代。可是大量来源于封建的领地已经脱离了贵族阶级之手，其他许多领地已被瓜分。在贵族内部，不仅可以看到极富与极穷的人，这种现象与贵族的存在并不矛盾，而且还可以看到一群既不贫也不富、拥有中等财产的个人：这种形势已经与民主制相似，而不与贵族制相似。若仔细考察贵族阶级的结构，就会发现，真正说起来，贵族构成一个与其他阶级对立的具有贵族权利的民主团体。

    但是，在法国威胁着贵族生存的危险更多来自贵族周围及贵族外部发生的变化，而非来自于其内部发生的变化。

    随着法兰西贵族财富日蹙、权力丧失，国内另一个阶级迅速占有财产并靠近政府。贵族阶级因而在两方面都失败，他们变得绝对地和相对地虚弱。似乎要在其废墟上崛起的那个咄咄逼人的新阶级，已取名第三等级。

    要让英国人懂得法国贵族是怎么回事是十分困难的，同样要向英国人说明第三等级指的是什么，也绝非易事。

    人们一开始可能认为，在法国，中等阶级构成第三等级，它介于贵族和人民之间，实际并非如此。的确，第三等级包括中等阶级，但是它也包括本来与中等阶级格格不入的各种成分。最有钱的商人、最富足的银行家、最干练的工业家、作家、学者同小农场主、城市小店主以及耕种土地的农民一样，均成为第三等级的一部分。实际上，非教士、非贵族的一切人都属于第三等级：在第三等级中有富人和穷人，有目不识丁的人，也有有教养的人。就其本身而言，第三等级有自己的贵族，它已包括一个民族的所有成分，或毋宁说，它自己形成一个完整的民族；它与特权等级共同存在，但是没有特权等级它照样能独立存在；它有自己的观点、偏见、信仰、国民精神。1789年第三等级下令起草的用以指示其代表的陈情书中，非常清楚地表明这点。第三等级几乎与贵族阶级一样担心与对方混在一起；它宣布反对以金钱为代价敕封贵族，因为这会使第三等级的某些成员混进贵族行列。在三级会议召开前夕举行的选举中，原来要在第三等级中投票的著名化学家拉瓦锡，被从选举团中除名，理由是，他已购得有资格受封贵族的职位，因而丧失了与平民一起投票的权利。

    这样，第三等级和贵族杂处在同一块土地上；但是它们形成两个彼此迥异的民族，尽管生活在同一法律下，彼此却形同路人。在这两个民族中，一个在不断恢复自己的力量，并获得新的力量；另一个则每日有失无得。

    法兰西国民中这个新民族的产生，威胁着贵族阶级的生存；贵族生活在完全孤立中，这对于贵族来说是更大的危险源泉。

    第三等级和贵族之间存在的这种彻底分裂状态不仅加速了贵族阶级的衰亡，它还会摧毁法国的整个贵族制度。

    贵族制度的产生和维持并非偶然；和所有其他事物一样，贵族制度也服从于某些也许并非不可能发现的固定规律。

    无论在什么社会里，人们中间存在着一定数量独立于人们制定的法律之外的真实的或约定的财富，这种财富在其性质上，只能属于少数人所有。在这些财富中，我把出身、产业和知识置于首位；所有公民都高贵、有教养和富足的那种社会状况是不可设想的。我所说的财富彼此间是非常不同的，但有一共同特点，即只能在少数人中分配，并由于同一原因，使所有拥有财富的人具有与众不同的爱好和排他思想；这些财富因而形成同样多的贵族成分，这些成分无论是分散的或集中在同一些人手中，却始终存在于各个历史时期的所有民族内。当所有具有这类特殊优越条件的人，都同心协力从事治理工作时，就会有一个强有力而持久的贵族制度。

    18世纪，法国贵族内部只拥有这些贵族制天然成分中的某些成分；若干成分存在于他们之外。

    贵族自我孤立于富足和有见识的平民之外，认为自己始终忠实于他们先辈的榜样。他们没注意到，当他们模仿其先辈的作法时，他们正背离了先辈曾达到的目标。在中世纪，出身确实是全部社会权利的主要来源；但在中世纪，贵族是富有的，他还把有学问的教士召到他身边；整个社会都交给这两种人，而当时人们认为社会应当如此。

    但是到了18世纪，许多有钱人不是贵族，许多贵族不再富有；在知识方面，同样可以这样说。第三等级因此组成了作为贵族阶级的一个天然部分，却与主体相分离；由于它不支持主体，不可能不使之削弱；而且对主体作战，必然把主体摧毁。

    贵族的排他性不仅使第三等级的首领们脱离贵族阶级的总的事业，而且还将使所有期望有朝一日变成第三等级的人脱离。

    大部分贵族阶级已经死亡，这并非因为贵族阶级在世上建立不平等，而是因为贵族阶级要永久维持不平等，使一些个人得利，使另一些个人受害。人们憎恨的是某种不平等，而非一般的不平等。

    也不能认为，贵族阶级灭亡最经常是由于贵族特权的泛滥；相反，倒是这些巨大的特权，支持了贵族阶级。假如每个人都相信有一天能进入杰出人物团体，那么，这团体权利之大，一定会使它在尚未跻身其间者眼中变得无比珍贵。这样，连这个制度的弊病本身也成了它的力量；且别说，进入贵族的机会是微小的：只要目标树高，这也无关紧要。最吸引人心的，不是小小成功的可靠性，而是飞黄腾达的可能性。

    如果增大追求的目标，你就不怕减少得标的机会。

    一个穷人并非不可能最终掌权的国家，比起那些穷人没有希望掌权的国家来，更易于将穷人永远排除在政府之外；以为有朝一日能被召掌权，这种臆想中的高升的念头，不断地使穷人看不见他的真实苦难。这是一种完全凭运气的赌博，可能的赢头之大吸引着他的灵魂，全然不顾输的可能。他爱贵族就像爱买彩票一样。

    法国存在的不同贵族成分间的这种分裂，在贵族内部布置下某种内战局面，从中获利者唯有民主力量。第三等级主要成员受到贵族阶级的排挤，因此，为了对贵族阶级作战，不得不依靠一些用得着的时候有用、其效力本身却很危险的原则。第三等级本是贵族阶级的一部分，它反抗贵族阶级的另一部分，被迫宣扬平等的普遍思想，以便同与之敌对的不平等的特殊思想斗争。

    甚至在贵族阶级内部，不平等也每天遭受攻击，即使不是在原则上，至少也是在它的某些不同运用上。佩剑贵族傲慢地斥责穿袍贵族，穿袍贵族则抱怨佩剑贵族享受的优势地位。宫廷贵族喜欢嘲笑乡村贵族的微小领主权利，而乡村贵族则对廷臣享受的恩宠感到愤怒。出身古老贵族世家的贵族看不起敕封贵族，敕封贵族则嫉羡前者的尊荣。不同种类特权者之间的所有这些非难指责，都损害着特权的总利益。人民对其头领们的辩论冷眼旁观，只从他们的言词中取出对己有用的东西。在国民中逐渐传播唯有平等才符合事物的自然秩序的思想；组织一个治理良好的社会应根据包含于平等之中的简单普遍的思想。这些理论一直深入到贵族的头脑中，他们虽然还享受着特权，却也开始把拥有特权视为一种福份，而不视为体面的权利。

    一般来说，习俗比法律跟随思想更紧。贵族制的原则在政治社会中还占上风，风尚却已经变成民主的，在被立法分割开的人们之间，建立起无数各种各样的联系。

    对促进公民社会的这种混合格外有利的是作家每日每时所争得的地位。

    在财富是贵族制的唯一基础或仅仅主要基础的国家里，金钱除了能给所有社会都带来享乐之外，还能带来权力。有了这两种好处，金钱便将人的全部想象力都吸引过来，而且可以说，金钱最终变为人们追求的唯一荣耀。在这类国家里，文学一般不大发展，因之文艺才能并不吸引公众的注意。

    在血统贵族统治的民族中，人们看不到为获取财富而迸发的这种普遍冲动。人类心灵不会受同一**单方面的推动，而是欢迎人类爱好的天然多样性。假如这些民族文明开化，其中必有大量公民珍惜精神享受，并推崇制造精神产品的人们。

    许多雄心勃勃的人蔑视金钱，由于出身平民不爱经商，遂避而研究文学，文学研究成了他们的归宿，他们追求文艺荣誉，这是他们可以得到的唯一荣誉。这样，他们在政界之外，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无可争议的显赫地位。

    在有钱就有权的那些国家里，人的重要性或多或少与他拥有的财富有关，而财富每时每刻都会丧失和取得，因此贵族成员终日都在提心吊胆，生怕丧失自己占有的社会地位，生怕其他公民瓜分贵族特权。政界盛行的这种经常变动性，使贵族成员的灵魂处于永久不安的状态。他们只能忐忑不安地享受其财富，急急忙忙地抓住财产带来的福利。他们不断用不安的眼光打量自己，看看到底丢失了什么。他们向所有其他的人投射充满疑惧与嫉妒的视线，以便发现他们周围是否发生了什么变化。某个地方发生的一切，都会引起他们不安。

    唯独建立于出身之上的贵族阶级，看到在它之外闪光的东西不太经心，因为贵族阶级拥有一种优势，依其性质，既不能被瓜分，也不会丧失。人可变富，但必须生来就贵。

    法国贵族历来向作家伸手，乐于与作家接近。18世纪尤其是这样：这是个闲散的时代，贵族阶级几乎和平民一样，被免去了治国职责，而知识正在传播，给大家带来了文学娱乐的高尚情趣。

    路易十四统治下，贵族尊重和保护作家；但真正说起来，贵族并未与作家搀合在一起。他们分别形成两个阶级，彼此间经常接触，但却从不混同。到18世纪末，形势改观。并不是说作家已被允许分享贵族的特权，也不是说作家在政界已获得公认的地位。贵族阶级并没有召唤作家加入贵族行列，而许多贵族却置身于作家的行列。文学因此变成一个中立地带，平等便栖身于此。文人和大领主在这儿相会，并不互相寻衅，也不互相害怕，在这世外桃源，盛行着一种想象的民主，在这里每个人都回复其天然优势。

    这种形势虽对科学和文学的飞速发展十分有利，却远不能满足致力于科学和文学的人们。确实，他们占有显赫的地位，但这种地位并未明确，总是引起争议。他们分享大领主的喜悦，但大领主的权利始终没有他们的份。贵族和他们相当靠近，使他们能具体看到出身所赋予的所有好处，但贵族还和他们保持相当的距离，以致他们无法分享或品尝这些好处。在作家的眼前仿佛放着一个平等的幻影，当他们靠近想抓住它，平等即行消失。这样，贵族阶级如此宠爱的作家们组成第三等级中最焦急不安的那一部分，他们竟然在特权者的宫殿里诽谤种种特权。

    这一民主倾向不仅出现在经常与贵族交往的作家身上，而且出现在已变成作家的贵族身上。大多数成为作家的贵族高谈阔论那些在作家中间被普遍接受的政治学说；他们丝毫未将贵族精神引进文学，反而将可以称为文学精神的东西输入贵族阶级。

    当上层阶级逐渐衰落，中间阶级逐步上升，一种无形的运动一天天使他们接近的时候，地产分配发生了变化，其性质格外有利于民主制的建立和统治。

    几乎所有外国人都想象，在法国，地产划分只是从有关继承的法律发生变化的年代，从大多数隶属贵族的领地被没收的时期才开始的，但是，这种看法是错误的。革命爆发之际，大多数省份内，土地已被大量瓜分。法国革命只不过使个别地区的现象扩大到整个法国领土而已。

    将地产聚集在某些人手中的倾向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第一个是物质力量。征服者夺取被征服者的土地，并在少数同伙中瓜分。通过这种方式，原所有者的权利被剥夺了。但是还有其他方式，假如有人自愿出让权利。

    我设想这样一个民族，其中工商品业众多，出产极其丰富，这个民族很有知识，每个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发现工商业提供的所有发财机会。我假定，通过法律、风尚、旧思想的结合，地产在这一民族之中仍是尊重与权力的主要源泉。发财致富的捷径是出卖土地，以便投资商业。相反，享受既得财产的最好方式是把钱从商业中抽回去购置土地；土地遂变为奢侈与雄心追求的目标而非贪财的对象。获取土地时，人们渴望得到的乃是荣誉与权力，绝不是收获。这样一来，小片领地依旧出售，但人们只买大片领地。因为卖主和买主的目的和地位不同。前者相形之下，是一个追求富裕的穷人；后者是有钱人，要将大量多余钱财用于享乐。

    假如在这些普遍原因之上，再加上立法的特殊作用，——因为立法在有利于动产转移的同时，却使获得土地变得既费钱又困难，以致唯独嗜好拥有土地的富人，才有办法获得土地，——你便很容易明白，在这样的民族中，小片地产必将不断趋于消失，溶入数量不多的大片地产中。

    随着工业手段的完善和增多，知识的传播又使穷人发现了这些新工具，我刚才描述的运动必将变得更加迅速。工商业的繁荣将更有力地促使小所有者出卖土地，这同一原因将不断创造庞大的动产，而庞大动产拥有者随后将获得大片领地。这样，地产的过度聚集现象将存在于文明的两端：当人们尚处在半野蛮状态，只珍惜，而且可以说，只认识地产时；当人类已经变得非常文明开化，并发现了无数其他方式发财致富时。

    我上面绘制的图画丝毫未曾适用于法国。在法国，野蛮人征服时代，土地从未普遍、系统地在征服者之间划分，与诺曼底人侵入英国后发生的情况不同。法兰克人不如诺曼底人那样开化文明，控制暴力的技术不如诺曼底人高明。况且，法兰克人征服的年代更加久远，其影响衰退得更早。因此在法国，许多领地似乎从来就没有受封建法律支配，服从封建法律的领地似乎比其他许多欧洲国家面积要小。故而土地从未被聚集，或者至少很久以来便已停止聚集。

    我们已看到，大革命以前很久，地产便不再是敬重和权力的主要源泉。同一时期，工商业的发展不太迅速，人民虽已有足够的教养来设想和追求比目前更好的处境，但他们远未获得能使他们发现成功捷径的知识。土地对于有钱人来说不再是奢侈品，与此同时，它对穷人来说反倒成为谋生之道，可以说是唯一谋生之道。有钱人出卖土地是为了方便和增加自己的享乐，穷人购买土地是为增加其富庶。地产就这样悄悄地脱离贵族之手，开始在人民手中瓜分。

    随着旧的土地所有者财产的丧失，大量平民逐渐获得了财产。但是，他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达到目的，而且凭借极不完善的手段。大地产因此逐日减少，却没有积聚起大宗流动财富；在大领地的原址，通过节衣缩食，惨淡经营，兴起了许多小领地。

    土地分割方面的这些变化大大促进了不久即将爆发的政治大革命。

    有些人认为无需在公民社会中引入某种平等，就能在政治领域中永久确立彻底平等，我看这些人犯了一个危险的错误。我想，谁也不能不受惩罚地使人们时而极强，时而极弱，让人们在一点上达到极端的平等，在其他点上却忍受极端不平等，这样一来，不用很久人们肯定会渴望全面强大或者变得全面软弱。但是一切不平等中最危险的，是由于不分地而产生的不平等。

    拥有土地赋予人们以某些特殊的思想和习惯，认识这些极为重要，而拥有动产是不会或很少产生这些思想和习惯的。

    大地产以某种方式使财富的影响限于某个地方，使它在某些地点，对某些人发挥特殊作用，影响更大、更持久。动产的不均使一些个人富有；不动产的不均使一些家族富足，它使有钱人彼此联系，把几代人之间也联合起来，并在国家中建立一个单独的小民族，他们在自己所在的大民族中，总能获得某种凌驾于大民族之上的权力。对民主制政府最为有害的恰恰是这些东西。

    相反，对民主制统治最为有利的，莫过于将土地划分为小块产业。

    拥有少量动产的人几乎永远或多或少地仰赖于他人的情绪。他必须或者屈从于某一联合会的规章，或者屈从于某个人的意愿。他要服从于国家工商业命运的最细微变迁。他的生活不断被富裕与穷困的无常变化所打乱，这些支配他命运的动荡，很少不引起他思想的混乱，不经常改变他的爱好。小土地所有者则相反，只听命于自身的动力；他的范围狭窄，但他在其间活动自由。他的财富增长缓慢，但却丝毫不受意外风险的影响。他的精神与他的命运一样平稳，他的爱好与他的劳作一样有条不紊；正因为不依靠任何人，所以他将独立精神置于贫穷之中。

    人们不会怀疑，大量公民心中的这种精神安定、这种安静和这种单纯的**，这种习惯和这种对独立的爱好，大大有利于民主制度的建立和维持。对我来说，当我看到，在社会地位存在极端不平等的人民中建立起民主制度时，我将这些制度看作是暂时事件。我相信，有产者与无产者处在危险之中。有产者冒着猛然丧失财产的危险，无产者则面临猛然丧失其独立的危险。

    欲达到民主制政府的民族所期望的是，不仅他们内部不存在财富的极大的不平等，而且尤其重要的是，不动产在这种财富中并不居支配地位。

    18世纪末，在法国，权利与地位的不平等原则仍**地支配着政治社会。法国人不仅有一个贵族制，而且有一个贵族阶级，这就是说，在以不平等为基础的所有政府制度中，法国保留了最**的，而且我敢说，最顽固的政府制度。要为国家服务，必须是贵族。没有贵族身分，人们便很难接近国王，繁文缛节禁止平民接触国王。

    各种制度的具体规定与这种原则是一致的。替代继承、长子继承权、佃租、行会师傅身分，所有旧封建社会的残余依然存在。法国有国教，国教的神父不仅像某些贵族制国家一样是特权者，而且是排他性的统治者。像在中世纪一样，教会是一部分领土的所有者，干预政府。

    然而在法国，很久以来，一切都已朝着民主迈进。不愿停留于表面现象的人，一定愿意回想一下教士在道义上的无能状态，贵族的贫困和衰落，第三等级的财富和知识，地产独特划分的既成事实，大量的中等财产，少量的大产业；回想起那个时代那些公开宣扬的理论，那些心照不宣但几乎公认的原则；我认为，如果有人把所有这些多种多样的事实归纳概括，必定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当时这个有着贵族、国教、贵族制法律和惯例的法国，总的来看，已经是欧洲真正最民主的国家；而18世纪末的法国人，由于他们的社会状况、公民组织、思想风尚，已远远超过了当今最明显地趋向民主的那些民族。

    第二部分

    18世纪的法国和当今的法国相去不远，并不仅仅是由于不平等状态。其他许多我们认为是崭新的民族面貌特征，当时已经隐约可见。

    可以一般地说，没有比贵族制更有利于地方行政制度的建立和维持久远了。

    在贵族阶级占有的领土的各个地点上，每一处总可以找到一个或若干个贵族，他们由于出身与财富，天然地高人一等，取得或接受治理权。在一个地位平等的社会里，公民间大致平等，他们自然要将行政细务即政府本身，委托给高出于群众之上、引人注意的那个人。即使他们不准备把这项责任委托给他，他们也常常由于个人的软弱和难于和睦相处，而不得不容忍他掌权。

    的确，当一个民族一旦接受了人民主权原则，当知识在那里已经普及，当治国科学已臻完善，在人们已经尝到过集权的政府的苦头时，就会经常看到居住外省和城市的公民们如何在他们中间努力创建某种集体政权，来处理他们的自身事务。有时，最高权力在特权的重压下，试图使公共行政地方化，采取多少有点奥妙的手段，企图在领土的不同地点人为地建立某种选举贵族制。实行民主制的国家，人民凭本能就被推向中央集权制。他们只有凭深思熟虑才能走到地方自治制度。但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地方自治总要冒极大风险。在贵族制的国家，不管中央政权如何，地方政府却经常存在，无需中央政府介入便能生存。在民主制的国家，地方政府常常是中央政权创造的，中央政权允许人们夺去它的某些特权，或者它自愿放弃某些特权。

    民主的民族中这种中央集权的自然倾向，主要出现并明显增长在斗争与过渡时期，在这时期中，两种原则争夺事务领导权。

    当人民开始成为一种力量，并且发现贵族领导着所有地方事务时，便攻击地方政府，不仅作为地方政府，而且特别作为贵族政府加以攻击。地方权力一旦从贵族阶级手中夺过来，应该交给谁便成了问题。

    在法国，独揽地方权力的不仅有中央政府，而且有国王。

    其原因值得探讨一下。

    我认为，社会的民主部分有一种中央集权的自然愿望；但我绝不认为人民的志趣会把行政权自然而然地集中于国王一人之手。这要依形势而定。当人民有选择自由时，它永远宁愿将行政权力委托给一个集体或民选的行政官，而不愿将它委托给一个人民无法控制的国王。但是，人民却经常缺乏这种自由。

    当社会的民主部分开始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并要崛起之际，它仅仅由众多的个人组成，他们同样软弱、同样无力，孤立地与贵族阶级的强大个体进行斗争。它具有那种不要任何治理工具而进行统治的本能**。这批为数众多的个人，由于极其分散，又极不善于联合，本能地感到需要在他们自身和贵族阶级之外的某个地方，找到一种已经组成的力量，他们无须共同协商，就能在这个力量周围齐心合力，依靠全体联合，便能获得他们每一个人所缺乏的那种力量。

    不过，民主制远未在法律上组织起来，在贵族阶级之外，人民能够利用的已经组成的唯一权力就是国王。国王与贵族之间无疑存在着天然的类似之处，但并非完全一致。如果他们的爱好相似，他们的利益却经常对立。因此转向民主制的民族通常从增加王权的权限开始。国王激起的嫉妒和惧怕比贵族要小；何况，在革命时代，使权力易手已算是了不起的事了，哪怕只不过是剥夺一个敌人的权力，为把它转交给另一个敌人。

    英国贵族的杰作是使社会各民主阶级长期地相信共同敌人是国王，因而使贵族终于变成了各民主阶级的代表，而不再是他们的主要对手。

    一般来说，只有在依靠国王、彻底摧毁贵族阶级之后，民主的人民才向国王讨还他们让国王占用的权力，并努力使国王依附自己，或将授与国王的权力转为依附权力。

    但是即使当社会的民主阶级终于将行政权置于他们真正的代表手中之后，要划分行政权的行使时，他们也往往非常难于办到：或是因为难于从当权者手中夺取权力，或是因为难以知晓委托谁来使用权力。

    民主阶级在自己内部，总能找到大量有教养和精明强干的人材，足以组成一个政治议会或中央政府，但是却可能找不到足够的人才组织省政府；外省人民可能并不愿听任贵族阶级统治，而人民尚无能力实行自治。在等待这一时机到来时，人们不能不将行政权的行使委托给中央政权。

    况且，刚刚摆脱贵族控制的人民要花很长时间，才感到有必要习惯于中央集权。

    在长期屈从于贵族制的国家里，每个属于下层阶级的个人，自幼便养成一种习惯，要在周围寻找一个最引起他羡慕或畏惧的人。同时，他将中央政府看作他与当地压迫者之间的当然仲裁者，并且往往赋予中央政权以超凡的神明与智慧。

    产生这两种现象的那些原因已经消失后，现象本身继续存在。

    贵族制被摧毁后很久，公民们仍怀着某种本能的畏惧，注视着在他们身旁发生的一切；他们很难相信身旁就有明智与公允的司法，以及备受尊重的法律。过去他们嫉妒高踞于他们之上的人，现在则嫉妒他们的左邻右舍与他们平起平坐。最后他们仿佛彼此害怕起来，他们不再认为中央政府能保护他们免受贵族的暴虐，于是又把贵族视为防止他们自己越轨行动的保护人。

    由此可见，实行民主制社会的民族，开始几乎总是集中权力于国王一人；后来当他们具有必要的力量和毅力时，他们便打碎这个工具，并把这些权力转到一个依附于他们自己的当局之手。

    由于他们更加强大，更有组织，更有教养，他们便更进一步从他们的一般代表那里收回部分行政权，委托给次一级代理人。看来这就是那些按其社会状况、思想风尚，而被推向民主制的社会所走的道路，这是出于本能的，也可以说是必由之路。

    在法国，王权扩及公共行政的一切对象，是与民主阶级的诞生和逐渐发展相关联的。随着社会地位更趋平等，国王也就更加深入更加经常地插手地方政府；城市和各省失去了它们的特权，或逐渐忘掉使用特权。

    人民和第三等级竭尽全力促进这些变革，他们往往自动让出自己偶然拥有的权利，目的是与贵族的权利同归于尽。这样，省级政府和贵族权力以同一方式同一时间被削弱。

    法国历代国王在这种趋势中，大大得力于法学家在几个世纪内给与他们的支持。在法国这样的国家，存在着特权等级——贵族与教士，他们集中了部分知识和几乎所有国家财富，民主制的天然首领便是法学家。在法国法学家要求以人民的名义亲自统治以前，他们一直积极地从事毁灭贵族以利王权的工作；他们表现出出奇的灵巧和无穷的技艺，屈从于国王的**愿望。而且，这种现象并非法国所独有；可以相信，法国法学家在为王权服务时，既遵循着他们固有的本领，同时也照顾到他们偶然成为其首领的那个阶级的利益。

    居维叶说道，有机体的所有各部分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以致人们只要接触到从其中之一分解出来的一个部分，便能恢复整体。同样的分析可以用来了解支配所有事物的大部分普遍规律。

    如果人们仔细研究人类有史以来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就不难发现，在所有文明国家发号施令的**君主旁边，几乎总有一位法学家，他使君主那些专横而前后矛盾的意志合法化并加以协调。法学家们把国王对权力的普遍和无限热衷，与法学家天赋的讲究治理的条理与知识结合起来。国王能迫使人们暂时服从；法学家则有本领使人们几乎心甘情愿地长期俯首听从。前者提供强力；后者提供法律。前者靠专横跋扈掌握统治权；后者则靠法制掌握统治权。在他们会合的焦点上，建立起使人们透不过气来的**制度；只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法学家的人，只了解**暴政的一个部分。必须同时考虑到这两部分，才能设想出整体。

    除我刚讲过的一般原因外，还存在其他若干偶然性的次要原因，它们加速所有权力向国王手里集中。

    巴黎很早便取得了王国内压倒一切的独特地位。法国有一些重要的城市；但人们只看到一座大城市，即巴黎。自中世纪以来，巴黎就开始变为知识、财富和王国政权的中心。权力集中于巴黎，使这个城市的重要性不断增加，而巴黎与日俱增的强盛又反过来有利于权力的集中。国王将国家事务吸引到巴黎，而巴黎把国家事务引向国王。

    法国从前是由通过条约获得或通过武力征服的一些省份组成的，长期以来这些省份彼此仍处于民族与民族间的关系。

    随着中央政权终于使国土的不同部分服从于同一行政制度，它们之间的明显差异逐渐消失；而随着这些差异的消失，中央政权发现更便于将它的活动范围扩展到整个国家。因而国家统一有利于政府统一，而政府统一有助于国家统一。

    18世纪末，法国仍划分为32个省。13个最高法院在各省自作主张，以不同的方式解释法律。各省的政治体制五花八门。有些省保持着某种国民代议制，另一些省则始终没有实行国民代议制。有些省采用封建法；有些省采用罗马法。所有这些差异都是表面的，也可以说是外在的。真正说来，整个法国已达到只有一个灵魂的水平。从王国的这一端到另一端，流行着同样思想。同样的习俗在各地生效，同样的意见在发表；人类精神处处受到同样的培养，走向同一方向。一句话，法国人虽然有这许多省、这许多最高法院、五花八门的民法、千奇百怪的习俗，他们无疑在当时的欧洲已成为内部联系最密、必要时最能团结一致共同活动的民族。

    这个由各种协调一致的成分组成的伟大国家的中心是王权，它在掌握了重大事务的领导权之后，已向最细小事务的管理权伸手。

    所有强大政权都试图实行中央集权；但是，它们的成功程度取决于其固有性质。

    当议会拥有压倒一切的权力时，中央集权制成为有名无实。因为只有靠法律才能实行集权。而法律无法预料一切；即使预料到一切，实行起来只有靠官员和不断的监督，而立法权对此是无能为力的。议会集中政府，却不集中行政。

    在英国，议会有权插手几乎社会上所有大小事务，却没有听说行政权的集中，国家权力终究给个人意志留下很大的独立性。我想，这并非因为这个大团体天性好节制。它爱惜地方自由并非因为它尊重地方自由，而是因为身为立法权，它找不到得心应手的制服地方自由的有效手段。

    反之，当行政权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居统治地位的人也有能力使其全部意志顺利贯彻执行时，这个中央政权便能逐渐将其影响扩及一切事物，或者至少在它自己的政体中不受任何限制。假如这个政权被置于一个一切都自然趋向中央的民族中，在这里每个公民都无法单个进行反抗，而几个人又不知如何合法地联合反抗，同时所有的人几乎都有着同一习惯和同一风尚，安然屈从于同一法规，那么人们便无从知道**暴政的界限在哪里，无法明白**政府在处理了国家重大事务以后，为什么不能进一步支配家庭事务。

    1789年以前，法兰西呈现的便是这样一幅图画。王权已直接或间接地夺得一切事务的领导权，真正可以为所欲为了。

    在大多数城市和省份，王权已干净利落地取消了地方政府；在其他地方，王权也未留下更多东西。法国人则形成了欧洲民族中最统一的民族，行政程序也最为完善，后来称为中央集权的制度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我刚才已阐明，在法国，政体正继续趋向**，然而出现一个奇怪的对照：习惯和思想日益变得更加自由。自由从政治制度中消失了，但在风尚中依然保存。自由的保障愈少，它对于个人就愈珍贵，仿佛他们每个人都继承了从国家各大团体那里夺得的种种特权。

    推翻主要敌手之后，王权便自动止步；王权的胜利使它变得温和，似乎进行争斗是为了夺取特权，不是为了使用特权。

    如果认为在法国自由精神是与1789年大革命一起诞生的，这是人们常犯的严重错误。自由精神在任何时代一直是法兰西民族的突出特征；但是这种精神每隔一段时间显示出来，可以说是断断续续出现的。与其说经深思熟虑，不如说出于本能，来去无常，既猛烈又软弱。

    从来没有任何贵族比封建时代的法国贵族在见解和行动上更高傲，更有独立性。民主自由精神从没有比在中世纪法国公社中和直至17世纪初（1614年）不同时期召开的历届三级会议中，表现出更有劲，我几乎要说更粗野了。

    即使当王权继承了所有其他权力时，人们服从它，但不卑躬屈节。

    必须将服从这一事实与其原因区别开来。有些民族屈从于国王的专横，因为他们相信国王有进行统治的绝对权力。另一些民族则将国王看作祖国的唯一代表，或上帝在世间的形象。还有些民族崇拜继贵族**寡头政治而出现的王权，怀着某种夹杂着欢乐与感激的宁静心理去服从王权。在这些不同种类的服从中，无疑可以遇到一些偏见；它们表明知识不足，精神谬误，却并不表明心灵卑下。

    17世纪法国人与其说是服从国王，不如说是服从王权；他们服从国王不仅因为他们认为国王强大，而且因为他们相信国王仁慈合法。假如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他们对服从有一种自由的爱好。因此他们在服从中搀入了某种独立、坚定、微妙、任性和易怒的成分，这些成分足以说明，他们在接受一个主人时，仍保持自由精神。尽管这位国王能任意支配国家的财富，但他在约束人们最细微的行动或压迫最微不足道的舆论上，却常常会显得无能为力；一旦出现反抗，臣民得到风尚的庇护，比自由国家的公民常常得到的法律保障更有效。

    但是，过去一贯自由的民族，或后来变成自由的民族，是不能理解这些感情和思想的。前者从未体味；后者久已遗忘：二者在服从专横权力中，只看到可耻的卑躬屈节。在那些尝到过自由而后又丧失自由的民族中，服从确实永远具有这一特征。但是，在从未获得自由的民族的服从中，常常贯穿着一种必须承认的道德观念。

    18世纪末，法国人始终引为特点的独立精神格外发扬光大，其性质完全改变。法国人的自由概念在18世纪经历了一番改造。

    自由实际上能够以两种形式在人类精神中产生。它可以是共同权利的使用或特权的享受。人们想在行动中或某些行动中自由，并非是因为所有的人均有独立的普遍权利，而是因为每个人本身拥有保持独立的特殊权利，这便是中世纪人们所指的自由，在贵族制社会，人们也几乎总是这样理解自由。在贵族社会，社会地位极不平等，人类精神一旦习惯于特权，便将尘世所有财富的使用权列入特权范围。

    既然这种自由概念只与设想出这一概念的人，或至多与他所属的阶级有关，它便能在缺乏普遍自由的国家里存在。有时甚至发生这样的情况，众人所得到的对自由的必要保障越少，某些人对自由的珍爱反而更强烈。物以稀为贵。

    在接受这种贵族式的自由概念的人口中，产生了对个人价值的狂热感情和对独立的强烈爱好。它赋予利己主义以某种能量，某种出奇的力量。这种概念虽由个别人设想出来的，但它常使人们作出最卓越的行动；当它被全民所采纳时，便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最伟大的民族。

    罗马人认为，在人类中间，只有他们才应享有独立；他们相信这个自由权绝非来自天性，而是来自罗马。

    按照现代概念，即民主概念，而且我敢说按对自由的准确概念，每个人既然从自然得到了处世为人的必备知识，那他生来便有平等而不可剥夺的权利，在只涉及他本人的一切事务上，独立于他人之外，并有权任意支配自己的命运。

    自从这种自由概念深入人心并牢牢扎根时期，独裁专横政权只不过是一种物质现象或暂时偶然现象罢了。因为每个人既然对自己拥有绝对权利，那么，最高意志只能来自全体意志的联合。从此，服从也失去了它的道义性，在公民那雄壮自豪的美德与奴隶那卑下自得之间，再也没有中间道路。

    随着人民中地位平等化，这种自由概念必然要占上风。

    然而，法国久已脱离中世纪，思想风尚久已朝民主方向转变，但封建贵族的自由概念仍被普遍接受。每个人在保护个人独立不受政权约束时，着眼于保卫个人的特殊权利而非承认普遍权利；在斗争中，他们依靠的不是原则，而是事实。

    15世纪某些思想冒进的人曾窥见自由的民主概念，但它几乎立刻消失了。只有在18世纪，才能说发生了变化。

    每个个人，推而广之，每个民族，均有支配自身行为的权利；这个仍很模糊、定义不全面、表达欠妥的观念，逐渐被引入所有人的思想。它以一种理论的形式凝固在有教养的阶级中；它仿佛像一种本能流传到民间。其结果是出现了奔向自由的更强大的新冲动：法国人对独立的一贯喜爱遂变为有根有据的系统主张，这种主张逐步推广，终于把王权也拉向自己一方。王权在理论上永远倾向**，但它开始在行动上心照不宣地承认，权力莫大于公众感情。路易十五说道：“任命大臣的是我，但将他们免职的是国民。”路易十六在狱中追述他最后的也是最隐秘的思想，在谈起他的臣民时，仍称他们为我的同胞们。

    人们在18世纪才第一次听到谈论普遍的人类权利，人人能把它们作为合法的、不可改变的遗产要求平等享受；听人谈到普遍的自然权利，每个公民都应加以利用。

    大革命前20年，1770年，当马尔泽尔布代表王国主要法庭之一讲话时，他对国王说道：

    “陛下，您的王冠只得自上帝；但是，您没有理由不欣然相信，您的权力也来自于臣民的自愿服从。在法国存在着某些属于国民的不可侵犯的权利；您的大臣们焉敢对您否认这一事实；倘若必须证明这一点，我们只有提出陛下本人提供的证据。不，陛下，人们尽管费尽气力，也未能使您信服法兰西国民与被奴役人民之间，无任何差别。”

    他后来又说道：“既然所有中间团体均软弱无力或已被摧毁，那就请询问国民自己吧，因为唯有国民才能聆听尊旨。”

    此外，这种热爱自由的感情是通过著作，不是通过法令，是通过个人努力，不是通过集体业绩，往往是通过幼稚的、无理性的反对，而不是通过严肃系统的反抗表现出来的。

    舆论的力量就连那些常常压制它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但这种力量强弱无常，大起大落：头一天强大无比，第二天几乎难以捉摸；它永远毫无节制，变化多端，难以确定：它是没有器官的躯体；它是人民主权的影子，而非人民主权本身。

    我想，在所有爱好和向往自由但还未能建立自由制度的民族中，情况都将是这样。

    我并不是认为在不存在这类政治制度的国家，人们无法享受某种独立。习惯与舆论便足以办到。但是人们绝不能保证永远自由，因为他们绝不能保证永远要求自由。有些时候，即使最热爱独立的民族也甘愿将独立视为他们努力的次要目标。自由制度的最大用途在于，当人类精神不关心自由时，继续当自由的后盾，并给与自由它固有的某种植物性生命，以便人类精神到时候能回到它那里来。这些制度的形式保证人们即使一时厌恶自由，也不会丧失自由。我认为这是自由制度的主要优点。当人民执意要当奴隶时，谁也无法阻止他们成为奴隶；但我认为，自由制度能使他们在独立中支持一段时间，而无须他们自助。

    18世纪末法兰西的面貌呈现下列最主要的特征：这个民族比起世界上当时存在的任何民族来，包含更少的穷人，更少的富人，更少的强者，更少的弱者；不管政治状况如何，平等这一理论已在人民的思想中扎根，对平等的爱好已掌握人心；比起任何国家来，这个国家所有各个部分联合得更为紧密，它服从一个更加集中、更加精明，更加强大的政权；在这里，自由精神永远生机勃勃，近期以来，它具有更普遍、更系统、更民主、更不安现状的特点。

    假如现在我们合上历史书，让时光流逝50年，再来考察这段时间产生的一切，我们便会注意到已经发生了巨大变革。

    但是，在所有这些新的陌生事物中，我们很容易认出半个世纪前给我们强烈印象的那些同样特征。人们通常夸**国革命产生的后果。

    毫无疑问，从未有过比法国革命更强劲、更迅猛、更具破坏性、更有创造性的革命。尽管如此，若认为从这场革命中产生出一个全新的法国民族，若认为法国革命建起一座大厦，而它的基础在革命前并不存在，那就大错特错了。法国革命创造了大量派生的、次要的事物，但它只不过使主要事物的萌芽进一步发展；这些萌芽在革命以前便已存在。革命对一个重大动机产生的结果加以整理、协调和法制化，但它不是这个动机本身。

    在法国，社会地位已比任何国家更加平等；大革命加强了平等，并把平等的学说载入法律。法兰西民族早于所有其他民族并比它们更加彻底地抛弃了中世纪的分裂与封建个性；革命终于将国家的不同部分统一起来，形成一个单一整体。

    在法国，中央政权已比世界上任何国家更严密地控制地方行政。大革命使中央政权更加灵活，更加强大，更有所作为。

    法国人比其他人更早、更清晰地构想出自由的民主思想；

    革命给与国民本身即使还不是主权的全部实际，至少也是主权的全部外表。

    假使这些是新事物，那只是就形式，就发展而言，而不是就原则，就本质而言。

    即使没有这场革命，革命所作的一切也会产生，对此，我深信不疑；革命只不过是一个暴烈迅猛的过程，藉此人们使政治状况适应社会状况，使事实适应思想，使法律适应风尚。法国人从旧国家中保留了哪一部分？构成教士、第三等级、贵族的那些成分，后来变成了什么？哪些新的划分取代了旧君主制的那些划分？贵族的和民主的利益采用了哪些新的形式？土地财产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的原因产生了哪些后果？国民的整个思想、习惯、风俗、精神，发生了何种变革？

    这些问题乃是以下书信将论及的主要题目。

  • 李泽厚《美的历程》

    目录

    一 龙飞凤舞 （一）远古图腾 （二）原始歌舞 （三）“有意味的形式”

    二 青铜饕餮 （一）狞厉的美 （二）线的艺术 （三）解体和解放

     三 先秦理性精神 （一）儒道互补 （二）赋比兴原则 （三）建筑艺术

     四 楚汉浪漫主义 （一）屈骚传统 （二）琳琅满目的世界 （三）气势和古拙

    五 魏晋风度 （一）人的主题 （二）文的自觉 （三）阮籍和陶潜

    六 佛陀世容 （一）悲惨世界 （二）虚幻颂歌 （三）走向世俗

     七 盛唐之音 （一）青春、李白 （二）音乐性的美 （三）杜诗颜字韩文

     八 韵外之致 （一）中唐文艺 （二）内在矛盾 （三）苏轼的意义

    九 宋元山水意境 （一）缘起 （二）“无我之境” （三）细节忠实和诗意追求 （四）“有我之境”

    十 明清文艺思潮 （一）市民文艺 （二）浪漫洪流 （三）从感伤文学到《红楼梦》 （四）绘画与工艺

    结语

    中国还很少专门的艺术博物馆。你去过天安门前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吗? 如果你对那些史实并不十分熟悉，那么，作一次美的巡礼又如何呢?那 人面含鱼的彩陶盆，那古色斑斓的青铜器，那琳琅满目的汉代工艺 品，那秀骨清像的北朝雕塑，那笔走龙蛇的晋唐书法，那道不尽说不 完的宋元山水画，还有那些著名的诗人作家们屈原、陶潜、李白、杜 甫、曹雪芹……的想象画像，它们展示的不正是可以使你直接感触到 的这个文明古国的心灵历史么？时代精神的火花在这里凝冻、积淀下 来，传留和感染着人们的思想、情感、观念、意绪，经常使人一唱三 叹，流连不已。我们在这里所要匆匆迈步走过的，便是这样一个美的 历程。

    那么，从哪里起头呢?

    得从遥远得记不清岁月的时代开始。

    一 龙飞凤舞

    （一）远古图腾

    中国史前文化比过去所知有远为长久和灿烂的历史。七十年代浙江河 姆渡、河北磁山、河南新郑、密县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陆续发现，不 断证实这一点。将近八千年前，中国文明已初露曙光。

    上溯到旧石器时代，从南方的元谋人到北方的蓝田人、北京人、山顶 洞人，虽然像欧洲洞穴壁画那样的艺术尚待发现，但从石器工具的进 步上可以看出对形体性状的初步感受。北京人的石器似尚无定形…… 丁村人则略有规范，如尖状、球状、橄榄形等等。到山顶洞人，不但 石器已很均匀、规整，而且还有磨制光滑、钻孔、刻纹的骨器和许多 所谓“装饰品”:“装饰品中有钻孔的小砾石、钻孔的石珠，穿孔的狐 或獾或鹿的犬齿、刻沟的骨管、穿孔的海蚶壳和钻孔的青鱼眼上骨 等，所有的装饰品都相当精致，小砾石的装饰品是用微绿色的火成岩 从两面对钻成的，选择的砾石很周正，颇像现代妇女胸前配带的鸡 心。小石珠是用白色的小石灰岩块磨成的，中间钻有小孔。穿孔的牙 齿是由齿根的两侧对挖穿通齿腔而成的。所有装饰品的穿孔，几乎都 是红色，好像是它们的穿带都用赤铁矿染过”。这表明对形体的光滑 规整、对色彩的鲜明突出、对事物的同一性(同样大小或同类物件串在 一起)……有了最早的朦胧理解、爱好和运用。[图版1] [1] 但要注意 的是，对工具的合规律性的形体感受和在所谓“装饰品”上的自觉加 工，两者不但有着漫长的时间距离(数十万年)，而且在性质上也是根 本不同的。虽然二者都有其实用功利的内容，但前者的内容是现实 的，后者则是幻想(想象)的，劳动工具和劳动过程中的合规律性的形 式要求(节律、均匀、光滑…)和主体感受，是物质生产的产物；“装 饰”则是精神生产、意识形态的产物。尽管两者似乎都是“自然的人 化”和“人的对象化”，但前者是将人作为族类存在的社会生活外化 和凝冻在物质生产工具上，是真正的物化活动；后者则是将人的观念 和幻想外化和凝冻在这些所谓“装饰品”的物质对象上，它们只是物 态化的活动。前者是现实的“人的对象化”和“自然的人化”，后者 是想象中的这种“人化”和“对象化”。前者与种族的繁殖(人身的扩 大再生产)一道构成原始人类的基础，后者是包括宗教、艺术、哲学等 胚胎在内的上层建筑。当山顶洞人在尸体旁撒上矿物质的红粉，当他 们作出上述种种“装饰品”，这种原始的物态化的活动便正是人类社 会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开始。它的成熟形态便是原始社会的巫术礼 仪，亦即远古图腾活动。

    “在野蛮期的低级阶段，人类的高级属性开始发展起来。……想象， 这一作用于人类发展如此之大的功能，开始于此时产生神话、传奇和 传说等未记载的文学，而业已给予人类以强有力的影响。”(马克思: 《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第54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追溯 到山顶洞人“穿带都用赤铁矿染过”、尸体旁撒红粉，“红”色对于 他们就已不只是生理感受的刺激作用(这是动物也可以有的)，而是包 含着或提供着某种观念含义(这是动物所不能有的)。原始人群之所以 染红穿带、描抹红粉，已不是对鲜明夺目的红颜色的动物性的生理反 应，而开始有其社会性的巫术礼仪的符号意义在。也就是说，红色本 身在想象中被赋予了人类(社会)所独有的符号象征的观念含义，从 而，它(红色)诉诸于当时原始人群的便已不只是感官愉快，而且其中 参与了、储存了特定的观念意义了。在对象一方，自然形式(红的色 彩)里已经积淀了社会内容;在主体一方，官能感受(对红色的感觉愉 快)中已经积淀了观念性的想象、理解。这样，区别于工具制造和劳动 过程，原始人类的意识形态活动，亦即包含着宗教、艺术、审美等等 在内的原始巫术礼仪就算真正开始了。所以，如同欧洲洞穴壁画作为 原始的审美—艺术，本只是巫术礼仪的表现形态而不可能单独存在一 样，山顶洞人的所谓“装饰”和运用红色，也并非为审美而制作。审 美或艺术这时并未独立或分化，它们只是潜藏在这种种原始巫术礼仪 等图腾活动之中。

    遥远的图腾活动和巫术礼仪，早已沉埋在不可复现的年代之中。它们 具体的形态、内容和形式究竟如何，已很难确定。“此情可待成追 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也许只有流传下来却屡经后世歪曲增删的远 古“神话、传奇和传说”，这种部分反映或代表原始人们的想象和符 号观念的“不经之谈”，能帮助我们去约略推想远古巫术礼仪和图腾 活动的依稀面目。

    在中国的神话传说序列中，继承燧人氏钻木取火（也许能代表用火的 北京人时代吧?)之后的，便是流传最广、材料最多也最出名的女蜗伏 羲的“传奇”了:

    娲，古之神圣女，化万物者也(《说文》)。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岛裂，天不兼子，地不周载，…女 蜗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淮南鸿烈·览 冥训》）

    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蜗抟黄土作人。(《太平御览》 卷78引《风俗通》)

    女娲祷祠神祈而为女禖，因置婚姻。(《绎史》引《风俗 通》)

    宓羲氏之世，天下多兽，故教民以猎。(《尸子·君治》)

    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近取诸身，远取于物，于是始作 八卦以通神明之德，比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 以渔。(《易系辞》)

    伏者，别也，变也。戏者，献也，法也。伏羲始别八卦，以 变化天下，天下法，则咸伏贡献，故日伏羲也。(《风俗通义 ·三皇》) ……

    从“黄土作人”到“正婚姻”(开始氏族外婚制？)，从“以佃以渔” 到“作八卦”(巫术礼仪的抽象符号化?)，这个有着近百万年时间差距 的人类原始历史，都集中地凝聚和停留在女娲伏羲两位身上(他们在古 文献中经常同时而重迭)。这也许意味着，他们两位可以代表最早期的 中国远古文化?

    那末，“女娲”“伏羲”到底是怎么样的人物呢?他们作为远古中华文 化的代表，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如果剥去后世层层人间化了的面纱，在 真正远古人们的观念中，它们却是巨大的龙蛇。即使在后世流传的文 献中也仍可看到这种遗迹： 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山海经 ·大荒西经·郭璞传》) 燧人之世，…生伏羲…人首蛇身。(《帝王世记》) 女娲氏…承庖羲制度，…亦蛇身人首。(同上)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远古传说中的“神”、“神人”或“英雄”，大 抵都是“人首蛇身”。女娲伏羲是这样，《山海经》和其他典籍中的 好些神人（如“共工”、“共工之臣”等等)也这样。包括出现很晚的 所谓“开天辟地”的“盘古”，也依然沿袭这种“人首蛇身”说《山 海经》中虽然还有好些“人首马身”、“豕身人面”、“鸟身人面” …，但更突出的仍是这个“人首蛇身”。例如： 凡北山经之首，自单狐之山至于堤山，凡二十五山，五千四 百九十里，其神皆人面蛇身。(《北山经》) 凡北次二经之首，自管浮之山至于敦题之山，凡十七山，五 千六百九十里，其神皆蛇身人面。(同上) 凡首阳山之首，自首山至于丙山，凡九山，二百六十七里， 其神状皆龙身而人面。（《中山经》) 这里所谓“其神皆人面蛇身”，实即指这些众多的远古氏族的图腾、 符号和标志。《竹书纪年》也说，属于伏羲氏系统的有所谓长龙氏、 潜龙氏、居龙氏、降龙氏、上龙氏、水龙氏、青龙氏、赤龙氏、白龙 氏…等等。总之，与上述《山海经》相当符合，都是一大群龙蛇。 此外，《山海经》里还有“烛龙”“烛阴”的怪异形象：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 …是谓烛龙。(《山海经·大荒北经》) 钟山之神，名日烛阴，视为昼，唤为夜，吹为冬，呼为夏， 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其为物，人面蛇身赤 色。(《山海经·海外北经》) 这里保留着更完整的关于龙蛇的原始状态的观念和想象。章学诚说 《易》时，曾提出“人心营构之象”这条巨大龙蛇也许就是我们的原 始祖先们最早的“人心营构之象”吧。从“烛龙”到“女娲”，这条 “人面蛇身”的巨大爬虫，也许就是经时久远悠长、笼罩在中国大地 上许多氏族、部落和部族联盟一个共同的意识形态或观念体系的代表 标志吧? 闻一多曾指出 [2] ，作为中国民族象征的“龙”的形象，是蛇加上各 种动物而形成的。它以蛇身为主体，“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毛， 鬣的尾，鹿的脚，狗的爪，鱼的鳞和须”(《伏羲考》)。这可能意味 着以蛇图腾为主的远古华夏氏族、部落不断战胜、溶合其他氏族部 落，即蛇图腾不断合并其他图腾逐渐演变而为“龙”。从烛阴、女娲 的神怪传说，到甲骨金文中的有角的龙蛇字样，从青铜器上的各式夔 龙再到《周易》中的“飞龙在天”(天上)、“或饮于渊”(水中)、 “见龙在田”(地面)，一直到汉代艺术（如马王堆帛画和画像石)中的 人首蛇身诸形象，这个可能产生在远古渔猎时期却居然延续保存到文 明年代，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量而长久吸引人们去崇拜去幻想的神 怪形象和神奇传说，它始终是那样变化莫测，气象万千，不正好可以 作为我们远古祖先的艺术代表? 神话传说毕竟根据的是后世文献资料。那末，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 发现的那个人首蛇身的陶器器盖，[图版1] [3] 也许就是这条已经历时 长久的神异龙蛇最早的造型表现? 你看，它还是粗陋的，爬行的，贴在地面的原始形态。它还飞不起 来，既没有角，也没有脚。也许，只有它的“人首”能预示着它终将 有着腾空而起翩然飞舞的不平凡的一天?预示着它终将作为西部、北 部、南部等中国许多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一个主要的图腾旗帜而高 高举起迎风飘扬? …… 与龙蛇同时或稍后，凤鸟则成为中国东方集团的另一图腾符号。从帝 俊(帝喾)到舜，从少昊、后羿、蚩尤到商契，尽管后世的说法有许多 歧意，凤的具体形象也传说不一，但这个鸟图腾是东方集团所顶礼崇 拜的对象却仍可肯定。关于鸟图腾的文献材料，更为丰富而确定。如: 凤，神鸟也。天老日，凤之象也:鸿前息后，蛇须鱼尾，龙文 龟背，燕颔鸡喙，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之国…。(《说 文》)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烦》) 大荒之中，…有神九首，人面鸟身，名日九凤(《山海经·大 荒北经》) 有五彩之鸟，…惟帝俊下支，帝下雨坛，彩鸟是司（《山海 经·大荒东经》) 与“蛇身人面”一样，“人面鸟身”、“五彩之鸟”“鸾鸟自歌，凤 鸟自舞”…，在《山海经》中亦多见。郭沫若指出:“…玄鸟就是凤 凰”，“‘五彩之鸟’，大约就是卜辞中的凤”(《青铜时代·先秦天 道观的发展》)正如“龙”是蛇的夸张、增补和神化一样，“凤”也是 这种鸟的神化形态。它们不是现实的对象，而是幻想的对象、观念的 产物和巫术礼仪的图腾。与前述各种龙氏族一样，也有各种鸟氏族(所 谓“鸟名官”):“…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 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 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雎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 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均鸟名)司事也…”(《左传·韶公17 年》)。以“龙”、“凤”，为主要图腾标记的东西两大部族联盟经历 了长时期的残酷的战争、掠夺和屠杀，而逐渐溶合统一。所谓“人面 鸟身，践两赤蛇”(《山海经》中多见)、所谓“庖羲氏，凤姓也” …，可能即反映着这种斗争和溶合?从各种历史文献、地下器物和后人 研究成果来看，这种斗争溶合大概是以西(炎黄集团)胜东(夷人集团) 而告结束。也许，“蛇”被添上了翅膀飞了起来，成为“龙”， “凤”则大体无所改变，就是这个原故?也许，由于“凤”所包含代表 的氏族部落大而多得为“龙”所吃不掉，所以它虽从属于“龙”，却 仍保持自己相对独立的性质和地位，从而它的图腾也就被独立地保存 和延续下来，直到殷商及以后，直到战国楚帛画中[图版2] [4] 仍有在 “凤”的神圣图像下祈祷着的生灵。 龙飞凤舞——也许这就是文明时代来临之前，从旧石器渔猎阶段通过 新石器时代的农耕阶段，从母系社会通过父系家长制，直到夏商早期 奴隶制门槛前，在中国大地上高高飞扬着的史前期的两面光辉的、具 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图腾旗帜? 它们是原始艺术——审美吗?是，又不是。它们只是山顶洞人撤红粉活 动(原始巫术礼仪)的延续、发展和进一步符号图像化。它们只是观念 意识物态化活动的符号和标记。但是凝冻在、聚集在这种种图像符号 形式里的社会意识、亦即原始人们那如醉如狂的情感、观念和心理， 恰恰使这种图像形式获有了超模拟的内涵和意义，使原始人们对它的 感受取得了超感觉的性能和价值，也就是自然形式里积淀了社会的价 值和内容，感性自然中积淀了人的理性性质，并且在客观形象和主观 感受两个方面，都如此。这不是别的，又正是审美意识和艺术创作的 萌芽。

    （二）原始歌舞

    这种原始的审美意识和艺术创作并不是观照或静观，不像后世美学家 论美之本性所认为的那样。相反，它们是一种狂烈的活动过程。之所 以说“龙飞凤舞”，正因为它们作为图腾所标记、所代表的，是一种 狂热的巫术礼仪活动。后世的歌、舞、剧、画、神话、咒语……，在 远古是完全揉合在这个未分化的巫术礼仪活动的混沌统一体之中的， 如火如汤，如醉如狂，虔诚而蛮野，热烈而谨严…。你不能藐视那已 成陈迹的、僵硬了的图像轮廓，你不要以为那荒诞不经的神话传奇， 你不要小看那似乎非常冷静的阴阳八卦……，想当年，它们都是火一 般炽热虔信的巫术礼仪的组成部分或符号标记。它们是具有神力魔法 的舞蹈、歌唱、咒语的凝冻化了的代表它们浓缩着、积淀着原始人们 强烈的情感、思想、信仰和期望。 古代文献中也保存了有关这种原始歌舞的一些史料，如: 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尚书·尧典》) 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周官·司巫》) 帝俊有子八人，是始为歌舞。(《山海经·海内经》)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吕氏春秋· 古乐篇》) 伏羲作琴，伏羲作瑟，神农作琴，神农作瑟，女娲作笙 簧…。(《世本》) 后世叙述古代的史料也认为 乐之在耳曰声，在目曰容，声应乎耳，可以听知；容藏于 心，难以貌观。故圣人假干戚羽旄以表其容，发扬蹈厉以见 其意，声容选灵，则大乐备矣，此舞之所由起也。(杜佑: 《通典》卷145) 《乐记》中，“乐”和舞也是联在一起的，所谓“舞行缀短”“舞行 缀远”，所谓“不知手之足之舞之蹈之”，等等。这些和所谓“干戚 羽旄”“发扬蹈厉”，不就正是图腾舞蹈吗?不正是插着羽毛戴着假面 的原始歌舞吗? 王国维说，“楚辞之灵殆以巫而兼尸之用者也。其词谓巫曰灵。盖群 巫之中必有像神之衣服形貌动作者。而视为神之冯依，故谓之曰灵” “灵之为职……盖后世戏曲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宋元戏曲 史》)。远古图腾歌舞作为巫术礼仪，是有观念内容和情节意义的，而 这情节意义就是戏剧和文学的先驱。古代所以把礼乐同列并举，而且 把它们直接和政治兴衰联结起来，也反映原始歌舞(乐)和巫术礼仪 (礼)在远古是二而一的东西，它们与其氏族、部落的兴衰命运直接相 关而不可分割。上述那些材料把歌、舞和所谓乐器制作追溯和归诸远 古神异的“圣王”祖先，也证明这些东西确乎来源久远，是同一个原 始图腾活动:身体的跳动(舞)、口中念念有词或狂呼高喊(歌、诗、咒 语)、各种敲打齐鸣共奏(乐)，本来就在一起。“诗，言其志也，歌， 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乎心，然后乐气从之”(《乐记·乐 象篇》)，这虽是后代的记述，却仍不掩其混沌一体的原始面目。它们 是原始人们特有的区别于物质生产的精神生产即物态化活动，它们既 是巫术礼仪，又是原始歌舞。到后世，两者才逐渐分化，前者成为 “礼”——政刑典章，后者便是“乐”——文学艺术。 图腾歌舞分化为诗、歌、舞、乐和神话传说，各自取得了独立的性格 和不同的发展道路。继神人同一的龙凤图腾之后的，便是以父家长制 为社会基础的英雄崇拜和祖先崇拜。例如，著名的商、周祖先——契 与稷的怀孕、养育诸故事，都是要说明作为本氏族祖先的英雄人物具 有不平凡的神异诞生和巨大历史使命。驯象的舜、射日的羿、治水的 鲧和禹，则直接显示这些巨人英雄们的赫赫战功或业绩。从烛龙、女 娲到黄帝、蚩尤到后羿、尧舜，图腾神话由混沌世界进人了英雄时代 作为巫术礼仪的意义内核的原始神话不断人间化和理性化，那种种含 混多义不可能作合理解释的原始因素日渐削弱或减少，巫术礼仪、原 始图腾逐渐让位于政治和历史。这个过程的彻底完成，要到春秋战国 之际。在这之前，原始歌舞的图腾活动仍然是笼罩着整个社会意识形 态的巨大身影。 也许，1973年发现的新石器时代彩陶盆纹饰中的舞蹈图案便是这种原 始歌舞最早的造型写照？[图版3] [5] “五人一组，手拉手，面向一 致，头侧各有一斜道，似为发弁。每组外侧两人，一臂画为两道，似 反映空着的两臂舞蹈动作较大而频繁之意，人下体三道，接地面的两 竖道，为两腿无疑。而下腹体侧的一道，似为饰物”(《青海大通县上 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文物》，1978年第3期)。你看他们 那活跃、鲜明的舞蹈姿态，那么轻盈齐整，协调一致，生意盎然，稚 气可掬，…它们大概属于比较和平安定的神农氏传说时代，即母系牡 会繁荣期的产品吧?但把这图像说成上是“先民们劳动之暇，在大树下 小湖边或草地上正在欢乐地手拉手集体跳舞和唱歌”(同上引文)，便 似乎太单纯了。它们仍然是图腾活动的表现，具有严重的巫术作用或 祈祷功能。所谓头带发辫似的饰物，下体带有尾巴似的饰物，不就是 “操牛尾”和“干戚羽旄”之类“手拉着手”地跳舞不也就是“发扬 蹈厉”么?因之，这陶器上的图像恰好以生动的写实，印证了上述文献 资料讲到的原始歌舞。这图像是写实的，又是寓意的。你看那规范齐 整如图案般的形象，却和欧洲晚期洞穴壁画那种写实造型有某些近似 之处，都是粗轮廓性的准确描述，都是活生生的某种动态写照。然 而，它们又毕竟是新石器时代的产儿，必须与同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几 何纹样观念相一致，从而它便具有比欧洲洞穴壁画远为抽象的造型和 更为神秘的含义。它并不像今天表面看来那么随意自在。它以人体舞 蹈的规范化了的写实方式，直接表现了当日严肃而重要的巫术礼仪， 而决不是“大树下”“草地上”随便翩跹起舞而已。 翩跹起舞只是巫术礼仪的活动状态，原始歌舞正乃龙凤图腾的演习形 式。

    （三）“有意味的形式”

    原始社会是一个缓慢而漫长的发展过程。它经历了许多不同阶段，其 中有相对和平和激烈战争的不同时代。新石器时代的前期的母系氏族 社会大概相对说来比较和平安定，其巫术礼仪、原始图腾及其图像化 的符号形象也如此。文献资料中的神农略可相当这一时期: 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 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 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白虎通义·号》) 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 麋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庄子·盗 拓》) 所谓“和麋鹿共处”，其实乃是驯鹿。仰韶彩陶中就多有鹿的形象。 仰韶型(半坡和庙底沟)和马家窑型的彩陶纹样，其特征恰好是这相对 和平稳定的社会氛围的反照。你看那各种形态的鱼，那奔驰的狗，那 爬行的蜥蜴，那拙钝的鸟和蛙，特别是那陶盆里的人面含鱼[图版3] [6] 的形象，它们虽明显具有巫术礼仪的图腾性质，其具体含义已不可 知，但从这些形象本身所直接传达出来的艺术风貌和审美意识，却可 以清晰地使人感到:这里还没有沉重、恐怖、神秘和紧张，而是生动、 活泼、纯朴和天真，是一派生气勃勃、健康成长的童年气派。 仰韶半坡彩陶的特点是动物形象和动物纹样多，其中尤以鱼纹最普遍 [图版3] [7] ,有十余种。据闻一多《说鱼》，鱼在中国语言中具有生 殖繁盛的祝福含义。但闻一多最早也只说到《诗经》《周易》。那 么，我们是否可以把它进一步追溯到这些仰韶彩陶呢?像仰韶期半坡彩 陶屡见的多种鱼纹和含鱼人面，它们的巫术礼仪含义是否就在对氏族 子孙“瓜瓞绵绵”长久不绝的祝福?人类自身的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即种 的繁殖，是远古原始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血族关系是当时最为重 要的社会基础和结构，中国终于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汉民族 终于成为世界第一大民族。能否可以追溯到这几千年前具有祝福意义 的巫术符号？此外，《山海经》说，“蛇乃化为鱼”，汉代墓葬壁画 中保留有蛇鱼混合形的怪物…，那末，仰韶的这些鱼、人面含鱼，与 前述的龙蛇、人首蛇身是否有某种关系了是些什么关系?此外，这些彩 陶中的鸟的形象与前述文献中的“凤”是否也有关系?…凡此种种，都 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探索，这里只是提出一些猜测罢了。 社会在发展，陶器造型和纹样也在继续变化。和全世界各民族完全一 致，占居新时器时代陶器纹饰的形象走廊的，并非动物纹样，而是抽 象的几何纹，即各式各样的曲线、直线、水纹、漩涡纹、三角形、锯 齿纹种种[图版4] [8] 。关于这些几何纹的起因和来源，至今仍是世界 艺术史之谜，意见和争论很多。例如不久前我国江南地区印纹陶问题 的学术讨论会上，好些同志认为“早期几何印纹陶的纹样源于生产和 生活，…叶脉纹是树叶脉纹的模拟，水波纹是水波的形象化，云雷纹 导源于流水的漩涡，认为这是由于“人们对于器物，在实用之外还要 求美观，于是印纹逐渐规整化为图案化，装饰的需要便逐渐成为第一 位的了”（《文物》1978,第1期,55页)。这种看法本书是不能同意 的，因为，不但把原始社会中“美观”、“装饰”说成已分化了的需 要，缺乏证明和论据;而且把几何纹样说成是模拟“树叶”、“水 波”，更是简单化了，它没有也不能说明为何恰恰要去模拟树叶、水 波。所以，本书以为，下面一种看法似更深刻和正确： “也有同志认 为，……更多的几何形图案是同古越族蛇图腾的崇拜有关，如漩涡纹 似蛇的盘曲状，水彼纹似蛇的爬行状，等等”(同上引文)。 其实，仰韶、马家窑的某些几何纹样已比较清晰地表明，它们是由动 物形象的写实而逐渐变为抽象化、符号化的。由再现(模拟)到表现(抽 象化)，由写实到符号化，这正是一个由内容到形式的积淀过程，也正 是美作为“有意味的形式”的原始形成过程。即是说，在后世看来似 乎只是“美观”、“装饰”而并无具体含义和内容的抽象几何纹样， 其实在当年却是有着非常重要的内容和含义，即具有严重的原始巫术 礼仪的图腾含义的。似乎是“纯”形式的几何纹样，对原始人们的感 受却远不只是均衡对称的形式快感，而具有复杂的观念、想象的意义 在内。巫术礼仪的图腾形象逐渐简化和抽象化成为纯形式的几何图案 (符号)，它的原始图腾含义不但没有消失，并且由于几何纹饰经常比 动物形象更多地布满器身，这种含义反而更加强了。可见，抽象几何 纹饰并非某种形式美，而是:抽象形式中有内容，感官感受中有观念， 如前所说，这正是美和审美在对象和主体两方面的共同特点。这个共 同特点便是积淀:内容积淀为形式，想象、观念积淀为感受这个由动物 形象而符号化演变为抽象几何纹的积淀过程，对艺术史和审美意识史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下面是一些考古学家对这个过程的某些事实 描述: 有很多线索可以说明这种几何图案花纹是由鱼形的图案演变 来的，…一个简单的规律，即头部形状越简单，鱼体越趋向 图案化。相反方向的鱼纹溶合而成的图案花纹，体部变化较 复杂，相同方向压叠溶合的鱼纹，则较简单。(中国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西安半坡》第185页，文物出版社，1963年。)有 如下图: [9] 鸟纹图案是从写实到写意(表现鸟的几种不同动态)到象征(苏 乘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65,第I 期)。有如下图: [10] 主要的几何形图案花纹可能是由动物图案演化而来的。有代 表性的几何纹饰可分成两类：螺旋形纹饰是由鸟纹变化而来 的，波浪形的曲线纹和垂幢纹是由蛙纹演变而来的一这两类 几何纹饰划分得这样清楚，大概是当时不同氏族部落的图腾 标志（石兴邦，《有关马家窑文化的一些问题》，《考 古》，1962,第6期)， 有如上页 [11] ，下二图 [12] ： 在原始社会时期，陶器纹饰不单是装饰艺术，而且也是族的 共同体在物质文化上的一种表现。…彩陶纹饰是一定的人们 共同体的标志，它在绝大多数场合下是作为氏族图腾或其他 崇拜的标志而存在的。 根据我们的分析，半坡彩陶的几何形花纹是由鱼纹变化而来 的，庙底沟彩陶的几何形花纹是由鸟纹演变而来的，所以前 者是单纯的直线，后者是起伏的曲线…… 如果彩陶花纹确是族的图腾标志，或者是具有特殊意义的符 号……，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与庙底沟类型分别属于以鱼和 鸟为图腾的不同部落氏族，马家窑文化属于分别以鸟和蛙为 图腾的两个氏族部落。…(同上) 把半坡期到庙底沟期再到马家窑期的蛙纹和鸟纹联系起来 看，很清楚地存在着因袭相承、依次演化的脉络。开始是写 实的，生动的，形象多样化的，后来都逐步走向图案化、格 律化、规范化，而蛙、鸟两种母题并出这一点则是始终如一 的。 鸟纹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到马家窑期即已开始旋涡纹化。 而半山期旋涡纹和马厂期的大圆圈纹，形象模拟太阳，可称 之为拟日纹，当是马家窑类型的旋涡纹的继续发展。可见鸟 纹同拟日纹本来是有联系的。 在我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有许多关于鸟和蛙的故事，其中 许多可能和图腾崇拜有关。后来，鸟的形象逐渐演变为代表 太阳的金乌，蛙的形象则逐渐演变为代表月亮的蟾蜍……。 这就是说，从半坡期、庙底沟期到马家窑期的鸟纹和蛙纹， 以及从半山期、马厂期到齐家文化和四坝文化的拟蛙纹，半 山期和马厂期的拟日纹，可能都是太阳神和月亮神的崇拜在 彩陶花纹上的体现。这一对彩陶纹饰的母题之所以能够延续 如此之久，本身就说明它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与一个民族 的信仰和传统观念相联系的。(严文明：《甘肃彩陶的源 流》，《文物》，1978,第10期) 有如后图 [13] 。 陶器纹饰的演化是一个非常复杂而困难的科学问题，尚需深入探索。 但尽管上述具体演变过程、顺序、意义不一定都准确可靠，尽管仍带 有很大的推测猜想的成份和甚至错误的具体结论，但是，由写实的、 生动的、多样化的动物形象演化而成抽象的、符号的、规范化的几何 纹饰这一总的趋向和规律，作为科学假说。似有成立的足够根据。同 时，这些从动物形象到几何图案的陶器纹饰并不是纯形式的“装 饰”、“审美”，而具有氏族图腾的神圣含义，似也可成立。 如前所说，人的审美感受之所以不同于动物性的感官愉快，正在于其 中包含有观念、想象的成份在内。美之所以不是一般的形式，而是所 谓“有意味的形式”，正在于它是积淀了社会内容的自然形式。所 以，美在形式而不即是形式。离开形式（自然形体)固然没有美，而只 有形式(自然形体)也不成其为美。 克 乃 夫 · 贝 尔 (Clive Bell) 提 出 “ 美 ” 是 “ 有 意 味 的 形 式 ” (Significant Form)的著名观点，强调纯形式(如线条)的审美性质， 给后期印象派绘画提供了理论基础。但他这个理论由于陷在循环论证 中而不能自拔。即认为“有意味的形式”决定于能否引起不同于一般 感受的“审美感情”(Aesthetic emotion)，而“审美感情”又来源于 “有意味的形式”。我以为，这一不失为有卓见的形式理论如果加以 上述审美积淀论的界说和解释，就可脱出这个论证的恶性循环。正因 为似乎是纯形式的几何线条，实际是从写实的形象演化而来，其内容 (意义)已积淀(溶化)在其中，于是，才不同于一般的形式、线条，而 成为“有意味的形式”。也正由于对它的感受有特定的观念、想象的 积淀(溶化)，才不同于一般的感情、感性、感受，而成为特定的“审 美感情”。原始巫术礼仪中的社会情感是强烈炽热而含混多义的，它 包含有大量的观念、想象，却又不是用理知，逻辑、概念所能诠释清 楚，当它演化和积淀为感官感受中时，便自然变成了一种不可用概念 言说和穷尽表达的深层情绪反应。某些心理分析学家(如Jung)企图用 人类集体的下意识“原型”来神秘地解说它。实际上，它并不神秘， 它正是这种积淀、溶化在形式，感受中的特定的社会内容和社会感 情。但要注意的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时代的变迁，这种原来是“有 意味的形式”却因其重复的仿制而日益沦为失去这种意味的形式，变 成规范化的一般形式美。从而这种特定的审美感情也逐渐变而为一般 的形式感。于是，这些几何纹饰又确乎成了各种装饰美、形式美的最 早的样板和标本了。 陶器几何纹饰是以线条的构成、流转为主要旋律。线条和色彩是造型 艺术中两大因素。比起来，色彩是更原始的审美形式，这是由于对色 彩的感受有动物性的自然反应作为直接基础(例如对红、绿色彩的不同 生理感受)，线条则不然，对它的感受、领会、掌握要间接和困难得 多，它需要更多的观念、想象和理解的成份和能力。如果说，对色的 审美感受在旧石器的山顶洞人便已开始，那么，对线的审美感受则要 到新石器制陶时期中。这是与日益发展、种类众多的陶器实体的造型 （各种比例的圆、方、长、短、高、矮的钵、盘、盆、豆、鬲……)的 熟练把握和精心制造分不开的，只有在这个物质生产的基础之上，它 们才日益成为这一时期审美—艺术中的一个核心。内容向形式的积 淀，又仍然是通过在生产劳动和生活活动中所掌握和熟练了的合规律 性的自然法则本身而实现的。物态化生产的外形式或外部造型，也仍 然与物化生产的形式和规律相关，只是它比物化生产更为自由和更为 集中，合规律性的自然形式在这里呈现得更为突出和纯粹。总之，在 这个从再现到表现，从写实到象征，从形到线的历史过程中，人们不 自觉地创造了和培育了比较纯粹（线比色要纯粹)的美的形式和审美的 形式感。劳动、生活和自然对象和广大世界中的节奏、韵律、对称、 均衡、连续、间隔、重叠、单独、粗细、疏密、反复、交叉、错综、 一致、变化、统一等种种形式规律，逐渐被自觉掌握和集中表现在这 里。在新石器时代的农耕社会，劳动、生活和有关的自然对象(农作 物)这种种合规律性的形式比旧石器时代的狩猎社会呈现得要远为突 出、确定和清晰，它们通过巫术礼仪，终于凝冻在、积淀在、浓缩在 这似乎僵化了的陶器抽象纹饰符号上了，使这种线的形式中充满了大 量的社会历史的原始内容和丰富含义。同时，线条不只是诉诸感觉， 不只是对比较固定的客观事物的直观再现，而且常常可以象征着代表 着主观情感的运动形式。正如音乐的旋律一样，对线的感受不只是一 串空间对象，而且更是一个时间过程。那么，是否又可以说，原始巫 术礼仪中的炽烈情感，已经以独特形态凝冻在积淀在这些今天看来如 此平常的线的纹饰上呢?那些波浪起伏、反复周旋的韵律、形式，岂不 正是原始歌舞升华了的抽象代表吗?本来，如前所述，我们已经看到这 种活动的“手拉着手”的摸拟再现，整个陶器艺术包括几何纹饰是否 也应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领会它的社会意义和审美意义呢?例如，当年 席地而坐面对陶器纹饰的静的观照，是否即从“手拉着手”的原始歌 舞的动的“过程，衍化演变而来的呢?动的巫术魔法化而为静的的祈祷 默告?…… 与纹饰平行，陶器造型是另一个饶有趣味的课题。例如，大汶口文 化，龙山文化中的陶倪鬶的造型似鸟状，是否与东方群体的鸟图腾有 关呢?如此等等。这里只提与中国民族似有特殊关系的两点。一是大汶 口的陶猪，一是三足器。前者写实，从河姆渡到大汶口，猪的驯化饲 养是中国远古民族一大特征，它标志定居早和精耕细作早。七千五百 年前河南裴李岗遗址即有猪骨和陶塑的猪，仰韶晚期已用猪头随葬。 猪不是生产资料而是生活资料。迄至今日，和世界上好些民族不同， 猪肉远远超过牛羊肉，仍为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的主要肉食，它 确乎源远流长。大汶口陶猪形象是这个民族的远古重要标记。然而， 对审美—艺术更为重要的是三足器问题，这也是中国民族的珍爱。它 的形象并非模拟或写实(动物多四足，鸟类则两足)，而是来源于生活 实用(如便于烧火)基础上的形式创造，其由三足造型带来的稳定、坚 实(比两足)、简洁、刚键（比四足）等形式感和独特形象[图版5] [14] ，具有高度的审美功能和意义。它终于发展为后世主要礼器(宗教用 具)的“鼎”。 因为形式一经摆脱模拟、写实，便使自己取得了独立的性格和前进的 道路，它自身的规律和要求便日益起着重要作用，而影响人们的感受 和观念。后者又反过来促进前者的发展，使形式的规律更自由地展 现，使线的特性更充分地发挥。三足器的造型和陶器纹饰的变化都如 此。然而尽管如此，陶器纹饰的演变发展又仍然在根本上制约于社会 结构和原始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从半坡、庙底沟、马家窑到半山、 马厂、齐家(西面)和大汶口晚期、山东龙山(东面)，陶器纹饰尽管变 化繁多，花样不一，非常复杂，难以概括，但又有一个总的趋势和特 征却似乎可以肯定:这就是虽同属抽象的几何纹，新石器时代晚期比早 期要远为神秘、恐怖。前期比较更生动、活泼、自由、舒畅、开放、 流动，后期则更为僵硬、严峻、静止、封闭、惊畏、威吓。具体表现 在形式上，后期更明显是直线压倒曲线，封闭重于联续，弧形、波纹 减少，直线、三角凸出，圆点弧角让位于直角方块……即使是同样的 锯齿、三角纹，半坡，庙底沟不同于龙山，马家窑也不同于半山、马 厂……像大汶口晚期或山东龙山那大而尖的空心直线三角形[图版4] [15] ，或倒或立，机械地、静止状态地占据了陶器外表大量面积和主要 位置，更显示出一种神秘怪异的意味。红黑相间的锯齿纹常常是半山 —马厂彩陶的基本纹饰之一，马家窑彩陶也尚未见。神农世的相对和 平稳定时期已成过去，社会发展进入了以残酷的战争、掠夺、杀戮为 基本特征的黄帝、尧舜时代。母系氏族社会让位于父家长制，并日益 向早期奴隶制的方向行进。剥削压迫在激剧增长，在陶器纹饰中，前 期那种种生态盎然、稚气可掬、婉转曲折、流畅自如的写实的和几何 的纹饰逐渐消失。在后期的几何纹饰中，使人清晰地感受到威权统治 力量的分外加重。至于著名的山东龙山文化晚期的日照石锛纹样（如 下图 [16] ），以及东北出土的陶器纹饰，则更是极为明显地与殷商青 铜器靠近，性质在开始起根本变化了。它们作了青铜纹饰的前导。

    二 青铜饕餮

     （一）狞厉的美

    传说中的夏铸九鼎，大概是打开青铜时代第一页的标记。夏文化虽仍 在探索中，但河南龙山和二里头大概即是。如果采用商文化来自北方 说，则这一点则似更能确立。如上章结尾所述，从南（江南、山东） 和北（东北），好几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陶器纹饰都有向铜器纹 饰过渡的明显特征。当然，关于它们是先于铜器还是与青铜同期或更 后，仍有许多争议。不过从总的趋向看，陶器纹饰的美学风格活泼愉 快走向沉重神秘，确是走向青铜时代的无可置疑的实证。由黄帝以 来，经过尧舜禹的二头军长制（军事民主）到夏代“传子不传贤”， 中国古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虽然仍在氏族共同体的社会结构基础之 上，但早期宗法制统治秩序（等级制度）在逐渐形成和确立。公社成 员逐渐成为各级氏族贵族的变相奴隶，贵族与平民（国人）开始了阶 级分野。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以“礼”为旗号，以祖先祭祀 为核心，具有浓厚宗教性质的巫史文化开始了。它的特征是，原始的 全民性的巫术礼仪变为部分统治者所垄断的社会统治的等级法规，原 始社会末期的专职巫师变为统治者阶级的宗教政治宰辅。 殷墟甲骨卜辞，当时每天都要进行占卜，其中大量的是关于农业方面 如“卜禾”、“卜年”、“卜雨”以及战争、治病、祭祀等等，这与 原始社会巫师的活动基本相同，但这种宗教活动越来越成为维护氏族 贵族统治集团、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以至推而广之，各种大大小小 的事情都得请示上帝鬼神，来决定行动的吉凶可否。殷墟出土的甲骨 记载着关于各种大小活动的占卜。周代也如此，钟鼎铭文有明证。 《易经》实际上也是卜筮之书。《尚书·洪范》的下述记载可看作是 殷周社会这种活动的典型写照: 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 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 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 卿士逆，吉。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 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 这说明，在所有条件中，“龟从”、“筮从”是最重要的，超过了其 他任何方面和因素，包括“帝”、“王”自己的意志和要求。如果 “龟筮共违于人”，就根本不能进行任何活动。掌握龟筮以进行占卜 的僧侣们的地位和权势，可想而知。他们一部分人实际成了掌管国事 的政权操纵者： 我闻在昔，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 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 祖乙时，则有若巫贤。（《尚书·君奭》） 帝太戊立，伊陟为相。…伊陟赞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 成……帝祖乙立，殷复兴。巫贤任职。（《史记·殷本 纪》） 除了“巫”、“伊”（卜辞所谓“令多尹”），还有“史”（卜辞所 谓“其令卿史”）。“史”与“巫”、“尹”一样，也是“知天道” 的宗教性政治性的大人物。章太炎认为“士、事、史、吏”等本都是 一回事。王国维说，史与事相同，殷墟卜辞作“卿事”，经传作“卿 士”，其实是相同的。“是卿士本名史也。”“尹”与“史”也是一 回事，“尹氏之号本于内史”。“史手执简形”，又是最早垄断文字 的人物。此外，如卜、宗、祝等等，都是当时异名而同实的僧侣贵 族。 这就是说，与物质劳动同精神劳动的分离与适应，出现了最初的一批 思想家，他们就是巫师，是原始社会的精神领袖。也正如马克思说 的，“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真实地这样想象；它是某种和现存实践 意识不同的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象某种 东西”。“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而出现 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他们把编造这 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谋生的主要泉源）……”中国古代的 “巫”、“尹”、“史”正是这样。他们是殷周统治者阶级中一批积 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思想家”，他们“格于皇天”，“格于上 帝”，是僧侣的最初形式。他们在宗教衣装下，为其本阶级的利益考 虑未来，出谋划策，从而好像他们的这种脑力活动是某种与现存实践 意识不同的东西，它不是去想象现存的各种事物，而是能够真实地想 象某种东西，这即是通过神秘诡异的巫术—宗教形式来提出“理 想”、预卜未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把阶级的统治说成是上天的 旨意。“自古帝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 虞以上，不可记已，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这也恰好表明，“唐 虞以上”的原始社会还不好说，夏、商、周的“建国受命”的建立统 治，则总是要依赖这些“巫”、“史”、“尹”来编造、宣传本阶级 的幻想和“祯祥”。 这种“幻想”和“祯祥”，这种“真实地想象”即意识形态的独立的 专门生产，以写实图像的形态，表现在青铜器上。如果说，陶器纹饰 的制定、规范和演变，大抵还是尚未脱离物质生产的氏族领导成员， 体现的是氏族部落的全民性的观念、想象，那么，青铜器纹饰的制定 规范者，则应该已是这批宗教性政治性的大人物。这些“能真实地想 象某种东西”的巫、尹、史，尽管青铜器的铸造者是体力劳动者甚至 奴隶，尽管某些青铜器纹饰也可溯源于原始图腾和陶器图案，但它们 毕竟主要是体现了早期宗法制社会的统治者的威严、力量和意志。它 们与陶器上神秘怪异的几何纹样，在性质上已有了区别。以饕餮为突 出代表的青铜器纹饰，已不同于神异的几何抽象纹饰，它们是远为具 体的动物形象，但又确乎已不是去“想象某种真实的东西”，传说中 的夏铸九鼎，大概是打开青铜时代第一页的标记。夏文化虽仍在探索 中，但河南龙山和二里头大概即是。如果采用商文化来自北方说，则 这一点则似更能确立。如上章结尾所述，从南（江南、山东）和北 （东北），好几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的陶器纹饰都有向，铜器纹饰 过渡的明显特征。当然，关于它们是先于铜器还是与青铜同期或更 后，仍有许多争议。不过从总的趋向看，陶器纹饰的美学风格活泼愉 快走向沉重神秘，确是走向青铜时代的无可置疑的实证。由在现实世 界并没有对应的这种动物；它们属于“真实地想象”出来的“某种东 西”，这种东西是为其统治的利益、需要而想象编造出来的“祯祥” 或标记。它们以超世间的神秘威吓的动物形象，表示出这个初生阶级 对自身统治地位的肯定和幻想。 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 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 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左转·宣公3 年》） 以饕餮为代表的青铜器纹饰具有肯定自身、保护社会，“协上下”、 “承天休”的祯祥意义。那么，饕餮究竟是什么呢？这迄今尚无定 论。惟一可以肯定的是，它是兽面纹，是什么兽？则各种说法都有： 牛、羊、虎、鹿、山魈……本书基本同意它是牛头纹。但此牛非凡 牛，而是当时巫术宗教仪典中的圣牛。现代民俗学对中国西南少数民 族的调查表明，牛头作为巫术宗教仪典的主要标志，被高高挂在树 梢，对该氏族部落具有极为重要的神圣意义和保护功能。它实际是原 始祭祀礼仪的符号标记，这符号在幻想中含有巨大的原始力量，从而 是神秘、恐怖、威吓的象征，它可能就是上述巫、尹、史们的幻想杰 作。所以，各式各样的饕餮纹样及以它为主体的整个青铜器其他纹饰 和造型、特征都在突出这种指向一种无限深渊的原始力量，突出在这 种神秘威吓面前的畏怖、恐惧、残酷和凶狠。你看那些著名的商鼎和 周初鼎，你看那个兽（人？）面大钺[图版6] [17] ，你看那满身布满了 雷纹，你看那与饕餮纠缠在一起的夔龙夔凤，你看那各种变异了的、 并不存在于现实世界的各种动物形象，例如那神秘的夜的使者——鸱 枭，你看那可怖的人面鼎[图版6、7] [18] [19] ……它们远不再是仰韶彩 陶纹饰中的那些生动活泼愉快写实的形象了，也不同于尽管神秘毕竟 抽象的陶器的几何纹样了。它们完全是变形了的、风格化了的、幻想 的、可怖的动物形象。它们呈现给你的感受是一种神秘的威力和狞厉 的美。它们这所以具有威吓神秘的力量，不在于这些怪异动物形象本 身有如何的威力，而在于以这些怪异形象为象征符号，指向了某种似 乎是超世间的权威神力的观念；它们之所以美，不在于这些形象如何 具有装饰风味等等（如时下某些美术史所认为），而在于以这些怪异 形象有雄健线条，深沉凸出的铸造刻饰，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一种无限 的、原始的，还不能用概念语言来表达的原始宗教的情感、观念和理 想，配上那沉着、坚实、稳定的器物造型，极为成功地反映了“有虔 秉钺，如火烈烈”那进入文明时代所必经的血与火的野蛮年代。 人类从动物开始。为了摆脱动物状态，人类最初使用了野蛮的、几乎 是动物般的手段，这就是历史真相。历史从来不是在温情脉脉的人道 牧歌声中进展，相反，它经常要无情地践踏着千万具尸体而前行。战 争就是这种最野蛮的手段之一。原始社会晚期以来，随着氏族部落的 吞并，战争越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巨大。中国兵书成熟如此之早， 正是长期战争经验的概括反映。“自剥林木（剥林木而战）而来，何 日而无战？大昊之难，七十战而后济；黄帝之难，五十二战而后济； 少昊之难，四十八战而后济；昆吾之战，五十战而后济；牧野之战， 血流漂杵。”大概从炎黄时代直到殷周，大规模的氏族部落之间的合 并战争，以及承受之而来的大规模的、经常的屠杀、俘获、掠夺、奴 役、压迫和剥削，便是社会的基本动向和历史的常规课题。暴力是文 明社会的产婆。炫耀暴力和武功是氏族、部落大合并的早期宗法制这 一整个历史时期的光辉和骄傲。所以继原始的神话、英雄之后的，便 是这种对自己氏族、祖先和当代的这种种野蛮吞并战争的歌颂和夸 扬。殷周青铜器也大多为此而制作，它们作为祭祀的“礼器”，多半 供献给祖先或铭记自己武力征伐的胜利。与当时大批杀俘以行祭礼吻 合同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杀掉甚或吃掉非氏族、部落的敌 人是原始战争以来的史实，杀俘以祭本氏族的图腾和祖先，更是当时 的常礼。因之，吃人的饕餮倒恰好可作为这个时代的标准符号。《吕 氏春秋·先识览》说： “周鼎着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 身。”神话失传，意已难解。但“吃人”这一基本含义，却是完全符 合凶怪恐怖的饕餮形象的。它一方面是恐怖的化身，另方面又是保护 的神祇。它对异氏族、部落是威惧恐吓的符号；对本氏族、部落则又 具有保护的神力。这种双重性的宗教观念、情感和想象便凝聚在此怪 异狞厉的形象之中。在今天是如此之野蛮，在当时则有其历史的合理 性。也正因如此，古代诸氏族的野蛮的神话传说，残暴的战争故事和 艺术品，包括荷马的史诗、非洲的面具……尽管非常粗野，甚至狞厉 可怖，却仍然保持着巨大的美学魅力。中国的青铜饕餮也是这样。在 那看来狞厉可畏的威吓神秘中，积淀着一股沉没的历史力量。它的神 秘恐怖正是与这种无可阻挡的巨大历史力量相结合，才成为美——崇 高的。人在这里确乎毫无地位和力量，有地位的是这种神秘化的动物 变形，它威吓、吞食、压制、践踏着人的身心。但当时社会必须通过 这种种血与火的凶残、野蛮、恐怖、威力来开辟自己的道路而向前跨 进。用感伤态度便无法理解青铜时代的艺术。这个动辄杀戮千百俘 虏、奴隶的历史年代早成过去，但代表、体现这个时代精神的青铜艺 术之所以至今为我们所欣赏、赞叹不绝，不正在于它们体现了这种超 人的历史力量才构成了青铜艺术的狞厉的美的本质。这如同给人以恐 怖效果的希腊悲剧所渲染的命运感，由于体现着某种历史必然性和力 量而成为美的艺术一样。超人的历史力量与原始宗教神秘观念的结 合，也使青铜艺术散发着一种严重的命运气氛，加重了它的神秘狞厉 风格。 同时，由于早期宗法制与原始社会毕竟不可分割，这种种凶狠残暴的 形象中，又仍然保持着某种真实的稚气。从而使这种毫不掩饰的神秘 狞厉，反而荡漾出一种不可复现和不可企及的童年气派的美丽。特别 是今天看来，这一特色更为明白。你看那个兽（人）面大钺，尽管在 有意识地极力夸张狰狞可怖，但其中不仅仍然存留着某种稚气甚至妩 媚的东西么？好些饕餮纹饰也是如此[图版7] [20] 。它们仍有某种原始 的、天真的、拙朴的美。 所以，远不是任何狰狞神秘都能成为美。恰好相反，后世那些张牙舞 爪的各类人、神造型或动物形象，尽管如何夸耀威吓恐惧，却徒然只 显其空虚可笑而已。它们没有青铜艺术这种历史必然的命运力量和人 类早期的童年气质。 社会愈发展、文明愈进步，也才愈能欣赏和评价这种崇高狞厉的美。 在宗法制时期，它们并非审美观赏对象，而是诚惶诚恐顶礼供献的宗 教礼器；在封建时代，也有因为害怕这种狞厉形象而销毁它们的史 实。“旧时有谓钟鼎为祟而毁器之事，盖即缘于此等形象之可骇怪而 致。”恰恰只有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宗教观念已经淡薄，残酷凶狠 已成陈迹的文明社会里，体现出远古历史前进的力量和命运的艺术， 才能成为人们所理解、欣赏和喜爱，才成为真正的审美对象。

    （二）线的艺术

    与青铜时代一并发达成熟的，是汉字。汉字作为书法，终于在后世成 为中国独有的艺术部类和审美对象。追根溯源，也应回顾到它的这个 定形确立时期。 甲骨文已是相当成熟的汉字了。它的形体结构和造字方式为后世汉字 和书法的发展奠定了原则和基础。汉字是以“象形”为本源的符号。 “象形”有如绘画，来自对对象概括性极大的模拟写实。然而如同传 闻中的结绳记事一样，从一开始，象形字就已包含有超越被模拟对象 的符号意义，一个字表现的不只是一个或一种对象，而且也经常是一 类事实或过程，也包括主观的意味、要求和期望。这即是说，“象 形”中即已蕴涵有“指事”“会意”的成份。正是这个方面使汉字的 象形在本质上有别于绘画，具有符号所特有的抽象意义、价值和功 能。但又由于它既源出于“象形”，并且在其发展行程中没有完全抛 弃这一原则，从而就使这种符号作用所寄居的字形本身，以形体模拟 的多样可能性，取得相对独立的性质和自己的发展道路，即是说，汉 字形体获得了独立于符号意义(字义)的发展径途。以后，它更以其净 化了的线条美——比彩陶纹饰的抽象几何纹还要更为自由和更为多样 的线的曲直运动和空间构造，表现出和表达出种种形体姿态、情感意 兴和气势力量…，终于形成中国特有的线的艺术：书法。 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 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 以后许多书家也认为，作为书法的汉字确有模拟、造型这个方面: 或象龟文，或比龙麟，舒体放尾，长翅短身，颉若黍稷之垂 颖，蕴若虫蚊之棼缊(蔡琶:《篆势》)或栉比针列，或抵绳平 直，或蜿蜒缪戾，或长邪角趣。(《隶势》) 缅想圣达立卦造书之意，乃复仰观俯察六合之际焉。于天地 山川得玄远流峙之形，于日月星辰得经纬昭回之度，于云霞 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于衣冠文物得揖让周旋之体，于须眉 口鼻得喜怒惨舒之分，于虫鱼禽兽得屈伸飞动之理，于骨角 齿牙得摆抵咀嚼之势，随手万变，任心所成，可谓通三才之 品，汇备万物之性状者矣。(李阳冰:《论篆》) 这表明，从篆书开始，书家和书法必须注意对客观世界各种对象，形 体、姿态的模拟、吸取，即使这种模拟吸取具有极大的灵活性、概括 性和抽象化的自由。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象形”作为“文”的 本意，是汉字的始源。后世“文”的概念便扩而充之相当于“美”。 汉字书法的美也确乎建立在从象形基础上演化出来的线条章法和形体 结构之上，即在它们的曲直适宜、纵横合度、结体自如，布局完满。 甲骨文开始了这个美的历程。“至其悬针垂韭之笔致，横直转析，安 排紧凑，又如三等角之配合，空间疏密之调和，诸如此类，竟能给一 段文字以全篇之美观。此美莫非来自意境而为当时书家精意结构可知 也。”（邓以蛰《书法之欣赏》，转引自宗白华:《中国书法中的美学 思想》，《析学研究》1962年第1期)应该说，这种净化了的线条美 ——书法艺术在当时远远不是自觉的。就是到钟鼎金文的数百年过程 中，由开始的图画形体发展到后来的线的着意舒展，由开始的单个图 腾符号发展到后来长篇的铭功记事，也一直要到东周春秋之际，才比 较明显地表现出对这种书法美的有意识地追录。它与当时铭文内容的 滋蔓和文章风格的追求是正相配合一致的。郭沫若说，“东周而后， 书史之性质变而为文饰，如钟镈之铭多韵语，以规整之款式镂刻于器 表，共字体亦多作波磔而有意求工。……凡此均于审美意识之下所施 之文饰也，其效用与花纹同。中国以文字为艺术品之习尚当自此始” (《青铜时代·周代彝铭进化观》)。这一如青铜饕餮这时也逐渐变成 了好看的文饰一样。在早期，青铜饕餮和这些汉字符号(经常铸刻在不 易为人所见的器物底部等处)都具严重的神圣含义，根本没考虑到审 美，但到春秋战国，它作为审美对象的艺术特性便凸出地独立地发展 开来了。与此并行，具有某种独立性质的艺术作品和审美意识也要到 这时才真正出现。 如果拿殷代的金文和周代比，前者更近于甲文，直线多而圆角少，首 尾常露尖锐锋芒。但布局、结构的美虽不自觉，却已有显露。到周金 中期的大篇铭文，则章法讲究，笔势圆润，风格分化，各派齐出，字 体或长或圆，刻划或轻或重。著名的《毛公鼎》、《散氏盘》等达到 了金文艺术的极致。它们或方或圆，或结体严正，章法严劲而刚健， 一派崇高肃毅之气，或结体沉圆，似疏而密，外柔而内刚，一派开阔 宽厚之容。而它们又都以圆浑沉雄的共同风格区别于殷商的尖利直 拙。“中国古代商周铜器铭文里所表现章法的美，令人相信仓颉四目 窥见了宇宙的神奇，获得自然界最深妙的形式的秘密”(宗白华《中国 书法中的美学思想》)，“通过结构的疏密，点画的轻重，行笔的缓 急……就象音乐艺术从自然界的群声里抽出音乐来，发展这乐音间相 互结合的规律，用强弱、高低、节奏、旋律等有规律的变化来表现自 然界社会界的形象和内心的情感”(同上)。在这些颇带夸张的说法 里，倒可以看出作为线的艺术的中国书法的某些特征：它像音乐从声 音世界里提炼抽取出乐音来，依据自身的规律，独立地展开为旋律、 和声一样，净化了的线条—书法美，以其挣脱和超越形体模拟的笔划 (后代成为所谓永字八法)的自由开展，构造出一个个一篇篇错综交 织、丰富多样的纸上的音乐和舞蹈，用以抒情和表意。可见，甲骨、 金文之所以能开创中国书法艺术独立发展的道路，其秘密正在于它们 把象形的图画模拟逐渐变而为纯粹化了(即净化)的抽象的线条和结 构。这种净化了的线条—书法美，就不是一般的图案花纹的形式美、 装饰美，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有意味的形式”。一般形式美经常是静 止的、程序化、规格化和失去现实生命感、力量感的东西，(如美术 字)，“有意味的形式”则恰恰相反，它是活生生的、流动的、富有生 命暗示和表现力量的美。中国书法——线的艺术非前者而正是后者。 所以，它不是线条的整齐一律均衡对称的形式美，而是远为多样流动 的自由美。行云流水，骨力追风，有柔有刚，方圆适度。它的每一个 字、每一篇、每一幅都可以有创造、有变革甚至有个性，而不作机械 的重复和僵硬的规范。它既状物又抒情，兼备造型(概括性的模拟)和 表现(抒发情感)两种因素和成份，并在其长久的发展行程中，终以后 者占了主导和优势(参阅本书第七章)。书法由接近于绘画雕刻变而为 可等同于音乐和舞蹈。并且，不是书法从绘画而是绘画要从书法中吸 取经验、技巧和力量。运笔的轻重、疾涩，虚实、强弱、转折倾挫、 节奏韵律……，净化了的线条如同音乐旋律一般，它们竟成了中国各 类造型艺术和表现艺术的魂灵。 金文之后是小篆[图版8] [21] ，它是笔划均匀的曲线长形，结构的美异 常突出，再后是汉隶[图版9] [22] ,破圆而方，变联续而断绝，再变而 为行、草、真……，随着时代和社会发展变迁，就在这“上下左右之 位，方圆大小之形”的结体和“疏密起伏”“曲直波润”的笔势中， 创造出了各种各样多彩多姿的书法艺术。它们具有高度的审美价值。 与书法同类的印章[图版9] [23] 也如此。在一块极为有限的小小天地 中，却以其刀笔和结构，表现出种种意趣气势，形成各种风格流派， 这也是中国所独有的另一“有意味的形式”。而印章究其字体始源， 又仍得追溯到青铜时代的钟鼎金文。

    （三）解体和解放

    如前所述，金文、书法到春秋战国已开始了对美的有意识的追求，整 个青铜艺术亦然。审美、艺术日益从巫术与宗教的笼罩下解放出来， 正如整个社会生活日益从早期奴隶制保留的原始公社结构体制下解放 出来一样。但是这样一来，作为时代镜子的青铜艺术也就走上了它的 没落之途。“如火烈烈”的蛮野恐饰已成过去，理性的、分析的、细 纤的、人间的意兴趣味和时代风貌日渐蔓延。作为祭祀的青铜礼器也 日益失去其神圣光彩和威吓力量。无论造型或纹饰，青铜器都在变 化。 迄今国内关于这个问题可资遵循的材料，仍然是郭沫若三十年代的分 期。郭指出殷周青铜器可分为四期。 第一期是“滥觞期”，青铜初兴，粗制草创，纹饰简陋，乏美可赏。 第二期为“勃古期”(“殷商后期至周成康昭穆之世”)。这个时期的 器物“为向来嗜古者所宝重。其器多鼎,…形制率厚重，其有纹缋者， 刻镂率深沉，多于全身雷纹之中，施以饕餮纹，夔凤夔龙象纹等次 之，大抵以雷纹饕餮为纹缋之领导。…饕餮、夔龙、夔凤，均想象中 之奇异动物。…象纹率经幻想化而非写实”。这也就是我们上面讲过 的青铜艺术的成熟期，也是最具有审美价值的青铜艺术品。它以中国 特有的三足器——鼎为核心代表，器制沉雄厚实，纹饰狞厉神秘，刻 镂深重凸出。此外如殷器《古父己卣》[图版10] [24] ,“颈部及圈足各 饰夔纹，腹部饰以浮雕大牛头，双角翅起，突出器外，巨睛凝视，有 威严神秘的风格。铭文字体是典型的商代后期风格”(《殷周青铜器 选》文物出版社，1976年)。如周器《伯矩鬲》[图版10] [25] ，也同样 是突出牛头、尖角一派压力雄沉神秘之感。它们都是青铜艺术的美的 标本。 第三期是“开放期”。郭沫若说： “开放期的器物，…形制率较前期 简便。有纹缋者，刻镂渐浮浅，多粗花。前期盛极一时之雷纹，几至 绝迹。饕餮失其权威，多缩小而降低于附庸地位，(如鼎笠簋之足)。 夔龙夔凤等，化为变相夔纹，盘夔纹，…大抵本期之器已脱去神话传 统之束缚。”(《青铜时代·彝器形象的试探》)。与“铸器日趋简 陋，勒铭亦日趋于简陋”相并行，这正是青铜时代的解体期。社会在 发展，文明在跨进，生产力在提高，铁器和牛耕大量普及，保留有大 量原始社会体制结构的早期奴隶制走向衰亡。工商奴隶主和以政刑成 文法典为标志的新兴势力、体制和变法运动代之而兴。社会的解体和 观念的解放是联在一起的。怀疑论、无神论思潮在春秋已蔚为风气， 殷周以来的远古巫术宗教观念传统在迅速褪色，失去其神圣的地位和 纹饰的位置。再也无法用原始的、非理性的、不可言说的怖厉神秘来 威吓、管辖和统治人们的身心了。所以，作为那个时代精神的艺术符 号的青铜饕餮也“失其权威，多缩小而降低于附庸地位”了。中国古 代社会在意识形态领域进入第一个理性主义的新时期。 第四期是“新式期”。“新式期之器物…，形式可分为堕落式与精进 式两种。堕落式沿前期之路线而益趋简陋，多无纹缋。……精进式则 轻灵而多奇构，纹精刻镂更浅细。……器之纹缋多为同一印板之反 复，纹样繁多，不主故常。与前二期之每成定式大异其撰。其较习见 者，为蟠螭纹或蟠虺纹，乃前期蟠夔纹之精巧化也。有镶嵌错金之新 奇，有羽人飞兽之跃进，附丽于器体之功物，多用写实形…”。(郭沫 若《青铜时代·彝器形象的试探》) 这一时期已是战国年代。这两种式样恰好准确地折射出当时新旧两种 体系、力量和观念的消长兴衰，反映着旧的败亡和新的崛起。所谓无 纹缋的“堕落式”，是旧有巫术宗教观念已经衰颓的反映，而所谓 “轻灵多巧”的“精进式”，则代表一种新的趣味、观念、标准和理 想在勃兴。尽管它们还是在青铜器物、纹饰、形象上的变换花样，但 已具有全新的性质、内容和含义。它们已是另一种青铜艺术、另一种 美了。 这种美在于，宗教束缚的解除，使现实生活和人间趣味更自由地进入 作为礼器的青铜领域。于是，手法由象征而写实，器形由厚重而轻 灵，造型由严正而“奇巧”，刻镂由深沉而浮浅，纹饰由简体、定 式、神秘而繁杂、多变、理性化。到战国，世间的征战，车马、戈戟 等等,统统以接近生活的写实面貌和比较自由生动不受拘束的新形式上 了青铜器。 像近年出土的战国中山王墓的大量铜器就很标准。除了那不易变动的 “中”形礼器还保留着古老图腾的狞厉威吓的特色外，其他都已经理 性化、世间化了。玉器也逐渐失去远古时代的象征意义，而更多成为 玩赏，或赋予伦理的含意。你看那夔纹玉佩饰，你看那些浮雕石板， 你看那颀长秀丽的长篇铭文，尽管它们仍属祭祀礼器之类，但已毫不 令人俱畏、惶恐或崇拜，而只能使人惊讶、赞赏和抚爱。那四鹿四龙 四凤铜方案[图版11] [26] 、十五连盏铜灯，制作是何等精巧奇异，真 不愧为“奇构”，美得很。然而，却不能令人起任何崇高之感。尽管 也有龙有凤，但这种龙、凤以及饕餮已完全失去其主宰人们支配命运 的历史威力，最多只具有某种轻淡的神怪意味以供人玩赏装饰罢了。 战国青铜壶上许多著名的宴饮、水陆攻战纹饰[图版12] [27] ，纹饰是 那么肤浅，简直像浮在器面表层上的绘画，更表明一种全新的审美趣 味、理想和要求在广为传播。其基本特点是对世间现实生活肯定，对 传统宗教束缚的挣脱，是观念、情感、想象的解放。这些青铜器上充 满了各种活泼的人间图景：仅在一个铜壶表面上，“第一层右方是采 桑，左方是羽射及狩猎。第二层左方是射雁……右方是许多人宴饮于 楼上，楼下一个女子在歌舞，旁边有奏乐者相伴，有击罄的击钟 的……第三层左方是水战，右方是攻防战，一面坚壁防守，一面是用 云梯攻城”。你看那引满的弓、游动的鱼、飞行的鸟、荷戟的人…… 正如前述中山王墓中的十五连盏铜灯等青铜器已是汉代长信宫灯、 《马踏飞燕》等作品的直接前驱一样，这些青铜浅浮雕不也正是汉代 艺术——例如著名的汉画像石的直接先导么？它们更接近于汉代而不 接近殷周，尽管它们仍属于青铜艺术。这正像在社会性质上，战国更 接近秦汉而大不同于殷、周(前期)一样。 然而，当青铜艺术只能作为表现高度工艺技巧水平的艺术作品时，实 际便已到它的终结之处。战国青铜巧则巧矣，确乎可以炫人心目，但 如果与前述那种狞厉之美的殷周器物一相比较，则力量之厚薄、气魄 之大小，内容之深浅，审美价值之高下，就判然有别。十分清楚，人 们更愿欣赏那狞厉神秘的青铜饕餮的崇高美，它们毕竟是那个“如火 烈烈”的社会时代精神的美的体现。它们才是青铜艺术的真正典范。

     三 先秦理性精神

    （一）儒道互补

    所谓“先秦”，一般均指春秋战国而言。它以氏族公社基本结构解体 为基础，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大的激剧变革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也 是最为活跃的开拓、创造时期，百家蜂起，诸子争鸣。其中所贯穿的 一个总思潮、总倾向，便是理性主义。正是它承先启后，一方面摆脱 原始巫术宗教的种种观念传统，另方面开始奠定汉民族的文化——心 理结构。就思想、文艺领域说，这主要表现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 说，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则作了它对立和补充。儒道互补是两千多 年来中国思想一条基本线索。 汉文化所以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国人所以不同于外国人，中华 艺术所以不同于其他艺术，其思想来由仍应追溯到先秦孔学。不管是 好是坏，是批判还是继承，孔子在塑造中国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 上的历史地位，已是一种难以否认的客观事实（参看拙作《孔子再评 价》，《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〇年第二期）。孔学在世界上成为中 国文化的代名词，并非偶然。 孔子所以取得这种历史地位是与他用理性主义精神来重新解释古代原 始文化——“礼乐”分不开的。他把原始文化纳入实践理性的统辖之 下。所谓“实践理性”，是说把理性引导和贯彻在日常现实世间生 活、伦常感情和政治观念中，而不作抽象的玄思。继孔子之后，孟、 荀完成了儒学的这条路线。 这条路线的基本特征是:怀疑论或无神论的世界观和对现实生活积极进 取的人生观。它以心理学和伦理学的结合统一为核心和基础。孔子答 宰我“三年之丧”，把这一点表现得非常明朗: 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 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邃改火，期 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于女安乎?”曰: “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 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 “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 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子其父母乎？”(《论语 阳货》) 且不管三年丧制是否儒家杜撰，这里重要的，是把传统礼制归结和建 立在亲子之爱这种普遍而又日常的心理基础和原则之上把一种本来没 有多少道理可讲的礼仪制度予以实践理性的心理学的解释，从而也就 把原来是外在的强制性的规范，改变而为主动性的内在欲求，把礼乐 服务和服从于神，变而为服务和服从于人。孔子不是把人的情感、观 念、仪式——宗教三要素（普列涅夫： “可以给宗教下一个这样的定 义：宗教是观念、情愫和活动的相当严整的体系。观念是宗教神话因 素，情愫属于宗教感情领域，而活动则属于宗教礼拜方面，换句话 说，属于宗教仪式方面。”《普列涅夫哲学选集》第三卷，第363页， 三联书店，1962）引向外在的崇拜对象或神秘境界，相反，而是把这 三者引导和消溶在以亲子血缘为基础的世间关系和现实生活之中，使 情感不导向异化了的神学大厦和偶像符号，而将其抒发和满足在日常 心理—伦理的社会人生中。这也正是中国艺术和审美的重要特征。 《乐论》(荀子)与《诗学》(亚里士多德)的中西差异(一个强调艺术对 于情感的构建和塑造作用，一个重视艺术的认识模拟功能和接近宗教 情绪的净化作用)，也由此而来。中国重视的是情、理结合，以理节情 的平衡，是社会性、伦理性的心理感受和满足，而不是禁欲性的官能 压抑，也不是理智性的认识愉快，更不是具有神秘性的情感迷狂(柏拉 图)或心灵净化(亚里士多德)。 与“礼”被重新解释为“仁”(孔子)、为“仁政”、为“人皆有不忍 人之心”(孟子)一样，“乐”也被重新作了一系列实践理性的规定和 解释，使它从原始巫术歌舞中解放出来:“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 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 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孟子离娄上》)，“口之 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 焉”(《孟子·告子上》)。在这里，艺术已不是外在的仪节形式，而 是(一)它必须诉之于感官愉快并具有普遍性；(二)与伦理性的社会感 情相联系，从而与现实政治有关。这种由孔子开始的对礼乐的理性主 义新解释，到荀子学派手里，便达到了最高峰。而《乐记》一书也就 成了中国古代最早也最重要的美学文献。 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使 其声足以乐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使其曲直、繁 省、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使夫邪污之气无由得 接焉(《荀子·乐论》)。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 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 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乐 记·乐本》) 郭沫若说，“中国旧时的所谓‘乐’，它的内容包含得很广。音乐、 诗歌、舞蹈，本是三位一体可不用说，绘画、服饰、建筑等造型美术 也被包含着，甚至于连仪仗、田猎、肴馔等都可以涵盖。所谓乐者， 乐也。凡是使人快乐，使人的感曾可以得到享受的东西，都可以广泛 地称之为乐，但它以音乐为其代表，是毫无问题的。”(《十批判书· 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可见《乐记》所总结提出的便不只是音乐理 论而已，而是以音乐为代表关于整个艺术领域的美学思想，把音乐以 及各种艺术与官能(“目欲綦色，耳綦恭声，口欲綦味……”)和情感 (“乐从中出”；“夫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紧相联 系，认为“乐近于仁，义近于理”，“乐统同，礼辨异”，清楚指明 了艺术——审美不同于理知制度等外在规范的内在情感特性，但这种 情感感染和陶冶又是与现实社会生活和政治状态紧相关联的，“其善 民心，其移风易俗易”。 正因为重视的不是认识模拟，而是情感感受，于是，与中国哲学思想 相一致，中国美学的着眼点更多不是对象、实体，而是功能、关系、 韵律。从“阴阳”(以及后代的有无、形神、虚实…)“和同”到气 势、韵味，中国古典美学的范畴、规律和原则大都是功能性的。它们 作为矛盾结构，强调得更多的是对立面之间的渗透与协调，而不是对 立面的排斥与冲突。作为反映，强调得更多是内在生命意兴的表达而 不在模拟的忠实，再现的可信。作为效果，强调得更多的是情理结 合、情感中潜藏着智慧以得到现实人生的和谐和满足，而不是非理性 的迷狂或超世间的信念。作为形象，强调得更多的是情感性的优美 (“阴柔”)和壮美(“阳刚”)，而不是宿命的恐俱或悲剧性的崇 高……。所有这些中国古典美学的“中和”原则和艺术特征，都无不 可以追溯到先秦理性精神。 理性精神是先秦各派的共同倾向。名家搞逻辑，法家倡刑名，都表现 出这一点。其中，与美学——艺术领域关系更大和影响深远的，除儒 学外，要推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老庄作为儒家的补充和对立面，相 反相成地在塑造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文化心理结构和艺术理 想、审美兴趣上，与儒家一道，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还要从孔子开始。孔子世界观中的怀疑论因素(“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 矣”等等)，一方面终于发展为荀子的乐观进取的无神论(“制天命而 用之”)，另方面则演化为庄周的泛神论。孔子对氏族成员个体人格的 尊重(“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一方面发展为孟子的伟 大人格理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另方面也 演化为庄子的遗世绝俗的独立人格理想(“仿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 为之业”)。表面看来，儒，道是离异而对立的，一个入世，一个出 世，一个乐观进取，一个消极退避；但实际上它们刚好相互补充而协 调。不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经常是后世士夫的互补人生路 途，而且悲歌慷慨与愤世嫉俗，“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也 成为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常规心理以及其艺术意念。但是，儒、道离 异而对立的。如果说荀子强调的是“性无伪则不能自美”；那么庄子 强调的却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前者强调艺术的人工制作和外在 功利，后者突出的是自然，即美和艺术的独立。如果前者由于以其狭 隘实用的功利框架，经常造成对艺术和审美的束缚、损害和破坏；那 末，后者则恰恰给予这种框架和束缚以强有力的冲击，解脱和否定。 浪漫不羁的形象想象，热烈浪漫的情感抒发，独特个性的迫求表 达…，它们从内容到形式不断给中国艺术发展提供新鲜的动力。庄子 尽管避弃现世，却并不否定生命，而毋宁对自然生命抱着珍贵爱惜的 态度，这就根本不同佛家的涅盘，使他的泛神论的哲学思想和对待人 生的审美态度充满了感情的光挥，恰恰可以补充、加深儒家而与儒家 一致。所以说，老庄道家是孔学儒家的对立的补充者。 “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 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庄子·秋水》)“得之于手而 应之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庄子·天道》)“世之 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 随，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 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同上)在这些似乎神秘的说法中，却比 儒家以及其他任何派别都抓住了艺术、审美和创作的基本特征:形象大 于思想；想象重于概念；大巧若拙，言不尽意，用志不纷乃凝于 神…。儒家强调的是官能、情感的正常满足和抒发(审美与情感、官能 有关)，是艺术为社会政治服务的实用功利，道家强调的是人与外界对 象的超功利的无为关系亦即审美关系，是内在的、精神的、实质的 美，是艺术创造的非认识性的规律。如果说，前者(儒家)对后世文艺 的影响主要在主题内容方面;那末，后者则更多在创作规律方面，亦即 审美方面。艺术作为独特的意识形态，重要性恰恰是其审美规律。

    （二）赋比兴原则

    如果说，诉诸感官知觉的审美形式的各艺术部类在旧、新石器时代便 有了开端。那末，以概念文字为材料，诉诸想象的艺术—文学的发生 发展却要晚得多。尽管甲骨(卜辞)，金文(钟鼎铭文)以及《易经》的 某些经文、《诗经》的雅(大雅)颂都含有具有审美意义的片断文句， 但它们毕竟还难算上真正的文学作品。“虞夏之书浑浑尔，商书灏灏 尔，周书噩噩尔”(扬雄《法言》)。这些古老文字毕竟难以卒读，不 可能唤起人们对它们的审美感受。真正可以作为文学作品看待的，仍 然要首推《诗经》中的国风和先秦诸子的散文。原始文字由记事、祭 神变而为抒情说理，刚好是春秋战国或略早的产物。它们以艺术的形 式共同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理性精神。《诗经·国风》中的民间恋歌和 氏族贵族们的某些咏叹，奠定了中国诗的基础及其以抒情为主的基本 美学特征: 泛彼柏舟，亦泛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隐忧。……我心匪 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棣棣，不可选 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静言思 之，寤辟有摽…（《邶风·柏舟》)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 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王风· 黍离》) 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风雨潇潇，鸡鸣 胶胶，既见君子，云胡不廖？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 子，云胡不喜?(《郑风·风雨》)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 阻且长，溯流从之，宛在水中央。…(《秦风·蒹葭》)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 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小雅·采薇》) 虽然这些诗篇中所咏叹、感喟、哀伤的具体事件或内容已很难知晓， 但它们所传达出来的那种或喜悦或沉痛的真挚情感，和塑造出来的生 动真实的艺术形象，那种一唱三叹反复回环的语言形式和委婉而悠长 的深厚韵味，不是至今仍然感人的么?它们不同于其他民族的古代长篇 叙事史诗，而是一开始就以这种虽短小却深沉的实践理性的抒情艺术 感染着、激励着人们。它们从具体艺术作品上体现了中国美学的民族 特色。 也正是从《诗经》的这许多具体作品中，后人归纳出了所谓“赋、 比、兴”的美学原则，影响达二千年之久。最著名、流行最广的是朱 熹对这一原则的解释:“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 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诗经集传》)。古人 和今人对此又有颇为繁多的说明。因为“赋”比较单纯和清楚，便大 都集中在比兴问题的讨论上。因为所谓“比兴”都与如何表现情感才 能成为艺术这一根本问题有关。 中国文学(包括诗与散文)以抒情胜。然而并非情感的任何抒发表现都 能成为艺术。主观情感必须客观化，必须与特定的想象，理解相结合 统一，才能构成具有一定普遍必然性的艺术作用，产生相应的感染效 果。所谓“比”、“兴”正是这种使情感与想象、理解相结合而得到 客观化的具体途径。 《文心雕龙》说:“比者，附也；兴者，起也，”“起情故兴体以立， 附理故比例以生”。钟嵘《诗品》说，“言有尽而意无穷，兴也；因 物喻志，比也。”实际上，“比”“兴”经常连在一起，很难绝对区 分。“比兴”都是通过外物、景象而抒发、寄托、表现、传达情感、 观念(“情”、“志”)，这样才能使主观情感与想象、理解(无论对 比、正比、反比，其中就都包含一定的理解成份)结合联系在一起，而 得到客观化、对象化，构成既有理知不自觉地干预而又饱含情感的艺 术形象。使外物景象不再是自在的事物自身，而染上一层情感色彩； 情感也不再是个人主观的情绪自身，而成为溶合了一定理解、想象后 的客观形象。这样，也就使文学形象既不是外界事物的直接模拟，也 不是主观情感的任意发泄，更不是只诉诸概念的理性认识；相反，它 成为非概念所能穷尽，非认识所能囊括(“言有尽而意无穷”)，具有 情感感染力量的艺术形象和文学语言。王夫之说，“小雅鹤鸣之诗， 全用比体，不道破一句”(《姜斋诗话》)，所谓“不道破一句”，一 直是中国美学重要标准之一。司空图《诗品》所谓“不着一字，尽得 风流”，严羽《沧浪诗话》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等等，都是 指的这种非概念所能穷尽，非认识所能囊括的艺术审美特征。这种特 征正是通过“比兴”途径将主观情感与客观景物合而为一的产物。 《诗经》在这方而作出了最早的范例，从而成为百代不祧之祖。明代 李东阳说:“诗有三义，赋止居一，而比兴居其二。所谓比与兴者，皆 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盖正言直述则易于穷尽而难于感发，惟有所寓 托，形容模写，反复讽咏以俟人之自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则神爽飞 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此诗之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也。”(《怀麓堂 诗话》) 这比较集中而清楚地说明了“比兴”之于诗(艺术)的重要性所在，正 在于它如上述是情感、想象、理解的综合统一体。“托物寓情”“神 爽飞动”胜于“正言直述”，因为后者易流于概念性认识而言尽意 尽。即便是对情感的“正言直述”，也常常可以成为一种概念认识而 并不起感染作用。“啊，我多么悲哀哟”，并不成其为诗，反而只是 概念。直接表达情感也必须在“比兴”中才能有审美效果。所以后代 有所谓“以景结情”，所谓“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 乐”(《姜斋诗话》)等等理论，就都是沿着这条线索(情感借景物而客 观化，情感又包含理解、想象于其中)而来的。 可见，所谓“比兴”应该从艺术创作和作品形象特征方面予以美学上 的原则阐明，而不能如古代注释家们那样去细分死抠。但是，在这种 细分死抠中，有一种历史意义而值得注意的，倒是汉代经师们把“比 兴”与各种社会政治和历史事件联系起来的穿凿附会。这种附会一直 流传，从两汉唐宋到明清不绝如缕。例如把《诗经》第一首《关雎》 说成是甚么“后妃之德”等等，就是文艺思想较开明的朱熹也曾欣然 同意。这种把艺术等同于政治谜语的搞法，当然是十足的主观猜想和 比附。但是这种搞法从总体上看，又有其一定的原因。这个原因是历 史性的。汉儒的这种穿凿附会实质上是不自觉地反映了原始诗歌由巫 史文化的宗教政治作品过渡为抒情性的文学作品这一重要的历史事 实。本来，所谓“诗言志”，实际上即是“载道”(参阅朱自清《诗言 志辨》)、“记事”(参阅蒙文通文，《学术月刊》1962年第8期)，就 是说，“诗”本来是一种氏族、部落、国家的历史性、政治性、宗教 性的文献，而并非个人的抒情作品。很多材料说明，“诗”与“乐” 本来就不可分。原是用于祭神的，庆功的。《大雅》和《颂》就仍有 这种性质和痕迹。但到《国风》时期，却已是古代氏族社会彻底解 体、理性主义高涨、文学艺术相继从祭神礼制中解放出来和相对独立 的时代，它们也就不再是宗教政治的记事、祭神等文献，汉儒再用历 史事实等等去附会它，就不对了。然而，却只有从先秦总的时代思潮 来理解，才能真正看出这种附会的客观根源和历史来由，从对这种附 会的科学理解中恰好可以看出文学(诗)从宗教、历史、政治文献中解 放出来，而成为抒情艺术的真正面目。 关于“赋”，受到人们的注意和争论较少。它指的是白描式的记事、 状物、抒情、表意，特别是指前者。如果说，《诗经·国风》从远古 记事、表意的宗教性的混沌复合体中分化出来，成为抒情性的艺术， 以“比兴”为其创作方法和原则的话；那末先秦散文则在某种特定意 义上，也可以说作为体现“赋”的原则，使自己从这个复合体中分化 解放出来，而成为说理的工具。但是，这些说理文字之中却居然有一 部分能构成为文学作品，又仍然是上述情感规律在起作用的原故。正 是后者，使虽然缺乏足够的形象性的中国古代散文，由于具有所谓 “气势”、“飘逸”等等审美素质，而成为后人长久欣赏、诵读和模 仿的范本。当然，有些片断是有形象性的，例如《论语》、《孟 子》、《庄子》中的某些场景、故事和寓言，《左传》中的某些战争 记述。但是，像孟、庄以至荀、韩以及《左传》，它们之所以成为文 学范本，却大抵并不在其形象性。相反，是他们说理论证的风格气 势，如孟文的浩荡，庄文的奇诡，荀文的谨严，韩文的峻峭……，才 更是使其成为审美对象的原因。而所谓“浩荡”、“奇诡”、“谨 严”、“峻峭”云云者，不都是在造词遣句的文字安排中，或包含或 传达出某种特定的情感、风貌或品格吗？在这里，仍然是情感性比形 象性更使它们具有审美—艺术性能之所在。这也是中国艺术和文学(包 括诗与散文)作品显示得相当突出的民族特征之一。这与上节所说中国 《乐记》不同于欧洲《诗学》在美学理论上的差异是完全合拍一致 的。总之，在散文文学中，也仍然需要情感与理解、想象多种因素和 心理功能的统一交溶。只是与诗比起来，其理解因素更为突出罢了。 梁惠王曰，寡人愿安承教。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 异乎?曰，无以异也。曰，以刃与政，有以异乎，曰，无以异 也。曰，胞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 兽而食人也。兽相食，人且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 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孟子·梁惠王上》) 北溟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 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 垂天之云。…(《庄子·逍遥游》) 这里都是在说理，说的或是政治之理(孟)，或是哲学之理(庄)。但 是，孟文以相当整齐的排比句法为形式，极力增强它的逻辑推理中的 情感色彩和情感力量，从而使其说理具有一种不可阻挡的“气势”。 庄文以奇特夸张的想象为主线，以散而整的句法为形式，使逻辑议论 溶解在具体形象中而使其说理具有一种高举远慕式的“飘逸”。它们 不都正是情感、理解、想象诸因素的不同比例的配合或结合么，不正 是由于充满了丰富饱满的情感和想象;而使其说理、辩论的文字终于成 为散文文学的吗?它们与前述中国诗歌的民族美学特征不又仍是一脉相 通的吗？

    （三）建筑艺术

    如同诗文中的情感因素一样，前面几章已说，在造型艺术部类，线的 因素体现着中国民族的审美特征。线的艺术又恰好是与情感有关的。 正如音乐一样，它的重点也是在时间过程中展开。又如本章前节所 说，这种情感抒发大都在理性的渗透、制约和控制下，表现出一种情 感中的理性的美。所有这些特征也在一定程度和意义上出现在以抽象 的线条、体积为审美对象的建筑艺术中，同样展现出中国民族在审美 上的某些基本特色。 从新石器时代的半坡遗址等处来看，方形或长方形的土木建筑体制便 已开始，它终于成为中国后世主要建筑形式。在《诗经》等古代文献 中，有“如翚斯飞”、“作庙翼翼”之类的描写，可见当时建筑已颇 具规模，并且具有审美功能。从“翼翼”、“斯飞”来看，大概已有 舒展如翼，四宇飞张的艺术效果。但是，对建筑的审美要求达到真正 高峰，则要到春秋战国时期。这时随着社会进入新阶段，一股所谓 “美轮美奂”的建筑热潮盛极一时地漫延开来。不只是为避风雨而且 追求使人赞叹的华美，日益成为新兴奴隶主贵族们的一种重要需要和 兴趣所在。《左传》《国语》中便有好些记载，例如“美哉室，其谁 有此乎”，(《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台美乎”。（《国语·晋 语》)《墨子·非乐》说吴王夫差筑姑苏之台十年不成，《左传·庄公 三十一年》有春夏秋三季筑台的记述，《国语·齐语》有齐襄公筑台 的记述，如此等等。这股建筑热潮大概到秦始皇并吞六国后大修阿房 宫而达到最髙点。据文献记载，二千余年前的秦代宫殿建筑是相当惊 人的： 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 门以东至泾、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 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乃营作朝宫渭南上 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 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 表南山之巅以为阙。…（《史记·秦始皇本纪》） 从这种文字材料可以看出，中国建筑一开始就不是以单一的独立个别 建筑物为目标，而是以空间规模巨大、平面铺开、相互连接和配合的 群体建筑为特征的。它重视的是各个建筑物之间的平面整体的有机安 排。当年的地面建筑已不可见，但地下始皇陵的规模格局也相当清楚 地表明了这一点。从现在发掘的极为片断的陵的前沿兵马坑情况看， 那整个场面简直是不可思议的雄伟壮观。从这些泥俑的身材状貌直到 建筑材料（秦砖）的厚大坚实，也无不显示出那难以想象的宏大气 魄。这完全可以与埃及金字塔相比美。不同的是，它是平面展开的整 体复杂结构，而不是一座座独立自足的向上堆起的比较单纯的尖顶。 “百代皆沿秦制度”。建筑亦然。它的体制、风貌大概始终没有脱离 先秦奠定下来的这个基础规范。秦汉、唐宋、明清建筑艺术基本保持 了和延续着相当一致的美学风格[图版12] [28] 。 这个艺术风格是什么呢？简单说来，仍是本章所讲的作为中国民族特 点的实践理性精神。 首先，各民族主要建筑多半是供养神的庙堂，如希腊神殿、伊斯兰建 筑、峨特式教堂等等。中国主要却都是宫殿建筑，即供世上活着的君 主们所居住的场所，大概从新石器时代的所谓“大房子”开始，中国 的祭拜神灵即在与现实生活紧相联系的世间居住的中心，而不在脱离 世俗生活的特别场所。而自儒家替代宗教之后，在观念、情感和仪式 中，更进一步发展贯彻了这种神人同在的倾向。于是，不是孤立的、 摆脱世俗生活、象征超越人间的出世的宗教建筑，而是入世的、与世 间生活环境联在一起的宫殿宗庙建筑，成了中国建筑的代表。从而， 不是髙耸入云、指向神秘的上苍观念，而是平面铺开、引向现实的人 间联想；不是可以使人产生某种恐惧感的异常空旷的内部空间，而是 平易的、非常接近日常生活的内部空间组合，构成中国建筑的艺术特 征。在中国建筑的空间意识中，不是去获得某种神秘、紧张的灵感、 悔悟或激情，而是提供某种明确、实用的观念情调。正和中国绘画理 论所说，山水画有“可望”、“可行”、“可游”、“可居”种种， 但“可游”、“可居”胜过“可望”、“可行”（详本书第九章）。 中国建筑也同样体现了这一精神。即是说，它不重在强烈的刺激或认 识，而重在生活情调的感染熏陶，它不是一礼拜才去一次的灵魂洗涤 之处，而是能够经常瞻仰或居住的生活场所。在这里，建筑的平面铺 开的有机群体，实际已把空间意识转化为时间进程，就是说，不是像 峨特式教堂那样，人们突然一下被扔进一个巨大幽闭的空间中感到渺 小恐惧而祈求上帝的保护。相反，中国建筑的平面纵深空间使人慢慢 游历在一个复杂多样楼台亭阁的不断进程中，感受到生活的安适和对 环境的主宰。瞬间直观把握的巨大空间感受在这里变成长久漫游的时 间历程。[图版13] [29] 实用的、入世的、理智的、历史的因素在这里 占着明显的优势，从而排斥了反理性的迷狂意识。正是这种意识构成 许多宗教建筑的审美基本特征。 中国的这种理性精神还表现在建筑物严格对称结构上，以展现严肃、 方正、井井有条(理性）。所以，就单个建筑来说，比起基督教、伊斯 兰教和佛教建筑来，它确乎相对低矮，比较平淡，应该承认逊色一 筹。但就整体建筑群说，它却结构方正，逶迤交错，气势雄浑。它不 是以单个建筑物的体状形貌，而是以整体建筑群的结构布局、制约配 合而取胜。非常简单的基本单位却组成了复杂的群体结构，形成在严 格对称中仍有变化，在多样变化中又保持统一的风貌。万里长城[图版 14] [30] ，虽无何严格对称可言，但它的每段体制是完全雷同的。它盘 缠万里，虽不算髙大却连绵于群山峻岭之巅，像一条无尽的龙蛇在作 永恒的飞舞。它在空间上的连续本身即展示了时间中的绵延，成了我 们民族的伟大活力的象征。 这种本质上是时间进程的流动美，在个体建筑物的空间形式上，也同 样表现出来，这方面又显出线的艺术特征，因为它是通过线来做到这 一点的。中国木结构建筑的屋顶形状和装饰，占有重要地位，屋顶的 曲线，向上微翘的飞檐（汉以后），使这个本应是异常沉重的往下压 的大帽[图版13] [31] ，反而随着线的曲折，显出向上挺举的飞动轻 快，配以宽厚的正身和阔大的台基，使整个建筑安定踏实而毫无头重 脚轻之感，体现出一种情理协调、舒适实用、有鲜明节奏感的效果， 而不同于欧洲或伊斯兰以及印度建筑。就是由印度传来的宗教性质的 宝塔，正如同传来的雕塑壁画一样（见第六章），也终于中国化了。 它不再是体积的任意堆积而繁复重累，也不是垂直一线上下同大，而 表现为一级一级的异常明朗单纯的数学整数式的节奏美。这使它便大 不同于例如吴哥寺[图版16] [32] 那种繁复堆积的美。如果拿相距不远 的西安大小雁塔来比，就可以发现，大雁塔[图版17] [33] 更典型地表 现出中国式的宝塔的美。那节奏异常单纯而分明的层次，那每个层次 之间的疏朗的、明显的差异比例，与小雁塔[图版17] [34] 各层次之间 的差距小而近，上下浑如一体，大不相同。后者也许更接近于异域的 原本情调吧。同样，如果拿1968年在北京发现的元代城门和人们熟悉 的明代城门来比，这种民族建筑的艺术特征也很明显。元代城门以其 厚度薄而倾斜度略大的形象，便自然具有某种异国风味，例如它似乎 有点近于伊斯兰的城门。明代城门和城墙（特别像南京城的城墙）则 相反，它厚实直立而更显雄浑。尽管这些都已是后代的发展，但基本 线索却仍要追溯到先秦理性精神。 也由于是世间生活的宫殿建筑，供享受游乐而不只供崇拜顶礼之用， 从先秦起，中国建筑便充满了各种供人自由玩赏的精细的美术作品 （绘画，雕塑）。《论语》中有“山节藻棁”“朽木不可雕也”，从 汉赋中也可以看出当时建筑中绘画雕刻的繁富。斗拱、飞檐的讲究， 门、窗形式的自由和多样，鲜艳色彩的极力追求，“金铺玉户”、 “重轩镂槛”、“雕梁画栋”，是对它们的形容描述。延续到近代， 也仍然如此。 “庭院深深深几许”。大概随着后期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因素的萌 芽，园林艺术[图版18] [35] 日益发展。显示威严庄重的宫殿建筑的严 格的对称性被打破，迂回曲折、趣味盎然、以模拟和接近自然山林为 目标的建筑美出现了。空间有畅通，有阻隔，变化无常，出人意料， 可以引动更多的想象和情感，“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 村。”这种仍然是以整体有机布局为特点的园林建筑，却表现着封建 后期文人士大夫们更为自由的艺术观念和审美理想。与山水画的兴起 （详第九章）大有关系，它希求人间的环境与自然界更进一步的联 系，它追求人为的场所自然化，尽可能与自然合为一体。它通过各种 巧妙的“借景”、“虚实”种种方式、技巧，使建筑群与自然山水的 美沟通会合起来，而形成一个更为自由也更为开阔的有机整体的美。 连远方的山水也似乎被收进在这人为的布局中，山光、云树、帆影、 江波都可以收入建筑之中，更不用说其中真实的小桥、流水、“稻香 村”了。然而，它们又仍是没有离开平面铺展的理性精神的基本线 索，仍然是把空间意识转化为时间过程，渲染表达的仍然是现实世间 的生活意绪，而不是超越现实的宗教神秘。

     四 楚汉浪漫主义

     （一）屈骚传统

    当理性精神在北中国节节胜利，从孔子到荀卿，从名家到法家，从铜 器到建筑，从诗歌到散文…，都逐渐摆脱巫术宗教的束缚，突破礼仪 旧制的时候，南中国由于原始氏族社会结构有更多的保留和残存，便 依旧强有力地保持和发展着绚烂鲜丽的远古传统。从《楚辞》到《山 海经》，从庄周到“宽柔以教不报无道”的“南方之强”，在意识形 态各领域，仍然弥漫在一片奇异想象和炽烈情感的图腾——神话世界 之中。表现在文艺审美领域，这就是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 屈原是中国最早、最伟大的诗人。他“衣被词人，非一代也”。一个 人对后世文艺起了这么深远的影响，确乎罕见。所以如此，正由于屈 原的作品（包括归于他名下的作品）集中代表了一种根柢深沉的文化 体系。这就是上面讲的充满浪漫激情、保留着远古传统的南方神话— 巫术的文化体系。儒家在北中国把远古传统和神话、巫术逐一理性 化，把神人化，把奇异传说化为君臣父子的世间秩序。例如“黄帝四 面”（四面脸）被解释为派四个大臣去“治四方”，黄帝活三百年说 成是三百年的影响……，如此等等。在被孔子删定的《诗经》中再也 看不见这种“怪力乱神”的踪迹。然而，这种踪迹却非常活泼地保存 在以屈原为代表的南国文化中。 在基本可以肯定是屈原的主要作品《离骚》中，你看，那是多么既鲜 艳又深沉的想象和情感的缤纷世界啊。美人香草，百亩芝兰，芰荷芙 蓉，芳泽衣裳，望舒飞廉，巫咸夕降，流沙毒水，八龙婉婉，…而且: 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佩缤纷其繁饰兮，芳霏霏 其弥章。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 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 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曼曼其修远 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在充满了神话想象的自然环境里，主人翁却是这样一位执着、顽强、 忧伤、怨艾、愤世嫉俗、不容于时的真理的追求者。《离骚》把最为 生动鲜艳、只有在原始神话中才能出现的那种无羁而多义的浪漫想 象，与最为炽热深沉、只有在理性觉醒时刻才能有个体人格和情操， 最完满地溶化成了有机整体。由是，它开创了中国抒情诗的真正光辉 的起点和无可比拟的典范。几千年来，能够在艺术水平上与之相比配 的，可能只有散文文学《红楼梦》。 传说为屈原作品的《天问》，则大槪是保留远古神话传统最多而又系 统的文学篇章。它表现了当时时代意识因理性的觉醒正在由神话向历 史过渡。神话和历史作为联续的疑问系列在《天问》中被提了出来， 并包裹在丰富的情感和想象的层层交织中。“焉有石林，何兽能言？ 焉有虬龙，负熊以游？雄虺九首，鯈忽焉在？何所不死，长人何 守？…”（《天问》)。《离骚》、《天问》与整个《楚辞》的《九 歌》、《九章》以及《九辩》、《招魂》、《大招》……，构成了一 个相当突出的南方文化的浪漫体系。实质上，它们是原始楚地的祭神 歌舞的延续。汉代王逸《楚辞章句》解释《九歌》时说，“昔楚国南 郢之邑，况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 …因为作九歌之曲，”清楚说明了这一事实。王夫之解释《九辩》时 说： “辩，犹遍也。一阕谓之一遍。亦效夏启九辩之名，绍古体为新 裁。可以被之管弦，其词激宕淋滴，异于风雅，盖楚声也。后世赋体 之兴，皆祖于此。”这段话也很重要，它点明了好几个关键问题。第 一，它指出楚辞是“绍古体”，并且“古”到夏初去了，足见源远流 长，其来有自，确乎是远古社会的遗风延续和模拟。第二，它可以 “被之管弦”，本是可歌可舞的。近人考证也都认为，像《九歌》 等，很明显是一种有关巫术礼仪的祭神歌舞和音乐。所以它是集体的 活动而非个人的创作。第三，“其词激宕淋漓，异于风雅”，亦即感 情的抒发爽快淋漓，形象想象丰富奇异，还没受到严格束缚，尚未承 受儒家实践理性的洗礼，从而不像所谓“诗教”之类有那么多的道德 规范和理知约束。相反，原始的活力、狂放的意绪、无羁的想象在这 里表现得更为自由和充分。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它是汉代赋体文学 的祖宗。 其实，汉文化就是楚文化，楚汉不可分。尽管在政治、经济、法律等 制度方面，“汉承秦制”，刘汉王朝基本上是承袭了秦代体制。但 是，在意识形态的某些方面，又特别是在文学艺术领域，汉却依然保 持了它的南楚故地的乡土本色。汉起于楚地，刘邦、项羽的基本队伍 和核心成员大都来自楚国地区。项羽被围，“四面皆楚歌”；刘邦衣 锦还乡唱《大风》；西汉宫廷中始终是楚声作主导……，都说明这一 点。楚汉文化（至少在文艺方面）一脉相承，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其 明显的继承性和连续性，而不同于先秦北国。楚汉浪漫主义是继先秦 理性精神之后，并与它相辅相成的中国古代又一伟大艺术传统。它是 主宰两汉艺术的美学思潮。不抓住这一关键，很难真正阐明两汉艺术 的根本特征。 如果与《诗经》或先秦散文（庄子当然除外，庄子属南方文化体系， 屈原有《远游》，庄则有《逍遥游》，屈庄近似之处早被公认）一相 比较，两汉（又特别是西汉）艺术的这种不同风貌便很明显。在汉代 艺术和人们观念中弥漫的，恰恰是从远古传留下来的种种神话和故 事，它们几乎成了当时不可缺少的主题或题材，而具有极大的吸引 力。伏羲女娲的蛇身人首，西王母、东王公的传说和形象，双臂化为 两翼的不死仙人王子乔，以及各种奇禽怪兽、赤兔金乌、狮虎猛龙、 大象巨龟、猪头鱼尾……，各各有其深层的喻意和神秘的象征。它们 并不是以表面的动物世界的形象，相反，而是以动物为符号或象征的 神话—巫术世界来作为艺术内容和审美对象的。从世上庙堂到地下宫 殿，从南方的马王堆帛画到北国的卜千秋墓室，西汉艺术展示给我们 的，恰恰就是《楚辞》、《山海经》里的种种。天上、人间和地下在 这里连成一气，混而不分。你看那马王堆帛画，龙蛇九日，鸱鸟飞 鸣，巨人托顶，主仆虔诚，…；你看那卜千秋墓室壁画[图版19] [36] : 女蜗蛇身，面容姣好，猪头赶鬼，神魔吃魃，怪人怪兽，充满廊 壁……。它们明显地与《楚辞》中《远游》、《招魂》等篇章中的形 象和气氛相关。这是一个人神杂处、寥廓荒忽、怪诞奇异、猛兽众多 的世界。请看《楚辞》中的《招魂》： 魂兮归来，东方不可以托些。长人千仞，唯魂是索些。十日 代出，流金链石些。… 魂兮归来，南方不可以止些。……蝮蛇蓁蓁，封狐千里些。 雄虺九首，往来鯈忽，吞人以益其心些。… 魂兮归来，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渊，爢散而不可 止些。… 魂兮归来，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飞雪千里些。… 魂兮归来，君无上天些，虎豹九关，啄害下人些，一夫九 首，拔木九千些，豺狼从目，往来侁侁些。… 魂兮归来，君无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约，其角觺觺些。敦脄 血拇，逐人駓駓些，参目虎首,其身若牛些。… 这里着意描绘的是一个恶兽伤人不可停留的恐怖世界。在马王堆帛 画、卜千秋墓室壁画中所着意描绘的，可能更是一个登仙祝福、祈求 保护的肯定世界。但是它们却共同地属于那充满了幻想、神话、巫术 观念，充满了奇禽异兽和神秘的符号、象征的浪漫世界。它们把远古 传统的原始活力和野性充分地保存和延续下来了。 从西汉到东汉，经历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崇儒术”的意识形态的 严重变革。以儒学为标志、以历史经验为内容的先秦理性精神也日渐 濡染侵入文艺领域和人们观念中，逐渐溶成一种独特的南北文化的混 同合作。楚地的神话幻想与北国的历史故事，儒学宣扬的道德节操与 道家传播的荒忽之谈，交织陈列，并行不悖地浮动、混合和出现在人 们观念和艺术世界中。生者、死者、仙人、鬼魅、历史人物、现世图 景和神话幻想同时并陈，原始图腾、儒家教义和谶纬迷信共置一 处……。从而，这里仍然是一个想象混沌而丰富、情感热烈而粗豪的 浪漫世界。 下面是几块（东）汉画像石的图景； 第一层刻的是：伏羲、女娲、祝融、神农、颛顼、高辛、帝 尧、帝舜、夏禹、夏桀 第二层刻的是：孝子曾参、闵子骞、老莱子和丁兰的故事。 … 第三层刻的是剌客曹沫、专诸的故事。… 第四层刻的是车马人物。(《汉代绘画选集》第2页)画分四 层；第一层是诸神骑着有翼的龙在云中飞行。第二层自左而 右，口中嘘气的是风伯，坐在车上击鼓的是雷公，抱着瓮瓶 的是雨师，四个龙头下垂的环形是虹霓，虹上面拿着鞭子的 是电女，虹下面拿着锤凿的是雷神击人。……第三层有七个 人拿着兵器和农具在对几个怪兽作斗争。第四层是许多人在 捕捉虎、熊、野牛等，…（同上书第四页。对雷公等解释疑 有误，此处不辩）。 比起马王堆帛画来，原始神话毕竟在相对地褪色。人世、历史和现实 愈益占据重要的画面位置。这是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必然结果。但 是，蕴藏着原始活力的传统浪漫幻想，却始终没有离开汉代艺术。相 反，它们乃是楚汉艺术的灵魂。这一点不但表现在上述满目琳琅的世 界等主题内容上，而且也表现在运动、气势和古拙的艺术风格上。

     （二）琳琅满目的世界

    尽管儒家和经学在汉代盛行，“成人伦，助教化”“惩恶扬善”被规 定为从文学到绘画的广大艺术领域的现实功利职责，但汉代艺术的特 点却恰恰是，它并没有受这种儒家狭隘的功利信条的束缚。刚好相 反，它通过神话跟历史、现实和神、人与兽同台演出的丰满的形象画 面，极有气魄地展示了一个五彩缤纷、琳琅满目的世界。这个世界是 有意或无意地作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作为人的有机或非有机的躯体 而表现着的。它是人对客观世界的征服，这才是汉代艺术的真正主 题。 首先，你看那神仙世界。它很不同于后代六朝时期的佛教迷狂（详本 书第六章）。这里没有苦难的呻吟，而是愉快的渴望，是对生前死后 都有永恒幸福的祈求。它所企慕的是长生不死，羽化登仙。从秦皇汉 武多次派人寻仙和求不死之药以来，这个历史时期的人们并没有舍弃 或否定现实人生的观念（如后代佛教）。相反，而是希求这个人生能 够永恒延续，是对它的全面肯定和爱恋。所以，这里的神仙世界就不 是与现实苦难相对峙的难及的彼岸，而是好像就存在于与现实人间相 距不远的此岸之中。也由于此，人神杂处，人首蛇身（伏羲、女 娲），豹尾虎齿（《山海经》中的西王母形象）的原始神话与真实的 历史故事、现实人物之纷然一堂，同时并在，就并不奇怪。这是一个 古代风味的浪漫王国。 但是，汉代艺术中的神仙观念又毕竟不同于远古图腾，也区别于青铜 饕餮，它们不再具有在现实中的威吓权势，而毋宁带着更浓厚的主观 愿望的色彩。即是说，这个神仙世界已不是原始艺术中那种具有现实 作用的力量，而毋宁只具有想象意愿的力量。人的世界与神的世界不 是在现实中而是在想象中，不是在理论思维中而是在艺术幻想中，保 持着直接的交往和复杂的联系。原始艺术中的梦境与现实不可分割的 人神同变而为情感、意愿在这个想象的世界里得到同一。它不是如原 始艺术请神灵来主宰、统治、支配人间，而毋宁是人们要到天上去参 预和分享神的快乐。汉代艺术的题材、图景尽管有些是如此荒诞不 经，迷信至极，但其艺术风格和美学基调都既不恐怖威吓，也不消沉 颓废，而毋宁是愉快、乐观、积极和开朗的。人间生活的兴趣不但没 有因向往神仙世界而零落凋谢，相反，是更为生意盎然生机蓬勃，使 天上也充满人间的乐趣，使这个神的世界也那么稚气天真。它不是神 对人的征服，而毋宁是人对神的征服。神在这里还没有作为异己的对 象和力量，而毋宁是人的直接伸延。 其次，与向往神仙相交织并列，是对现实世间的津津玩味和充分肯 定。它一方面通过宣扬儒家教义和历史故事——表彰孝子、义士、圣 君、贤相表现出来，另一方面更通过对世俗生活和自然环境的多种描 绘表现出来。如果说，神仙幻想是主体，那末它们便构成了汉代艺术 的双翼。汉石刻中，历史故非常之多。例如，“周公辅成王”、“荆 轲刺秦王”、“聂政刺韩相”、“管仲射桓公”、“狗咬赵盾”、 “蔺相如完璧归赵”、“侯赢朱亥劫魏帅”、“高祖斩蛇”、“鸿门 宴”…，各种历史人物，从孔子到老莱子，从义士到烈女，从远古历 史到近代人物，……无不品类齐全，应有尽有。其中，激情性、戏剧 性的行为、人物和场景（例如行刺），更是兴趣和意念所在。所以， 尽管道德说教、儒学信条已浸入画廊，却仍然难以掩盖那股根柢深厚 异常充沛的浪漫激情。 与这种历史故事在时间上的回顾相对映，是世俗生活在空间上的展 开。那更是一幅幅极为繁多具体的现实图景。以最为著名的山东（武 梁祠）、河南（南阳）、四川三处出土的汉画像石、画像砖为例： 山东：关于现实生活的有宴乐、百戏、起居、庖厨、出行、 狩猎以及战事之类，于是弄蛇角抵之戏，仪仗车马之盛，物 会大典，生活琐事，一切文物制度都一一摆在我们眼前了。 （李浴：《中国美术史纲》） 图中描写了步战、骑战、车战和水战的各种情况。战斗中使 用了弓矢、弩机、矛盾、干戈、剑戟等兵器（常任侠编： 《汉代绘画选集》第4页，朝花美术出版社，1956年) 后半部下两层描写的是车骑和庖厨。上层描写的是舞乐生 活。图中有男有女、有人弹琴、有人吹埙、有人吹篪，还有 人在表演着杂技。 表现冶铁的劳动过程。自左而右，首先是熔冶，接着是锤 凿，工人们紧张地集体工作着（同上书第5页，按：实即奴隶 劳动）。 在丛林中野兽很多，农父们都在辛勤地垦荒。……一个人引 牛、一个人扶犁，还有一个人正在执鞭呼喝着（同上书）。 河南：一、投壶图像…。二、男女带侏儒舞…。三、剑 舞…，四、象人或角抵…，五、乐舞交作图像。(滕固；《南 阳汉墓画像石刻之历史及风袼之考察》，转引自李浴书） 四川：……又一方砖，上下分为两图，上图二人坐水塘岸 上，弯腰张弓衬着水中惊飞起来的水鸟，有些鸟在水中作张 翅欲飞之状……水中的鱼和莲花以及岸上的枯树等，整个画 面形成了一个完整而统一的整体。方砖的下图是一个农事的 场面……（李浴：《中国美术史纲》） 又如新近发现的山东嘉祥画像石[图版20] [37] : 第一石：纵73、横68厘米。画分四层。 第一层，分上下两部分，正中坐者为东王公，他的两侧各有 一组肩有双翅的羽人。左侧一人面鸟身像，从下右石西王母 之左有蟾余、玉兔之像的对应关系来看，似为日中之鸟。 第二层，分左、右两侧。左侧一组三人，中间一人抚琴。右 侧一组亦三人，中间一人踏鼓而击，余其二人在舞蹈。 第三层，左边是一个两火眼灶，斜烟突，灶上放甑、釜，一 男子跪坐在灶前烧火。灶旁悬挂猪腿、猪头、鱼、剥好的 鸡、兔等。二男子持刀操作，下方有一妇女在洗刷。右方有 一井，井旁一具桔槔，一女子正在汲水。桔槔立杆上悬挂一 只狗（？），一男子持刀剥皮。全幅为庖厨供膳图。 第四层，前边是二骑者。后面有一辆曲辕轺车，上坐二人， 车前一题榜，无字。 第四石：纵69、横67厘米。画面只有三层。 上层，西王母头戴华胜，凭几而坐，神座下象征昆仑山峰。 右方一裸体羽人，手举曲柄伞盖，西王母左右又有五个手持 朱草的羽人，下方还有玉兔拿杵捣臼、蟾蜍捧盒、鸡首羽人 持杯进玉泉等图像。 中层，似为众臣上朝之图。左方刻一个单层殿堂，王也面门 而坐，柱外一人跪谒。殿堂前有一个斜梯，梯前一人荷物赤 足登梯，身后相随一童；其后又有三人，一人亦有一儿童跟 随。 下层右方一辆单马轺车，曲輈，上面是二人立乘。车前一人 荷戟（？）持管而吹，再前面是一骑吏。 第五石：纵74、横68厘米。画分四层。 第一层，类似第一石的同层画面，但东王公左侧羽人手持三 珠树。右侧一人面鸟身者，手持一针状物，似为一长发人作 针灸状，或似扁鹊针治一事。 第二层，是孔子见老子的画像。老子在左边，手中拄一根弯 头手杖，身后一随从。其前为一儿重，一手推一小车轮，举 左手，面向孔子，应是项橐。孔子站在项橐和老子对面躬身 问礼，抬起的双袖上，饰两个鸟头。孔子身后所随四人，应 是颜回、子路等。 第三层，亦如第一石同层，为庖厨汲水图像。但井上不设桔 槔，而装一辘轳，与第六石第三层井台汲水情况不同。 第四层，右方一轺车已停，车上只留御者一人。车前方一骑 者抱锦囊，骑者前一人头戴进贤冠，躬身持板，疑即轺车主 人。在他前面又有一坐在地上的女子。（《山东嘉祥宋山发 现汉画像石》，《文物》1979年第9期。） 这不正是一个琳琅满目的世界么？从幻想的神话的仙人们的世界，到 现实人间的贵族们的享乐观赏的世界，到社会下层的奴隶们艰苦劳动 的世界。从天上到地下，从历史到现实，各种对象、各种事物、各种 场景、各种生活，都被汉代艺术所注意，所描绘，所欣赏。上层的求 仙、祭祀、宴乐、起居、出行、狩猎、仪仗、车马、建筑以及辟鬼、 禳灾、庖厨等等。下层的收割、冶炼、屠宰、打柴、舂米、扛鼎、舞 刀、走索、百戏等等。各种动物对象——从经人们驯服饲养的猪、 牛、狗、马，到人所猎取捕获的雁、鱼、虎、鹿等等，各种人兽战 斗、兽兽格斗，如“持矛刺虎”“虎熊相斗”“虎吃大牛”等等。如 果再联系上面讲的神话——历史故事、幻想的龙凤图腾……，这不正 是一个马驰牛走、鸟飞鱼跃、狮奔虎啸、凤舞龙潜、人神杂陈、百物 交错，一个极为丰富、饱满、充满着非凡活力和旺盛生命而异常热闹 的世界么？ 黑格尔《美学》曾说十七世纪荷兰小画派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场景和 细节——例如一些很普通的房间、器皿、人物等等作那样津津玩味的 精心描述，表现了荷兰人民对自己日常生活的热情和爱恋，对自己征 服自然（海洋）的斗争的肯定和歌颂，因之在平凡中有伟大。汉代艺 术对现实生活中多种多样的场合、情景、人物、对象甚至许多异常一 般的东西，诸如谷仓、火灶、猪圈、鸡舍等等，也都如此大量地、严 肃认真地塑造刻画，尽管有的是作明器之用以服务于死者，但也仍然 反射出一种积极的对世间生活的全面关注和肯定。只有对世间生活怀 有热情和肯定，并希望这种生活继续延续和保存，才可能使其艺术对 现实的一切怀有极大兴趣去描绘、去欣赏、去表现，使它们一无遗漏 地、全面地、丰满地展示出来。汉代艺术中如此丰富众多的题材和对 象，在后世就难以再看到。正如荷兰小画派对日常世俗生活的回顾玩 味意味着对自己征服大海的现实存在的肯定一样，汉代艺术的这种丰 富生活场景也同样意味着对自己征服世界的社会生存的歌颂。比起荷 兰小画派来，它们的力量、气魄、价值和主题要远为宏伟巨大。这是 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第一次得到高度集中统一的奴隶帝国的繁 荣时期的艺术。辽阔的现实图景、悠久的历史传统、邈远的神话幻想 的结合，在一个琳琅满目五色斑斓的形象系列中，强有力地表现了人 对物质世界和自然对象的征服主题。这就是汉代艺术的特征本色。 画像石（或砖）已经没有颜色，但在当时的建筑、雕塑、壁画上，却 都是五彩斑斓的。今天不断发现的汉墓壁画和泥俑证实了这一点。后 汉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描述当时地面建筑的雕塑绘画说： “奔虎 攫拏”、“虬龙腾骧”、“朱鸟舒翼”、“白鹿孑蜺”、“神仙岳 岳”、“玉女窥窗”，“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 灵”。“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伏羲鳞身，女娲蛇躯”。“黄帝唐 虞，轩冕以庸”、“忠臣孝子，烈士贞女，贤愚成败，靡不载叙”。 这不仍是上面所说的神话—历史—现实的三混合的五彩缤纷的浪漫艺 术世界么？ 与这种艺术相平行的文学，便是汉赋。它虽从楚辞脱胎而来，然而 “不歌而诵谓之赋”，却已是脱离原始歌舞的纯文学作品了。被后代 视为类书、字典、味同嚼蜡的这些皇皇大赋，其特征也恰好是上述那 同一时代精神的体现。“赋体物而浏亮”，从《子虚》《上林》（西 汉）到《两都》《两京》（东汉），都是状貌写景，铺陈百事，“苞 括宇宙，总览人物”的。尽管有所谓“讽喻劝戒”，其实作品的主要 内容和目的仍在极力夸扬、尽量铺陈天上人间的各类事物，其中又特 别是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环境事物和物质对象；山如何，水如何，树木 如何，鸟兽如何，城市如何，宫殿如何，美女如何，衣饰如何，百业 如何，……充满了汉赋的不都是这种铺张描述么： 建金城而万雉，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 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 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 连。于是既庶且富，娱乐无疆，都人士女，殊异于五方，游 士拟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 下有郑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万，疆场绮分，沟塍刻 镂，原隰龙鳞。决渠降雨，荷插成云。五谷垂颖，桑麻铺 棻。东郊则有通沟大漕，溃渭洞河，泛舟山东，控引淮湖， 与海通波。西郊则有上囿禁苑，林麓薮泽，陂池连乎蜀汉， 缭以周墙，四百余里。离宫别馆，三十六所。神池灵沼，往 往而在。其中乃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 鸟。踰昆仑，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于三万里。(班固：《两 都赋》） 文学没有画面限制，可以描述更大更多的东西。壮丽山川、巍峨宫 殿，辽阔土地、万千生民，都可置于笔下，汉赋正是这样。尽管是那 样堆砌、烦琐、拙笨、呆板，但是江山的宏伟、城市的繁盛、商业的 发达、物产的丰饶、宫殿的巍峨、服饰的奢侈、鸟兽的奇异、人物的 气派、狩猎的惊险、歌舞的欢快，…在赋中不无刻意描写，着意夸 扬。这与上述画像石、壁画等等的艺术精神不正是完全一致的么？它 们所力图展示的，不仍然是这样一个繁荣富强、充满活力、自信和对 现实具有浓厚兴趣、关注和爱好的世界图景么？尽管呆板堆砌，它在 描述领域、范围、对象的广度上，却确乎为后代文艺所再未达到。它 表明中华民族进入文明社会后，对世界的直接征服和胜利，这种胜利 使文学和艺术也不断要求全面地肯定、歌颂和玩味自己存在的自然环 境、山岳江川、宫殿房屋、百土百物以至各种动物对象。所有这些对 象都是作为人的生活的直接或间接的对象化而存在于艺术中。人这时 不是在其自身的精神世界中，而完全溶化在外在生活和环境世界中， 在这种琳琅满目的对象化的世界中。汉代文艺尽管粗重拙笨，然而却 如此之心胸开阔，气派雄沉，其根本道理就在这里。汉代造型艺术应 从这个角度去欣赏。汉赋也应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才能正确估计它作 为一代文学正宗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与汉赋、画像石、壁画同样体现了这一时代精神而保存下来的，是汉 代极端精美并且可说空前绝后的各种工艺品。包括漆器、铜镜、织锦 等等。所以说它们空前绝后，是因为它们在造型、纹样、技巧和意境 上，都在中国历史上无与伦比，包括后来唐、宋、明、清的工艺也无 法与之抗衡（瓷器、木家具除外）。所以能如此，乃由于它们是战国 以来到西汉已完全成熟、处于顶峰状态中的奴隶集体手工业（世代相 袭，不计时间、工力，故技艺极高）的成果所致。像马王堆出土的织 锦和几两重的纱衫，像河北出土的企图保持尸体不朽的金缕玉衣[图版 21] [38] ，像举世闻名的汉镜和光泽如新的漆器[图版22] [39] ，其工艺 水平都不是后代中世纪的官营或家庭手工业所能达到或仿效，这正如 后世不再可能建造埃及金字塔那样的工程一样。作为以巨大长期的世 代奴隶的集体劳动的产物，它们留下来的只能是使人瞠目结舌的惊 叹。汉代工艺品正是那个琳琅满目的世界的具体而微的显现，是在众 多、繁杂的对象上展现出来的人们力量和对物质世界的直接的巨大征 服和胜利。

     （三）气势和古拙

    人对世界的征服和琳琅满目的对象，表现在具体形象、图景和意境 上，则是力量、运动和速度，它们构成汉代艺术的气势与古拙的基本 美学风貌。 你看那弯弓射鸟的画像石[图版23] [40] ，你看那长袖善舞的泥俑，你 看那奔驰的马，你看那说书的人[图版23] [41] ，你看那刺秦王的图 景，你看那车马战斗的情节，你看那卜千秋墓壁画中的人神动物的行 进行列，…这里统统没有细节、没有修饰，没有个性表达，也没有主 观抒情。相反，突出的是高度夸张的形体姿态，是手舞足蹈的大动 作，是异常单纯简洁的整体形象。这是一种耝线条粗轮廓的图景形 象，然而整个汉代艺术生命也就在这里。就在这不事细节修饰的夸张 姿态和大型动作中，就在这以粗轮廓的整体形象的飞扬流动中，表现 出力量、运动、速度以及由之而形成的“气势”的美。在汉代艺术 中，运动、力量、“气势”就是它的本质。这种“气势”甚至经常表 现为速度感。而所谓速度感，不正是以动荡而流逝的瞬间状态集中表 现着运动加力量吗？你看那著名的“马踏飞燕”，不就是速度吗？你 看那“荆轲刺秦王”，匕首插入柱中的一瞬间，那不也是速度吗？激 烈紧张的各种战斗，戏剧性的场面、故事…，都是在一种快速运动和 力量中以展现出滂礴的“气势”。所以，在这里，动物具有更多的野 性。它们狂奔乱跑，活泼跳跃，远不是那么安静驯良。它们根本不象 唐代那样尽管威武雄壮却静态伫立。同样，在这里，不管是神话幻 想、历史故事或人物形象，虽然有时表面上也是静止形态，却仍然包 含着内在的运动、力量的气势感。在这里，人物不是以其精神、心 灵、个性或内在状态，而是以其事迹、行动，亦即其对世界的直接的 外在关系（不管是历史情节或现实活动），来表现他的存在阶值的。 这不也是一种运动吗？正因为如此，行为、事迹、动态和戏剧性的情 节才成为这里的主要题材和形象图景。一往无前不可阻挡的气势、运 动和力量构成了汉代艺术的美学风格。它与六朝以后的安祥凝炼的静 态姿式和内在精神（详下两章）是何等鲜明的对照 也正因为是靠行动、动作、情节而不是靠细微的精神面容、声音笑貌 来表现对世界的征服，于是粗轮廓的写实、缺乏也不需要任何细部的 忠实描绘，便构成汉代艺术的“古拙”外貌。汉代艺术形象看来是那 样笨拙古老，姿态不符常情，长短不合比例，直线、棱角、方形又是 那样突出、缺乏柔和…，但这一切都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了上述运 动、力量、气势的美，“古拙”反而构成这种气势美的不可分割的必 要因素。就是说，如果没有这种种“拙笨”，也就很难展示出那种种 外在动作姿态的运动、力量、气势感了。过分弯的腰，过分长的袖， 过分显示的动作姿态……，“笨拙”得不合现实比例，却非常合乎展 示出运动、力量的夸张需要。包括直线直角也是如此，它一点也不柔 和，却恰恰增添了力量。“气势”与“古拙”在这里是浑然一体的。 如果拿汉代画像石与唐宋画像石相比较，如果拿汉俑与唐俑相比较,如 果拿汉代雕刻与唐代雕刻相比较，汉代艺术尽管由于处在草创阶段， 显得幼稚、粗糙、简单和拙笨，但是上述那种运动、速度的韵律感， 那种生动活跃的气势力量，就反而由之而愈显其优越和高明。尽管唐 俑[图版24] [42] 也有动作姿态，却总缺少那种狂放的运动、速度和气 势;尽管汉俑也有静立静坐形象，却仍然充满了雄浑厚重的运动力量。 同样，唐的三彩马俑尽管何等鲜艳夺目，比起汉代古拙的马，那造型 的气势、力量和运动感就相差很远。天龙山的唐雕尽管如何肌肉凸出 相貌吓人，比起汉代笨拙的石雕，也仍然逊色。唐宋画像砖尽管如何 细微工整，面容姣好，秀色纤纤[图版24] [43] ，比起汉代来，那生命 感和艺术价值也距离很大。汉代艺术那种蓬勃旺盛的生命，那种整体 性的力量和气势，是后代艺术所难以企及的。 形象如此，构图亦然。汉代艺术还不懂后代讲求的以虚当实、计白当 黑之类的规律，它铺天盖地，满幅而来，画面塞得满满的，几乎不留 空白。这也似乎“笨拙”。然而，它却给予人们以后代空灵精致的艺 术所不能替代的丰满朴实的意境。它比后代空灵的美更使人感到饱满 和实在。与后代的巧、细、轻相比，它确乎显得分外的拙、粗、重。 然而，它不华丽却单纯，它无细部而洗炼。它由于不以自身形象为自 足目的，就反而显得开放而不封闭。它由于以简化的轮廓为形象，就 使粗犷的气势不受束缚而更带有非写实的浪漫风味。但它又根本不同 于后世文人浪漫艺术的“写意”。它是因为气势与古拙的结合，充满 了整体性的运动、力量感而具有浪漫风貌的，并不同于后世艺术中个 人情感的浪漫抒发（如盛唐草书的气势美）。当时民间艺术与文人艺 术尚未分化，从画像石到汉乐府，从壁画到工艺，从泥俑到隶书，汉 代艺术呈现出来的毋宁更多是整体性的民族精神。如果说，唐代艺术 更多表现了中外艺术的交溶，从而颇有“胡气”的话[图版24] [44] ;那 末，汉代艺术却更突出地呈现着中华本土的音调传统：那由楚文化而 来的天真狂放的浪漫主义，那在满目琳琅的人对世界的行动征服之中 的古拙气势的美。

    五 魏晋风度

     （一）人的主题

    魏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重大变化时期。无论经济、政治、军事、文 化和整个意识形态，包括哲学、宗教、文艺等等，都经历转折。这是 继先秦之后第二次社会形态的变异所带来的。战国秦汉的繁盛城市和 商品经济相对萎缩，东汉以来的庄园经济日益巩固和推广，大量个体 小农和大规模的工商奴隶经由不同渠道，变而为束缚在领主土地上、 人身依附极强的农奴或准农奴。与这种标准的自然经济相适应，分裂 割据、各自为政、世代相沿、等级森严的门阀士族阶级占住了历史舞 台的中心，中国前期封建社会正式揭幕。 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现，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汉经 学的崩溃。烦琐、迂腐、荒唐、既无学术效用又无理论价值的谶纬和 经术，在时代动乱和农民革命的冲击下，终于垮台。代之而兴的门阀 士族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是一种新的观念体系。 本文不同意时下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广泛流行的论调，把这种新的世界 观人生观以及作为它们理论形态的魏晋玄学，一概说成是腐朽反动的 东西。实际上，魏晋恰好是一个哲学重新解放，思想非常活跃，问题 提出很多，收获甚为丰硕的时期。虽然在时间、广度、规模、流派上 比不上先秦，但思辨哲学所达到的纯粹性和深度上，却是空前的。以 天才少年王弼为代表的魏晋玄学，不但远超烦琐和迷信的汉儒，而且 也胜过清醒和机械的王充。时代毕竟是前进的，这个时代是一个突破 数百年的统治意识重新寻找和建立理论思维的解放历程。 确乎有一个历程。它开始于东汉末年。被埋没了近两百年的王充《论 衡》经蔡琰赞赏而流行，标志着理性的一次重新发现。与此同时和稍 后，仲长统、王符、徐干的现实政论，曹操、诸葛亮的法治观念，刘 劭的《人物志》，众多的佛经翻译……，从各个方面都一反两汉，是 一股新颖先进的思潮。被“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压抑了数百年的先 秦的名、法、道诸家，重新为人们所着重探究。在没有过多的统制束 缚、没有皇家钦定的标准下，当时文化思想领域比较自由而开放，议 论争辩的风气相当盛行。正是在这种基础上，与颂功德、讲实用的两 汉经学、文艺相区别，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产生了； 一种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纯”文艺产生了。这二者构成中国思想史 上的一个飞跃。哲学上的何晏、王弼，文艺上的三曹、潘阮，书法上 的钟、卫、二王，等等，便是体现这个飞跃，在意识形态各部门内开 创真善美新时期的显赫代表。 那末，从东汉末年到魏晋，这种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新思潮即所谓新的 世界观人生观，和反映在文艺——美学上的同一思潮的基本特征，是 甚么呢？ 简单说来，这就是人的觉醒。它恰好成为从奴隶社会逐渐脱身出来的 一种历史前进的音响。在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屈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 纬宿命论支配控制下的两汉时代，是不可能有这种觉醒的。但这种觉 醒，却是通由种种迂回曲折错综复杂的途径而出发、前进和实现。文 艺和审美心理比起其他领域，反映得更为敏感、直接和清晰一些。 《古诗十九首》以及风格与之极为接近的苏李诗，无论从形式到内 容，都开一代先声。它们在对日常时世、人事、节候、名利、享乐等 等咏叹中，直抒胸臆，深发感喟。在这种感叹抒发中，突出的是一种 性命短促、人生无常的悲伤。它们构成《十九首》一个基本音调：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人 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所遇无 故物，焉得不速老”；“万岁更相送，圣贤莫能度”；“出郭门直 视，但见丘与坟”…，被钟嵘推为“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 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的这些“古诗”中，却有多少个字用于这种 人生无常的慨叹！如果说一字千斤，那么这里就有几万斤的沉重吧。 它们与友情、离别、相思、怀乡、行役、命运、劝慰、愿望、勉 励……结合揉杂在一起，使这种生命短促、人生坎坷、欢乐少有，悲 伤长多的感喟，愈显其沉郁和悲凉：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 阻且长，会面安可知？……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 勿复道，努力加餐饭。 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思还 故里闾，欲归道无因。 征夫怀往路，起视夜何其，参辰皆已没，去去从此辞。行役 在战场，相见未有期。握手一长叹，泪为生别滋。努力爱春 华，莫忘欢乐时，生当复来归，死当长相思。 …… 这种对生死存亡的重视、哀伤，对人生短促的感慨、喟叹，从建安直 到晋宋，从中下层直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时间中和空间内弥漫开 来，成为整个时代的典型音调。曹氏父子有“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人亦有言，忧令人老，嗟我白 发，生亦何早”（曹丕）；“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自顾非 金石，咄唶令人悲”（曹植）；阮籍有“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 悠……孔圣临长川，惜逝忽若浮”；陆机有“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 长，慷慨惟平生，俯仰独悲伤”；刘琨有“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 流，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王羲之有“死生亦大矣，岂不痛 哉。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 夫！”陶潜有“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同一尽于百年，何欢 寡而愁殷”……。他们唱出的都是这同一哀伤，同一感叹，同一种思 绪，同一种音调。可见这个问题在当时社会心理和意识形态上具有重 要的位置，是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一个核心部分。 这个核心便是在怀疑论哲学思潮下对人生的执着。表面看来似乎是如 此颓废、悲观、消极的感叹中，深藏着的恰恰是它的反面，是对人 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的欲求和留恋。而它们正是在对原来占 据统治地位的奴隶制意识形态——从经术到宿命、从鬼神迷信到道德 节操的怀疑和否定基础上产生出来的。正是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 定，才有内在人格的觉醒和追求。也就是说，以前所宣传和相信的那 套伦理道德、鬼神迷信、谶纬宿命、烦琐经术等等规范、标准、价 值，都是虚假的或值得怀疑，它们并不可信或并无价值。只有人必然 要死才是真的，只有短促的人生中总充满那么多的生离死别哀伤不幸 是真的。……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不抓紧生活，尽情享受呢？为什么 不珍重自己珍重生命呢？所以，“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不 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说得干 脆、坦率、直接和不加掩饰。表面看来似乎是无耻地在贪图享乐、腐 败、堕落。其实，恰恰相反，它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深刻地表现 了对人生、生活的极力追求。生命无常、人生易老本是古往今来一个 普遍命题，魏晋诗篇中这一永恒命题的咏叹之所以具有如此感人的审 美魅力而千古传诵，正是与这种思绪感情中所包含的具体时代内容不 可分的。从黄巾起义前后起，整个社会日渐动荡，接着便是战祸不 已，疾疫流行，死亡枕藉，连大批的上层贵族也在所不免。“徐陈应 刘，一时俱逝”，荣华富贵，顷刻丧落，曹植曹丕也都只活了四十 岁……。既然如此，而上述既定的传统、事物、功业、学问、信仰又 并不怎么可信可靠，大都是从外面强加给人们的，那末个人存在的意 义和价值就突出出来了，如何有意义地自觉地充分把握住这短促而多 苦难的人生，使之更为丰富满足便突出出来了。它实质上标志着一种 人的觉醒，即在怀疑和否定旧有传统标准和信仰价值的条件下，人对 自己生命、意义、命运的重新发现、思索、把握和追求。这是一种新 的态度和观点。正因为如此，才使那些公开宣扬“人生行乐”的诗 篇，内容也仍不同于后世腐败之作。而流传下来的大部分优秀诗篇， 却正是在这种人生感叹中抒发着蕴藏着一种向上的、激励人心的意绪 情感，它们随着不同具体时期而各有不同的具体内容。在“对酒当 歌，人生几何”底下的，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老骥长嘶，建 安风骨的人生哀伤是与其建功立业“慷慨多气”结合交融在一起的。 在“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后面的，是“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 新”，企图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去找寻人生的慰藉和哲理的安息。其间 如正始名士的不拘礼法，太康、永嘉的“抚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 （陆机），“何期百炼刚，化为绕指柔”（刘琨）的政治悲愤……， 都有一定的具体积极内容。正由于有这种内容，便使所谓“人的觉 醒”没有流于颓废消沉；正由于有人的觉醒，才使这种内容具备美学 深度。十九首、建安风骨、正始之音直到陶渊明的自挽歌，对人生、 生死的悲伤并不使人心衰气丧，相反，获得的恰好是一种具有一定深 度的积极感情，原因就在这里。 如前所说，内的追求是与外的否定联在一起，人的觉醒是在对旧传统 旧信仰旧价值旧风习的破坏、对抗和怀疑中取得的。“何不饮美酒， 被服纨与素”，与儒家教义显然不相容，是对抗着的。曹氏父子破坏 了东汉重节操伦常的价值标准，正始名士进一步否定了传统观念和礼 俗。“非汤、武而薄周、孔”，嵇康终于被杀头。阮籍也差一点，维 护“名教”的何曾就劝司马氏杀阮，理由是“纵情背礼败俗”。这有 如刘伶《酒德颂》所说，当时是“贵介公子，缙绅处士……奋袂攘 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蜂起……”，可见思想对立和争斗之 激烈。但陈旧的礼法毕竟抵挡不住新颖的思想，政治的迫害也未能阻 挡风气的改变。从哲学到文艺，从观念到风习，看来是如此狂诞不经 的新东西，毕竟战胜和取代了一板正经而更虚伪的旧事物。才性胜过 节操，薄葬取替厚葬，王弼超越汉儒，“竹林七贤”成了六朝的理想 人物，甚至在墓室的砖画[图版25] [45] 上，也取代或挤进了两汉的神 仙迷信、忠臣义士的行列。非圣无法、大遭物议并被杀头的人物竟然 嵌进了地下庙堂的画壁，而这些人物既无显赫的功勋，又不具无边的 法力，更无可称道的节操，却以其个体人格本身，居然可以成为人们 的理想和榜样，这不能不是这种新世界观人生观的胜利表现。人们并 不一定要学那种种放浪形骸、饮酒享乐，而是被那种内在的才情、性 貌、品格、风神吸引着、感召着。人在这里不再如两汉那样以外在的 功业、节操、学问，而主要以其内在的思辨态度和精神状态，受到了 尊敬和顶礼，是人和人格本身而不是外在事物，日益成为这一历史时 期哲学和文艺的中心。 当然，这里讲的“人”仍是有具体阶级性的，他们即是门阀士族。由 对人生的感喟咏叹到对人物的讲究品评，由人的觉醒意识的出现到人 的存在风貌的追求，其间是以门阀士族的政治制度和取才标准为中 介。后者在造成这一将着眼点转向人的内在精神的社会氛围和心理状 况上有直接的关系。自曹丕确定九品中正制度以来，对人的评议正式 成为社会、政治、文化谈论的中心。又由于它不再停留在东汉时代的 道德、操守、儒学、气节的品评，于是人的才情、气质、格调、风 貌、性分、能力便成了重点所在。总之，不是人的外在的行为节操， 而是人的内在的精神性（亦即被看作是潜在的无限可能性）成了最高 的标准和原则。完全适应着门阀士族们的贵族气派，讲求脱俗的风度 神貌成了一代美的理想。不是一般的、世俗的、表面的、外在的，而 是必须能表达出某种内在的、本质的、特殊的、超脱的风貌姿容，才 成为人们所欣赏、所评价、所议论、所鼓吹的对象。从《人物志》到 《世说新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特点愈来愈明显和确定。《世说 新语》津津有味地论述着那么多的神情笑貌，传闻逸事，其中并不都 是功臣名将们的赫赫战功或忠臣义士的烈烈操守，相反，更多倒是手 执尘拂，口吐玄言，扪虱而谈，辩才无碍……。重点展示的是内在的 智慧，高超的精神，脱俗的言行，漂亮的风貌；而所谓漂亮，就是以 美如自然景物的外观体现出人的内在智慧和品格。例如： 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 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 之将崩。（《世说新语》） “朗朗如日月之入怀”，“双眸闪闪若岩下电”，“濯濯如春月 柳”，“谡谡如劲松下风”，“若登山临下，幽然深远”，“岩岩清 峙，壁立千仞”……；这种种夸张地对人物风貌的形容品评，要求以 漂亮的外在风貌表达出高超的内在人格，正是当时这个阶级的审美理 想和趣味。 本来，有自给自足不必求人的庄园经济，有世代沿袭不会变更的社会 地位、政治特权，门阀士族们的心思、眼界、兴趣由环境转向内心， 由社会转向自然，由经学转向艺术，由客观外物转向主体存在，也并 不奇怪。所谓“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嵇 康）。他们畏惧早死，追求长生，服药炼丹，饮酒任气，高谈老庄， 双修玄礼，既纵情享乐，又满怀哲意……，这就构成似乎是那么潇洒 不群、那么超然自得、无为而无不为的所谓魏晋风度；药、酒、姿 容，论道谈玄，山水景色……，成了衬托这种风度的必要的衣袖和光 环。 这当然反映在哲学——美学领域内。不是外在的纷繁现象，而是内在 的虚无本体，不是自然观（元气论），而是本体论，成了哲学的首要 课题。只有具备一切潜在的可能性，才可发为无限多样的现实性。所 以，“以无为本”，“崇本息末”，“本在无为，母在无名，弃本舍 母而适其子，功虽大焉，必有不济”（王弼：《老子》三十八章 注），“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无形 无名者，事物之宗也”(王弼：《老子略例》）。外在的任何功业事物 都是有限和能穷尽的，只是内在的精神本体，才是原始、根本，无限 和不可穷尽，有了后者（母）才可能有前者。而这也就是“圣人”： “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人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 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何邵《王弼传》引王 语）。这不正是上面讲的那种魏晋风度的哲理思辨化吗？无为而无不 为，茂于神明而同有哀乐，不是外在的有限的表面的功业、活动，而 是具有无限可能潜在性的精神、格调、风貌，成了这一时期哲学中的 无的主题和艺术中的美的典范。于是，两汉的五彩缤纷的世界（动的 行为）让位于魏晋的五彩缤纷的人格（静的玄想）。抒情诗、人物画 在这时开始成熟，取代那冗长、铺陈和拙笨的汉赋和汉画像石。正如 在哲学中，玄学替代经学，本体论（内在实体的追求）取代了自然观 （外在世界的探索）一样。 这也很清楚，“以形写神”和“气韵生动”，作为美学理论和艺术原 则之所以会在这一时期被提出，是毫不偶然了。所谓“气韵生动”就 是要求绘画生动地表现出人的内在精神气质、格调风度，而不在外在 环境、事件、形状、姿态的如何铺张描述（两汉艺术恰恰是这样，见 上章）。谢赫《古画品录》评为第一品第一人的陆探微便正是“穷理 尽性，事绝言象”的。“以形写神”当然也是这个意思。顾恺之说， “四体妍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即是说，“传 神”要靠人的眼睛，而并不靠人的形体或在干什么。眼睛才是灵魂的 窗子，至于外在活动只是从属的和次要的。这种追求人的“气韵”和 “风神”的美学趣味和标准，不正与前述《世说新语》中的人物品评 完全一致么？不正与魏晋玄学对思辨智慧的要求完全一致么？它们共 同体现了这个时代的精神——魏晋风度。 与造型艺术的“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相当，语言艺术中的“言不 尽意”具有同样意义。这个哲学中的唯心论命题，在文学的审美规律 的把握上，却具有正确和深刻的内涵。所谓“言不尽意”，就是说必 须表达出不是概念性的言词所能穷尽传达的东西。它本来是讲哲学玄 理的，所谓“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者所以明象，得象忘 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忘象”（王弼《周易略例》）。言词和形象 都是可穷尽的传达工具，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工具去把握领悟那不可穷 尽的无限本体、玄理、深意，这也就是上述的“穷理尽性，事绝言 象”。可见，正如“以形写神”“气韵生动”一样，这里的美学含义 仍在于，要求通过有限的可穷尽的外在的言语形象传达出、表现出某 种无限的、不可穷尽的、常人不可得不能至的“圣人”的内在神情， 亦即通过同于常人的五情哀乐去表达出那超乎常人的神明茂如。反过 来，也可说是，要求树立一种表现为静(性、本体）的具有无限可能性 的人格理想，其中蕴涵着动的(情、现象、功能）多样现实性。后来这 种理想就以佛像雕塑为最合适的艺术形式表现出来了（见下章）。 “言不尽意”“气韵生动”“以形写神”是当时确立而影响久远的中 国艺术—美学原则。它们的出现离不开人的觉醒的这个主题，是这个 “人的主题”的具体审美表现。

    （二）文的自觉

    鲁迅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 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而已集·魏晋风度及药与酒的关系》)。 “为艺术而艺术”是相对于西汉文艺“助人伦成教化”的功利艺术而 言。如果说，人的主题是封建前期的文艺新内容，那么，文的自觉则 是它的新形式。两者的密切适应和结合，形成这一历史时期各种艺术 形式的准则。以曹丕为最早标志，它们确乎是魏晋新风。 鲁迅又说：“汉文慢慢壮大是时代使然，非专靠曹氏父子之功的，但 华丽好看，却是曹丕提倡的功劳。”（同上）曹丕地位甚高，后来又 做了皇帝，极人世之崇荣，应该是实现了人生的最髙理想了吧。然而 并不。他依然感到“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 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帝王将相、富贵功名很快便是白骨荒丘，真 正不朽能够世代流传的却是精神生产的东西。“不假良史之词，不托 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显赫一时的皇帝可以湮没无闻，而华 丽优美的词章却并不依赖什么而被人们长久传诵。可见曹丕所以讲求 和提倡文章华美，是与他这种对人生“不朽”的追求（世界观人生 观）相联系的。文章不朽当然也就是人的不朽，它又正是前述人的主 题的具体体现。 这样，文学及其形式本身，其值价和地位便大不同于两汉。在汉代， 文学实际只是宫廷玩物。司马相如、东方朔这些专门的语言大师乃是 皇帝弄臣，处于“倡优犬马之间”。那些堂哉皇也的煌煌大赋，不过 是歌功颂德、点缀升平，再加上一点所谓“讽喻”之类的尾巴以娱乐 皇帝而已。至于绘画、书法等等，更不必说，这些艺术部类在奴隶制 时代更没有任何独立的地位。在两汉，文学与经术没有分家。《盐铁 论》里的“文学”指的是儒生，而贾谊、司马迁、班固、张衡等人并 不是作为文学家而是作为政治家、大臣、史官等等身份而有其地位和 名声的。文的自觉（形式）和人的主题（内容）同是魏晋的产物。 在两汉，门阀大族累世经学，家法师传，已是奴隶制下的文化保存 者、垄断者，到他们取得社会政治上的不受皇杈管辖支配的独立地 位，即建立起封建前期的门阀统治后，这些世代沿袭着富贵荣华、什 么也不缺少的贵族们，认为真正有价值有意义能传之久远以至不朽 的，只有由文学表达出来的他们个人的思想、情感、精神、品格，从 而刻意作文，“为艺术而艺术”，确认诗文具有自身的价值意义，不 只是功利附庸和政治工具……，等等，便也是很自然的了。 所以，由曹丕提倡的这一新观念极为迅速地得到了广泛的响应和长久 的发展。自魏晋到南朝，讲求文词的华美，文体的划分，文笔的区 别，文思的过程，文作的评议，文理的探求，以及文集的汇纂…，都 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它们成为这一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的突出特征。其 中有人所熟知的陆机《文赋》对文体的区划和对文思的描述：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 怆…… 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嘉柔条于芳 春。心懔懔以怀霜，志渺渺而临云。……其始也，皆收视反 听，耽思旁讯，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昽而弥 鲜，物昭晰而互进，……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对创作类别特别是对创作心理如此专门描述和探讨，这大概是中国美 学史上的头一回。它鲜明地表示了文的自觉。自曹丕、陆机而后，南 朝在这方面继续发展。钟嵘的《诗品》对近代诗人作了艺术品评，并 提出，“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 事？”再次把吟咏情性（内容）的诗(形式）和经世致用的经术儒学从 创作特征上强调区别开。刘勰的《文心雕龙》则不但专题研究了像风 骨、神思、隐秀、情采、时序等等创作规律和审美特征，而且一开头 便说，“日月垒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 道之文也”，而“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把诗文的源起联系到周 孔六经，抬到自然之“道”的哲学高度，可以代表这一历史时期对文 的自觉的美学概括。 从玄言诗到山水诗，则是在创作题材上反映这种自觉。这些创作本 身，从郭璞到谢灵运，当时声名显赫而实际并不成功。他们在内容上 与哲学本体论的追求一致，人的主题展现为要求与“道”和自然相同 一；在形式上与绘画一致，文的自觉展现为要求用形象来谈玄论道和 描绘景物。但由于自然在这里或者只是这些门阀贵族们外在游玩的对 象，或者只是他们追求玄远即所谓“神超理得”的手段，并不与他们 的生活、心境、意绪发生亲密的关系（这作为时代思潮要到宋元以 后），自然界实际就并没能真正构成他们生活和抒发心情的一部分， 自然在他们的艺术中大都只是徒供描画、错彩镂金的僵化死物。汉陚 是以自然作为人们功业、活动的外化或表现，六朝山水诗则是以自然 作为人的思辨或观赏的外化或表现。主客体在这里仍然对峙着，前者 是与功业、行动对峙，后者是与观赏、思辨对峙，而不像宋元以后与 生活、情感溶为一体。所以，谢灵运尽管刻画得如何繁复细腻，自然 景物却并未能活起来。他的山水诗如同顾恺之的画（《女史箴图》） 一样，都只是一种概念性的描述，缺乏个性和情感。然而通过这种描 述，文学形式自身却积累了、创造了格律、语汇、修词、音韵上的种 种财富，给后世提供了资料和借鉴。 例如五言诗体，便是从建安、正始通由玄言诗、山水诗而完全确立和 成熟的。从诗经的“四言”到魏晋的“五言”，虽是一字之差，表达 的容量和能力却很不一样。这一点钟嵘总结过：“夫四言文约意广， 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 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四言”要用两句表达的，“五言”用 一句即可。这使它比四言诗前进一大步，另方面，它又使汉代的杂言 （一首中三字、四字、五字、六字、七字均有）规范化、正统化、格 律化而成为诗的标准格式。直到唐末，五言诗始终是居统治地位的主 要正统形式，而后才被七言、七言律所超越。此外，如六朝骈体，如 沈约的四声八病说，都相当自觉地把汉字修辞的审美特性研究发挥到 了极致。它们对汉语字义和音韵的对称、匀衡、协调、和谐、错综、 统一种种形式美的规律，作了空前的发掘和运用，它们从外在形式方 面表现了文的自觉。灵活而工整的对仗从当时起迄至今日仍是汉文学 的重要审美因素。 在具体创作、批评上也如此。曹植当时之所以具有那么高的地位，钟 嵘比之为“譬人伦之有周孔”，重要原因之一也就是，从他开始，讲 究诗的造词炼句。所谓“起调多任务”（如“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 林”等等）精心炼字（如“惊风飘白日”“朱华冒绿池”等等）、对 句工整（如“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等等）、音调谐协（如“孤 魂翔故城，灵柩寄京师”等等）、结语深远(如“去去莫复道，沈忧令 人老”等等）……，(参阅肖涤非：《读诗三札记》）都表明他是在有 意识地讲究做诗，而不大同于以前了。正是这一点，使他能作为创始 代表，将后世诗词与难以句摘的汉魏古诗划了一条界线。所以锺嵘要 说他是“譬人伦之有周孔”了。这一点的确具有美学上的巨大意义。 其实，如果从作品的艺术成就说，曹植的众多诗作也许还抵不上曹丕 的一首《燕歌行》，王船山便曾称誉《燕歌行》是“倾情倾度，倾色 倾声，古今无两”。但由于《燕歌行》毕竟像冲口而出的民歌式的作 品，在当时的审美观念中，“率皆鄙质如偶语”，就远不及曹植讲究 字句“词采华茂”。这也就不奇怪锺嵘《诗品》为何把曹丕放在中 品，而把好些并无多少内容只是雕饰文词的诗家列为上乘了。当时正 是“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的时代，它从一个极端把追求 “华丽好看”的“文的自觉”这一特征表现出来了。可见，药、酒、 姿容、神韵，还必须加上“华丽好看”的文采词章，才构成魏晋风 度。 所谓“文的自觉”，是一个美学概念，非单指文学而已。其他艺术， 特别是绘画与书法，同样从魏晋起表现着这个自觉。它们同样展现为 讲究、研讨、注意自身创作规律和审美形式的过程。谢赫总结的“六 法”，“气韵生动”之后便是“骨法用笔”，这可说是自觉地总结了 中国造型艺术的线的功能和传统，第一次把中国特有的线的艺术在理 论上明确建立起来，“骨法用笔”（线条表现）比“应物象形”（再 现对象）、“随类赋彩”（赋予色彩）、“经营位置”（空间构 图）、“传移模写”(模拟仿制）居于远为重要的地位。康德曾说，线 条比色彩更具审美性质，应该说，中国古代相当懂得这一点，线的艺 术(画)正如抒情文学（诗）一样，是中国文艺最为发达和最富民族特 征的，它们同是中国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的表现。 书法是把这种“线的艺术”高度集中化纯粹化的艺术，为中国所独 有。这也是由魏晋开始自觉的。正是魏晋时期，严正整肃、气势雄浑 的汉隶变而为真、行、草、楷，中下层不知名没地位的行当，变而为 门阀名士们的高妙意兴和专业所在。笔意、体势、结构、章法更为多 样、丰富、错综而变化。陆机的平复帖、二王的姨母、丧乱、奉橘、 鸭头丸[图版25 [46] 、26 [47] ]诸帖，是今天还可看到的珍品遗迹。他 们以极为优美的线条形式表现出人的种种情绪意态、风神状貌，“情 驰神纵，超逸优游”“力屈万夫，韵髙千古”“淋漓挥洒，百态横 生”，从书法上表现出来的仍然主要是那种飘逸飞扬、逸伦超群的魏 晋风度。甚至在随后的石碑石雕上，也有这种不同于两汉的神清气朗 的风貌反映[图版27] [48] 。

     （三）阮籍和陶潜

    艺术与经济、政治经常不平衡。如此潇洒不群飘逸自得的魏晋风度却 产生在充满动荡、混乱、灾难、血污的社会和时代。因此，有相当多 的情况是，表面看来潇洒风流，骨子里却潜藏深埋着巨大的苦恼、恐 惧和烦忧。这一点鲁迅也早提示过。 如本文开头所说，这个历史时期的特征之一是频仍的改朝换代。从魏 晋到南北朝，皇室王朝不断更迭，社会上层争夺砍杀，政治斗争异常 残酷。他们作为门阀士族的头面人物总要被卷进上层政治漩涡，门阀 士族的名士们一批又一批地被送上刑场。何晏、嵇康、二陆、张华、 潘岳、郭象、刘琨、谢灵运、范晔、裴頠……，这些当时第一流的著 名诗人、作家、哲学家，都是被杀戮害死的。应该说，这是一张相当 惊人的名单(这些人不过代表而已，远不完备）。“广陵散于今绝 矣”，“华亭鹤唳不可复闻”……，留下来的不过是这种痛苦悲哀的 传闻故事。这些门阀贵族们就经常生活在这种既富贵安乐而又满怀忧 祸的境地中，处在身不由己的政治争夺之中。“常畏大网罗，忧祸一 旦并”（何晏），“心之忧矣，永啸长吟”（嵇康），是他们作品中 经常流露的情绪。正是由于残酷的政治清洗和身家毁灭，使他们的人 生慨叹夹杂无边的忧惧和深重的哀伤，从而大大加重了分量。他们的 “忧生之嗟”由于这种现实政治内容而更为严肃。从而，无论是顺应 环境、保全性命，或者是寻求山水、安息精神，其中由于总藏存这种 人生的忧恐、惊惧，情感实际是处在一种异常矛盾复杂的状态中。外 表尽管装饰得如何轻视世事，洒脱不凡，内心却更强烈地执着人生， 非常痛苦。这构成了魏晋风度内在的深刻的一面。 阮籍便是这类的典型。“阮旨遥深”（刘勰），“虽然慷慨激昂，但 许多意思是隐而不显的”（鲁迅）。阮籍八十二首咏怀诗确乎隐晦之 至，但也很明白，从诗的意境情绪中反映出来的，正是这种与当时残 酷政治斗争和政治迫害相密切联系的人生慨叹和人生哀伤： 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一身 不自保，何况恋妻子，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 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 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感伤、悲痛、恐惧、爱恋、焦急、忧虑，欲求解脱而不可能，逆来颇 受又不适应。一方面很想长寿延年，“独有延年术，可以慰吾心”， 同时又感到“人言愿延年，延年欲焉之”，延年又有什么用处？一方 面，“一飞冲青天，旷世不再鸣，岂与鹑鷃游，连翩戏中庭”；“抗 身青云中，网罗孰能制，岂与乡曲士，携手共言誓”；痛恶环境，要 求解脱；同时，却又是“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黄鹄游四海，中 路将安归”，现实逼他仍得低下头来，以保全性命。所以，一方面被 迫为人写劝进笺，似颇无聊；同时又“口不臧否人物”，极端慎重， 并且大醉六十日拒不联姻……。所有这些，都说明阮籍的诗所以那么 隐而不显，实际包含了欲写又不能写的巨大矛盾和苦痛。鲁迅说向秀 的《思旧赋》是刚开头就煞了尾，指的也是这同一问题。对阮籍的评 价、阐解向来做得不够。总之，别看他作为竹林名士传说是那么放浪 潇洒，其内心的冲突痛苦是异常深沉的，“一为黄雀哀，涕下谁能 禁”；“谁云玉石同，泪下不可禁”……便是一再出现在他笔下的诗 句。把受残酷政治迫害的疼楚哀伤曲折而强烈地抒发出来，大概从来 没有人像阮籍写得这样深沉美丽。正是这一点，使所谓魏晋风度和人 的主题具有了真正深刻的内容，也只有从这一角度去了解，才能更多 地发现魏晋风度的积极意义和美学力量之所在。 魏晋风度原似指一较短时期，本文则将它扩至晋宋。从而陶潜便可算 作它的另一人格化的理想代表。也正如鲁迅所一再点出，“陶集里有 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由此可知，陶潜是不能超脱尘世，而 且于朝政还是关心的，也不要忘怀死”。陶潜的超脱尘世与阮籍的沉 缅酒中一样，只是一种外在现象。超脱尘世的陶潜是宋代苏轼塑造出 来的形象。实际的陶潜，与阮籍一样，是政治斗争的回避者。他虽然 没有阮籍那么髙的阀阅地位，也没有那样身不由己地卷进最高层的斗 争漩涡，但陶潜的家世和少年抱负都使他对政治有过兴趣和关系，他 的特点是十分自觉地从这里退了出来。为什么这样？在他的诗文中， 响着与阮籍等人颇为相似的音调，可以作为答案。“密网栽而鱼骇， 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古时功名士，慷 慨争此场，一旦百岁后，相与还北邙……，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 伤”；“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等等，这些都是具有政治内容的。由于身 份、地位、境况、遭遇的不同，陶潜的这种感叹不可能有阮籍那么尖 锐沉重，但它显然仍是使陶潜逃避“诚足贵”的“荣华”，而宁肯回 到田园去的根本原因。陶潜坚决从上层社会的政治中退了出来，把精 神的慰安寄托在农村生活的饮酒、读书、作诗上，他没有那种后期封 建社会士大夫对整个人生社会的空漠之感，相反，他对人生、生活、 社会仍有很髙的兴致。他也没有像后期封建士大夫信仰禅宗、希图某 种透彻了悟，相反，他对生死问题和人生无常仍极为执着、关心，他 仍然有着如《十九首》那样的人生慨叹：“人生似幻化，终当归虚 无”“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否”。尽管他信天师道，实际采取的仍 是一种无神论和怀疑论的立场，他提出了许多疑问，“夷投老以长 饥，回早夭而又贫……虽好学与行义，何死生之苦辛，疑报德之若 兹，惧斯言之虚陈”，而总结则是，“苍昊遐缅，人 事无己 ，有感 有昧，畴测其理。”这种怀疑派的世界观人生观也正是阮籍所具有 的：“荣名非己宝，声色焉足娱，采药无旋返，神仙志不符，逼此良 可惑，令我久踌躇”。这些魏晋名士们尽管高谈老庄，实际仍是知道 “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老庄（无神论）并不能构成他们 真正的信仰，人生之谜在他们精神上仍无法排遣或予以解答。所以前 述人生无常生命短促的慨叹，从十九首到陶渊明，从东汉末到晋宋之 后，仍然一直流行，直到齐梁以后佛教鼎盛，大多数人去皈依佛宗， 才似乎解决了这个疑问。 与阮籍一样，陶潜采取的是一种政治性的退避。但只有他才真正做到 了这种退避。在怀疑论和无神论的世界观基础上，宁愿归耕田园，蔑 视功名利禄：“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轩冕之非荣，岂温 饱之为耻，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止”，不是外在的轩冕荣华， 功名学问，而是内在的人格和不委曲以累己的生活，才是正确的人生 道路。所以只有他，算是在田园生活中找到了人生的快乐和心灵的慰 安。从而，田园景色在他笔下，不再是作为哲理思辨或徒供观赏的对 峙物，而成为诗人生活（参加了一定田园劳动）兴趣的一部分。这 样，就与谢灵运等人大不相同，山水草木在陶诗中不再是一堆死物， 而是情深意真，既平淡无华又盎然生意： 时复墟里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 日已长，我土日益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 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 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中，复得返自然。 这是真实、平凡而不可企及的美。看来是如此客观地描绘自然，其实 却只有通过具有高度自觉的人的主观品格和情感才可能达到。 陶潜和阮籍在魏晋时代分别创造了两种迥然不同的艺术境界，一超然 事外，平淡冲和；一忧愤无端，慷慨任气。它们以深刻的形态表现了 魏晋风度。应该说，不是建安七子，不是何晏、王弼，不是刘琨、郭 璞，不是二王、颜、谢，而是他们两个人，才真正是魏晋风度的最髙 优秀代表。

     六 佛陀世容

    （一）悲惨世界

    宗教是异常复杂的现象。它作为鸦片烟，蒙蔽麻痹人们于虚幻幸福之 中；但广大人民在一定历史时期中如醉如狂吸食它，又经常是对现实 苦难的抗议或逃避。宗教艺术也是这样。一般说来，宗教艺术首先是 特定时代阶级的宗教宣传品，它们是信仰、崇拜，而不是单纯观赏的 对象。它们的美的理想和审美形式是为其宗教内容服务的。中国古代 留传下来的主要是佛教石窟艺术。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流行，并成为 门阀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占据统治地位，是在频繁战乱 的南北朝。北魏与南梁先后正式宣布或恢复或定为国教，是这种统治 的法律标志。它历经隋唐，达到极盛时期，产生出中国化的禅宗教派 而走向衰亡。它几乎与门阀士族地主阶级同命运，共始终。它的石窟 艺术也随着这种时代的变迁、阶级的升降和现实生活的发展而变化发 展，以自己的形象方式反映了中国民族由接受佛教而改造消化它，而 最终摆脱它。清醒的理性主义、历史主义的华夏传统终于战胜了反理 性的神秘迷狂，这是一个重要而深刻的思想意识的行程。所以，尽管 同样是硕大无朋的佛象身躯，同样是五彩缤纷的壁画图景，它的人世 内容却并不相同。如以敦煌壁画为主要例证，可以明显看出，北魏、 隋、唐（初、盛、中、晚）、五代、宋这些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神的 世界。不但题材、主题不同，而且面貌、风度也异。宗教毕竟只是现 实的麻药，天上到底仍是人间的折射。下面粗分为（甲）魏、（乙） 唐前期和（丙）唐后期、五代及宋三个时期和类型来谈。 无论是云岗、敦煌、麦积山，中国石窟艺术最早要推北魏洞窟，印度 传来的佛传、佛本生等印度题材占据了这些洞窟的壁画画面。其中， 以割肉贸鸽、舍身饲虎、须达拏好善乐施和五百强盗剜目故事等最为 普遍。 割肉贸鸽故事即所谓“尸毗王本生”。“尸毗王者，今佛身是也”， 即释迦牟尼成佛前经历过许多生世中的一个。这故事是说，一只小鸽 为饿鹰追逐，逃匿到尸毗王怀中求救，尸毗王对鹰说，你不要吃这小 鸽。鹰说，我不吃鲜肉就要饿死。你为何不怜惜我呢？尸毗王于是用 一杆秤一端是鸽，一端放同等重量的从自己腿上割下来的鲜肉，用自 己的血肉来换下鸽子的生命。但是很奇怪，把整个股肉、臂肉都割尽 了，也仍没小鸽重。尸毗王竭尽全部气力把整个自己投在秤盘上，即 以自己的生命和一切来作抵偿。结果大地震动，鹰、鸽不见，原来这 是神来试探他的，如是云云。一般壁画中贸鸽故事所选择的场面，大 多是割肉的景象[图版28] [49] :所谓佛前生的尸毗王盘腿端坐，身躯髙 大，头微侧，目下视，安详镇定，无所畏惧，决心用自己的血肉来换 下鸽子的生命。他一手抬举胸前，另手手心站着被饿鹰追逐而向他求 救的小鸽。下面则是矮小而满脸凶狠的刽子手在割腿肉，鲜血淋漓。 周围配以各色表情人物，或恐惧、或哀伤、或感叹。飘逸流动的菩萨 飞舞在旁，像音乐和声般地以流畅而强烈的音响衬托出这庄严的主 题。整个画面企图在肉体的极端痛苦中突出心灵的平静和崇高。 “舍身饲虎”是佛的另一本生故事，说的是摩诃国有三位王子同行出 游，在一座山岩下看见七只初生的小虎，围绕着奄奄欲毙的、饿瘦了 的母虎。最小的王子发愿牺牲自己以救饿虎。他把两位哥哥催回去 后，就投身虎口。但这虎竟没气力去吃他。他于是从自己身上刺出血 来，又从高岩跳下，坠身虎旁。饿虎舐食王子流出的血后，恢复了气 力，便把王子吃了，只剩下一堆骨头和毛发。当两位哥哥回来找他 时，只看到这堆残骸与血渍，于是悲哭告知国王父母，在该处建立了 一座宝塔。如此等等。 壁画以单幅或长幅连环场景[图版29] [50] ，表现它的各个环节：山岩 下七只初生小虎环绕着奄奄欲毙、饿极了的母虎，小王子从高岩跳下 坠身虎旁，饿虎舐食王子，父母悲泣，建立宝塔，等等。其中最突出 的是饲虎的画面。故事和场景比割肉贸鸽更为阴森凄厉，意图正是要 在这愈发悲惨的苦难中来托出灵魂的善良与美丽。 其实，老虎又有甚么可怜惜的呢？也硬要自愿付出生命和一切，那就 不必说人世间的一般牺牲了。连所谓王子、国王都如此“自我牺 牲”，那就不必说一般的老百姓了。这是统治者的自我慰安和欺骗， 又是他们撒向人间的鸦片和麻药。它是一种地道的反理性的宗教迷 狂，其艺术音调是激昂、狂热、紧张、粗犷的。我们今天在这早已褪 掉颜色、失去本来面目的壁画图像中，从这依稀可辨的大体轮廓中， 仍可以感受到那种带有刺激性的热烈迷狂的气氛和情调：山村野外的 荒凉环境，活跃飘动的人兽形象，奔驰放肆的线条旋律，运动型的形 体姿态……，成功地渲染和烘托出了这些迷狂的艺术主题和题材，它 构成了北魏壁画的基本美学特征。黑格尔论欧洲中世纪宗教艺术时曾 说，这是把苦痛和对于苦痛的意识和感觉当作真正的目的，在苦痛中 愈意识到所舍弃的东西的价值和自己对它们的喜爱，愈长久不息地观 看自己的这种舍弃，便愈发感受到把这种考验强加给自己身上的心灵 的丰富。（见黑格尔：《美学》第2卷）。黑格尔的论述完全适合这 里。 须达拏好善乐施的故事是说，太子须达拏性好施舍，凡向他乞求，无 不答应。他把国宝白象施舍给了敌国，国王大怒，驱逐他出国。他带 着妻儿四口坐马车入山。走不多远，有二人乞马，太子给了他们。又 走不远，有人乞车，又给了。他和妻子各抱一子继续前进。又有人乞 衣，他把衣服施舍了。车马衣物钱财全施舍光，来到山中住下。不久 又有人求乞，两个孩子怕自己被父亲施舍掉，便躲藏起来。但太子终 于把这两个战栗着的小孩找出来，用绳子捆缚起来送给了乞求者。孩 子们依恋父母不肯走，乞求者用鞭子抽得他们出血，太子虽然难过下 泪，但仍让孩子被牵走以实现他的施舍。 五百强盗的故事是说，五百强盗造反，与官兵交战，被擒获后受剜眼 重刑，在山村中哭嚎震野，痛苦万分。佛以药使眼复明，便都皈依了 佛法。 这些故事比割肉、饲虎之类，更是现实人间的直接写照，但是严重歪 曲了的写照。财产衣物被剥夺干净，亲生儿女被捆缚牵走，造反、受 刑，……所有这些不都是当时广大人民所常见所亲历的真实景象和生 活么？却都被用来宣扬忍受痛苦、自我牺牲，悲苦冤屈也不要忿怒反 抗，以换取屡世苦修成佛。可是具体形象毕竟髙于抽象教义，活生生 的、血淋淋的割肉、饲虎、“施舍”儿女、造反剜眼等等艺术场景本 身，是如此悲惨残酷得不合常情，给人感受到的不又正是对当时压迫 剥削的无声抗议么？如马克思所说，“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 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 是无情世界的情感，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马克 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页）当时的现实是：从东汉帝国的瓦解到李 唐王朝的统一，四百年间尽管有短暂的和平和局部安定（如西晋、苻 秦、北魏等，当时长安、洛阳也曾繁盛一时），整个社会总的说来是 长时期处在无休止的战祸、饥荒、疾疫、动乱之中，阶级和民族的压 迫剥削采取了极为残酷野蛮的原始形态，大规模的屠杀成了家常便 饭，阶级之间的、民族之间的、统治集团之间的、皇室宗族之间的反 复的、经常的杀戮和毁灭，弥漫于这一历史时期。曹魏建安时便曾经 是“白骨蔽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诗）。西晋八王之乱揭开了社 会更大动乱的序幕，从此之后，便经常是：“白骨蔽野，百无一存” （《晋书·贾疋传》）、“道路断绝，千里无烟”（《晋书·苻坚载 纪》）、“身祸家破，阖门比屋”(《宋书·谢灵运传》）、“饿死衢 路，无人收识”（《魏书·髙祖纪》)…。这种记载，史不绝书。中原 十六国是此起彼伏，战乱不已，杀戮残酷。偏安江左的东晋南朝也是 军阀更替，皇族残杀，朝代屡换。南北朝显赫一时的皇家贵族，经常 是刹那间灰飞烟灭，变成死尸或沦为奴隶。下层百姓的无穷苦难更不 待言，他们为了逃避兵役和剥夺，便只好抛家弃子，披上袈裟，“假 慕沙门，实避调役”（《魏书·释老志》）。总之，现实生活是如此 的悲苦，生命宛如朝露，身家毫无保证，命运不可捉摸，生活无可眷 恋，人生充满着悲伤、惨痛、恐怖、牺牲，事物似乎根本没有什么 “公平”与“合理”，也毫不遵循什么正常的因果和规律。好人遭恶 报，坏蛋占上风，身家不相保，一生尽苦辛…。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 要这样?这似乎非理性所能解答，也不是传统的儒家孔孟或道家老庄所 能说明。于是佛教便走进了人们的心灵。既然现实世界毫无公平和合 理可言，于是把因果寄托于轮回，把合理委之于“来生”和“天 国”。“经曰，业有三报，一者现报，二者生报，三者后报。现报 者，善恶始于此身，苦乐即此身受。生报者，次身便受。后报者，或 二生或三生，百千万生，然后乃受”(《广弘明集卷八·道安二教 论》）。可以想象，在当时极端残醅野蛮的战争动乱和阶级压迫下， 跪倒或端坐在这些宗教图像故事面前的渺小的生灵们，将以何等狂热 激动而又异常复杂的感受和情绪，来进行自己灵魂的洗礼。众多僧侣 佛徒的所谓坐禅入定实际将是多么痛苦和勉强。礼佛的僧俗只得把宗 教石窟当作现实生活的花朵、人间苦难的圣地，把一切美妙的想望、 无数悲伤的叹息、慰安的纸花、轻柔的梦境，统统在这里放下，努力 忘却现实中的一切不公平、不合理。从而也就变得更加卑屈顺从，逆 来顺受，更加作出“自我牺牲”以获取神的恩宠。在这个时代早已过 去了的今天，我们将如同诵读一首悲怆的古诗或翻阅一本苦难的小 说，在这些艺术图景中，仍可感受到那通过美学形式积淀着的历史的 现实和人生。沉重阴郁的故事表现在如此强烈动荡的形式中，正可以 体会到它们当时吸引、煽动和麻醉人们去皈依天国的那种美学情感的 力量。 洞窟的主人并非壁画，而是雕塑。前者不过是后者的陪衬和烘托。四 周壁画的图景故事，是为了托出中间的佛身。信仰需要对象，膜拜需 要形体。人的现实地位愈渺小，膜拜的佛的身躯便愈髙大。然而这又 是何等强烈的艺术对比：热烈激昂的壁画故事陪衬烘托出的，恰恰是 异常宁静的主人。北魏的雕塑，从云岗早期的威严庄重到龙门、敦 煌，特别是麦积山成熟期的秀骨清相、长脸细颈、衣褶繁复而飘动， 那种神情奕奕，飘逸自得，似乎去尽人间烟火气的风度，形成了中国 雕塑艺术的理想美的高峰。人们把希望、美好、理想都集中地寄托在 它身上。它是包含各种潜在的精神可能性的神，内容宽泛而不定。它 并没有显示出仁爱、慈祥、关怀世间等神情，它所表现的恰好是对世 间一切的完全超脱。尽管身体前倾，目光下视，但对人世似乎并不关 心或动心。相反，它以对人世现实的轻视，以洞察一切的睿智的微笑 为特征，并且就在那惊恐、阴冷、血肉淋漓的四周壁画的悲惨世界 中，显示出他的宁静、高超、飘逸和睿智[图版30] [51] 。似乎肉体愈 摧残，心灵愈丰满；身体愈瘦削，精神愈髙妙；现实愈悲惨，神象愈 美丽；人世愈愚蠢、低劣，神的微笑便愈睿智、高超……。在巨大 的、智慧的、超然的神象面前匐伏着蝼蚁般的生命，而蝼蚁们的渺小 生命居然建立起如此巨大而不朽的“公平”主宰，也正好折射着对深 重现实苦难的无可奈何的强烈抗议。 但他们又仍然是当时人间的形体、神情、面相和风度的理想凝聚。尽 管同样向神像祈祷，不同阶级的苦难毕竟不同，对佛的恳求和憧憬也 并不一样。梁武帝赎回舍身的巨款和下层人民的“卖儿贴妇钱”尽管 投进了那同一的巨大佛像中，但它们对象化的要求却仍有本质的区 别。被压迫者跪倒在佛像前，是为了解除苦难，祈求来生幸福。统治 者匍伏在佛像前，是要求人民像他匐伏在神的脚下一样，他要作为神 的化身来永远统治人间，正像他想象神作为他的化身来统治天上一 样。并非偶然，云岗佛像的面貌恰好是地上君主的忠实写照，连脸上 脚上的黑疮也相吻合。“是年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颜上 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魏书·释老志》)。当时大量 的佛像雕塑更完全是门阀士族贵族的审美理想的体现：某种病态的痩 削身躯，不可言说的深意微笑，洞悉哲理的智慧神情，摆脱世俗的潇 洒风度…，都正是魏晋以来这个阶级所追求向往的美的最髙标准。如 上一章所已说明，《世说新语》记载描述了那么多的声音笑貌，传闻 逸事，目的都在表彰和树立这个阶级这种理想的人格：智慧的内心和 脱俗的风度是其中最重要的两点。佛教传播并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 形态之后，统治阶级便借雕塑把他们这种理想人格表现出来了。信仰 与思辨的结合本是南朝佛教的特征，可思辨的信仰与可信仰的思辨成 为南朝门阀贵族士大夫安息心灵解脱苦恼的最佳选择，给了这批饱学 深思的士大夫以精神的满足。这也表现到整个艺术领域和佛像雕塑 （例如禅观决疑的弥勒)上。被谢赫《古画品录》列为第一的陆探微， 以“秀骨清相，似觉生动，令人懔懔若对神明”为特征，顾悟之也是 “刻削为容仪”，以描绘“清羸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出名的。 北方的实力和军威虽胜过南朝，却一直认南朝文化为华夏正统。从习 凿齿（东晋）王肃(宋、齐)到王褒，庾信（陈），数百年南士入北， 均倍受敬重，记载颇多。北齐高欢便说：“江东……专事衣冠礼乐， 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北齐书·杜弼传》)，仍是以南 朝为文化正统学习榜样。所以，江南的画家与塞北的塑匠，艺术风格 和作品面貌，如此吻合，便不奇怪了。今天留下来的佛教艺术尽管都 在北方石窟，但他们所代表的，却是当时作为整体的中国一代的精神 风貌。印度佛教艺术那种种接吻、扭腰、乳部突出、性的刺激、过大 的动作姿态等等，被完全排除。连雕塑、壁画的外形式（结构、色、 线、装饰、图案等）也都中国化了。其中，雕塑——作为智能的思辨 决疑的神，更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美的理想的集中表现。

    （二）虚幻颂歌

    跟长期分裂和连绵战祸的南北朝相映对的，是隋唐的统一和较长时间 的和平与稳定。与此相适应，在艺术领域内，从北周、隋开始，雕塑 的面容和形体、壁画的题材和风格都开始明显地变化，经初唐继续发 展，到盛唐确立而成熟，形成与北魏的悲惨世界对映的另一种美的典 型。 先说雕塑。秀骨清相、婉雅俊逸明显消退，隋塑的方面大耳、短颈粗 体、朴达拙重是过渡特征，到唐代，便以健康丰满的形态出现了。与 那种超凡绝尘、充满不可言说的智慧和精神性不同，唐代雕塑代之以 更多的人情味和亲切感。佛像变得更慈祥和蔼，关怀现世，似乎极愿 接近人间，帮助人们。他不复是超然自得、高不可攀的思辨神灵，而 是作为管辖世事可向之请求的权威主宰。 唐窟不再有草庐、洞穴的残迹，而是舒适的房间。菩萨不再向前倾 斜，而是安安稳稳地坐着或站着。更重要的是，不再是概括性极大、 含义不可捉摸、分化不明显的三佛或一佛二菩萨；而是分工更为确 定，各有不同职能，地位也非常明确的一铺佛像或一组菩萨。这里以 比前远为确定的形态展示出与各统治功能、职责相适应的神情面相和 体貌姿式。本尊的严肃祥和[图版31] [52] ，阿难的朴实温顺，伽叶的 沉重认真，菩萨的文静矜持，天王的威武强壮[图版32] [53] ，力士的 凶猛暴烈，或展示力量，或表现仁慈，或显映天真作为虔诚的范本， 或露出饱历洽桑以作为可信赖的引导。这样，形象更具体化、世俗 化；精神性减低，理想更分化，不只是那含义甚多而捉摸不定的神秘 微笑了。 这当然是进一步的中国化，儒家的教义深入地渗进了佛堂。与欧洲不 同，在中国，宗教是从属于、服从于政治的，佛教愈来愈被封建帝王 和官府所支配管辖，作为维护封建政治体系的自觉工具。从“助王政 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魏书·释老志》），到“常乘舆赴讲， 观者号为秃头官家”（《高僧传·慧能》)，从教义到官阶，都日益与 儒家合流靠拢。沙门毕竟“拜王者，报父母”，“法果每言，太 祖……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应尽礼”（《魏书·释老志》)，连佛教 内部的头目也领官俸有官阶，“自姚秦命僧剨为僧正，秩同侍中，此 则公给食俸之始也”，(《大宋僧史略》卷中）“言僧正者何？正，政 也，自正正人，克敷政令，故云也”。（同上）《报父母恩重经》则 成为唐代异常流行的经文。自南北朝以来，儒佛道互相攻讦辩论之 后，在唐代便逐渐协调共存，而宗教服务于政治、伦常的儒家思想终 于渗入佛宗。佛教各宗首领出入宫庭，它的外地上层也被赞为“利根 事佛，余力通儒，举君臣父子之义，教尔青襟。……遂使悍戾者好空 恶杀，义勇者徇国忘家，稗助至多…”（《杜樊川集·卷廿：敦煌郡 僧正慧宛除临坛大德制》），已非常符合儒家的要求了。在艺术上， 唐代佛教雕塑中，温柔敦厚关心世事的神情笑貌和君君臣臣各有职守 的统治秩序，充分表现了宗教与儒家的彻底的同化合流。于是，既有 执行镇压职能、凶猛吓人连筋肉也凸出的天王、力士，也有执行欺骗 职能、异常和蔼可亲的菩萨、观音，最后是那端居中央雍容大度无为 而无不为的本尊佛相。过去、现在、未来诸佛的巨大无边，也不再表 现为以前北魏时期那种千篇一律而同语反复的无数小千佛，它聪明地 表现为由少数几个形象有机组合的整体。这当然是思想（包括佛教宗 派）和艺术的进一步的变化和发展。这里的佛堂是具体而微的天上的 李唐王朝、封建的中华佛国。它的整个艺术从属和服务于这一点。它 的雕塑具有这样一种不离人间而又高出于人间，髙出人间而又接近人 间的典型特征。它既不同于只高出人间的魏，也不同于只不离人间的 宋。龙门、敦煌、天龙山的许多唐代雕塑都如此，而龙门奉先寺那一 组佛像，特别是本尊大佛——以十余米髙大的形象，表现如此亲切动 人的美丽神情——是中国古代雕塑作品中的最高代表。 壁画的转变遵循了同样的方向。不但同一题材的人物形象有了变化， 例如维摩诘由六朝“清羸示病之容”，变而为健壮的老头，而且题材 和主题本身也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与中国传统思想“以德报德、 以直报怨”本不相投的那些印度传来的饲虎、贸鸽、施舍儿女等故 事，那些残酷悲惨的场景图画，终于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各种“净土 变”，即各种幻想出来的“极乐世界”的佛国景象：“彼佛土……琉 璃为地，金绳界道，城阙宫阁，轩窗罗网，皆七宝成”。于是在壁画 [图版34] [54] 中举目便是金楼宝宇，仙山琼阁，满堂丝竹，尽日笙 箫；佛坐莲花中央，环绕着圣众；座前乐队，钟鼓齐鸣；座后彩云缭 绕，飞天散花；地下是异草奇花，花团锦簇。这里没有流血牺牲，没 有山林荒野，没有老虎野鹿。有的是华贵绚烂的色调，圆润流利的线 条，丰满柔和的构图，闹热欢乐的氛围。衣襟飘动的舞蹈美替代了动 作强烈的运动美，丰满圆润的女使替代了瘦削超脱的士夫，绚烂华丽 代替了粗犷狂放。马也由痩劲而丰肥，飞天也由男而女，……整个场 景、气氛、旋律、情调，连服饰衣装也完全不同于上一时期了。如果 说，北魏的壁画是用对悲惨现实和苦痛牺牲的描述来求得心灵的喘息 和神的恩宠，那么，在隋唐则刚好相反，是以对欢乐和幸福的幻想来 取得心灵的满足和精神的慰安。 如果用故事来比故事就更明显。围绕着唐代的“经变”，也有各种 “未生怨”“十六观”之类的佛经故事。其中，“恶友品”是最常见 的一种。故事是说，善友与恶友两太子率同行五百人出外求宝珠。路 途艰苦，恶友折回。太子善友历尽艰险求得宝珠，归途中为恶友抢 去，并被恶友刺盲双目。善友盲后作弹筝手，流落异国作看园人，国 王公主闻他弹筝[图版33] [55] 而相慕恋，不顾国王反对，终于许身给 他。婚后善友双目复明，回到祖国，使思念他的父母双目盲而复明， 且宽赦恶友，一家团聚，举国欢腾。 这个故事与北魏那些悲惨故事相比，趣味和理想相距何等惊人。正是 这种中国味的人情世态大团圆，在雕塑、壁画中共同体现了新时期的 精神。 艺术趣味和审美理想的转变并非艺术本身所能决定；决定它们的归根 到底仍然是现实生活。朝不保夕、人命如草的历史时期终成过去，相 对稳定的和平年代、繁荣昌盛的统一王朝，曾使边疆各地在向佛菩萨 祈求的发愿文中，也向往来生“转生中国”。社会向前发展，门阀士 族已走向下坡，非身份性的世俗官僚地主日益得势，在经济、政治、 军事和社会氛围、心理情绪方面都出现了新的因素和景象。这也渗入 了佛教及其艺术之中。 由于下层不像南北朝那样悲惨，上层也能比较安心地沉浸在歌舞升平 的世间享受中。阶级斗争的具体形势有变化，于是对佛国的想望和宗 教的要求便有变化。精神统治不再需要用吓人的残酷苦难，而以表面 诱人的天堂幸福生活更为适宜于进行麻痹。于是，在石窟中，雕塑与 壁画不是以强烈对比的矛盾(崇髙）而是以相互补充的和谐（优美）为 特征了。唐代壁画“经变”描绘的并不是现实的世界，而是以皇室宫 廷和上层贵族为蓝本的理想画图[图版34] [56] ;雕塑的佛相也不是现实 的普通的人为模特儿，而是以生活得很好、体态丰满的上层贵族为标 本。跪倒在经变和佛相面前，是钦羡、追求，与北魏本生故事和佛像 叫人畏惧而自我舍弃，其心理状态和审美感受是大不一样了。天上与 人间不是以彼此对立而是以相互接近为特征。这里奏出的，是一曲幸 福存梦想、企图引人入胜的虚幻的颂歌。

    （三）走向世俗

    除却先秦不论，中国古代社会有三大转折。这转折的起点分别为魏 晋、中唐、明中叶。社会转折的变化，也鲜明地表现在整个意识形态 上，包括文艺领域和美的理想。开始于中唐社会的主要变化是均田制 不再实行，租庸调废止，代之缴纳货币；南北经济交流、贸易发达； 科举制度确立；非身份性的世俗地主势力大增并逐步掌握或参预各级 政权。在社会上，中上层广泛追求豪华、欢乐、奢侈、享受。中国封 建社会开始走向它的后期。到北宋，这一历史变化完成了。就敦煌壁 画说，由中唐开始的这一转折也是很明白的。 盛唐壁画中那些身躯高大的菩萨行列在中唐消失，更多是渲染“经 变”：人物成为次要，着意描绘的是热闹繁复的场景，它们几乎占据 了整个墙壁。到晚唐五代，这一点更为突出：“经变”种类增多，而 神像（人物）却愈发变小。色彩俗艳，由华贵而趋富丽，装饰风味日 益浓厚。初盛唐圆润中带遒劲的线条、旋律，到这时变得纤纤秀柔， 有时甚至有点草率了。 菩萨（神）小了，供养人（人）的形象却愈来愈大，有的身材和盛唐 的菩萨差不多，个别的甚至超过。他们一如当时的上层贵族，盛装华 服，并各按现实的尊卑长幼顺序排列。如果说，以前还是人间的神 化，那么现在凸出来的已是现实的人间——不过只是人间的上层罢 了。很明白，人的现实生活这时显然比那些千篇一律、尽管华贵毕竟 单调的“净土变”、“说法图”和幻想的西方极乐世界，对人们更富 有吸引力，更感到有兴味。壁画开始真正走向现实，欢歌在今日，人 世即天堂。 试看晚唐五代敦煌壁画中的《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图版35] [57] 、 《宋国夫人出行图》，它们本是现实生活的写真，却涂绘在供养佛的 庙堂石窟里，并且占有那么显赫的位置和面积。 张议潮是晚唐收复河西的民族英雄，画面上战马成行，旌旗飘扬，号 角与鼓乐齐鸣，武士和文官并列，雄壮威武，完全是对当时史实的形 象歌颂。《宋国夫人出行图》中的马车、杂技、舞乐9也完全是世间生 活的描写。在中原，吴道子让位于周昉、张萱，专门的人物画家、山 水花鸟画家在陆续出现。在敦煌，世俗场景大规模地侵入了佛国圣 地，它实际标志着宗教艺术将彻底让位于世俗的现实艺术。 正是对现实生活的审美兴味的加浓，使壁画中的所谓“生活小景”在 这一时期也愈发增多；上层的得医、宴会、阅兵…，中下层的行旅、 耕作、挤奶、拉纤…，虽然其中有些是为了配合佛教经文，许多却纯 是与宗教无关的独立场景，它们表现了对真正的现实世俗生活的同一 意兴。它的重要历史意义在于：人世的生活毕竟战胜了天国的信仰， 而艺术形象远远大过了宗教教义。 与此同时发生的，是对山水、楼台的描画也多了起来。不再是北魏壁 画“人大于山，水不容泛”，即山林纯粹作为宗教题材象征（符号） 式的环境背景，山水画开始写实，具有了可独立观赏的意义，宋代洞 窟的《五台山图》便是例子。 连壁画故事本身也展现了这一变化。五代“经变”壁画中最流行的 《劳度叉斗圣变》，说的是一个斗法故事：劳度叉变作花果盛开的大 树，舍利佛唤起旋风吹拔树根；劳度叉化为宝池，舍利佛变作白象把 池水吸干；劳度叉先后化作山、龙、牛，舍利佛便化为力士、金翅 鸟、狮子王，把前者一一吃掉……如此等等。这与其说是用宗教教义 来劝导人，不如说是用世俗的戏剧性来吸引人；这与其说是用说法来 令人崇拜，不如说用说书来令人娱悦。宗教及其虔诚就这样从艺术领 域里被逐渐挤了出去。 其他领域也是这样，例如，当时寺院的所谓“俗讲”极为盛行，但内 容已不是什么佛经教义，也不是六朝名士的“空”“有”思辨，而是 地道的世俗生活、民间传说和历史故事。它们甚至与宗教几乎没有多 少牵连，纯系为寺院的财政收入而招徕听众，像《汉将王陵变》、 《季布骂阵文》以及关于伍子胥的小说等等。“聚众谈说，假托经 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 瞻礼崇奉，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唐]赵璘：《因 话录》，参阅向达《唐代俗讲考》）寺院“俗讲”，实际已是宋人平 话和市民文艺的先声了。 禅宗在中唐以来盛行不已，压倒所有其它佛教宗派，则是这种情况在 理论上的表现。哲学与艺术恰好并行。本来，从魏晋玄学的有无之辨 到南朝佛学的形神之争，佛教是以其细致思辨来俘虏门阀贵族这个当 时中国文化的代表阶级的，使他们愈钻愈深，乐而忘返。哲理的思辨 竟在宗教的信仰中找到了丰富的课题，魏晋以来人生悲歌逐渐减少， 代之以陶醉在这思辨与信仰相结合的独特鸦片之中。“释迦如来功济 大千，惠流尘境。等生死者叹其达观，览文义者贵其妙明”（《魏书 ·释老志》)。也因为这样，在信仰中仍然保持了一定的理性思辨，中 国永远没有产生像印度教的梵天、湿婆之类极端神秘恐怖的观念和信 仰，印度传来的反理性的迷狂故事，在现实生活稍有改变后很快也就 退出历史和艺术舞台。更进一步，在理论上终于出现了要求信仰与生 活完全统一起来的禅宗。不要那一切繁琐宗教教义和仪式；不必出 家，也可成佛；不必那样自我牺牲、苦修苦练，也可成佛。并且，成 佛也就是不成佛，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或具有一种超脱的心灵境界也就 是成佛。从“顿悟成佛”到“呵佛骂祖”，从“人皆有佛性”到“山 还是山，水还是水”，重要的不只是“从凡入圣”，而更是“从圣入 凡”，同平常人、日常生活表面完全一样，只是精神境界不同而已。 “担水砍柴，莫非妙道”，“语默动静，一切声色，尽是佛事” （《古尊宿语录》卷三）。这样，结论自然就是，并不需要一”种什么 特殊对象的宗教信仰和特殊形体的偶像崇拜。正如宗教艺术将为世俗 艺术所完全替代，宗教哲学包括禅宗也将为世俗哲学的宋儒所完全替 代。宗教迷狂在中国逐渐走向衰落。“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 雨中”。这一切，当然又是以中国社会由中古进入近古（封建后期） 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的重要变动为现实基础的。 所以，走进完成了这一社会转折的敦煌宋代石窟，便感到那已是失去 一切的宗教艺术：尽管洞窟极大，但精神全无。壁画上的菩萨行列尽 管多而且大，但毫无生气，简直像影子或剪纸般地贴在墙上，图式化 概念化极为明显。甚至连似乎是纯粹形式美的图案也如此：北魏图案 的活跃跳动，唐代图案的自由舒展全没有了，有的只是规范化了的呆 板回文，整个洞窟给人以一派清凉、贫乏、无力、呆滞的感受。只有 近于写实的山水楼台（如《天台山图》）还略有可看，但那已不是宗 教艺术了。在这种洞窟里，令人想起的是宋代的理学：既没有宗教的 热情，又缺乏深刻的思辨。艺术与哲学竟是这样的近似。 《酉阳杂俎》记唐代韩干的宗教画已经是贵族家中的“妓小小写 真”，神的形象已完全人间化、世俗化。宋代雕塑则充分体现了这一 特征。无论是大足石刻、晋祠宋塑以及麦积山的著名宋塑[图版36 [58] 、37 [59] ]，都创造了迥然有异于魏、唐的另一种雕塑美的典范。它不 是思辨的神(魏)或主宰的神(唐），而完全是世俗的神，即人的形象。 它比唐代更为写实，更为逼真，更为具体，更为可亲甚至可昵。大足 北山那些观音、文殊、普贤等神像，面容柔嫩，眼角微斜，秀丽妩 媚，文弱动人。麦积山、敦煌等处的宋塑也都如此，更不用说晋祠的 那些有名的侍女像了，大足、麦积山那些最为成功的作品——优美俊 丽的形象正是真实的人间妇女，它们实际已不属于宗教艺术的范围， 也没有多少宗教的作用和意味了。 可见，把历时数百年之久的中国佛教艺术当作一个混沌的整体对待是 不行的，重要的是历史的分析和具体的探索。从天上人间的强烈对照 到它们之间的接近和谐，到完全合为一体；由接受和发展宗教艺术到 它的逐渐消亡，这是一个漫长而曲折复杂的过程，但艺术思潮和美的 理想这种发展变化却完全是合乎规律性的。在宗教雕塑里，随着时代 和社会的变异，有各种不同的审美标准和美的理想。概括说来，大体 （也只是大体）可划为三种：即魏、唐、宋。一以理想胜（魏），一 以现实胜(宋），一以二者结合胜（唐）。它们的美不同。在这三种类 型中，都各有其成功与失败、优秀与拙劣的作品（并且三种有时也不 能截然划分）。随着今天人们爱好的不同，也可以各有选择和偏好。 作为类型（不是个别作品），本文作者比较推崇第一种，因为它比较 充分地运用了雕塑这门艺术的种类特性：以静态人体的大致轮廓，表 达出高度概括性的令人景仰的对象和理想。

    七 盛唐之音

    （一）青春、李白

    唐代历史揭开了中国古代最为灿烂夺目的篇章。结束了数百年的分裂 和内战，在从中原到塞北普遍施行均田制的基础上，李唐帝国在政 治、财政、军事上都非常强盛。并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南北朝那种 农奴式的人身依附逐渐松弛，经由中唐走向消失。与此相应，出现了 一系列新的情况和因素。“山东之人质故尚婚娅”，“江左之人文故 尚人物”，“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冕”，“代北之人武故尚贵戚”。 (《新唐书·柳冲传》）以杨隋和李唐为首的关中门阀取得了全国政 权，使得“重冠冕”(官阶爵禄）压倒了“重婚娅”（强调婚姻关系的 汉魏北朝旧门阀）、“重人物”（东晋南朝门阀以风格品评标榜相 尚）、“重贵戚”（入主中原的原少数民族重血缘关系）等更典型的 传统势力和观念。“仕”与“婚”同成为有唐一代士人的两大重要课 题（陈寅恪说），某种“告身”实即官阶爵禄在日益替代阀阅身份， 成为唐代社会视为最尚荣誉所在。社会风尚在逐渐变化。 这与社会政治上实际力量的消长联在一起。名气极大的南朝大门阀势 力如王、谢，在齐梁即已腐朽没落；顽固的北朝大门阀势力如崔、 卢，一开始在初唐就被皇室压制。而以皇室为中心的关中门阀，又接 着被武则天所着意打击摧残。与此相映对的是，非门阀士族即世俗地 主阶级的势力在上升和扩大。如果说，李世民昭陵陪葬墓的大墓群 中，被赐姓李的功臣占居了比真正皇族还要显赫的位置规模，预告了 活人世界将有重大变化的话；那末，紧接着高宗、武后大搞“南 选”，确立科举，大批不用赐姓的进士们，由考试而做官，参预和掌 握各级政权，就在现实秩序中突破了门阀世冑的垄断。不必再像数百 年前左思无可奈何地慨叹，“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 茎，荫此百尺条。”一条充满希望前景的新道路在向更广大的地主阶 级知识分子开放，等待着他们去开拓。 这条道路首先似乎是边塞军功。“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骆 宾王）从高门到寒士，从上层到市井，在初唐东征西讨、大破突厥、 战败吐蕃、招安回纥的“天可汗”（太宗）时代里，一种为国立功的 荣誉感和英雄主义弥漫在社会氛围中。文人也出入边塞，习武知兵。 初、盛唐的著名诗人们很少没有亲历过大漠苦寒、兵刀弓马的生涯。 与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文武全才、生活浪漫的巨人们相似，直到玄宗 时的李白，犹然是“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遍干诸 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上韩荆州书》)一副强横乱闯甚至 可以带点无赖气的豪迈风度，仍跃然纸上，这决不是宋代以后那种文 弱书生或谦谦君子。 对外是开疆拓土军威四震，国内则是相对的安定和统一。一方面，南 北文化交流溶合，使汉魏旧学（北朝）与齐梁新声(南朝）相互取长补 短，推陈出新；另方面，中外贸易交通发达，“丝绸之路”引进来的 不只是“胡商”会集，而且也带来了异国的礼俗、服装、音乐、美术 以至各种宗教。“胡酒”“胡姬”“胡帽”“胡乐”……，是盛极一 时的长安风尚。这是空前的古今中外的大交流大溶合。无所畏惧无所 顾忌地引进和吸取，无所束缚无所留恋地创造和革新，打破框框，突 破传统，这就是产生文艺上所谓“盛唐之音”的社会氛围和思想基 础。如果说，西汉是宫廷皇室的艺术，以铺张陈述人的外在活动和对 环境的征服为特征（见第四章），魏晋六朝是门阀贵族的艺术，以转 向人的内心、性格和思辨为特征（第五章），那么唐代也许恰似这两 者统一的向上一环：既不纯是外在事物、人物活动的夸张描绘，也不 只是内在心灵、思辨、哲理的追求，而是对有血有肉的人间现实的肯 定和感受，憧憬和执着。一种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象， 渗透在盛唐文艺之中。即使是享乐、颓丧、忧郁、悲伤，也仍然闪烁 着青春、自由和欢乐。这就是盛唐艺术，它的典型代表，就是唐诗。 昔人论唐宋诗区别者，夥矣。自《沧浪诗话》提出“本朝人尚理，唐 人尚意兴”，诗分唐宋，唐又分初盛中晚以来，赞成反对者争辩不 休。今人钱锺书教授《谈艺录》曾概述各种论断，而认为，“诗分唐 宋乃风格性分之殊，非朝代之别”，指出“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 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 “夫人禀性，各有偏至，发为声诗，高明者近唐，沈潜者近宋”、 “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 调”。这说法是有道理的，唐宋诗确乎是两种风貌与不同性格。包括 唐宋在内的历代诗人都可以各有所偏各有所好，不仅唐人可以有宋 调，宋人可发唐音，而且有时也很难严格区划。但是，这两种风格、 性貌所以分称唐宋两体，不又正由于它们各是自己时代的产儿吗？ “风格性分之殊”，其基础仍在于社会时代之别。少喜唐音，老趋宋 调，这种个人心绪爱好随时间迁移的变异，倒恰好象征式地复现着中 国后期封建社会和它的主角世俗地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由少壮而衰 老，由朝气蓬勃、纵恣生活到满足颓唐、退避现实的历史行程。唐诗 之初盛中晚又恰好具体形象地展现了这一行程中的若干重要环节和情 景。 闻一多关于唐诗的论文久未为文学史著作所重视或采用。其实这位诗 人兼学者相当敏锐而漂亮地述说了由六朝宫体到初唐的过渡。其中提 出卢照邻的“生龙活虎般腾踔的节奏”(《唐诗杂论·宫体诗的自 赎》），骆宾王“那一气到底而又缠绵往复的旋律之中，有着欣欣向 荣的情绪”，（同上）指出“宫体诗在卢、骆手里是由宫廷走向市 井，五律到王杨的时代是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唐诗杂论·四 杰》)。诗歌随时代的变迁由宫廷走向生活，六朝宫女的靡靡之音变而 为青春少年的清新歌唱。代表这种清新歌唱成为初唐最高典型的，正 是闻一多强调的刘希夷和张若虚： 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洛阳女儿好颜色，坐见 落花长叹息。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开复谁在？已见松柏 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 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代悲白头 翁》）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 春江无月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 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 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 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 一片去悠悠，青枫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 明月楼……（《春江花月夜》） 多么漂亮、流畅、优美、轻快哟！特别是后者，闻一多再三赞不绝 口：“更复绝的宇宙意识！一个更深沉更寥廓更宁静的境界！在神奇 的永恒前面，作者只有错愕，没有憧憬，没有悲伤”“他得到的仿佛 是一个更神秘的更渊默的微笑，他更迷惘了，然而也满足了”，“这 里一番神秘而又亲切的，如梦境的晤谈，有的是强烈的宇宙意 识……”“这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唐诗杂论·宫体诗的 自赎》)。 其实，这诗是有憧憬和悲伤的，但它是一种少年时代的憧憬和悲伤， 一种“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的憧憬和悲伤。所以，尽管悲伤，仍 然轻快，虽然叹息，总是轻盈。它上与魏晋时代人命如草的沉重哀 歌，下与杜甫式的饱经苦难的现实悲痛都决然不同。它显示的是，少 年时代在初次人生展望中所感到的那种轻烟般的莫名惆怅和哀愁。春 花春月，流水悠悠，面对无穷宇宙，深切感受到的是自己青春的短促 和生命的有限。它是走向成熟期的青少年时代对人生、宇宙的初醒觉 的“自我意识”:对广大世界、自然美景和自身存在的深切感受和珍 视，对自身存在的有限性的无可奈何的感伤、惆怅和留恋。人在十六 七或十七八岁，在将成熟而未成熟，将跨进独立的生活程途的时刻， 不也常常经历过这种对宇宙无垠、人生有限的觉醒式的淡淡哀伤么？ 它实际并没有真正沉重和具体的人事现实内容，它的美学风格和给人 以审美感受，是尽管口说感伤却“少年不识愁滋味”，依然是一语百 媚，轻快甜蜜的。永恒的江山、无垠的风月给这些诗人们的，是一种 少年式的人生哲理和夹着感伤、怅惘的激励和欢愉。闻一多形容为 “神秘”“迷惘”“宇宙意识”等等，其实就是说这种审美心理和艺 术意境。 张若虚《春江花月夜》是初唐的顶峰，经由以王勃为典型代表的“四 杰”，就要向更高的盛唐峰巅攀登了。于是，尚未涉世的这种少年空 灵的感伤，化而为壮志满怀要求建功立业的具体歌唱：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王 勃） 朝闻游子唱离歌，昨夜微霜初渡河，……莫见长安行乐处， 空令岁月易蹉陀。（李颀） 这不正是在上述那种少年感伤之后的奋发勉励么？它更实在，更成 熟，开始真正走向社会生活和现实世间。个人在度过了十六七岁的人 生感伤期之后，也经常是成熟地具体地行动起来：及时努力，莫负年 华，立业建功，此其时也。这样，“四杰”之后，便迎来了现实生活 的五彩缤纷，展现了盛唐之音的鲜花怒放。它首先是由陈子昂著名的 四句诗喊出来：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登幽州台歌》） 陈子昂写这首诗的时候是满腹牢骚、一腔愤慨的，但它所表达的却是 开创者的高蹈胸怀，一种积极进取、得风气先的伟大孤独感。它豪壮 而并不悲痛。同样，像孟浩然的《春晓》：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尽管伤春惜花，但所展现的，却仍然是一幅愉快美丽的春晨图画，它 清新活泼而并不低沉哀婉。这就是盛唐之音。此外如：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 何人不识君。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 征战几人回。 豪迈，勇敢，一往无前！即使是艰苦战争，也壮丽无比。即使是出 征、远戍，也爽朗明快：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 胡马度阴山。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 不度玉门关。 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 万树梨花开。…… 个人、民族、阶级、国家在欣欣向荣的上升阶段的社会氛围中，盛极 一时的边塞诗是构成盛唐之音一个基本的内容和方面，它在中国诗史 上确乎是前无古人的。 江山如此多娇！壮丽动荡的一面为边塞诗派占有，优美宁静的一面则 由所谓田园诗派写出。像上面孟浩然的《春晓》是如此，特别是王维 的辋川名句：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木末 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 忠实、客观、简洁，如此天衣无缝而有哲理深意，如此幽静之极却又 生趣盎然，写自然如此之美，在古今中外所有诗作中，恐怕也数一数 二。它优美、明朗、健康，同样是典型的盛唐之音。如果拿晚唐杜牧 的名句来比，例如“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 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斯人清唱何人和，草径苔芜不可寻，一 夕小敷山下梦，水如环佩月如襟”，也极其空灵美丽，非常接近盛 唐，然而毕竟更柔婉清秀，没有那种充分的直朴爽朗气质了。 盛唐之音在诗歌上的顶峰当然应推李白，无论从内容或形式，都如 此。因为这里不只是一般的青春、边塞、江山、美景，而是笑傲王 侯，蔑视世俗，不满现实，指斥人生，饮酒赋诗，纵情欢乐。“天子 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以及贵妃磨墨，力士脱靴的传说故 事，都更深刻反映着前述那整个一代初露头角的知识分子的情感、要 求和想望：他们要求突破各种传统约束羁勒，他们渴望建功立业，猎 取功名富贵，进入社会上层……，他们抱负满怀，纵情欢乐，傲岸不 驯，恣意反抗……。而所有这些，又恰恰只有当他们这个阶级在走上 坡路，整个社会处于欣欣向荣并无束缚的历史时期中才可能存在。 ……与君论心握君手，荣辱于余亦何有！孔圣犹闻伤凤麟， 黄龙更是何鸡狗！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严陵 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抽 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日散 发弄扁舟。 头陀云月多僧气，山水何尝称人意，不能鸣笳按鼓戏沧流， 呼取江南女儿歌棹讴。我且为君搥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 鹦鹉洲，赤壁争雄如梦里，且须歌舞宽离忧。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 何处是他乡。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 已过万重山。 盛唐艺术在这里奏出了最强音。痛快淋漓，天才极致，似乎没有任何 约束，似乎毫无规范可循，一切都是冲口而出，随意创造，却都是这 样的美妙奇异、层出不穷和不可思议。这是不可预计的情感抒发，不 可模仿的节奏音调……。龚自珍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 为心，自白始”（《最录李白集》)。尽管时代的原因使李白缺乏庄周 的思辨力量和屈原的深沉感情，但庄的飘逸和屈的瑰丽，在李白的天 才作品中确已合而为一，达到了中国古代浪漫文学交响音诗的极峰。 然而，这个极峰，与文艺上许多浪漫主义峰巅一样，它只是一个相当 短促的时期，很快就转入另一个比较持续的现实主义阶段。那就是以 杜甫为“诗圣”的另一种盛唐，其实那已不是盛唐之音了。

    （二）音乐性的美

    在中国所有艺术门类中，诗歌和书法最为源远流长，历时悠邈。而书 法和诗歌却同在唐代达到了无可再现的髙峰，既是这个时期最普及的 艺术，又是这个时期最成熟的艺术。正如工艺和赋之于汉，雕塑、骈 体之于六朝，绘画、词曲之于宋元，戏曲、小说之于明清一样。它们 都分别是一代艺术精神的集中点。唐代书法与诗歌相辅而行，具有同 一审美气质。其中与盛唐之音若合符契、共同体现出盛唐时代风貌的 是草书，又特别是狂草。 与唐诗一样，唐代书法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初唐的书法，就极 漂亮。由于皇室(如太宗)宫廷的大力提倡，其风度体貌如同上述从齐 梁宫体摆脱出来的诗歌一样，以一种欣欣向荣的新姿态展现出来。冯 （承素）虞（世南）[图版38] [60] 、褚（遂良）、陆（柬之）和多种 兰亭摹本，是这一时期书法美的典型。那么轻盈华美、婀娜多姿、风 流敏丽，到今天仍然不失为优美的范本。它们与刘、张、四杰的诗歌 气质风神恰好一致，鲜明地共同具有着那个时代的审美理想、趣味标 准和艺术要求。王羲之的真实面目究竟如何，兰亭真伪应是怎样，仍 然可以作进一步的探索研究。但兰亭在唐初如此名高和风行，像冯、 虞、褚的众多摹本，像陆柬之的文赋效颦，似有更多理由把传世兰亭 作为初唐美学风貌的造型代表，正如把刘（希夷）张（若虚）作为初 唐诗的代表一样。像虞、欧、褚、陆诸人，或娟婵春媚，云雾轻笼， 或高谢风尘，精神洒落，这不正是《春江花月夜》那种“当时年少春 衫薄”式的风流、潇洒和亭亭玉立么？ 走向盛唐就不同了。孙过庭《书谱》中虽仍遵初唐传统扬右军而抑大 令，但他提出“质以代兴，妍因俗易”，“驰骛沿革，物理常然”， 以历史变化观点，强调“达其情性，形其哀乐”，“随其性欲，便以 为姿”，明确把书法作为抒情达性的艺术手段，自觉强调书法作为表 情艺术的特性，并将这一点提到与诗歌并行，与自然同美的理论高 度：“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这就 与诗中的陈子昂一样，当然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它就像陈子昂“念天 地之悠悠”，以巨大的历史责任感，召唤着盛唐诗歌的到来一样，孙 过庭这一抒情哲理的提出，也预示盛唐书法中浪漫主义高峰的到来。 以张旭、怀素[图版39] [61] 为代表的草书和狂草，如同李白诗的无所 拘束而皆中绳墨一样，它们流走快速，连字连笔，一派飞动、“迅疾 骇人”，把悲欢情感极为痛快淋漓地倾注在笔墨之间。并非偶然， “诗仙”李白与“草圣”张旭齐名。韩愈说，“往时张旭善草书，不 治他伎，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 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岩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 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万物之变，可 喜可愕，一表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送高 闲上人序》)不只是张旭狂草，这是当时整个书法的时代风貌。《宣和 书谱》便说贺知章“草隶佳处，机会与造化争衡，非人工可到”。一 切都是浪漫的，创造的，天才的，一切再现都化为表现，一切模拟都 变为抒情，一切自然、世事的物质存在都变而为动荡情感的发展行 程……。然而，这不正是音乐么？是的，盛唐诗歌和书法其审美实质 和艺术核心是一种音乐性的美。 盛唐本来就是一个音乐高潮。当时传入的各种异国曲调和乐器，如龟 兹乐、天竺乐、西凉乐、高昌乐等等，溶合传统的“雅乐”“古 乐”，出现了许多新创造。从宫廷到市井，从中原到边疆，从太宗的 “秦王破阵”到玄宗的“霓裳羽衣”，从急骤强烈的跳动到徐歌慢舞 的轻盈……，正是那个时代的社会氛围和文化心理的写照。“自破阵 舞以下，皆擂大鼓，杂以龟兹之乐，声震百里，动荡山岳”，“惟庆 善乐独用西凉乐，最为闲雅”，或武或文，或豪壮或优雅，正如当时 的边塞诗派和田园诗派一样。这些音乐歌舞都不再是礼仪性的典重主 调，而是世俗性的欢快心音。 正是这种音乐性的表现力量渗透了盛唐各艺术部类，成为它的美的魂 灵，故统称之曰盛唐之音，宜矣。内容前面已说，就是形式，也由这 个灵魂支配和决定。绝句和七古乐府所以在盛唐最称横唱，道理也在 这里。它们是能入乐谱，为大家所传唱的形式。“琵琶起舞换新声， 总是关山离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髙髙秋月照长城。”诗与歌、琵 琶、乐器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新声、音乐是它的形式，绝句、七 古是它的内容；或者反过来说也行，绝句、七言是形式，音乐、抒情 是它的内容。总之，它们是紧相联系在一起的。当时人说，“宫掖所 传，梨园子弟所歌，旗亭所唱，边将所进，率当时名士所为绝句。” 王江陵三人旗亭唱诗的传说等等，无不清楚地证实了这一点。后人 说，“三百篇亡，而后有骚、赋，骚、赋难入乐，而后有古乐府，古 乐府不入俗，而后以唐绝句为乐府。”（王世贞:《曲藻》）五古从汉 魏起，到唐代实已基本做完；五律则自初唐燕、许搞定形化以来，成 为终唐之世的考试体裁、正统格式；七律要到杜甫才真正成熟，到宋 以后才大流行，所有这些形式都基本是文学的，而不是音乐的。只有 “入俗”的绝句和尚未定形的七言（即其中夹有三言、四言、五言、 六言等等）才是当时在整个社会中最为流行而可歌可唱的主要艺术形 式，它也是盛唐之音的主要文学形式。 如同音乐与诗的关系，舞蹈之于书亦然。观舞姿而进书法，也是一再 流传的著名故事：“张颠见公孙大娘舞剑，从而笔势益振”（《林泉 高致》）。当时舞蹈特征是什么呢？与音乐一样，它主要也是来自异 域少数民族的急烈跳动的胡旋舞(“胡腾”），即所谓“纵横跳动” “旋转如风”。从而，那如走龙蛇、刚圆遒劲具有弹性活力的笔墨线 条，那奇险万状、绎智遗形、连绵不断、忽轻忽重的结体、布局，那 倏忽之间变化无常、急风骤雨不可遏制的情态气势，盛唐的草书不正 是这纸上的强烈舞蹈么？绝句、草书、音乐、舞蹈，这些表现艺术合 为一体，构成当时诗书王国的美的冠冕。它把中国传统重旋律重感情 的“线的艺术”，推上又一个崭新的阶段，反映了世俗地主阶级知识 分子上升阶段的时代精神。而所谓盛唐之音，非他，即此之谓也。

     （三）杜诗颜字韩文

    盛唐之音本是一个相当含糊的概念。拿诗来说，李白与杜甫都称盛 唐，但两种美完全不同。拿书来说，张旭和颜真卿俱称盛唐，但也是 两种不同的美。实际上，从时间说，杜甫、颜真卿的艺术成熟期和著 名代表作品都在安史之乱后，从风貌说,他们也不同前人，另开新路。 这两种盛唐在美学上具有大不相同的意义和价值。如果说，以李白、 张旭等人为代表的“盛唐”，是对旧的社会规范和美学标准的冲决和 突破，其艺术特征是内容溢出形式，不受形式的任何束缚拘限，是一 种还没有确定形式、无可仿效的天才抒发。那末，以杜甫、颜真卿等 人为代表的“盛唐”，则恰恰是对新的艺术规范、美学标准的确定和 建立，其特征是讲求形式，要求形式与内容的严格结合和统一，以树 立可供学习和仿效的格式和范本。如果说，前者更突出反映新兴世俗 地主知识分子的“破旧”、“冲决形式”，那么，后者突出的则是他 们的“立新”、“建立形式”。“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 年”，杜诗、颜字，加上韩愈的文章，却不止领了数百年的风骚，它 们几乎为千年的后期封建社会奠定了标准，树立了楷模，形成为正 统。他们对后代社会和艺术的密切关系和影响，比前者（李白、张 旭）远为巨大。杜诗、颜字、韩文是至今影响仍然广泛深远的艺术规 范。这如同魏晋时期曹植的诗、二王的字以及由汉赋变来的骈文，成 为前期封建社会的楷模典范，作为正统，一直影响到晚唐北宋一样。 曹、王、骈体、人物画与杜诗、颜字、散文、山水画是中国后期封建 社会在文艺领域内的两种显然有异的审美风尚、艺术趣味和正统规 范。 苏轼认为杜诗颜字韩文是“集大成者”。又说，“故诗至于杜子美、 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 事毕矣。”（《东坡题跋》）这数人中，以韩时代为晚，与盛唐在时 间上几乎不大沾边（如按高棅的划法，也仍可属盛唐），但具体的历 史充满各种偶然，包括个人才能的偶然，从来不可能像逻辑那样整 齐，盛唐也已出现有韩文的先行者，只是不够出色罢了。这就足以证 明韩文作为一种时代要求将必然出现的性质。所以，如果抛开个性不 论，就历史总体和精神实质看，韩文不但可以而且应该与杜诗颜字并 列，看作是共同体现了那同一种时代精神和美的理想。至于吴画，真 迹不传，但从“吴带当风”的著名概括，和《送子天王图》之类的传 世摹本以及东坡称吴画“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来 看，理法革新具体表现为线条超越，可能是影响后世甚大的基本要 素。像体现这个特色的元代永乐宫壁画和《八十七神仙卷》，都是以 极为回旋曲折驰骋飞扬的墨线，表达出异常流畅庄严的行走动态和承 贯连接生机旺盛的气势。它们突出的正是一种规范化了的音乐性的美 （不同于盛唐书法的未经规范），而一直影响整个后代绘画艺术—— 特别是山水花鸟的笔墨趣味千年之久。然而吴道子的原作毕竟是看不 见了，只好存而不论。于是，也就只剩下杜诗颜字和韩文了。“曾闻 碧海掣鲸鱼，神力苍茫运太虚，间气古今三鼎足，杜诗韩笔与颜 书。”（马宗霍《书林藻鉴》引王文治论书绝句） 那末，这些产生于盛（唐）中（唐）之交的封建后期的艺术典范又有 些什么共同特征呢？ 它们一个共同特征是，把盛唐那种雄豪壮伟的气势情绪纳入规范，即 严格地收纳凝炼在一定形式、规格、律令中。从而，不再是可能而不 可习，可至而不可学的天才美，而成为人人可学而至，可习而能的人 工美了。但又保留了前者那种磅礴的气概和情势，只是加上了一种形 式上的严密约束和严格规范。这也就是后人所说的，“少陵诗法如孙 吴，李白诗法如李广”(严羽:《沧浪诗话》）。“李、杜二家，其才 本无优劣，但工部体裁明密，有法可寻;青莲兴会标举，非学可至。” （胡应麟:《诗薮》）“文字之规矩绳墨，自唐宋而下所谓抑扬开阖起 伏呼照之法，晋汉以上绝无所闻，而韩柳欧苏诸大家设之，……故自 上古之文至此而别为一界。”（罗万藻：《此观堂集·代人作韩临之 制艺序》)等等。李广是用兵如神，却无兵法；孙、吴则是有兵法可遵 循的。李白、张旭等人属于无法可循的一类，杜诗、韩文、颜字属于 有法可依的一类。后者提供了后世人们长久学习、遵循、模拟、仿效 的美的范本。 从而，美的整个风貌就大不一样了。那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不可捉 摸，那种超群轶伦、高华雅逸的贵族气派，让位于更为平易近人、更 为通俗易懂、更为工整规矩的世俗风度。它确乎更大众化，更易普遍 接受，更受广泛欢迎。人人都可以在他们所开创建立的规矩方圆之中 去寻求美、开拓美和创造美。拿颜字说吧，颜以楷书最为标准，它 “稳实而利民用”，（包世臣:《艺舟双楫·历下笔谈》）本就吸取了 当时民间抄写书法，日后终于成为宋代印刷体的张本，这是人人可学 着写的，它与盛唐狂草当然很不一样，对照传统之崇二王，更是另一 种风度境界了。左右基本对称，出之以正面形象，浑厚刚健，方正庄 严，齐整大度，“元气浑然，不复以姿媚为念”（阮元)的颜书[图版 40] [62] ，不更胜过字形微侧、左肩倾斜、灵巧潇洒、优雅柔媚、婀娜 多姿的二王书以及它的初唐摹本吗？正是在这种新的审美标准和观念 下，“羲之俗书逞姿媚”（韩愈）“一洗二王恶体，照耀皇宋万古” （米芾），“欧虞褚陆，真奴书耳”，“逸少草有女郎材，无丈夫 气”等等说法、观点的不断涌现，便不足为奇了。范文澜说得好： “宋人之师真卿，如同初唐人之师王羲之。杜甫诗‘书贵瘦硬方通 神’，这是颜书行世之前的旧标准；苏轼诗‘杜陵评书贵痩硬，此论 未公吾不凭’，这是颜书风行之后的新标准”（《中国通史简 编》），这里不正是两种审美趣味和艺术标准吗？像颜的《颜氏家庙 碑》[图版40] [63] ，刚中含柔，方中有圆，直中有曲，确乎达到美的 某种极致，却仍通俗可学。韩文，情况是类似的。“文从字顺”，对 比从六朝到五代作为文坛正统的骈体四六，其口语通俗性的进步特征 极为突出。所谓“文起八代之衰”、“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其真 实含义也在这里。韩文终于成为宋代以来散文的最大先驱。“唐自贞 观以后，文士皆沿六朝之体，经开元天宝诗格大变，而文格犹袭旧 规，元结与（独孤)及始奋起湔除，肖颖士、李华左右之，其后韩柳继 起,唐之古文遂蔚然极盛……”（《四库全书总目·毘陵集》），说明 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是与六朝“旧规”相对立的一种新的文体规范。 杜诗就更不用说了。早如人们所指出，李白是“放浪纵恣，摆去拘 束”，而杜甫则“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元稹)，“独唐杜工部如周 公制作，后世莫能拟议”（敖器之语，引自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 大纲》）“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后山诗 话》）“盛唐句法浑涵，如两汉之诗，不可以一字求；至老杜而后， 句中有奇字为眼，才有此句法。”（胡应麟：《诗薮》）…，这些从 各种角度说明了杜诗作为规范、楷模的地位。并且，从此之后，学杜 几乎成为诗人们必经之途，炼字锻句，刻意求工，在每一句每一字上 反复推敲，下足功夫，以寻觅和创造美的意境。所谓“二句三年得， 一吟双泪流”，“一联如称意，万事总忘忧”等等。这些，当然就是 李白等人所不知道也不愿知道的了。直到今天，由杜甫应用、表现得 最为得心应手、最为成功的七律形式，不仍然是人们所最爱运用、最 常运用的诗体么？就在这七言八句五十六字等颇为有限的音韵、对仗 等严整规范中，人人不都可以创作出变化无穷、花样不尽的新词丽句 么？“近体之难，莫难于七言律。五十六字之中，意若贯珠，言如合 璧。其贯珠也，如夜光走盘，而不失回旋曲折之妙。其合璧也，如玉 匣有盖，而绝无参差扭捏之痕。綦组锦绣相鲜以为色，宫商角征互合 以成声，思欲深厚有余而不可失之晦，情欲缠绵不迫而不可失之 流……。庄严则清庙明堂，沉着则万钧九鼎，高华则朗月繁星，雄大 则泰山乔岳，圆畅则流水行云，变幻则凄风急雨。一篇之中，必数者 兼备，乃称全美。故名流哲士，自古难之。”(胡震亨：《唐音癸 签》）这当然有点说得太玄太高了。但七律这种形式所以为人们所爱 用，也正在于它有规范而又自由，重法度却仍灵活，严整的对仗增加 了审美因素，确定的句形可包含多种风格的发展变化。而杜甫把这种 形式运用得熟练自如十全十美。他的那许多著名七律和其他体裁的诗 句一直成为后人倾倒、仿效、学习的范本。如：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 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 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岁暮阴阳催短景，天涯霜雪霁寒宵，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 星河影动摇。野哭几家闻战鼓，夷歌数处起渔樵。卧龙跃马 终黄土，人世音书漫寂寥。 ……清夜沉沉动春酌，灯前细雨檐花落，但觉高歌有鬼神， 焉知饿死填沟壑…。 沉郁顿挫，深刻悲壮，磅礴气势却严格规范在工整的音律对仗之中。 它们与我们前面引的李白诗，不确是两种风度、两种意境、两种格 调、两种形式么？从审美性质说，如前所指出，前者是没有规范的天 才美，自然美，不事雕琢；后者是严格规范的人工美，世间美，字斟 句酌。但是要注意的是，这种规范斟酌并不是齐梁时代那种四声八韵 外形式的追求。纯形式的苛刻讲求是六朝门阀士族的文艺末流，这里 的规范是与内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规范。这种形式的规范要求恰好是 思想、政治要求的艺术表现，它基本是在继六朝隋唐佛道相对优势之 后，儒家又将重占上风再定一尊的预告。杜、颜、韩都是儒家思想的 崇奉者或提倡者。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忠君爱国的伦 理政治观点，韩愈的“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 谓道”的半哲理的儒家信念，颜真卿的“忠义之节，明若日月而坚若 金石”（《六一题跋》）的卓越人格，都表明这些艺术巨匠们所创建 树立的美学规范是兼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在内的。跟魏晋六朝以来与神 仙佛学观念关系密切，并常以之作为哲理基础的前期封建艺术不同， 以杜、颜、韩为开路先锋的后期封建艺术是以儒家教义为其哲理基础 的。尽管这种教义很快就失去其实际支配力量（见下章），但终封建 后世，它总是与上述美学规范缠在一起，作为这种规范的道义伦理要 求而出现。这也是为什么后代文人总强调要用儒家的忠君爱国之类的 伦常道德来品赏、评论、解释杜、颜、韩的原故。 一个很有意思的情况是，所有杜、颜、韩的真正流行和奉为正宗，其 地位之确立不移，并不在唐，而是在宋。有唐一代直至五代，骈体始 终占居统治地位，其中也不乏名家如陆宣公的奏议、李义山的四六等 等，韩柳散文并不流行。同样，当时杜诗声名也不及元、白，甚至恐 不如温、李。韩、杜都是在北宋经欧阳修（尊韩）、王安石（奉杜） 等人的极力鼓吹下，才突出起来。颜书虽中唐已受重视，但其独一无 二地位之巩固确定，也仍在宋代苏、黄、米、蔡四大书派学颜之后。 这一切似乎如此巧合，却决非偶然。它从美学这一角度清晰地反映了 当时社会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化。世俗地主的士大夫由初（唐）入盛 （唐)而崛起，经中（唐)到晚（唐）而巩固，到北宋，则在经济、政 治、法律、文化各方面取得了全面统治。杜诗颜字韩文取得统治地位 的时日，正好是与这一行程相吻合一致的。如开头所说，世俗地主 （即庶族、非身份性地主，相对于僧侣地主和门阀地主，下同）阶级 比六朝门阀士族，具有远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和众多人数。它不是少数 几个世袭的门第阀阅之家，而是四面八方散在各个地区的大小地主。 他们欢迎和接受这种更为通俗性的规范的美，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虽 然这一切并不一定是那么有意识和自觉，然而，历史的必然经常总是 通过个体的非自觉的活动中来展现。文化史并不例外。 新兴世俗地主阶级的这些文艺巨匠（以杜、韩、颜为代表）为后世立 下了美的规范，如同比他们时间略先的那一批巨匠（以李白为代表） 为后世突破了传统一样。这两派人共同具有那种元气淋漓的力量和势 概，“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 (《沧浪诗话》）所以，它们既大体同产于盛唐之时，而被共同视为 “盛唐之音”，就理所自然。虽然依我看来，真正的盛唐之音只是前 者，而非后者。如果都要说盛唐，那就应该是两种“盛唐”，各有风 貌特征，各有审美价值，各有社会意义。仔细分辨它们，揭出它们各 自的美学本质，说清历来纠缠不清混淆未别的问题，无论对欣赏、品 评和理解这些艺术，都应该说是有意义的。

     八 韵外之致

     （一）中唐文艺

    如前面两章所陆续点出，中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到后期的转折。 它以两税法的国家财政改革为法律标志，世俗地主(即庶族非身份性的 地主)取代门阀地主，日益占居主要地位。这一社会变化由赵宋政权确 定了下来。“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 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终宋之 世，文臣无欧刀之辟。”（王夫之《宋论》）已不再是魏晋六朝时代 那种门阀争夺，皇帝不再只是某些对抗争夺的少数几个门阀贵族的意 志代表，而成为全国地主阶级各个阶层的政权中心，代表着整个地主 阶级的利益。不再是萧衍时代“我自应天从人，何予天下士大夫 事”，改朝换代、谁当皇帝对社会甚至士大夫们没有太大关系（北 朝、武唐同此）；虽说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名位尊号却仍看 得十分严重，从宋濮议之争到明移宫之案，士大夫可以为皇家事务坚 持争论得不亦乐乎。这里所谓“匹夫”，字面上似乎说是指全体人 民，其真实的阶级含义是指所有没做官的地主阶级的成员。有人做过 统计，唐代宰相绝大部分仍出自门阀士族。宋代则恰好相反，“白衣 卿相”日渐增多。唐代风习仍以炫耀门户、标榜阀阅为荣（穷愁如杜 甫，仍夸乃祖阀阅；开明如唐太宗，仍喜穷人门户）；宋代则不大突 出了。有宋一代整个地主士大夫知识分子的境况有了很大的提高，文 臣学士、墨客骚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优越地位。宋代文官多，官俸 高，大臣傲，赏赐重。重文轻武，提倡文化。自宫廷（皇帝本人）到 市井，整个时代风尚社会氛围与前期封建制度大有变化。 而这一切，首先是从中唐开其始端的。 安史之乱后，唐代社会并未走下坡，就在藩镇割据、兵祸未断的情况 下，由于上述新的生产关系的扩展改进，生产力在进一步发展，整个 社会经济仍然处在繁荣昌盛的阶段。刘晏理财使江南富庶直抵关中， 杨炎改税使国库收入大有增益。中唐社会的上层风尚因之日趋奢华、 安闲和享乐，“长安风俗，自贞元(德宗年号）侈于游宴，其后或侈于 书法图画，或侈于博奕，或侈于卜祝，或侈于服食。”“京城贵游尚 牡丹三十余年矣，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李肇：《国史 补》）浅斟低唱、车马宴游日益取代了兵车弓刀的边塞生涯，连衣服 时尚也来了个变化。“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势装，”(白居 易）宽袖长袍代替了天宝时的窄袖紧身……所有这些与众多知识分子 通由考试进入或造成一个新的社会上层有关。“唐代科举之盛，肇于 高宗之时，成于玄宗之代，而极于德宗之世。”（陈寅恪：《元白诗 笺证稿》第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自大中皇帝（唐宣宗）好 儒术，特重科第，故进士自此尤盛，旷古无俦。仆马豪华，宴游崇 侈。”（孙棨：《北里志》）这时，与高玄之间即初盛唐时那种冲破 传统的反叛氛围和开拓者们的高傲骨气大不一样，这些人数日多的书 生进士带着他们所擅长的华美文词、聪敏机对，已日益沉浸在繁华都 市的声色歌乐、舞文弄墨之中。这里已没有边塞军功的向往，而只有 仆马词章的较量；这里已没有“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纵声怒 吼，而只有“至于贞元末，风流恣绮靡”（杜牧）的华丽舒适。然 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文坛艺苑的百花齐放。它不像盛唐之 音那么雄豪刚健、光芒耀眼，却更为五颜六色，多彩多姿。各种风 格、思想、情感、流派竞显神通，齐头并进。所以，真正展开文艺的 灿烂图景，普遍达到诗、书、画各艺术部门高度成就的，并不是盛 唐，而毋宁是中晚唐。 就诗说，这里有大历十才子，有韦应物，有柳宗元，有韩愈，有李 贺，有白居易、元稹，有贾岛、卢仝，紧接着有晚唐的李义山、杜 牧，有温庭筠、许浑。中国诗的个性特征到这时才充分发展起来。从 汉魏古诗直到盛唐，除少数大家外，艺术个性并不十分明显。经常可 以看出时代之分（例如“建安风骨”，“正始之音”、“玄言”、 “山水”），而较难见到个性之别（建安七子、二陆三张均大同小 异）。盛唐有诗派（高岑、王孟），但个性仍不够突出。直到中唐而 后，个性才真正成熟地表露出来，（正如绘画的个性直到明清才充分 表露一样，见本书第十章）。不再是千人一面，而是风格繁多，各有 个性。正因为这样，也才可能构成中唐之后异常丰富而多样的文艺图 景： 大历贞元中，则有韦苏州之雅淡，刘随州之闲旷，钱、郎之 清赡，皇甫之冲秀，秦公绪之山林，李从一之台阁，此中唐 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际，则有柳愚溪之超然复古，韩昌黎 之博大其词，张（籍）、王（建）乐府，得其故实，元、白 序事，务在分明。与夫李贺、卢仝之鬼怪，孟郊、贾岛之饥 寒，此晚唐之变也，降而开成以后，则有杜牧之之豪纵，温 飞卿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许用晦之偶对…。(高棅:《唐 诗品汇·总序》，按：高所谓“晚唐之变”实属中唐）。 至于大历之际，钱、郎远师沈、宋，而苗、崔、卢、耿、 吉、李诸家，亦皆本伯玉而祖黄初，诗道于是为极盛。韩、 柳起于元和之间……元、白近于轻俗，王、张过于浮丽。 （宋濂：《答章秀才论诗书》）。元和而后，诗道浸晚，而 人才故自横绝一时。若昌黎之鸿伟，柳州之精工，梦得之雄 奇，乐天之浩博，皆大家材具也。……东野之古，浪仙之 律，长吉乐府，玉川歌行，其才具工力，故皆过人。……俊 爽若牧之，藻绮若庭筠，精深若义山，整密若丁卯，皆晚唐 铮铮者。（胡应麟：《诗薮》） 百花齐放，名家辈出。诗坛之盛确乎空前，散文也是如此。韩愈、柳 宗元固然是后代景仰不已的“宗师”，然而当时更为知名和流行的， 却是元白。与他们的通俗性的诗歌一样，白居易元稹的散文也曾万口 传诵。这与兴起于盛唐大盛于中唐的古文运动，当然是联系在一起的 （参看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但更有意思的是，与古文运动并行 不悖，传统的骈体四六这时同样大放异彩，更为美丽（如李商隐等 人），足见当日文坛也是百花齐放，各有风度的。 书法也是如此，这里既是颜真卿的成熟期，又有柳公权的楷体，李阳 冰的篆书…，都各有特征，影响久远。 画亦然。宗教画迅速解体，人物、牛马、花鸟、山水正是在中唐时期 取得自己的独立地位而迅速发展，出现了许多卓有成就的专门作品和 艺术家。从韩干到韩滉，从张萱到周昉，都说明盛（唐）中（唐）之 交的这种重大转折。像游春、烹茶、凭栏、横笛、揽镜、吹箫……之 类的绘画题材，像《簪花仕女图》[图版41] [64] 刻意描绘的那些丰硕 盛装、采色柔丽、轻纱薄罗、露肩裸臂的青年贵族妇女，那么富贵、 悠闲、安乐、奢侈…，形象地再现了中唐社会上层的审美风尚和艺术 趣味。如本书第六章所指出，现实世间生活以自己多样化的真实，展 现在、反映在文艺的面貌中，构成这个时代的艺术风神。 总起来说，除先秦外，中唐上与魏晋、下与明末是中国古代思想领域 中三个比较开放和自由的时期，这三个时期又各有特点。以封建门阀 贵族为基础，魏晋带着更多的哲理思辨色彩，理论创造和思想解放突 出。明中叶主要是以市民文学和浪漫主义思潮标志着资本主义意识形 态的出现。从中唐到北宋则是世俗地主阶级在整个文化思想领域内的 多样化地全面开拓和成熟，为后期封建社会打下巩固基础的时期。仅 从艺术形式上说，如七律的成熟，词的出现，散文文体的扩展，楷体 书法的普及等等。如果没有中唐的百花齐放的巩固成果和灿烂收获， 恐怕就连这些形式也难以保存和流行下来。人们常常只讲盛唐，或把 盛唐拖延到中唐，其实从文艺发展史看，更为重要倒是承前启后的中 唐。 就美学风格说，它们也确乎与盛唐不同。这里没有李白、张旭那种天 马行空式的飞逸飘动，甚至也缺乏杜甫、颜真卿那种忠挚刚健的骨力 气势，他们不乏潇洒风流，却总开始染上了一层薄薄的孤冷、伤感和 忧郁，这是初盛唐所没有的。韦应物的“世事茫茫难自料，春愁黯黯 独成眠”，柳宗元的“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刘禹锡 的“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白居易的《长恨歌》、 《琵琶行》，以及卢纶、钱起、贾岛……，与盛唐比，完全是两种风 貌、韵味。比较起来，他们当然更接近杜甫。不仅在思想内容上，而 且也在美学理想上，如规范的讲求，意义的重视，格律的严肃，等 等。杜甫在盛唐后期开创和树立起来的新的审美观念，即在特定形式 和严格规范中去寻找、创造、表达美这一基本要求，经由中唐而承 继、巩固和发展开来了。

    （二）内在矛盾

    也正是从中唐起，一个深刻的矛盾在酝酿。 如上篇所说，杜甫、颜真卿、韩愈这些为后期封建文艺定规立法的巨 匠们，其审美理想中渗透了儒家的教义。他们要求在比较通俗和具有 规范的形式里，表达出富有现实内容的社会理想和政治伦理主张。这 种以儒家教义作艺术基础的美学观念不只是韩、杜等人，而是一种时 代阶级的共同倾向。所以，尽管风格、趣味大不相同，却贯穿着这同 一的思潮脉络。与韩愈对立的元白，同样主张“文章合为时而发，歌 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对元白不满，风流潇洒，“十年一 觉扬州梦”的杜牧，也同样力赞楚骚“言及君臣理乱，时有以激发人 意”(《李长吉歌诗叙》）。他们与封建前期门阀士族对文艺的主张、 观念和理论是有差别的。钟嵘《诗品》讲的是“若乃春风春鸟、秋月 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 离群托诗以怨…”。《文心雕龙》讲的是，“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 地并生…”“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都着重文艺作为对客 观事物（包括自然和人事）感发触动的产品。韩愈“文起八代之 衰”，白居易要回到“诗的六义”，一个说“晋宋以还，得者盖寡” （白），一个说“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韩），都恰恰是要批判 和取代自魏晋六朝到初盛唐的门阀士族的上述意识形态和文艺观点， 以回到两汉的儒家经学时代去，把文艺与伦理政治的明确要求紧紧捆 绑在一起。白居易把这一点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总而言之，为君为 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其言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 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戒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 其体肆而顺，可以播之乐章歌曲也”。这确乎是异常明确了，然而却 又是多么狭隘啊！文艺竟然被规定为伦理政治的直接的实用工具，艺 术自身的审美规律和形式规律被抛弃在一边，这对文艺的发展当然没 有好处，迟早必然要走向它的反面。白居易的那些讽喻诗中有很大一 部分作品就并不算写得成功，在当时和后代传诵得最为广远的，仍然 是他的《长恨歌》之类的作品。 并且，就在这批“文以载道”、“诗以采风”的倡导者们自己身上， 便已经潜藏和酝酿着一种深刻的矛盾。作为世俗地主阶级知识份子， 这些卫道者们提倡儒学，企望“天王圣明”，皇权巩固，同时自己也 做官得志，“兼济天下”。但是事实上，现实总不是那么理想，生活 经常是事与愿违。皇帝并不那么英明，仕途也并不那么顺利，天下也 并不那么太平。他们所热心追求的理想和信念，他们所生活和奔走的 前途，不过是官场、利禄、宦海浮沉、市朝倾轧。所以，就在他们强 调“文以载道”的同时，便自觉不自觉地形成和走向与此恰好相反的 另一种倾向，即所谓“独善其身”，退出或躲避这种种争夺倾轧。结 果就成了既关心政治、热中仕途而又不得不退出和躲避它这样一种矛 盾双重性。“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这是白居易对 “甘露之变”的沉痛的自慰：幸而没有遭到血的清洗。而他们的地位 毕竟不是封建前期的门阀士族，不必像阮籍嵇康那样不由自主地必需 卷入政治旋涡（详本书第五章），他们可以抽身逃避。所以，白居易 在做了讽喻诗之后，便作起“穷通谅在天，忧喜亦由己，是故达道 人，去彼而取此”，“素垣夹朱门，主人安在哉，……何如小园主， 柱杖闲即来，……以此聊自足，不羡大楼台”的“闲适诗”了。这里 不再是使权贵侧目的“为君为民而作”，而是“形神安且逸”“知足 常乐”了。所以，不难理解，同一个韩愈，与进攻性、煽动性、通俗 性的韩文相并行的，倒恰好是孤僻的、冷峭的、艰涩的韩诗；尽管 “以文为诗”，但韩诗与韩文在美学风貌上是相反的。也不难理解， 柳宗元诗文中那种愤激与超脱的结合，韦应物的闲适与萧瑟的关 联……。他们诗文的美，经常是这两个方面的复杂的统一体。这与李 白杜甫便大不相同了。像柳宗元著名的《永州八记》中的作品： 从小邱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 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洌。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 以出，为坻，为屿，为碪，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 差披拂。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 布石上，怡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参互，不可 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 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峭洁清远，遗世独立，绝非盛唐之音，而是标准的中唐产物。我们前 面已讲到儒道互补（第三章），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传统中，本来就 有所谓“兼济”与“独善”的相互补充，然而这两个方面的充分展 开，使这种矛盾具有一种时代、阶级的特定深刻意义，却是在中唐以 来的后期封建社会。 朱熹批评韩愈“只是要作文章，令人观赏而已”，苏轼也说，“韩愈 之于圣人之道，盖亦知好其名矣，而未能乐其实”。韩愈高喊周孔道 统，一本正经地强调仁义道德，但他自己的生活、爱好却并不如此。 贪名位，好资财，耽声色，佞权势……，完全是另外一套。这使当时 和后世各种真诚的卫道者们（从王安石到王船山）颇为不满。其实， 它倒是真实地表现了从中唐开始大批涌现的世俗地主知识分子们（以 进士集团为代表）很善于“生活”。他们虽然标榜儒家教义，实际却 沉浸在自己的各种生活爱好之中：或享乐，或消闲；或沉溺于声色， 或放纵于田园；更多地是相互交织配合在一起。随着这个阶级日益在 各方面占据社会统治地位，中唐的这种矛盾性格逐渐分化，经过晚 唐、五代到北宋，前一方面——打着孔孟旗号，口口声声文艺为封建 政治服务这一方面就发展为宋代理学和理学家的文艺观。后一方面 ——对现实世俗的沉浸和感叹日益成为文艺的真正主题和对象。如果 说，在魏晋，文艺和哲学是相辅而行交溶合作的，那么，唐宋而后， 除禅宗外二者则是彼此背离，分道扬镳。但是，并非宋明理学而是诗 文和宋元词曲把中国的审美趣味带进了一个新的阶段和新的境界。 这里指的是韩愈李贺的诗、柳宗元的山水小记，然而更指的是李商 隐、杜牧、温庭筠、韦庄的诗词。它不是《秦妇吟》(韦）或《韩碑》 《咏史》（李、杜），而是那些“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 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 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 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这些千古传诵的新词 丽句。这里的审美趣味和艺术主题已完全不同于盛唐，而是沿着中唐 这一条线走进更为细腻的官能感受和情感彩色的捕捉追求中。爱情 诗、山水画成了最为心爱的主题和吟咏描绘的体裁。这些知识分子尽 管仍然大做煌煌政论，仍然满怀壮志要治国平天下，但他们审美上的 真正兴趣却实际已完全脱离这些了。拿这些共同体现了晚唐五代时尚 的作品与李白杜甫比，与盛唐的边塞诗比，这一点便十分清楚而突 出，时代精神已不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所以， 从这一时期起，最为成功的艺术部门和艺术品是山水画、爱情诗、宋 词和宋瓷。而不是那些爱发议论的宋诗，不是鲜艳俗丽的唐三彩。这 时，不但教人膜拜的宗教画已经衰落，甚至峨冠髙髻的人物画也退居 次要，心灵的安适享受占据首位。不是对人世的征服进取，而是从人 世的逃遁退避；不是人物或人格，更不是人的活动、事业，而是人的 心情意绪成了艺术和美学的主题。如果再作一次比较，战国秦汉的艺 术，表现的是人对世界的铺陈和征服；魏晋六朝的艺术突出的是人的 风神和思辨；盛唐是人的意气和功业；那末，这里呈现的则是人的心 境和意绪。与大而化之的唐诗相对应的是纤细柔媚的花间体和北宋 词。而晚唐李商隐、温庭筠的诗则正是过渡的开始。胡应麟说，“盛 唐句如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中唐句如风兼残雪起，河带断冰 流；晚唐句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皆形容景物，妙绝千古，而 盛、中、晚界限斩然。故知文章关气运，非人力。”（《诗薮》）区 别到底何在呢？实际上这乃是盛唐以其对事功的向往而有广阔的眼界 和博大的气势；中唐是退缩和萧瑟，晚唐则以其对日常狭小生活的兴 致，而向词过渡。这并非神秘的“气运”，而正是社会时代的变异发 展所使然。 在词里面，中、晚唐以来的这种时代心理终于找到了它的最合式的归 宿。内容决定形式。“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夜夜梦魂休漫 语，已知前事无寻处”；“风不定，人初静，明日落红应满径”…， 这种种与“诗境”截然不同的“词境”的创造，正是这一时期典型的 审美音调。所谓“词境”，也就通过长短不齐的句型，更为具体、更 为细致、更为集中地刻画抒写出某种心情意绪。诗常一句一意或一 境，整首含义阔大，形象众多；词则常一首或一阕才一意，形象细 腻，含意微妙，它经常是通过对一般的，日常的，普通的自然景象 （不是盛唐那种气象万千的景色事物）的白描来表现，从而也就使所 描绘的对象、事物、情节更为具体、细致、新巧，并涂有更浓厚更细 腻的主观感情色调，而不同于较为笼统、浑厚、宽大的“诗境”。这 也就是一些人所说的（词）“其感人也尤捷，无有远近幽深，风之使 来，是故比兴之义，升降之故，视诗较著”，（谭献：《复堂词 话》）“诗有赋比兴，词则比兴多于赋”，（沈祥龙：《论词随 笔》）以表述细致复杂的心境意绪。它们也只有通过景物各种微妙细 致的比兴才能客观化地传达出来，词在这方面比诗确乎更为突出。 梦后楼台高锁，酒醒帘幕低垂。去年春恨却来时，落花人独 立，微雨燕双飞…。（晏几道） 竚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 无言谁会凭栏意。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还无味，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 漠漠轻寒上小楼，晓阴无赖是穷秋，淡烟流水画屏幽。自在 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宝帘闲挂小银钩。（秦观） 这是诗中所没有也不能看到的另一种境界，花轻似梦，雨细如愁，尽 管境小而狭，却巧而新，与日常生活也更亲切更接近。这时就是像可 用“诗境”表达的家国愁征夫恨，也以另一种更易动情和感人形式表 现出来： 珍珠帘卷玉楼空，天淡银河垂地。年年今夜，月华如练，长 是人千里。愁肠已断无由醉，酒未到，先成泪。残灯明灭枕 头倚，谙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通避。 （范仲淹） 绿树听鹈鴂，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寻 处，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辛弃疾） “词境”确乎尖新细窄，不及“诗境”阔大浑厚，然而这却有如人的 心情意绪与人的行动事功的差别一样，各有其所长和特点。为什么多 少年来，好些青年男女更喜爱词、接近词，不正是因为这种形式和作 品更亲切更细腻地表现、描写了人们的各种（又特别是爱情）的心情 意绪么？ 那末词的时代内容的特征又是什么呢？李商隐诗曰，“向晚意不适， 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日落黄昏，云霞灿烂，五 彩缤纷，眩人心目，但已无旭日东升时的蓬勃朝气，也不是日中天时 候的耀眼光芒了，它正好与“向晚意不适”的心情相适应。以此来比 拟五代、北宋词倒是最合适不过的。不是么？“浮生长恨欢娱少，肯 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翠叶藏莺， 朱帘隔燕，炉香静逐游丝转，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 ……既是那么幽闲静美，又总那么百无聊赖、淡淡哀愁，追求那样一 种“汲汲顾景唯恐不及”似的欢乐…，这不正是黄昏日落时的闲暇、 欢乐和哀愁么？不正是“凄凉日暮，无可如何”，尽管悠闲仍然伤感 么？当这些地主知识分子达到它顶峰时，便也开始了它的没落。中国 社会史的分期仍在争论，但在意识形态领域以及美学和艺术发展史 上，却似乎相当明显。 与从中唐经晚唐到北宋的这种艺术发展相吻合，在美学理论上突出来 的就是对艺术风格、韵味的追求。所以，不是白居易的诗论，而恰好 是司空图的《诗品》，倒成为后期封建社会真正优秀的艺术作品所体 现的美学观。它在《沧浪诗话》中获得更为完整的理论形态。如果 说，封建前期的美学代表作如锺嵘《诗品》和刘勰《文心雕龙》，主 要是讲文艺创作的一些基本特征，如“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 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以貌 求，心以理应”。那末，封建后期的美学代表作如司空图《诗品》和 严羽《沧浪诗话》则进了一步，它讲求艺术作品所必须达到的审美风 貌和意境（如“寥寥长风”，“蓬蓬远春”，“落花无言，人淡如 菊”……）。后者比前者在强调文艺的特征和创作规律上深入了一 层。前者只讲到“神与物游”，后者却要求“思与境谐”，不只是要 注意文艺创作的心理特征，而且要求创造出特定的各种艺术境界和风 格。文艺中韵味、意境、情趣的追求，成了美学的中心。不再是前期 文笔之分、体裁之别，而是理趣之分、神韵之别成为关键。司空图说 “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耳”，他再三提出， “味外之旨”“味在酸咸之外”,“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可望 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都是要求文艺去捕捉、表达和创造出那种 种可意会而不可言传、难以形容却动人心魂的情感、意趣、心绪和韵 味。这当然更不是模拟、复写、认识所能做到，它进一步突出了发展 了中国美学传统中的抒情、表现的民族特征。《沧浪诗话》完全承接 了这一美学趣味，极力反对“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文字 为诗”，强调追求“兴趣”“气象”，强调“一味妙悟”，实际是更 深入地接触到艺术创作的美学根本规律，如形象思维等问题。如果 说，锺嵘《诗品》和《文心雕龙》还是与文艺理论混合在一起的美 学；那么，司空图《诗品》和《沧浪诗话》，就是更为纯粹更为标准 的美学了。如果说，就文学理论的全面分析研究说，《文心》胜过 《沧浪》；那么，就审美特征的把握说，后者却超过前者。《沧浪诗 话》是可与《乐记》(奴隶社会的美学）、《文心雕龙》（封建前期美 学）并列的中国美学专著。 关于《沧浪诗话》，素来有所争论。例如它到底是崇李、杜呢，还是 崇王、孟？便是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应该说，严羽的审美水平和感受 能力是相当高明的。所以屈、陶、李、杜这些中国诗史中的冠冕，当 然为他所极口称赞和推崇。认为这些作品是不可比拟的：“汉魏尚 矣，不假悟也”，严羽要求以汉魏盛唐为师，所以应该说，他主观上 是更推崇提倡李、杜的。但是，上述的晚唐北宋以来的历史潮流和时 代风会，却使他实际更着重去讲求韵味，更重视艺术作品中的空灵、 含蓄、平淡、自然的美。这样，也就使他在客观的倾向更接近和吻合 于王孟。正如司空图二十四品中虽首列“雄浑”，但其客观趋向却更 倾心于“冲淡”“含蓄”之类一样。这都是本文上述那个矛盾趋向的 发展和展现，是当时整个时代的文艺思潮的反映。司空图与严羽相隔 已数百年，居然有如一脉相传，若合符契，其中的历史必然消息，不 是很清楚吗？作品中的山水画、宋词，绘画批评中把“逸品”置于 “神品”之上，大捧陶潜，理论上的讲神、趣、韵、味代替道、气、 理，无不体现出这一点。就拿虽为陶匠所烧、却供士大夫所用的瓷器 说，宋代讲究的是细洁净润、色调单纯、趣味髙雅[图版42] [65] 。它 上与唐之鲜艳下与明清之世俗都迥然不同。所有这些，体现出一个规 律性的共同趋向，即追求韵味；而且彼此呼应协调，相互补充配合， 成为一代美学风神。

    （三）苏轼的意义

    苏轼正好是这一文艺思潮和美学趋向的典型代表。他作为诗、文、 书、画无所不能、异常聪明敏锐的文艺全才，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文 人们最亲切喜爱的对象。其实，苏的文艺成就本身并不算太高，比起 屈、陶、李、杜，要大逊一筹。画的真迹不可复见，就其他说，则字 不如诗文，诗文不如词，词的数量也并不多。然而他在中国文艺史上 却有巨大影响，是美学史中重要人物，道理在哪里呢？我认为，他的 典型意义正在于，他是上述地主阶级士大夫矛盾心情最早的鲜明人格 化身。他把上述中晚唐开其端的进取与退隐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 个新的质变点。 苏轼一方面是忠君爱国、学优而仕、抱负满怀、谨守儒家教义的人 物，无论是他的上皇帝书，熙宁变法的温和保守立场，以及其它许多 言行，都充分表现出这一点。这上与杜、白、韩，下与后代无数士大 夫知识分子，均无不同，甚至有时还带着似乎难以想象的正统迂腐气 （例如责备李白参加永王出兵事等等）。但要注意的是，苏东坡留给 后人的主要形象却并不是这一面，而恰好是他的另一面。这后一面才 是苏之所以为苏的要害所在。苏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 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 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 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心绪，已不只是对政治 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它不是对政治杀戮的恐惧哀伤，已 不是“一为黄雀哀，涕下谁能禁”（阮籍）“荣华诚足贵，亦复可怜 伤”（陶潜）那种具体的政治哀伤（尽管苏也有这种哀伤），而是对 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 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这当然比前者又要深刻一层了。前者 （对政治的退避）是可能做到的，后者（对社会的退避）实际上是不 可能做到的，除了出家做和尚。然而做和尚也仍有苦恼，也仍然逃不 出社会。所以这便成了一种无法解脱而又要求解脱的对整个人生的厌 倦和感伤。它类似于叔本华，虽然时代和社会的原因不可能发展到那 样充分。但是，如果可以说，在上篇中谈到《春江花月夜》之类的对 人生的自我意识只是少年时代的喟叹，虽说感伤却并不感重压，那么 这里的情况就刚好相反，它并不多谈，却更加沉重。正是“而今识尽 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然而就在强颜欢 笑中，不更透出那无可如何、黄昏日暮的深沉感伤么？这种整个人生 空漠之感，这种对整个存在、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无所 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喟叹，尽管不是那么非常自觉，却是苏轼最早 在文艺领域中把它透露出来的。著名的前后《赤壁赋》是直接议论这 个问题的，文中那种人生感伤和强作慰籍以求超脱，都在一定程度和 意义上表现了这一点。无论是“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 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提问”，或者是“自其变者而观 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的“解答”；无论是“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是造物者之无 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的“排遣”，或者是“道士顾笑，予亦 惊悟，开户视之，不见其处”的飘渺禅意，实际都与这种人生空漠、 无所寄托之感深刻地联在一起的。 苏词则更为含蓄而深沉地表现了它：“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 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世事一场大梦，人 生几度凄凉，夜来风雨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惊起却回头，有 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料峭春寒吹酒醒，微 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去，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 倚杖听江声；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 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宋人笔记中传说，苏作了上面所引的最后那首小词后，“挂冠服江 边，拏舟长啸去矣。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 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石林避暑录话》），正睡大 觉哩，根本没去“江海寄余生”。本来，又何必那样呢，因为根本逃 不掉这个人世大罗网。也许，只有在佛学禅宗中，勉强寻得一些安慰 和解脱吧。正是这种对整体人生的空幻、悔悟、淡漠感，求超脱而未 能，欲排遣反戏谑，使苏轼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 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里没有屈原、阮籍的忧愤，没有李白、杜甫 的豪诚，不似白居易的明朗，不似柳宗元的孤峭，当然更不像韩愈那 样盛气凌人不可一世。苏轼在美学上追求的是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 然的情趣韵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反 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并把这一切提到某种透彻了悟的哲理高 度……。无怪乎在古今诗人中，就只有陶潜最合苏轼的标准了。只有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味，欲辨已忘言”的陶渊 明，才是苏轼所愿顶礼膜拜的对象。终唐之世，陶诗并不显赫，甚至 也未遭李、杜重视。直到苏轼这里，才被抬高到独一无二的地步。并 从此之后，地位便基本巩固下来了。苏轼发现了陶诗在极平淡朴质的 形象意境中，所表达出来的美，把它看作是人生的真谛，艺术的极 峰。千年以来，陶诗就一直以这种苏化的面目流传着。 苏轼有一篇散文《方山子传》，其中说： 方山子……庵居蔬食，不与世相闻，弃车马，毁冠服，徒步 往来，山中人莫识也。……然方山子世有勋阀，当得官，使 从事于其间，今已显闻，而其家在洛阳，园宅壮丽，与公侯 等。河北有田，岁得帛千匹，亦足以富乐，皆弃不取，独来 穷山中，此岂无得而然哉。余闻光黄间多异人，往往徉狂垢 污，不可得而见，方山子傥见之欤？ 这也许就是苏轼的理想化了的人格标本吧。总之，不要富贵，不合流 俗，在当时“太平盛世”，苏轼却憧憬这种任侠居山，弃冠服仕进的 “异人”，不也如同他的诗词一样，表达着一种独特的人生态度么？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印爪，鸿飞那复计 东西……”，苏轼传达的就是这种携带某种禅意玄思的人生偶然的感 喟。尽管苏轼不断地进行自我安慰，时时现出一付随遇而安的“乐 观”情绪，“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鬓微霜，又何 妨”……，但与陶渊明、白居易等人毕竟不同，其中总深深地埋藏着 某种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无怪乎具有同样敏锐眼光的朱熹最不 满意苏轼了，他宁肯赞扬王安石，也决不喜欢苏东坡。王船山也是如 此。其实，他们都是清晰地感受到苏轼这一套对当时封建社会秩序是 具有潜在的破坏性的因素和作用的。苏东坡生得太早，他没法做封建 社会的否定者，但他的这种美学理想和审美趣味，却对从元画、元曲 到明中叶以来的浪漫主义思潮起了重要的先驱作用。直到曹雪芹的 “凄凉之雾遍布华林”，更是这一因素在新时代条件下的成果。（见 本书第十章）苏轼在后期封建美学上的深远的典型意义，其实就在这 里。

    九 宋元山水意境

    （一）缘起

    如果说，雕塑艺术在六朝和唐达到了它的高峰；那么，绘画艺术的髙 峰则在宋元。这里讲的绘画，主要指山水画。中国山水画的成就超过 了其他许多艺术部类，它与相隔数千年的青铜礼器交相辉映，同成为 世界艺术史上罕见的美的珍宝。 山水画由来久远。早在六朝，就有“峰岫嶤嶷，云林森渺”（宗炳： 《画山水序》）之说。但究竟如何，已难知晓。如从传为顾恺之的 《洛神赋图》《女史箴》等摹本中的山树背景和敦煌壁画中的情况来 看，当时所谓山水，无论是形象、技法、构图，大概比当时的山水诗 水平还要低。不但非常拙笨，山峦若土堆，树木如拳臂，而且主要仍 是作为人事环境的背景、符号，与人物、车马、神怪因素交杂在一起 的。《历代名画记》所说，“其画山水，则群峰之势，若钿饰犀栉， 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率皆附以树石，映带其地，列植之状，则 若伸臂布指”云云，相当符合事实。这里还谈不上作为独立审美意义 的山水风景画。 隋、唐有所进展，但变化似乎不大。被题为《展子虔游春图》的山水 大概是伪品，并非隋作。根据文献记载，直到初唐也仍然是“状 石……如冰澌斧刃，绘树则刷脉镂叶，功倍愈出，不胜其色”（《历 代名画记》）的。情况开始重要变化，看来是在盛唐。所谓“山水之 变，始于吴，成于二李”；所谓“李思训数月之功，吴道子一日之 迹”;所谓“所画掩障，夜闻水声”等等论述、传说当有所依据。当时 主要作为宗教画家的吴道子在山水画上也有重大的独创，“吴带当 风”的线的艺术大概在山水领域里也开拓出一个新领域。后人说吴 “有笔而无墨”，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说，“吴生每画，落笔便 去，多琰与张藏布色”，这种重线条而不重色彩的基本倾向扩展到山 水领域，对后世起了重要影响。 山水由附庸而真正独立，似应在中唐前后。随着社会生活的重要变化 和宗教意识的逐渐衰淡，人世景物从神的笼罩下慢慢解放出来，日渐 获有了自己的现实性格。正如人物（张萱、周昉）、牛马（韩滉、韩 干）从宗教艺术中分化出来而有了专门画家一样，山水、树石、花鸟 也当作独立的观赏审美对象而被抒写赞颂。“堂上不合生枫树，怪底 江山起烟雾”（杜甫）、“张璨画松石，往往得神骨”（元稹），表 明由盛唐而中唐，对自然景色、山水树石的趣味欣赏和美的观念已在 走向画面的独立复制，获有了自己的性格，不再只是作为人事的背 景、环境而已了。但比起人物（如仕女）、牛马来，山水景物作为艺 术的主要题材和所达到的成熟水平，则要更晚得多。这是因为，人 物、牛（农业社会的主要生产资料）马（战争工具，上层集团热爱的 对象）显然在社会生活中占有更明确的地位，与人事关系更为直接， 首先从宗教艺术中解脱出来的当然是它们。所以，如果说继宗教绘画 之后，仕女牛马是中唐以来的主题和髙峰，那末山水花鸟的成熟和高 峰应属宋代。诚如宋人自己所评论：“若论佛道人物，仕女牛马，则 近不及古；若论山水林石、花竹禽鸟，则古不及近”（郭若虚：《图 画见闻志》），“本朝画山水之学，为古今第一”（邵博：《闻见后 录》卷27)。 审美兴味和美的理想由具体人事、仕女牛马转到自然对象、山水花 鸟，当然不是一件偶然事情。它是历史行径、社会变异的间接而曲折 的反映。与中唐到北宋进入后期封建制度的社会变异相适应，地主士 大夫的心理状况和审美趣味也在变异。经过中晚唐的沉溺声色繁华之 后，士大夫们一方面仍然延续着这种沉溺（如花间、北宋词所反 映），而同时又日益发现和陶醉在另一个美的世界之中，这就是自然 风景山水花鸟的世界。自然对象特别是山水风景，作为这批人数众多 的世俗地主士大夫(不再只是少数门阀贵族）居住、休息、游玩、观赏 的环境，处在与他们现实生活亲切依存的社会关系之中。而他们的现 实生活既不再是在门阀势族压迫下要求奋发进取的初盛唐时代，也不 同于谢灵运伐山开路式的六朝贵族的掠夺开发，基本是一种满足于既 得利益，希望长久保持和固定，从而将整个封建农村理想化、牧歌化 的生活、心情、思绪和观念。门阀势族以其世袭的阶级地位为荣，世 俗地主则以官爵为荣。这两个阶级对自然、农村、下层人民（在画面 以所谓“渔樵”为代表）的关系、态度并不完全一样。二者的所谓 “隐逸”的含义和内容也不一样。六朝门阀时代的“隐逸”基本上是 一种政治性的退避，宋元时代的“隐逸”则是一种社会性的退避，它 们的内容和意义有广狭的不同（前者狭而后者广），从而与他们的 “隐逸”生活直接相关的山水诗画的艺术趣味和审美观念也有深浅的 区别（前者浅而后者深）。不同于少数门阀贵族，经由考试出身的大 批世俗地主士大夫常常由野而朝，由农（富农、地主）而仕，由地方 而京城，由乡村而城市。丘山溪壑、野店村居成了他们的荣华富贵、 楼台亭阁的一种心理上必要的补充和替换，一种情感上的回忆和追 求，从而对这个阶级具有某种普遍的意义。“直以太平盛世，君亲之 心两隆…，然则林泉之志、烟霞之侣，梦寐在焉，耳目断绝，今得妙 手郁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穷泉壑，猿声鸟啼，依约在耳，山光水 色，滉漾夺目，此岂不快人意实获我心哉，此世之所以贵夫画山水之 本意也”（《林泉高致》)。除去技术因素不计外，这正是为何山水画 不成熟于庄园经济盛行的六朝，却反而成熟于城市生活相当发达的宋 代的原故。这正如欧洲风景画不成熟于中世纪反而成熟于资本主义阶 段一样。中国山水画不是门阀贵族的艺术，而是世俗地主的艺术。这 个阶级不象门阀地主与下层人民（即以所谓“渔樵”为代表的农民） 那样等级森严、隔绝严厉，宋元山水画所展现出来的题材、主题、思 想情感比六朝以至唐代的人物画（如阎立本的帝王图、张萱、周昉仕 女画等等），具有远为深厚的人民性和普遍性。但世俗地主阶级作为 剥削者与自然毕竟处在一种闲散、休息、消极静观的关系之中，他们 最多只能是农村生活的占有者和欣赏者。这种社会阶级的特征也相当 清晰地折射在中国山水画上：人与自然那种娱悦亲切和牧歌式的宁静 成为它的基本音调，即使点缀着负薪的樵夫、泛舟的渔父，也决不是 什么劳动的颂歌，而仍然是一幅掩盖了人间各种剥削和痛苦的懒洋 洋、慢悠悠的封建农村的理想画。“渡口只宜寂寂，人行须是疎 疎”；“野桥寂寞，遥通竹坞人家；古寺萧条，掩映松林佛塔”。萧 条寂寞而不颓唐，安宁平静却非死灭，“非无舟人，止无行人”，这 才是“山居之意裕如也”，才符合世俗地主士大夫的生活、理想和审 美观念。 与阶级基础和现实生活相适应的哲学思潮，则可说是形成这种审美趣 味的主观因素。禅宗从中晚唐到北宋愈益流行，宗派众多，公案精 致，完全战胜了其他佛教派别。禅宗教义与中国传统的老庄哲学对自 然态度有相近之处，它们都采取了一种准泛神论的亲近立场，要求自 身与自然合为一体，希望从自然中吮吸灵感或了悟，来摆脱人事的羁 縻，获取心灵的解放。千秋永在的自然山水高于转瞬即逝的人世豪 华，顺应自然胜过人工造作，丘园泉石长久于院落笙歌……。禅宗喻 诗，当时已是风会时髦；以禅说画（山水画），也决不会待明末董其 昌的“画禅室”才存在。它们早就有内在联系了，它们构成了中国山 水画发展成熟的思想条件。

    （二）“无我之境”

    然而，延续千年的中国山水画又不是一成不变的。明清不论，宋元山 水便经历了北宋（主要是前期）、南宋、元这样三个里程，呈现出彼 此不同的三种面貌和意境。 根据当时文献，北宋山水以李成、关同、范宽三家为主要代表：“画 山水惟营丘李成、长安关同、华原范宽，……三家鼎峙百代，标程前 古”（《图画见闻志》）。三家各有特征：“夫气象萧疎、烟林清 旷，……营丘之制也；石体坚凝，杂木丰茂，……关氏之风也；峰峦 浑厚，势状雄强，……范氏之作也”（同上）。今人曾概括说，“关 同的峭拔，李成的旷远和范宽的雄杰，代表了宋初山水画的三种风 格”（童书业：《唐宋绘画谈丛》） 值得注意的是，这三种不同风格主要来自对自己熟悉的自然地区环境 的真实描写，以至他们的追随者们也多以地区为特色：“齐鲁之士唯 摹营丘，关陕之士唯摹范宽”。李成徙居青州，虽学于关同，能写峰 峦重叠，但其特点仍在描写齐鲁的烟云平远景色，所谓“烟林平远之 妙始自营丘”(《图画见闻志》)，“成之为画，……缩千里于咫尺， 写万趣于指下，……林木稠薄，泉流清浅，如就真景”（《圣朝名画 评》）。范宽则刚好相反：“李成之笔，近视如千里之远，范宽之 笔，远望不离坐外”（同上），表现的是“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 生”的关陕风景，范宽这种风格特点也来自他的艰苦写生：“卜居于 终南太华岩隈林麓之间，而览其云烟惨淡风月阴雾难状之景，……则 千岩万壑，恍然如行山阴道中，虽盛暑中，凛凛然使人急欲挟纩也” （《宣和画谱》）。 据说关、范、李三家都学五代画家荆浩。荆作为北宋山水画的领路 人，正是以刻苦地熟悉所描绘的自然景色为重要特征的：“太行 山……因惊其异，遍而赏之。明日携笔复就写之，凡数万本，方如其 真”（传荆浩：《笔法记》）。传说是荆浩继六朝谢赫关于人物画的 “六法”之后，提出山水画的“六要”(气、韵、思、景、笔、墨）， 其核心是强调要在“形似”的基础上表达出自然对象的生命，提出了 “似”与“真”的关系问题：“画者，画也，度物象而取其真。…… 苟似可也，图真不可及也”“似者得其形，遗其气，真者气质俱盛” （《笔法记》）。提出了外在的形似并不等于真实，真实就要表达出 内在的气质韵味。这样，“气韵生动”这一产生于六朝、本是人物画 的审美标准，便推广和转移到山水画领域来了。它获得了新的内容和 含义，终于成为整个中国画的美学特色：不满足于追求事物的外在模 拟和形似，而要尽力表达出某种内在风神，而这种风神又要求建立在 对自然景色、对象的真实而又概括的观察、把握和描绘的基础之上。 所以，一方面是强调“气韵”，以之作为首要的美学准则；另一方面 又要求对自然景象作大量详尽的观察、记录和对画面构图作细致严谨 的安排。山如何，水如何，远看如何，近看如何，春夏秋冬如何，阴 晴寒暑如何，“四时之景不同也”，“朝暮之变者不同也”，非常重 视自然景色随着季节、气候、时间、地区、位置、关系的不同而有不 同，要求画家精细准确地去观察、把握和描绘。但是，虽求精细准 确，又仍然具有较大的灵活性。时有朝暮，并不计时辰迟早；日有阴 晴，却不问光暗程度；地有江南北国山地水乡，但仍不是一山一水的 写实。无论是季候、时日、地区、对象，既要求真实又要求有很大的 概括性，这构成中国山水画一大特征。并且，“真山水如烟岚，四时 不同。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 淡而如睡，画见其大意而不为刻画之迹”(《林泉高致》）。可见，这 是一种移入情感“见其大意”式的形象想象的真实，而不是直观性的 形体感觉的真实。所以，它并不造成为西画那种感知幻觉中的真实 感，而有更多的想象自由，毋宁是一种想象中的幻觉感。“山水有可 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 游之为得”（同上）。正是在这种审美趣味的要求下，中国山水画采 取散点透视，不固定在一个视角，远看近看均可，它不重视诸如光线 明暗、阴影色彩的复杂多变之类，而重视具有一定稳定性的整体境界 给予的情绪感染效果。这种效果不在具体景物对象的感觉知觉的真 实，不在于“可望可行”，而在于“可游可居”，“可游可居”当然 就不应是短暂的一时、一物、一景。“看此画令人生此意，如真在此 山中，此画之景外意也”（同上），即要求通过对自然景物的描绘， 表达出整个生活、人生的环境、理想、情趣和氛围。从而，它所要求 的就是一种比较广阔长久的自然环境和生活境地的真实再现，而不是 一时一景的“可望可行”的片刻感受。“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襄阳好风日， 留醉与山翁”（王维诗），这种异常广阔的整体性的“可游可居”的 生活——人生——自然境界，正是中国山水画去追求表现的美的理 想。 这一特色完整地表现在客观地整体地描绘自然的北宋（特别是前期） 山水画中，构成了宋元山水的第一种基本形象和艺术意境。画面经常 或山峦重叠，树木繁复；或境地宽远，视野开阔；或铺天盖地，丰盛 错综；或一望无际，邈远辽阔；或“巨嶂高壁，多多益壮”，或“溪 桥渔浦，洲诸掩映”…。这种基本塞满画面的、客观的、全景整体性 地描绘自然，使北宋山水画富有深厚的内容感，给予人们的审美感受 宽泛、丰满而不确定。它并不表现出也并不使观赏者联想起某种特定 的或比较具体的诗意、思想或情感，却仍然表现出、也使人清晰地感 受到那整体自然与人生的牧歌式的亲切关系，好像真是“可游可居” 在其中似的。在这好像是纯客观的自然描绘中，的确表达了一种生活 的风神和人生的理想，又正因为它并不呈现更为确定、具体的“诗情 画意”或观念意绪，这就使观赏者审美感受中的想象、情感、理解诸 因素由于未引向固定方向，而更为自由和宽泛。随着全景性整体性的 画面可提供的众多的范围和对象，使人们在这种审美感受中去重新发 现、抒发的余地也就更大一些。它具有更为丰富的多义性，给予人们 留连观赏的时间和愉快也更持久。 这是绘画艺术中髙度发展了的“无我之境”。诗、画以及小说等各类 艺术中都有这种美的类型和艺术意境。所谓“无我”，不是说没有艺 术家个人情感思想在其中，而是说这种情感思想没有直接外露，甚至 有时艺术家在创作中也并不能自觉意识到。它主要通过纯客观地描写 对象（不论是人间事件还是自然景物），终于传达出作家的思想情感 和主题思想。从而这种思想情感和主题思想经常也就更为宽泛、广 阔、多义而丰富。陶渊明的“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 中，鸡鸣桑树巅”“把酒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色日夕佳，飞鸟相 与还”等等，便是这种优美的“无我之境”。它并没有直接表露或抒 发某种情感思想，却通过自然景物的客观描写，极为清晰地表达了作 家的生活、环境、思想、情感。北宋画的“无我之境”由于不使用概 念、语词，就比上述陶诗还要宽泛。但其中又并非没有情感思想或观 念，它们仍然鲜明地传达出对农村景物或山水自然的上述牧歌式的封 建士大夫的美的理想和情感。面对它们，似乎是在想象的幻觉中面对 一大片真山水。但又不是，而是面对处在封建生产方式下的为地主士 大夫所理想化了的山水。五代和北宋的大量作品，无论是关同的《大 岭晴云》，范宽的《溪山行旅》《雪景寒林》[图版43] [66] ，董源的 《潇湘图》《龙袖骄民图》以及巨然、燕文贵、许道宁等等，都无不 如此。他们客观地整体地把握和描绘自然，表现出一种并无确定观 念、含义和情感的多义性的无我之境。 在前述北宋三大家中，当时似以李成最享盛名，但李成真迹早已失 传，宋代即有“无李论”之说，而所传荆浩、关同的作品均尚欠成 熟，燕、许等人又略逊一筹。因此，实际能作为北宋画这第一种意境 主要代表的，应是董源（他在后代也比李成更为著名）和范宽两大 家。一写江南平远真景，“尤工秋岚远景，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峭 之笔”，以浓厚的抒情性的优美胜（董源）。一写关陕峻岭，以具有 某种戏剧性的壮美胜(范宽）。它们是显然不同的两种美的风格，但这 种不同并不是南北两宗之分，也非青绿水墨之异，而是由于客观地整 体性地描绘，表现了地域性自然景色的差别。今天你游江南或去关 陕，所得到的自然美的欣赏、感受，也仍然是很不相同的，正如看董 源或范宽的画一样。但它们尽管有着风格上的重要差异，却又仍然同 属于上述“无我之境”的美学范畴。

    （三）细节忠实和诗意追求

    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诗、画中的美学趣味也在发展变化。从北宋前 期经后期过渡到南宋，“无我之境”便逐渐在向“有我之境”推移。 这种迁移变异的行程，应该说，与占画坛统治地位的院体画派的作风 有重要关系。以愉悦帝王为目的，甚至皇帝也亲自参加创作的北宋宫 廷画院，在享有极度闲暇和优越条件之下，把追求细节的忠实写实， 发展到了顶峰。所谓“孔雀升髙必举左”，论月季四时朝暮，花蕊叶 不同等故事，说明在皇帝本人倡导下，这种细节真实的追求成了皇家 画院的重要审美标准。于是，柔细纤纤的工笔花鸟[图版44] [67] 很自 然地成了这一标准的最好体现和独步一时的艺坛冠冕。这自然也影响 到山水画。尽管已开始有与此相对抗的所谓文人墨戏（以苏轼为代 表），但整个说来，上行下效，社会统治阶级的意识经常是统治社会 的意识，从院内到院外，这种追求细节真实日益成为画坛的重要趋向 和趣味。 与细节真实并行而更值得重视的另一院画的审美趣味，是对诗意的极 力提倡。虽然以诗情入画并非由此开始，传说王维就已是“画中有 诗”，但作为一种髙级审美理想和艺术趣味的自觉提倡，并日益成为 占据统治地位的美学标准，都要从这里算起。与上述的孔雀升高等故 事同时也同样著名的，是画院用诗句作题目进行考试的种种故事。如 “嫩绿枝头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蝴蝶梦中家万里”“踏花 归去马蹄香”等等（参见《扪虱新语》《画继》等书）。总之，是要 求画面表达诗意。中国诗素以含蓄为特征，所谓“含不尽之意见于言 外”，从而山水景物画面如何能既含蓄又准确即恰到好处地达到这一 点，便成了中心课题，成了画师们所追求揣摩的对象。画面的诗意追 求开始成了中国山水画的自觉的重要要求。“所试之题如野水无人 渡，孤舟尽日横，自第二人以下，多系空舟岸侧，或拳鹭于舷间，或 栖鸦于蓬背；独魁则不然，画一舟人卧于舟尾，横一孤笛，其意以为 非无舟人，止无行人耳”（《画继》）。没有行人，画面可能产生某 种荒凉感，“非无舟人，只无行人”，才能准确而又含蓄地表达出一 幅闲散、缓慢、宁静、安逸、恰称诗题的抒情气氛和牧歌图画。又如 “尝试‘竹锁桥边卖酒家’，人皆可以形容无不向酒家上着工夫，惟 一善画但于桥头竹外挂一酒帘，书‘酒’字而已，便见得酒家在竹内 也”（俞成《萤雪丛说》)。这当然是一幅恰符诗意、既含蓄又优美的 山水画。 宋代是以“郁郁乎文哉”著称的，它大概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文化最发 达的时期。上自皇帝本人、官僚巨室，下到各级官吏和地主士绅，构 成一个比唐代远为庞大也更有文化教养的阶级或阶层。绘画艺术上， 细节的真实和诗意的追求是基本符合这个阶级在“太平盛世”中发展 起来的审美趣味的。但这不是从现实生活中而主要是从书面诗词中去 寻求诗意，这是一种虽优雅却纤细的趣味。 这种审美趣味在北宋后期即已形成，到南宋院体中到达最髙水平和最 佳状态。从而创造了与北宋前期山水画很不相同的另一种类型的艺术 意境。 如果看一下马远、夏珪以及南宋那许许多多的小品：深堂琴趣、柳溪 归牧、寒江独钓、风雨归舟、秋江暝泊[图版44、45] [68] 、雪江卖 鱼、云关雪栈、春江帆饱……，等等，这一特色便极明显。它们大都 是在颇为工致精细的、极有选择的有限场景、对象、题材和布局中， 传达出抒情性非常浓厚的某一特定的诗情画意来。细节真实和诗意追 求正是它们的美学特色，而与北宋前期那种整体而多义，丰满而不细 致的情况很不一样了。这里不再是北宋那种气势雄浑邈远的客观山 水，不再是那种异常繁复杂多的整体面貌；相反，更经常出现的是颇 有选择取舍地从某个角度、某一局部、某些对象甚或某个对象的某一 部分出发的着意经营，安排位置，苦心孤诣，在对这些远为有限的对 象的细节忠实描绘里，表达出某种较为确定的诗趣、情调、思绪、感 受，它不再象前一时期那样宽泛多义，不再是一般的“春山烟云连绵 人欣欣，夏山嘉木繁阴人坦坦……”，而是要求得更具体和更分化 了。尽管标题可以基本相同，由画面展示出来的情调诗意却并不完全 一样。被称为“剩水残山”的马、夏，便是典型代表。应该说，比起 北宋那种意境来，题材、对象、场景、画面是小多了，一角山岩、半 截树枝都成了重要内容，占据了很大画面；但刻画却精巧细致多了， 自觉的抒情诗意也更为浓厚、鲜明了。像被称为“马一角”的马远的 山水小幅里，空间感非常突出，画面大部份是空白或远水平野，只一 角有一点点画，令人看来辽阔无垠而心旷神怡。谁能不在马、夏的 “剩水残山”和南宋那些小品前荡漾出各种轻柔优美的愉快感受呢？ 南宋山水画把人们审美感受中的想象、情感、理解诸因素引向更为确 定的方向，导向更为明确的观念或主题，这就是宋元山水画发展历程 中的第二种艺术意境。 这是不是“有我之境”呢？是。又不是，相对于第一种意境，可以说 是。艺术家的主观情感、观念在这里有更多的直接表露。但相对于下 一阶段来说，它又不是。因为无论在对对象的忠实描写上，或抒发主 观情感观念上，它仍然保持了比较客观的态度。诗意的追求和情感的 抒发，尽管比北宋山水已远为自觉和突出，但基本仍从属于对自然景 色的真实再现的前提之下，所以，它处在“无我之境”到“有我之 境”的过渡行程之中，是典重的院体画而决非意气的文人画。它基本 仍应属“无我之境”。 宋画中这第二种艺术意境是一种重要的开拓。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 大大丰富发展了中国民族的美学传统，作出了重要贡献。诗意追求和 细节真实的同时并举，使后者没有流于庸俗和呆板（“匠气”），使 前者没有流于空洞和抽象（“书卷气”）。相反，从形似中求神似， 由有限（画面）中出无限(诗情），与诗文发展趋势相同，日益成为整 个中国艺术的基本美学准则和特色。对称走向均衡，空间更具意义， 以少胜多，以虚代实，计白当黑，以一当十……，日益成为中国各门 艺术高度发展的形式、技巧和手法。讲究的是“虚实相生，无画处均 成妙境”（笪重光：《画筌》），这与“意在言外”、“此时无声胜 有声”完全一致。并且，由于这种山水是选择颇有局限的自然景色的 某个部分某些对象，北宋画那种地域性的不同特色便明显消退。哪里 没有一角山水、半截树枝呢？哪里没有小桥流水、孤舟独钓呢？哪里 没有春江秋月、风雨归舟呢？描绘的具体景物尽管小一些，普遍性反 而更大了。抒发的情感观念尽管更确定一些，却也更鲜明更浓烈了。 它们确乎做到了“状难言之景列于目前，含不尽之意溢出画面”，创 造了中国山水画另一极高成就。北宋浑厚的整体的全景的山水，变而 为南宋精巧的诗意的特写的山水，前者以雄浑、辽阔、崇髙胜，后者 以秀丽、工致、优美胜。两美并峙，各领千秋。

    （四）“有我之境”

    明代王世贞在总结宋元山水画时说，“山水画至大小李一变也，荆、 关、董、巨又一变也，李成范宽又一变也，刘（松年）李(唐)又一变 也，大痴、黄鹤又一变也”（《艺苑卮言》)。大小李属于唐代，情况 不明。荆关董巨和李成范宽实属同代，即本文所说的第一种意境的北 宋山水。刘、李是连接南北宋的，他们似可与马、夏列入一类，即本 文上述第二种意境的南宋山水。最后一变则是元四家。其实，如后世 所公认，大痴(黄公望）黄鹤（王蒙）不如倪云林更能作为元四家（元 画）的主要代表，亦即本文所谓宋元山水中第三种艺术意境——“有 我之境”的代表。 元画与宋画有极大不同。无论从哪一方面或角度，都可以指出一大堆 的差异。然而最重要的差异似应是由于社会急剧变化带来的审美趣味 的变异。蒙古族进据中原和江南，严重破坏了生产力，包括大量汉族 地主知识分子（特别是江南士人）蒙受极大的屈辱和压迫，其中一部 分人或被迫或自愿放弃“学优则仕”的传统道路，把时间、精力和情 感思想寄托在文学艺术上。山水画也成为这种寄托的领域之一。院体 画随着赵宋王朝的覆灭而衰落、消失，山水画的领导权和审美趣味由 宋代的宫廷画院终于在社会条件的变异下落到元代的在野士大夫知识 分子——亦即文人手中了。“文人画”正式确立。尽管后人总爱把它 的源头追溯到苏轼、米芾等人，南宋大概也确有一些已经失传的不同 于院体的文人画，但从历史整体情况和现存作品实际看，它作为一种 体现时代精神的必然潮流和趋向出现在绘画艺术上，似仍应从元—— 并且是元四家算起。 所谓“文人画”，当然有其基本特征。这首先是文学趣味的异常突 出。上述第二种意境可说是形似与神似、写实与诗意的溶合统一，矛 盾双方处在和谐状态之中。但形与神、对象(境）与主观（意）这对矛 盾的继续发展，在元代这种社会氛围和文人心理的条件下，便使后者 绝对压倒前者而直接表露，走到与北宋恰好相反的境地：形似与写实 迅速被放在次要地位，更强调和重视的是主观的意兴心绪。中国绘画 中一贯讲求的“气韵生动”的美学基本原则，到这里不再放在客体对 象上，而完全是放在主观意兴上。这个本是作为表达人的精神面貌的 人物画的标准，从此以后倒反而成了表达人的主观意兴情绪的山水画 的标准（而这些文人画家也大多不再画人物了）。《艺苑卮言》说， “人物以形模为先，气韵超乎其表；山水以气韵为主，形模寓乎其 中”，这就不但完全忘怀了历史的来由，而且也把“形模”在山水画 中的地位和意义放在非常次要以至附属的地位，与北宋初年那样讲究 写真、形似，成了鲜明对比。倪云林一再说，“仆之所谓画者，不过 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余之竹聊以为写胸中之逸气 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吴仲奎也说：“墨戏之作，盖士大夫词 翰之余，适一时之兴趣”（见《铁网珊瑚》，转引自陈衡恪：《文人 画之价值》）。这样一种美学指导思想，是宋画主流（无论北宋或南 宋）所没有的。 与文学趣味相平行，并具体体现这一趣味构成元画特色的是，对笔墨 的突出强调。这是中国绘画艺术又一次创造性的发展。元画也因此才 获得了它所独有的审美成就。就是说，在文人画家看来，绘画的美不 仅在于描绘自然，而且在于或更在于描画本身的线条、色彩亦即所谓 笔墨本身。笔墨可以具有不依存于表现对象（景物）的相对独立的 美。它不仅是种形式美、结构美，而且在这形式结构中传达出人的种 种主观精神境界、“气韵”、“兴味”。这样，就把中国的线的艺术 传统推上了它的最髙阶段。本来，自原始陶器纹饰青铜礼器和金文小 篆（大篆）以来，线始终是中国造型艺术的主要审美因素。在人物画 中有所谓“铁线描”、“莼菜描”、“曹衣出水”“吴带当风” ……，都是说的线条的美。中国独有的书法艺术，正是这种髙度发达 了的线条美(详本书第三、七章）。书法这时与绘画密切结合起来。从 元画开始，强调笔墨趣味，重视书法趣味，成为一大特色。这不能简 单斥之为形式主义，恰好相反，它表现了一种净化了的审美趣味和美 的理想。线条自身的流动转折，墨色自身的浓淡、位置，它们所传达 出来的情感、力量、意兴、气势、时空感，构成了重要的美的境界。 任何逼真的摄影所以不能替代绘画，其实正在于后者有笔墨本身的审 美意义在。它是自然界所不具有，而是经由人们长期提炼、概括、创 造出来的美。中国艺术这一民族特征非常鲜明而重要，值得我们深入 研究。元代名画名书法家赵孟頫说；“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 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画师、书家兼诗人，一 身三任焉，自兹成为对中国山水画的一种基本要求和理想。 与此相辅而行，从元画开始的另一中国画的独有现象，是画上题字作 诗，以诗文来直接配合画面，相互补充和结合。这是唐宋和外国都没 有和不可能有的。唐人题款常藏于石隙树根处（与外国同），宋人开 始写一线细楷，但决不使之过分侵占画面，影响对画面——自然风景 的欣赏。元人则大不同，画面上的题诗写字有时多达百字十数行，占 据了很大画面，有意识地使它成为整个构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方 面既是使书、画两者以同样的线条美来彼此配合呼应，另一面又是通 过文字所明确表述的含义来加重画面的文学趣味和诗情画意。因之 “元人工书，虽侵画位，弥觉其隽雅”。这种同书法文字和朱红印章 来配合补充画面，成了中国艺术的独特传统，它们或平衡布局，或弥 补散漫，或增加气氛，或强化变化，方正的红色印章在一片水墨中更 增添了沉着、鲜明和力量。所有这些都极为深刻而灵活地加强了绘画 艺术的审美因素。 与此同时，水墨画也就从此压倒青绿山水，居于画坛统治地位。虽然 早有人说，“草木敷荣，不待丹绿之采，云雪飘扬，不待铅粉而白， 山不待空青而翠，风不待五色而粹，是故运墨而五色俱，谓之得意” （《历代名画记》），但真正实现这一理想的，毕竟是讲求笔墨趣味 的元画。正因为通过线的飞沉涩放，墨的枯湿浓淡，点的稠稀纵横， 皴的披麻斧劈，就足以描绘对象，托出气氛，表述心意，传达兴味观 念，从而也就不需要也不必去如何真实于自然景物本身的色彩的涂绘 和线形的勾勒了。吴镇说，“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 九方皋相马正是求其神态而“不辨玄黄牝牡”的形象细节的。 既然重点已不在客观对象（无论是整体或细部）的忠实再现，而在精 炼深永的笔墨意趣，画面也就不必去追求自然景物的多样（北宋）或 精巧(南宋），而只在如何通过某些自然景物(实际上是借助于近似的 自然物象）以笔墨趣味来传达出艺术家主观的心绪观念就够了。因 之，元画使人的审美感受中的想象、情感、理解诸因素，便不再是宋 画那种导向，而是更为明确的“表现”了。画面景物可以非常平凡简 单，但意兴情趣却很浓厚。“宋人写树，千曲百折，……至元时大痴 仲圭一变为简率，愈简愈佳”（钱杜：《松壶画忆》），“层峦迭翠 如歌行长篇，远山疏麓如五七言绝，愈简愈入深永”（沈颢:《画 麈》），“山水之胜,得之目，寓诸心，而形于笔墨之间者，无非兴而 已矣”（沈周），“远山一起一伏则有势，疏林或高或下则有情”(董 其昌），自然对象山水景物完全成了发挥主观情绪意兴的手段。在这 方面，倪云林当然要算典型。你看他总是以几棵小树，一个茅亭，远 抹平坡，半枝风竹，这里没有人物，没有动态，然而在这些极其普遍 常见的简单景色中[图版46、47] [69] ，通过精炼的笔墨，却传达出闲 适无奈、淡淡哀愁和一种地老天荒式的寂寞和沉默。在这种“有意无 意，若淡若疏”极为简练的笔墨趣味中，构成一种颇有明确思想情感 的美。“元人幽亭秀木，自在化工之外，一种灵气。惟其品若天际冥 鸿，故出笔便如哀弦急管，声情并集，非大地欢乐场中可得而拟议者 也”（恽南田）。“至平至淡，至无意而实有所不能不尽者”（恽 向）。所谓“不能不尽者”、所谓“一种灵气”，当然不是指客体自 然景物，而是指主观的心绪情感和观念。如上所述，自然景物不过是 通过笔墨借以表达这种“不能不尽”的主观心意“灵气”罢了。 这当然是标准的“有我之境”。早在宋代，欧阳修便说过，“萧条淡 泊，此难画之意。……故飞走迟速意浅之物易见，而闲和严静趣远之 心难形”。王安石也说，“欲寄荒寒无善画”。所谓“萧条淡泊”、 “闲和严静趣远之心”以及“欲寄荒寒”等等，都主要是指一种主观 心境和意绪。自然界或山水本身并无所谓“萧条淡泊”、“闲和严 静”，因之要通过自然山水来传达出这种种主观心境意绪，本是一件 非常困难的事情，这一困难终于由元画创造性地解决了。它开拓了宋 元山水画中的第三种意境，与上述北宋、南宋三分鼎足，各擅胜场。 这里当然也就无所谓整体性还是细节性，地域性还是普遍性，繁复还 是精细等等问题。元四家中如黄公望[图版48] [70] 、王蒙，或以长轴 山水(《富春山居图》），或以山岩重叠(如《青卞隐居图》)著称，比 起倪云林，他们所描绘的自然是更为辽阔或广远的，但其美学特征和 艺术意境却与倪云林一样，同样是追求笔墨讲究意趣的元画，同样是 所谓萧疏淡雅，同样是“有我之境”。 这种“有我之境”发展到明清，便形成一般浪漫主义的巨大洪流。在 倪云林等元人那里，形似基本还存在，对自然景物的描绘基本仍是忠 实再现的，所谓“岂复较其似与不似”，乃属夸张之词。到明清的石 涛、朱聋以至扬州八怪，形似便被进一步抛弃，主观的意兴心绪压倒 了一切，并且艺术家的个性特征也空前地突出了。这种个性，元画只 有萌芽，宋人基本没有，要到明清和近代才有了充分的分化和发展。 从美学理论看，情况与艺术实践的历史行程大体一致。宋代绘画强调 的是“师造化”、“理”、“法”和“传神”，讲究画面的位置经 营。“有条则不紊”，“有绪则不杂”，“因性之自然，究物之微 妙”（《山水纯全集》）。元代强调的则是“法心源”、“趣”、 “兴”和“写意”。“画者当以意写之”，“高人胜士寄兴写意者， 慎不可以形似求之。”（汤重：《画鉴》）宋元画的这种区别，前人 也早已这样概括指出：“东坡有诗曰，‘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 作诗必此诗，定是非诗人’。余曰，此元画也。晁以道诗云，‘画写 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余曰此宋画也” （《董其昌：《画旨》)。宋画是“先观其气象，后尽其去就，次根其 意，终求其理”（《圣朝名画评》），元画则是“先观天真，次观笔 意，相对忘笔墨之迹，方为得趣”（《画鉴》）。从作品到理论，它 们的区别差异都是很明白的。本文认为，这些区别正是美学上“无我 之境”和“有我之境”的种种表现。 在讲雕塑时，我曾分出三种类型的美。（见本书第六章）上章讲词 时，也指出诗境、词境之别，其实还应加上“曲境”。如所指出，诗 境深厚宽大，词境精工细巧，但二者仍均重含而不露，神余言外，使 人一唱三叹，玩味无穷。曲境则不然，它以酣畅明达，直率痛快为能 事，诗多“无我之境”，词多“有我之境”，曲则大都是非常突出的 “有我之境”。它们约略相当于山水画的这三种境界，（当然这只在 某种极为限定的意义上来说）。“夜阑更秉独，相对如梦寐”是诗； “今宵剩把银釭照，犹恐相逢在梦中”是词；“小楼一夜听春雨，深 巷明朝卖杏花”是诗，“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是词，“觉来红 日上窗纱，听街头卖杏花”是曲；“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是 诗，（但此诗已带词意）“斜阳外，寒鸦数点，流水绕孤村”是词，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是曲。尽管构思形 象、构思主题十分接近或相似，但艺术意境却仍然不同。诗境厚重， 词境尖新，曲境畅达，各有其美，不可替代。雕塑的三类型、诗词曲 的三境界、山水画的三意境，确有某种近似而相通的普遍规律在。当 然，所有这些区分都只是相对的、大体的，不可以作为公式，刻板以 求。并不是任何作品或作家都一定能纳入某一类之中，有的可以是过 渡，有的可以是二者的综合或恰好介乎二类之间，如此等等…。世界 是复杂的，理论上的种种区划、分析是为了帮助而不是去束缚对艺术 品的观赏和研究。 如同雕塑、文学一样，宋元山水三种意境中也均各有其优秀和拙劣、 成功和失败的作品，各人也可随自己的兴趣、倾向而有偏爱偏好。

    十 明清文艺思潮

     （一）市民文艺

    纵观前面，如可说汉代文艺反映了事功、行动，魏晋风度、北朝雕塑 表现了精神、思辨，唐诗宋词、宋元山水展示了心境、意绪，那末， 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明清文艺所描绘的却是世俗人情。这是又一个广 阔的对象世界，但已不是汉代艺术中的自然征服，不是那古代蛮勇力 量的凯旋，而完全是近代市井的生活散文，是一幅幅平淡无奇却五花 八门、多彩多姿的社会风习图画。 从《清明上河图》，便可以看出宋代城市的繁盛。以汴京为中心，以 原五代十国京都为基础的地方城市，在当时已构成了一个相当发达的 国内商业、交通网。商人地主、市民阶级已在逐渐形成。虽然经元代 的逆转，但到明中叶，这一资本主义的因素（或萌芽）却更形确定。 表现在意识形态各领域，尤为明显。唐代寺院的“俗讲”，演变和普 及为宋代民间的“平话”。而从嘉靖到乾隆，则无论在哲学、文学、 艺术以及社会政治思想上，都是波澜起伏、流派众多，一环接一环地 在发展、变迁或萎缩。其中的规律颇值深探。这是一个异常复杂困难 而极有兴味的问题，本书暂只能因陋就简、挂一漏万地描述一点表面 现象。 哲学是时代的灵魂。反映时代这一重大的内在脉搏，从讲究事功的陈 亮、叶适到提出“工商皆本”的黄黎州和反对“以理杀人”的戴震， 其中包括从李贽到唐甄许多进步的思想家，这是一股作为儒学异端出 现、具有近代解放因素的民主思想。另一条线则是从张载到罗钦顺到 王夫之、颜元，这是以儒学正宗面目出现、具有更多哲理思辨性质的 进步学派。这两条线有某种差异甚至矛盾，但客观上却不谋而合地或 毁坏、或批判封建统治传统，它们在明清之际共同构成了巨大启蒙思 潮。后者(可以王夫之为代表)大抵以地主阶级反对派为背景，具有某 种总结历史的深刻意味；前者(可以李贽为代表)则更鲜明地具有市民 ——资本主义的性质(它在经济领域是否存在尚可研究，但在意识形态 似很明显）。它的破坏封建旧制度的作用和力量也更为巨大。在文艺 领域里，前者也具有更为直接更为重要的影响。它们与当时的文学艺 术是在同一块土壤基础上开出的花朵。 文艺毕竟走在前头，开时代风气之先。在宋代平话，就已有所谓“烟 粉”、“灵怪”、“传奇”、“公案”以及“讲史”等等类别，说明 这种以广大市民为对象的近代说唱文学已拥有广阔的题材园地。它与 六朝志怪或唐人小说已经很少相同了。它不是以单纯的猎奇或文笔的 华丽来供少数贵族们思辨或阅读，而是以描述生活的真实来供广大听 众消闲取悦。尽管从文词的文学水平和成就看，似乎并无可取，然 而，其实际的艺术效果却相当可观，应该说已经超过了以前任何贵族 文艺。例如，宋平话就已经是： 说国贼怀奸从佞，遗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臣负屈衔寃，铁心 肠也须下泪。讲鬼怪，令羽士心寒胆战；论闺怨，遣佳人绿 惨红愁；说人头厮挺，令羽士快心，言两阵对圆，使雄夫壮 志…（《新编醉翁谈录卷之一》） 这种世俗文学的审美效果显然与传统的诗词歌赋，有了性质上重大差 异，艺术形式的美感逊色于生活内容的感受，高雅的趣味让路于世俗 的真实。这条文艺河谷发展到明中叶，便由涓涓细流汇为江湖河海， 由口头的说唱发展为正式的书面语言。以《喻世明言》、《警世通 言》、《醒世恒言》和初二刻《拍案惊奇》为代表，标志着这种市民 文学所达到的繁荣顶点，具有了自己的面貌、性格和特征，对近代影 响甚巨。它们的选本《今古奇观》便流传三百余年而历久不衰。正如 这个选本的序言所说，这些作品确乎是“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 欢离合之致”，把当时由商业繁荣所带给封建秩序的侵蚀中的社会各 阶级阶层的人物面貌作了多方面的广泛描绘。多种多样的人物、故 事、情节都被揭示展览出来，尽管它们像汉代浮雕似地那样薄而浅， 然而它所呈现给人们的，却已不是粗线条勾勒的神人同一，叫人膜拜 的古典世界，而是有现实人情味的世俗日常生活了。对人情世俗的津 津玩味，对荣华富贵的钦羡渴望，对性的解放的企望欲求，对“公 案”、神怪的广泛兴趣……，尽管这里充满了小市民种种庸俗、低 级、浅薄、无聊，尽管这远不及上层文人士大夫艺术趣味那么高级、 纯粹和优雅，但它们倒是有生命活力的新生意识，是对长期封建王国 和儒学正统的侵袭破坏。它们有如《十日谈》之类的作品出现于欧洲 文艺复兴时代一样。 其中一个流行而突出的题材或主题是普通男女之间的性爱。这种题材 在唐诗和以前文艺中并无重要地位，在宋词中则主要是作为与勾栏妓 女有关的咏叹（例如柳永的某些作品），但已开始表现出某种平等而 真挚的男女情爱，特别是青年女性对爱情的热情、留恋、执着和忠 诚，得到了一定肯定性的抒写描画，反映出社会已很不同于奴隶制或 前期封建制，妇女不只是作为贵族们的玩物，而有了人的地位。随着 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和城市生活的繁荣，具有自然生理普遍基础的性 爱题材便日益取得社会性的意义和内容，自愿的、平等的、互爱的男 女情热便具有冲破重重封建礼俗去争取自由的价值和意义。或者是一 见倾心而生死不渝，或者是历经曲折而终成眷属，或者是始乱终弃结 局悲惨，或者是肉欲横流追求淫荡…，从《买油郎独占花魁女》、 《杜十娘怒沉十宝箱》到《乔太守乱点鸾鸯谱》、《玉堂春落难寻 夫》到《任君用恣乐深闺》形形色色，五光十彩。其中，有对献身纯 真爱情的歌颂赞扬，有对封建婚姻的讽刺嘲笑，有对负心男子的鞭挞 谴责，也有对色情荒淫的欣赏玩味…。总之，这里的思想、意念、人 物、形象、题材、主题…，已大不同于封建正统文艺和文人士夫的贵 族气派。它既来源于说唱文学，满足的对象是一般“市井小民”，也 就使它成为世俗生活的风习画廊。在这个画廊中，男女性爱并非唯一 主题，市民文学展开了世俗生活的多方面，这里有公正的义士，善良 的武生，有贪婪残暴的县丞，奸邪阴险的权贵…。由于社会开始孕育 着从封建母胎里的解怀，个人的际遇、遭逢、前途和命运逐渐失去独 一无二的封建模式，也开始多样化和丰富化，各色人物都在为自己奋 斗，或经商致富，或投考中举，或白首穷经竟一无所获，或巧遇良机 而顿致富贵…。一方面是追求，另方面是机遇，封建秩序的削弱、阶 级关系的变迁使现实社会中个人道路的资本主义多样化的趋势在萌 芽，使现实生活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更为丰富而复杂。虽然还谈 不上个性解放，但在这些世俗小说中已可窥见对个人命运的关注。从 思想意识说，这里有对邪恶的唾骂和对美德的赞扬，然而同时也有对 宿命的宣扬和对因果报应、逆来顺受的渲染。总之某种近代资本主义 的民主性与腐朽庸俗的封建落后意识的渗透、交错与混合，是这种初 兴市民文学的一个基本特征。这里没有远大的思想、深刻的内容，也 没有具有真正雄伟抱负的主角形象和突出的个性、激昂的热情…。它 们是一些平淡无奇然而却比较真实和丰富的世俗的或幻想的故事。 由于它们由说唱演化而来，为了满足听众的要求，重视情节的曲折和 细节的丰富，成为这一文学在艺术上的重要发展。具有曲折的情节吸 引力量，和具有如临其境如见其人的细节真实性，构成说唱者及其作 品成败的关键。从而如何构思、选择、安排情节，使之具有戏剧性， 在人意中又出人意外；如何概括地模拟描写事物，听来逼真而又不嫌 繁琐；不是去追求人物性格的典型性而是追求情节的合理，述说的逼 真，不是去刻画事物而是去重视故事，在人情世态、悲欢离合的场合 境遇中，显出故事的合理和真实来引人入胜，便成为目标所在。也正 是它们奠定了中国小说的民族风格和艺术特点。 与宋明话本、拟话本并行发展的是戏曲。元代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造成 了经济、文化的倒退，却也创造了文人士大夫阶层与民间文学结合的 条件。它的成果就是著名的文词华美的元代杂剧。关汉卿、王实甫、 白朴、马致远四大家成为一代文学正宗，《窦娥冤》《西厢记》《墙 头马上》等等成为至今流传的传统剧目。到明中叶以后，传奇的大量 涌现，把戏曲更推上一个新的阶段。除了文学上的意义外，更重要的 是，它已发展和定形为一种由说唱、表演、音乐、舞蹈相结合的综合 艺术，创造了中国民族特色的戏曲形式的艺术美。直到昆曲和京剧， 在所谓唱、念、做、打中，把这种美推到了炉火纯青无与伦比的典范 高度。像昆曲，以风流潇洒、多情善感的小生、小旦为主角，以精工 细作的姿态唱腔来刻划心理、情意，配以优美文词，相当突出地表现 了一代风神。 这是一种经过高度提炼的美的精华。千锤百炼的唱腔设计，一举手一 投足的舞蹈化的程序动作，雕塑性的亮相，象征性、示意性的环境布 置，异常简洁明了的情节交代，高度选择的戏剧冲突（经常是能激起 巨大心理反响的伦理冲突）…，使内容和形式交溶无间，而特别突出 了积淀了内容要求的形式美。这已不是简单的均衡对称、变化统一的 形式美，而是在其中与内容意义交织在一起。如京剧的吐字，就不光 是一个形式美问题，而且要求与内容含义的表达有所交溶。但其中形 式美又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中国戏曲尽管以再现的文学剧本为内容， 却通过音乐、舞蹈、唱腔、表演，把作为中国文艺的灵魂的抒情特性 和线的艺术的本质，发展到又一个空前绝后、独一无二的综合境界。 它实际上并不以文学内容而是以艺术形式取胜，也就是说以美取胜。 能不对昆曲、京剧中那种种优美的唱段唱腔心醉动怀?能不对那袅袅轻 烟般的出场入场、连行程也美化为S形的优雅动作姿态叹为观止？髙度 提炼、概括而又丰富具体，已经程序化而又仍有一定个性，它不是一 般形式美，而正是“有意味的形式”。尽管进入上层和宫廷之后，趣 味日见纤细，但它的基础仍是广泛的“市井小民”，它仍属于市民文 艺的一部分。 把这种市民文艺展现为单纯视觉艺术的，是明中叶以来沛然兴起的木 刻版画。它们正是作为上述戏曲、小说的插图而成商品广泛流传，市 场销路极好。它也是到明末达到顶峰。像著名的画家陈洪绶和徽刻[图 版49] [71] 便是重要代表。中国木刻有如中国戏曲一样，重视选择具有 戏剧性的情节，不受时空限制，在一幅不大的图版上可以表现不同空 间和不同时间的整个过程，但交代清楚，并不会使观者糊涂，仍然显 示了中国艺术的理性精神。它与小说戏曲一样，并不去逼真地创造幻 觉的真实，而更多诉之于理解、想象的真实。它从不拘束于“三一 律”之类的时空框套，而直接服从于整体生活和理性的逻辑。“版画 构图特点之一，……即在画面不受任何观点所束缚，也不受时间在画 面上的限制。……《火烧翠云楼》描写了大名府从东门到西门，以及 西门到南门；画出了时迁在翠云楼英勇的放火，也画出了留守司前， 以及大街小巷，执戈动刀，满布梁山好汉的奋勇战斗。王太守被刘 唐、杨雄两条水火棍打得脑浆迸流，敌将李成又如何拥着梁中书，在 走投无路，等等情节，有条不紊的处处交代明白，使人一目了然。在 刻画上，既不是千军万马，也不是密屋填巷，就由于在构图上能创造 性的组织了不受空间局限的画面，才能收到既简洁而又丰富的表现效 果。…… 明代版画的辉煌，戏曲小说的插画所放射出来的光彩是史无前例的。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版画家们那种大胆想象力，那种大胆揭露社会 的矛盾以及对人世悲苦的关怀，都是极具有意义的。”。足见，木刻 从题材、内容、表现形式到审美意识，与戏曲小说完全一脉相联，具 有相同或相通的艺术特征和审美趣味。 这样，小说、戏曲、版画，相当全面地构成了明代中叶以来的文艺的 真正基础，以此为基础，与思想解放相一致，在上层士大夫文艺里， 则出现与正统古典主义（“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前后七子）相对 抗的浪漫主义文艺洪流。这股时代之流也遍及了各个方面。

    （二）浪漫洪流

    明代中叶以来，社会酝酿着的重大变化，反射在传统文艺领域内，表 现为一种合规律性的反抗思潮。如果说，前述小说、木刻等市民文艺 表现的是日常世俗的现实主义，那么，在传统文艺这里，则主要表现 为反抗伪古典主义的浪漫主义。下层的现实主义与上层的浪漫主义恰 好彼此渗透，相辅相成。 李卓吾是这一浪漫思潮的中心人物。作为王阳明哲学的杰出继承人， 他自觉地、创造性地发展了王学。他不服孔孟，宣讲童心，大倡异 端，揭发道学…。由于符合了时代要求，故而轰动一时，“士翕然争 拜门墙”，“南都士靡然向之”，“由之大江南北及燕蓟人士无不倾 动”（《乾隆泉州府志·明文苑李贽传》。尽管他的著作被一焚再 毁，悬为禁书，但他的声名和影响在当时却极为巨大。 李贽提倡讲真心话，反对一切虚伪、矫饰，主张言私言利。“夫私 者，人之心也”（《藏书·德业儒臣后论》)，“虽圣人不能无势利之 心”（《道古录》卷上）。他高度赞扬《西厢记》《水浒传》，把这 些作品与正统文学经典相提并论，认为文学随时势而变化，“诗何必 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 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皆 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自文 也，更说什么六经，更说什么《语》《孟》乎。”（《焚书·童心 说》）他以此为准则，撇开当时盛行的伪古典摹习之风，评点、赞扬 了流传在市井之间的各种小说戏曲。李贽评点的剧本，据统计约有十 五种之多，著名的小说评点也有数种。所有这一切都恰恰是针对正统 思想的虚伪而言，他说：“…种种日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 为人谋者，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 欲利他，…翻思此时，反不如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 生意者但说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 听之忘厌倦矣。”（《答耿司寇》）正是这种反道学反虚伪的思想基 础，使他重视民间文艺，重视这种有真实性的人情世俗的现实文学， 并把这种文学提到理论的髙度予以肯定。这个高度也就是“童心”。 “夫童心者，真心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 也”。（《童心说》）这样，以“童心”——“真心”作为创作基础 和方法，也就为本来建筑在现实世俗生活写实基础上的市民文艺，转 化为建筑在个性心灵解放基础上的浪漫文艺铺平了道路。“童心说” 和李贽本人正是由下层市民文艺到上层浪漫文艺的重要的中介。李贽 以“童心”为标准，反对一切传统的观念束缚，甚至包括无上权威的 孔子在内。“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给于孔子而后足也。 若必待取足于孔子而后足，则千古之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 （《答耿中丞》）。每人均自有其价值，自有其可贵的真实，不必依 据圣人，更不应装模作样假道学，文艺之可贵就在于各人表达这种自 己的真实，而不在其他。不在“代圣人立言”，不在摹拟前人，等 等。这种以心灵觉醒为基础，真实的“提倡以自己的本心”为主，摒 斥一切外在教条、道德做作，应该说是相当标准的个性解放思想。这 对当时文艺无疑有发聩振聋的启蒙作用，李贽是这个领域解放之风的 吹起者。并非偶然，当时文艺各领域中的主要的革新家和先进者，如 袁中郎（文学）、汤显祖（戏曲）、冯梦龙（小说）等等，都恰好是 李贽的朋友、学生或倾慕者，都直接或间接与他有关。 先生（袁中郎）既见龙湖，始知一切掇拾陈言，株守俗见， 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至是浩浩焉如鸿毛之遇 顺风，巨鱼之纵大壑。……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 一一从胸襟流出……(《袁小修文集·妙高山法寺碑》)有李 百泉先生者，见其《焚书》，畸人也。肯为求其书，寄我骀 荡否？（汤显祖：《玉茗堂集·尺牍一》）听以李百泉之 杰，寻其吐属，如获美剑（同上）（冯梦龙）酷嗜李氏之 学，奉为蓍蔡（许自昌：《樗斋漫录》卷6)。 如此等等。 并且这些人物之间，相互倾倒、赞赏、推引、交往，如袁中郎之于徐 渭，汤显祖之于三袁，徐渭之于汤显祖…，都有意识地推动了这股浪 漫思潮。可以先从公安派说起。 “公安派”的三袁兄弟的思想理论和文学实践直接受李贽影响，他们 的作品描述日常，直抒胸臆，反对做作，平易近人，对抗前后七子， 而开一代新风。如他们自己所说：“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 胸臆流出，不肯下笔。……真人所作，故多真声，不效颦于汉魏，不 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 也。”（《袁中郎全集·序小修诗》）他们的创作，如传诵颇广的 《满井游记》： 燕地寒，花朝节后，余寒犹厉。冻风时作，作则飞沙走砾。 局促一室之内，欲出不得。每冒风驰行，未百步辄返。廿二 日，天稍和，偕数友出东直，至满井，高柳夹堤，土膏微 润，一望空阔，若脱笼之鹄。于是冰波始解，波色乍明，鳞 浪层层，清澈见底，晶晶然如镜之初开而冷光之乍出于匣 也。山峦为晴云所洗，娟然如拭，鲜艳明媚，如倩女之靧面 而髻鬟之始掠也，柳条将舒未舒，柔梢披风，麦田浅鬣寸 许。…… 这是一幅清新白描的北京早春天气。没有故作铿锵音调，没有甚么深 厚象征，也没有壮阔场景、雄伟气势，然而，娓娓道来却动人意兴。 它们之所以直到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仍有影响，原因就在它们毕竟开始 有了近代人文气息。从题材到表现，都是平平常常普普通通日常生 活、自然风景。如果用它来比较一下也写得很好的柳宗元的山水小品 （见第八章），这种近代的清新朴素、平易近人的特点便更清楚。 不仅三袁，应该说这在当时是一股强大思潮和共同的时代倾向，它甚 至可以或追溯或波及到先后数十年或百年左右。例如，比三袁早数十 年的唐寅、茅坤、唐顺之、归有光这样一大批完全不同的著名作家， 却同样体现了这种时代必然倾向。像唐顺之提出，“但信手写出，便 是宇宙间第一等好诗…，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语性命，谈治道，满纸 炫然，一切自托于儒家…。极力装作，丑态尽露”。这与“公安派” 便显然合拍。像归有光的抒情散文，虽然内容和形式都是标准的正统 派，然而，它们却以对家庭日常细节的朴实无华的描写而打动人们， 在某种意义上，甚至也可以说是开“公安派”主张的先声。例如著名 的《项脊轩记》： 项脊轩，旧南阁子也。室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 尘泥渗漉，雨泽下注，每移案，顾视无可置者。又北向，不 能得日，日过午已昏。余稍为修葺，使不上漏。前阔四窗， 垣墙周庭以当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杂植兰桂竹木 于庭，旧时栏楯，亦遂增胜。借书满架，偃仰啸歌，冥然兀 坐，万籁有声。而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至不去。三 五之夜，明月半墙，桂影斑驳，风移影动，姗姗可爱。 …后五年，余妻来归。时至轩中，从余问古事，或凭几学 书。吾妻归宁，述诸小妹语曰，闻姊家有阁子，且何谓阁子 也？其后六年，吾妻死，室坏不修。其后二年，余久卧病无 聊，乃使人修葺南阁子，其制稍异于前。然自后余多在外， 不常居。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 矣。 透过这种细微而有选择的客观描景述事，抒情性却极为浓厚。它实际 标志着正统古文也已走近末梢，一个要求在内容上、形式上和语言上 更接近日常生活的散文文学在出现，这与上述市民文学、小说戏曲和 “公安派”的时代倾向是相一致的。这种散文，无论是描写自然（如 袁）或抒情记事(如归），确已不同于唐宋八大家，不同于永州八记或 前后《赤壁赋》。它的感慨、抒写和景物明显带有更为近代的日常气 息，它们与世俗生活、与日常情感是更为接近了。正统文学在这时本 已不能代表文艺新声，之所以举出这两段正统散文，正是为了证明整 个时代心声的变异，这种变异也表现在传统文学中了。它当然也以种 种不同方式呈现在各个方面。例如比李贽约早五十年的唐伯虎便也是 这种变异的典型人物。他与归有光各方面都极不相同。一个是穷酸儒 生，一个是风流才子，一个正经八板作正统古文，一个浪荡江湖吟花 咏月。王士贞对归有光的文章相当折服，对唐伯虎的诗文却讥之为 “如乞儿唱莲花落”。然而，唐寅以其风流解元的文艺全才，更明显 地体现那个浪漫时代的心意，那种要求自由地表达愿望、抒发情感、 描写和肯定日常世俗生活的近代呼声。其中也包括文体的革新、题材 的解放。甚至后世编造出三笑姻缘之类的唐伯虎的故事和形象，也非 偶然。并且，这不是一两个人，而是一批人，不是一个短时期，而是 迁延百余年的一种潮流和倾向。如果要讲中国文艺思潮，这些就确乎 够得上是一种具有近代解放气息的浪漫主义的时代思潮。 这个思潮还应该包括像吴承恩的《西游记》、像汤显袓的《牡丹亭》 这样一些经典名作。《西游记》的基础也是长久流传的民间故事，在 吴承恩笔下加工后，却成了不朽的浪漫作品。七十二变的神通，永远 战斗的勇敢，机智灵活，翻江搅海，踢天打仙，幽默乐观和开朗的孙 猴子已经成为充满民族特性的独创形象，它是中国儿童文学的永恒典 范，将来很可能要在世界儿童文学里散发出重要影响。此外如愚笨而 善良、自私而可爱的猪八戒，也始终是人们所嘲笑而又喜欢的浪漫主 义的艺术形象。《西游记》的幽默滑稽中仍然充满了智慧的美。正如 今天中国人民喜爱的相声艺术，是以智慧（理解）而不是单纯以动作 形体的夸张（如外国丑角）来取悦一样，中国的浪漫主义仍然不脱古 典的理性色彩和传统。 《牡丹亭》与《西游记》截然不同，但精神相当一致，其作者是李贽 的敬佩者，徐渭的交往者，三袁的同路人。其作品与《西游记》共同 构成明代浪漫文学的典范代表。 《牡丹亭》直接提出“情”作为创作的根本，并有意地把“情”与 “理”对立了起来，他说：“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非情之所必有 邪。”(《牡丹亭记题词》)这个“情”没有局限于男女爱情，《牡丹 亭》所以比《西厢记》更进了一步，就在于它虽以还魂的爱情故事为 内容，却深刻地折射出当时整个社会在要求变易的时代心声。《牡丹 亭》主题并不单纯是爱情，杜丽娘不只是为柳生而还魂再世的，它所 不自觉的呈现出来的，是当时整个社会对一个春天新时代到来的自由 期望和憧憬。“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 翠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遍青山啼红了 杜鹃，荼蘼外烟丝醉软，牡丹虽好，春归怎占先…。”整个剧本文词 华丽，充满喜剧氛围。这个爱情故事所以成为当时浪漫思潮的最强 音，正在于它呼唤一个个性解放的近代世界的到来。并且呼喊得那么 高昂，甚至逸出中国传统理性主义传统，真人荒唐地死而复活(其他情 节都又合常情)竟成了剧本主线。本文第一节中讲的世态人情、市民文 艺的粗俗根苗，在这里最终升华为典雅骀荡的浪漫之花。它们以不同 形式却同样反映了明中叶以来巨大变动着的社会动向、氛围和意绪。

    （三）从感伤文学到《红楼梦》

    作为资本主义新因素的下层市民文艺和上层浪漫思潮，在明末发展到 极致后，却遭受了本不应有的挫折。历史的必然远非直线，而略一弯 曲却可以是百十年。李自成的失败带来了满清帝国的建立，落后的少 数民族总是更易接受和强制推行保守、反动的经济、政治、文化政 策。资本主义因素，清初被全面打了下去，在那几位所谓“雄才大 略”的君主的漫长统治时期，巩固封建小农经济、压抑商品生产、全 面闭关自守的儒家正统理论，成了明确的国家指导思想。毫不奇怪， 从社会氛围、思想状貌、观念心理到文艺各个领域，都相当清楚地反 射出这种倒退性的严重变易。与明代那种突破传统的解放潮流相反， 清代盛极一时的是全面的复古主义、禁欲主义、伪古典主义。从文体 到内容，从题材到主题，都如此。作为明代新文艺思潮基础的市民文 艺不但没有任何发展，而且还突然萎缩，上层浪漫主义则一变而为感 伤文学。《桃花扇》《长生殿》和《聊斋志异》则是这一变易的重要 代表和典范杰作。 从文学角度看，《桃花扇》在构造剧情、安排场景、塑造人物、反映 生活的深广度方面，以及在文学语言上，都达到极高水平。它虽以男 女主人翁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它的主要内容和意义却明显并不在此。 沉浸在整个剧本中的是一种极为浓厚的家国兴亡的悲痛感伤。所以在 当时演出时，就有“笑歌靡丽之中，或有掩袂独坐者，则故臣遗老 也。灯炧酒阑，唏嘘而散”（《桃花扇本末》）的记述。但它又并不 停留在家国悲痛中，而是通过一姓的兴衰、朝代的改易，透露出对整 个人生的空幻之感。这种人生空幻感，我们并不陌生，在第八章讲苏 轼时便已强调说明过。但后来或由于抵抗少数民族的入侵（如南宋的 陆游、辛弃疾），或由于处于展望春天到来的憧憬时代(如上述的明代 浪漫思潮），它们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只有当社会发展受到严重挫 折，或处于本已看到的希望倾刻破灭的时期，例如在元代和清初，这 种人生空幻感由于有了巨大而实在的社会内容（民族的失败、家国的 毁灭)而获得真正深刻的价值和沉重的意义。《桃花扇》便是这种文艺 的标本，作为全剧结尾的《哀江南》散曲是它的主题所在： 山村野草带花桃，猛抬头，秣陵重到。残军留废垒，瘦马卧 空壕，城郭萧条，城对着夕阳道。野火频烧，护墓长楸多半 焦；山羊群饱，守陵阿监几时逃？鸽翎蝠粪满堂抛，枯枝败 叶当阶罩，谁祭扫？牧儿打破龙碑帽…。你记得跨青溪半里 桥，旧红板没一条，秋水长天人过少，冷清清的落照，剩一 树柳弯腰。行到那旧院门，何用轻敲，也不怕小犬哰哰，无 非是枯井颓巢，不过是砖苔砌草。手种的花条柳梢，尽意儿 采樵。这黑灰，是谁家厨灶？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 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 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 年兴亡看饱。那乌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凤凰台楱枭 鸟，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信这舆图换稿。诌一套哀 江南，放悲声，唱到老。 这固然是家国大恨，也正是人生悲伤。沧海桑田，如同幻梦；朱楼玉 宇，瓦砾颓场。前景何在？人生的意义和目标是甚么？一切都是没有 答案的渺茫，也不可能找到答案。于是最后归结于隐逸渔樵，寄托于 山水花鸟…。 所以，很有意思的是，这种由于具有社会历史内容的人生空幻的时代 感伤，甚至也可以出现在纳兰词里。就纳兰词的作者本人说，皇室根 苗，贵冑公子，少年得志，世代荣华，身为满人，根本不应有任何家 国哀、人生恨，然而其作品却是极其哀怨沉痛的： ……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归梦隔狼河，又被河声捣碎。还睡还睡，解道醒来无 味。 谁翻乐府凄凉曲，风也萧萧，雨也萧萧，瘦尽灯花又一宵。 不知何事萦怀抱，睡也无聊,醉也无聊,梦也何曾到谢桥。 将愁不去，秋色行难住，六曲屏山深院宇，日日风风雨雨， 雨余篱菊初香，人言此日重阳，回首凉云暮叶，黄昏无限思 量。 北宋而后，大概还没有词家达到过这种艺术境界。这种对人生对生活 的厌倦和感伤，这种百无聊赖一切乏味的心情意绪，虽淡犹浓，似轻 却重。“不知何事萦怀抱”，应该说，本没有也不会有甚么痛苦忧 愁，然而却总感风雨凄凉，不如还睡，是那样的抑郁、烦闷和无 聊…。尽管富贵荣华，也难逃沉重的厌倦和空幻。这反映的不正是由 于处在一个没有斗争、没有激情、没有前景的时代和社会里，处在一 个表面繁荣平静实际开始颓唐没落的社会阶级命运中的哀伤么？“一 叶落而知秋”，在得风气之先的文艺领域，敏感的先驱者们在即使繁 华富足、醉生梦死的环境里，也仍然发出了无可奈何的人生空幻的悲 叹。在美学理论上，王渔洋的神韵说风靡一时，在某种意义上，也仍 是这个时代这种潮流的侧面曲折反映。 因此，更不说归庄《万古愁》等抒情散曲了，包括蒲松龄与《桃花 扇》基本同时的《长生殿》的秘密，也在这里。关于《长生殿》的主 题，一直有分歧和争议。例如杨、李爱情说，家国兴亡说，反清意识 说等等。其实，这些都不是《长》剧客观主题所在。《长生殿》的基 本情调，它给予人们的审美效果，仍然是上述那种人生空幻感。尽管 外表不一定有意识地要把它凸现出来，但它作为一种客观思潮和时代 情感却相当突出地呈现、渗透在剧本之中，成为它的基本音调。短篇 小说《聊斋志异》的美学风格，也可以放在这个感伤文学的总思潮中 去考察和研究。《聊斋》是用明代市民文艺截然相反的古雅文体写 成，它的特征也是与上述市民文艺的现实世俗生活相对立的幻想浪漫 故事。然而，其中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曲折离奇的狐鬼假想中具有 某种感伤意绪。有人说，《聊斋》一书，“观其寓意之言，十固八 九，何其悲以深也”（《聊斋志异》跋二），也如作者所自云：“浮 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聊斋自志》） 所悲的，主观上也许只是科场失意、功名未就、老死牖下，但客观上 其作品中的感伤却仍然充满了那个时代的回音。正因为人世空幻，于 是寄情于狐鬼；现实只堪厌倦，遐想便多奇葩。《聊斋》中荒唐的生 死狐鬼故事，已不复是《牡丹亭》的喜剧氛围，而毋宁带着更多悲剧 气氛。这种深刻的非自觉性的“悲以深”的感伤意识，构成了聊斋浪 漫故事的美丽。这不是用“愤世嫉俗”之类所能简单解释的。 此外，不同于《牡丹亭》《西游记》那么快乐和单纯，《桃花扇》 《长生殿》和《聊斋志异》这批作为戏曲、小说(不同于诗文）的感伤 文学的另一特征，是由于它们或痛定思痛或不满现实，对社会生活面 作了较广泛的接触、揭露和讽刺，从而具有远为苦痛的现实历史的批 判因素。这正是它们必将走向下一阶段批判现实主义的内在倾向。 浪漫主义、感伤主义和批判现实主义，这就是明清文艺思潮三个不同 阶段，这是一条合规律性通道的全程。在第三阶段(乾隆），时代离开 解放浪潮相去已远，眼前是闹哄哄而又死沉沉的封建统治的回光返 照。复古主义已把一切弄得乌烟瘴气麻木不仁，明末清初的民主民族 的伟大思想早成陈迹，失去理论头脑的考据成了支配人间的学问。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那是多么黑暗的世界啊。像 戴震这样先进的思想家也只能以考据名世，得不到人们的任何了解。 他自己视为最重要的哲学著作——痛斥宋儒“以理杀人”的《孟子字 义疏证》，连他儿子在编集子时也把它排斥在外，视为无足轻重。那 是没有曙光、长夜漫漫、终于使中国落在欧洲后面的十八世纪的封建 末世。在文艺领域，真正作为这个封建末世的总结的，就要算中国文 学的无上珍宝《红楼梦》了。 关于《红楼梦》，人们已经说过了千言万语，大概也还有万语千言要 说。因此，本书倒不必给这个说不完道不尽的奇瑰留更多篇幅。总 之，无论是爱情主题说、政治小说说、色空观念说，都似乎没有很好 地把握上述具有深刻时代社会根基的感伤主义思潮在《红楼梦》里的 升华。其实，正是这种思潮使《红楼梦》带有异彩。笼罩在宝黛爱情 的欢乐、元妃省亲的豪华、暗示政治变故带来巨大惨痛之上的，不正 是那如轻烟如梦幻、时而又如急管繁弦似的沉重哀伤和喟叹么？因 之，千言万语，却仍然是鲁迅几句话比较精粹： ……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 与‘无常’觌面，……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 之者，独宝玉而已。（《中国小说史略》） 这不正是上述人生空幻么？尽管号称“康乾盛世”，这个封建行程的 回光返照毕竟经不住“内囊却也尽上来了”的内在腐朽，一切在富丽 堂皇中、在笑语歌声中、在钟鸣鼎食、金玉装璜中，无声无息而不可 救药地垮下来、烂下去，所能看到的正是这种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 糜烂、卑劣和腐朽，它的不可避免的没落败亡……，严峻的批判现实 主义于是成熟了。“与前一阶段市民文艺的现实主义对富贵荣华、功 名利禄的渴望钦羡恰好对照，这里充满着的是对这一切来自本阶级的 饱经沧桑、洞悉幽隐的强有力的否定和判决。这样，创作方法在这里 达到了与外国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相比美的辉煌高度，然 而也同样带着没有出路、没有革命理想、带着浓厚的挽歌色调…” （拙作《审美意识与创作方法》，《学术研究》1963年第6期）。《儒 林外史》把理想寄托在那几个儒生、隐士的苍白形象上，《红楼梦》 只能让贾宝玉去做和尚和解脱在所谓色空议论中，这些都是《桃花 扇》归结为渔樵的人生空幻感的延续和发展。它们充满了“梦醒了无 路可走”的苦痛、悲伤和求索。但是，它们的美学价值却已不在感 伤，而在对社会生活具体地描述、揭发和批判，《红楼梦》终于成了 百读不厌的封建末世的百科全书。“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 合之致”，到这里达到了一个经历了正反合总体全程的最高度。与明 代描写现实世俗的市民文艺截然不同，它是上层士大夫的文学，然而 它所描写的世态人情悲欢离合，却又是前者的无上升华。

    （四）绘画与工艺

    上面只谈了文学、戏曲。其实，在基本为文人士大夫所垄断的绘画艺 术中，也经历了这种接近平行的思潮演变，只是其具体表现形式有所 不同。 与明中叶的时代潮流相吻合，以仇英为显赫代表的院体青绿山水以及 著名的吴派首领沈周和文征明、唐寅等人，他们共同体现了一种倾 向，这就是接近世俗生活，采用日常题材，笔法风流潇洒，秀润纤 细，可说相当于上述文学中的市民文艺和浪漫主义阶段。出身不高的 仇英[图版50] [72] “独步江南者二十年”（《清河书画舫·亥集》)， 人物、山水都很出色，而以描写具有故事情节内容的历史题材为特 点，如《春夜宴桃李园图》、《汉高祖入关图》等等，工整清秀，不 避彩色，于富丽中显高雅，令人起开朗愉快之感。连诋毁所谓院体、 青绿的董其昌，对仇英也下心低首。他实际也可代表相当于市民文艺 的绘画。沈周、文征明、唐寅三人，活跃在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 区，他们以在野士大夫、文人学士的角色，“赋性疏朗，狂逸不 羁”，有着不大受约束的生活、观念和情感。他们一方面与较多的社 会阶层相联系，一方面能更自由地抒写自己的主观世界，追求气韵神 采的笔墨效果，成了他们的艺术理想。尽管题材可能狭小单调（例如 比仇英），但他们却以一种浪漫方式与仇英同样反映社会时代新因素 带来的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变化。像文征明的《雨景山水》，秀丽温 润，给人以某种特殊亲切之感和春天似的愉快，是颇异于前人的。 仇、沈、文、唐并称四大家，一点也不奇怪。比他们晚数十年的徐 渭，更突出地表现了这种浪漫特色。徐渭可说是明中叶以来的浪漫思 潮在绘画领域的集中代表。正如哲学上的李贽，戏曲中的汤显祖，小 说中的吴承恩，文学中的袁中郎一样。他们基本同时而连成一气。 到明末清初，遭受国破家亡和社会苦难之后，以朱聋、石涛等为代表 的绘画则转入了另一个阶段。与前一阶段吴派的工整细丽刚好相反， 他们在风格上继承发展着徐渭，简练的构图，突兀的造形，奇特的画 面，刚健的笔法…，构成了他们作品的独特风貌，强烈感染着人们。 这是明显抒写着强烈悲痛愤恨的绘画，正好相当于感伤文学阶段。像 以著名的以亦哭亦笑的“八大山人”作署名[图版51] [73] 所代表的那 种种傲岸不驯、极度夸张的形象，那睁着大眼睛的翠鸟、孔雀，那活 跃奇特的芭蕉、怪石、芦雁、汀凫，那突破常格的书法趣味，尽管以 狂放怪诞的外在形象吸引着人们，尽管表现了一种强烈的内在激情和 激动，但是也仍然掩盖不住其中所深藏着的孤独、寂寞、伤感与悲 哀。花木鸟兽完全成了艺术家主观情感的幻化和象征，在总体上表现 出一种不屈不挠而深深感伤的人格价值。与“八大”同样体现这一精 神的是道济[图版52、53] [74] 。石涛《画语录》是这一时期的标准美 学著作，它强调的也正是：“夫画者，从于心者也”“山川使予代山 川而言也…，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要求客观服从于主观，物我 同一于情感。他的作品与朱聋同样以简练深厚的笔墨，表现了那寂 寞、愤慨与哀伤。 与上述文学思潮第三阶段大体相当的，在绘画领域却并非批判现实主 义，而仍然是上述感伤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这就是以扬州八怪为代表 的花鸟绘画。出现在“乾嘉盛世”的这个江南画派，上承朱聋、道济 （以及可追溯到明代的徐渭）的传统。时代的感伤、愤慨是逐渐没有 或褪色了，但更突出了个性。他们各以其独特的笔墨、构图、色彩、 形象，或粗豪放浪，或精工柔美，把中国画推到了一个接近近代的新 阶段。与当时弃帖学、崇北碑的书法风气有关，讲求锋芒、遒劲、古 拙，通过异常简略的形象表达出异常强烈的个性感受，笔情墨趣成了 绘画的核心，它不完全脱离现实形象，却又大大超越于它，而使笔墨 本身及其配列组合具有独立的审美意义，它们成为唤起审美感情的 “有意味的形式”，而根本不在描绘的对象。这些花鸟作品在具象再 现中却充满现代抽象意味，所以在现代中外都受喜爱，并一直有着发 展。郑板桥、金冬心、李复堂、罗两峰等人直接为晚清和现代画家从 任伯年、吴昌硕到齐白石、潘天寿、刘海粟开辟了道路，正如同《儒 林外史》《红楼梦》等为晚清小说作先导一样。这种将题材、对象、 笔墨统统作为表现主观心情意绪的工具，却又正与文学中的批判现实 主义一样，是对那个黑暗反动统治的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对抗和揭 露，是那同一个时代的进步心音。象郑板桥及其作品墨竹[图版54] [75] 等等，便是相当典型的代表。它们既可说是上述明代浪漫主义、明清 之际感伤主义的在清代的余波，也可说是相当于文学思潮的第三阶段 批判现实主义的个性反抗即与黑暗现实社会的不协调。总之，这是一 种合规律性的文艺潮流的发展，不是一两个人或偶然现象，而有其深 刻的社会的和思想的内在逻辑。包括像当时正统文学中的袁枚倡性 灵，反束缚，嘲道学，背传统，也是这同一历史逻辑的表现一样。它 们共同地体现出、反射出封建末世的声响，映出了封建时代已经外强 中干，对自由、个性、平等、民主的近代憧憬必将出现在地平线上。 这种憧憬到鸦片战争后，果然就逐渐明确出现了。把握和探求这些文 学艺术中的深层逻辑对欣赏理解它们，具有重要的意义。 除上述文学、戏曲、绘画外，建筑在明清除园林、内景外发展不大。 雕塑则高潮早过，已走下坡。（如果把同样题材例如石狮相比，便很 显然：汉之拙重，六朝之飘扬，唐之圆深，明清则如猫狗似的驯 媚。）音乐、舞蹈则已溶化在戏曲中。于是只有工艺可言了。明清工 艺由于与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如出口外洋)和手工技艺直接相联，随 着社会中资本主义因素的出现和发展，它们有所发展。审美趣味受商 品生产、市场价值的制约，供宫廷、贵族、官僚、地主、商人、市民 享用的工艺产品，其趣味倾向与上述绘画和文学的进步思潮，则是恰 好相反的。但由于技术的革新，技巧的进步，五光十色的明清彩瓷、 铜质珐琅、明代家具[图版56] [76] 刺绣纺织等等，呈现出可类比于欧 洲罗可可式的纤细、繁缛、富丽、俗艳、矫揉做作等等风格。其中， 瓷器本历来是中国工艺的代表，它在明清也确乎发展到了顶点。明中 叶的“青花”到“斗彩、五彩”[图版55] [77] 和清代的“珐琅彩”、 “粉彩”等等，新瓷日益精细俗艳，它与唐瓷的华贵的异国风，宋瓷 的一色纯净，迥然不同。也可以说，它们是以另一种方式同样指向了 近代资本主义，它们在风格上与明代市民文艺非常接近。所以，从工 艺说，也就不存在上述三阶段思潮的区划了。

    结语

    对中国古典文艺的匆匆巡礼，到这里就告一段落。跑得如此之快速， 也就很难欣赏任何细部的丰富价值。但不知鸟瞰式的观花,能够获得一个虽笼统却并不模糊的印象否？艺术的各种突出的不平衡性，经常使人怀疑究竟能否或应否作这种美 的巡礼。艺术与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艺术各部类之间的不平 衡，使人猜疑艺术与社会条件究竟有无联系？能否或应否去寻找一种 共同性或普遍性的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民生凋敝、社会苦难之际，可以出现文艺高峰；政治强盛、经济繁荣之日，文艺却反而萎缩。同一社会、时代、阶级也可以有截然不同、彼此对立的艺术风格和美学 流派。……这都是常见的现象。客观规律在哪里呢？维列克（Renè Wellek)就反对作这种探究(见其《文学概论》)。但我们并不能同意这 种看法，因为所有这些，提示人们的只是不应作任何简单化的处理， 需要的是历史具体的细致研究；然而，只要相信人类是发展的，物质 文明是发展的，意识形态和精神文化最终（而不是直接）决定于经济 生活的前进，那么这其中总有一种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规律， 在通过层层曲折渠道起作用，就应可肯定。例如，由于与物质生产直 接相连，在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年代，某些艺术部类如建筑、工艺等 等，就要昌盛发达一些，正如科学在这种时候一般也更有发展一样。 相反，当社会动乱生活艰难的时期，某些艺术部类如文学、绘画（中 国画）却可以相对繁荣发展，因为它们较少依赖于物质条件，而正好 作为黑暗现实的杰出对抗而出现。正如这个时候，哲学思辨也可以更 发达一些，因为时代赋予它以前景探索的巨大课题，而不同于在太平 盛世沉浸在物质岁月中而毋须去追求精神的思辨、解脱和慰安一 样…。总之，只要相信事情是有因果的，历史地具体地去研究探索便 可以发现，文艺的存在及发展仍有其内在逻辑。从而，作为美的历程 的概括巡礼，也就是可以尝试的工作了。 一个更大的问题是，如此久远、早成陈迹的古典文艺，为什么仍能感 染着、激动着今天和后世呢？即将进入新世纪的人们为什么要一再去 回顾和欣赏这些古迹斑斑的印痕呢?如果说，前面是一个困难的艺术社 会学的问题，那么这里就是一个有待于解决的、更为困难的审美心理 学问题。马克思就曾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解决艺术的永恒性秘密的 钥匙究竟在哪里呢？一方面，每个时代都应该有自己时代的新作，诚 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尽管是莎士比亚，也不能代替今天的作品； 艺术只有这样才流成变异而多彩的巨川；从而另一方面，这里反而产 生继承性、统一性的问题。譬如说，凝冻在上述种种古典作品中的中 国民族的审美趣味、艺术风格，为什么仍然与今天人们的感受爱好相 吻合呢？为甚么会使我们有那么多的亲切感呢?是不是积淀在体现这些 作品中的情理结构，与今天中国人的心理结构有相呼应的同构关系和 影响？人类的心理结构是否正是一种历史积淀的产物呢？也许正是它 蕴藏了艺术作品的永恒性的秘密？也许，应该倒过来，艺术作品的永 恒性蕴藏了也提供着人类心理共同结构的秘密？生产创造消费，消费 也创造生产。心理结构创造艺术的永恒，永恒的艺术也创造、体现人 类传流下来的社会性的共同心理结构。然而，它们既不是永恒不变， 也不是倏忽即逝、不可捉摸，它不会是神秘的集体原型，也不应是 “超我”（Super-ego)或“本我”（id)。心理结构是浓缩了的人类历 史文明，艺术作品则是打开了的时代魂灵的心理学。而这，也就是所 谓“人性”吧？ 重复一遍，人性不应是先验主宰的神性，也不能是官能满足的兽性， 它是感性中有理性，个体中有社会，知觉情感中有想象和理解，也可 以说，它是积淀了理性的感性，积淀了想象、理解的感情和知觉，也 就是积淀了内容的形式，它在审美心理上是某种待发现的数学结构方 程，它的对象化的成果是本书第一章讲原始艺术时就提到的“有意味 的形式”（significant form)。这也就是积淀的自由形式，美的形 式。 美作为感性与理性，形式与内容，真与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 一（参阅拙作《批判哲学的批判》第十章，人民出版社，1979年）， 与人性一样，是人类历史的伟大成果，那末尽管如此匆忙的如此粗糙 的随笔礼记，历史巡礼，对于领会和把握这个巨大而重要的成果，该 不只是一件闲情逸致或毫无意义的事情吧？ 俱往矣。然而，美的历程却是指向未来的。

  •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

    序

            我的这些老的想法的形成，一部分来源于以前的科学训练本身，一部分则来源于我对科学哲学的历久不衰的业余兴趣。这些想法，不管什么样的教育作用，也不管理论上怎样言之成理，却怎么也不足以说明历史研究中所呈现出来的实际情况。但它们历来都是许多科学问题讨论中的基本原则，这就需要彻底揭穿它们貌似有理的假象。这么一来，我的专业计划就完全变了，先是从物理学转到了科学史，以后又从更直接的历史问题逐步回到了同哲学有更大关系的问题，而起初正是这些问题把我引向了历史。在我已发表的著作中，除少数几篇文章以外，本文还是第一次注重谈我早期关心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我也想通过本文向我自己和朋友们交代一下，最初我是怎样脱离科学的研究而走向科学史的研究。

            我第一次有机会深入探索下面提出的某些思想，是因为我在哈佛大学研究班中当了三年研究生。没有那一段自由时期，要转到一个新的领域就困难多了，甚至于根本办不到。那几年我把一部分时间用到科学史上。特别是我连续研究了亚里山大·柯依列（Alexandre  Koyre）的著作，并第一次接触到爱弥尔·梅耶逊（Emile  Meyerson）、海伦奈·迈兹热（Helene Metzger）和安奈里斯·麦尔（Annelies   Maier）的著作。①这些学者出近年来其他大多数人更清楚地表明，在科学思想准则同今天大不相同的时期中，科学的思维可能是怎样的。虽然我愈来愈怀疑他们的某些历史解释，但他们的著作同A.O.勒沃乔伊（Lovejoy）的《伟大的存在之链》一起，对于我的科学思想史概念的形成，仍然是主要的动因之一。

    那几年我还化了很多时间探索其他方面的一些问题，它们表面上同科学史没有什么关系，但现在却也象科学史一样提出了一些引起我注意的问题。我曾偶而从一条脚注中知道了让·皮亚瑞（Jean   Piaget）的实验，他用这些实验阐明了成长中的儿童所感知的各个世界，以及他们从一个世界转到另一个世界的过程。②我的一位同事要我读一读感觉心理学、特别是格式塔心理学③的文章。还有一位介绍我看本杰明·李·沃夫（Benjamin    Lee Whorf）是怎样考虑语言对世界观的作用。W．V．O.奎因（Quine）则为我解开了区别分析和综合的哲学之谜。④这是研究班所容许的自由探索，只有通过这样的探索我才能看到路德维克·弗莱克（Ludwik    Fleck）的几乎没有人知道的专题著作《科学事实的出现和发展》（巴塞，1935年），此文先于我而提出了我的许多想法。弗莱克的著作同另一位实习生弗朗西斯.X.萨顿（Francis    X．Sutton）的评论一起，使我意识到需要把这些想法置于有关科学界的社会学之中。读者将发现我在下文很少涉及这些著作或谈话，但我对它们的感激之情都超乎我现在所能复述或估价的。

    ①影响特别大的是柯依列：《伽里略研究》（3卷本，巴黎，1939年）；梅耶逊：《同一和现实》，凯特·劳温伯格（Kate   Loewenberg）译（纽约，1930年）；迈兹热：《法国从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的化学学说》（巴黎，1923年），《牛顿、斯塔耳、波尔哈夫和化学学说》（巴黎；1930年);以及麦尔：《十七世纪的先驱者伽里略》（《后期经理哲学的自然哲学研究》；罗马，1949年）。

    ②这些实验所反映出来的观念和过程，也是直接从科学史中涌现出来的，因此皮亚瑞有两组研究特别重要：《儿童的因果性概念》，马乔利·加贝因（Marjorie  Gabain）译（伦敦，1930年），以及《速度观念和家居幼儿》巴黎，1946年）。

    ③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也有时译为“完形心理学”，心理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它认为心理现象的基本因素不是感觉，而是某种心理结构的“完形”，由个体内部固有的组成简单图形的能力所形成，即以主观的内在规律解释心理现象。这个学派最初在1912年产生于德国，后来扩展到物理、生物、经济等领域。——译者注

    ④后来约翰·B·卡洛耳（Job B.Carroll）收集了沃夫的文章编成《语言、思想和现实——本杰明·李·沃夫著作选》（纽约，1956年）。奎因的观点见于《经验主义的两个教义》，在他的《从逻辑观点看》（马萨诸基州，坎布里奇，1953年）一书中再版；第20-46页。

    在我作研究生的最后一年中，波士顿的洛厄尔研究所（Lowell Institute）请我去讲演，这使我第一次有机会测验一下我这个正在形成之中的科学观。于是产生了1951年3月间连续发表的八篇公开讲演，题目是《探索物理学理论》。第二年我开始讲授科学史本身，以后在差不多整整十年中，在一个我从未系统研究过的领域中讲课所带来的问题，使我没有什么时间把我最初产生的各种观点准确地表达出来。幸而这些观点证明，它们可以暗暗指明方向，也可以为我进一步讲授提出一套问题。因此，我得感谢我的学生来听这些宝贵无比的课，在这里既肯定了我的观点的生命力，同时也是一种卓有成效的交流方式。研究班结业以后，我所发表的绝大部分主要关于历史方面的研究，尽管表面上似乎各不相同，却都由这些同样的问题和方向统一起来了。有的课讨论了某一种形而上学在创造性科学研究中所起的必要作用。另外一些则检查了一种新理论的实验基础是怎样被人们积累起来并吸收进去的，这些人本来信奉一种绝不相容的旧理论。在这个过程中，这些课描述了这样一种发展模式，我在下文将称之为新理论或新发现的“涌现”。此外还讨论了其他一些这一类的问题。

    1958-1959年间我应邀到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由此开始了这个专题研究的最后阶段。这时我又一次有可能集中到以下所要讨论的问题上。特别重要的是，在一个主要是由社会科学家组成的团体中呆了一年，使我碰上一些预料不到的问题：这样的团体同培育了我的自然科学家团体有什么不同呢？特别使我吃惊的是，各个社会科学家对于合理的科学问题和科学方法的本质，竟有那么多、那么深刻的显著分歧。无论从历史上或者从现在的认识上看，我都怀疑，自然科学工作者对这些问题是否就比他们社会科学界的同事们掌握更可靠、更稳定的答案。但今天似乎只是心理学家或社会学家们所特有的根本原则的争论，天文学、物理学、化学或生物学的实践不知怎么总是激不起来。为了要找到分歧的根源，我认清了此后我称之为“规范”①的东西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我是把“规范”作为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在一段时期中它为科学工作者团体提出典型的问题和解答。一旦我的这个难点得到了解决，此文的草稿就迅速涌现了。

    ①规范，原文是paradigm。这个字来自希腊文，原来包含“共同显示”的意思，由此引出模式、模型、范例等义。特别是用在文法中，表示词形变化规则，如名词变格、动词人称变化等。作者在这个基础上用这个字来说明科学理论发展的某种规律性，即某些重大科学成就形成科学发展中的某种模式，因而形成一定观点和方法的框架。“规范”的译法比较接近于作者的原义。——译者注

    这份草稿产生的经过，这里不需要再说了，但是对这种历经修改，而仍然保存的形式，还必须再说几句。在完成第一稿并大加修改之前，我还一直期望手稿会单独成为《统一科学百科全书》中的一卷。这部先驱著作的编者们先是请求，后来使我明确地承担了义务，最后又以非凡的机智和耐心等待结果。我很感谢他们，特别是查理士·毛里斯（Charles    Morris），他挥动着那根必不可少的刺棒，说服我完成了手稿。但限于《百科全书》的篇幅，我必须以极度浓缩的纲要形式表述我的观点。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虽使这个限制有所放松，而且手稿也有可能同时独立出版，但这一著作仍然作为一篇文章，而不是这个题目所最终要求的那样一本完整的书。

    我的最根本目的，就是要促使人们改变对熟知材料的理解和评价，因而对这第一次说明的纲要性决不能动摇。相反，如果读者自己的研究工作使他们对这里所提倡的新方向已有所准备，他就会感到本文这种形式不但更有启发，也更容易接收。但也有不利的方面。这证明我在开头所说的还有必要从各方面加以扩大和深入，我希望最后能有这样一个更详细的版本。历史上的有利证据，要比下面有限篇幅中所能容纳的多得多了。而且，既有物理科学史的，也有生物科学史的。这里我决定只用前一种证据，一方面是为了文章更为紧凑，一方面也是根据现有的力量。此外，这里所提出的科学观还对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包括历史领域和社会学领域，都可能有作用。例如，反常现象也即不合预想的现象是怎样愈来愈引起科学界的注意，就需要仔细加以研究；同样，一直无法解释的一种反常现象所引起的危机，也需要研究。再说，每一次科学革命都要改变经历革命以后科学界的历史面貌，如果这个说法是对的，这种改变也会影响革命以后教科书和科学出版物的结构。其后果之———改变了研究报告脚注中所引用的文献——应作为发生革命一个可能的标志而加以研究。

    因为要大大压缩篇幅，我只好放弃许多重要问题的讨论。例如，对科学发展中的前规范时期同后规范时期的区别，我就说得太简要了。一个学派的竞争如果表现出初期的特点，就是由于某种很象是规范的东西引导的结果，而晚期则有两种规范和乎共处的情况，尽管我认为这是罕见的。只掌握一种规范还不足以成为第II节所讨论的过渡的准则。更重要的，除了偶而作简要介绍以外，我从没有谈过科学发展中技术进步的作用，或者外部的社会条件、经济条件和精神条件的作用。但只要看着哥白尼和历书的关系就可以知道，外部条件也可以使单独一种反常现象成为一场严重危机的根源。这个例子同样可以表明，人们如果想找到某种革命的办法以结束危机，可供他们选择的范围就要受到科学以外条件的一定影响。①仔细分析这一类的后果，我认为决不会改变本文所提出的主要论点，却肯定会增添一个对了解科学进展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分析方法。

    ①在T·S．库恩的《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发展中的行星天文学》（马萨诸塞，坎布里奇，1967年）一书第122～132、270～271页讨论了这些因素。关于外部的精神条件和经济条件对科学实际发展的作用，我在下列文章中有所阐明：《同时发现能量守恒之例》，载《科学史中的关键问题》，马歇尔·克莱杰特（Marshall    CComgett）编（威斯康星，麦迪逊，1959年）；第321～356页；《沙迪·卡诺工作的技术先驱》，载《世界科学史成就》第XIII卷（1960年），第247～251页；以及《沙迪·卡诺和卡格纳（Cagnard）热机》，《爱西斯》（Isis）杂志，第III卷（1961年），第567～574页。因此，只是从本文所讨论问题的角度看，我才把外部因素的作用看得比较小。

    最后，也许最重要的是，篇幅的限制大大影响了我处理本文中由历史所指明的科学观的哲学含义。显然存在这样的含义，我已试图指出并论证了其中一些主要的。但同时，我总是回避详细讨论当代哲学家们对相应问题的各种不同主张。我所怀疑的，往往更多针对一种哲学态度，而更少针对任何一种首尾一贯的表述。结果，有些人如果不能跳出这种一贯的立场来看待问题和认识问题，他们就会觉得我没有领会他们的意思。我想他们错了，但本文并不打算说服他们。要说服他们，必需另外写一本更长得多的不同类型的书。

    对于曾经帮助我形成我的思想的学术著作和研究机构，这个序言所叙述的一些自传片段可以为我表示感谢。我还想通过后文的引证偿还其余的债务。但是无论在上文或下文，我只能暗示一下对许多人的深切感激，他们的批评建议都在一定时期支持并指导了我的思想的发展。从本文这些想法开始形成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太久了，如果把所有那些字里行间受到他们某种影响的人都—一列举出来，那就差不多成了一张我的朋友和相识的总名单。因此我只好限于列举少数对我影响最大的，即使这样，记忆的错误也在所难免。

    詹姆士·B·柯南特（ant），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第一个引导我转向科学史，由此开始改变了我对科学进展本质的看法。从那时以来，他就慷慨地给以意见、批评和时间——包括阅读我的草稿并建议作重大修改的时间。留纳德·K、纳什（Leonard    K．Nash）同我一起教了五年由柯南特博士开始的历史方面的课程。在我的思想最初成形的那几年中，他更积极地参加了筹划，但在最后发展阶段上他却错过去了。幸亏在我离开坎布里奇以后，我在伯克利的同事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起了富有创造性的共鸣作用。卡维尔是一个主要研究伦理学和美学的哲学家，他得出的结论同我的十分一致，一直是一个激励和鼓舞我的源泉。而且，他还是唯一的一个可以同我只用一言半语探索思想。这种交流方式表明，他的理解力足以为我指出怎样通过或绕过我在准备第一个手稿时所遇到的主要障碍。

    那还是一个草稿，许多别的朋友帮助我重新系统化。我想他们会原谅我的，如果这里我只举出贡献最广泛、最关键的四个名字：伯克利学院的保尔·K·费耶雷本（Paul    K．Feyerabend）、哥伦比亚大学的厄奈斯特·纳格耳（Ernest    Nagel）、劳伦斯放射实验所（Comwrence Radiation    Comboratory）的H·庇尔·诺埃斯（H．Pierre Noyes）和我的学生约翰·

    L·海耳布隆（John L． Heilbron），在准备最后付印时他经常密切配合我一起工作。我发现，他们的一切保留和建议都极有帮助，但是没有根据可以使我相信（倒有根据使我怀疑）无论是他们还是上面提到的其他人会全盘赞同最后的手稿。

    最后我还得感谢我的父母、妻子和孩子们，当然是完全另外一种感谢。也许最后我还得在许多方面承认，他们每个人也都对我的著作贡献了一些思想片断。但他们还以各种不同的程度作了一些更加重要的事情。那就是，他们保证了这个工作的进行，甚至鼓励我献身于它。任何一个同这样一项工程搏斗过的人都会承认，有时的确是要付出这样的代价的。我不知道应当怎样感谢他们才好。

        T.S.库恩    加利福尼亚    伯克利    1962年2月

    I 导言：赋予历史的一种作用

    但是，如果人们所不断寻找和分析的历史资料，只是为了回答科学课本中那些永恒不变的陈词滥调所提出的问题，那么，即使根据历史，也无法形成新的科学观。比方说，这种课本似乎总是暗示，书中所描述的各种规则、定律、理论已经完美地表明了科学的内容。几乎无一例外，这些书读起来都象是在说：科学方法其实就是搜集教科学材料的技巧，再加上对材料进行理论概括的逻辑推理方法。这就造成了对科学本质和科学发展的一种纠缠不清的科学观。

    科学如果只是一堆现行课本中的事实、理论和方法的总汇，那么科学家不管有没有成就，也只能努力对这个总汇贡献一二而已。科学的发展成了一点一滴的进步，各种货色一件一件地或者一批一批地添加到那个不断加大的科学技术知识的货堆上。科学史成了这样一门学科：它既要记载这个连续不断的积累过程，也要记载阻止这一进程的障碍。历史学家为关心科学的发展，他就负有以下两个主要任务。一方面，他必须确定是什么人、什么时候发现或发明当代科学中的各种事实、定律和理论。另一方面，他还必须描绘和解释妨碍现代科学课本各部分更快积累起来的那一堆错误、虚构和迷信。许多研究工作都是为此而进行的，有一些现在仍然是这样。

    但近年来有几个科学史家已经发现，要按照这种渐进积累的观点进行工作，愈来愈困难了。作为这个积累过程的记录者，他们发现，研究得愈是深入，就愈是难于而不是易于回答这样一些问题：氧是什么时候发现的？是谁第一个想到能量守恒？有几个人还愈来愈怀疑，问题可能从根本上就提错了。科学也许根本就不是通过一个一个发现和发明的积累而发展。同时，科学史家要把过去人们所观察和相信的“科学”部分，同前人任意扣上“错误”、“迷信”的部分互相区别开来，也遇到愈来愈大的困难。他们愈是仔细研究象亚里士多德力学、燃素说化学、热质说热力学等等，就愈会感到，那些一度流行过的自然现，从总体上说，一点也不比今天流行的更不科学些，或者更加是人类天性怪解的产物。如果把这些过时的信念叫做虚构，那么，今天使我们获得科学知识的方法和根据，也同样可以产生虚构，可以证明虚构。另一方面，如果把它们叫做科学，那么，科学里面就包含一些我们今天所绝对不能容纳的信念。在这二者之间，科学史家必然要选择后者。过时的理论不能因为遭到摒弃就一定不科学。但这么一来，我们就再也难以把科学的发展看成单纯的增加了。同样，在科学史研究中把个别的发明和发现孤立起来也会遇到困难，这就有理由从根本上怀疑，科学史究竟是不是这样一个由个别科学贡献复合而成的积累过程。

    所有这些疑问，最后引起了科学研究史编写中的一场革命，尽管现在还是刚刚开始。科学史家逐步地、往往并不完全自觉地开始提出另外一类问题，研究另外一条往往并非渐进性的科学发展路线。他们不再去寻求一门古老科学对我们现代文明的永恒贡献，而是试图表现这门科学当时的完整历史。例如，他们并不问伽里略的观点同现代科学观点有什么关系，却要问伽里略的观点同当时他那个集体，即他在科学上的老师、同学和直接继承者的观点之间有什么关系。而且，他们在研究历史上这些集体的观点时还坚持这样一个出发点；尽可能使历史上的这些观点内部联系得最紧密，又最能符合于自然界。这个出发点通常是同现代科学的出发点大不一样的。通过这样写成的著作，最典型的也许就是亚历山大.

    柯依列的著作，我们可以看到，科学已不尽然是那种人们在历史编写旧传统中所争论的那样了。历史研究至少已暗示了一种新的可能的科学形象。本文的目的就是要说明编写历史的某些新含义，以勾画出这个科学形象的轮廓来。

    这样做，科学的哪个方面将会突出出来呢？首先，至少是说明顺序上的首先，方法论本身并不足以使我们能做到：只要按它的指示办就可以对许多科学问题得出唯一可靠的结论来。叫一个人去观察电学或化学现象，但他只知道什么合乎一般科学，却不懂这两门具体科学，他当然会从许多相互矛盾的结论中随便抽出一个来。他之所以从各种合理的可能性中得出这一个特定结论来，可能是因为他从别的地方得来的先入为主的经验，可能是因为调查研究中的某些偶然事件，也可能是由于他本人的个人特点。比方说，他把哪一些具体知识用到化学或电学研究中去了？在许多可以想到的适合这个方面的实验中，他首先选择哪个实验呢？在由此引起的各种复杂现象中，哪些现象会使他感到特别能说明化学变化和电吸引的本质呢？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至少对个人来说，有时甚至对整个科学界来说，都常常是科学发展中所不可缺少的决定性固素。我们将指出，如第II节所说，大多数科学的早期发展阶段都是酒过许多不同自然观之间不断的相互竞争而表现出自己的．特征来。其中每一种自然观都是片面地按照科学观察和方法的要求而得出来的，但又大体上都同这种要求没有矛盾。各个学派之间的不同，不在于各派的方法上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它们都曾经是“科学的”，而在于，如我们后文要说的，它们看待世界和运用科学的不同方式之间的不可比性。观察和经验可以而且必须严格限制科学信念所容许的范围，否则就没有科学。但它们不能单独决定某一种特定的信念本身。由某一特定时代的特定科学共同体所支持的信念，总是在其构成成分中包含了由个人偶然性和历史偶然性所组成的明显任意性因素。

    但这种任意性因素并不表示，任何一个科学集体可以没有一套大家接受的信念而能进行专业活动。这种因素也不会降低那个一定时期内这一集体正是为之而献身的知识总汇的重要意义。科学界如果认为对下面一些问题没有得到可靠的回答，实际研究工作就没有开始：组成宇宙的基本实体是什么？它们之间怎样相互作用？又怎样同感官发生作用？对这种实体提出什么问题才合理？用什么办法才能找到答案？至少在已成熟的科学中，对这上类问题的回答（或者是完全可以代替答案的东西）已经深入到了学生由以获得专业训练的教学之中。那种教育又严密又刻板，因而这些答案也可以在人们的科学思维中留下深刻影响。这很能说明常规研究活动的特殊作用以及它在任何一段时间中所遵循的方向。在第III、IV、V各节中考查常现科学时，我们最后将说明，那种研究不过是一种狂热而虔诚的尝试：想把自然界强迫纳入专业教育所规定的思想框框里。同时我们还会怀疑，不管在历史来源或以后的发展中有些什么任意性因素，如果没有这样的框框，究竟还能不能进行研究。

    这种任意性因素确实存在，对科学的发展也有重要作用，这一点将在第VI、VII、VIII各节中详加考察。大部分科学家都难免要把几乎全部时间化在常规科学上，因为常现科学建立在这样一个假定之上：科学家了解世界是什么样子。科学事业的许多成就都是从科学界捍卫这个假定的决心中得来的，必要时还不惜付出相当的代价。例如，常规科学往往压制重大的革新，因为必然要打破它的一些基本成现。但是只要成规中有任意性因素，常规研究的本性又可以保证革新不会被压制很久。有时一个很普通的问题，本来可以用已知的规则和方法加以解决，但是虽经这个专业的研究集体中最有才能的人反复钻研，仍然不得解决。也有时，为常规研究制造的某一种设备不合要求，结果出现了反常，怎么努力也不能使之同科学上预期的现象相一致。在这样一些情况下，常规科学就会走入歧途。这时候——也就是当这一专业再也避不开那种破坏科学实践旧传统的反常现象时——就会开始那种非常研究，最后终于把这一专业引向一套新的成规，为科学实践提供一个新的基础。这种使专业的成规发生变革的非常事件，就是本文所说的科学革命。作为常规科学活动所受传统束缚的补充，革命是对这种传统的破坏。

    科学革命最显著的例子，是那些在以前科学发展中也经常被称为革命的著名事件。因此，在第一次直截了当地分析科学革命本质的第IX、X节中，我们将反复谈到那些在科学发展中同哥白尼、牛顿、拉瓦锡、爱因斯坦等名字相联系的重大转折点。这些历史事件，至少就物理科学而言，比大多数其他事件更能说明科学革命究竟是怎么回事。每一次革命都迫使科学界推翻一种盛极一时的科学理论，以支持另一种与之不相容的理论。每一次革命都必然会改变科学所要探讨的问题，也会改变同行们据以确定什么是可以采纳的或怎样才算是合理解决问题的标准。每一次革命都彻底改变了科学的形象，以至于最后我们不得不说，那个人们在里面进行科学研究的世界也根本变了。这些变化同几乎总是随之而来的争论一起，决定了科学革命的特征。

    研究一下牛顿革命或者化学革命，这种特征表现得特别明显。但本文却有这样一个基本论点；研究革命性不那么明显的其他事件，同样也可以得到这些特征。麦克斯韦方程对于受到影响的小小专业集体也同爱因斯坦方程一样地革命，从而也一样地受到抵制。创立另一种新理论如果触犯了某些专家的专门职权范围，也照例会激起他们同样的反应。对这些人来说，新理论意味着改变常规科学原来所遵循的规则。因此，新理论不可避免地要指责他们所已经完成的许多科学研究。正因为这样，一种新的理论，不管应用范围是多么专门，都很少会、甚至永远也不会只是已知事实的累加。新理论的同化作用要求重新构思原来的理论，重新评价原来的事实，这个内在的革命过程很少是由一个人单独完成的，更不是一夜之间所能完成的。毫不奇怪，历史学家很难为这个漫长的过程标出确切的日期来，而他们的专业语汇却又总是迫使他们把这个过程看成是孤立事件。

    创立新理论，还不仅仅是对有关专业领域专家们的致命的冲击。支配常规科学的成规不仅指明了宇宙包含些什么实体，还暗示了宇宙不包含什么实体。由此可以得出——尽管这一点还要进一步讨论——象氧或X射线那样的发现，决不单单是为了在科学家世界的总汇中多增添一个项目。只要学术界重新评价传统的实验方法，取代它久已熟悉的实体观念，并在这个过程中改变它把握世界的理论框架，最后就会出现这样的结果。除了在单一的常规科学实践中，科学事实和科学理论不能截然分开。正因为这样，意外的发现就不单纯是输入了一些事实，由于这些崭新的事实和理论，科学家的世界既有了量的丰富，也有了质的变化。

    这样来引伸关于科学革命本质的概念，下文将样加叙述。大家知道，引伸就会扭曲通常用法。尽管这样，我还是要说新发现是革命的，因为，正是由于有可能把这些发现的结构同哥白尼那样的革命联系起来，我才觉得这个引伸了的概念有这么重要。上面的讨论表明，常现科学和科学革命这两个互补的概念将怎样在以后紧接的第区节中展开。本文其他部分安排另外三个重要问题。第XI节通过讨论教科书，看着科学革命为什么以前是那么难以发现。第XII节描述了常现科学者传统的拥护者同新传统的追随者之间在革命过程中的竞争。因此，这一节我们也考察了这样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一定程度上可以在科学探索的理论中代替那种科学中通常所熟悉的证实或证伪程序，科学界不同部分之间的竞争，其实不过是不断否定一种以前公认的理论或接受另一种理论的历史过程。最后，第XIII节将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通过革命而发展怎么能同看起来是科学特有的进步性质一致起来呢？对这个问题，本文只想提供一种答案的轮廓，这个答案还取决于尚待进一步探讨的科学共同体特点。

    某些读者肯定已在怀疑，历史的研究究竟能不能得出本书所要讲的那种根本观念上的转变呢？用逻辑两分法的全套武器可以表明：不可能完全做到这一点。历史是一门纯粹描述的科学，这一点我们说得实在太多了。但上面提出的论点却把历史说成是解释的、有时还是规范的科学。而且，我的许多概括还牵涉到关于科学家的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而我的某些结论至少在传统上是属于逻辑学或认识论的。在前面的一段文字中，我可能会侵犯到现代影响很大的“发现的前后关系”同“论证的前后关系”之间的界限。混淆了不同的科学领域和科学上不同的重点，除了造成极大的混乱以外，还能有什么呢？

    思想上离开了这一类的界限，我们简直无法更了解它们的含意和力量了。许多年来我一直认为，这关系到认识的本质问题。现在我还是认为，经过适当的修正，这些界限仍然可以为我们说明一些重要的问题。但是当我试图把这些界限应用到我们获得、接受和消化知识的实际情况时，即使是广义的应用，也是非常成问题的。这并不是一些基本逻辑或方法论方面的界限，从而比分析科学知识更为重要，现在看来，这正是一套传统可靠答案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答案正是针对提出这种界限的那些问题的。这个逻辑循环绝不会使它们无效。但又确实使它们成为一种理论的组成部分，这样，它们也象其他理论一样需要仔细加以分析。如果它们的内容不仅是一些纯粹的抽象，那就必须看看把它们用到所要阐明的材料时其内容究竟怎样。难道科学史就不能为我们提供这样一些现象，可以合理地要求把认识论用上去吗？

    II  走向常规科学

    凡是具备这两个特点的科学成就，此后我就称之为“规范”。这是一个同“常规科学”密切有关的术语。我采用这个术语是想说明，在科学实际活动中某些被公认的范例——包括定律、理论、应用以及仪器设备统统在内的范例——为某一种科学研究传统的出现提供了模型。这就是一些历史学家在“托勒密（或哥白尼）天文学”、“亚里士多德（或牛顿）力学”、“微粒（或波动）光学”等标题下所描述的那种传统。学习这种规范，包括许多比前面所举的还要专门得多的规范，主要是使一个新手准备好参加那个此后他即工作于其中的科学共同体。他在那里所遇到的人，也是从同一模型中学到专业基础的，因此在他们以后的活动中，就不大会再在基本原则方面碰到重大分歧。根据共同规范进行研究的人们，也受同样的科学实践规则和标准所制约。这种制约以及由此所造成的表面上的一致，正是常规科学的前提，也是某一种研究传统形成和延续的起源。

    本文经常用规范概念代替各种熟悉的观念，因此，为什么要引进这个概念，还要作一些说明。具体科学成就作为专业性的规定，为什么要比由此抽象出来的概念、定律、理论和观点更为重要呢？共有规范对于科学中的新手来说，在什么意义上是一个逻辑上不能再分成具有同样功能的更小部分的基本单位呢？当我们在第V节中碰到这些类似问题时，怎样回答这些问题，对于了解常规科学以及有关的规范概念，是具有根本意义的。但是，这种更加抽象的讨论，还要取决于同作用中的常规科学范例或规范范例以前联系得怎样。特别是，如果注意到没有规范，至少是没有上面所举那种毫不含糊而又有约束力的规范，也可以进行某种研究，那么，常规科学和规范这两个相互有关的概念就清楚了。有了一种规范，有了规范所容许的那种更深奥的研究，这是任何一个科学部门达到成熟的标志。

    如果历史学家追溯一组挑选出来的现象，他很可能碰上物理光学历史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发展模式，尽管可能略有变形。今天的物理教科书告诉学生，光是光子，也就是某种波动性和某种粒子性的量子力学实体。由此再研究下去，或者说，根据更精确的数学特征（由此得出语言特征）而研究下去。但是，对光的这种特征的描述，还只有半个世纪。本世纪初普朗克、爱因斯坦和其他人在进行这种描述以前，物理教科书还在教导说光是横波运动，这种认识扎根于一种规范之中，一种从十九世纪初杨（Young）和弗雷斯内尔（Fresnel）的光学著作中最后得出来的规范。波动理论起初也并不是大部分光学工作者所接受的。十八世纪中牛顿的《光学》为这个领域提供了规范，它教导说，光是物质粒子。那时的物理学家们都在寻求光粒子对固体的压力的证据，而早期的波动理论家们却不这样做。[约瑟夫·普列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关于视觉、光和色的发现的历史和现状》（伦敦；1972年），第385～39O页]

    物理光学中规范的这种转化，就是科学革。一种规范经过革命向另一规范逐步过渡，正是成熟科学的通常发展模式。但这种模式没有牛顿以前那个时代的特征，我们在这里所关心的也正是二者的差别。从远古开始直到十七世纪末为止，在这段历史时期中没有出现过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关于光的本质的看法。相反，总是有许多互相竞争的学派和小流派，其中大多数都拥护伊壁鸠鲁、亚里士多德或托勒密理论的某种变形。一些人把光看作是从物质客体发射出来的粒子；而另一些人认为，光是介入物体和眼睛之间的某种介质的变态；还有的用介质同眼睛发射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解释光；此外还有其他各种不同的组合和变形。每一个相应的学派都从它同某一种形而上学的关系中吸取力量，每一个都强调它的理论最能解释的那一组光学现象才是合乎规范的观测。为此，它也精心研究了另外一些观测，以免为进一步的研究留下了悬而未决的问题。[瓦斯科·隆奇（Vaseo Ronchi）：《光学史》；让·塔顿（Jean Taton）译(巴黎，1956年)，第i-iv章]

    所有这些学派都在各个不同时代为物理光学的主要概念、现象和技巧作出了重大贡献，而牛顿则从中引出了第一个几乎为大家一致公认的规范。任何一个关于科学家的定义，如果排除了这些不同学派中富有创造性的成员，也就排除了这些学派的现代继承人。这些人的确是科学家。但如果回顾一下牛顿以前的物理光学。人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说，那时这方面的工作者虽然是科学家，而他们工作的最后成果却不怎么够得上科学。既然可以不要什么共同的信念，每一个物理光学家都感到必须从根本上重建这门科学。这么一来，他要支持些什么观测和实验，也就可以相对自由地加以选择，因为并不存在一套每一个光学家都必须加以采纳的标准方法，或必须加以解释的标准现象。这种情况下所产生的一些著作，就总是对准其他学派的人，而不是对准自然界。这种模式，在今天许多富有创造性的领域中也不陌生，同重大发现和发明之间也没有矛盾。但这却不是牛顿以后物理光学所采取的发展模式，也不是其他自然科学今天所熟悉的模式。

    十九世纪上半叶电学发展的历史可以提供一个更加具体、更为熟悉的例子，说明一门科学在获得第一个普遍接受的规范以前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在那时候，几乎有多少重要的电学实验家，象Hauksbee、Gray、Desaguliers、Du Fay、Nollett、Watson、富兰克林等人，对电的本质就有多少看法。在所有这许多电的概念中，存在着某些共同的东西——这许多概念，都是从当时指导一切科学研究的机械粒子哲学的某种变形中片面地引伸出来的。而且，这些都是真正科学理论的组成部分，它们部分地来源于实验和观察，部分地又决定着怎样选择和解释研究中新出现的问题。虽然所有这些实验都是电学实验，虽然绝大部分实验者都读过彼此的著作，但他们各自的理论却只不过象是同一家族中的不同成员。[杜安·鲁勒（Duan Roller）和杜安· H· D·鲁勒（Duane H·D·Roller）：《电荷概念的发展：电学从希腊人到库伦》（《哈佛实验科学事例史》第8例，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54年）；I．B柯亨（Cohen）：《富兰克林和牛顿：探索牛顿思辨的实验科学理论以及由此产生的富兰克林电学著作之例》（费拉德尔菲亚，1956年），第Xii～Xii章。对下一段中某些分析的细节，我感谢我的学生约翰·L·布隆尚未发表的文章。在此文发表前，对富兰克林的规范的某种更展开、更确切的说明，见T.S.库恩：《科学研究中教导作用》，载A．C．克隆比（Crombie）编：《1961年7月9～15日牛津大学科学史专题会议》。即将由海涅曼教育书店出版]

    一批早期的理论家们根据十七世纪的实践，把吸引和摩擦起电看作是基本的电现象。这些人倾向于把排斥作为机械回跳所产生的二级效应，并又尽可能拖延对格雷新发现的电传导效应进行讨论和系统研究。另一些“电学家”（如他们所自称的）把吸引和排斥同样看成是电的基本表现，并据以修改他们的理论和研究工作。（实际上他们的人数很少——甚至连富兰克林的理论也从没有充分说明过两个带负电荷的物体为什么互相排斥。）但是他们在同时说明任何一种最简单的导电效应时，也碰上了同前一批人一样的困难。这种效应又为第三批人提供了一个出发点，他们倾向于把电说成是可以穿越导体的“流体”，而不是一种由非导体发射出来的“以太”。于是他们又面临着怎样把他们的理论同大量的吸引排斥效应协调起来的困难。只是通过富兰克林和他的直接后继者的工作才有了一种新的理论，可以同样简便地说明几乎所有这些效应，从而也可以给下一代“电学家”的研究工作提供一个共同的规范。

    象数学、天文学这样一些部门，早在史前时期就有了第一个明确的规范，再象由专业的分化和重组而形成的生物化学，也已臻于成熟。除了这几个特殊部门以外，上文所勾画的情况在历史上还是很典型的。虽然我不得不继续采取这种不恰当的简单化作法，把连续的历史事件硬套上一个简直是信手拈来的名字（例如牛顿或者富兰克林），但我却认为，这样的根本不同正是表现了这样一些学科的特点，象亚里土多德以前对运动、阿基米德以前对静止的研究、布来克（BIack）以前对热的研究、波义耳和波尔哈夫以前的化学的研究、胡顿（Hutton）以前对历史地质学的研究等等。在生物学的各个分支中——例如对遗传的研究——有了第一个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规范，还是最近的事；而在社会科学中，究竟哪些分支已具备这种规范，还完全悬而未决。历史表明，要使科学研究中意见完全一致，实在是艰巨得很。

    但历史也表明了在这条道路上为什么会碰到这样的困难。如果没有一种规范或某种候补规范，凡是可能合乎某一门科学发展的事实，看起来都会同样地合适。结果，最初搜集事实的活动更近乎一种随机活动，而后来科学的发展却使之习以为常了。而且，因为没有必要寻求什么样的更隐秘的信息，最初搜集事实一般也只限于某些信手拈来的材料来源。在由此聚成的蓄水池中，也包含着那些易于受到偶然的观察、实验以及某些更奥秘材料影响的事实，都可以从医药、制定历法和冶金这一类行业中重新找到。由于这些行业可以随时提供不能按照因果关系发现的事实，因而在新科学的涌现中，它们的工艺经常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

    这样来搜集事实，对许多重要科学的起源尽管很重要，但是只要查阅一下普林尼（Pliny）的百科全书式著作或培根的自然史就会发现，这里有个泥坑。这样所产生的文献究竟算不算科学，人们会有所犹豫。培根关于热、色、呼吸、开矿等的“历史”中充满了消息，其中有一些也很深奥难解。但是在这些历史中，他却把那些后来证明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事实（如通过混合而加热），同那些在一定时期内由于过分复杂而根本综合不到理论中去的事实（如粪堆中的热），杂然并列起来了。[参见培根《新工具》一书中关于热的自然史纲要，《弗兰西斯·培根著作集》第VIII卷，J、斯拜丁（Spedding）、R.L.埃利斯（Ellis）和I．D．希兹（Heath）编（纽约，1869年），第179～203页]还有，任何描述总是不完全的，因此，在一部标准自然史的大量详尽叙述中，也总会遗漏一些后来科学家恰好就在这里找到的重要启示。比方说，几乎没有一部早期的电学“历史”曾经提到过，摩擦过的玻璃棒把草屑吸引过来以后又会把它弹回去。这似乎是机械效应，不是电效应。[鲁勒和鲁勒，培根《新工具》，第14、22、28、43页。只是在培根书中最后引用了这些话之后，排斥效应作为一种明确的电效应才得到普遍的承认]而且，按照因果关系收集事实的时间很少，也没有必需的方法，因而自然史常常把上面我们所举那些描述同我们现在还不大能肯定的描述并列起来，比方说关于阻抗生热（或冷）的描述。[培根，《新工具》第235、337页：“微温的水比完全冷却的水更易于结冰。”对这种奇特观察的早期历史，在下书中有一部分记载：马歇尔·克莱杰特（Marshall CComgett）：《乔温尼·马利安尼（Giovani Marliani）和中世纪晚期物理学》（纽约；194O年）；第IV章]只有在十分偶然的情况下，例如古代静力学、动力学和几何光学在没有什么预定理论指导下所搜集到的事实，才足以明确地宣告容许第一个规范的涌现。

    这就是在一门科学早期发展阶段上建立这个阶段所特有的各种学派的情况。只有有了理论上和方法论上的信念，才能进行选择、评价和批评；如果没有这种信念，至少是某种隐含的信念，任何一部自然史都无法得到解释。如果这种信念的内容没有隐含在所搜集的事实之中——这种情况就不只是现成的“纯事实”了——那就必须通过流行的形而上学、其他科学或个人和历史的偶然事件从外界提供这种信念。因此毫不奇怪，在任何一门科学的早期发展阶段，不同的人对同样一些领域的现象，尽管未必都是同样一些具体现象，却会作出全然不同的描述和解释。令人吃惊的，而在这些我们称之为科学的领域中也许是最令人吃惊的是，初期的这种分歧总是大部分不见了。

    这些分歧，的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不见了，而且简直是一劳永逸地不见了。而且，通常总是由于一个前规范学派的成就使这些分歧不见了。这个学派由于它所特有的信念和先入之见，总是只强调那个太大而又太不发达的消息库中的某一特殊部分。有些电学家把电看成是一种流体，并从而特别强调它的传导作用，他们正好提供了一个出色的事例。按照这个信念，他们难以应付已知的大量吸引排斥效应，于是有些人就设想把这种电流体用瓶子装起来。他们努力的直接成果就是莱顿瓶，偶尔随机探索自然的人永远也不会发现这种装置。事实的确是在十八世纪四十年代早期，至少是由两个研究者独立提出来的。[鲁勒和鲁勒，培根《新工具》，第51～54页]富兰克林几乎从一开始进行电学研究时，就特别注意解释这种新奇而结果又特别有意义的专门仪器。他在这方面的成就，提供了使他的理论成为一种规范的最有力的论据，尽管仍然不能充分解释所有已知的．电排斥现象。[麻烦的是带负电物体的相互排斥；可参阅柯亨；前引书；第491～494、531～543页]一种理论成为规范，一定要比其他竞争对手更好，但并不一定要解释、事实上也从未解释过一切可能碰到的事实。

    电流体理论为一小部分相信这个理论的人所提供的东西，后来富兰克林的规范也为全体电学家提供了。这个规范指明了哪些实验值得作，哪些则由于只是针对次要现象或明显的复合现象而不值得。只有规范才能有效地完成这个任务，这部分是因为学派内部的争论使他们不需要再去不断地重申那些基本原则，部分则因为科学家们自信路子走对了，从而鼓舞了他们从事更精确、更深奥、也更费劲的研究工作。①电学家们结成的集体不要再去注意所有一切电学现象了，因而他们就有可能去设计更专门得多的装置，比以往任何电学家都要更加顽强而系统地运用这些装置，以便更细心地追踪某一种选定的现象。事实搜集和理论表述都成了高度有目的的活动。电学研究从而更加有效了，效率也更高了，它从社会方面证实了培根的一句锐利的方法论格言：“从错误中比从混乱中更易于出现真理”。②

    下一节我们将考察这种高度有目的的或者说根据规范所进行的研究工作，但先要扼要说明，规范的涌现怎样影响到这个领域工作集体的结构的。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中，当个人或集体第一次达到了能吸引下一代大多数实际工作者的综合时，老的学派就逐渐消逝了。这部分是由于这个学派的成员转变到新的规范方面去。但是总会有那么一些人墨守某种老观点，于是他们干脆被排除出这个行业，从此，他们的工作就再也无人理睬了。新的规范意味着这个领域有了新的更严格的规定。谁如果不肯或不能同它谐调起来，就会陷于孤立，或者依附到别的集团那里去。③在历史上，这些人往往干脆呆在哲学部门里，反正那么多的专门科学都是从这里孳生出来的。这些迹象表示，有时正是由于接受了一种规范，才使以前只是关心研究自然界的那批人成了同行，或者至少建立了一门学科。在这些科学中（而不是在医学、技艺、法律这样一些领域中，因为它们主要的存在理由是外界社会需要），形成专门化的期刊，创立专家的学会，并在课程中要求专门地位，通常都同一个集团第一次接受某一种规范有联系。至少，从一个半世纪以前科学的专门化第一次成为制度起，直到最近专门化知识已建立了威信为止，情况就是这样。①应当指出，接受富兰克林的理论并没有完全结束一切争沦。1759年罗勃特·西莫（Robert Symmer）提出了两种流体说；此后许多年中，电学家就是按照电是一种流体还是两种流体而分开来的。但是这个问题的争论只能证实，上面所说普遍承认的成就就是这样把这个专业联结起来了。电学家们虽然在这一点上还有分歧，却已迅速地提出结论：任何实验都不能把这两种理论区别开来，因此，二者是等效的。这以后，两个学派都能够而事实也都利用了富兰克林的理论所提供的一切好处（同上书，第543～546、548～554页）。

    ②培根，前引书，第21O页。

    ③电学史提供了可从普列斯特利、开尔文等人的经历中重现的出色事例。富兰克林报告说，那个世纪中叶欧洲大陆上最有影响的电学家诺列特“生前看到他自己是他那个小流派的最后一人；除了他自己优秀的谪传门徒B.君以外”（马克斯·费兰德[Max    Farrand]编：《本杰明·富兰克林回忆录》［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1949年］第384～386页）。但更有趣的是。所有的学派—直都是愈来愈从专业学科中独立出来。试以占星术为例，它一度是天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再看看从十八世纪末延续到十九世纪初的一个以前很受重视的“浪漫主义”化学传统。这正是查尔士·C·吉利斯庇（Charles C. Gillispie）在下列著作中讨论过的那种传统：《百科全书派和科学中的雅各宾哲学：关于观念和结论的研究》，《科学史中的关键问题》，马歇尔·克莱杰特编（威斯康辛州康迪逊，1959年），第256～289页；《拉马克进化论的形成》，《世界科学史成就》第XXXVII卷（1956年），第323～338页。

    对科学界更严格的限定，还带来了其他的后果。当个别科学家可以接受某一种规范时，他的主要工作就再也不需要从起码的原则开始，证明每一个引进的概念都合理，来重新确立他的研究领域了。这一些都可以留给教科书作者们。而有了一本教科书，科学家就可以从教科书达不到的地方开始研究，从而可以高度集中到科学界所关心的最微妙、最深奥的自然现象中去。这样做，他的研究公报就要开始改变形式了。对这种公报形式的演化，过去研究得太少了，但它在现代的作用却对所有人都是显而易见的，对许多人也是沉闷的。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再也不会象以前那样，体现在写给那些对此有兴趣人们的书中了，象富兰克林的《关于电的……实验》或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相反，通常只是写一篇简要的文章给同行们看，这些人肯定都知道共有的规范，而且也只有他们能够阅读这些写给他们的文章。

    今天的科学书籍，通常要么是教科书，要么是关于某一方面的科学生活的追溯。科学家写这样一本书，很可能会发现他在专业方面的声誉不是得到提高，而是受到损害。只有在各门科学更早的前规范发展阶段上，。这样的书一般才可以同在其他创造性领域中那样，仍然保持与专业成就的关系。只有在那些仍然把这种书作为一种学术交流工具的领域中，不管有没有专题文章，专门化的界限还是很不严格，外行们还以为只要读了研究工作者的原始报告就可以跟上去。在数学和天文学中，从古以来研究报告就不再是受过一般教育的读者们所能理解的。在力学中，在中世纪后期研究工作已同样深奥，只是到十七世纪早期，在新规范取代曾指导中世纪研究工作的老规范的过程中，才有过一个短暂的时期力学重新为一般人所理解。在十八世纪结束以前，电学研究也开始需要对外行们进行解释，而物理科学的大部分其他分支，到十九世纪一般人就再也不容易接受了。同样经过这两个世纪，从生物科学的各个不同部门中也可以概括出这种过渡来。社会科学有些部门，今天可能还处于这样的过渡之中。专业科学家同其他领域的同行们之间的鸿沟，愈来愈大了，这种哀叹虽已习以为常，肯定也很合理，但人们却太不注意这个鸿沟同科学进展固有机制之间的根本关系了。

    从史前期以来，研究领域一个接着一个都跨过了历史学家称之为一门科学的前史和本史之间的分水岭。这些科学向成熟期过渡，我在这里必须顺序加以讨论，实际上却很少有象我说的那么突然，那么分明。但历史上的这种过渡也不是渐进的，就是说，也不是整个领域一起发展的。电学作者们关于电学现象，在十八世纪前四十年中比他们十六世纪的先驱们拥有多得多的知识。在1740年以后的半个世纪中，并没有几项新的电学现象增加到他们的清单上。不管怎样，在一些重要方面，卡文迪什（Cavendish）、库仑（Coulomb）和伏特（Volta）在十八世纪最后三十几年中的电学著作距离格雷、杜·费直至富兰克林的著作，比这些十八世纪早期的电学发现者的著作距离十六世纪这方面的著作，要远得多了。①只有在1740年到1780年之间，电学家才第一次有可能把建立这样一个领域视为理所当然。从那时起他们就深入进到一些更具体、更深奥的问题上，随后也愈来愈用专题文章的形式把结果报告给其他电学家，而不是用书籍的形式报告给广大知识界。他们作为一个集体，已经达到了古代天文学家的水平，也达到了学生们在中世纪关于运动、在十七世纪晚期关于物理光学、在十九世纪早期关于历史地质学的水平。也就是说，他们已获得一种证明有可能指导整个集体进行研究的规范。除了事后认识到这种好处，很难另外找到什么标准可以明确宣布某一个领域成为一门科学。

    ①在富兰克林以后，有以下几方面的巨大发展：电探测器的灵敏度，第一种可靠的普遍推广的测量电荷的技术，电容概念以及与最新提炼的电压观念之间的关系的进展。还有静电力的定量等。可参阅鲁勒和鲁勒，前引书，第66～81页；W．O．沃克（walker）：《十八世纪对电荷的探测和估量》，《科学年鉴》，第1卷（1936年），第66～1O0页；爱德门德·霍普（Edmund Hoppe）：《电学研究》（莱比锡，1884年）第1部，第iii～iv章。

    III  常规科学的本质

    ①拉丁文动词“爱”的第一、第二、第三人称。

    ②拉丁文动词“称赞”的第一、第二、第三人称。

    如果了解了怎么可能是这样，我们就会认识到一种规范第一次出现时所能达到的范围和精确性是多么有限。规范所以能够获得这样的地位，因为它去解决一批实际工作者公认的重大问题时比竞争对手更为成功。但它更为成功的之处，却既不是完全成功地解决某一个问题，也不是显著成功地解决多么多的问题。一个规范的成功——不管是亚里士多德对运动的分析、托勒密对行星位置的计算、拉瓦锡对天平的应用还是麦克斯韦对电磁场的数学化——从一开始就主要是一种在选定的、但仍然未完成的事例中获得成功的指望。常现科学就在于实现这种指望，办法是：扩大对于那些规范特别能够加以说明的事实的知识，加强这些事实同规范预测之间的配合，进一步详细表达规范的本身。

    若不是一门成熟科学的真正实际工作者，很难理解一种规范会留下多少有待完成的扫尾工作，而进行这一类工作又是多么使人入迷。这几点必须加以了解。扫尾工作使绝大多数科学家献出了他们的全部生涯。他们创立了我这里称之为常规科学的东西。进一步看，不管是在历史上的还是现代的实验室中，这件事就象是硬要把自然界塞进规范早已制成的相当僵化的框框里。常现科学的目的绝不是引起新类型的现象；凡不适合这个框框的现象，实际上往往根本就看不到。科学家的目标按常规并不是发明新理论，他们也往往不能容忍别人的这种发明。①相反，常规科学研究总是为了深入分析规范所已经提供的现象和理论。

    ①帕纳德·巴勃（bernard Barber）：《科学家对科学发现的抵制》，《科学》；第CXXXIV卷（1961年），第596～602页。

    这也许是缺点。当然，常规科学探讨的范围微不足道；我们现在所讨论的常规研究，其视野也受到严格的限制。但正是这些因信仰规范而产生的限制，对科学的发展却成为不可缺少的。由于集中注意狭小范围中比较深奥的问题，规范会迫使科学家仔细而深入地研究自然界的某一部分，否则就不能想象。常规科学具有一种固定机构，不管造成这种限制的规范什么时候不再发挥有效作用，它都可以保证把这种束缚研究的限制加以放松。从这一点开始科学家们的行动不同了，他们研究课题的性质也变了。但是，在规范获得成功的间歇期中，这一专业团体将会解决一些问题，其成员如果不信规范，不但想不到，也永远提不出。至少有一部分成就永远都是这样。

    为了更清楚地表明常规研究也即根据规范进行的研究究竟是什么意思，让我对常规科学所包括的主要问题加以分类和说明。为了说明的方便，姑且不谈理论研究，先看看事实的搜集，也即科技刊物中所描述的实验和观察，科学家们正是通过这些刊物的同行们报告他们不断研究的成果。科学家通常报告自然界的哪些方面呢？他们的选择取决于什么呢？而大多数科学观察都要花费大量时间、设备和金钱，推动科学家求得这一选择所导致结果的动力又是什么呢？

    我以为，关于事实的科学研究通常只有三个中心，它们之间的区别既不经常，也不永恒。首先是那一类事实，规范表明它们特别能揭示事物的本质。规范用这些事实解题，使事实对更加多样的情况具有更加精确的判决作用。某一个时期的这种关于事实的重大判决有：天文学中——行星的位置和大小、双星星蚀周期和行星周期；物理学中——物质所特有的引力和可压缩性，波长和光谱强度，导电性和接触电位；化学中——化合物和化合量，溶液的沸点和酸性，结构式和旋光性。为了提高认识这些事实的精确性、扩大认识范围所作的努力，占去了实验观察科学的大部分文献。为此目的，一次又一次地设计了复杂的专门仪器，而发明、制造和布署这些仪器都要求第一流的人才，还往往要求相当的财政后盾。同步加速器和射电望远镜不过提供了最新的例子来说明：只要规范可以肯定科学工作者所寻求事实的重要性，他们就能做到这样的程度。从第谷·布洛赫（Tycho Brahe）到E．O．劳伦斯（Lawrence），某些科学家之所以获得巨大声誉，并不是由于他们的发现有什么新颖，而是由于他们为重新判定某种以前已知事实所用方法的精确性、可靠性和广泛性。

    第二类的事实判定很普通，但也更少。这类判定针对那样一些事实，它们本身没有什么重要性，但可以直接用来同规范所预测的作比较。当我从常规科学的实验问题转到理论问题时，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一门科学理论，特别是主要以数学形式出现的理论，可以直接同自然界相对照的地方是不多的。这样的地方，即使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所能达到的，也不超过三个。①而且，即使在这种可以实际应用的地方，也往往要求理论上和实验上更加接近，以免严重限制所期待的一致。为了更加一致，或者为了发现一些新的可以一举证实这种一致的领域，正在不断对实验者和观测者的技巧和想象力提出挑战。特种望远镜证实了哥白尼对周年视差的预测；阿乌德（Atwood）机是在牛顿《原理》以后几乎。个世纪才第一次发明的，却第一次毫不含糊地证实了牛顿第二定律；傅科（Foucault）的仪器表明光速在空气中比在水中大；设计巨型闪烁计数器是为了证明中微子的存在——象这样一些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特殊仪器，说明必需有这些巨大的努力和创造性才能使自然界同理论愈来愈一致起来。②试图证明这种一致性，是第二种类型的正常实验工作，它甚至比第一种更明显地依赖于一种规范。规范的存在使问题开始得到解决；规范理论往往直接包含在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仪器设计之中。例如，如果没有《原理》，用阿乌德机所作测量就毫无意义。

    ①至今仍然得到广泛承认的唯一长期成立的验证，就是水星近日点的岁差。关于远星体光谱线的红移，可以从比广义相对论更基本的原因得出。光线绕太阳时的弯曲可能也是这样，这一点现在仍在争论之中。不管怎样，后两种现象的测量仍然含糊不清。最近可能又增加了另一种检验：穆斯保尔(Mossbauer）辐射的引力迁移。在这个现在很活跃但经过长期休眠的领域中，也许很快地会有变化。对这问题最新的简要说明，见L.I.什夫（Schiff）：《NASA会议上检验相对论的报告》，《今日物理》，第XIV卷（1961年），第42～48页。

    ②关于两种视差望远镜，见阿伯拉罕·沃尔夫（Abraham Wolf）：《十八世纪科学、技术、哲学史》（第二版；伦敦，1952年），第103～1O5页。关于阿乌德机，见H．R．汉森（Hanson）：《发现的模式》（剑桥，1958年），第100-102、207～2O8页。关于后面两种特种仪器，见M．L．傅科：《关于测量空气和透明介质中的光速的一般方法》，《科学院的…活动报告》；第XXX卷（1860年），第551～56O页；C．L．小柯温（Cowan）等；《自由中微子的探测：一个证实》，《科学》；第CXXIV卷（1956年），第103～1O4页。

    第三类实验和观察，我认为穷尽了常规科学的搜集事实活动。它包括详细分析规范理论的经验性工作，以消除某些残留的含混不清，从而使以前只是引起注意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这一类是最重要的一类，要加以描述还得细分。在更加数学化的科学中，旨在进行详细分析的实验是针对物理常数的判定的。例如，牛顿的研究表明，对于宇宙间任何位置上的任何一种物质，两个单位质量在单位距离之间的力都一样。但即使不考虑这种吸引即万有引力常数的大小，这个问题同样可以解决而在《原理》出现以后一百年中，没有其他任何人设计出能够确定这个常数的仪器。卡文迪什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的著名判定也不是最后一个。由于引力常数在物理科学中的重要地位，改进其数值就成了此后一大批著名实验室反复努力的目标。①这一类长期研究的其他事例是：确定天文单位、阿怫伽德罗（Avoadro）数、焦耳（Joule）系数、电荷等等。如果没有一种规范理论规定了问题并保证有一个稳定的解，就很难设想会有这么多精心的努力，更不会产生任何成果。

    当然，努力把规范表述清楚，并不限于制定普遍常数。努力的目标也可能是定量定律，象波义耳关于气体压力与体积关系的定律，库仑关于电吸引的定律，焦耳关于电阻和电流生热的方程，都属于这一类。规范是发现这一类定律的前提条件，尽管表面上也许看不出来。我们常常听说，这些定律是由于为自己捡验测量数据以及没有理论成规而发现的。但是历史并不支持这样一种太过分的培根式的方法。空气以前被认为是一种所有静力学精密概念都用得上的弹性液体，当时波义耳实验一直不为人们所理解（如果理解了，就会接受另一种解释，或者根本不作解释）。②库仑的成功是因为他制造了一种专门仪器来测量两个点电荷之间的力（以前用普通的盘式天平等测量电力，根本没有发现有任何联系或简单规则性。）。但这一设计又依赖于以前的认识：每一个电流体粒子都超距作用于其他每一个粒子。这就是库仑正在寻求的两个这种粒子之间的力——唯一可以有把握假定为单纯距离作用的力。③焦耳的实验也可用来说明，定量定律是怎样通过说明规范而涌现的。事实上，定性的规范和定量的定律之间的关系如此广泛而密切，以至于从伽里略时代起，在设计出用于实验判定的仪器以前许多年，人们就常常借助于规范而确切地猜测出这些定律来。④

    最后，还有第三种旨在说明一种规范的实验。这种实验比其他的更象一种探测；在那样一些时期和科学中，即需要更多解决自然界规则性的定性问题而不是定量问题时，这种实验特别盛行。通常从一组现象中提出来的规范，用到其他密切有关的现象时就含糊不清了。于是，怎样才能把规范应用到人们所关心的新领域，实验就必须有所选择。例如，把热质说当作规范用，就是以混合和改变状态来加热或冷却。但热还是可以通过别的方式释放或吸收——例如化学化合、摩擦、气体的压缩或吸收——而且热质说也可以通过几种不同的方式应用到这里的任何其他现象。如果真空也有加热的能力，那么，压缩加热就可以解释为气体同虚空相互混合的结果。要么就是由于特种气体热因压力改变而发生变化。此外还有几种别的解释。许多实验，就是为了试探并辨别这许许多多不同的可能性；而所有这些实验都来自作为规范的热质说，都是利用规范来设计实验并解释实验结果的。⑤一旦压缩加热现象被证实了，这方面一切进一步的实验就都以同样方式依赖于规范了。给定了现象，阐明现象的实验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

    ①J．H．帕印亭（Poynting）评论了1741年到1901年之间关于引力常数的二十四个测量，见《引力常数和地球平均密度》，《大英百科全书》，第11版，剑桥，1910～1911年；第Xll卷，第385～389页。

    ②关于液体静力学概念全部移植到气体力学之中；见《巴斯卡物理学论著》，I．H．B斯庇尔（SPiers）和A.G.H．斯庇尔（Spiers）译，载有F．拜雷（Barry）的介绍和注释（纽约；1937年）。托里拆里（Torricelli）最初的平行引进（“我们的生活淹没在空气元素的海洋底层”）见之于第164页。这两篇主要论文表现了引进的迅速发展。

    ③杜安·鲁勒和社安·H·D·鲁勒：《电荷概念的发展：电学从希腊人到库仑》（《哈佛实验科学案例史》，案例8；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54年）；第66～80页。

    ④例如，见T．s．库恩：《现代物理学中测量的作用》，《爱西斯》杂志，第LII卷（1961年），第161～193页。

    ⑤T.S.库恩：《关于绝热压缩的热质说》，《爱西斯》杂志，第XLIX卷（1958年），第132～140页。

    再谈谈常规科学的理论问题，它也几乎要归到实验科学和观测科学同一类中。常规理论工作的一部分，尽管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就完全是一种现有理论的应用，即用来预测理论固有意义中所包含的关于事实的信息。编制天文历书，计算棱镜特征，绘制无线电广播曲线，都是这一类问题的实例。科学家们却一般都把这一些看成是舞文弄墨而扔给了工程师或技师。许多这类工作因而没有机会出现于科学刊物。但是，这些刊物所包含的大量问题讨论，对于非科学家来说，看起来却必然差不多都是一样的。人们所以要利用理论，并不是因为从中得出的预测本身有什么价值，而是因为可以直接对付实验。利用的目的在于表现这一规范的新应用，或者提高一种现有应用的精确性。

    扩大理论同自然界之间的接触点经常会遇到巨大困难，正是从这些困难中产生了对上述这一种研究工作的需要。查阅一下牛顿以后的科学史，就可以扼要地说明这种困难。直到十八世纪早期，从《原理》中发现规范的科学家们认为，这本书的结论理所当然地具有普遍意义，他们也有充分的理由这样做。一本著作竟然可以这样大幅度地同时扩大研究范围、提高研究的精确性，这在科学史上已知的著作中还是没有先例的。牛顿为天体推导出了开普勒行星运动定律，也解释了月亮在观察中并不遵守这些定律的几方面的问题。他为地球推导出了关于单摆、斜面和潮汐的一些零星观察结果。借助于外加的但又正是为此目的而作的假设，他本来也有可能推导出波义且定律和空气中声速的重要方程。就当时的科学状况说，这些证明的成就是极其令人难忘的。但从牛顿定律所假定的普遍性看，实际应用的数量就不怎么大，牛顿也几乎没有什么另外的发展。而且，同今天任何一个物理学毕业生用这些定律所能达到的成就相比，牛顿的这一点应用甚至也不精确。

    对精确性问题我们这里姑不多谈。我们已说过这个问题的经验方面。为了提供具体应用牛顿规范所要求的数据，需要有特殊的装置——象卡文迪什仪器、阿乌德机或改进的望远镜。要取得一致，在理论方面也存在同样的困难。例如，牛顿在应用摆的定律时为了给摆长下一个唯一的定义，就不得不把摆锤作为一个质点来处理。他的大部分理论，除了少数假说性的和预备性的以外，也都把空气阻力效应忽略不计。这是合理的物理学近似。但这些理论作为一种近似，又限制了牛顿的预测和实际实验之间所期望的一致。把牛顿理论应用到天体上，这个困难表现的更加明显。单纯定量的望远镜观测表明，行星并不完全遵循开普勒定律，而牛顿理论则表明，本来就不应该遵循。为了推导出这些定律，除了单个行星同太阳之间的引力，牛顿不得不忽略此外的全部吸引作用。而各行星之间却是互相吸引的，因而在所用理论同望远镜观测之间，人们也只能期望一种近似的符合。①

    ①沃尔夫，前引书，第75～81、96～101页;威廉·惠威尔（William   whewell）；

    在摆的事例中，所达到的符合超过了得到这种符合的人满意的程度。任何别的理论都不能更符合了。没有一个怀疑牛顿研究工作有效的人能做到这一步，因为它只限于同实验、观察相符合。但这种局限性却为牛顿的后继者留下了很多令人入迷的理论问题。例如，必须有理论技巧才能确定一个重摆的“等效长度”。处理两个以上互相吸引物体的同时运动，也要技巧。这一些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问题，在整个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叶，耗用了许多欧洲最好的数学家的精力。伯努里（Bernoullis）、欧拉（Euler）、拉格朗日（Comgrange）、拉普拉斯（CompComce）和高斯（Gauss），都为牛顿规范进一步同自然界相称而作出了某些各自最光辉的贡献。许多这样的人物都同时致力于发展牛顿从未想过的实际应用所需要的数学，例如，为解决液体力学和弦振动问题而出现了大量文献和某些非常有效的数学方法。这些实际应用问题占用了十九世纪中可能是最光辉也最耗费精力的那些科学工作。在热力学、光的波动说、电磁理论或者基本定律完全是定量的任何其他科学分支中，查阅一下它们的后规范时期的发展，还可以从中发现其他一些事例，至少在更加数学化的科学中，最理论性的工作还是属于这一种。

    但也不是都属于这一种，即使在数学科学中也有说明规范的理论问题。在科学发展主要还属于定性的时期中，这些问题已占主《归纳科学史》（修订版；伦敦，1847年）；第II卷，第213～271页。要地位。在更加定量也更加定性的科学中，有些问题完全是为了通过重新表述而进行分类。例如，《原理》并不是一直证明应用是一件容易事，这部分是因为它保留了初次冒险中某些不可避免的拙劣，部分又因为只有在应用中才能显示出它的许多涵义。因此，从十八世纪的伯努里、达朗贝尔和拉格朗日到十九世纪的汉密尔顿（Hamnton）、雅可比（Jacobi）和赫芝（Hertz），许多欧洲最卓越的数学物理学家都努力以等效的、但逻辑上和美学上更令人满意的形式把牛顿理论加以重新表述。也就是说，他们想以逻辑上更紧凑的形式展示出《原理》中外在的和内含的训诫，把这种形式应用到新提出的力学问题上以减少一些模糊不清。①

    ①若内·杜加：《力学史》（细沙特尔［瑞土］，1950年），第    IV～V册。

    所有科学中都一再发生过一种同规范类似的重新表述，但大多比《原理》的重新表述引起了规范更重要的变化。这变化来源于上述说明规范的经验活动。把那一类研究作为经验工作，这样的分类的确有些任意性。同其他任何一种常规研究相比，对规范的说明不但更有理论性，同时也更有实验基础；以前所举的例子这里也同样适用。库仑在制成他那个装置并用以进行测量以前，他必须先用电学理论确定怎样制造他的装置。他测量的结果就是那种理论的精心安排。再说，有些人设计了一些实验来区别不同的压缩生热的理论，他们一般也正是那些提出各种观点以进行比较的人。他们进行研究，不仅运用事实，也运用理论；他们的研究，不单单产生新的知识，还产生一种由于消除了他们据以工作的初始规范所残留的模糊不清而取得的更加精确的规范。在许多科学中，大多数常规研究都属于这一种。

    这三类问题——判定重大事实、理论同事实相配、说明理论——我认为充斥了常规科学的文献，不管是经验科学还是理论科学。当然，它们并没有充斥整个科学文献。也还有一些非常问题，可能正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才使整个科学事业特别值得如此花费精力。但这些非常问题并不是为了提问而必需的。它们只是在常规研究进展所准备好的特殊时机中才涌现出来的。因此，即使是那些最好的科学家所提出的绝大部分问题，通常也总是不出上面所勾画的三大类之一。在规范的指导下研究工作只能这样进行，抛弃了规范就等于不再研究规范所规定的这一门科学。我们很快地就会发现人们的确抛弃过规范。这是科学革命所围绕的枢纽。但在开始研究这个革命之前，我们还需要对开辟道路的常现科学探索有一个更全面的看法。

    IV 常规科学即解难题

    但是，如果常规科学的目的并不在于什么真正重大的新发现——如果不能接近预期结果就是一个科学家的失败——那么为什么要完全接受这些问题呢？部分答案已经有了。至少对科学家来说，常规研究获得的结果是重大的，因为扩大了应用规范的可能范围，提高了应用的精确性。这当然还不足以说明科学家对常规研究问题所表现的热情和忠贞。比方说，仅仅为了即将获取的知识重要，没有人肯多年献身于发展更好的分光仪或改进振动弦问题的解法。利用现有工具计算星表或作进一步的测量，也往往同样重要，但科学家照例都拒绝这些活动，因为大都是重复以前经历过的程序。这就可以说明常规研究问题为什么那么令人入迷。尽管结果是可以预期的，并且常常详尽无遗，即使还有待于认识的东西也变得索然寡味了；但如何得出这一结果，却仍然很不确定。要使常规研究问题得出某一结果，也即以一种新的方式实现预期，就需要解决多种多样复杂的仪器上、观念上和数学上的难题。应功者证明自己是解难题的能手，而难题所提出的挑战又是不断推动他前进的重要力量。

    “难题”和“解难题者”的术语，突出了前几页显得愈来愈重要的几个论点。把难题在用到这种完全标准的意义上，就是可用以测验解题能力或技巧的特种问题。字典里的例子就是“拼板游戏”（jigsaw puzzle）和“纵横字谜”（crossword puzzle），这正是这些难题同这里需要加以区别的常规科学问题所共有的特征。上面刚刚说过的就是特征之一。难题好不好，标准并不在于其结果是不是本来就有趣或重要。相反，真正迫切的问题，象治疗癌症或谋求持久和平，却往往根本就不是什么难题，因为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任何一个解。拿拼板游戏来看，从两个不同的木板盒中随意挑出一些木板来。这个问题很有可能（当然也可能不会）甚至使最有才能的人也无能为力，因而无法用来测验解法的技巧。它决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难题。一个难题的固有意义虽然没有标准，但肯定有一个解。

    我们知道，科学界利用规范的一个收获是，只要接受了这种规范，就有了一个标准来选择那些可以肯定有解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这正是科学界承认它们合乎科学、或鼓励其成员从事研究的仅有问题。另外一些问题，包括许多以前曾经作为标准问题的，却被作为形而上学、作为其他学科的对象，或者有时只是因为太成问题，并不值得花费时间而被抛开了。就这一点说，一个规范甚至可以使科学界离开那些对社会很重要、可以化为难题形式的问题，因为它们不能用规范所提做的观念工具和实验工具来表述。这种问题，可以只是一种消遣，一种十七世纪培根主义某些方面和现代某些社会科学所卓越表明的教训。常规科学之所以看来进步得这么快，原因之一就是，常规科学工作者都集中到只要他们有能力就可以题决的问题上。

    但是，如果常规科学问题只是这种意义的难题，就不需要问科学家为什么这么热情而专心钻研这些问题了。一个人可以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被科学吸引过去。有实用的要求，有探索新领域的激情，有寻求秩序的希望，还有检验已有知识的动力。类似这样一些动机，也促使他选定了后来他自己也投了进去的特定问题。而且，尽管结果有时遇到挫折，仍有充分的理由说明，这样的动机为什么会首先吸引他，以后又引导他前进。①整个科学事业的确不断证明自己的作用：打开新的境界，显示秩序，检验长期公认的信念。不过，投到正常研究问题中去的人却几乎永远不会做这一类的事。一旦投了进去，他的动力就完全属于另外一种了。这时向他挑战的是这样一个信念：只要他有足够的能力，就可以成功地解决以前谁都没有解决过或没有解决得这么好的难题。许多最伟大的科学大师们都把他们专业方面的全副精力用到这一类亟需的难题上。在大多数情况下，任何一个专门领域都没有提出别的任务，这事实却一点也不会使醉心于此的人觉得它并无迷人之处。

    ①但是，由个人作用同科学走展整体模式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挫折；有时也可以很严重。关于这个问题，见劳伦听·

    S·库比（Comwrenee S·Kubie），《科学事业的某些未解决的问题》，《美国科学家》，第XLI卷（1953年）；第596～613页；第XLII卷（1954年），第104～112页。

    现在让我们再来谈谈在难题和常规科学问题之间另一个更困难也更有特征的共同点。作为难题进行分类，一个问题必须具有一个以上的确定解。还必须有这样的规则，既可以限制可接受解的性质，也可以限制获得这些解时所要通过的步骤。例如，要玩好拼板游戏，不仅要“凑成一幅图”。一个孩子或一个当代艺术家都可以做到这一点，就是把挑出来的木板作为没有意义的形状散到无色的地上。这样构成的图可能会比据以设计成这个游戏的图好得多，而且一定会更独到一些。不过，这样一幅图并不是一个解。要得到这个解，还必须把所有的木板都用上，把背面翻到下面，并把它们很自然地接合得不留一点空隙。这些都是支配着玩好拼板游戏的规则。纵横字谜、谜语、棋局问题等等，要得到可接受解都有类似限制，这也不难看出。

    如果我们大大扩展“规则”这个词的用法——有时会同“既定观点”或“先入之见”等同起来——那么，这些在已有研究传统范围内可以接受的问题，就会显示出某些十分类似于这一套难题的特征。造出一种工具以确定光波长度的人，一定不满足于一种只能找出某种光谱线的某一数值的装置。他并不只是一个探索者或测量者。相反，他必须根据既定的光学理论本身分析他的仪器，以表明他的工具所给出的数值正是上升到理论的波长数值。如果在理论中或者在未经分析的仪器部件中，仍然留下了一些含糊之处使他不能完全证明这一点，他的同事们就会得出结论说，他什么也没有测量。例如，电子散射的极限值后来成了电子波长的标志，而在最初观察到并记录下来时，却似乎并没有什么意义。在它成为某种量度以前，它必须先依附于一种已预见到的运动物质类波行为的理论。甚至在指明那种关系以后，也必须重新设计仪器，使实验结果可以毫不含糊地同理论结合起来。①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问题才得以解决。

    理论问题的可接受解，也受到类似的限制。在整个十八世纪中许多科学家都想从牛顿运动定律和引力定律中推导出人们所观察的月球运动，但一直没有做到。于是，有的人就建议用一个短距离中反平方定律的定律取代之。但这么一来就必须改变规范，提出新难题，而不是解决老难题。结果，直到175O年有一位科学家发现可以成功地应用牛顿定律时，科学家们才不再维护这些规则。②具有改变了博奕的规则才可能有另一种选择。

    ①关于这些实验发展的简要说明，见C．J．戴维逊（Davisson）在《1937年诺贝尔奖金》（斯德哥尔摩，1938年）的讲演，第4页。

    ②W·惠威尔（Wb6W0ll：《归纳科学史》（修订版；伦敦，1847年）；第II卷，第101～105、220～222页。

    对常规科学传统的研究揭示了许多附加的规则，这些规则提供了许多关于科学家从规范得来成规的信息。关于这些规则所属的主要范畴，我们能说些什么呢？①最明显而且也许是最简要的例子，可以举出刚刚提到的那几种命题。那是对于科学定律以及有关科学概念、理论的明确说法。只要这些说法还受重视，它们就促进提出难题，限制认可的解法。例如，牛顿定律就在十八和十九世纪中完成了这些作用。在这样的期间，“物质的量”对于物理学家是基本的本体论范畴，而作用于两块物质之间的力则是主要研究课题。②在化学中，定比和倍比定律在很长时期中都有一种完全一样的力——它提出了原子量的问题，联接了化学分析中可用的结果，并告诉化学家们原子、分子、化合物、混合物是什么。③麦克斯韦方程和统计热力学定律今天也具有同样的力量和作用。

    但是象这样一些规则既不是仅有的，也不是历史研究中出现的最有意思的变形。在比定律和理论更低，或更具体的水平上，例如对于优先采用的仪器设备类型以及合理使用所用仪器的方式，都有许多规定。人们改变了对火在化学分解中作用的态度，对十七世纪化学的发展就起了重要作用。④在十九世纪，赫姆霍兹（HeImholtz）遇到了生理学家们对物理实验用以说明他们专业的观念的顽强抵制。⑤在本世纪，化学色层分离法的古怪历史又一次表明，有关仪器的规定也同定律和理论一样持久，也给科学家以博弃规则。⑥分析一下X射线的发现，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成规。

    ①我应当把这个问题归功于W·O·哈格斯冲（Hasstrom）他对科学社会学的研究工作有时同我的工作有交叉。

    ②对牛顿主义的这几方面的问题，见I·B．柯亨（Cohen）：《富兰克林和牛顿：探索牛顿的思辨的实验科学以及由此而来的富兰克林的电学研究之例》（费城，1956年），第vii章，特别是第255～257、275～277页。

    ③这个例子最后在接近第X节的末尾讨论过。

    ④H．迈兹热：《法国从十七世纪开始到十八世纪结束的化学原理》（巴黎，1923年），第359～361页；玛丽·波瓦（Marie Boas）：《罗勃特·波义耳和十七世纪化学》（剑桥，1958年），第112～115页。

    ⑤留·康尼斯伯（Leo Konigsberger）：《赫曼·冯·赫姆霍兹》，弗朗西斯·A·威耳贝（Francis A.Welby）译（牛津，1906年），第65～66页。

    ⑥詹姆士·E·门哈德（James inhard）：《色层分离法：一个展望》，《科学》；第CX卷（1949年），第387～392页。

    历史研究有规则地显示了更高级的、准形而上学的成规，尽管它们还不就是科学永恒不变的特征，却也并不那么有局部性和暂时性。例如，大约在1630年以后，特别是在笛卡儿影响巨大的科学著作出现以后，绝大多数物理学家都认为宇宙是由微小的粒子所组成，一切自然现象都可以按照粒子的形状、大小、运动和相互作用来解释。形成各种成规的这个温床，证明既合乎形而上学，也合乎方法论。作为形而上学，它告诉科学家宇宙包含什么样的和不包含什么样的实体：宇宙之内只有运动中所形成的物质。作为方法论，它告诉科学家终极定律和基本说明一定怎么样：定律一定要阐明粒子的运动和相互作用，说明则一定要把一切已知的自然现象都归结为这些定律支配下的粒子的作用。更加重要的是，宇宙粒子概念告诉科学家应当研究许多什么样的问题。例如，一个象波义耳那样信奉新哲学的化学家，就特别注意可视为嬗变的反应。这些反应比其他任何反应更加清楚地显示了粒子重新排列的过程，这种过程必然构成一切化学变化的基础。①在研究力学、光学、热学时，也可以看到粒子论的同样效力。

    最后，在更高级水平上，另外还有一套成规，离开它任何人也成不了科学家。例如，科学家必须力求了解世界，提高使世界有秩序的精确性，并扩大这种秩序的范围。这样，这套成规又一定会反过来引导科学家要么自己、要么通过他的同事以极其细致的经验深入分析自然界的某一方面。如果这种分析表面上看来有混乱之处，那就一定要求他的观测技术更加精致，或者要求他的理论更加明确。无疑还有别的象这样的一直为科学家们所遵守的规则。

    存在这样一种成规的牢固框架——概念、理论、仪器以及方法论方面的成规——就会产生一种把常现科学同解决难题联系起来的隐喻。因为成规提供的规则告诉一门成熟专业的工作者世界是怎样的，他的科学又是怎样的，他就可以很自信地集中到这些规则和现有知识为他规定好的深奥问题上去。于是，他向自己提出的挑战就是；怎样对留下的难题给出一个解。就这样一些方面讨论难题和规则，正好说明了常现科学实践的本质。但另一方面，这种说明也可能完全误入歧途。在一定时期内把某一科学专业的所有工作者都结合在一起的规则。尽管，显然是有的，但这些规则本身并不能表明这里的专家们所有共同的实践。常规科学是—种高度确定的活动，但不需要完全由规则来确定。正因为这样，我在本文开始时引进了共有的规范，而不是共有的规则、假定和观点，尽管它们都是结成常规科学传统的源泉。我认为，规则来自规范，即使没有规则，规范仍然能够指导研究工作。

    ①关于一般微粒说，见玛丽·波瓦：《机械论哲学的建立》，《奥西雷斯》（Osiris）杂志，第    X卷，（1952年），第412～541页。关于这种哲学对波义耳化学的作用，见T．S．库恩：《罗勃特·波义耳和十七世纪的结构化学》，《爱西斯》杂志，第    XLIII卷（1952年），第 12～36页。

    V 规范的优先性

    但确定共有的规范并不等于确定共有的规则。那还得再走一步，而且是多少有所不同的一步。走这一步时，历史学家必须把科学界的规范互相加以比较，并同它现在的研究报告作比较。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发现，科学界成员从更完整的规范中抽象出什么样的表面的或暗含的独立因素，又在他们的研究工作中安排了什么样的因素作为规则。任何人想要描述或分析这个特定科学传统的进化，一定会找到这样一种公认的原则和规则。如上一节所指出，几乎可以肯定，他总会得到一部分成功。但是，如果他的经验同我完全一样，他也会发现寻找规则不但比寻找规范更困难，而且更不容易满意。他用以描述科学界共有信息的某些命题，看上去毫无问题。但另外一些，包括上文某些作为例证的，却似乎阴影重重。不管他能想出什么措词来，某些科学界成员总要反对的。不过，只要研究工作传统的内部联系可以按照规则来理解，这方面的共同根据就需要有某种说明。于是，想寻找一套足以形成某一常规研究传统的规则，就会接连不断地碰到重大挫折。

    但只要认清这种挫折，就有可能找到根源。科学家们都会同意牛顿、拉瓦锡、麦克斯韦或爱因斯坦对一些突出的问题作出了似乎永恒的解答，他们却不会同意那种使解答具有永恒性的特有的抽象特征，尽管有时不一定意识到。就是说，科学家们在鉴别规范时可以一致，而在全面解释规范或使之合理化时意见不一致，甚至根本没有想去进行这样的解释或合理化。缺乏标准的解释，或没有一致同意归结为一些规则，就不能阻止规范指导研究。直接检查规范也能部分决定常规科学，但这个过程往往也要借助于而不依赖于规则和假设的形成。尽管一种规范的存在甚至并不一定意味着有什么整套规则的存在。①

    这些说法的第一个后果，是不可避免地提出了问题。没有一套强有力的规则，还有什么能够把科学家限制到特定的常规科学传统呢？“直接检查规范”这个短语可能意味着什么呢？近年来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对这一类问题提出了部分答案，尽管是在一种十分不同的上下文中提出的。而这种上下文关系却更为基本，更为熟悉，从而可以首先考虑他的论证形式。维特根斯坦问道，为了毫不含糊而且不会挑起争论地使用“椅子”、“树叶”或“游戏”等词，我们必需了解些什么呢？②

    ①迈克耳·波朗依（Michael PoComnyi）曾天才地提出了一个非常类似的命题，证明科学家的许多成就都依赖于“不言而喻的知识”，也就是通过实践而获得的、不能明确分析的知识。见他的《个人知识》（芝加哥，1958年），特别是第V、VI章。

    ②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哲学探讨》，G.E.M.安斯孔伯（Anscombe）译（纽约，1953年）；第31～36页。但维特根斯坦对于那一种必然要支持他所勾画的命名方法的世界，他却简直什么也没有说。因此以下所说的不能全部归之于他。

    这个问题是很古老的，而且，只要说我们必然自觉地或直观地知道一张椅子、一片树叶或一场游戏是什么，这个问题一般也就得到了解答。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抓住全部的游戏和唯一的游戏所共有的某一组属性。但维特根斯坦的结论却说，只要有了我们使用语言的方式以及我们用来表述的那种世界，并不一定再有这样一套特征。讨论许多游戏或椅子或树叶所共有的某些属性，虽然常常可以帮助我们学会使用相应的词，但是并不存在一组既可以用到这一类的所有成分、同时也可以用到它的个别成分的特征。碰上一种前所未见的活动，我们就会用“游戏”这个词，因为这时我们所看到的活动同以前学会用这个名字来称呼的许多活动，很象是“一家人”。简言之，对维特根斯坦来说，游戏、椅子、树叶都是自然界的不同家族，每一个家族都有一张重选、交叉的相象之网。这张网充分说明，我们已成功地识别了有关的对象或活动。只要我们所说的家族互相重迭并且逐渐互相溶合起来——就是说，只要不是天生的家族——那么我们在识别和命名方面所获得的成功就会证实，相应于我们所使用的每一类名称都有一组共有的特征。

    对于各种从单一常规科学传统内部所产生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技巧，有些同类的东西也很有效。这并不是说，这些共同性的东西就满足了某些表面的甚至完全可以揭示出来的整套规则和假设，它们赋予传统所具有的特点并使之在科学思想中不断加强起来。这只是说，它们可以通过这种相象，通过模拟抱有疑问的科学界已承认是成就的科学某一组成部分而联结起来。科学家总是按照在学习和后来接触的文献中得到的模型进行工作，但他们往往并不怎么了解或者不怎么需要了解，是些什么样的特征使这些模型具有科学界规范的地位。正因为这样，他们再也不需要整套规则了，他们参与其中的研究传统所显示的这种一致性，并不意味着下面还有一套基本规则和假设可以通过历史研究和哲学研究而揭示。科学家们通常并不去问，也不去争辩，某一个问题或解答是怎样合理的，这就很容易使我们以为，至少是直觉地以为他们知道答案。这只能表明，无论是问题还是答案同他们的研究工作都没有什么关系。研究工作可以明明白白地从一套规则中引出来，但规范却比任何一套这样的规则都要更为优先，更为适合，更加完整。

    到此为止，这一点还完全停留在理论上：如果不是发现不了的规则作梗，规范是能够规定常规科学的。为了使这个问题更清楚，更迫切，现在让我指出为什么我们相信规范正是这样起作用的一些理由。第一个理由已充分讨论过，即发现曾指导常规科学的规则，困难是很大的。这个困难，很象一个哲学家想说明一切游戏具有什么共同点时所遇到的困难一样。第二个——前一个其实就是它的必然结果——来源于科学教育的本质。已经很清楚，科学家决不会抽象地学习概念、定律和理论本身。相反，这些理性工具，在历史上和教学中，从一开始就是同应用一起并通过应用而优先显示出来的东西。一种新理论总是同它在某一具体自然现象领域的应用一起发表的，离开应用，理论不会有任何被接受的可能。被接受以后，这种以及其他应用就随着理论一起进入了教科书，未来的工作者即由此而学到他们的专业。在这里它们并不只是一种装璜，甚至也不只是一种证件。恰恰相反，学习理论的过程依存于应用研究，包括用纸和笔以及用实验室的工具实际解题。例如，如果学习牛顿力学的学生曾发现过“力”、“质量”、空间”、“时间”等术语的意义，那一定不是由于他从课本中不完善的，尽管有时也有所帮助的定义出发，而是由于他观察并参与了用这些概念解题的过程。

    这个自己动手或通过行动的学习过程，一直贯穿在整个创立专业的过程之中。随着学生们从大学一年级上到通过博士论文，给他的问题也愈来愈复杂，愈没有先例可援。但是他们继续机械模拟以前的成就，同样，他们在以后的独立科学生涯中也是按常规投身于这样的问题中，人们可以随意设想，科学家就是这样从什么地方为自己直观地抽象出博奕规则来的，但没有什么理由可以相信这一点。许多科学家们，虽然可以轻易而有把握地谈论某一已成为现有研究工作一个具体部分的个别假说，但对于说明这个领域的已有基础、合理问题和方法的特征，却未必会比外行更好一些。如果他们彻底学会了这样的抽象，他们就可以主要通过他们的研究能力来表明。而不求助于假定的博奔规则，也可以了解这种能力。

    科学教育的这些结果具有这样一个反面，即提供了第三个理由去设想：规范可以通过象抽象规则一样的直接模拟指导研究……只有在有关科学界已毫无问题地接受了某种问题解法时，常现科学才能没有规范而继续进行下去。因此，只要人们感到规范和模型不可靠，规则就重要，无关乎规则的特征也会消失。事实也正是这样。特别是前规范时期是以频繁而激烈地争论合理方法、问题和求解标准为标志的，尽管这些争论主要是促进学派的划分，而不是达到一致。我们已谈过光学和电学的一些争论，在十七世纪的化学和十九世纪的地质学中，这种争论所起的作用还要大。①而且，这样的争论也没有由于规范的出现而一劳永逸地消失掉。在常规科学时期绝大多数争论虽然并不存在，但在科学革命之前和革命期间却可以有规则地再现出来，这时规范先受冲击，以后又随时可以改变。从牛顿力学到量子力学的过渡激起了许多关于物理学的本质和准则的争论，有些争论直到现在仍在进行。②有些今天仍然在世的人还会记得由麦克斯韦电磁理论和统计力学所引起的类似辩论。③更早一些，伽里略和牛顿力学的同化分用，在科学的合理准则问题上同亚里士多德派、笛卡儿派、莱布尼茨派都发生了一系列特别著名的争论。④对于他们领域的基本问题是否已得到解决，当科学家们没有取得一致时，对规则的探求就获得了一种一般情况下所没有的作用。但只要规范仍然可靠，即使没有对合理化取得一致意见，甚至根本没有想过合理化问题，规范也能够发挥作用。

    ①关于化学，见凡梅兹热：《法国从十七世纪开始到十八世纪结束的化学原理》，（巴黎，1923年），第24-27、146～149页Z玛丽·波阿：《罗伯特·波义耳和十七世纪化学。（剑桥，1958年），第II章。关于地质学，见沃特·F·坎农（Walte    F．Cannon）：《渐变论和突变论之争》《爱西斯》杂志，第LI卷（196O年），第38～55页；C.C．吉利斯庇（Gillispie）：《发生和地质学》（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51年），第IV～V章。

    ②关于量子力学中的争论，见让·乌莫（Jean Ullmo〕：《量子物理学危机》（巴黎，1950年），第II章。

    ③关于统计力学；见伦尼·杜加（Rene    Dugas）：《波耳兹曼关于感觉的物理学理论及其现代的发展》（纳沙特尔，1959年），第158～184、2O6～219页。关于麦克斯韦工作之被接受，见马克斯·普朗克（Max    PComnck）:《麦克斯韦在德国的影响》，载《詹姆士·克拉克·麦克斯韦：纪念册，1831～1931》（剑桥，1931年），第45～65页；特别是第58～63页；西凡尼·P·汤普逊（Silvanus．Thompson）：《拉格斯（Comrgd）的威廉·汤姆逊·开尔文男爵（William    Thomson Baron Kelvin）》（伦敦，1910年），第11卷，第1021～1O27页。

    ④关于同亚里士多德派战斗的实例，见A.柯依列：《关于从开普勒到牛顿的衰落问题的史实》，《美国哲学学会会报》，第XLV卷（1955年），第329～395页。关于同笛卡尔派和莱布尼茨派的争治，见庇尔·布鲁尼特（pierre    Brunet）：《十八世纪牛顿理论的引进法国》巴黎，1931年）；A.柯依列：《从封闭世界到无穷宇宙》（巴尔的摩；1957年），第XI章。

    本节最后论述：承认规范比共有的规则和假设具有优先地位，还有第四个理由。本文导言中曾提出，可以有大的革命，也可以有小的革命，有的只影响附属专业的成员，有的即使是发现一种出乎意外的新现象对这种集体也可以是革命。下一节将引进一种特定的革命，为什么会有那种革命还远远没有搞清楚。如果常规科学如上面所说的那么严密，如果科学界也那么紧密结合，一次规范的改变怎么会只影响一个小小的附属集体呢？上面已说过的似乎意味着，常规科学是一种唯一整体性的统一事业，必然同它所有的规范共存亡，也同其中任何一个规范共存亡。但科学显然很少是那样，甚至决不会那样。纵观整个科学领域；看来往往倒是一种各个不同部分之间结合松弛的结构。这一点同人们非常熟悉的观测没有任何冲突。恰恰相反，用规范代替规则会造成各不相同的科学部门以及更便于了解的专业。外在的科学规则只要有，一般就会广泛为科学集体所共有，但规范却不一定。有些科学部门彼此相距很远，比方天文学同植物分类学，这里的科学工作者们受教于非常不同的书中所描述的十分不同的成就。有些人即使处于同样或密切有关的部门中，一开头就研究了许多同样的书本和成就，他们却也会在专业专门化的过程中获得相当不同的规范。

    试以物理科学家所组成的又大又分歧的物理学界为例。这个集体中的每一个成员今天都学过，比方说，量子力学，其中绝大多数也在他们的研究和教学中从某一点上运用了夏子力学定律。但他们并没有都学过这些定律的同一应用，从而他们也没有以同一方式受到量子力学实践变化的影响。在专业专门化的道路上，只有少数物理学家接触到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另外一些仔细研究了把这些原理作为规范应用于化学，还有一些则应用于固态物理学，等等。量子力学对他们每一个究竟意味着什么，这取决于他们听过什么课程，读过什么课本，还研究过哪些报刊。由此可见，量子力学定律的变化对所有这些集体虽然都是革命性的，但这种变化只表明量子力学作为规范的某一种应用，因而只是对特定的附属专业的成员才必然是革命的。对这个专业的其他部分以及研究其他物理科学的人来说，就完全不一定有这样的变化了。简言之，虽然量子力学（或者牛顿力学，或者电磁理论）是许多科学家集体的规范，但并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规范。因此，它可以同时决定常规科学的某一些没有因共同扩展而相互重迭的传统。在这样一种传统之中所产生的革命并不一定也扩展到别的传统中去。

    对科学专门化的后果作一个简要说明，可能会加强这全部论点的说服力。有个研究者希望知道一点科学家们怎样看待原子论，就问一个著名的物理学家和一个卓越的化学家单个氦原子究竟是不是一个分子。两个人都毫不犹豫地作了回答，但回答得不一样。化学家认为氦原子是分子，因为它象一个分子一样按照气体运动理论行动。而物理学家则认为氦原子不是分子，因为它没有显出分子的光谱来。可以认为两个人都在谈论同一个粒子，但是各人又各自从自己所受的研究训练和自已的实践出发来看这个粒子。他们解决问题的经验告诉他们一个分子必然是什么。毫无疑问，他们的经验有许多是共同的，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经验却无法告诉这两位专家同样的事情。当我们继续讨论下去就会发现，引出重大结果的规范有时可能具有怎样的差异。

    VI 反常和科学发现的涌现

    既然先是发现，即出现新的事实，后是发明，即出现新的理论，那么我们一定要问，这一类的变化究竟是怎样发生的。但发现和发明的区别，也即事实和理论的区别，可以马上证明完全是人为的。这种人为性对本文一些主要论点是一个重要线索。本节其他部分考察某些发现之后，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它们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持续的事件具有一种按一定规则周期出现的结构。发现开始于感到反常，也即发觉自然界不知怎么违反了由规范引起并支配着常规科学的预期。接着是对这个反常区域或多或少地扩大进行探索。直到把规范理论调整到反常的东西成了预期的东西为止。吸收～类新事实要求更多地调整理论，直到调整好——科学家学会以另一种方式看待自然界——一新的事实才会真正成为科学事实。

    要知道新事实和新理论在科学发现中是怎样密切纠缠在一起的，可以看一个特别著名的例子：氧的发现。起码有三个人对此事拥有合法权利，而另外几个化学家在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早期也一定在试管中得到过这种浓缩的气体而不得知①。常规科学的进步，在这里也即气体化学的进步，准备好了彻底打开一条新的道路。最早一个取得这种气体的比较纯粹的样品是瑞典的药剂师C．W．舍勒（Scheele）。但我们可以忽略他的工作，因为直到到处都在反复宣布发现了氧以后他的工作才发表出来，从而没有对我们这里最为关心的历史模式产生什么影响。②第二个及时提出要求的是英国科学家和牧师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pseph priestley），他把红色氧化汞加热所释放的气体收集起来，作为对大量固态物质所放“空气”的一项长期的正常研究。1774年他把这样产生出来的气体看成是一氧化二氮，1775年通过进一步的检验，又看成是所含燃素少于通常情况的普通空气。第三个要求优先权的是拉瓦锡，他是在1774年普里斯特利实验以后，而且很可能是受到普里斯特利暗示的结果，才开始他的关于氧的研究工作。1775年初拉瓦锡就报告过，红色氧化汞加热所得气体是“没有任何改变的空气本身入除了]

    ……变得更纯、更宜于呼吸。” ③到1777年拉瓦锡可能又利用普里斯特利的第二个暗示而得出结论说，这是另一种气体，是大气的两种主要成分之一，这是一个普里斯特利所永远不能接受的结论。

    ①关于氧的发现更经典的讨论，见A．N．梅耳专（Meldrum）：《十八世纪的科学革命——第一阶段》（加尔各答，1930年），（第V章。最近有个不可少的评论，包括关于优先性争论的记载，即毛利斯·道玛（Maurice Daumas）；《拉瓦锡——理论家和实验家。（巴黎，1955年），第ii～iii章。更完整的记载和目录，见T.S．库恩：《科学发现的历史结构》，《科学》，第CXXXVI卷（1962年6月1日），第760～764页。

    ②见乌诺·包克伦德（Uno Bocklund）：《舍勒给拉瓦锡的一封遗失的信》，《里希诺》（Lychnos）杂志，1957～1958年，第39～62页，对舍勒的作用有不同的评价。

    ③J．B．柯南特：《燃素说的衰亡：1775～1789年的化学革命》（《哈佛实验科学案例史料》；案例2；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50年），第23页。这本很有用的小册子在许多有关文献中再版过。

    这一种发现模式提出了一个问题，这问题也可以向任何一种科学家所觉察的新现象提出。究竟是谁首先发现了氧呢，是普里斯特利还是拉瓦锡，如果确是他们两个人中间一个的话？不管是谁，又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呢？即使只有一个人提出要求，仍然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答案如要裁决优先权和日期，我们完全没有兴趣。但试图提出一个答案，这本身就很能说明发现的本质，因为根本就没有所要寻求的那种答案。发现并不是那种可以恰如其分地对它提出问题的过程。被询问的事实——从十八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发现氧的优先权一直在争夺不休——对科学观念有某种歪曲的迹象，而正是这种科学观念才使发现具有如此根本的作用。再看看我们的例子。普里斯特利要求氧的发现权，根据是他优先把那种后来认为正是氧的气体分离出来。但是普里斯特利的样品并不纯，如果一个人手里拿着不纯的氧就算发现了氧，那么任何一个曾经用瓶子装过空气的人都发现过氧。此外，如果普里斯特利是发现者，那么什么时候发现的呢？

    1774年他以为他得到了笑气，这是一种他已知的气体；1775年他又把这种气体看作是去燃素空气，仍然不是氧，对于燃索说化学家甚至仍然是一种完全出乎意料的气体。拉瓦锡的要求可能更有力一些，但也带来了同样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肯把棕榈叶给于普里斯特利，我们也就不能由于拉瓦锡1775年的工作而授给他，这项工作不过使他把这种气体鉴定为“空气本身”。我们也许可以等待一下拉瓦锡在1776年和1777年的工作，到那时他不但看到了这种气体，还看出了这种气体是什么。但即使这样来裁判也还是有问题，因为从1777年到他一生的结束，拉瓦锡一直坚持氧是一种原子“酸素”，氧气也只是这种“素”同热质即热的物质结合而成。①难道我们因此就可以说氧在1777年还没有发现吗？这可能会诱使一些人这样做。但是直到1810年以后才把酸素从化学中清除出去，而热质则一直拖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才解决。氧在这两个日期以前早已成为一种典型的化学物质了。

    ①H．迈兹热：《拉瓦锡的物质哲学》（巴黎，1935年）；道玛；前引书，第vii章。

    显然，我们需要有一套新词汇和新概念来分析象氧的发现这一类事件。“发现氧”这句话虽然确凿无疑，但又暗指：发现什么东西只不过是我们通常（也是大成问题的）用“看到”这个概念也能包含的那样一种简单活动，这也会使我们误入歧途。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乐于假定发现同看到或摸到一样，可以毫不含糊地归之于某一个人或某一时刻。但是归之于某一时刻永远不可能，归之于某一个人也经常不可能。撇开舍勒不谈，我们有把握说在1774年以前并没有发现氧，我们也有可能说到1777年或稍晚一些时候发现了氧。但在这样一些界限内，任何一种想确定发现日期的企图都不可避免是任意的，因为发现某一类新现象必然是一桩复杂的事件，里面既包括认清事物是那个东西，又包括认清它是什么东西。例如试看，如果我们认为氧是去燃素空气，我们就应当毫不动摇地坚持普里斯特利发现了氧，尽管我们仍然不大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发现的。但是如果观察同观察的理论化，也即事实同事实被吸收进理论，都不可分割地结合于发现之中，那么发现就是个过程，必须花费时间。只有一切有关的观念范畴都事先准备好，也即现象根本不属于新类，发现那个东西和发现它是什么东西才会毫不费力地同时一起实现。

    现在我们承认发现包含一段延续的、虽然不一定很长的从观念上吸收的过程。我们也可以说这里面包含着规范的变化吗？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出普遍的答案，但至少在这种情况下答案应当是肯定的。拉瓦锡在他1777年以来的论文中所公布的内容，关于氧的发现问题少于氧的燃烧理论。这个理论是化学重新表述的重大基石，因而通常都把它叫做化学革命。实际上，如果从氧的发现中并没有涌现出化学新规范的本质部分，那么我们从一开始所讨论的优先权问题就决不会显得这么重要了。既然这样，一种新现象及其发现者所具有的价值，将随着我们估计现象违反规范预见程度的大小而改变。但应注意，氧的发现后来虽然很重要，它本身却没有引起化学理论的变化。远在拉瓦锡在这个发现中还没有起什么作用很久以前，他就深信燃素说有点不对头，燃烧物体也吸收了大气中的一点什么。在一本密封的笔记里他记下了很多这方面的内容，

    1772年把它寄存在法国科学院的秘书那里。①对氧的这些研究工作从形式和结构上大大补充了对拉瓦锡早期看法的某些失误。这些工作告诉他一件他还在准备去发现的事情——从空气中烧掉的物质的性质。预感到的困难一定起过重要作用，使拉瓦锡能够在象普里斯特利一样的实验中看到了后者所看不到的一种气体。反过来说，必须有一次重大的规范修改才能看到拉瓦锡所看到的东西，这事实必然是普里斯特利在其漫长的一生中依然不能看到的主要原因。

    另外还有两个简明得多的事例，可以大为加强上述论点，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阐明发现的本质，理解发现从科学中涌现出来的条件。为了表明有所发现的主要方式，我们所选择的这两个事例不但彼此不同，也和氧的发现不同。第一个事例是X射线，这是一个经典的通过偶然事件而发现的事例，这种类型的涌现，比那种我们更易于理解的科学公报中非个人完成的典型事例更为频繁。事情开始于物理学家伦琴中断了阴极射线的正常研究，因为他注意到，在放电过程中，从离开遮蔽好的仪器一定距离外，铂氰化钡屏幕在发光。再进一步的研究——经过了伦琴很少离开实验室的激动人心的七个星期——表明，光是从阴极射线管沿直线发出来的，射线投出的阴影不可能由磁铁或其他许多东西而偏转。在伦琴公布这个发现以来，他深信这种效应不是由于阴极射线，而是由于某种至少类似于光的作用。②

    ①关于拉瓦锡不满的原因最权威的叙述；是亨利·盖拉克（HenryGuerComc）的书：《拉瓦锡——关键的一年；他在1772年作燃烧实验的背景和起源》（纽约州，伊萨卡，1961年）。

    ②L．W．泰勒（Taylor）：《物理学，先驱的科学》（波士顿，1941年）；第790～794页；T.W．查莫斯（Chalmers）：《历史研究》（伦敦，1949年）。第218～219页。

    这么一个简要的梗概也可以表明，它同氧的发现具有惊人的类似之处：在用红色氧化汞作实验以前，拉瓦锡已作过一些去燃素规范下没有得到预期结果的实验；伦琴的发现则开始于确认他的屏幕在不应当发光时发出光来。在这两种情况下所觉察到的异常——就是说，觉察到规范没有使研究者有所准备的现象——在准备以什么方式觉察新事物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也是在这两种情况下觉察到出了点什么纰漏，则只是发现的前奏。没有进一步的试验和吸收的过程，无论是氧或者是X射线都不会出现。伦琴研究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说他确实发现了X射线呢了无论如何并不是只看到一个发光屏幕的一瞬间。起码还有另外一个研究者看到过那种光，使他后来大为懊恼的是，他什么也没有发现。①同样清楚的是，发现的时间也不能推前到伦琴的研究工作最后一周，那时他已在探索他已经发现的新射线的特性了。我们只能说，X射线是在1895年11月8日到12月28日之间在维尔茨堡（Wurzburg）涌现出来的。

    ①E．T惠泰克（Whittaker）：《以太和电的理论的历史》，第1卷（第2版；伦敦，1951年），第358员，注1。乔治·汤姆逊爵士（Sir George Thoomsom）曾告诉我第二件交臂失之的事。威廉·克鲁克斯爵士（Sir William Crookes）由难以辨别的模糊底片而引起注意，他也曾处在这个发现的思路上。

    但在第三个方面，存在于氧和X射线的发现之间的这种重要的相似之处，就远没有那么明显了。X射线的发现和氧不同，至少它并投有在以后十年中涉及理论上任何明显的激变。那么，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说吸收这个发现也要求规范的变化呢？用这个事例否定这样一种变化到很有力。可以肯定，伦琴及其同时代人所赞成的规范并不曾用以预测出X射线来（当时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还没有普遍被接受，阴极射线的粒子理论还只是几种流行观点中的一种）。但是任何一种这样的规范，至少从任何明确的意义上说，都无法禁止X射线的存在，正象燃素说无法禁止拉瓦锡对普里斯特利气体所作的解释一样。相反，1895年公认的科学理论和实践承认了许许多多发光的形式——可见光、红外线、紫外线。为什么不能把X射线作为这一类自然现象的又一种形式而接受呢？为什么不能把它当作多发现一种化学元素一样地收下来呢？在伦琴的时代，还在继续寻求并找到新的元素以充实周期表上的空位。这样的追求是常规科学的标准课题，其成功只能使人祝贺，不能使人惊讶。

    但X射线不仅引起了惊讶，而且引起了震动。开尔文勋爵（Lord Kelv1n）宣称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①另外一些人虽然不能怀疑证据，但也显然摇摆不定。X射线虽然没有受到现成理论的阻挡，却也深深触犯了顽固的预想。这些预想，我认为都暗含在已有实验程序的设计和解释之中。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许多欧洲的实验室中还在广泛布置阴极射线装置。如果伦琴的仪器产生了X射线，那么也一定有过许多实验家有时曾经产生过这种射线而不自知。这种射线也许还有其他未知来源，也许以前曾经把它解释为某种同X射线无关的行为。最低限度，有几种久已熟知的仪器未来必须用铝加以屏蔽。以前的正常研究已完成的工作，现在必须重新做过，因为先前的科学家们不曾掌握和控制一个有关的变量。可以肯定，X射线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从而为常规科学扩大了潜在的版图。但是X射线也改变了现已存在的领域，现在这一点尤为重要。在这个过程中它否定了以前作为合乎规范的仪器类型的资格。

    ①S．P．汤普逊：《拉格斯的威廉·汤姆逊·开尔文男爵的生平》（伦敦，1910年），第II卷，第1125页。

    总之，使用特定的仪器，又以特定的方式使用，结果不管自觉与否，只能容许某几种情况出现。这里既有理论上的预测，也有仪器作用的预测，它们对科学发展往往都有决定性作用。例如，氧发现得太迟的一部分经过情况，就是这样一种预测。在对“空气的良性”进行典型测试时，无论普里斯特利或者拉瓦锡都是把两份这种气体同一份笑气混合，把混合物放到水上振荡，再测量残余气体的体积。以前的经验形成了这个标准程序，这种经验使他们确信残余气体所含大气中的空气是一份，所含任何其他气体（或污染过的大气）则多一些。在氧的实验中他们二人都发现有一种残余物很接近于一份；接着又对这种气体作了鉴定。只是在很久以后而且部分是出于偶然，普里斯特利才放弃了这个标准程序，试图按别的比例把这种气体同笑气混合。后来他发现用四份笑气几乎就没有任何残余物了。他支持本来的试验程序——由大量过去的经验所形成的程序——也曾经同时就是否定存在一种可以象氧那样活动的气体。①

    如果说到象铀裂变为什么也鉴别得太迟，这样的事情可能就更多了。核反应为什么特别难于辨认，一个原因在于，已知轰击铀会产生什么结果的人主要是针对周期表上端的元素选择化学试验。②这样一种工具限制既然不断证明走了错路，我们是不是应当由此得出结论说科学要放弃各种标准试验和标准工具呢？那必然带来一种不可理解的研究方法。规范程序和应用，正象规范定律和理论一样，都是科学所需要的，都具有同样的作用。在任何既定时刻，它们都不可避免地要限制科学探索所容许的现象范围。对这一点认识清楚了，我们就会同时看到，对于科学界某一特定部门来说，象X射线这样的发现使规范必须发生变化的重大意义——因而也必须发生程序和预测方面的变化。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X射线的发现为什么可能对许多科学家打开一个奇妙的新世界，为什么又可能有力地参与导致二十世纪物理学的危机。

    ①柯南特。前引书；第18～2O页。

    ②K．K．达罗（Darrow）：《核裂变》，《贝尔公司技术期刊》，第XIX卷（1940年），第267～289页。裂变的两种主要产物之一的氪，看来只有在充分了解了这种反应以后才能用化学方法鉴别出来。另一产物钡几乎直到研究末尾才从化学上鉴别出来，因为这种元素碰巧必须加到放射性溶液中才能沉淀出这种核化学家正在寻找的重元素来。由于不能把追加的钡从放射性产物中分离出来；因而在对这种反应反复研究了差不多五年以后，才最后提出以下的报告：“作为化学家；这一研究使我们……改变了所有上述[反应]公式中的名称，以钡、镧、铯代替了镭、锕、锗。但是作为同物理学密切联系的‘核化学家’，我们无法使自己完成这个同以前的全部核物理学经验都有矛盾的飞跃。可能是一系列奇怪的偶然事件使我们的结果成了骗局。”（奥托．哈恩［Otto Hahn]和弗雷茨·斯特劳斯曼[Fritz Strassman]）

    我们关于科学发现的最后一个事例，是莱顿瓶的发现，它可以归于理论推导那一类。起初这个术语似乎有点自相矛盾。以上所说很多都表明，理论事先预见到的发现都是常规科学的组成部分，不会产生新类型的事实。例如前面曾说过，十九世纪后半叶新化学元素的发现就是常规科学这样引起的。但并不是所有理论都是规范理论。不管是在前规范时期还是在引起规范巨大变化的危机过程中，科学家们通常总要提出许多思辨的、模糊的理论，以指明发现的途径。但发现却往往并不完全是这种思辨性和试探性的假设所预期的一个。只有当实验同试探性理论相互配合了，发现才会涌现出来，理论才会变成规范。

    莱顿瓶的发现象我们考察过的其他发现一样，也显示了所有这些特征。电学研究开始时一个规范也没有。从比较可以理解的现象中所得出的许多理论，倒是在进行竞争。它们之中任何一种理论都不能把多种多样的电学现象条理化。失败的原因就在于一些反常现象，正是它们促成了莱顿瓶的发现。参与竞争的一个电学家学派认为，电是一种流体，这个想法使好多人都想把这种流体盛起来，办法是一手拿一只盛满了水的玻璃小瓶，使水接触正在发电的静电发电机导线。另一只手从发电机那里移开小瓶使之接触水（或与之连接的导线）时，每个研究者都会体验到一记厉害的电击。但是另外一些实验却未能为电学家提供一只莱顿瓶。这种装置涌现得更慢了，也无法确切地说出这个发现是什么时候完成的。起初能够进行蓄集电流体的尝试，仅仅是因为研究者是站在地上手拿小瓶子进行的。电学家还必须学习到不但瓶子里面需要一层导体涂料，外面也需要，而电流体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蓄集在瓶子里面的。在探索过程中他们偶而发现了这一点，还看到了某些其他的异常效应，于是我们称之为莱顿瓶的装置就涌现了。更进一步，导致莱顿瓶出现的实验，其中有很多都是富兰克林所完成的，也使流体说必须大大修改，从而为电提供了第一个全面的规范。①

    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对应于从电击到预见结果的系列），上述三个事例所共有的特征，也是新类型现象所由以涌现的一切新发现的特征。这些特征有：事先觉察的反常，逐步而又同时涌现的观测上和概念上的认识，以及经常受到抵抗的规范范畴和规范程序的必然变化。甚至可以证明同一些特征已渗透到感知过程本身的性质之中。在专业以外理当了解得更好的心理学实验中，布伦纳（Bruner）和泡斯特曼（Postman）要求实验对象从短时间受控的出示中分辨出一系列的扑克牌来。许多牌合乎正常，但也有一些作得反常，例如有一张红色的黑桃六和一张黑色的红心四。在一系列逐步加多的出示中，每一次实验只给一个对象看一张牌。每次出示后问他看到了什么，实验总是以连续两次辨别正确而告结束。②

    ①关于莱顿瓶的不同发展阶段，见I．B．柯亨：《富兰克林和牛顿；思辨的牛顿实验科学以及由此而来的富兰克林电学研究之例》（菲拉德尔菲亚，1959年），第385～386、400～406、452～467、506一507页。惠泰克叙述过最后阶段，前引书，第50～52页。

    ②J.S.布伦纳和里欧·泡斯特曼：《论不快调感觉：一种规范》，《人格期刊》，第XVlll卷（1949年），第206～223页。

    即使出示的时间最短，许多对象也辨得清绝大多数牌，而稍微延长一点时间，所有的对象就把所有的牌都辨清了。对于正常的牌一般总是辨别得了，但对反常的牌则几乎总是表面上毫不犹豫或困惑地看成了正常牌。例如，黑色的红心四要么看成是黑桃四，要么看成是红心四。人们可以没有感到任何问题就立即把它归之于一个由先入为主的经验所准备好的概念范畴中。人们甚至不大会说实验对象看到同他所要辨别的东西有点什么异样。比方看到了红色的黑桃六，有的说那是黑桃六，但出了点纰漏——黑底上有红镶边。再拉长出示时间，就会引起更多的犹豫和混乱，直到最后，有时大多数对象会一下子毫不犹豫地辨别清楚了。而且，认过两三张这样的怪牌以后，他们再对付别的牌就没有更多困难了。

    但也有少数对象始终不能对他们的范畴作必要的调整。即使把辨明正常牌所需平均出示时间延长40倍，仍然有百分之10的怪牌认不出来。失败者往往自己感到十分苦恼。有一个叫了起来：“什么花色我也认不出来。那回简直不象是一张牌。我不知道现在它又是什么颜色，究竟是一张黑桃还是一张红心。我现在简直不能确定一张黑桃是什么样子了。我的天呀！”①下一节我们将看到科学家的行为也常常是这样。

    ①J．S.布伦纳和里欧·泡斯特曼：《论不协调感觉；一种规范》，《人格期刑》，第XVIII卷（1949年），第218页。我的同事泡斯特曼告诉我，即使事先知道一切纸牌及其表现她还是发现人们在看到这种自相矛盾的牌时所引起的严重不安。

    这个心理学实验，不管是作为隐喻，还是因为反映了思维本质，总是为科学发现的过程提供了一个异常简单而又异常有说服力的公式。科学也象扑克牌实验一样，新事物总是随同困难一起涌现出来，这种困难是通过由于违反了预期的根据所造成的障碍而表现的。起初，即使在后来发现有反常现象的情况下，也只能感受到预想的和通常的东西。但进一步的认识就会使人们觉察到有点什么不对头了，并把这种效应同以前曾经出过纰漏的事情联系起来。于是，对反常的觉察就开辟了一个调整理性范畴的时期，一直调整到最初的反常现象成为预期现象为止。到这时发现就完成了。我已强调过这种过程以及与之十分类似的过程，总是同科学上重大新事物的涌现纠缠在一起的。现在让我再指出，认清了这个过程我们最后就可以开始看到，常规科学的目的尽管并不在于寻求新事物，起初甚至还倾向于压制新事物，但也可以同样有效地引起新事物的产生。

    在任何一门科学的发展中，最初公认的规范经常令人感到，它已十分成功地说明了为什么绝大多数观察和实验易于为科学工作者所理解。因此，更进一步的发展一般总是要求制造精致的装置，也即发展深奥的词汇和技巧，并把概念加以精炼，不断地使它同它在一般常识中的原型区别开来。这个专门化的过程一方面使科学家的视野受到极大的限制，使规范变化也受到相当的阻碍。科学愈来愈严格了。另一方面，在科学界由于规范的引导而集中注意的领域中，常规科学也带来了知识的细节，带来了任何别的办法都达不到的观察与理论的精确配合。而且，这些细节和配合的精确性，价值超过了它本身所具有的并不总是很大的固有意义。如果没有那种主要为了达到预期作用而制造的特殊仪器，就不可能最终导致新事物的出现。而且，就是有了这种仪器，新事物一般也只能出现于这些人面前，他们确切知道他们应当期待什么，因而他们能够认清出了什么岔子。反常现象看来只是违反规范所提供的背景。规范愈是确切，愈是广泛，它对反常现象、从而也即对规范变化的时机提供愈是灵敏的指示器。在科学发现的正常方式中，即使是对变化的阻力也具有一种作用，下一节对此将作更全面的讨论。保护规范不会太容易遭到抛弃，因而阻力就可以保证科学家也不会轻易受到迷惑，使规范发生改变的反常现象也不会侵入现存知识的核心。科学上的重大新事物常常同时从几个实验室涌现出来，这个事实正是常规科学顽强的传统性标志，也是传统的探索为自己准备好了变化方式的标志。

    Vll 危机和科学理论的涌现

    已经论证过，在科学中，事实和理论、发现和发明并不是范畴上永远不同，因而可以料想这一节同上一节会有所重迭。（不能说普里斯特利首先发现氧，拉瓦锡以后又发明氧，但这种说法又很有吸引力。氧作为发现我们已碰见过了，我们马上又要把它作为发明来迎接。）在处理新理论的涌现时，我们必然也要扩大我们对发现的理解。重迭不就是同一。并不是、至少并不单单是由于上一节所考察的各种发现，才有这样一些规范变革，如哥白尼革命、牛顿革命、化学革命、爱因斯坦革命。也不是由于这些发现才有某些更专门从而也更小一些的规范改变，如光的波动理论、热力学理论或麦克斯韦电磁理论。这样的理论怎么可能从常规科学之中产生呢？这种常现科学活动更少是为了理论探索，更多是为了科学发现。

    觉察到反常如果确实对新类型现象的涌现起作用，那么谁也不会奇怪，这一类更深刻的觉察正是一切可接受理论变化的必要前提。对这一点，我想历臾的证据是绝不含糊的。托勒密天文学的情况是哥白尼宣言之前的一桩丑闻。①伽里略研究运动的贡献密切依赖于经院批评家仍在亚里士多德理论中所发现的困难。②牛顿关于光和色的新理论来源于没有一种现存前规范理论可以说明光谱长度的发现；而代替牛顿理论的是波动理论，在人们愈来愈关心衍射效应和极化效应对牛顿理论的关系中的反常现象时，这一理论正好公布。③热力学是从十九世纪并存的两种物理理论的冲突中产生的，量子力学是从黑体辐射、比热、光电效应周围的各种困难中产生的。④而且，除牛顿一例以外，在所有其他事例中都早就深深觉察到反常了，人们甚至可以把这些影响所涉及的领域恰如其分地说成是处于一种不断增长的危机状态。它要求大规模的规范破坏以及对常规科学的问题和技巧进行重大变革，因而新理论涌现之前一般都有一个专业显著不稳定的时期。不出人们所料，这种不稳定来源于常规科学长期解不开它所应当解开的难题。现有规则的失败，正是寻求新的规则的前奏。

    ①A．R.霍尔（Hall）：《1500～18O0年的科学革命》（伦敦，1954年），第16页。

    ②马歇尔·克莱杰特（Marshall CComgett）：《中世纪的力学科学》（威斯康辛州，梅迪逊，1959年｝，第II～III部。A．伽依列在他的《伽里略研究》（巴黎，1939年〕中指出了伽里略思想中的许多中世纪成分，特别见于该书第I卷中。

    ③关于牛顿，见T.S.库恩：《牛顿的光学论文》，载。伊萨克·牛顿自然哲学中的论文书信》，I·B·柯亨编（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 1958年），第27～45页。关于波动理论的前奏，见E．T．惠泰克：《以太和电理论的历史》，第1卷（第2版；伦敦，1951年），第94～109页；W．惠威尔（Whewed）：《归纳科学史》（修订版；伦敦；1847年）；第II卷，第396～466页。

    ④关于热力学，见S.P.汤普逊：《拉格斯的威廉·汤姆逊·开尔文男爵的生平》（伦敦，1910年），第1卷，第266～281页。关于量子理论，见弗雷茨·雷舍（Fritz Reiche）：《量子理论》，H．S．海特菲尔德（Hatfield）和H．L．布罗兹（Brose）译（伦敦；1922年），第i～ii章。

    先来看看规范变化的一个特别著名的事件，即哥白尼天文学的涌现。它的先驱托勒密体系先在公元前最后两个世纪和公元后最初两个世纪发展起来，那时这个体系在预言恒星和行星的位置变化方面取得了值得赞美的成功。任何一种其他古代理论都做不到这么好。对于恒星，托勒密天文学今天仍然作为一种技术上的近似而得到广泛应用；对于行星，托勒密的预测也同哥白尼的一样可靠。但是，对一种科学理论来说，值得赞美的成功决不是完美无缺的成功。托勒密体系不管是对行星位置还是对春分、秋分的岁差所作的预测，总是不能很符合最好的观测。进一步减少那些细小的误差，成了许多托勒密的后继者的许多常规天文学研究的首要问题，正象把天体观测同牛顿理论结合起来的同样的尝试，也为牛顿在十八世纪的后继者提出了正常研究问题。有时候天文学家完全有理由假定，这些尝试也可以同导出托勒密体系的尝试一样成功。对于某一误差，天文学家们总是可以通过调整托勒密体系中的复合圆环而消除。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只要注意一下许多天文学家正常研究活动的最后结果就可以发现，天文学的混乱性比精确性提高得要快得多，这里校正了一种误差，那里又会冒出另一种来。①

    因为天文学传统一再为外界所打断，又因为天文学家之间的联系受到没有印刷的限制，这些困难慢慢才被认识到。最后终于觉察了。到十三世纪阿耳丰叟十世（AIfonso X）宣称，上帝在创世时如果请教过他，一定会获致忠言。在十六世纪，哥白尼的合作者多米尼加·达·诺瓦拉（Domenico da Novara）坚持，决不会有一种象托勒密体系那么繁杂、那么不确切的体系，竟然可能符合真实的自然界。哥白尼本人在《天体运行论》一书的序言中也写过，他所继承的那种天文学传统最后造出来的只能是一个妖怪。到十六世纪初欧洲愈来愈多最优秀的天文学家都认识到，天文学规范已不能应用于它自己的传统问题了。这样的认识，正是哥白尼放弃了托勒密规范而另找新规范的必要前提。他这个著名的序言至今仍然是对一种危机状态的经典叙述。②

    ①J．L．E．德雷耶（Drerer）《天文学史从泰勒斯到开普勒》（第2版；纽约，1953年），第xi～Xii章。

    ②T．S库恩：《哥白尼革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57年），第135～143页。

    从技术上按常规解决难题的活动中断了，当然这还不是哥白尼所面临的天文学危机的唯一因素。进一步的研究又考虑到改革日历的社会压力，这压力使岁差的难题更为迫切。还有，更全面的说明还要考虑中世纪亚里士多德派的批评、新柏拉图主义的复兴，以及其他一些重大的历史因素。但是技术上的中断仍然成了危机的核心问题。在成熟科学中——天文学在古代已经成熟了——象上面所引证的那些外界因素，主要的作用是确定了中断的时机，使中断更易于理解，还规定了中断因为受到特殊注意而最先出现的领域。这一类的问题虽然极其重要，但已超出了本文的界限。

    如果哥白尼革命的事例大致已经清楚了，让我们转到第二个情况不大一样的事例上，即以拉瓦锡的氧燃烧理论的涌现为前导的危机。十八世纪七十年代由于化学中许多因素的相互结合而产生了一次危机，历史学家无论是对这些因素的性质或是对它们的相对重要性都有不同看法。其中有两个因素一般都认为具有头等重要性：气体化学的兴起和重量关系问题。前者的历史开始于十七世纪空气泵的发展及其在化学实验中的应用。以后一个世纪中化学家们通过空气泵和其他许多气体装置愈来愈认识到，空气一定是化学反应中一种活泼的成分。但是化学家们借助于一些例外——简直含糊得可能根本不是例外——还是相信空气只是一种气体。直到1756年约瑟夫·布莱克表明可以明确地把“固定空气”（CO2）从普通空气中分离出来，人们仍然认为这两种气体的样品只是因为不纯才有区别。①

    ①J·R·帕亭顿（Partington）：《化学简史》（第2版；伦敦，1951年）。第48～51、73～85、90～120页。

    布莱克的工作以后，气体研究进展迅速，在卡文迪什、普里斯特利、舍勒等人手里成绩尤为斐然，他们创造了一系列可以鉴别不同气体样品的新技术，所有这些人，从布莱克到舍勒，都相信燃素说，都经常用这个理论设计和解释实验。舍勒为了取得除去燃素的热质，实际上是第一次通过一连串精致的实验而获得了氧。但这些实验的最后结果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气体样品和属性，复杂得使燃素说愈来愈应付不了实验室的经验。这些化学家们尽管都没有提出过应当取代这种理论，但再也不能始终如一地用它了。到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初拉瓦锡开始作空气实验时，几乎有多少气体化学家就有多少燃素说的变形。①一种理论的变形骤增，正是危机的一般迹象。在哥白尼的序言中也抱怨过这一点。

    ①虽然他们主要关心的是稍晚一些的时期，但许多有关材料部散见于I．R．帕丁顿和道格拉斯·麦启（DougComs Mckie）的《烧素说的历史研究》，《科学年鉴》，第11卷（1937年），第361～404页2第III卷（1938年），第1～58、337～371页；第II卷（1939年），第337～371页。

    燃素说对气体化学愈来愈模棱两可，用处也愈来愈少，这还不是拉瓦锡面临危机的唯一根源。他还很关心解释大多数物体燃烧或焙烧以后的重量增加，这又是一个具有一段长长史前期的问题。至少有几个穆斯林化学家早已知道某些金属在焙烧后可以增重。十七世纪有几个研究者从同一事实中得出结论说，焙烧过的金属从大气中搞来了一些成分。但在十七世纪大多数化学家似乎还不需要这个结论。如果化学反应可以改变各种成分的体积、颜色和质地，为什么不能改变重量呢？重量并不总是测量物质的量。而且，由焙烧而来的增重仍然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大多数自然物（如水头），如燃素说后来所说的，焙烧后失去重量。

    但是经过十八世纪，原先对增重问题的满意回答就愈来愈难以维持了。一方面这是因为天平作为一种化学工具用得愈来愈多。另一方面因为气体化学的发展使之有可能也有需要保留气体反应物，化学家发现了愈来愈多的焙烧引起增重的实例。同时，由于化学家逐渐接受了牛顿的引力理论，也使他们坚持认为，重量的增加也必然是物质的量的增加。这些结论并不一定要放弃燃素说，因为还可以做各种各样的调整。也许燃素具有负重量，也许火粒子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在燃素离开时进入了焙烧物。此外还有一些其他解释。但是，增量问题即使没有否定燃素说，它也一定会膨胀起来，引出愈来愈多的专题研究。其中的一个专题是：《关于把燃素作为一种同重量一起并按重量变化［分解］的实体在与之化合的物体中的产生》，1772年在法国科学院宣读，而这一年正好是以拉瓦锡向科学院秘书递交了他著名的密封短简而结束的。在写这张短简以前，化学家们多年来已接近觉察边缘的一个问题已成了一个突出的未解难题。①人们精心设计了燃素说的许多不同的说法来对付。象气体化学问题一样，增重问题也使燃素说愈来愈难以理解究竟是怎么回事了。人们虽然仍旧委托它作为一种研究工具，但这个十八世纪化学的规范却已在逐步失去独一无二的地位。在这个规范指导下的研究，已愈来愈类似于前规范时期在各个相互竞争的学派支配下的研究，这正是危机另一种典型的效应。

    现在再来看看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事例，即为相对论的涌现开辟道路的十九世纪末期物理学危机。这一次危机的一个根源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末，当时许多自然科学家，最著名的是莱布尼兹，都批判了经典绝对空间概念的最新变形中的牛顿痕迹。②他们已很有可能，尽管绝不是完全可能，表明绝对位置和绝对运动在牛顿体系中根本没有作用；他们又确实从值得重视的美学要求方面成功地暗示了，一种关于空间和运动的彻底相对性概念以后必将出现。但他们的批评是纯逻辑的。象早期的哥白尼派批评亚里士多德对地球静止的证明一样，他们作梦也没有想到向相对论体系过渡竟会得到观测的效果。他们绝没有把他们的观点同牛顿理论用于自然界所引起的任何问题联系起来。结果，他们的观点在十八世纪最初几十年中就同他们本人一起死去了，只是在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中，当这些观点同物理学实践具有一种大不一样的关系时才重新复活起来。

    ①H．盖拉克：《拉瓦锡——关键的一年》（纽约州；伊萨卡；1961年）。全书证实了危机的发展和以及对危机的最初认识。关于拉瓦锡的处境的清晰说明，见该书第35页。

    ②马克斯·詹莫（Max Jammer）：《空间概念：物理学空间理论的历史》（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54年）；第114～124页。

    把空间的相对哲学最后加以叙述的技术问题，大约在1815年以后随着接受光的波动理论而开始进入常规科学，尽管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才激起危机来。如果光是牛顿定律支配下机械性以太中扩散的波动，那么无论是通过天体观测或是通过地球实验都应当能够探测出穿过以太的漂移。关于天体观测，只有观测光行差才有可能提供充分精确的有关信息，因此，通过测量光行差以探测以太漂移，就成了常规科学一个公认的问题。人们制造了许多特殊装置来解决这个问题。但这些装置没有探测出任何可见的漂移，于是这个问题就从实验家和观测家那里转移到理论家那里去了。在这个世纪的中叶，菲涅尔（Fresnel）、斯托克斯（Stokes）等人设想了许多企图解释为什么看不到漂移的以太理论说明。每一种说明都假定运动体拖曳了以太的某一部分。每一种都十分成功地解释了天体观测以及地球实验的否定结果，包括著名的迈克尔逊（Michelson）和莫雷（Morles）实验的结果。①除了各种不同说明之间的矛盾以外，仍然是没有什么矛盾的。若不是有了某种适当的实验技术，这种矛盾永远不会尖锐起来。

    只是由于十九世纪最后二十年中逐步接受了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这种局势才又一次发生变化。麦克斯韦本人是个牛顿派，他相信光和电磁一般都是由于一种机械性以太粒子不断位移的结果。他的电磁理论的最初形式是直接运用这些他所赋予这种介质的假想的属性。他最后的理论已把这些属性抛掉了，但他仍然相信他的电磁理论同牛顿机械观的某种说明并无矛盾。②提出一种合适的说明，对他和他的后继者都是一个挑战。但是在实践中，正象科学发展中所一再经历的那样，要创造出那种所需要的形式是极其困难的。正象哥白尼天文学出现以后，不管作者是多么乐观，却造成对已有运动理论的不断加深的危机；同样，麦克斯韦理论也不管它是怎样来源于牛顿理论，最后也对它所由之出身的规范造成了一次危机。③不仅如此，这一次危机之所以最为严重，原因就在于我们正在研究的相对于以太的运动问题。

    ①约瑟夫·拉摩：《以太和物质……包括地球运动对光现象的影响的讨》（剑桥，1900年），第6～20、320～322页。

    ②R.T．格累兹布鲁克：《詹姆士·克拉克·麦克斯韦和现代物理学》（伦敦，1896年），第ix章。夫于麦克斯韦最后的看法，见他自己的书：《论电和磁》（第3版5牛津；1892年）；第470页。

    ③关于天文学在力学发展中的作用，见库恩，前引书，第VII章。

    麦克斯韦讨论物体运动中的电磁行为，没有涉及以太的拖曳，这就证明很难把这种拖曳纳入他的理论之中。结果，探测穿越以太的漂移的全部早期观测都成了反常现象。因此，1890年以后的年代又目击了一长串实验方面和理论方面的努力，以探测相对于以太的运动并把以太拖曳纳入麦克斯韦理论。前者始终未能成功，尽管有些分析家认为结果模棱两可。后者提供了大量富有希望的开端，特别是洛仑兹（Lorentz）和菲茨杰拉德（Fitzgerald）的开端，但他们也揭出了更多的难题，最后又正好使进行竞争的理论激增，即我们前已明确的危机伴生物。②1905年涌现了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就违反了历史的安排。

    ②惠泰克，前引书；第I卷，第586～410页；第II卷（伦敦，1953年），第27～40页。

    这三个事例几乎都十分典型。在每个事例中，新理论都只能在常规解题活动已宣布失败以后才涌现。而且，除了在哥白尼一例中科学以外的因素起了特别巨大的作用，旧理论的破产以及各种理论的骤然激增作为一个信号，不会超过新理论发表前一、二十年。新理论就象是对危机的直接回答。但还要注意，尽管也许不那么典型，引起旧理论破产的那些问题也都属对早已知道的那些问题。常规科学以前的实践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些问题已经解决或接近解决了，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当失败来临的时候失败的感觉会那么尖锐。一种新型的问题解决木了，常常使人失望，但从来不使人惊讶。问题也好，难题也好，往往不会屈服于第一次的进军。最后，这几个事例还共同具有另一个特点，使它们对危机的作用更为重要：每一次危机的解决在有关科学未发生危机时至少可以部分预见得到；但在没有危机的情况下却又总是忽视了这样的预见。

    有一个唯一完整的也是最有名的预见，即公元前三世纪的阿利斯塔克（Aristarehus）对哥白尼日心说的预见。人们常说，如果希腊科学的演绎性不那么厉害，不那么受教条的束缚，日心说天文学就可能早在实际提出的十七个世纪以前就开始提出了。①但这就忽视了全部历史的前后关系。当阿利斯塔克提出他的学说时，更为合理得多的地心系统并不需要日心说来满足它所能满足的任何需要。托勒密天文学的全部发展，它的成功和衰败，都发生在阿利斯塔克学说以后几个世纪里。而且，也没有什么明显的理由要特别重视阿利斯塔克。即使是哥白尼更为精致的学说，比托勒密系统既不更简单，也不更精确。有效的观察试验，如我们下面将看得更清楚的，并没有这二者之间提供什么选择的根据。在这些情况下，使天文学家们趋向哥白尼的因素之一（也是使他们不能趋向阿利斯塔克的因素之一）就是人们认识到了危机，首先是由于危机，才有新的创造。托勒密天文学未能解决问题，时间为一个竞争者提供了机会。我们另外的二个事例没有提供这样完整的预见。但可以肯定，吸收大气的燃烧理论——十七世纪由雷（Rey）、胡克（Hooke）和梅约（Mayow）所提出的理论——之所以未能使人们全力倾听，原因在于这种理论没有触及常规科学实践中人们认识到的难点。②十八～十九世纪的科学家们长期忽视从相对性观点对牛顿的批评，主要是由于它在竞争之中也未能取胜。

    科学哲学家们曾一再证明，根据同样一套材料总可以提出一种以上的理论构造。科学史表明，特别是在一种新规范的初期发展阶段上，发明这样一种替代的理论并不是很困难。但是，除非是在有关科学发展的前规范时期和后来进化中非常特殊的时机中，这种发明却正好是科学家所很少进行的。只要规范所提供的工具还能够解决它所规定的问题，科学就进展得最快，可以最深入地合理利用这些工具。理由是清楚的，科学象制造业一样——更换工具是一种浪费，只能留到需要的时候进行。危机的意义就在于它可以指示更换工具的时机已经到来。

    ①关于阿利斯塔克的工作，见T.L.希思（Health）：《萨莫斯岛（Samos）的阿利斯塔克：古代的哥白尼》（牛津，1913年,第II部。关于对忽视阿利斯塔克成就的传统地位的极端说法，见阿瑟·郭斯特勒：《梦游者：人类对宇宙不断变化的认识历史》（伦敦，1959年），第50页。

    ②帕亭顿，同上书，第78～85页。

    VIII 对危机的反应

    此外，对科学家们因为面临反常现象或逆事例而抛弃规范抱怀疑态度还有第二条理由。在发挥这条理由时，我的论据本身将预示这篇论文的另一个主要论点。上述抱怀疑态度的理由纯粹是事实；那就是说，它们本身是一种流行的认识论的逆事例。因此，如果我的观点是正确的，它们最多只能有助于造成一种危机，或者更准确地说，有助于加强一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的危机。它们本身不能也不会证明那种哲学理论是错误的，它的辩护人会去做我们已经看到科学家们在面临反常情况时所做的事情。为了消除任何显而易见的冲突，他们会想出许多衔接方式和对他们的理论的特定限制。事实上，在文献中已经有许多恰当的限制。因此，如果这些认识论上的逆事例是要构成一种比较次要的刺激物，那就会因为他们的帮助而允许有一种新的不同的科学分析出现，在这个范围内，他们就不再是困难的来源。而且，如果有一种典型可以适用于这里，那么这些反常现象就不再被认为仅仅是事实了，我们以后将在科学革命中评述这种典型。在科学知识的一种新理论的范围内，他们似乎很象同义反复，对形势的陈述不能想象有另外的方式。

    例如，人们往往已经注意到，牛顿第二运动定律尽管承受了几个世纪，事实上和理论研究上的困难才达到，但对于那些交给牛顿理论的现象来说，却表现得很象一个纯逻辑的陈述，再多的观察也不能驳倒。①在第X节里，我们将看到，化学上的定比定律，在道尔顿（Dalton）以前，是一种偶然的实验上的发现，很含糊的概括，在道尔顿的工作以后，成了化学化合物的定义的组成部分、靠实验工作本身已不可能推翻了。这种概括很象科学家们面临反常现象或逆事例时不能抛弃规范那样也是会发生的。他们不能这样做，但仍然是科学家。

    虽然历史大概不会记录他们的名字，有些人因为他们不能容忍危机，无疑已经被迫抛弃科学。有创造性的科学家，象艺术家一样，必须能偶然在混乱的世界里生活，我在别处把这种必要性描述为科学研究中固有的“必要的压力”。②但是，我想，抛弃科学以支持另一种职业，是仅有的一种规范，靠逆事例本身就能导致抛弃这种规范。一旦发现了第一种并用来观察自然界的规范，就再也不会有那种缺乏任何规范的研究工作。抛弃一种规范而不同时以另一种去代替，就是抛弃科学本身。那种行动不仅在规范上，而且在人上都有反映。他不可避免地会被他的同伴着成是“责备他的工具的木匠。”

    ① 详见N.R.汉生（Hanson：《发现的模式》（剑桥，1958）；第99～105页中的讨论。

    ② T．S.库恩：《必要的压力；科学研究的传统和创新》，犹太大学第三届（1959年）识别有创造性的科学人才研究会，卡尔文·W·泰勒（Calvin W．Taylor）编（盐湖城，1959年），第162～177页。对于艺术家中间的可以比较的现象，见弗蓝克·巴伦（Frank Barron）：《想象的心理学》，《科学美国人》，第CXCIX卷（1958年9月）；第151～166页；特别是 160页。

    相反，同样的论点至少可以是等效的；没有逆事例就不会有研究工作。因为把常规科学同处在危机状态中的科学区别开来的是什么？当然不是前者没有面临逆事例。正相反，我们前面所说的构成常规科学的难题，只是因为没有规范才存在，规范为科学研究提供基础，并完备地解决它的全部问题。曾经有很少数似乎是这样做的学科（例如，几何光学），不久就完全不再发生研究问题，而成为工程的工具。除了那些唯一起作用的问题外，常规科学观为难题的每一个问题都可以从另一种观点一种逆事例，因而是一种危机的来源。哥白尼看成是逆事例的，在托勒密的大多数其他继承者看来则是观察和理论之间相适合的难题。拉瓦锡看成是逆事例的，在普利斯特列看来则是在燃素说中成功地解决了的难题。爱因斯坦看成是逆事例的，在洛伦兹·菲茨杰拉德和其他人看来则是牛顿和麦克斯韦理论中的难题。而且，危机的存在本身并没有把一个难题转化为逆事例。并没有这样鲜明的分界线。而由于规范形式的激增，危机通过最终允许一种新规范的涌现而使正常的解题规则松弛。我认为，只有两种可能，或者是没有一种科学理论曾面临逆事例，或者是所有科学理论一直面临着逆事例。

    这种情况怎样才能被看成不是那样呢？那问题必然导致对哲学的、历史的和批判的解释，而那些题目在这里是被排斥在外的。但是我们至少能指出两条理由，为什么科学被认为如此易于为这个一般原则提供一种说明，即真理和谬误唯一地和明确地由陈述和事实的对抗决定的。常规科学务必而且必须不断地力求使理论和事实更紧密地一致起来，那种活动很容易被看成是检验，或寻求证实或证明是错误的。它的目的是要解一个难题，因为它的存在就必须假定规范有效。只有这个科学家而不是这种理论不相信不足以得到一个解。在这里，甚至比上面更可以用那句谚语。“蹩脚的木匠责备他的工具。”此外，科学教育把讨论一种理论同评论它的典型应用纠缠在一起，这种方式有助于加强一种主要是从其他来源证实了的理论。人们提出要这样做的最不重要的理由是，读科学教科书的人能容易地把这种应用理解为这个理论的证据，为什么应当相信它的理由。但是学科学的学生是因为教师和教科书的权威，而不是因为证据接受各种理论的。他们有什么选择余地呢了或者有什么能力呢？教科书中提出的应用并不是作为证据，而是因为学习它们是在流行的练习的基础上学习规范的一部分。如果应用是作为证据提出的，那么教科书的失败本身就使人想起另一个可供选择的解释，或者去讨论科学家们不能产生规范的各种问题，使他们的极端偏爱的作者相信各种解决办法。这样一种指控是一点道理也没有的。

    那么，怎样回到最初的问题呢？科学家们对意识到理论和自然界之间相适应方面的一种反常情况是否有反应呢？刚才所说的情况表明，即使不一致比理论的其他应用中经验到的大得多，也不需要引出很深刻的反应。始终有某些不一致。即使是最难对付的不一致，最后也会对正常的实践有反应。科学家们往往愿意等待，如果有许多问题在这领域的其他部分中有用时尤其如此。例如，我们已经注意到，在牛顿最初的计算以后六十年间，预言的月球近地点运动仍然只有观察到的一半。当欧洲最优秀的数学物理学家继续毫无成就地努力要解决这个著名的不一致时，偶而也有人建议修改牛顿的平方反比定律。但是没有一个人很认真地对待这些建议，而且实际上已经证明容忍一个严重的反常现象是正确的。克莱劳特（CComiraut）于1750年已能证明，反而是应用的数学错了，而牛顿的理论象以前一样仍然有效。①甚至在许多情况中似乎很可能没有一点错误（或许因为所包含的数学是比较简单的或者是熟悉的在别处是很成功的一种），坚持和认识反常，并不总是引起危机。没有一个人因为来自牛顿理论的预言和声速及水星运动两者之间的早已认识了的不一致而对牛顿的理论认真地表示怀疑的。第一个不一致最后几乎完全出乎意料地是因为根本不同的目的而进行的关于热的实验解决的；第二个不一致是在一次危机以后随着广义相对论消失的，它在创造中并没有作用。②显然两者都没有被看成足够根本去引起同危机—起起作用的不适。它们可能被认为是反例，并且在今后工作中仍旧被放在一边。

    ①W．惠威尔：《归纳科学的历史》（修订版；伦敦。1847年），第II卷。第220～221页。

    ②关于声速；见T.S.库恩，《绝热压缩的热理论》《爱西斯》；第XLIV卷（1958年）。第136～137页。关于水星近日点的长期移动，见E．T．惠泰克：《以太理论和电的历史》；第II卷；（伦敦，1953年），第151～179页。

    因此，如果一种反常现象是会引起危机的，它通常必须不仅是一种反常现象。而在适应规范性质方面总会有各种困难；其中大多数或早或迟常常是靠不能预见的办法弄姿的。科学家停止考查他所注意到的每一种反常现象，就很少会做成有影响的工作。因而，我们必须问，是什么使一种反常现象看来值得一致努力去考查，对于这个问题，可能没有完全一致的回答。我们已经考查过的情况是很独特的，但决不是根据传统获得的。有时，一种反常现象会清楚地使这规范的明确而基本的判断发生问题，就象以太阻力问题对于那些接受麦克斯韦理论的人们所做的那样。或者，象在哥白尼革命中那样，一种反常现象并没有明显的基本重要性，只要它所禁止的应用在实践中特别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对日历设计和占星术，就会引起危机。或者，象在十八世纪的化学中，常规科学的发展会使以前仅仅是一种使人烦恼的反常现象改变成危机的源泉：重量关系问题，在气体化学技术发展起来以后，就具有十分不同的状况。大概还有其他情况能使一种反常现象特别紧迫，通常几种情况会互相结合。例如，我们已经注意到，哥白尼面临的危机的一个源泉是时间的长短，在此期间，天文学家们同减少托勒密体系中残留的不一致所作的斗争颇不成功。

    为了这些理由或其他类似的理由，当一种反常现象达到看来是常规科学的另一个难题的地步时，就开始转化为危机和非常科学。于是这种反常现象本身就这样被同行们更为普遍地认识了。这领域的越来越多的著名人物对它越来越注意。如果它仍然继续反抗，虽然通常它并不反抗，许多人就会认为它的解决是他们学科的主要问题。对于他们，这领域看来不再和早先一样了。它的部分不同的外表仅仅是科学考查的新的固定点。改变的一个甚至更为重要的来源是许多部分解的发散性质，使这问题已取得一致的注意。对反对问题的早期攻击会十分紧密地引起规范规则。但是随着连续不断的反对，对它的越来越多的攻击会包括某些小的或不那么小的规范的连接方式，它们中间没有两个是完全相象的，每一个有一部分成功，但是没有一个足以被这个集体当作规范来接受。由于这种发散的连接方式激增（他们会越来越频繁地被描述为特定的调正），常规科学的规则变得越来越模糊了。虽然仍然有一个规范，但只有少数实践者证明完全同意它是什么。甚至以前已经解决了的问题的标准解也成了问题。

    当尖锐化时，有关的科学家有时就认识了这种形势。哥白尼抱怨说，在他的时代，天文学家们“在天文学研究中是如此不一致……以致他们甚至不能解释或观察季节年的长度。”他继续说，“关于他们，就好象一个艺术家从不同的模特儿身上为他的象收集手、脚、头和其他部分，每一个部分都画得很好，但是与整个身体不符合，因此它们一点也不能互相协调，结果将是魔鬼，而不是人。”①爱因斯坦，由于受现在运用的不那么华丽的语言的限制，只是写道：“它好象地基已经从下面被抽掉了，无论哪里看到的都没有牢固的基础，人们能在它上面建设。”②沃尔夫干·鲍利（Wolfgang Pauli）在海森伯关于矩阵力学的论文指明新量子理论的道路前几个月，给一个朋友写道：“在这时刻，物理学又混乱得可怕。无论如何，它对我来说是太困难了，我希望，我曾是一个电影喜剧演员，或者某种类似的东西，而且从来没有听到过物理学。”如果同鲍利不到五个月以后的话对比，那种说明就给人以特别深刻的印象：“海森伯型的力学又一次给了我生活中的希望和快乐。当然它并没有提供谜底，但是我相信，它又有可能前进了。”③

    ①引自T.S.库恩，《哥白尼革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57年），第138页。

    ②爱因斯坦：《自传》，载《爱因斯坦：哲学家-科学家》，P.A.希尔泼（Schilpp）编（依利诺斯州，伊文斯顿，1949年）。第45页。

    ③腊耳夫·克朗尼希（Ralph Kronig）：《转折点》，载二十世纪的理论物理学：《沃尔夫干·鲍利纪念文集》，M·菲尔兹（Fierz）和V．F·韦斯科夫（Weisskorf）编（纽约；196O年），第22、25～26页。这篇文章的大部分在描述1925年以前几年量子力学中的危机。

    如此明确的认识上的崩溃是很少见的，但是危机的效应并不完全取决于对它的自觉的认识。我们能说这些效应是些什么呢？它们中只有两条看来是普遍的。一切危机都是从一种规范变模糊开始的，接着就使正常研究的规则松弛了。在这方商，危机时期的研究很象前规范时期的研究，但前者不同的地方比较小，而且是更清楚地规定了的。同时一切危机都随着规范的新的候补者出现。以及随后为接受它斗争而告终。这些都是以后几年要考虑的问题，但是为了完成关于这种危机状态的进化和解剖的评述，我们必须预先说一点在那儿要说的话。

    从一种处在危机中的规范过渡到一种新的规范，由此而能出现常规科学的一种新传统，远不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不是靠老规范的分析和推广而达到的。不如说它是这领域按新原理的一种重建，是一种改变这领域的某些最基本的理论推广，以及它的许多规范方法和应用的重建。在过渡时期，会有一大批问题，既能由老规范解决，也能由新规范解决，在这些问题之间决不会完全重迭。但是解决的方式也会有决定性的差别。当过渡完成时，同行会改变对这领域的观点、方法和目的。一个有洞察力的历史学家在考察由于规范改变而重定科学方向的经典情况时，最近把它描述为“拾起拐棍的另一头，”象以前一样处理同一堆数据的一种方法，但是，要给它们一个不同的框架，而使它们处在一个新的相互关系的体系中。①其他注意到科学进展的这个方面的人们强调了它在改变形象化方式方面的同一性：“纸上的这个符号最初看来象一只鸟，现在看来象一只羚羊，或者反过来也是这样”。②那种类似的事物可能是使人误解的。科学家们没有看到某些东西象其他一些东西；相反，他们仅仅看到它。我们已经考虑了某些由于说普里斯特利把氧看成非燃素气体而造成的某些问题。还有，科学家们并不保持这种方式的主体在各种观察方法上来回变换的自由。然而，方式的变换，特别因为它在今天是如此熟悉，因而对全面的规范变换中发生什么，是一个有用的基本的样板。

    ①赫柏特·勃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d）：《现代科学的起源；1300～18O0年》（伦敦，1949年），第1～7页。

    ②汉生；前引书。第1章。

    前面的预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危机是新理论涌现的一种适当的前奏，特别因为我们已经在讨论发明的出现中考察了同一过程的小型版本。正因为新理论的出现破除了科学实践的一种传统，并引进了一种在不同规则下和在不同论述领域中实施的新传统，很可能只有当第一种传统已经感到严重地走入迷途时才会发生。但是，那种议论仅仅是研究危机状态的前奏，而且，不幸它所导致的问题要求心理学家的能力甚至比要求历史学家的能力更多。非常研究象什么？反常现象是怎样成为定律似的东西的？当科学家们还只意识到某些东西已经不行了，在某个水平上根本错了，而他们的训练还没有使他们准备去讨论这个水平时，科学家们怎样继续前进呢了那些问题需要深远得多的研究，它应当不完全是历史的。随之发生的必然会是比以前所进行的更加有试探性和更加不完备。

    一个新规范出现，至少在酝酿时，常常在危机前已经发展到某种程度，或者已经被明确地认识到了。拉瓦锡的工作提供了一个恰当的例子。他的莫明其妙的笔记在第一次彻底研究燃素说中的重量关系以后和在普里斯特利的著作已经全面地揭示了气体化学中这次危机以前不到一年已经存放在法国科学院里了。或者再举一个例子，托马斯·扬（Thomas Young）关于光的波动理论的第一个报告，在光学危机发展的很早时期就已经问世了，这个问题，没有扬的帮助，人们几乎不会重视，只是在他写成以后的十年期间，它已经成长为国际性的科学上的流言。在这类情况下，人们只能说，规范的次要的瓦解和常规科学规则的最初的模糊，都足以促使某人用新方法去观察这领域。插在最初感到困难和认识到一个有用的候补者之间的必然是基本上无意识的。

    然而，在其他情况下，例如，哥白尼、爱因斯坦和现代核理论那些情况下，在最初意识到崩溃和新规范出现之间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当那种情况发生时，历史学家至少可以抓住几个象非常科学那样的暗示。科学家们在理论上面临一种公认的根本反常现象时，最初的努力常常是把它更加明确地孤立出来，并给予它结构。虽然意识到它们不可能完全正确，他会更加努力地推进常规科学的规则，去观察在困难领域里，恰好在哪里和在什么范围内它们能做工作，同时他会寻求扩大崩溃的方法，使它比以往更显著，或许也更有启发，当它在实验中发挥作用时，其结果被认为是预先知道的。而在以后的努力中，比科学发展的有规范以后的其他任何部分，他会更象我们的科学家的最流行的形象，常常象一个随便探索的人，试做各种实验就是要看会发生什么，期待一种效应，它的性质则是他所不能完全猜到的。同时，由于没有实验能被没想为没有某种理论的，科学家们在危机中经常会试图导致各种思辩的理论，如果成功，就可以揭示通向新规范的道路，如果不成功，就能比较安逸。

    开普勒关于他同火星的运动所作的长期斗争的报告，和普里斯特利关于他对新气体激增的反应的描述，是意识到反常现象所产生的比较混乱的那种研究的经典例证。①但是，来自场论和基本粒于现代研究的一切也许是最好的说明。在危机不存在时，使它必须考察常规科学的规则能伸展得多远，探测中微子所需要的巨大努力会不会被认为已经证明是正确的？或者，如果这规则在某些未发现的点上还没有明显地崩溃，会不会提出或者检验宇称不守恒这个激进的假说？在过去的十年期间，象物理学中的其他许多研究一样，这些实验部分地试图把一组仍然在扩散的反常现象局部化和规定它的来源。

    ①开普勒关于火星的工作报告，见J．L．E．德莱伊（Dreyer）：《从泰勒斯到开普勒的天文学史》（第2版；纽约，1953年），第38O～393页。偶尔的不准确并不妨碍德莱伊的摘要为这里提供所需要的资料。关于普里斯特利；见他自己的著作；特别是《对各种空气的实验和观察》（伦敦；1774～1775年）。

    这种非常研究，虽然并不一般地，而常常是伴随着另一种研究。我想，特别是在公认的危机时期，科学家们必须转向哲学分析，作为解开他们的领域中的谜的工具。科学家们并不一般地需要或希望成为哲学家。确实，常规科学通常同创造性的哲学保持一定距离，也许是有充分理由的。在正常的研究工作能用规范作为一个模型、规则和假设去处理的范围内，并不需要弄得很明确。在第V节中我们注意到，哲学分析所追索的一整套规则甚至用不着存在。但是，这不是说，寻求假设（甚至为不存在的一种传统）不可能是使思想上紧紧掌握的一种传统变弱并为一种新的传统打基础的一种有效方法。牛顿物理学在十七世纪出现以及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在二十世纪出现，并不是意外事件，两者都以现代研究传统的哲学分析为先导和伴随。①这种所谓思想实验在这两个时期里应当在研究的进展中起批判性的作用。正如我在别处已经指出的，分析性的思想实验在伽利略、爱因斯坦、玻耳（BOhr）和其他人的著作中显得如此重要，完全是想要用把危机的根源同实验室中不能达到的明晰性分离开来的方法对现存的知识暴露出陈旧的规范。②

    ①关于伴随着十七世纪大学的哲学上的转折点，见雷奈·杜加思：《十七世纪的力学》（纳沙特尔，1954年）；特别是第XI章。关于十九世纪类似的插曲，见同一作者的早期著作《力学史》（纳沙特尔，1950年），第419～443页。

    ②T．S库恩：《思想实验的作用》，见《亚历山大·咖依列杂文集》，R．塔顿（Taton）和I·B·柯亨编，1963年由海尔曼（巴黎）出版。

    随着这些非常程序单一地或集合地展开，另外一件事情也可能发生。由于把科学上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狭窄的困难地区上，和准备使科学上有才智的人去认识实验上的反常现象是什么，危机常常会产生出新的发明。我们已经注意到，对危机的意识怎样把拉瓦锡关于氧的工作同普里斯特利的工作区别开来；而且氧并不是意识到反常现象的化学家们在普里斯特利的著作中所能发现的仅有的一种新气体。或者再举一个例子，新的光学发现正好是在光的波动理论出现以前和出现期间迅速地积累起来的。某些象由反射造成的偏振问题，则是偶然事件的结果，那种偶然事件是把工作集中在一个困难地区上很可能引起的。（马勒斯[Malus]做出了这个发明，他正好开始在为科学院关于双折射的得奖论文工作，一个众所周知处在一种不能令人满意状态中的问题。）其他象在圆盘阴影中心上的光点等问题，则是来自新假说的预言，一旦成功就帮助把它转化成为以后工作的规范。还有其他一些问题，象乱涂的和厚底片的颜色，则是以前常常看到和偶然注意到的，但是，象普里斯特利的氧一样，已经成为和著名效应相同的东西，以各种方法阻碍它们被看出他们是什么。①大约从1895年起，可以提出这多重发明的一个类似的报告，那就是出现量子力学的经常的伴随物。

    非常研究还必须有其他表示和效应，但是在这种地区，我们很少发现那种需要问的问题。然而，也许在这一点上再也不需要了。前面的评述应当足以表明，危机如何同时打破了旧框框，并为规范的根本转移提供了必须的日渐增长资料。有时新规范的形式在非常研究给予反常现象的结构中是有预兆的。爱因斯坦写道，在他有经典力学的任何代替品以前，他已能看出黑体辐射、光电效应和比热等已知的反常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②更经常的是预先没有自觉地看出这样的结构。相反，新的规范，或者以后环节容许的充分暗示，有时是在午夜，在深深地处于危机中的一个人的思想里突然出现的。那最后阶段的性质是什么？一个人是怎样发明（或者发现他已经发明了）一种新方法的？它给予那时聚集起来的全部资料以秩序，这一切在这里仍然是不可思议的，也许永远是这样。让我们在这里只注意有关它的一件事。达到一个新规范的这些基本发明的人们几乎总是很年轻的，或者对于他们改变规范的领域来说是很新的。③而且，也许那问题不需要加以明确，因为，很明显，这些人很少把以前的实践提交给常规科学的传统规则，而是特别想要看出那些规则已不再适用了，并设想另一套可以代替它们的规则。

    向新的规范过渡是科学革命，这是我们长期准备直接探讨的一个问题。然而，首先要江意一个最后的和显然难以捉摸的方面，在这方面，最后三章的材料已经准备了这条道路。直到第VI节，首先引进了反常现象这个概念，“革命”和“非常科学”这种术语可以看成等效的。更重要的是两个术语没有一个比“非正常的科学”有更多的含意，这种迂回性至少会使少数读者困扰。事实上不需要这样做。我们将要发现，类似的迂回性是科学理论的特征。然而，不论是否麻烦，迂回性不再是不受限制的了。这一节和前两节已经在常规科学活动中引出了崩溃的许多准则，这种准则根本不依赖于崩溃是不是继革命之后发生的。科学家们面临反常现象或危机时，对现有的规范采取不同的态度，而且他们的研究的性质也相应地改变了。产生竞争的连接方式，愿意尝试任何事情，表示明确的不满，求助于哲学和对基本原则开展争论，这一切都是从正常研究过渡到非常研究的征兆。常规科学的观念就依赖于它们的存在，而不是依赖于革命。

    ①关于新的光学发现，一般见V．隆契：《光学史》（巴黎，1956年）；第VII章。关于这些效应的一个较早的说明，见J．普里斯特利：《有关视觉、光和颜色的发明史和现状》（伦敦，1772年），第498～52O页。

    ②爱因斯坦，前引文。

    ③关于青年在基础科学研究中的作用这种概括是如此普通以至于成了一种陈词滥调。而且，看一看对科学理论作出基本贡献的任何一张名单都会提供印象深刻的确证。然而，这种概括非常需要系统的研究。哈维·C·雷曼的《年龄和成就》[普林斯顿，1953年，英文版]）提供了许多有用的资料；但是，他的研究并没有试图选出包括重新提出基本概念方面的贡献。他们也没有查问特殊情况，即使有；也伴随着科学上较晚的生产能力。

    IX 科学革命的性质和必然性

    对应的一个方面必须已经是明显的。政治革命是由于愈来愈感到，尽管常常限于政界的一部分，现有制度已不足以应付由它们造成的环境所提出的问题而开始的。大体上相同，科学革命也是由于愈来愈感到，尽管也常常限于科学界的一个狭小的部分，现有的规范在探索自然界的一个方面已不起作用而开始的，对这个方面规范本身以前是起带头作用的。在政治发展和科学发展中，机能失灵的感觉能导致危机，它是革命的先决条件。而且，虽然公认它曲解了这个隐喻，即对应不仅适合于可归因于哥白尼和拉瓦锡的那些主要的规范变化，而且也适用于小得多的规范变化，它是同吸收一种新现象象氧或X-射线等联系在一起的。正如我们在第五节末尾注意到的，科学革命需要只对那些现象看来好象是革命的，它们的规范是受他们影响的。对于局外人来说，他们也许象二十世纪初的巴尔干革命一样，看来好象是发展过程的正常部分。例如，天文学家们能把X-射线仅仅当作一种附加的知识来接受，因为，它们的规范是不受新辐射的存在影响的。但是，对于象开尔文、克鲁克斯（Crookes）和伦琴等人来说，他们的研究讨论了辐射理论

    ，或阴极射线管、X-射线的出现必然违背了一种规范，就象它创造了另一种规范一样。那就是为什么这些射线只有通过某些最初同正常研究不对头的东西才能发现。

    对政治发展和科学发展之间这种类似事件的遗传方面应当不再受怀疑。可是，这种类似还有第二和更意味深长的方面，第一方面的意义也依赖于这个方面。政治革命的目的是要用禁止那些制度的办法去改变政治制度。因而，它们的成功必须部分地消灭一套制度，以支持另一套制度，而在过渡期间，社会根本不是完全受制度支配的。最初只有危机减弱政治制度的作用，就象我们已经看到它减弱规范的作用一样。显然有越来越多的个人同政治生活日益疏远，并在其中表现出越来越离心离德。然而，随着危机深化，这些人中有许多人献身于在一种新制度的框架中改造社会的某些具体建议。这个社会在那些问题上分化为竞争的阵营或党派，一派力求保卫旧制度，其他派别则力求建立某些新制度。一旦两极分化已经出现，政治上求助就破产了。因为，他们对制度的模型意见不同，政治变革就是在这种制度模型内达到并予以评价的，因为他们承认并没有超制度的框架用以判断革命的分歧，各党派对革命的冲突最终必须诉诸大规模的说服方法，常常包括武力。虽然革命在政治制度的发展中曾经具有生死存亡的作用，那种作用依赖于它们部分地是在政治和制度以外的事件。

    这篇论文的剩余部分目的在于说明，规范变化的历史研究暴露了科学进展中的极为类似的特征。在竞争着的规范之间就象在竞争着的政治制度之间作出选择一样，原来只要在社会生活的不相容的方式之间作出选择。因为，这种选择的特征并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仅仅由常规科学所特有的评价程序来决定，这些特征部分地依赖于一种特殊的规范，而那种规范是处在争论中的。当规范进入关于规范选择的争论时，它们的作用必然是循环的。每一个集团都用它自己的规范去为保卫那种规范辩护。

    当然，循环的结果不会使论据腊误或无效。不过以一种规范为前提的人在为这种规范辩护时，对那些采纳新自然观的人们会喜欢什么科学实践还是能提供一个清楚的说明的。那种说明可以是很有说服力的，常常也是令人不能不相信的。然而，不论它有多大力量，循环论据这种情况只是有说服力。它不能从逻辑上甚至从几率上迫使那些拒绝这种说明的人们进入这个集团。两派对一场关于规范的争论所具有的前程和价值是不够广泛的。在规范选择中就象在政治革命中一样，没有比有关团体的赞成更高的标准了。为了发现科学革命是怎样产生的，我们就不仅必须考察自然界的和逻辑的冲突，而且必须考察在相当专门的集团中生效的有说服力的辩论技巧，那种集团组成科学家的团体。

    为了发现为什么规范选择这个问题决不能单靠逻辑和实验明确地解决，我们必须简短地考察一下把传统规范的支持者同他们的革命的继承者分开的各种分歧的性质。这种考察是这一节和下一节的主要对象。可是，我们已经指出了这种分歧的许多例子，而且没有一个人会怀疑历史能提供其他许多例子。可能怀疑他们的存在的是什么？因而，必须首先考虑的是什么？那就是提供关于科学本性的主要资料的例子。同意抛弃规范已经是一种历史的事实，是否说明人类的轻信和混乱呢？为什么吸收一种新现象或者一种新的科学理论必须要求拒绝一种较陈旧的规范呢？是否有本质的理由呢？

    首先要注意，如果有这样的理由，他们也不是从科学知识的逻辑结构中引伸出来的。原则上，一种新现象出现应当对过去的科学实践的任何部分都没有破坏性。虽然在月球上发现生命对现存的规范是有破坏性的（这些规范告诉我们有关月球上的事物似乎同那儿有生命存在是不相容的），而在银河系的某些不大著名的部分发现生命就不会。由于同样的原因，一种新理论并不一定同它的先驱冲突。它唯一地应当讨论以前不知道的现象，就象量子理论讨论（意味深长地但不是唯一地）二十世纪以前未知的亚原子现象。或者，这种新理论只不过是比那些以前已知的更高水平的理论，一种把一整批较低水平的理论连在一起的理论，而没有从实质上改变任何一种理论。今天能量守恒理论正好把力学、化学、电学、光学和热理论等连接起来。在新旧理论之间还能设想出其他可以和谐共有的关系。他们全部应当由历史过程来说明，科学已经通过这种历史过程发展起来了。只要他们是这样，科学的发展就会是真正的积累。各种新现象只不过揭示自然界的一个方面的秩序，在那里以前什么也没有看到。在科学的进展中，新知识将代替无知而不是代替另一种不相容的知识。

    当然，科学（或者某些其他事业，也许效果较小）应当以那种完全积累的方式发展。许多人相信它是这样发展的，大多数人似乎仍然设想，积累至少是历史发展会发扬的一种理想，只要它不那么经常地被人类物质所歪曲。那种信念是有重要理由的。在第X节中我们将发现，科学是积累的这种观点同一种占优势的认识论多么紧密的纠缠在一起，那种认识论认为知识是由思维直接放在原始感觉资料上的一税结构。在第XI节中，我们将考察由有效的科学教育方法对同样的编史工作纲要提供的强有力的支持。不过，尽管那种理想的形象似乎很有理由，也有日益增长的理由怀疑它能不能是科学的一种形象。在前规范时期以后，吸收所有新理论和几乎所有新现象，事实上都要求破坏以前的规范，以及随后发生的科学思想的竞争着的各学派之间的冲突。由积累而获得没有预料到的新颖事物，对科学发展的规则来说已证明几乎是不存在的例外。认真对待历史事实的人，必然怀疑科学并不倾向于我们对它的积累形象所提示的理想。也许它是另外一种事业。

    可是，如果反对的事实能把我们推进得那么远，那末再看一看我们已经涉及的理由，就会暗示，由积累获得新颖事物不仅事实上很少，而且原则上未必会有。正常研究是积累的，它把它的成就归功于科学家们有规则地选择问题的能力，那种问题能用接近于那些已经存在的概念和仪器的技术去解决。（那就是为什么对有用问题的过分关心能如此容易地抑制科学发展，而不顾它们同现有知识和技术的关系。）可是，力求解决由现存知识和技术规定的问题的人，不只是东张西望。他知道，他想得到什么，他设计地的工具，并适当地指导他的思想。没有预料到的新颖事物，新的发明，只有在他对自然界的预期和他的仪器果然是错误的范围内才能出现。最终的发明的重要性本身常常是同它所预兆的反常现象的范围和难对付成正比的。于是，在揭示反常现象的规范和后来使反常现象类似规律的规范之间必然有冲突。在第VI节中考察的通过规范的破坏而发明的例子并不使我们只面临历史上的偶然事件。在这些例子中发明必然是引起的，也没有其他有效的方法。

    同样的论据甚至可以更清楚地应用于发现新理论。一种新理论可以提出的原则上只有三种类型的现象。第一种是由现存规范已经很好地说明了的现象组成的，而且这些现象很少为理论建设提供动机或出发点。当他们象第VII节末尾讨论过的用三种著名的预期去处理时，结果是理论很少被接受，因为自然界没有为辨别是非提供根据。第二类现象是由那些其性质为现存规范表明的现象组成的，但是它们的细节只有通过理论的进一步连接方式才能被理解。科学家们有许多时间把他们的研究对准这些现象，但是那种研究目的在于连接现有的规范，而不是发现新规范。只有当这些连接的企图失败时，科学家们才遭遇第三类现象，即已被认识的反常现象，其特征是它们顽固地拒绝被现有规范吸收。只有这类现象才引起新理论。除了各种反常现象以外，规范为科学家的视野中由理论决定的地方提供一切现象。

    但是，如果新理论要解决现有理论对自然界的关系中的反常现象，那么这个成功的新理论必须容许在某些地方有不同于来自前人的预见。如果两者在逻辑上是不相容的，就不可能发生那种不同。在被吸收的过程中，第二种理论必须取代第一种理论。甚至象能量守恒那样的理论，今天看来好象是一种合乎逻辑的上层结构，它仅通过独立建立的理论与自然界联系起来，没有规范破坏，历史上也不发展。相反，它是由一次危机产生的，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是牛顿力学和某些新近形成的热的热质论结果之间的互不相容。只是在热质论已经被抛弃以后，能量守恒才能成为科学的组成部分。①而且也只有在它已经成为科学的组成部分若干时间以后，它才能被看成是一种逻辑上较高类型的理论，一种同前人不冲突的理论。在关于自然界的信念中没有这些破坏性的变化，就很难看出新理论是怎样兴起的。虽然逻辑上包括在内仍然是连续的科学理论之间的关系中的一个可以容许的观点，它从历史上看是难以置信的。

    ①锡儿凡努斯·P·汤普森；《拉格斯的开尔文男爵威廉·汤姆逊的一生》（伦敦1910年，第一卷，第266～281页）。

    我想，在一个世纪以前，让革命的必然性停留在这一点上是可能的。但是，今天，不幸已经不行了，因为，如果接受现代最流行的关于科学理论的本质和作用的解释，那就不可能保持上面提出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那种解释同早期的逻辑实证主义密切有关，并没有无条件地被它的后继者抛弃，它将限制一种已被接受的理论的范围和意义，以便使它不可能同任何后来的对某些同样的自然现象做出预言的理论冲突。关于科学理论的这种受限制的概念的最著名和最强有力的情况是在讨论现代的爱因斯坦力学同牛顿的《原理》传下来的较古老的力学方程之间的关系时出现的。按照本文的观点，这两种理论在由哥白尼和托勒密天文学的关系所说明的那种意义上是根本上互不相容的：只有承认牛顿的理论是错误的，爱因斯坦的理论才能被接受。今天，这仍然是少数人的观点。①因而，我们必须考察最流行的反对它的意见。

    ①例如，见P·P·维纳（Wiener）的意见，载《科学哲学》第XXV卷（1958年）第298页。

    这些反对意见的要点如下：相对论力学不能证明牛顿力学是错误的，因为牛顿力学仍然被大多数工程师极为成功地运用着并且被许多物理学家有选择地应用着。而且，运用这种旧理论的适当理由已经代替它的理论本身在其他应用中证明。爱因斯坦的理论能用来证明，来自牛顿方程的预言，同我们满足于少数限制性条件中应用的测量工具一样好。例如，牛顿理论要提供一个良好的近似解，被考察的物体的相对速度同光速比较必须是小的。在受这种条件和其他少数条件支配下，牛顿理论好象是可以从爱因斯坦理论中推导出来的，因而，它是爱因斯坦理论的一个特殊情况。

    但是，反对意见继续指出，没有一种理论有可能同它的特殊情况冲突。如果爱因斯坦的科学似乎使牛顿力学错了，那只是因为有些牛顿主义者是如此不小心，以致要求牛顿产生完全精确的结果，或者要求它在很高的相对速度上也有效。既然他们不可能有任何证据支持这样的要求，当他们提出这样的要求时，就背叛了科学的标准。就牛顿理论曾经是受到有效证据支持的真正的科学理论而论，它仍然是真正科学的理论。只是对这理论的过高要求——那种要求决不是科学的正确部分——才能被爱因斯坦证明是错误的。清除了这些人为的过高要求，牛顿理论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受到挑战。

    这种论据的某些变种，完全可以使被一个著名的有能力的科学家集团运用过的任何理论免受攻击。例如，很有害的燃素说，使大量物理现象和化学现象有了秩序。它说明了为什么物质燃烧，是因为他们的燃素丰富，以及为什么金属和它们的矿石有这么多共同的性质。因为金属全部是由各种元素同燃素化合而成的，全部金属共有的燃素产生了共同的性质。另外，燃素说明了许多反应的原因，在这些反应中，酸是由象碳和硫那样的物质燃烧形成的。它也说明了，当燃烧在一份体积有限的空气中发生时体积的减少，因为空气吸收了由燃烧释放的燃素，“损坏了”空气的弹性，正如火“损坏了”钢制弹簧的弹性一样。①如果这些是燃素理论家对他们的理论所要求的仅有的现象，那种理论就决不可能受到挑战。同样的论据将满足曾经完全成功地应用于任何现象范围的任何理论。

    但是，要用这种方法来拯救各种理论，它们的应用范围必然受到那些现象和观察的精确性的限制，手头的实验证据已经讨论了这个问题。②只要再前进一步（一旦迈出了第一步，就很难避免这一步），这样一种限制就会禁止科学要求“科学地”谈论任何不是已经观察到的现象。这种限制即使在它的现代形式中也禁止科学家在自己的研究中依靠一种理论，再当研究进入一个领域，或者追求某种程度的精确时，过去的实践和理论都没有为这种研究提供先例。这种禁令在逻辑上是不能排除的。但是，接受这些禁令的结果便会是研究的终结，通过这种研究，科学可以进一步发展。

    ①詹姆斯·B·柯南：《推翻燃素说》（剑桥，1950年，第13～16页）；以及J．R．巴丁：《化学简史》（第2版；伦敦，1951年，第85～88页），H.迈兹热：《牛顿、斯塔尔、波尔哈夫和化学学说》（巴黎，1930年）第II部分中，对燃素说的成就作了最充分的和最有好感的说明。

    ②比较由R．B．勃雷斯韦（Braithewaite）：《科学说明》，（剑桥；1953年），第50～87页；特别是第76页，通过一种很不相同的分析所达到的结论。

    事实上那问题此刻已经是一种同义反复。不信奉某一种范围就不可能有常规科学。而且那种信奉必须延伸到没有先例的领域和精确程度。如果它不延伸，这规范就不能提供还没有解决的谜。而且，不只是常规科学依赖于信奉一种规范。如果现有的理论只是使科学家受现有的应用约束，那就不可能有意外事件、反常现象或危机。但是，这些只不过是指出通向非常科学之路的路标。如果对一种理论的合法应用范围照字义采纳实证主义者的限制，告诉科学界什么问题可以导致根本改变的机理必须停止起作用。当这种情况发生时，科学界不可避免地会回到某种很象它的前规范状态，在这种条件下，所有成员都讲究科学，但是在这种条件下，他们的总产品简直不象科学。是否真有人对重大科学进展的代价是赞成冒风险犯错误呢？

    更重要的是，在实证主义者的论据中展现了逻辑上的空隙，这种空隙会立刻把我们重新引向革命变革的本质。牛顿力学真能从相对论力学推导出来吗？这样一种推导看来象什么？设想有一组陈述，E1，E2，…，En，他们体现相对论的定律。这些陈述包含各种变量和参数，表示空间位置、时间、静止质量等等。从这些陈述出发，同逻辑装置和数学一起，可以推导出一整套进一步的陈述，包括某些可以由观察检验的陈述在内。为了证明牛顿力学作为一种特殊情况是适当的，我们必须给从增添附加的陈述，如（v/e）2

    X 革命是世界观的改变

    视觉形态中这种熟悉的转化表演对于科学界的这些转变来说作为基本原型是很有启发性的。在革命以前在科学界中的鸭子在革命以后成了兔子。这个人第一次从上面看到了匣子的外部，后来则从下面看见了它的内部。象这些转变，虽然通常比较逐渐，并且几乎总是不可逆的。却是科学训练的普通伴随物。看一张等高线地图，学生看到的是纸上的线条，制图学家看到的是一张地形图。看一张气泡室照片，学生看到的是混乱而屈折的线条，物理学家看到的是熟悉的亚核事件的记录。只有在许多次这样的视觉转换以后，学生才成为科学家世界的一个居民，见科学家之所见，行科学家之所行。可是，学生当时进入的世界并不是一劳永逸的，一方面由环境的本质，另一方面由科学的性质确定的。不如说，它是由环境和训练学生在追求的常规科学的传统决定的。因此，在革命的时代，当常规科学的传统改变时，科学家对他的环境的知觉必须再教育，在某些熟悉的处境中，他必须学习去看到一种新的形态。在他已经这样做以后，他的研究世界似乎各处都会同他以前栖息的世男不能相提并论。这是另一个理由，为什么由不同规范指导的学派总是有点矛盾。

    当然，格式塔实验通常只说明知觉转变的本性。他们并不告诉我们关于规范的作用或以前在知觉过程中吸收的经验。但是，关于这个问题有一大堆心理学文献，其中有许多都导源于汉诺威学院的开创性工作。一个实验对象，他戴上黑眼镜，装上倒置镜头，最初从上到下着整个世界。开始时，他的知觉装备象他没有戴上黑眼镜受训练时那样起作用，结果是极端的迷失方向，严重的个人危机。但是在这个对象已经开始学习去同他的新世界打交道时，他的整个视野突然改变，通常要在一段时间以后，在此期间视觉混乱了。此后，对象又重新被看到了，就象它们被戴上黑眼镜以前一样。吸收以前不规则的看得见的领域已经作用于并且改变了这个领域本身。①人习惯于倒置镜头已经从字面上也从隐喻上经历了视觉的革命转化。

    在第六章中讨论过的不规则纸牌游戏问题经历了完全相同的转化。直到延长亮牌使人们认识到，宇宙包含不规则的牌为止，他们只看到以前的经验已经为他们准备好的牌型。然而，一旦经验已经提供了必要的附加范畴，他们就能在容许完全辨认的第一次足够长的检查中看出所有不规则的牌。还有其他各种实验说明，在实验中显示的物质的大小、颜色等等也随着对象以前的训练和经验在变化。②看看这些例子从中提出的丰富实验文献就使人们怀疑，有些东西象规范一样是知觉本身的前提。一个人所看到的不仅依赖于他在看什么，而且也依赖于他以前的视觉概念的经验已经教会他去看什么。没有这样的训练，用威廉·詹姆士的话来说，只能是“十足的混乱”。

    ①原来的实验是由乔奇·M·斯特拉顿做的：《没有视网膜象倒置的视觉》，《心理学评论》，第IV卷；（1897年），第341～36O页；463～481页。一篇更时髦的评论是由哈维·A·卡尔提出的：《空间知觉引论》，（纽约，1935年；英文版），第18～57页。

    ②例如，艾伯特·H·海斯托夫：《暗示对刺激物的大小和知觉的距离人间的关系的影响》，《心理学杂志》，第XXIX卷（195O年），第195～217页；和季洛姆·S·布鲁纳李奥·波斯特曼和约翰·罗德里格斯：《预期和色的知觉》《美国心理学杂志》；第LXIV卷（1951年）；第216～227页。

    近年以来，几本涉及科学史的著作已经发现上面描述的几种实验的启发性很大。特别是N.R.汉生已经用格式塔论证来详尽阐述我在这里关心的某些科学信念的相同的结果。①其他同事已经反复地注意到，如果谁能假定科学家偶然经验到象上面描述的那些知觉转移，科学史就会写得更好和更有条有理。然而，尽管心理学实验是有启发性的，由于这种情况的本质，这些实验不可能有更大的意义了。这些实验确实表现了知觉的特征，这可能是科学发展的核心，但是，这些实验并没有证明，所有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所运用的小心的和受控制的观察都分享那些特征。而且，正是这些实验的本质使那个问题不可能有任何直接的证明。如果历史的例子是要使这些心理学实验似乎很适当，我们首先必须注意我们可以和不可以期望历史提供的各种证据。作格式塔示范表演的对象知道，他的知觉已经转移，因为当他手里拿着同样的书或纸张时，他能使它反复地来回移动。他意识到在他的环境里什么也没有改变，他的注意力越加不是针对图象（鸭子或兔子），而是针对他正在看着的这张纸上的线条．最后，他甚至可以学会看出那些线条而不着任何一个图象，然后，他可以说（他早先不可能已经合理地说了的）他真的看出了这些线条，但是交替地把它们看成是一只鸭子和是一只兔子。由于同样的理由，不规则纸牌实验的主体知道（或者，更准确些，能被说服），他的知觉必然已经转移，因为一个外部权威，这个实验工作者使他确信，不管他看过什么，他总是在看一张黑桃五。在这些场合下，就象在所有类似的心理学实验里一样，论证的有效性依赖于它用这种方法是可以分析的。除非有一种外部标准，能说明一种视觉开关，而且不能引出关于交替知觉的可能性的结论。

    ① N．R:汉生：《发现的模式》（剑桥，1958年，英文版）；第i章。

    可是，对于科学观察，情况恰好相反。科学家除了用他的眼睛和工具看到的以外，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如果有更高的依据，只要求助于它，就可以证明他的视觉已经转变，那么，这种依据本身就会成为他的资料的来源，他的视觉行为就会成为各种问题的来源（就象实验的主体对于心理学家那样）。如果科学家能象形态实验的主体那样来回转移，就会引起各种同类型的问题。一段时期光“有的时候是波和有的时候是粒子”，这个时期是一个危机时期，是有些什么错了的时期，这个时期只是随着波动力学的发展而告终的，并且证明了光是自相一致的实体，既不同于波也不同于粒子。因此，在科学中，如果知觉转换伴随着规范改变，我们就不可以期望科学家们直接证明这些改变。这位皈依于哥白尼主义的人在看月亮时不会说，“我习惯于看见一个行星，但是我现在看见的是一个人造卫星。”那种说法含有托勒密体系从前曾经是正确的这种意思。一位皈依于新天文学的人则说，“我从前认为这个月亮是（或者把这个月亮着成是）一个行星，但是我错了。”那种陈述在科学革命的后果中确实重新出现了。如果它通常用同样的效应来隐瞒科学眼光的转变或其他一些精神上的转化，我们也许不能期望直接证明那种转变。倒不如说我们必须寻求简接的行为证据证明有新规范的科学家看问题的方法不同他以前看问题的方法。

    于是，让我们回到这种资料，并且相信有这样一些改变的史学家在科学界中能发现哪几种转变。威廉·赫舍尔爵士发现天王星提供了第一个例子，而且与不规则的纸牌实验很相适应。在1690年到1781年间，至少有十七个不同场合，许多科学家，包括几位欧洲最著名的观察者，在我们现在猜想那时必然由天王星占领的位置上看到了一颗星。这个集团中一位最好的观察者在1769年事实上已经连续四夜看到了这颗星，但没有注意到这种运动能提出另一种鉴别。十二年后，赫舍尔用他自己制造的一架大大改进了的望远镜这样做时，他第一次观察到了同样的对象。结果，他已能注意到一个明显的圆盘大小的东西，至少对恒星来说是异乎寻常的。什么东西搞错了，因而，他把鉴别推迟到进一步考查以后。那种考查揭示了天王星在恒星之间的运动，因此，赫舍尔宣布他已经看到了一个新的彗星！只是在几个月以后，在试图把观察到的运动纳入一个彗星轨道毫无成效以后，莱克塞尔才提出，这轨道可能是行星的轨道。①当这个建议被接受以后，在专业天文学家的世界里已经有少数几个恒星和又一个行星。一个天体已经连续不断地被观察了将近一个世纪，在1781年以后，又以不同的方式被看到了，因为，象一张不规则的纸牌一样，它不再能适应由以前流行的规范提供的知觉范畴（恒星或彗星）了。

    目光的转移使天文学家们去观察天王星，可是，这个行星似乎不仅影响到对以前观察到的对象的了解。它的后果是更为深远的。也许，尽管证据不可靠，由赫舍尔逼出来的比较不重要的规范改变，在1801年以后，帮助天文学家们准备好迅速发现大量小行星或小游星。因为它们很小，这些小行星就没有显示出使赫舍尔留心的反常的放大率。可是，准备要发现外加行星的天文学家们在十九世纪前五十年中用标准的仪器是可以认出其中二十个的。②天文学史提供了科学知觉中由规范引起的改变的其他许多例子，其中有些例子不那么模棱两可，例如，西方天文学家们在哥白尼的新规范第一次提出以后的半个世纪期间，首先看到了以前不可变的天空中的变化，能认为这是偶然事件吗？中国人的宇宙信念并不“排除天上的变化，在早得多的时代里已记录了天上出现的许多新星。即使没有望远镜的帮助，中国人在伽利略和他的同时代人看到这些现象前几个世纪也已经系统地记录了太阳黑子的出现。③紧接在哥白尼以后西方天文学的天空中出现的天象变化的仅有例证也是太阳黑子和一个新星。十六世纪未的天文学家们，用某些象一段线那么简单的传统工具，发现了替星通过以前留给不变的行星和恒星的空间在任意漫游。④当天文学家们用古老的工具观察古老的对象时迅速而又毫不费力地看到了新东西，会使我们想要说，在哥白尼以后，天文学家们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总之，他们的研究所作的回答好象就是那么回事。

    ①彼特·多阿；《天文简史》〔伦敦，1950年，英文版），第115～116页。

    ②鲁道夫·沃尔夫：《天文学史》（慕尼黑，1877年，德文版），第513～515，683～693页。特别要注意沃尔夫的叙述使它多么难以说明这些发现是波德定律的结果。

    ③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剑桥，1959年，英文版）；第423～429，434～436页。

    ④T·S·库恩；《哥白尼革命》（剑桥，麻省，1957年，英文版），第2O6～209页。

    前面的例子是从天文学中选出来的，因为天象观测报告经常是用一种由比较纯粹的观测术语组成的词汇表达的。只有在这样的报告中我们才能希望发现科学家的观测和心理学家的实验主体之间的完全对应。但是我们不需要坚持这样完全的对应，只要放松我们的标准，我们就有许多东西可以获得。如果我们能同意“看到”这个动词的日常应用，我们就可以很快地认识到，我们已经遇到了其他许多科学知觉中发生转变的例子，它们都是伴随着规范改变而来的。“知觉”和“看”的引伸的用法，需要简短明确的答辩，但是让我们首先说明它在实践中的应用。

    再看一看我们前面从电学史引用的两个例子。在十七世纪期间，当电学研究是受一种以太理论指导时，电学家们反复地看到了细袜子从吸引它们的带电物体上反跳出来或跌落下来。至少那是十七世纪的观察家们说过他们看到了的事情，同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我们自已的知觉报告一样也不能怀疑他们的知觉报告。在同样的仪器面前，现代的观察者会看到静电排斥（而不是机械的或引力的反跳），但是在历史上，有一种普遍忽略了的例外，直到豪克斯比的大规模装置已经大大地放大了它的效应为止，静电排斥本身并没有被看到。可是，在接触超电以后的排斥是豪克斯比所看到的许多新的排斥效应中的唯一的一个。通过他的研究，更确切地说，就象在形态转换中一样，排斥突然成为超电的基本表现形式，于是吸引就需要说明了。②十八世纪初期可以看到的电现象比十七世纪的观察者们所看到的那些电现象更难以捉摸、更变化多端。或者，再举一个例子，在吸收了弗兰克林的规范以后，有一个莱顿瓶的电学家们就看到了某种不同于他以前看到的东西。这种装置是一个电容器，既不需要瓶的形状，也不需要玻璃。而是突出地出现了两片导电的云层，其中一片已经不是原来装置的组成部分。就象各种成文的讨论和图象表示逐渐表明的，两片金属片中间夹一个非导体已经成为这类装置的典型。①同时，其他感应效应得到了新的描述，还有其他～些效应则第一次受到注意。

    ②杜恩·罗勒和社恩，H．D．罗勒：《电荷概念的发展》（剑桥，麻省，1954年，英文版），第21～29页。

    ①参看第七章中的讨沦以及该章注9中引用的参考文献。

    这种转变并不限于天文学和电学。我们已经评述了某些类似的可以从化学史中抽提出来的洞察力的转变。我们说过，拉瓦锡在普里斯特利看到去燃素空气的地方和其他人根本什么也没有看到的地方看到了氧。可是，拉瓦锡在学会看到氧的过程中，也必须改变他对其他许多更熟悉的实物的观点。例如，在普里斯特利和他的同时代人看到一种原始的土的地方，拉瓦锡却看到了化合物矿石，此外还有其他许多这样的改变。至少，作为发现氧的一种结果，拉瓦锡是以不同的方式看自然界的。同时在不求助于他以不同方式去看的被假定为不变的自然界时，经济原理会极力要求我们说，在发现氧以后，拉瓦锡是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工作。

    我立刻想问一下避免这种古怪的表达方式的可能性，但是，我们首先要问一个外加的例子，这个例子是从伽利略的著作的最著名的部分得来的。从远古以来许多人都已经看到一个重物体在一根绳子或链条上来回摆动直到它最终静止为止。对于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人来说，他相信，一个重物体是靠它自已的本性，从较高的位置运动到较低的位置上的一种自然静止状态。这个摆动的物体只不过降落有困难。它受到这根链条的约束，只有在一段曲折的运动和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以后，才能在它的低点上达到静止。另一方面，伽利略观察这个摆动的物体时，却看到了一个摆，这个物体，几乎是连续不断地重复同样的运动，一次又一次以至于无穷。伽利略在看到这个重要事物的同时，也考察了摆的其他各种性质，围绕着它们建立了他的新力学的许多最著名的和有独到见解的部分。例如，伽利略从摆的性质为重量和降落速度的独立性，以及为斜面上向下运动的垂直高度和终点速度之间的关系，导出了他的唯一充分而又完备的论据。①所有这些自然现象，他都是以不同于他们以前已经看到的方式去看待的。

    洞察力的转移为什么会发生呢？当然是由于伽利略的个人天才。但是要注意，在这里，那种天才并不是以对摆动物体的更准确或客观的观察来显示自己的。形象地说，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感觉一样准确。当伽利略报告了摆的周期不依赖于振幅，因为振幅是90度。他对摆的观点使他看得比我们现在在那里能发现的更有规律得多。②不如说这里已经涉及的似乎是天才利用知觉的可能性使一个中世纪的规范转变有了价值。伽利略不是完全作为一个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人出现的。相反，他是被培养为用原动力理论去分析运动的，这是一种中世纪末期的规范，这种规范认为，一个重物体的连续运动是由发动这种运动的发起人注入其中的一种内在力量引起的。琼·布里坦和尼古拉·奥斯姆，这两位十四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使原动力理论具有最完备的形式，他们是已知已经看到伽利略所看到的那部分摆动运动的第一批人。布里坦把一根摆动的绳的运动描写为当这根绳受冲击时原动力首先被注入其中的一种运动，其次，在这根绳对着它的张力的阻力转移时，这种原动力就被消耗了；然后张力把这根绳带回，直到到达运动的中点，注入增加的原动力；此后，这种原动力使这根绳向相反方向转移，重新对着这根绳的张力等等，这个对称的过程可以无限地继续下去。后来，奥斯姆在这个世纪里对摆动的石块作了类似的分析，现在看来是这种摆的最初的探讨。③他的观点显然很接近伽利略最初探讨摆的观点。至少，在奥斯姆的情况下，而且在伽利略的情况下几乎也—样，是从原来的亚里士多德学派的运动规范转变到经院哲学的原动力规范所可能有的一种观点。直到经院哲学的规范被发现以前，科学家看到的并没有摆，而只有摆动的石块。摆的产生很象一种规范引起的形态变换。

    ①伽利略：《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H．克鲁和A·德·塞尔维欧译（伊文斯顿，伊利诺斯州，1946年，英文版），第8O～81，162～166页。

    ②同上，第91～94，244页。

    ③M．克拉吉特：《中世纪的力学科学》（麦迪逊·威斯康辛，1959年；英文版），第537～538页，570页。

    可是，我们真的需要把区分伽利略和亚里士多德，或者把区分拉瓦锡和普里斯特利的描述为洞察力的转变吗？当这些人在观察同类对象时真的看到不同的东西吗？有没有任何合理的观念使我们能说，他们是在不同的世界里从事他们的研究呢？这些问题不能再推迟了，因为显然有另一种普通得多的方法去描述上面略述过的所有历史上的例子。许多读者一定会想要说，有规范的改变仅仅是科学家对观察的解释，它本身是由环境和感觉装置一劳永逸地确定的。按照这种观点，普里斯特利和拉瓦锡两人都看到了氧，但是他们对他们的观察有不同的解释；亚里士多德和伽利略两人都看到了摆，但是他们对他们两人已经看到的东西的解释不同。

    让我们立刻说明，当科学家们改变他们关于基本物质的见解时所发生的这种最普通的观点既不是完全不适当的，也不仅是一种错误。不如说这是笛卡儿提出的一种哲学规范的主要部分，同时已发展成为牛顿力学。那种规范为科学和哲学两者都服务得很好。利用那种规范，象力学本身一样在基本理解方面已经是富有成效的，这种基本理解用另一种方法也许不能获得。但是正如牛顿力学这个例子也指出，甚至过去最惊人的成就也不能保证，危机能无期地被推迟。今天，在哲学、心理学。语言学、甚至艺术史等部门中的研究，全都集中到使人想起传统的规范是不知怎么地歪了。科学史研究也使这种不适应日益明显，我们的主要注意力在这里必然指向这个问题。

    这些引起危机的问题还没有为传统的认识论规范产生一个可行的代替方案，但是，这些问题确实开始使人想起那种规范所会有的某些特征。例如，我尖锐地意识到，说什么当亚里士多德和伽利略着摆动的石块时，前者看到了受约束的降落，而后者看到了一个摆所造成的困难。这一章开头几句话甚至以更基本的形式提出了同样的困难：虽然这个世界并没有随着规范的改变而改变，此后科学家却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工作。不过，我确信，我们至少必须学会弄懂类似这些陈述的意思。在一次科学革命期间所发生的事情是不可以完全归结为重新解释个别的和不变的资料的。首先，这种资料并不是明确不变的。一个摆并不是一块降落的石块，氧也不是排除了燃素的空气。因此，正如我们不久就会看到的，科学家们从形形色色的对象中收集的这种资料本身是不同的。更重要的是，不论是个人还是团体造成的从受约束的降落到摆，或者从排除了燃素的空气到氧的转化过程，并不是一个类似解释的过程。在没有确定的资料可供科学家作解释的情况下，怎么能这样做呢？倒不如说科学家是一个解释者，他接受一种新规范就象一个戴上了反向的透镜的人。象以前一样，面对同样的星座，并且知道他在这样做，可是，他发现有许多细节彻头彻尾地改变了。

    这些话都不是想要指出科学家们并不对观察和资料作独特的解释。相反，伽利略解释了对摆的观察，亚里士多德解释了对降落的石块的观察，莫兴布鲁克解释了对一个充满电荷的瓶的观察，弗兰克林则解释了对一个电容器的观察。但是这些解释都以一个规范为先决条件。它们是常规科学的组成部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事业的目的在于精炼、扩大和连接已经存在的规范。第三章提供了许多例子，解释在其中起了核心作用。那些例子代表了绝大多数研究工作。科学家在每一个例子中依靠一个已被接受的规范，知道一种资料是什么，应当用什么工具来重新得到它，是什么概念适合于解释它。规范已给定，对研究它的事业来说，对资料的解释就是核心。

    但是，那种解释事业只能连接一个规范，而不是改正它，这是这一节在结尾前的包袱。各种规范根本不是常规科学所能改正的。相反，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常规科学最终只能导致对反常现象的认识和危机。而且这些常规科学不是靠审议和解释，而是靠形态转换之类比较突然和没有结构的事件结束的。而且科学家们常常谈到“从眼睛里掉下来的障眼物”或“充满着”以前难解的难题的“闪电”，使它的组成部分以新的方式被看到，并第一次允许有它的解。在其他各种场合，这种适当的说明来自睡眠。①“解释”这个词的通常意义都不适用于这些直觉的闪光，新规范就是通过它们产生的。虽然这样的直觉依赖于由老规范得到的经验，反常的和合适的两种都有，它们却不是象一种解释那样，同经验的特殊项目合乎逻辑地或一件一件地联系在一起。相反，它们集中了大部分经验，并使它们转化为一堆颇为不同的经验，此后会同新规范而不是老规范一件一件地联系在一起。

    为了更好地了解经验中的这些差别能是什么，我们暂时回到亚里士多德、伽利略和摆。是什么资料使不同规范的相互作用和它们的共同环境对每一种规范都成为可以接受的？亚里土多德学派的人在着受约束的降落时会测量（或者至少会讨论，亚里士多德学派的人很少测量）石块的重量，它已经提高的垂直高度，它达到静止所需要的时间。这些资料同介质的阻力在一起就是亚里士多德学派的科学在讨论落体时应用的概念范畴。②由他们指导的正常研究不可能产生伽利略发现的定律。它只能——并且由另一条道路它确实——导致一系列危机，由此出现了伽利略的摆动着的石块的观点。作为那种危机和其他智力变化的结果，伽利略还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看到了摆动着的石块。阿基米德关于浮体的工作使介质成为不重要的东西；原动力理论使运动对称而持久；而拿破仑主义则使伽利略的注意力指向运动的圆形。③因此，他测量了每一次摆动的重量、半径、角位移和时间，这些恰好就是能解释伽利略关于摆的定律的资料。在这件事上解释已被证明几乎是不必要的。已知的伽利略规范，象摆的规则性是很容易为检验所理解的。伽利略发现，摆垂的周期完全不依赖于振辐，这个发现是导源于伽利略的常规科学必须破除的，也是我们今天完全无法用文件证明的，此外我们怎样去说明伽利略的这个发现呢？对于亚里士多德学派不可能存在的规则性（事实上，自然界在任何地方都举不出确切的例子来说明）是直接经验的结果，这种人象伽利略做过的那样看到了摆动着的石块。

    ①[雅克]哈达玛：《下意识的直觉和科学研究的逻辑》（1946年12月8日发明宫会议[阿冷松，无日期，法文版］），第7～8页。同一作者的《数学领域中的发明的心理学》（普林斯顿，1949年，英文版）。虽然完全局限于数学发明。却是一个充分得多的报告。

    ②T.S.库恩：《思想实验的作用》见R·塔顿和I·B·柯亨编：《亚历山大·柯依尔论丛》，1963年由海尔曼出版社（巴黎）出版。

    ③A.柯依尔：《伽利略研究》（巴黎，1959年，法文版）第I卷；第46～51页；《伽利略和柏拉图》《思想史杂志》第IV卷，（1943年），第400～428页。

    这个例子也许是想象出来的，因为亚里士多德学派设有纪录关于摆动着的石头的讨论。但是，亚里士多德学派确实讨论了比较简单的情况，如石头没有显著约束而降落，这里显然有洞察力方面的差别。亚里士多德在凝视一块降落的石头时看到了状态的变化，而不是一个过程。因而对他来说运动的有关测量是经过的总距离和过去的总时间，所产生的参数我们现应说不叫做速度，而是平均速度。①同样，因为石头是受它的本性的驱使达到它最终的静止点，亚里士多德看到了这种运动期间的任何时刻有关距离的参数是到最后终点距离，而不是离运动起点的距离。②那些概念上的参数构成他的著名的“运动定律”的基础，并赋予意义。可是，部分由于原动力规范，以及部分由于一种形式范围学说，经院哲学的批评改变了这种观察运动的方法。由原动力推动的一块石头，在从它的起点降低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原动力；因而从哪儿来的距离而不是到哪儿去的距离成了适当的参数。此外，亚里士多德的速度观念被经院哲学家分化为两种概念，在伽利略以后立刻成了我们的平均速度和瞬时速度。但是当人们通过这种规范看到这些概念时，只是一部分如降落的石块，摆等，几乎是靠检验才显示出它的起支配作用的定律。伽利略并不是提出石头以等加速运动降落的第一批人中的一个。③而且，在他用一个斜面做实验以前已经提出了他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定理及其许多结果。这种定理是新的规律性的另一种网络，易于为这个世界里的天才所理解，共同取决于自然界和各种规范，伽利略和他的同时代人根据这些规范已经提出了这种定理。生活在那个世界里，伽利略只要愿意，仍然能说明为什么亚里士多德已经看到了它所做的事情。可是，伽利略关于降落的石头的经验的直接内容并不是亚里士多德的经验所已经有的。

    ①T.S.库恩，《思想实验的作用》；《亚历山大·柯依尔论丛》（参看注14的全部引文）。

    ②A.柯依尔，《伽利略研究》第II卷，第7～11页。

    ③克拉齐特，同上，第iv,vi和ix章。

    当然，我们需要如此关心“直接经验”即感性特征，是不清楚的，一种规范是如此精彩，它们几乎总是根据检验才放弃它们的规律性。那些特征必须随着科学家们对各种规范所承担的义务而明显地改变，但是，当我们谈到原始资料或者粗糙的经验时，它们还远不是我们心目中已经有的东西，科学研究被认为是从这些经验出发的。也许直接经验应当象流体那样搁在一边，而且我们应当用讨论来代替科学家们在他的实验室里完成的操作和测量。也许这种分析应当从直接给予的东西进一步向前推进。例如，这种分析应当用某中性的观察语言来处理，也许一个人想要同视网膜的印象一致起来，作为引起科学家们所看到的东西的媒介。只有用这些方法中的某一种，我们才能希望恢复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里，经验重新是一劳永逸地稳定的，在这个领域里，摆和降落的石头不是不同的感觉，而是观察一块摆动的石头所提供的明确的资料的不同解释。

    但是，感性经验是固定的和中性的吗？理论只不过是对给定资料的人为解释吗？三个世纪以来经常指引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观点是一种直接而明确的，是的！在没有已经提出的可供选择的方案时，我发现它不可能完全消灭那种观点。然而，它不再有效地起作用了，而且现在在我看来，通过引进中性的观察语言使它这样做的企图是没有希望的。

    一个科学家在实验室里进行的操作和测量并不是经验“给定的”，而是“艰难地收集到的”。它们并不是科学家看到的东西，至少在他的研究工作很好地进展和他的注意力集中以前不是。不如说，它们是更基本的感性内容的具体标志，而且它们本身就是为仔细研究正常研究工作选择的，只是因为它们答应有机会富有成效地精心制作一种已被接受的规范。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从直接经验引伸出来的，比直接经验清楚得多，而操作和测量则是规范决定的。科学并不处理一切可能的实验操作。在摆上完成的测量是不适用于受约束的降落的场合的。适用于解释氧的性质的作用同那些在研究去燃素空气的特征时所需要的作用也不相同。

    至于纯粹的观察语言，也许有人会设计出来。但是，在笛卡儿以后三个世纪，我们对这样一种可能发生的事情的希望仍然完全依赖于一种感觉和思维的理论。现代心理学实验在迅速地增加各种理论几乎不能处理的现象。鸭子-兔子表明，视网膜印象相同的两个人能看到不同的事物；倒装透镜表明，视网膜印象不同的两个人能看到相同的事物。心理学对相同的效应提供了大量其他证据，由此而生的怀疑已经很快就被企图显示一种真正的观察语言的历史加强了。现在要达到那种目标的企图还没有接近于一种可以普遍应用的纯感觉的语言。那些最近出现的企图都具有一种特征，他们有力地加强这本书的几个主要论点。从一开始，他们就预先假定一种规范，或者取自一种流行的科学理论，或者取自日常谈话的某些部分，然后，他们试图从中消除一切不合逻辑的和非感知的术语。在少数谈话范围内，这种努力已经推进得很远，而且有了有趣的结果。毫无问题这种努力是值得追溯的。但是，它们的结果是一种语言，就象在科学中应用过的那些语言一样，包含着许多关于自然界的预期，违反这些预期的时刻就不起作用了。奈尔逊·古德曼在描术他的《现象的结构》的目的时所证明的恰好就是这个论点：“那就很幸运，[除存在的现象外]再也没有什么是有问题的了；对于‘可能的’情况来说还很不清楚，这些情况并不存在，但应当是存在过的。”①因此，没有一种语言局限于报告一个领先完全已知的世界，而且只能产生关于“现实的东西”的中性的和客观报告。哲学研究甚至还没有对一种语言能做什么想要做的提供暗示。

    ①N．古德曼：《现象的结构》（剑桥，麻省，1951年，英文版）；第4～5页。这一段值得更广泛地引用：“如果1947年威灵顿的居民中只有那些重量在175和180磅之间的有红头发，那末‘1947年威灵顿的红头发居民’和1947年重量在175和180磅之间的威灵顿居民，就可以连结成一个结构定义…这些属性之一而不是其他是否已经适用于某人这个问题并没有关系…一旦我们已经确定没有这样的人，…那就很幸运，再也没有什么是有问题的了；对于‘可能的’情况来说还很不清楚，这些情况并不存在；但应当是存在过的。”

    在这些情况下，我们至少可以怀疑，当科学家们把氧和摆（也许原子和电子也是一样）当作他们的直接经验的基本组成部分来处理时，他们在原理上以及在实践上都是正确的。民族、文化以及行业等等都是规范包含的经验的结果，此外，行星和摆，电容器和矿石化合物以及其他类似的物体，都已经在科学界占有一席地位。同这些感觉的对象相比较，米尺的读数和视网膜的印象两者都是精心制作的构成物，只有当科学为了他的研究的特殊目的而安排这个或那个这样做时，经验已经直接进入这些构成物。这并不是暗示，例如，摆是科学家在看一块摆动的石头时可能看到的唯一的东西。（我们已经指出，另一个科学团体能看到受约束的降落。）而是暗示，看一块摆动的石头的科学家不可能有原则上比看一个个摆更基本的经验。可供选择的方案并不是某种假设为“固定的”理解力，而是通过另一种规范的理解力，使这块摆动的石头成为另外种东西。

    只要我们回想起科学家和工匠都不是一件一件地学会去看这个世界的，这一切就会更加合理。除非全部概念上的和操作上的范畴都是预先准备了的。例如，发现一种增补的超铀元素，或者看到一座新房屋，科学家和工匠两者都得从不断变动的经验中清理整个领域。儿童把“妈妈”这个字从全体人类转给所有女性，然后转移给他的母亲，恰恰不知道“妈妈”的含义是什么或者他的妈妈是谁。同时他认识到在男性和女性之间有某些差别以及所有女性中只有一个人会对他采取的方法。他的反应，期望和信念，确实，他的理解了的世界，也相应地改变了。根据同样的理由，哥白尼学派否定了太阳的传统名称“行星”，并没有认识到“行星”意味着什么，或者太阳是什么。相反，他们是在改变“行星”的意义，以便使它能继续对全部大体而不只是太阳作出有用的区别，他们是用不同于他们以前已经看到的方法去看这个世界的。对于早先我们提出的例子都可以提出同样的论点。看到氧而不是排除了燃素的空气，看到电容器而不是莱顿瓶，或者看到摆而不是受约束的降落，仅仅是科学家对大量有关化学、电学和力学的理解力的一种整体转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规范决定着巨大的经验领域。

    可是，只有在经验已经这样被确定以后，才能开始寻求一个操作定义或者一种纯粹的观察语言。科学家或哲学家在看到一个摆时，必须已经能认识到这个楼是什么，并问是什么尺寸或视网膜印象组成这个摆。如果他看到的是受约束的降落，甚至就不可能提出他的问题了。而如果他看到的是一个摆，但是他是用看一个意义或者一台摆动的天平同样的方法去看这个摆的，他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回答。至少它不会是同样的问题。因此，虽然他们始终是合理的而且有时是非常富有成效的，关于视网膜印象或者关于特定的实验室操作的结果的各种问题都以某种方式从感觉上和概念上把一个世界区分开来为先决条件。在某种意义上这样一些问题是常规科学的组成部分，因为他们取决于一种规范的存在，而且作为规范改变的一种结果，他们得到的是不同的回答。

    为了结束这一章，今后让我们忽略视网膜印象，而重新把注意力局限于实验操作，它为科学家提供他所已经看到的尽管零碎却很具体的标志。这样一些实验操作随规范改变的方式我们已经反复地观察过了。在一次科学革命以后，许多陈旧的量度和操作成为不适当的而代之以其他。一个人并不把用于氧的全部同样的试验用于排除了燃素的气体。但是这种改变决不是全体的。因此，不论他会看到什么，在一次革命以后，科学家还是在看这个相同的世界。而且，虽然以前他曾以不同的方式用过他们，他的许多语言和他的大多数实验室仪器同以前仍然是同样的。结果，革命后的科学总是包括许多相同的操作，用同样的仪器完成，并用同样的术语描述，就象他的革命前的先驱一样。只要这些持久的操作完全改变了，这种改变必须在它们同规范的关系中或者在它们的具体结果中展现。现在我提出，用引进最后一个新例子的办法使这两种改变都会出现。我们在考察道尔顿和他的同时代人的工作时将发现，同一种操作，当它通过一个不同的规范同自然界相联系时，就能成为自然界的规律性的完全不同方面的标志。还有我们有时将看到老操作的新作用会产生不同的具体结果。

    整个十八世纪和进入十九世纪以后，欧洲化学家几乎普遍相信，基本的原子是靠相互的亲和力结合在一起的，全部化学品都是由这种基本的原子组成的。因此一块银子是因为银粒子之间的亲和力而粘合的（直到拉瓦锡以后这些粒子本身被认为是由更基本的粒子化合成的）。按照同样的理论，银在酸中分解（或者盐在水中）是因为酸的粒子吸引了银的粒子（或者水的粒子吸引了盐的粒子）而且比这些溶解物的粒子的相互吸引更加强有力。或者再举一个例子，铜会在银的溶液里分解，并沉淀出银，是因为铜和酸的亲和力比酸对银的亲和力大。许多其他现象都是以同样的方式解释的。在十八世纪这种有选择的亲和力理论是一种令人钦佩的化学规范，广泛地有时颇富成效地被用于设计和分析化学实验。①

    ①H．梅茨格：《牛顿，斯塔，玻希夫和化学学说》（巴黎，1930年，法文版）；第 34～38页。

    可是，自从吸引了道尔顿的工作，亲和力理论划分物理学上的混合物和化学上的化合物的界线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不熟悉的了。十八世纪的化学家们确实认识两种过程。当混合时产生热、光、起泡沫或者其他类似的东西，就可以看到发生了化学上的化合。另一方面，如果混合物中的粒子能用肉眼区别，或用机械分开，那就只有物理学上的混合物。但是在大量中间情况中，如水中的盐，合金，玻璃，空气中的氧，等等，这些粗糙的标准用处很小。

    大多数化学家在他们的规范指引下，把整个中间范围看成是化学的范围，因为它组成的这些过程全部受同类力的支配。水中的盐或氮中的氧恰好象把铜氧化所产生的组合一样是化学组合的一个例子。把溶液看成是化合物的论据是很强有力的。亲和力理论本身是很好地被证明了的。此外，形成化合物的原因被认为是溶液的被观察均匀性。例如，如果氧和氮只是混合，而不在大气中化合，那么，较重的气体氧就应当沉到底。道尔顿认为大气是一种混合物，从来没有能令人满意地说明氧为什么没有能这样做。吸收了他的原子理论才最终于造成了以前没有的反常现象。①

    有人想要说，化学家把溶液看成是化合物同他们的后继者的区别仅在于定义问题。在一种意义上可以说情况就是这样。但是，那种意义不仅是使定义习用方便。在十八世纪，混合物用操作试验并没有同化合物完全区分开来，也许他们不可能已被区分开来。即使化学家们已经寻找过这样的实验，他们会找出使溶液成化合物的标准。混合物和化合物的区别是他们的规范的组成部分，也是他们观察他们的整个研究领域的那种方法的组成部分，而且它本身是先于任何实验室试验的，虽然并不先于整个化学积累起来的经验。

    但是，用这种方式来观察化学时，化学现象则是区别于那些随着吸收道尔顿新规范而出现的定律的例证。特别是，当溶液仍旧是化合物时，再多的化学实验本身也不能产生定比定律。在十八世纪末，大家都知道，某些化合物通常它们的组分的重量有固定的比例。德国化学家李希特对某几类反应是即已经注意到进一步的规律性，现在已被包括在化学当量定律里了。②但是，除了处方以外，没有化学家用过这些规律性，而且几乎直到这个世纪末还没有一个人想到要把它们概括出来。提出象玻璃，或者象水中的盐之类明显的相反的例子，而不抛弃亲和力理论并重新划定化学家的领域的概念上的界限，就不可能有概括。这个世纪末在法国化学家普罗斯特和伯索利特之间的著名的争论使那种结果显得很清楚了。前者断定，所有化学反应都按确定的比例发生，而后者则认为，它们不是这样的。然而，这两个人必定相互讨论过了，而且他们的争论是完全没有说服力的。在伯索利特看到一个比例能变化的化合物的地方，普罗斯特只看到一种物理学上的混合物。③既不是实验也不是改变定义能适用于这个问题。这两个人就象伽利略和亚里士多德一样在根本上互相误解。

    ①H·梅茨格：《牛顿，斯塔，玻希夫和化学学说》（巴黎，193O年，法文版）第124～129，139～148页。关于道尔顿，参见伦纳德·K·纳什：《原子-分子理论》（《哈佛大学实验科学史案卷》第四案卷；剑桥，麻省；1950年；英文版）第14～21页。

    ②J．R．巴丁顿：《化学简史》第二版；伦敦；1951年，英文版）；第161～163页。

    ③A．N．梅尔德腊姆：《原子理论的发展》；（1）伯索利特的可变比例学说，《曼彻斯特论文集》，第LIV卷，（1910年），第1～16页。

    这就是约翰·道尔顿从事研究工作的那些年代里的形势，最终导致了他的著名的化学原子理论。但是，直到那些研究的最后阶段，道尔顿并不是一位化学家，对化学也没有兴趣。相反，他是一位气象学家，研究水吸收气体和大气吸收水等物理学问题。部分地因为他是在不同的专业里培养出来的，部分地因为他自己在那个专业里的工作，他用不同于现代化学家的规范探讨了这些问题。特别是，他把气体的混合物或者水中吸收一种气体看成是一种物理过程，一种亲和力在其中不起作用的过程。因而，对他来说，各种溶液被观察到的均匀性是一个问题，但是他认为，只要他能确定他的实验混合物中各种原子粒子的有关大小和重量，他就能解决的一个问题。道尔顿为了要确定这些大小和重量，最终转向了化学，他一开始就假定，在他认为是化学反应的有限范围内，原子只能一对一或者按其他一些简单的整数比化合。②这个自然的假定确实使他能确定基本的粒子的大小和重量，但是它也使定比定律成了同义反复。对于道尔顿来说，在任何反应中，如果成分不按确定的比例进行，根据这个事实，就不是一个纯化学的过程。在道尔顿的工作以前，实验不能确立的一条定律，在那项工作一旦被接受以后，就成了一个基本原理，不是一套化学测量法所能推翻的了。作为一次科学革命的也许是我们的最完备的例子的一个结果，同样的化学操作对化学概括的关系呈现了极其不同于它们以前所具有的形式。

    ②L.K. 纳什：《道尔顿的化学原子理论的起源》，《Isis》，第XLVII卷，（1956年）；第101～116页。

    无需多说，道尔顿的结论在最初宣布时受到了广泛的攻击。特别是伯索利特决不相信。但是，对大多数化学家来说，道尔顿的新规范已被证明是令人信服的，而普罗斯的论点就没有做到这样。因为这个规范所具有的含意，远比区分混合物和化合物的一个新标准要更广泛和更重要。例如，如果原子在化学上只能按简单的整数比化合，那么，重新考查现有的化学资料就应当揭示出倍比和定比的例子。化学家们不再写，比方说这两种碳的氧化物按重量含有百分之五十六和百分之七十二的氧；相反他们写道，一份碳的重量或者同1．3或者同2．6份氧的重量化合。当古老的操作结果以这种方式记录下来，2与1之比就涌现在眼面前了；而且这在分析许多著名的反应以及其他新反应中都出现了。道尔顿的规范还使它有可能吸收李希特的工作并看到它的一般原则。它也提出了新实验，特别是盖吕萨克关于化合容量的那些实验，而这些实验又产生了其他的规律性，那是化学家们以前没有梦想到的。化学家们从道尔顿得到的不是新的实验定律，而是一种研究化学的新方法（他自己把它叫做“化学哲学的新体系”），而且这种新方法已经如此迅速地被证明是富有成效的，只有在法国和英国的少数较老的化学家能反对它。①结果，化学家们达到一个境界，在那儿各种反应是以完全不同于它们以前所具有的方法运转的。

    ①A·N·梅尔顿腊姆：《原子理论的发展：（6）接受道尔顿鼓吹的理论》，《曼彻斯特论文集》，第LV卷；（1911年），第1～10页。

    随着这一切继续下去，发生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化学的数据本身到处开始变动。当道尔顿第一次从化学文献中找数据来支持他的物理学理论时，他发现，各种反应的某些记录是适用的，但是，他几个不能避免发现其他一些不适用的记录。普罗斯特自己对铜的两种氧化物的测量产生了，例如，一种氧的重量比是1．47：1，而不是原子论所要求的2：1；而普罗斯特恰好那个是已经期望达到道尔顿比例的人。这就是说，他是一个很好的实验工作者，关于混合物和化合物之间的关系问题，他的观点同道尔顿的观点接近。但是，很难使自然界去适应一种规范。这就是为什么常规科学之谜是如此引起争论的问题，以及为什么没有一种规范所进行的量度，几乎根本不能导致任何结论。因此，化学家们不能凭证据简单地接受道尔顿的理论，因为许多证据仍然是否定的。相反，甚至在接受了这种理论以后，他们仍然必须在自然界中开辟道路，结果这个过程见乎花费了一个世纪。当他完成时，著名化合物的百分比组成是不同的。资料本身已经改变了。那就是最后的意义，我们想要说，在一次革命以后，科学家是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工作。

    XI 革命是无形的

    至于权威的来源，我心目中主要有科学教科书以及模仿它们的普及读物和哲学著作。所有这三类书籍有一件事是共同的，直到最近，除了通过研究工作的实践以外，关于科学的情报还没有其他重要来源可以得到。他们致力于一批已经表达得很清楚有力的问题，资料和理论，大多数常常是一套特殊的规范，在他们写作时就把这套规范交给科学团体。教科书本身的目的是要传达现代科学语言的词汇和句法。普及读物企图用比较接近日常生活的语言来描述同样的应用。而科学的哲学，特别是在说英语的世界里，则分析科学知识的同样完备的主体的逻辑结构。尽管更充分的处理必然会涉及这三类之间的真正区别，但在这里我们最关心的却是它们的相似点。三者全都记录着过去的革命的稳定的结果，并因此表现当前的常现科学传统的基础。为了实现它们的作用，他们并不需要提供关于那些基础首先被这个行业承认然后被信奉的道路的可靠情报。至少，就教科书来说，甚至有很好的理由表明，为什么在这些问题上，他们应当故意使人误解。

    我们在第二章中指出了，对教科书或者它们的相当读物的增长着的信赖，是任何科学领域中出现第一个规范的不变的伴随物。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将证明，一门成熟的科学靠这样一些教科书处于支配地位会从其他领域有效地分化出它的发展形态。目前让我们简单地认为在其他领域中没有先例的范围内，外行和医生两者的科学知识都是以教科书和源自教科书的其他少数文献为基础的。可是，教科书是使常规科学永久存在的教育工具，每当常现科学的语言，问题结构或标准改变时，必须全部或部分重写。总之，它们在每一次科学革命以后必须重写，而且，一旦重写，它们就不可避免地不仅要掩饰革命的作用，而且要隐瞒产生它们的这一次革命的存在本身。除非他在他自己的一生中亲自经验过一次革命，教科书的读者，不论是科学家还是外行的历史感觉只能扩展到这个领域中最近的革命的结果。

    因而，教科书开始时除去科学家对学科更为意识，然后开始为他们已经清除的东西提供代替物。科学教科书的特点是只含有一点儿历史，或者是在序言里，或者更常见的是在早期的伟大英雄的零散的参考书里。学生和专业人员从这样一些参考书中感到象一种长期存在的传统的参加者。然而，科学家们从教科书得到的传统中感到他们所参与的传统事实上从来没有存在过。科学教科书（以及许多比较陈旧的科学史）只涉及过去的科学家的部分工作，这些工作可以很容易地被看成是对说明和解决教科书的规范问题的贡献，理由既是明显的也是很起作用的。部分由于选择，部分由于歪曲，早期的科学家们盲目地声称是对同一组确定的问题发生作用，并符合于同一组准则，而且似乎已经使科学理论和方法中的最新革命成为科学的。毫不奇怪，在每一次科学革命以后，教科书和它们提出的历史传统必需重写。而且也用不到奇怪，随着教科书被重写，科学又一次被归结为似乎主要是积累起来的。

    当然，科学家们并不是倾向于把他们的学科的过去理解为直线式地向它现存的占优势地位发展的唯一团体。回过头来写历史的诱惑既是普遍存在的，也是持续不断的。但是，科学家们更受重写历史这种诱惑的影响，部分是因为，科学研究的结果表明，并不明显地依赖于探究历史的来龙去脉，部分是因为，除了在危机和革命时期以外，科学家现在的立场似乎是如此地牢固。不论是科学的现在还是过去，历史细节愈多，或者对历史细节所负的责任越大，只能把人为的成分给予人类的癖性，错误和混乱。为什么要推崇科学的最好的和最持久的努力已经使科学有可能抛弃的东西呢？藐视历史事实在科学界的意识形态中是根深蒂固的，而且可能还在起作用。这同一个行业却给其他各种事实上的细节以最高的价值。怀德海写道：“对忘掉它的缔造者犹豫不决的科学已不再为人所知了。”这句话抓住了科学团体的非历史精神。然而，他并不是完全正确的，对科学来说，象其他事业一样，确实需要他们的英雄，而且确实铭记着他们的名字。幸而科学家们不再忘记这些英雄，而是已经能忘记或者修正了他们的工作。

    结果是一种持久的倾向，使科学史看起来是直线式的或者积累起来的，这种倾向甚至影响到科学家们在回顾他们自己的研究工作。例如，道尔顿关于他的化学原子论的发展的三个不一致的报告使他看来似乎他很早就对那些化学上的化合比例问题感兴趣了，后来他是由于解决了这些问题而著名的。事实上，这些问题看来是有了解他才发现的，因而在他自己的创造性工作以前已经很接近于完成了。①所有道尔顿的报告忽略的是把一整套以前局限于物理学和气象学的问题和概念用于化学的革命影响。这就是道尔顿所做的，结果是这个领域改变方向，这种改变了的方向引导化学家从旧资料提出新问题和引出新结论。

    再举一个例子，牛顿写道，伽利略已经发现了引力产生一种运动，与时间的平方成正比。事实上，当伽利略的动力学定理被纳入牛顿自己的动力学概念的公式时确实采取了那种形式。但是。伽利略并没有说过这种事情。他讨论落体很少提到力，更不必说引起物体降落的一种均匀的引力了。②由于对伽利略的信任，回答一个问题不允许问伽利略的规范，牛顿的叙述在科学家们问过的有关运动问题，以及在他们感到能够接受的回答中掩盖了重新阐述的小而革命的作用、但是，恰好是在对问题的阐述和回答方面，这种改变远比新颖的经验上的发现更能说明从亚里士多德的力学到伽利略的力学和从伽利略的力学到牛顿力学的过渡。由于掩盖了这样一些改变，教科书倾向于把科学的发展说成直线式的，并掩盖着一个处在科学发展的最有意义的插曲中心的过程。

    ①

    L·K．纳什：《道尔顿的化学原子论的起源》，《Isis》，第XLVII卷；（1956年）；第101～116页。

    ②关于牛顿的意见，参看弗洛里安卡乔里编：《牛顿爵士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和他的世界体系》，（贝克莱，加利福尼亚，1946年，英文版），第21页。这一段应当同伽利略在他自己的《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中的讨论相比较。H．克鲁和A．德·塞尔维欧译，（伊文思顿，伊利诺斯，1946年；英文版）第151～176页。

    前面的例子，每一个都在一次革命前后表现出重建历史的开端，这种历史一般都由革命后的科学教科书完成的。但是，在完成时都包含了比上述更多得多的对历史的曲解。那些曲解使革命看不见了，安排教种书中仍然可以看得见的材料暗含着一个过程，只要它存在，就会否定革命的作用。因为他们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很快地了解现代科学团体认为它所知道的东西，教科书把现代常规科学的各种实验、概念、定律和理论尽可能处理成分离的和几乎是连续的。作为教育，这种描述技巧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当它同一般科学著作的非历史的气氛以及同上面讨论的有时是故意的曲解相结合时。就不可抗拒地多半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印象：通过一系列个人的发现和发明，科学达到了它现在的状态，当集中在一起时，就构成现代技术知识的主体。教科书的描述包含着，从科学事业开始时起，科学家们就已经为今天的规范中包含的特殊目的奋斗了。科学家们在一个可以同给建筑物上加砖块相比较的过程中，一个一个地，给现代科学教科书中提供的知识主体上加上另一个事实、概念、定律或理论。

    但是，这不是科学发展的道路。现代常规船的许多难题，直到最近的科学革命为止还不存在。它们很少能追溯到科学史的开端，他们现在就是在这个范围内发生的。前几代用他们自己的仪器和他们自己解决问题的准则研究他们自己的问题。也不只是那些问题已经改变了。倒不如说教科书中适合于自然界的规范的整个事实和理论的网络已经变了。例如，化李组成的及培不变仅仅是一个化学家们能用实验在任何一个世界里都能发现的经验事实吗？化学家们就是在这个世界范围内做实验的。或者倒不如说它是事实和理论联系起来的新结构中的一种不容置疑的因素。道尔顿适应过整个早期化学经验，在这个过程中改变着那种经验。或者由于同样的理由，不变的力所产生的不变的加速度仅仅是力学的学生们总归找得到的事实吗？或者倒不如说这是要回答最初仅仅在牛顿力学的范围以内引起的一个问题，那种理论能根据提出这个问题以前有效的知识主体来回答。

    这些问题在这里是问教科书描述的一件一件地发现的事实表现为什么。但是，很明显他们也含有教科书所提出的是理论的意思。当然，那些理论确实“适合于这些事实”，但是由于把以前可以接受的资料转化为对在先的规范根本不存在的事实。而这就意味着那些理论也不是一件一件地发展成为适应于始终在那儿的事实的。不如说，他们从革命地重新阐述以前的科学传统开始同他们适应的事实一起出现，在这种传统范围以内，科学家们和自然界之间的以知识为媒介的关系并不是完全相同的。

    最后一个例子可以澄清教科书描述对我们的科学发展的印象的冲击。每一本初等化学教科书都必须讨论化学元素概念。当引进这个概念时，几乎总是认为它的起源于十七世纪的化学家罗柏特·波义耳，和他的《怀疑的化学家》，注意的读者会发现“元素”的定义十分接近于今天所用的定义。提到波义耳的贡献，帮助初学者认识到，化学并不是从横胺药物开始的；另外，它告诉初学者，科学家的传统任务之一就是要发明这种概念。作为教育宝库的一部分，它使一个人成为一个科学家，这种归因是很成功的。然而，它又一次表明，历史上错误的方式，给学生和外行两者对科学事业的本质以错误的印象。

    按照波义耳，他是完全正确的，他对一个元素的“定义”不过是传统的化学概念的抽象；波义耳提出这个定义只是为了证明，根本不存在化学元素这样的东西，作为历史，教科书对波义耳的贡献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①当然，那种错误虽然同其他任何对资料的歪曲一样是无足轻重的。可是，当这种错误首先混合起来，然后进入教科书的技术结构，并促成了对科学的印象，就不是无足轻重的了。象“时间”、天能量”、“力”或者“粒子”、元素的概念等都是教科书的组成成分，往往根本不是“发明”或“发现”的。尤其是波义耳的定义，至少能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往前通过拉瓦锡，进入现代教科书。然而，那不是说，科学自古以来已经具有现代的元素概念。象波义耳那种词句上的定义，就它们本身考虑时，科学內容很少。它们并不是对意义（如是有这样的意义）完全合乎逻辑的详细说明，而更近似教育上的辅助物。科学概念在一本教科书或者其他有系统的描述范围内，只有当它们所指的同其他科学概念，同操作程序以及同规范应用相联系时，才获得充分的意义。所以说象元素那样的概念不依赖于上下文几乎是不能被发现的。它们很少需要发现，因为它们已经在手边了。波义耳和拉瓦锡两人都使“元素”的化学意义有了重要改变。但是，他们都没有提出这个观念，甚至没有改变作为它的定义的词句上的公式。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爱因斯坦为了在他的工作范围以内给予“空间”和“时间”以新的意义，也不一定要发明，或者明确地重新给它们下定义。

    ①T.S.库恩：《罗柏特.波义耳和十六世纪的结构化学》，《Isis》，第XLIII卷，（1952年），第26～29页。

    那么波义耳在他的那部分工作中包括这个著名的“定义”在内，其历史作用是什么呢？他是一次科学革命的领袖，通过改变“元素”同化学操作和化学理论的关系，把这种观念改变成为完全不同于它以前的一种工具，同时在这过程中改造了化学和化学家的世界。其他革命，包括以拉瓦锡为中心的那一次革命，需要给予这概念以现代的形式和作用。但是，波义耳对这个过程的每一阶段以及当现有知识被包括在教科书中时这个过程所发生的事情都提供了典型的例子。教育的形式比科学的其他任何一个方面更多地决定着我们对科学本质的形象以及发明和发现在科学发展中的作用。

    XII 革命的解决

    要看到那些问题的迫切性，就请记住，他们是历史学家为哲学家对确立了的科学理论进行检验，证实和证明为错误等调查所能提供的唯一的重新构成的东西。在他从事常规科学的范围内，研究工作者是解难题的，不是检验规范的。虽然他可以在寻找特定的难题的解时，试验许多可供选择的途径，拒绝那些不能产生理想结果的途径，当他这样做时，他并不检验这种规范。他倒反象下棋的，在他面前有从物质上和精神上规定的问题和这个棋盘，在求解中检验各种各样可供选择的一着棋。这些试验的企图，不论是下棋的，还是科学家，只是试验他们自己，而不是试验比赛规则。只有这种规范本身被认为是不成问题的，他们才有可能。因此，检验规范只有在解一个值得注意的难题总是失败已经引起危机以后才产生。而且即使那时也只有在这种危机的感觉已经引起了一种可以代替的候补规范时它才产生。在科学中，检验的形势决不在于把个别规范同自然界作比较，就象解难题所做的那样。相反检验是作为两种对抗的规范为忠于这个科学团体而竞争的一部分产生的。

    仔细考查以后，这种阐述显示出关于证明两种最著名的现代哲学理论的没有预料到的也许是重要的类似的东西。少数科学哲学家仍然在为证明科学理论寻找绝对的标准。请注意，没有一种理论能由一切可能有关的试验揭示出来，他们不同一种理论是否已被证实，而是问根据实际存在的论据，这种理论的可能性。并回答驱使一个重要学派在比较不同理论说明手头资料的能力等问题。坚持比较各种理论也表征出接受一种新理论的历史形势。很可能它指出了将来讨论证明中应当遵循的方向。

    可是，概率证明的理论在它们的最普通的形式中全都求助于第十章中讨论过的一种或另一种纯粹的或中性的观察语言。一种概率理论要求我们把特定的科学理论同所有其他可以想象为适应于同样收集到的观察资料相比较。另一种概率理论要求特定的科学理论被想象为需要通过一切可以想到的试验这种解释。①显然，为了估计特定的可能性，相对的或绝对的，这样一些解释是必要的，而且很难看出这样一种解释怎样才有可能达到。正如我已经强调过的，如果不可能有科学上或经验上中性的语言体系或概念体系，那么，提出交替的试验和理论的解释就必须从一种或另一种以规范为基础的传统着手。因而，限制它将不易接近一切可能的经验或一切可能的理论。结果，概率理论掩盖了这种证明情况，就象他们说明这种证明情况一样。虽然，那种情况，正如他们坚持的，并不依赖于把各种理论和广泛流传的证据作比较，在争论中的各种理论和观察始终同已经存在的理论和观察密切有关。证明就象自然选择；它在一种特定的历史情况下在实际上可供选择的对象中间选出最可行的。如果还有其他可供选择的对象是有效的，或者还有另一种资料，这种选择是不是已经作出了最好的选择并不是一个可以有效地提出的问题。在对这个问题寻求回答时没有可用的工具。

    ①关于概率证明理论的主要路线的简要梗概，清参阅恩斯特·奈格尔：《概率理论的原理》，《统一的科学国际百科全书》第一卷，第六册，第6O～75页。

    卡尔·R·鲍勃对整个问题作出了一种很不相同的探索，他完全否定任何证明程序的存在。①相反，他强调证明这试验是错误的重要性，因为其结果是否定的，就需要抛弃一种已经确立的理论。很清楚，这样赋予证明为错误的作用很象这本书指定给反常经验，即引起范例的经验的作用，并为一种新理论准备了道路。然而，反常的经验不可以同错误的经验等同起来。确实，我怀疑后者的存在。正如前面已经反复地强调了的，没有一种理论曾解决它在特定时期面临的一切难题；已经得到的解也不常是完备的。相反，正是现有资料和理论的这种不完备和不完善，在任何时候都适合于解释许多表示常规科学特点的难题。每一次不适应都是抛弃理论的理由，所有理论总是应当被抛弃。另一方面，如果只有严重不适应才证明理论应当被抛弃，那么鲍勃主义者就需要某些“不可能性”或者“证明为错误的程度”的标准。他们在提出一个标准时，几乎肯定会遇到同样的困难，这些困难时常索绕着各种概率证明理论的拥护者。

    ①K．R．鲍勃：《科学发现的逻辑》（纽约；1959年，英文版），尤其是第1～4章。

    认识到关于科学探索的根本逻辑的两种盛行的和对立的观点已经试图把两种基本上分开的过程压缩成为一个过程，就能避免前述许多困难。鲍勃的反常经验对科学是重要的，因为它为现存的一种规范引起竞争者。但是，证明为错误，即使确实产生了，却并没有发生或者只不过是因为出现了反常现象或错误例子。这是以后分开的过程，同样可以称为证明，因为它是新规范对旧规范的胜利。而且，在那种证明和证明为错误的共同过程中，概率论者对各种理论的比较起着核心的作用。我认为，这样一种分两阶段的阐述具有很逼真的优点，也可以使我们开始详细地阐明在证明过程中事实和理论之间的一致（或者不一致）的作用。至少，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证明确立了的事实同理论相一致的意义不大。所有历史上有意义的理论都同事实一致，只不过或多或少而已。一种理论是否适合于这事实，或行适合得多么好，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确切的回答。但是，这些问题很象是把各种理论集体地或者成对地提出时所能问的问题。问两种事实上在竞争着的理论中哪一种适应这事实更好是有重要意义的。例如，尽管同已有观察恰好一致，既不是普里斯特利的理论，也不是拉瓦锡的理论，少数同时代人犹豫了十年才作出结论说，拉瓦锡的理论是两种理论中适应得更好的一种。

    可是，这种阐述使得在各种规范之间作出选择这个任务显得更加容易也更加随便了。如果只有一套科学问题，在一个世界范围内对这些问题做工作，而已只有一套解这些问题的标准，规范竞争就可以或多或少地按常规用数每一种规范解决了的问题的数目之类的过程来解决。但是，事实上，这些条件从来没有完全具备。竞争着的规范的支持者至少总是有点矛盾。为了证明自己有理由，双方都不会同意别人需要的一切非经验的假设。象普罗斯特利偖索里将关于化学化合物组成的争论，部分是由于他们决心要讨论。虽然每一方都希望别人转变他了解科学及其问题的方法，但双方都不会想要检验他的问题。各种规范之间的竞争不是那种可以山实验解决的战斗。

    我们已经了解到为什么竞争着的规范的支持者要使彼此的观点完全联系起来的总是失败的一些理由。这些理由集中起来已描述为革命前后常规科学的传统是不能比较的，在这里我们只需要扼要地加以重述。首先，竞争着的规范的支持者对于任何候补规范必须解决的问题清单往往会不一致。他们关于科学的标准和定义是不同的。运动理论是否必须说明物质粒子之间的引力的原因，或者它可以只注意到这种力的存在呢？牛顿力学被普遍抛弃是因为不象亚里士多德和笛卡儿的理论，它暗示了后者对这问题的回答。当牛顿的理论已被接受时，一个问题因此就从科学中排除了。可是，那个问题是广义相对论可以骄傲地声称已经解决了的一个问题。再举一个例子，在十几世纪传播过的拉瓦锡的化学理论，禁止化学家们问为计么金属是这样现象，这是燃素论化学已经问过和回答过的一个问题。过渡到拉瓦锡的规范，就象过渡到牛顿的规范一样，意味着不仅损失了一个可以允许的问题，而且损失了一个已经得到的解。可是，那种损失都不是永久性的。在二十世纪，关于化学物质的性质问题，同对他们的某些回答一样，重新进入了科学。

    可是，还包含了比标准不可比较更多的东西。因为，新规范是从旧规范产生的，他们通常混合着传统规范以前用过的许多概念上和操作上的语汇和注解。但是，他们很少以完全是传统的方式用这些借来的因素。在新规范的范围以内，老的术语、概念和实验同其他东西开始了新的关系。虽然术语并不完全正确，不可避免的结果是我们必须称之为两个竞争着的学派之间的误解。外行嘲笑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因为空间不可能是“弯曲的”，它不是那种东西，这不只是不适当或错误。数学家们、物理学家们和哲学家们试图提出爱因斯坦理论的欧几里德说法也不适当也是错误的。①以前所说的空间必须是平直的，均匀的，各向同性的，而且不受物质存在的影响。如果不曾这样，牛顿的物理学就不会起过作用。要完成向爱因斯坦的宇宙过渡，整个概念网必须转变并重新落实到整个自然界。概念网的要素是空间、时间、物质和力等等。只有一起经历或者不能经历那种转变的人们，才有可能发现，他们恰好在什么问题上是一致的或者不一致的。越过分界线的交通不可避免地是局部的。另外还有一个例子，请考虑那些称哥白尼为疯子的人，因为哥白尼宣传地球是运动的。他们不是正好错了，就是完全错了。他们所说的“地球”这个字有一部分意思就是固定的位置。至少，他们的地球不可能是运动的。相应地，哥白尼的发明不只地球是运动的。不如说，它是关于物理学和天文学问题的一种完全新的方法，这种方法必需改变“地球”和“运动”两者的意义。②没有那些改变，一个运动着的地球的概念就是发疯。另一方面，一旦它们已经完成和被理解了，笛卡儿和惠根思两人就能认识到，地球的运动对科学来说是一个没有内容的问题。③

    ①关于改行对弯曲空间概念的反应，请参看菲列音·弗兰克：《爱因斯坦，他的生平和时代》，G．罗申和S．库萨加编译（纽约，1947年，英文版），第142～146页，关于少数人企图在欧几里得空间范围内保持广义相对论的收获；请参看C．诺得曼：《爱因斯坦和宇宙》，J.马卡勃译（纽约，1922年，英文版），第九章。

    ②T．S．库恩：《哥白尼的革命》（剑桥，麻省，1957年，英文版），第三、四和七章，同心说不只是一个严格的天文学问题，就这个范围说，它是全书的主题。

    ③马克思·詹默：《空间概念》（剑桥，麻省，1954年，英文版），第118～124页。

    这些例子指出了竞争着的规范不可比较的第三个最基本的方面。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不能进一步阐述了，竞争着的规范的支持者通常是在不同的世界里从事他们的事业的。一方面有慢慢地降落的受约束的物体，其他方面一次又一次重复地运动的摆。在一方面看来，溶液是化合物，在其他方面看来，是混合物。一方是嵌在平直空间模型里的东西，他方是嵌在弯曲空间模型里的东西。两组科学家在不同的世界里实践着，当他们从相同的问题出发按相同的方向看时看到的是不同的东西。而且，那不是说他们能看到他们喜欢的任何东西。两者都在看这个世界，而且他们所看的东西并没有改变。但是，在某些领域里，他们看到了不同的东西，而且他们是在不同的相互关系中去看这些东西的。那就是为什么一条定律对一组科学家甚至不能说明，而对另一组科学家有时好象直观那样显而易见。同样，这就是为什么在他们能希望充分地传播以前，这一组成其他组科学家必须经验到我们已经称之为规范转移的惯例。正因为它是一种不可比较的东西之间的转化，竞争着的规范之间的转化，由于逻辑的和中性的经验逼迫，不可能一次完成一个步骤。象形态转变那样，它必须立刻产生（尽管不必要在一个瞬间）或者根本不产生。

    那么，科学家们怎样导致完成这种变换呢？部分回答是，他们常常不能完成这种变换。哥白尼主义在哥白尼死后几乎一个世纪只作出了少数转换。牛顿的工作在《原理》出版以后的半个世纪里，特别是在大陆上，并没有被普遍接受。①普里斯特利从来没有接受过氧的理论，开尔文勋爵也没有接受电磁理论，等等。科学家本身往往已经注意到转变的困难。达尔文在他的《物种起源》的末尾在特别富有洞察力的一段中写道：“虽然我完全相信在这一卷中提出的观点的真理性……，我决没有期望使有经验的博物学家们信服，他们的心目中备有许多事实，多年以来，这一切都是从直接与我对立的观点去观察的。……但是，我满怀信心地展望着未来，对于年青的正在上升的博学家们来说，他们将有可能毫无偏见地看到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②而马克思·普朗克在他的《科学自传》中检查他自己的生涯时，悲伤地表示：“一种新的科学真理并不是靠使他的反对者信服，并且使他们同情而胜利的，不如说是因为他的反对者终于死了，而在成长的新的一代是熟悉它的。”③

    ①I.B.柯享：《弗兰克林和牛顿：思辨的牛顿主义实验科学初探以及它的一个例子弗兰克林在电学方面的工作》（费城，1956年，英文版）；第93～94页。

    ②查理·达尔文；《物种起源》（审定版；英文第六版，纽约，1889年），第二卷；第295～296页。

    ③马克思·普朗克：《科学自传和其他论文》，F．给纳泽（纽约，1949年，英文版）第33～34页。

    这些事实和其他类似的事实是众所周知的，不需要进一步强调了。但是，他们确实需要重新评价。在过去，他们曾经经常指出，科学家也是人，即使面临严格的考验，也不能总是承认他们的错误。我宁愿争辩说，在这些问题上意见不一致的既不是证明，也不是错误。从忠于一种规范转到忠于另一种规范是一种不能强迫的转变经历。特别是来自那些人的终生抗拒，并不违背科学的标准，而是科学研究本身的本质的一种标志。他们的多产经历已经使他们信守常现科学的一种比较古老的传统。抗拒的根源在于确信老规范最终将解决它的～切问题，自然界可以挤进这规范提供的盒子。在革命时期，那种信念不可避免地显得很顽固，很愚蠢，正如它有时确实变成的那样。但是，它也是更重要的东西。同样的信念使常规科学或者解难题的科学成为可能。而且科学家们的专业团体只有通过常规科学，首先成功地利用老规范的可能的范围和正确性，然后把困难孤立起来，通过研究这种困难，就可以出现一种新规范。

    可是，说那种抗拒是不可避免的和合法的，规范改变不可能由证明来判断的，并不是说没有适当的论据，或者不能劝科学家们改变他们的思想。尽管有时需要一代人来引起这种改变，科学团体还是再三转向新规范。而且，这些转变并不轻视科学家们是人这个事实，而正因为他们是人才产生的。虽然有些科学家，特别是那些比较老的和有经验的科学家会含糊地拒绝，他们中间大多数可以通过这种或那种道路达到。每次只有几个会转变，直到最后一个坚持不让步的人死了，整个行业就会重新在一个单一的但现在已是一个不同的规范下做实验了。因此，我们必须问转变是怎样引起的和怎样被拒绝的。

    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期望怎样一种回答呢？正因为问的是说服的技巧，或者是在不可能有证明的情况下的论据和反论据，我们的回答是一个新问题，要求一种以前没有做过的研究。我们必须安排一个很局部的和印象主义的调查。此外，我们已经说过的和那种调查的结果相结合表明，当问的是说服而不是证明时，科学论据的本质问题就没有单一的或始终如一的回答。个别科学家由于各种理由而信奉一种新规范，而通常只是由于几种理由，有些理由完全是在显而易见的科学领域以外的，例如，太阳崇拜帮助刻卜勒成为一个哥白尼主义者。①其他人必须取决于自传和人物的特性。甚至发明家的国籍或者以前的荣誉以及他的导师有时也能起重要作用。②因此，最后我们必须学会以不同的方式来问这个问题。于是，我们关心的不是事实上使这个或那个个人转变的论据，而不如说是使这种团体转变的论据，它们或早或迟总会重新形成一个单一的集体。可是，我们把这个问题推迟到最后一章。同时考查某些在改变规范的斗争中已被证明特别有效的论据。

    ①关于太阳崇拜在刻卜勒思想中的作用，请参看E.A.勃特：《现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修订版，纽约，1932年，英文版），第44-49页。

    ②关于荣誉的作用，请想一想下面这件事：瑞利勋爵在他的荣誉已经建立以后，有一次向英国协会提交了一篇关于电动力学的某些佯谬的论文。当这篇论文最初送出时，他的名字由于疏忽而遗漏了，这篇论文本身最初被当作某些“反论家”的工作而被拒绝了。不久以后，这篇文章署了作者的名字，就以过分的辩解被接受了（R．J．斯特鲁特，瑞利男爵第四：约翰·威廉·斯特鲁特，瑞利男爵第三［纽约，1924年」；第228页）。

    由于新规范的支持者提出的唯一最流行的要求，也许是他们能解决使老规范导致危机的各种问题。当这种要求能合法地提出时，往往可能是最有效的一个。在提出这种规范的领域中已经知道有困难。人们已经反复地探讨过那种困难，并且企图排除它，而一再被证明是徒劳的。那些能特别鲜明地区别两种规范的“决定性实验”，甚至在新规范发现以前就已经被认识和证明了。因此，哥白尼声称，他已经解决了日历年的长度这个长期令人烦恼的问题。牛顿声称他已经使大地的力学和天上的力学一致起来了，拉瓦锡声称，他已经解决了气体识别和重量比例的问题，而爱因斯坦则声称，他已经使电动力学和一种修正了的运动科学一致起来了。

    如果新规范在表现量的精确性方面比它的老的竞争者好得多，这种要求就特别有希望成功，刻卜勒的鲁道尔芬表比所有根据托勒密理论计算出来的那些表在定量上的优越性是天文学家们转向哥白尼主义的主要因素。牛顿在预言定量的天文观测上的成功，也许是他的理论战胜更合理但一律是定性的竞争者的一个最重要的理由。而在本世纪，普朗克的辐射定律和玻尔的原子这两项惊人的定量的成就，很快就说服了许多物理学家去采纳他们。虽然从整个物理科学来看，这两项贡献所造成的问题比它们解决的问题要多得多。①

    ①关于量子理论造成的问题；请参看F．雷喜：《量子理论》（伦敦，1922年，英文版），第二、四至九章。关于这一段里的其他例子，请参看这一章前面的参考文献。

    可是，已经解决了引起危机的问题这种要求本身很少是充分的。它也不能始终合法地提出。事实上，哥白尼的理论并不比托勒密的理论更准确，而且也没有直接导致日历上的任何改进。还有光的波动理论，在它首先被宣布以后有好几年，在分辨偏振效应方面，甚至不如它的对手光的粒子理论那样成功，而这就是光学危机的主要原因。有时标志非常研究特点的不严谨的实验会产生规范的候补者，最初对已经引起危机的问题根本没有帮助。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证据必须从这个领域的其他部分提出，它往往是随随便便的。只要这种新规范允许预言老规范流行时完全没有意料到的现象，就能在那些领城里提出特别有说服力的论据。

    例如，哥白尼的理论使人联想到行星应当象地球一样，金星应当显示出相，而且宇宙应当比以前曾经设想的要巨大得多。结果，在他死后六十年，望远镜突然显示了月亮上的山脉，金星的相，以及大量的以前没有料想到的恒星，那些观察特别是在非天文学家中间为新理论带来了大量改变信仰的人。①至于波动理论，专业人员改变信仰的一个主要根源更富有戏剧性。当弗雷内尔能说明圆盘的阴影中心上有一个白点存在时，法国的抵抗相对地说突然完全瓦解了。甚至他也没有预料到这种效应，而他的反对者之一泊松一开始就已经证明，只要弗雷内尔的理论是荒谬的，这种效应就是必然的。②因为它们的冲击价值，以及因为它们从一开始就如此明显地没有“纳入”新理论，象这些论据证明是特别有说服力的。有时即使有问题的现象在说明它的理论第一次被引进以前很久就已经观察到了也能利用额外的力量。例如，爱因斯坦看来没有预料到广义相对论会精确地说明水星近日点的运动中这种著名的反常现象，当这样做时，爱固斯坦体会到了相应的胜利。③

    ①T.S.库恩，前引书第219～225页。

    ②且T．惠特克：《以太和电的理论的历史》，第一卷（第二版，伦敦；1951年，英文版），第108页。

    ③请参看同上，第二卷（1953年，英文版），第151～18O页，关于广义相对论的发展。关于爱因斯坦对这种理论同观察到的水星近日点的运动精确一致的反应，请参看在P．A．希耳泼编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哲学家-科学家》（伊凡斯顿，伊利诺斯；1949年，英文版），第101页。

    迄今讨论过的关于一种新规范的一切论据，是以竞争者有较好的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基础的。对于科学家来说，那些论据通常是最有意义和最有说服力的。前面的例子对于它们的巨大号召力的根源应当没有怀疑。但是，我仍将有理由短暂地回到那些论据，这些论据不论是个别地还是集体地都不是使人非相信不可的。幸而，也还有另一种考虑，能导致科学家们拒绝一种老规范和支持一种新规范。这些论据很少弄得非常明确，要求个人有适当的或者美的感觉，新理论被说成比旧理论‘更美”，“更适当”，或者“更简单”。很可能这样一些论据在科学中不如在数学中有效。大多数新规范的早期说法是不成熟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才能提出充分的美的要求，大多数团体已经用其他方法被说服了。然而，美的考虑的重要性有时可以是决定性的。虽然，美的考虑往往只能把少数科学家吸引到一种新理论方面来，它的最后胜利也许就依赖于那些科学家。如果他们没有因为和个人的理由很快接受它，规范的新的候补者也许决不会得到充分发展，以吸引整个科学团体的忠诚。

    为了看到这些比较主观的和美的考虑的重要性，请记住规范争论的是什么？当规范的候补者首先提出来的时候，它很少解决得了它所面临的几个问题，那些解大多数是不完备的。直到刻卜勒、哥白尼的理论几乎没有改进由托勒密做出的行星位置的预言。当拉瓦锡把氧看成“完全是空气本身”的时候，他的新理论完全不能应用于新气体激增所提出的各种问题，普里斯特利在他的反攻中以巨大的成功提出了这一点。象弗雷内尔的日点那样的情况是很少的。通常，只有在新规范已经提出，接受和利用以后很久才提出显然是决定性的论据——佛科摆以解释地球的自转或者斐索实验以证明光在空气中比在水中运动得更快。产生这些论据是常规科学的一部分，而且它们的作用不是在规范争论中而是在革命以后的教科书中。

    在那些教科书写成以前，当争论在继续时，情况是很不相同的。通常新规范的反对者能合法地要求，甚至在有危机的领域里，比它的传统的对手更优越一点。显然，它处理某些问题比较好，已经揭示了某些新的规律性。但是老规范大概能象它以前应付其他挑战一样去应付这些挑战。弟卡·布拉埃的地心天文学体系和燃素理论的后来的说法，是对规范的新的候补者提出的挑战的回答。而且两者都是相当成功的。①此外，传统理海和程序的捍卫者几乎总是指向它的新对手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但是就他们的观点来看根本不是问题。直到发现水的组成为止，氢的燃烧是支持燃素理论，反对拉瓦锡的理论的一个强有力的论据。而且在氧气理论已经胜利以后，它仍然不能解释由碳制备一种可燃气体，燃素论者曾指出这个现象作为他们的观点的强有力的支持者。②甚至在这种危机领域里，有时确实可以很接近于论据和反论据的平衡。而且在这个领域以外，这种平衡往往会明确地有利于这种传统。哥白尼摧毁了地球运动的一种历史悠久的解释，而没有代替它，牛顿对引力的一种比较古老的解释做了同样的事情，拉瓦锡对金属的共同性质做了同样的事情；等等。总之，如果规范的新的候补者必须从一开始就由精确而讲实际的人们来作出判断，他们只检查了有关的解决问题的能力，科学所经历的主要的革命是很少的。加以我们以前的叫做规范的不可比较性所产生的反论据，科学也许完全没有经历革命。

    ①关于布拉埃的体系，它同哥白尼的体系在几何学上完全是等效的；请参看J．L．E．德莱叶：《从泰勒斯到刻卜勒的天文学史》

    第二版；纽约，1953年，英文版）第359～371页。关于燃素理论的最后的说法和它们的成就，请参看J．R．派丁顿和D.马基：《燃素理论的历史研究》，《科学记事》，第IV卷，（1939年），第113～149页。

    ②关于由氢提出的问题，请参看J．R．派丁顿：《化学简史》（第二版：伦敦，1951年，英文版），第134页。关于一氧化碳；请参看H.柯泼：《化学史》，第三卷，（布朗斯威克，1845年，德文版）第294～296页。

    但是，规范争论并不真正是关于相对的解决问题的能力的，虽然他们通常用那些术语来表达是有充分理由的。问题是哪一种规范在将来应当指导对各种问题的研究，其中有许多问题竞争者都还不能声称完全解决了。需要在交替的检验科学方面之间作出抉择，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抉择必须以未来的希望为基础，而更少以过去的成就为基础。信奉新规范的人在早期阶段往往必须不管由解决问题提出的证据而这样做。那就是说，他必须相信新规范在它所面临的许多大问题上会成功，只知道老规范在几个问题上已经失败了。只能根据信念作出那种决定。

    这就是为什么危机以前果然是如此重要的理由之一，科学家们并没有经历危机以前，很少会否认解决问题的过硬的证据，而去信奉很容易证明，并被广泛地认为是一种捉摸不定的东西。但是单有危机还是不够的。也必须有基础，虽然为了相信选中的特殊候补者它所需要的既不是合理的，也不是最终正确的。有些东西至少必须使一些科学家感到新建议是在正确的轨道上，有时只有个人的说不出的美学上的考虑不能做到那样。当大多数可以说得出的技术上的论据指向其他方向时，人们有时就会由于它们而改变信念。当最初提出时，哥白尼的天文学理论和德布洛意的物质理论两者都没有其他许多有吸引力的主要理由。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甚至今天主要是由于美学上的理由吸引着人们，在数学范围以外只有少数人能感受到的一种吸引力。

    这并不是暗示，新规范的最终胜利是由于某种神秘的美学。相反，很少有人单为这些理由而抛弃一种传统。那些人往往被证明是误入歧途了。但是，只要一种规范曾经取得胜利，它就必须得到一些最初的支持者，这些人会把它推进到能产生和增加精确而实际的论据的地步。即使那些论据，当它们出现时，也不是各自具有决定意义的。因为科学家们是有理性的人，这样那样的理由最终会说服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但是没有一个理由能够或应当说服他们全体。与其说一个集体的转变，不如说发生的是专业人员的忠诚分布状态中有日益增长的转变。

    规范的新的候补者一开始可以有少数支持者，有时这种支持者的动机也许是可以怀疑的。可是，只要他们是有能力的，他们就会改进它，探索它的可能性，并证明它将属于由它引导的团体。照这样继续下去，只要这种规范是一种注定要获胜的，对它有利的有说服力的论据的数量和力量就会增加。于是更多的科学家们就会转变，对新规范的探索就会继续。以这种规范为基础的实验、仪器、论文和书籍的数量就会逐渐增加。还有更多的人们相信这种新观点不会有成果，就会采取新的方式去检验常规科学，直到最后只有几个比较老的坚持者留下来。即使是他们，我们也不能说，是错误的。虽然历史学家们总能发现几个人，例如，普里斯特利，象他们所做的那样长期抗拒是不合理的，也不愿发现在某一点上抗拒是不合乎逻辑的和不科学的。他最多也许希望说，在他的整个专业已经转变以后继续抗拒的人，就根据这一事实已经不再是一个科学家了。

    XIII 由于革命而进步

    我们马上注意到，这个问题有一部分完全是语言学的。“科学”这个名词在很大范围内是留给确实明显地进步的那些领域的。这一点什么地方都没有关于这一门或者另一门现代社会科学是不是真正的一门科学这种经常发生的争论表现得更加清楚的了。这些争论在今天毫不犹豫地贴上了科学标签的各个领域的前规范时期中都有类似的情况。它们表面上的问题始终是那个使人烦恼的术语的定义。例如，人们争辩说，心理学是一门科学，因为它具有这种那种特征。其他人反对说，要使一个领域成为一门科学，那些特征或者是不必要的，或者是不充分的。往往是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引起了巨大的热情，而局外人简直不知道是为什么？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学”的定义吗？一个定义能告诉人们他是不是一个科学家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自然科学家或者艺术家并不对这个术语的定义发愁呢？任何人不可避免地要怀疑，这个问题是更为基本的问题。可能真的已经提出过如下一些问题：为什么我的领域不能象比方说物理学所做的那样向前进展呢，在技术上或者方法上或者意识形态上有什么变化会使它这样做呢？可是，这些都不能答复定义上一致的问题。而且，只要来自自然科学的先例是适用的，这些先例就不再是忧虑的来源，不是在找到一个定义的时候，而是当这个集体怀疑它们自己的状况，对它们过去和现在的成就达到。效的时候。例如，经济学家们对他们的领域是不是一门科学出社会科学其他一些领域的工作者争论得比较少，这也许是重要的。是不是因为经济学家们懂得什么是科学？或者倒不如说他们对经济学的看法是一致的呢？

    那个问题有一个反题，虽然不再只是语言学的，却可能有助于显示我们的科学观和进步观之间的无法摆脱的关系。许多世纪以来，在古代和在近代欧洲的初期，绘画被认为是一种积累的学科。在那些年代里，艺术家的目的被设想为描写。象普里尼和范萨里那样的批评家和历史学家，那时以崇敬的心情记录了一系列发明，从按照透视法缩短起，通过明暗对照法，已经有可能比较完备地描述自然界了。①但是，那些年代特别是在文艺复兴时期，也是科学和艺术之间感到了一点分裂的时期。列奥纳多是许多人中唯一的一个能在各领域之间自由地来往的人，这些领域只是在后来才明确地加以区分的。②而且，即使在这种稳定的交换已经停止以后，“艺术”这个术语继续同样地用于技术和工艺，它们象绘画和雕刻一样，也被看成是向前进步的。只有当后者明确地抛弃了以艺术作品作为它们的目的，并开始重新学习原始模型时，这种分裂才呈现象它现在这样的深度，我们现在已经认为这是当然的事了。即使在今天，要再一次变换领域，我们的部分困难就在于要看出科学和技术之间的深刻的差别，必然与进步是这两个领域的明显属性有关。

    ①
    E·H．戈姆勃列希：《艺术和幻想：绘画艺术作品的心理学研究》（纽约，196O年，英文版），第

    11～ 12页。

    ②同上，第97页；以及乔治·桑蒂兰纳：《艺术在科学的文艺复兴时期中的作用》；见《科学史的重要问题》；M．克拉克将编（麦迪逊，威斯康辛，1959年，英文版）；第33～65页。

    可是，认识到我们倾向于看出进步是科学的任何领域的标志。只能澄清，而不能解决我们的困难。为什么进步竟会是这本书已经描述的用这种技术和目标处理的一种事业的如此值得注意的一种特征呢，这个问题仍然有待理解。这个问题证明是几合一的，而且我们必须分别考察它们中间的每一个问题。可是，归根到底，它们的解决将部分地依赖于改变我们对科学活动和从事科学的团体之间的关系有正常的观点。我们必须学会认清通常被看成是效果的原因。只要我们能做到这一点，“科学进步”，甚至“科学的客观性”这类空话也许看来好象在某种程度上是多余的。事实上，这种多余的一个方面刚才已经说明过了。是不是一个领域获得进步就因为它是一门科学，或者它是一门科学就因为它获得进步？

    现在，请问为什么象常规科学那样一种事业竟会进步，并从回想它的一些最明显的特征开始。按正规，一个成熟的科学团体的成员，都按一个单一的规范或者按一套密切有关的规范工作。不同的科学团体研究同样的问题是很少的。这种团体同时持有几种主要规范是例外。可是，从任何一个团体内部来看，无论是科学家也好，不是科学家也好，成功的创造性工作的结果是进步的。它怎么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呢？例如，我们刚才已经注意到，当艺术家的目的在于他们的艺术作品时，评论家和历史学家两者都记述了这种明显地统一了的团体的进步。其他创造性的领域显示出同类的进步。神学家明确地讲教条，哲学家推敲康德主义者献给进步的规则。只要这个团体共同利用他的前提。有创造性的学派不承认一种工作一方面是一个创造性的成就，但另一方面又没有增加这个集体的成就。如果我们象许多人所做的那样，怀疑和科学的领域获得进步，那就不可能是因为个别学派没有获得任何东西。倒不如说，这必然是因为总是有一些竞争着的学派，每一个学派都经常不断地分析其他学派的真实的基础。例如，有人争辩说，哲学就没有获得进步，这种人强调，还是有亚里士多德主义者，而不是强调，亚里士多德主义已经不能进步了。

    可是，对进步的这些怀疑，在科学中也出现了。整个前规范时期有大量竞争着的学派，除了在学派范围以内，进步的证据是很难找到的。这是在第二章中描述过的时期，在这种时期里，个人从事科学，但是，正如我们知道的，他们从事的事业的结果并不就意味着科学。还有，在革命时期，当一个领域的基本原则再一次成为问题时，只要采纳了这种或者那种相反的规范，对继续进步的可能性本身就会反复地表示怀疑。那些抛弃牛顿主义的人们声称，牛顿主义依靠固有的人会使科学回到黑暗时代。那些反对拉瓦锡的化学的人们主张，抛弃化学“原理”，以支持实验室元素，就是抛弃那些人已经获得的化学解释，他们宁愿仅仅用名字来退避问题，反对爱因斯坦，波姆和其他人反对量子力学的占统治地位的几率解释，似乎都是以类似的感情为基础的，只是表达得比较温和而已。总之，只有在常规科学期间，进步才好象既是明显的，又是有保证的。可是，在那些时期，科学团体没有其他方法能观察它的工作成果。

    因此，关于常规科学，对进步问题的部分回答仅仅在于注视者的观察力。科学的进步同其他领域里的进步在种类上并不是不同的，也是在多数时间里没有竞争着的学派互相询问各自的目的和标准，使得要观察常规科学团体的进步要容易得多。可是，那只是部分回答，而且决不是最重要的部分。例如，我们已经注意到，一旦接受了一个共同的规范，就已经从经常要重新考查它的最初原理这种需要中解放了这个科学团体，这个科学团体才能专一地集中注意与它有关的最微妙和最奥秘的现象。那就不可避免地确实会增加整个团体解决新问题的有效性和效率。科学生活的其他方面进一步丰富着这种很特殊的效率。

    其中有些是成熟的科学团体同外行和日常生活的要求空前未有的绝缘的结果。那种绝缘从来不是完备的，我们现在讨论的是程度问题。然而，其他专业团体中个人的创造性的工作没有一个是这样专一地向这个专业的其他成员提出，并由这个专业的其他成员评价的。最奥妙的诗人和最抽象的神学家比科学家更关心他的创造性的工作是否受欢迎，尽管一般说来，他对是否受欢迎也许并不那么关心。那种差别证明是很重要的。正因为他的听众都是同事，这是一种分享他自已的价值和信念的听众，他仅仅是为这种听众在工作。因此，科学家能认为单一的一套标准是当然的。他不需要担心其他某些团体或学派会想到，因而能解决一个问题，并且比那些为比较不合于公认标准的团体立作人们更快地识破下一个问题。甚至更为重要的是，科学团体同社会绝缘允许个别科学家把他的注意力集中于他有充分理由相信他会有可能去解决的那些问题。科学家不象工程师和许多医生，以及大多数神学家，他们不需要选择问题，因为他们迫切需要解答而且不注意对解决问题有效的工具。在这方面，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之间的对照也是有教益的。社会科学家常常倾向于主要用获得一个解答的社会重要往来为他们选择一个研究课题辩护。例如，种族歧视的结果或者商业循环的原因，等等，而自然科学家几乎从来不这样做。那么人们将期望哪一个团体以较快的速度解决问题呢？

    同较大的社会绝缘的结果是大大强化了专业科学团体的另一个特征，即它在教育上传授的性质。在音乐，绘画艺术和文学中，从专者靠接受其他艺术家的作品，主要是较早的艺术家的作品的影响获得他的教育。除了原始创作简编或手册以外，教科书是有第二位的作用。在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中，教科书有较大的意义。但是，即使在这些领域里，学院的基础课程也用类似原始资料方面的读物，其中有些是这个领域的“经典著作”，其他是科学工作者写的现代研究报告。结果是在这些学科的任何一门中，学生经常认识到有一大堆各种各样的问题，是他未来的集体成员企图经过一定时间要解决的。甚至更为重要的是，他经常面临着这些问题的许多竞争着的和不能比较的解答，他最终必须为自己评价这些解答。

    把这种形势同现代自然科学中的形势相对照。在这些领域里，学生主要依靠教科书，直到他第三或第四年做毕业论文时，他才开始他自己的研究工作。许多科学课程甚至并不要求毕业生去读不是专门为学生写的著作。少数课程确实在研究论文和专题著作中指定了补充读物，这样指定的作业局限于最先进的课程和通用的教科书不再采用的材料。直到科学家教育的最后阶段，教科书才有可能系统地由创造性的科学文献来代替。相信他们的规范，才使这种教育方法成为可能，少数科学家会希望要改变它。总之，例如，为什么学物理学的学生竟会要读牛顿、法拉弟。爱因斯坦和薛定谔的著作呢？关于这些著作，他所需要知道的一切，在许多现代的教科书中已经以简单得多的，而且以更加准确、更加系统的形式扼要地说明了。

    我并不想要为这种类型的教育偶然带来的过多的时间辩护，但是，人们不得不注意到，一般说它是很有效的。当然，这是一种狭隘而且僵化的教育，也许除正教神学以外，可能比其他任何教育都更狭隘而僵化。但是，在教科书明确表示的传统范围内，科学家对常规科学工作和解难题几乎是完全训练有素的。而且，他对另一种任务通过常规科学产生重大危机，也有充分准备。当危机出现时，科学家当然不是同样有充分准备的。虽然在不那么僵化的教育实践中也有可能反映出延长了的危机，科学的训练却没有事先计划好要产生这种人，他很容易发现一条新的途径。但是，只要有人同规范的新的候补者一起出现——通常是一位年青人或者对这个领域来说是一位新手——只会给个人带来由于僵化而造成的损失。在特定的一代人中产生这种改变，个人的僵化同一个情况需要时能从一种规范转移到另一种规范的团体是不相容的。当极端僵化给这个团体提供了一个敏感的指示器，表明什么事出了毛病时，就特别不相容了。

    因此，在正常情况下，一个科学团体是解它的规范规定的问题或难题的一个很有效的工具。而解那些问题的结果，不可避免地必须是进步的。这里没有问题。可是，只要集中注意力于科学中的进步问题的第二个主要部分，就可以看到那些问题。因此，让我们转向这个部分，并了解通过非常科学所取得的进步。为什么进步也会是科学革命的显而易见很普遍的伴随物呢？再问一问一次革命的结果能是什么，还可以学到许多东西。革命是以两个对立的阵营之一的完全胜利而告终的。这种团体可曾说过，它的胜利的结果不那么进步吗？那倒不如说就象承认他们已经错了，而他们的反对者是对的。对于他们来说，至少，革命的结果必须是进步的，而且他们处于一种优越的地位，可以确实科学团体的未来成员将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过去的历史。第十一章详细地描述了完成这件事的技巧，而且我们刚才已经回到了与专业科学生涯密切有关的一个方面。当一个科学团体否认过去的一种规范时，他同时抛弃大多数书籍和论文，其中曾包含这种规范，这是专业检查的一个恰当的题目。科学教育所用的不是艺术博物馆或考古典著作图书馆的等价物，结果是科学家对他的学科过去的观念有时有严重的歪曲。他比其他创造性领域的实践者更多地把科学看成是按一条直线通向这学科的现在的优越地位的。总之，他把它看成是进步。当他留在这个领域时，对他来说没有合用的替换物。

    这些议论将不可避免地暗示，一个成熟的科学团体的成员，象奥威尔的1984年的典型特征一样，是由当局重写的历史的牺牲品。而且，那种暗示并不是完全不适当的。在科学革命中既有损失也有收获，科学家们对前者特别盲目。①另一方面，对通过革命取得进步的说明不可以停留在这一点上。要这样做就意味着在这种科学中也许有权作出一种阐述，只要它不隐瞒在规范之间作出选择的过程和权威的性质，就不会是完全错的。如果只有权威，特别是如果只有非专业的权威是规范争论的仲裁人，这些争论的结果仍然可以是革命，但它不会是科学的革命。科学的存在本身依赖于在一种专门的团体成员中授予在各种规范之间作出选择的能力。如果科学要生存和成长，这种团体必须多么专门可以由人类抓住科学事业的微妙性本身来表示。我们已有记录的每一种文明已经具有技术、艺术、宗教、政治体系、法律，等等。在许多情况下，文明的那些方面就象我们自己那样去发展。但是，只有从古希腊传下来的文明拥有不止是最初步的科学。大量科学知识是最近四个世纪以来欧洲的产物。没有其他地方和时代支持过这种非常专门的团体，科学的生产率就来自这种非常专门的团体。

    ①科学史往往以一种特别惊人的形式遇到这种盲目性。这组从科学到盲目性的学生往往是他们所教的最值得奖赏的一组学生。但是；在开始时，通常也是最受挫折的。因为，学科学的学生“知道正确的回答”；要他们用自己的术语去分析一种比较古老的学科是特别困难的。

    这些团体的本质特征是什么？显然，它们需要非常多的研究。在这个领域里，只有最富有试探性的概括才是可能的。然而，一个专业科学团体中的成员有许多必要条件是非常清楚的。例如，科学家必须关心去解决自然界的行为问题。此外，虽然他对自然界的关系也许在地球范围以内，可是他所研究的问题，必须是详细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使他满意的解也许不仅是个人的，而必须是许多人都接受的解。可是，接受这种解的团体，可不是从整个社会中随便地得到的，倒不如说是科学家的专业相同的人们的有明确界限的团体。科学生活的最坚定的虽然还没有写出来的规则之一是一般科学问题禁止向国家首脑或者平民大众提出呼吁。承认有独一无二的有能力的专业团体存在，并接受它作为专业成就的唯一的仲裁者的角色，还有更深刻的含意。这种团体的成员，作为个人，依靠他们所具有的训练和经验，必须被看成是这种游戏规则或者明确判断某些等价基础的唯一拥有者。怀疑他们有这样一些评价的基础就要承认科学成就有不一致的标准存在。承认这些就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在科学中真理是否能一致的问题。

    科学团体其所有的这种特征的一小张清单完全是从常规科学的实践中提出来的，而且它应当有这些特征。科学家通常受过这种活动的训练。可是，请注意，虽然这张清单很小，已经是以把这样的团体同所有其他专业团体分开。此外，还要注意，尽管这张清单来自常规科学，它却说明了这个团体在革命期间、特别是在规范争论期间的回答的许多特征。我们已经观察到这种团体必须把规范改变看成是进步的。现在我们也许认识到，这种观念的重要方面是自动实现的。科学团体是通过规范改变使解决了的问题的数量和精确性达到最高的最有效的工具。

    因为，科学成就的单位是解决了的问题，而且因为这种团体很好地知道，哪些问题已经解决了，少数科学家将很容易被说服去采取一种观点，并且重新开始探索以前已经解决了的许多问题。自然界本身必须首先使以前的成就看来好象是成问题的，以削弱专业可靠性的基础。甚至当这一点已经出现，而且已经引起了规范的新的候补者时，除非相信已经遇到了两种全都很重要的条件，科学家们将不愿意信奉它。首先，新的候补者必须似乎要解决某些不能以其他方式遇到的著名的和普遍承认的问题。第二，新规范必须允许保持比较大的一部分具体解决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对于科学来说由于它的先驱者已经增长了。在科学中就象在其他许多创造领域中一样，为了他们自已，新事物并不是一种感到需要的东西。结果，尽管新规范很少或者从来不拥有他们的先驱者的全部能力，他们通常保持着过去的成就的许多最具体的部分，而且他们总是允许具体问题的附加的解。

    这个问题说了许多并不是暗示解决问题的能力对规范选择来说是唯一的或者明确的基础。我们已经注意到许多理由，为什么不能有那种标准。但是它确实使人想起，一个科学专家的团体会做它所能做的一切，以保证调集起来的资料的继续增长，而且它能精确而细致地处理它。在这种过程中，这个团体会蒙受损失。有些老问题往往必须排除。此外，革命常常使这种团体在专业上关心的范围变得狭隘，使它专门化的范围增加，并且使它同其他科学团体和外行的交往都减少。虽然科学在深度上一定增加，它在广度上也许并不增加。如果它确实是这样，那么这种广度主要表现在科学专业的激增上，而不只是表现在任何一个专业的范围上。然而，对个别团体来说，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损失，这些团体的性质对于已由科学解决了的问题的清单和个别问题的解的精确性将日益增长两者都提供了事实上的保证。至少，无论如何只要它能提供，这种团体的性质是会提供这样一种保证的。还有什么是比料学团体的决定更好的标准呢？

    最后几节指出了方向，我相信一定会在科学中找到进步问题的一个更精确的解。也许他们表明，科学的进步完全不是我们对它理解的那样。但是，他们同时表明，一种进步不可避免地会表示科学事业的特征，只要这样一种事业存在的话。在科学中不需要另一种进步。为了更加精确，我们也许必须放弃这种明确的或含蓄的观念。规范的改变使科学家和向他们学习自那些人越来越接近真理。

    直到这最后很少几页，“真理”这个名词仅仅在弗兰西斯·倍根的一处引文中才进入了这本小册子，现在是注意这一点的时候了。甚至在那几页里，它也只是作为科学家的信念的一种来源进入的，当这种专业的主要任务是要淘汰一切而只留一套规则时，除了革命时期以外，对于做科学工作来说，不相容的规则是不能共存的。在这本小册子里描述过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从原始开端的进化过程，这个过程的相继阶段是由对自然界的日益详尽细致的理解来表示的。但是，对无论什么来说，使它成为一个进化过程，并没有也不会说出什么。那种空隙不可避免会打扰许多读者。我们全都深深地习惯于把科学看成是一种不断地接近于自然界预先安排的某些目的的事业。

    但是，需要有这样的目的吗，我们能不能根据这种团体在任何时期的知识状况用进化来说明科学的存在及其成就呢？它是否确实有助于设想：有一种对自然界的完备，客观而又真实的说明呢？以及科学成就的特有标准是它把我们引向那最终目的的程度吗？如果我们能学会用根据我们确实知道的进化来代替我们想要知道的进化，许多令人烦恼的问题也许会在这种过程中消失。例如，在这种迷宫的某个地方必然会有归纳的问题。

    我还不能详细说明这种候补的科学进步观的结果。但是，它有助于认识这里介绍过的概念变换，非常接近于西方人在一个世纪以前采取的那种概念变换。当达尔文在1859年第一次发表了他的由于自然选择的进化理论时，使许多专业人员最伤脑筋的既不是物种变化的观念，也不是人可能有来自猿的血统。指明进化的论据，包括人的进化在内，已经积累了几十年了，进化思想在以前就已经提出并广泛地传播了。虽然进化本身确实遇到了特别是来自某些宗教团体的抵抗，但它决不是达尔文主义面临的最大的困难。那种困难堵住了一种更加接近达尔文自已的思想。达尔文主义以前的所有著名的进化理论——拉马克，钱伯斯，斯宾塞和德国的自然哲学——已经认为进化是一个有目的的过程。人和动植物群的“思想”被斯为是从生命最初创造时起也许在上帝的心里就已经有了。那种思想或计划为整个进化过程提供了方向和指导力量。进化发展的每一个新阶段是一开始就已经有了的一种计划的比较完善的实现。①

    对于许多人来说，废除这种神学的进化是最重要的，至少是合乎达尔文的建议的趣味的。②《物种起源》不承认有上帝或者自然界安排的目的。而是在既定环境中并且有现在近在手边的有机体在起作用的自然选择对逐渐地但是稳定地出现更为复杂的、进一步明确表达了的、非常专门化的有机体负责。甚至象人的眼睛和手这样惊人适应的器官——设计这些器官以前已经为有最高级的设计家和一个先进计划的存在提供了强有力的论据——也是一种过程的产物，它从原始的开端向无目的稳定地前进。仅仅由有机体之间的生存竞争发生的自然选择，能产生人以及高等动物和植物这种信念，是达尔文理论的最困难和恼人的方面。在没有一个特殊“目的”时，“进化”、“发展”和“进步”能意味着什么呢？对于许多人来说，这样一些名词似乎是自相矛盾的。

    ①洛伦·艾斯利：《达尔文的世纪：进化和发现了它的人》（纽约，1968年，英文版），第二、四、五章。

    ②关于达尔文主义同这个问题的一次著名的斗争的特别敏锐的说明，请参看A．亨特杜泼利；阿萨·格雷，1810～1888年（剑桥，麻省；1959年，英文版），第295～306．355～383页。

    把有机体的进化同科学思想的进化联系起来类比很容易推进得太远。但是，对于结尾这一章的问题来说，它是非常近乎完善的。这种过程在第十二章中被描述为革命的解决，它是由科学团体内部冲突所选择的实现未来科学的最适的方式。一连串这样的革命选择的最后结果，由正常研究的各个时期分开；是一套我们称之谓现代科学知识的适应得很好的工具。这种发展过程的相继阶段，是以连接方式和专门化的增加为标志的。而且整个过程也许已经发生了，就象我们现在设想生物进化现在所做的那样，但没有受益于一种预先准备好的目的，一种永恒不变的科学真理，它在科学知识的每一个发展阶段上只是一个比较好的典型。然而，迄今为止，注意这场争论的任何人都会感到需要问，为什么进化过程竟然会起作用。为了使科学成为可能，自然界，包括人在内必须是怎么样的，为什么科学团体竟然会达到在其他领域中不能达到的牢固的一致？为什么一致竟然能忍受一个接一个的规范改变？以及为什么规范改变竟会总是产生比以前已知的那些在任何意义上都更加完善的工具？按照一种观点，这些问题，除了第一个，已经回答了。但是，按照另一种观点，这些问题就象这本小册子开始时那样还没有解决。不仅这种科学团体必须是专门的。那种团体也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这个世界也具有非常专门的特征，这些特征是什么，我们并不比开始时知道得更准确。可是，为了使人可以了解这个世界，这世界必须是怎么样的这个问题并不是由这本小册子创造的。相反，它象科学本身一样古老，而且它仍然没有得到回答。但是，在这里不需要回答它。关于自然界的任何概念已经证明同科学的成长相一致，是同这里提出的科学的进化观点相一致的。因为这种观点同仔细观察科学生活也是一致的，在企图解决许许多多仍然存在的问题时运用这种观点是强有力的论据。

  • 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

    第一章　“愚人船”

    在中世纪结束时，麻疯病从西方世界消失了。在社会群落的边缘，在各个城市的入口，展现着一片片废墟旷野。这些地方已不再流行疾病，但却荒无人烟。多少世纪以来，这些地方就属于“非人”世界。从14世纪到17世纪，它们将用一种奇异的魔法召唤出一种新的疾病、另一种狰狞的鬼脸，等待着社会清洗和排斥的习俗卷土重来。
    从中世纪盛期到十字军东征结束，麻疯病院成倍的增加，有麻疯病人的城市遍及整个欧洲。根据帕里斯的说法，整个基督教世界的麻疯病院多达一万九千个。在1226年路易八世颁布麻疯病院法前后，法国官方登记的麻疯病院超过9千个。仅在巴黎主教区就有43个，其中包括雷纳堡、科尔贝、圣瓦莱雷和罪恶的尚布利（champ-pourri，污浊之地）；还包括沙朗通。两个最大的病院就在巴黎城边，它们是圣日耳曼和圣拉扎尔门。这两个名字我们在另一种病史中还会见到。这是因为自15世纪起，它们都空无病人了。在16世纪，圣日耳曼成为少年罪犯教养院。到圣文森（saint-vincent）21时期之前，圣拉扎尔只剩下一个麻疯病人，他是”朗格卢瓦先生，民事法庭的律师”。南锡麻疯病院是欧洲最大的麻疯病院之一，但是在麦笛锡（marie de medcis）摄政时期，仅仅收容过4个病人。根据卡泰尔（catel）的《回忆录》，中世纪末在图卢兹有29所医院，其中7所是麻疯病院。但是到17世纪初，只有3所还被人提到。它们是圣西普里安、阿尔诺一贝尔纳和圣米歇尔。人们对麻疯病的消失感到欢欣鼓舞。1635年，兰斯的居民举行隆重的游行，感激上帝使该城市免除了这种瘟疫。
    早在一个世纪以前，王权就开始控制和整顿捐赠给麻疯病院的巨大财产。1543年12月9日，弗朗索瓦一世下令进行人口调查和财产清查，”以纠正目前麻疯病院的严重混乱”。1606年，亨利四世颁布敕令，要求重新核查麻疯病院的财产，“将这次调查出来的多余财产用以赡养贫困贵族和伤残士兵”。1612年12月24日的敕令提出同样的要求，但这次多余的收入被用于救济穷人。
    实际上，直到17世纪末，法国麻疯病院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由于这个问题具有经济上的重要性，因此引起多次冲突。直到1677年，仅在多菲内省还有44个麻疯病院。1672年2月20日，路易十四把所有的军事和医护教团的动产都划归圣拉扎尔和蒙特一卡梅尔教团，它们被授权管理王国的全部麻疯病院。大约二十年后，1672年敕令被废止。自1693年3月至1695年7月，经过一系列左右摇摆的措施，麻疯病院的财产最后被划归给其他的医院和福利机构。分散在遗存的一千二百所麻疯病院的少数病人，被集中到奥尔良附近的圣梅曼病院。这些法令首先在巴黎实行，最高法院将有关收入转交给总医院的各机构。各省当局也效仿这一做法。图卢兹将麻疯病院的财产转交给绝症患者医院（1696年）；诺曼底的博利俄麻疯病院的财产转交给康城的主官医院；沃里麻疯病院的财产划归给圣福瓦医院。只有圣梅曼病院和波尔多附近的加涅茨病室保留下来。
    在12世纪，仅有一百五十万人口的英格兰和苏格兰就开设了220个麻疯病院。但是，早在14世纪，这些病院就开始逐渐闲置了。1342年，爱德华三世下令调查里彭的麻疯病院（此时该医院已无麻疯病人），把该机构的财产分给穷人。12世纪末，大主教普依塞尔创建了一所医院，到1434年，该医院只有两个床位供麻疯病人用。1348年，圣奥尔本斯大麻疯病院仅收容着三个病人；二十四年后，肯特的罗默纳尔医院因无麻疯病人而被废弃。在查塔姆，建于1078年的圣巴托罗级麻疯病院曾经是英格兰最重要的病院之一；但是在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它只收容了两个病人；到1627年，它终于关闭。
    在德国，麻疯病也同样在消退，或许只是稍微缓慢一些；然而，宗教改革运动加速了麻疯病院的改造。结果，由市政当局掌管了福利和医护设施。在莱比锡、慕尼黑和汉堡都是如此。1542年，石勒斯威希一霍尔斯坦的麻疯病院的财产转交给了医院。在斯图加特，1589年的一份地方行政长官的报告表明，五十年以来该地麻疯病院中一直没有这种病人。在利普林根，麻疯病院也很快被绝症患者和精神病人所充斥。
    麻疯病的奇异消失，无疑不是长期以来简陋的医疗实践的结果，而是实行隔离，以及在十字军东征结束后切断了东方病源的结果。麻疯病退隐了，但是它不仅留下这些下贱的场所，而且留下了一些习俗。这些习俗不是要扑灭这种病，而是要拒之于某种神圣的距离之外，把它固定在反面宣传之中。在麻疯病院被闲置多年之后，有些东西无疑比麻疯病存留得更长久，而且还将延续存在。这就是附着于麻疯病人形象上的价值观和意象，排斥麻疯病人的意义，即那种触目惊心的可怕形象的社会意义。这种形象必须首先划入一个神圣的圈子里，然后才能加以排斥。
    虽然麻疯病人被排斥在这个世界、这个有形教会的社会之外，但是他们的存在依然是对k帝的一个可靠证明，因为这是上帝愤怒和恩宠的一个表征。维也纳教会的仪式书上说：”我的朋友，主高兴让你染上这种疾病，你蒙受着主的极大恩宠，因为他愿意因你在这个世界上的罪恶而惩罚你。”就在牧师及其助手将麻疯病人倒拖出教会时，还在让病人相信自己依然是对上帝的证明：“不论你是否会离开教会和健康人的陪伴，你依然没有离开上帝的恩宠。”在勃鲁盖尔（bruesnel）的画上，在卡尔瓦里，人群围在基督身边，而麻疯病人与他仍保持着一定距离，但永远是在爬向卡尔瓦里。他们是罪恶的神圣证明。他们在自己受到的排斥中并透过这种排斥实现自己的拯救。透过一种与善行和祈祷相反的、奇异的厄运的作用，麻疯病人被没有伸过来的手所拯救。将麻疯病人遗弃在门外的罪人却给他打开了通向天国之路。”因为他们对你的疾病保持了克制；因为主不会因此而恨你，而要使你不脱离他的陪伴；如果你能忍耐，你便会得救，正如麻疯病人死于富人门外但却被直接送入天堂。”遗弃就是对他的拯救，排斥给了他另一种圣餐。
    麻疯病消失了，麻疯病人也几乎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但是这些结构却保留下来。两三个世纪之后，往往在同样的地方，人们将会使用惊人相似的排斥方法。一贫苦流民、罪犯和“精神错乱者”将接替麻疯病人的角色。我们将会看到，他们和那些排斥他们的人期待着从这种排斥中得到什么样的拯救。这种方式将带着全新的意义在完全不同的文化中延续下去。实际上，这种严格区分的重大方式既是一种社会排斥，又是一种精神上的重新统一。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想像图景上出现了一种新东西；这种东西很快就占据了一个特殊位置。这就是“愚人船”。这种奇异的“醉汉之舟”沿着平静的莱茵河和佛兰芒运河巡游。
    当然，愚人船（narrenschiff）是一个文学词语，可能出自古老的亚尔古英雄传奇。此时，这个重大的神话主题获得新的活力，在勃良第社会中广为流传。时尚欢迎这些舟船的故事：这些船载着理想中的英雄、道德的楷模、社会的典范，开始伟大的象征性航行。透过航行，船上的人即使没有获得财富，至少也会成为命运或其理的化身。例如，尚皮埃（symphorien champier）于1502年创作了《王公之舟和贵族之战》，于1503年创作了《淑女船》。另外还有《健康者之舟》、奥斯特沃伦（jacob van oestvoren）于1413年创作的《蓝舟》、布兰特（sebastian brant）（用于1494年创作的《愚人船》、巴德（josse bade）的著作《女愚人船》。当然，博斯的绘画也属于这个梦幻船队之列。
    然而，在所有这些具有浪漫色彩或讽刺意味的舟船中，只有愚人船是唯一真实的，因为它们确实存在过。这种船载着那些神经错乱的乘客从一个城镇航行到另一个城镇。疯人因此便过着一种轻松自在的流浪生活。城镇将他们驱逐出去；在没有把他们托付给商旅或香客队伍时，他们被准许在空旷的农村流浪。这种习俗在德国尤为常见。15世纪上半叶，纽伦堡有63个疯子登记在册，其中31人被驱逐。其后50年间，据记载至少有21人被迫出走。这些仅仅是被市政当局拘捕的病人。他们通常被交给船工。1399年，在法兰克福，海员受命带走一个赤身裸体在街巷中游走的病人。15世纪初，美因茨以同样方式驱逐了一个疯人罪犯。有时，水手们刚刚承诺，下来，转身便又把这些招惹麻烦的乘客打发上岸。法兰克福有一个铁匠两次被逐，但两次返回，直到最后被送到克罗兹纳赫。欧洲的许多城市肯定经常看到”愚人船”驰入它们的港口。
    揭示这种习俗的确切含义并非一件易事。有人会设想，这是一种很普通的引渡手段，市政当局以此把游荡的疯人遣送出自己的管界。这种假设没有考虑到下列事实：甚至在专门的疯人病院设立之前，有些疯人已经被送进医院或受到类似的看护；巴黎的主官医院当时已在病房里为他们设置了床位。在整个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大多数城市都有专门的疯人拘留所，如默伦的沙特莱堡，康城著名的疯人塔。在德国有数不胜数的疯人塔，如吕贝克的城关，汉堡的处女塔。因此，疯人不一定会被驱逐。有人会设想，只有外乡疯人才会被驱逐，各个城市都只照看自己市民中的病人。我们不是发现一些中世纪城市的账簿上有病人救济金或用以照料病人的捐款记录吗？但是。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在集中收容病人的地方，病人大多不是本地人。最先集中收容疯人的是一些圣地：圣马蒂兰·德·拉尔尚，圣希尔德维尔·德·古奈，贝桑松和吉尔。去这些地方朝圣是由城市或医院组织的。往往还得到城市或医院的资助。这些素扰着整个文艺复兴早期想像力的愚人船很可能是朝圣船。那些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疯人乘客是去寻找自己的理性。有些船是沿莱茵河顺流而下到比利时和吉尔。另一些船是沿莱茵河上行到汝拉和贝桑松。
    另外有一些城市，如纽伦堡，肯定不是圣地，但也聚集着大量的疯人。其数目之大，绝非该城市本身所能产生的。这些疯人的食宿都从城市财政中开支，但是他们未受到医治，而是被投入监狱。我们可以推测，在某些重要城市——旅游和贸易中心，有相当多的疯人是被商人和水手带来的，而在这里“丢失”了。这就使他们的家乡摆脱了他们。很可能的是，这些“非朝圣地”与那些将病人当作香客来接待的地方逐渐被人混同了。求医的愿望和排斥的愿望重合在一起，于是病人被禁闭在某个奇迹显灵的圣地。吉尔（gheel）村很可能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一个置放灵骨的地方变成了一个收容所、一个疯人渴望被遣送去的圣地，但是在那里，人们按照旧传统，规定了一种仪式上的区分。

    然而，漂泊的疯人、驱逐他们的行动以及他们的背井离乡，都没有体现他们对于社会效用或社会安全的全部意义。其他与仪式联系更紧密的意义肯定会表现出来。我们总会发现它们的蛛丝马迹。例如，尽管教会法规没有禁止疯人出席圣餐，但是疯人不得接近教堂。尽管教会从未采取任何行动来对付发疯的牧师，但是，1421年，纽伦堡一个疯癫的神父被十分在重地驱逐出教堂，似乎他由于身为神职人员而更为不洁，该城市从财政开支中支付了他的旅费。有些地方，人们当众鞭答疯人或者在举行某种游戏活动时嘲弄他追赶疯人，用铁头木棒将他们逐出城市。大量迹象表明，驱逐疯人已成为许多种流放仪式中的一种。
    这样，我们对病人的出航及其引起的社会关注所具有的奇特含义就能更充分地理解了。一方面，我们不应缩小其无可否认的实际效果；将病人交给水手是为了确保他不再在城墙下徘徊，确信他将远走他方，使他成为甘愿背井离乡的囚犯。但是，水域给这种做法添加上它本身的隐秘价值。它不仅将人带走，而且还有另外的作用——净化。航行使人面对不确定的命运。在水上，任何人都只能听天由命。每一次出航都可能是最后一次。病人乘上愚人船是为了到另一个世界去。当他下船时，他是另一个世界来的人。因此，病人远航既是一种严格的社会区分，又是一种绝对的过渡。在某种意义上，这不过是透过半真实半幻想的地理变迁而发展了病人在中世纪的边缘地位。因病人具有被囚禁在城关内的特许权，这种地位既具有象征意义，又变得非常现实：要排斥他就必须把他圈起来；因为除了门津之外没有其他适合他的监狱，所以他被扣留在那个渡口。他被置于里外之间，对于外边是里面，对于里面是外边。这是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地位。如果我们承认昔日维护秩序的有形堡垒现已变成我们良心的城堡，那么，病人的地位无疑至今仍是如此。
    水域和航行确实扮演了这种角色。病人被囚在船上，无处逃遁。他被送到干支百叉的江河上或茫茫无际的大海上，也就被送交给脱离尘世的、不可捉摸的命运；他成了最自由、最开放的地方的囚徒：被牢牢束缚在有无数去向的路口。他是最典型的人生旅客，是旅行的囚徒。他将去的地方是未知的，正如他一旦下了船，人们不知他来自何方。只有在两个都不属于他的世界当中的不毛之地里，才有他的真理和他的故乡。虽然这种习俗和这些价值观是那种将要长期存在的想像关系的滥殇，但是它们渊源于整个西方文化的历史之中。反过来说，这种源于无法追忆的时代的关系此时被召唤出来，并使病人出航成为习俗。难道不是这样吗？至少可以肯定一点：水域和疯癫长期以来就在欧洲人的梦幻中相互联系着。
    譬如，装成疯子的特里斯丹命令船夫把他送到康沃尔的丰边。当他来到国王马克的城堡时，这里的人们都不认识他，也不知道他来自何方。他发表了许多奇谈怪论，人们既感到熟悉又感到陌生。地洞悉一切平凡事物的秘密，因此他只能是来自另一个毗邻的世界。他不是来自有着坚固城市的坚实大地，而是来自水无宁静的大海，来自包藏着许多奇异知识的陌生大道，来自世界下面的那个神奇平原。伊瑟最先发现，这个疯子是大海的儿子，傲慢的水手把他遗弃在这里，是一个不祥的信号：“那些该死的水手带来了这个疯子！为什么他们不把他投入大海！”当时，同样的题材不止一次地出现。在15世纪的神秘主义者中间，它变成这样一个情节：灵魂如同一叶小舟，被遗弃在浩瀚无际的欲望之海上，忧虑和无知的不毛之地上，知识的海市蜃楼中或无理性的世界中。这叶小舟完全听凭疯癫的大海支配，除非它能抛下一只坚实的锚——信仰，或者扬起它的精神风帆，让上帝的呼吸把它吹到港口。16世纪末，德·朗克尔认为，有一批人的邪恶倾向来自大海；航海的冒险生活，听凭星象的指引，世代拥专的秘密，对女人的疏远。正是浩瀚、狂暴的大海的形象，使人丧失了对上帝的信仰和对家园的眷恋。人落入了恶魔之手——撒旦的诡计海洋门1。在这个古典时代，人们多半用寒冷潮湿的海洋性气候、变化无常的天气的影响，来解释英国人的两郁性格。弥漫的水气浸透了人体的脉络和纤维，使之变得松垮而易于发疯。最后让我们跳过自奥非莉妮到罗蕾莱的浩瀚文学作品，仅仅提一下海因洛特（heinroth）引们的半人类学半宇宙学的精彩分析。他认为，疯癫是人身上晦暗的水质的表征。水质是一种晦暗的无序状态、一种流动的混，是一切事物的发端和归宿，是与明快和成熟稳定的精神相对立的。
    然而，如果说病人的航行在西方的精神世界里与如此之多的古老动机有联系，那么为什么这一题材在历世纪的文学和绘画中形成得那么突然？为什么愚人船及其精神错乱的乘客一下子便侵入了人们最熟悉的画面？为什么水域和疯癫的古老结合在某一天而且恰恰在这一天生出了这种船？
    其原因就在于它是一种巨大不安的象征，这种不安是在中世纪末突然出现在欧洲文化的地平线上的。疯癫和病人变成了重大现象，其意义暧昧纷杂：既是威胁又是嘲弄对象，既是尘世无理性的晕狂，又是人们可怜的笑柄。
    首先是故事和道德寓言。它们无疑有着悠久的渊源。但是到中世纪末，这方面的作品大量涌现，产生了一系列的“傻故事”。这些作品一如既往地鞭挞罪恶和错误，但是不再把这些全部归咎于傲慢、冷酷或疏于基督徒的操守，而是归咎于某种严重的愚蠢。这种愚蠢其实没有什么明确的缘由，但却使所有的人都卷入某种密谋。对疯癫（愚蠢）的鞭挞变成了一种普遍的批判方式。在闹剧和傻剧中，病人、愚人或傻瓜的角色变得越来越重要。他不再是司空见惯的站在一边的可笑配角，而是作为真理的卫士站在舞台中央。。他此时的角色是对故事和讽刺作品中的疯癫角色的补充和颠倒。当所有的人都因愚蠢而忘乎所以、茫然不知时，病人则会提醒每一个人。在一部人人相互欺骗，到头来愚弄了自己的喜剧中，病人就是辅助的喜剧因素，是欺骗之欺骗。他用十足愚蠢的傻瓜语言说出理性的词句，从而以滑稽的方式造成喜剧效果：他向恋人们谈论爱情，向年轻人讲生活的真理，向高傲者和说谎者讲中庸之道。甚至佛兰德尔和北欧非常流行的传统的愚人节也成了戏剧性的活动，并变成社会和道德批判，尽管它们可能包含着某些自发的宗教滑稽剧的因素。
    在学术作品中，疯癫或愚蠢也在理性和真理的心脏活动着。愚蠢不加区别地把一切人送上它的疯癫舟船，迫使他们接受普遍的冒险（如奥斯特沃伦的《蓝舟》、布兰特的《愚人船》。愚蠢造成了灾难性的统治，穆尔纳（thomas mumer）在《愚蠢的请求》中对此描绘得淋漓尽致。愚蠢在科洛兹（corroz）的讽刺作品《驳疯狂的爱情》中战胜了爱情。在拉贝的对话体作品《愚蠢和爱情的辩论》中，愚蠢和爱情争论，谁首先出现，谁造就了谁，结果愚蠢获得胜利。愚蠢也有自己的学术消遣。它是论争的对象，它与自己争论；它被批驳，但又为自己辩护，声称自己比理性更接近于幸福和真理，比理性更接近于理性。温普斐灵编辑了《哲学的垄断》，加卢斯编辑了《垄断与社会．光印船上的愚人》。而在所有这些严肃的玩耍中，占据中心位置的是伟大的人文主义作品：弗雷德尔的《复活的风俗》和伊拉斯漠（erasmus）的《愚人颂》。与这些孜孜于论辩的讨论，这些被不断重复、不断加工的论述，相互呼应的是一个从博斯的《治疗疯癫》和《愚人船》到布鲁盖尔的《愚人的呼喊》的问像长廊。木刻和版面将戏剧、文学和艺术已经描述的东西，即尽人节和愚人舞的混合题材，刻画出来。无可置疑，自15世纪以来，疯癫的形象一直萦绕着西方人的想像。
    一个年代序列本身可以说明问题。圣婴公墓的《死神之舞》无疑是15世纪初的作品，安息圣墓的同名作品很可能是在1460年前后创作的。1485年，马尔尚（guyot marchant）发表《死神舞》（danse macabre）。这六十年肯定是被这种狞笑的死神形象支配着。但是，1494年，布兰特写出《愚人船》，1497年，该作品译成拉丁文。在该世纪最本几年中，博斯画出《愚人船》。《愚人颂》写于1509年。这种前后交替关系是十分清楚的。
    直到历世纪下半叶前，或稍晚些时候，死亡的主题独领风骚。人的终结、时代的终结部带着瘟疫和战争的面具。威胁着人类生存的是这种万物都无法逃避的结局和秩序。甚至在此岸世界都感受到的这种威胁是一种无形之物。但是在该世纪的最后岁月，这种巨大的不安转向了自身。对疯癫的嘲弄取代了死亡的肃穆。人们从发现人必然要化为乌有转向戏德地思考生存本身就是虚无这一思想。面对死亡的绝对界限所产生的恐惧，通过一种不断的嘲讽而转向内部。人们提前解除了这种恐惧，把死亡变成一个笑柄，使它变成了一种日常的平淡形式，使它经常再现于生活场景之中，把它分散在一切人的罪恶、苦难和荒唐之中。死亡的毁灭已不再算回事了，因为它已无处不在，因为生活本身就是徒劳无益的口角、蝇营狗苟的争斗。头脑将变成骷髅，而现在已经空虚。疯癫就是已经到场的死亡问n。但这也是死亡被征服的状态。它躲在日常的症状之中。这些症状不仅宣告神已经君临，而且表示它的战利品不过是一个可怜的俘虏。死亡所揭去的不过是一个面具。要想发现骷髅的笑容，人们只需撤掉某种东西。这种东西既不是美，也不是真，而仅仅是石膏和金属丝做成的面具。无论带着面具还是变成僵尸，笑容始终不变。但是，当病人大笑时，他已经带着死神的笑容。因此，病人比死人更早地消除了死亡的威胁。文艺复兴全盛时期的”愚人的呼喊”战胜了中世纪末桑托广场墙上《死神胜利》的歌声。
    疯癫主题取代死亡主题并不标志着一种断裂，而是标志着忧虑的内在转向。受到质疑的依然是生存的虚无，但是这种虚无不再被认为是一种外在的终点，即威胁和结局。它是从内心体验到的持续不变的永恒的生存方式。过去，人们一度因疯癫而看不到死期将至，因此必须用死亡景象来恢复他的理智。现在，理智就表现为时时处处地谴责疯癫，教导人们懂得，他们不过是已死的人，如果说本日临近，那不过是程度问题，已经无所不在的疯癫和死亡本身别无二致。这就是德尚（eustache Deschamps）所预言的：
    一我们胆怯而软弱，
    贪婪、衰老、出言不逊。
    我环视左右，皆是愚人。
    末日即将来临，
    一切皆显病态。…

    现在，这些因素都颠倒过来。不再由时代和世界的终结来回溯性地显示，人们因疯癫而对这种结局毫无思想准备。而是由疯癫的潮流、它的秘密侵入来显示世界正在接近最后的灾难。正是人类的精神错乱导致了世界的末日。
    在造型艺术和文学中，这种疯癫体验显得极其一致。绘画和文字作品始终相互参照——这里说到了，那里就用形象表现出来。我们在大众节庆中、在戏剧表演中，在版画和木刻中，一再地发现同样的愚人舞题材。而《愚人颁》的最后一部分整个是根据一种冗长的病人舞的模式构思成的。在这种舞蹈中，各种职业和各种等级的人依次列队行进，组成了疯癫的圆舞。博斯在里斯本创作的绘画《圣安东尼的诱惑》中加上了一群荒诞古怪的人，其中许多形象借鉴了传统的面具，有些可能取材于《作恶的斧城人著名的《愚人船》不是直接取材于布兰特的《愚人船》吗？它不仅采用同样的标题，而且似乎完全是对布兰特的长诗第二十七章的图解，也是讽刺“酒鬼和线餐之徒”的。因此，甚至有人认为，博斯的这幅画是图解布兰特长诗主要篇章的系列绘画的一部分。
    毋庸置疑，我们不应被这些题材表面上的一脉相承所迷惑，也不应去想像超出历史本身所揭示的东西。再重复马尔对以往时代的分析，尤其是关于死亡题材的分析，是不太可能的了。因为言语和形象的统一、语言描述和艺术造型的统一开始瓦解了。它们不再直接共有统一的含义。如果说，形象确实还有表达功能，用语言传达某种现实事物的功能，那么我们必须承认，它已不再表达这同一事物。而且。因其本身的造型价值，绘画忙于一种实验。这种实验将使它愈益脱离语言，不管其题材表面上是否雷同。形象和语言依然在解说着同一个道德世界里的同一个愚人寓言，但二者的方向已大相径庭。在这种明显可感的分裂中，已经显示了西方疯癫经验未来的重大分界线。
    疯癫在文艺复兴地平线上的出现，首先可以从哥特象征主义的衰落中觉察到：这个世界所细密编织的精神意义之网仿佛开始瓦解，所展露的面孔除了疯态之外都令人难以捉摸。哥特形式继续存留了一段时间，但是它们渐渐沉寂，不再表达什么，不再提示什么，也不再教诲什么，只剩下它们本身的超越一切语言的荒谬存在（尽管人们对它们并不陌生）。环’象摆脱了沟道它们的理智和说教，开始专注于自身的疯癫。
    似乎矛盾的是，这种解放恰恰来自意义的自我繁衍。这种繁衍编织出数量繁多、错综复杂、丰富多彩的关系，以致除非用奥秘的知识便无法理解它们。事物本身背负起越来越多的属性、标志和隐喻，以致最终丧失了自身的形式。意义不再能被直觉所解读，形象不再表明自身。在赋予形象以生命的知识与形象所转而采用的形式之间，裂痕变宽了。这就为梦幻开辟了自由天地。有一部名为《人类得救宝鉴》的著作表明了哥特世界末期意义繁衍的情况。该书打破了早期教会传统所确立的各种对应关系，阐述了旧约和新约共有的一种象征体系，这种象征性不是基于预言的安排，而是源于某种意象的对应。基督受难并不仅仅有亚伯拉罕献身的预示，而且被对受难的赞美及无数有关梦幻所环绕。铁匠突巴门和伊赛亚的轮子都在十字架周围占据着位置，组成了超出各种关于牺牲的教诲之外的表现野蛮、肉体折磨和受难的古怪场面。这样，这种物象就被赋予附加的意义，并被迫来表达它们。而且，梦幻、疯癫、荒诞也能渗进这种扩展的意义中。这些象征性形象很容易变成恶梦般的幻影。可以看到，在德国版画中，古老的智慧形象常常用一只长颈鸟来表现，它的思想从心脏慢慢地升到头部，这样这些思想就有时间被掂量和斟酌。这是一个被人们谈腻了的象征，即用一个高雅学术的蒸馏器，一个提炼精华的工具的形象来表现思索的漫长过程。“老好人”的脖颈被无限拉长，这是为了更好地说明超出智慧之外的、反思知识的实际过程。这个象征性的人变成了一只怪鸟，其脖颈不合比例且干曲百折。这是一个荒诞的存在，既是动物又不是动物，与其说是表达某种严格的意义，不如说更近乎于某种有魔力的形象。这种象征的智慧是梦幻疯癫的俘获物。
    这个意象世界的一个基本变化是，一个多重意义所具有的张力使这个世界从形式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在意象表面背后确立了如此繁杂的意义，以致于意象完全呈现为一个令人迷惑不解的面孔。于是，这个形象不再有说教的力量，而是具有迷惑的力量。最典型的例子是中世纪人们早已熟知的《英语诗篇》中以及在沙特尔和布尔日教堂的雕刻中的著名半人半兽形象的演变。这种形象原来被用于告诫人们，被欲望驱使的人类是如何变成野兽的俘获物；这些放在怪兽肚子中的怪异面孔，属于柏拉图式的大隐喻世界，被用于谴责表现在荒唐罪恶中的精神堕落。但是，在15世纪，这种半人半鲁的疯癫形象，变成无数以”诱惑”为题的作品所偏爱的形象之一。冲击隐士安宁的不是欲望之物，而是这些神秘的、发狂的形状，它们出自于一种梦幻，而在某个世界的表面偷偷地留下，依然沉默而党秘。在里斯本教堂的壁画《诱惑》中，与圣安东尼相对而坐的就是这些出自疯癫及其引起的孤独、悔罪和困苦的形象中的一个。这个无形体的面孔上浮现着苍白的微笑，机灵的鬼脸表现的纯粹是焦灼。现在，正是这种梦魔幻影同时成为诱惑的主体和对象。正是这种形象吸引了苦行者的目光–他们都是某种对镜求索的俘虏。这种求索完全被这些包围着他们的怪物所造成的沉寂所吞没而得不到回答。这种半人半兽不再以其嘲讽形式唤醒人们恢复在荒唐的欲望中所遗忘的精神使命。正是疯癫变成了诱惑；它体现了不可能之事、不可思议之事、非人之事，以及一切暗示着大地表面上的某种非自然的、令人不安的荒诞存在的东西。而所有这一切恰恰赋予半人半兽以奇异的力量。对于15世纪的人来说，自己的梦幻、自己的疯癫幻觉的自由，无论多么可怕，但却比肉体需求的实现更有吸引力。
    那么，此时通过疯癫意象起作用的这种扭力是什么呢？
    首先，人们在这些怪异形象中发现了关于人的本性的一个秘密、一种禀性。在中世纪人的思想中，被亚当命名的动物界象征性地体现着人性的价值。但是在文艺复兴初期，人与动物界的关系颠倒过来了。野兽获得自由。它们逃出传说和道德图解的世界，获得自身的某种怪异性质。由于令人惊愕的颠倒，现在动物反过来追踪人，抓住人，向人揭示人自身的真理。从夜癫的想访中产生的非现实的动物变成了人的秘密本质。当本日来临，罪孽深重的人类以丑陋的裸体出现时，我们会看到，人类具有某种发狂动物的可怕形象。在布茨的《地狱》中，它们是锐鸣果，其身体是赌蟀和赤裸的罪人的结合；在洛赫纳的作品中，他们是展翅的猫头昆虫，人面甲虫以及煽动着如同不安而贪婪的双手的翅膀的鸟。这种形象在格吕内瓦尔德的《诱惑》中则是一只有多节手指的大猛兽。动物界逃避了人类符号和价值的驯化，反过来揭示了隐藏在人心中的无名狂暴和徒劳的疯癫。
    在这种幻影性相次的另一极，疯癫之所以有魅力，其原因在于它就是知识。它之所以是知识，其原因首先在于所有这些荒诞形象实际上都是构成某种神秘玄奥的学术的因素。这些怪异形状从一开始就被件于“伟大奥秘”的空间里。受它们诱惑的圣安东尼并不单纯是欲望的粗暴牺牲品，而更多地是受到好奇心的暗中引诱。他受到遥远而又亲近的知识的诱惑，受到那些半人半兽的微笑的诱惑。那些知识既在他呈现又在躲闪。他在向后倒退，这一步之差就使他不能跨入知识的禁区。他早就知道——这也正是对他的诱惑所在——卡丹随后所说的：“智慧同其他珍贵的东西一样，应该从地壳内连根除掉。”而这种无法接近的、极其可怕的知识则早已被天真的愚人所学握。当有理性、有智黑的人仅仅感受到片断的、从而越发令人气馁的种种知识形象时，愚人则拥有完整无缺的知识领域。那个水晶球在所有其他人看来是透明无物的，而在他眼中则是充满了隐形的知识。动鲁盖尔曾嘲笑病人试图识破这个水晶世界，但是恰恰在“呼喊着的女疯子”扛着的木棍顶端悬吊着这个多彩的知识球。这是一个荒诞却又无比珍贵的灯笼。而且，这个世界恰恰出现在忘忧乐园的反面。另一个知识象征是树（禁树、允诺永生和使人犯下原罪的树）。它曾种在人间乐园的中央，但后来被连根拔掉。而现在，正如在图解巴德的《女愚人船》的版画上可看到的，它成为愚人船上的桅杆。无疑，在博斯的《愚人船》上摇曳着的也正是这种树。
    这种愚人的智慧预示着什么呢？毫无疑问，因为它是被禁止的智慧，所以它既预示着撒旦的统治，又预示着世界的末日，既预示着终极的狂喜，又预示着最高的惩罚，既预示着它在人世间的无以武力，又预示着万却不复的堕落。愚人船穿行过一个快乐景区，这里能满足人的一切欲望。这是一个复苏的乐园，因为人在这里不再有痛苦，也不再有需求，但是他还没有返朴归真。这种虚假的幸福是反基督者的邪恶胜利。这是末日，是已经来临的未回。诚然，在15世纪，启示录上的梦境并不新鲜，但是它们的性质已与过去大相径庭。在14世纪精致的幻想插图上，城堡如骰子般摇摇欲坠，巨兽总是被圣母镇在海湾的传统的龙。总之，上帝的意旨及其迫近的胜利都赫然在目。但是，（在15世纪）这种画面被派灭了一切智慧的世界图像所取代。后者是自然界妖魔鬼怪的大聚会：高山消退而变成平原，遍野横尸、荒系露骨、星辰坠落、大地流火，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在凋萎、死亡。这个未日毫无作为过渡和希望的价值，而仅仅是一个吞没世界原有理性的夜晚的来临。丢勒的作品很能说明这一点。在他的画上，启示录中上帝派来的骑兵并不是胜利与和解天使，也不是和平正义的使者，而是进行疯狂报复的、披头散发的武士。世界陷入普遍的怒火之中。胜利既不属于上帝，也不属于撒旦，而是属于疯癫。
    疯癫在各个方面都使人们迷恋。它所产生的怪异图像不是那种转瞬即逝的”押物表面的现象。那种从最奇特的深安状态所产生的东西，就像一个秘密、一个无法接近的真理，早已隐藏在地表下面。这是一个奇特的体论。当人放纵其疯癫的专横时，他就与世界的隐秘的必然性面对面了；出没于他的恶梦之中的，困扰着他的孤独之夜的动物就是他自己的本质，它将揭示出地狱的无情真理；那些关于盲目愚意的虚浮意象就是这个世界的“伟大科学”；这种无序、这个疯癫的宇宙早已预示了残忍的结局。透过这种意象，文艺复兴时期的人表达了对世界的凶兆和秘密的领悟，而这无疑赋予了这些意象的价值，并且使它们的奇想具有极其紧密的联系。

    在同一时期，文学、哲学和道德方面的疯癫题材则蒙上另一层截然不同的面纱。
    在中世纪，疯癫或愚蠢在罪恶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自13世纪起，它通常被列入精神冲突的邪恶一方。在巴黎和亚眠（amiens），它出现在罪恶行列中，出现在争夺对人的灵魂的控制权的12对范畴中：信仰和偶像崇拜、希望和绝望、慈善和贪婪、贞洁和放荡、谨慎和愚蠢（即疯癫）、忍耐和狂暴、宽容和苛刻、和谐和纷争、服从和反叛、坚韧不拔和反复无常、刚毅与懦弱、谦卑与高傲。在文艺复兴时期，疯癫从这种平凡的位置跃居前茅。与于格的说法——亚当时代的罪恶谱系树植根于傲慢——不同，现在疯癫是一切人类弱点的领袖。作为无可争议的领唱者，它引导着它们，扫视着它们，点它们的名；”来认一认我的女伴吧。……周眼低垂的是自恋（philautia）。眼睛眯笑、挥手欢呼的是谄媚（colacia）。睡眼蒙眬的是健忘。支着下巴、抄着手的是慵倦（misoponia）。头戴花环、身洒香水的是享乐（hedonia）。目光游移茫然的是愚蠢（anoia）。肉体丰腴的是懒惰（tryphe）。在这些年轻女人中有两个女神，一个是欢悦女神，另一个是沉睡女神。”统治久的一切恶习是疯癫的绝对特权。但是，难道它不也间接地统治着人的一切美德吗？它不是统治着造就出明智的政治家的野心、造就出财富的贪婪、激励着哲人和学者的贸然好奇心吗？路易丝·拉贝仿效伊拉斯漠，让墨丘利（罗马传信和商业之神）恳求诸神：”不要让那个给你们带来如此之多欢乐的美貌女士遭到毁灭的厄运。”
    然而，这个新王权同我们刚才所说的那种与这个世界的巨大悲剧性力量相通的黑暗统治，几乎毫无共同之处。
    疯癫确实具有吸引力，但它并不蛊惑人。它统治着世上一切轻松愉快乃至轻浮的书情。正是疯癫、愚蠢使人变得“好动而欢乐”，正如它曾使“保护神、美神、酒神、森林之神和文雅的花园护神”去寻欢作乐一样。它的一切都显露在外表，毫无高深莫测之处。
    毫无疑问，疯癫同获得知识的奇异途径有某种关系。布兰特的诗《愚人船》的第一章就是描写书籍和学者的。在1497年拉丁文版的该章插图上，坐在由书籍难成的宝座上的大学教师，头戴一项博士帽，而博士帽的背后却是一个缝着铃档的愚人帽。伊拉斯漠在描写愚人舞时，让学者们占据了很大位置：在法律学者前面有文法学者、诗人、修辞学者、作家，在他们之后是”留着胡须身披斗篷的可尊敬的哲学家”，最后是浩浩荡荡的神学家。然而，如果说知识在疯癫中占有重要位置，那么其原因不在于疯癫能够控制知识的奥秘；相反，疯癫是对某种杂乱无用的科学的惩罚。如果说疯癫是知识的真理，那么其原因在于知识是荒谬的，知识不去致力于经验这本大书，而是陷于旧纸堆和无益争论的迷津中。正是由于虚假的学问太多了，学问才变成了疯癫。
    博学之上显声名，
    仰顾先贤知天命，
    不重典籍轻教义，
    唯求自然之技能。

    从长期流行的讽刺主题可以看出，疯癫在这里是对知识及其盲目自大的一种喜剧式惩罚。
    因此，就一般情况而言，疯癫不是与现实世界及其各种隐秘形式相联系，而是与人、与人的弱点、梦幻和错觉相联系。博斯在疯癫中所看到的任何模糊的宇宙观象。在伊拉斯漠那里都被消除了。疯癫不再在大地的角落伏击人类，而是巧妙地潜入人类。或者说，它是一种人类与自身所维持的微妙关系。在伊拉斯漠的作品中，疯癫以神话形式人格化。但这仅仅是一神文学手法。实际上，只存在着各种“呈放”一人的各种疯态：“有多少人，我就能列举多少种形象”；人们只须扫一照各个国家，包括治理得最好嫁：“那里充斥着如此之多的疯态，每夭都有许多新的疯志产生，即便有一千个德漠克利特来嘲笑他们也忙不过来。”因此，不存在疯癫，而只存在着每个人身上都有的那种疯态。因为正是人在对自身的依恋中，通过自己的错觉而造成疯癫。自恋是愚蠢在其舞蹈中的第一个舞伴。其原因在于，它们具有一种特殊的关系：自恋是疯癫的第一个症状其原因还在于，人依恋自身，以致以谬误为真理，以谎言为真实，以暴力和丑陋为正义和美。“这个人比猴子还丑陋，却自以为如海神般英俊；那个人用圆规划出三条线便自以为是欧几里德；第三个人自以为有美妙的歌喉，其实他在七弦琴前像个傻瓜，他的声音就像公鸡在啄母鸡。”在这种虚妄的自恋中，人产中了自己的疯癫幻象。这种疯癫象征从此成为一面镜子，它不反映任何现实，而是秘密地向自我观照的人提供自以为是的梦幻。疯癫所涉及的与其说是真理和现实世界，不如说是人和人所能感觉的关于自身的所谓真理。
    疯癫由此而进入一个完全的道德领域。邪恶不是惩罚或毁灭了，而仅仅是错误或缺点。布兰特的诗中有116段是描述愚人船上的乘客的，其中有守财奴、诽谤者、酒鬼，还有放荡不羁者、曲解圣经者、通好者。该诗的拉丁文译者洛舍在前言中说明这部作品的宗旨和意义。他认为，这首诗想告诉人们”可能有何种邪恶、何种美德，何种恶习；美德或错误会导致什么结果”；它同时根据每个人的恶行分别加以谴责：”不虔敬者、傲慢者、贪财者、奢侈者、放荡者、淫欲者、暴躁者、餐餐者、贪得无厌者、妒忌者、下毒者、离经叛道者”，……简言之，它谴责人所能做的一切不端行为。
    在15世纪的文学和哲学领域里，疯癫经验一般都用道德讽喻来表现。亲绕着画家想像的、病态发作造成的那些重大威胁丝毫没有被提到。相反，强烈的痛苦被看作是对这种发作的阻遏；人们闭口不谈这类事情。伊拉斯漠让我们把视线避开这种精神错乱——”那是复仇女神使其从地狱中溜出来的，她们动辄便放出她们的毒蛇”；他要赞颂的不是这类精神错乱形态，而是使灵魂摆脱”痛苦的烦恼而重新耽于各种享乐”的”甜蜜幻觉”。这个安褴的世界很容易驾驭；它很乐于向聪明人展示自己的天真秘密，而后者却哈哈大笑，敬而远之。如果说博斯、勃鲁盖尔和杜勒都是极其世俗的观察者，因而被周围熙熙攘攘的疯癫所困惑，那么伊拉斯溪则是从一个远距离的安全之处来观察疯癫：他是站在自己的奥林帕斯山上观察它。他之所以赞颂疯癫，是因为他能用众神的无法抑制的笑声来嘲笑它。须知，人的疯癫是一种神奇的景观；”其实，如果有人能像迈尼普斯所设想的那样，从月亮上观察大地上的无穷骚动，那么他会认为自己看到一群蚊蝇在相互争斗、陷害、偷窃，在游戏、耍闹、跌落和死亡。他也就不会认真看待这些短命的蟀蜒所造成的麻烦和悲剧。”疯癫不再是人们所熟知的这个世界的异相；对于这个局外观察者来说，它完全是一个普通景观；它不再是一个宇宙的形象，而是一个时代的特征。
    然而，一种新的工作正在兴起，它将用批判意识来废止这种悲剧性的疯癫经验。我们暂且把这种现象搁在一旁，而来看看在《唐吉河德》、斯居代里的小说、《李尔王》以及罗特鲁或特里斯丹隐士的剧本中的那些形象。
    我们首先来看最重要的，也是最持久的——因为18世纪还在承认它那刚刚被抹掉的形态：浪漫化的疯癫。其特征是由塞万提斯（cervantes）确定的。但是，该题材被人们不厌其烦地反复使用：直接的改编（布斯卡尔的《唐吉河德》在1639年上演；两年后，他把《桑乔当政记》搬上舞台），片断的改写（皮绍《卡德尼奥愚人记》是关于这位莫雷纳山的”衣衫褴褛的骑士”题材的花样翻新），或者以更间接的方式对幻想小说的讽刺（如萨布里尼的《虚伪的克莱莉娜》，以及在唐吉河德的故事中关于阿尔维阿纳的荣丽叶的片断）。这些幻想是由作者传达给读者的，但是作者的奇想却变成了读者的幻觉。作者的花招被读者天真地当作现实图景而接受了。从表面上看，这不过是对幻想小说的简单批评，但是在这背后隐藏着一种巨大的不安。这是对艺术作品中的现实与想像的关系的忧虑，或许也是对想像力的创造与诸妄的迷乱之间以假当真的交流的忧虑。”我们把艺术的创造归因于发狂的想像；所谓画家、诗人和音乐家的奇思怪想不过是意指他们的疯癫的婉转说法。”正是由于这种疯癫，另一种时代、另一种艺术、另一种道德的价值会引起质疑，但是，疯癫也反映出人类的各种想像，甚至最漫无边际的逻想。这些想像是模糊的、骚动的，却又在一种共同的妄想中奇怪地相互妥协。
    在第一种疯癫形式之后接履而来的是狂妄自大的疯癫。但是，这种病人没有一种文学典型。他通过一种虚妄的自恋而与自身认同。虚妄的自恋使他将各种自己所缺少的品质、美德或权力赋予自己。他继承了伊拉斯漠作品中那个远古时代的“自恋”。贫穷却自以为富有；丑陋却自我欣赏；带着脚镣却自比作上帝。奥苏马大学那位自以为是海神的文学士便是这种人。德马雷的《幻觉者》中的七个人物、西拉诺的《假学究》中的夏多福，圣埃弗勒蒙的《未来的政治家》中的里奇索斯等等的可笑命运都是如此。这个世界有多少种性格、野心和必然产生的幻觉，不可穷尽的疯癫就有多少种面孔。甚至在其序列的尽头，也有最轻微的疯癫症状。这就是每个人在自己心中所维护的与自己的想像关系。它造成了人最常见的错误。批判这种自恋关系是一切道德批判的起点和归宿。
    属于道德领域的还有正义惩罚的疯癫。它在惩罚头脑混乱的同时还惩罚心灵混乱。但是它还具有其他力量：它所施加的惩罚会自动增强，因为它通过惩罚本身而揭示出真理。这种疯癫的正当性就在于它是真实的。之所以说它是真实的，原因在于受苦者已经在虚妄的幻觉旋涡中体验到，自己受到的惩罚将是永恒存在的痛苦。在高乃依的《梅丽特》中，埃拉斯特认为自己早已受到复仇女神的追踪和米诺斯的有罪宣判。之所以说它是真实的，还因为避开一切耳目的罪行从这种奇异的惩罚中暴露出来，正如白天从黑夜中破晓而出；疯癫用粗野不羁的言辞宣告了自身的意义；它通过自己的幻想说出自身的隐秘真理；它的呼喊表达了它的良心。例如，麦克白夫人‘犯’的吃语向那些“已经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事情”的人，吐露了长期以来只对“不会说话的枕头”说的话。
    最后一种疯癫是绝望情欲的疯癫。因爱得过度而失望的爱情，尤其是被死亡愚弄的爱情，别无出路，只有诉诸疯癫。只要有一个对象，疯狂的爱情就是爱而不是疯癫；而一旦徒有此爱，疯狂的爱情便在腊妄的空隙中追逐自身。让一种情欲受到如此激烈的惩罚是否太悲惨了？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种惩罚也是一种慰藉；它用想像的存在覆盖住无可弥补的缺憾；它用反常的欣喜或无意义的勇敢追求弥补了已经消失的形态。如果它会导致死亡的话，那么正是在死亡中情侣将永不分离。奥菲莉妮的绝唱便是如此。《聪明误》中的阿里斯特的吃语也是如此。李尔王痛苦而甜蜜的疯癫更是如此。
    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疯癫总是与死亡和谋杀为伍。在塞万提斯的作品中，想像者的意象是被狂妄自负支配着。这俩人是最卓越的典范，后来的仿效者往往都是东施效塑。无疑，这俩人与其说是表现了自己时代已经发展了的对无理性的某种批判性的和道义上的体验，毋宁说是表现了15世纪刚刚出现的对疯癫的悲剧体验。他们超越了时空而与一种即将逝去的意义建立了联系，而那种联系将只会在黑暗中得到延存。但是，通过将他们的作品及其所表达的思想，与他们的同时代人和仿效者所展示的意义相比较，我们能够了解在17世纪初文学的疯癫经验中发生了什么变化。
    在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作品中，疯癫依然占据着一种极端的、孤立无援的位置。没有任何东西能使它回归真理或理性。它只能导致痛苦乃至死亡。疯癫虽然表现为一派胡言乱语，但它并不是虚荣自负；填充着它的是空虚感，是麦克白夫人的医生所说的“超出我的医术的疾病”；它已经是完全的死亡；一个疯子不需要医生，而只需要上帝赐福。奥菲莉娜最后重新尝到了欣喜的甜蜜，这就使她忘却一切不幸；她在疯癫时唱的歌，在实质上近似于麦克白城堡的通道中传出的“妇人的呼喊”——宣告“王后死了”。诚然，唐吉河德是死在一片安滥之中。他临终时已回归理性和真理。这位骑士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疯癫，在他眼中，疯癫表现为愚蠢。但是，这种对自己愚蠢的突如其来的认识难道不是“一种刚刚进入他脑际的新疯癫”吗？这种双关状态无限地循环往复，最终只能由死亡来解决。疯癫的消散只能意味着最后结局的来临；“甚至人们借以发现这个病人垂死的症状之一，便是他那么轻易地恢复理智，不再疯癫。”但是，死亡本身并不能带来和平；生命的结束使生命摆脱了疯癫，但是疯癫仍将超越死亡而取得胜利。这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永恒真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唐吉河德一生疯癫，并因疯癫而流芳百世；而且疯癫还使死亡成为不朽：“在此安眠的是一位著名骑士，其英勇无畏，虽死犹生。”

    然而，疯癫很快就告别了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给它安排的这些终极地位。而且，在17世纪早期的文学中，它受到优遇而占据了一个中心位置。这样它便构成了情节纠葛而不是结局，构成了剧情的转折而不是最后的解脱。由于在叙事和戏剧结构中的位置发生变化，它便认可了真理的显示和理性的复归。
    于是，人们不再考虑疯癫的悲剧现实和使疯癫通向彼岸世界的绝对痛苦，而仅仅嘲弄其幻觉。这不是一种真正的惩罚，而只是一种惩罚的意象，因此只是一种虚张声势；它只能与某种罪行表象或死亡错觉相联系。在特里斯丹隐士的《聪明误》中，阿里斯特得知女儿的死讯而变得疯癫，但他的女儿其实并没有死。在《梅丽特》中，埃拉斯特觉得自己因双重罪行而受到复仇女神的追踪并被拖到米诺斯面前，这种罪行是他可能犯下的或可能想犯下的，但实际上这种罪行并没有真正导致任何人的死亡。疯癫失去了令人瞩目的严重性；它只是因错误而受到的惩罚或引起的绝望。只有在我们关注一个虚构的戏剧时，疯癫才具有令人瞩目的功能。而在这种虚构的形式中，只有想像的错误、虚假的谋杀，短暂的失踪。
    然而，疯癫并不因丧失其严重性而改变其本质，反而变得更加强烈，因为它使幻觉登峰造极，从而使幻觉不成其为幻觉。剧中人物在疯癫时被自己的错误包裹起来，此时他开始不自觉地解开这个错误之网。他谴责自己，并请不自禁地说出真理。譬如，在《梅丽特》中，男主人公使用各种手段欺骗别人，到头来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成了第一个牺牲品，认为自己对对手和女儿的死亡负有罪责，在派安状态中责备自己编造了一系列情书。于是，由于疯癫而使真相大白。疯癫是因对某种结局的幻觉引起的，但在实际上解开了真正的情节纠葛。它既是这一纠葛的原因，又是其结果。换言之，疯癫是对某种虚假结果的虚假惩罚，但它揭示了真正的问题所在，从而使问题能真正得到解决。它用错误来掩护真理的秘密活动。《病人院》的作者正是利用了疯癫的这种既暧昧又关键的功能。他描述一对情侣的故事。这两个人为了逃避人们的追寻而装疯弄促，躲在病人中间。少女在假装痴呆之后装扮成男孩，但又假装相信自己是个女孩——其实她本来就是个女孩。通过这两种假装的相互抵消，她说出了最终会取得胜利的真理。
    疯癫是最纯粹、最完整的错觉（张冠李戴、指鹿为马）形式。它视谬误为真理，视死亡为生存，视男人为女人，视情人为复仇女神，视殉难者为米诺斯。但是，它也是戏剧安排中最必要的错觉形式。因为无需任何外部因素便可获得某种真正的解决，而只须将其错觉推至真理。因此，它处于戏剧结构的中心。它既是一个孕育着某种秘密“转折”的虚假结局，又是走向最终复归理性和真理的第一步。它既是表面上各种人物的悲剧命运的会聚点，又是实际上导致最终大团圆的起点。透过疯癫建立起一种平衡，但是疯癫用错觉的迷雾、虑假的混乱掩盖了这种平衡；这种构造的严整性被精心安排的杂乱无章的外表所隐匿。生活中的突发事件，偶然的姿态和语言，疾风骤雨般的疯癫（这种疯癫顿时使情节逆转，使人们震惊，使帷幕皱乱——只要将募绳拉紧一点）这就是典型的巴罗克式的把戏。疯癫是前古典文学的悲喜剧结构中的重要把戏。
    斯居代里懂得这种把戏。他使自己的《喜剧演员的喜剧》成为一出戏中戏。从一开始，他就用相互呼应的疯癫错觉来展开剧情。一组演员扮演观众，另一组演员扮演演员。前者必须假装认为舞台就是现实，表演就是生活，而实际上他们是在一个舞台上表演。后者必须装作在演戏，而实际上他们就是在演戏的演员。这是一种双重表演，其中每个因素都是双重的。这样就形成了现实与幻觉之间的再次交流，而幻觉本身就是疯癫的戏剧意义。在为斯居代里剧本写的前言中，蒙多利（mondory）说：”我不知道我的伙伴们为何会如此放纵，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有某种魔力使他们丧失了理智。糟糕的是，他们也在设法让我和你们都丧失理智。他们想让我相信我不是站在舞台上，让我相信，这里就是里昂，那边有一个小旅馆，那个旅馆院子里的演员与我们不同，他们是演员，在表演一出田园戏。”这出戏用这种大胆的形式展示了它的真理，即它是幻觉，严格地说，它是疯癫。

    古典的疯癫经验诞生了。15世纪出现的那种重大威胁消退了。博斯绘画中那些令人不安的力量失去了昔日的威风。那些形式依然保留着，但是现在变得明晰而温和，成为理性的随从和必不可免的仪仗队。疯癫不再是处于世界边缘，人和死亡边缘的末日审判时的形象；疯癫的目光所凝视的黑暗、产生出不可思议形状的黑暗已经消散。愚人船上心甘情愿的奴隶所航行的世界被人遗忘了。疯癫不再凭借奇异的航行从此岸世界的某一点驶向彼岸世界的另一点。它不再是那种捉摸不定的和绝对的界限。注意，它现在停泊下来，牢牢地停在人世间。它留驻了。没有船了，有的是医院。
    疯人船的时代刚刚过去一个世纪，“疯人院”的题材便出现了。在疯人院里，所有按照人类的真正理性标准属于头脑空空的人都说着智慧的观关语，发表自相矛盾的、具有反讽意味的言论：“……在收容不可救药的疯人的医院里，男男女女的疯傻痴呆应有尽有。记录这些疯态不仅有趣而且有意义，这是探索真正智慧的一项必要工作。”在这里，每一种疯态都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自己的特殊标记和自己的保护神。狂躁症的象征是一个跨骑椅子的傻子，它在密涅瓦的注视下猛烈挣扎。抑郁症的象征是乡间孤独而饥渴的狼，其保护神是朱庇特–各种动物的保护神。接着排下来的是”酒癫”、”丧失记忆和理解力的疯人”、”昏迷不醒的疯人”、”轻佻呆傻的疯人”…。这个无序的世界条理清晰地宣读了一篇《理智颂》。在这种”医院”里，”禁闭”取代了”航行”。
    被驯化的疯癫依然保留了其统治的全部表象。现在它参与对理性的评估和对真理的探索。它在事物的表面，在光天化日之下，通过一切表象的运作，通过现实与幻觉的混淆，通过那整个模糊不清的网——总在编织又总被打破的、既将真理和表象统一起来又将它们分开的网——发生作用。它既遮遮掩掩又锋芒毕露，既说真话又讲谎言，既是光明又是阴影。它闪烁诱人。这个宽容的中心形象，在这个巴罗克时代早已是不稳定的了。
    如果我们经常会在小说和戏剧中见到它，那是不足为奇的。同样，如果我们发现它在大街小巷中游荡，也无须惊讶。科莱特（frangois colletet）无数次地在街上见到它：
    在这条大道上，我看见
    一群孩子尾随着一个白痴。
    ……想想看，这个可怜虫，
    这个疯癫的傻瓜，他带着那么多的破烂能有什么用？
    我常常见到这种疯人
    在大街小巷中高声叫骂……

    疯癫是社会画面上一个司空见惯的身影。从旧式的疯人团体中，从他们的节日、聚会和言谈中，人们领略到一种新鲜活泼的愉悦。儒贝尔（nicolas joubert），更为人知的名字是昂古莱万（angoulevent），自称”愚人王”。这是瓦伦梯”伯爵”（valenti le comte）和雷诺（jacques resneau）所争夺的头衔。儒贝尔的拥护者和反对者激烈交锋，于是出现了各种传单，一场论诉和唇枪舌剑的辩论。他的律师证明他是”一个无知的傻瓜、一个空葫芦、一根木棍、一个大脑不完整的人，他的脑子里既无发条也无齿轮。”阿尔贝尔的布伦埃（bluet d’arberes）自称”应允伯爵”。他受到克雷基（crequis）、莱迪基耶尔、布永及内穆尔（nemours）等贵族家族的保护。1602年，他发表了（或者说有人替他发表了）自己的著作。他在书中告诉读者：”他不识字，因为从未学习过”，但是”上帝和天使赐予他灵感”。雷尼耶的第6首讽刺涛提到的社普伊（pierre dupuis），按照布拉坎比尔（brascambille）的说法，是一个”身着长袍的头号傻瓜”。他在《关于吉约姆先生苏醒的告诫》中宣称他有一个”能驰骋到月亮的头脑”。在雷尼耶的第14首讽刺诗中还出现了许多此类人物。
    从任何意义上看，这个世界在17世纪初对疯癫是特别友善的。疯癫在人世中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符号，它使现实和幻想之间的标志错位，使巨大的悲剧性威胁仅成为记忆。它是一种被骚扰多于骚扰的生活，是一种荒诞的社会骚动，是理性的流动。

    然而，新的要求正在产生：
    我千百次地举起灯笼，
    寻觅，在那正午时分    ……

    第二章　大禁闭

    勉强他们进来。

    文艺复兴使疯癫得以自由地呼喊，但驯化了其暴烈性质。古典时代旋即用一种特殊的强制行动使疯癫归于沉寂。
    众所周知，在17世纪产生了大量的禁闭所。但鲜为人知的是，在巴黎城中每一百人中至少有一人被禁闭在那里。众所周知，绝对专制主义王权曾使用”密札”和专横的囚禁手段。但鲜为人知的是，人们的良心会鼓励这种做法。自皮内尔、图克、瓦格尼茨以来，我们已经知道，在一个半世纪中疯人受制于这种禁闭制度，他们早晚会被囚入总医院的病室或监狱的牢房，会被混杂在劳动院或教养院的人群中。但是很少有人清楚地知道，他们在那里的处境如何？为穷人、失业者、囚犯和疯人指定同样的归宿，其含义何在？正是在禁闭所的围墙里，皮内尔和19世纪的精神病学将会光顾疯人；而且让我们记住，正是在这些地方，它（他）们又遗弃了疯人，同时却自吹”解救”了疯人。从17世纪中期开始，疯癫就同这个禁闭的国度联系起来，同那种指定禁闭为疯癫的自然归宿的行为联系起来。
    1656年这个日期可以作为一个历史标志。在这一年颁布了在巴黎建立总医院的敕令。乍一看，这仅仅是一项改革——不过是一项行政管理方面的整顿。若干早已存在的机构被置于统一管理之下，其中包括先王在世时被改建为武器库的萨尔佩特利耶尔，路易十三曾打算拨给圣路易骑士团作伤员疗养所的比塞特尔，”较大的皮梯耶医院和较小的位于圣维克托郊区的收容院，西皮昂医院、萨翁涅利医院，以及它们的全部土地、花园、房屋和建筑。”对所有这些地方都被用于收容巴黎的穷人，“不论其性别、年龄、籍贯……出身，不论其身体状况，即不论健壮或伤残、患病或正在康复、病情能否医治。”这些机构必须接纳自愿来的或被政府和司法机构送来的人，为他们提供食宿，还必须保证维持那些无处安排但符合收留标准的人的最低生活、整洁外表和基本健康。这种责任委托给终身监理。他们不仅在医院里，而且在巴黎全城对那些属于他们管辖的人行使权力：“他们对总医院内外的巴黎所有穷人行使全权，包括命令、管理、商业、警察、司法和惩治的权力。”监理们还任命一位年薪一干理的医生。他住在皮梯耶，但每星期巡视各分院两次。
    有一点从一开始就很清楚：总医院不是一个医疗机构。可以说，它是一个半司法机构，一个独立的行政机构。它拥有合法的权力，能够在法院之外裁决，审判和执行。“在总医院及其附属机构里，监理们应掌握着许多必要的、足以达到目标的火刑柱、镣铐、监狱和地牢。在他们制定的医院条例中不允许上诉。而且因为这些条例是来自外界对医院的干预，因此在按照这些条例的形式和精神严格执行条例时不管是否遭到反对或是否有人上诉。为了维持这些条例，绝不允许破例，任何司法辩护和起诉都无济于事。”‘一个准绝对专制主义的权力，剥夺上诉权的司法权力，一个无法抗拒的行政命令，总之总医院是国王在警察和法院之间、在法律的边缘建立的一种奇特权力，是第三种压迫秩序。皮内尔将在比塞特尔和萨尔佩特利耶尔看到的精神病人就属于这个世界。
    就其功能或目标而言，总医院与医疗毫无关系。它是该时期法国正在形成的君主制和资产阶级联合的秩序的一个实例。它与王权有直接联系。正是王权将它完全置于市政权力之下。王国大赈济院在过去的救济活动中起了教会的和精神的调解作用。此时，它突然被取消了。国王宣布：“我们决定成为总医院的庇护者。该医院是王室机构。它在各方面均不依赖大赈济院，也不依赖任何高级官员。它完全不受总改革机构的官员和大赈济院官员的指挥、巡视和管辖。其他人也不得以任何方式对它进行调查和管辖。”这个方案是由巴黎最高法院提出的。最初任命的两名行政长官是最高法院院长和首席检查官。但很快又增补了巴黎大主教、救助法院院长、警察总监和商人总监。从此，“大委员会”只起审议作用。实际的管理和责任则委托给选雇的代理人。他们是实际的统治者，是王权和资产阶级财富派到这个贫困世界的代表。法国大革命能够对此作证：“他们是从资产阶级最好的家庭中挑选出来的，……因此他们把公正的观念和纯洁的意图注入他们的管理。”
    这种结构专属于法国的君主制和资产阶级联合的秩序，与其各种绝对专制主义组织形式相吻合，因此很快便扩展到全国。1676年6月16目的国王敕令，要求”在王国的每个城市”都建立”一个总医院”。有些地方，地方当局早已这样做了。里昂的资产阶级早在1612年就建立了一个功能相似的慈善机构。图尔的大主教于1676年7月10日自豪地宣布，他的“城市有幸早已预见到国王的虔敬意图，甚至先于巴黎建立了一所名为慈善院的总医院，其制度已成为王国内外随后建立的一切慈善院的样板。”图尔的慈善院实际上是在1656年建立的，国王曾捐助了四千锂的收入。法国各地都开设了总医院。到法国大革命前夕，三分之二的外省城市建立了这种医院。
    虽然由于王权和资产阶级的合谋，教会被有意地排斥在总医院的组织之外，但是教会对这场运动并未袖手旁观。它改革了自己的医院机构，重新分配了自己的基金，甚至创建了其宗旨与总医院极其相似的组织。圣文森改造了原巴黎最重要的麻疯病院——圣拉扎尔病院。1632年1月7日，他以遣使会的名义与圣拉扎尔“修道院”签订合同，此时后者正要接收“根据国王命令拘留的人”。虔诚信徒会在法国北部开设了这种医院。1602年出现在法国的圣约翰兄弟会首先在圣日耳曼区建立了巴黎慈善院，后在1645年5月10日迁到沙朗通。他们还掌管着距巴黎不远的桑利慈善院。该院是于1670年10月27日开设的。几年前，布永公爵夫人把位于梯耶里堡的玛拉德列利领地的建筑和土地捐赠给他们——这块领地是14世纪由香槟的蒂鲍创建的。他们管理着圣水、彭托松、卡迪亚和罗曼等慈善院。1699年，遣使会会士在马赛建立了一个机构，后变为圣彼埃尔医院。18世纪，先后出现了阿门梯耶尔（171年）、马莱维尔（171年）、康城的真救主（735年）等慈善院。法国大革命前不久（1780年），在雷纳开设了圣梅因慈善院。
    这种现象在欧洲具有普遍性。绝对君主制的形成和反宗教改革时期天主教会的强烈复兴，在法国产生了一种十分独特的性质，即政府和教会既竞争又勾结。在其他地方，这种现象则具有迥然不同的形态，但在时间上是完全同步的。这种大医院，禁闭所，宗教的和公共团体的机构，救助和惩罚的机构，政府的慈善和福利机构是古典时期的一种现象：不仅这种机构是普遍的，而且其诞生也几乎是同时的。在德语国家，是以教养院（zuchthausern）的创建为其标志的。第一个教养院是于1620年前后在汉堡开设的，先于法国的禁闭所（除了里昂的慈善院）。其它的是在该世纪下半叶开设的：巴塞尔（1667年）、布雷斯劳（1668年）、法兰克福（1684年）、施潘道（1684年）、科尼斯堡（1691年）。在18世纪，这种教养院成倍增加。莱比锡的第一所教养院是在1701年开设的。哈雷和卡塞尔分别于1717年和1720年，布里格和奥斯纳布吕克于1756年，托尔高于1771年都先后开设教养院。
    在英国，禁闭的起源更早。1575年一项关于”惩治流浪汉和救济穷人”的法令就规定，每个郡至少建立一所教养院。为维持它们就需要增加一种税，但也鼓励公众自愿捐款。但是，看来这种措施很难付诸实践，因为几年后便决定认可私人兴办这种事业，无须官方批准便可开办医院或教养院，谁有兴趣谁就可以干。17世纪初，曾进行一次普遍的整顿：凡未在自己辖区建立教养院的治安官均课以5英镑罚款；教养院应组织劳动，设置工场、加工厂（磨面、纺织），以利于维持自身，并使被收容者从事劳动；由一名法官负责决定何人应该送入教养院。这些”感化院”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它们往往被它们所依附的监狱合并。而且这种措施也从未扩展到苏格兰。另一方面，劳动院则获得更大的成功。它们产生于17世纪下半叶。1670年的一项法令规定了它们的地位，任命了司法官员监督用于维持它们的税收和财政开支，并将监督其管理的最高权力委托给一名治安官。1697年，布里斯托尔的几个教区联合建立了英国第一所劳动院，并指派了管理机构。第二所劳动院是1703年在伍斯特建立的。第三所是同年在都柏林建立的。其后，在普利茅斯、诺里奇、赫尔和埃克塞特也相继设立了劳动院。到18世纪末，共有126个劳动院。1792年的吉尔伯特法令使教区更容易建立新的劳动院；同时，治安官的管理权也得到加强；为防止劳动院变成医院，该法令建议将所有的传染病患者迁出劳动院。
    经过若干年的时间，一个完整的网络遍布了欧洲。18世纪末，霍华德进行了调查。他遍访英国、荷兰、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各主要监禁中心——”医院、拘留所、监狱”。他的博爱之心受到极大冲击，因为他看到，违反习惯法者、家庭浪子、无业游民和精神病人都被囚禁在同一大墙之中。有证据表明，曾经导致我们称之为禁闭的古典秩序范畴急迅地、自发地在全欧变成现实的某种意义，甚至早在此时就已经不存在了。在150年间，禁闭已成为各种滥用权力因素的大杂烩。但是，在其起源之初，应该有使禁闭成为必要的某种统一因素；从古典时期到由古典时期所引出的多种禁闭方式，应该有某种一以贯之的原则，而对这种原则我们不能用”（法国）大革命前的丑恶感情”来敷衍塞责。那么，这一批人在一夜之间就被关押起来，受到比麻疯病人更严厉的排斥，这一事实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不应忘记，巴黎总医院自建立之日起几年之内就收容了六千人，约为巴黎人口的百分之一。无疑，随着时光流转，肯定会悄悄地形成某种贯穿欧洲文化的社会情感，这种情感在17世纪下半叶突然开始表现出来，而且正是这种情感突然将这类注定要住进禁闭所的人分离出来。为了让早已被麻疯病人遗弃的领域有人居住，他们选定了一批在我们看来其构成奇特的人。但是，那种在今天看来完全是一种混淆不清的情感，对于古典时期的人来说则是一种清晰表达的感受。我们应该研究的正是这种感受，这样才能揭示在我们习惯上所说的理性支配的时代中人们对待疯癫的情感。通过划定禁闭场所，从而赋予其隔离权力，并为疯癫提供一个新的归宿——这样一种行动，虽然可能是一贯的和协调一致的，但并不简单。这种行动在权威主义的强制形式内把对待贫困和救助责任的新感情，对待失业和游手好闲等经济问题的新态度、新的工作伦理以及对一种将道德义务纳入民法的城市的憧憬组成一个复合体。这些情感观念都是在实行禁闭的城市及其结构形成时期出现的，虽然当时还比较模糊。正是它们赋予这种习俗以某种意义，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古典时期感受和体验疯癫的方式。

    禁闭这种大规模的、贯穿18世纪欧洲的现象，是一种”治安”手段。按照古典时期的严格定义，所谓治安就是使所有那些没有工作就无以生存的人能够和必须工作的手段的总和伏尔泰（voltaire）将要明确提出的问题，早已被科尔伯（colbert）的同时代人提出来了：”既然你们已经将自己确定为一个民族，难道你们还没有发现迫使所有的富人为所有的穷人安排工作的秘密吗？难道你们还不知道这些首要的治安原则吗？”
    在人们赋予禁闭以医疗意义即，或者说，至少在人们以为它具有这种意义以前，之所以需要禁闭，不是出于治疗病人的考虑，而是出于完全不同的考虑。使禁闭成为必要的是一种绝对的劳动要求。在博爱主义想辨认出某种救死扶伤的慈善印记的地方，只存在对游手好闲的谴责。
    让我们回顾“禁闭”的最初时期。1656年4月27日国王敕令导致总医院的创立。从一开始，该机构为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制止”成为一切混乱根源的行乞和游手好闲”。实际上，这是自文艺复兴以来为消灭失业、至少消灭行乞而采取的各种重大措施中的最后一着门。1532年，巴黎最高法院决定搜捕乞丐，强迫他们在城市的下水道干活。干活时，俩俩铐在一起。形势很快就发展到极其严重的程度：1534年3月23日的一道命令要求”贫困的学者和其他贫民”必须离开该市，并禁止”在街上对着圣像唱赞美诗”。宗教战争使这种可疑的人群成倍增长，其中包括被逐出家园的农民、遣散的士兵或逃兵、失业工人、穷苦学生以及病人。当亨利四世（henri iv）开始围困巴黎时，该城居民不到十万人，其中三万多是乞丐。17世纪初开始出现经济复兴。当时决定用强制手段来重新安置社会上漂泊不定的失业者。在1606年最高法院的一项法令中，命令在广场上鞭打乞丐，在胳膊上打上烙印，剪短头发，然后将其逐出该城。为防止他们倒流，1607年的法令规定，在该城各城关设立弓箭手队，禁止贫民入城。由于发生了三十年战争（1618-1648），经济复兴的成效部丧失了，行乞和游手好闲问题重新出现。直至该世纪中期，由于捐税不断增加，生产受到阻滞，失业愈益严重。在这个时期，巴黎、里昂和鲁昂先后于1621年、1652年和1639年爆发起义。与此同时，由于出现新的经济结构，原有的劳工社会瓦解一7；随着大工场的发展，行会的权力和权利日益丧失，”总法规”禁止一切工人集会、同盟和”协会”。但是，在许多行业里，行会还是重新组建起来。它们受到起诉，但各地的最高法院似乎不以为然。诺曼底的最高法院就拒绝审判鲁昂的暴动者。无疑，这就是为什么教会出面干涉和指控工人的秘密巫术集会的缘故。索邦神学院于1655年颁布一项命令，宣布所有参加这类邪恶团体的人均犯有”渎圣罪和永罚罪”。
    在严厉的教会与宽容的最高法院之间的无声较量中，总医院的创立当然是最高法院的一个胜利，至少在开始时是这样。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新的解决办法。纯粹消极的排斥手段第一次被禁闭手段所取代；失业者不再被驱逐、被惩办；有人对他们负起责任了，国家承担了负担，但他们以付出个人自由为代价。在他们和社会之间建立起一种不言自明的义务体系：他们有被赡养的权利，但是他们必须接受禁闭对肉体和道德的束缚。
    1657年的敕令所针对的正是这样一批不加区别的人：一群没有生活来源、没有社会归宿的人、一个被新的经济发展所排斥而漂泊不定的阶层。该法令在签发后不到两个星期便在各街巷宣读。其中第九条规定：”我们明确禁止一切人（不论其性别、年龄、籍贯、出身，不论其身体状况，即不论健壮或伤残、患病或正在康复、病情能否医治）在巴黎市区或郊区行乞。无论在教堂内外或居民门前、在街上或其他任何地方，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无论在白天还是黑夜，行乞均受禁止。……初犯者处以鞭刑，再犯者男性处以划船苦役，女性予以驱逐。”一年后，在1657年5月13日（星期日），皮梯耶的圣路易教堂举行圣灵大弥撒。翌日上午，民兵开始搜捕乞丐，把他们赶进总医院各机构。在关于大恐怖的神话中，民兵被描绘成”总医院的弓箭手”。四年后，萨尔佩特利耶尔收容着1460名妇孺；皮梯耶收容着17岁的男孩98人、女孩897人以及95名妇女；比塞特尔收容着1615名成年男子；萨翁涅利收容着8-13岁的男孩305人；西比昂收容着530名孕妇、哺乳期妇女及婴儿。最初，有配偶者即使有困难也不准许被收容。管理部门受命向他们提供救济，让他们留在家中。但是，不久，根据马扎然（mazarin）的特许令，他们可以住进萨尔佩特利耶尔了。总计起来，共有五千到六千人被收容。
    在全欧洲，至少在最初，禁闭都有相同的意义。它是应付17世纪波及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危机所采取的措施中的一项。这场危机导致了工资锐减、失业、通货紧缺。这些现象的同时发生很可能是西班牙的一次经济危机造成的。甚至在西欧国家中最为疏远的英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尽管采取了各种措施来避免失业和减薪，贫困依然在英国蔓延。1806年出现了一个题为《为穷人而悲鸣》的小册子。据认为，它出自德克（thomas dekker）之手。书中强调上述危险，指责公众的漠视态度：”尽管穷人的数量日渐增多，但各方面还在给他们雪上加霜；……许多教区开始关注自己教区的穷人，甚至包括那些强壮的劳力，因为他们将失去工作，……将为了生存而去行乞、偷窃。这个国家正不幸地受到他们的骚扰。”该文担心他们将充斥整个国家，因为他们不能像在欧洲大陆上那样穿越国境进入其他国家。因此该文建议将他们”驱逐和运往纽芬兰以及东、西印度群岛”。1630年，英国国王设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严格执行”贫民法”。同年，该委员会发布了一系列”命令和指示”。它建议起诉乞丐、流浪汉以及一切以游手好闲为生而不为合理的工资工作的人、在小酒馆中胡乱度日的人，依法惩治他们，将他们投入教养院。它要求调查那些携妇挈幼者，查清他们是否举行过婚礼，其子女是否受过洗礼，”因为这些人像野蛮人那样生活，不履行婚礼、葬礼和洗礼。正是这种放肆的自由使许多人乐于流浪。”尽管在该世纪中期英国的经济已开始复苏，但是在克伦威尔门口时代问题仍没有解决。伦敦市长抱怨说：”这些寄生虫成群结伙地出现在这个城市中，骚扰公共秩序、袭击马车、在教堂和私人住宅门前大喊大叫，要求施舍。”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教养院或总医院都被用于收容失业者、懒汉和流民。每当危机发生、贫民数量激增时，这些禁闭所都至少暂时地重新具有最初的经济意义。在18世纪中期，又发生了一次大危机。当时鲁昂和图尔各有一万二千名工人靠行乞为生。里昂的制造业纷纷倒闭。“统领巴黎省和各地法院的”阿尔让松伯爵（count d‘argenson）下令”逮捕王国内的所有乞丐；在巴黎进行搜捕的同时，各地法院在农村执行这一任务，以使他们陷入天罗地网，绝无返回巴黎的可能。”。
    然而，在这些危机之外的时期，禁闭获得另外一种意义。它的压迫功能与一种新的用途结合起来。其功能不再仅仅是禁闭不工作的人，而且还包括给被禁闭者提供工作，使他们对民族繁荣做些贡献。这种周期性功能是很明显的：在就业充分和工资高涨时期，它提供了廉价劳动力；在失业严重时期，它收容了游手好闲者，发挥了防范骚扰和起义的社会保护作用。我们不应忘记，英国的第一批禁闭所出现在最工业化的地区：伍斯特、诺里奇和布里斯托尔；法国的第一个总医院是在里昂开设的，早于巴黎总医院40年；汉堡是德国第一个设立了自己的zuchthaus（监狱）的城市（1620年）。汉堡监狱于1622年颁布的规章是相当严格的。所有的囚徒都必须工作。对他们的工作价值有精确的记录，按其价值的四分之一给他们付酬。因为工作不仅仅是一种消磨时间的手段，所以它必须是一项生产活动。监狱的八名监理制定一个总计划。工头为每个人分派一项工作，并在周末检查完成情况。这种劳动规章直到18世纪末一直生效，因为霍华德依然看到他们”在编织和纺织，在织袜子、亚麻布、粗毛物和呢绒，在切洋苏木和鹿茸。每个壮汉每日切碎洋苏木的定额是45磅。一些人和马围着一架漂洗机干活。那里还有一个铁匠在不停地干活。”德国的各禁闭所都有各自的专业：不来梅、不伦瑞克、慕尼黑、布雷斯劳和柏林的禁闭所以纺纱为主，汉诺威的禁闭所以织布为主。在不来梅和汉堡，囚徒切碎洋苏木。在纽伦堡，囚徒打磨光学玻璃。在海因兹，主要工作是磨面。
    英国的第一批教养院是在一次全面经济衰退时期开设的。1610年的法令仅建议所有的教养院应附设磨坊和织布、梳毛工作间，以使这些吃救济的人有卡可做。但是在1651年以后，因航海条例的实行和商业贴现率的下降，经济形势恢复正常，原来的道德要求就变为经济策略。所有的强壮劳力都被用于实现最大的效益，即部被最便宜地加以利用。当凯里制定布里斯托尔劳动院的方案时，首先提出工作的必要性：”男女贫民……可以用于剥大麻纤维、流纺亚麻、梳理羊毛或棉花。”在历斯特劳动院，他们生产棉布和呢绒，另外还有一个童工工作司。这一切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有人建议，劳动院可以加入当地的工业和市场，理由是其低廉的产品会对销售价格有制约的作用。但是制造商们提出抗议。笛福（daniel defoe）注意到，由于劳动院有强大的竞争力，结果是打着在一个领域里制止贫困的幌子在另一个领域里造成贫困：”这是在剥夺一部分人而给了另一部分人，是在诚实者的工作岗位上安排了一个懒汉，是在迫使勤奋者惶惶然地寻找其他工作来维持家庭。”面对这种竞争的危险，当局便让这种劳动逐渐消亡。靠救济金生活的人甚至再也不能挣到足以维生的报酬；而且常常有必要把他们投入监狱，这样他们至少有免费的口粮。至于感化院的情况，正如霍华德所目睹的，在那里几乎”不干活，或无活可干。囚犯既无工具又无原料，仅仅在懒散、粗野和放荡中打发时间。”
    当巴黎总医院创立时，其意图首先是制止行乞，而不是给被拘留者提供某种职业。但是，科尔伯似乎与当时某些英国人一样，把劳动自救视为一项消除失业的措施和一种对制造业发展的刺激。在外省，监理们都以为慈善院有某种经济意义。“凡是有劳动能力的穷人都必须在工作日干活。这样才能避免万恶之源——游手好闲，同时也使他们习惯于诚实的劳动，并能挣得维持生活的一部分衣食。”
    有时候，甚至做出某些安排，允许私人企业家使用收容院的人力来为他们牟利。譬如，根据1708年的一项协议，某企业家应向蒂勒的慈善院提供羊毛、肥皂和煤，而该院则以梳纺好的羊毛作为回报。其利润由该企业家和该院分享。在巴黎，人们甚至几次试图把总医院的建筑改造成工厂。如果1790年的一部匿名《回忆录》的内容属实的话，那么，在皮梯耶，曾经试着生产”各种能向首都提供的产品”；最后，”万般无奈，只得生产成本最低的一种花边绦带”。在其他地方，这种努力也同样很少收到成效。在比塞特尔曾做了各种尝试：生产细线和粗绳，磨光镜面等。尤其著名的是1781年尝试的”大井”，即用囚徒代替马来车水，几组囚徒从早晨五点轮流干到晚上八点。”人们出于什么理由决定安排这种不可思议的工作？是为了节约还是仅仅为了让囚徒忙碌？如果出于后一种考虑，让他们从事既有益于他们又有益于医院的工作不是更好吗？如果是为了节约，我们难以理解。”在整个18世纪，科尔伯想赋予总医院的那种经济意义愈益减弱了。这个强制劳动中心日益变为游手好闲的特权场所。大革命时期的人会一再质问：”是什么造成了比塞特尔的混乱？”他们也会提供17世纪已经给出的答案：”是游手好闲。消除它的手段是什么？是工作。”
    古典时期以一种含混的态度来使用禁闭，使其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它被用于吸收失业，至少消除其最明显的社会后果。另一方面，在成本可能变得太高时，它被用于控制成本。也就是说，它对劳动力市场和生产成本交替发生作用。但是，从结果上看，禁闭所似乎并不能有效地发挥人们所期待的双重作用。如果它们吸收了失业者，这主要是为了掩盖他们的贫困，以避免造成恶劣的社会或政治后果的骚动。但是当失业者被赶进强制劳动车间时，邻近地区或类似地区的失业就会激增。至于对生产成本的影响也只能是虚假的，因为按照禁闭本身的费用来计算，这种产品的市场价格与制造成本是不成比例的。

    如果单纯按照禁闭所的实用价值来衡量，那么禁闭所的创立应视为一种失败。在19世纪初，作为穷人收容中心和穷人监狱，它们在欧洲普遍消失了。这就证明了它们的彻底失败，表明它们是工业化初期很笨拙地提出的一种暂时性的、无效的救治措施和社会防范措施。然而，正是在这种失败中，古典时期进行了一项不可约减的实验。今天看来是某种生产与成本的拙劣的辩证关系，在当时则具有其现实意义，即包括着某种劳动伦理意识。在这种意识中，经济机制的困境变得无足轻重，反而有利于肯定某种价值。
    在工业世界的这个最初阶段，劳动似乎同它将引起的问题毫无关联；相反，它被视为一种消除各种贫困的通用办法，一剂万应灵药。劳动和贫困被置于一种简单的对立关系和反比例关系中。按照古典时期的解释，劳动所具有的消除贫困的力量和特点，与其说是源于其生产能力，不如说更多地源于某种道德魅力。劳动的效力之所以被承认，是因为它以某种道德升华为基础。自从人类堕落以后，人类就把劳动视为一种苦修，指望它具有赎罪的力量。不是某种自然法则，而是某种诅咒的效力迫使人们劳动。如果人类游手好闲，致使大地沉睡不醒、不结果实，那么大地是没有罪过的。“土地没有罪过。如果它受到咒骂，那是耕作它的堕落的人造成的。除非投入力量和持续不断地劳动，否则不可能从它那里获得果实，尤其是最必需的果实。
    劳动的义务与任何对自然的信念毫无关联；甚至与那种模糊地相信土地会报答人的劳动的信念也无关系。天主教思想家以及新教徒们经常重复的主题是，劳动并不产生自己的果实。加尔文（Calvin）告诫说：”我们绝不可认为，如果人们警觉而灵巧，如果人们忠实地履行了义务，那么人们就能使自己的土地物产丰富。统治万物的乃是上帝的恩惠。”如果上帝不以无限的仁慈插手其中的话，劳动会无所收获。对此，鲍须埃（bossuet）也予以承认：”我们对劳动后的丰收和独特果实的希望，每时每刻都可能落空。我们指靠着变化无常的上天发慈悲，普降甘露滋润禾苗。”如果没有上帝的特殊恩惠，大自然绝不必然给劳动以回报。尽管如此，不可靠的劳动依然是十分严格的义务：这种义务不是自然的综合体，而是道德综合体。穷人不想”折磨土地”，而是坐等上帝的帮助，因为上帝曾允诺供养天l的飞禽。这种穷人是在违抗圣经的戒律：”不可试探上帝”。不愿工作不就意味着加尔文所说的”妄图试探上帝的力量”吗？这是在强求出现奇迹川。其实，作为对人的劳动的奖赏，奇迹每日都在降临人间。如果劳动并非铭刻在自然法中，那么它就是在人世的秩序中发展起来的。这就是为什么说游手好闲就是造反的理由。在某种意义上，游手好闲是最恶劣的行为，因为它像在伊甸园里那样等待着自然的施舍，强求某种仁慈，而人类自亚当以来已无权提出这种要求。在堕落之前，傲慢是人类犯下的罪孽。自堕落之后，游手好闲是人类傲慢的最极端表现。这是荒唐地以贫困为自豪。在我们这个世界中，凡是野草丛生的土地，游手好闲乃最大的祸根。在中世纪，最大的罪孽是傲慢。按照赫伊津哈的说法，在文艺复兴初期，最大的罪孽是贪婪，即但丁（dame）所说的cicca cupidigia［无所不贪］。而17世纪的全部文献都宣告，懒散取得该死的胜利，懒散领导和压倒了一切恶习。我们不应忘记，按照创办总医院的敕令，总医院应该制止”成为一切混乱根源的行乞和游手好闲”。布尔达罗门支持那些对懒散–堕落的人类的可悲傲慢–的谴责。他说：”那么，混乱的游手好闲生活意味着什么呢？圣安布罗斯（saint－ambrose）回答道，它的真正含义是这个创造物对上帝的第二次反叛。”这样，禁闭所的劳动便获得了道德意义：因为懒散已成为一种最坏的反叛方式，所以必须强制游手好闲者工作，用一种无休止的、不带来任何利益或利润的劳动来打发时间。
    正是在某种劳动体验中，形成了这种经济和道德交融的禁闭要求。在古典世界里，劳动和游手好闲之间划出了一条分界线。这种划分取代了对麻疯病的排斥。不论是在地理分布图上还是在道德领域中，贫民收容院取代了麻疯病院。旧的社会排斥习俗复活了，但转到生产和商业领域里。正是在这些必然产生和蔑视游手好闲的地方，在从劳动法则中提取出道德升华的社会所发明的空间，疯癫将要出现，而且很快便会扩展开，将这些地方吞并。总有一天，它会凭借某种非常古老、非常模糊的继承权，占有这些不事生产的游手好闲领域。19世纪的人将会同意，甚至会坚决主张，把150年前人们力图用以关押贫民、流浪汉和失业者的地方转让给疯人，而且仅仅转让给他们。
    在取缔游手好闲时将疯人也包容在内，这一点并非无足轻重。从一开始，疯人就与贫民并列，与游手好闲者并列（不论游手好闲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同那些人一样，疯人也要服从强制劳动的规章。而实际上，在这种统一的强制中，他们一再地表现出他们的独特之处。在工作间里，他们明显地与众不同，因为他们没有工作能力，不能跟上集体生活的节奏。18世纪，人们发现必须为精神不健全者提供一种特殊制度。这种必要性和大革命前夕发生的禁闭大危机，是同在劳动的普遍要求中所获得的对疯癫的体验相联系的。人们并不是到了17世纪才”关押”疯人，但是，正是在这个时期人们才开始把他们和一大批被认定属于同类的人”禁闭”和”拘留”在一起。直至文艺复兴时期，对疯癫的情感还是与天马行空的想像联系在一起。到了古典时期，人们第一次通过对游手好闲的谴责和在一种由劳动社会所担保的社会内涵中来认识疯癫。劳动社会获得了一种实行隔离的道德权力，使它能够驱逐各种社会垃圾，就像是把它们驱逐到另一个世界。正是在劳动的神圣权力所圈定的”另一个世界”里，疯癫将取得我们现在认为属于它的地位。如果说，在古典时期的疯癫中有什么指涉着另外的地方，”另外的东西”，那么其原因已不在于疯人是来自那个非理性的世界，带有非理性的烙印，而在于他自愿地越出资产阶级秩序的雷池，置身于其神圣的伦理界限之外。
    实际上，禁闭的实践与必须工作的主张之间的关系不是由经济条件规定的。远非如此。是一种道德观念维系和推动着这种关系。当（英国）商业部发表关于贫民问题的报告、提出“使之变成对社会有用之人”的措施时，报告清楚地指出，贫困的根源既不是商品鹰之也不是失业，而是“纪律松懈和道德败坏”。（法国）1657年的敕令也充满了道德谴责和惊恐不安。”由于对各种犯罪的过分宽容，乞丐的自由放任已超过了限度。如果他们依然不受惩罚的话，上帝就会诅咒这个国家。”这种”自由放任”不是与那种与伟大的劳动法则相关的东西，而是一种道德上的自由放任：”从事慈善工作的人从经验中得知，他们之中许多人未婚而同居，他们的子女有许多未受过洗礼，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味于宗教，蔑视圣事，屡屡犯罪。”因此，总医院从外表上并不仅仅是老弱病残者的收容所。它后来也不仅仅是强制劳动集中营。它还是一个道德机构，负责惩治某种道德”阻滞”，这种”阻滞慨不能受到法庭审判，也不能单纯靠苦修来医治。总医院具有一种道德地位。它的监理们负有道德责任，同时被授权学有各种司法机构和压迫手段。”他们有命令、管理、商业、警察、司法和惩治的权力”；为了完成这一任务，他们可以使用”火刑柱、镣铐、监狱和地牢”。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工作义务就取得了既是伦理实践又是道德保障的意义。它将成为禁欲苦行（askesis）、成为惩罚，成为某种心态的表征。凡是能够和愿意工作的囚徒都将获释，其原因与其说是他已再度成为对社会有用之人，不如说是他再次在人类生存的伟大道德公约上签了字。1684年4月的一项法令规定，在总医院内设立一个收容25岁以下少男少女的部门，在该部门里，每日大部分时间必须工作，还必须辅以”读讲宗教著作”。但是，按照规定，这种工作完全是约束性的，没有任何生产的考虑：”应该在他们的体力和状况所允许的限度内让他们尽可能长时间地、辛苦地工作。”根据他们在这最初活动中的积极态度”判断他们改过自新的愿望”。然后才能教他们学习一门”适合他们性别和禀赋”的职业。最后，凡有过失”都将受到总监认为适当的惩罚，如减少粥食、增加劳动、禁闭以及该医院通用的其他惩罚手段。”读了《萨尔佩特利耶尔圣路易医院日常生活条例》后，就完全能够懂得，劳动规定是作为道德改造和约束的一种练习而被制度化。如果说这种规定没有揭示出禁闭的根本意义的话，那么它至少揭示了禁闭的基本理由。
    发明一个强制场所，使用行政措施进行道德训诫，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批将道德义务和民法组合在一起的、令人瞠目的道德机构。各国的法律将不再容忍心灵的混乱。虽然，在欧洲文化中，道德错误，甚至完全私人性的错误，被视为对社会成文法或习惯法的冒犯，这并不是第一次。但是，在古典时期的大禁闭中，最基本的也是最新的特点在于，人们被禁闭在纯粹道德的城市中，在那里，毫不妥协、毫无保留地用严厉的肉体强制来实行统治心灵的法律。道德自愿地像商业或经济那样接受行政管理。
    于是我们便看到，在绝对君主制的机构中——在这些长期以来一直成为其专横权力的象征的机构中，铭刻着资产阶级和继之而来的共和主义的重要思想；美德也是一种国家大事，可以用法令来振兴美德，可以设立权力机构来确保美德受到尊重。禁闭的围墙实际上是把17世纪资产阶级的良心开始憧憬的道德城市中的消极因素圈封起来。这种道德城市是为那些从一开始便唯恐避之不及的人设立的，因为在那里正当的统治完全凭借着不许上诉的暴力来维持。这是一样美德的统治，在那里人人自危，对奉行美德的唯一回报（美德本身也就是报酬）就是避开了惩罚。在这个资产阶级城市的阴影笼罩之下诞生了这种奇怪的美德共和国。它是用暴力强加给所有被疑为有罪的人的。它是古典时期资产阶级的伟大梦想和严重偏见的底面：国家法律和心灵法律最终合二为一。”让我们的政治家们停止他们的计算吧，……让他们彻底懂得，金钱可以支配、切，但不能支配道德和公民。
    看上去，难道不正是这种梦想素绕在汉堡禁闭所的创建者们的心头吗？有一位监理希望看到“在这所教养院所教导的一切都完全符合宗教和道德义务。……教师应该用宗教来教诲儿童，在合适的时候鼓励他们学习和背诵圣经的段落。他还应教他们学习读写和计算，教他们学会用文雅举止对待参观者、他应该负责让他们井然有序地参加宗教仪式。”’在英国，劳动院的条例用很大篇搞规定道德监督和宗教教育。譬如，普利茅斯劳动院指定一名教师来贯彻“虔诚、庄重和谨慎”三项要求。在每日早晚的规定时间，由他主持祷告。每个星期六下午和节假日，他要向被收容者们发表讲话，“根据英国国教教义，用新教的基本内容”规劝和教诲他们。不论在汉堡还是在普利茅斯，不论是教养院还是劳动院，在整个欧洲的新教地区都建立起道德秩序的堡垒。在那些地方灌输着宗教和各种有利于国家安宁的东西。
    在天主教国家，目标是同样的，但是正如圣文森的工作所显示的，其宗教烙印较为明显一点。“将这些人迁移至此，避开世界风暴，与世隔绝，成为被救济考，其主要目的完全是为了使他们不受罪恶支配，不致成为遭受天罚的罪人，完全是为了使他们在这个世界和来世心满意足地享受欢乐，使他们在这个世界中尽其所能地礼拜上帝。……我们沉痛地从经验中得知，今日的青年人之所以迷乱，其原因在于缺乏宗教教育和宗教谦卑，他们宁愿顺从自己的邪恶意愿而不服从上帝的神圣启示和父母的谆谆教诲。”因此，必须将这些人从那个诱使其弱点发展为罪恶的世界中拯救出来，召回到一个与世隔绝、只有“护卫天使”陪伴的地方。护卫天使的化身就是每日出现的监护者。监护者“给了他们像护卫天使在冥冥中给予的那种帮助，即教诲他们，安慰他们，拯救他们。”在（法国）天主教会慈善院里，主要精力放在生活和良心的整顿上。在18世纪，这一点愈益明确地成为禁闭的理由。1765年，梯耶里堡的慈善院制定了新的规章，明确规定”副院长每星期至少逐个会见所有的被救济者一次，安慰他们，鼓励他们，并了解他们是否受到应有的待遇。下属官员则应每日这样做。”
    所有这些道德秩序监狱都会有霍华德在美因茨教养院还能看到的警言：“野兽尚且能被锁链制服，管教迷途的人更不必悲观失望。”正如在新教国家中那样，对于天主教会来说，禁闭以一种权威主义模式体现了社会幸福的神话：这是一个浸透宗教原则的治安秩序，也是一种用治安条例及其强制手段来使自己的要求得到无限满足的宗教。在这些机构中，人们力图证明这种秩序足以实现美德。在这个意义上，禁闭既掩盖了政府的非世俗意图，又掩盖了宗教的现世政治活动。作为专制综合体的一个成果，它被置于一个广阔的空间中，这个空间将上帝的花园同被逐出天堂的人们自己建成的城市隔开。古典时期的禁闭所成为“治安”的一个浓缩的象征。“治安”认为自身就是建设完美城市的世俗宗教。

    禁闭是17世纪创造的一种制度。它从一开始便获得一种重要意义，从而使它与中世纪的囚禁毫无关联。作为一种经济措施和一种社会防范措施，它是一项发明。然而，在疯癫的历史上，它标志着一个决定性时刻：此时人们从贫困、没有工作能力、没有与群体融合的能力的社会角度来认识疯癫；此时，疯癫开始被列为城市的问题。贫困的新意义，工作义务的重要性以及所有与劳动相关的伦理价值，最终决定了人们对疯癫的体验，改变了其历程。
    有一种情感诞生了。它划出一道界限，安放下一块基石。它选择了唯一的方案：放逐。在古典社会的现实空间里保留了一个中立区，一个中止了现实城市生活的空白地。在这里，秩序不再会随便地遇到混乱，理性也不用试着在那些会躲避它或力图拒绝它的人中取得进展。在这里，理性通过一次预先为它安排好的对狂暴的疯癫的胜利，实行着绝对的统治。这样，疯癫就被从想像的自由王国中强行拖出。它曾凭借想像的自由在文艺复兴的地平线上显赫一时。不久前，它还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李尔王》和《唐吉珂德》中——踉跄挣扎。但是，还不到半个世纪，它就被关押起来．在禁闭城堡中听命于理性、受制于道德戒律，在漫漫黑夜中度日。

    第三章　疯人

    从总医院创立，德国和英国的第一批教养院开设，直至18世纪末，这个理性的时代实行着禁闭政策。被禁闭的人包括道德败坏者、挥霍家产的父辈、放荡的不肖子孙、亵渎神明的人、”想放纵自己”的人和自由思想者。而通过这些相似的形象，这些奇特的同谋犯，这个时代勾画出自己对非理性的体验的轮廓。
    但是，我们在每一个城市中还发现了一大批疯人居民。在巴黎，被拘捕送交总医院的人中有十分之一是“疯子”、“痴呆者”、“精神错乱”者、“神志恍惚”者、“完全疯癫”者。对他们和对其他人没有任何区分。从登记簿看，人们以同样的情感来收容他们，以同样的态度来隔离他们。那些因“道德败坏”或因“虐待妻子”和几次自杀未遂而被送入该院的人，究竟是病人，还是罪犯，还是疯子，这个问题我们留给医学考古学去研究。
    然而，不应忘记的是，这些“疯子”在禁闭世界中占据着一个特殊位置。他们的地位不仅仅是囚徒。在一般的对待非理性的情感中，对待疯癫似乎有一种特殊的调子。这种情调被用于所谓的疯子、精神错乱者、神志不清者、痴呆者和不能自制者（这些称呼没有严格的语义差异）身上。
    这种特殊情感描绘出这个非理性世界中的疯癫的特征。它首先涉及到丑闻。在最一般的情况下，禁闭是出于避免丑闻的愿望，至少可以以此为理由。由此也表明了罪恶意识的某种重要变化。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允许各种无理智自由地展示于光天化日之下。公众的义愤能使罪恶具有儆戒和赎罪的力量。在15世纪，雷斯被指控为”异端、叛教者、巫师、鸡好者、召唤魔鬼者、占卜者、谋杀无事者、偶像崇拜者、离经叛道者”。他本人在法庭外的忏悔中承认自己犯下”足以造成血流成河”的罪行。他在法庭上用拉丁文重复了自己的供词，然后主动要求：”该自白书应用世俗语言公之于众，因为大多数人不懂拉丁文。让公众知道他因上述过失而羞愧，以使他更容易获得宽恕、获得上帝的慈悲。”在公开审判时，他被要求当众做出同样的自白：”法庭庭长要求他详细陈述案情，他因此受到的羞辱将能减轻以后受到的惩罚。”直至17世纪，即使是最粗暴最残忍的罪恶，也不会不公之于众便加以处置和惩罚。光明正大的忏悔和惩罚完全可以抵消产生罪恶的黑暗。在做出消灭罪恶的结论之前，必须使罪恶受到公开的供认和展示。这样才能完成罪恶的全部历程。
    相反，禁闭显示了某种将非人的罪恶完全视为耻辱的良心。罪恶在某些方面具有传染力，具有制造丑闻的力量，公之于众反而使其无限繁衍。只有遗忘才能制止它们。譬如，在一个投毒案件中，庞查尔特兰不是命令进行一次公开的审讯，而是指示由一个收容所秘密处理：“由于该案涉及巴黎的许多人，国王认为不应该将如此之多的人送交审判，其中许多人并不知道自己在犯罪，另外有些人只是因为好玩才这样做。陛下如此决定是因为他相信有些罪行应完全被人遗忘。”除了防止带坏世风外，为了家族或宗教的名誉也足以将一个人送进禁闭所。譬如，有一名教士被送进圣拉扎尔：“人们如此热衷于维护宗教和僧侣的名誉，因此不把这样的教士藏匿起来是不行的。”印甚至到18世纪晚期，马尔塞布还认为，禁闭是家庭设法避免耻辱的一种权利。”人们所说的卑鄙行为属于公共秩序所不能容忍的那些行为之列。……看来，为了一个家庭的名誉，因其恶习而使亲属蒙受耻辱的人应该从社会中消失。”相反，当造成丑闻的危险消失、家族或教会的名誉不会受到玷污时，就可以将人释放。修道院长巴尔日德受到长期禁闭。他百般恳求，也不能获释。但到了年老体衰时，便不会有丑闻了。阿尔让松写道：”此外，他已多年瘫痪，不能写作，甚至不能签名。我认为，出于公正和仁慈，应该将他释放。”所有与非理性沾边的罪恶，都应密藏起来。古典时代因这种非人性存在而感到耻辱，而这种感情是文艺复兴时期所没有的。

    然而，在这种掩盖之中有一个例外，即对疯人例外。毫无疑问，展示疯子是中世纪的一个非常古老的风俗。德国的某些疯人塔装有栅窗，让人们可以看到锁在里面的疯人。这些疯人成为城关的一景。奇怪的是，当收容院的大门紧闭之后，这种风俗并没有消失。相反，它继续发展，几乎成为巴黎和伦敦的一种有特色的制度。迟至1815年，据一份提交（英国）国会下院的报告说，伯利恒医院在每个星期日展览精神病人，参观费为一便主。展览收入每年高达近四百镑。这就是说每年参观者多达九万六千人次。在法国，迄大革命为止，游览比塞特尔、参观疯子一直是巴黎波希米亚区资产阶级的周末娱乐项目之一。米拉波（mirabeau）在《一个英国人的游记》中报道，比塞特尔的疯人”像稀有动物一样”展示给”愿意付一个硬币的大傻瓜”看。管理员展览疯人就像圣日耳曼区市场上耍猴人让猴子做各种表演一样指。有些管理员因善于使疯人表演舞蹈和杂技而闻名，当然也稍稍挥舞鞭子。18世纪末，唯一的改善是：允许疯人展览疯人。似乎疯癫负有证实自己的责任。”我们不必责备人性。这位英国旅游者的看法是对的：展览疯人的作法超出了最冷酷的人性。我们也早就这样说过。但是，凡有困境必有出路。正是疯人自己在清醒的片刻受托展示自己的同伴。后者也表示赞同。于是这些不幸者的管理人便坐收表演的盈利，而自己却从未降低到冷酷无情的水准。”在这里，疯癫打破了收容所的沉寂而成为一种表演，从而变成一种娱乐公众的公开丑闻。非理性被隐匿在禁闭所的沉寂中，但疯癫继续出现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而且比以往更耸人听闻。在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它很快达到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从未达到的地步。过去蓝舰兄弟曾摹仿疯人进行表演，而现在有血有肉的疯癫自己登台表演。在19世纪初，沙朗通的监理库尔米埃（coumier）组织了引起轰动的演出，有时让疯人担当演员的角色，有时让他们担当观众的角色。”这些参加业余演出的疯子成为轻浮的、不负责任的乃至恶毒的公众的观赏对象。这些不幸者的古怪表现及其境遇引起观众的嘲笑和侮辱性怜悯。”疯癫变成这个世界的纯粹景观。这个世界正愈益受到萨德的影响，正成为某种信心十足的理性的良知的一种消遣，直至19世纪初，使鲁瓦耶?科拉尔大为愤慨的是，疯人依然是怪物–所谓怪物就词源意义而言，就是被展示的东西。

    禁闭将非理性隐匿起来，从而泄露了非理性的耻辱。但是它公开地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疯癫，集中于疯癫。如果说，在对待非理性时，其主旨是避免丑闻，那么在对待疯癫时，其目的则是将其组织起来。这里有一个奇怪的矛盾：古典时期用一种全面的非理性经验把疯癫包围起来，重新接纳了它的各种特殊形态。（这些特殊形态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明确地加以区分的，并使之进入普遍意识，在这种意识中疯癫可以同任何一种非理性形态相结合。）与此同时，古典时期给疯癫打上了一个特殊的记号：这个记号不是疾病的记号而是受到赞美的丑闻的记号。然而，在18世纪有组织地展览疯癫与文艺复兴时期自由地显示疯癫之间毫无共同之处。在文艺复兴时期，疯癫无所不在，透过它的形象或它的威胁与各种经验混合在一起。在古典时期，疯癫被隔着栅栏展示。凡是在它出现的地方，它都被隔开一段距离，受到某种理性的监督。这种理性不再认为自己与之有任何联系，不允许自己与之有过于相似之处。疯癫变成某种供观看的东西，不再是人自身包含的怪物，而是具有奇特生理机制的动物，是人类长期受其压制的兽性。”我很容易想像一个无手、无脚、无头的人（说头比脚更不可或缺只是经验之谈）。但是我无法想像一个没有思想的人。那样的人应该是一块石头或一只野兽。”

    德波尔特（desportes）在《关于照看疯人问题的报告》中描述了18世纪末比塞特尔的单人囚室：”这些不幸者的全部家具就是这个草垫。他躺下时，头、脚和身子都贴着墙。石缝里滴出的水浸透他全身，使他不能安睡。”关于萨尔佩特利耶尔的单人囚室，他写道：”冬天一到，这个地方更可怕，更经常地造成死亡。当塞纳河水上涨时，这些与下水道处于同一水平的小囚室不仅更有损健康，而且更糟糕的是，它们变成大批老鼠的避难所。每到夜晚，它们就袭击在此禁闭的不幸者，咬能咬到的任何人。那些疯女人的手、脚、脸都被咬破。这种伤害很严重，已有几人因此而死亡。”不过，这些地牢和单人囚室长期以来都是为最危险、最狂暴的疯子准备的。如果他们安静下来，如果他们不使其他人感到恐惧，他们就被塞进大小不同的病室。图克最活跃的追随者之一希金斯（godfrev higgins）作为一个志愿检查员，花了二十镑获得参观约克收容所的权利。在参观时，他发现一个被精心遮蔽的门，在门后发现一个长宽均不足八英尺的房间。晚上这里挤着13个妇女。白天她们在另一间并不大多少的房间活动。

    特别危险的疯子会受到某种方法的约束。这种方法不具有惩罚性质，而仅仅旨在将狂暴的疯人固定在很小的活动范围里。这种人一般被锁在墙边或床上。在伯利恒医院，狂暴的疯女人被套上脚钦，固定在一个长廊的墙边。她们只穿一件上市长袍。在贝斯纳尔格林医院，一个乱打乱闹的女人被放在猪圈里，手脚都被捆住。发作平息后，她被捆在床上，身上只盖一条床单。当允许她稍微行动时，在她两腿间放了一根铁条，一头连着脚镣，一头连着手铐。图克在《关于穷苦疯人状况的报告》中详细描述了伯利恒医院发明的控制公认危险的疯人的复杂方法：疯人被锁在一根从墙的另一侧伸过来的长链上，这样管理员就可以从外面指挥他的活动。他的脖颈也套上一个铁环，这个铁环由一根短链与另一个铁环联在一起，后一个铁环套在一根垂直固定在地面和天花板的铁棍上。当伯利恒医院开始改革时，人们发现在这间囚室里有一个人被这样关了12年。

    当实践活动达到如此极端的程度时，事情就很清楚了：这些做法既不是惩罚的欲望所激发的，也不是改造的职责所导致的。“悔过自新”的观念与这种制度毫不沾边。但是，有某种背性形像困扰着这个时期的医院。疯癫借用了野兽的面孔。那些被铁链挂在困室墙边的人不再是精神错乱的人，而是被某种狂暴本性捏住的野兽；似乎疯癫发展到了极点便超出了包容其最脆弱形态的道德失常范围，而借助于某种突发的力量与纳粹的兽性发作结合在一起。这种兽性模式在收容院很流行，从而使收容院具有一种囚笼的形象，一种动物园的外观。科盖尔在描述18世纪末的萨尔佩特利耶尔时写道：”狂暴发作的疯女人像狗一样拴各囚室门上。有一个铁栅长席将其与管理员和参观者隔开。通过铁栅给她们送进食品和睡觉用的稻草。用扒子把她们周围的污物清扫出来。”在南特的医院里，这种动物园是由一个个各笼组成的。埃斯基罗尔（es－quirol）以前从未见过”用这么多的锁、门栓、铁条来锁囚定的门。…阿旁的一个小窗口也装有铁条和窗板。小窗口分有一根固定在墙上的铁链。铁饭的一端有一个木椎形状的铁容器。这是用于通过铁窗递送食品的。”1814年，福德雷（franco。s－emmanuel fodere）在斯特拉堡医院发现了一种精心制造的囚笼；”为了对付惹事生＊和污秽不湛的疯人，在大病室的角落设置了一种只能容下一个中等身材的人的囚笼，或者说是小木屋。”这种囚笼以木栅为底，底部与地面间隔十五厘米，木搬上铺了一些革，”疯人赤裸着或几乎赤裸着躺在上面进食和大小便。”

    可以肯定，这是一种对付疯子狂乱发作的安全制度。这种发作主要被看作一种对社会的威胁。但是，十分重要的是，这是从兽性发作的角度来考虑的。“不把疯人当作人来对待”这一否定性事实却有着肯定性内容：这种非人道的冷漠实际上包含着某种萦绕于怀的价值，它植根于传统的恐惧。自古代以来，尤其自中世纪以来，这种恐惧就使动物界具有不可思议的日常特征、令人战栗的怪异形象和无法倾吐的焦躁。但是，这种在想像中与疯癫观念形影不离的对兽性的恐惧，其含义已与两三个世纪前大不相同。动物的变形形象不再是地狱权力的显性标志，也不再是某种旁门左道的炼丹术的产物。人身上的兽性不再具有作为另一个世界标志的价值。它已变成人的疯癫，人处于自然状态的疯癫，只与自己有关。这种以疯癫形式发泄出来的兽性使人失去其特有的人性。它并不把人转交给其他力量，而只是使人完全处于自己的自然状态（本性）。对于古典主义来说，最彻底的疯癫乃是人与自己的兽性的直接关系，毫不涉及其他，也无药可救。

    从进化的远景来看，表现为疯癫的兽性总有一天会被视为疾病的征状、甚至疾病的本质。但是在古典时期，它所表现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疯人不是病人。实际上，兽性使疯人免于人身上脆弱、不稳定、不健康因素的伤害。疯癫时的那种顽强的兽性，以及从鲁莽的野兽界借来的愚钝，使疯人能够忍受饥饿、高温、寒冷和疼痛。直至18世纪末，一般人都认为，疯子能够承受生活中不可想像的苦难。他们不需要保护，不需要保暖御寒。1811年，图克参观（英国）南部的一个劳动院时看到，单人囚室仅在门上有很小的栅窗让阳光投射进来。囚室中的妇女均赤身裸体。当时”气温很低。头天晚间温度计的读数是零下18度。其中有一名妇女躺在疏稀的麦草上，身上没有盖任何东西”。疯人的这种野兽般的耐寒能力也是皮内尔所信奉的一个医学定论。他经常称赞”某些男女疯子能够持续地和泰然地承受长时间的严寒。共和三年雪月的若干天，温度计的读数是零下10度、11度，甚至零下16度。而比塞特尔医院的一个疯人竟然不愿盖毛毯，一直坐在结冰的囚室地面上。早上刚刚打开他的门，他就穿着衬衫跑到院子里，抓起一大把冰雪压在胸部，高兴地看着冰雪融化。”当疯癫发展到野兽般的狂暴时，它能使人免受疾病的伤害。它赋予人某种免疫力，就像大自然预先赋予野兽某种免疫力一样。奇怪的是，疯人的理智紊乱使之回归兽性，但因此而受到大自然的直接恩惠。

    这就是为什么极端的疯癫从来很少与医学相联系。它也不可能与改造教养领域有关联。摆脱束缚的兽性只能用纪律和残忍来驾驭。18世纪，兽性疯人的观念在个别人的尝试中得到实际体现。这些人试图对疯子进行某种强制教育。皮内尔提到了”法国南部一所非常著名的修道院”的例子。在那里，对狂躁的疯人下达”改邪归正的严格命令”。如果他拒不上床睡觉或花饭，他将”受到警告：他若坚持错误将在第二天受到鞭打十下的惩罚。”相反，如果他顺从的话，他就被允许”在餐厅用餐，坐在实施纪律者身边”，但是他老稍有不规矩之处，便会立刻受到警告，”会被用教鞭打手指”。这样，由于使用了某种奇怪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可以解释所有这些”不人道”的禁闭实践–疯癫的自由兽性只能被这样的纪律来驯服，即不是把兽性提高到人性，而是使人回到自己身上的纯粹兽性。疯癫泄露了兽性的秘密：兽性就是它的真相，在某种程度上，它只能再回到兽性中。将近18世纪中期，苏格兰北部的一个农夫曾名扬一时。据说他能医治精神错乱。皮内尔曾附带说到，这位教皇式人物具有海格立斯（hercules）的体魄?”他的方法是强迫疯人从事最艰难的农业劳动，像使用牲畜、使用仆人一样使用他们。他们稍有反抗便会遭到一顿毒打，从而迫使他们最终彻底屈服。”疯癫在还原为背性的过程中既发现了自己的真相，又获得了治疗。当疯人变成一只野兽时，人身上兽性的显现–这种显现构成疯癫的丑闻-一被消灭了。不是兽性被压制了，而是人本身被消灭了。在变成牲畜的人那里，非理性听从着理智及其命令，于是疯癫被治愈了，因为它在某种东西中被异化了，这种东西就是它的真相。

    将来总有一天会从这种疯癫的兽性中推导出一种机械心理学的思想以及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疯癫的种种形态可以归因于动物生命的伟大结构。但是在厂和18世纪，将自己的面孔借给疯癫的兽性丝毫没有使自己的表现形态具有一种决定论性质。相反，它将疯癫置于一个可以无所限制地狂乱的不可预知的自由领域。如果说决定论能对它有所影响的话，那么这种影响是在限制、惩罚和纪律的形态里。疯癫通过兽性不是与伟大的自然法、生命法结合起来，而是与千姿百态的寓言动物结合起来。但是，与中世纪流行的那种禽畜动物不同。后者用很多象征形象来图解邪恶的各种形态，而前者是一群抽象的寓言动物。在这里，邪恶不再有奇异的身躯，我们能领悟到的只是它的最极端形式，即野兽的真相。这是一种没有内容的真理。邪恶摆脱了它的丰富肖像，目的在于只保存一种普遍的威慑力，这是一种兽性的隐秘威胁。它潜伏着，在某个时刻突然释放出狂暴的理由、疯癫狂乱的真相。尽管当时有人试图建构一种实证的动物学，但是这种认为兽性是疯癫的自然巢穴的顽固念头始终盘踞着古典时期的那个阴森角落。正是这种念头造成了一种意象，从而导致所有的禁闭实践及其种种最奇特的野蛮性。

    毫无疑问，将疯癫观念，同肖像式的人与兽的关系联系起来，对于西方文化一直是极其重要的。从一开始，西方文化就不认为动物参与了全部自然、参与了它的理智和秩序。那种观念是后来才有的，而且长佩以来只存留在西方文化的表面。或许它从未渗透进深层的想像领域。实际上，经过认真的研究就会发现，动物属于一种反自然，一种威胁着自然秩序、以其狂乱威胁着启然的积极理智的消极否定方面。劳特列阿蒙的著作就证明了这一点。按照西方人的定义，西方人两千多年来作为一种理性动物生活着。为什么这个事实就应该必然意味着他们承认理性和兽性可能有一个共同的秩序？为什么按照这个定义他们应该必然把自己放在自然的肯定方面？如果抛开亚里士多德的本意，难道我们不能认为，对于西方来说，这神“理性动物”长期以来一直是一种尺度，用以衡量理性的自由在非理性的巢穴运作的方式——那种非理性偏离理性直至构成理性的反题？从这时起哲学变成了人类学，人们力求在一种完整的自然中确认自己，动物也失去了其否定力量，从而成为自然的决定论和人的理性之间的一种积极的进化形式。“理性动物”的公式现在已经完全改变了其含义。它所暗示的作为全部理性根源的非理性完全消失了。从此，疯癫必须服从人的决定论，人则被视为其兽性的自然存在。在古典时期，如果说使科学和医学分析确如下文将谈到的那样力求使疯癫立足于这种自然机制中，那么，对待疯人的实际做法则足以证明，疯癫依然被包容在反自然的狂暴兽性中。

    总之，禁闭加以来大的正是这种疯癫的兽性，同时它又力求避免无理智者的非道德所必然带来的耻辱。这就揭示了古典时期在疯癫和其他非理性形态之间所规定的距离，虽然从某种观点看，它们以前是被视为同一的或相通的。如果整个非理性领域都被压制得沉默不语，唯有疯癫可以自由表达其丑闻，那么非理性的整体所不能表达的而它能告诉人们的是什么呢？疯人的各种狂乱的意义——不可能在其他被收容者的、或许更明智的言谈中找的意义——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在哪个方面疯癫具有更独特的意义呢？

    从17世纪起，最一般意义的非理性就不再具有更多的教训价值。文艺复兴时期仍很常见的理性的那种危险的可转换性正在被遗忘，它的丑闻正在消失。属于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经验的十字架的疯癫的重大主题，在17世纪开始消失，尽管还有詹森主义和帕斯卡的著作。更确切地说，它继续存在着，但是改变了甚至在某种意义上颠倒了自己的含义。它不再要求人类理性放弃骄傲和自信以沉湎于牺牲的伟大非理性之中。当古典时期的基督教谈到十字架上的疯癫时，仅仅是为了羞辱虚假的理性，给永恒的真理之光增添光辉。肉身显灵的上帝的疯癫只不过是尘世间非理性的人所不能辨认的一种智慧。”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这个世界的耻辱，在当时人们的眼中他是愚昧和疯癫的体现。”但是，这个世界后来被基督教征服了，上帝的意旨通过这种历史的曲折和人们的疯癫显示出来。现在完全可以说：”基督已成为我们智慧的顶峰。”基督教信仰和基督徒谦卑的这一耻辱–其启示的力量和价值仍为帕斯卡斯维护–很快将不再对基督教思想有更多的意义。它可能将只有一种意义，即在这些因这一耻辱而群情激愤的良。动中揭示出众多盲目的灵魂：”不要让你的十字架–它已为你征服了世界–依然成为傲慢者的疯癫和耻辱。”基督教的非理性被基督徒自己放逐到理性的边缘，因为理性已被等同于肉身显灵的上帝的智慧。自波尔罗亚尔女隐修院直至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的两个世纪里，人们将不得不等待着基督重新获得对其疯癫的赞美，等待着耻辱恢复其启示的力量，等待着非理性不再仅仅是理性的公开羞辱对象。

    但是，在这个时候，基督教的理性摆脱了长期以来作为自身组成部分的疯癫，病人则因摒弃理性，在其兽性发作中，获得了独一无二的证明力量。从与上帝相联系的、上帝肉身显灵的超人领域中被驱逐出来的耻辱似乎重新出现了。它以巨大的力量和新的教训出现在人与自然、与自身的兽性相联系的领域里。教训的适用范围转向较低的疯癫领域。十字架不再具有耻辱的意义；但是不应忘记，基督在尘世生活时始终赞美疯癫，使之变得圣洁，正如他治愈疾病，宽恕罪孽，用永恒的富有安慰贫困，从而使疾病、罪孽和贫困变得圣洁。圣文森提醒那些受命照看禁闭所中病人的人，说：“在这里主宰他们的是我们的主，他决定让精神错乱者、魔鬼附体老、疯人、受引诱者和迷狂者围在他身边。”这些受非人力量支配的人在那些代表了永恒智慧的人周围，在这个体现了永恒智慧的人周围，组成一个永恒的礼赞场面；他们用簇拥来赞美他们所拒绝的智慧，同时又给智慧一个羞辱自身的口实，承认智慧只能得自于上帝恩惠。进一步说，基督并不仅仅让精神错乱者聚在自己周围，而且他决定让自己在他们眼中成为一个疯人，通过自己的化身来体验人类所遭受的一切不幸。疯癫因此而成为在被钉上十字架和从十字架上抬下来之前上帝人形的最终形态：“噢，我的主，你喜欢成为犹太人眼中的一个耻辱，异教徒眼中的疯癫。你喜欢看上去像是失去了理智，正像圣经中所说的，人们以为我们的主精神错乱了。dicebantuuoniaminhroremversus est．（他们说他疯了）。他的使徒有时仰望着他，好像仰望着一个雷霆震怒的人，他让他们有这种印象，是为了让他们证明，他曾承受了我们的全部疾病和痛苦，是为了教诲他们和我们对那些陷于这些不幸的人应报以同情。”基督来到人世时应允要在自己身上打上人类状况的一切记号和堕落本性的各种污点。从贫困到死亡，他走完受难的漫长历程。这也是情欲的历程，被遗忘的理智的历程和疯癫的历程。因为疯癫是受难的一种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是临终前的最后形式，所以它现在对于那些正承受它的人来说，就将成为一个受尊敬和同情的对象。

    尊敬疯癫并不是要把它解释成不由自主的、不可避免的突发疾病，而是承认这个人类真相的最低界限。这个界限不是偶然的，而是根本性的。正如死亡是人类生命在时间领域的界限，疯癫是人类生命在兽性领域的界限。正如基督的死使死亡变得圣洁，最充分体现兽性的疯癫也同样因此而变得圣洁。1654年3月29日，圣文森通知一个教及巴罗（jeanbarreao），他的兄弟因精神错乱被收容进至拉扎尔：”我们应该荣耀我们的主。那些想捆绑他的人说他是疯子。这是主的荣耀，他想以此来使他给那些人安排的同样状况变得圣洁。”川疯癫是上帝在其肉身中所承受的最低人性，他借此表明在人身上没有任何非人性是不能得到救赎的；这个堕落的极点固基督的存在而受到赞美。这就是疯癫在17世纪依然传授的教训d。

    我们看到了当其他形式的非理性被精心掩盖起来时，疯腐的丑闻却能受到赞扬的原因。非理性的丑闻只能产生具有传染性的离经叛道的榜样，而疯癫的丑闻则向人们展示，人类的堕落如何使他们接近兽性，上帝拯救人类的仁慈能远及何处。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基督教来说，非理性及其耻辱的全部教益都体现在上帝化身的疯癫中。对于古典主义来说，这种化身不再是疯癫，而疯癫是人的野兽化身，是人类堕落的极点，是人的罪恶的最明显记号，是上帝仁慈的最远对象，是重新获得普遍宽恕和清白的象征。因此，疯癫的全部教益及其力量必须在这个模糊不清的领域，这个人性的低级范围中寻找。在这个领域中人听命于自然，既是彻底的堕落又是绝对的无辜。圣文森及其道使会、慈善兄弟会以及所有留意疯癫并将其向世界展示的教团，不正是突出体现了古典时期教会对疯人的关注吗？不正表明教会在疯癫中发现了一种难以理解却十分重要的启示——人的兽性是无辜的罪孽？这种启示需要在疯癫的公开展示中解读。在那种展示中疯人所体现的人的兽性发作受到颂扬。似乎很矛盾的是，基督教的兽性意识为后来把疯癫视为一种自然现象做了准备；而到了那个时候，这种“自然”在古典主义思想中的含义则会很快被遗忘。那种含义是，这种“自然”并不是一个随时能够接近的客观分析领域，而是一个对人来说时时可能出现某种疯癫的丑闻的领域——那种疯癫既是人的终极真相，又是废除人的形式。

    所有这些现象，这些围绕着疯癫进行的奇异活动，这些对疯癫既赞美又惩治、将其归结为兽性、使其成为赎罪的教训的做法，把疯癫置于一个有别于整个非理性的奇怪地位。在禁闭所里，疯癫与各种非理性共居一室。后者包围着它，确定它的最一般的真理。但是疯癫又遭到孤立，受到特殊对待，而显示其独特性，似乎它虽然属于非理性，但是它以一种特有的运动穿越了这个领域，不停地将自己与最乖谬的非理性极端联系起来。

    我们现在已习惯于认为，疯癫中有某种决定关系，在那种决定关系中，一切自由都逐渐受到压制；疯癫向我们展示的不过是某种决定论的自然常数，这种决定论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及有关其各种形式的推论（话语）运动；因为疯癫用于威胁现代人的仅仅是使其回到野兽和非生物的凄凉世界，回到自由受束缚的状态。在17和18世纪，人们不是从这种自然观而以非理性为背景来认识疯癫；疯癫不是暴露了某种生理机制，而是揭示了某种以兽性的可怕形态肆意横行的自由。今天我们已经不能理解什么是非理性，只能理解用形容词表示的形态：无理智的。这是一个修饰行为或言语的符号。它向一般人显示了疯癫的存在及其各种病理症状。对于我们来说，”无理智的”只是疯癫的表现形式中的一种。但是，对于古典主义来说，非理性具有一种名义价值；它构成某种实质性功能。疯癫只有相对于非理性才能被理解。非理性是它的支柱，或者说，非理性规定了疯癫的可能范围。对于古典时代的人来说，疯癫不是自然状态，不是”非理性”的人性和心理根源。它仅仅是”非理性”的经验形式。疯人复现了人堕落到兽性狂乱的极点的历程，暴露了潜在的非理性领域。这个领域威胁着人，在极大的范围内包围着人的各种自然生存形式。这不是一个是否倾向某种决定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是否正在被某种黑暗所吞噬的问题。与其他类型的理性主义和今天的实证主义相比，古典理性主义能够更有效地防范非理性的隐秘危险，后者正威胁着绝对自由的空间。

    第四章　激情与谵妄

    疯癫的野性危害是与激情的危害、激情的一系列致命后果相联系的。

    索瓦热（sauvages）早就概述了激情的基本作用，认为它是导致疯癫的更恒在、更顽固、在某种程度上更起作用的原因：我们头脑的错乱是我们盲目屈从我们的欲望、我们不能控制和平息我们感情的结果。由此导致了迷狂、厌恶、不良嗜好、伤感引起的忧郁、遭拒绝后的暴怒，狂饮暴食、意志消沉以及引起最糟糕的疾病–疯癫的各种恶习。但是，这里所说的仅仅是激情在道德上的首要作用和责任，而且表述得很含混。而这种批评实际上是针对着疯癫现象与感情变化之间的根本联系。

    在笛卡地（descartes）之前和在他作为哲学家和生理学家的影响减弱之后，激情一直是肉体和灵魂的聚合点。在这里，主动的灵魂与被动的肉体发生接触，同时每一方都限制着对方并限制着相互交流的范围。

    体液医学理论认为，这种结合主要是一种相互作用：“激情必然引起体液的某种运动：愤怒刺激胆汁，悲伤刺激忧郁液（黑胆汁）。体液运动有时非常强烈，以致引起整个身体系统的紊乱，甚至导致死亡。另外，激情还使体液增多。愤怒使胆汁增多，悲伤使忧郁液增多。体液通常会受到某些感情的刺激。反过来，体液又使那些体液丰富者听命于这些感情，专注于通常会刺激他们的对象。胆汁质的人易于愤怒和专注于所痛恨者。忧郁质的人易于感伤和专注于令人讨厌的节物。多血质的人易于快乐。”

    元气医学理论用较严密的物理机械传递运动观念取代了上述含混的“气质”观念。如果说激情只能出现于有肉体的存在物中，而这一肉体并不完全听命于它的大脑的信号和它的意志的直接指挥，那么这是因为大脑的运动服从于某种机械结构，即元气运动结构。这是不依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并且通常会违背我们的意志的。“在看到激情的对象之前，动物元气散布在全身以维系身体的各部分；但是当新对象出现时，整个系统就被打乱了。大多数元气被送到手臂、腿、面部和身体各个外表部分的肌肉里，使身体产生这种主要感情，使身体具有趋善避恶所需要的沉稳和运动。”“激情就是这样调造着元气，而元气则听命于激情。也就是说，在激情的作用下，在激情的对象出现时，元气根据一种空间设计而循环，分散和集中。这种空间设计批准对象在大脑中的轨道和在灵魂中的图像，从而在身体中形成一种激情的几何图形。这种图形仅仅是激情的表达转换。但是它也构成激情的基本原因的基础。因为当全部元气围绕着这种激情对象至少是这种对象的意象而组合起来时，思想就再也不能无视它，并因此而服从激情。

    再向前发展一步，这整个系统变成一个统一体，肉体与灵魂直接以共同性质的象征价值相互交流。这就是支配着18世纪实践的固体和流体医学中所说的情况。紧张和放松，坚硬和柔软，僵硬和松弛，充盈和干瘪，这些性质状态既用于描述灵魂也用于描述自体，但主要是表示某种模糊的、复杂的激情状态。这种激情状态能够主动地影响观念的联想过程、情感过程、神经状态和液体循环。因果关系的观念在这里显得太生硬了，它所归纳的因素互不联结，无法应用到因果关系的图式中。”积极的感情，如愤怒、高兴和贪欲”是”精力过度、紧张过度、神经纤维过分灵活、神经液过分活跃”的原因还是结果？反过来说，难道不能认为”呆滞的感情，如恐惧、沮丧、怠倦。没有食欲、因思乡而冷漠，古怪的偏食、愚钝、健忘”是”脑筋和分布在各器官的神经纤维虚弱、神经液供应不足和阻滞”的原因或结果吗？（价我们确实不应再试图将激情置于某些因果关系中，或置于肉体和精神之间。激情在一种新的更深刻的层次上标志着灵与肉具有一种持久的隐喻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无须交流其性质，因为二者的性质是共同的。在这种关系中，表现的现象不是原因，因为灵与肉一直是彼此的直接表现。激情不再严格地处于肉体和灵魂复合体的几何中心，而是处于二者的对立尚未形成、但二者的统一和差别都已明确的区域中。

    但是，在这个层次上，激情不再简单地是疯癫的重大原因之一，而是成为疯癫发生的基础。如果说存在着一个领域，在这里在灵与肉的关系中原因和结果、决定性和表现仍然盘根错节，因而在实际上构成同一个不可分解的运动；如果说在肉体剧烈活动和灵魂急速活跃之前，在神经和大脑放松之前，存在某些灵魂和肉体尚未共有的先在性质，这些性质随后将把同样的价值赋予机体和精神，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诸如疯癫之类的疾病，从一开始就是肉体和灵魂的疾病，在这些疾病中，大脑的疾病具有同样的特点、同样的起因、同样的本质，总之同灵魂的疾病一样。

    因此，疯癫的可能性也就隐含在激情现象之中。

    诚然，在18世纪前的很长时间里，在现代人出现之前的许多世纪里，激情和疯癫之间就保持着密切联系。但是，我们还是将古典时期定为它的起始时期。希腊一拉丁传统的道德家们认为疯癫是对激情的惩罚。为了更进一步肯定这一点，他们宁愿把激情定义为暂时的、轻微的疯癫。但是，古典主义思想不是基于某种虔诚的希望、某种有教益的威胁、某种道德体系来规定激情和疯癫的关系。它甚至与传统决裂，颠倒了传统的逻辑关系。它把激情本性作为疯癫妄想的基础。它认为激情决定论仅仅是提供了使疯癫进入理性世界的机会。而且，如果说灵与肉的无可怀疑的结合显示了人的激情的限度，那么它也同时使人面临着摧毁他的无限运动。

    于是，疯癫就不仅仅是灵与肉的结合所提供的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它也不完全是激情的后果之一。灵与肉的统一造就了疯癫，但疯癫却转而反对这个统一体，并一再地使之受到怀疑。激情使疯癫成为可能，但疯癫却以一种特有的运动威胁着使激情本身成为可能的条件。疯癫属于这样一类统一体：在这种统一体中规律受到损害、歪曲和破坏，从而表明这种统一体既是明显的和确定的，又是脆弱的和已注定要毁灭的。

    在激情的历程中有这样一个时刻：规律似乎由于自己的缘故而暂时失效，激情运动要么在没有任何能动力量冲撞或吸引的情况下嘎然中止，要么被延长，停留在激情爆发的高潮点。怀特承认，正如冲击能引起运动，强烈的情绪也能引起疯癫，因为情绪既是灵魂中的冲击，又是神经纤维的震颤：“凄惨的或动人心弦的故事、可怕而意外的场面、极度悲痛、大发脾气、恐怖以及其他效果强烈的感情，常常会引起突然而强烈的神经症状。”严格地说，疯癫便由此开始；但是，这种运动有时也会因过于强烈而立即消失，突然引起某种停滞而导致死亡。在疯癫的机制中，平静似乎不一定就是没有症状，也可能是与平静相反的剧烈运动，这种运动因过于强烈而突然产生矛盾而无法继续下去。“人们有时会听到这种情况：十分强烈的激情产生一种强直性痉挛或强直性昏厥，使人变得像一座雕像，似乎不是一个活人。更有甚者，过度的恐惧、苦恼、欢乐和羞愧不止一次地导致死亡。”

    反过来看，有时候，从灵魂到肉体和从肉体到灵魂的运动会在某种焦虑的场所无限地扩散；这件场所更接近于马勒伯朗上（malebranche）所谓的安放灵魂的空间，而不是笛卡儿安放肉体的空间。这些往往由外界的轻微冲击所引起的细微运动不断积聚和强化，最后爆发为强烈的痉挛。兰奇西早已解释了罗马贵族经常患忧郁症的原因。他指出，他们经常歇斯底里地发作，自疑患病，其原因在于，在宫廷生活中”他们的头脑不断地受到恐惧和希望的交替刺激，从无片刻安宁。”许多医生都认为，都市生活、宫廷或沙龙生活，使人疯癫，因为大量的刺激不断地积累、拖长和反瓦、从不减弱。但是，在这种意象中，在其较强烈的形态中，在一系列构成其有机形式的事件中，有一种不断增强的、能够导致渡委的力量，似乎运动不仅没有在传达自身的力量时逐渐损耗，而且能把其他的力量卷进来，并从其他力量那里吸取新的活力。索瓦热正是这样解释疯癫的起源的：某种恐惧的印象与某种髓纤维的肿胀或受到的压迫有关。因为这种肿胀完全是局部的，所以这种恐惧只限于某个对象。这种恐惧持续得越久，灵魂就越发注意它，愈益使它孤立和偏离其他东西。但是，这种孤立更强化了恐惧。给予恐惧以特殊地位的灵魂渐渐倾向于将一些间接的观念附加在恐惧上：”它使这种简单的思想同所有可能使之强化的观念结合在一起。譬如，一个人在睡梦中以为自己受到犯罪指控，他就会把这种想法与其他有关的东西–法官、刽子手、绞刑架联系起来。”这种想法由于增添了新的因素，使这些因素加入自己的进程，因此便具有了附加的力量。这种新力量最终甚至使它能够压倒意志的最大努力。

    在激情现象中，在双重因果关系——从激情本身出发既向肉体扩散又向灵魂扩散——的展开过程中，疯癫找到了自己的首要条件。同时，疯癫又是激情的中止，因果关系的破裂，统一体的解体。疯癫既参与激情必然性的运动，又参与由这种激情所释放出来的，但又超越激情、最终向激情的全部含义挑战的东西的狂乱活动。疯癫最终成为一种神经和肌肉运动。其程度之强烈，在意象、思想和意志的活动中似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与之相对应。躁狂症的情况便是如此。它要么突然加剧形成惊厥，要么变成持续的狂乱。反之，疯癫也能在身体处于平静和迟钝的情况下造成和维持心灵无休无止的、无法平复的骚动。忧郁症的情况便是如此。这种病人对外部对象的印象不同于健康人。“他的印象很淡薄。他对它们几乎视若罔闻。他的心智儿子完全沉迷于某些思想的活动。”

    诚然，肉体的外部运动和思想活动二者之间的脱节并不意味着灵与肉的统一体必然瓦解，也不意昧着它们各自在疯癫中独立地产生作用。无疑，这个统一体的活力和完整性会受到损害，但是，它最终表明，它的分裂并不是导致废除它，而是使它被武断地分割成不同部分。譬如，当忧郁症偏执于某个离轨的思想时，牵涉的不仅仅是灵魂，而是与大脑相连的灵魂，与神经、神经起端、神经纤维相连的灵魂。总之，灵与肉统一体的一个完整部分脱离了整体，尤其脱离了借以感受现实的器官。惊厥和激动不安时的情况也是如此：灵魂并未脱离肉体，而是受到肉体的急速冲击，以致于不能维持自己的全部思想功能；它脱离了自己的记忆、自己的意向、自己最根深蒂固的观念，从而脱离了自身，脱离了肉体中所有稳定的因素，而听命于变化无常的神经纤维；因此它的反应丝毫不顾及现实、真理，没有任何审慎的考虑；尽管神经的颤动可能是对知觉变化的模拟，但是病人不能分辨二者的差别。“急速混乱的脉冲或其他方面的失调使神经感受到（与知觉中）相同的运动；它们就像呈现客观对象（其实这些客观对象并非如此）一样把幻想当真地表现出来。”

    在疯癫中，灵与肉的整体被分割了：不是根据在形而上学上该整体的构成因素，而是根据各种心象来加以分割，这些心象支配着肉体的某些部分和灵魂的某些观念的荒诞的统一体。这种片断使人脱离自身，尤其脱离现实。这种片断因本身的游离状态而形成某种非现实的幻觉，并且凭借着这种幻觉的独立性而把幻觉强加给真理。“疯癫不过是想像的错乱。”换言之，疯癫虽然从激情出发，但依然是灵与肉的理性统一体中的一种剧烈运动。这是在非理性层次上的运动。但是这种剧烈运动很快就摆脱了该机制的理性，并因其粗暴、麻木和无意义的扩散而变成一种无理性的运动。正是在这个时候，虚幻摆脱了真实及其束缚而浮现出来。

    因此，我们发现我们现在必须加以追踪的第三种演变的线索：奇想、幻觉和谬误的演变一非存在的演变。

    我们来听一听在这些异想天开的片断中说了些什么。

    想像不是疯癫。即使说在天马行空的幻觉中精神错乱找到了第一个通向其虚妄的自由的道路，但是当头脑陷于这种任意性而成为这种表面自由的俘虏时，疯癫也不是从这里开始的。一个人从梦中醒来后可能会说：“我还以为自己死了。”他这样说就是在否定和纠正想像的任意性。他并没有发疯。但是当他认为这种中性的心象——“我已经死了”——具有某种真义时，他就是一个疯子了。此外，真理意识不会仅仅因这种心象的存在而迷失，而是在限制、比较、统一或分解这种心象的行为中迷失，因此，疯癫也只会在赋予这种想像以真义的行为开始。想像本身是无辜的：“想像本身没有犯错误，因为它既没有否定也没有肯定，而只是极度地陷于对某种心象的冥思苦想之中。”只有心智才能将这种心象中产生的东西变成歪曲的真理，即谬误或被承认的谬误：“一个醉汉会把一根蜡烛看成两根蜡烛。而一个有斜眼病但头脑受过训练的人虽然也可能看到两根蜡烛，但会马上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而使自己习惯于只看到一根蜡烛。”因此，疯癫是在想像之外的地方发生的，但又深深植根于想像。因为疯癫完全表现为它允许这种心象具有一种自发的价值，即全面而绝对的真理。有理性的人无论对错总要对一个心象的真伪做出判断。这种行为超出了心象，是凭借着另外的东西来超越和衡量心象。而疯人的行为从未越出现有的心象，而是屈服于对它的直觉，只是在它的范围内来肯定它：“在陷于疯癫的人中，即使不是所有的人，也确实有许多人仅仅是由于过分关注一个对象。”引力然而，虽然疯癫存在于心象之中，专注于心象，无法摆脱心象，但是疯癫并不完全是想像，而是构成一种内涵模糊的行为。

    这种行为是什么呢？是一种信仰行为、一种肯定和否定行为，即一种论述话语。这种话语既维系着同时又侵蚀和破坏着心象，在一种推理过程中使心象扩张，围绕着一个语言片断来组织这个心象。一个人在睡梦中想像自己是用玻璃制成的。他没有发疯。因为任何熟睡者都可能在梦中产生这种心象。但是，如果他相信自己是用玻璃做的，并因此得出结论：自己轻脆易碎，不能接触任何坚硬的物体，应该静止不动等等，那么他就是发疯了。这种推理是疯人的推理。但是我们必须指出，这些推理既不荒谬也不违反逻辑。相反，它们完全符合严格的逻辑格式。扎奇亚（paul zacchias）很轻易地在疯人中发现了这些严格的推理形式。有一个人在让自己饿死的推理中就使用了三段论法：”死人是不吃东西的。我是一个死人，因此我不吃东西。”有一个患迫害妄想症的人使用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纳法：”甲、乙和丙是我的敌人。他们都是人，因此凡是人就是我的敌人。”还有一个疯人使用省略三段论：”在这间房子里生活过的人大多已死了，我在这间房子里生活过，因此我是个死人。”疯人的这种不可思议的逻辑似乎是对逻辑学家的逻辑的嘲弄，因为二者十分相似，更确切地说，二者完全相同，还因为在疯癫的隐秘核心，在无数谬误与不合逻辑的言行的深处，我们最终发现了一种隐蔽的完整语言。扎奇亚得出的结论是：”从这些事情中你确实可以看到讨论智力的最佳方式。”疯癫的根本语言是理性语言，但是这种理性语言被显赫的心象笼罩着，因此只限于在心象所规定的现象范围内出现。它在心象整体和通用话语之外形成一种被滥用的独特结构，这种结构的引人注目的性质便是疯癫。因此，疯癫并不完全存在于心象，因为心象本身无所谓真伪、理智或疯狂。疯癫也不存在于推理中，因为推理只是形式，只能显示不容置疑的逻辑格式。但是，疯癫又存在于心象和推理之中，存在于它们的一种特殊关系之中。

    我们来考虑迪默布罗克（diemerbroek）举的一个例子。有一个人患严重的忧郁症。他的思想完全陷于一个固定想法。这个想法经常使他哀痛不已。他指控自己杀了儿子。他在极度内疚时宣称，上帝为了惩罚他曾派一个魔鬼来诱惑他，这个魔鬼就像曾经诱惑上主的那个魔鬼。他看到这个魔鬼，与魔鬼说话，回答魔鬼的问话。他不明白为什么周围的人不承认这种事情。这种内疚、自信、幻觉和言谈，就是疯癫的表现。简言之，这种信念和心象的组合就构成了一种谚妄。迪默布罗克试图找出这种疯癫的”原因”，搞清它是怎样发生的。他得出的结果是：这个人曾带着儿子洗澡，他的儿子溺水而死。从此，这位父亲便认为自己对儿子的死负有责任。于是，我们可以重构这个发疯过程了：这个人认为自己有罪，并且认为在上帝眼中这种杀人罪是不可饶恕的。由此他开始想像，他将被打入地狱。因为他知道被罚太地狱的主要痛苦是被交给撒旦，所以他告诉自己”有一个可怕的魔鬼被派来缠住他。”他并没有见到这个魔鬼，但是因为”他一直在想它”，”认为这个观念必然是真实的”，所以他硬往自己的脑袋里塞进这个魔鬼的心象。这个心象通过大脑和精神的持续作用而呈现给灵魂，使他相信自己不断地看到这个魔鬼本身。

    按照迪默布罗克的分析，疯癫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显而易见的，即一个莫须有地指控自己杀死儿子的人的忧郁症；刻画出魔鬼的荒谬想像；与幻觉进行交流的不健全理性。但是在另一个更深的层次上，我们发现了一个严谨的结构。这个结构依存于一种无懈可击的话语。这种话语在逻辑上拥有一种坚定的自信。它在紧密相连的判断和推理中展开。它是一种活跃的理性。简言之，在混乱而明显的指委下面有一种秘密谚妄的秩序。第二种谚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纯粹理性。而这种理性偏偏产生出痴呆的外表。在这种谚妄中包含着疯癫的似是而非的真理。这里有双重含义。我们在这里似乎既发现了使疯癫变成真理的东西（无可辩驳的逻辑、结构完善的论述话语、一种实际语言的无懈可击的明晰表达），又发现了使之变成真正的疯癫的东西（疯癫的本性、疯癫表现的特殊风格以及格安的内在结构）。

    更深入一步看，这种谚妄语言是疯癫的结构方式，是肉体或灵魂的一切疯癫表现的决定性要素，因此也是疯癫的根本真理。譬如，迪默布罗克分析的忧郁症患者之所以与魔鬼交谈，其原因在于魔鬼心象已由精神运动深深地铭刻在可塑的大脑中。但是，这种有机的形象仅仅是纠缠着病人思想的某种成见的另一面。它所体现的是某种无限重复的话语——关于上帝必定对犯有杀人罪者予以惩罚的话语——在肉体的积淀。肉体及其所隐匿的痕迹，灵魂及其所感受的心象在这里都不过是谚妄语言句法中的层阶。

    为了避免让人们指责说我们的全部分析都是围绕着一个作者的一项观察（因为它涉及的是忧郁症谚妄，所以它是一个特例）展开的，我们将用另一个时代另一个作者关于另一种通然有别的疾病的论述，来确证请安话语在古典时期疯癫概念中的基本角色。这就是边维尔（bienville）所研究的”女子淫狂”的例子。有一名叫朱丽叶的少女，她的想像因过早读了些书而被激发起来，又因听到一个年轻女仆的议论而变得强烈。这个女仆”初知维纳斯的秘密，……在母亲眼中是一个本分的侍女”，但她“是一个给女儿带来欢乐的可亲而妖烧的女管家”。朱丽叶用自己在受教育过程中所获得的全部印象来同这些新奇的欲望进行斗争。她用宗教和道德知识来对抗小说中的挑逗语言。尽管她的想像十分活跃，但只要她拥有“一种推理能力，使自己相信，屈从这种可耻的情欲既不合法又不道德”，她就不会生病。但是，她听到的下流议论和读到的诱惑文字越来越多。这些东西每时每刻都在使日益脆弱的神经变得愈益激动不安。后来她用来作为抗拒武器的基本语言逐渐失效了：“本来只有天性在说话。但是不久，幻觉、怪念和狂想都产生作用了。最后她不幸获得一种力量，向自己证实这个可怕的格言：世上没有什么比顺从情欲更美妙、更甜蜜。”这种基本话语打开了疯癫之门：想像获得自由，欲望不断扩大，神经达到亢奋的程度。严格体现了某种道德原则的谚妄直接导致了惊厥，从而有可能危及生命本身。

    这最后一种演变是从幻觉的解放开始的，至此结束于严格的谚妄语言。在这种演变结束之时，我们可以做出以下结论：

    1．在古典时期，疯癫中存在着两种谚妄。一种是某些精神疾病，尤其是忧郁症所特有的症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有些病伴随有谚妄，有些疾病不带有谚妄。但无论如何，这种请安总是明显的，它构成疯癫表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疯癫的真相所固有的，构成其中一部分。但是，还存在着另一种谚妄，它并不总是明显的。它不是由病人自己在生病过程中明确表达出来的。但是，凡是从根源上追溯这种疾病并力图明确表述其秘密和真相的人，都不会看不到它的存在。

    2．这种隐蔽的谚妄存于心智的一切变动之中，甚至存在于我们认为最不可能的地方。古典主义思想确信，在仅有默默的姿态、无言的狂暴、古怪的行为的病例中，背后都是疯癫在直接地和不断地起作用，从而将这些特殊的表征与疯癫的一般实质联系起来。詹姆斯（james）在《医学大辞典》中明确地主张，”凡是做出任何有悻理性和体统的、过分或错误的有意行为的病人”均应视为处于谚妄状态，”例如有些病人用手撕扯毛衣的毛线或用手抓苍蝇；某个病人的行为毫无原因地违反常态，或滔滔不绝地讲话或沉默不语；或者他在本该慎重的言谈中出言不逊、满嘴污言秽语、或者在有人接近他时，他呼吸异常困难或暴露自己的私处。我们还应认为那种因感官迷乱而头脑不清的人或违反常态使用感官的人处于谚妄状态，如病人丧失某种意识行为的能力或行动异常。”

    3．不难理解，话语涵盖了整个疯癫领域。在古典意义上，疯癫与其说是指精神或肉体的某种特殊变化，毋宁说是指在肉体的变化下面、在古怪的言谈举止下面，有一种谚妄话语存在。可以说，古典主义的疯癫的最简单最一般的定义就是谚妄（delire）：”这个词是从lira （犁为）衍生出来的，因此deliro实际上意指偏离犁沟，偏离正确的理性轨道。”因此，毫不奇怪，18世纪的病理学家常常把头晕列为一种疯癫，而很少将歇斯底里性惊厥列为疯癫。这是因为在歇斯底里性惊厥中往往不能发现这种语言，而头晕则提供了谚妄证明：世界确实在”旋转”。对于一种能被称作疯癫的疾病来说，这种谚妄是一个充分必要条件。

    4．语言是疯癫的首要的和最终的结构，是疯癫的构成形式。疯癫借以明确表达自身性质的所有演变都基于语言。疯癫的实质最终可以用某种话语的简单结构来确定，这一点并没有把疯癫简化为某种纯粹的心理状态，而是使它涵盖了灵与肉的整体。这种话语既是精神用自己特有的真理自言自语的无声语言，又是肉体运动的有形表达。类比、补充以及我们明显看到的各种直接交流方式，在疯癫中都因这种语言及其作用而悬留在灵魂和肉体之间。激情的一直持续到中止并转而反对自身的运动，心象的突然出现，随之而来的肉体骚动，所有这一切早已被这种语言悄悄地推动着，甚至在我们试图对之加以重构时也是如此。如果说激情的决定作用在心象的幻觉中被超越和消除，如果心家反过来扫除了整个信仰和欲望世界，那么这是因为谚妄语言已经存在，这种话语使激情摆脱了一切限制，并用其全部强制性的肯定力量来维持自我放纵的心象。

    这种谚妄既是肉体的又是灵魂的，既是语言的又是心象的，既是语法上的又是生理学上的。疯癫的所有演变都是在这种谚妄中结束和开始。正是这种谚妄从一开始就以其严格的意义将这些演变组织起来。正是疯癫本身，及其对个别规象的默默超越，构成了疯癫的真相。

    最后余下的问题是；这种基本语言为什么被视作谚妄？即便说它是疯癫的真相，那么是什么使它成为真正的疯癫以及精神错乱的原生形式？为什么偏偏在这种话语中——其形式就我们所见而言十分符合理性的法则——我们发现所有十分明显地宣告理性缺席的表征？

    这是一个核心问题，但是古典时期并没有明确给出一个直接的回答。我们只能通过研究在这个疯癫的基本语言的毗邻领域中发现的经验，即做梦和妄想，来间接地考察它。

    疯癫的似梦性是古典时期的常见说法之一。这个说法无疑源于十分古老的传统。16世纪末，洛朗的安德烈依然在论证这一说法。在他看来，忧郁症和做梦有相同的根源和相同的真实价值。”自然梦境”再现了头一天感受或认识的、但被主体的特殊气质无意中加工的东西。同样，有一种忧郁症纯粹起源于病人的生理气质，它在病人的头脑中改变了实际事件的意义、价值或色调。但是也有另一种忧郁症，它能使病人预言未来，说一种无人知晓的语言，看见一般人所看不见的事物。这种忧郁症起源于某种超自然的干预，而这种干预同样使睡眠者做梦预见未来，看见”不可思议的事物”。

    然而，到了17世纪，人们之所以还保留这种疯癫和做梦相比拟的传统，只是为了更彻底地打破它，为了造就二者之间更根本的关系。这些新关系不仅包括对疯癫和梦境的终极根源和作为符号的直接价值的理解，而且包括对二者作为现象的发展和性质的比较。

    此时，做梦和疯癫似乎具有相同的实质。它们的机制是相同的；因此，扎奇亚可以确认，在梦游中引起梦幻的运动也能在清醒时引起疯癫。

    在人刚刚入睡时，许多雾气从身体内产生，上升到头部。它们密密麻麻、汹涌骚动。它们十分模糊，因此不能在大脑中唤起任何心象。它们仅仅以其飘忽跳动刺激着神经和肌肉。躁狂症病人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幻觉，也没有任何错误的信念，而只是感受到他们无法控制的强烈刺激。我们再接着看睡眠的发展：在最初的骚动之后，升至大脑的雾气被澄清了，其运动变得有序了。正是在这个时候，奇异的梦境产生了。人们看到了无数不可思议的事物和奇迹。与这个阶段相对应的是痴呆。痴呆病人对许多“现实生活中不存在的”事情信以为真。最后，雾气的刺激完全平复下来，睡眠者开始更清楚地看到一些事物。透过从此变得明晰的雾气，对头一天的种种回忆浮现出来，而且与现实完全吻合。这种心象至多是被错置的。忧郁症病人，“尤其是那些没有完全精神错乱的人”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也承认事物的本来面目。睡眠的各个发展阶段都对想像的性质有所影响。在睡眠的渐进过程和疯癫的形态之间有一种固定的相似关系，这是因为二者的机制是相同的；有同样的雾气和精神运动，同样的心象释放过程，在现象的物理性质和情感的心理或道德价值之间有同样的对应关系。“从精神错乱恢复到正常无异于大梦初醒”

    在扎奇亚的分析中，一个重要之点在于，疯癫不是与做梦的种种肯定现象相联系，而是与睡眠和做梦组成的整体相联系，这个复合体不仅包括心象（幻觉、记忆和预感），而且还包括睡眠造成的大空虚，感觉的迟钝以及所有使人离开非睡眠状态及其明显的现实感的否定状态。过去的传统是将病癫的谚妄同活跃的梦境加以比较，而古典时期则认为谚妄完全是与心象和头脑作服的复合状态同一的，正是在这种复合状态下指委获得了自由。这种状态若被完全错置在非睡眠状态，便构成了疯癫。我们正是应该这样来理解在整个古典时期反复出现的疯癫定义。做梦这个心象和睡眠的复合状态几乎一直被纳入这种定义；在否定的形式中，非睡眠状态被当作是区分疯人和睡眠者的唯一标准，在肯定的形式中，谚妄被定义为一种梦幻方式，而非睡眠状态则被当作具体的特点：“谚妄是非睡眠者的梦幻”。把做梦视为一种暂时的疯癫的古代观念被颠倒过来了。现在，情况不再是做梦向精神错乱借用其困扰力量，以显示理智是多么脆弱有限，而是疯癫从睡梦获得自己的本性，并通过这种亲密关系揭示它是现实黑夜中的心象的一种解放。

    梦是骗人的。它导致混乱。它是虚幻的。但它不是错误。而这就是为什么不能用醒时的梦幻方式来完全概括疯癫，为什么疯癫还包括谬误的原因。诚然，在睡梦中，想橡塑造了“不可思议约事物和奇迹”，或者说它“用一种非理性方式”聚合了栩栩如生的形象。但是，正如fla亚指出的，”在这些事物中不存在谬误，因此绝无精神错乱。”而疯癫是在与梦境十分相似的心象受到肯定或否定从而构成谬误时发生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百科全书》提出了著名的疯癫定义；偏离理性”却又坚定地相信自己在追随着理性–这在我看来就是所谓的发疯了。”在古典主义的精神失常的定义中，谬误是伴随着梦幻的另一个因素。在17和18世纪，疯人并不完全是某种错觉、幻觉或他的思想运转的牺牲品。他不是受到欺骗，而是欺骗自己。如果确实可以说，一方面病人的头脑受到心象的梦幻任意性的引导，另一方面他同时用错误意识的循环论证来束缚自己，那么索瓦热当然可以说：”我们把那些实际上丧失了理性或固执某种明显错误的人称为疯人。正是这种在想像、判断和欲望中表现出来的灵魂对错误的执迷不悟，构成了这类人的特征。”

    疯癫是从人与真理的关系被搅得模糊不清的地方开始的。正是在这种关系中，同时也正是在这种关系的破坏中，病癫获得了它的一般含义和各种特殊形态。扎奇亚说，痴呆——在此是在最一般的疯癫意义上来使用这个词——“就源出于此，即理智不能区分真伪”。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把这种破坏理解为否定的话，那么它也有肯定的结构，从而也具有各种独特的形态。接近真理的方式不同，因此也有各种不同的疯癫类型。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克里奇顿（chrichton）列出病癫（精神病）序列；谚妄、幻觉和痴呆。谚妄改变了在感知申形成的与真理的关系（”在精神器官的一般均安中，被歪曲的感知被当作现实来接受”）幻觉则改变了再现功能（”由于精神的谬误，想像的事物被当作了现实，或者现实事物被歪曲地再现出来”）。痴呆并不取消或改变接近真理的能力，而是削弱和缩小这些能力。

    但是，我们也可以从真理本身、从真理的形态来分析疯癫。《百科全书》正是用这种方式区分了“自然真理”和“道德真理”。“自然真理存在于我们的感觉与自然对象的准确联系之中。”因此，不能接近这种真理便会造成一种疯癫。这种关于物质世界的疯癫包括错觉、幻觉以及各种感知紊乱。“像某些狂信者听到天使的合唱，便是这种疯癫。”而“道德真理存在于我们能觉察到的道德对象之间或这些对象与我们自身之间的严格关系之中。”丧失这些关系，便会造成一种疯癫。这种疯癫是性格、行为和感情方面的疯癫。“因此，各种精神失常、各种自恋错觉、各种感情，发展到盲目的地步便是名副其实的疯癫。因为盲目是疯癫的突出特征。”

    盲目是最接近古典主义疯癫的实质的词之一。它意指的是笼罩着疯癫心象的那种犹如睡眠的昏蒙状态。这种状态赋予被隔绝的心象以无形的支配权。但是它也意抬不可靠的信念，错误的判断，与疯癫密不可分的、由谬误构成的整个背景。这样，谚妄的基本话语凭借着它的各种构成力量揭示了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不是理性的话语。尽管在形式上十分相似，尽管这种话语的含义十分严格，但是它是在盲目昏蒙中说出来的。它不仅仅是某种梦境的松散而混乱的本文，因为它欺骗自己。但是它也不仅仅是某种错误的陈述，因为它陷入了睡眠时的那种浑然状态。谚妄作为疯癫的基本要素，是用梦的一般语法体系表达的一个假命题系统。

    疯癫恰恰处于梦幻和谬误的接触点上。它以各种变形在它们的接触面上纵横移动。这个接触面既将二者结合起来又将二者区分开。疯癫既分担了谬误的非真理性和肯定或否定的任意性，又从梦幻那里借来了源源不断的心象和五彩缤纷的幻觉。但是，因为谬误是纯粹的非真理，而且梦幻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判断，所以疯癫就用心象来填补谬误的空白，而且用对假象的肯定来把幻觉联结起来。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充实将白昼的力量与夜晚的影象结合起来，将清醒头脑的活动与各种幻想结合起来，换言之，把光明的形式和黑暗的内容结合起来。但是，这样一种充实不正是极度的空虚吗？心象的出场提供的不过是被黑夜笼罩的幻觉、铭刻在睡梦角落的影像，因而脱离任何现实感受。无论这些心象是如何栩栩如生，无论它们在肉体中有着如何严密的生理基础，它们不过是虚无，因为它们没有再现任何东西。至于错误的判断，那也仅仅是表面上的判断：当它确认毫不真实的东西时，就等于根本没有确认；它陷入了不存在的错误这一圈套。

    疯癫把视觉和盲目、心象和判断、幻觉和语言、睡眠和清醒、白昼和黑夜结合起来，最后成为一种虚无，因为它是将它们中的各种否定因素结合起来。但是这种虚无的悻论在于它要表现自己，透过符号、语言和姿态爆发出来。这真是一种有序和无序、事物的合理存在和疯癫的虚无状态难解难分的结合！因为对疯癫来说，如果它是虚无的话，那么它只能通过背离自身，采用某种理性秩序的外表，从而变成与自己相反的东西，才能表现自己。这就暴露了古典主义疯癫体验的矛盾：疯癫总是不露面，永远退缩到令人无法接近的地方，没有任何现象特征或实证特征；但是它又出现在疯人的独特证据中，而且是完全可见的。虽然疯癫是无意义的混乱，但是当我们考察它时，它所显示的是完全有序的分类，灵魂和肉体的严格机制，遵循某种明显逻辑而表达出来的语言。虽然疯癫本身是对理性的否定，但是它能自行表述出来的一切仅仅是一种理性。简言之，虽然疯癫是无理性，但是对疯癫的理性把握永远是可能的和必要的。

    只有一个词能够概括这种体验，即非理性：因为对于理性来说，它的一切既是最贴近的又是最疏远的，既是最空洞的又是最完全的；它的一切都是以熟悉的结构呈现给理性，从而批准了某种力求实证的知识并进而批准了某种力求实证的科学；但是它的一切又不断地避开理性，处于不可接近的领域。

    现在，如果我们试图考虑古典主义的非理性在与梦幻和谬误的关系之外就其本身而言有何价值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把它理解为一种理性的扭曲、丧失或错乱，而应简单地将它理解为理性的眩惑。

    眩惑是光天化日之下的夜晚，是笼罩着任何光照过于强烈的地方的核心部分的黑暗。眩惑的理性睁眼肴太阳，看到的是虚无，也就等于什么也没看。在眩惑对，对象退缩到黑夜之中，同时也伴随着对视觉本身的压制。当视觉着到对象消失在光亮的神秘黑夜时，也在自身消失的时刻迷失于自身之中。

    如果说疯癫是眩惑，也就是说疯人看到日光，看到有理性的人所同样看到的日光（二者都生活于同样的光明之中）。但是，虽然病人看到同样的日光，却仅仅看到目光，在日光中什么也没看见，因此他是看着虚空、看着黑夜、看着虚无。对他来说，阴影是感知日光的途径。这就意味着，由于他看到的是黑夜和黑夜的虚无，因此，他什么也没看到。但是他相信自己看到了什么，他就把自己想像中的幻觉和各种黑夜居民视为现实。这就是为什么暗妄和眩惑的关系构成了疯癫的本质，正像真理和光明的基本关系构成古典主义的理性。

    在这个意义上，奋卡地的怀疑原则当然是祛除疯癫的伟大符咒。奋卡儿闭上眼睛、堵住耳朵，是为了更好地看到本质性日光的真正光亮。这样他就避免了疯人的眩惑。而疯人睁大着眼睛，看到的只是黑夜，虽然什么也没看见，却自以为看到了想像的东西。由于笛卡地的闭合的感觉具有不变的洞察力，他就打破了一切可能的迷惑。如果他在看什么，他就能确信他所看到的东西。而在被某种其实是黑暗的光亮所陶醉的疯人眼前，浮现和繁衍的是各种心象，这些心象没有自我批判能力（因为病人看见它们），却又无可补救地脱离现实存在（因为疯人什么也没看见）

    非理性与理性的关系正如眩惑与日光本身的关系一样。这并不是一个比喻。我们现在正接触到滋润着全部古典主义文化的大宇宙观的核心。文艺复兴时期的“宇宙”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在联系和象征意蕴，完全受星辰互动现象支配。这种“宇宙”现在消失了。但是“自然”还未取得普遍性的地位，也没有获得人类抒情式的承认，并迫使人服从它的季节的律。古典主义思想家在这个“世界”中所保留的和在“自然”中所预置的是一种极其抽象的法则，而这种法则却构成了十分生动具体的对立，即白昼与黑夜的对立。这种时间不再是星相的宿命时间，也还不是抒情式的季节时间。它是普遍的时间，但又是将光明与黑暗截然分开的时间。这种观念完全统治了一种数学科学——笛卡地的物理学其实是一种光的数学。但是，这种观念同时也勾画出人类生存中的重大悲剧性停顿：它以同样的专横支配着拉辛的戏剧时间和图尔的空间。白昼和黑夜的循环是古典主义世界的法则。它是这个世界最简约而最有强制力的要素，是自然中最必然的也是最简单的规律。

    这个法则排斥一切辩证关系和妥协，因此它既确立了知识的完壁无暇的统一，又肯定了人类悲剧生存中不可协调的分裂。它统治着一个没有晨爆暮毒的世界。这个世界没有热烈的喷发，也没有似水的柔情。一切事物要么是清醒的，要么是梦幻的，不是真理就是蒙蔽，不是光明的存在就是黑暗的虚无。这种法则规定了一种必然的泾渭分明的秩序，从而使真理得以存在并一成不变。

    但是，在这个秩序的两个方面都有两种相反而对称的形象。它们表明，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这个秩序可能被侵犯，同时还表明，不使这个秩序受到侵犯是何等重要。一方面是悲剧。把戏剧情节限定在一天之内的规则具有一种肯定性内涵；它迫使悲剧的时段必须在这种独一无二的但又永恒普遍的白昼与黑夜的交替中保持平衡；整个悲剧必须在这种时间统一体中完成，因为说到底，悲剧完全是两个由时间联系起来的领域的不可调和的对抗。在拉辛的戏剧中，“每一个白昼都面临着一个黑夜，可以说白昼使黑夜得到揭示，如特洛伊的大屠杀之夜，尼禄（nero）的欲望之夜，提图斯（titus）的罗马之夜，亚他利雅（athalie）的黑夜。这些都是漫漫长夜，黑暗王国。它们毫不放松地骚扰着白昼，使之不得片刻安宁。它们只有在新的死亡之夜才会消失。反之，这些怪异之夜又被某种光亮所骚扰，这种光亮是一种可怕的白昼折映，如特洛伊的焚毁、罗马禁卫军的火炬，梦中昏暗不明的光亮。在古典主义悲剧中，白昼和黑夜犹如一对镜子，无始无终地相互映照，并为这种简单的结合提供了一种出人意料的深速意蕴，后者用单了的运动笼罩了人的全部生死。在图尔的《镜子中的玛德莱娜》中，光亮和阴影以同样方式相互掩映，使面孔和它的镜像、骷髅和它的幻象、警醒和沉默既分立对峙又统一结合。在《圣阿列克西像》中，侍童举着火炬，映照出相倍的阴影所笼罩的主人。这是用一个肃穆而色调明亮的男孩来比照人类的全部苦难，用一个孩子来揭示死亡。

    在另一方面，面对悲剧及其神圣语言的是疯癫的混乱不清的喃喃低语。在这里，庄重的对立法则也受到冒犯。如同悲剧中的混乱一样，阴影和光亮混合在疯癫的狂暴之中。但这表现为另一种方式。在黑夜，悲剧人物发现了一种阴沉的白昼真理。特洛伊之夜成为安德洛玛克（andromache）的真理，正如亚他利雅的那一夜预示了即将来临的白昼的真理。黑夜反而具有了揭示作用。它成为现实存在的最深刻的白昼。反之，疯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现的仅仅是不协调的夜间形象；他听任光亮被各种梦幻所遮蔽；他的白昼不过是最浮浅的现象之夜。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悲剧人物比其他人更介入现实存在，更是真理的持有者，因为他就像菲德拉一样当着无情的太阳喊出黑夜的全部秘密。而疯人则完全脱离现实存在。既然他用白昼的幻觉反映出黑夜的非存在物，那么他怎么可能不被排斥在现实存在之外呢？

    我们知道，悲剧主人公与前一阶段的巴罗克人物不同，他绝不可能是疯子，反之，疯癫也不可能负载着我们自尼采和阿尔托以来所了解的那些悲剧价值。在古典时期，悲剧中的人和疯癫的人相互对峙，绝无对话的可能，绝无共同语言。因为前者只能说出有关存在的关键词语，在一刹那间把真理的光明和深沉的黑暗统一起来。而后者则无休止地发出中性的低语，既没有白昼的高谈阔论，也没有晦暗的谎言。

    疯癫标示出的黑夜幻觉的虚浮和白昼判断的不存在之间的分界。

    虽然我们已经能够从知识考古学中逐步了解这一点，但是，一个简单的悲剧闪电，郎《安德洛玛克》（拉辛的悲剧，于1667年首演。–译者注）中的最后一部分台词，就已经告诉了我们许多。

    当疯癫正从悲剧表演中消失之时，当悲剧人物正要在今后两个多世纪中与非理性的人分道扬镖之时，正是在这个时刻仿佛必须有一个疯癫的最后造型。《安德洛玛克》最后一场大幕降落也正落在疯癫的重要悲剧化身的最后一人身上。但是，在它即将消失之时的出场中，在这种将永久禁锢自身的疯癫中，表达了它此时及在整个古典时期的意义。即将消失之时不正是它能最充分地呈现自己的真理、自己缺席的真理、处于黑夜边缘的白昼的真理的时刻吗？这只能是第一部伟大古典主义悲剧的最后一幕，或者说，这是在最后一部前古典主义戏剧中第一次用悲剧情节表达出古典主义的疯癫真理。但是无论如何，这个真理是转瞬即逝的，因为它的出现只能是它的消失；这一闪电只能在已经临近的夜空中看到。

    奥瑞斯忒斯在疯狂中度过了三重黑夜，即经历了围绕一个中心的三次眩感。在此之前，白昼刚刚降！临到．皮洛斯（pyrrhus）的宫殿，黑夜尚未离去，给曙光激镶上阴影的黑边，明确地标出白昼的界限。就在这个喜庆的早晨，罪恶发生了，皮洛斯在黎明之时闭上了眼睛：一块阴影投射在祭坛的阶梯上、投射在光明和黑暗的交界。疯癫的两大宇宙主题就是这样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出来，成为奥瑞斯忒斯的疯狂的前兆、背景和衬托。疯癫在这个时候才开始了：在对皮洛斯的谋杀和赫耳弥饿汉（hermion。）的背叛真相大白之时，在一切最终突然暴露出一个既古老又新鲜的真理的那个黎明，出现了第一重阴影：奥瑞斯忒斯周围的世界开始退缩到这片阴夜之中；真理出现在这个若明若暗的晨爆中、这个黎明时分的夜色中，此时严酷的真理将变成脱级的幻觉：

    但是，多么浓重的夜色竟突然笼罩了我？这是谬误的虚空之夜；但是在这第一片朦胧的背景前将出现一片华彩，一种虚假的光亮。那是心象的虚假光亮。梦鹿产生了，但不是在曙光的照耀下，而是在一种昏暗的闪光中，即在风暴和谋杀的光亮下。

    嗅，神呀！有何等血河在我身边流淌！于是梦幻王国便出现了。在这种夜色中，幻觉获得了自由。复仇女神出现了并开始行使权力。她们虽飘曳不定却来势汹汹。她们在人的孤独心境中相继出现并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投有什么能够抗拒她们。心象和语言在呼语中交错，这些呼语就是符咒，就是既被确认又被拒斥、既是被召唤来的又让人恐惧的精灵。但是，所有这些心象都向第二个黑夜汇聚。这个黑夜是惩罚的黑夜，永恒复仇的黑夜，死亡中的死亡之夜。复仇女神被重新召回到属于她们自己的黑暗之中，那里是她们的诞生地，她们的真实情况，也就是她们e身的虚无状态。

    你是把我拉入那永恒的黑夜中吗？

    正是在这个时候才显示出疯癫时的心象只是梦幻和谬误。如果受折磨者被它们所蒙蔽而求助于它们，那么就会在它们的必然破灭中与它们同归于尽。

    此时，我们度过了第二重黑夜。但是我们并未因此而返回到世界的白昼现实。我们超越了疯癫的现象，接触到了指妄，即自始便暗中维系着疯癫的那种根本性的结构。这个指委有一个名字，耶赫耳弥俄涅。赫耳弥俄涅不再作为幻觉中的佳丽，而是作为疯癫的终极真相而重新出现。意味深长的是，赫耳弥俄涅正是在狂乱之时出面干预了：她既不是成为复仇女神中的一员，也不是在她们前面引导她们，而是在她们之后，与她们有一个黑夜之隔——她们把奥瑞斯忒斯拖入了那个黑夜，她们自己现在也消散在那个黑夜之中。赫耳弥俄涅是作为谚妄的形象、作为自始便暗中支配着一切的真理而出面干预的。复仇女神根本上只是她的仆人。在此，我们看到的恰与希腊悲剧相反。在希腊悲剧中，复仇女神就是在黑夜中一直等待着剧中人物的最终命运和真理，剧中人物的激情不过是她们的工具。而在这里，复仇女神仅仅是谚妄的侍女，谚妄则是最初的和最终的真理，它早已在激情中出现，而现在则赤膊上阵。这个真理把心象赶开，独自支配一切：

    但是，滚开吧，让赫耳弥俄涅自行其事吧。

    赫耳弥俄涅自始至终一直在场。她一直在折磨奥瑞斯忒斯，一点点地摧毁他的理智。为了赫耳弥俄涅，奥瑞斯忒斯变成“叛逆者、杀人犯和读神者”。赫耳弥俄涅最终表明自己是奥瑞斯忒斯疯癫的真理和顶峰。而谚妄达到僵直的程度时再也说不出别的，仅仅把一个早已陈腐可笑的真理当作紧迫的决断宣布出来：

    我最终把我的心送给她吃。

    很久以前奥瑞斯忒斯就已经奉献了这种野蛮的牺牲。但是现在他把他的疯癫的这种基本要素当作一种结局表达出来。因为疯癫不可能走得更远了。在通过其本质性的谚妄说出了自身的真理之后，它只能是在第三个黑夜中崩溃了。这是无人能从中返回的黑夜，是一个不断吞噬的黑夜。只有在语言归于沉寂、谚妄本身受到阻遏、人心最终被吞噬的那一瞬间，非理性才会出现。

    在17世纪初的悲剧中疯癫也产生戏剧效果，但它是通过揭示真理（真相）来产生戏剧效果；疯癫依然通向语言，通向一种更新后的阐释语言和关于被重新征服了的现实的语言。它至多只能是悲剧的倒数第二个时刻，而不能成为《安德洛玛克》中那样的最后时刻。而在后者那种最后时刻，没有揭示其它任何真理，只能通过谚妄揭示激情的真理，因为激情在与疯癫结合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古典主义学术所追循和探索的非理性运动已经用简洁的悲剧语言走完了自己的全部轨迹。以后，沉默便能成为主宰了，在总是退缩的非理性中，疯癫消失了。

    我们现在对非理性的认识使我们进一步理解了禁闭的意义。

    这种将疯癫放逐到一个中性的和划一的隔离世界的行为，既不标志着医学技术演变的停顿，也不标志着人道主义观念进步的停顿。它用下列事实来表明自己的准确意义：古典时期的疯癫不再是另一个世界的符号，它已成为非存在物的荒谬表现。说到底，禁闭的目的在于压制疯癫，从社会秩序中清除一种找不到自己位置的形象。禁闭的实质不是拔除一种危险。禁闭仅仅表明了疯癫在实质上是什么：是一种非存在物的表现；禁闭通过提供这种表现来压制疯癫，因为它使疯癫恢复了座无真相。禁闭是对付被视为非理性即对理性的空洞否定的疯癫的最恰当的做法；通过禁闭，疯癫被公认为虚无。也就是说，一方面，疯癫在人们的直觉中是异常（差异）：因此，不是医生而是神智正常的人们的自发的集体判断要求做出禁闭一个病人的决定；另一方面，禁闭只能有一个目的——矫正（即压制异常或用死亡来完成这种虚无状态）；因此，在禁闭所的登记簿上常常可以看到护理员记录下的那些选择死亡的人，但这并不表明禁闭的野蛮、不人道或邪恶，而是严格地表达了其意义：它是一个消灭虚无状态的手术。禁闭虽然是一种表面现象而且被包上一套临时拼凑的道德，但却勾画出疯癫的秘密而别致的结构。

    那么，禁闭其的是出自于这种深切的直觉吗？疯癫最终被打上非存在的耻辱烙印，难道不是由于禁闭的作用而使疯癫实际上从古典主义视野中消失了吗？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一个连环套。毫无疑问，陷于这种无结果的循环质询将一无所获。因此，最好是让古典主义文化从一般结构上来概括自己对疯癫的体验。这种体验以同样的含义出现在古典主义文化内在逻辑的统一秩序中、思辨的秩序和制度的秩序中，出现在话语和法令中、言词和暗语中——实际上，无论在什么地方，凡是表意因素对于我们都能具有一种语言的价值。

    第五章　疯癫诸相

    在本章中，我们不想论述17和18世纪精神病学各种观念的演变史，而是要展示古典主义思想借以认识疯癫的具体形态。这些形态依然常常被附着上神话形象，但这些神话形象在我们实际知识的构成中往往是十分重要的。躁狂症和忧郁症

    在16世纪，忧郁症的观念是由两个方面确定的，一方面是某种症状定义，另一方面是这个词所包含的一种说明性原则。在那些症状中，我们发现了一个人所能产生的关于自己的各种指妄想法：”有些人自以为是野兽，便模仿野兽的声音和动作。有些人认为自己是玻璃器皿，因此避开过路人，以防自已被打碎；有些人畏惧死亡，然而他们却往往更容易致使自己夭亡。还有些人在想像中认为自己犯有某种罪行，每当有人走近他们，他们就惊恐战栗，以为来者要逮捕他们下默和判处他们死刑。”指委的想法始终是孤立隔裂的，并没有损害理智整体。西德纳姆（thomas sydenham）（为甚至注意到，忧郁症患者”是这样一些人；除了有所抱怨外，有些人小心谨慎、通情达理，有些人眼光敏锐、聪慧超群。因此，亚里士多德说得很对，忧郁症患者比其他人更聪敏。”

    这种清晰而一致的病症是用一个蕴含着一个完整的因果系统的词来表示的，即忧郁症：“我请你们仔细注意忧郁症患者的思想、言语、想像和行为，你们会发现，他们的全部感觉都被遍布他们大脑的忧郁计败坏了。”某种程度的诱妄和黑胆汁（即忧郁汁）的作用被并置在忧郁症的概念里，但是除了由一个意指名词把一组符号跳跃地放在一起外，二者之间暂时还没有联系起来。到了18世纪，某种结合关系被发现了，或者说某种交流产生了。这种胆汁的阴冷暗淡的性质成为诸妄的主要特点，成为其有别于躁狂症、痴呆和狂乱的实证价值，成为其一致性的基本要素。尽管布尔哈夫（her－mann boerhaave）仍仅仅把忧郁症定义为”一种不发烧的长期持续的指委，犯病时病人完全沉溺于一个想法”，但是几年后杜福尔（dufour）就把该病的定义重心转移到”恐惧和悲伤”上，认为能够以此解释请妄的部分特征：”因此，忧郁症患者喜欢独处，躲避人群；这就使他们更沉溺于他们谁妄的对象或屈从于支配他们的感情，与此同时他们似乎对其他一切都无动于衷。”这一观念被确定下来，不是出于更严密的观察，也不是由于在病因领域有了新发现，而是根据一种性质传递，即从该名称所蕴含的某种原因传递到对实际效果的明显感知。

    17世纪初以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忧郁症的讨论局限于四种体液及其性质的说法中。人们普遍认为，物质本身具有各种稳定的性质，物质本身就是这些性质的原因。在费纳尔（jeafernel）看来，忧郁汁与大地和秋天相关，是一种“粘稠、阴冷、干燥的”汁液。但是在17世纪上半叶，展开了一场关于忧郁症起因的争论：是否必须具有忧郁气质才会患忧郁症？忧郁件是否总是阴冷干燥的？难道它绝不会是温暖湿润的吗？是这种物质在起作用吗？或者说这些性质是被传递的吗？这场争论旷日持久，其结果大体如下：

    1．物质的原因作用逐渐被性质的一种运动所替代。这些性质无须任何媒介便直接从肉体传送到灵魂，从体液传送到思想，从器官传送到行为。例如，在邓肯的辩护士看来，忧郁对产生忧郁症的最好证据是，人们在忧郁汁中能够发现该病的性质：“忧郁汁所拥有的产生忧郁症的必要条件远远超过了使人震怒的条件；因为它的阴冷性抑制了元气的数量，它的干燥性使精神能长时间地保存强烈而持久的想像；它的晦暗性使精神失去天然的明快和敏锐。”

    2．除了这种性质力学外，还有一种动力学。后者分析练一种性质所隐含的力量。譬如，阴冷和干燥会与气质发生冲突，这种对立会产生忧郁症的症状，其强度与这种冲突成正比，其力量会战胜和扫荡任何抗拒力量。例如，妇女就其本性而言是不易忧郁的，而一旦陷于忧郁症反而更严重：“她们受其残酷的玩弄和强烈的骚扰，因为忧郁症与她们的气质更矛盾，因而使她们更偏离自己的天然素质。”

    3．但是，有时在性质本身内部也产生冲突。一种性质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发生变化，成为与自身相反的东西。例如，”当怒火中烧、热血沸腾…。??所有的体液都消耗殆尽之时”，这种沸腾状态就会转变为阴冷的忧郁症–产生”几乎与火炬倒置、燃蜡横流之后同样的情况。……这种肉体的冷却是无节制的怒火宣泄殆尽之后的通常后果。”这里有一种性质的辩证法。这些性质一旦摆脱了物质的各种束缚，摆脱了各种预定轨道，就会产生颠倒和矛盾。

    4．最后，性质会因偶然事件、环境和生活条件而改变。因此，一个体液干燥阴冷的人会因其生活方式而变成一个体液温暖湿润的人。再如妇女的情况，如果她们”总是无所用心，她们的身体排出的汗液会（比男人）少一些，热情、精力和体液也会得到保存”

    因此，在脱离了限制性的物质基础之后，性质将能在忧郁症观念中起一种组织和整合作用。一方面，它们能描绘出悲伤、阴部、迟钝和呆滞等症状与现象。另一方面，它们能提示一种因果原则。这种因果原则不再是体液生理学，而是关于某种观念，忧虑和恐惧的病理学。这种病理不是根据观察到的症状或设想的原因来确定的，而是在这二者之间和二者之外的某个地方所感知到的某种质的联系。它有自身的传导、发展和变化的规律。正是这种性质自身的神秘逻辑，而不是医学理论，支配着忧郁症观念的发展。这一点早已由威利斯（thomas willis）的著作证明了。

    乍看上去，他们的分析在逻辑推理上是严密的。威利斯的阐释完全借助于元气及其力学特征。忧郁症是“一种没有高烧和狂乱但伴有恐惧和悲伤的疯癫”。如果说它是循妄—一即一种与真理的根本决裂——的话，那么其根源在于元气的无序运动和大脑的缺陷。但是，致使忧郁症患者“悲伤和谨小慎微”的恐惧和焦虑仅仅用这种运动能解释得了吗？是否存在着某种恐惧机制和悲伤所特有的元气运转呢？这在笛卡地看来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威利斯则不再做如是观。不能像看待麻痹、中风、眩晕或痉挛那样看待忧郁症。甚至不能简单地把它看作一种痴呆，尽管吹郁佐塔妄可能是一种类似的元气运动紊乱；用机制失调很容易解释渡委——但是这件错乱是痴呆或忧郁症等一切疯癫所共有的——不能解释指委所特有的性质，也不能解释使忧郁症的外表独具一格的悲伤和恐惧的色调。我们必须探究先在结构的秘密。说到底，正是隐藏在这种微妙事物中的这些基本性质能够解释元气的貌似矛盾的运动。

    患忧郁症时，元气（精神）完全陷入某种躁动，但这是一种微弱的躁动，没有任何狂暴的力量，而是一种软弱无力的激动。这种激动不是沿着明显的途径或公开的途径（apert。percula）推进，而是通过不断创造新的细孔穿行于大脑。但是元气并没有在其途径上游荡得很远。一旦躁动减弱平息，元气也就萎靡不振，运动就停止了：“它们不会传得很远。”（93因此，各种指妄所共有的这种骚动在身体表面既不会产生暴烈的行动，也不会造成在紧狂症和狂乱中所能看到的那种哭喊。忧郁症从来不会达到狂暴的程度。它是软弱无力的疯癫。这种矛盾是元气秘密变化的结果。通常元气具有近乎立竿见影的快速反应和绝对的透光性。但是在忧郁症里，它们则被黑暗渗透，变得”模糊、浑浊和幽暗”。它们传递给大脑的物像被”阴影”遮蔽。它们变得沉重，近似于化学黑烟而非纯粹的光影。这是一种酸性烟雾，而不是流化气成酒精雾。因为酸性烟雾的分子是活动的，甚至不能静止下来，但是它们的活动很微弱，不会产生影响。当它们挥发时，在蒸馏器里除了一点无臭的粘波外什么也不会留下。如果说酒精雾随时都会爆炸变成火焰，使人联想到狂乱，硫化气剧烈不息的运动使人联想到躁狂症，那么酸性烟雾不也具有忧郁症的特征吗？如果有人想探寻忧郁症的”正式理由和原因”，那么他就应考虑这种从血液上升到大脑并逐渐衰变为酸性和腐蚀性的气体。从表面上看，威利斯的分析偏重于一种元气忧郁症、一种体液化学变化。但是，实际上，主要思路是由忧郁症痛苦症状的直接性质提供的：软弱无能的混乱、头脑的昏沉、侵蚀着思想和情感的酸苦。酸性化学不是对症状的解释，而是一种定性方法，一种忧郁体验的现象学。

    大约七十年后，元气说丧失了科学上的优势地位。人们转而在人的液体和固体成分中探寻疾病的秘密。詹姆斯于1743年在英国发表《医学辞典》。该书中的”躁狂症”条提出一种躁狂症和忧郁症的比较病因学：”显然，大脑是这类疾病的活动场所，……正是在大脑，造物主用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安置了灵魂、精神、才气、想像、记忆和各种感觉。……如果血液和体液的品质和数量受到损害，不再能均匀而适度地输入大脑，而是在大脑里剧烈地循环或是艰难缓慢地扩散，那么所有的高贵功能都会变化、败坏、减弱乃至完全毁坏。”如果心脏向整个机体输送的是这种愈益减弱的、沉重而受到阻滞的血液，如果这种血液是很艰难地渗入大脑的细微动脉，而大脑则需要急速的血液循环才能维持思维活动，那么就会造成不幸的梗阻。由此便可以解释忧郁症。在此，迟滞、梗阻这些基本性质依然是进行分析的指导概念。这种解释开始转到从病人的状况、言行中所感知到的性质的机制上。我们从对性质的理解转到假设的解释了。但是这种理解依然居于主导地位，并总是胜过理论逻辑。洛里平列了两种主要的医学解释（从固体成分和从液体成分），并最终使二者并行不停，从而区分出两种忧郁症。起源于固体的是神经忧郁症。其过程是一个特别强烈的感觉刺激了接受它的神经纤维，结果，其他神经纤维紧张起来，变得僵直，同时还能颤动。但是，如果这种感觉变得更加强烈，那么其他神经纤维就会更加紧张，以致不能颤动。这种僵直状态使血液停止流动、元气停止运动。忧郁症便产生了。在另一种“液体型”忧郁症中，体液浸满了黑胆汁，变得粘稠。血液因充斥着这种体液也变得粘稠，并滞留在脑膜里，直至压迫了神经系统的主要器官。此时我们又会看到神经纤维的僵直，但这完全是体液现象的一个后果。洛里因此而区分了两种忧郁症。实际上，他在两个解释体系中成功地运用了同一组性质，这些性质使忧郁症具有实际的同一性。理论大厦扩大了一倍，但是经验方面的性质基础依然不变。

    液体的倦滞，动物元气的消沉及其散播在物象上的暗影，在血管中艰难流淌的血液的粘滞，变得暗淡、有毒和有腐蚀性的气体愈益浓密，内脏功能的减慢等等，构成了一个象征性统一体。这个统一体与其说是思想、理论的产物，不如说是感觉的产物。是它给忧郁症打上了特征烙印。

    正是这种研究，而不是忠实的观察，重新编排了忧郁症的症状和表象模式。将某种程度的诸妥当作忧郁症患者的一个主要症状（以便像悲伤、疼痛、孤僻、呆滞那样作为定性依据）的说法逐渐消失了。在18世纪末，凡是没有诸妄但有呆滞、绝望和某种恍惚特点的疯癫往往被归人忧郁症。另外，早在詹姆斯的《医学辞典》中就已论述了中风性忧郁症。这种病人”不愿起床，……即使站起来，除非受到亲友或看护的强迫，否则也不愿走动。他们绝不躲避人，但是当人们对他们说话时，他们似乎心不在焉，而且一言不答。”如果说在这种例子中呆滞和沉默十分突出，并能因此而诊断为忧郁?症，那么还有一些例子，人们只能观察到疼痛、倦怠和孤僻。但是观察者不会不注意到他们的躁动不安，也不会草率地诊断为躁狂症。这些病人肯定患了忧郁症，因为“他们回避亲友，宁愿独处，无目的地乱走。他们脸色焦昏、口干舌燥。他们的眼睛呆滞无神，毫无泪水。他们全身发干发热，面容阴沉，一副恐惧和悲伤的神情。”

    在古典时期，对躁狂症的分析及其演变也遵循着同样的一致性原则。

    威利斯将躁狂症与忧郁症相互对照。忧郁症患者的头脑完全沉溺于省思，因此他的想像力便处于无所事事的休息状态。反之，躁狂症患者的想像则被源源不断的、蜂拥而至的思想所充斥。忧郁症患者的头脑专注于一个对象，并仅仅不合理地夸大这一对象，而躁狂症患者则扭曲所有的概念和思想。二者都丧失了和谐能力，或者说，二者所表现的价值都是没有根据的。总之，思想完整性与真理之间的基本联系受到了干扰。最后，忧郁症总是伴有悲伤和恐惧，而躁狂症则表现出放肆和暴怒。无论是躁狂症还是忧郁症，病因总是出在动物元气的运动上。但是，在躁狂症中，这种运动是很特别的。它是持续不断的、暴烈的，总能在大脑刺出新的小孔。作为不连贯思想的物质基础，它产生出激烈的举止和滔滔不绝的言谈，从而表现为躁狂症。这种有害的运动也正是那种地狱之水、那种硫黄液、那种由硫黄液、玻璃液、锑液以及其他液体组成的冥河之水的运动：它的粒子处于永恒的运动之中；这些粒子能在任何物体上造成新的孔隙和新的管道。它们有足够的力量使自身得以扩散，正如躁狂情绪能够引起全身各部位的骚动。一股地狱之水在秘密的运动中汇集了躁狂症的各种具体的物像。它构建了自己的化学神话和动力学真理，使二者难解难分。

    在18世纪，具有力学和形而上学含义的神经系统中的动物元气意象经常被神经、脉管以及整个组织纤维系统的张力（紧张）意象所取代。张力意象具有更严格的物理含义，也更具有象征价值。躁狂症就是这样一种导致突然发作的神经紧张状态。躁狂症患者就像一件乐器，琴弦紧绷，受到很远很弱的刺激便开始振动。躁狂据妄就是情感的不停振动造成的。通过这种意象，躁狂症与忧郁症的差别变得明确了。这些差异组成了一种严格的对照：忧郁症患者绝不会与外部世界产生共鸣，因为他的神经纤维过于松弛，或者因为过于紧张而变得僵硬（我们看到，张力机制如何既解释了忧郁症的呆滞又解释了跟狂症的骚动）：忧郁症患者只有少数神经纤维在振动，这些振动的神经纤维与患者谁妄的兴奋点是相吻合的。反之，躁狂症患者的神经受到任何刺激都会振动。他的指妄是无所不包的。在忧郁症患者那里，滞重的木然状态会吞没各种刺激。与之相反，当躁狂症患者的肌体对刺激做出反应时，刺激反而变多变强，仿佛他早已在神经紧张状态中积累了补充的能量。而且，正是这种情况反而使躁狂症患者变得麻木，不是忧郁症患者的那种嗜睡麻木，而是由于内在振动造成的紧张麻木。无疑，这就是为什么躁狂症患者”对冷热均无所畏惧，严寒时节却处烂衣衫、赤身裸体席地而眠，浑然不觉寒冷”的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现实世界仍在诱惑他们，他们却用自己请妄的虚幻世界取代现实世界：”躁狂症的基本症状出自这个原因，即病人所感受到的对象与其实际状况不同。”12躁狂症患者的檐安不是由某种异常的判断失误造成的，而是感觉印象传递给大脑的过程中的缺陷、传导方面的缺陷造成的。在这种疯癫心理学中，旧的真理观念，即”思想与事物相吻合”的观念，变成了关于某种共鸣的隐喻，郎神经纤维如乐器那样忠实干使其振动的感觉。

    这种躁狂紧张的观念陈了发展成一种固体医学外，还形成了更强烈的性质直觉。躁狂症患者的神经僵直总是让人感到干枯。踩狂症通常都伴有体液的耗尽，整个肥体的干热。操狂症的实质是沙质。博奈在其《墓地解剖》中宣布，就其所观察到的而言，躁托症患者的大脑总是显得很干硬松脆。稍后，哈勒也发现，踩狂症患者的大脑子夜脆弱。梅努莱（men。ret）重申了福雷斯梯埃（forestter）的一项研究结果。该研究表明，脉管和神经纤维变干以及某种体液丧失过多，会引起躁狂症。例如，一个年轻人”在夏季娶妻，因交合过度而患躁狂症”。

    有些人提出设想，有些人有所察觉，而杜福尔则加以证实、定量和命名。在一次尸体解剖中，他从一个死于躁狂状态的人的大脑中取出一块脑髓体，切下“边长二分之一英寸的立方块”，其重量为3j．g．，而取自一般人大脑的同样体积的重量为3ig．；”这种重量差别乍一看没有多大意义，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常人的大脑总量一般为三法国古斤，疯人和常人大脑总量相差八分之七盎司，那么这种重量差别就不是那么做不足道的了。”踩狂症患者又干又轻，甚至表现在天平上。

    躁任症患者的耐寒能力也进一步证实了这种体内的干热。众所周知，他们在众目腹腔下赤条条地在雪中行走，他们在收容所里不需要取暖，他们甚至能被寒冷治愈。自海耳蒙特（jean －baptiste van helmont）起，将躁狂症患者浸入冰水的做法被广泛采用。梅努莱讲述过他所认识的一个躁狂症患者的例子：这个患者从监狱中逃出来，”没戴帽子，身上几乎一丝不挂，在暴雨中走了几里格（leagues），却因此完全恢复了健康。”蒙乔（montchau）在医治一个躁狂症患者时，”从高处向病人泼浇冰水”，病人被治愈。蒙乔对取得良好疗效毫不惊奇。在对此进行解释时，他综合了自17世纪以来盛行的各种并行不悻的关于身体发热的观点；”当血液沸腾、肝火太盛、体液紊乱、致使全身躁动不安时，冰水能产生如此迅速而彻底的疗效，是不足为怪的”；由于寒冷的作用，”脉管收缩得更猛烈，排走了充盈的液体，固体部分因液体的高温而产生的紊乱也平息下来，而且，由于神经放松了，失调的元气也恢复了正常状态。”

    忧郁症的世界是阴湿、滞重的，而躁狂症的世界则是干热、躁动和松脆的。在后一个世界，高温——是人所感觉不出的，但却处处显现出来——造成干涸和松脆，但这个世界随时可能在湿冷的作用下放松。在这些简单化的定性认识的发展中，人们确定了躁狂症的内涵和外延。无疑，17世纪初的说法依然保留下来，即”不发烧的狂暴”。但是除了这两个完全描述性的特征外，还产生了一种感性认识，这种认识是临床实践的真正主导。一旦阐释神话消失，体液、元气、固体、液体等说法不再流行，留下的就只会是相关性质的系统。而这些系统甚至不再被命名。由这种热量和运动动力学所逐渐构造的躁狂症特征体系此时将会被视为一种自然体系，被视为心理学研究的一个直接真理。过去所感受的热力、所想像的元气失调、所设想的神经紧张，从此将被失去透明性的心理学观念所取代，如内省印象的过分活跃，联想的急促，对外部世界的麻木。里夫已经清晰地做了描述；”外部对象对一个病人的头脑不能产生与健康人同样的印象。这些印象很微弱，病人几乎不会留意它们。他的头脑几乎完全专注于大脑失调所产生的想法。这些想法异常活跃，因此病人以为它们反映了真实对象，并据此做出判断。”但是，我们不应忘记，这种躁狂症心理学结构是在18世纪末出现和确立的，它仅仅是对一个完整而深奥的结构的肤浅勾画。它是根据关于一个性质世界的半感觉半图像的法则发展起来的，它终将坍塌。

    无疑，这整个有冷有热、有干有湿的宇宙提醒正要走向实证主义的医学思想不要忘记自身起源的环境、但是，这种由意象组成的标志不仅仅是表示怀旧，而且也表示一项工程。为了形成关于躁狂症或忧郁症的实际体验，在某种意象背景下，由一种感觉和感情亲和关系体系而造成的各种性质互相吸引的这种引力是极其重要的。如果说躁狂症或忧郁症从此具有了我们现有科学所认识的形态，那么这不是因为经过几个世纪我们已经学会了“正视”实际症状，不是因为我们已使我们的感觉净化得极其透彻，而是因为在疯癫体验中，这些概念围绕着某些关于性质的说法组织起来，因而得到统一，彼此有了重要联系，最终使人们能够感知。这样我们就从一个简单的纯理念的描述（不发烧的狂暴，据妄的固执想法）进入到一个性质领域。这个领域表面上不太严整、比较简单、没有太严格的界限，但是它完全能建构整个疯癫经验中实际出现的可认识和可感知的各种单元。这个研究领域被分隔为两个区域，模糊地使两种疾病具有各自的类型和结构。一方面是一个潮湿的、经历了大洪水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对一切不是他独有的恐怖充耳不闻、视而不见、麻木不仁，这个世界被极端地简单化了，并被不合理地夸大其中的一个细部。另一方面则是一个焦干的沙漠般的世界，一个惊恐万状的世界，在那里，一切都是过眼烟云、混乱不堪。在躁狂症和忧郁症的宇宙模式中的这两个主题恰恰涵盖了关于这两种病的体验（这种体验与我们现在的体验几乎相同）。

    威利斯因自己的钻研精神和医学感觉的敏锐完全有资格被誉为躁狂一忧郁交变现象的“发现者”。诚然，威利斯的研究方法很值得注意，尤其是在这一点上：从一种病到另一种病的转变并没有被当作是一种观察的现象——当时的问题是要寻找有关的解释——而是被看作一种深奥的自然关系的结果。那种自然关系是这两种疾病的隐秘本质的结构所决定的。威利斯并没有引用他偶尔观察到的交变例子。他首先发现的是造成奇异变形的一种内在联系：“在讨论了忧郁症之后，我们必须考虑躁狂症，这二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这两种疾病常常互相转化。”实际中有这种情况：忧郁倾向发展严重时变成了狂乱，反之，狂乱益渐减弱，最终平息下来，变成忧郁。严格的经验论者会在此看到两种病的联系，甚至会看到同一种病的两种相继出现的症状。但是，威利斯不是从症状的角度，也不是从疾病本身的角度提出问题，而仅仅是探寻在动物元气的运动中联结两种状态的纽带。我们知道，在忧郁症中元气是阴沉暗淡的；它们给物像罩上阴影，形成一种晦暗的涌流。反之，在躁狂症中，元气沸腾不息，其运动漫无规律且循环往复，甚至在毫不发烧的情况下消耗和散发热量。在躁狂症和忧郁症之间有一种明显的亲和关系。这不是经验所联结起来的症状的亲和关系，而是更强有力的在想像画面中更为明显的亲和关系，这种关系把烟和焰统一在同一种火中。“如果可以说在忧郁症中大脑和动物元气被浓烟所笼罩，那么躁狂症就像点燃了原先被浓烟所抑制的大火。”烈焰能够驱散浓烟，而烟尘降落下来能扑灭火焰、消除其光亮。对于减利斯来说，躁狂症和忧郁症的结合不是一种疾病，而是包含着相互冲突的烟和焰的秘密之火，是那种光亮和阴影的混合。

    实际上，18世纪所有的医生都承认躁狂症和忧郁症的毗邻关系。但是，有些人拒绝将二者称为同一种疾病的两种现象。许多人看到了一种交替现象，但没有觉察到症状上的统一性。西德纳姆宁愿将躁狂症分为两种，一种是普通躁狂症，起因于”血液的过分沸腾和过快循环”，另一种是往往”恶化为痴呆”的躁狂症，”起因子血液因长时间的骚动耗尽了大部分精华而变得虚弱。”而更多的人承认，躁狂症和忧郁症的交替或者是一种变形现象或者是一种有更深的原因的现象。例如，利厄托（josephl－ieutaud）认为，当忧郁症持续很久、其诸实愈益加剧时，就会失去通常的症状而变得与躁狂症相似：”忧郁症在最后阶段与躁狂症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他没有展开论述这种相似性。在杜福尔看来，这种联系不那么紧密，而是一种间接的因果联系。忧郁症与”额窦中的或曲张的脉管中的蠕虫”一样能引起躁狂症。当时若不借助于一种意象，任何研究都无法把交替现象改造成既精细又必要的症状结构。

    当然，在威利斯的后继者那里烟和焰的意象已消声匿迹，但是为了形成有条理的成果依然在借助意象。这些意象愈益具有功能性质，愈益驻足于关于循环和升温的重大心理学观念中，愈益远离威利斯曾借用的宇宙图像。例如，布尔哈夫及其著作的注释者范?斯维腾（gerard van swieten）认为，踩狂症十分自然地成为最高程度的忧郁症，这不仅仅是经常性的变形所造成的，而且是必然的机能运转的结果；在忧郁症中滞积的脑液在一段时间后会活跃不安，因为内脏中的黑胆汁会因静止不动而变得”愈并苦涩”，其中会形成酸性更强的和毒性更强的成分，这些成分被血液输送到大脑，就引起了躁狂症患者的强烈不安。因此，躁狂症与忧郁症仅仅是程度上的差异，躁狂症是忧郁症的自然后果，出于同样的原因，因而通常受到同样的治疗。在霍夫曼（frledrich hoffmann）看来，躁狂症和忧郁症的统一是运动和冲击规律的结果。但是，在他那里，纯粹的力学原则变成了生命和疾病发展的辩证法。忧郁症实际上以静止为其特征。换言之，或调的血液充满了大脑。血液在大脑里必须循环流动，但却因浓重而易于阻滞。如果说血液的浓重阻滞了运动，那么它有时也会造成更强烈的冲击。大脑、大脑血管、脑体受到的刺激越强烈，就越有抗拒性，因此越容易硬化。这种硬化使浓稠的血液更猛烈地倒流。这种运动越来越强烈，很快就卷入了那种躁狂症的骚动。这样，我们很自然地从一种静止的充血的意象过渡到干、硬、急速运动等意象，其结果是，为了忠实干这种功能统一体的真正组织者–图像式观念，古典力学的原则在每一阶段都受到修正和扭曲。

    因此，人们还将添加其他的意象，但它们不能起建构作用。它们仅仅是对于已获得的统一体做出许多不同的解释。例如，史宾格勒（snengler）提出的关于躁狂症和忧郁症交变的解释，就是借用了电池的原理。首先，神经能量和神经液在该系统的一个地方集中。只有这一段受到搅动，其他地方都处于休眠状态。这就是忧郁阶段。但是当这种局部负荷达到一定的强度时，就会突然扩展到整个体系，在一定的时间里强烈地刺激着整个系统，直到负荷排放完为止。这就是躁狂阶段。从这种层次的阐释着，这种意象太复杂、太完整，它所借用的模式大间接，因此在感知一种病理统一体时不能起到组织作用。相反，它是那种本身基于具有初步统一功能的意象的感性认识产生之后所引起的联想。

    这些具有统一功能的意象在詹姆斯的《医学辞典》中已悄悄地出现了。其中之一展示了一种客观精细的观察很容易觉察的现象；躁狂——压抑循环。“将躁狂症和忧郁症归结为一类疾病，用同一种眼光来看待它们，是绝对必要的。因为我们从实验和逐日的观察中发现，这二者有同样的起因……。十分严格的观察和我们的日常经验证实了这一点，因为我们看到，忧郁症患者，尤其是长期患者，很容易变得躁狂，而当躁狂平息后，忧郁症又重新开始，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这样一次反复。”因此，在河和18世纪，受意象影响而建构起来的是一种感性认识结构，而不是一种理念体系，甚至也不是一组症状。其证据在于，正如在感性认识中那样，性质的转移并不影响图像本身的完整性。因此，卡伦能够在躁狂症中像在忧郁症中那样发现”镭委的一个主要对象”，反之也能将忧郁症归因于”脑筋体的某部分组织的干硬”。重要的是，观察设有发展为对解释性意象的建构，相反，意象加强了综合的主导作用，它们的组织力造成了一种感性认识结构，在这种结构中，症状最终能获得其重要价值，并被组织成可见的真理。2．歇斯底里和疑病症

    就这两种病而言，首先有两个问题。

    1．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正当地将它们视为精神疾病或某种疯癫症？

    2．我们是否有根据把它们放在一起，把它们视为类似躁狂症和忧郁症那样的真正的对偶关系？

    要回答这些问题，只须简单地考察一下各种分类。人们对疑病症并不总是与痴呆症和躁狂症相提并论；歇斯底里更是很少与它们并列。布莱特（felix blater）根本没有把这二者列入感官病变之中。在古典时期末期，卡伦依然把它们列入非精神病的范畴：疑病症属于”体力衰竭，或因虚弱或因生命机能运转失灵而导致的疾病”；歇斯底里则属于”生理机能的控孪性疾病”。

    此外，在病情图表上，人们很难发现这两种疾病因一种逻辑关系而被列为一组，甚至很难发现它们被列为相反的一对。索瓦热将疑病症列入幻觉——“仅仅关注自身健康的幻觉”，将歇斯底里列入痉孪。林亲（i－innaeus）田地采用同样的划分。看来，这俩人都是威利斯的忠实信徒。威利斯是在《痉挛病》一书中研究歇斯底里，而在论述头部疾病的《禽兽之魂》中研究疑病症，给它起名为”绞痛感”。这里无疑是在谈两种调然不同的疾病。在歇斯底里中，亢奋的精神受到相应的压力，从而造成一种印象；它们正在爆炸，正在引起超常的不规律运动。这种运动在精神方面表现为歇斯底里惊厥。反之，在”绞痛感”中，由于有一种东西有害干和不适于精神，因此精神激动不安，然后引起敏感的神经的骚动、失调和皱授。因此，威利斯告诫我们不必因症状上的某些相似而大惊小怪；诚然，我们看到痉孪会产生疼痛，似乎是歇斯底里的剧烈活动会引起疑病症的痛苦。但是这些相似是虚假的。”实质并不相同，而是小有区别。”

    然而，在这些病情学家所做的固定分类的现象背后，有一种缓慢的努力正愈益频向于把歇斯底里和疑病症视为同一种疾病的两种形式。布莱克默（richard blackmore）于1725年发表《论疑病症和歇斯底里》。文中，这两种病被定义为同一种病的两种形式–“精神的病态”和”精神的外溢和消耗”。怀特（whytt）认为，在18世纪中期，鉴别工作已经完成，从此症状系统统一了，包括”对冷热和身体某些部位疼痛的特殊感觉；晕厥和歇斯底里惊厥；强直性昏厥和痉挛；胃气和肠气；贪食；呕吐；小便清白但又急又多；消瘦和精神萎靡；神经性咳嗽；小零脉搏不齐；间发性头疼；间发性晕眩；视力衰退；压抑、绝望、忧郁以至疯癫；梦魔。”

    另外，在古典时期，歇斯底里和疑病症逐渐被纳入精神疾病领域。米德（richard mead）在论述疑病症时还在说：”这是一种全身性疾病。”而且，我们必须恢复威利斯关于歇斯底里论述的真正价值：”在妇女疾病中，歇斯底里的名声很坏，就像是人已半入地狱一般（semi －damnati），它必须承担无数其他疾病的过失。如果一个妇女患上一种莫名其妙的病，我们既查不出原因，又不能确定治疗方法，我们马上就会归罪于子宫，而其实子宫往往受到冤枉。当我们碰到一种少见的症状时，我们就宣布，其中必有歇斯底里的踪影。这往往是掩饰我们对医疗对象无知的遁词。”凡是研究歇斯底里的材料都会引用这段文字。对于所有循规蹈矩的注释者来说，这段话绝不意味着威利斯认为歇斯底里症状没有器官基础。他仅仅明确地说，歇斯底里概念成了各种不切实际的想法的容器。这些想法不是病人的，也不是自以为有病的人的，而是本来无知却装作高明的医生的。实际上，如果说威利斯把歇斯底里视为一种精神错乱，那并不是因为他把歇斯底里列入了头部疾病，而是因为他认为歇斯底里的根源在于动物元气的性质、起因和初始过程发生了一种变化。

    然而，到18世纪末，疑病症和歇斯底里已几乎毫无争议地成为精神病。一七五五年，阿尔贝蒂（alberti）在哈雷城（halle）发表论文《论疑病症病人的臆想症》（de morbis imagi －nariis hypoch。driacorum）。接着，利厄托在确定疑病症的痉孪特征时，承认”精神上受到的影响不亚于、甚至重于肉体上的疾病；因此，疑病症一词几乎成了一个会得罪人的名称，想讨好的医生尽量避而不用。”至于歇斯底里，劳兰（josephran！in）认为它没有任何器官上的原因，至少他在根本定义中从一开始就把它确定为一种臆想变态：”患这种病的妇女虚构、夸大和重复各种胡思乱想，这种病有时具有流行性和传染性。”

    因此，在古典时期，歇斯底里和疑病症有两个基本发展路线。一个是将二者统一为一个普通概念，即“神经病”，另一个是改变其含义和由其名称所充分显示的传统的病理基础，而倾向于将它们逐渐纳入精神疾病领域，与躁狂症和忧郁症相提并论。但是，后一种整合不是像在躁狂症和忧郁症中那样在图像价值中所感觉到的和所想像的原始性质的层面上实现的。我们这里面对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整合。

    诚然，古典时期的医生也试图发现歇斯底里和疑病症所特有的性质。但是，他们从未能感知到类似躁狂症和忧郁症中标示出特点的性质上的相关性或紧密联系。人们所发现的各种性质是相互矛盾、相互否定的，因而无法解决这两种病的根本性质是什么这一问题。

    歇斯底里常常被认为是遍及全身的内热的效果，一种兴奋状态，一种不断地表现为惊厥痉孪的迸发状态。例如，求仍的少女和年轻丧偶的寡妇，她们的歇斯底里常常与炽烈的情欲有关。而炽烈的情欲难道不是与这种内热有关吗？就本性而言，歇斯底里是狂热的；其症状更容易使人想起一种意象，而不是使人想到一种疾病。费朗17世纪初精细地描绘了这种意象。他在《相思病或爱欲忧郁症》中宣称，女人比男人更容易陷入爱情而不能自拔，而且她们很善于掩饰这一点。”此时她们的表情很像端放在圆筒上的蒸馏器，人们无法从外面看到火焰。但是如果人捆着蒸馏器的正下方，用手探摸一个女人的心，就会发现在这两个地方都有一个炽烈的火炉。”无论从象征意义还是从感情色彩或从比喻的手法来看，这是一个绝妙的意象。在费朗之后，过了很久，人们用湿热来描述歇斯底里和疑病症的隐秘的蒸馏过程。但是这个意象从属于一个更抽象的主题。在谢诺那里，这种雌性蒸馏器的火焰早已变成无色的了：”我认为，歇斯底里并不是一种单一的病，在这个名称下包含着因一种有害雾气引起的几种疾病，这种雾气以不同的方式产生，受到污染，并经历了异常的沸腾状态。”而在其他人看来，从疑病区发出的这种高热完全是干燥的：疑病性忧郁是一种”干热”病，是由”类似性质的体液”引起的。但是也有些人在歇斯底里和疑病症中都没有发现高热现象，相反，这些病的性质是衰弱、迟钝和阴湿的，如同那些惰性体液的性质：”我认为，这些病（疑病症和歇斯底里）若能持续一段时间的话，那就是出自大脑和神经纤维。由于它们怠情而衰弱、失去活力和弹性，神经液也变得虚弱无力，引起这些病。”也许对歇斯底里的性质的不稳定性做出最明确论证的是切恩的著作《英吉利病》。在切恩看来，这种病只能以抽象方式来维系自己的统一性。其症状散布在不同的性质领域，起因于各领域的各自不同的机制。各种痉孪的症状都源出于由”有害的苦涩的有强烈刺激的气体”所象征的一种发烧病理。反之，各种心理或器官虚弱的症状–“压抑、晕厥、大脑迟钝、昏沉、忧郁和悲伤”–显示了变得潮湿或虚弱的神经纤维的状况，神经纤维无疑是受到了阴冷勤稠体液的影响，这种体液堵塞了浆液腺和血管。麻痹则意味着神经纤维的僵滞，即通常所说的因固体惰性的冻结而造成的”颤动中断”。

    确定躁狂症和忧郁症的性质特征是很容易的，而对于歇斯底里和疑病症则很难做到。

    运动医学在论述它们时是很不明确的，其分析也动摇不定。显然，至少对于任何不否定自己的印象的感觉来说，躁狂症与一种过度的运动有关，而忧郁症则与运动的减弱有关。但是，关于歇斯底里和疑病症，则很难做出选择。施塔尔选择了血液会愈益沉重的说法，认为血液会愈益增多变浓，以致无法正常地流过门静脉；血液有一种在门静脉滞留和汇集的趋势，由于“血液力图在较高或较低部位打开一个出口”而造成了危机。相反地，布尔哈夫和范?斯维腾则认为，歇斯底里运动起因于各种液体的一种过分的流动性。这些液体变得十分不稳定，很容易被搅动起来。范?斯维腾解释道：“由于结构层弱，血液很容易被分解；它勉强凝结在一起，因此血清的浓度和质量都很差；淋巴液类似于血清的状况，血清所提供的液体也是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无实体性的歇斯底里和疑病症就可能从神经纤维的这种特殊状态的部署中产生。”我们应该把“面色苍白的少女、用脑过度的人”很容易有的不适、控孪和疼痛归因于这种敏感性和流动性。歇斯底里既是活动的又是静止的，既有流动性又有动滞性，既起因于不稳定的振动又受到惰性体液的阻滞。谁也没有发现其运动的真实性质。

    我们在化学类比领域看到同样的情况。在朗格看来，歇斯底里是发酵的结果，是由于“被送到身体不同部位的盐分”与“那里原有的体液”混合发酵的产物。另一些人则认为歇斯底里是碱性的。而埃特级勒（michaelettmtiler）则认为，这种病属于酸性反应，”直接原因是青的固有酸性；乳糜是酸性的，因此血液的性质受到腐蚀，不再能贻养元气；淋巴液是酸性的，胆汁也萎靡不振；神经系统备受刺激，而消化发酵成分因变质而不易挥发和酸性过强。”韦立德（viridet）着手重构了关于”我们所体验到的雾气”的一种酸和碱的辩证关系，认为这二者在大脑和神经中的运动和剧烈冲突引起了歇斯底里和疑病症的症状。有些特别易挥发的动物元气是碱性盐，当它们十分稀薄时，流动极快，变成雾气。但是也有酸盐挥发成的雾气；乙醚使酸雾足以抵达大脑和神经，在那里”与碱遭遇，引起各种疾病”。

    歇斯底里和疑病症的性质的不稳定性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它们的力学特性与其化学上的隐秘性质的混淆不清也是令人不可思议的。如果说从性质上对躁狂症和忧郁症做出诊断显得轻而易举的话，那么对歇斯底里和疑病症的辨别则显得犹豫不决。无疑，想像出来的性质图像对于构成忧郁症一躁狂症的对偶关系具有决定性作用，而在歇斯底里和疑病症的历史上则只有第二位的作用，可能只是不断变幻的布景。与躁狂症不同，歇斯底里的研究进展并没有引导人们走出以医学意象反映出来的这个领域的模糊性质。它的活动空间属于另一种类型，是机体作用和道德价值相互粘合的身体。

    人们通常认为，是勒普瓦和威利斯将歇斯底里从所谓的子宫错位的古老神话中解放出来。李耶鲍（jeanl．iebault）翻译或者说改写了马里涅罗（marinello）的著作，以适应17世纪的标准。同时他有保留地接受了关于子宫的自发运动的观点，认为如果子宫改变了位置，“这是为了更自在一些；这不是出于某种慎思、吩咐或感官刺激，而是为了保障健康和体验某种享受”。无疑，子宫不可能像过去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在人体大翻转时在全身移动，因为它被子宫颈、韧带、脉管以及腹膜“严格固定住”。但是它仍能改变位置：“尽管子宫严格固定在我们所说的那些部件上，因而不能改变所处空间，但它还是常常改变位置，在女人体内造成古怪的、任性的运动。这些运动是各式各样的：上升、下降、痉孪、游移、脱垂。子宫会上升到肝、脾、隔、胃、乳房、心、肺、咽喉和头。”古典时期的医生几乎一致反对这种解释。

    在17世纪初，勒普瓦在谈到歇斯底里痉挛时写道：”在各种病源中，有一个是最根本的，它不是通过交感而是通过原发病发挥作用。”更准确地说，这种痉挛惊厥的根源在于后脑积水：”正如细流汇成大河，位于大脑表层和终止于后脑的空腔因处于头部的倾斜位置而大量积水。这些部位的热量使液体升温，影响了神经起端。”威利斯则对子宫说进行了细致的批判，认为，主要是大脑和神经系统疾病造成了”患这种病时血液运动的紊乱失调”。但是这些分析都没有彻底否定歇斯底里和子宫有一种基本联系的观点，而是改变了角度，不再认为这种联系是一种通过全身的实际错位，而是一种通过肌体的各种脉络，通过类似的功能脉络的秘密扩散。我们不能说病源已经变为大脑了，也不能说威利斯已为一种歇斯底里的心理分析创造了条件。但是，现在大脑对一种起源于内脏的疾病是起了一种中继站和配电器的作用。直至18世纪末，直至皮内尔之前，子宫一直出现在歇斯底里的病理分析之中，但不是因自身的性质而具有特殊重要性，而是作为体液和神经的特殊扩散的一个结果。

    施塔尔通过对月经和痔疮的奇特比较，证明歇斯底里和疑病症的相似性。他在分析痉挛时解释道，歇斯底里是一种剧痛，“伴有紧张和压迫感，因此主要在疑病区以下被感受到”。当男人受到该病侵袭时，“会本能地通过呕吐或痔疮发作将过剩的血液排出”。这时就被称为疑病症。当女人受到该病侵袭时，“月经周期就会不正常”。这时就被称为歇斯底里。“这两种病没有实质上的区别。”霍夫曼的观点与之十分类似，但在理论上有许多不同之处。在他看来，歇斯底里的病因在于子宫的松弛和虚弱，但是与疑病症一样，其发病部位还需要在肠胃里寻找；血液和生命液在“肠胃的包膜和神经股”开始滞留；引起胃部紊乱，并由此蔓延到全身。处于机体中心的胃就像一个中继站，把出自腹腔下半部的各种疾病扩散到全身：“无疑，疑病症患者和歇斯底里患者所体验的痉挛，其位置在神经部分，尤其在肠胃的包膜上，病状由此通过肋间神经散布到头、胸、肾、肝以及全身各主要器官。”

    霍夫曼赋予肠胃和助间神经的作用典型地表现出古典时期处理该问题的方式。这种方式不仅避开在子宫内寻找病因的旧传统，而且更重要的是致力于发现一种散布全身的、令状复杂的疾病的本原和散发途径。这里所要考虑的这种病是既能侵袭头部又能侵袭腿脚、表现为麻痹或运动僵硬的病，是能够造成强直性昏厥或失眠的病，简言之，这种病能迅速而巧妙地穿越肉体空间，在全身都有实实在在的体现。

    那种坚持认为从马里涅罗到霍夫曼医学视野发生了变化的观点是徒劳无益的。在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传统中著名的子宫流动说三片平不存。或许只有某种主题还存在。这种主题现在变得更清晰了，即它不再局限于某一种医学理论，而是始终不变地贯穿于理论概念和解释性图式的速增过程之中。这个主题就是，肉体空间的运动起伏、下部力量的涌动。这些力量蓄之已久，过分充盈，便开始沸腾，最终不管是否经过大脑调节而把自身的无序扩散到全身。尽管生理学概念已经完全改组，但是这个主题却几乎一直不变地延续到18世纪初。十分奇怪的是，在18世纪，病理学中没有任何理论或实验上的革新，但是这个主题却突然受到修正，改变了方向，即肉体空间的动力学被情感道德取而代之。正是在这个时候，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关干歇斯底里和疑病症的观念开始转向，明确地进入了疯癫领域。

    我们现在应该试着来描述这个主题在其三个阶段的演变：

    1．关于肌体和道德渗透的动力学；

    2．关于肉体连续性的生理学；

    3．关于神经敏感性的伦理学。

    如果肉体空间被想像成一个坚实的、紧密联系的整体，那么歇斯底里和疑病症的无序运动只能出自于一种极其稀薄而且流动不止的成分，这种成分能够渗透进固体所占据的空间。正如海默尔（nathanel hishmore）指出的，动物元气”因自身火焰般的稀薄而能渗透密度最大的实体，……而且因自身的活跃而能在瞬间渗透整个微观宇宙。”如果这种元气流动性增强，而且以极其混乱的方式渗透到身体中各个不适当的部位，那么就会引起无数复杂的失调症状。不论对海默尔，还是对其反对者威利斯或对西德纳姆来说，歇斯底里是一种肉体疾病，因为肉体能被元气以各种方式渗透，因此有着内在秩序的器官变成了一堆消极地屈从于元气的混乱运动的物质所寄寓的松散空间。这些元气”猛烈地涌到某个部位，在那里造成痉挛甚至疼痛，……并使器官功能失调，无论是被元气遗弃的器官，还是元气所涌入的器官，都会因元气分布的不均衡而受到严重损害，因为这种不均衡完全违背了生理系统的法则。”处于歇斯底里状态的身体就是这样听命于无序的元气。元气完全不受任何肌体法则和任何功能要求的束缚，因此能连续地侵袭身体的各个空间。

    各个区域受到的影响各不相同，后果也不相同。这种疾病的运动根源是没有分殊的，但是因其穿越的空间和在身体表面显现的部位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形态。“它们在胃里积聚，然后突然涌到咽喉部的肌肉，在所穿越的整个区域造成痉挛，在胃里造成肿胀，如同一个大球。”歇斯底里在稍高的位置上，“侵袭结肠以及心脏下面的区域，引起难以忍受的疼痛，很像骼骨区的疾病。”如果该病升得更高一些，就会侵袭“中枢部位，引起剧烈的心悸。病人此时确信，护理人员应能听到他的心脏撞击肋骨的声音。”最后，如果疾病侵袭“头部的外围、头骨之间的部分，并固定在一个地方，就会引起刚烈的疼痛，并伴有剧烈的呕吐。”‘刀’身体的各个部位因本身的情况和特点而决定了症状的不同表现。因此，歇斯底里显得是最真实又最有欺骗性的疾病。它是真实的，因为它是以动物元气的运动为基础的；但它又是虚幻的，因为它所产生的症状似乎是由器官内在的无序造成的，而这些症状其实是一种中枢的或普遍的无序在器官层面上的形成物。正是一种内在流动的错乱在身体的表面表现为局部症状。器官实际上是被无序而过分的元气运动所侵扰，但却装作自己出了毛病；从内部空间运动的某一缺陷开始，器官完全模仿自身才会产生的错乱；歇斯底里用这种方式“模仿出人的肉体的几乎所有疾病，因为它在人体中无所不在，它能立刻造成符合该部位的症状。如果医生既不聪慧又无经验，就很容易被欺骗，会把歇斯底里的症状归因于该部位的某种常见病。”‘凹’这种病的策略就是，它以同一形式的运动穿越肉体空间，表现出不同的外观，但是这里的性状不是本质，而是身体耍的一个花招。

    体内空间越容易被渗透，歇斯底里就越频繁，其外观也越变化多端；如果身体健壮，抵抗力强，如果体内空间紧密，而且不同区域的质地参差不齐，那么歇斯底里的症状就很罕见，其效果也单一。不正是这一点使女性歇斯底里与男性歇斯底里，或者说；使歇斯底里与疑病症有所区分吗？实际上，不是症状，也不是病因，而是身体的空间坚实性或者说内部密度构成这些病的区分原则。“除了由可感觉的各种部件组成的所谓‘外在的人’，还有一个由动物元气系统构成的‘内在的人’，后者只能用精神的眼睛看到。后者与体质紧密相联，因人的状态不同而或多或少有些紊乱，其程度取决于构成这架机器的本原的自然坚固性。这就是为什么步入比男人更容易受到这种病的侵袭，因为女人的体质更纤细而不那么坚固，因为她们过着较温和的生活，因为她们习惯于舒适的生活，而不习惯于受苦。”就在上面这段文字中，已经包含着空间密度的一个涵义：它也是一种道德密度；器官对元气的无序渗透的抵抗力可能也是灵魂保持思想和欲望的井然状态的能力。这种变得疏松的空间，可能完全是心灵的松懈造成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习惯于艰苦劳作的女人很少患歇斯底里，而当她们生活舒适、闲散时，或当某种悲苦压倒她们的意志时，就非常容易患歇斯底里。“当一些妇女向我咨询某种我无法判断的疾病时，我便问她们，是否只是在心情悲痛时才引发这种病，…如果她们大体上承认这一点，那么我就能断定，她们急的是一种歇斯底里。”

    这样，我们就对古老的道德直觉有了一个新的概括。希波克拉底和柏拉图的时代起，这种直觉就把子宫当作一个有生命的、运动不止的动物，并且对其运动的空间加以规定；这种直觉在歇斯底里中感受到一种不能控制的欲望骚动，因为病人既不能满足它们又不能驾驭它们；女性器官意象上升到胸部和头部的说法反映了柏拉图主义的灵魂三元说中的一种剧变和力图确保自身静止不变的等级序列中的一种剧变。对于西德纳姆来说，对于衡卡儿的信徒来说，道德直党始终如一，但是借以表达道德在觉的空间画面发生了变化；柏拉图的垂直的等级秩序被一个立体空间所取代。这个空间被不停的运动来回横切。这种无序的运动不再是底层上升到高层的革命，而是在一个混乱空间中的无规律的旋风。西德纳姆试图用“精神的眼睛”洞察这个“内在的身体”，因为它不是客观视察的迟钝目光所能看到的客观身体，而是一个场所，在那里，一种想像这种身体和译解其内在运动的方式同一种赋予它道德价值的方式紧密结合。在这种伦理知觉层次上的发展到此完成。在这种知觉中，一贯柔顺的医学理论意象发生了曲折和变化；在这种知觉中，重大的道德主题也得到系统的表达，并逐渐更新了原初的面貌。

    然而，这种易渗透的身体应该是一个紧密结合的实体。疾病在各器官的弥散反过来说则是一种允许其扩散并连续影响各器官的传播运动的结果。如果说疑病症患者或歇斯底里患者的身体是一种疏松的、自我分离的、因疾病侵袭而膨胀的实体，那么这种侵袭则必须借助于某种连续空间才能实现。疾病借以循环流动的实体应该有不同于扩散的症状借以显现的身体的特性。

    这个问题困扰着18世纪的医学，导致人们将疑病症和歇斯底里视为”神经方面”的疾病，即一切交感作用的一般媒介的原发病。

    神经纤维被赋予某些引人注目的特性，从而能够将异质因素整合在一起。神经传送着各种迥然不同的印象，而它在任何地方、任何器官里都应该有同一性质。这样说能不令人惊异吗？“神经在眼珠后面的伸展使人能够接收微妙的光亮；听觉器官的神经对发声物体的振颤十分敏感；但是就性质而言，它们与触觉、味觉和嗅觉等较迟钝的感觉神经毫无区别。”这种功能各异而性质同一的特性，保障了相距最远的和生理上调然不同的器官之间进行交流的可能性。“人体神经的同质性以及各种相互维系的器官之间的无限交流……确立了器官之间的和谐，从而常常导致一处有病，多处受害。”但是，更令人赞叹的是，同一神经纤维能同时传送某种无意识运动的刺激和感觉给器官留下的印象。梯索（simon－andr6tiss。t）认为，这种同一神经的双重功能是两种运动的结合。一种是造成无意识刺激的波荡运动（”这是一种装在弹性容器中的液体运动，比如，液体装在皮囊中，挤压皮囊，液体就会通过一个管道喷出。”）另一种是造成感觉的粒子运动（”这是一连串象牙球的运动。”）因此，同一神经能够同时产生感觉和运动。正如我们在各种神经疾病中观察到的，神经的紧张和放松都会同时改变那些运动和感觉。

    然而，尽管神经系统有这些统一的性状，我们是否就一定能用神经纤维的实际网络来解释歇斯底里和疑病症的如此纷繁的紊乱之间的内在联系呢？如何来设想披露了某种神经疾病的各个部位的症状之间的联系呢？如何通过探究这种联系解释某些“极其敏感”的女人会因闻到一股浓烈的香味、听到关于一个悲惨事件的生动描述或看到一个厮杀场面而“晕厥”？人们的探寻是徒劳无益的：没有发现任何明确的神经联系，也没有发现任何从这种根源延伸出来的途径，而只是发现了一种基于生理相关性秩序的、间接的作用。这是因为身体的各个部分都具有“十分确定的官能，这些官能要么是普遍的，遍及整个人体，要么是特殊的，主要影响某些部位。”感觉和运动的双重官能使器官互相交流、同甘共苦，并能对来自远处的刺激做出反应。这种特性就是交感作用。实际上，怀特既未能将交感作用完全归因于整个神经系统，也未能从与感觉和与运动的关系上来界定它。交感作用在器官中的存在完全取决于它在那里是否能通过神经的中介而被接收到；神经越灵活，交感作用就表现得越明显，与此同时，交感也是感觉中的一种：“各种交感都以情绪为前提，因此只能透过神经的中介而存在，而神经完全是感觉借以运作的上具。”然而，神经系统在此不是被用于解释对运动或感觉的传送，而是被笼统地用于确认身体对自身现象的敏感性、确认身体在肌体空间的各个部分产生的共鸣。

    神经疾病本质上是交感的混乱；其前提是神经系统的普通警觉状态，这种状态使各个器官都可能与其他器官产生交感：“在神经系统的这种敏感状态下，刻骨铭心的激情、饮食习惯的破坏、气候冷热湿闷的突然变化，都很容易产生病状；在那种状态中，人们也不能保持身体健康，通常会有各种连续不断的疼痛感。”无疑，这种过度的敏感都会伴有迟钝、困倦；一般而言，歇斯底里患者的内向感觉是极度敏锐的，而疑病症患者的敏感程度要小些。当然，女人属于前一类，因为子宫以及大脑是与整个肌体发生交感的主要器官。“子宫发炎通常都伴有呕吐；怀孕会引起恶心、反胃；分娩时阴道隔膜和腹肌会阵缩；月经期间会出现头痛、轻微发烧、腰背疼痛和腹痛。”女性全身都遍布着不可思议的模糊而直接的交感通道。女性的身体总是处于自我交流之中，从而形成一种对于交感绝对有利的场所。女性的肌体空间永远包含着歇斯底里的可能性。女性肌体的交感感觉散射到其全身，使女性易于患上被称为忧郁症的神经疾病。“女人的身体系统通常比男人更灵活，因此更容易患神经疾病，而且女人的神经疾病也更严重些。”怀特言之凿凿地说，他曾目睹“一个神经脆弱的少女因牙疼而昏厥，持续几个小时不省人事，直至疼痛更剧烈时才醒过来。”

    神经疾病是相连肉体的疾病。自我感觉过于敏感的身体，各部位过于紧密的身体，在某种意义上不可思议地紧缩的肌体空间，此时已成为歇斯底里和疑病症的共同母题。对于某些人来说，身体与自身的亲密关系表现了一种准确的意象，如庞默所描述的“神经系统的萎缩”。这重意象掩盖了问题，但是并未抹煞问题，也未妨碍有关努力的继续展开。

    这种交感究竟是各个器官中所蕴藏的一种性能——切恩所说的“情绪”，还是一种通过中介因素的传播？这些神经疾病的相似病状究竟是这种情绪的受激状态，还是这种间质性身体活动性增强的表现？

    18世纪，当生理学家力图尽可能准确地界定神经系统的功能和作用（敏感性和应激性；感觉和运动）时，医学思想中的一个饶有趣味而又十分典型的现象是，医生们按照一种与生理学提供的图式大相径庭的图式将上述观念组合起来，不加区分地应用于笼统的病情诊断。

    敏感和运动是不能分开的。梯索解释道，儿童比其他人更敏感，因为他身上的一切东西，都比较轻，也比较活跃；应激性（irritability）按哈勒的理解是神经纤维的一种性能，等同于激怒、烦躁状态（发炎）（irritation），被认为是一种持久的刺激引起的器官病状。因此人们公认，神经疾病是过敏与神经过分活跃的结合物。

    “人们有时会看到，一个极小的刺激会在某些人身上产生比健康人强烈得多的运动；这种人经受不住任何微小的反常印象。极其微弱的声音和光亮都会给他们造成异常的症状。”由于刻意保留了社ritation观念的多重含义，18世纪末的医学就能有力地证明气质（应激性）和病变（烦躁、发炎）之间的连续性，而且还能同时维系两个观念。一个观念是，各个器官在以自己的方式承受一般侵袭时会产生独特的紊乱（器官特有的敏感性决定了这种侵袭是一种不连续的传染）。另一个观念是，任何一种紊乱都能侵袭肌体的各个部分，从而在肌体内传播（神经纤维的活动性造成了这种不间断性，尽管各个器官的神经纤维有所不同）。

    然而，如果说“受激神经”的概念确实起了一种默契的混淆作用，那么它也造成了病理学中的一个关键性区分。一方面，神经疾病患者是非常易于激动的，即他们十分敏感，神经脆弱、肌体敏感；但是另一方面，他们也有一个敏感的灵魂、一个躁动不安的心，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极易产生强烈的交感。这种全面的共鸣——感觉和身体活动兼而有之——构成了这种疾病的首要决定因素。女人“神经脆弱”，无所事事时很容易沉溺于想像，男人“因劳作而比较刚健’，因此女入比男人更易受到神经疾病的侵袭。但是，这种过度烦躁有其特点：它会减弱甚至温灭灵魂的感觉；仿佛神经器官的敏感性便灵魂的感受力不堪重负，并且自己留下了因自己的极度活跃而引起的大量感觉；神经系统“处于这样一种烦躁和反应状态，因此不能将自己的体验传送给灵魂；它的全部印象都是混乱的；它不能理喻它们。”‘川怄样就出现了非感觉的敏感性的观念，这种由灵魂和肉体衍生出来的敏感与阻止神经刺激抵达灵魂的感觉麻木成反比关系。歇斯底里患者的丧失知觉不过是过于敏感的反面。这种关系是交感慨念所无法界定的。它是由应激性概念派生出来的。当然，在病理学家的思想中，这种关系几乎未加阐明，依然混淆不清。

    然而，“神经疾病”的道德意义却因此而发生深刻变化。由于人们把神经疾病与辅体较低部位的器官运动联系起来（甚至是由各种模糊不清的交感渠道联系起来的），这些疾病也就被置于某种欲望的伦理体系中：它们代表了肉体的报复；人之所以生病乃是情绪过分炽烈的结果。从此，人会因感受过多而生病，会因与周围的一切过于密切而生病。人不再受自己的秘密性质所驱使，而成为世界表面的一切诱惑肉体和灵魂的事物的牺牲品。

    结果，人变得更无辜也更罪孽深重。更无辜，是因为人被神经系统的全面烦躁推入不省人事的状态，其程度与病情成正比。更罪孽深重，是因为他所依恋的万物、他的生活、他曾患过的疾病、他曾洋洋得意地酿造

    第六章　医生与病人

    治疗疯癫的方法在医院里并未推行，因为医院的主要宗旨是隔离或“教养”。然而，在医院之外，对疯癫的治疗在整个古典时期都在继续发展。长期疗法形成了，其目的与其说是医治心灵，不如说是医治整个人，医治其神经纤维及其幻想过程。疯人的身体被视为明显而确实的疾病显现部，由此产生了物理疗法，而其意义则借鉴自关于肉体的道德观念和道德疗法。

    1．强固法。疯癫即使表现为最骚动不安的形式，也会有一种虚弱因素。如果在疯癫对精神元气陷于无规律运动之中，那是因为精神元气没有足够的力量和重量来遵循自然轨迹的引力作用。如果在神经疾病中经常出现惊厥，那是因为神经纤维太脆弱，太容易激动，或者说对振动太敏感。总之，神经不够坚强。明显的疯癫狂乱有时似乎使躁狂症者力量倍增。但是，在这种狂乱之下，总是存在着一种隐秘的虚弱，即缺乏抵御能力。疯人的躁狂实际上只是一种消极的暴力行为。因此需要有一种能使精神或神经纤维获得活力的疗法。但这是一种沉稳的活力，任何混乱都不能奈何它，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服从自然规律的进程。这种活力不仅表现为生机勃勃，而且表现为一种坚强性。它战无不胜，以一种新的抵抗力、青春的灵活性包围住对象；同时它又受到控制和驯化。人们应该在自然中寻找一种力量来增强自然之物本身。

    理想的医治方法应该能“扶持”精神元气，“帮助它们克服使其骚动的发酵因素”。扶持精神元气就是抑制精神自身无法控制的无益的躁动，还应使它们能够避免出现引起亢奋和骚扰的化学鼎沸状态，最后应使它们坚实起来，足以抗拒企图窒息它们、使它们怠惰和陷入晕眩的烟气（忧郁气）。“具有强烈刺激性的气味”可以增强精神元气，对付忧郁气。令人不快的感觉能够刺激精神，从而使精神产生反抗力并迅速地汇集到反击忧郁气侵袭之处；“阿魏”、唬柏油、烧焦的皮毛均可以用来（达到这一效果）。总之，凡是能使心灵产生强烈不快感觉的东西均可起作用。”对付发酵作用，必须使用解毒剂，如抗癫痛的查拉斯），最好是用众所周知的匈牙利工后水。消除腐蚀酸以后，精神就恢复了。最后，为恢复精神的正常运作，朗格建议，让精神受制于令人愉悦的，适度的和有规律的感觉和运动：“当人的精神涣散时，应给予必要的治疗，使其平静下来，恢复正常状态。惬意的气味，在景色宜人的地方散步，见到惯会给人开心的人，另外还有音乐，这些都能使人的心灵感到温馨愉悦。”这种稳定的温柔，适度的力量以及完全为了保健的活跃，都是使机体内连结肉体与灵魂的脆弱因素变得坚实的手段。

    但是，也许最有效的强身方法是使用一种物质。这种物质应该既十分坚实又十分柔软，既有极强的剧性，又能使懂得如何使用它以达到自己目的者任意摆布它。这就是铁。铁凭借其特有的性质，集上述相互矛盾的品质于一身。其他物质都没有铁的那种刚性，也没有铁的那种可塑性。铁是大自然的造化，但又可由人的技术摆布。除了用铁之外，人类还能有其它更可靠的方法——即更接近于自然而又更项从人类的方法——来加强自然之物，使其具有充足的力量吗？人们常引用迪奥斯科里斯的一个古老例子：当他把一块烧红的铁块扔进水里后，就使静止的水具有了本身所不具有的活泼性。火的炽热，水的平缓流动，经过处理而变得柔顺的金属的活力，所有这些因素结合起来，就使水具有了强化力、激活力和加固力。水能把这些力量传递给人的机体。即使不经过任何加工，铁也能起作用。西德纳姆推荐最简单的办法，即直接服用铁锉屑。怀特举例说，有一个人因胃神经虚弱而长期患疑病症，为了治病，他每日服用二百三十二眼铁。这是因为，铁除了其他优点外，还能直接自我传递。它所传递的不是物质而是力量。似乎矛盾的是，虽然它有很强的刚性，但它能直接溶于有机体内。沉淀在有机体内的是铁质，而毫无铁锈或铁渣。很显然，铁能创造奇迹的观念支配着人们的各种奇想，并压倒了观察本身。如果人们进行实验，那么其目的不是发现一系列的实证效果，而是为了强调铁的品质的直接传递功能。赖特给一条狗喂铁盐。他发现，将乳康同五倍子（gall）颜料混合，一小时后乳糜并未显示出吸收铁局必然显示的紫色。可以肯定，铁没有进入消化过程，没有进入血液，实际上也没有渗入有机体，而是直接作用于腹壁和神经纤维。精神和神经纤维的加固，不是一种观察到的效果，而是一种有效的比喻。它意味着，无须任何扩散运动，便可以传递力量。接触便能提供力量，而无须任何交换或物质、任何运动交流。

    2．清洗法。针对疯癫的各种病症产生了一系列疗法。这些病症是：内脏堵塞、错误观念泛滥，忧郁气沸腾，暴力行为，体液和精神腐败。而这些疗法都是一种清洗手术。

    理想的疗法是彻底清洗。这种方法最简单，但又最不可能用于治疗。该方法是用一种明亮清洁的血液置换忧郁症患者过量的、粘滞的、被苦涩体液所渗入的血液，因为清洁血液能驱散话妄。1662年，霍夫曼建议用输血来治疗忧郁症。几年后，该想法已得到一定的承认，因而伦敦哲学协会制定了计划，对禁闭在贝德拉姆的病人进行一系列实验。受命从事这项工作的医生爱伦（alien）拒绝这样做。但是，丹尼斯对自己的一位病人–失恋忧郁症患者进行了试验。他从病人身上抽出十盎司的血，然后输入稍少一些的取自小牛大腿动脉的血；次日，他重做一次，但换血量仅几盎司。病人开始平静，过了一天便神智清醒了，不久便完全康复了。”外科医生学会的全体教授都确认这一试验”。尽管后来还有几次试验，但这种方法很快就被抛弃了。

    人们乐于采用的药物是防腐剂。这是因为“用没药和芦警保存尸体已有三千多年的经验了。”难道尸体的腐烂不是与体液疾病所导致的身体恶化具有同样的性质吗？那么，最值得推荐的抗忧郁药物就是没药和芦答了，尤其是帕拉切尔苏斯（paracelsus）的著名药方。但是，仅仅阻止腐烂是不够的，还应根除腐烂。因此产生了防止变质本身的疗法，或者旨在转移腐烂物质，或是旨在溶解腐烂物质。这就是偏转术和洗涤术。

    第一种包括各种严格意义上的物理方法。这些方法旨在身体表面制造创伤或疮疖。这些创伤或疮疖是缓解肌体疾病的感染中心，向体外排病的中心。法洛斯（fallowes）就是这样解释其”橄榄油”的有效机制：在疯癫中黑色忧郁气堵塞了元气必经的细小脉管，，因此血液流动失调，滞留于脑血管内。必须有一种”能使注意力分散”的迷惑运动，才能使血液活跃起来。”橄榄油”就具有促使”头上长小脓疮”的效用。在脓疤上涂上油，防止变干，这样”滞留在大脑的黑色忧郁气”就可以连续排放。当然，烧灼身体的任何部位，都会产生同样的效果。有人甚至认为，像疥疮、湿疹、天花等皮肤病，也能终止疯癫的发作，因为这种病能使内脏和大脑的腐烂病变转移到身体表面，向外排放。到该世纪末，人们已经习惯于给最顽固的躁狂病人注射疥疮液。杜布莱在给医院总管写的”1785年训示”中建议，如果放血、药泻、浸泡和淋浴都对躁妄症无效的话，那么采用”烧灼术、切口排液、制造表皮脓疮和注射疥疮液”将能奏效。

    然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消解体内形成的、造成疯癫的发酵因素。为此，主要药物是苦药。苦药具有海水的全部涩厉特点。它能通过洗蚀来达到净化目的。它磨蚀疾病在肉体和心灵中所沉淀下的各种无用的、不健康的和不纯净的东西。咖啡有苦味和活性，因此可用于“体液粘滞的肥胖者”。咖啡有干燥作用，但不会燃烧，因为这种物质的特性是能驱散多余的湿度，却又不会产生危险的燥热。咖啡里就好像有火却无火焰。它是一种不靠焙烧的净化剂。咖啡能减少不净物：“喝咖啡的人根据长期体验，觉得它有助于恢复胃的功能，除湿祛风，消痰通便，尤其是防止浊气上升，从而减少病人通常感到的头痛。最后，它使元气变得强健有力和清纯，而对那些常饮用者也没有留下任何灼热感。”叮’同样具有苦味和滋补作用的是奎宁。怀特经常让那些“神经系统十分脆弱”的人服用奎宁。奎宁对医治“虚弱、沮丧和消沉”很有效。在为期两年的疗程中仅用一种奎宁药酒，“偶尔停用，但停用不得超过一个月”，用此方法便可治愈神经不适的妇女。对于神经脆弱的人，奎宁必须与一种“味觉舒适的苦药”配在一起服用。但是如果病人不怕强烈的刺激，那么最好服用奎宁硫酸。二十至三十滴奎宁硫酸的效果为佳。

    十分自然的是，肥皂及肥皂制品在清洗疗法方面必然具有得天独厚的效果。因为“肥皂几乎能溶解任何凝聚物”。梯索认为，直接服用肥皂可以镇抚许多神经性疼痛；最好是，早晨第一件事就是服用肥皂，或者与面包、“滑腻的水果”，如樱桃、草毒、无核小葡萄干、无花果、葡萄、梨子以及“同类水果”，一起服用。但是，也有些病例十分严重，其梗阻难以克服，服用任何肥皂都无能为力。对此，可用可溶性酒精。马泽尔（muzzell）是最先想到用酒石来医治”疯癫和忧郁症”的人。他发表了若干篇成功的实验报告。怀特对此加以肯定，同时还指出酒石具有清洗功能。他说，因为酒石对梗阻性疾病特别有效，”据我观察，可溶性酒石在医治因有害体液积聚于主要脉管而引起的躁狂症和忧郁症时，比医治因大脑缺陷引起的同种病症更为有效。”关于其他溶解物，劳兰还列举了蜂蜜、烟囱灰、东方藏红花、木虱、龙虾钳螫粉以及粪石。

    在体内溶解法和体外偏转术之间，我们发现还有一系列的实践方法。其中最常见的是醋的各种用法。醋是一种酸，因此能消解梗阻，摧毁正在发酵中的异体。但在外用时，醋则是一种诱导剂，能把有害体液引到外表上。这个时期的医疗思想有一个奇怪的特点，即不承认在这两种用法中有任何矛盾之处。尽管这两种用法中任何一种现在已无法用理性的推理来分析，但是由于设定了醋既有洗涤性又有诱导性，因此它便可以在任何情况下起作用。于是，它不需要任何媒介，仅仅通过两种自然因素的接触，便可起作用。因此，有人推荐用醋来擦洗剃光的头。《医学报》（gazette de nddecine）引述了一个庸医的例子，该医生”用最简单便当的方法医治了一批疯人。他的秘诀是，在把病人上上下下清洗一番后，把他们的头和手浸在醋中，直至他们入睡后或更确切地说直至他们醒来后才停止。多数病人醒来时病已治愈。他还在病人剃光的头上敷上切碎的川续断类（dipsacus）植物叶草。”

    3．浸泡沫。在这方面有两个观念起作用、一个是与涤罪新生的礼仪相联系的沐浴观念，另一个是更具有生理学意义的浸泡观念，即认为浸泡能改变液体和固体的基本性质。尽管这两种观念起源各异，其阐述的层次不同，但是在18世纪末，它们形成一个统一体。这个统一体结合紧密，以致人们感受不到它们之间的对立。有关自然本性的含混观念成为使它们结合起来的因素。由于水是最简单最原始的液体，因此就属于自然中最纯洁的事物。人类能够给自然界的本质上的仁慈附加上各种可疑的限制，但这些限制并不能改变水对人的恩惠。当文明、社会生活以及读小说和看戏引起的幻觉欲望造成了神经性病痛时，返回到清莹的水中就具有洗礼的意义；在清澈的冷水中，人就会恢复其最初的纯洁性。但是，与此同时，水天然存在于一切物体的构成之中，能够恢复各物体的自身平衡。因此水是一个万能的生理调节者。卢梭的信徒梯索表达了上述所有的观念。他的想像力既具有道德意义，又具有医学意义。他说：”大自然把水规定为适用于一切民族的独一无二的饮料。它使水具有溶解各种营养的能力。水很适合人的口味。因此选用一种清淡的新鲜凉水，就能强健和清洗内脏。希腊人和罗马人把水当作万应灵药。”

    浸泡的做法在疯癫史上源远流长。仅用埃皮达鲁斯（epi－daurus）的澡堂就可证实这一点。各种凉水疗法在整个古代肯定十分普遍。如果我们相信奥雷利安努斯（caelnis aure －lianus）的说法，那么以弗所的索拉努斯早已抗议对这种方法的滥用。在中世纪，传统医治躁狂病人的方法是将其数次浸入水中，”直至他精疲力尽，归于平静。”西尔维乌斯（franciscus sylvius）曾建议用浸泡来医治忧郁症或躁狂症。18世纪人们所接受的关于海耳蒙特（van helmont）突然发现了水疗效用的故事，其实是一种对水疗的再解释。根据梅努来（menuret）的说法，17世纪中期的这一发现纯属偶然事件所致。当时有一名戴着铁镣的疯人被一辆敞篷车押送到其它地方，但是他设法挣脱了铁镣，跳入湖中。他在拼命游泳时昏厥过去。当他被救上岸时，在场的人都以为他死了，但他却很快恢复了神志，并恢复了正常。以后，他”活了很长时间，再未疯癫过。”据说，此次启发了海耳蒙特，他开始将疯癫病人统统投入海水或淡水中，”唯一需要注意的是，要在病人无防备时将其投入水中，让他们长时间地泡在水中。人们不必担心有什么生命危险。”

    这个故事是否真实，是无关紧要的。而以趣闻轶事的形式传达的一个信息则是确定的：从17世纪末起，水疗法成为或者说重新成为一种医治疯癫的主要方法。杜布莱于法国大革命前夕发市《训示》，对他所认定的四种主要病状（狂暴、躁狂、忧郁和痴呆）都规定使用定期浸洗的方法，对前两种病状还增加冷水淋浴的方法。在这一时期，切思早已建议：”凡是需要强神益智的人”都应在家中设置浴室，每隔两三天或四天就浴洗一次，”如果他们没有浴室，那么就因地就宜，以某种方式在湖中或其他活水处浴洗。”

    在十分关注液体和固体的平衡的医学理论中，水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如果水有浸透力，并因此而居于湿润剂之首的话，那么，就其能接受冷、热这些附加品性而言，它就具有收缩、冷却和加热的功用，它甚至能具有属于铁一类物质的强固效用。实际上，这些品性的相互作用在水这样的液体中是变化无常的；正如它很容易渗透到各种生理组织网络中一样，它也很容易被各种性质方面的影响所渗透。但是与人们的想像不同，水在18世纪的广泛应用并不是人们普遍承认其效能和作用模式的结果，而是由于极其矛盾的表现形式很容易归结为水的作用。水是各种可能的医疗观念的归宿，成为各种流行隐喻的永不枯竭的源泉。在这个液体元素中发生着普遍的品性交换。

    当然，冷水具有冷却作用。否则怎么会用它来医治狂乱和躁狂症呢？这些病是热病，使人的精神亢奋，固体膨胀、液体沸腾，大脑“变得干燥和松脆”。这是解剖学一再证实的。因此，布瓦修（bathelemy－camille boissieu）完全有理由将冷水作为冷却治疗的一个手段。冷水浴被列为第一种”消炎处方”，因为它能把体内多余的火分子排出去。作为一种饮料，它是一种”慢性稀释剂”，可以削弱液体对固体作用的阻抗力，从而间接地降低体内的总热量。

    但是，同样可以说，冷水有加温作用，而热水有冷却作用。达吕（darut）所捍卫的正是这一观点。冷水浴刺激了身体表层的血液，”更有力地将血液推向心脏”。而心脏是自然加热中心，因此血液在心脏变热，尤其是因为”孤军作战的心脏更要加紧将血液排走和克服毛细血管的阻抗。结果是，体内循环大大加强，血液和体液流动加速，各种梗阻被打破，自然热力、胃的消化力和身心的活动都得到加强。”与之对称的是热水浴的反作用。热水浴把血液、体液、汗液以及其他各种有益或有害的液体都引到身体表层。这样就减轻了主要器官的负担，心脏就必须缓慢工作，整个机体也就冷却下来。过于频繁地洗热水澡所引起的”晕厥、虚弱、无力”不正是证明了这一点吗？

    此外，水具有多价性，而且极容易顺从它所承受的各种品性，因此，它甚至会丧失作为液体的效能，而作为干燥剂起作用。水能驱除湿气。它使“同性相斥”这一古老原则再度生效，然而是在另一种意义上，而且是通过一种完全有形的机制实现的。在有些人看来，冷水有干燥作用，因为热区而保持了水的湿度。实际上，热使机体毛孔扩张，使隔膜膨胀，使湿气通过二次效应而浸透机体及其隔膜。热为液体开了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17世纪流行的并被滥用的各种热饮料才愈益变得有害了。因为机体松懈、湿气弥漫、全身柔弱，这一切给过多饮用这种浸液的人造成危害。而且，因为这些性状都是女性身体的特征，与男性的干燥和坚实正好相反，所以滥用热饮料就会有导致人类普遍女性化的危险：”多数男人退化，愈益具有女人的柔弱、习惯和倾向，唯一的区别仅仅是生理构造。人们对此提出指责是不无道理的。过奥饮用湿润剂会直接加速这种变态，使两性在身体和道德方面几乎变得一样。如果这种偏好支配了平民百姓，那么就不再有农夫、工匠和士兵了，因为他们被剥夺了从事他们的职业所需要的力气和精神。人类就大难临头了。”门又冷水能够消除湿气的全部力量，因为它能使肌体组织紧缩，从而不被浸透：”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当我们洗冷水澡时或被冻僵时我们身体的脉管和肌肉组织是如何紧缩的吗？”凡因此，冷水浴既能强固肌体，使之防范湿气的软化作用，”稳定各部位”，又能”增强心脏和血管的舒张力”（霍夫曼语）。

    但是，在另一些人对品性的感受中，这种关系颠倒过来了；热的烘烤使水的湿润性丧失，而冷则使水的湿润性得到维持和源源不断的补充。对于“神经系统于缩”和“隔膜干瘪”引起的神经疾病，庞默（pomme）不主张使用热水浴，因为热水浴会增加体内已经很高的热度。他建议洗温水浴或冷水浴，因为冷水会修人肌体组织恢复其柔韧性。这种方法不正是美国人自发使用的方法吗？在医治过程中，这种方法的效果和机制是一目了然的。在病重对，内热使病人体内的空气和液体变得稀少，因此病人浮在澡盆的水上。但是，如果病人在操盆内泡上很长时间，”每天三个、四个，甚至六个小时”，那么身体便开始松弛，水逐渐浸入隔膜和神经纤维，身体越来越重，也就自然沉到盆底了。

    到18世纪末，由于水过于万能，反而声誉日下。想想看，它能使冷变热，使热变冷；它不仅不带来潮气，反而能用冷气产生加固、僵化作用，或者用自身的热度来维系一团火。在水中，各种有益或有害的价值不分轩辕地结合在一起。因此水就有了各种可能的组合及作用。在医学思想中，水是一种可以无条件地使用和操纵的医疗手段，其疗效从任何生理学或病理学的角度都可以理解。水有如此多的价值、如此纷法的作用方式，因此它能够证明一切，而又能否定一切。毫无疑问，正是这种多价性及其引起的意见分歧，最终使水的威力黯然失色了。到了皮内尔时代，水依然被使用，但它重新变得清莹了，原来夸大的性质被消除了，其作用方式仅仅是力学上的了。

    在此之前，淋浴不如盆泪和饮水疗法那样盛行，而现在则成为受青睐的方法。然而，在抛弃了前一时期的各种生理学观点之后，水又重新获得其简单的净化功能。人们认为水产生作用的唯一性质是其强烈性。不可抵挡的水流可以冲刷掉造成疯癫的各种不洁之物。凭借自身的医疗效力，水使人回复到最简单的表现状态、最质朴的生存样式，从而使他获得再生。皮内尔解释说，这就是“把病人的越轨思想消灭得干干净净，不留任何痕迹。而这只有通过在几近死亡的状态下抹去这些思想才能做到。”因此，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在沙朗通等收容院里使用了这样一种著名的方法：适当的淋浴–“疯人被绑在一张椅子上，被置于一个冷水容器下。用一个大管子直接将冷水冲到其头上”；突然的池浴–“病人治走廊来到底层，进入一间方顶房间，里面建有一个水池。病人被突然推入水平。”这种暴力行为据说是为了实现洗礼后的再生。

    4．运动调节法。如果疯癫确是精神的不正常躁动，神经纤维和思想的紊乱运动，那么疯癫也会使身心失调，体液阻滞，神经纤维僵直，思维和注意为固定在一个逐渐压倒一切的观念上。因此，需要恢复思想、精神、肉体和心灵的运动，从而使之具有生机。但是，这种运动必须受到节制，而不能成为对神经纤维的无益颤动，因为神经纤维已不再接受外部世界的刺激。该疗法的新观念在于恢复一种与外部世界的稳健运动相适应的运动。由于疯癫者既可能狂躁不安，又可能蔫傻痴呆，因此该疗法就旨在使病人恢复一种有规律而又现实的运动，即顺从现实世界运动规律的运动。

    这一时期的医生重新建立起古人的那种坚定信念。古人认为各种形式的散步和跑步有益于健康：单纯的散步可使身体灵活强健；逐渐加速的跑步可使体液在全身均匀分布，还可使器官的负担减轻；整装跑步能使肌体组织发热和放松，并使僵硬的神经纤维变得灵活。西德纳姆尤其建议用骑马来医治忧郁症和疑病症：“我发现，补血益气的最好方法是，每天骑着马在新鲜空气中长时间地漫游。在这种活动中，由于肺、尤其是下腹部的内脏受到颠簸，就能排除血液中淤积的废液，使神经纤维和各器官的功能得以康复，使自然热量得以补充，通过出汗或其他途径将腐败体液排出，或使这些体液恢复原健康状态，并且消除梗阻，廓清通道。最终通过使血液不断的运动来更新血液，使之具有特殊的活力。”海浪的翻滚是世界上最有规律、最自然的运动，也是最符合宇宙秩序的运动。朗克尔（del．aners）曾认为这种运动对于人的心脏极其有害，因为它产生了许多危险的诱惑、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因为这些梦想事实上是极其邪恶的幻象。而18世纪的人则把这种运动视为有机体运动的强大调节器，因为这种运动体现了大自然的韵律。吉尔克利斯特（gilchfift）写了一篇题为《论航海在医学中的用途》的论文。怀特则认为，这种疗法很难用于忧郁症患者，因为”很难说服这种病人进行漫长的航海旅行；但是有一个例子应该举出：”有一位年轻的疑病症患者在被迫乘船航行了四五个星期后，病状完全消失了。”

    旅行还能直接地至少是通过较直接的方式影响思想的变化，因为后者完全取决于情绪。五光十色的风景能排遣忧郁症患者的郁积。这种疗法古已有之，但是在18世纪则受到新的重视，其形式也多种多样，从实际旅行到文学和戏剧的想像旅游，应有尽有。卡级（antoine ie camus）为使各种忧郁症患者”放松大脑”而提出医治方法：”散步、旅行、骑马、做室外操、跳舞、看戏、读闲书、工作等，均能排遣苦苦纠缠的想法。”恬静多姿的乡间景色”能使忧郁症患者远离引起痛苦回忆的地方”，使他们摆脱偏执的困扰。

    与上述情况相反，躁狂症的躁动则可以用有规律的运动的良好效果来纠正。这里不需要恢复运动，而是要调节躁动，暂时停止其运动，使病人的注意力集中起来。旅行之所以有效，不是因为途中不断地休息，而是因为旅行使病人耳目一新，从而产生好奇心。旅行能在病人的思想完全听命于内部运动的振动的情况下从外部来分散其注意力。“如果人们能发现某些物体或人能使病人的注意力从胡思乱想转移井多少能集中在其它东西上，那么就应该让躁狂症患者经常见到这些物体或人。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旅行常常会带来许多好处，因为它打断了原来的思路，提供了转移注意力的对象。”

    运动疗法能给忧郁症患者造成变化，能迫使躁狂症患者循规蹈矩。这种疗法隐含着这个世界力图控制精神错乱者的观念。它既是一种“齐步走”的口令，又是一种改造术。因为运动既规定了它的节奏，但又透过花样翻新而不断地要求病人的思想放弃自身而回到现世中。如果浸泡法确实一直隐含着关于沐浴和再生的伦理上的和几乎宗教上的记忆的话，那么我们在运动疗法中也会发现一个相对应的道德主题。与浸泡法中的主题相反，这个主题是，回到现世中，通过回到自己在普遍秩序中的原有位置和忘却疯癫，从而把自己托付给观世的理智。因为疯癫纯粹是一种主现状态。我们看到，即使是在经验论中这种治疗方法也与古典时期的疯癫体验的庞大组织结构发生着冲突。由于疯癫既是一种错误，又是一种罪过，因此它既不洁又孤立；它脱离了现世和真实，而它又因此而陷入邪恶。它的双重虚无性就在于一方面它是那种非存在物的可见形式，而非存在就是邪恶的，另一方面，它用空虚和谐妄的情感现象来表达谬误的非存在。它是绝对纯洁的，因为它什么都不是。如果说它是什么的话，那么它只是主体的消失点，在这个点上任何真理都被勾消。但它又是绝对不洁的，因为这种虚无是邪恶的非存在形式。因此，医治方法及其形象强烈的物理象征——一方面是加固和恢复运动，另一方面是净化和浸泡——是秘密地围绕着两个基本主题组织起来的：病人必须返朴还真，必须脱离其纯粹主观状态而回到现世中；必须消除使病人自我异化的非存在，但病人必须回到外部大千世界，回到存在的坚实真理上来。

    这些方法被沿用的时间比其意义存在的时间更长久。当疯癫在非理性体验之外获得了纯粹的生理学和道德意义时，当古典主义借以给疯癫下定义的谬误与过失的关系被单一的罪过观念所取代时，这些方法依然被使用着，只是其意义要狭窄得多。人们所寻求的仅仅是一种机械效果，或者说是一种道德惩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运动调节法蜕变为著名的“旋转机”。考克斯（mason cox）在19世纪初曾描述其机制和效用：将一根柱子垂直固定在地板和天花板上；将一把椅子或一张床悬挂在围绕立柱水平运动的支架上，将病人绑在上面。借助一个”不很复杂的齿轮系统”，让机器按照”所需的速度”开始运转。考克斯引述了目睹的一例：这是一名因忧郁症而陷入僵痴的病人，”他的肤色黑青，眼睛发黄，目光盯着地面，四肢僵硬，舌头干涩，脉搏迟缓。”这位病人被放到旋转机上后，机器开始加速旋转。效果是出乎意料的。病人开始极度不安，从忧郁症的僵直变为躁狂症的亢奋。但是，在这种最初的反应过去之后，病人又回复到最初的状态。此时，机器的节奏变了，转得非常快，但也有规律地突然停顿几次。这样，忧郁症被驱除了，而旋转还未来得及造成躁狂症的亢奋。这种忧郁症”离心分离法”很典型地体现了对旧医疗方法的新用法。运动的目的不再是使病人回到外部世界的真理，而仅仅是产生一系列纯机械性和纯生理方面的内在效果。决定医疗方法的不再是真理的呈现，而是一种功能标准。在这种对旧方法的新阐释中，人的机体仅仅与自身及自身的性质有关系，而原先则是要恢复人的机体与世界的联系以及与存在和真理的根本联系。如果再考虑到旋转机很快被当作一种威胁和惩罚手段，那么我们就会看到在整个古典时期从多方面维护这些医疗方法的各种意义大大丧失了。医学手段原来被用于祛除罪恶，消除谬误，使疯癫回复到世界不言自明的真理，现在医学则仅满足于调节和惩罚的功用。

    1771年，边维尔在《论女子淫狂》的文章中写道，有时”仅靠治疗幻想”就能治愈这种病，”但仅靠物理疗法则不可能或几乎不可能有明显的疗效”。不久，博歇恩（beauches－ne）写道：”仅用物理手段来医治疯癫是徒劳无效的。…话不借助于某种方法使虚弱的病人在精神上强健起来，单靠物质疗法绝不会获得完全的成功。”

    这些论述并没有揭示出心理治疗的必要性，但是它们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在这个时代医学思想还没有明显地将物理疗法和道德治疗区分开。各种象征的统一体开始崩溃了，医疗方法开始丧失其无所不包的意义。它们只具有对肉体或对心灵的局部效用了。治疗的方向再次发生变化。治疗不再由有意义的疾病统一体来决定，不再围绕着疾病的主要特性来统筹安排，而是分门别类地针对着构成疾病的不同因素来进行。因此治疗将由一系列局部的医治方法构成，其中，心理治疗和物理治疗并行不悖，相互补充，但绝不相互渗透。

    实际上，当时已经出现了心理治疗的雏形，但是应用这种方法的古典时期的医生们却没有这种观念。自文艺复兴以来，音乐重新获得了古人论述过的各种医疗能力。音乐对疯癫的疗效尤其明显。申克（Johann Schenck）让一名”严重的忧郁症患者”去听”各种器乐演奏会，使他特别高兴”，结果患者痊愈了。阿尔布莱希特在医治一位指妄病人时，在各种疗法均告无效后，便让他在一次犯病时去看演出，结果，”有一首很平凡的歌曲竟使病人清醒过来，使他感到愉悦并开怀大笑，从此不再犯病。”此外，甚至还有用音乐治愈躁狂症的例子。但是，这些例子决不意味着当时会对此做出心理学解释。如果音乐治愈了疯癫，那么其原因在于音乐对整个人体起了作用，就像它能有效地渗透进人的心灵一样，它也直接渗透进人的肉体。迪默布罗克不是谈到过音乐治愈了鼠疫患者的情况吗？无疑，多数人已不再像波尔塔（gi－m5attistadellaporta）那样依然认为，音乐通过其声音这一物质现实将乐器本身的隐秘力量传递给肉体；也不再像他那样认为，用”冬青木笛吹奏的一首欢快乐曲”便可治愈淋巴病，或用”虽葵笛吹奏的一首轻柔乐曲”便可缓解忧郁症，或必须用”飞燕草或劳尾茎做的笛子来医治阳萎病人”。但是，如果说音乐不再传递隐含在物质中的力量，那么它对肉体的效力在于它将某些品质传递给了肉体。音乐甚至是最佳的品质传递机制，因为它从一开始仅仅是一种运动，而一旦传到耳朵里，它立刻变成品质效应。音乐的治疗价值在于，这种变化在体内便停止了，品质在体内重新分解为运动，感受的愉悦变成以往那种有规律的振动和张力的平衡。人作为灵肉统一体，从另一个方向跟随这种和谐运动，从感受的和谐转到波动的和谐。在人体内，音乐被分解了，而健康却恢复了。但是还有另外一条更直接，也更有效的途径。人若是走上这条途径，就不会再是一个消极的排斥乐器的角色；他就会像一个乐器那样做出反应：”如果人们仅仅把人体看作一组绷紧的纤维，而忽略它们的感觉、生命力和运动，那么就很容易认为音乐会在纤维上产生与在类似乐器的琴弦上相同的效果。”这是一种共振效果，无须通过漫长而复杂的听觉途径便可达到。神经系统随着弥漫于空气中的音乐振动，神经纤维就好像许多”聋哑舞蹈者”，随着它们听不见的音乐翩翩起舞。就在这个时候，在人体内，从神经纤维到心灵，音乐被重新编织，共振的和谐结构使感情恢复了和谐的功能。

    疯癫治疗术中对感情的利用，不应被理解为一种心理治疗。利用感情来医治痴呆，不过是想突破灵肉统一体的结合点，利用一个事件的双重效应，利用这些效应之间直接呼应的意义。用感情来医治疯癫意味着人们承认灵与肉的相互象征意义。在18世纪，恐惧被认为是一种最适宜让病人激发出来的感情。它被视为对躁狂症患者和精神错乱者加以约束的天然补充手段。人们甚至没想了一种纪律，即要让臊狂症患者的每一次狂怒发作都将立刻伴有一种恐惧作为修补：”只有用武力才能压制躁狂症患者的发作，只有用恐惧对付狂怒，才能制服狂怒。如果在狂怒发作时，将公开出丑与对惩罚的恐惧联系在一起，印在病人的脑子里，那么这二者就会难解难分，成为一对毒药和解药。”但是，恐惧不仅仅对疯癫的后果起作用，而且还能对付和压制疾病本身。实际上，它能使神经系统的运转便滞，抑制其过分活跃的纤维，控制全部紊乱的运动。”恐惧是一种能减弱大脑兴奋的感情，因此它能对抑制过度的兴奋，对躁狂症患者的暴怒尤其有效。”

    如果说恐惧一愤怒的相克关系能够有效地用来制止躁狂症患者的躁动，那么反过来也可以用于医治忧郁症患者、疑病症控者以及各种具有淋巴质气质的人的莫名恐惧。梯索重新提出发怒是胆汁的释放结果这一传统观念，认为发怒有助于化除淤积在胃和血液里的粘痰。发怒时神经纤维变得紧张，因此振作起来；这就能恢复原已丧失的弹性，使恐惧消散。感情疗法是基于一种由来已久的关于品质和运动的说法。这种说法认为品质和运动可以直接以各自的方式从肉体转移到灵魂，反之亦然。谢登曼特尔（scheidenmantel）在论述这种疗法的文章中说，”当医治需要在体内造成这种感情所产生的那种变化时”，就应使用这种疗法。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它可以普遍地取代其他各种物理疗法，因为它是唯一能够产生同样效果的不同方法。在感情疗法和药物治疗之间没有本质差别，它们只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来深入身心共有的那些机制。”如果用理性不能使病人去做恢复健康所必需的共，那就应该用感情。”

    物理疗法同心理或道德疗法之间的差别对于现代人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古典时期这种差别不可能被当作可信的，至少是有意义的区分。只有当恐惧不再被视为一种抑制运动的方法，而仅仅被视为一种惩罚时；当欢悦不意味着有机体的舒张，而意味着一种酬报时；当发怒仅仅是对有意羞辱的一种反应时；总之，当19世纪通过发明著名的”道德疗法”而将疯癫及其医治引入罪想领域时，上述区分及其各种蕴含才开始存在。只有当对疯癫的关注转向对责任者的审问时，物理性和道德性之间的区分才在人们思想中成为一个实际的医学概念。当时所规定的纯粹道德范围严格地规定了现代人在内心深处探索自身深度和自身真理的范围。在19世纪上半叶，物理疗法往往成为由某种天真的决定论所设计的疗法，而道德疗法则往往成为一种可疑的自由所创造的疗法。心理学作为一种治疗手段从此以惩罚为中心来建构。它首先不是解脱病人，而是按照严厉的道德要求制造痛苦。”不要去安慰，安慰是徒劳无益的；不要诉诸说理，说理是无济于非的；不要与忧郁症患者一起悲伤，你的悲伤只会加重他们的悲伤；不要对他们装出欢快的样子，那样会伤害他们。此时需要的是沉着冷静，在必要时还需要严厉。让你的理性成为他们的行为准则。在他们身上有一根弦还在振动，那就是痛苦；要敢于找动它。”

    医学思想对物理性和道德性的区分并非出自笛卡地关于物质的定义。在苗卡地之后一个半世纪内，医学并没有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层次上吸收这种区分观念，也没有把这种物质区分理解为有机体与心理的对立。古典时期的医学理论，无论是拥护笛卡儿的还是反对笛卡儿的，都没有把笛卡地的形而上学二元论引进到对人的研究中。而且，当人们开始做出这种区分时，并不是由于重新肯定了《沉思录》，而是由于对越轨做了新的解释。在医治病人时，惩罚手段的使用才使肉体治疗同心灵治疗区分开来。只有当疯癫变成了罪意，才可能出现纯粹的心理治疗。

    然而，古典时期的整个医学实践可能会成为顽强反对上述看法的证据。纯粹的心理学因素似乎已经在医疗方法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否则如何解释这一事实，即在不用肉体治疗的情况下，古典时期的医生非常看重对病人的告诫、规劝和讲道理？如何解释索瓦然所表述的同时代人的一致看法，郎“只有身为哲学家才能医治心灵疾病。因为其病很不过是病人要得到他所喜爱的东西的强烈欲望。医生的部分职责就是，用坚实的道理向病人说明，他所欲求之物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以此使病人改邪归正。”

    但是，这种治疗疯癫的方法同我们前面讨论的方法一样，都不是心理疗法。语言作为真理或道德的表述，与肉体有直接关系。达维尔在《论女子淫狂》的论文中说明，采用或拒绝一个伦理原则会如何直接改变人的机体运作过程。然而，有些方法是旨在改变灵肉共有的特性，而有些方法则是用话语来医治疯癫。这两类方法有本质差别。前一种方法是一种隐喻法，认为疾病是本性的败坏。后一种方法是语言法，认为疯癫是理性的自我冲突。在后一种方法起作用的领域里，是从真理和谬误的角度来“治疗”疯癫的。这里所说的“治疗”包括“对待”等含义。总之，在整个古典时期，有两类并行不掉的医治疯癫的技术系统。一类是基于某种关于品质特性的隐含机制，认为疯癫在本质上是激情，即某种属于灵肉二者的（运动——品质）混合物。另一类则基于理性自我争辩的话语论述运动，认为疯癫是谬误，是语言和意象的双重虚幻，是谚妄。构成古典时期疯癫体验的、感情的和谚妄的结构循环圈在这个技术世界里再次出现，只不过表现为更简略的方式。其统一性只是隐约表现出来。而明显可见的则是疯癫医学的二元性，抑制该病的方法的二元性，对待非理性的方式的二元性，这种二元性几乎是一种对立性。后一类医学方法可归纳为三种基本类型。

    1．唤醒法。因为谚妄是人的白日梦，所以必须使檐妄者摆脱这种似睡非睡的半昏迷状态，使之从白日梦及其意象中真正清醒过来，这时感知意象就会驱散梦幻。笛卡儿在《沉思录》中从一开始就寻找能逐一扫除各种幻觉的绝对清醒状态，最后他反而在梦幻的苏醒中、在对被欺骗的意识的意识中发现了这种状态。但是，在疯人那里，医学必须起唤醒作用，把笛卡儿式勇气的寂寞变成一种权威性干预，通过清醒的而且确信自己清醒的人来干预半睡半醒的人的幻觉。这是一条武断地缩短笛卡儿的漫长道路的捷径。笛卡地在其结论中，在一种水不自我分裂的意识的二元化中所发现的东西，正是医学要从外部通过医生与病人的分裂强加给病人的东西。医生与病人的关系复制了”我思”之片刻与梦幻、幻觉和疯癫之时态的关系。医生完全是一个外在的”我思”，与思考本身无关，只有用一种闯入的方式才能把”我思”加到思考上。

    这种惊醒方式是最常见的医治疯癫的方法之一。它常常采用最简单的形式，而这些形式同时却包蕴着最丰富的意象，被认为最具有立竿见影的效力。据说，有一个少女因过度悲伤而患惊厥病，一次在她身边开枪却使她康复。这是一个对唤醒法的夸张图解。其实不必采取这么极端的方式。突然而强烈的情感也同样有效。正是根据这种精神，布尔哈夫在哈勒姆（haarfem）进行了著名的惊厥治疗。当时在该城医院里，流行着一种惊厥病。大剂量的镇疼药对此毫无效力。布尔哈夫命令”搬来若干烈焰熊熊的火炉，把铁钩放在炉中加热。然后他大声宣布，因为迄今各种医治惊厥的方法都证明无效，他现在只有一种医治方法了，这就是用烧红的铁钩来烙惊厥病人（不论男女）的手臂，直至烧到骨头。

    比较缓慢但也更正视真理的唤醒方法是从理智本身出发，让理智循序渐进地但又一往直前地穿过疯癫领域。威利斯根据这种理智及其各种形式来寻求对各种疯癫的医治方法。例如，医治低能地，需使用一种教师的智慧。“细心而又热心的教师应全面地教育他们”，应该一点一滴地、不厌其烦教给他们那些学校里教授的东西。医治忧郁症患者则需要那种奉行最严格而又最明显的真理形式的理智。在无可辩驳的真理面前，病人谚妄中的幻觉就会消失；这也是极力推荐病人钻研“数学和化学”的原因。对于其他病人，奉行井然有序的生活的理智将能减少他们的谚妄。在这方面，除了关于日常生活的真理外，无须再强加给他们其他真理。他们可以留在家中，但是，“他们必须继续处理自己的事情，管理家务，安排和经营自己的产业、花园、果园和耕地。”相反，对于躁狂症者，需要从外面，必要时用暴力，将严格的社会秩序强加给他们，这样才能使他们神智清醒过来，接受真理之光：“为此，病人应被置于特殊的房间里，由医生或训练有素的助手来医治。他们用警告、规劝和当下惩罚来使病人始终循规蹈矩，格守职责。”

    在古典时期，这种医治疯癫的权威性唤醒法逐渐丧失了最初的含义，仅仅成为使病人重新记住道德戒律、弃恶从善，遵从法律的手段。威利斯依然想使病人重新面对真理，而索瓦热则对此已全然不能理解。他认为承认善便是神智清醒：“错误的道德哲学使那些人丧失了理性，因此，只要他们愿意和我们一起考察什么是真正的善，什么东西更值得追求，我们就能使他们恢复理性。”这样，医生就不再起唤醒者的作用，而是起一个道德家的作用了。梯索认为：“问心无愧是（抵御疯癫）的最好的预防药。”继之而来的是皮内尔。他认为，在治疗中，唤醒病人认清真理是毫无意义的，盲目服从才是有价值的：“在大量的病例中，医治躁狂症的一条基本原则是首先实施一种强有力的约束，然后再施展仁爱的方法。”

    2．戏剧表演法。这种方法至少在表面上与唤醒法完全相反。唤醒法是用耐心的、理性的工作来对付谚妄。不论是通过缓慢教育，还是通过权威强制方式，理性都仿佛是因自身的重力而降临。疯癫的非存在性、谬误的虚无性最终被迫屈服于真理的压力。而戏剧表演法则完全在想像空间中发挥作用。我们面对的是非存在与自身的共谋关系。想像必须玩弄自己的把戏，自动地提出新的意象，支持为谚妄而谚妄，并且必须在没有对立和冲突，甚至没有明显的辩证关系的情况下进行治疗。健康必须在虚无中围攻疯癫，并战胜它，而这种疾病恰恰是虚无的囚徒。当想像力”患病时，只有用健康积极的想像才能治愈它。……不论是用恐惧，还是用施加给感官的强烈痛苦印象，或是用幻觉来治疗病人的想像，都是一样的。”幻觉能医治幻觉，理性本身就能摆脱非理性。那么想像的这种神秘力量是什么呢？

    如果说意象的本质在于被当作现实来接受，那么，反过来，现实的特点就在于它能模仿意象，装作是同一种东西，具有同样的意义。知觉能毫不中断地将梦延续下去，填补其空隙，巩固其不稳定因素，使梦尽善尽美地完成。如果说幻觉能显得像知觉那样真实，那么知觉也能变成有形的、无可挑剔的真正幻觉。“戏剧表演”疗法的第一步正是如此：将非现实的意象并入被感知的现实中，并且不让后者显得与前者矛盾或冲突。卢西塔努斯（zacatusl－usitanus）描述了对一名忧郁症患者的治疗情况。这位病人认为自己应该受到诅咒，理由是自己罪孽深重却依然活在世上。由于无法劝说他，医生便承认他的谚妄，让他似乎看到一位手中持剑的白衣”天使”。这个幻影严厉地训斥了一番，然后宣布他的罪孽得到宽恕。

    在这个实例中，我们看到了第二个步骤：局限于意象的表演是不够的，还必须使谚妄话语延续下去。因为在病人的错乱言词中有一个声音在说话。这个声音遵循自己的语法，并表述某种意义。必须用这样一种方法来维持这种语法和意义，即在现实中表现幻觉时不应显得是从一种音域到另一种音域，不应像是翻译成了一种新语言，而且改变了意思。这种语言应该是前后贯通的，仅仅给话语增添了新的淮理因素。但是，这种因素却非同小可，因为人们的目的不是使谚妄延续下去，而是通过延续来结束它。为此，应该把谚妄引入一种无法自制的危机状态，这时，无须增加新的因素，谚妄便与自身发生冲突，被迫反对自身的真实性。因此，如果现实的和知觉的话语要想延续意象的谚妄语言，就必须不回避后者的规律，接受其支配，对它加以肯定。它应使谚妄语言紧紧围绕自己的基本因素进行。如果说它在表现谚妄语言时不怕强化后者，那是为了使后者戏剧化。有这样一个病例：一个病人认为自己已经死了，他也确实因粒米不进而奄奄待毙。“一群把脸画得苍白、身着尸衣的人进入他的房间，摆好桌子，拿出食品，对着病榻大吃大喝。这个忍饥挨饿的‘死人’看着他们，他们则对他卧床不起表示惊讶。他们劝他说，死人至少吃得和活人一样多。他欣然接受了这个观念。”正是在一种延续的话语中，谚妄的因素发生了矛盾，造成了危机。这种危机以一种双关的方式表现出来，既是医学上的临界险象，又是戏剧中的转折点。自希波克拉底以来的整个西方医学传统在这里突然与一种主要的戏剧经验相交了。这种交叉仅仅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在我们面前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危机主题。这种危机使病人与自身的意义相冲突，使理性与非理性相冲突，使人类的精明诡计与疯人的盲目相冲突。这种危机标志着这样一个时刻：回归自身的幻觉由此将接受真理的眩惑。

    在危机中，这种开放是刻不容缓的。实际上，正是这种开放及其紧迫性构成了危机的基本因素。但是，开放不是危机本身引起的。为了使危机不仅仅具有戏剧性而且成为医学上的转机，为了使危机不会危害人，而仅仅抑制疾病，总之，为了使谚妄的戏剧表演具有喜剧的净化效果，必须在特定时刻引进一种诡计。这种诡计，或者至少是一种能暗中改变谚妄的独立运作的因素，应该一方面不断地肯定谚妄，另一方面通过使谚妄面对自己的真理而使谚妄必然导向对自身的压制。这种方法的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对谚妄病人所施用的一种诡计。有些病人认为在自己体内有某种物体或某种异常动物：“当一个病人认为自己身体内关着一只活生生的动物时，人们应该假装把它取出来。如果这只动物在胃里，人们可以用强灌洗法，同时趁病人不注意时将一只动物扔进盆里从而达到上述效果。”戏剧手段体现了谚妄的目标，但是如果不使这种结果外表化，就达不到这种目的。如果说它使病人从知觉上肯定自己的幻觉，那么这只是为了与此同时用强力迫使病人摆脱幻觉。对谚妄的人为重构造成了一种实际的间离，病人由此恢复了自由。

    但是，有时甚至不需要造成这种间离。在谚妄的半知觉中就可以用诡计建立一种知觉因素。最初它是默默的，但是它逐渐得到加强，并开始与整个系统竞争。正是在自己身上，在肯定谚妄的知觉中，病人感受到解放力量。特拉利翁（trallion）报道了一名医生是如何驱散了一位忧郁症患者的谚妄。这位病人认为自己没有头，在头的位置上只有一种空虚的东西。医生加入了这种谚妄，答应病人的请求，为地填补这个空间。他在病人头上放了一个大铅球。重压产生的不适感很快就使病人相信他有头了。在医生的参与下，没有对病人采取其他直接干预手段，而是通过病人机体的自发反应，就使这个诡计及其喜剧性复位术最终获得成功。在前面提到的病例中，那个自以为死了的忧郁症患者因拒绝进食而生命垂危，而一场死人宴席的戏剧表演使他开始进食。营养的补充使他恢复了神智，”进食使他安静下来”，机体的紊乱因此而消失，既是原因又是结果的谚妄也随之消失。因此，想像的死亡可能会导致真正的死亡，而通过现实，通过对不真实的死亡的纯粹表演而避免了真正的死亡。在这个巧妙设计的把戏中，非存在与自身进行了交换：谚妄的非存在转而反对病态的存在，通过用戏剧表演把病态存在从谚妄中驱逐出去而压制了病态存在。用存在来完成指委的非存在就能压制住非存在本身，而这是完全通过谚妄的内在矛盾机制实现的。这种机制既是文字游戏又是幻觉游戏，既是语言游戏又是意象游戏。实际上，据安之所以作为非存在而受到压制，是因为它变成了一种存在的感知方式；但是，因为谚妄的存在完全表现为它的非存在，所以这种存在就作为指委而受到压制。谚妄在戏剧幻想中受到的肯定使它回归到某种真理，这种真理通过用现实来俘获它从而把它驱逐出现实本身之外，而且使它消失在非谚妄的理性话语中。

    3．返朴归真法。因为疯癫是幻觉，所以如果戏剧能够产生疗效的话，那么通过压制戏剧性也能够更直接地医治疯癫。自然本性是不会骗人的，因为它的直接性容不得非存在。把疯癫及其空虚的世界完全托付给自然本性，也就是把疯癫交付给自身的真理（因为疯癫作为一种疾病归根究底只是一种自然存在），同时也把疯癫交付给与之最密切的矛盾（因为谚妄作为一种没有内容的表象恰恰是常常隐秘莫测的丰富自然本性的反面）。因此，这种矛盾就表现为非理性的理性，具有双重意义：它既不交待非理性的起因，同时又隐瞒了压制非理性的原则。但是，应该指出，这些主题的整个持续时间与古典时期并不同步。虽然它们也是围绕着同样的非理性体验而建构起来的，但是，它们却追随着戏剧表演法的主题。而且，它们的出现标志着这样一个时刻，即关于存在与幻觉的辩论开始让位给关于自然本性的争论。戏剧幻觉的把戏失去了意义，人为的逼真表演法被一种简单而自信的自然还原法所取代。但是这种方法有两种方式，一方面是通过自然来还原，另一方面是还原到自然。

    返朴归真法是一种最佳疗法，因为它完全拒绝治疗学。它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否认一切治疗。正是在人对自己无所作为的消极状态中，在人使自己的各种技艺保持沉默的状态中，大自然进行着一种活动，这种活动完全是与自我克制相反相成的。具体地说，人的这种消极性是真正的主动性；当人把自己托付给医学时，他就逃避了自然本身为他规定的劳动法则；他陷入了谋略的罗网、反自然的世界，他的疯癫仅仅是这种世界的一种表象。而无视这种疾病，恢复他在自然存在物的活动中的位置，就能使表面上消极（实际上却是一种真正积极）的人得到医治。譬如，圣皮埃尔（bernardin de saint－nierre）就曾讲述他是如何治好自己的一种”怪病”的。患病时”他像俄狄浦斯一样看见两个太阳”。他从医学中得知”这是神经出了毛病”。他用了最名贵的药物，但毫无疗效。他很快注意到，一些医生被自己开的药方治死了。他说：”感谢卢梭，是他使我恢复了健康。我在读了他的不朽著作后，知道了许多自然真理，懂得了人生来应工作，而不应冥想。在此之前，我是劳心而不劳力。后来我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劳力而不劳心。我抛弃了大部分书本，将目光转向大自然的作品。大自然用一种无论何时何地1都不会污染变质的语言与我的感觉交谈。我的历史课本和报纸就是田野森林中的树木；在人的世界中，我的思想极力想跟上别人，而在这里则相反，树木的思想千姿百态地向我涌来。”朋

    尽管某些卢梭的信徒设法提出返朴归真的某些方式，但是这种回归不是绝对的，也不简单。因为，即使疯癫是由人类社会中最不自然的东西激发和维系的，但是当疯癫以激烈的形式出现时，恰恰是人类最原始欲望的野性表现。如前所述，古典时期的疯癫观念源出于兽性威胁，而这种兽性完全受制于凶残的本能。把疯癫托付给自然（本性），就等于听任它受反自然的摆布。这是一种无法控制的颠倒转换。因此，对疯癫的医治并不是要回归到与欲望直接相联的直觉状态，而是回归到与想像力直接相联的直觉状态。这种回归意味着摒弃人类生活和享乐中一切不自然的、不真实的、想像的东西。这种治疗方法表面上是返回直觉状态，但暗含着某种理智的调解。这种理智从本质上将源于暴力和源于真实的东西区分开。这种区分是野人与劳动者之间的根本区分。“野人……过着一种食肉动物的生活，而不是一个有理性的人的生活”，而劳动者的生活“实际上是人类最幸福的生活”。野人只有赤裸裸的情欲，没有纪律，没有约束，没有真正的道德；而劳动者则有直接的欢乐，换言之，无须无益的刺激，无须挑逗或成功的幻想便其乐融融。就特性及其直接的优点而言，欢乐能医泊疯癫。一方面欢乐甚至无需压制情欲就能使之变得徒然，因为它已使人心满意足。另一方面，欢乐能使幻想变得荒诞，因为它自然而然地促进着现实的幸福。“欢乐属于永恒的世界秩序；它们亘古不变；欢乐的形成确实需要某些条件……；这些条件不是由人随便设定的，而是自然形成的；幻想不能创造出任何东西，致力于欢乐的人只有抛弃一切非自然的东西才能增加欢乐。”‘引烟此，劳动者的直觉世界是一个理智而节制的世界。它之所以能医治疯癫，是因为它使清欲变得毫无意义，同时也使清欲所激发的感情运动变得毫无意义，还因为它通过压缩了幻想的活动余地而减少了谚妄的可能性。梯索所说的“欢乐”就是这种直接治疗手段。它摆脱了激情和语言，即摆脱了造就非理性的两种主要人类经验形式。

    也许，自然状态作为直觉的具体形态，在抑制疯癫方面具有更根本的力量。因为它有力量使人摆脱自己的自由。在自然状态中——这种自然状态至少可以用对强烈的欲望的排除和对非现实的幻觉的排除来衡量——人无疑摆脱了社会约束（这种约束迫使他“计算和权衡有名无实的想像中的欢乐”）和无法控制的感情运动。但正因为如此，他受到自然义务亲切而内在的约束。有益于健康的需求所产生的压力，日月流转、季节更替的节奏，衣食住行的平缓要求，都抑制着疯人的躁动，迫使他们循规蹈矩地生活。这样就消除了不着边际的想像和过分急切的情欲要求。在温馨而毫不压抑的欢乐中，人接触到了自然的理智。这种自由的忠诚真朴驱散了非理性——那种非理性自相矛盾地包容着极端的感情放纵和极端的意象妄想。因此，在这种混合着伦理学和医学的背景下，人们开始梦想着从疯癫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并不是起源于人类的爱心发现了疯癫病人的人性，而是源于一种使疯癫受到自然的温和约束的愿望。

    吉尔这一古老村庄自中世纪末期起就一直提供者已被人遗忘的禁闭病人和隔离麻疯病人之间的联系的证据。但是在18世纪末，它突然获得一种新的解释。它曾经是将疯人的世界与正常人的世界粗暴而凄惨地分隔开的标志；此时，它却具有田园牧歌的价值，体现了重新发现的非理性和自然的统一。这个村庄曾经意味着，应该将疯人禁闭起来，保护有理性的人免受其害；此时，它却显示，疯人获得自由，这种自由使他处于一种相当于自然法的状态，因此他与有理性的人和好如初。据儒伊（jouy）描述，在吉尔”五分之四的居民是疯子，是真正意义上的疯子，他们不受束缚，享受着和其他公民一样的自由。……这里为他们提供有益于健康的食品，清新的空气以及各种便利措施。由于这些条件，绝大多数疯人一年后便康复了。”在这些制度机构中没有任何实质变化，但隔离和禁闭的意义却开始发生变化，逐渐具有积极的价值。这里原来是一个晦暗冷寂的黑夜王国，在这里非理性回归到其虚无状态。现在这里则开始被一种获得解放的疯癫必须遵从的自然状态所填充。禁闭作为使理性脱离非理性的手段并未撤除，但是，就实现其主旨而言，它所圈占的这个空间显示了自然的威力，与旧式的限制和压迫系统相比，这种自然力更能约束疯癫，更能从根本上制服疯癫。因此，应该使疯癫摆脱那种压迫系统，让疯癫在这个具有积极效能的禁闭空间中自由地抛弃其野性的自由，接受大自然的要求。这些要求对于它既是真实的又是法律。因为是法律，大自然就能约束欲望的放纵。因为是真实的，它就能减少反自然的因素以及各种幻觉。

    皮内尔在谈到萨拉戈萨市的医院时描述的正是这种情况；在这里“耕耘所激发的诱惑力，以及通过春种秋收来满足需要的天然本能，被用来抵消想入非非的精神活动。从早晨起，你就会看到他们……兴高采烈地到属于医院的田间地块，赛着完成季节适宜的任务：种麦子、蔬菜，接着开始关心收成，关心建棚架，关心采摘葡萄和橄榄。夜晚，在这个孤寂的医院里，你会发现他们都已平静地入睡。这所医院的常年经验表明，这是使人恢复理性的最可靠有效的方法。”人们很容易认识到，在这种司空见惯的现象后面有一种严格的含义。返朴归真之所以能有效地对付非理性，仅仅是因为直觉受到控制，并分裂出与自己对立的一种直觉状态。在这种直觉状态中，狂暴被排除出现实，野性被排除出自由，自然（本性）不再承认以反自然的荒谬形象出现的自身。总之，自然本性受到道德的调节。在这个安排好的空间里，疯癫再也不能讲出非理性的语言以及本身所包含的超越了疾病的自然现象的一切东西。它将完全被封闭在一种病理学中。这种转变被后人当作一种积极的成果，当作向某种真理的靠近，至少是向认识真理的可能性的逼近。但是，从历史角度来看，应该恢复其本来面貌；这种转变实际上是把古典主义的非理性体验完全变成关于疯癫的道德观念。这种观念悄悄地成为在19世纪被说成是科学的、实证的和经验的各种观念的核心。

    18世纪下半叶发生的这一转变起源于治疗方法，但很快就广为流传，赢得改革家们的支持，在该世纪末导致了疯癫体验的大改造。不久，皮内尔就能这样写道：”为了遏制疑病症、忧郁症和躁狂症，必须遵从永恒的道德法则！”

    在古典时期，要想区分生理疗法和心理疗法是徒劳无益的，原因很简单：当时没有心理学。譬如，让病人服苦药，这并不只是生理治疗，因为心灵和肉体都需要清洗。再如，让忧郁症患者过一种劳动者的简朴生活，让他看到自己谚妄的可笑之处，这也不是一种心理干预，因为这里主要考虑的是神经中的元气运动，体液的浓度。但是，在前一类病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品质转变”术。此时疯癫的本质被视为自然本性和疾病。在后一类病例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话语艺术，真理重建术。此时，疯癫的含义就是非理性。

    在以后的岁月里，当作为古典时期的标志的

    第七章　大恐惧

    “一天下午，我在那里默默地观望，尽量不听别人讲话。这时，这个国度里最古怪的一个人向我打招呼。上帝不会让这里缺少这种人的。这个人集高傲和卑贱，才智和愚顽于一身。”

    当思想上的疑问陷入重大困境时，笛卡尔认为自己并没有发疯。尽管他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承认，各种非理性的力量伺伏在他的思想周围，但是，作为一个哲学家，他既然敢于提出疑问，他就不可能是“疯人中的一员”。然而，拉摩的侄子却十分清楚地知道自己疯了。在他的种种转瞬即逝的判断中，只有这一点是最固执的。“在他开始说话之前，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双手举到前额，然后他恢复了平静，对我说：你知道，我既无知又疯狂，既傲慢又懒惰。”

    18世纪的人不可能真正理解《拉摩的侄子》所表达的意义。但是，恰恰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发生了一件预示着某种重大变化的事情。这是一件奇怪的事情：被送到禁闭隔离区的非理性又重新出现了，它带来新的危险，而且似乎被赋予了提出质问的新权利。但是，18世纪的人首先注意的不是这种神秘的质问，而是社会印象：褴褛的衣衫以及叫花子的傲慢无礼，这种傲慢受到宽容，其骚扰力也因一种可笑的纵容而化为乌有。18世纪的人可能并没有从拉摩的侄子身上认出自己，但是他在”我”中完全表现出来。”我”是拉摩的侄子的对话者，类似一个”参展者”，感到有趣但沉默寡言，而内心则充满热望；因为这是自大禁闭以来疯人第一次成为一个社会的人，第一次有人与他交谈，而且受到询问。非理性再次作为一个种类出现了，虽然这个种类的数目不大，但毕竟出现了，而且慢慢地恢复了它在所熟悉的社会环境中的地位。在法国大革命前十来年，梅西埃（mercier）吃惊地发现了这一现象：”进入另一家咖啡馆，会有一个人用平静自信的语调对你耳语：先生你无法想像政府对我是多么无情无义，政府是多么昏庸！三十年来，我舍弃一切，不谋私利，关在书房里苦思冥想，精心谋划。我设计了一个偿付全部国债的方案，还设计了一个增加国三财富，让他获得四亿法郎收入的方案，另外还有一个永远摧毁英国的方案。一提起英国，我就火冒三丈。……设计这些方案需要我投入全部的天才，可是正当我致力于这些伟大的工作设计时，家里出了麻烦，几个找岔的债主让我坐了三年牢。……当然，先生，您是知道爱国主义是多么可贵的。我是为我的国家而牺牲的，是一个无名烈士。”从后人的角度看，这种人以拉摩的侄子为中心形成一类人。他们没有拉库的侄子那种复杂丰富的人格。只是为了使画面更丰富生动，人们才把他们当作拉摩的侄子的追随者。

    但是，他们不完全是一种社会侧影，一种滑稽形象。在他们身上有某种东西涉及到18世纪的非理性。这就是他们的饶舌，他们的焦虑以及他们相当普遍地具有的那种含混的指妄和那种根本性痛苦。这些都是真实的存在，至今留有踪迹。至于17世纪末的浪子、放荡者、流氓，很难说他们究竟是疯人，病人，还是罪犯。梅西埃自己也不知道该把他们划入那个阶层：“在巴黎，有一些十分好的人、经济学家和反经济学家，他们衷肠侠义，热心于公共事业，然而遗憾的是，他们‘头脑发昏’。换句话说，他们目光短浅，他们不知道自己活在哪个世纪，面对的是什么人；他们比白痴更难让人忍受，因为他们小事精明大事糊涂，他们从不切实际的原则出发，进行错误的推理。”确实有这样一些人存在。这些“头脑发图’的设计者们给哲学家的理性、改革计划、宪法草案等增添了一种被窒息的非理性。他们成为启蒙运动的理性的一面晦暗的镜子和一幅无恶意的漫画。然而，当非理性的人被认为已深深地隐藏在禁闭领域中时，一种可笑的纵容却允许他回到光天化日之下，这难道不是很严重的事情吗？这种情况就好像古典主义的理性再次承认自己与非理性意象有一种近亲关系、相似关系。也好像理性在欢庆胜利之际却让自己用嘲弄塑造的形象死而复生，允许它在秩序的边缘游荡。这是一种相似的幽灵、理性既从中认出自己又否定自己。

    然而，恐惧和焦虑并没有被摆脱掉。它们在对禁闭的反应中再次出现，并且变本加厉。人们曾经害怕，现在依然害怕禁闭。18世纪末，萨德依然忧心忡忡，惧怕他所说的“黑人”在伺机把他带走。但是，此时禁闭地已获得自己的力量它反而变成了邪恶发源地，自己便能传播邪恶，建立另一种恐怖统治。

    在18世纪中期的几年间，突然产生了一种恐惧。这种恐棋是从医学角度产生的，但主要是因一种道德神话而得以传播。当时人们听说从各禁闭所传出一种神秘的疾病，而且即将危及各个城市。人们纷纷谈论监狱热病。他们想到了囚车和带镣的囚犯，据说他们经过市区时会留下疾病。有人说坏血病会引起传染病；有人说被疾病污染的空气会毁灭居民区。中世纪大恐慌又出现了，通过各种可怕的说法引起第二次恐慌。禁闭所不再仅仅是城市边缘的麻疯病院了；城市已面对着麻疯病本身了：“这是城市身上的可怕的溃疡，又大又深，流淌着脓水，若不是亲眼所见，绝对无法想像。这里臭气熏天，远在四百码以外就会闻到。这一切都在提醒人们，你们正在走近一个狂虐肆行的地方，一个堕落和不幸的渊落。”许多禁闭中心都建在原来关押麻疯病人的旧址。因此，似乎经过若干世纪后，这里的新居民也染上了麻疯病。这些禁闭所使人们想起原址所具有的标志和意义；“首都不能有哪怕一个麻疯病人！不论谁提到比塞特尔这个名字，都会有一种无法表述的厌恶、恐惧和蔑视的情感。……它已成为社会中最狰狞最丑恶的东西的收容所。”

    人们以往试图用禁闭来排除的邪恶重新出现了，以一种古怪的模样恐吓着公众。于是在各个方面出现了关于某种邪恶的种种说法。这种邪恶既是物质的，又是道德的，而且正是在这种双重性中包含着侵蚀和恐吓的混合力量。当时流行着某种含混的腐烂意象，既用于表示道德的腐败，又用于表示肉体的腐烂。对被禁闭者的厌恶和怜悯都建立在这个意象上。最初，邪恶是在禁闭的封闭空间里开始发酵。它具有18世纪的化学所认定的酸的一切特性：它的颗粒细小，尖锐如针，很容易渗透到人的肉体和心脏中，因为肉体和心脏是惰性和脆性的威性粒子构成的。两种粒子的混合物立刻就沸腾起来，释放出有害气体和腐蚀性液体：”这些收容所极其可怕，在这里各种罪恶聚在一起发酵，向四周传播，住在里面的人呼吸的就是这种被污染的空气，这种空气似乎已附着在他们身上。”这些恶浊的气体上升，通过空气扩散，最后落在附近居民区，浸入人的身体，玷污人的灵魂。关于腐烂这一邪恶的传染病的观念就是这样用一些意象表达出来的。这种流行病的有形媒介是空气。空气被”污染”这种说法含糊地表示，这种空气不那么纯洁了，它是传播这种”污染”的工具。这里提醒一下，就在这一时期前人们认为乡间空气具有道德的和医学价值（既有益于身体健康，又能振作精神）。由此便可以理解医院、监狱和禁闭所的腐败空气包含全部相反的意义。由于空气中充满了有害气体，整个城市都受到威胁，居民将会逐渐被”腐烂”和”污染”所侵蚀。

    这些反应不仅仅是道德和医学的混合物。无疑我们必须考虑整个文学的发展，考虑关于各种无名的恐惧的耸动听闻的、或许还具有政治色彩的宣传。但是，在某些城市里确实流行着恐慌，并有确切的时间。这种情况正如一次次地震撼着中世纪的恐慌大危机。1780年，整个巴黎流行一种传染病。其根源被归咎于总医院的传染病。甚至有人要焚毁比塞特尔的建筑。面对群情激愤的局面，警察总监派出一个调查委员会，除了几名官方医生外，还包括总医院的院长和医生。根据他们的调查，比塞特尔流行的是一种“斑疹伤寒”，这与恶浊的空气有关。至于疾病的发源地，调查报告否定病源是医院里的病人及这种传染病的说法；病源应该完全归咎于恶劣的气候，这种气候使疾病在首都流行。在总医院观察到的病症是与季节状况相符合的。而且完全与同期在巴黎观察到的疾病相同”。为了使居民安心和洗刷地塞特尔蒙受的罪名，报告宣称“有关比塞特尔的传染病会蔓延到首都的传闻是毫无根据的。”显然，这份调查报告未能完全制止住上述谣言，因为稍后总愿院的医生又发表了另一份同样的声明。他被迫承认比塞特尔的卫生条件很糟，但是“情况毕竟没有恶劣到使这个不幸者的避难所变成另一个制造更可悲的邪恶的发源地。那些不幸者所需要的是有效的治疗，而人们对于那种邪恶是束手无策的”。

    循环到此完成；各种形式的非理性曾经在邪恶分布图上取代了麻疯病，而且被放逐到远离社会的地方一现在，非理性变成了一种看得见的麻疯病，把自己流脓的疮伤呈现给混杂的人们看。非理性再次出场，但被打上一种想像的疾病烙印，逆反而增添了它绝恐怖力量。

    因此，正是在想像的领域而不是在严格的医学思想中，非；理性与疾病结合起来，并不断靠近疾病。远在提出非理性在何种程度上是一神病态的问题之前，就在禁闭领域中并借助于该领域特有的魔法，形成了一种将对非理性的畏候和古老的疾病幽灵结合起来的混合物。在跨越了很长时间之后，关于麻疯病的混乱想法又决起作用了；正是这些古怪想法成为将非理位世界和医学领域综合起来的第一推动力。这两个领域曾先通过恐惧幻想相互交脱，把“腐败”和“污染”这类可惜的混合物结合在一起。对于疯癫在现代文化中占据的位置来说，重要的或者可以说读键的是＿医学界的人并不是；作凶作裁者被请过禁闭世界以区分罪恶和疯癫，邪恶和疾病，而是作为卫士被召来，以保护其他人免受从禁闭院墙渗出的某种晦暗的威胁。人们很容易设想，如果有一种自由而慷慨的同情心，就会唤起人们对被禁闭者命运的关心，如果医学界更细心一些，知识更多一些，就能辨认出以前被当局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惩罚的罪行是一种疾病。但是实际上、当时的氛围并不那么仁慈客观。如果人们请医生来考察，那是因为人们心怀恐惧，害怕从禁闭院墙渗出奇怪的化学物质，害怕院墙内形成的力量会散播出来。一旦人们的意象发生变化，认为这种疾病已经具有各种特征，如发酵。腐败、恶臭、肉体腐烂，医生就会出场。传统上把疯癫获得某种医学地位称为“进步”，而实际上这种“进步”只有通过某种奇怪的倒退才能取得。在道德污染和肉体污染的混合体中‘6，古老的意象凭借着18世纪人们所熟悉的”不洁”这一象征的意义，重新浮现在人们的脑海中。正是这些意象的复活，而不是知识的改进，使非理性最终与医学思想相遇。似乎很奇怪的是，正是在向这种掺杂着当代疾病意象的胡思乱想的回归中，实证主义将会控制住非理性，更确切地说，将会发现一种能够防范非理性的新理性。当时的问题不是消灭禁闭所，而是使它们不再成为新的邪恶的潜在根源。因此，任务是边清理边组建。18世纪下半叶展开的大改革运动就是从消除污染开始的。所谓消除污染就是清除各种不洁物和有害气体，抑制发酵，防止邪恶和疾病污染空气和传染到城市的大气中。医院、教养院及各种禁闭所都应该更彻底地被纯洁的空气隔离开。这个时期产生了一批有关医院通风的文献。这些文献试着探讨医学上的传染问题，但是更注重的是道德风化问题。1776年，国务会议任命了一个委员会，任务是确定”法国各类医院需要改善的程度”。维埃尔（viel）受命改造拉萨尔佩特利耶尔医院。理想的医院应该是，既保留原有的基本功能，同时使可能滋生的邪恶不会扩散出去；非理性受到完全的控制，它成为一种展览品，同时绝不会危及观众；非理性成为一种标本，有做戒作用而无传染之虞。总之，这种医院应重新恢复作为一个笼子的本来意义。这种”经过消毒”的禁闭所也是修道院长德蒙索的梦想。1789年他在一个论述”国家慈善事业”的小册子中计划创造一种教育手段–一种能确凿无疑地证明道德败坏的弊端的展览：”这些被警戒起来的病院……是既实用又必要的收容所。……展示这些阴暗的地方和被关押的罪人，目的在告诫那些过于放任的青年不要因离经叛道而受到同样的耻辱。因此，精明的父母让孩子从小就了解这种可怕又可惜的地方。在那里，罪恶的代价是耻辱和堕落，本性堕落的人往往永远丧失在社会中获得的权利。”

    上面这些就是道德试图与医学合谋来捍卫自己的梦想。那些危险虽然已被禁闭起来，但没有受到足够的限制。这些危险还迷惑了人们的想像和欲望。道德梦想着根除这些危险，但是人们总有某种冲动，想去体验它们，至少是接近它们，或想像它们。笼罩着禁闭所的城堡的恐怖也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力。那里的夜晚充满着人们无法接近的欢乐；在那些推淬萎靡的面孔背后是恣纵放荡；在这些黑暗背景上出现的是与博斯及其指委花园一脉相承的痛苦与欢乐。从《所多玛的120天》里的城堡中泄漏出来的秘密一直被人们悄悄地传播着：”在那里，所谓的囚徒受到骇人听闻的嗓路。我们听说那里经常发生某些极其可耻的罪恶，有的甚至是在监狱的公共休息室里公开发生的。这些罪恶按照现代的礼仪规范是无法说出口的。我们听说那里有许多粉脂气的无耻囚徒。当他们离开这个他们和同伙任意放荡的阴暗密窟时，他们已变得完全不知羞耻了，随时准备犯下各种罪行。”如罗什富科?利昂库尔则提到萨尔佩特利耶尔的惩罚室的老妇和少妇形象。这些人一代一代地传授着她们的秘密和享乐：”教养室是该院最严厉的地方。当我们参观时，这里关着47个姑娘，多数八年龄很小，与其说她们犯罪不如说她们无知。……令人吃惊的是，这里总是把不同年龄的人混在一起，把轻浮的少女与老于世故的妇女混在一起，后者教给前者完全是最放荡的东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幽灵一直在18世纪的夜晚四处潜巡。有时它们被萨德的作品无情地展示出来，并定位在严格的欲望几何学中。它们还将被戈雅用昏暗的光线表现在《疯人院》或《聋人之家》中。《异类》上的形象与它们何其相似！一个完整的想像画面再次出现了。它所表达的是此时由禁闭引起的大恐惧。

    在古典时期被禁闭的不仅仅是把疯人、放荡者、病残者和罪犯混在一起的抽象的非理性，而且还有一大批怪诞者，一个蛰伏的怪物世界。据说这些怪物曾经被博斯的作品的晦暗色调凸现出来而后又被其所淹没。人们会说，禁闭所的城堡除了隔离和净化的社会作用外还有一种完全相反的文化功能。即使它们能从社会表面将理性和非理性分开，它们依然在深层保留了使理性和非理性得以混合及相互交流的意象。禁闭所的城堡是一个重要的、一直缄默的记忆库。它们在阴暗处保存着一种被认为已经消灭了的形象力量。虽然它们是新的古典主义秩序建立起来的，但是它们不顾这种秩序，也不顾时代，保存了被禁止的形象，从而使这些形象能够完整无损地从16世纪传到19世纪。在这段被忽略的时期，布罗青山〔你在同样的想像背景下加入了”愚人的呼喊”行列，努瓦尔瑟（noirceuil）加入了关于雷斯元帅的传说世界。禁闭纵容而且欢迎这种意象的反抗。

    然而，州世纪末获得自由的意象并非在各方面都与17世纪力图消灭的意象一致。在黑暗王国发生的某些情况使它们脱离开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从中发现它们的那个秘密世界。它们原先寄寓在人们的心中、人们的欲望中和人们的想像中。此时，（们不是突然地将疯癫者的存在公之于众，而是沸沸一扬扬地表现为充满奇特矛盾的人性欲望：情欲和谋杀，虐待狂和受虐狂，恣意妄为和奴颜婢膝，颐指气使和忍气吞声，都形影相吊，集于一身。15和16世纪疯癫所揭示的无所不在的宇宙大冲突发生了变化，在古典时期末期变成了一种没有心灵在其中起调停作用的辩证关系。虐待任（sadism）不是终于给和性爱同样古老的一种习俗起的名字。它是一种大规模的文化现象。这种现象只是在18世纪末才出现，并构成西方想像力的一个最重大转变；通过本能欲望的无限放纵，非理性转变为心灵的指妄、欲望的疯癫，以及爱与死的疯狂对话。非理性被禁闭、被封住声音达一个世纪之久。当它重新出现时，它不再是这个世界的一种意象，也不再是一个形象，而是一种语言和一种欲望。正是在这个时候，虐待狂出现了。而且，下述情况并非偶然；虐待狂（直译为萨德病狂–译者）这个以一个人名命名的独特现象就诞生于禁闭之中，萨德的全部作品都被要塞、囚室、地窖、修道院和无法接近的孤岛等等的意象笼罩着。这些意象实际上组成了非理性的天然栖身之地。同样并非偶然的是，所有与萨德的作品同时代的有关疯癫和恐怖的古怪文献也都争先恐后地从禁闭的据点涌现出来。于是，在18世纪末，西方人的记忆突然发生了全面的转变，并且有可能重新发现中世纪末人们所熟悉的形象，当然这些形象受到歪曲，并被赋予新的意义。这种转变不正是由于关押在迫使非理性沉默的地方的疯狂者的劫后余生和重新苏醒而得到确认吗？

    在古典时期，人们的疯癫意识和非理性意识一直没有分开。支配着各种禁闭活动的非理性体验包围着对疯癫的意识，逼迫后者节节后退，几乎丧失其最有特征的因素，乃至几乎销声匿迹。

    但是，在18世纪下半叶的焦虑情绪中，对疯癫的恐惧是与对非理性的恐惧同时增强的。因此两种相互依赖的烦恼不断地相互强化。而且就在我们看到与非理性相随的形象力量获得自由的时候，我们也听到四面八方都在抱怨疯癫的猖极活动。我们早已熟知”神经疾病”引起的社会忧虑，知道随着人类的自我完善，人变得日益脆弱。随着这个世纪的进展，这种忧虑愈益沉重，人们的告诫也愈益严肃。劳兰早已注意到：“自医学诞生后，……疾病成倍增加，而且愈益危急，愈益复杂，愈益难以诊断和医治。”到了梯京的时代，这种泛泛的印象变成了坚定的信念和医学的教条：神经疾病“在过去不像在今天这样常见；这种情况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过去的人总的来说比今天的人更健壮，也更少患病，而且那时的疾病也更少些。另一个原因是，近来，与其他的一般病因相比，引起神经疾病的病因大大增多了，而其他病因有的甚至似乎在减少。……我敢说，如果说神经疾病过去是很少见的，那么今天则是最常见的疾病”。而且人们很快重新获得了16世纪的那种强烈意识，即理性是不牢靠的，任何时候都会受到损害，尤其是受到疯癫的损害。日内瓦的医生马泰（mathey）深受卢梭的影响。他对一切有理性的人提出希望：”如果你们聪明又有教养，你们不要以此来炫耀；一件小事就足以扰乱甚至毁灭你们引以为荣的所谓智慧；一个意外事件，一次突然而猛烈的情绪波动就会一下子把一个最理智、最聪明的人变成了一个语无伦次的白痴。”疯癫的威胁成为该世纪的一个紧迫问题。

    但是，这种意识有一种十分独特的方式。对非理性的迷恋是一个感情上的问题，涉及到肖像复兴运动。而对疯癫的恐惧就不太受这种遗产的束缚。如果说非理性的回归表现为大规模的重现，不受时间制约而自我继承，那么疯癫意识则伴有某种对现代性的分析，因而从一开始就把这种意识置于时代的、历史的和社会的环境中。在非理性意识和疯癫意识二者分道场镇的过程中，我们在18世纪末看到一个决定性的起点：一方面，非理性由此继续前进，借助行尔德林、奈瓦尔（nerval）和尼采而愈益向时间的根源深入，非理性因此而成为这个世界的不合时宜的”切分音”；另一方面，对疯癫的认识则力求把时间更准确地置于自然和历史的发展中。正是在这一时期之后，非理性的时间和疯癫的时间就具有了两个相反的向量。一个是无条件的回归，绝对的下沉；另一个则相反，是按照历史时序而发展。

    l。疯癫与自由。在很长时间里，某些忧郁症被认为是英国人特有的；在医学中和文学中都对此确认不疑。孟德斯鸠曾将罗马人的自杀与英国人的自杀加以比较，认为前者是种道德和政治行为，是符合其各种教育的结果，后者则是一种病态，因为”英国人没有任何明显的理由使自杀，他们甚至在幸福的怀抱中自杀”。在这里，环境起着作用。如果说幸福在18世纪是自然和理性的秩序的一部分，那么不幸，至少毫无理由地阻碍幸福的东西就应该是另一税秩序的组成因素。最初人们在恶劣的气候、自然界的失衡（适宜的气候是大自然促成的，而不适宜的气候则是由环境造成的）中寻找后一种秩序。但是这不足以解释”英国病”的原因。切恩早已宣布，这种精神失常的根源是财富，美味佳肴，全体居民享受的富足，富人的享乐和悠闲。人们逐渐开始寻求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解释，认为财富、社会发展、各种制度似乎是疯癫的决定因素。在19世纪初，斯普尔兹海姆在一部著作中将这些分析综合起来。他认为，疯癫”在英国比在其他地方发病率高”，不过是对那里盛行的自由和普遍享受的富足的惩罚。心灵的放纵比权力和专制更危险。”宗教情感……不受拘束；每个人都可以向愿意听他讲的人布道”；由于听了不同的观点，”心灵在寻求真理时就会受到干扰”。犹豫不决，左顾右盼，三心二意是十分危险的！此外还有争执不休、情绪激昂和固执己见的危险：”每件事都遭到反对，对立使人情绪亢奋。无论在宗教、政治、科学和其他一切事务中，每个人都可以持有自己的观点，但是他必须准备遭到反对。”这么多的自由使人无法驾驭时间；每个人都无所适从。国家的一切也都摇摆不定：”英国人是一个商业民族。人的思想若是总在考虑生意，就会不断地被恐惧和希望所惊扰。商业的灵魂就是自私自利，因此很容易变得妒忌别人，并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此外，这种自由也绝不是真正正常的自由。这种自由在各方面都受到同最正当的个人欲望相对立的要求制约和骚扰。这是谋利的自由、结党营私的自由、金融组貂合自由，而不是人的管由、思想和心灵的自由。由于经济原队英国的家庭比其他任何地方的家庭更专制：只有富家女子才有能力结婚；”其他人只有通过其他有害于身心的手段来获得波足。这种原好也鼓励了放荡，从而可能导致病癫。”因此。商业应由使人的思想永远不能接近真理，使人的本性必然陷于矛盾．使人的时间脱离四季的变化，使人的欲望屈从于利益的法则。总之，这种又由不是使人拥有自己，而是不断地使人疏离自己的本质和自己的世界。它使人迷恋于他人和金钱的纯粹外表，沉溺于不可自拔的感情和未满足的欲望。商业状态的自由，就是人与他从中认识自我的那个世界的幸福之间、人与他从中发现真理的自然之间的”环境”。正是因为如此，它是疯癫的决定因素。斯普尔兹海姆写作之时，正值”神圣同盟”的颠峰时期，和专制君主制复辟时期。此时，人们很容易将整个世界的疯癫的全部罪过都归咎于自由主义。”能够看到人的最大欲望即他的个性自由有其弊端，也算是独具慧眼了。”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种分析的价值不在于它对自由的批判，而在于它使用了一个在斯普尔兹海姆看来意味着”非正常环境”的观念–疯癫的心理和生理机制在这种环境中受到纵容和得以强化和扩展。

    2．疯癫、宗教与时代。宗教信仰提供了一种意象画面，一种有利于各种幻觉和格妄的太虚幻境。长期以来，医生们对过分的虔诚和过于强烈的信仰的后果很不以为然。过于严厉的道德要求，对拯救和来世过于强烈的热望，往往被视为造成忧郁症的原因。《百科全书》也不失时机地列举这种实例；”某些传教士用激烈的语言给意志薄弱者留下强烈的印象，他们刺激起后者对破坏教规将受到的痛苦的极端恐惧，结果后者的头脑中产生了惊人的变化。在蒙特利马（mom6limar）医院，据说有一些妇女就是因参加了该市的一次传教活动而患躁狂症和忧郁症。这些妇女的思想陷入传教者轻率宣扬的恐怖意象。她们整天只念叨绝望、复仇、惩罚等等。其中一人完全拒绝治疗，认为自己是在地狱中，任何东西都无法熄灭她认为正在吞噬她的烈火。”皮内尔沿袭这些开明医生的思路，禁止给”因虔敬而患忧郁症的人”看有关宗教信仰的书籍，甚至主张对”认为自己受到神召和力图改变宗教信仰的教徒”实行单人禁闭。但是这里依然主要是一种批判，而不是一种实证分析，因为人们怀疑，宗教事务因本身的渡委和幻觉性质而引发人们的脂妄和幻觉。皮内尔报道了一个刚被治愈的疯癫病人的病例。这个人”读了一本宗教读物，…书上说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护卫天使。第二天晚上，他觉得自己周围有一群天使，并听到天国的音乐，获得启示。”在此，宗教完全被视为传播谬误的一个因素。然而，早在皮内尔之前，有些分析已经具有较严格的历史学特点，把宗教视为满足或压制感情的一种环境。1781年，德国作者默森（moehson）把牧师享有绝对权力的遥远时代描绘成幸福的时代气当时不存在游手好闲，时时刻刻都有”宗教仪式，宗教活动，进香翰圣，访贫问苦，正规节日”。他们的时间被安排好的幸福所占据，无暇去浪费感情，无暇去厌倦生活、烦躁不安。如果一个人感到内疚，他就会受到实际的、往往是肉体的惩罚。这种惩罚占据他的思想，使他相信过失已得到党总。当忏悔牧师遇到那些”过于频繁地来忏悔的疑病症患者”时，他就让他们以苦行来赎罪，以”稀释他们身上过于粘稠的血液”，或者让他们去远方朝圣：”环境的改委，遥远的路程，远离故居，远离困扰他们的事物，与其他香客的交往，缓慢但充满生气的跋涉，这些比今天取代了朝圣的舒适旅行更能对他们产生效果。”最后，牧师的神圣性质使他的每一道命令都具有绝对的价值，任何人都不会想到试着逃避它；”通常，神经失常的病人是不会把一切告诉医生的”。在默森看来，宗教是人与罪过之间和人与惩罚之间的一种中介。它表现为一种权威性综合形式，通过施加惩罚来抑制犯罪；反之，如果宗教放松控制，仅仅维持良心忏悔、精神苦行的理想方式，它就会直接导致疯癫。只有始终如一的宗教环境才能使人避免以各种潜越的极度请妄形式出现的精神错乱。通过完成宗教礼仪和要求，人既能避免犯罪前无益地浪费感情，又能避免犯罪后徒劳地反复懊悔。宗教围绕着此时此刻的圆满完成来组织人的全部生活。幸福时代的宗教永远赞美着”现在”。但是，一旦它在现代被理想化后，宗教就在”现在”的周围投上一个时间的光环，一个空虚的环境。这是一个充满游手好闲和悔恨的环境，人的心灵完全陷于焦虑不安，放纵的感情听任时间日复一日地虚耗；最终，疯癫可以恣意妄为了。

    领导享平与零零零。一般说来，文明构成了有利于疯癫发展的环境。如果说知识的进步能驱散谬误，那么它也能传播一种趣味，甚至一种嗜书疾。书斋生活，完全陷于抽象思辨，劳心不劳力，这些会产生极其灾难性的后果。梯索解释说，在人体中，经常工作的部分首先变得强壮坚实；体力劳动者的手臂肌肉和纤维首先变得强硬，使他们身强力壮，健康长寿。“读书人的脑子首先硬化，使他们常常变得无法连贯地思维。”其结果必然是痴呆症。知识变得越抽象复杂，产生疯癫的危险性就越大。按照普莱萨万（pressavin）的说法，如果一种知识接近于直觉，只需要大脑器官和内部感官的轻微活动，那么这种知识只能刺激起一种生理快感：”如果科学的对象是我们的感官能够很容易感受的，那么这种和谐的共鸣便便灵魂处于和谐一致。……这种科学在整个身体机器中进行着一种有益于各部分功能的轻微活动。”反之，如果一种知识与感官的联系过于薄弱，过于脱离直觉，那么就会引起大脑的紧张，进而使整个身体失调；”有些事物的联系人们很难把握，因为我们的感官不容易接近它们，或者因为它们的关系过于复杂，需要我们费力去研究它们。（有关的科学）使灵魂陷于这样一种活动，即不断地使内部感官处于极度紧张状态，从而产生极大的疲劳感。”这样，知识就在感觉周围组成了一种抽象关系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人有可能失去生理快感，而这种生理快感通常是人与世界关系的媒介。毫无疑问，知识在激增，但是，它的代价也随之增大。谁能断定今天聪明人比以前更多了呢？但是有一点是可以断定的：”当今有更多的人患有智力病症。”这种知识环境的发展比知识本身更迅速。

    然而，不仅知识在使人脱离感官，而且感受力本身也在使人脱离感官。感受力不再受大自然运动的控制，而是受各种习惯、各种社会生活的要求的控制。现代人，尤其是女人，夜行昼伏，阴阳颠倒：“巴黎妇女起床的时间比大自然规定的时间迟得多。一天中最好的时光已偷偷溜走，最新鲜的空气已经消失。人们无福享受它。日晒蒸腾起的有害烟气已经在大气中扩散。在这个时候，美人们才决定起床。”这种感觉紊乱在剧院中继续发展。那是一个滋生幻觉、挑逗感情、蛊惑心灵的地方。女人们特别欣赏那些“煽情”场面。她们的心灵“受到强烈震撼，引起神经的骚动，虽然转瞬即逝，但后果往往很严重；一时的心乱神迷，为现代悲剧的表演而潜焉出涕，是由此产生的最轻的后果了。”‘他叫、说则构成一种更造作的环境，对于已经紊乱的感受力更加危险。现代作家极力以假乱真，为此而调动一切艺术手段。结果，使他们力图在女读者中唤起强烈而危险的情感的目的更容易实现：“在法国早期推崇骑士风度的时代，头脑简单的妇女满足于知道令人难以置信的惊人事件；而现在，她们则要求事实必须令人可信，而情感则应超凡绝伦，足以使她们神魂颠倒，心乱意迷。于是她们极力在自己周围的一切事物中寻求能够迷惑她们的新奇东西。然而，在她们看来，周围的一切都索然无味，因为她们要寻求的东西在大自然中是没有的。”小说则构成了一个可以滥用全部感受力的环境。它使灵魂出壳而进入一个虚幻的情感世界，情感越不真实就越强烈，也越不受温和的自然法则的控制。“如此之多的作家当然会造就出大批的读者。而连续不断地阅读就会导致各种神经病痛。在各种损害妇女健康的原因中，最近一百年来小说的无限倍增也许是最主要的。……一个女孩在10岁时就用读小说取代跑步，到了20岁就会成为一个忧郁的妇人，而不会成为一个贤妻良母。”

    在18世纪，人们围绕着对疯癫及其传播的危险的意识，通过缓慢而零碎的方式，逐渐形成一套新的概念体系。在16世纪，疯癫被安置在非理性的画面上。在这种画面上，疯癫掩盖着某种模糊的道德意义和根源。它的神秘性使它与原罪发生了联系。奇怪的是，虽然人们从中感受到咄咄逼人的兽性，但并没有因此使疯癫变得无辜。在18世纪下半叶，疯癫不再被视为使人更接近于某种原始的堕落或某种模糊存在的兽性的东西。相反，它被置于人在考虑自身、考虑他的世界以及考虑大自然所直接提供的一切东西时所划定的距离。在人与自己的情感、与时间。与他者的关系都发生了变化的环境里，疯癫有可能发生了，因为在人的生活及发展中一切都是与自然本性的一种决裂。疯癫不再属于自然秩序，也不属于原始堕落，而是属于一件新秩序。在这种新秩序中，人们开始有一种对历史的预感。而且在这种新秩序中，通过一种模糊的生成关系，形成了医生所说的精神错乱和哲学家所说的异化。不论人处于二者中任何一种状态，都会败坏自己的真正本性。但是，自19世纪黑格尔之后，这二者之间很快就毫无相似之处了。

    第八章　新的划分

    19世纪初，所有的精神病学家，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被同一种愤怒情绪所支配。我们到处看到相同的义愤，相同的谴责：”居然没有人因把精神病人投入监狱而脸红。”埃斯基罗尔（esquirol）历数了波尔多的阿城城堡，图卢兹和雷恩的教养院，在普瓦捷、康城和亚眠依然存留的”比塞特尔”以及昂热的”古堡”，然后写道：”而且，几乎没有一个监狱里没有胡言乱语的疯人；这些不幸的人带着手铐脚镣与罪犯关在一起。这种混杂是多么可怕！平静的病人受到的待遇比罪犯还要糟糕。”

    整个19世纪都对此做出呼应。在美国，图克一家成为自己先辈工作的历史学家和辩护士；在德国，继瓦格尼茨之后，赖尔（red）为那些不幸者”像政治犯一样被投入人道主义的目光永远看不到的地牢中”而发出不平之鸣。实证主义者们在半个多世纪中不断地宣称，是他们最早把疯人从与罪犯相混杂的可悲状态中解放出来，把无辜的非理性与犯罪区分开。

    然而，证明这种说法的浮夸性是很容易的。多年以来，早就有人发出过同样的抗议。在赖尔之前，弗兰克（franck）就说过：”那些参观过德国疯人院的人回想起所见所网都会心有余悸。人们一进入这些苦难之地就会感到毛骨悚然。人们听到的只是绝望的哭喊，但是，在这里居住的是有才智有道德的人。”在埃斯基罗尔之前，在皮内尔之前，罗什富科?利昂库尔和特农（tenon）都有所表示；在他们之前，整个18世纪都有持续不断的抗议声音，提出抱怨者甚至包括会被人们视为最冷漠的、最愿意维持这种混杂状态的人。在皮内尔等人大声疾呼前二十五年，马尔塞布（malesherbes）”为了进行改革而参观国家监狱。凡是他认为精神失常的囚犯…被送到医院。他说，在那里，社会环境、体育锻炼和他精心规定的疗法定能治愈这些人。”在18世纪更早的时候，一代又一代的总监、财政官和管理员一直在小声地要求把疯人与罪犯分开。这种要求有时得到实现。桑利的慈善院长请求警察当局把一些犯人带走，把他们随便关在那个城堡里去。不伦瑞克教养院的管理员在1713年就要求不应将疯人与在工场劳动的犯人混在一起。19世纪利用各种同情心大张旗鼓地提出的要求，不是在18世纪已经被低声说出并被不懈地重复着吗？埃斯基罗尔、赖尔和图克父子所做的不正是大声疾呼，对多年来收容院里习以为常的事情提出抗议吗？从1720年到法国大革命，疯人被逐渐移出监狱的现象可能就是这些抗议的最明显的成果。

    不过，还是让我们来听听人们在这种半沉默状态中究竟说了些什么吧。当桑利的慈善院长要求将疯人与某些罪犯分开时，他的论据是什么呢？“他（指一个犯人）很可怜，另外两三个人也很可怜。把他们关在某个要塞里，他们的情况会好些。因为和他们关在一起的另外6个人是疯子。这些疯子日夜折磨着他们。”这番话的含义对于警察当局来说应该是一目了然的，即应该释放这几个犯人。不伦瑞克管理员的要求也包含同样的意思：工场被精神病人的喊叫和制造的混乱搅得鸡犬不宁；这些人的狂乱发作随时可能制造危险，最好还是把他们送回禁闭室，或者给他们带上铁镣。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两个世纪的抗议虽然表面相同，但其实质并不相同。19世纪初，人们的义愤在于疯人受到的待遇并不比刑事犯人或政治犯更好些。而在整个18世纪，人们关注的是犯人应该有比把他们与精神失常者关在一起更好的命运。在埃斯基罗尔看来，义愤出自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疯人仅仅是疯人，而在桑利那位院长看来，问题在于犯人毕竟只是犯人。

    这种差别也许并非如此重大。而且这种差别应该很容易被觉察到。但是，有必要强调这种差别、以便理解在18世纪的进程中疯癫意识是如何转变的。这种意识不是在人道主义运动的背景下演变的–那种运动使它逐渐地贴近疯人的人性实际，贴近他最动人、最亲见的方面；这种意识也不是在某种科学需要的压力下演变的–那种压力使它更关注和更真实地反映疯癫会为自己说些什么。如果说这种意识是在慢慢地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发生在既真实又不自然的禁闭空间中。这种意识经历了结构上的某些不易察觉的变化以及时而发生的强烈危机，逐渐形成了与法国革命同步的疯癫意识。疯人逐渐被分离出来，单一的精神错乱被划分为几种基本类型，这些与医学进步和人道主义态度都毫无关系。正是禁闭本身的深层结构产生了这一现象，我们必须从禁闭本身去寻找对这种新的疯癫意识的说明。

    这种意识与其说是一种慈善意识，不如说是一种政治意识。因为如果说18世纪的人觉察到在被禁闭的人中，即在自由思想者、道德败坏者和侮罪的浪子中，还有另一种性质的”神志错乱”，其焦虑是无法消除的，那么这种认识正是这些被禁闭者本人的感受。他们是最先而且以最激烈的方式提出抗议的人。大臣、警察总监、地方行政官不断地听到内容相同的抱怨：有一个人给莫尔帕写信，信上怒气冲冲，因为他“被强迫与疯人混在一起，其中有些疯人十分狂暴，我每时每刻都有遭到他们凌辱的危险”；另一位蒙特克利夫神甫也向贝里耶总监发出同样的抱怨：“9个月来，我一直被关在这个可怕的地方，与15个或20个胡言乱语的疯人、各种癫痛患者挤在一起。”随着这个世纪的进展，反对禁闭的抗议呼声愈益强烈。疯癫渐渐地变成囚徒所恐惧的幽灵，他们蒙受屈辱的象征，他们的理性被消灭、被压制的形象。终于，米拉波认识到，这将疯癫混同犯罪的可耻做法既是一种野蛮地对待受惩罚者的巧妙工具，又是专制主义施展淫威的象征。疯人不是禁闭的第一个和最无辜的牺牲品，却是禁闭权力的一个最模糊又最明显最持久的象征。专制暴政一直秘密地以这种非理性的可怕形式存在于被禁闭者中间。就在禁闭的心脏，在理性狂欢之地，反对现行政权、反对家庭、反对教会的斗争继续进行着。而疯癫则充分地体现了这些惩罚权力，它有效地产生一种补充惩罚的作用，在教养院的统一惩罚中，这种补充的折磨有助于维持秩序。罗什富科?利昂库尔在向乞丐问题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证实了这一点：”对癫病病人和教养院其他病人，甚至对游手好闲的穷人所施加的一种惩罚，就是把他们放到疯人中间。”这种做法的丑恶完全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疯人体现了禁闭的残酷真相，是禁闭中最恶劣的消极工具。在18世纪有关禁闭的全部文献中随处可见的一个事实，即住在教养院中的人必然会疯癫，不也体现了这一点吗？如果一个人被迫生活在这个谱妄世界中，被横行无阻的非理性所裹挟，那么在这种环境里他怎能不加入这个世界的活标本的行列中呢？我观察到，被禁闭在教养院和国家监狱中的精神错乱者大多都是如此，在国家监狱中因受到极度虐待而精神错乱，在教养院中因被单独囚禁、持续不断地被一种痛苦的幻觉所折磨而精神错乱。”

    囚徒中存在着疯人，这一点并不是说明禁闭的丑恶极限，而是体现了禁闭的真相，不是禁闭的滥用，而是反映了禁闭的实质。18世纪发起的反禁闭论战的确涉及到将疯人和正常人强制混杂的做法，但是它没有涉及到被公认为理所当然的疯癫与禁闭的基本关系。自称“人类之友”的老米拉波（mirabeau）激烈地抨击禁闭也严厉地斥责被禁闭者本身；在他看来，被禁闭在”著名的国家监狱”中的人没有一个是清白无辜的；但是不应把他放在这些昂贵的机构里，因为他在那里只是苟延残喘，虚度光阴。为什么要禁闭”那些卖笑的姑娘？如果把她们送到外省工场，她们会成为劳动妇女”。为什么要禁闭”那些流氓无赖？他们只是等待着获得自由，而这种自由只能使他们上绞架。为什么不用这些带着脚镣的人去做那些可能对自由劳动者有害的工作？他们将会成为一种做戒的样板。……”一旦这些人被全部送走，在禁闭所里还留下什么人呢？留下的是无法在其它地方安置的、确应留下的人：”某些不宜公布罪行的政治犯”，以及”那些因放荡而挥霍了毕生劳动成果的老人–他们奢望能死在医院里，因而平静地来到这里”。最后还有疯人。他们需要有个能撒泼打滚的窝，”这最后一种人在哪儿也一样地活”。小米拉波的论证则恰恰相反：”无论谁想证明在城堡、教养院和国家监狱中，政治犯、流氓、自由思想者、疯人和堕落的老人构成大多数，或者构成其成分的三分之一、四分之一或十分之一，我都要郑重地予以驳斥。”在他看来，禁闭的丑恶不在于将疯人与罪犯混杂在一起，而在于他们加起来也没有构成被禁闭者的核心部分。那么什么人能抱怨自已被迫与罪犯混杂在一起了呢？不是那些永远丧失理智的人，而是那些在年轻时代放荡不羁的人：”我要问，……为什么要把流氓无赖与自由思想者混杂在一起？……我要问，为什么让有危险倾向的青年与那些能迅速将他们引入极端堕落的人混在一起少…最后，如果将自由思想者与流氓混杂的现象确实存在，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用这种臭名昭著的恶劣做法来使我们犯下引导人们犯罪这种最卑鄙无耻的罪行？”至于疯人，他们能有什么更好的命运呢？他们没有理性，不得不被禁闭起来，他们不明书理，无法不令人厌恶。”必须将丧失理性的人藏在社会看不到的地方，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我们看到，18世纪对于禁闭的政治批判是如何运作的。它不是沿着解放病人的方向，也不是让人们对精神错乱者投入更多的仁爱或医学关注。相反，它使疯癫比以前更紧密地与禁闭联在一起。这是一种双重联系：一方面是使疯癫成为禁闭权力的象征及其在禁闭世界中的荒诞而又使人无法摆脱的代表，另一方面是使疯癫成为各种禁闭措施的典型对象。于是，疯癫既是压迫的主体，又是压迫的对象，既是压迫的象征，又是压迫的目标，既是这种压迫的不分青红皂白的盲目性的象征．又是证明这种压迫中的一切既合理又必要的辩护。通过一种似是而非的循环论证，象征着禁闭的极端非理性的疯癫却最终成为禁闭的唯一理由。由于米什莱的观念依然接近千18世纪的这种观念，因此他能够极其准确地对此做出概括；他在论述米拉波和萨德同时被囚于（巴黎郊区）万塞油的情况时，回到米拉波的思路上：

    首先，禁闭引起精神错乱：“监狱使人发疯，在巴士底和比塞特尔发现的那些人都已痴呆。”

    其次，18世纪的暴政中最没道理、最可耻、最伤风败俗的东西是由禁闭场所和一个疯人体现的：”我们已经见过萨尔佩特利耶尔医院中的疯狂行径。在万塞油，则有一个可怕的疯子，即浑身散发毒气的萨德。他写作的目的是败坏未来的时代。”

    第三，仅仅为了这一个疯子，也必须保留禁闭制度，但是事实上正相反：“他很快获释，而米拉波则被继续禁闭。”

    于是，在禁闭的中心部位裂开了一道深渊。这是一个将疯癫分离出来的真空，它惩治疯癫，宣布后者是不可救药的和不可理喻的。疯癫此时便以不同于其他被禁闭者的形象出现了。疯人的存在似乎体现了一种不公正。但这是对他者的不公正。非理性的无差别统一被打破了。疯癫具有了独特的性质，奇怪地与犯罪成为一对孪生兄弟，至少是通过一种尚未引起争议的相似性而与犯罪联系起来。由此．禁闭的一部分内容被抽空了，只留下这两种形象——疯癫和犯罪。它们用自身体现了禁闭的必要性。从此，只有它们是应该加以禁闭的。虽然疯癫拉开了距离，在混淆不清的非理性世界中最终成为一种可以说明的形式，但是它并没有获得自由。在疯癫和禁闭之间建立起一种很深的关系，几乎是一种本质性的联系。

    然而，就在这时，禁闭遇到了另一个更深刻的危机。这个危机不仅使它的压迫职能，而且使它的存在本身都成了问题。这个危机不是从内部产生的，也不是政治抗议的派生物。它是在整个社会和经济领域中逐渐出现的。贫困此时正在逐渐从以往的道德混合体中脱颖而出。人们已经看到在经济危机时失业与懒惰无关；人们还看到贫困和游手好闲被迫向农村扩散，而人们原以为能够在那里看到最朴实、最纯洁的道德生活。所有这些都表明贫困也许并不仅仅属于罪恶世界：“行乞是贫困的产物。而贫困本身则是由土地耕作中或工厂生产中的偶然事件造成的，也可能是由商品价格上涨或人口膨胀等等造成的……”贫困变成了一种经济现氛

    然而，贫困虽非偶然，也不是注定会永远受到压制。有某些贫困是人们不可能消灭的。即使所有的闲人都被雇用，有些贫困也注定要伴随各种社会的，直至世界末日。“在治理有方的国家里，只需要有生于贫困或因事故而陷于贫困的穷人。”这种基本的贫困在某种意义上是不可消除的，因为出身和事故是人生中不可避免的部分。长期以来，人们无法想像会有一个没有穷人的国家。这种需要似乎已经深深地铭刻在人类命运和社会结构之中：19世纪以前，在哲学家的思想中，财产、劳动和贫困这几个词一直是联系在一起的。

    贫困这一角色之所以是必要的，原因在于它不可能被压制住，还在于它使财富的积累变得可能。如果穷人多劳动而少消费，就能使国家富强，使国家致力于经营土地、殖民地、矿山。生产行销世界的产品。总之，没有穷人，国家就会贫穷。贫困成为国家不可或缺的因素。穷人成为国家的基础，造就了国家的荣耀。因此，他们的贫困不仅不可能被消灭，而且应该受到赞颂和尊敬。“我的目的仅仅是使（政府的）一部分注意力转到人民中受苦受难的那些人身上。…政府的后盾主要是帝国的荣誉和繁荣，而不论在哪里穷人都是帝国最牢靠的支柱，因为一个君主若不发展人，支持农业、工艺和商业，就不可维护和扩大自己的版图。而穷人就是这些使民族真正强大有力的重要力量的必不可少的工具。”（侧）这是从道德上全面为“穷人”重新正名，也就是在一个更深的层次上对穷人的作用和形象进行一次社会和经济的重新整合。在重商主义经济中，穷人既不是生产者也不是消费者，因此毫无立足之地：他懒惰、游荡、无人雇用，因此唯一的归宿是禁闭，由此他被逐出社会。现在，新兴工业需要劳动力，他在民族中重新有了地位。

    于是，经济思想在新的基础上阐释贫困的概念。过去，在整个基督教传统中，“穷人”是真实具体的存在，是一种有血有肉的存在，是一种永远个性化的需要帮助的形象，是以人的形象出现的上帝的象征媒介。在禁闭的抽象作用中，“穷人”被消灭，与其他形象合而为一，隐于一种道德谴责中，但是其特征并没有消除。18世纪的人发现，”穷人”并不是作为一种具体的最终的现实而存在着；在他们身上，两种不同的现实长期以来一直被混淆在一起。

    一方面是“贫困”，即商品和金钱匾乏。这是与商业、农业和工业状况相联系的一种经济形势。另一方面是“人口”。这不是一个受财富波动支配的消极因素，而是一种直接影响经济形势和财富生产的力量，因为正是人的劳动创造财富，至少是传送、改变和增加财富。“穷人”是一个模糊概念。它把两种因素结合起来，一个是“人”这种财富，另一个是被公认为人类必不可少的“需求”状况。确实，在“贫困”和“人口”之间有一种明确的逆反关系。

    重农学派和经济学家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人口本身就是财富的一个因素。它确实是财富的某种用之不竭的源泉。在魁奈及其信徒看来，人是土地和财富之间不可缺少的中介；“按照一条古代谚语，人与土地一样值钱。如果人没有价值，土地也就没有价值了。有了人，就能使所拥有的土地增值一倍，就能开垦它，获得它。上帝能独自用泥土造出人来，但是在世界上只有通过人，才能拥有土地，至少拥有土地的产品，其结果都一样。由此可见，第一要有人，第二要占有土地。”

    在经济学家看来，人口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财富不仅出自农业劳动，而且出自工业加工，甚至出自商业流通。财富与实际上由人进行的劳动相联系。“因为国家所拥有的实际财富仅存在于它的土地每年的产品和它的居民的产业中，所以当每亩土地和每个人的产业的产量提高到最大限度对，国家的财富也将达到最大限度。”然而，人口越多越好，因为它将为工业提供廉价劳动力，从而降低成本，促进生产和商业的发展。在这个无限开放的劳动力市场上，“基本价格”，即杜尔丹（turgot）所说的工人生活费用，与供求关系所决定的价格最终是相吻合的。一个国家如果拥有可由它任意支配的众多人口这一最大的潜在财富。它就将在商业竞争中取得优势。

    因此，禁闭是一个重大错误，是一项铭设的经济措施，因与文明——理性时代的顶回曲为这是通过分离出一部分贫困居民并用慈善事业维持这部分贫困居民来消除贫困。实际上，“贫困”被人为地掩盖起来，而且一部分“居民”受到实际的压迫，而财富总量始终不变。这样做是为了帮助穷人逃避暂时的贫困吗？他们是无法逃避贫困的，因为劳动力市场是有限的，在危机时期这种有限性更为危险。相反，应该用廉价劳动力来降低产品的高成本，用发展工业和农业来弥补产品的匾乏。唯一合理的解决办法是，使全部人口都重新进入生产的循环中，将他们分配到劳动力最短缺的地方。充分利用穷人、流浪汉、流放者和各种“移民”，是在国际竞争中使国家富强的一个秘诀。塔克在论述新教徒的移民问题时问道：“对付在实力和工业方面有可能压倒我们的邻国，削弱它们的最好手段是什么呢？是拒绝接受它们的臣民，不让他们成为我们的一部分，迫使他们留在本国，还是用高工资来吸引他们，让他们享受与我们的公民同样的好处？”

    禁闭之所以受到批评，是因为它能影响劳动力市场，而且更因为它以及全部传统的慈善事业是一种有害的财政支出。与中世纪一样，古典时期一直力求通过慈善基金体系向穷人提供帮助。这就意味着一部分土地资本或收入不能流通。而且这种状况是永久性的，因为人们为了避免慈善事业商业化，采取了各种法律措施使这些财产不再回到流通领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财产的效用逐渐减弱，经济形势也发生了变化，贫困也改换了形象：“社会的需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自然界、财产的分配、人的阶层划分、舆论、习俗、国家及其各部分人的基本职业、气候、疾病以及人们生活中的各种意外，都在不断地变化。于是，新的需求产生了，而旧的需求消逝了。”因此，慈善基金的限定性是与多变的、不确定的各种意外需求相抵触的。而按理说它是用于满足这些需求的。如果基金会所冻结的这笔财富不返回到流通领域，那么随着新的需求的出现，就必须创造出新的财富。被搁设的资金和收入的份额不断增多，就相应地减少了生产资金的份额。其结果必然导致更严重的贫困，也就需要更多的慈善基金。这种情况会无限循环下去。总有一天，“与日俱增的慈善基金最后会吞噬一切资金和一切私人财产”。经过仔细研究，人们断定，古典时期的救济是导致贫困的一个原因，是对全部生产性财富的逐渐冻结，在某种意义上是慢性自杀。“如果每个人死后都有一座坟墓，那么为了找到可以耕种的土地，就必须推倒这些不能生产的纪念碑，为了养活生青，就必须移动死者的骨灰。”

    在18世纪的进程中，对待病人的非人道的严酷态度并没有消失、但是禁闭的表面理由，可以轻易地囊括疯人的总体原则以及那些把他们编织成非理性的延伸部分的无数线索消失了。在皮内尔之前，疯癫早已获得自由，汉不是摆脱了将它关在地车中的物质任格，而是摆脱了使它受到非理性的模糊力量支配的那种更严重的束缚，或许至有决定意义的奴役状态。甚至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疯癫就已经自由了：人们在感知上将它分离出来，承认它的特殊性，并通过各种运作最终赋予它作为一个对象的地位。

    由于脱离了原有的各种关系，被孤零零地留在令人窒息的禁闭高墙之中，疯癫便成为一个问题。它以前从未提出的问题现在纷至沓来。

    最重要的是，它使立法者陷于困境。他们不得不用法令来结束禁闭，但是不知道在社会领域内何处可以安置疯癫：监狱，医院，还是用家庭救济？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和开始时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就反映了这种犹豫不决的状况。

    布勒特伊（breteul）在关于”密札”的通知中要求各行政长官说用各种禁闭所中拘留情况的性质及理由。”那些自甘放荡的人，如果没有做任何应该受到法律明文规定的严厉惩罚的事情”，最多拘留一至二年就应释放。另一方面，应该继续关押在禁闭所的犯人是”那些精神错乱者。他们智力低下，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他们的狂乱行为会威胁社会中的其他人。鉴于上述情况，需要做的是确定他们的状况是否依然如旧。不幸的是，只要人们公认他们的自由对社会有害，对他们本人也不利，那么就有必要继续拘留他们。”这就构成了改革的第一阶段，即在对忖道德离轨、家庭冲突、轻微的放荡等方面尽可能地少采用禁闭措施，但是不触动禁闭的原则，完整地保留了禁闭的一个主要意义：拘留疯人。这时，疯癫实际上已经控制了禁闭，禁闭本身已丧失了其它功用。

    第二阶段是在《人权宣言》公布后立刻开始的由国民议会和制宪议会进行的大规模调整。《人权宣言》宣布：“除＊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并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方式，不得逮捕或拘留任何人。……法律应该只允许确实需要的和明显必要的刑罚，任何人都不受在犯罪之后所制定和颁布的法律的惩办。”禁闭的时代约束了。当时只有已定罪的和即将定罪的罪犯以及疯人依然遭到禁闭。制宪议会的乞丐问题委员会指定五个人视查巴黎的禁闭所。罗什宫科?利昂库尔公爵于1789年12月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声称，教养院有疯人这一情况使教养院具有一种恶劣的形象，而且会使被收容者陷入非人道的处境；这种”混杂”受到容忍，表现政府当局和法官是何等轻率：f这种轻率态度与对不幸者的开明而无微不至的怜悯相去甚远–不幸者能从后一种态度那里得到各种可能的帮助和安慰……在寻求减轻贫困时，有人会赞成贬损人性吗？”

    如果疯人使那些被轻率地与他们禁闭在一起的人受到污辱，那么就应该为疯人安排专门的拘留处。这种禁闭不是医疗性的，但必须是最有效，最方便的救济方式：“在人类遭受的一切不幸中，疯癫状态依然是人们最应该给予怜悯和关心的不幸之一。我们对它的关注应该是毫不吝啬的。当毫无治愈的希望时，仍然有许多的手段能使这些不幸者至少维持一种过得去的生活。”在这段话中，疯癫的地位是十分模糊的；既有必要保护被禁闭的人免受疯癫的危害，又有必要对疯癫给予某种特殊的帮助。

    第三阶段是1790年3月12日至16日颁布的一系列重要法令。这些法令是对《人权宣言》的具体应用：”自本法令颁布之日起六个星期内，凡是被拘留在城堡、修道院、教养院、警察局或其他任何监狱的人，无论他们是根据密札还是根据行政机构的命令被拘留的，只要他们不是已被判刑者，不是被捕候审者，不是被指控犯有重大罪行者，不是因疯癫而被禁闭者，应一律释放。”这样，禁闭被明确地用于某些服刑的犯人和疯人了。但是，对于后者，有一种特殊的安排：”因痴呆而被拘留者，将自本法令颁布之日起三个月内，由检察官提出起诉，由法官按正常方式进行调查，并且视其情况由医生进行诊断，医生在当地总监的监督下宣布病人的真正状况。最后，在做出实事求是的判决后，他们或者被释放，或者被送到指定的医院加以照看。”表面上看，似乎问题从此得到了解决。1790年3月29日，巴伊（bailly）、杜波尔一杜特尔特（duport－dutertre）和一名警察长官到萨尔佩特利耶尔考察如何贯彻这项法令。然后，他们又视察了比塞特尔。他们发现，实施该法令困难重重。首先，根本没有所设想的或者至少能腾出地方收容疯人的医院。

    由于这些物质上的困难，再加上某些思想上的疑问，于是开始了一段很长时间的犹豫不决局面。四面八方都要求议会提供一个文件，以便在所允诺的医院建立之前保护人们不受疯人的危害。结果出现了一次对未来有重大影响的倒退：疯人受到各种不受制约的断然措施的摆布。但是，这些措施甚至不是针对危险的犯罪分子的，而是针对肆无忌惮的野兽的。1790年8月16日至24目的法律”要求市政机构注意并有权……防范和解决由获释的疯人和四处乱窜的凶猛危险的动物引起的不愉快事件。”1791年7月22日的法律对此加以补充，要求病人家庭负起监管精神错乱者的责任，并允许市政当局采取一切行之有效的措施：”精神错乱者的亲属必须照看他们，防止他们离家出走，违法乱纪，制造混乱。市政当局必须排除私人在履行这项职责时因疏忽造成的麻烦。”由于在解放疯人问题上的这种曲折，这一次疯人在法律范围内再次获得了等同于动物的地位。过去，禁闭似乎就是根据这种地位来隔离他们。这时，当医生开始认为他们具有某种温和的兽性时，他们又成了野兽。但是，尽管这种合法处置权交到政府当局手中，但是问题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解决。为精神病人开设的医院尚不存在。

    内务部收到的申请书不计其数。德莱萨在对一份申请书的答寞中说：“先生，我和你一样认为，我们必须为建成精神病院而不懈地努力，以使精神病人这个不幸者阶层有安身休养之地。……至于那些因没有地方安置而送到贵省各监狱的精神病人，除了将他们暂时转移到比塞特尔外，我目前想不出有其他办法可以使他们离开那些对他们不适宜的地方。因此，贵省政府可以给比多特尔写信，以确定接收他们入院的方式”贵省或病人原居住区支付赡养费的方式——如果他们的家属不能承担这些费用的话。”这样，比塞特尔就成为各方面送交精神病人的巨大中心，在圣拉扎尔关闭之后尤其如此。同样，女病人则被送往萨尔佩特利耶尔；1792年，原来在圣雅克大街嘉布造会修女院住了五年的二百名疯女人被送到这里。但是，在偏僻省份，则不可能将精神病人送到以前的总医院。一般来说，他们被拘禁在监狱里，如阿城城堡，昂热古堡或贝勒沃。这些地方的混乱情况是难以描述的，五一直持续到拿破仑帝国建立。诺迪埃（antoin。nodier）描绘了贝勒沃的某些具体情况：”每天，附近的居民从里面传出的喧闹声中知道，被禁闭者们在互相斗殴、互相欺凌。卫兵在向他们冲过去。就像今天一样，监狱卫兵是这些斗殴者的笑料。市政长官不断被请去进行干涉，以恢复治安。他们的权威受到蔑视。他们本人遭到污辱。这里已不再是一个执行司法的拘留所。”

    比塞特尔同样混乱，或许还更为严重。这里关押着政治犯，还隐藏着被通缉的嫌疑犯。许多人在这里忍饥挨饿。管理部门不断提上抗议，要求将犯人隔离关押。此外，使得注意的是，有些人还在建议，主张把疯人也关进他们的拘留所。在共和3年雾月9日，一比塞特尔的财务官写信给”行政和司法委员会委员格朗普累公民和奥斯芒公民”。信中说：”我认为，在人道已确定无疑地成为行为准则的今天，没有人在看到犯罪和贫困竟然并存于这个收容院后会不感到心悸。”难道还有必要再重提九月屠杀和连绵不断的逃亡情况吗？还有必要向许多天真无邪的眼睛展示被绞死的犯人和悬挂铁镣的场面吗？在那些穷人和老人的”眼前只有铁镣、铁栅和门栓。此外，犯人的呻吟还不时地传到他们耳中。……鉴于此种情况，我恳切地要求，要么将犯人迁出比塞特尔，只留下穷人，要么将穷人迁出，只留下犯人”。最后，如果我们记住这封信写于法国大革命中期，比卡巴尼斯（georges cabanis）的报告要早得多，但是比通常所说的皮内尔”解放”比塞特尔的精神病人的时间晚几个月，那么信中下面这段话是非常关键的：”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也许能让疯人留在那里。他们是另一种不幸者，他们给人类带来可怕的痛苦。……奉行人道的公民们，为了实现这样美好的理想，快点行动吧。请相信，你们这样做会赢得人们的口碑。”那几年的情况是多么混乱！在”人道”受到重新估价的时候，决定疯癫应在其中所占的位置是多么困难！在一个正在重建的社会领域里安置疯癫是多么困难！

    第九章　精神病院的诞生

    下面这些故事我们是耳熟能详的，在各种精神病学的史书上都有所描述。这些故事要证明的是，当疯癫终于被按照我们长期以来视而不见的真理来认识和对待时，是一个多么幸福的时代。

    高尚的公谊会……竭力使其教友相信，如果他们不幸丧失理智而又没有足够的钱财在昂贵的机构中获得各种医治和与其身份相称的舒适生活，那么有一种自愿的募捐金能够提供资金，而且在过去两年间，在约克城附近建立了一个收容院。这个收容院似乎既具有许多优点，又十分节约。如果当一个人对那种似乎生来就是为了羞辱人类理性的可怕疾病望而生畏的话，那么只要他想到有一个聪明的慈善机构一直有能力想出各种看护和医治的办法，他就会感到一种欣慰。

    这个收容院座落在约克城外一英里远的景色宜人的乡间。它绝不会使人想到监狱，而会使人想到一个大农场。它周围是一片有围墙的大花园，没有铁门，没有铁窗。

    下面这则解放比塞特尔的精神病人的故事也是十分著名的。皮内尔决定解除牢房中犯人的手铐脚镣。一天，库通（couthon）到该院视察，了解是否有隐藏的嫌疑犯。当其他人看到这位”被人搀扶着的残疾人”而胆战心惊时，皮内尔却勇敢地走上前去。这是大智大勇的慈善家与瘫痪的怪物之间的一次较量。”皮内尔把他直接带到精神错乱者的区域。牢房的情况给他留下痛苦的印象，他要询问所有的病人。但是多数病人只是污辱和谩骂。继续询问已无意义。他转身向皮内尔：公民，你要给这些野兽解开锁链，是不是发疯了？皮内尔平静地回答；公民，我相信，这些疯人之所以难以对付，仅仅是由于他们被剥夺了新鲜空气和自由。

    “好吧，你可以按你的愿望处置他们，但是我恐怕你会成为自己想法的牺牲品。”说完，库通就被扶上马车。他一走，所有的人都如释重负，长舒一口气。伟大的慈善家（指皮内尔）马上就开始工作。”

    这些故事都具有重要的想像成分：在图克的收容院里有一种家长式统治下的平静，因此病人心灵的亢奋和头脑的紊乱便逐渐被平息了；皮内尔头脑清晰，意志坚定，他用一句话或一个手势就能制服两个紧逼过来向他咆哮的野兽般的疯人；皮内尔的智慧能够在胡言乱语的病人和嗜杀成性的国民公会成员之间分辨出什么是真正的危险。这些形象带有传奇色彩，广为流传，至今不衰。

    关于皮内尔和图克的传说带有神话色彩。19世纪的精神病学认为这种情况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是，在这些神话背后有一种运作，或者说有一系列的运作。这些运作不声不响地组织起疯入院的世界，治疗方法以及对疯癫的具体体验。

    首先是图克的行动。由于这种行动与皮内尔的行动是同步的，而且由于他因获得整个“博爱”潮流的拥护而闻名，因此他的行动被视为一种“解放”行为。但实际情况则大相径庭：“……在一些特殊的场合也能观察到，我们社会中的个人蒙受着重大损失，因为照管他们的人不仅完全不懂我们的原则，而且还常常把他们和其他病人混在一起。他们可能会沉溺于不健康的语言和招致非议的活动。在病人恢复理智后，这种情况似乎还经常对他们的头脑留下无益的影响，使他们疏离他们过去的宗教情感，甚至使他们染上原来没有的恶习。”休养院应成为一个实行道德和宗教隔离的工具，通过隔离在疯癫周围重建一个尽可能类似公谊会教友社区的环境。这样做出于两个理由。首先，邪恶的景象是造成每一个敏感的心灵的痛苦的原因，是恐惧、仇恨、厌恶等各种强烈有害的情感的根源。而这些情感都能引发和加重疯癫。“下述想法录十分正确的，即在大型公共收容所里，不加区别地将具有对立的宗教情感和宗教礼仪的人混在一起，将放荡者和有道德的人混在一起，将亵渎林灵的人和严肃认真的人混在一起，会阻碍病人恢复理智，并且会加重病人的忧郁情绪和厌世思想。但是，主要的理由则在于，宗教能够发挥自然本性和外界制约的双重作用，因为一方面它在世代相传的习俗中、在教育中，在日常活动中已经化为人的自然本性，另一方商它同时又是一种稳定的强制源泉。它既具有自发性，又具有强制性。在这种意义上，当理性丧失时，它是唯一能够抗拒疯癫的无节制狂暴的力量；它的戒律“只要已经强烈地浸透进入的早年生活，……就会变成与人的自然本性一样。即便在精神错乱的指妄状态下，人也经常能感受到它的制约力量。强化宗教原则对精神病人思想的影响，被认为如同一种治疗手段一样，具有重大疗效。”‘即在精神错乱的辩证法中，理性隐藏起来但并未自我废除，宗教便构成了那种不可能变疯的成分的具体形式。它负载着理性中不可战胜的成分，负载着在疯癫背后继续存在的准自然本性，并在疯癫周围构成一种具有稳定吸引力的氛围，“在这种情况下，当病人处于神智清醒的间隙或康复状态时，会喜欢周围那些有相同习惯和见解的人组成的社会”。宗教在疯癫出现时保护着理性的古老奥秘，从而使早在古典时期就来势凶猛的约束变得更紧、更直接。在古典时期，宗教和道德环境是从外面强加于人，结果使疯癫受到控制，但未能治愈。但是在休养所里，宗教是整个活动的一部分。这种活动表明，不论在什么情况下疯癫中都有理性存在。这种活动使人从精神错乱恢复到健康状态。宗教隔离具有十分明确的意义：它并不是试图保护病人免受非公谊会教友的有害影响，而是要把精神错乱的人单独置于一种道德环境中，让他与自己及环境展开争论。由于给他造成了一种不受保护的环境，使他不断地受到“戒律”和“越轨”的困扰，因而总是处于焦虑状态。

    “精神错乱很少能减轻恐惧，因此，恐惧原则被认为在管理病人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恐惧是精神病院中的一种基本现象。如果我们记起禁闭的恐怖，那么毫无疑问，恐惧是一种古老的现象。但是，禁闭的恐怖是从外面包围着疯癫，标志着理性和非理性的分界，而且具有双重力量：一方面是制止狂暴，另一方面是控制理性本身，将其置于一定距离之外。在休养院产生的恐惧却要深刻得多。它在理性和疯癫之间活动，从中斡旋，寻求双方的共同点，借此将双方联系在一起。一度支配一切的恐怖是古典时期疏离疯癫的最明显标志，而现在恐惧则具有消除疏离的力量。这使它能恢复疯癫者和有理性的人之间的原始共谋关系。它重建了二者之间的某种相互性。现在疯癫不再会引起恐惧。它自己因我韩子立而感到恐惧，从而完全听凭关于睿智、真理和道德的教育学的支配。

    图克曾经讲述他如何在休养院接收一位躁狂症患者。此人很年轻，力大无比。他发作起来使周围的人、甚至包括看守都惊恐不已。他被送到休养院时被铁链捆绑着，带着手铐，衣服也被绳子缠紧。他一入院，所有的镣铐都被去掉。他被允许与看护一起进餐。他的亢奋状态立刻就平息了；“他的注意力被新处境吸引住了。”他被带到自己的房间；看护向他解释，休养院中的一切都是根据如何使每一位病人享有最大的自由和尽可能的舒适而安排的，只要他不违反院规或一般的道德准则，他就不会受到任何强制。看护声明，虽然他有强制手段，但他并不愿使用。“这位躁狂症患者感到自己受到善意的对待。他承诺克制自己。”他有时依然会狂呼乱喊，使其他病人受到惊吓。看护就提醒他在入院第一天对他的警告和他自己的承诺，如果他不克制自己，那他就要重新回到过去的生活中去。病人听了会更加亢奋，但很快就渐趋平静。“他会很注意地倾听这位友好的谈话者的劝说和理由。在谈话之后，病人通常有几天或一个星期比较好。”4个月后，他完全康复，离开了休养院。在这个例子中，病人直接感受到恐惧，但他不是通过刑具而是通过谈话了解恐惧的。这里不仅对超出界限的自由是有限制的，而且标出了一个受到赞扬的简单责任范围，在此范围内任何疯癫表现都将受到惩罚。于是，一度把离轨和非理性联系起来的模糊的罪意观念发生变化。作为一个原初有理性的人，疯人不再为成为疯人而有负罪感。但是作为一个疯人，他在内心深处应该对可能造成道德和社会骚扰的一切事情感到负有道德责任，应该认为由自己而不是别人来承担所受的惩罚。确定罪责不再是通行于疯人和一般健康人之间的关系模式，而是每个疯人与其看护相互依存的具体方式，是疯人必须具有的对自己疯癫状况的认识方式。

    因此，我们必须重新评价人们赋予图克工作的意义：解放精神病人。废除强制，创造一种人道的环境。这些仅仅是一些辩护之词。实际的操作则大相径庭。实际上，在图克创立的休养院中，他用令人窒息的责任取代了疯癫引起的无限制的恐怖；恐惧不再是监狱大门内的主宰，而是在良心的名义下肆虐。图克把束缚精神病人的古老恐怖转移到疯癫者的内心。诚然，休养院不再惩罚疯人的罪过，但是它的做法比惩罚还厉害。它把那种罪过变成秩序中的一部分，使负罪感成为疯人本人的一种意识，一种与看护的单向关系，使罪过成为有理性的人的他者意识，一种对疯人的生存状态的治疗干涉。换言之，这种负罪感使疯人变成永远可能受到自己或他者惩罚的对象。承认自己的客体地位，意识到自己的罪过，疯人就将会恢复对自我的意识，成为一个自由而又负责任的主体，从而恢复理性。也就是说疯人通过把自己变成他老的客体对象从而恢复自己的自由。这种转变过程在劳动和观察活动中都可能完成。

    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正处在一个公谊会教友世界。在这里，上帝赐福的标志就是人的事业成功。正如在图克的休养院里一样，工作首先是以“道德治疗”的面目出现的。工作本身的强制力优于一切肉体强制方式。因为在工作时必须服从规定的工作时间，集中注意力，并负有做出某种成果的职责，这就使病人不能胡思乱想，否则可能有严重的后果。工作还使病人进入一个责任系统。“有规律的工作或许是最具有普遍效力的。从道德和身体两方面看，那些有足够的运动量的工作无疑是效果最佳的。它们最适合病人来做，而且最能阻止病人的幻觉。”通过工作，人便能回到上帝的戒律所规定的秩序中，使自己的自由服从道德和现实的法规。脑力劳动不应受到否定。但是，应该绝对严格地排除一切幻想活动，因为它们与激情、欲望以及各种诱委幻觉有联系。相反，研究什么是自然界中永恒的东西，什么是最符合上帝的智慧和仁慈的东西，就能最有效地缩小疯人的无节制自由，并使他去发现自己的各种责任。“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分支提供了最有益的研究科目，可以用来调动精神病人的大脑。”在精神病院里，工作不再具有任何生产意义。它仅仅是一种强加的道德控制。它限制病人的自由，使他们服从秩序和承担责任。唯一的目的是使陷于过度自由的头脑恢复正常，而肉体强制仅仅能在表面上限制这种自由。

    比劳动和他人的观察更有效的是图克所谓的“希望受尊敬的需求”。“人的思想中的这一原则尽管常常是隐秘的，但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一般行为方式。它在我们进入一个新的交际圈时具有一种特殊的作用。”在古典时期的禁闭中，疯人也很容易受到观察，但是这种观察基本上不是观察他本人，而仅仅是观察他的可怕外表和显露出来的兽性。这种观察至少包括一种相互性，因为正常人像照镜子一样，在疯人身上看到自己即将面临的衰亡。而图克提出的观察是精神病院活动的一个重要成分。它更加深入，但它的相互性更少。这种观察是在疯人身上，在疯癫已经悄悄地有别于理性并开始独立于理性的地方，寻找难以识别的疯癫迹象。疯人不可能以任何方式对这种观察做出反应，因为他纯粹是被观察对象，他好像是理性世界的一个新来者，一个迟到者。图克以这些观察为中心安排了一整套仪式。其中有英国式的社交活动，参加者必须模仿一切正式的社交活动要求。但是除了自由观察外，不得随意做其他任何事情。观察的目的是刺探任何能显示出疯癫的语无伦次、行动失调的迹象。譬如，院长和工作人员定期邀请几位病人参加“茶话会”。客人们“都穿着最好的衣服，相互礼让。他们受到最好的款待，得到了陌生者应得到的各种关注。整个晚会极其和谐愉快，几乎没有任何令人不快之处。病人对自己的控制极其出色。整个气氛既奇特，又令人满意。”奇特的是，这种礼仪活动不是亲密无间的交往，不是对话，也不是相互了解，而是围绕着疯人组织的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所有人的表现都与疯人相同或相似，但他依然是一个陌生人，一个典型的陌生人，因为人们不仅从外表上，而且从他情不自禁地流露的东西上审视他。疯人不停地扮演着这种名不符实的陌生客人的角色。他人的观察、礼节和伪装无声地强加给他某种社会人格。他要不停地对付可能暴露自己的各种东西的挑战。这样，疯人不得不使自己变成理性眼中典型的陌生人，即不暴露自己奇特性的人。理性之城欢迎他的正是这种身份，他付出的代价是使自己屈服于这种匿名状态。

    我们看到，在休养院里，对肉体进行部分的强制是整个系统的一部分。该系统的基本要素是建立一种“自我克制”。在自我克制时，病人的自由不仅受工作和他人观察的约束，而且不断地因承认有罪而受到威胁。必须承认，病人不是屈从于那种单纯否定的运作，而是被控制在一种肯定的运作中。前者只是解开束缚，将病人的深层本性从疯癫中解救出来，而后者则用一个奖惩系统来禁烟疯癫，把它包容在道德意识的活动中。这样就从一个谴责世界过渡到一个审判世界。但是，由此才可能产生疯癫心理学，因为疯癫被置于观察之下，这就要求人们不断地否定它在表面上的伪饰。人们只能根据它的行动来审判它，不能指责它的意图。它的奥秘也不会受到探寻。疯癫仅仅为自身可见的部分负责。其他部分都陷于沉寂。除了可见的部分，疯癫已不存在了。精神病院里建立的那种亲近关系不会再被铁镣和铁窗所破坏，但是却不允许有相互性，只允许有观察的亲近性。观察时为了看得更清楚，可以监视、刺探和贴近，实际上却越来越远离病人，因为它接受和承认的只是这个陌生人的价值。精神病科学在精神病院里发展时永远只能是一种观察和分类体系。它不可能是一种对话。只有当精神分析学祛除了这种对19世纪的精神病院十分重要的观察现象，用语言的威力取代了其无声的魔法后，精神病科学才能成为一种对话。更准确地说，精神分析学用被观察者的无休止独白双倍地扩大了观察者的单向观察。这样，既保留了！田精神病院的单向观察结构，又增添了一种非对称的相互性，一种无回应的新的语言结构。

    监视与审判——由此一种新的重要人物形象已经出现了。这种形象对于19世纪的精神病院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图克本人在讲述一个狂暴不止的躁狂病人的故事时就推崇这种形象。一天，这个病人与看护一起在精神病院的花园里散步，病人突然亢奋起来，走出几步远，捡起一块大石头，做出要向着护掷去的姿态。看护站住不动，盯着病人，然后向病人走过去，”用一种坚决的语调……命令他放下石头”。当看护走近时，病人垂下手，扔掉了他的武器；”然后他顺从地、默默地被带回他的寓室”。有某种新事物诞生了。这种事物不是弹压，而是权威。直至18世纪末，在疯人的世界里看管他们的只是抽象的无个性的权力。这个世界除了疯癫之外，毫无生气，看守也常常是从被禁闭者中挑选出来的。相反，图克在着守和病人之间、在理性和疯癫之间，设立了一种调解因素。社会给精神错乱提供的这个空间现在经常有”来自那一边的”人出没了。他们既代表实行禁闭的权威，又代表进行审判的严厉理性。看护手无寸铁，仅仅用观察和语言进行干涉。他在逼近疯癫时，没有任何自我保护的或使他显得具有威慑力的手段，而且冒着单枪匹马与疯癫直接冲突的危险。但是，实际上，他不是作为一个血肉之躯，而是作为一个理性存在物，去面对疯癫。因此，在冲突发生之前，他已具有因神智正常而产生的权威。过去，理性只有凭借物质力量并通过某种实际较量才能取得对非理性的胜利。现在，胜负已事先决定。使病人和有理性的人相遇的具体环境已预先确定了非理性的失败。在19世纪的精神病院中没有强制措施，并不意味着非理性获得解放，而是意味着疯癫早已被制服了。

    由于这种新的理性统治了精神病院，疯癫不再是绝对的抗争形式，而是代表了一种未成年地位，表现了自身的一个方面，即没有自治权利，只能移植到理性世界才能存活。疯意就是一种幼稚状态。在休养院里，一切安排都是使精神病人变成未成年人。他们被“当作精力过剩、胡乱发泄的孩子。必须给他们立竿见影的奖惩，否则就没有效果。必须实施一种新的教育制度，对他们的思想进行新的引导。必须首先使他01服从，然后再鼓励他们，给他们安排工作。这种工作应该用一种诱人的手段使他们做起来感到愉快。”用长期以来，法律也把精神病人视为孩童，但这是用限制和监护规定所抽象地确定的一种法律地位，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具体关系。对于图克来说，未成年地位是一种适用于疯人的生存方式，对于看守来说，是一种行使统治权的方式。在休养院里十分强调”家庭”的概念，用”家庭”把精神病人和看护组织起来。表面上，这种”家庭”把病人置于一个正常而自然的环境中，但实际上更异化了病人。法律上赋予疯人以未成年地位是为了把他当作一个法律保护的对象，而这种古老的（家庭）结构变成了一种共同生存的方式后，便把疯人当作一个心理学对象完全交给了有理性的人的权威。后者对于疯人来说是一个具体的成年人形象，换言之，是一个代表统治和榜样的具体形象。

    在对疯癫和理性的关系进行大改组时，“家庭”在18世纪末发挥一种决定性的作用。它既是一幅想像中的画面，又是一个真实的社会结构。”家庭”既是图克的出发点，又是他所逐步实现的目标。通过赋予它那些在社会中尚未损害的原始价值，图克使”家庭”发挥一种解除精神错乱的作用。在他的玄想中，”家庭”是与被18世纪的人视为一切疯癫之源的”环境”相对立的环境。但是，他在把”家庭”引进休养院时则采取十分实际的方式，使之显得既符合病人和有理性的人之间可能发生的种种关系，同时又是这些关系的准则。法律上的受家庭监护的未成年地位已经剥夺疯人的公民地位。现在这种未成年地位则变成了一种剥夺他的实际自由的具体处境。疯癫的全部存在，在这个为它准备好的世界里，被我们可以提前称谓的”家长情结”包裹起来。在资产阶级家庭中，家长制权威围绕着疯癫复活了。精神分析学说后来所揭示的正是这种历史积淀。精神分析学说通过一种新的神话使这种历史积淀具有某种命运的意义。这种意义被说成是全部西方文化，甚至是全部人类文明的标志。但实际上，这种积淀是由西方文化逐渐形成的，仅仅是在这个世纪初才定型。当时，疯癫在“家庭”中被双重异化（疏离），一方面是被关于家长制的纯洁性可以解除精神错乱的神话所异化，另一方面被按家庭模式组建的精神病院中的实际具有异化作用的处境所异化（疏离）。今后在一段时间里，事情的结局虽然尚无法预测，但是非理性的话语则肯定将与半真实半想像的“家庭”辩证法难解难分地联系在一起。这样，对于那种狂暴的表现，人们曾经必须将其解释为对神灵的亵渎，而今后则必须视之为对“父亲”的不断进攻。因此，在现代世界，过去那种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无可补救的重大冲突就变成了本能对牢固的家庭制度及其古老象征的隐秘攻击。

    在禁闭世界里，疯癫的这种演变与基本社会制度的发展令人吃惊地汇聚在一起。我们已经看到，自由经济体制往往把照看穷人和病人的责任交给家庭，而不是交给国家。家庭便成为社会责任的担负者。但是，如果疯癫病人也可以托付给家庭照看，那就太奇怪了，也太不近人情了。而图克恰恰是在疯癫周围建立了一个模拟家庭。这既是一种滑稽的模拟制度，又是一种实际的心理环境。由于家庭供不应求，图克就代之以由各种符号和动作构成的虚拟的家庭氛围。然而，由于一种十分奇怪的交错作用，总有一天家庭会摆脱照顾一般病人的责任，同时却保留下与疯癫有关的虚构价值。在穷人的疾病再次成为一件国家大事后，精神病院仍会将精神病人留在强制性的虚构家庭中，疯人依然是未成年者，理性仍将长久地对疯人维持着自己的父亲形象。

    精神病院被这些虚构的价值笼罩着，因此不受历史发展和社会演变的影响。在图克的思想中，问题是如何建造一种能够模仿最古老、最纯净，最自然的共同生活方式的环境，即那种与社会环境相差最大的，最有人情味的环境。实际上，他分离出资产阶级家庭的社会结构，在精神病院里象征性地重建了这种结构，并让它在历史中随波逐流。精神病院总是追求那些不合时宜的结构和象征，因此可能会完全不适应时代，落后于时代。而且恰恰是在兽性显示了某种超历史的存在、某种永恒的回归的地方，将会慢慢地重新出现无法追忆的家庭宿怨留下的古老创伤，已被遗忘的乱伦和惩罚的痕迹。

    皮内尔从不提倡任何宗教隔离。更确切地说，他提倡的是一种与图克的实践方向相反的隔离。革新后的疯人院应该对一切病人都有好处，但那些宗教狂人除外，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受到神灵的启示，竭力招揽信从者”。按照皮内尔的意图，比塞特尔和萨尔佩特利耶尔变成了一个与图克的休养院互补的形象。

    在疯人院里，宗教不应成为生活的道德基础，而应纳粹是一个医疗对象：“在疯人院里，宗教见解应该仅仅从严格的医疗关系来考虑，即应该把有关公众崇拜和政治信念的其他各种考虑置之一边，仅仅研究是否有必要阻止可能由此产生的思想情绪的力奋，以便有效地医治某些精神错乱的头脑。”由于天主教通过人们对彼岸世界的恐惧而刺激起人们的强烈感情和恐怖意象，因此常常引发出疯癫。天主教造成人们的诱妄信仰，鼓励人们的幻觉，导致人们绝望和忧郁。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如果“检查一下比塞特尔疯人院的登记簿，我们就会发现，其中有教士和修道主，还有许多被关于来世的恐怖描述吓疯的乡民都夫”。如果我们看到因宗教而疯癫的人数变化，就更不会感到奇怪了。在“旧制度”和法国革命期间，由于迷信势力十分强大或者由于共和国反对天主教会的斗争十分激烈，因宗教原因患忧郁症的人数成倍增多。在局势恢复稳定，“教务专约”门和消除了反宗教斗争后，这种类型的诱妄症状使消失了。共和十年，比塞特尔百分之五十的忧郁症患者患的是宗教疯癫，第二年还有百分之三十三，第三年便只剩下百分之十八了。因此，疯人院必须摆脱宗教，摆脱它的各种形象。“因虔诚而患忧郁症的人”不得拥有宗教书籍。经验“告诉我们，这类书籍是使精神错乱持续，甚至使之不可救药的最有力手段。我们对它们越宽容，就越难以平息病人的焦虑”。总之，精神病院应该是中立的，应该排除掉基督教造成的那些意象和情绪，因为它们会使人的思想误入幻觉、谬误，并很快导致谁妄。这种观念比其它任何观念都更远离图克及其建立一个宗教社区的梦想。因为图克认为?这个宗教社区同时也是一个进行精神治疗的有利环境。

    但是，皮内尔所关心的是减少宗教的图像形式，而不是减少宗教的道德内容。宗教一经“过滤”，就拥有消除精神错乱的力量，就能驱散意象，安定情绪，使人返朴归真，使人更接近自己的道德真理。正是在这方面，宗教经常具有治疗效果。皮内尔讲述了几个伏尔泰式的故事。譬如，有一名25岁的”身体强健的女子与一名弱不禁风的男子结婚”。婚后，她患上”一种强烈发作的歇斯底里症，以为自已被魔鬼缠身，这个魔鬼化作各种形状纠缠着她，她有时发出鸟叫的嘈杂声，有时发出凄凉的声音，有时则发出刺耳的哭喊。”幸运的是，本堂神甫更注重自然宗教，而不是修炼驱妖术。他相信能够通过大自然的恩惠医治疾病。这位”开明仁慈和谆谆善诱的人，支配了病人的思想，设法诱导她离开病榻，重新操持家务，甚至整理花园，……这种方法的效果极好，以后三年健康无恙”。当宗教回归到这种极其纯朴的道德内容时，它就不可避免地与哲学、医学以及各种能恢复精神紊乱者理智的智慧和科学携起手来。甚至还有一些实例说明，宗教可以做初步治疗，为疯人院的工作做准备。譬如，有一个少女，她”表面温顺虔诚，而其实性情热烈”。她被”自己的内心倾向和约束自己行为的严厉准则”的对立折磨得六神无主。她的忏悔牧师劝导她加强对上帝的信仰，但毫无效果，于是列举了关于坚定而有节制的圣洁状态的例子，”向她提出压制激情的良方：忍耐”。她被送到拉萨尔佩特利耶尔后，根据皮内尔的指示”按照同样的道德原则”对她进行治疗。她的病”只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这样，疯人院所吸收的不是宗教的社会主题，即让人们感到自己是同一教派中的兄弟姐妹，而是安慰和信任的道德力量以及对大自然的顺从。它必须继续从事宗教的道德事业，＿但是要排除其狂热的内容，在道德、劳动和社会生活方面要绝对如此。

    疯人院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宗教领域，一个纯粹的道德领域，一个道德一律的领域。凡是能保留在旧的差异痕迹的东西都已消灭。宗教仪式的最后遗迹也被清除。过去，禁闭所在社会范围内继承了麻疯病院的几乎绝对的界限，从而成为一个异国他乡。现在，病人院必须代表社会道德的伟大连续性。家庭和工作的价值，所有公认的美德，统治了城人院。但是，这种统治是双重的。首先，它们实际上支配了疯癫的核心部位。因此，当精神错乱产生了表面上的狂暴和失调时，坚实的基本美德不为所乱。有一种原始的道德存在着。它甚至一般不会被最严重的痴呆所影响。正是这种道德在治疗中显现并发挥作用：“我可以证明，通过治疗经常表现出纯净的美德和严格的原则。大多数有幸进入康复期的精神病人对配偶疼爱，对子女慈祥，对情人热烈。对职责尽心竭力。除了在小说中外，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看到超过他们的表现。”这种不可剥夺的美德既是疯癫的真相，又是疯癫的消除。这就是为什么它一旦取得支配地位就必然能够发挥作用的原因。其次，疯人院消除差异，压制罪恶，消灭越轨行为。它谴责一切有悖于社会基本美德的作为，其中包括独身——“在共和员年和共和13年，未婚女子变成白痴的人数比已婚女人多7倍；至于智力衰退者，其比例则高出2至4倍。我们由此可以推断，婚姻对子女人是一种保护措施，可以防范这两种最顽固、最难医治的精神病。”放荡、通好和”极端的反常习惯”–“诸如酗酒、无限制地乱交、冷漠麻木等恶习都会逐渐地败坏理性，最终导致彻底的疯癫”；懒惰–“普遍的经验证明，像在监狱和医院里一样，在一切公立疯人院中，保持身体健康、维持良好习惯和秩序的最可靠或许是唯一的方法，是严格执行关于机械劳动的法规。”由此可见，疯人院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实行统一的道德统治，严格对待那些想逃避这种统治的人。

    但是也因此而造成一种冷漠态度。如果说法律不能实现普遍的统治，那是因为有些人并不承认它。这个社会阶层的人生活在混乱之中，被人忽视，几乎处于非法状态。“虽然我们看到许多家庭在多年和谐一致的气氛中欣欣向上，但是还有多少家庭，尤其是社会下层的家庭触目惊心地展示着放荡、内证和贫苦无告的情景！根据我的日常记录，这种情况正是我们在医院中加以医治的精神错乱的最主要的根源。”

    在皮内尔的主持下，疯人院同时既是整肃道德的工具，又是进行社会谴责的工具。问题在于用一种普遍的方式来推行某种道德，使之从心灵上支配那些不懂得这种道德的人和那些已经精神错乱但尚未表现出来的人。对于第一种人，疯人院必须诉诸被遗忘的本性，起一种唤醒和提醒作用。对第二种人，必须借助于某种社会环境变化，把他从目前的处境中抢救出来。在图克的休养院里，实行的办法是很简单的：实行宗教隔离以达到道德净化的目的。而皮内尔的方法则比较复杂：实施综合道德教育，保证疯癫世界和理性世界之间的道德连贯性。但是他是用实行某种社会隔离来进行的。这种社会隔离将保证使资产阶级的道德成为普遍的事实，并成为一种强加在各种疯癫上的法律。

    在古典时期，贫困、懒惰、邪恶和疯癫都以同样的罪名混合在非理性之中。在对贫困和失业进行大禁闭时，疯人也被网罗于其中。而且所有被禁闭对象都被认为形同犯罪，属于人类的原始堕落。现在，疯癫则属于社会缺陷，其原因、模式和界限都未显出与众不同之处。再过半个世纪，精神疾病又将变成一种性欲倒错。但从此时起，主要的、真正危险的疯癫是那种从社会底层产生的疯癫。

    皮内尔的病人院作为一个现实世界的避难所，绝不会成为类似图克的休养院那样的返朴归真的空间，而是一个整齐划一的立法领域，一个道德教育场所。在那里，产生于社会外围的各种精神错乱统统被消除掉。病人的生活，看护和医生的行动全部由皮内尔加以安排，以保证这些道德教育能发挥作用。他的手段主要有下述三个：

    l．缄默。皮内尔释放的第五个带镣囚犯曾经是一名教士，因疯癫而被革出教门。他患有自大妄想症，自以为是基督。这是”以请安表现出的最严重的人类傲慢”。他于1782年被送到比塞特尔，被镣铐束缚了12年之久。由于态度傲慢，思想狂妄，他成为整个医院中最引人注目的景观之一，但是他以为自己是在重现基督受难。”他长期忍受着这种殉难的痛苦和他的躁狂症所招致的无数嘲讽。”尽管他的指妄十分严重，皮内尔仍把他列为第一批释放的12个人之中。但是皮内尔处理他的方式与处理其他人不同。皮内尔二声不响地给他打开铁镣，并且”明确命令每个人都要像他一样自我克制，不与这个可怜的疯人说任何话。这道禁令得到严格的执行，结果在这个自我陶醉的人身上产生了比铁镣和土车的效果要明显得多的效果。他在获得自由后，陷于一种他从未经历过的被遗弃和孤独的处境中，他感到羞辱。最后，经过长时间的脚缭后，他主动加入了其他病人的交往圈子中。从此，他的思想变得比较实际了”。

    “释放”在这里的含义是相当矛盾的。上牢、枷锁，不断地被人观察和讥讽，对于这个据安病人来说，正是他的自由的要素。他因此而得到承认，而且他因外界许多人都与他形成一种共谋关系而心醉神迷。因此，他无法从直接感受到的这种现实中解脱出来。但是，解除了枷锁之后，周围人的冷漠和缄默束缚了他，使他那种空洞的自由受到限制。他在缄默中被释放，而陷于一种不被承认的、徒劳展示自己的真实中，因为他不再是一个景观，甚至不再受到羞辱，因而再也不能趾高气扬。现在，受到羞辱的不是他在诸妄时想像的化身而正是他本人。因为肉体束缚已被一种自由所取代，而这种自由几乎无异于孤独；诸妄与奚落的对话已被一种语言的独白所取代，而这种语言在他人的缄默中逐渐枯竭；整出狂妄与凌辱的表演被冷漠所取代。从此，他受到了比上牢和枷锁更真切的禁闭，完全成了自己的囚徒。他本人陷入越轨范畴，而其他人则与耻辱无关。其他人都变得清白了，不再是迫害者。罪恶感转移到内心。它向病人显示，他不过是被自己的傲慢所蛊惑。敌对者的的面孔消失了。他不再感到观看者的存在，而是感到自己不再受到关注，人们转移了观看的目标。其他人不过是在自己前进时不断后退的一个界限。虽然他被解除了枷锁，但是他现在被缄默带上了越轨和耻辱的枷锁。他感到自己受到惩罚，但是他由此又看到了自己无辜的迹象。虽然他摆脱了各种肉体惩罚，但他必须证明自己是有罪的。他的苦难曾是他的光荣，他的解放必然使他受到屈辱。

    在文艺复来时期，理性与疯癫不断地展开对话。相比之下，古典对期的拘留就是一种对语言的压制。但这种压制不是彻底的。语言没有真正被消除，而是接入各种事物中。禁闭、监狱、地牢甚至酷刑，都参与了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一种无声对话，一种斗争的对话。现在，这种对话停止了。缄默笼罩着一切。在疯癫和理性之间不再有任何共同语言。对渡委的语言只能用沉默不语来对付，因为诱委并不是与理性进行对话时的一个片断，它根本不是语言。在一种最终沉默的意识中，它仅仅表示一种越轨。而且只有在这一点上，才可能重新有一种共同语言，因为它将成为一种公认的罪状。“最后，经过长时间的脚踢后，他主动加入了其他病人的交往圈子……”沉默不语是疯人院生活的一个基本结构，它与忏悔时的彻底坦白相辅相成。当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中谨慎地恢复语言交流，或者说，重新开始倾听这种已经被磨损成独白的语言时，他听到的总是那些关于越轨违戒的套话。对此我们何必大惊小怪呢？在这种年深日久的缄默中，越轨违戒的主题已经控制了言语的源头本身。

    2镜象认识。在图克的休养院里，疯人受到观察，而且他知道自已被观察。但是这种直接观察只能使疯癫间接地了解自己，除此之外，疯癫无法直接把握自己的性状。但是，在皮内尔那里，观察仅仅在疯癫所限定的空间内而不在其表面或其外部界限之外进行。疯癫能够看到自己，也能被自己看到。它既是纯粹的观看对象，又是绝对的观看主体。

    “有三个精神错乱的人，都自以为是国王，都自称是路易十六。有一天，他们为君王的权利争吵起来，各不相让，有点动火。看护走近其中一个，将他拉到一边问：‘你为什么和那两个显然疯疯癫癫的人争论？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你就是路易十六吗？’受到这番恭维后，这个疯人高傲地瞥了那两个人一眼，便立刻退出争吵。同样的花招在第二个病人身上也发挥了作用。争吵顿时便烟消云散了。”这是第一阶段，即狂想亢奋的自傲阶段。疯癫得以观察自己，但却是在他人身上看到自己。它在他人身上表现为一种无根据的要求，换言之，表现出一种荒谬。但是，在这种谴责他人的观察中，疯人确认了自己的正确性和自己指委的正当性。狂妄与现实之间的裂痕只有在客体对象中才能被认识，而在主体中完全被掩盖住了。主体成为直接的真理代表和绝对的裁决者：自我陶醉的权威痛斥和剥夺他人虚假的权威，从而肯定自己设想的正确无误。作为纯粹的指妄，疯癫被投射到他人身上，而作为彻底的无意识状态，它却被全盘接受下来。

    正是在这一点上，镜子作为一个合作者，成为一个消解神话的工具。在比塞特尔，还有一个自以为是国王的病人。他总是“居高；陶下地以命令的口吻”说话。有一天，当他稍稍平静下来，看护走近他，问他，如果他是一位君主，为什么不结束对自己的拘留？为什么还和各种病人混在一起？从此，看护每天都提同样的问题，“他一点点地使病人看到自己装腔作势的荒谬，并指点他看另一个疯人，后者也一直认为自己拥有最高权力，因而成为一个笑柄。开始，这位躁狂症患者感到震惊，后来便对自己的君主头衔产生怀疑，最后逐渐认识到自己是痴人说梦。这种出人意料的道德转变仅用了两个星期。经过几个月的考验，这位病人康复回家，成为一个称职的父亲。”这个阶段是妄想消沉的自卑阶段。由于疯人自以为与谁妄的对象同一，就像照镜子一样，他在这种疯癫中认识了自己，因为这种疯癫的荒谬性是他早已斥责过的。他的坚实的权威主体在这种他所接受的、因而丧失神秘密性的客体对象中消解了。现在，他受到自己的冷峻审视。其他代表理性的人一言不发地支撑着这面可怕的镜子。在这些人的沉默中，他认识到自己确实疯了。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18世纪的医术试图用何种方法和用什么样的神话方式来使疯人认识到自己的疯癫，以便将他从中解救出来。但是，现在的做法则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它不是用关于某种真理、甚至是虚假真理的强烈印象来驱散谬误，而是用疯癫的自负而非疯癫的失常来医治疯癫。古典主义思想谴责疯癫对真理的置若罔闻。而从皮内尔开始，疯癫将被视为出自内心的冲动。这种冲动超越个人的合法界限，无视他应遵守的道德界限，从而导致自我神化。在以前几个世纪，疯癫的初始模式是否定上帝，而在19世纪，其模式是自认为上帝。这样，疯癫在自身表现为受屈辱的非理性时，就能够发现自己的解救途径。因为当它陷于自己的绝对主观的访妄时，它会意外地在同一个病人那里获得关于那种指妄的荒谬而客观的图像。真理巧妙地，似乎通过一种意外的发现（不是通过18世纪的暴力形式）而显示出自己。在这神反馈性观察活动中，真理除了自身之外绝不会看到其他任何东西。但是疯人院在疯人中设置的镜子，使疯人在肆言放行后必然会惊愕地发现自己是一个疯人。疯癫摆脱了使它成为纯粹的观察对象的枷锁，但是它却失去自己自由的本质，即自鸣得意的自由。它开始对自己所认识的真理负责。它使自己陷于一种不断自我对照的观察中。它最终因成为自己的客体对象而戴上羞辱的枷锁。这样，意义就与羞愧联系起来。这羞愧是由于意识到自己与他者同出一辙，意识到自己已经在他着身上蒙受羞辱而产生的。在能够认识和了解自身之前就已自惭形秽。

    3．无休止的审判。由于这种镜子作用，正如缄默所起的作用一样，疯癫被迫不断地审判自己。此外，它每时每刻还受到外界的审判；不是受道德或科学良心的审判，而是受某种无形的常设法庭的审判。皮内尔所憧憬的疯人院就是一个小型的司法世界。他的设想在比塞特尔，尤其是在萨尔佩特利耶尔得到部分的实现。为了使审判能发挥作用，审判必须具有威严的形象。在疯人的脑子中必须有法官和执法人的形象，这样他才能懂得自己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审判环境中。因此，恐怖无情的司法气氛也应是医治疯人的一部分条件。在比塞特尔，有一位因恐惧地狱而患宗教指妄的病人。他认为，逃脱天罚的唯一办法是严格禁食。为了抵消这种对未来审判的恐惧，就需要让一种更直接、更可怕的审判出场。”若想遏止不可抗拒地折磨着他的邪恶观念，除了用一种强烈而深刻的恐惧印象外，还能有什么办法呢？”一天晚上，院长来到这位病人房间的门口，”摆出一副吓人的架势；他怒目毗裂，吼声如雷。他身后跟着一群工作人员，手持重镣，并摇晃得丁当乱响。他们把汤放在疯人身边，命令他在当夜喝掉，否则就会受到残酷的待遇。他们退出后，疯人陷入在眼前的惩罚和来世的惩罚之间做出选择的极其痛苦的困境。经过这几个小时的思想斗争，前一种选择占了上风，他决定进食。”

    疯人院作为一个司法机构是完全独立的，不承认其他权威。它直接判决，不许上诉。它拥有自己的惩罚手段，根据自己的判断加以使用。旧式的禁闭一般来说不属于正常的司法形式，但是它模仿对罪犯的惩罚，使用同样的监狱、同样的地牢、同样残酷的体罚。而在皮内尔的疯人院中，司法完全自成一体，并不借用其他司法机构的镇压方式。或者说，它使用的是18世纪逐渐为人所知的医疗方法，但是，它是把它们当作惩罚手段来使用。把医学变成司法，把治疗变成镇压–这种转换在皮内尔的”慈善”和”解放”事业中并非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吊诡。在古典时期的医学中，由于医生对神经系统性质的各种古怪认识，浸洗和淋浴被当作灵丹妙药，其目的是使机体解除疲劳恢复元气，使枯萎的纤维得以放松。诚然，他们还认为，冷水淋浴除了令人愉快的效果外，还有骤然不快的感觉所造成的心理效应，即打断病人的思路，改变情绪的性质。但是，这些认识依然属于医学思辨范畴。而在皮内尔那里，淋浴法则明显地成为一种司法手段，淋浴是疯人院中的常设治安法庭所惯用的惩罚手段：”它被视为一种压制手段。它常常能够使对之敏感的疯人服从体力劳动的一般律令，能够制服拒绝进食的顽症，并能制服被某种想入非非的古怪念头所支配的精神病人。”

    总之，一切安排都是为了使疯人认识到自己处于一个天网恢恢的审判世界；他必须懂得，自己受到监视、审判和谴责；越轨和惩罚之间的联系必须是显而易见的，罪名必须受到公认。“我们可以利用洗澡的机会，用一个龙头突然向病人头上喷射冷水，提醒病人认识自己的越轨或疏忽。这样常常能用一种突如其来的强烈印象使他仓皇失措或驱散原来的偏执想法。如果那种想法仍顽固不化，就重复进行冷水淋浴。但是一定要避免使用强硬的语气和刺激语言，否则会引起反抗；要使疯人懂得，我们是为了他而不得已使用这种激烈措施；有时我们可以开个玩笑，但不要过火。”这种十分明显的惩罚必要时可经常反复使用，以此使病人认识到自己的过失。这一切都应为了最终使司法过程变为病人的内心活动，使病人产生悔恨。只有产生了这种结果，法官才能同意停止惩罚，因为他们可以断定，这种惩罚会在病人的良心中继续进行。有一位躁狂症患者有撕扯衣服和乱摔手中东西的习惯。对她进行了多次淋浴，并给她穿上一件紧身衣。她终于显得“深感羞辱而神情沮丧”。但是，院长担心这种羞愧可能是暂时的和表面的。“为了使她有一种恐惧感，院长使用一种冷静而坚定的态度对她说话，并宣布，以后她将受到最严厉的对待。”预期的效果旋即产生：“她痛哭流涕近两个小时，一再表示悔悟。”这种过程反复了两次；过失受到惩罚，过失者低头认罪。

    然而，也有一些疯人不为所动，抵制这种道德教化。这些人被安置在疯人院的禁区，形成一批新的被禁闭者。对他们甚至谈不上用司法手段。当人们谈到皮内尔及其解放活动时，往往忽略了这第二次幽闭。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皮内尔反对将疯人院改革的好处提供给那些“宗教狂人，他们认为自己受到神灵的启示，竭力招揽信从者，他们以服从上帝而不服从世人为借口挑动其他疯人闹事，并以此为乐”。但是，禁闭和牢房也同样适用于“那些不能服从一般的工作律令的人，那些用邪恶手段折磨其他被收容者和不断挑动其他人争斗并以此为乐的人”，以及那些“在疯癫发作时有不可抑制的偷窃病的”女人。宗教狂热导致的不服从，拒不工作和偷窃，是对抗资产阶级社会及其基本价值观的三种重大罪行，即使是疯癫所致也不能宽有。它们应受到最彻底的禁闭，受到最严厉的排斥，因为它们都表现为对道德和社会一律化的抗拒，而这种一律化正是皮内尔的疯人院的存在理由。

    过去，非理性被置于审判之外，从而被武断地弓版给理性的权威。现在，它则受到审判）但不仅仅在它进入疯人院时为了识别、分类和使它从此变得清白而对它进行审判。它已经陷于一种无休止的审判中。审判永远跟随着它，制裁它，宣布它的过失，要求它体面地改过自新，甚至驱逐那些可能危害社会秩序的人。疯癫逃脱了那种武断的处置，其结果却是进入了一种无休止的审判。疯人院为这种审判配置了警察、法官和刑吏。在这种审判中，根据疯人院所要求的生活美德，任何生活中的过失都变成了社会罪行，应受到监视、谴责和惩罚。这种审判的唯一后果是，病人在内心永远不断地悔悟。被皮内尔“释放”的疯人以及在他之后受到现代禁闭的疯人，永远被置于受审的地位。如果说他们已不再被视为罪犯或与罪犯相联系，他们仍每时每刻受到谴责。他们受到指控，却从未见到指控的正文，因为他们在疯人院的全部生活就构成了这种指控的正文。在实证主义时代，皮内尔创立的并引以为荣的疯人院不是观察、诊断和治疗的自由领域，而是一个司法领域，在那里，疯人受到指控、审判和谴责，除非这种审判达到了一定的心理深度，即造成了悔悟，否则疯人永远不会被释放出去。即使疯癫在疯人院外是清白无辜的，但在疯人院中将受到惩罚。在以后一段时间里，至少直到我们这个时代之前，疯癫一直被禁闭在一个道德世界之中。

    除了缄默、镜像认识、无休止的审判外，我们还应提到疯人院特有的第四种结构。这种结构是在18世纪末确立的，即对医务人员的神化。在上述结构中，这种结构无疑是最重要的，因为它不仅确立了医生与病人之间的新联系，而且也确立了精神错乱与医学思想的新联系，并且最终决定了整个现代疯癫体验。在疯人院的前三种结构中，我们发现它们与禁闭的结构相同，只是发生了位移和形变。但是，由于医务人员的地位发生变化，禁闭的最深层意义被废除了，具有现代意义的精神疾病就有可能出现了。

    疯癫与文明 2

    尽管图克和皮内尔的思想和价值观差异很大，但是在转变医务人员的地位这一点上他们的工作却是一致的。我们在前面看到，医生在禁闭过程中不起任何作用。而现在，他成为疯人院中最重要的角色。他掌握着病人的入院权。图克的休养院明文规定：“在批准病人入院时，委员会一般应要求申请人提交由一名医生签署的诊断书。……诊断书还应说明，病人是否还患有精神病之外的其他疾病。最好还应附有其他报告，说明病人精神失常已有多长时间，是否用过或用过何种医疗手段。”自18世纪末起，医生诊断书几乎成为禁闭疯人的必要文件。疯人院内，医生已具有主导地位，因为他把疯人院变成一个医疗空间。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医生的介入并不是因为他本人具有医疗技术–这需要有一套客观知识来证明。医务人员在疯人院中享有权威，不是因为他是一个科学家，而是因为他是一个聪明人。如果说疯人院需要医务专业人员，也是当作司法和道德的保证，而不是需要科学。一个廉正而谨慎的人，只要具有在疯人院工作多年的经验，也能胜任工作。医疗工作仅仅是疯人院的庞大道德工作中的一部分，认清这一点就能保证对精神病人的治疗：”给躁狂症患者提供在确保他和其他人安全的条件下的各种自由，根据他越轨行为的危险程度来压制他，……搜集各种有助于医生的治疗的事实，仔细研究病人的行为和情绪变化，相应地使用温和或强硬的态度、协商劝慰的词句或威严命令的口气，难道这一切不应是管理任何疯人院，不论是公立还是私立的疯人院的神圣准则吗？”据图克说，休养院的第一位医生是因为他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而被推荐任命的。这位医生刚进人休养院时，毫无精神病方面的专门知识，但是，”他以满腔热忱走马上任，因为他的技术发挥关系到许多同胞的切身利益”。他根据自己的常识和前人提供的经验，试用了各种医疗方法。但是，他很快就失望了。这并不是因为疗效很糟，也不是因为治愈率太低：”医疗手段与康复过程并不是密切相关的，这使他不能不对它们产生怀疑，认为医疗手段可能并非是康复的原因，而只是陪衬。”他发现利用当时已知的医疗方法几乎毫无作用。由于怀有博爱之心，他决定不使用任何引起病人强烈不快的药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位医生在休养院中无足轻重。由于他定期看望病人，由于他在休养院中对全体职工行使权威，因此”这位医生……对病人思想的影响有时会大于其他护理人员”。

    人们认为，图克和皮内尔使疯人院开始接受医学知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引进科学，而是进一种人格。这种人格力量只是借用了科学的面具，至多是用科学来为自己辩护。就其性质而言，这种人格力量属于道德和社会范畴。其基础是疯人的未成年地位，疯人肉体的疯癫，而非其头脑的疯癫。如果说这种医务人员能使疯癫陷于孤立，其原因并不是他了解疯癫，而是他控制了疯癫。实证主义所认定的那种客观形象只不过是这种统治的另一面。“赢得病人的信任，使他们产生尊敬和服从的情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目标。而这只能是良好的教育、高雅的风度、庄重的语调和敏锐的洞察力所产生的效果。愚昧无知、没有原则，尽管可以用一种专横来维持，但只能引起恐惧，而且总是激发不信任感。看护已经获得支配疯人的权力，可以随心所欲地指挥和管束他们的行动。他应该具有坚定的性格，偶尔施展一下他的强制力量。他应该尽量不去威吓，而一旦做出威胁就要兑现，如果遇到不服从，立即予以惩罚。”医生之所以能够在疯人院行使绝对权威，是因为从一开始他就是父亲和法官，他就代表着家庭和法律。他的医疗实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过是对秩序、权威和惩罚的古老仪式的一个补充。因此，皮内尔十分清楚，无须现代医疗方法，只要医生使这些古老的形象发挥作用，就能医治疯人。

    皮内尔援引了一个17岁少女的病例。这个少女是在父母的”极端溺爱”下长大的。她患了一种”轻浮的语妄症，其病因无法确定”。在医院里，她受到极其有礼貌的对待，但是她却总是摆出一种”高傲”的样子，这在疯人院中是无法容忍的。她在谈到”自己的父母时总是出言不逊”。疯人院决定对她实行严厉管教。”为了驯服这个桀骜不驯的人，看护利用浸泡的手段，表明自己对某些胆敢对父母大逆不道的人的强硬态度。他警告这个少女，因为她抗拒治疗，并且顽固不化地掩饰自己的病因，今后她将受到各种理所当然的严厉对待。由于这次前所未有的严厉态度和这些威胁，这个少女受到”深深的触动，……最后她承认了错误，并坦白说，她丧失理智是因一段无法实现的痴情所致，她还说出了所迷恋的人的名字”。在第一次坦白之后，治疗变得容易了：”一种最理想的变化发生了，……她从此平静下来，并且百般表达对这位看护的感谢，因为是他使她结束了长期的烦躁，使她内心恢复了平静。”这个故事的每个情节都可以用精神分析的术语加以转述。应该说，皮内尔的看法是相当正确的。医务人员能够发挥作用，并不是由于对这种疾病有了一种客观界定或者有了一种详细分类的诊断，而是凭借着一种包含着家庭、权威、惩罚和爱情的秘密的威信。正是由于医生让这些力量发挥作用，由于他自己戴上父亲和法官的面具，他就可以一下子撇开纯粹医疗方法，而使自己几乎成为一个巫医，具有一个萨马特古斯的形象。他的观察和语言足以使隐秘的故障显露出来，使虚幻的念头消失，使疯癫最终让位给理性。他的出现和他的言语具有消除精神错乱的力量，能够一下子揭示过失和恢复道德秩序。

    正当有关精神病的知识试图呈现出某种实证的含义时，医疗实践却进入了一个似乎能创造奇迹的不确定领域。这是一种奇异的吊诡。一方面，疯癫使自己远远地处于一个非理性的威胁已经消失的客观领域里。但是，与此同时，疯人却倾向于与医生牢固地结合在一起，而这种合作关系可以回溯到十分古老的联系。图克和皮内尔所建立的疯人院的生活造成了这种微妙结构诞生的条件。这种结构将变成疯癫的核心，成为象征着资产阶级社会及其价值观的庞大结构的一个缩影，即以家长权威为中心的家庭与子女的关系，以直接司法为中心的越轨与惩罚的关系，以社会和道德秩序为中心的疯癫与无序的关系。医生正是从这些关系中汲取了医治能力。正因为如此，病人发现，在医生一病人的结合关系中，通过这些古老的联系，自己已经被交给了医生，而医生则具有了几乎是神奇的治愈他的能力。

    在皮内尔和图克的时代，关于这种能力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说法。人们仅仅用道德行为的效能来解释和论证它。它与18世纪的医生稀释体液或放松神经的能力一样不具有神秘性。但是，医生很快就抛弃了这种道德实践的意义，而将自己的知识限定在实证主义的规范中。因此，从19世纪初开始，精神病专家就不再明白自己从伟大的改革家那里继承的能力具有何种性质。改革家们的效能似乎完全与精神病专家关于精神病的观念、与其他医生的实践毫无关系。

    这种精神治疗实践甚至对于使用者也很神秘。但是，它对于确定疯人在医学领域中的位置十分重要。首先是因为在西方科学史上，精神病医学第一次具有了几乎完全独立的地位。要知道，从古希腊以来，它一直仅仅是医学中的一章。我们已经看到，威利斯是在“头部疾病”的标题下研究疯癫的。而在皮内尔和图克以后，精神病学将成为一门独特的医学。凡是热衷于在生理机制或遗传倾向中寻找疯癫病因的人都不能回避这种独特性。由于这种独特性会把愈益模糊的道德力量卷入其中，从而在根本上成为一种表现内疚的方式。这就使人们更不能回避它。他们愈是把自己局限于实证主义之中，就愈会感觉到自己的实践在悄悄脱离这种独特性。

    随着实证主义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医学和精神病学，这种实践变得越来越模糊了，精神病专家的能力也变得越来越神奇，医生与病人的关系也越来越深地陷入一个奇特的世界。在病人眼中，医生变成了一个魔法师，医生从社会秩序、道德和家庭中借用的权威现在似乎来源于他本人。因为他是医生，人们就认为他拥有这些能力。皮内尔以及图克都曾坚决认为，医生的道德作用不一定与任何科学能力有联系。但是人们，首先是病人认为医生之所以具有消除精神错乱的力量，是因为他的知识具有某种奥秘，他甚至掌握了几乎是魔鬼的秘密。病人越来越能接受这种屈服于医生的状态，因为医生既具有神圣的力量又具有魔鬼的力量，是不可用凡人的尺度来度量的。这样，病人就愈益把自己交给医生，完全而且预先就承认了医生的权威，从一开始就服从被他视为魔法的那种意志，服从被他视为具有预见能力的科学。结果，病人就成为他投射到医生身上的那些力量的最理想、最完美的对象。这是一种除了自身惰性之外毫不抗拒的纯粹对象，随时准备成为被爱尔科（charcot）用来赞美医生的神奇力量的那种歇斯底里患者。如果我们想要分析从皮内尔到弗洛伊德的19世纪精神病学的认识和实践中的客观性的深层结构q24），我们实际上就得说明，这种客观性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巫术性质的物化体现，它只有在病人本人的参与下才能实现。它起始于一种明明白白的道德实践，但是随着实证主义推行其所谓科学客观性的神话，它逐渐被人遗忘。虽然这种实践的起源和含义已被遗忘，但这种实践活动一直存在。我们所说的精神治疗实践是一种属于18世纪末那个时代的某种道德策略。它被保存在疯人院生活的制度中，后来被实证主义的种种神话所遮蔽。

    然而，如果说医生在病人眼中很快就变成了一个魔法师，作为实证主义者的医生则不可能这样看待自己。他不再明白那种神秘的力量是如何产生的，因此他不能解释病人何以如此合作，他也不愿承认那些构成这种神秘力量的古老力量。但是，他又不得不给这种神秘力量以某种地位。而且，因为在实证主义的理解范围内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证实这种意志传达或类似的遥控操作，所以不久人们将要把这种异常现象归因于疯癫本身。虽然这些治疗方法凭空无据。但决不能被视为虚假的疗法，而它们很快将成为医治假象疾病的真正疗法。疯癫并不是人们认为的那种东西，也不是它自认为的那种东西。它实际上远比其表象简单，不过是信服和迷惑的组合。在此，我们可以看到巴格斯奇氏癫症的缘起。通过一种奇怪的翻转，人们的思想又跳回到几乎两个世纪之前：在疯癫、虚假的疯癫和模拟的疯癫之间，界限不清一相同的症状况在一起，以致相互交错，无法统一。而且，医学思想终于做出了一项鉴定，将疯癫的医学概念和对疯癫的批判概念等同起来。而在此之前，自古希腊以来的整个西方思想一直对此犹豫不决。在19世纪末，在巴彬斯奇同时代人的思想中，我们看到了在此之前医学从未敢提出的奇妙公理：疯癫说到底仅仅是疯癫。

    这样，当精神病患者被完全交给了他的医生这个具体实在的人时，医生就能用疯癫的批判概念驱散精神病实体。因此，这里除了实证主义思想的空洞形式外，只留下一个具体的现实，即医生和病人的结合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概括了各种异化（精神错乱、让渡、疏离），它们既被联系起来，又被分解开。正是这种情况使19世纪的全部精神病学实际上都向弗洛伊德汇聚。弗洛伊德是第一个极其严肃地承认医生和病人的结合关系的人，第一个不把目光转向别处的人，第一个不想用一种能与其他医学知识有所协调的精神病学说来掩盖这种关系的人，第一个绝对严格地追寻其发展后果的人。弗洛伊德一方面消解了疯人院的各种其他结构的神秘性：废除了城股和观察，废除了疯癫的镜象自我认识，消除了谴责的喧哗。但是，另一方面，他却开发了包容医务人员的那种结构。他扩充了其魔法师的能力，为其安排了一个近乎神圣的无所不能的地位。他只关注这种存在：这种存在隐藏在病人的背后和上方，表现为一种不存在，而这种不存在同时也是一种无所不在，这就是分布在病人院的集体生活中的各种权力。他把这种存在变成一种绝对的观察，一种纯粹而谨慎的缄默，一位在甚至不用语言的审判中进行赏罚的法官。他把这种存在变成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中，疯癫以一种平静止的运动抓住自己而又放弃自己。

    对于医生来说，弗洛伊德改变了皮内尔和图克在禁闭所建立的各种结构。如果说“解放者”在病人院中异化了病人，那么弗洛伊德的确把病人从这种疯人院的生存状态中解救出来。但是，他没有使病人从这种生存状态的最基本因素中解脱出来。他重新组合了疯人院的各种权力，通过把它们集中在医生手中而使它们扩展到极致。他创造了精神分析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通过一种神奇的短路，精神错乱（异化）变成了对精神错乱（异化）的消解，们为在医生身上，精神错乱已变成了主体。

    医生作为一个造成异化的形象，始终是精神分析的关键因素。也许是由于精神分析并没有压制这种最根本的结构，也许是由于它把其他各种结构都归并于这种结构，因此它过去不能，将来也不能听到非理性的声音，不能通过它们来破解疯人的符号。精神分析能够消除某些形式的疯癫，但是它始终无缘进入非理性统治的领域。对于该领域的本质因素，它既不能给予解放，也不能加以转述，甚至不能给予明确的解释。

    自18世纪末起，非理性的存在除了在个别情况下已不再表露出来，这种个别情况就是那些如划破夜空的闪电般的作品，如荷尔德林、奈瓦尔、尼采及阿尔托的作品。这些作品

    结论

    在创作《病人院》这幅画时，戈雅面对着空寂囚空中匍匐的肉体，四壁包围中的裸体，肯定体验到某种与时代氛围有关的东西：那些精神错乱的国王头戴象征性的金丝王冠，使谦卑的、易受皮肉之苦的身体显得更为触目，从而与面部的谴委表情形成反差。这种反差与其说是因装束粗陋造成的，不如说是未达污的肉体所焕发的人性映照出来的。戴三角帽的那个人并没有疯，因为他把一顶旧帽子遮在自己的裸体上。但是，在这个用旧帽遮羞的疯人身上，通过其健壮的身体所显示的野性未羁的无言的青春力量，透露出一种生而自由的、已经获得解放的人性存在。《疯人院》的视点与其说是疯癫和在《狂想》中也能看到的古怪面孔，不如说是这些新颖的身体以其全部生命力所显示的那种千篇一律的东西。如果说这些身体的姿势暗示了他们的梦想，那是因为这些姿势特别张扬了他们的那种不被承认的自由。这幅画的语言与皮内尔的世界十分贴近。

    戈难在《异类》和《聋人之家》中所关注的是另一类疯癫，不是被投入监狱的疯人的疯癫，而是被投入黑暗的人的疯癫。难道戈雅没有唤起我们对那种存在着妖术、神奇的飞行和栖身于枯树上的女巫的古老世界的回忆吗？在《修道士》耳边窃窃私语的妖怪难道不会使人联想到那些迷惑博斯的《圣安东尼‘的小矮人？但是，这些形象对戈雅来说具有不同的意义。它们的声望超过了他后来的全部作品。这种声望源出于另一种力量。对于博斯和布鲁盖尔来说，这些形象是世界本身产生的。它们是通过一种奇异的诗意，从石头和树木中萌生出来，从动物的嚎叫中涌现出来。它们的纵情歌舞不能缺少大自然的参与。但是，戈雅描绘的形象则是从虚无中产生的。它们没有任何背景：一方面它们只是在极其单调的黑暗中显现出自己的轮廓，另一方面任何东西都不能标明它们的起源、界限和性质。《异类》没有环境，没有围墙，没有背景。这一点也与《在想》有较大的区别。在《飞行》中，巨大的人形蝙蝠所出没的夜空上没有一颗星星。女巫骑着树枝交谈。但是，树枝是从什么树上长出来的？它会飞吗？去参加什么聚会？到什么样的森林空地？这些形象没有与任何一个世界——无论是人间世界还是非人间世界——发生关系。这确实是那种《理性的沉睡》的一个问题——戈雅于1797年创作的这幅画已成为这个”口头禅”的第一幅肖像。这是一个关于黑夜的问题，无疑是关于古典主义非理性的黑夜、使奥瑞斯忒斯沉沦的三重黑夜的问题。但是，在那种黑夜中，人与自己内心最隐秘、最孤独的东西交流。博斯的圣安东尼所在的沙漠生灵遍布；即使是愚人想像力的产物，回荡着《愚人的呼喊》的画面也显示出一种完整的人类语言。而在戈雅的《修道士》中，尽管那只猛兽趴在他背后，爪子搭在他肩上，张着嘴在他耳边喘气，但修道士依然是一个孤零人，没有透露出任何隐秘。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只是那种最内在的、也是最狂野不羁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大异象》中肢解了人的躯体，在《肆虐的疯癫》中为所欲为，令人触目惊心。除此之外，那些面孔本身也形销骨立。这种疯癫已不再是《狂想》中的那种疯癫，后者戴着面具，却比真实面孔更为真实。而这种疯癫是面具背后的疯癫，它吞食面孔，腐蚀容貌。脸上不再有眼睛和嘴巴，只有不知从何处闪出的目光，凝视着虚空（如《女巫的聚会》），或者只有从黑洞中发出的尖叫（如《圣伊西多尔的朝圣》）。疯癫已变得使人有可能废除人和世界，甚至废除那些威胁这个世界和使人扭曲的意象。它远远超出了梦幻，超出了兽性的梦魔，而成为最后一个指望，即一切事物的终结和开始。这不是因为它像德国抒情诗那样表达了一种希望，而是因为它包含着混乱和末日启示的双重含义。戈雅的《白痴》尖叫着，扭曲着肩膀，力图逃出征粘着他的虚无。这是第一个人首次奔向自由的行动，还是最后一个垂死的人的最后一次抽动？

    这种疯癫既把时间连接起来，又把时代分隔开。它把这个世界编织成只有一个黑夜的链环。当时人们对这种疯癫还是感到十分陌生的。但是，不正是它把古典主义非理性的那些几乎听不见的诉说虚无和黑夜的声音传递给那些能接受它们的人，如尼采和阿尔托，而且现在它把这些声音放大为尖叫和狂喊？但是，不正是它使它们第一次获得了一种表现形式，一种“公民权”，一种对西方文化的控制，从而引起了各种争议和全面争执？不正是它恢复了它们的原始野性？

    萨德的从容不迫的语言同样既汇集了非理性的临终遗言，又赋予了它们一种在未来时代的更深远意义．在戈雅的不连贯的绘画作品和萨德的从第一卷《朱斯蒂娜》到第十卷《朱莉埃特》毫不间断的语言溪流之间，显然几乎毫无共同之处。但是二者之间有一种共同的倾向，即回顾当时抒情风格的历程，穷尽其源泉，重新发现非理性虚无的秘密。

    在萨德书中的主人公自我禁闭的城堡中，在他无休止地制造他人痛苦的修道院、森林和地牢中，初看上去，似乎自然本性能够完全自由地起作用。在这些地方，人又重新发现了被他遗忘的而又昭然若揭的真理：欲望是自然赋予人的，而且自然用世上循环往复的生生死死的伟大教训教导着欲望，因此，欲望怎么会与自然相抵触呢？欲望的疯癫，疯狂的谋杀，最无理智的激情，这些都属于智慧和理性，因为它们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人身上一切被道德、宗教以及拙劣的社会所窒息的东西都在这个凶杀城堡中复活了。在这些地方，人最终与自己的自然本性协调起来。或者说，通过这种奇特的禁闭特有的道德，人应该能够一丝不苟地忠实于自然本性。这是一项严格的要求，一种无止境的任务：“除非你了解一切，否则你将一无所知。如果你太怯懦，不敢固守自然本性，那么它就会永远离开你。”〔们反之，如果人伤害或改变了自然本性，那么人就必须通过一种责无旁贷的、精心计算的复仇来弥补这种损害：“大自然使我们所有的人生而平等。如果说命运喜欢扰乱这个普遍法则的安排，那么我们的职责便是制止它的胡作非为，时刻准备着纠正强者的信越行为。”’2事后的复仇与放肆的欲望一样，都属于自然本性。人类疯癫的产物不是属于自然本性的表露，便是属于自然本性的恢复。

    但是，这种既理性又情感化的、带讽刺意味的辩解，这种对卢梭的模仿，仅仅是萨德思想的第一阶段。这是用归谬法来证明当时哲学的虚幻，而其中充满了关于人和自然的冗词赘语。但是，除此之外，还需要做出真正的决断。这种决听也是一种决裂，人与其自然存在之间的联系将因此消失已〕。著名的“罪恶之友社”和瑞典宪法草案，除了有损于它们所参考的（卢梭写的）《社会契约论》以及（他起草的）波兰宪法草案和科西嘉宪法草案的名誉外，仅仅确立了一种否定一切天赋自由和天赋平等的、绝对至高无上的主体性：一个成员可以任意处置另一个成员，可以无限制地行使暴力，可以无限制地使用杀戮权利。整个社会的唯一联系就是对一种联系的摒弃。这个社会似乎是对自然本性的一种排除。个人结合的唯一目的，不是保护人的自然生存，而是保护自由地行使控制和反对自然本性的主权权威以而卢梭所规定的关系则恰恰相反；任何主权再也不得改变人的自然生存地位；后者仅仅是主权者的一个目标，主权者据此来权衡自己的全部权力。根据这种逻辑推导出来的结论，欲望只会在表面上导致对自然本性的重新发现。实际上，对于萨德来说，人根本不可能通过自然本性用自责来确认自身的这种辩证法回归到出生时的状态，不可能指望人类最初对社会秩序的拒斥会悄悄地导致重建幸福的秩序。如果说，黑格尔依然像18世纪哲学家那样认为，欲望的独自疯狂能把人投入一个在社会环境中立刻重新恢复的自然世界中，那么在萨德看来，它仅仅是把人投入一个完全混的、支配着自然本性的虚空中，投入循环往复的饮鸩止渴的状态中。因此，疯癫的黑夜是无尽头的。曾经可能被视为人的狂暴本性的东西，不过是无止境的非本性。

    这就是萨德的作品极其单调的原因。随着他的思想发展，作品中的环境逐渐消失了，意外事件、插曲和场景之间戏剧性的或扣人心弦的联系都消失了。在《朱斯蒂娜》中还有一个变化曲折的、令人耳目一新的、包含着人世沧桑体验的事件。而到了《朱莉埃特》就完全变成了一种游戏，没有挫折，一帆风顺，以致其新颖之处也只能是大同小异。正如在戈雅的作品中看到的那样，这些精细刻画的《异类》不再有什么背景。没有背景就既可以是彻底的黑夜，也可以是绝对的白天（萨德作品中没有阴影）。在这种情况下，读者逐渐看到结局：朱斯蒂娜的死亡。她的纯真无邪甚至使折磨她的欲望也一筹莫展。我们不能说，罪恶没有战胜她的美德。相反，我们应该说，她的天然美德使她能够挫败任何针对她的罪恶手段。因此，当罪恶只能将她驱除出自己的权力领域（朱莉埃特将她驱除出努瓦尔瑟城堡）时，长期遭受统治、奚落和亵渎的自然本性，才完全屈服于与自己相冲突的东西：此时，自然本性也进入疯癫状态，而正是在这种状态下，仅仅在一瞬间而且只有一瞬间，它恢复了自己无所不能的威力。暴风雨铺天盖地而来，雷电击倒并毁灭了朱斯蒂娜。大自然变成了犯罪主体。这种似乎逃脱了朱莉埃特的疯癫统治的死亡，比任何东西都更根深蒂固地属于大自然。电闪雷鸣的暴风雨之夜是一种迹象，充分地表明大自然在撕裂、折磨着自己。它已达到了内在矛盾的极点。它用这金色的闪电揭示了一种最高权力。这种权力既是它e己又是它之外的某种东西：即属于一个疯癫心灵的权力。这个心灵在孤独中已抵达这个伤害它的世界的极限，当它为了驾驭自己而使自己有权与这个世界合而为一时，它就转过来反对自己并消灭自己了。大自然为了击倒朱斯蒂娜而迸发出的闪电与朱莉埃特的长期存在是异曲同工。朱莉埃特也将在孤独中消失，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或任何能够属于大自然的东西。在＊理性的虚无中，大自然的语言已永远消亡。这种虚无已成为一种自然本身的和反抗自然的暴力，以至于自然最后会野蛮地消灭自己。

    与戈雅一样，在萨德看来，非理性继续在黑夜中守候，但是在这种警戒中它获得了新的力量。它一度是非存在，而现在则成为毁灭性力量。通过萨德和戈雅，西方世界有可能用暴力来超越自己的理性了，有可能恢复超出辩证法允诺的范围的悲剧体验了。

    在萨德和戈雅之后，而且从他们开始，非理性一直属于现代世界任何艺术作品中的决定性因素，也就是说，任何艺术作品都包含着这种使人透不过气的除恶因素。

    塔索的疯癫、斯威夫特的忧郁、卢梭的诸安都表现在他们的作品中，正如这些作品都表现了它们的作者。不论是在作品中还是在这些人的生活中，都有一种同样的狂乱或同样的辛辣在发挥作用。无疑，幻象在二者之间进行着交流，语言与演妄也相互交织。但是，在古典时期的体验中，艺术作品与疯癫更多地也是更深刻地在另一个层面上结合起来，说来奇怪，是在它们相互限制的地方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在那里疯癫向艺术作品挑战，挖苦贬低它，利用它的逼真画面制造出一种病态的幻觉世界那种语言是据妄，而不是一种艺术作品。反之，如果指妄被称作艺术作品，那么它便不再是贫乏的疯癫。然而，如果承认这个事实，那就不存在谁降服谁的问题，而是（在此想起蒙田需要在艺术作品停止诞生而又真正成为一个艺术作品时，发现产生艺术作品的不稳定中心。塔索和斯威夫特继卢克莱修之后证明了这种对立的情况。如果试图把这种对立的情况划分为清醒的间隙和发病状态是徒劳的。这种对立的情况显示出一种差异，由此提出了一个关于艺术作品的真实性问题；它是疯癫，还是一部艺术作品？是灵感，还是幻觉？是不由自主的胡言乱语，还是语言的纯净来源？它的真实性应该出自它问世之前人们的悲惨现实，还是应该远离它的发源地到假设的存在状态中寻找？这些作家的疯癫正好使其他人有机会看到，艺术作品的真实性是如何在令人沮丧的重复和疾病中一次又一次地产生。

    尼采的疯癫，凡·高或阿尔托的疯癫都表现在他们的作品中，也许是同样地深刻，但采取了另一种方式。现代世界的艺术作品频频地从疯癫中爆发出来，这一情况无疑丝毫不能表明这个世界的理性，不能表明这些作品的意义，甚至不能表明现实世界与这些艺术家之间的联系和决裂。但是，这种频繁性值得认真对待，因为这似乎是一个很紧迫的问题：自荷尔德林和条瓦尔的时代起，被疯癫“征服”的作家、画家和音乐家的人数不断增多。但是，我们在此不应产生任何误解。在疯癫和艺术作品之间，从未有过和解，没有更稳定的交流，也没有语言的沟通。它们的对立比以前更危险得多。它们的竞争现在已毫不留情，成为你死我活的斗争。阿尔托的疯癫丝毫没有从艺术作品中流露出来。他疯癫恰恰表现为“艺术作品的缺席”，表现为这种匾乏的反复出现，表现为从它的各个漫无边际的方面都可以体验到和估量出的根本虚空。尼采在最后的呼喊中宣布自己既是基督又是狄奥尼索斯。从艺术作品的角度看，这种宣告并不是处于理性与非理性的边界上的二者共同的梦想，即“阿卡狄亚牧羊人与太巴列的渔夫”的和解——这种梦想最终实现过，但立即消失了。这恰恰是艺术作品的毁灭。艺术作品因此不可能出现了，它必须陷于沉寂。而打击它的斧销恰恰出自这位哲学家之手。至于凡?高，他不想请求“医生准许他绘画”。因为他十分清楚，他的工作和他的疯癫是互不相容的。

    疯癫意味着与艺术作品的彻底决裂。它构成了基本的破坏要素，最终会瓦解艺术作品的真实性。它画出外部边界。这是消亡的边界，是以虚空为背景的轮廓。阿尔托的“作品”使体验到它本身在疯癫中的湮没。但是，这种体验，面对这种严峻考验而激发的勇气，所有那些猛烈投向语言空缺的词句，以及整个包围着虚空，更准确地说，与虚空相重合的肉体痛苦和恐惧的空间，合在一起，正是艺术作品本身，正是高耸在艺术作品空缺的深渊上的峭壁。疯癫不再是那种能使人窥见艺术作品的原始真相的模糊领域，而是一种明确的结论。在它的范围之外，这种原始真相不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永远成为历史的悬案。尼采究竟是从1888年秋季的哪一天开始发疯，从此他的著作不再属于哲学而属于精神病学，这个时间并不重要。因为所有这些著作，包括寄给斯特林堡（strind－berg）引力的明信片，都体现尼采的思想，它们都与《悲剧的诞生》一脉相承。但是，我们不应从某种体系、某种主题的角度，甚至不应从某种生存状态的角度来考虑这种连续性。尼采的疯癫，即其思想的崩溃，恰恰使他的思想展现给现代世界。那种使他的思想无法存在的因素却把他的思想变成了我们的直接感受，那种因素剥夺了尼采的思想，但把这种思想给了我们。这并不意味着疯癫是艺术作品和现代世界所共有的唯一语言（病态的诅咒所造成的危害与心理分析所造成的威胁是对称的两极），而是意味着一种似乎被世界所湮没的、揭示世界的荒诞的、只能用病态来表现自己的作品，实际上是在自身内部与世界的时间打交道，驾驭时间和引导时间。由于疯癫打断了世界的时间，艺术作品便显示了一个虚空，一个沉默的片刻以及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它造成了一个不可弥合的缺口，迫使世界对自己提出质疑。艺术作品中必然出现的亵渎成分重新出现，而在那种陷入疯癫的作品中的时间里，世界被迫意识到自己的罪孽。从此，通过疯癫的中介，在艺术作品的范围内，世界在西方历史上第一次成为有罪者。现在，它受到艺术作品的指控，被迫按照艺术作品的语言来规范自己，在艺术作品的压力下承担起认罪和补救的工作，承担起从非理性中恢复理性、再把理性交还给非理性的任务。吞没了艺术作品的疯癫正是我们活动的空间。它是一条无止境的追求道路。它要求我们担当起使徒和注释者的混合使命。这就是为什么说，尼采的高傲和凡?高的谦卑何时开始掺进了疯癫的声音这一问题是无足轻重的。疯癫只存在于艺术作品的最后一瞬间，因为艺术作品不断地把疯癫驱赶到其边缘。凡是有艺术作品的地方，就不会有疯癫。但是，疯癫又是与艺术作品共始终的，因为疯癫使艺术作品的真实性开始出现。艺术作品与疯癫共同诞生和变成现实的时刻，也就是世界开始发现自己受到那个艺术作品的指责，并对那个作品的性质负有责任的时候。

    疯癫的策略及其获得的新胜利就在于，世界试图通过心理学来评估疯癫和辨明它的合理性，但最它必须首先在疯癫面前证明自身的合理性，因为充满斗争和痛苦的世界是根据上述得出的结论。

  •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第一卷

    一

    查拉斯图拉三十岁的时候，他离开了他的故乡和故乡之湖，而去住在山上。他在那里保真养晦，毫不厌倦地过了十年。——可是，他的内心到底有了转变。一天早晨，他黎明时起身，而对着太阳说：

    “啊，你，伟大的星球啊！假若你没有被你照耀的人们，你的幸福何在呢？

    十年来，你每天向我的山洞走来：假若没有我，和我的鹰与蛇，你会厌倦于你自己的光明和这条旧路罢。

    但是，每天早晨，我们等候着你，我们取得了你的多余的光明，因此我们祝福你。

    看啊！我像积蜜太多的蜂儿一样，对于我的智慧已经厌倦了；我需要伸出来领受这智慧的手。

    愿意赠送与布散我的智慧，直到聪明的人们会再因为自己的疯狂而喜欢，穷困的人们会再因为自己的财富而欢喜。

    因此，我应当降到最深处去：好像夜间你走到海后边，把光明送到下面的世界去一样。

    啊，恩惠无边的星球啊！我要像你一样地‘下山’去，我将要去的人间是这样称呼这件事的。

    祝福我罢，你这平静的眼睛能够不妒忌一个无量的幸福！

    祝福这将溢的杯儿罢！使这水呈金色流泛出来，把你的祝福的回光送到任何地方去罢！

    看呵，这杯儿又会变成空的，查拉斯图拉又会再做人了。”

    ——查拉斯图拉之下山如是开始。

    二

    查拉斯图拉独自从山上下来，任何人都不会遇见他。可是当他走进森林里的时候，忽然发现一个老者站在他的前面，这老者是离开了他的神圣的茅舍，来到森林里寻找树根的。他向查拉斯图拉说：

    “这个旅行者，我与他有一面之缘：很多年以前，他曾经过这里。他的名字是查拉斯图拉；但是他现在改变了。那时候你把你的灰搬到山上去；现在你要把你的火带到谷里去吗？你不怕挨‘放火犯’的惩罚吗？

    不错，我认出这是查拉斯图拉。他的眼睛是纯洁的，他的双唇不显露什么厌恶。他不是正像一个跳舞者似地前进着吗？查拉斯图拉是改变了；他变成了一个孩子；查拉斯图拉已是一个醒觉者了：你现在要到睡着的人群里去做什么呢？

    唉，你现在竟想登陆了吗？唉，你生活在孤独里时，像在海里一样，海载着你。你又想拖着你的躯壳这重负吗？”

    查拉斯图拉答道：“我爱人类。”

    “我为什么，”这圣哲说，“逃跑到这森林里与孤独里来了呢？不正是因为我曾太爱人类吗？现在我爱上帝：我不爱人类。我觉得人是一个太不完全的物件。人类之爱很可以毁灭了我。”

    “什么也不要给他们罢！”这圣哲说。“你毋宁取去他们一点负担，而替他们掮着——只要你高兴这样，他们自然是欢喜不过了。即今你想赠与，别给他们多于赏给乞丐的布施；并且让他们向你请求罢。”

    “不，”查拉斯图拉答道，“我不布施什么，我并不穷得如此。”

    这圣哲开始笑查拉斯图拉了，他说：“那么，你尝试使他们接受你的宝物罢！他们不信任孤独者，也不信任我们是来赠与的。在他们耳里，我们的走在街上的足音，响得太孤独了。好像他们夜间躺在床上，听到一个人在日出以前走路一样，他们自问着：这窃贼往哪里去呢？不要到人群里去，留在森林里罢！毋宁回到兽群里去罢！熊归熊群，鸟归鸟群，——你为什么不愿意和我一样呢？”

    “在森林里，圣哲干什么事呢？”查拉斯图拉问。

    这圣哲答道：“我制作颂诗而歌唱它们。当我制曲时，我笑、我哭、我低吟：我这样赞美上帝。我用歌唱、哭、笑和低吟，赞美我的上帝。可是你带了什么礼物给我们呢？”

    查拉斯图拉听完了这些话，他向这圣哲行礼道：“我能够给你们什么礼物呢？请让我快点走罢，那么，我就不会拿去你什么东西了！”于是他俩——这圣哲和这旅行者，互相告别，笑得和两个孩子一样。

    查拉斯图拉独自走着，他向自己的心说：“这难道可能吗？这老圣哲在他的森林里，还不曾听说上帝已经死了！”

    三

    查拉斯图拉走到了一个最近的靠着森林的城市。发现市场上集着许多人：因为有人预告，大家可以看到一个走软索者的献技。于是查拉斯图拉向群众说：

    “我教你们什么是超人。人类是应当被超越的。你们曾作怎样的努力去超越他呢？直到现在，一切生物都创造了高出于自己的种类，难道你们愿意做这大潮流的回浪，难道你们愿意返于兽类，不肯超越人类吗？
    猿猴之于人是什么？一个讥笑或是一个痛苦的羞辱。人之于超人也应如此：一个讥笑或是一个痛苦的羞辱。你们跑完了由虫到人的长途，但是在许多方面你们还是虫。从前你们是猿猴，便是现在，人比任何猿猴还像猿猴些。

    你们中间最聪明的，也仅是一个植物与妖怪之矛盾和混种。但是我是教你们变成植物或妖怪吗？

    现在，我教你们什么是超人！

    超人是大地之意义。让你们的意志说：超人必是大地之意义罢！

    兄弟们，我祷求着：忠实于大地罢，不要信任那些侈谈超大地的希望的人！无论有意地或无意地，他们是施毒者。

    他们是生命之轻蔑者，将死者，他们自己也是中毒者。大地已经厌恶他们：让他们去罢！

    从前侮辱上帝是最大的亵渎；现在上帝死了，因之上帝之亵渎者也死了。现在最可怕的是亵渎大地，是敬重‘不可知’的心高于大地的意义！

    从前灵魂轻蔑肉体，这种轻蔑在当时被认为是最高尚的事：——灵魂要肉体丑瘦而饥饿。它以为这样便可以逃避肉体，同时也逃避了大地。
    啊，这灵魂自己还更丑瘦些，饥饿些；残忍也是它的淫乐！

    但是，你们兄弟们请讲，你们的肉体表现你们的灵魂是怎样的呢？你们的灵魂是不是贫乏、污秽与可怜的自满呢？

    真的，人是一条不洁的河。我们要是大海，才能接受一条不洁的河而不致自污。

    现在，我教你们什么是超人：他便是这大海；你们的大轻蔑可以沉没在它的怀里。

    你们能体验到的最伟大的事是什么呢？那便是大轻蔑之时刻。那时候，你们的幸福，使你们觉得讨厌，你们的理智与道德也是一样。

    那时候，你们说：‘我的幸福值什么！它是贫乏、污秽与可怜的自满。可是我的幸福正应当使生存有意义的！’
    那时候，你们说：‘我的理智值什么！它是否渴求知识像狮子贪爱捕获物一样呢？它是贫乏、污秽与可怜的自满！’
    那时候，你们说：‘我的道德值什么！它还不曾使我狂热过。我是怎样地疲倦于我的善于恶呵！这一切都是贫乏、污秽与可怜的自满！’
    那时候，你们说：‘我的正义值什么！我不觉得我是火焰与炭。但是正直者应当是火焰与炭的！’
    那时候，你们说：‘我的怜悯值什么！怜悯不是那钉死爱人类者的十字架吗？但是我的怜悯不是一个十字架刑。’
    你们已经这样说过了吗？你们已经这样喊过了吗？唉！我何以不曾听到你们这样喊叫呢！
    这不是你们的罪恶，而是你们的节制，向天呼喊；你们对于罪恶的厌恶向天呼喊！
    那将用舌头舔你们的闪电何在？那应当给你们注射的疯狂又何在？
    现在我教你们什么是超人：他便是这闪电，这疯狂！”

    ——查拉斯图拉说完了这些话，群众中的一个人叫道：“我们听够了那个走软索者了，让我们看看他罢。”于是群众都笑查拉斯图拉。而走软索者以为大家要求他出场，便开始献技。

    四

    但是查拉斯图拉看着群众，觉得很惊奇。于是他又说：
    “人类是一根系在兽与超人间的软索——一根悬在深谷上的软索。往彼端去是危险的，停在半途是危险的，向后瞧望也是危险的，战栗或不前进，都是危险的。
    人类之伟大处，正在它是一座桥而不是一个目的。人类之可爱处，正在它是一个过程与一个没落。
    我爱那些只知道为没落而生活的人。因为他们是跨过桥者。
    我爱那些大轻蔑者。因为他们是大崇拜者，射向彼岸的渴望之箭。
    我爱那些人，他们不先向星外找寻某种理由去没落去作牺牲，却为大地牺牲，使大地有一日能属于超人。
    我爱那为建筑超人的住宅，为预备好大地和动植物给超人而工作而发明的人。这样，他
    追求着自己的没落。
    我爱那珍爱自己的道德的人：因为道德是没落之意志和一枝渴望的箭。
    我爱那个人，他不保留精神的任何一部分给自己，而欲整个地成为他的道德的精神：这
    样，他精神上跨过桥。
    我爱那使自己的道德成为自己的倾向和命运的人：这样，他可以为着他的道德，或生或
    死。
    我爱那不愿有多种道德的人。一种道德胜于两种道德，因为那种道德更是悬着命运的纽
    结。
    我爱那浪费灵魂的、不受谢也不致谢的人：因为他常常给予，什么也不私存。
    我爱那个人，他看见骰子有利于他而怀惭，而他自问：我是一个作弊的赌博者吗？——
    因为他愿意死灭。
    我爱那嘉言先于行为、实践多于允诺的人：因为他追求着他的没落。
    我爱那使未来的人生活有意义，而拯救过去者的人：他愿意为现在的人死灭。
    我爱那惩罚上帝的人：因为他爱上帝；因为他要因神怒而死灭。
    我爱那个人，他便在受伤时灵魂还是深邃的，而一个小冒险可以使他死灭：这样，他将
    毫不迟疑过桥。
    我爱那因灵魂过满而忘已而万物皆备于其身的人：这样，万物成为他的没落。
    我爱那精神与心两俱自由的人：这样，他的头仅是他的心之内脏；但是他的心使他没落。
    我爱那些人，他们象沉重雨点，一颗一颗地从高悬在天上的黑云下降：它们预告着闪电
    的到来，而如预告者似地死灭。
    看罢，我是一个闪电的预告者，一颗自云中降下的重雨点：但是这闪电便是超人。”

    五

    查拉斯图拉说完了这些话，他看着群众沉默起来。“他们站在那里，”他向自己的心说：“他们现在开始笑了：他们全不了解我；我的舌与他们的耳朵太不对劲了。难道先要撕去他们耳朵，而使他们学着用眼睛听话吗？难道要喧哗得像铙钹与斋戒节的牧师一样吗？或者他们只相信口吃者罢？他们有一件自觉可炫之物。他们怎样称这使他们自炫之物呢？——他们称它为文明；这个使他们与牧羊者相异。所以他们不愿听到‘轻蔑’这个字被用在他们身上。我应当诉诸他们的骄傲。我将向他们讲说最可轻蔑之物，那便是‘最后的人’！”

    于是查拉斯图拉开始向群众说：
    “人类给自己决定目的的时候到了。人类栽种最高希望之芽的时候到了。现在土壤还相当地肥沃。但是有一天，它会变成不毛的瘠地，任何大树不能在上面成长。不幸呵！人类不再把他的渴望之箭掷过人类去的时候近了！人类的弓弦不再能颤动的时候近了！我向你们说：你们得有一个混沌，才能产生一个跳舞的星。我向你们说：你们还有一个混沌。
    不幸呵！人类不再产生星球的时候近了。不幸呵！最可轻蔑的人的时候近了，他会不知
    道轻蔑自己。现在我把‘最后的人’给你们看。
    ‘爱情是什么？创造是什么？渴望是什么、星球是什么？’——最后的人如是问，而眼睛一开一闭着。
    那时候，大地会变得更小些，最后的人在它上面跳跃着；他使一切变小。他的族类和跳
    蚤一样地不可断绝；同时他也生活得最久。
    ‘我们发现了幸福。’——最后的人说，而眼睛一开一闭着。
    他们抛弃了难于生活的地带：因为他们需要热。他们还爱邻人，和邻人摩擦着：因为他
    们需要热。
    他们把病倒和怀疑当成罪恶：他们谨慎地前进。走在石上与人上而跌倒的，该是疯子罢！
    他们随时随地吃一点毒药：给自己许多美梦。最后却吃得多些，而惬意地死去。
    他们还工作着，因为工作是一种消遣。但他们小心翼翼地不使消遣损伤自己的身体。他
    们不再变富些或穷些，这是两件费力的事情。谁还愿意统治呢？谁又愿意服从呢？这也是两
    件费力的事情。
    这样，仅有一群羊，而没有牧羊者！大家平等，大家的希望一致：谁有别的情感，便是
    甘心进疯人院。
    ‘从前的人都是病狂的。’——他们中间的狡狯者说，而眼睛一开一闭着。
    他们是聪明的，知道一切发生的事情：这样，他们不断地互相讥讪着。他们偶尔争执，
    但立刻言归于好，——唯恐损伤了自己的胃。
    他们昼间有他们的小快乐，夜里亦是如此：但是他们十分地珍护健康。
    ‘我们发现了幸福。’——最后的人说，而眼睛一开一闪着。——”

    查拉斯图拉第一次说教，被称为序篇的终止于此：因为这时候群众的呼喊与欢乐阻断了他。“啊，查拉斯图拉，把最后的人给我们罢，”——他们叫道，——“把我们做成最后的人罢！我们把超人壁还给你！”群众转舌作声地狂叫起来。

    但是查拉斯图拉却忧郁地向自己的心说：“他们全不了解我：我的舌与他们的耳朵太不对劲了。无疑地我在山上生活得太久了；我惯听树木之呼啸与溪涧之潺湲：我现在向他们讲话，还和向牧羊者攀谈一样。我的灵魂平静得、光明得和旭日下的山一样。但他们当我是冷心肠和一个说刻薄话的讥讪者。他们是怎样地看着我笑呵：他们的笑里有怨恨；他们笑里有冰霜。”

    六

    但是，这时候，大家的视听都集中于一件新发生的事情上。因为这时候走软索者正开始他的表演：他从一个小门出来，在软索上走着。这软索是系于两塔间，张在市场和群众上面的。当他走到软索中点的时候，小门又开了，跳出一个彩衣的丑角似的少年，这少年用迅速的步武，跟随着第一个人前进，“快点罢，跛子，”少年的可怕的声音喊着，“前进！懒骨，偷路者，灰白的面容！不要让我用脚使你发痒罢！你在软索上做什么！你是应当被关闭在塔里的；你挡阻了本领较高者的去路！”——他每说一个字，便更迫近些。当他隔走软索者仅只一步时，便发生了那集中全场视听的事情：——这丑角鬼似地叫了一声，从那碍着路的走软索者之头上跃过。这走软索者看见敌手胜利，立刻昏乱起来：他的脚踩了空，平衡棍溜出了他的掌握；他手足乱舞地很快地倒向地下去。市场里的群众，便像大风雨时的海：他们无秩序地乱逃着，尤其是走软索者的身体将堕下的地方。

    但是查拉斯图拉却很镇静的，那身体恰堕在他旁边，面目模糊，四肢不全，可是还有一丝气息。过了一会，走软索者清醒过来，他看见查拉斯图拉跪着。“你在这里做什么？”他终于发言了，“我早就知道魔鬼会赏我一钩腿的，现在他正拖我到地狱去：你要阻止他吗？”“朋友，请以我的荣誉为誓，”查拉斯图拉答道：“你说的一切都不存在：没有魔鬼，也没有地狱。你灵魂之死，还比你的肉体快些：不要害怕罢！”

    走软索者不信任地抬眼望他：“如果你的话不错，”他接着说，“那么，我并不因为丧失生命，而真牺牲了什么。我差不多只是一匹兽，人们用棍子和少量的食品，使我学会了走软索。”

    “不然，”查拉斯图拉说，“你使危险成为你的职业；那并无可轻蔑之处。现在你殉了你的职业：所以我将亲手埋葬你。”

    查拉斯图拉说完了话，走软索者没有答话；但他移动他的手，像是寻找查拉斯图拉的手，表示感谢。

    七

    这时候，黄昏已经降临，市场早为黑暗所覆盖。群众渐渐地四散，因为好奇和惊怕也疲倦了。查拉斯图拉坐在死者旁的地上，沉溺在思潮里：他忘却了时间。最后，夜来了，一阵冷风吹过这孤独者。查拉斯图拉立起来，他向自己的心说：

    “真的，查拉斯图拉今天渔捕的结果太好了！他不曾捉到人，倒捉到一个尸体。人生是多灾难的，而且常常是无意义的：一个丑角可以成为它的致命伤。我将以生存的意义教给人们：那便是超人，从人类的暗云里射出来的闪电。但是我隔他们还很辽远，我的心不能诉诸他们的心。他们眼中的我是在疯人与尸体之间。夜是黑暗的，查拉斯图拉之路途也是黑暗的。来罢，僵硬如冰的同伴！我背负你到我将亲自埋葬你的地方去。”

    八

    查拉斯图拉向自己的心说完这些话，便掮了尸体，开始上路。他还不曾跨到百步，一个
    人溜到他旁边来，凑着他的耳朵低低地说话。——吓！这说话的人竟是那塔中的丑角！
    “啊，查拉斯图拉，离开这个城市罢！”这丑角说：“恨你的人太多了。善良者正直者恨
    你，称你为他们的仇敌，他们的轻蔑者；正宗信仰的信徒恨你，称你为群众之洪水猛兽。人
    们笑你还是你的幸运：你说话实在太像一个丑角了。你把自己和这死狗结成伴侣，也是你的
    幸运；你今天的自辱救了你的性命。无论如何，离开这城市罢，否则我这活人明天又得跳过
    一个死人了。”
    这人讲完了这些话，便消失在夜里；查拉斯图拉继续取黑路前进。
    在城门边，掘坟穴的工人遇见了他：他们用火把照照他的面部，认出他是查拉斯图拉，
    而刻薄地讥讪他。“查拉斯图拉背负着这死狗：了不得，查拉斯图拉又变为掘坟者了！我们
    的手太干净，不值得去埋葬这匹兽。查拉斯图拉想偷魔鬼的食物吗？去罢，祝你用餐时好福
    气罢！只要魔鬼不是一个比你高明的偷儿就好了！他也许两个一起都偷了，吃了！”他们并
    头笑着。
    查拉斯图拉不回答什么，向前迈步着。他沿着森林与泥地走了两个小时，听到许多饿狼
    之呻嚎；忽然，他也觉得饥饿起来。他便停在一个四无邻居而内有灯光的屋子前。
    “饥像饿强盗似地追着了我，”查拉斯图拉说，“在森林与泥地间，深夜中，饥饿抓住
    了我。
    我的饥饿有些奇怪的恶习。常常餐时刚过，它来了，今日它却整天不曾来：它曾在什么
    地方逗留着呢？”
    查拉斯图拉敲敲那屋子的大门。一个老者拿着一盏灯出来，他问：“谁到我这里来，谁
    到我恶睡里来了呢？”
    “一个活人与一个死者。”查拉斯图拉说，“给我一点饮食罢；我昼间忘却了这件事。
    智慧说：飨饿者的人，同时也安慰自己的灵魂。”
    老者进去，立刻拿了面包与酒出来，给查拉斯图拉。“这是一个对于饿者很不利的地
    方，”他说，“所以我便住在这里，人与兽都来找我这孤独者。但是，请你的同伴也喝点吃
    点罢；他比你还疲倦些呢。”查拉斯图拉说：“我的同伴死了；我不容易劝他做这件事。”
    “这于我毫无关系；”老者埋怨地说，“谁敲我的门，就得接受我给他的食物。吃罢，
    祝你们前路平安！”——
    接着，查拉斯图拉信任着星光与路又走了两小时之久：他有夜行的习惯，并且喜欢正视
    陲着的一切。当东方刚发白时，查拉斯图已在一个前无去路的深邃的森林里。于是他把尸体
    放在一个和他等高的空树里，——因为他想使饿狼无法找到它，——自己便躺在地下的苔
    上。他立刻熟睡了，肉体虽倦，灵魂却是平静的。

    九

    查拉斯图拉睡得很久；不但黎明，连早晨也从他脸上溜过了。最后，他睁开眼睛来，向寂静的森林投了惊诧的一瞥，又惊诧地看看自己。接着他迅速地站起来，像一个忽然发现陆地的水手；他叫出一声快乐的呼喊：因为他发现了一个新的真理。他向自己的心说：

    “一线光明在我心里破晓了；我需要同伴，活的同
    伴，——而不是任我负到无论什么地方的同伴或尸体。
    我需要活的同伴，他们跟随我，因为他们愿意跟随自己，——无论我往什么地方。
    一线光明在我心里破晓了：查拉斯图拉不应当向群众说话，而应当向同伴说话！查拉斯
    图拉不应当做羊群之牧人或牧犬！
    从羊群里诱夺去许多小羊，我是为这个来到的。群众和羊群会因我而激怒起来：查拉斯
    图拉愿意被牧者们视为强盗。
    我称他们为牧者，但是他们自称为善良正直者。我称他们为牧者，他们自称为正宗信仰
    的信徒。
    请看那些善良者正直者罢！谁是他们最恨的呢？他们最恨破坏他们的价值表的人，破坏
    者，法律的破坏者：——但是这人正是创造者。
    请看各种信仰的信徒罢！谁是他们最恨的呢？他们最恨破坏他们的价值表的人，破坏
    者，法律的破坏者：——但是这人正是创造者。
    创造者所寻找的是同伴们，而不是死尸，也不是羊群或信徒。创造者所寻找的是共同创
    造者。他们把新的价值写在新的表上。
    创造者所寻找的是同伴们和共同收获者：他认为一切都成熟了，等待着收获。但是他缺
    乏百把镰刀：所以他愤怒地扯拔着穗实。
    创造者所寻找的是同伴们和善于磨锐镰刀的人。他们将被称为破坏者与善恶之轻蔑者。
    但从事收获而庆祝丰收的，会是他们。
    查拉斯图拉所寻找的是共同创造者，查拉斯图拉所寻找的是共同收获者和共同庆祝丰收
    者：羊群牧者与尸体，于他有何用处！
    但是你，我的第一个同伴呀，在和平中安息了罢！我已经小心地把你埋在这空树里；我
    已经把你密藏着，不致为饿狼所侵害了。
    但是，我得离开你，时候已经到了。在两个黎明之间，我得到一个新真理的诏示。
    我不应当是牧人或是掘墓者。我决不再向群众说话；同时这是最末一次，我向一个死者
    说话。
    我要加入创造者之群去，加入那些收获者庆祝丰收者之群去；我将给他们指出彩虹与超
    人之梯。
    我将唱歌给独居者和双居者倾听；谁还有耳朵听不曾听过的东西，我将使他的心充满着
    我的祝福。
    我向着我的目的前进，我遵循着我的路途；我越过踌躇者与落后者。我的前进将是他们
    的没落。”

    十

    查拉斯图拉向自己的心说完这些话的时候，太阳已经正午了。忽然他向上投掷诘问的一
    瞥，因为他听到天空中有尖锐的鸟叫。看呵！一个鹰浮在天空中画大圈儿，悬挂着一条蛇，
    不像一个俘获而像一个朋友：因为这蛇绕在它的颈上。
    “这是我的鹰与蛇了！”查拉斯图拉说，而满心欢喜起来。
    “太阳下最高傲的动物呵，太阳下最聪明的动物呵，——
    它们为侦察而来的。
    它们想知道查拉斯图拉是否还生存着。真的，我现在算是生存着吗？
    在人群里，我遇到的危险比兽群里还多些；查拉斯图拉走着危险的路途。让我的鹰与蛇
    指点我罢！”
    查拉斯图拉说完了，记起森林里圣哲的劝告。于是他叹息着向自己的心说：
    “我希望我更聪明些！让我从心的深处再聪明些，像蛇一样罢！
    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祷求我的高傲陪伴我的智慧！
    如果将来智慧竟舍弃了我：——唉！它是喜欢逃遁
    的！——至少我的高傲还可以和我的疯狂继续同飞罢！”——
    ——查拉斯图拉之下山如是开始。

    三种变形

    我告诉你们精神的三种变形：精神如何变成骆驼，骆驼如何变成狮子，最后狮子如何变成小孩。
    许多重负是给精神，给强壮忍耐而中心崇敬的精神担载的：精神之大力要求重的和最重的负担。
    “什么是重的？”能担载的精神如是问；它便骆驼似地跪下，承取一个真正的重负。
    “英雄们，什么最重的？”能担载的精神如是问，“说罢！让我载着，让我的大力畅快畅快罢。”
    自卑以损伤高傲；显露疯狂以讥讪智慧：这个是不是呢？
    正当自己的主张庆祝胜利时，而抛弃了这主张；爬上高山去挑拨诱惑者：或是这个罢？
    以知识之果与草自养，为着真理而使灵魂受饿：或是这罢？
    患病而拒绝安慰者，交给永不会了解你的愿望之聋聩：或是这个罢？
    只要那是真理之水，不顾污秽地跃入，而不嫌恶冰冷的和发热的蛙：或是这个罢？
    亲善我们的轻蔑者，伸手给想使我们惊怕的妖怪：或是这个罢？
    这一切重负，勇敢的精神都担载在身上，忙着向它的沙漠去，象负重的骆驼忙着向沙漠
    去一样。
    但是，在最寂寥的沙漠中，完成了第二变形：在这里，精神变成狮子；他想征服自由而
    主宰他自己的沙漠。
    在这里，他寻找他最后的主人：他要成为这主人这最后的上帝之仇敌；他要与巨龙争胜。
    谁是那精神不愿称为主人与上帝的巨龙呢？“你应”是它的名字。但是狮子之精神说，
    “我要。”
    “你应”躺在路上，侦候着狮子之精神；它是一个放射着金光的甲兽，每个鳞上有“你
    应”的金字！
    千年来的价值在这些鳞上放光。这最有权力的龙如是说：
    “万物之一切价值——它们在我身上闪耀。
    一切价值都已创造。而一切已创造的价值——那就是我，真的，‘我要’是不应存在
    的。”这龙如是说。
    兄弟们，精神之狮子用处何在呢？那谦让崇敬而能担载的骆驼不已够了吗？
    创造新的价值，——狮子亦不足为此：但是为着新的创造而取得自由，——这正需要狮
    子的力量。
    创造自由和一个神圣的否定以对抗义务：兄弟们，这是狮子的工作。
    取得创造新价值的权利，——这是崇敬而能担载的精神最可怕的征服。真的，这于它是
    一个掠夺与一个凶恶的食肉猛兽的行为。
    从前它曾爱“你应”为最神圣之物：现在它不得不在最神圣之物里，找到幻谬与暴虐，
    使它可以牺牲爱以掠夺自由：
    为着这种掠夺，我们需要狮子。
    但是，兄弟们，请说，狮子所不能做的事，小孩又有何用处呢？为什么掠夺的狮子要变
    成小孩呢？
    小孩是天真与遗忘，一个新的开始，一个游戏，一个自转的轮，一个原始的动作，一个
    神圣的肯定。
    是的。为着创造之戏，兄弟们，一个神圣的肯定是必要的：精神现在有了他自己的意
    志；世界之逐客又取得他自己的世界。
    我向你们说明了精神之三种变形：精神如何变成骆驼，变成狮子，最后变成小孩。——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这时候，他住在被称为彩牛的城里。

    道德的讲座

    人们向查拉斯图拉夸说一个智者，他善于谈说睡眠与道德：因此他获得崇敬与赞颂，许
    多少年来到他的讲座前受教。查拉斯图拉也来到智者这里，和少年坐在他的讲座前，于是这
    智者如是说：
    “尊尚睡眠而羞涩地对待它罢！这是第一件重要的事！回避那些不能安睡而夜间醒着的
    人们！
    窃贼在睡眠之前也是羞涩的：他的脚步总是悄悄地在夜里偷过。守夜者是不逊的；同时
    不逊地拿着他的号角。
    睡眠绝不是一种容易的艺术：必须有整个昼间的清醒，才有夜间的熟眠。
    每日你必得克制你自己十次：这引起健全的疲倦，这是灵魂的麻醉剂。
    每日你必得舒散你自己十次；因为克制自己是痛苦的，不舒散自己的人就不能安睡。
    每天你必得发现十条真理；否则你会在夜间寻求真理，你的灵魂会是饥饿的。
    每天你必得开怀大笑十次；否则胃，这个苦恼之父，会在夜间扰乱你。
    很少人知道这个：但是一个人为着要有熟眠，须有一切的道德。我会犯伪证罪吗？我将
    犯奸吗？
    我会贪想我邻人的使婢吗？这一切都与安眠不甚调和的。
    纵令你有了一切道德，你还得知道一件事：合时宜地遣道德去睡眠。
    你须使它们不致互相争执，那些小爱宠！不为着你争执，你这不幸者！
    服从上帝，亲睦邻人：安睡的条件如此。同时也与邻人的魔鬼和协！否则它会在夜间来
    追附你。
    敬重统治者而信服他们，便是跛足的统治者，也得这样！安睡的条件如此。权力高兴用
    跛足走路，我有什么办法想吗？
    凡是牵引羊群往最绿的草地去的，我总认为是最好的牧者：这样，才与安眠调和。
    我不要许多荣誉或大财富，这是自讨烦恼。但是没有美誉与小财富的人是不能安睡的。
    我宁愿选择一个窄狭的友群，而不要一个恶劣的；但是他们必得按时来而按时去。这
    样，才与安睡调和。
    我对于痴子也感受很大的兴趣：他们促进睡眠。当人们承认他们有理由的时候，他们是
    很快乐的。
    这样，有德者的昼间便过去了。当夜间来到时，我切不召唤睡眠。睡眠这一切道德的主
    人，是不愿被召唤的！
    但是我反省着日间所做所想的事。我反刍着，我忍耐如牛地自问你的十次自克是什么？
    十次舒散，十条真理与十次使我开心的大笑是什么？
    我反省着，在这四十人思念的摇篮里摇荡着。忽然睡眠这道德的主人，这不奉召者，竟
    抓着了我。
    睡眠轻轻敲着我的眼睛，我的眼睛就沉重起来。睡眠接触着我的口，我的口就张大着。
    真的，它用轻悄的脚步，溜到我身上来，这最亲爱的偷儿，它偷去了我的思虑：我痴笨
    地站着，如这书案一样。但是我站不多时，就已经倒下去了。”

    ——查拉斯图拉听完了智者这些话，他心里暗笑起来：一线光明在他心里破晓。他向自己的心如是说：

    “这智者的四十个思念，颇有些傻劲：但是我相信他是善于睡眠的。
    谁是住在这智者旁边的是有幸福的！这种睡眠是传染的，虽隔着一层厚墙，也会传染。
    他的讲座放射出一种魔力。这些少年们来听这道德的说教者，不是白费时间的。
    他的智慧告诉我们：为着夜间的安睡，必须有昼间的清醒。真的，如果生命原无意义，
    而我不得不选择一个谬论时，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值得选择的谬论了。
    现在我知道从前人们找寻道德的教师时，人们所追求的是什么了。人们所追求的，是安睡与麻醉性的道德。
    一切被称颂的讲座智者之智慧，只是无梦的安眠：他们不知道生命还有其他的更妙的意义。
    这种道德的说教者，现在还存在几个；但那几个都不如眼前这个诚实：不过他们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他们站不多时，就已经倒去下了。
    这些昏昏欲睡的人们被祝福；因他们立刻熟睡了。”——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遁世者

    从前，查拉斯图拉也曾如遁世者一样，把他的幻想抛掷到人类以外去。那时候我觉得世界是一个受苦受难的上帝之作品。
    那时候我觉得世界是一个上帝之幻梦与奇想；一个神圣的不自足者放在眼睛前的彩色的烟雾。
    善恶，苦乐与我你，——我觉得都是创造者眼睛前的彩色的烟雾。创造者不愿再看见自
    己，——于是他创造了世界。
    受苦的人能够不看见自己的痛楚而忘却了自己，这于他是一种陶醉的快乐。从前，世界
    对于我也曾是陶醉的快乐与自我的遗忘。
    这世界，这永不完美的、一个永恒的矛盾的略似的形象——它的不完全的创造者的一种
    陶醉的快乐；——从前我曾觉得世界是这样。
    所以我也曾如遁世者一样，把我的幻想抛掷到人类以外去。但是真正抛掷到人类以外去
    了吗？
    唉，兄弟们，我创造的这个上帝，如其他神们一样，是人类的作品与人造的疯狂！
    他也是人，而且只是一个“人”与一个“我”的可怜的一部分罢了：他是从我自己的灰
    与火焰里走出来的幻影，真的！他不是从天外飞来的！
    兄弟们，以后便如何呢？我克服了痛苦着的我；我把我自己的灰搬上山去；我给自己发
    明了一种更光明的火焰。看罢！那幻影便离我远遁了！
    现在，相信这样的幻影，对于新愈者是痛苦与侮辱；对于我是恶运与羞屈。我向遁世者
    如是说。
    痛苦与无能——它们制造了别的世界和这短期的幸福之狂，只有痛苦最深的人才能体验
    到。
    疲倦想以一跃，致命的一跃，达到最后的终结；可怜的无知的它，也不愿再有意志：于
    是它创造了神们与别的世界。
    相信我，兄弟们！这是肉体对于肉体的失望，——它用迷路的精神之手指，沿着最后的
    墙壁摸索着。
    相信我，兄弟们！这是肉体对于大地的失望，——它听到存在之肚皮向它说话。
    于是它把头穿过最后的墙，伸出去，不仅是头——它想整个地到“彼岸的世界”去。
    但这“彼岸的世界”是无人性的非人性的，是一个无上的空虚；它深藏着，不给人类看
    见；存在的肚皮如果不是用人的身份，便不向人说话。
    真的，证明存在，或使它发言，是很难的。但是，告诉我，兄弟们，你不觉得最奇特的
    事情，便是已经被证明最好的事情吗？
    是的，这个“我”，这个有创造性，有意志而给一切以衡量与价值的“我”，它的矛盾
    与混乱，便最忠诚肯定了它自己的存在。

    这个“我”这最忠诚的存在，便是当它沉思时，狂热时，或用断翼低飞时，也谈着肉体，还需要着肉体。

    这个“我”时时学着忠诚地说话；它愈学，愈能找到赞颂肉体与大地的字句。

    我的“我”教我一种新的高傲，而我又教给人们：莫再把头藏在天物之沙里，自由地，戴着这地上的头，这创造大地之意义的头罢！

    我教人类一个新的意志：意识地遵循着人类无心地走过的路，肯定这条路是好的，而莫像病人与将死者一样悄悄地离开了它！

    病人与将死者蔑视肉体与大地，发明一些天物与赎罪之血点；但是，这甜而致死的毒药，他们还是取自肉体与大地！

    他们想从不幸中自救，而星球却太远了。于是他们叹息着：“不幸呵，为什么没有天路，使我们可以偷到另一生命里和另一幸福里呢！”——于是他们发明了一些诡计与血之小饮料！

    他们自以为脱离了肉体与大地，这些忘恩的。谁给他们脱离时的痉挛与奇欢呢？还是他们的肉体与大地呢！
    查拉斯图拉对于病人是宽厚的。真的，他不因为他们的自慰的方式，或他们的忘恩负义
    而恼怒。让他们痊愈了，超越了自己，给自己一个高等的身体罢！
    查拉斯图拉对于新愈者，也是宽厚的。他不因为他们留恋于失去的幻想，半夜起来巡礼
    他的上帝的坟墓而恼怒；我认为这些新愈者的眼泪，是一种疾与身体的一种病态溺于梦想而
    希求着上帝的人，很多是病态的；他们毒恨求知者与最幼的道德：那便是诚实。
    他们常常后顾已过去的黑暗时候：自然，那时候的疯狂与信仰，都是不同的。理智的昏
    乱便认为是上帝之道，疑惑便是罪恶。
    我十分清楚这些像上帝的人：他们要别人相信他们，而疑惑便是罪恶。我也十分知道他们自己最相信的是什么。
    那真不是什么另一世界或赎罪之血点：他们最相信的是肉体；他们把自己的肉体视为绝对之物。
    不过他们仍认为肉体是一个病物：很愿意脱去了这躯壳。
    所以，他们倾听死亡之说教者，而他们演说着另一世界。
    兄弟们，倾听着健康的肉体的呼声罢：那是一个较忠诚较纯洁的呼声。
    健康，完善而方正的肉体，说话当然更忠诚些，更纯洁些；而它谈着大地的意义。——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第二卷

    肉体的轻蔑者

    我有几句话，要说给肉体的轻蔑者知道。我并不要他们变换什么学与教的方法，我只要他们向他们自己的肉体告别，——而成为哑巴。
    “我是肉体与灵魂。”——小孩如是说。为什么他们不也作如是观呢？
    但是，醒悟者自觉者却说：“我整个地是肉体，而不是其他什么；灵魂是肉体某一部分
    的名称。”
    肉体是一个大理智，一个单一意义的复体，同时是战争与和平，羊群与牧者。
    我的兄弟，你的小理智——被你称为“精神”的，是你的肉体的工具，你的大理智的小
    工具与小玩物。
    你常说着“我”而以这个字自豪，但是更伟大的——而你不愿相信——是你的肉体和它
    的大理智：它不言“我”，而实行“我”。
    一切五官所感受的，精神所认知的，本身都没有目的。但是，感觉与精神想使你相信它
    们是成物之目的：它们是如此虚荣的。
    感觉与精神不过是工具与玩物：它们的后面，“自己”存在着。“自己”也使用感觉的
    眼睛与精神的耳朵。
    “自己”常常谛听而寻找着：它较量着克服着而破坏着。
    它统治着。也是“我”的主人。
    我的兄弟，在你思想与感情之后，立着一个强大的主宰，未被认识的哲人，——那就是
    “自己”，它住在你的肉体里，它即是你的肉体。
    你肉体里的理智多于你的最高智慧中的理智。谁知道到底为什么你的肉体需要你的最高
    智慧呢？
    你的“自己”笑着你的“我”与它的骄傲的跳跃。谁知道到底为什么你的肉体需要你的
    最高智慧呢？
    你的“自己”笑着你的“我”与它的骄傲的跳跃。“这些思想的跳跃与飞驰对于我是什
    么呢？”“自己”自语道。“都只是达到我的目的的旁径罢了。我是‘我’的极限，也是
    ‘我’的一切观念的提示者。”
    “自己”向“我”说：“品尝一点痛苦罢！”于是“我”便痛苦起来，而想如何免除痛
    苦。——它必为这个目的而思考。
    “自己”向“我”说：“品尝一点快乐罢。”于是“我”便快乐起来，而想如何常享快
    乐。——它必为这个目的而思考。
    我想向肉体的轻蔑者说几句话。让他们轻蔑肉体罢！这正是他们对于肉体的尊敬。谁创
    造了尊敬与轻蔑，价值与意志呢？
    这创造性的“自己”，为自己创造了尊敬与轻蔑，欢乐与痛苦。创造性的肉体为自己创
    造了精神，作为它的意志之手。
    你们这些肉体的轻蔑者，便在你们的疯狂与轻蔑中，你们也是为你们的“自己”服务。
    我告诉你们：你们的“自己”愿意毁灭而逃避生命。
    它已不能做它所最愿做的事：——创造高于自己之物。
    这才是它最强烈最热诚的希望。
    但是，现在已是过迟：——所以你们这些肉体的轻蔑者呵，你们的“自己”愿意毁灭。
    因为你们的“自己”愿意毁灭，所以你们成为肉体的轻蔑者！你们不能创造高出于你们
    之物。
    你们怨恨生命与大地，但是一种不自觉的妒忌，显露在你们邪射的轻蔑的目光里。
    肉体的轻蔑者，我不会蹈你们的覆辙！你们决不是我的达到超人的桥梁！——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快乐与热情

    我的兄弟，如果你有一种道德，而它是你的特有的道德时，你切不可和其他任何人共有
    着它。
    自然，你想赐予它一个佳名，而抚爱它；你想提提它的耳朵，和它游戏。
    但是，看罢！一旦它取得了你给它的名字，而群众都共有着它的时候，那么，你会因这
    道德而成为群众与常人之一！
    你毋宁应该说：“这使我灵魂又愁又甜的东西，是不可言喻的；这使我内心饥饿的是无
    名的。”
    使你的道德高贵得不容许亲昵的称谓罢：如果你须读到它，你不必害羞，你无妨期期艾
    艾地说。
    你可以吃吃地说：“这是我所珍爱的善，它极使我喜悦，我所需要的善正是如此。
    我需要它，不是因为它是上帝的法律，或是人类的规条，或是人类的必需：它绝不是导
    往另一世界或天堂的指南。
    我爱它是地上的道德：它的智慧不多，而理智更少。
    但是这鸟儿在我旁边建筑了他的巢：所以我温柔地爱它——现在它在我家里，孵着金
    卵。”
    你应当这样期期艾艾地谈说与赞颂你的道德。
    从前你有许多热情，而你称它们为恶。但是现在你只有你的道德，它们是从热情里诞生
    的。
    你曾把你最高的目的放在这些热情里：所以它们变成了你的道德与快乐。
    你纵属于多怒者的，肉欲者的，溺信者的，或睚眦必报者的族类：
    当你的一切热情，终于会变成道德；你的一切魔鬼，终于变成天使。
    从前你的地窖里有许多野犬；但是现在它们变成了鸟儿与美好的歌唱者。
    你用你的毒药制出了你的止痛剂；你曾挤出痛苦之牛的乳汁，——现在你饮着这甜香的
    液体。
    你身上不会再诞生恶，除非是多种道德之争斗，所产生的恶。
    我的兄弟，你如果是幸运的，你只须有一种道德，而不多于一种罢：这样，你过桥更容
    易些。
    能有多种道德是一件漂亮的事，但是那是一个较难忍受的命运；很多人，因为不堪作多
    种道德之战场，跑到沙漠里去自杀。
    我的兄弟，战争是恶吗？这是必要的恶；妒忌，毁谤与不信任，在你的多种道德中也是
    必要的。
    看罢！什么是每种道德所最贪求的事呢：它要你整个的精神做他的先驱，它需要你在爱
    憎与怒里的全部力量。
    道德互相妒忌，而妒忌是可怕的。多种道德都可以因妒忌而死灭。
    为妒忌之火焰所包围的人，像蝎一样，终于以毒针转向自己。
    唉，我的兄弟，你从不曾看见一个道德之自谤与自杀吗？
    人类是应当被超越的：所以你应当珍爱你的道德：——因为你可以因它而死灭。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苍白的罪犯

    你们这些法官和祭司们，在牺牲没俯首以前，你们当然不愿意杀戮罢？看呵！这苍白的
    罪犯俯首了：他眼睛里显露着他的大轻蔑。
    “我的‘我’是应当被超越的：我的‘我’便是我对于人类的大轻蔑。”罪犯的眼睛如
    是说。
    这是他的至高无上的时刻，他的自我审判的时刻。莫让这高举着的人再降到他的低下的
    地位去罢！
    这样因自己而痛苦的人，除了速死而外是无法得救的。
    啊，法官啊，你们的杀人应当由于哀矜而不由于报复；你们杀人时还得留心替生命辩护。
    你们仅与被你们杀死的人讲和是不够的。让你们的悲哀成为对于超人的爱罢：这样，你
    们才合法化了你们自己的不死！
    你们只当称他是“仇敌”而不是“恶徒”；你们只当称他是“病者”而不是“流氓”；
    你们只当称他是“疯子”而不是“罪孽者”。
    你，赤色的法官，如果你把你思想过的事高声说出来：大家会如是叫道：“除却这秽物
    与毒液罢！”
    但是思想与行为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行为的意象又是另一件相异的东西。因果之轮不
    在它们中间旋转。
    一个意象使这苍白的人脸色灰败。当他犯罪时，他很有犯罪的能耐：可是完成以后，他
    反不能忍受这犯罪意象了。
    他永远把自己当成独一行为的完成者。我称这个为疯狂：
    在他身上特例变成了原则。
    一条粉线可以使鸡儿迷惑；这罪犯的一击，迷惑了他可怜的理智——我称这个为事后的
    疯狂。
    听罢，法官啊！另外还有一种疯狂：而那是事前的。唉！
    你们还不曾深深地透视这个灵魂呢！
    赤色的法官如是说：“为什么这罪犯杀了人呢？他想抢掠。”但是，我告诉你们，他的
    灵魂需要血，而全不是想抢掠：
    他渴求着刀之祝福。
    但是他可怜的理智，不了解这种疯狂，而决定了他的行为。“血又有何价值呢？”他
    说；“你不趁着机会至少抢掠一下吗？报复一下吗？”
    他听信了他可怜的理智：他的语句如铅似地悬在他身上；——于是他杀人时，也抢掠
    了。他不愿因自己的疯狂而怀羞。
    现在他的过失之铅又重压在他身上，他的可怜的理智又如此地麻木，瘫痪而沉重。
    他只要能摇摇头，他的重负便会滚下来，但是谁摇这个头呢？
    这个人是什么？他是疾病的集团；这些疾病凭藉他的精神在世界上伸长着：它们想在那
    里寻找赃物。
    这个人是什么？是一串互扭着的从不和睦的野蛇，——
    所以它们四出在世界上找寻赃物。
    看这个可怜的躯壳吧！它的许多痛苦与希望，它可怜的灵魂尝试去了解它们。它的灵魂
    以为那就是犯罪的快乐与焦急，想取得刀之祝福的。
    现在，患病的人都被当今的恶所袭击：他想用致他于痛苦之物，也使别人痛苦。但从前
    曾有过别的时代，别的善恶。
    从前，疑惑与个人的野心都是罪恶。那时候，病者变成异教徒与巫者：他们如异教徒与
    巫者一样，使自己痛苦，又使别人痛苦。
    我知道你们不愿听从我：你们以为这会对于你们中间的善良者有害，但是你们所谓善良
    者于我何有呢！
    你们所谓善良者，有许多使我生厌之物；但那并不是他们的恶。我只愿他们会有一种疯
    狂，使他们如这苍白的罪犯似地死灭！
    真的，我愿他们的疯狂便是真理、忠信、或正义；但是他们有他们的道德，那便是在可
    怜的自满中求得长生。
    “我是河边的栏杆；谁能扶我的，便扶我罢！我不是你们的拐杖。——”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诵读与写作

    一切写作之物，我只喜爱作者用自己的心血写成的。用你的心血写作罢：你将知道心血
    便是精神。
    别人的心血是不易了解的：我恨一切以诵读为消遣的人。
    深知读者的人，不会再给读者写作。这样的读者再有一世纪，——精神也会腐臭了。
    让每个人都有读书的权利，不仅最后会损害了写作，连思想也会被损害的。
    从前精神便是上帝，接着变成了人，现在他变成了群众。
    谁用心血写作格言，他是不愿被人们诵读的，而是给人们默记的。
    从这个峰巅到那个峰巅是两山间最短的距离；但是你必须有长腿，才能取道于此。格言
    应当是山之峰巅；而听受这些格言的人，应当是伟大高强的。
    轻快而纯洁的空气，随时可有的危险，精神里充满着快乐的恶：这一切都互相调和。
    我愿意魔鬼围绕着我，因为我是勇敢的。勇敢驱逐鬼魅而自制许多魔鬼，——勇敢需要
    笑。
    我的感觉不再和你们的相同：我笑我下面那块云的乌黑与笨重，——只是那却是你们的
    激起风暴的暗云。
    你们希望高举时，你们仰望着。我却俯视着，因为我在高处。
    你们中间谁能又笑又在高处呢？
    站在最高山上的人，笑看着戏台上生命里的一切真假悲剧。
    不顾忌的，轻蔑的，暴虐的，——智慧教我们如是：智慧是一个妇人，只爱一个战士。
    你们向我说：“生命是难于忍受的。”那么，你们为什么晨倨而夜恭呢？
    生命是难于忍受的：那么，不要做那荏弱的样子罢！我们都是载着重负的雄驴，牝驴。
    我们和那在一颗露珠的重压之下而颤栗着的玫瑰苞儿，有什么同点呢？
    这是不错的：我们之爱生命，并不是因为我们惯于生命，而是贯于爱。
    爱里总有疯狂的成分。但是同样的疯狂里总有理智的成分。
    在我这爱生命者看来，我觉得蝴蝶，肥皂泡和一切在人间的与它们相似之物，最了解幸
    福。
    当查拉斯图拉看见这些轻狂、美丽而好动的小灵魂，他便要流泪而歌唱起来。
    我只能信仰一个会跳舞的上帝。
    当我看见我的恶魔，我觉得他安详，精细，深沉而像煞有介事的；这是严重的精神：—
    —万物都因它倒下。
    我们杀人不用愤怒，而用笑。前进，让我们杀了这严重的精神罢！

    我学会了走路：以后我便让自己跑起来。我学会了飞：以后我便不须先被推挽而更换位
    置。
    现在我轻了，我飞起来；我看见我在我自己的上面。一个上帝在我身上跳舞。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山上的树

    查拉斯图拉发现一个少年总是回避他。某晚，他往彩牛城边的高山上去散步，吓，他看
    见这少年靠着树坐着，疲乏的目光望着深谷。查拉斯图拉抱着这少年倚坐的那棵树说：
    “如果我想用手去摇撼这棵树，我不能够。
    但是，我们不能看见的风，却随意地摇撼它弯屈它。同样地，我们也被不能看见的手所
    弯屈所摇撼。”
    这少年突然地立起，他说：“我听到查拉斯图拉说话了，我正想着他！”查拉斯图拉答：
    “你为什么惊怕呢？——人与树是一样的。
    他越想向光明的高处生长，他的根便越深深地伸入土里，黑暗的深处去，——伸入恶里
    去。”
    “是的，伸入恶里去！”少年喊叫起来。“你如何能够发现我的灵魂呢？”
    查拉斯图拉微笑地说：“许多灵魂，除非先被制造了，是永不会被发现的。”
    “是的，伸入恶里去！”这少年又喊叫起来。
    “你说的全是真理，查拉斯图拉。自从我想升往高处去，我对自己便无信心，也无人信
    任我；——这是何故呢？轻蔑那想升高的人。他到底想在高处做什么呢？
    我如何地自惭于我的升高与我的碰跌呵！我如何地讥讪我的急喘呵！我如何地恨那飞着
    的呵！当我在高处我是如何地疲倦呵！”
    于是少年沉默下来。查拉斯图拉看着他俩旁边那棵树如是说：
    “这树独自在山上高大起来；它在人与兽之上成长着。
    如果它想说话，任何人不能了解它，它长得太高了。
    于是它等候着，等候着——等候什么呢？它住得太靠近云座了：它或许等候雷火第一击
    罢？”
    查拉斯图拉说完以后，这少年作激烈的手势叫道：“是的，查拉斯图拉，你说的全是真
    理。我之想达到高处，只是渴求我自己的没落，而你便是我等候的雷火之一击！你看我罢，
    自从你来到这里以后，我成了什么？这是对于你的妒忌杀了我！”——少年如是说，而痛哭
    起来。查拉斯图拉用臂挽住他的腰，把他牵走。
    他俩并肩地走了几分钟，查拉斯图拉又如是说：
    “我心痛极了。你的目光诉说着你所冒的危险比你的语言还清楚些。
    你还是不自由的；你仍找寻着自由。你的找寻使你如梦游者似地清醒。
    你想往自由的高处去，你的灵魂渴求着星球。但是你的恶劣的本能也热望着自由。
    你的野犬也想解放自己；当你的精神尝试开狱门时，它们在地窖里欢叫着。
    在我看来，你还是一个幻想着自由的囚犯：唉！这种囚犯之灵魂，变成机智的，同时变
    成狡狯的恶劣的。
    精神自由了的人，还得净化自己。在他心里还有许多禁锢和泥垢；你的眼睛也得变成纯
    洁的。
    是的，我知道你的危险。但是凭着我的爱与希望，我请求你：莫抛弃你的爱与你的希望
    罢！
    你还觉得你自己高贵，便是恨你，用恶意的目光看你的人，也认为你高贵。你得知道：
    无论何人总把一个高贵的人当成一个阻碍物。
    高贵的人也是善良者之阻碍物：虽然善良者也称他善良，那只是把他丢放在旁边。
    高贵的人想创造新事物与新道德。善良的人们却需要旧事物，保存旧事物。
    高贵的人之危险，不是他会变成善良者，而是他会变成无耻者，讥讪者，破坏者。
    唉！我曾知道许多高贵的人，失去了他们最高的希望。于是他们毁谤一切高贵的希望。
    于是他们无耻地生活于短促的快乐上，他们没有隔夜的计划。
    ‘精神也是一种淫乐。’——他们如是说。于是他们的精神自折断了翼：他们现在爬
    着，弄脏一切他们咬吃之物。
    从前他们想成英雄；现在他们仅是享乐者。英雄这观念使他们痛苦惧怕。
    但是凭着我的爱与希望，我请求你：莫抛弃你灵魂里的英雄罢！神圣化你最高的希望
    罢！”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死亡的说教者

    有些人是死亡的说教者，同时世界上充满着那些应当被劝告抛弃生命的人。
    世间充满着多余的人；生命已被过剩的人所损害。让人们用“永生”的饵，引着他们离
    去这个生命罢！
    黄袍者或黑袍者：人们这样称呼这些死亡的说教者。但是我将使你们看到他们的别种颜
    色。
    他们中间之最可怕的，包藏着兽心。除开肉欲或自残外，别无所择。便是他们的肉欲还
    是自残。
    这些可怕的生物，还不会变成人类：让他们作厌恶生命之说教罢！让他们离去罢！
    他们是灵魂的痨病者：刚才呱呱堕地，便已开始死亡，他们希求的是厌倦与放弃的学说。
    他们愿意死亡，我们正应当赞成他们的主张！我们切不要复活死者，或损坏了这些活着
    的棺材。
    如果他们遇见一个病者，或一个老人，甚至于一个尸体，他们立刻说：“生命是被推翻
    了！”
    但是被推翻的是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仅看见生存之一方面的眼睛。
    他们生活在浓厚的忧郁中，贪着致命的小冒险：他们咬紧牙齿这样等候着。
    或者，他们向糖果伸手，却笑自己的孩子气：他们把生命悬在一片草上，但他们却笑自
    己还悬在那上面。
    他们的智慧说：“还活着的人是疯狂者；然而我们正是那种疯狂者！这是生命中最大的
    疯狂！”
    “生命只是痛苦！”——别的人如是说，而这并不是诳语：那么，你们设法停止生活
    罢！你们停止只是痛苦的生活罢！
    而这是你们的道德的教训：“你应当自杀！你应当把你自己偷去——”
    “淫乐便是罪恶。”——第一批死亡的说教者说。——
    “让我们回避罢，不要生育孩子罢！”
    “生育是劳苦的。”——第二批说。——“为什么还生育呢？人们只生育一些不幸
    者！”这一批人也是死亡的说教者。
    “怜悯是必要的，”——第三批说。“取去我的所有物罢！
    取去我的本身罢？我与生命的联系将愈少些。”
    如果他们彻底地是怜悯者，他们会使邻人也厌恶生命。为恶——那将是他们的真善。
    但是他们想抛弃生命；如果他们的链索与礼物，更紧地系住了别人，他们怎会顾及
    呢！——
    而你们，你们的生命是焦灼与苦工：你们不曾疲倦于生命吗？你们不是已经成熟得可以
    接受死亡的说教了吗？
    你们都喜爱苦工与一切迅捷而新奇之物，——你们对于生命的忍受已经够了，你们的勤
    劳只是一个自忘的逃遁与意志。
    如果你们对生命有信仰些，你们便不会自弃于当前一刹那。但是你们的内在价值不够，
    所以你们不能等候，——甚至于也不能偷懒！
    死亡的说教者的声音到处喧哗着，世界充满着那种应当被劝告就死的人。
    或者说世界充满着那种应当被劝告寻求“永生”的人，这于我只是一件事，——只要他
    们快些走！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战争与战士

    我们不愿意我们最好的仇敌姑息我们，也不愿意我们由衷地热爱着的人们姑息我们。所
    以，让我告诉你们真话罢！
    作战的兄弟们！我从心之深处爱你们。我是，我一向是你们的同伴；我也是你们的最好
    的仇敌。所以，让我告诉你们真话罢！
    我不茫然于你们心里的怨恨与妒忌。你们并不是伟大得不知道怨恨妒忌。所以，你们伟
    大些，莫以这个为可羞罢！
    如果你们不能做知识的圣哲，至少做知识的战士罢。知识的战士是这种神圣性的伴侣与
    先驱。
    我看到很多的兵；让我看到很多的战士罢！他们的穿著被称为制服。他们蕴藏在内的，
    该不是“制服”似地一律罢！
    你们应当是那些时时用眼睛寻找仇敌的人，——寻找着你们的仇敌。你们中间的一部分
    人，应当第一眼就表示怨恨。
    你们应当寻找你们的仇敌；你们应当作战，为着你们的思想作战！如果你们的思想被克
    服了，但是你们的忠诚仍当大呼胜利！
    你们应当爱和平为未来战争的一种手段。你们应当爱短期的和平甚于长期的和平。
    我不忠告你们工作，只忠告你们争斗。我不忠告你们和平，只忠告你们胜利。让你们的
    工作是一个争斗，而你们的和平是一个胜利罢！
    你们说好的主张神圣化战争吗？我告诉你们：你们的勇敢，而不是你们的怜悯，救了许
    多牺牲者。
    “什么是好的？”你们问。勇敢是好的。让小女孩子们说：
    “美丽而又动人的才是好的。”
    人们指斥你们无心肠；但是你们的心是真实的，而我爱你们那热诚之羞怯。你们为着你
    们的大潮流而害羞，别人却为着他们的回浪而害羞。
    你们丑吗？兄弟们！就算丑罢！用光荣这丑恶之外套包裹着你们罢！
    当你们的灵魂变伟大了，它也变成为高傲的。你们的崇高之中，有恶。我知道你们。
    高傲者与软弱者在恶里遇着。但是他们不互相了解。我知道你们。
    你们的仇敌应当是可恨的，而不是可轻蔑的。你们应当以仇敌自豪：于是仇敌的成功，
    也是你们的成功。
    反抗，——这是奴隶之可贵处。你们的可贵之处，却是服从，让你们的命令也是服从罢！
    一个好的战士，不喜欢“我要”，而喜欢“你应”。一切你们喜爱之物，你们应当先让
    别人命令了给你们。
    让你们的对于生命的爱，是你们的对于最高希望的爱罢：
    让你们的最高希望是生命之最高理想罢！
    但是，你们的最高理想，我命令你们罢，——就是这个：人类是应当被超越的。
    所以，度着你们的服从与战斗的生活罢！长命又有何意义！哪个战士愿被怜惜呢！
    我不怜惜你们，作战的兄弟们，我从心之深处爱你们！——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新偶像

    兄弟们，别的地方现在还有民族与人群，但这决不是我们这里：我们这里只有国家。
    国家？这是什么？伸长你们的耳朵罢！我将告诉你们：民族怎样死灭的。
    国家是冷酷的怪物中之最冷酷者。他冷酷地说谎；这便是从他口里爬出来的诳语：
    “我，国家，便是民族。”
    这是一个诳语！凡创造民族而给他们高悬了一个信仰与一个爱的，是创造者；这样，他
    们为生命服务。
    凡给大多数人埋设陷阱，而称这些陷阱为国家的，是破坏者：他们给民族高悬了一把刀
    与各种肉欲。
    凡是还有民族的地方，国家是不存在的。他们厌弃国家如一个不祥的人，如一种违反习
    惯与法律的罪恶。
    我给你们这个标记：每个民族自有它的特殊的善恶之语言：他们邻族不能了解。每个民
    族从它的习惯与法律里自制了它的语言。
    但是国家用各种善恶之语言说谎；它的话都是诳语：它的一切来自偷窃。
    并且它的一切，都是假的；咬人的它，用偷来的牙齿咬着。它的内脏也是虚伪的。
    善恶之语言的混杂：我给你们这个，做国家的标记。真的，这个标记所指示的是死亡之
    意志！真的，它招引死亡之说教者！
    多余的人充塞着世间：国家是为这些多余的人而发明的！看它如何吸收着多余的人啊！
    如何地吞食，咀嚼而消化他们呵！
    “世界上没有伟大于我的：我是上帝发令的手指。”——这怪物如是嗥着。跪拜在地下的，不仅是长耳短视的人！

    唉！对于你们，你们这些伟大的灵魂呵，它也向你们低说着它的怕人的诳语！唉！它猜出了这些自愿消费的富有的心！
    真的，它猜透了你们，你们这些旧上帝之胜利者！过去的争斗使你疲倦了，现在你的疲倦投效于新偶像。
    它正想找英雄与荣誉的人做它的左右，这新偶像！它爱取暖于良心的太阳里——这冷酷的怪物！
    如果你们愿意崇拜它，它愿意什么都给你们，这新偶像！
    如是，它买到了你们的道德之光耀与你们的高傲的目光。
    你们将被用作饵，去钓骗那些多余的人！是的，它发明了一个毒计，一个死亡之马，配着神誉之鞍鞯叮当作响！
    是的，它决定了许多人的死亡，一种自夸为生命的死亡：
    真的，对于死亡的说教者，这是一个莫大的劳绩！
    我认出国家是善人恶人都吃毒药的地方；国家是善人恶人都自趋灭亡的地方；国家是大
    众的慢性的自杀，——被称为“生命”的地方。
    看这些多余的人罢！他们偷窃了发明者的工作与智者的宝物：他们称这种偷窃为文
    明。——但是一切遇到他们，都会变成疾病与祸害！
    看这些多余的人罢！他们总是病着；他们吐着他们的肝液，而称这个为报纸。他们自相
    吞食，却不能互相消化。
    看这些多余的人罢！他们愈聚积财物，但因此愈穷些。他们渴求着权力，尤其是权力之
    柄和多量的钱，这些无能者！
    看他们爬行罢！这些敏捷的猴子！他们互相攀登，而在泥土的深坑中，互相推挤着。
    他们都想走近皇座：这是他们的疯狂，——似乎幸福坐在那里！其实坐在皇座上的常常
    是泥土，——皇座也常常在泥土里。
    我觉得他们是一些疯人，爬行的猴子与患昏热者。他们的偶像，那冷酷的怪物，已经腐
    臭了；他们这些偶像之崇拜者，也已经腐臭了。
    兄弟们，你们愿意在他们血口之呼气里和肉欲里窒息吗？
    毋宁破窗而跳出去罢！
    回避恶臭罢！远离了多余的人的偶像崇拜罢！
    回避恶臭罢！远离了这些人肉牺牲的烟雾罢！
    现在，伟大的灵魂还可以在大地上发现自由的生活。现在还有许多地方，隐士们可以独
    自地或结伴地潜藏着。在那里，沉默的海的气息吹着。
    伟大的灵魂还可以享受自由的生活。真的，一个人的占有物愈少，他也被占有得少些：
    轻度的贫乏是被祝福的！
    国家消灭了的地方，必要的人才开始存在；必要的人的歌唱，那独一无二的妙曲，才能
    开始。
    国家消灭了的地方，——看罢，兄弟们！你不看见彩虹与超人之桥吗？——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市场之蝇

    朋友，逃到你的孤独里去吧！我看出你因为大人物的喧闹而昏惑，因为小人们的针刺而
    受伤了。
    森林与岩石知道庄严地沉默地陪伴着你。再学那你所素爱的长臂的大树吧：它无言地俯
    在海上倾听着。
    市场开始于孤独停止的地方；市场开始的地方，也开始了大优伶之喧闹与毒蝇之营营。
    在世界上，便是至善之物，如果没有表演者，也不会被重视；群众尊称这些表演者为大
    人物。
    群众不了解何谓伟大，这不啻说他们不了解何谓创造。但他们对于一切大事业的表演者
    与优伶，却很能赏识。
    世界围着新价值之发明者而旋转：——它无形地旋转着。群众与荣誉却围着优伶而旋
    转：世界如是进行着。
    优伶也有精神，却没有精神的自觉。他相信使他获得最好效果的一切，——和使别人信
    任他的一切！
    明天他将有一个新的信仰，后天一个更新的信仰。他像群众一样，知觉很敏锐，性情不
    很稳定。
    颠倒是非，——这是他所谓证明。使人昏眩，——这是他所谓说服。他认为血是一切论
    据之最强者。
    一个真理，如果只能悄悄地诉诸聪耳，他认为是诳语与空话。真的，他只相信在世间闹
    得很响的上帝！
    市场上充满着像煞有介事的丑角，——而群众正以这些大人物自眩：视他们为当今的主
    人。
    但是，时间紧逼着他们：所以他们又紧逼着你。他们要你说出“然”或“否”。唉！你
    想把你的椅子放在然否之间吗？
    啊，真理之情人，不要妒忌这些绝对而忙迫的人罢！真理还从不曾挽过绝对者之臂呢。
    离去这些叫嚣的人，回到你的安全里去罢：只在市场上，一个人才会被“然”与“否”
    所牵系。
    深井的体认是很慢的：深井必须等候了很久，才知道坠在底下的是什么。
    一切伟大之物，总是远离了市场与荣誉才能发生：新价值之发明者总住在市场与荣誉很远的地方。
    朋友，逃吧，逃到你的孤独里去吧：我看出你全身为毒蝇所伤害。逃到强暴的风吹着的地方去罢！
    逃到你的孤独里去吧！你的生活太接近小物件与可怜虫了。在他们的不可见的报复之前
    逃去了罢！他们只想向你报仇呢。
    不要伸手去抵抗他们！他们多于恒河沙数，而你的命运不是蝇拍。
    这些小物件与可怜虫是无数的；许多高耸的大厦，曾被雨点与恶草所倾毁。
    你不是石块，可是许多雨点已经滴穿了你。还有许多雨点将会砍分了你，粉碎了你。
    我看出你为毒蝇所疲扰；你身上许多地方伤破流血；然而高傲使你不屑于发怒。
    他们无顾忌地渴求着你的血；那是他们贫血的灵魂之需求，——他们无顾忌地螫咬。
    但是深沉的你，便是轻伤，也使你剧痛；而且当你还没被治好以前，这些毒物又爬上了
    你的手。
    我知道你太高傲了，不会杀死这些贪食者。但是你得当心；别让你被命定了来担受他们
    全部的毒恶！
    他们围绕着你营营地赞颂着：他们的赞颂只是对于你的烦扰。他们想亲近你的皮与血。
    他们阿谀你，如阿谀一个上帝或魔鬼；他们向你哀泣，如向一个上帝或魔鬼哀泣。多无
    聊！他们是一些阿谀者善哭者，而不是别的什么。
    他们对你常是和悦的。但是这是怯懦者的聪明。是的！怯懦者是机智的！
    他们用褊狭的灵魂，思索着你，——他们觉得你总是可疑的！凡令人三思之物，总是可疑的。
    他们因为你的一切道德而惩罚你。在他们的心的深处，他们只愿恕——你的过错。
    你的和善与正直使你说：“他们对于他们卑贱的生存是无辜的。”但是他们的褊狭的灵魂想：“一切伟大的生存是有罪的。”
    纵令你对他们和善，他们却自觉为你所轻蔑；他们以秘密的恶害来报答你的善行。
    你的沉默的高傲总是触忤他们的趣味：当你偶然谦卑得近乎轻佻时，他们便喜欢起来。
    我们从一个人看出了什么，我们同时使那东西在那人身上燃烧起来。所以远避了小人吧！
    他们在你前面，自觉渺小，他们的卑贱因为反抗你，而燃烧成为不可看见的报复。
    你不觉得当你走近他们的时候，他们便沉默起来吗？你不看出他们的力量离弃他们，如
    烟之离开将死的火吗？
    是的，朋友，你引起你的邻人们的良心上的自责：因为他们与你是不相配的。所以他们恨你而想吸你的血。
    你的邻人永是一些毒蝇；你的伟大——它应使他们更毒，更像蝇。
    朋友，逃到你的孤独里去罢！逃到那强暴的风吹着的孤独里去罢！你的命运不是一个蝇拍。——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禁欲

    我爱森林。城市里是不良于生活的；在那里，肉欲者太多了。
    跌在一个谋杀者的手里，不是比跌在一个肉欲的妇人的梦里好些吗？
    请看这些男子吧：他们的眼睛说明着这个，——他们不晓得大地上还有胜于享受一个妇
    人的事。
    他们的灵魂深处满着污泥；多不幸，他们的污泥也还有精神呢！
    让你们至少应当完全得如兽类一样罢！但是兽类也有天真。
    我忠告你们扑灭本能吗？我只忠告你们要保持本能之无邪。
    我忠告你们禁欲吗？禁欲对于一部分人是一种道德，对于另外许多人却几乎是一种罪恶。
    不错，后一种人是能自制的：但是肉欲之大妒忌地从他们的行事里反映出来。
    便是在他们的道德之顶点与冷静的灵魂里，这兽也附随着他们，而使之不安。
    当这肉欲之犬得不到一块肉时，它会如何地用善和爱的态度，讨乞一块精神呵！
    你们爱悲剧和一切伤心的事吗？但是我不能信任你们那肉欲之犬。
    我认为你们的眼睛太残酷，而你们肉欲地侦视着受苦者。
    你们的淫乐不是化装着而自称为怜悯吗？
    我给你们这个譬喻：欲驱逐魔鬼而入手于道的人，不在少数。
    如果禁欲引起痛苦，禁欲是应当被抛弃的；否则禁欲会变成地狱之路，——换言之，灵
    魂之污秽与肉欲。
    我说着不洁的事吗？我觉得这并不是最坏的事。
    求知者之不愿跃入真理之水里去，是因为真理之浅薄而不是因为真理之不洁。
    真的，许多人本质上就是贞恒的：他们的心较柔和些。他们比你们笑得好些，频繁些。
    他们也笑禁欲，他们问：“禁欲是什么？
    禁欲不是疯狂吗？但是这种疯狂来就我们，而不是我们去就它。
    我们把心与屋献给这客人：现在他住我们这里，——让他随心所欲地久留着罢！”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朋友

    “我身边总有一个人是多余的。”——隐士如是想。“总是一个，——这终会变成两个的！”
    我与我自己常在太热烈的会话中：假若没有一个朋友，我怎能忍受呢？
    朋友之于隐士，永远是一个第三者：第三者是阻碍两个人的会谈不致沉到深处的浮木。
    唉！隐士们的深处多了。所以他们希求一个朋友，时时引他们上升。
    我们信任别人的地方，正显示出我们愿自信而未能的地方。我们对于朋友的希求泄漏了
    我们的弱点。
    一个人常常用爱来越过妒忌。他常常进攻而自树仇敌，目的在隐匿自己的可中伤之处。
    “你至少做我的仇敌吧！”——真正的崇敬说，它不敢要求友谊。
    如果一个人需要朋友，他必须愿意为朋友作战：因之，为着作战，他必须具有做仇敌的
    能耐。
    我们应当敬重我们朋友身上的仇敌。你能十分接近你的朋友而毫不冒犯他吗？
    你的朋友应当是你的最好的仇敌。当你抵抗他时，你应当最接近他的心。
    你不愿意在你的朋友之前穿上衣服吗？你向你的朋友显露你的真相，算是对于他的崇敬
    吗？无怪他诅咒你坠入魔道去！
    谁不知隐匿自己，徒使别人憎怒：所以你们更应当畏惧裸体！是的，如果你们是神，你
    们便可以因穿衣服而羞惭。
    为着你的朋友，你愈装饰愈好：因为你应当是他的射向超人之箭与希望。
    你为着想认识你的朋友的真相，你曾看见过他睡觉时的形貌吗？他的形貌到底是怎样
    的？那是照在粗糙不完全的镜里的你自己的尊容。
    你曾看见过你的朋友睡觉吗？你因他那形貌而懊丧吗？
    啊，朋友，人类是应当被超越的。
    朋友应当是善于忖度而善于沉默的专家：你不必希望看见一切。你的梦应当把你的朋友
    醒着的行事告诉你。
    你的同情应当也是一个忖度：你才知道你的朋友愿否接受你的同情。也许他喜欢你的不
    动情的眼睛和板着面孔的漠视呢。
    对于朋友的同情应当被藏在一个可以折断牙齿的硬壳里；这样，它才充满着体贴与甜蜜。
    你能提供朋友以孤独与新鲜空气，面包与药品吗？许多人不能自除链索，却是朋友之救
    主。
    你是一个奴隶吗？那么，你不能做朋友。你是一个暴君吗？那么，你不能有朋友。
    很久以来，妇人身上藏着一个奴隶与一个暴君。所以妇人不解友谊：她只解爱情。
    在爱情里的妇人对于她不爱的一切常有偏见与盲断。便在妇人的自觉的爱情里，光明之
    旁，常有暴变，闪电与黑夜。
    妇人还不能了解友谊：他们永是猫儿，鸟儿。或者作最好的说法，是牝牛。

    妇人还不能了解友谊。但是，告诉我，你们这些男子，谁又了解友谊呢？
    呵！可怜的男子呵！诅咒你们灵魂的贫乏与贪吝吧！你们给朋友的，只是我给仇敌的；
    而我不因此更穷些。
    伙伴关系是有了；还须有友谊呢！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第三卷

    一千零一个目的

    查拉斯图拉曾看过许多地方许多民族：他发现了许多民族的善与恶。在世界上，查拉斯
    图拉没发现比善与恶更伟大些的权力。
    任何民族不判断价值，便不能生存；如果它要自存，它判断的标准，应当与邻族的不同。
    许多事物被此民族称为善的，彼民族却认为可耻而加以轻蔑：这是我发现的。我还发现
    在这里被斥为恶的，在那里却穿着荣誉之紫袍。
    一个人决不能了解他的邻人：他的灵魂常常因邻人之疯狂与恶劣而奇诧。
    一个价值表高悬在每个民族的上面。看吧！那是它的征克的纪录；看吧！那是它的权力
    意志的呼声。
    一切它觉得不易成功之物，是可赞颂的；必要的艰难的便是善；那稀少而最费力之物，
    能够拯救大不幸的，——便被称为神圣的。
    那使它统治，克服而光耀的，激起邻人的恐怖与妒忌的：它认为这物件是万物中的最高
    者最先者，万物之衡量与意义。
    真的，我的兄弟，你如果已经认清了一个民族的需要，土地、天空与四邻；你就会猜知
    它的胜利的原理，就会晓得它为什么从那个梯子达到的希望。
    “你应当常常第一，而超越别人：除朋友外，你的妒忌的灵魂，不应再爱任何人。”—
    —这使一个希腊人的灵魂激动：
    于是他走上伟大之路。
    “说真话而熟谙弓箭之使用。”——这句话是我的名字所出自的民族认为珍贵难行
    的，——这名字之于我亦是亲爱而任重。
    “崇敬父母，而顺从他们，直到灵魂之最深处。”别一个民族高悬了这征克的纪录而强
    盛不衰。
    “保守忠信；为着忠信，便因险事恶事，而流血或牺牲荣誉，亦所不惜。”另一个民族
    用这教训，超越了自己，因此获得伟大的无穷的希望。
    真的，善与恶是人类自制的。真的，善恶不是取来的，也不是发现的，也不是如天上的
    声音一样降下来的。
    人类为着自存，给万物以价值。——他们创造了万物之意义，一个人类的意义。所以他
    们自称“人”。换言之，估价者。
    估价便是创造：你们这些创造者，听吧！估价便是一切被估价之物中的珍宝。
    估价，然后有价值：没有估价，生存之核桃只是一个空壳。你们这些创造者，听吧！
    价值的变换，——那便是创造者的变换。创造者必常破坏。
    创造者起初是民族，接着才是个人；真的，个人还只是最初的创造。
    从前，民族把善之表高悬着。希求统治之爱与希求服从之爱同创造了这种表。
    人群的快乐，先于“我”的快乐：当公正还是指人群而言的时候，“我”只能说是背公
    了。
    真的，狡狯的无爱的“我”，在大多数人的利益里找寻个人的利益；它不是人群的起
    源，而是人群的没落。
    热爱者与创造者，——他们向来创造善恶。爱火与怒火在一切道德里燃烧着。
    查拉斯图拉曾看过许多地方许多民族：在大地上，他没发现比热爱者的工作更伟大些的
    权力：善恶便是这工作的名称。
    真的，这毁誉的权力实是一个怪物。告诉我，兄弟们，谁替我克服它呢？谁把一条链索
    套在这兽的千个颈项上呢？
    直到如今，我们曾有一千个目的，因为有一千个民族。但是套在一千个颈项上的链索与
    一个唯一无二的目的却还没有；人类还没有目的呢。
    但是，告诉我，兄弟们：如果人类没有目的，那也就没有——人类吧？——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爱邻

    你们忙着交好你们的邻人，你们为着这个使用美丽的词句。但是我告诉你们：你们的爱
    邻，只是你们的错误的自爱。
    你们访问邻人以逃避自己，想把爱邻当成一种道德：但是我看透了你们这种“利他”。
    “你”老于“我”；“你”是被神圣化了的，而“我”不曾：
    所以一个人忙着交好他的邻人。
    我忠告你们爱邻吗？我毋宁是忠告你们逃避邻人而爱远人吧！
    爱远人，爱来者，高于爱邻；我认为对于事物与幻影的爱，高于对于人类的爱。
    我的兄弟，这走在你前面的幻影，美丽于你；为什么你不把你的肉与骨给它呢？可是你
    害怕，你逃到邻家去。
    你们不能忍受自己，你们不十分疼爱自己：所以你们想用爱去诱惑邻人，而以他的错误
    自饰。
    我希望你们不能忍受任何邻人与邻人之邻人；那时候，你们不得不自己创造一个朋友和
    他的横溢的心。
    当你们想自颂时，你们找来一个证人；如果你们能诱惑他，使他心里称赞你们的时候，
    你们心里也称赞自己起来。
    诳语者不仅是故作不知的人，尤其是不知故作知的人。你们在交际场合中这样说着自
    己，欺骗你们的邻人。
    疯者如是说：“人群的交际损伤一个人的特性，尤其是对于全无特性的人。”
    这个人之赴邻家，目的在寻找自己。那个人赴邻家，目的在想忘却自己。你们的错误的
    自爱，使你们的孤独成为一个牢狱。
    远人却因你们这种爱邻而偿付重价；当你们已是五个人在一起时，常有第六人要死。
    我也不喜欢你们那些节庆：我发现了太多的优伶，便是观众的行动，也如戏子。
    我不教你们爱邻而教你们交友。让朋友是你们的地上的佳节与超人的预感吧。
    我把朋友与他的横溢的心教你们。如果你们想被横溢的心所爱，你们应当知道成为海绵。
    我以藏着完成了的世界，善的外壳的朋友教你们，——
    这创造性的朋友，常常献赠一个已完成了的世界。
    世界曾为他展开，又自卷起来。像由恶演变为善，由偶然演变为目的一样。
    让将来和最远之物成为你的今日的动机吧：你应当爱你的朋友身上的超人，作为你存在
    的理由。
    兄弟们，我不忠告你们爱邻：我忠告你们爱远人呢。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著名的智者

    一切著名的智者啊，你们的服务是为人民和它的迷
    信，——而不是为真理！正因为这个，人民敬重你们。
    同样地，人民容忍了你们的不信仰，因为这只是人民的一个笑柄与一种诈术。犹如主人
    让奴隶们自由，而以他们的放肆为乐。
    人民所恨恶的，如狗恨狼一般的，是自由思想者，禁锢之仇敌，那不肯崇拜而住在森林
    里的人。
    把他从他的隐居驱逐出来，——这是人民所谓“正义之意义”！他们常常激怒最凶恶的
    犬去咬他。
    所以，“人民所在，即真理所在！唉，寻找真理的人是被诅咒的！”这是常常听到的话。
    啊，著名的智者啊，你们曾合法化人民的崇敬：你们称这个为真理的意志！
    你们的心常常自说：“我自人民中来，上帝之声音也从那里来。”
    你们忍耐地狡狯地驴似地常常是人民之辩护者。
    很多权力者为着交好人民，常在他们的马前驾上一个小驴，一个著名的智者。
    著名的智者啊，我现在要你们完全脱去你们的狮
    皮！——
    有斑点的野兽之皮，和研究者探险者征服者之乱发！
    唉，假若我尝试相信你们是求真的，那我得先看见你们粉碎了你们的崇敬之意志。
    那个粉碎了崇敬之意志，而往无上帝之沙漠去的人，才是求真者。
    在太阳炙热了的黄沙里，他自然也渴望着富于泉水的，浓绿庇荫着生命的岛。
    但是，他的干渴并不能说服他，使他成为安适者之一：因为绿洲所在，也是偶像所在。
    挨饿的、凶暴的、孤独的、无上帝的：狮之意志自愿如此。
    抛去了奴隶的快乐，自拔于上帝与一切崇拜，伟大的，孤独的，不知道畏惧而使人生
    畏，这是求真者之意志。
    求真者，自由思想者，常常是沙漠之主人似地，生活在沙漠里。在城市中，居住着著名
    的智者与肉食者，——负重的兽。
    因为他们如驴子一般推挽着——人民之车！
    我决不因此责怪他们：虽然他们的车具放着金光，他们仍然是仆役和驾在车前的兽。
    他们常常是很好的无惭于薪俸的仆役。因为道德如是说：“如果你必得做仆役，找寻那
    个你的服务最能帮助的人罢！
    你主人的精神与道德，要因为你的服务而增进：你也跟着他的精神与道德而增进！”
    真的，著名的智者啊，你们这些人民之仆役啊！你们跟着人民之精神与道德而增进，—
    —人民也因你们而增进！我认为这是你们的荣誉！
    但是你们纵有你们的道德，你们仍然是人民，短视的人民，——不了解什么是精神的人
    民！
    精神是生命之自割：生命因痛苦而增长知识。——你已经知道这个了吗？
    精神之幸福是在做被眼泪所涂抹，而被神圣化为火祭之牺牲。——你已经知道这个了吗？
    盲者之盲和他的踌躇与摸索，正证明他所望见的太阳之权力。——你已经知道这个了吗？
    求知者应当和山在一起学着建筑！精神移山，只是小事。——你已经知道这个了吗？
    你们仅看见精神的火花，但不知道精神是怎样一块铁砧和它的铁锤之残酷！
    真的，你们不知道精神的高傲！但是如果精神的谦卑想说话，你们更会不能容忍！
    你们还不曾能把你们的精神抛在雪的深谷里，因为你们还不够热！同样地，你们也不知
    道从它的凉爽里得到快乐。
    但是我觉得在无论那方面，你们使自己太和精神亲昵了些；你们常把智慧做成坏诗人的
    医院与避难所。
    你们不是鹰，所以你不曾经验过精神恐慌时的快乐，不是鸟儿的人，不应在深谷上筑巢。
    我觉得你们是半温的：但是一切深邃的知识，寒冷地流动着。精神之内泉是冰冷的：对
    于热手与劳动者却很舒服。
    著名的智者啊，你们可敬地严肃地挺直地站在我面
    前！——你们不会被强风或强烈的意志所推动。
    你们从未看见一个被怒风涨作圆形的帆战栗地走过海上吗？
    我的智慧帆似地被精神所怒撼，航过海上，——我的野性的智慧！
    但是著名的智者啊，你们这些人民之仆役啊，——你们怎能和我同去呢！——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夜之歌

    夜已到来：现在喷泉之声音响得愈高了。而我的灵魂也是一个喷泉。
    夜已到来：现在爱人之歌醒了。而我的灵魂也是一首爱人之歌。
    我身上有一件从未平静过，也不能平静的东西；它想高喊起来。我身上有一个爱的渴
    望，它正说着爱的言语。
    我是光：唉，我真希望我是夜呢！我被光围绕着，这正是我的孤独啊！
    唉，我希望我是阴影与黑暗呢！我会怎样地在光之乳房上解我的渴啊！
    一闪一闪的小星，天上放光的虫啊，我愿祝福你们，而被你们的光之礼物所祝福。
    但是，我生活在自己的光里，我吸回从我爆烈出来的火焰。
    我不曾尝过取得者之快乐；我常常梦想：偷窃应比取得更为甜蜜。
    我的贫困便是我两手之不停的给与；我的妒忌便是我常看见期待的眼睛和渴望之星夜。
    啊，给与者之不幸啊！我的太阳之偏食啊！希求渴望之渴望啊！满足中极度的饥饿啊！
    他们取得我的给与：但是，我是否接触到他们的灵魂呢？授受之间，有一个深谷；而最小的深谷是最后被架上桥的。

    一种饥饿发生于我的美里。我想伤害我照耀着的人们；我想抢掠我曾给与赠品的人们：——我如此地想作恶事。
    当别人想握我的手的时候，我却缩回我已伸出的手；我迟疑着，如急倾的瀑布迟疑一样；——我如此地想作恶事！
    我的丰富沉思着这种报复；我的孤独诞生了这种恶念。
    我给与时的幸福因给与而死去；我的道德已经厌倦了它自己的丰满！
    常常给与的人有失去羞涩的危险；因为这人的心与手，终于会因分赠而生出一层硬厚的皮。
    我的眼睛不再为请求者之羞惭而流泪；我的手皮变成硬厚的，不能感觉到受施者的手之
    战栗。
    我的眼泪和我的心之柔嫩何往了呢？啊，给与者之寂寞啊！发光者之沉默啊！
    许多太阳在空间绕行着：它们的光向一切黑暗之物说话。——但是对于我，它们却沉默
    着。
    啊，这是光对于其他发光的一切之恨恶：它毫无怜悯地继续着它的前进。
    每一个太阳对于其他发光的一切，都是由衷地不公平；对于其他太阳是冷酷：——它如
    此地继续着它的前进。
    太阳们循着它们的轨道大风暴似地飞进：那是它们的旅行。它们遵从着它们的不可阻挠
    的意志：那是它们的冷酷。
    啊，只有你们，黑暗的夜间之物啊，从光取得了你们的温热！啊，只有你们，在光之胸
    前吸饮安慰的乳汁！
    唉，冰围着我；我的手接触着冰而发烧！唉，我渴，而我的渴是一种希求你们的渴之渴！
    夜已到来：唉，为什么我不得不是光呢！而渴求着黑暗呢！而孤独呢！
    夜已到来：现在我的渴望泉似地喷射着，——它要高喊。
    夜已到来：现在喷泉之声音响得愈高了。而我的灵魂也是一个喷泉。
    夜已到来：现在爱人之歌醒了。而我的灵魂也是一首爱人之歌。——
    查拉斯图拉如是歌唱。

    跳舞之歌

    某个黄昏时候，查拉斯图拉和弟子们穿过森林；他们找寻泉水，而走到一个树木环绕的
    绿草场上。在那里，一些少女跳舞着。她们认出了查拉斯图拉，便停止了跳舞；但是，查拉
    斯图拉友好地走近她们，向她们说：
    “可爱的少女啊，别停止了你们的跳舞罢！来到此地的人，决不是一个不祥的败兴者，
    也决不是少女的仇敌。
    我是在魔鬼前的上帝之辩护者：而那魔鬼便是严重的精神。轻盈的少女啊！我怎会是神
    圣的跳舞和处女的美脚踝的仇敌呢？
    不错，我是一个暗树之森林与夜间：但是不怕黑暗的人，会在我的柏树下找到玫瑰盛开
    的小径。
    他也可以找到那处女们最爱的小神，沉默地闭了眼睛在泉边休息着。
    真的，这懒骨竟在白昼沉睡了！他曾想捉到很多的蝴蝶吗？
    美丽的少女啊，如果我稍稍责训这小上帝，别对我生气罢！他也许哭喊起来；——但是
    即使他哭着，他随时可以笑的！
    他应当两眼含泪地向你们请求一个跳舞；而我将用一首歌伴和着：
    这是一首跳舞之歌，对于我的最大最强的魔鬼，被称为世界之主人的严重的精神唱出一
    个讽刺。”——
    这便是邱比特和少女们共舞时，查拉斯图拉唱的：
    “啊，生命！最近我曾凝视过你的眼睛。我似乎掉落在不可测知的深处一样。
    但是，你的金钩把我拉引上来；你因为我说你不可测知而讥笑我了。‘一切鱼类都如是
    说。’你道；‘它们自己无法测知之物，便认为不可测知。
    但我是多变的野性的，我完全是一个妇人，而不是一个有德的妇人：
    虽然你们男子称我为深沉的，忠实的，永恒的，神秘的。
    你们男子常把自己的道德赋与我们；——唉，你们这些有德者！’
    它曾这样笑过，这不可置信的；但是当它自谤时，我决不相信它和它的笑。
    一天，我和我的野性的智慧秘密谈话，它向我怒着说：
    ‘你要生命，渴求生命，而爱生命，所以你赞颂它！’
    我几乎对它作了一个无情的答复，而把真理告诉了这寻衅者；当我们把真理告诉自己的
    智慧，那便是最无情的答复。
    一切事物对于我们三个是这样对立着。在我的内心里，我只爱生命。——真的，我恨它
    时我最爱它！
    但是如果我喜欢智慧，或竟太喜欢它些：那因为它太使我联想到生命了！
    智慧也有生命之眼睛与笑，甚至还有生命之金钩：它俩如此相肖，难道是我的过错吗？
    一天，生命曾问我：‘智慧，它到底是谁’——我忙答道：
    ‘唉！是的！智慧！
    人们狂热地追求它，而不能获得满足，人们只能隔着面网看它，只能伸出手指穿过网孔
    去把握它。
    它美丽吗？我怎能知道！但是最有经验的鱼，还不免吞咬它的诱饵。
    它是多变而因执的；我曾见它紧咬着唇，反梳着头发。
    它也许是恶劣而虚伪的，它也许完全是一个妇人：但是当它自谤时，它的诱惑性最大。’
    我说完以后，生命闭着眼睛狡狯地笑了。‘你讲的到底是谁呢？’它问。‘也许是我罢？
    即令你不错，——但是你竟能当着我，说这样的话吗！现在说说你自己的智慧罢！’
    唉，亲爱的生命！你于是再张开你的眼睛，我又似乎掉落在不可测知的深处一样。”—
    —
    查拉斯图拉如是歌唱。但是当跳舞已完，少女们别去以后，他悲哀起来。
    “太阳早已西匿了。”他终于说；“草场上润湿起来，森林里吹来一阵冷气。
    一个不可知之物在我旁边沉思地凝视着我。怎样！查拉斯图拉还生存着吗？
    为什么而生存呢？什么好处呢？凭什么生活呢？什么方向呢？何处呢？如何生活呢？
    继续生活着，不是疯狂吗？——
    唉，朋友们，这是黄昏在我身上诘问，原谅我的悲哀罢！
    黄昏已经到来：原谅我，黄昏已经来到了罢！”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坟茔之歌

    “那里是坟茔之岛，沉默的地方；那里也是我青春之坟茔所在，我要带一个常绿的花绳
    做成的生命之圈往那里去。”
    我心中计算已定，我便航过了海。——
    啊，你们，我的青春之形像与幻象啊！啊，你们，爱之眼波，你们，神圣的刹那啊！你
    们消逝得多快啊！现在我思念着你们，如我的亲爱的死者一样。
    我的最亲爱的死者啊，一种安慰心灵的，激动泪泉的香气，从你们那里飘来。真的，它
    使孤独的航海者战栗而舒畅。
    我还是最富的，最被妒忌的，——我这最孤独者！因为我曾占有过你们，你们还占有着
    我：告诉我，这树上的金苹果，可曾为别人像为我一样地落下过呢？
    我还是你们的爱之遗产和继承者。啊，我的最亲爱的，我为纪念你们，开出一阵多色的
    野生的道德！
    啊，珍异而被祝福的奇物啊，我们是生来应当在一起的；你们走近我和我的渴望时，不
    像畏怯的鸟，——而像有信任的人走近有信任的人！
    是的，像我一样，你们也是忠实和爱之永恒做成的。难道现在我得因你们的不忠实另称
    你们一个名字吗？神圣的眼波和刹那啊：我还不曾学过别的名字呢。
    真的，消逝者啊，你们死灭得太快了！但是，你们不曾逃避我，我也不曾逃避你们：我
    们之于我们互相的不忠实是无罪的。
    我的希望之鸟啊，他们为着杀我而缢死了你们！是的，恶总是向我的最亲爱的你们射
    箭，——以贯穿我的心！
    而它已经中的！因为你们永是我的最亲爱的，我的占有物与占有者：所以你们不得不早
    夭速死了！
    他们向我最易受伤的地方，向你们这些娇嫩而如一瞥即逝之笑的，射出了他们的箭！
    但是，我要向我的仇敌说：杀人罪比起你们对我所做的，又算什么大事呢！
    你们对我所作的恶，甚于一个杀人罪；你们夺去了我的不可补偿的：——我向你们如是
    说。
    杀人的歌者，恶之工具，最无辜的你啊！我已经准备作一个最好的跳舞，而你的音调屠
    杀了我的狂热！
    只有跳舞能使我说出最高贵之物的象征：——但是，现在，这最高的象征不曾被我的四
    肢说出！
    我的最高希望，终于不曾被启示！我的青春之一切幻象与一切安慰都死了！
    我怎样忍受了这一切呢？我怎样担受了克服了这些创伤呢？我的灵魂怎样从那些坟茔里
    又出来了呢？
    是的，我有一件不致受伤之物，一件裂开岩石的不能埋没之物：这便是我的意志。它沉
    默地不变地经过许多年岁。
    我的老意志，它用我的腿迈步着；它的本性是无情的，不致受伤的。
    只有脚跟上，我才有受伤的可能。你，我的忍耐的意志啊，你永远不变地存在着！你已
    经从一切坟茔里找到出路了！
    你身上还有我的未实现的青春；你像生命与青春似地充满着希望，坐在坟茔的黄色的废
    丘上。
    是的，你永是我的一切坟茔之破坏者：我的意志，我敬礼你！只是坟茔所在的地方，才
    有复活。
    查拉斯图拉如是歌唱。

    自我超越

    大智者，你们称推动你们，燃烧你们的是“求真之意志”吗？
    我却称你们那意志为理解一切之意志！
    你们想使存在的一切成为可理解的：因为你们很有理由地怀疑着：这一切早就可以理解
    了。
    但是，存在的一切都得屈服于你们！你们的意志要如是。
    它应当恭敬而服从着精神，如精神之镜子与形象。
    大智者啊，这是你们整个的意志，你们的权力意志；便是你们谈说善恶和判断价值的时
    候也是如此。
    你们想创造一个你们可以对着下跪的世界：这是你们最后的希望与最后的陶醉。
    不错，愚昧者、民众，——像一条推送着小船的河：在这小船里，价值之判断戴着面具
    庄严地坐着。
    你们曾把你们的意志与价值放在演变之河里浮着；在民众认为是善与恶的东西里，我看
    出一个老的权力意志。
    啊，大智者，你们把这样的客人放在小船上，而用奢侈的装饰品与骄傲的名称打扮了他
    们，——你们和你们的统治的意志！
    现在这条河推送着你们的小船前进：这河必须载着它。被冲破的波浪尽管白沫四溅地怒
    抗着船底，那有什么重要呢！
    啊，大智者，你们的危险和你们的善恶之终结不是这条河，而是你们的意志，权力意
    志，——不竭的创造性的生命意志。
    但是，为使你们了解的我善恶之说教，我先把我的关于生命之说教与生物本性之说教告
    诉你们。
    我曾因为考察生物之本性，而在大大小小的路上跟随它们，追逐它们。
    我在百面的镜里，捉住了生命之目光，使它不开口的时候，眼睛可以向我说话。而它的
    眼睛确曾说话。
    无论哪里，我发见了生物，我便听到关于服从的话，一切生物必得服从。
    而这是第二件事：不解服从自己的人，便受别人的命令。
    这是生物的本性。
    而我听到的第三件事是：命令难于服从。不仅因为命令者掮着一切服从者之重负，而这
    重负也许压扁了他：——
    而且我看出一切命令是尝试与冒险；当生物发出命令的时候，他便冒着生命之危险。
    是的，即当他命令自己的时候，他也得付与这命令以代价。他必得成为自己的法律之法官，报复者与牺牲。
    这是为何缘故呢？我曾自问。使生物服从或命令，而命令时也服从的是什么呢？
    大智者啊，倾听我的话罢！严格地考察：我是否已经进到生命的核心里，直达了它的深处！
    无论何地我找到生物，我便找到权力意志；便在服从者之意志里，我也找到了做主人的意志。
    弱者之意志说服了弱者，使他为强者执役；同时这意志也想成为更弱者的主人。这是他不愿被剥夺的唯一快乐。
    弱者屈服于强者，以取得统治更弱者的快乐：同样的，弱者屈服于他的权力意志，而为
    权力冒着生命的危险。
    冒险与生命之孤注便是强的牺牲。
    牺牲、服务与爱之眼波所在的地方，便也是做主人的意志。弱者取暗道潜入强者之堡寨
    和心里，——而盗去权力。生命自己曾向我说出这秘密。“看罢，”它说，“我是必得常常
    超越自己的。”
    不错，你们称这个为创造的意志，或是达到目的的，往较高较远较复杂去的冲动；但是
    这只是一件事，同一个秘密。
    我宁死去，不愿放弃这唯一之物；真的，只要有没落和树叶飞坠的地方，便有为权力而
    牺牲的生命！
    我必得成为争斗，演变目的和目的之反面：唉，谁猜出了我的意志，必也猜出了它遵循
    着的弯曲的途径！
    无论我创造的是什么，而我又如何地喜爱它，——我不久便成为它的对手与我的爱之对
    手：我的意志要我如是。
    便是你这求知者，只是我的意志之小路与足迹：真的，我的权力意志也跟在你的求真之
    意志的后面！
    谁谈说着“求存之意志”，便是不曾找到真理：那意志——
    是没有的！
    因为不存在的不能有意志。但是，已存在的何能还追求着存在呢！
    只是生命所在的地方，即有意志：但是这意志不是求生之意志，——我郑重地告诉你—
    —而是权力意志！
    许多东西是被生物视为高于生命的；这种辨别就是权力意志的作用！
    这是生命一天给我的教训：啊，大智者，我用这教训解透了你们心里的迷。
    真的，我告诉你们：不灭的长存的善与恶，——那是不存在的！依着它们的本性，善与
    恶必得常常超越自己。
    你们这些评价者，用价值与善恶之程式施行你们的权力：那里面有你们的秘密的爱与你
    们的灵魂之光明，战栗与泛溢。
    但是从你们的估价里，长出一个较强的权力，一个新的自我超越：它啄破蛋与蛋壳。
    真的，谁不得不创造善恶，便不得不先破坏，先打碎价值。
    所以，最大的恶也是最大的善的一部份：但是这是创造性的善。——
    让我们谈论着罢，大智者啊，虽然谈论是一件不好的事。
    但是沉默是更不好的；一切不被说出的真理变成毒药。
    让真理破碎了可破碎的一切罢！——须建的房屋多着呢！——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高尚的人

    我的海底是平静的：谁猜到它藏着希奇的怪物呢！
    我的深度是不变的：但是它的浮泳着的谜与笑发着光亮。
    我今天遇着一个高尚而严肃的人，精神之忏悔者：啊，我的灵魂如何地笑他的丑陋啊！
    他胸部高挺，如吸气似的，沉默地站着，这高尚的人。
    他悬了许多可怕的真理，那是他的猎获物，他穿了破烂的华美的衣服；我看见他有许多
    刺，——却没有一朵玫瑰。
    他还不曾学到笑与美。这猎者忧郁地从知识之森林里回来。
    他刚和野兽斗过：但他的严肃里，还有一个野兽。——
    一个未被克服的野兽。
    他站着像一个将跃的虎；但是我不喜欢那些紧张的灵魂；
    也厌恶它们讳言一切的态度。
    朋友们，你们告诉我“趣味是不宜讨论的吗”？但是，整个的生命是趣味之争斗！
    趣味同时是重量，天平与权者。生物想生存却不为重量，天平与权者而争斗是不幸的！
    这高尚的人，如果他开始厌倦于他的高尚：那时候他的美才会开始；——只有那时候，
    我才愿喜欢他，才觉得他合我的趣味。
    直到他背弃了他自己的时候，他才能跳过他的暗
    影，——真的，而跳入他的太阳里。
    他坐在阴处太久了，这精神之忏悔者已经双颊灰白了；他几乎在期待中饿死。
    他的眼睛里还有轻蔑，他的双唇藏着厌倦。不错，他现在休息着，但还不是在太阳底下。
    他应当像牛一样；他的幸福应当有泥土气息，而不是对于大地的轻蔑。
    我愿看见他如一头在犁前喘叫的白牛，它的喘叫应当赞颂大地的一切。
    他面部还是黑的；他的手之影子遮住了它。他的目光的意义还被掩在阴处。
    他的行为还是遮着他自己的阴影；行为遮暗了行为者。他还不曾克服他的行为。
    真的，我很喜欢的牛似的颈背；但是我愿也看见天使似的眼睛。
    他应当忘却他的英雄之意志：他应当不仅是一个高尚的人，而且是一个高举的人：——
    以太应当可以高举他，这无意志的人！
    他曾克服过怪物，他曾解决过谜。但是他应当赎救他的怪物与谜，而使它们成为神圣的
    孩子。
    他的知识还不曾学会微笑，也不曾学会无妒忌；他的热情之流还不曾在美里平静过。
    真的，他的热望不应停顿而沉没在满足里，而应在美里！
    怜悯属于伟大的人之慷慨。
    手臂放在头上：英雄应当如此休息；应当如此克服他的休息。
    美正是英雄的最难的事。一切热烈的意志不能抓到美。
    多一点，少一点：在这里已算过分了，在这里已算是太利害了。
    高尚的人啊，松懈了的筋肉，无鞍鞯的意志；这是你们最难的事！
    当权力变成怜悯的，而下降到可见的地方，我称这种俯就为美。
    我向你这权力者热烈地要求美，甚至其他任何人。让你的善良是你最后的自我胜利罢。
    我相信你能作各种的恶：所以我希望你为善。
    真的，我常笑那些因跛腿而自称为善良的弱者！
    你应当仿效柱之道德：它愈升高，愈美丽而精巧；但是它的内在的抵抗力愈强大。
    是的，高尚的人啊，有一天你会美丽起来，而拿着镜子照你自己的美。
    那时候你的灵魂因神圣的希望而激动起来；你的虚荣之中有崇拜！
    这是灵魂的秘密：英雄抛弃了灵魂以后，在梦里——超英雄走近着他。——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文化之邦

    我在未来里飞得太远了：一种恐惧抓住了我。
    我望望四方，看啊！只有时间是我的唯一的同代者。
    于是我回转身向后逃遁，——我加速地飞着。今日之人呀，因此我到了你们这里，我到
    了文化之邦。
    我第一次用适宜的眼光与热诚的希望来访问你们：真的，我带着渴望的心来的。
    但是以后怎样呢？虽然我恐惧，——我忍不住笑起来！我的眼睛从不曾看见过这种涂彩
    之物。
    我不停地笑，同时我的腿和我的心还战栗着：“这里竟是一切颜料罐之家乡”——我说。
    今日之人啊，你们的面孔与四肢被耀目的颜色涂成各种样式，我骇怪地看见你们坐在那
    里！
    你们四周有五十面镜子，阿谀而反映着你们这颜色之戏！
    今日之人啊，任何好的面具，不会胜于你们自己的尊容！
    谁能认出你们呢？
    你们身上原涂着过去的记号，又盖上了新的记号：这样，一切识密码者不能解释你们！
    即令有人会考查内脏：但是你们能使谁相信你们还有内脏呢！你们似乎是颜料与胶纸片
    塑成的。
    各个时代与各种人民都隔着你们的面罩混杂地偷看着：
    一切习惯与一切信仰从你们的手势里混杂地谈说着。
    谁除去了你们的面罩、包布、颜色与手势，便会在他面前看到一个可以吓鸟之物。
    真的，我就是一个被吓的鸟儿，曾见过你们的无颜色的裸体；当这骨骼向我秋波频注
    时，我忙逃了。
    我宁愿在地狱里和过去的幽灵一同作工！——因为地狱里的住民还比你们有内容些！
    今日之人啊，我的内心的痛苦是：既不能忍受你们的裸体，又不能忍受你们的穿著！
    真的，未来的不可知的焦急和一切使迷路的鸟战栗之物，都比你们的“实在”，使人安
    心些自在些。
    因为你们如是说：“我们完全是实在的，无信仰，也无迷信。”这样，你们塞满自己的
    口，而并没有吞咽的咽喉。
    你们这些着色的人啊，你们怎能信仰呢？——你们是一切信仰之图画！
    你们是信仰之行动着的驳论和思想之四肢的脱节。你们这些实在者，我称你们为不可信
    者！
    一切时代在你们的精神里互相詈骂；一切时期之梦想与闲谈远比你们的醒着的理智更实
    在。
    你们是不生育的：所以你们缺乏信仰。生而创造者总有他的真实的梦与星球的信号。—
    —他信仰着信仰！
    你们是半掩的门，掘坟穴的工人等候在外面。你们的实在便是“一切值得死灭”。——
    啊，不孕的人们，活着的骸骨啊，你们在我面前站着。你们中间必定也有能够自知的人。
    他说：“当我熟睡的时候，也许上帝盗去了我什么东西罢？
    真的，那很够制造一个妇人的材料！
    我肋骨之贫瘦是奇特的！”许多今日之人如是说。
    真的，今日之人啊，你使我发笑了！尤其是你们自己觉得惊诧的时候！
    如果我不能笑你们的自惊，而不得不吸千你们杯里的作呕的液体，我真是不幸的！
    但是我轻轻地载着你们，因为我有重负掮着；如果渺小的蝇停在我的重负上，那有什么
    关系呢！
    真的，我的负担并不因此更重些！今日之人啊，给我以最大的疲倦的不是你们。——
    唉，我还得同我的渴望爬上那里去呢！我从每个山巅找寻我的故乡。
    但是，无论何处，我找不到它。每一个城是我漫游之过程，每一个门是我旅行之起点。
    我刚才曾被我的心推向这些今日之人，现在他们只是使我发笑的陌生人了；我从我的故
    乡被逐出来。
    所以我只爱我的孩子们的故乡，海外的尚未发现的地方。
    我吩咐我的帆永远找寻着。
    我要向我的孩子赎罪，因为我是我的祖先的子孙；我也要用整个的未来，——赎回这个
    现在！——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无玷的知识

    昨夜月亮出来的时候，它在地平线上是那样地沉重而饱满：我觉得它似乎想诞生一个太
    阳一样。
    但是它用它的怀孕说谎；然而我宁信月中的男子而不信妇人。
    不错，这畏怯的夜游者也不甚有男子气概。真的，他带着一副坏心思经过屋顶。
    因为这月中的修道士是充满着贪欲与妒忌的；他贪想着大地与爱人之一切快乐。
    不，我不爱它，这屋檐下的猫！我厌恶那些在半开的窗外的偷视者！
    它虔信地沉默地在星之地毯上走过：——但是我厌恶那些悄悄地步行，而不使刺马具作
    响的人们。
    诚实者之步武必有声音；但是猫却用逃遁的步伐走着。看罢，月亮像猫似地不诚实地前
    进着。——
    敏感的伪善者，“找寻纯知者”，我给你们这个譬喻。我称你们为肉欲者！
    你们也爱大地与大地的一切：我曾猜透了你们！——但是，你们的爱里有羞耻，也有坏
    心思。——你们像月亮。
    人们说服了你们：使你们的精神轻蔑大地的一切，但是还不曾说服你们的内脏：然而这
    内脏却正是你们身上的最强者！
    ……而这便是我所谓对于万物的无玷的知识：对于万物，别无希望，只求能够躺在它们
    旁边，如百眼的镜子一样！
    啊，敏感的伪善者啊，肉欲者呵！你们的希望里缺少天真：所以你们毁谤希望！
    真的，你们之爱大地不及乐于创造的创造者与生育者！
    天真何在？天真在有生育之意志的地方。谁想创造高出于己之物，我便认为他便有最纯
    洁的意志。
    美何在？美在我必得用整个意志去“意志”的地方；在我愿爱、愿死灭使形象不仅是一
    个形象的地方。
    爱与死是自古以来成双捉对的。求爱之意志：那便是预备死。怯懦者，我向你们如是说！
    但是你们认为你们斜行而衰弱的目光是“沉思”！而怯懦者之目光可以接触的一切是
    “美”！啊，你们污秽了高贵的名字！

    无垢的人啊，纯知者啊，你们所得到的诅咒便是你们的永不生育：虽然你们沉重而饱满
    地躺在天边！
    真的，你们嘴里充满高贵的语言；而你们妄想我们相信：
    你们的心灵泛溢着。逛语者啊！
    但是我的语言是粗糙的不值价的不成形的：我喜欢拾起你们盛宴时掉落在桌下的食物。
    我用这个已足够把真理告诉伪善者了！真的，我的鱼刺，空壳与冬青叶，应当使你们的
    鼻作痒，伪善者啊！
    在你们与你们的盛宴的周遭，空气是恶浊的：因为你们的欲念，诳语与神秘是在空气里！
    先敢于信仰你们自己——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内脏罢！不自信者永是诳者。
    “纯洁的人”啊，你们在自己面前放了一个上帝的面具；
    你们的可怕的蛇在一个上帝的面具后面爬着。
    真的，“沉思者”呵，你们真会欺骗呢！查拉斯图拉也被你们的神圣的皮所蒙蔽；他不
    曾猜到怎样的蛇填满在这皮里。
    找寻纯知者啊，在你们的游戏里我似乎曾看见一个上帝的灵魂！我不曾知道有比你们的
    伪造还更好的艺术！
    我们间的距离给我蒙住了蛇之秽物与恶臭，藏住了爬伏在那里的一个四脚蛇之肉欲的诡
    计。
    但是，我走近了你们：接着，白昼为我来到了，——而现在它也为你们来到了，——月
    亮之爱更是要完结了！
    看那里罢！它在黎明之前惊诧得泛白了！
    因为红日已经到来，——它对于地球的爱也已经到来！
    太阳整个的爱是天真，是创造性的渴望！
    看那里罢，黎明不耐烦地来到海上！你们不感到它的爱之焦渴与热喘吗？
    它想吸饮海，而把海从深处提到它的高度：同时，海之渴望贡献着无数的乳房。
    因为海愿被太阳之渴所吻吸；它想变成空气，高度，与光明之通路，甚至变成光明！
    真的，我也如太阳一样，爱生命与一切深海。
    而我称这个为知识：一切深的要被提到——我的高度！——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第四卷

    学者

    当我睡着的时候，一个小羊咬吃我额上的长春藤之花圈。——它一面吃，一面说：“查拉斯图拉不再是一个学者了！”

    接着，它便不屑地骄傲地离去：这都是一个孩子告诉我的。
    我爱躺在这里，孩子们傍着坏墙在蓟草与红罂粟里游戏的地方。
    对于孩子们与花草，我仍然是一个学者。他们作恶时也是天真的。
    我不再是羊群的学者：我的命运要我如是。——让这命运被祝福罢！
    事实是这样：我离去了学者的家，我曾把门恶狠狠地带上。
    我的挨饿的灵魂坐在他们桌旁太久了！我对于知识的态度不是如压碎核桃一样，而他们却正如是。
    我爱自由和清鲜地方的空气。我宁爱甜睡在牛皮上，而不在他们的荣誉与威严上！
    我因我的思想而烧红了灼痛了：它们常常阻断我的呼吸。
    于是我必得到露天里去，离开一切的尘室。
    但是，他们冷静地坐在凉爽的阴处：无论在哪里，他们只做观客，决不坐在太阳射着石阶的地方。
    他们像那些张着口在街上看人的闲走者：这样，他们等候着，张着口看别人的思想。
    谁用手抚触他们，他们像面粉袋一样，不自觉地在四周扬起一些灰尘。但是谁猜到他们的灰尘，是从谷里，从夏日田地之金色幸福里来的呢？
    当他们自信为聪明的时候，那些简短的格言与真理简直使我毛竖：他们的智慧常有泥沼的气息；真的，我已经听到他们的智慧里的蛙鸣了。
    他们是很能干的，他们有很精巧的手指：我的单纯与他们的复杂有什么关系呢？他们的手指知道抽线，作结，与纺织：所以他们编打着精神之袜！
    他们是很好的钟：假若别人留心把它们适宜地扭紧！于是它们不错地指出时刻，而响出一个谦卑的滴答。
    他们像磨坊与碎谷器似地工作着：让人们抛一点谷进去罢！——他们知道磨碎壳而使它成粉。
    他们善于互相监视着彼此的手指，彼此不相信任。他们发明一些小策略，侦视着那些知识已跛的人，——他们蜘蛛似地等候着。
    我常见他们小心地预备毒药；而用玻璃手套掩护着自己的手指。
    他们知道玩掷假的骰子，而我常见他们热心地玩掷着，以致汗流如洗。
    我与他们互不相识，他们的道德之可厌，甚于他们的虚伪与他们的假骰子。
    当我与他们共住时，我住在他们之上。因此他们恨我。
    他们不愿知道有人在他们头上走着；所以在我与他们之间，他们放了泥木与秽物。
    这样，他们喑哑了我的脚步之声音：而直到现在，最大的学者最不曾听到过我。
    在我与他们之间，他们放了人类之一切弱点与错误：——在他们的住宅里，这个被称为“假天花板”。
    但是，无论如何，我与我的思想在他们头上走着：即令我踩着我自己的弱点，那还是在他们与他们的头上。
    因为人类是不平等的：正义如是说。我所意志的事，他们没有意志的权利！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诗人

    “自从我更认识肉体以后，”——查拉斯图拉向他的一个弟子说，——“精神之于我仅成了某种范围内的精神；而一切不变之物——那只是象征。”

    “我曾听到你这样说过，”弟子说；“那次你曾加上一句：‘但是诗人们太善于说谎了。’为什么你说诗人们太善于说谎呢？”

    “为什么？”查拉斯图拉说。“你问为什么吗？我不是随便让别人问为什么的人。难道我的经验，才只是昨日的吗？很久以来，我已用经验考察过我的论据了。难道我必得是一个记忆之桶，以留住我的许多理由吗？我已经很不容易留住我的意见呢；许多鸟儿展翼飞了。但是，有时候我的鸽笼里也有一个迷路的鸟。它于我是陌生的；当我的手去捉它时，它战栗着。
    查拉斯图拉从前曾向你说过什么呢？诗人们太善于说谎吗？——但是查拉斯图拉自己也是一个诗人。
    你相信他对于这点是说着真话吗？为什么你相信他呢？”

    弟子答道：“我信任查拉斯图拉。”但是查拉斯图拉摇摇头笑了。

    “信仰不能神圣化我，”他说，“尤其是对于我的信仰。”
    但是假定有人十分诚实地说，诗人们太善于说谎：他是有理的。——我们太善于说谎了。
    我们知道的事情不少，而我们是笨拙的学习者：所以我们必得说谎。
    哪一个诗人不曾伪造他的酒呢？许多毒液曾在我们的地窖里预备；许多不可形容之物曾
    在那里完成。
    因为我们知道得太少，所以我们由衷地喜欢痴子，尤其是痴呆的少妇！
    我们渴想知道老妇们晚间互述的故事。我们称这个是我们身上的永恒的女性。
    我们似乎以为有一条秘密的知识之通路，而这路是不容稍有知识的人通过的：所以我们
    相信民众和它的“智慧”。
    但是诗人们都相信：谁伸着耳朵躺在草上，或在荒野的斜坡上，总可以学到一点天地间
    的事。
    如果他们得到一点缠绵的情感，他们便相信大自然也恋爱了他们：
    便相信大自然潜行到他们的耳朵里，低说着秘事与情话：
    他们在别人前以此自豪，以此为荣！
    唉，天地间许多事情，只有诗人们才梦想过！
    而尤其是天上的事情：因为一切神是诗人之寓言与造作！
    真的，我们总被引向高处，——换言之，被引向白云之乡：在那里，我们安放我们的多
    色的气球，而称它们为神与超人：——
    他们都够轻，可以坐在这种座位上！——这些神与超人。
    唉，我如何地厌倦于一切无内容被强称为实在的东西啊！
    唉，我如何地厌倦于诗人们啊！
    查拉斯图拉说完以后，他的弟子悻悻地沉默着。查拉斯图拉便也不再发言；他收视向
    内，如望着远处一样。最后他叹息了，他吸了一口气。
    “我属于今日与过去，”他于是说；“但是我身上有属于明日后日与未来之物。
    我已厌倦于旧的新的诗人：我认为他们都太浅薄，都是没有深度的海。
    他们不曾深思过；所以他们的感情不曾直达到深底。
    一点淫乐，一点烦恼：这是他们最好的思索。
    我认为他们的竖琴之声音只是鬼魅之呼吸与逃遁；直到现在，他们从声音的热诚里曾了
    解了什么呢！——
    他们对于我，还不够清洁：他们弄混自己的水，使它似乎深些。
    他们愿被认为和解者：但是我认为他们是一些依违两可者，好事者，不彻底者与不洁者！
    唉，我在他们的海里，抛下我的网，想捉好鱼；但是我总拖出一个古神之头。
    这样，海把一个石块赠给饿者。他们自己也像从海里来的。
    不错，那里面也有珍珠：这更使他们像坚硬的介壳类。在他们身上，咸的泡沫代替了灵
    魂。
    他们从海学得了虚荣：海不是一切孔雀中之最虚荣者吗？
    即在最丑的牛前，它也展开它的屏；它决不厌倦于展开它的银与丝的花边扇。
    牛轻蔑地望着，它的灵魂靠近着沙地，更靠近着丛林，最靠近着泥沼。
    美与海与孔雀之屏，于它何有呢！这是我贡献给诗人们的譬喻。
    真的，他们的精神是一切孔雀之最虚荣者与一个虚荣之海！
    诗人之精神需要观客，即令观客是一些牛！——
    但是我已经厌恶这精神了；我看出他们自厌的时候也快要到来。
    我已经看见诗人们改变了，诗人们的目光转向自己。
    我已经看见精神之忏悔者出现：他是从诗人中生出来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大事变

    海里有一个岛——距查拉斯图拉的幸福之岛颇近——那上面有一个永远冒烟的火山；一
    般人，尤其是老妇人，都说这岛是阻住地狱之门的岩石：而那穿过火山而下的狭路是直达这
    门的。
    查拉斯图拉留住在幸福之岛上时，一只船来到这火山冒烟的岛旁碇泊；它的船员便登岸
    去猎兔子。但是船长和水手们在正午重新集合的时候，忽然看见一个人穿过空地，走向他
    们，他清晰地高呼着：“现在是时候了！现在简直是时候了！”
    当这形象走近了他们时，——他影子似地迅速地跑向火山去，——他们很惊奇地认出了
    查拉斯图拉；因为除船长外，他们都曾见过查拉斯图拉，他们如一般人一样地爱查拉斯图拉：
    同量的爱和畏惧被混合在一起。
    “看罢！”老舵手说，“查拉斯图拉往地狱去了！”
    正当这些水手们碇泊火焰之岛的时候，幸福之岛上确已有查拉斯图拉失踪的谣言；他的
    朋友们被人询问时，答道：查拉斯图拉夜间趁船离去，不曾说明他的方向。
    这样，一种忧虑蔓延着。三天后这种焦急之外又加上了水手们的叙述，——于是一般人
    都说魔鬼把查拉斯图拉抓住了。他的弟子们却笑而不信；其中一个并且说：“我毋宁相信查
    拉斯图拉抓住了魔鬼。”但是他们的灵魂之深处却充满着悲哀与渴望：第五日查拉斯图拉又
    出现在他们中间，他们自然快乐极了。
    这是查拉斯图拉与火犬谈话之记录：
    “地球有一层皮；”他说，“而这层皮有许多病。例如，这许多病的一种名叫‘人类’。
    这许多病的另一种名叫火犬：关于这火犬，人类让自己互说了许多诳语。
    为着深究这秘密，我越过大海；我已经看见了裸体的真理，真的！从脚裸到颈的真理。
    我现在知道了关于火犬的真理，因而也知道了那些不仅是老妇人害怕的，推翻与反叛之
    魔鬼的真理。

    ‘火犬啊，从你的深处出来罢！’我这样喊，‘供认你的深度究竟多么深罢！你从何处取得你的吐唾物呢？’
    你丰满地饮吸着海：你的语言之盐性告诉看我！真的，你这深处的犬，取食于地面太多
    了！
    我至多把你当成大地之腹语者：而当我听到推翻与反叛之魔鬼说话时，我总觉得它们像
    你：盐性的，欺骗的，浅薄的。
    你们知道怎样叫吠和怎样用灰屑遮暗天空！你们是最上等的夸大狂者，你们充分地学会
    了使污泥沸腾的艺术。
    无论何处，你们必使污泥和腐烂，空洞而被压之物，跟随着你们：它们想取得自由。
    ‘自由’是你们最喜欢的呼声：但是当‘大事变’被包围在许多叫吠与烟雾里时，我对
    它们便失却了信仰。
    亲爱的地狱之善闹者啊！相信我罢，最大的事变——那不是我们最喧吵的，而是我们最
    沉默的时刻。
    世界不绕着新闹声之发明者而旋转，它绕着新价值之发明者而旋转；它无声地旋转着。
    所以供认了罢！当你的闹声与烟雾消散了的时候，所获的结果是极不足道的。一个城市
    变成了木乃伊，一个石像倒在泥里，又算什么呢！
    我再向石像之破坏者补说这句话。抛盐入海，推倒石像在泥里，那是最大的疯狂。
    石像躺在你们的轻蔑之泥里：但这正是它生存之原理；它的新生命和生气勃勃的美，要
    从轻蔑中诞生出来！
    它现在用更神圣的轮廓再站立着，那轮廓所表现的痛苦使它诱惑性更大些；真的，破坏
    者啊，它还得谢谢你们曾推翻了它呢！
    我把这忠告给帝王与教堂与一切年龄的或道德的衰老者：——让你们被推翻，而再返于
    生命，而使道德再回向你们罢！”
    我在火犬前如是说：于是它愠然地阻止了我，问道：“教堂？那到底是什么？”
    “教堂吗？”我答，“那是一种国家，是最作诳语的那一种。但是别多讲罢，伪善之犬
    啊！你当然最知道你自己的同类！
    国家像你一样，是一头伪善之犬；为使人相信它的话来自万物之源，它像你一样地善于
    用叫吠与烟雾发言。
    因为国家无论如何要做大地上最重要的兽；而一般人也认为它是的。”
    我说完了，火犬因妒而狂似地乱叫乱动起来。“怎样！”它喊道，“大地上最重要的兽
    吗？而一般人竟承认吗？”它从喉管里吐出多量的气体和可怕的闹响，我以为它会被愤怒与
    妒忌所窒息。
    最后，它终于平静下来，它的喘息也减轻了；但是它刚不出声，我便笑着说：
    “火犬，你发怒了：所以我对你的判断是不错的！
    为着使我维持我的有理，我向你说另一个火犬的故事罢：
    它倒是真从大地的心里说话。
    它的呼吸是金和金雨：它的心要它如是。灰屑、烟雾与热唾，于它有何用处呢！
    笑像一片彩云似地从它飞去；它反对你的逆气、吐呕与腹痛！
    但是它的金与笑，——它自大地的心里取来：因为，索性让你知道罢，大地之心是金
    的。”
    火犬听到了这些话，它再不能继续听下去了。它羞愧地垂下它的尾巴，失色地喊出几声
    “哇哇”，爬向洞里去了。——
    查拉斯图拉如是叙述。但是弟子们几乎不曾倾听他：他们迫切地想向他谈说水手们，兔
    子与那飞跑的人。
    “我应如何解释呢！”查拉斯图拉说。“我那时真是一个鬼魅吗？
    但是那无疑地是我的影子。你们当然曾听到过旅行者与他的影子罢？
    一件事却是无疑的：我必得更严厉地抓住它；——否则它终会损伤我的名誉。”
    查拉斯图拉又惊诧地摇摇头。“我应如何解释呢！”他重述着。
    “为什么那鬼魅喊着：‘现在是时候了！现在简直是时候了！’
    对于什么事情，——现在简直是时候了呢？”——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卜者

    “——我看到一个无边的悲哀降到人间。最好的人物已疲倦于自己的工作。
    一个学说流行着，一个信仰陪伴者它：‘一切是空，一切相同，一切完了！’
    每个丘陵都回应着：‘一切是空，一切相同，一切完了！’
    不错，我们曾收获过：但是为什么我们的果实腐烂了，变成棕色了呢？昨夜作恶的月亮
    里落下了什么吗？
    我们的工作只是虚无，我们的酒变成了毒药，散布恶运的凶人萎黄了我们的田地和我们
    的心。
    我们都枯涸了；假如火堕在我们身上，我们便会灰屑似地变成微尘：——是的，我们也
    使火疲乏了。
    一切泉水为我们干涸了，海已经退去。整个的地要裂开，但是深谷不愿吞埋我们！
    ‘唉！我们可以自沉的海何在呢？’我们的怨诉如是说。而这怨诉只在平浅的泥沼上回
    顾着。
    真的，我们也懒得死了；现在我们还醒着而生活下去，在死穴里。”——
    查拉斯图拉听到一个卜者如是说；这预言直打入他的心坎而改变了他。他悲哀地疲乏地
    漫走着；他成为卜者所说的人们之一。
    “真的”，他向弟子们说，“这长期的黄昏不久就要降到人间了。唉，我将如何救助我
    的光明，度过这漫漫的黄昏呢！
    我如何使它不致在悲哀里窒息呢！它还得是辽远的世界与黑夜的光明呢！”
    这样查拉斯图拉因他在此地而到处漫走着；三整天，他不食也不饮；他不休息，也不发
    言。最后，他竟熟睡起来。但是他的第子们坐在他旁边，整夜地守着，焦急地等候着他再醒
    悟，再发言，和他的痛苦的痊愈。
    这便是查拉斯图拉醒后向弟子们的说教；但是他们觉得他的声音来自远处。
    “朋友们，倾听我所做的梦罢，帮助我猜透它的意义罢！
    这梦对于我还是一个谜；它的意义被藏闭在它里面，还不能以自由的翼在它顶上飞翔。
    我梦到我整个地抛弃了我的生命。我在死神之堡的孤独的山上，成了守夜者与守坟者。
    在那里我守着死神的棺木：黑暗的甬道里充满了它的胜利的锦标。消失了生命穿过玻璃
    棺望着我。
    我吸着永恒之杂着灰的气息：我的多尘的灵魂被重压着。
    谁能在这地方轻减他的灵魂呢！
    半夜的光明包围着我；孤独也坐在它旁边；第三还有断续地喘着气的死的沉默，我最坏
    的朋友。
    我携带着钥匙，一切钥匙的最锈者；我知道怎样开最会作恨声的门。
    当两扇门叶开的时候，它的声音如哑劣的蛙鸣似地，传遍了长的走廊：这夜鸟悻悻地叫
    着，它不愿被惊醒。
    但是当一切没有声响，而我独自坐在这不怀好意的沉默里的时候，这再来的寂寥才更可
    怖些，而更使我的心悲苦。
    这样，时间慢慢地蠕动着，假若还有所谓时间：我怎能知道呢！但是使我醒悟的事情终
    于发生了。
    门被敲击了三声，如雷响一样，甬道便也回应了三次：于是我走向门边。
    吓！我喊道，谁载着自己的灰上山来了呢？吓！吓！谁载着自己的灰上山来了呢？
    我转动了钥匙，我推着门，我努力地推着而力竭起来。但是那门一点也不曾开。
    那时候，一阵大风暴扑开了两扇门叶：它尖锐地呼啸着，狂刮着，抛给我一个黑棺：
    在呼啸中，在喧闹中，黑棺自己裂碎了，而吐出了千百个笑。
    千百个孩子的，天使的，枭鸟的，疯人的，和大如小孩的蝴蝶的丑脸对着我大声笑骂。
    我怕极了：我被推倒在地下。我骇呼了，我从不曾那样骇呼过。
    但是我自己的呼声惊醒了我：——我恢复了知觉。”——
    查拉斯图拉说完了他的梦，便沉默着：因为他还不知道这个梦应如何解释。但是他最得
    意的弟子立刻站起来，握着查拉斯图拉的手说道：
    “啊，查拉斯图拉，你自己的生活给我们解释了这个梦。
    你自己不就是那阵风，锐呼着扑开死神之门吗？
    你自己不就是那个黑棺，充满着多色的恶与生命之天使的丑脸吗？
    真的，查拉斯图拉如千百个孩子的笑一样，走到每个死者的室里，去笑一切守夜者守坟
    者和叮当作响的管钥匙者。
    你用你的笑使他们恐惧而推倒他们；昏迷与醒悟证明你对于他们的权力。
    即令那长期的黄昏与致命的疲倦到来，你不会从我们的天空消失，你这生命的肯定者！
    你曾使我们看到新的星球与夜间的新光耀；真的，你把你的笑像多色的幕帐一样张在我
    们头上。
    现在孩子的笑将永自棺里传出来；现在一阵烈风会来，它会克服了那致命的疲倦：你自
    己便是它的保人与卜者！
    真的，你梦见了他们，你的仇敌：这是你最痛苦的梦。
    但是，既然你从他们那里醒来，而恢复了知觉，他们也会自己醒来，——而来就
    你！”——
    这弟子如是说；其余的弟子便紧绕着查拉斯图拉，握着他的手而想劝他离开他的床与他
    的悲哀，而常态地跟他们一起生活。但是查拉斯图拉目光陌生地起坐在床上。他像一个久别
    重归的人一样，凝视着弟子们，而考察他们的面孔；他还不能认出他们。直到他们扶起他站
    着，他的眼睛才突然变了；他弄清了刚才发生的一切，他抚着长须，用洪大的声音说：
    “好罢，这一切都会合时宜地到来；朋友们，留心给我们快快地预备一顿美餐罢！我想
    这样赎回我的恶梦！
    但是那卜者应当与我共饮共食：真的，我将告诉他一个可以自沉的海！”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接着他很久地注视着那释梦的弟子的面孔，而摇摇头。——

    赎救

    有一天，查拉斯图拉经过大桥，残废者与乞丐围住了他。
    一个驼背者向他说：
    “看啊，查拉斯图拉！一般人都向你请教了，信仰你的学说了：但是为使他们完全相信
    你，另一件事是必要的。——你必得也说服我们这些残废者！这里有一个很好的选择，真
    的，有一个可以多方面把握着的机会！你可以使盲者重见太阳，跛者再跑路；你可以轻减那
    背上负担太重的人：——我相信这将是使残废者相信查拉斯图拉的真方法！”
    但是查拉斯图拉向这发言者如是答道：“谁取去了驼背者的驼背，同时也取去了他的精
    神：——一般人这样说。如果盲者重获光明，他便会看见大地上许多坏事：因此他诅咒那使
    他病愈的人。谁使跛者跑路，便给跛者以最大的损害；因为他刚知道跑路时，他的恶便会自
    由地走出来：——这都是人们对于残废者的说法。当人们汲取查拉斯图拉的意见时，查拉斯
    图拉为什么不也汲取一般人的意见呢？
    自从我住在人群里，我便发现：有人少了眼睛，别一个少了耳朵，第三个人没有脚，还
    有许多人失去了舌头或鼻子，甚至于失去了头颅。但是，我认为这只是最小的恶。
    我看见，我曾看见更坏的可怖的事情，我不愿全说，但我又不愿全不说：——有些人缺
    少一切而一件东西却太多，——有些人仅是一个大眼睛，一个大嘴巴，一个大肚子，或是别
    的大东西，——我称他们为反面的残废者。
    当我离别了孤独，第一次经过这桥时：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再三地注视着，最
    后我说：‘这是一个耳朵！这是一个与人等高的耳朵！’但是我更迫近去审察：不错，耳朵
    后还蠕动着一点可怜的衰弱的小物件。真的，这大耳朵生长在一个瘦小的茎上，——而这茎
    便是一个人！谁在眼睛上再戴着眼镜，便可以认出一个妒忌的小面孔；并且还有一个空洞的
    小灵魂在这茎尖上摇摆着。但是一般人告诉我：这大耳朵不仅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伟人，
    是一个天才。不过一般人说起伟人的时候，我从不相信他们。——我坚持着我的信念：这是
    一个‘一切都太少一件东西却太多’的反面的残废者。”
    查拉斯图拉向驼背者和驼背者所代表所辩护的人说完以后，他很不高兴地转向弟子们说：
    “真的，朋友们，我在人群里走着，像在人类之断片与肢体里一样！
    我发现了人体割裂，四肢抛散，如在战场上屠场上似地，这对于我的眼睛，实是最可怖
    的事。
    我的眼睛由现在逃回过去里：而我发现的并无不同：断片，肢体与可怕的机缘，——而没有人！
    大地之现在与过去——唉！朋友们，——是我最不能忍受的事；如果我不能预知那命定
    必来之物，我简直不能生活。
    预知者，意志者，创造者，未来之本身和达到未来之桥。唉，在某种意义上，站在这桥
    头的残废者：这一切都是查拉斯图拉。
    你们常常自问：‘查拉斯图拉对于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怎样称呼他呢？’如我一样，你
    们把问题作自己的答语。
    他是允诺者吗，或是完成者？征服者吗，或是继承者？收获吗，或是犁刃？医生吗，或
    是新愈者？
    他是诗人吗，或是求真者？解放者吗，或者克服者？好人吗，或是坏人？
    我在人群里走着，像在未来之断片里一样：这未来是我看见的未来。
    我整个的想像与努力，是组合断片与谜与可怕的机缘的统一之物。
    如果人不是诗人，猜谜者与机缘之拯救者，我怎能忍受为人呢！
    拯救过去的人们，而改变‘已如是’为‘我曾要它如是’：——这才是我所谓赎救！
    意志，——这是解放者与传递喜讯者的名字：朋友们，我曾如是教你们！现在也学得这
    个罢：意志自己还是一个囚犯。
    对于一切已成的，无力改变：所以它对于过去的一切，是一个恶意的观察。
    意志不能改变过去；它不能打败时间与时间的希
    望，——这是它的的最寂寞的痛苦。
    意志解放一切：但是它自己如何从痛苦里自救，而嘲弄它的囚室呢？
    唉，每一个囚犯都变成疯子！被囚的意志也疯狂地自救。
    它的愤怒是时间不能倒退；‘已如是者’——便是意志不能踢开的石块。
    所以意志因恼怒而踢开许多石块，它找着不感觉到恼怒的人而施行报复。
    这样，意志这解放者成为一个作恶者，它对于能忍受痛苦的一切施行报复，因为它自己
    不能返于过去。
    这才是报复：意志对于时间与时间之‘已如是’的厌恶。
    真的，我们的意志里有一个大疯狂；这疯狂之学得了精神，成为对于人类的一切的诅咒！
    朋友们，报仇的精神：那是直到现在人类之最好的思考；
    而痛苦所在的地方，便也应有惩罚。
    ‘惩罚，’这是报复的自称：它用一个诳字藏着一个好心。
    既然意志者因不能向后运用意志而痛苦：所以意志与生命应被认为是惩罚。
    现在一片一片的云堆积在精神上：直到疯狂说教起来：
    ‘一切死灭，所以一切值得死灭！
    ‘这时间之律：时间必得吞食它的孩子，却正是正义’：疯狂如是说教。
    ‘万物是依照正义与惩罚而道德地安排着的。啊，何处是万物之潮里和“生存”惩罚之
    潮里的拯数呢？’疯狂如是说教。
    ‘如果永恒的正义存在，拯救是可能的吗？唉，已如是这石块是不能移动的：一切惩罚
    必得也是永恒的！’疯狂如是说教。
    ‘任何行为不能被毁灭：它怎能被惩罚解除呢！“生存”惩罚里的永恒之物——是生存
    必得永恒地再是行为与罪过！
    除非意志终于自救，或意志变成不意志’：——但是，兄弟们，你们知道这个疯狂的寓
    言！
    当我告诉你们：‘意志是创造性的’，我曾引导你们远离了这些寓言的故事。
    一切‘已如是’都是断片与谜与可怕的机缘，——除非创造性的意志补说：‘但是我曾
    要它如是！’
    ——除非创造性的意志补说：‘但是我要它如是！我将要它如是！’
    它已经如是说过了吗？而它什么时候才如是说呢？意志已从它自己的疯狂里得救了吗？
    意志已是它自己的拯救者与传递喜讯者吗？它忘却了报复之精神和切齿的愤怒吗？
    谁教它与时间讲和了呢？谁把那比讲和更高之物教了它呢？
    意志，这权力意志，必得追求比讲和更高之物：——但是它如何可能呢？谁教它向后意
    志呢？”
    查拉斯图拉说到这里，忽然如一个为极度惊骇所袭击的人一样，停止了他的说教。他用
    畏惧的眼睛望着弟子们；他的目光箭似地穿透了他们的思想与思想后的思想。但是一会儿他
    又笑起来，平静地说道：
    “生活在人群里是难的，因为沉默是难的。尤其是对于一个好说话的人。”——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驼背者藏着面孔倾听了这段谈话：当他听到查拉斯图拉的笑声，他
    好奇地抬起眼睛慢慢地说：
    “为什么查拉斯图拉向我们说的话，和向弟子们说的不同呢？”
    查拉斯图拉答道：“这有何可怪呢！我们应当用弯曲的方法向驼背者说话！”
    “很好，”驼背者说；“我们也应当向学生们传授学说。”
    但是查拉斯图拉为什么向弟子们说的话，——和向自己说的不同呢？——

    人间的智慧

    高处不可怕，而斜坡是可怕的！
    在斜坡上，目光向下瞰望，而手却向上攀援。这双重的意志使心昏眩。
    唉，朋友们，你们能猜到我心里的双重意志吗？
    我的斜坡与危险是我的目光向上投射，而我的手却想悬挂在、支持在——深处！
    我的意志执着于人类，我用锁链使我与人类连系着，因为我是被吸引向超人去的：所以
    我的另一意志要往那里去。
    所以我盲目地住在人群里：好似我全不认识他们：目的只在使我的手不完全失去对于硬
    物的信仰。
    我不认识你们这些人：这种黑暗与安慰常常包围着我。我为着每一个流氓，坐在桩廊
    前，我问：“谁要欺骗我呢？”
    我的第一宗人间的智慧是：让我自己被欺骗，而不使我自己防卫着欺骗者。
    唉，如果我对抗人群而自卫着，人群怎能做我的气球之铁锚呢！我将很容易地被夺去，
    被吸向高远的地方！
    这种神意统治着我的命运，我必得没有先见之明。
    谁不愿在人群中渴死，便得学用一切杯儿饮水；谁想在人群里保持清洁，便得学用污水
    自洗。
    而这是我常常自慰的话：“勇敢些！鼓舞起来罢！老而益壮的心！你在一个恶运里的失
    败了：享受它如你的幸福罢！”
    我的第二宗人间的智慧是：我忍受虚荣者甚于骄傲者。
    被中伤的虚荣不是一切悲剧之母亲吗？但是，骄傲被中伤的地方，一种胜于骄傲之物成
    长着。
    生命要成为好戏，它必得有好的表演：因而必得有好角色。
    我觉得一切虚荣者是好角色：他们表演着而要别人看他们，——他们整个的精神是在这
    意志里。
    他们互相表演，互相发现；我喜欢在他们旁边看着生命，——这可以治好忧郁。
    所以我忍受虚荣者，因为他们是我的忧郁之医生；因为他们把我与人群连系着如把我与
    戏剧连系着一样。
    并且谁能测到虚荣者之谦卑的整个深度呢！我对他是善意的，而同情于他们的谦卑。
    他要从你们学到自信；他以你们的目光自养，而在你们掌里采食你们的赞颂。
    只要你们因赞颂他而说诳，他便喜欢听信你们的诳语：因为他的心从最深处叹息着：
    “我是什么呢！”
    如果真正的道德是不自知：好罢，虚荣者不自知其谦卑！——
    我的第三宗人间的智慧是：不让你们的畏怯使我厌倦于恶人的表演。
    我极乐于看炎热的太阳所孕育的奇迹：虎与棕榈树与响尾蛇。
    在人群里，炎热的太阳也有好的孵化，恶人里也有许多奇物。
    不错，我觉得你们中间的智者，并不真正地聪明：同样地，我也觉得人群中的恶者，也
    不如传说之甚。
    我常常摇着头自问：响尾蛇，你们为什么还摇响你们的尾巴呢？
    真的，恶也还有一个未来！最热的南方还未曾被人发现。
    现在许多已经被称的极恶之物也不过十二尺宽、三个月久罢了！但是有一天世界会有更
    大的龙到来。
    为使超人也得有他的龙，非超龙不足以称超人：许多炎热的太阳还得灸照卑湿的太古的
    森林！
    你们的野猫必得演进为虎，毒蛙为鳄：因为好猎人必得有好猎物！
    真的，善良者正直者啊，你们有许多可嗤笑处，尤其是你们对于所谓“魔鬼”的畏惧！
    你们的灵魂对于伟大太陌生了，你们会觉得善里的超人也是可怖的！
    你们这些智者与学者啊，你们将逃避智慧之炎日，而超人却正在那里高兴地洗浴自己的
    裸体！
    你们这些我所亲见的高等人啊！这是我对于你们的疑惑与我的秘密的笑：我猜到你们仍
    会喊我的超人做魔鬼！
    唉，我对于这些高等的人和最好的人已经厌倦了：我渴望从他们的“高处”上升得更高
    些更远些，直达超人！
    当我看见这些最好的人裸着的时候，我不禁战栗起来：于是我的翼载着我飞往辽远的未
    来去。
    往更辽远的未来去，往艺术家从未梦想过的更南的南方去：在那里，神们以穿衣为可羞！
    啊，邻人们啊，同伴们啊，我愿你们化装着打扮起来，虚荣的，可敬的，如那些善良者
    正直者一样，——
    我也要化装坐在你们一起，——使我不能认出你们或自己：这是我最后一宗人间的智慧。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最沉默的时刻

    朋友们，什么事情在我身上发生了呢？你们看出我被扰乱了，被推进着，不自愿地服从
    着，而准备离去，——唉，准备离去你们！
    是的，查拉斯图拉必得再回到他的孤独里去：但是这次归洞的熊是不快乐的！
    什么事情在我身上发生了呢？谁命令着我呢？——唉，我的发怒的情妇要我如是；它已
    向我说过了；我曾把它的名字告诉过你们吗？
    昨夜黄昏时候，我的最沉默的时刻曾向我说话：这便是我的泼悍的情妇的名字。
    事情如是发生的：——因为我必得全部告诉你们，使你们对这匆匆离去的人不致心肠太
    硬！
    你们知道睡着的人之恐惧吗？
    他从头到脚地害怕了，因为他沉落着而梦正开始。
    我向你们说这句话当一个譬喻。咋夜在那最沉默的时刻，夜沉落了，梦开始了。
    时针前进着，我的生命之钟呼吸着，——我从不曾觉得我四周如此沉默过；因此我的心
    害怕了。
    于是我听到这句无声的言语：“查拉斯图拉，你知道那个吗？”——
    我听到这低语便惊呼起来，血退出了我的面孔：但是我不做声。
    于是那无声的言语又说：“查拉斯图拉，你知道那个，但是你不说出！”
    我终于用挑战的态度答了：“是的，我知道那个，但是我不愿说出！”
    于是那无声的言语又说：“查拉斯图拉，你不愿意吗？真的吗？别把你自己藏在这挑战
    的态度之后罢！”——
    我竟孩子似地哭泣而战栗起来，我说道：“唉，是的，我很愿意，但是我如何能够呢！
    免除我这个罢！这是超乎我的力量的！”
    于是那无声的言语又说：“你自己有什么关系呢，查拉斯图拉！说出你的话而死去
    罢”——
    我答道：“唉，那是我的话吗？我的谁呢？我等候着一个比我有价值些的人呢；我还不
    够资格因它死去呢。”
    于是那无声的言语又说：“你自己有什么关系呢！我觉得你还不够谦卑。谦卑之皮是最
    厚的。”——
    我答道：“我的谦卑之皮真是一切都忍受过了！我住在我的高度之下：我的峰顶多高
    呢？谁还不曾告诉我。但是我很清楚我的深谷。”
    于是那无声的言语又说：“啊，查拉斯图拉，谁必得移山，也移深谷与平原。”——
    我答道：“我的说教还不曾移过山，还不曾达到人群。不错，我曾向人群去，但是我还
    不曾达到人群。”
    于是那无声的言语又说：“你知道什么呢？露珠之降在草上是在夜间最沉默的时刻。”

    ——我答道：“当我发现了而遵循着我自己的路途时，他们讥笑我；真的，我的两足曾战栗
    呢。他们向我说：‘你从前不识路，现在竟不知如何走路了！’”

    于是那无声的言语又说：“他们的讥笑又有什么关系呢！你是一个忘却了服从的人：现在你应当发号施令！你不知道谁是大家需要的人吗？那便是指挥大事业的人。完成大事业，是难的：但是更难的是指挥大事业。这是你最不可原谅的固执：你有权力，你却不愿统治。”

    ——我答道：“我缺乏狮吼以发布命令。”

    于是一个低语向我说：“最沉默的言语引起大风暴。轻盈的鸽足带来的思想指挥着世界。
    啊，查拉斯图拉，你应当像那应当来到之物的影子似地走着：你将命令着。命令的时
    候，你成为前驱。”

    ——我答道：“我害羞。”
    于是那无声言语又说：“你必得成为孩子而不知道害羞。
    青春之高傲还在你身上；你的青春来得很迟：谁要成为孩子，便得克服青春。”
    我考虑了一会，战栗起来。最后我重述着我的第一句答语。“我不愿意。”
    于是我四周有一个笑之爆发。唉，那笑声如何地撕碎我的内脏而劈开我的心啊！
    那无声的言语最后一次说：“啊，查拉斯图拉，你的果实已经成熟了，但是对于你的果
    实而言，你自己还不够成熟！
    所以你必得再回到孤独里去：使你变成软熟的。”——
    第二次笑声爆发了，又逃走了：于是我四周又宁静下来，如两重宁静一样。我躺在地
    上，四肢流着汗。
    ——现在你们听到一切了，知道我何以必须回到孤独里去的原因了。朋友们，我不曾隐
    瞒什么。
    我把这个都告诉了你们了：我这最慎秘的而愿意永远慎秘的人。
    唉，朋友们，我还得有话向你们说，我还有东西赠给你们！但是我为什么不给你们呢？
    我悭吝吗？——
    查拉斯图拉说完这些话以后，他想到他就将离去朋友们，痛苦之权力抓住了他，使他呜
    咽地哭起来；任何人也不能安慰他。可是夜间他仍然留下了朋友们而独自别去。

    旅行者

    午夜，查拉斯图拉取道岛之中脊出发，以便第二天清晨到达那边海岸：因为他想在那里
    乘船。那里有一个很好的海湾，外来船舶常在那里下碇；它们把那些想由幸福之岛渡海去的
    人们带走。查拉斯图拉在登山的途中，回忆着他自青春时候到现在的许多孤独的旅行与许多
    爬登过的山脊和峰顶。
    “我是一个旅行者与登山者，”他向他的心说，“我不爱平原，我似乎不能作长时间的
    静坐。
    无论我将遭遇什么命运与经验，——旅行与登山总会是不可少的成分：因为到头来，一
    个人所经验的只是自己。
    我隶属于机缘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什么事情能发生在我的命运里，而不曾属于我过呢！
    我的‘我’——它只是回向我来，它和它的四处飘泊的散在万物与机缘里的各部分，终
    于到家了。”
    我现在已经知道了更多的一些事。我现在面对着我最后的绝巅，面对着最后为我保留着
    的。唉，我必须登上我的最艰险的山道！唉，我已经开始了我的最孤独的途程！
    但是凡我的同类都不规避这样的时刻。这时刻对他说：现在你别无选择地走上了达到你
    的伟大的路！绝巅和巨壑现在交混在一起了。
    你走上达到你的伟大的路！自来你的最危险的，现在成为你的最后的庇护所。
    你走上达到你的伟大的路，现在临于绝地便是你的最高的勇敢！
    你走上达到你的最伟大的路。这里不会有一个人悄悄地追随你！你自己的脚，抹去你后
    面路上铭记着的“不可能”。
    假使一切的梯子使你失败，你必须在你的头上学习升登，否则你怎能向上呢？
    在你的头和你的心上学习升登！现在你心中的最温柔必须成为最坚强。
    对自己太姑息的人，最后从姑息得病。赞美使人坚强的一切罢！我不赞美涌流着奶油和
    蜜的国土！
    远观而遐视，才能周知一切的事物。这是每个登山者必不可缺的倔强。
    那求知者和瞪视着眼睛的人，除了表皮的理由，能看见什么呢！
    哦，查拉斯图拉哟，你当热望探察一切事物的前后背景：所以你必须升登在你自己之
    上——向上，向上，直到你看见了你的星辰在你之下！
    是呀，下视着你自己甚于下视着你的星辰！只那我称为我的绝巅，为我保留着的最后的
    绝巅。
    查拉斯图拉一面登山，一面心里这么说，以苦心的箴言慰藉着心灵。因为他心中的剧痛
    为从来所没有。当他登到了山顶，看哪，一片远海展开在他的面前了；他静静地站着沉默了
    很久。高峰上，寒夜冷森，天宇澄明，星光烂然。
    我明白了我的命运了，最后他悲切地说。好罢！我已预备停留！现在我最后的孤寂开始。
    唷，这在我下面的阴沉而悲愁的大海！唷，这阴沉的梦呓的绝望！唷，命运，唷，大海
    哟！现在我必须向着你们下降！
    我面对着我的最高迈的高山，面对着我和最遥远的途程，因此比之于以前的下降，我更
    要下降到更深的苦痛里，甚至于到苦痛最幽深的深渊！我的命运如是意欲。好罢！我预备停
    留了。
    “最高的山从何处来的呢？我从前曾发问过。以后我知道它们来自海里。
    这个证明被写在它们的岩石和峰顶上。最高者之达到它的高度，从最低处开始。”——
    查拉斯图拉在那寒冷的山巅上如是说；当他走近了海而终于独自在岩石之间的时候，他
    感到长途旅行的疲倦。而热望更充满着他。
    “一切睡着，”他说；“便是海也睡着了。它的眼睛奇特地惺忪地望着我。
    但是我感觉到它的呼吸是温热的。同时我觉得它正幻梦着。梦中，它在硬枕上翻腾着。
    听吧！听吧！它如何地喃喃着不快的回忆啊！也许是不幸的预告吧？
    唉，黑暗的怪物，我为你悲哀了，我因为你而恨我自己了。
    唉，为什么我的手这样无力呢！真的，我怎样地愿意把你从恶梦里救出啊！”——
    查拉斯图拉一面说，一面又忧郁地刻毒地笑自己。“怎样！
    查拉斯图拉，”他说。“你竟想向海唱安慰之曲吗？
    唉，查拉斯图拉，你这好心肠的疯人，盲目的信任者啊！
    但是你一向如是：你亲昵地接近一切可怕之物。
    你要抚爱一切怪物。一点温热的呼吸，一点柔软的脚毛：——而立刻你就准备爱它引诱
    它。
    爱，只要是爱生物，是最孤独者的危险！我爱里的疯狂和谦卑真是可笑！”——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又第二次地笑了：但是那时候，他想到被弃的朋友们；——他好象
    在他的想念里对他们犯了罪一样，便对自己的想念生气。可是他正笑时，忽然立刻又哭泣起
    来：——查拉斯图拉因愤怒与热望而哀哭着。

    第五卷

    幻象与谜

    一

    当水手们知道查拉斯图拉在船上以后，——因为同时幸福之岛上另一个人也趁这船过海去，——他们都起了一个很大的期待心与好奇心。但是查拉斯图拉两天不曾发言，他被悲哀所冻住，所噤住；他既不反应别人的目光，也不答复问题。直到第二天的夜晚，虽然他还沉默着，他的耳朵却已重开：因为在这自远处来，往更远处去的船上，是有许多奇特的冒险的事可听的。查拉斯图拉是一切爱长途旅行者爱与危险同住者的朋友。看吧！当他正听着的时候，他的舌头终于松缚了，他心里的冰终于解冻了。于是他开始如是说：

    你们这些勇敢的寻求者，探险者啊，你们这些在可怖的海上与狡狯的帆同航的人啊——

    你们这些醉于谜和爱好黄昏的人啊，你们这些让灵魂被笛声诱到叛逆的湾港去的人啊：

    ——因为你们不愿用怯懦的手握住一根线而摸索着；因为你们如果能够猜想，决不会去归
    纳。——
    我只向你们才愿说出我亲见的谜，——最孤独者之幻象——
    我最近忧郁地严重地咬着嘴唇在灰色的黄昏里走着。许多太阳都为我西匿了。
    我的路固执地在剥蚀的泥土中上升着，一条恶意的寂寞的无草无木的小径：一条山径，
    它在我挑战的脚步下锐叫着。
    我的脚嘶哑地踏着沙沙作嘲弄声的石子走着，压碎使它溜滑的石子：这样，它勉强自己
    向上去。
    向上去：——反抗着拖它向下，向深谷的精神，这严重的精神，我的魔鬼和致命的仇敌。
    向上去：——虽然严重的精神半侏儒半鼹鼠似地瘫坐在我身上，使我也四肢无力；同时
    他把铅滴倾入我耳里，铅滴的思想倾入我脑里。
    “啊，查拉斯图拉，”他一字一咬地讥刺地说“你智慧之石啊！你把自己向空高掷，—
    —但是一切被抛的石块，必得落下！
    啊，查拉斯图拉，你智慧之石，被抛的石，星球之破坏者啊！你把自己向空抛掷得很
    高，——但是一切被抛的石块，必得落下。
    啊，查拉斯图拉，你被判定被你自己的石块所击毙：你把石块抛掷得很远——但是它会
    坠落在你自己的头上！”
    于是侏儒沉默起来；而很久不发言。这沉默重压着我；真的，虽然我和他有两个人，但
    比我一个人还孤独些！
    我登着，登着，梦着，想着，——但是一切都重压着我。我像一个病者：刚因为他的恶
    劣的痛苦而疲乏入睡，却又被一个恶劣的幻梦惊醒来。——
    但是我身上有一件东西，名叫勇敢：它一直是失望之杀戮者。这勇敢终于吩咐我站住，
    说道：“侏儒！你或是我！”——
    因为勇敢，攻击时的勇敢，是最好的杀戮者；一切攻击中，必有战乐。
    但是人是最勇敢的兽：所以他克服了其他一切的兽。他在战乐奏着的时候，克服了一切
    痛苦；但是人类之痛苦是最深邃的痛苦。
    勇敢也杀戮深谷旁的昏眩：在什么地方，人就不是在深谷旁呢？他不是只要望一望，—
    —便发见深谷吗？
    勇敢是最好的杀戮者：它也杀戮怜悯。怜悯是最深的深谷：一个人看到的痛苦的深度，
    同于看到生命的深度。
    勇敢，攻击时的勇敢，是最好的杀戮者：它也杀戮死亡；
    因为它说：“这曾是生命吗？好吧！再开始一次吧！”
    在这种格言里，战乐是很多的。让有耳的人听吧。——

    二

    “站住吧，侏儒！”我说。“我！或是你！但是，我是我俩中的强者：你不知道我最深
    的思想，你不能藏孕它！”——
    接着，那减轻我身上的负担的事发生了：因为这侏儒从我肩上跳下，这疏忽者！他坐在
    我面前一块石上。在我俩站住的地方，恰有一个柱门。
    “侏儒！看这柱门吧！”我又说：“它有两个面貌。两条路在此会合：但是谁还不曾走
    到它们的尽头。
    那向后退的长路：延伸着一个永恒。这向前进的长路——
    这也是一个永恒。
    这两条路互相背驰，直接冲突：——而这柱门却是它们的会合点。柱门的名字被刻在上
    面：‘刹那’。
    但是如果有人遵循任何一条路，——永远前进着：侏儒，你相信这两条路永会冲突吗？”
    “直的一切必说诳，”侏儒轻蔑地低语道。“一切真理是弯曲的；时间自己也是一个
    环。”
    “你，严重的精神啊！”我愤怒地说了，“别轻率地回答我吧！否则我把你这跛者抛在
    你正坐着的地方，——别忘记我背你到高处！
    看看这刹那吧！”我继续说。“从这刹那之柱门起，一个长无尽头的路向后去：我们后
    面有一个永恒。
    万物中之能跑者不应当已经跑完了那条路吗？万物中之能到达者不应当已经到达了完成
    了而过去了吗？
    如果一切都已存在过了：侏儒，你对这刹那作何解释呢？——这柱门不也应当已存在过
    了吗？
    万物不是如此地纽结着，为使这刹那挽着未来的一切吗？
    而也决定了它自己吗？

    所以，万物中之能跑者：它们应当再遵循前面这条
    路！——
    这个在月光下蠕行的蜘蛛，这月光，柱门下低说着永恒的万物之我与你，——不应当都
    已存在过了吗？
    ——我们不应当再来跑完前面这条路，——这鬼魅光临的长路吗？我们不应当永恒地再
    来吗？”——
    我用渐低的声音如是说：因为我怕我自己的思想与思想后的思想。忽然我听到一个狗在
    我俩旁叫吠了。
    我曾听到一个狗这样叫吠过吗？我的思想向后跑了。是的！当我还是一个孩子，在我最
    远的童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曾听到一个狗这样叫吠过。并且我看见它毛竖颈伸地战栗着，在那最死
    寂的午夜，在那狗也会相信有鬼的午夜：
    ——于是我怜悯起它来。正当那时候，一轮满月死寂地在屋上出来，它停着不动，这灼
    红的球——宁静地停在平屋顶上，像在别人的财产上一样：——
    因此，这又使狗害怕了：因为它也相信偷儿与鬼魅之存在。我又听到它叫吠，我又对它
    起了怜悯之心。
    现在侏儒哪里去了呢？柱门呢？蜘蛛呢？和一切的低语呢？我曾做梦吗？我醒了不曾？
    我忽然发现我独自站在粗野的岩石间，在最荒凉的月光下。
    但是一个人躺在那里！看啊！那毛竖的狗跳跃着，呻吟着。——它看见我走近，——它
    又叫吠起来：——我曾听到一个狗这样叫吠着呼救吗？
    真的，我那时候看见的一切，我从不曾看见过。我看见一个年青的牧者，喘着气，面部
    痉挛着，歪扯地扭动着身体，一条粗黑的蛇悬在他的口外。
    我曾在一个面孔上看见过这样极度的厌恶与灰白的恐怖吗？他也许曾睡熟了？于是这蛇
    爬入他的喉内——而紧咬着。
    我用手去拖这蛇，我拖着：——枉然！我的手不能把它拖出牧者之喉。于是一个喊叫从
    我口里爆发出来：“咬吧！咬吧！
    咬去它的头吧！咬吧！”——我的恐怖，恨恶，厌弃与怜悯如是喊，我的一切善恶异口
    同声地从我口里喊出来。——
    我四周的勇敢的寻求者，探险者啊！你们这些在可怖的海上与狡狯的帆同航的人啊！谜
    之爱好者啊！
    给我猜透我亲见的谜吧，给我解说这孤独者之幻象吧！
    因为这是一个幻象，一个预象：——我在这比喻里看见的是什么呢？谁是那迟早要来的
    人呢？
    谁是那蛇悬口外的牧者呢？那忍受最黑暗最痛苦之物的是谁呢？
    ——但是，牧者果然照我的呼喊所忠告的咬了；他用全力咬了！他把蛇头吐出很远：—
    —而自己跳起来。——
    他不再是一个牧者，也不是一个人，——他变形了，而且顶着圆光。他笑着！大地上任
    何人不曾如他一样地笑过！
    啊，兄弟们，我听到一个不似人笑的笑声，——现在一个干渴，一个不可满足的渴望，
    吞食着我。
    我对于那个笑声的渴望吞食着我：啊，我怎能忍受着生活下去呢？我又怎能忍受着现在
    就死呢？——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意外的幸福

    查拉斯图拉心里藏着这种谜与痛苦，飘过了大海。但是当他别离了幸福之岛与朋友们，
    四天以后，他已经克服了他的整个痛苦：——他胜利的足跟坚定地重新站在他的命运上。于
    是查拉斯图拉向他的快乐的心说：
    我现在又孤独了，我愿意如此，独自与清明的天与自由的海在一起；而下午又重新围绕
    着我。
    从着我第一次找到我的朋友们，是在一个下午，第二次也是在一个下午：——一切光最
    宁静的时刻。
    因为各种还在天地间旅行着的幸福，找寻一个光明的灵魂，作它的安居所：幸福使光更
    宁静些。
    啊，我的生命之下午啊！有一次，我的幸福也降到谷里去，找寻一个安居所：于是它找
    到那些坦白的仁慈的灵魂。
    啊，我的生命之下午啊！我什么都牺牲了，只为着要取得那唯一之物：我的思想的活花
    园与我的最高希望的晨曦！
    有一次，创造者曾找寻同伴与他的希望之孩子；后来他才知道：如果他不先自己创造他
    们，他不能找到他们。
    所以我在工作刚半时，我向我的孩子们走去而回到他们一起：为着这些孩子，查拉斯图
    拉必得完成自己。
    因为一个人从心的深处钟爱的，只是自己的孩子与工作；伟大的自爱所在的地方，便有
    孕育的征兆：这是我发现的。
    我的孩子们在同一种风的吹拂下，彼此挨挤地在他们初期的春天里绿着；这是我的园中
    与我的最肥的地上的树木。真的，这种树密种的地方，便是幸福之岛！
    但是，有一天我会移植它们，而分别地栽种着：使每个都学到孤独，高傲与谨慎。
    我要它多节地，弯曲地，刚里有柔地傍海立着，一个不可克服的生命的活灯塔。
    在那大风暴奔流向海的地方，在那山之长鼻饮海的地方，每个都得轮到它的日间值班与
    夜间值班，使它被认明被试验。
    它必得被认明被试验，使人知道它是属于我的族类与后代：——使人知道它是一个长时
    间的意志之主人，说话时也是沉默的，给与时如不得已而取得一样：——
    ——使它将来成为我的同伴，成为查拉斯图拉的共同创造者共同庆祝丰收者：——一个
    把我的意志，——万物之更圆满的完成，——写在我的表上的人。
    为着它与它的同类，我必得完成自己：所以我现在逃避幸福而自献于一切恶运；——使
    我得最后一次地被认明，被试验。
    真的，我离去的时候到了；旅行者的影子，最长的居住与最沉默的时刻——一切都向我
    说：“现在简直是时候了！”风在钥匙孔里吹着，向我说：“来吧！”门狡狯地自开，向我
    说：“去吧！”
    但是，我被我的对于孩子们的爱所绊住、热望，爱的热望，设了这陷阱给我，使我成为
    孩子们的俘虏，使我因他们而失去自己。
    热望——对于我而言，便是失去了自己。孩子们，我占有着你们！这个占有中，应有一
    切安全而无热望。
    但是我的爱之太阳在我头上燃烧着，查拉斯图拉在自己的汁里煎熬着，——那时候影子
    与疑惑曾在我上面飞过。
    我现在已经希望严霜与寒冬到来：“啊，让严霜与寒冬再使我发抖使我牙战吧！”我叹
    息了：——那时候冰雾由我身上上升。
    我的过去突破了它的坟茔，许多活埋的痛苦醒了：——
    它们化着装，在尸衣里睡足了。
    所以，一切以信号向我说：“现在是时候了！”但是，在我的深谷动荡以前，在我的思
    想咬我以前，我不曾听到。
    唉，我的思想啊，出自深谷的思想啊！什么时候我才会有能耐，听到你的挖掘而不战栗
    呢？
    当我听到你挖掘时，我的心跳到口里来！哑寂如深谷的你啊，你的哑寂要窒息我！
    我从不敢把你唤到面上来：藏孕着你，我已够受了！我还不够强，没有狮子的最后的勇
    敢与放肆。
    你的重量足够使我害怕：但是有一天，我要有狮力狮吼唤你到面上来！
    当我在这方面克服了我自己以后；我还得在一个较伟大的事里克服自己；而胜利将是我
    的完成之印！——
    直到那时候，我继续在不定的海上漫游着；机缘，蜜口的机缘阿谀着我；我前后地望
    着，——我仍不见尽头。
    我最后决斗的时刻还没到来，——也许现在正来着呢？
    真的，海与生命以恶意的美望着我！
    啊！我的生命之下午啊！哺前的幸福呵！大海中的碇泊处啊！不安定中的和平啊！我如
    何地不相信你们呀！
    真的，我不信任你们的恶意的美！我如情人一样，不信任一个太柔媚的微笑。
    如这妒忌者温柔地而又坚决地推开他的爱宠一样，——
    我也这样地推开幸福的时刻。
    幸福的时刻，离开我吧！你出乎意外地带了一个幸福到来！我却正准备接受最深的痛
    苦：——你的到来，多不是时候啊！
    幸福的时刻，离开我吧！你毋宁在我的孩子们那里找寻安居所吧！快些！把我的幸福在
    哺前祝福他们吧！
    夜晚已经近了：太阳西匿了。去吧，——我的幸福！——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他整夜地等候着他的恶运：但是，他枉然地等着。夜仍然是明静
    的，而幸福却越走越近。但是，天快破晓的时候，查拉斯图拉心里笑起来，他讽刺地说：
    “幸福追逐着我。这是因为我不追逐妇人的缘故。而幸福是一个妇人。”

    日出之前

    啊，我头顶上的天，无滓的深邃的天啊！光之深谷啊！当我望着你时，我因神圣的希望
    而战栗着。
    跃到你的高度上，——那是我的深度！藏在你的纯
    洁，——那是我的天真！
    神被他的美所遮掩：同样地，你也藏着你的星球。你不发言！这样，你向我宣示你的智
    慧。
    今天，你沉默地在怒海上为我而来：你的爱与羞涩向我的激怒了的灵魂说话。
    你美丽地向我走来，藏在你自己的美里，你用无字的语言向我说话，用你的智慧显示着
    自己：
    啊，为什么我不曾猜到你灵魂里的全部羞涩呢！日出以前，你已经向我走来，向这里最
    孤独者走来了。
    我俩向来是好朋友：我俩共有着我俩的悲哀，恐惧与深度。太阳也共属于我俩的。
    我俩不交谈，因为我俩知道得太多了：——我俩沉默地互看着，用微笑交换我俩的知识。
    你不是我的火放出来的光吗？你不是我的知识之姊妹灵魂吗？
    我俩曾同学到一切：同学到怎样超出自己，升华自己和无云的微笑：——
    ——自远处用明亮的眼睛无云地向下微笑，而禁锢，目的与错误在他们下面雨似地冒汽
    着。
    当我独自漫步着的时候：在夜里，在迷惑的路上，我的灵魂需要什么弃饥呢？我登山
    时，如果不是找寻你，我在峰顶上找寻谁呢？我的一切旅行与登山，只是策拙者之必要与下
    策：——我整个的意志想独自飞翔——向你飞翔！
    什么东西比那些飞过的云与使你混浊的一切更可恨些呢？我甚至恨我自己的恨恶，因为
    它也混浊了你！
    我恨那些飞过的云，那些爬行的贼似的野猫：它们夺去我俩的共有物，——一个无限的
    肯定与亚们。
    我俩厌恶那些依违两可者和好事者，那些飞过的云：它们是不彻底者，不知道从心底祝
    福，也不知道诅咒。
    我宁愿藏在桶里，只看见一块小天，宁愿逃在深谷里，简直没有天，不愿看见你这光明之天，为飞过的云所混浊！
    我常常想用闪电之金线系住它们，使我能像雷一样，在它们罐似的腹上擂鼓：——
    ——一个发怒的擂鼓者，因为他们从我偷去了你的肯定与亚们！我头顶上的天，无滓的
    光之深谷呵！——因为它们从你偷去了我的肯定与亚们。
    因为我喜欢闹响，雷声与风暴之诅咒，而不喜欢慎重的多疑的猫的安息：而在人群里，我也最恨那些悄步者，不彻底者和踌躇不定的飞过的云。
    “不知祝福须学诅咒！”——这清晰的教训从光明的天降给我，这星球便在黑夜里也在我的天上发光。
    但是，我是一个祝福者一个肯定者，如果你，无滓的天，光之深谷啊，在我旁边！——
    我把我的肯定与祝福，送到一切深谷里去。
    我成了一个祝福者与一个肯定者：而我曾因此奋斗过，我曾是一个奋斗者，使我有一个终于有自由的手去祝福。
    但是我的祝福是：高出于每一物件，像它自己的天，圆屋顶，蔚蓝的钟与永恒的信心一样：而如是祝福者也是被祝福的！
    因为万物都在永恒之泉受过洗礼，超出善恶以外；善恶自己也不过是逃遁的影子，雨天的痛苦与飞过的云。
    真的，当我说：“万物之上有机缘之天，天真之天，偶然之天，放肆之天”：这不是一个渎亵而是一个祝福。
    “偶然地”，——这是世界上最古昔的贵族称号；我把它还给一切事物；从目的之奴籍里解放出来。
    当我说：“万物之上，或万物之本身里，并无‘永恒的意志’”，我是把这个自由与这个天的晴明像蔚蓝的钟似地放在万物之上。

    当我说：“万事中一件事是永不可能的，——合乎理智”，我是把这个放肆与这个疯狂放在这个“永恒的意志”之位置上！

    不错，一点点理智，一粒智慧的种子，从这星球播散到那星球，——这酵是被混在万物
    里的：为着疯狂，智慧被混在万物里！
    一点点智慧，诚然是可能的；但是在万物里，我找到被祝福的信心：以致它们宁愿在—
    —机缘之脚上跳舞。
    啊，我头顶上的天啊！无滓的高爽的天啊！我觉得你是纯洁的，因为你无所谓理智之
    蛛，也无所谓理智之网：——
    因为你是一个神圣的机缘的跳舞场，因为你是一个神圣的骰子与赌博者的神桌！——
    但是你羞红了。难道我说了什么不可出口的事吗？难道我想祝福，却反渎亵了吗？
    或是因为有我们两个人而你害羞吧？——你吩咐我离去，莫再多言，因为白昼到来了吗？
    世界是深邃的：——远过于白昼所能想像地深邃。许多事情是不应在白昼前说出的。白
    昼到了：我们分别了吧！啊，我头顶上的天啊！羞涩而热烈的天啊！，啊，你，我的日出以
    前的幸福啊！白昼到了：我们分别吧！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侏儒的道德

    一

    查拉斯图拉登陆以后，他不径往他的山与他的洞府去，他仍到处漫游着，询问着这件事
    那件事；他自嘲道：“看吧，这是一条多曲的返于源泉的河！”因为他想知道：在他远去的
    时期内，人间又发生了什么！人变大了呢，或是变小了。一次，他看见一排新屋；他诧异地
    说道：
    “这些屋是什么意义呢？真的，任何伟大的灵魂决不会建筑它们作自己的象征！
    也许一个蠢孩子从玩具盒里拿出来的吧？我希望别一个孩子又把它们收入玩具盒里去呢！
    这些房间：人类可以进出吗？我觉得它们似乎是为丝制的玩偶，或贪吃的而被吃的猫做
    的。”
    查拉斯图拉站着沉思一会。最后，他悲哀地说了：“一切都变小了！
    到处我看见一些低矮的门：与我等高的人还可以过去，但是——他必得俯着！
    啊，什么时候我才能回到我的不必折腰的故乡，——不必向侏儒们折腰的故乡呢？”—
    …查拉斯图拉叹息了，望着辽远的地方。——
    就在这一天，他给讲说关于侏儒的道德。

    二

    我在这个人民里走过，而张开着我的眼睛：他们不能原谅我的不妒忌他们的道德。
    他们追着我吠咬，因为我向他们说：小道德，对于侏儒们是必要的，——因为我始终不
    了解侏儒们之存在是必要的。
    我在这里，像一个在陌生的饲场里的雄鸡，雌鸡们也啄我；但是我并不因此对他们怀恨。
    我对他们很有礼貌，如对于小小的烦恼一样；我觉得对于小物件竖起尖刺，那是刺猬的
    智慧。
    当晚间围炉的时候，他们都说着我。——他们都说着我；
    但是却不曾有人思索着我！
    这是我刚才学到的新沉默：他们的喧闹在我的思想上展开一件外衣。
    他们互相喊道：“这忧愁的云向我们要什么呢？当心别让它给我们带来一种传染病吧！”
    最近，一个妇人抓住她的孩子，不让他走近我：“让孩子们避开吧”，她喊道；“这种
    眼睛可以灼焦孩子们的灵魂。”
    我说话的时候，他们咳嗽着；他们相信咳嗽是对于烈风的反抗；——而他们全猜不到我
    的幸福的呼吸！
    “我们还没有时间给查拉斯图拉，”——他们如是反对着；但是一个“没有时间”给查
    拉斯图拉的时代，又值得什么呢？
    即令他们都称誉我：我能安睡在他们的称誉上吗？他们的称誉对于我是一条棘带：便是
    我解去了它，它还是刺我。
    而这也是我自人群中学来的：称誉者装作报答的模样，实在呢，他还想再多取得些！
    问问我的脚，是否喜欢他们的称誉与阿谀的音乐吧！真的，它不愿按照那滴答的拍子跳
    舞，也不愿站着不动。
    他们尝试向我赞颂自己的小道德，而引诱我；他们想用小幸福的滴答来说服我的脚。
    我在这个人民里走过，而张开着我的眼睛：他们已经变小了，还将变小些：——他们的
    变小，由于他们的幸福与道德的学说。
    因为在道德上，他们也要谦虚，——因为他们要安逸。但是只有谦卑的道德，才与安逸
    调和。
    不错，他们也用他们的方式学着走路前进：这是我所谓跛行。——这样，他们成为一切
    忙碌的人的障碍。
    他们中间许多人前进时，却用硬颈向后瞧望：我愿意碰撞他们。
    脚与眼睛不应说诳，也不应互相拆穿谎话。但是侏儒们的诳语是很多的。
    他们中间有些人“意志”着，大部分是“被意志”的。有些人是诚实者；大部分是坏的
    演戏者。
    他们中间有不自觉的，非情愿的演戏者，——诚实者是稀少的，尤其是诚实的演戏者。
    他们很少男性的特点：所以妇人们使自己男性化；只有男性十足的人，才能拯救妇人里
    的女性。
    而这是我在他们中间发现的最坏的伪善：命令者也假装着服务者的道德。
    “我服务，你服务，我们服务。”——统治者的伪善也如是歌唱。——如果最高的主人
    仅是最高的仆役，多不幸啊！
    唉，我的好奇的目光也曾发现他们的伪善；我猜透了他们的苍蝇的幸福和向阳玻璃窗上
    的营营。
    多量和善的地方，我就看见同量的软弱。多量正义与怜悯的地方，我也看见同量的软弱。
    他们相互间的圆滑，公平与慎重，有如光滑的圆粒，公平与慎重。
    谦虚地选择一个小幸福，——这是他们所谓“安命”！同时他们已谦虚地斜瞟着另一个
    小幸福了。
    在他们的愚蠢中，他们最由衷地希望一件事：别人不侵害他们。所以他们对别人体贴而
    善于应付。
    但是这就是怯懦，虽然这也被称为“道德”。
    当这些侏儒们偶然粗暴地说话的时候，我只听到他们的呼声，——因为每一阵风使他们
    音哑。
    他们是狡狯的，他们的道德有精巧的手指，但是他们没有拳：他们的手指不知道弯曲成
    为一个拳。
    他们认为道德可以一切谦虚而驯服：这样，他们使狼变成狗，人变为最好的家畜。
    “我们把椅子放在中间，”——他们的满意的微笑告诉我：——“隔濒死的角斗者与欢
    喜的猪豚距离相等。”
    但是这就是平庸：虽然这也被称为节制。——

    三

    我在这个人民里走过，掷落许多语言：但是他们不知道取得，也不知道保持它们。
    他们奇怪我的到来，不是为着责骂荒淫与恶；真的，我的到来也不是为着教人谨防小偷！
    他们奇怪我不曾准备训诲他们和刺激他们的智慧：好像他们中间的狡狯者还不够多，可
    是那些狡狯者的声音如石笔似地响着！
    当我说：“诅咒在你们身上的一切怯懦的魔鬼吧！它们喜欢呻吟，交叉着手而崇拜。”
    于是他们喊道：“查拉斯图拉是无神的。”
    而他们的安命之教授喊得更响些；——但是我却正喜欢向他们的耳朵叫道：“是的，我
    是无神的查拉斯图拉！”
    这些安命之教授！卑鄙癣疥与病疾所在的地方，他们便虱似地爬行着；我的厌恶阻止我
    压碎他们。
    好吧！这是我给他们的耳朵的说教：“我是无神的查拉斯图拉，我问，谁比我更无神
    些，使我喜悦他的教训呢？
    我是无神的查拉斯图拉，我的同类何在呢？我的同类是那些给自己一个意志，而不知道
    所谓安命的人。
    我是无神的查拉斯图拉，我在铁锅里煮着一切机缘。待到机缘被煮得恰到好处，我才欢
    迎它做我的养料。
    真的，许多机缘岸然的走近我：但是我的意志用更岸然的态度向它们说话，——立刻他
    们在我前面跪下：——
    而哀求在我这里找到安居所和热烈的心，阿谀地向我说：‘看啊，查拉斯图拉，只是朋
    友才是这样访问朋友啊！’”
    任何人不倾听着我，我何必多说呢？所以我要向风喊叫：
    “侏儒们啊，你们永会变小些！你们这些安逸者，会粉屑似地剥落尽的！你们还会死
    灭：——
    由于你们许多小道德小省略与小安命！
    你们太敷衍了太退让了：这本是你们生长的土地！但是一棵树想长高，它必得抱着硬
    石，长出强韧的根！
    你们省略之物，正帮助着织成人类的未来的网；你们的无为也是一个蜘蛛网与一个生活
    于未来的血上的蜘蛛。
    小有德者啊，你们取得的时候，如同偷窃；但是，便是对于骗窃者，荣誉也有说话的份
    儿：‘只有不能抢掠的地方，才行偷窃。’
    ‘这是给与的。’——这也是一个安命的学说。但是我向你们这些安逸者说：‘这是拿
    来的，它将从你们那里渐渐地多拿来些！’
    唉，为什么你们不抛弃了你们的‘半意志’呢！为什么你们不立意懒惰如你们立意行动
    呢！
    唉，了解我的话吧！‘做你们所想做的事，——但是先成为一个能够意志的人吧。
    爱你们的邻人如爱自己吧，——但是先成为自爱的人吧。
    ——先成为用大热爱与大轻蔑爱自己的人吧！’”异端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任何人不倾听着我，我何必多说呢？这个时候对于我还太早了！
    在这个人民里，我是我自己的前驱与黑巷里的鸡唱。
    但是他们的时候到了！我的时候也到了！一刻一刻地，他们变得更小些，更穷些，更不
    育些，——可怜的盆草与瘠地啊！
    不久，我会看见他们如干草与草场似地站着，真的，对于自己也生了厌倦。——他们毋
    宁需要火而不需要水！
    啊，被祝福的雷火之时刻啊！啊，日午前的神秘啊！——
    有一天我使它们成为飞奔的火，成为火焰作舌的预知者：——
    ——有一天它们会用火焰的舌预言着：那伟大的日午来了，近了！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在橄榄山上

    严冬，一个恶客，同我坐在家里；我的手因他的友好地握手而变得苍白。
    我尊敬这恶客，但是我喜欢让他独坐。我喜欢跑开，当然跑得紧，我离开了他——
    我以温热的足，和温热的思想，跑到大风平息的地方——
    到了我的橄榄山上太阳照耀着的一隅。
    在那里我嘲笑我的严肃的宾客！但也喜欢他；因为他肃清了我屋子里的苍蝇，并平息了
    一切小声的喧嚷。
    一两个蚊子的嗡吟，他不以为苦；他使一切道路岑寂，所以在那里，夜里的月光也感到
    恐怖。
    他是一个严厉的客人，——但我尊敬他，不向他祈祷如虚弱者之对于大肚子的火神。
    即使冷得齿战，也比崇拜偶像强！——和我同类的人如是意欲。尤其是我怨恨一切烟雾
    蒸腾的火神。
    我所爱的，我在冬天比在夏天更爱他；我嘲笑了我的敌人，当现在的寒冬住在我的屋子
    里，我嘲笑得更热烈了。
    真的，更热烈地，甚至于当我爬到床上——：甚至于这时我的隐秘的幸福也嘲笑而嬉
    戏；甚至于我欺诈梦也嘲笑。
    我是一个爬行者吗？在我的生涯中我永没有爬行在权力的面前；假如我躺下，我是为爱
    而躺下。因此，甚至于在我的冬时的床榻，我也是欢喜的。
    一张贫乏的床榻比一张丰软的床榻更使我温暖，因我嫉妒着我的贫乏。在严冬我的穷乏
    对我最忠心。
    我以一种恶事开始了我的一天；我以冷浴嘲弄着严冬：以此我的严厉的客人怨怼了。
    我也喜欢以一支蜡烛照耀他，所以最后他让青天从暗灰色的曙光中显现出来。
    尤其在早晨我做着恶事：在早晨，吊桶在井里响动，马匹在灰巷里喷着热气。——
    这时我焦急地期待，直到最后澄清的天空现出来，这须发皓白的冬时的天空，这沉默的
    冬时的天空，它甚至于常常闷闭了冬天的太阳！
    我从它学习了我的长久的澄清的沉默了吗？或者它从我学习了吗？或者我们各自发明？

    一切善事的来源有千端——一切恶剧，为快乐而存在：他们何能仅仅做一次！
    一种善事和恶剧便是这种长久的沉默，并如冬时的天空一样，从光辉的脸上以圆睁的眼
    睛窥望。
    ——如同冬时的天空一样，闷闭了自己的太阳，闷闭了自己的不屈不挠的太阳的意志：
    真的，我已将这种技艺和这种严冬的恶剧学习得很熟练了——
    那是我最爱的恶剧和技艺，我的沉默学会了不以沉默而泄露了自己。
    以言词和骰子的喋喋，我巧胜了这严厉的期待者：我的意志和目的当避开这些严肃的监
    视人。
    没有人能窥见我的深处和我的穷竟的意志——因此我为我自己希求着长久的清澄的沉默。
    我看出许多伶俐的人：遮蒙着他的脸面，使他的水溷浊，使人不会看到那底里。
    但更伶俐的不信仰者和击破核桃壳者，正临到他：正要从他捕捉了严密隐藏的鱼。
    但在我看来，最智慧的沉默者是光明、勇敢、透澈的人们：他们的底里是这么深沉，即
    使最澄清的水也不能把它显露——你须发皓白的冬时的天空，你圆睁着眼睛的沉默者哟！
    你便是我的灵魂和快乐之天上的标本。
    我必须不隐藏我自己，如吞没金子的人，怕他们搜出我的灵魂来吗？
    我必须不踩高跷走路；使我周围的嫉妒者和残害者不会注意到我的长腿吗？
    这些灵魂，烟熏的，窒息的，委惫的，发霉的，阴郁的，他们的嫉妒如何能忍受了我的
    幸福！
    我仅愿意指示他们以我的绝峰上的冰雪和严冬，——不愿指示他们以我的太阳之带围绕
    着的山岳！
    他们只听见我的严冬暴风雨的咆啸：他们不知道我也如同南方的热风一样，也渡过了温
    暖的大海。
    他们可怜我的灾祸和偶然：但我的道路是这让偶然随意来吧！它如同幼孩一样的纯真！
    他们如何能忍受我的幸福，假使我不将灾祸。严冬的困苦，熊皮小帽，和雪天的外衣，
    包裹在它的周围！
    假使我不可怜这些嫉妒者和恶意者的慈悲！
    假使我自己没有在他们的面前太息，并与冰冷谈话，并隐忍地让我自己被包围在他们的
    慈悲里！
    这便是我的灵魂的聪明的恶剧和慈善，它并不隐匿了自己的严冬和雪风；它甚至于也不
    隐匿了自己的冻疮。
    有一种孤寂是病弱者的逃避所；另有一种孤寂则是远避疾疫的安全室。
    所有那些我周围的可怜的斜眼的无赖汉，让他们听着我为冬天的寒颤和太息吧！
    在这样的寒颤和太息之中，我逃离了他们的闷热的屋子。
    让他们为我的冻疮而对我同情和悲叹：我们将看着他会冻死于知识的冰窖！——他们如
    是悲叹。
    同时我以炽热的足在橄榄山上这里那里的行走：在橄榄山上太阳照耀着的一隅，我唱
    歌，我嘲弄着慈悲。——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离开

    查拉斯图拉这样汗浸地游历了许多民族和不同的城池，又绕道回到了他的高山和洞府。
    但是看哪，在行路的时候他不觉走到了伟大城池的大门了。这里一个满嘴白沫的傻子，张着
    两手，向他奔来，挡住了他的去路。这也就是人民所谓“查拉斯图拉之猿”的那个傻子：因
    他曾经从查拉斯图拉学到了某种言语的转折和音调，也无意识地搬用了查拉斯图拉的智慧的
    宝藏。这傻子对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哦，查拉斯图拉，这里便是伟大城池：这里你失去了一切而一无所得。
    你为什么踏着这里的尘土？爱惜你的步履吧！宁唾于城门而转回去！
    这里是一切高洁思想的地狱：这里一切伟大思想被活活煎熬，被碎断蒸煮。
    这里一切伟大的感情都凋败了：这里只有骷髅的哀鸣！
    你嗅到精神的庖房和肉铺的臭味了吗？这里不是蒸腾着一切被屠杀的精神的热气吗？
    你不见那些灵魂悬挂着如干瘪而污脏的破布吗？
    但他们却从这些破布中制造新闻！
    你不听见吗，这里，精神如何地成为一种言语的游戏？精神呕吐着可憎厌的言语的污
    水！他们也从这言语的污水制造新闻。
    他们互相追逐而不知何往！他们互相煽惑而不知所谓！他们敲击着他们的金色铜，他们
    叮当着他们的黄金。
    他们畏冷却从蒸馏水中寻求温暖！他们畏热却从冻结的精神寻觅清凉；他们都从舆论受
    病和受伤了。
    这里是一切贪欲和罪恶之家；但这里也有道德；有许多有用的，实用的道德。
    许多道德有着办事员的手指和耐于文坐和期待的肥臀，以装饰女郎的乳房和腰肢为光荣。
    这里在军队之神的面前，也有很多虎信，很多正教，实行谄媚。
    “从上头落下来勋章和光荣的唾沫；所以没有勋章的人都仰望着上头。
    月亮有它自己的朝堂，朝堂有自己的月光之牺牲；所以乞食的人民，怀着乞食的道德，
    祈祷着一切从朝堂里面降下来的。
    我服役，你服役，我们服役”——一切有用的道德对王子如是祈祷：最后这功绩勋章就
    会簪在尪弱的胸脯！
    但月亮围绕着一切世俗的东西回旋：王子也围绕着一切最世俗的东西回旋——那即是小
    贩的黄金。
    军队之神不是金块之神；王子计划着——但小贩子处理着！
    哦！查拉斯图拉哟，在你的心中一切都是灿烂，刚强，而美丽！吐唾于这小贩子之城而
    转回去吧！
    这里血液在血管中流动：腐败，微温，而凉薄。吐唾于这巨城，这里是一切废物流汇的
    大陋窟！
    吐唾于这缩压的灵魂与弱的胸脯之城池，这尖突的眼睛与胶粘的手掌的城池——
    吐唾于这恶棍之城池，这厚脸皮，这笔之奸雄与舌之奸雄，这太热衷的野心家的城
    池：——
    这里一切残缺，畸形，贪欲，无信，烂熟，黄病，脓溃而有毒：——
    吐唾这巨城而转回去吧！
    但在这里，查拉斯图拉说：你的言语，你的同类，我久已厌恶！
    为什么在泥塘边住得这久，直到你自己成为一只青蛙和一只蟾蜍？
    不是有一腐败的、凉薄的血，奔流在你的脉管里，所以你才学会咯咯鸣叫和咒骂吗？
    为什么你不到森林里去？为什么你不耕种土地？大海中不是充满了葱绿的岛屿吗？
    我蔑视了你的污蔑；假使你是警告我——为什么你不警告你自己呢？
    只是为爱，我的污蔑和警告的鸟才展翅飞腾；但不是从泥沼中飞腾！
    你满嘴白沫的傻子哟，他们称你为我的猿猴！但我称你为我的不平鸣的猪。由于你的不
    平鸣，甚至于破坏了我对于傻子的赞美。
    最先使你不平鸣的是什么呢？因为没有人十分谄媚
    你：——所以你生在污水旁边，你可以有更多的不平鸣的理由，——
    你可以有更多理由报复！你懒怠的傻子哟，你的报复便是你的全部的嗔怒；我看透了你
    了！
    你的傻话伤了我，即使你说着真实！假使查拉斯图拉的言语一百倍真实，你还是永远错
    误地应用了我的言语！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于是他眺望着这伟大城池而太息，并且沉默得很久。最后他如是说：
    我不单是厌恶这傻子，我也憎恨这伟大城池。无论何处都无所可善，也无所可恶。
    悲哉，这伟大城池！但愿我看见了那烧灭它的火柱吧！
    即使这样的火柱也必在伟大日午之前来到。它有一定时刻和一定命数。——
    傻子哟，在临别的时候我对你说这教言：自己不能再爱的地方自己应当——离开！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于是离开了这傻子和伟大城池。

    第六卷

    叛教者

    唷！在这草地，最近还苍翠绚烂的植物，都已萎黄而凋残了！我从这里带了多少希望之
    蜜到了我的蜂房里去呢！
    那些青年的心都已经苍老了，——甚至于没有老，只是倦怠。平庸，懦弱：——他们宣
    言：“我们又成为虔信了。”
    最近我看见他们在清晨时以奋勇的步履跑向前去：但他们的知性之足已受得倦怠，现在
    他们甚至于嫉恨他们的晨间的豪气！
    真的，从前许多人举足如同跳舞者；我的智慧中之大笑向他们瞬目示意：——于是他们
    思索了自己。现在我甚至于看见他们爬向十字架去。
    从前他们围绕着光明和自由，鼓翼飞翔如同蚊蚋，如同青年诗人。但渐老而渐冰冷：现
    在他们已经是神秘者，是呢喃者，是懦夫了。
    或者他们的心情使他们绝望了吗，因为孤寂吞灭了我如同一只巨鲸？或者他们的耳朵渴
    求很久而无听于我，和我的喇叭的鸣奏，和我的先驱者的叫喊？
    唉！仅有少数人永远神气充溢的快活；在这少数人的精神中也有着忍耐。但其余的人都
    是怯懦！
    其余的人：那总是占大多数，是平凡，是多余，是过剩的人——他们全是怯懦：
    谁是我的同类也将遇到我的同类的经验：所以他的最先的伙伴必是死尸和丑角。
    但其后的伙伴，是自称为他的信徒的人们，是怀着很多的爱，很多的呆气，很多的健
    壮，虔敬，而有生气的大众。
    我在人类中的同类，无论何人，都不当将他的心情因附于这些信徒们。无论谁知道了轻
    躁而怯懦的人类种族，当不会相信这样的春光和野花灿烂的草地！
    他们能做别的，但愿他们也意欲别的吧。一样一半，破坏了全体。树叶残凋了——为什
    么要哀伤那个！
    哦，查拉斯图拉哟，让它们死灭和凋落，并且不要哀伤！
    最好也以暴风猛吹着它们！
    哦，查拉斯图拉哟，猛吹着那些树叶——使一切凋残的东西更快地离开了你！
    我们又成为虔信了——那些叛教者如是自白；他们中有些人甚至于还畏怯于如是自白。
    我看着他们的眼，——当前他们的脸和红面颊，我说，“你们又是返于祈祷的人们！”
    但祈祷是可耻的！不是于一切人为可耻，乃是对于你，对于我，对于有着良知的人们。
    为你，祈祷是可耻的！
    你很知道，有一个怯懦的魔鬼在你心中，他乐意随便打拱画十字：——他说服你：“有
    着一位上帝！”
    因此你属于怕光一类的人，属于在光辉中不能安居的人：
    现在你必须每天更深地插入你的头在黑暗和雾气之中！
    真的，你选择的时候很好！因为恰在现在夜游鸟也在外面飞翔。一切怕光的人们的时候
    来了，黄昏和夜宴的时候来了，——但是并没有宴！
    我听到而且嗅到：他们佃猎和出发的时候已经来到，但不是野兽的佃猎，乃是对于驯顺
    的，跛脚的哀鸣的，轻柔走路的和小心祈祷者的佃猎。
    一种捕捉灵魂的伪善者之佃猎：——一切心的捕鼠机已经安置好了！无论何处我揭开了
    帷幔，总有夜蛾突飞出来。
    或者它同别的夜蛾蹲伏在那里？因为处处我都嗅到了密秘的小会社；有着密室的地方，
    其中即有着新的皈依者，有着皈依者的恶臭。
    他们长夜聚坐会谈：“再让我们如同小孩子一样并说着亲爱的天父啊——虔信的制造粮
    果者败坏了口与胃腑了。”
    或者他们在长夜中看着一只巧猾而潜伏的十字架的蜘蛛，这蜘蛛同蜘蛛们宣讲着智虑，
    并教训着“在十字架下面是张网的最良的地方”。

    或者他们整日持着钓竿坐在泥沼旁边，因此而自以为深奥；但无论谁在没有鱼的地方捕
    鱼，我甚至说他们还不如浅薄！
    或者他们快乐地虔信地从圣歌之作者学会演奏竖琴，那圣歌的作者最喜欢自己弹唱以媚
    少女：——因为他已倦怠于老妇人和老妇人的赞美了。
    或者他们也从博学的妄人，学会发抖，这妄人在黑屋子中期待着幽灵的降临，——而知
    灵却完全跑开了。
    或者他们凝听年老浪游，模仿了悲风和悲声吹笛者；现在他如同风一样的悲啸且在悲调
    中宣讲着悲哀。
    他们中有些人甚至成为守夜者：他们知道如何吹奏号角，知道在夜中逡巡并惊醒了一切长久熟睡的老东西。

    昨夜在我的园墙那里，我听到了关于老东西的五句话：这话甚至于从这么衰老、悲惨、枯槁的守夜者的口中说出。

    “他不足做一个照顾孩子们的父亲：人类的父亲比他强！”
    “他太衰老了！他现在已不能照顾他的孩子们了。”——
    别的守夜者回答。
    “那末他有孩子吗？这除了他自己，没有人来证明！我很久就盼望他来彻底地证明。”
    “证明吗？好像他证明过了什么似的！他不喜欢证明；他只是竭力使人信仰他。”
    “对啦！他最欢喜信仰！对于他自己的信仰。那是老人的道路！在我们也一样！”
    ——这两个守夜者和光之恐怖者如是交谈，并悲切地吹奏了他们的号角！这便是昨夜在
    园墙那里发生的事。
    但在我，我心因大笑而绞痛，我心好像要破裂了；它失了位置，因下沉到横隔膜。
    真的，那真要我的命；——所以我忍着笑，当我看见了驴子酩酊，听见守夜者如是怀疑
    上帝。
    一切如是的怀疑不是过去很久了吗？现在谁还敢在白天惊醒了这样古老的沉睡的怯光的
    东西！
    一切古代的诸神已经结束——真的，他们有了一种善而快乐的神圣的结束！
    他们没有像缠绵的迟暮那样的死去——虽然人民说了谎话了！正相反，他们却大笑而死！
    最不信神的言论来自上帝，——他说“只有一位神！除我以外你不当有别的神！”——
    老拧恶胡子的神，一个嫉妒者，他如是忘却了自己：——
    于是一切神都大笑，在宝座上摇震，并大声叫喊：“那不正是神圣的吗，有诸神而没有
    上帝？”
    让有着耳朵的都听着吧。——
    查拉斯图拉在心爱的斑牛镇如是讲说。从这里他还有两天的路程到他的洞府和动物们身
    边；他的灵魂因为归期的接近而不断地欢喜。

    归来

    哦，孤寂！孤寂哟，我的家！我作为一个陌生人，生活于陌生的远方太久了，以至于不
    能无泪回到你这里。
    现在你抚摩我如同母亲一样吧；现在，你如同母亲一样对我微笑！现在，你正好说“从
    前如同旋风一样飞奔离开了我的是谁呀！
    谁在临别的时候叫出：我与孤寂同住得太久；因此我忘记了沉默！现在你知道沉默了
    吧？”
    哦，查拉斯图拉哟，我知道一切：你孤独的人，我知道你在众人中间比之与我同在更孤
    独！
    现在你懂得这了；寂寞是一事，孤独又是一事！在人们中间你永远是不惯而陌生。
    甚至于当他们爱你的时候，你也是不惯而陌生：总之他们要求被姑息的待遇！
    在这里，你在你的家和你的屋子里；你能自由说话，自由主张；这里一切隐藏的幽闭的
    感情不是可耻的。
    这里万物抚爱地和你我谈并谄媚你：因为万物想跨你而驰。你也跨着一切的寓言，驰向
    一切的真理。
    在这里你可正直而恳切地对万物说话：真的，它们以为那是赞美，当一个人坦白地和万
    物说话。
    否则那便是寂寞。哦，查拉斯图拉哟，你还记得吗？当你的鹰在空中啼叫，你站在树林
    里面，在死尸的旁边，犹疑而茫昧不知去向：——
    这时你说：让我的动物们引导着我吧！我看出来在人们中间比在动物中间更危险：——
    那便是寂寞！
    哦！查拉斯图拉哟，你还记得吗？当你坐在你的岛上，好像酒醴之源泉对于空桶，你在
    焦渴者之中赠贻和分送：
    直到最后独你一人焦渴地在饱饮的人们中间，并悲泣在黑夜：“夺取不是比赠贻更幸福
    吗？偷盗不是比夺取更幸福吗”——那便是寂寞！
    哦，查拉斯图拉哟，你还记得吗？当你的最宁静的时刻来到而且驱策你前进，这时它以
    恶的低语说：“说话而死灭！”
    这时它使你厌恶你的一切期待和沉默，并以你的“卑屈的勇敢为可耻你那便是寂
    寞！”——
    哦，孤寂哟，我的家！你的声音何等甜美而温柔地和我说话！
    我们信爱，相敬；我们坦然地至诚相待。
    在你，一切都是开朗而光明；在这里甚至于时间也以更轻快的步履奔跑。因为时间在黑
    暗中比在光明是更沉重的负荷！
    这里一切存在的言语和言语之宝库，忽然为我打开：这里一切存在想变成言语，这里一
    切生成从我学习着说话。
    但山下的那边——一切讲说都是徒然！那里忘却和离开是无上的智慧：那我现在是明白
    了！
    想理解人心中的一切必须把握着一切。但我的手又不屑把握那一切。
    我甚至于不喜欢呼吸他们的呼吸；唉，我生活在他们的喧声和恶气味中太久了！
    唷，我周围可祝福的宁静！唷，我周围清澄的气韵！这宁静如何从深脑中呼吸了清新的
    空气！这可祝福的宁静如何地静听哟！
    但山下的那里——那里讲说着一切，一切都被误解了。那里人以洪钟宣扬着智慧，市场
    上的小商人即以铜钱的叮当扰乱了他。
    在那里一切都说话；但无人知道如何去理解。一切都落在水里；但无物落在幽深的泉水。
    在那里一切都说话；但无物奏效和成就。一切都咯咯发声，但静静地在巢中孵的是谁呢？
    在那里一切都说话，一切都说成碎片。在昨天对于时间和时间的牙齿还是坚硬的，到了
    今天却已嚼啐，含在今日的人们的嘴里。
    在那里一切都说话，一切都被泄露了。在从前一切名为秘密，名为深奥灵魂的秘密的，
    到了今天都属于街上的喇叭手和别的飞虫。
    哦，奇异的人类哟！你黑巷里的喧声！现在你又在我的背后了：我的最大的危险伏我自
    己的背后！
    在姑息和容忍之中永远隐伏着我的最大的危险；一切人类都愿意被人姑息和容忍。
    怀抱着压缩的真理，以傻子手，与被愚弄的心，富有慈悲的小谎言——我如是生活在人
    们中间。
    我曾经化装我自己坐在他们中间，反抗我自己而容忍了他们，并愿意说服我自己：“你
    傻子哟，你不懂得人们！”
    当人生活在人们中间他不认识他们：人类有着太多的前景，——那高瞻远瞩的眼光有什
    么用处！
    从前我是傻子，他们错认了我，我姑息了他们，甚于姑息我自己，我常常为这种姑息对
    我自己复仇。
    从头到足都被毒蝇螫遍了，如同被恶之雨滴蚀空了的石头：我如是生活在他们中间，仍
    然对我自己说：“一切微末东西之微末是无罪的！”
    尤其是那些自名为善的人，我看出是最毒的苍蝇；他们毒螫一切天真的，他们玷污一切
    纯洁的；他们如何能公正地待我！
    生活在善人中间的人——慈悲教会他说谎。慈悲为一切自由的灵魂制造窒息的空气。因
    为善人的虚妄是不可测度的。
    我在那里学会了隐藏着我自己和我自己的财富：因为我看出一切都是心灵贫乏的人。都
    是我的慈悲之谎话：我知道了一切的人。
    ——我看见而且嗅到一切人，那有充足精神的，那有太多的精神的。
    他们的顽强的哲人：我叫他们为哲人，而不顽强，——所以我也学会了使用暧昧的言
    语。他们的掘墓者：我叫他们为研究家和实验家，所以就学会了以语言作游戏。
    掘墓者为自己而掘出疾病。在陈腐的瓦砾下面有着恶气味。
    人不当搅动了沼泽。人当生活在山上。
    我以幸福的鼻孔又呼吸着山上的自由清气。最后我的鼻孔总算从一切人类之臭味得救了。
    山风触鼻如同醇酒，我的灵魂打喷嚏了。打喷嚏而在胜利中高叫着：“祝你健康！”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三件恶事

    一

    在梦里，在最近清晨之前的梦里，我站在一座半岛上——
    在世界之外；我持着一具天秤而称量世界。
    唉，紫色的曙光来得太早了：她以她的光辉将我惊醒，这嫉妒者！她总是嫉妒我的晨梦
    之光辉。
    我的梦觉得世界是如此：可以被有时间者测算，可以被精巧的衡量者称量，可以被刚强
    的羽翮飞到，可以被神圣的解谜者猜透。
    我的梦，一个勇敢的水手，一半是船，一半是旋风，沉默如同蝴蝶，强毅如同雕鹰：它
    今天何以有着忍耐和安闲而称量了世界！
    那嘲弄着一切“无限世界”的我的智慧，我的欢笑的，清醒的，白昼的智慧沉默地对它
    说：“力所在的地方，那里数量成为支配者，因她有着更大的力。”
    我的梦不喜新，不守旧，不畏惧，不祈求，确信地沉思着这个有限的世界：——
    如同一圆的苹果自跃入我手，一成熟的金苹果，有着温润柔滑的皮：世界如是对我呈献
    了自己：——
    如同一株阔枝刚直的树向我示意，枝干盘曲，如同旅客可以休止的凭椅和足凳；世界如
    是耸立于我的半岛：——
    如同纤手捧持着的珠宝箱——使欣慕的眼光极喜欢的珠宝箱：今天世界如是呈献于我的
    面前：——
    ——它还不是一种谜足以恐吓人类的爱，也不是一种解答，足以使人类的智慧睡眠：—
    —今天，在我看来，世界所谓的恶事便是一种善的，人间的事。
    我如何地感谢我的晨梦，因为我今天早晨可以称量了世界！这个梦，这心的安慰者，如
    同善的人间的事一样的临到了我！
    在白昼我可以做同样的事！学习和模仿了它的优点，所以我现在愿意将三件最恶的事放
    在天秤上，极尽人情地好好称量了它们。——
    教人祝福的人也教人诅咒：世界上最可诅咒的三件事是什么呢？我愿意把它们放在我的
    天秤上。耽欲，求权力之热狂和自私：自古以来这三件事是最被诅咒有最坏的恶名——
    我愿意极尽人情地好好称量了它们。
    那么，起来吧！那里是半岛，那里是大海——它毛发粘粘地欢悦地汹涌着向我这里来，
    这我所爱的老而忠信的千头怪兽！
    那么，起来吧，这里我在澎湃的大海上把持着天秤：我也挑选一个见证人——挑选了
    你，你海上的孤树，我所爱的浓香馥郁的繁枝之树！——
    现在从什么桥上过渡到未来？由于什么压迫使高者屈身于低者？什么吩咐了最高者仍然
    向上？——现在这天秤平衡而稳定！在一端我投下三种沉重的问题，另一端则放着三个沉重
    的答案。

    二

    耽欲：对于一切穿着马毛衬衣的肉体的蔑视者是一种毒刺，是一种燔型柱；被一切遁世
    者诅咒如同“这世界！”因为耽欲嘲笑而愚弄了一切混沌和诡伪的说教者。
    耽欲：对于贱氓是煎烤的温火；对于朽木和发臭的破布是炽热的火焰。
    耽欲：对于自由的心是自由而无邪，是地上的花园之快乐；是未来对于现在的满溢的感
    谢。
    耽欲：仅仅对于衰败者是一种甜的鸩毒；对于有狮心的人却是一种大慰藉。是谨慎存储
    着的醇酒。
    耽欲：是最崇高的幸福和最崇高的希望之幸福的范本。因为对于许多人结婚和超于结婚
    是许可的。
    ——对于许多人比之于男人和女人更不相知：——男女之互不相知更没有人能够充分明
    白！
    耽欲：——但我要以我的藩篱防护了我的思想，甚至于防护了我的用语：恐猪仔和浪子
    突破了我的花园！
    求权力之热狂：这最是铁心者的灼热的鞭子；最残酷者为残酷者保留着的痛苦；这是焚
    尸场的阴沉的火焰。
    求权力之热狂：攒聚在最重荣的民族身上的可恶的牛蝇；一切动摇的道德之叱骂者；它
    骑在一切马匹和一切矜骄之上。
    求权力之热狂：这破坏且粉碎了一切凋残而空廊者的地震；这白色棺椁的破坏者；这反
    对未成熟的答案的发光的疑问。
    求权力之热狂：在它的炯眼之前，人类爬行，卑辱，和怨怼，且变得比猪和蛇还卑
    下：——直到最后他心中叫出了无上的蔑视。
    求权力之热狂：无上蔑视的可怖的说教者，它在一切的城池和帝王的面前宣讲：“滚你的！”——直到一种回声从他们叫出来“滚我的！”
    求权力之热狂：它甚至于甘甜地超升到纯洁，到孤独，到自足的高度，炽热如同大爱之涂绘紫色的幸福于地上的天国。
    求权力之热狂：当最高迈者渴望屈服于权力，谁还称它为狂热呢？真的，在这样的渴望和卑辱之中没有病或不健全！
    孤独的高迈不会永远仍然孤独和自足；高山可以下降到峡谷，高风可以吹临到平原！
    唷，谁能知道这种渴望的适当的名字和称号呢？查拉斯图拉从前称这不可命名者为——
    “赠贻的道德”。
    其后发生了这事，——真的，那是第一次发生！——他称自私为可祝福，那从强力的灵
    魂流出的卫生的健康的自私：——
    从完全的，美丽的，胜利的，创造的肉体所附属的强力的灵魂，在它的周围，一切都成
    为一面明镜。
    这柔韧动人的肉体，这跳舞者，它的标本和象征便是自己享乐的灵魂。这样肉体和这样
    灵魂的自己享乐自称为“道德”。
    这样的享乐以善恶之言自己屏障如同圣化的丛林；以自己的幸福之名从自己放逐了一切
    可侮蔑的。
    也从自己放逐了一切怯懦的；它说：怯懦——那便是恶！在它看来，那永远悲愁者，叹
    息者，不幸者，贪小利者都是可污蔑的。
    它也蔑视了一切在不幸中凝视的智慧：真的，也有着在黑暗中开花的智慧，一种黯黑的
    智慧，它永远叹息：“一切皆虚空！”
    它以羞怯的怀疑为可鄙，它以那些认誓不认人的人为可鄙：它也以过度怀疑的智慧为可
    鄙，因为这就是怯懦的灵魂的道路。
    它以阿谀的、狗样的、降伏的、乐天安命的人为卑下；也以有着降服的、狗样的、虔信
    的、和阿谀的、乐天安命的智慧为卑下。
    它憎恨而厌恶，那永不自卫的人，那吞咽了有毒的唾沫和恶视的人，那太忍耐的人，那
    长久受苦的人和太柔顺的人：
    因为这便是奴隶的态度。
    这可祝福的自私，它吐弃一切种类的奴隶：无论他们是在诸神和神圣的步武之前卑躬，
    或在人类，在无智的人类舆论之前屈膝！
    一切卑辱的，一切屈膝的，那有着不自由的，眼的和缩压的心的，那虚伪的，归顺的种
    类，那以大而怯懦的嘴唇亲吻的，它都叫作恶。
    一切奴隶和衰老而倦怠的人们的机智；尤其是说教者全部恶劣的，狂妄的，大过伶俐的
    愚昧，自私都称之假冒的智慧！
    但这假冒有哲人，这说教者，厌世者，和生性是阴柔是奴性的人民——唉，他们如何地
    误用了自私！
    他们还把误用自私认为是道德，并名为道德！因此一切厌世者和怯弱者和十字架上的蜘
    蛛们，他们以充足的理由如是愿望着“无私”！
    但对于那些人们，这时候现在来到了，这大转变，这裁判之剑，这伟大的日午：这时许
    多事情常被启示出来！
    真的，那宣讲着我是健全而神圣的，并祝福了自私的人，这预言者，他也宣讲着他所知
    道的：“看哪，那时候到了，那已逼近了，这伟大的日午！”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重力之精灵一

    一

    我的舌头——是人民的舌头：我太粗糙地，坦率地为安歌拉的兔子们讲话：对于一切墨
    水之鱼与笔头之狐狸，我的话仍然更新奇。
    我的手——是呆子之手：悲哉，一切桌子和墙壁和供呆子描画和涂鸦的地方！
    我的足——是奔马之足；因此我在木石上践踏而驰骤，在田地里来往，我是爱急走的一
    个魔鬼。
    我的胃——确是一种鹰之胃吗？因它喜食小羔羊的肉。真的，它是一种鹰的胃。
    我现在是：食着天真的东西，并切望奋飞，我到一切之外；能说这本质中没有鹰的本质
    么！
    尤其是我是重力之精灵的一个敌人，那便是鹰之本质：真的，决死的敌人，大的敌人，
    先天的敌人！唷，我的敌意不是无所不至了吗？
    因此我能歌唱一首歌——也愿意歌唱：虽然单我一人在空屋子里，我必须唱给我自己听。
    真的，有着别的歌者，只是屋子里充满了人的时候，他们的嗓音柔软，手指有表情，他
    们的眼光闪动，心情清醒；但我不是他们的同类。

    二

    教人飞腾的人有一天将移去了一切的界标；一切的界标将会飞腾；大地将从他重新受
    洗，命名为轻灵者。
    驼鸟急驰，速于奔马，但他也用力地插入它的头在沉重的地里：不能飞腾的人也是如此。
    重力之精灵如是意欲：大地和生命对于他是沉重的。但我如是教人，凡能如同鸟一样成
    为轻灵的人必须自爱。
    真的，不与病者和染疫者之爱同在。与他们同在，甚至于自爱也发恶臭！
    我如是教人：自己必须学习以卫生而健康的爱爱自己：自己才会动心忍性，而不会神不
    守舍。
    这里神不守舍自命为“自己的邻人爱”。自古以来这样的话是最甚的谎话和欺诈，尤其
    在那些觉得世界是沉重的人们中间。
    真的，学习自爱，这不只是为今天和明天而有的戒律。这宁是一切技艺中最精最巧，最
    新，和最坚忍者。
    这便是重力之精灵的工作：使一切财宝对于他的占有者严密隐藏，在一切金银窖中唯自
    己的财宝最后挖出。
    差不多还在摇篮里面他们即给我以沉重的言语和评价。他们称这礼物为“善”和
    “恶”。因为它，我们的生被饶怒了。
    这便是重力之精灵的工作：将小孩子们叫拢来，禁止他们自爱。
    我们——我们忠心地在辛苦的两肩，背着所给与我们的重负，走过了崎岖的群山！假使
    我们流汗，我们就被告诉：
    “是呀，生命是难于负荷！”
    只有人类自身才是难于负荷，因为他背了太多的不相干的言语和评价在自己的两肩。他
    如同骆驼一样跪下，让他自己好好驮上重载。
    尤其是能负荷重载的最强毅的人，脑中充满了威严。他背负了太多的不相干的言语和评
    价在自己的两肩：现在生命对于他好像是一堆沙土。
    真的！甚至于属于我们自己的也是难于负荷！人类心中的许多内在的东西也是如同海蚌
    一样，——可厌恶，滑腻，不易把捉——
    所以必须有珠光美丽的壳为那些东西辩护。甚至于也必须学习这种技艺：有一个壳，一
    种可爱的外表，和巧黠的愚昧！
    再者，在人类心中有着许多的欺诈，许多壳还显得微小，无用，太是一个壳了。
    很多隐藏的慈爱和权力永远没有被人测透；最精选的美味觅不到赏味者？
    唯女人中之卓绝者知道这：少许的肥和少许的瘦——唷，在这少许之上悬挂着多少命运
    啊！
    这便是重力之精灵的工作：使人不易发见，在一切人中尤不易发见了自己；精神常常欺
    蒙了灵魂。
    但发见了自己的人说：这是我的善与恶：因此他使妄谈”一切皆善，一切皆恶”的鼹鼠
    和侏儒沉默了。
    真的、我不喜欢那称一切为善，称这世界为至善的人们。
    我叫他们为“一切之满足者”。
    “一切之满足”，赏味一切，但不是赏味最佳之味！我敬重曾经学会说：“我”和
    “是”和“否”的倔强而固执的舌头和胃腑。
    咀嚼而消化一切的东西——那正是猪的本质！只有驴子和驴子一类的生物永远知道说着
    “是呀！”——
    我的赏味要求这：深黄和火红——那混合了血液和一切颜色。但洗洁了他的屋子的人也
    向我泄露了一个洗洁了的灵魂。
    有些人爱僵尸，有些人爱幽灵；两者都是血和肉的敌人。
    唔，两者都如何地违反了我的赏味！因为我爱血！
    我不愿居住在人人吐唾和厌弃的地方；这便是我的赏味。宁肯生活在强盗和伪证者中
    间。无人在自己的嘴里衔着金子。
    但一切吮痰者更使我厌恶；我所知道的在人类中最可厌恶的生物，名为谀佞：他不意欲
    爱，但愿寄生于爱。
    我名仅有一种选择的人为不幸福：不成为恶兽，便成为恶家畜。我不愿和他们建立了我
    的神龛。
    我也名那些必须永远期待的人为不幸福，——他们都违反我的赏味——所有税吏，小贩
    子，帝王，和一切地主和商人们。
    真的，我也学会了期待，学会了彻底地期待，——但只期待我自己。我也学会了在一切
    之上站立，行走，奔跑，跳跃，攀登，和跳舞。
    这就是我的教言：愿意有一天能够飞腾的人必须首先学会站立，行走，奔跑，攀登和跳
    舞：——因为人不能由飞腾学习飞腾！
    我学会了踏着绳梯达到许多窗子，以敏捷的两腿攀登到一切的高桅：坐在知识的高桅上
    对于我好像是不小的幸福！——
    在高桅上暴鸣如同小火焰：真的，一种小的光辉，但对于遭难的水手与船破落水的人
    们，却是一种伟大的安慰！
    从不同的道路和方式我达到了我的真理；我不是仅有一种梯阶登到我游目骋望的高处。
    我不愿向别人问着我的路，——那总是违反我的赏味！
    我宁肯问着并试炼着道路的本身。
    所有我的途程都是一种探求，是一种试炼：真的自己必须学习回答了这样的探问！这便
    是我的赏味：
    ——非善，非恶，只是我的赏味而已，关于那，无所用其羞愧和隐秘。
    这里是我的路——你的路在何处呢？我如是回答了那些问我这道路的人们。因为这道路
    并不存在！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第七卷

    旧榜和新榜

    一

    我坐在这里期待，在破碎的旧榜和半写就的新榜之中。我的时刻何时来到呢？
    我下降的时刻，我毁灭的时刻：我愿意再走向人类去。
    我现在期待着那时刻：最初必是我的时刻的征兆来到——这征兆是与鸽子之群同在欢笑
    的狮子。
    同时我自言自语如同闲适的人。没有人告我以新的事物，所以我对我自己说起我自己。

    二

    当我到了人们那里，我看出他们高踞在古代的傲慢之上，他们都想着他们久已知道了什
    么是人类的善和恶。
    在他们看来一切关于道德的谈论好像是一种古老而陈腐的事情；愿意安睡的人，就寝之
    先讲谈着善恶。
    我搅扰了这种昏睡，当我教人无人知道何为善恶：——
    除掉了创造者！
    但创造者是创造人类的目标并给大地以意义和未来的人：只有他能建立了善和恶。
    我吩咐他们推倒了他们的讲坛，一切古代的傲慢所踞坐的交椅；我吩咐他们嘲笑他们的
    伟大的道德家，他们的圣哲，他们的诗人，他们的救世主。
    我吩咐他们嘲笑他们的阴郁的哲人，嘲笑那些踞坐如黑色幽灵的人，使他们离了生命树。
    我坐在他们的伟人们的墓道上，甚至于在死尸和鹫鸟的旁边——我嘲笑一切他们的过
    去，和过去的腐烂而残败的光荣。
    真的，我如同忏悔的说教者，如同傻子，我暴怒而破坏了一切他们的伟大的和渺小的！
    他们的至善也如此渺小，极恶也如此渺小！因此我发笑了。
    因此我的诞生于山头的“智慧的渴望”，连笑带吼。真的，一种粗犷的智慧——一种有
    着猛冲的健翮的渴望。
    她常常带着我飞腾向上，在大笑之中心！于是我扶摇直上，如同沉醉于太阳之欢喜的一
    枝箭！
    我飞到了梦想不到的未来，到艺术家所想像不到的更炎热的南方；那里诸神裸体跳舞，
    以一切的衣饰为可耻。
    （我如是以比喻和隐语木讷而言如同诗人：真的，我惭愧于我仍然不能不是一个诗人！）
    那里，在我看来，一切的生成好像是诸神的踏舞，是诸神的嬉戏，世界自由而无限制，
    一切都归真返朴。
    那里，好像是无量神祇一种永久的自己解放，和自己归真；好像是无量神祇的一种可祝
    福的自己冲突，自己和解，自己再造。
    那里，在我看来，一切的时间，好像是瞬间之可祝福的嘲弄；那里自由是必然，幸福地
    戏弄着自由的毒螫。

    ——那里，我也发见了我古代的魔鬼和巨敌，那重力之精灵，和他的创造品：强迫和戒律，必须和结果，目的和意志，善和恶。

    在那里，跳舞者能跳舞于它之上，超越于它之外，不是必然的么？在那里为轻捷为美丽的原故，鼹鼠和蠢拙的侏儒不是必要的吗？

    三

    我也在那里从大道上拾起了超人这个字，也看出人是必须超越的一种东西。
    也看出人是一个桥梁，而不是一个目标，那欢喜于自己的日午和黄昏的人，是把它当作
    远到新的曙晓的进程——
    欢喜于伟大日午的查拉斯图拉之道，欢喜于我高悬在人们之上如同紫色晚霞一样的教言。
    真的，我也使他们看见了新的星辰在新的夜里；在白昼和黑夜和云影之上我张开了大笑
    如同五色绚烂的华盖。
    我教他们以我所有的梦想和热望：将人心中的碎片，和谜，和可怕的偶然组合而为一体：
    如同，一个诗人，一个解谜者，一个偶然之救济者，我教他们创造未来，我教他们在这
    样的创造之中救济了过去。救济人类的过去，改变了一切“它已如此”，直到意志说：
    “但我愿意它如是！我将愿它如是！”
    我称这个救济：我教他们只是称这为救济。
    现在我期待着我的救济——那我可以最后一次走向人们去。
    我愿意再走向人们去：我将在人们中间沉落和灭亡；我愿意给他们以我的最富裕的礼品！
    我从下沉的太阳学习了这，那充裕博大的太阳哟！当它沉没的时候，它从自己的无尽藏
    倾泻金光于大海！所以最贫乏的渔人，现在都摇荡着金桨：从前我看了这，我忍不住喜欢得
    流泪了。
    查拉斯图拉也将如同太阳一样的沉落：他现在坐在这里期待着，在破碎的旧榜和半写就
    的新榜中间。

    四

    看哪，这里是一张新榜！但同我持着它到峡谷里，到人类之心的我的弟兄们在何处呢？
    我对于遥远的人们的伟大的爱如是要求：“别姑息你们的邻人！人是要被超越的一种东
    西。”
    因此你看：有着这多超越之不同的道路和方式！但仅仅一个丑角知道：人也能被跃过！
    甚至于在你的邻人中超越了你自己：有力量夺取的你不当忍受了给予，这便是你的权力！
    你对人所做的无人能对你做。看哪，这里并没有报酬！
    不能命令自己的人不当服从。许多人能命令自己，但于自己服从仍然差得很远。

    五

    高贵灵魂之族类如是愿望：他们愿意一切不白得，至少是生命。
    流氓才愿望着白得的生命：在我们则生命已自给，我们永远想到什么是我们所能给予的
    最高的还报！
    真的，那是一句高贵的格言：“生命所期许的，我们愿意对于生命保持着那期许！”
    自己不当在对于快乐没有贡献的地方愿望着享乐！自己不当愿望享乐！
    因此寻求享乐和无垢是极可耻的事。两者都不愿被寻求。
    自己当有着它们——但自己宁肯寻求罪恶和苦痛！

    六

    哦，我的兄弟们哟，头胎儿子永远是被牺牲的。现在我们便是头胎儿子！
    我们都在不可视见的圣坛上流血；我们都被烧烤去祭奠古代的偶像。
    我们的最优良者仍是年青：这引动了年老者的食指。我们的肉体是温软的，我们的皮只
    是羔羊的皮：我们如何不能引动了古老的偶像崇拜者的馋涎！
    这古老的偶像崇拜者，仍然居住于我们自己的心中，他烧烤了我们的最优良者做成他的
    宴筵。唉，我的兄弟们哟，头胎之子如何不被牺牲呢！
    但我们的同辈如是意欲；并且我爱那些不想望保全自己的人们，我以我的全心的爱去爱
    那些下降而死灭的人们：因为他们走向着超越。

    七

    要真实——少有人能真实！能真实的人仍然不愿真实！但至少善人是能真实的。
    唷，那些善人们！善人们永不说出真理。因为如是修善便是心中的一种疾患。
    那些善人们，他们退让，他们自己屈服；他们的心复述着自来所说过了的，他们的深处
    的灵魂服从：但服从的人，并不听自己！
    善人所谓的一切的恶必须汇拢来产出一种真理。哦，我的兄弟们哟，你们的恶足以产出
    这种真理了吗？
    勇敢的冒险，长久的怀疑，残酷的否定，厌恶，当机立断，一切这些都没有汇拢来！但
    真理是从这样的种子产生的！
    自来在坏良心的旁边生长出一切的知识！你们的求知者哟，粉碎，粉碎了这陈旧的榜！

    八

    当水面钉了木桩，巨流上搭起了浮桥，这时候，真的，说着“一切在流动”的人，是无
    人相信的。
    甚至于笨汉也反对他。“什么？”笨汉说，“一切流动吗？
    本桩和浮桥静静地在巨流上面呢！”
    “在巨流上面一切都是固定的，一切事物之评价，浮桥，概念，一切的‘善’和
    ‘恶’：这些都是固定的！”——
    凛冽的冬天到了，巨流冻结了，这时即使最聪明的人也怀疑了。这时说这话的已不单是
    笨汉了：“万物不是静静地停住吗？”
    “万物根本是静静地停住”——那是一种适用的冬天的教理，一种不生产的时代的善，
    冬眠者和炉火旁边的懒汉的优良的慰藉。
    “万木根本是静静地停住”——但自来的春风，反对了这种教理。
    春风是一只不知耕犁的牡牛——一只凶猛的牡牛，一个破坏者，它以它的暴怒的角破烈
    了冰块！这冰块又冲破了浮桥！
    哦！我的兄弟们哟，现在看吧，万物不是在流动了吗？一切栏板不是落到水里去了吗？
    谁还固持着“善”和“恶”呢？“悲哉我们！快哉我们！春风猛吹着！”我的兄弟们哟，如
    是宣讲遍及一切的大街小巷吧！

    九

    有一种古老的迷妄——那名为善和恶。自古以来，这迷妄之轨道，当在预言家和占星家
    周围旋转。
    从前的人信仰预言家和占星家；因此人相信“万物是命定的：你应当，因为你不能不！”
    其后人类又怀疑了所有的预言家和占星家；因此他们相信，“万物是自由的：你能够，
    因为你意欲！”
    哦，我的兄弟哟，自来关于命数和未来，仅有着迷妄而不是真知；因此关于善恶也只是
    迷妄而不是真知！

    十

    “你不当偷盗！你不当杀戮！”从前这样的诫命被称为神圣：在这诫命之前人类屈膝而
    低头，并脱去了自己的鞋子。
    但我向你们：在这世界上还没有比这神圣的诫命更凶的强盗和杀戮者吗？
    在一切生命中没有强盗和杀戮者吗？称这样的诫命为神圣，因此他们不也是——杀戮了
    真理了吗？
    那反对和劝阻了生命而被称为神圣的，不是一种死之教言吗？哦，我的兄弟们哟，为我
    粉碎，粉碎了这古旧的榜！

    十一

    这是我对于过去的同情，我看见它被弃了，——
    被弃于每一新时代之怜恤，之精神，之放肆；新世代使一切已存在的作为自己的桥梁。
    一种伟大的元宰会兴起来，一种巧黠的怪物，他以慈悲和敌意捩转和扭动一切过去；直
    到它成为他的一座桥梁，一种先兆，和传令使，和雄鸡的晨鸣。
    但也有着别的危险和别的同情：凡是贱氓，他的记忆是返于自己的祖先一，但时间已和
    他的祖先绝缘。
    过去如是被弃：因为总有一天流氓成为支配者，并沉溺一切时间在浅水里。
    哦，我的兄弟们哟，因为总有一新的高贵还缺乏。那高贵当反对一切贱氓和一切暴君，
    并将“高贵”这个字重新塑在新榜上。
    要有一种新的高贵，许多高贵的人们，许多种高贵的人们还缺乏呢；或者如我从前在比
    喻中所说的：“那正是神性；
    有着诸神而没有上帝！”

    十二

    哦，我的兄弟哟，我圣化你们而指示你们一种新的高贵：
    你们当成为未来的创造者，滋生者，和播种者：——
    真的，你不能如同商人一样以金钱购买得高贵；有着卖价的都无价值。
    因为你们的光荣不是你们从何处来，而是你们向何处去；让这是你们的新的光荣吧，—
    —你们的意志和你们脚的意愿超越了你们！
    真的，并不是你们供奉一个王子，——现在王子们算什么呢！——也不是你们为王子的
    屏藩使他的地位更巩固。
    也不是你们的族类在宫廷里面成为有礼貌，也不是你们都学会了华丽装饰，如同银色的
    丹顶鹤一样，长久站立在浅沼里！（因为能够站立，在一般廷臣乃是一种特殊的恩典；至于
    被许可坐下乃是他们死后才有的幸福！）
    也不是被称为神圣的一种圣灵引导了你们的祖先到了我并不赞美的天国！（因为有着那
    恶木——十字架——的地方，那里即无可赞美的东西。）
    真的，无论在什么地方，这圣灵总如同临阵一样，引导着他的武士——山羊和母鹅。迷
    信的人，和谬见的人总是走在最前面！
    哦，我的兄弟们哟，你们的高贵不当向后流盼，乃是向前凝视！你们当是从一切父母之
    邦，和祖先之国土被放逐！
    你们当爱着你们的孩子们的国土：——在最遥远的海上没被探险过的国土！让这种爱是
    你们的新的高贵吧！我吩咐你们向着那里扬帆前进！
    为你们的孩子们，你们当矫正了你们是你们的祖先的孩子。你们当如是救济了所有的过
    去！我将这种新榜高悬于你们之上！

    十三

    “为什么人要生活？一切都是虚空！生活——那是鞭打枯草；生活——那是自己燃烧了
    自己而不能得到温暖。”——
    这样古代的讹说仍然当作“智慧”传下来；因为它是陈旧而发霉，所以它更被尊重了。
    发霉也就成为高贵了。
    孩子们会如是说：因为火烧灼他们，所以他们怕火！在智慧之古书里，有着很多的孩子
    气。
    那永远鞭打枯草的人，如何敢来诽谤了鞭打！堵塞住这样愚人的嘴吧！
    这样的人们坐在桌子旁边，什么也没有带来，甚至连优良的饥饿都没有带来：——于是
    他们诽谤：“一切都是虚空！”
    但我的弟兄们哟，饮食得很好确不是虚空的技艺！为我粉碎，粉碎了这永不快乐的人们
    之榜！

    十四

    “在洁净者看来，万物皆洁净”——人民如是说。但我对你们说：“在猪仔看来，万物
    皆猪仔气！”
    因此恐怖的幻想者（他们的心已下垂了，）宣言：“世界之自身便是一个污脏的怪物。”
    因为他们都是不净的心；尤其是那些遁世者，除非他们从背面观察了世界，不会有和平
    或休息！
    我当那些人面说，虽那声音很不快：世界如同人一样的有背面，——这是很真实的！
    世界上有很多污脏：这里很真实的！但世界之自身不以此而是一个污脏的怪物；但那种
    话语中间有许多智慧，即世界有着很多恶臭：甚至于憎恶也生出了翅膀，和空想的能力！
    在最优良者之中也有着一些可憎恶的；最优良者也仍然是必须超越的一种东西！
    哦，我的兄弟们哟，那种话语中也有许多智慧，即世界有着很多污脏！

    十五

    我听见虔信的遁世者对他们的良知反复说着这样的格言，真的，他们无过或无罪，——
    虽说世界上没有比这更恶或更有罪的事了。
    “让世界自成其为世界好了！别指摘它！”
    “让愿意阻塞，和剜刺，和剐割，和剥削人民的人随他的便好了：别指摘它！由此他们愿意学习放弃了这世界。”
    “为你自己的理由——你应当阻塞和闷闭了你自己；为这世界的理由——因此你会学习
    放弃了这世界。”
    哦，我的兄弟们哟，击碎，击碎了那些虔信者之陈旧的榜！撕碎了这些愤世嫉俗者的格
    言——

    十六

    现在人民在一切黑暗的小道上低语：“博学的人忘记了一切强烈的贪求。”
    我看这新榜甚至于高悬于市场之上：“智慧使人倦怠，无物有一刻的价值，你不应欲
    求！”
    哦，我的兄弟们哟，为我粉碎，为我粉碎了那种新榜！厌世者和死之说教者和狱吏将它
    高悬起来；因为看哪，它也是一种对于奴隶的箴言！
    因为他们学得坏，不是学到好处，学习一切都太早也太急；他们吃得很坏：所以们他的
    胃腑受伤了！他们的心便是一种损伤的胃：它劝造着死！真的，我的兄弟们哟，心便是一个
    胃！生命是一派快乐的源泉，但对于损伤的胃，那悲愁之父，在他们心中说话的人，一切泉
    水，都是有毒的。
    求知：在有着狮子的意志的人，那便是快乐！但对于自己仅仅是被意欲的人则成为倦
    怠，一切的浪涛都对他戏弄。
    弱者之本质总是如此：在路途上迷失了自己。最后他们的倦怠发问：我们出发到何处去
    呢？一切都是一样！
    人在他们的耳边这么讲说，他们最喜欢：“无物有价值！
    你们不应当意欲！”但那是一种对于奴隶的箴言。
    哦，我的兄弟们哟，查拉斯图拉临到了一切行路倦怠者如同一阵新爽的暴风：他将使许
    多鼻子打喷嚏！
    我的自由的气息甚至于透过墙壁而到监狱里，到一切禁锢的精神！
    意欲解放人！因为意欲便是创造！我如是教人。唯一的你们应当学习的，只是创造！
    你们应当从我最先学习的也只是学习法，优良的学习法。——让有耳朵的人听着吧！

    十七

    这只船停泊在这里——它要到那边去，或者到虚无——
    但谁愿意进到这种“或者”去？
    你们中无一人想乘这死之船舶！那么你们如何会倦怠于世界呢？倦怠于世界么！甚至你
    们也没有从大地引退！我觉得你们更贪恋大地，更爱着你们自己的大地之倦怠！
    你们下延着嘴唇不是徒然的了：——其中仍然有着一种渺小的尘世的愿望，在你们的眼
    睛里，——不是浮着不可忘却的世俗的欲望之云影的吗？
    在大地上有许多优良的发明，有些是有用的，有些是快乐的：为此大地是很可爱的。
    有许多如是的发明，如同妇人的乳峰一样：同时是有用，同时是快乐的。
    但你们厌世的人们哟，你们大地之懒惰者！应当有人用鞭子鞭策着你们！应当有人用鞭
    子再使你们的两腿活泼。
    假使你们不是为大地所厌弃的残废而耄老不幸者，那么你们便是巧黠的懒汉或贪食者，
    潜行的，夜之徘徊者。假使你们不愿意欣快地奔跑，那么你们应当死灭！
    查拉斯图拉如是教人：人不当求为不可治愈者的医生，所以你们应当死灭！
    但作一个结束，比写一篇新诗必需更大的勇敢：这是一切的医生和诗人所知道的。

    十八

    哦，我的兄弟们哟，有着倦怠所铸成的榜，有着腐败的迟怠所铸成的榜：虽然他们的说
    话是一样，它们却要求被听得两样。
    看着这里这个凋毙的人！他距离他的鹄的仅仅咫尺；但他倦怠得固执地在尘土中躺下
    了，这勇敢的人！
    他以倦怠而呻吟于道路，于大地，于鹄的，于他自己：他将不能再前进一步了，这勇敢
    的人！
    现在太阳烧燃在他上面，狗子们在舐他的汗：但他们固执地躺在这里，宁愿渴死！
    离他的鹄的仅咫尺，而愿意渴死！真的，这个英雄，你们必须倒拖着他的头发到他自己
    的天国。
    但是他仍然让他躺在他所躺下的地方，睡眠是个抚慰者可以带着冷的，淅沥的雨滴临到
    他。
    让他躺下直到他自己醒来——直到他自己弃绝了一切的倦怠，直到他的倦怠彻底教训了
    他！
    我的兄弟们哟，只注意呵退了他身边的狗子们，懒怠的狐群和一切雍容的毒虫——
    一切“受过教育”之成群的毒虫，他们饮宴着一切英雄的血汗！

    十九

    我划一个圈圈和神圣的界在我的周围；我登山越高，跟我的人越少：我建立了永久神圣
    的山系。
    哦，我的兄弟们哟，无论你们同我升登到何处，留心着，恐怕一种寄生虫也附在你们的
    身上！
    一种寄生虫：那是一种蛀虫，一种爬行而畏缩的蛀虫，它用力吮吸你们隐秘着的创口和
    伤痕。
    这便是他的狡猾：它猜道了在什么时候升登的灵魂倦怠：在你的烦恼和厌恶里，在你的
    敏感的谦卑里，它建筑了他的可憎恶的巢。
    在强毅者疲弱，高贵者柔和的地方——那里，它建筑了他的可憎的巢；寄生虫寄生在伟
    大者有着微小隐秘的创痕的地方。
    什么是一切存在之最高尚者，什么是一切存在之最低卑者？寄生虫便是最低卑者；但越
    是高尚者越是喂养了寄生虫。
    因为有最长梯子的灵魂，能降到最深的地方：他如何能免于寄生虫的寄生呢？
    最丰裕的灵魂，在本身中能向前奔跑和遨游。最贫乏的灵魂则为快乐而将自己投于偶然
    之中！
    存在之灵魂投入于生存；占有之灵魂寻求达到愿欲和渴望：——
    灵魂从自己逃脱，又在更大的范围中追及了自己；对于最智慧的人，最易为愚昧所引诱。
    在最自爱的灵魂的心中，万物有自己的逆流和顺流，有自己泡沫，有自己的洪涛：——
    唷，最高迈的灵魂如何能免于最恶的寄生虫的寄生？

    二十

    哦，我的兄弟们哟，我是残酷么？但我说：已经倒的，应当把它推落！
    今日的一切——已经坠落而残败；谁愿保持它？但我却愿意把它推落！
    你们知道石头滚过峭壁的快乐吗？看着吧，今日的人类，如何地正滚到了我自己的绝壑！
    哦，我的兄弟们哟，我是更伟大的演奏者的序曲！一个例子！也照着我的例子做吧！
    你们不教他飞腾的人，我请你教他——更快地坠落！

    二十一

    我爱勇士；做一个剑客还不足，——人必须知道对谁使用了宝剑！
    自持和离开，那当是更伟大的勇敢，所以人当为更有价值的仇敌而自重！
    你们只当有可憎恨的仇敌，而不当有可蔑视的仇敌：你们当骄傲于你的仇敌。我已经如
    是教训过你们了。
    哦，我的兄弟们哟，你们当为更有价值的仇敌而自重！你们必须从许多事情离开——
    尤其是从许多贱氓离开，他们以关于人民和民族的喧声絮聒在你们的耳边。
    拭目以看他们所谓的“赞”和“否”吧！那里越对的，越错。谁观看了也会暴怒。
    观看，和拔出刀子来——在这里两者都是一回事：所以快离开了到森林里去！并将你们
    的宝刀收鞘。
    走你们的路吧！让民族和人民走他们的路，——真的，黑暗的路，没有一点希望的微光！
    那里让商人们去统治吧，那里一切仍然灿烂的是商人们的金子。已不再是帝王的时代：
    今日之自称为人民者已不当有帝王。
    看看这些民族吧，他如何恰如商人们的作为：他们从各种垃圾堆拾取蝇头之利！
    他们互相陷害，互相欺骗，他们名之曰“情谊”，哦，古代是可祝福的，那时人民自己
    说：“我将做民族的支配者！”
    因此，我的兄弟们哟，优良者当支配，最优良者也意欲支配！有着与此不同的教言的地
    方，那里便缺乏最优良者！

    二十二

    假使他们的面包不值什么，唉！他们哭求什么！他们的生命维持才是他们的当得的消
    遣！他们的生命将是艰难的。
    他们是食肉兽：在他们的工作之中——便有着劫掠，在他们的获得之中，——便有着欺
    骗！因此，他们的生命将是艰难的。
    他们应当成为更佳的食肉兽，更精敏，更伶俐，更像一个人：因为人是最佳的食肉兽。
    人类曾经掠夺了一切动物的道德：所以在一切动物中人类是有着最艰难的生命。
    只有飞鸟仍然超过了人类。假使人类学习了飞腾，唔，他的劫掠之欲望能飞到什么高度
    呢！

    二十三

    我但愿男人和女人是如此：男子适于战争：女人适于生育；但两者却适于以头和两腿跳舞。

    其间没有跳舞的日子是一种损失。没有带来欢笑的一切真理都是虚伪！

    二十四

    注意着你们的婚约，别是一种不良的婚约！你们订约太匆促了：所以，随后便是婚姻之破裂！

    但婚姻之破裂强于婚姻之屈服和婚姻之欺骗！——一个妇人如是对我说：“真的，我破弃了婚姻，但当初是婚姻破弃了我！”

    我看出了怨偶是最仇恨的：他们以全世界作代价使每个人都不再独自前行。

    为那原故我愿正直的人们互相告语：“我们相爱：让我们注意如何维持我们的爱！或者我们的誓约是一个错误吗？给我们一种条件和一种小结婚，我们可以看看我们是否可以适合于伟大的结婚！匹配总是一件大事。”

    我如是劝告一切正直的人们；假使我劝告而且说着别的，那么我对于超人和一切未来的爱是什么呢？

    哦，我的兄弟们哟，不单是驱策你们自己向前，且驱策着你们自己向上，因此婚姻之花园会帮助你们！

    二十五

    在古代的种族中生长起来的智人，看哪，最后他寻求着未来之泉水，寻觅看新的种族了。
    哦，我的兄弟们哟，不久新的种族兴起来，新的泉水奔注到深渊。
    地震堵塞了许多泉水，引起很大的焦渴，但它也燃烧了内心的力和隐藏的事物。
    地震使新的泉水涌出。在古代民族之颠覆之中，新的泉水也迸涌出来了。
    无论谁叫出：“看哪，这里是为许多焦渴者而有的泉水，是为许多渴望的人们而有的
    心，是要应用许多工具的意志：即刻许多人聚拢在他的周围。——即许多热望进取的人。
    能命令的人必须服从——那是一种试炼！唷，那么长久的追寻，长久的猜详，长久的失
    败，长久的学习，和长久的一再试炼！
    我如是教人，人类社会是一种进取，一种长久的追寻，但它寻求一个支配者！
    我的兄弟们哟，一种进取，没有条件！我请你们毁灭，毁灭了那柔心人和骑墙派的教言！

    二十六

    哦，我的兄弟们哟，在什么人身上隐伏着全人类未来的大危险？那不是在善人和正义者
    的身上吗？——
    因为那些人的心理感到而且说出：“我们已经知道了什么是善和正义，我们也有了善和
    正义，悲哉，那些仍然在追求善和正义的人们！”
    凡恶人所能做出的伤害，而善人的伤害却是最致命的！
    凡愤世嫉俗者所能做出的伤害，而善人的伤害是最致命的伤害！
    哦，我的兄弟们哟，从前有人看透了善人和正义者的深心，他们：“他们是法利赛
    人。”但人民并不理解他。
    善人和正义者也不能理解他，他们的心已被禁锢在他们的良心里。善人之痴愚乃是无底
    的伶俐。
    这是真理，善人必须钉死了自树其德的人！
    但第二个人窥见了他们的国土，窥见了善人和正义者之国土、心情，他发问：“谁是他们最仇恨的？”
    他们最仇恨创造者，创造者破坏了旧的评价和评价之榜，这破坏者，那法律之破坏者—
    —他们称他为罪人。
    因为善人不能创造；他们总是没落的起始：——
    他们钉死了写新评价于新榜上的人，他们为自己而牺牲了未来——他们钉死了全人类的未来！
    善人——他们总是没落的起始。

    二十七

    哦，我的兄弟们哟，你们也都理解这种教言了吗？理解了从前我所说过的“末后人”了么——

    在什么人身上隐伏着全人类未来的最大的危险？那不是在善人和正义者的身上吗？我请你们粉碎，粉碎了善人和正义者！——哦，我的兄弟们哟，你们也理解这种教言了吗？

    二十八

    你们从我逃开了吗？你们害怕了吗？你们为这种道而颤栗吗？
    哦，我的兄弟们哟，当我吩咐你们粉碎了善人和正义者之榜，只在这时候我使人类航行
    在崇高的海上。
    直到现在，大恐怖，广阔的眼界，心中的疾苦，厌恶和呕吐，这些都临到了他了。
    善人教你们以虚伪的海岸和虚伪的安全；你们诞生，抚育于善人的欺骗之中。一切都被
    善人诬枉，歪曲。
    那发见了“人类”的国土的人也发见了“人类之将来”的国土，现在你们当是我的水
    手，勇敢而坚忍吧！
    我的兄弟们哟，别失时机，学习着别失时机吧！大海上起了暴风雨，许多人寻求着你们
    将他们救起！
    大海上起了暴风雨：海中包有了万物。前进吧！你们勇敢的海上冒险家哟！
    祖国算什么！推进我们的舵，直向我们的孩子们的国土所在的那边去！那边，风浪更大，我们伟大的渴望的风浪哟！

    二十九

    “为什么这样坚硬？”有一天黑炭对金刚石说，“我们不是很亲近了吗”？
    为什么这么柔软？哦，我的兄弟们哟，我如是问你们：你们不是我的兄弟们吗？
    为什么这么柔软，这么顺从，和退让？为什么在你们的心中有这么多的否定和拒绝？为什么有这么少的不屈于命运的色彩在你们的面貌上？
    假使你们不愿成为反宿命论者而且不挠不掘，将来你们怎能将我战胜？
    假使你们的坚强不能爆炸而割裂，而粉碎为碎片，将来你们怎能和我创造？
    因为创造者是坚强的。并且你必须以那为幸福，即将你的手压在千载重荷之上，如同在
    蜜蜡之上。——

    必须以那为幸福，在千载之意志上书写，如同在铜板上书写，——其实是比铜板更坚固，比铜板更高贵。唯有最高贵者是全体坚强。

    哦，我的兄弟们哟，我挂这新榜在你们之上：“成为坚强者吧！”——

    三十

    哦，你，我的意志哟！你，一切需要的枢纽，你我的需要哟：免于我有着一切微小的胜
    利吧！
    你，我所谓命定的，我的灵魂之天命！你在我之内！你在我之外，为一种伟大的命运保
    持着我吧！
    我的意志哟，为你的最后，而爱惜着你的最后的伟大——使你可以在你胜利的时候而不
    屈挠！不为自己的胜利所征服了的是谁呢？
    唉，在沉醉的新晓，谁的眼睛没有变得昏黑？唉，有胜利的时候，谁的脚没有震颤踉
    跄——不能站立！
    有一天我可以在伟大的日午完备和成熟：完备和成熟如同灼热的矿石，如同闪电的云，
    如同膨大的乳房：——
    为我自己和我的最隐秘的意志而完备：一张弓热望着它的箭；一支箭热望着它的星！—
    —
    一颗星完备和成熟于它的日午，被毁灭的太阳之光箭在燃烧，射透，和祝福！
    一轮太阳，一种不屈不挠的太阳的意志，准备在胜利的时候毁灭！
    哦，意志哟！一切需要之枢纽，你，我的需要哟！为一种伟大的胜利而保持着我吧！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新愈者

    一

    查拉斯图拉回到他的洞府之后不久，一天他从他的床上跳起来，可怕地叫喊，如同一个
    狂人；就好像别的一个人仍然躺在床上，不想起来。查拉斯图拉继续如是叫喊，所以他的鹰
    和蛇惊怖地看着他，附近洞穴和巢窟里的生物——飞的，走的，跳跃的，也都溜开了。但查
    拉斯图拉如是说：
    起来，我的幽深的思想哟，从深处起来呀，你久睡的大爬虫哟，我是你的雄鸡和晨光，
    起来，起来呀！我的呼声，不久将叫醒了你！
    张耳而听：听啊！因为我想听听你！起来！起来呀！这里有着足以使一切坟墓谛听的雷
    霆！
    擦去了你的两眼的惺忪，和一切幽暗，和盲昧！也用你的眼睛听着我：我的声音，甚至
    于是生而盲者的明目散！
    你醒来，你应当永远保持着清醒。那不是我的习惯从熟睡中叫醒了老祖母们；又告诉她
    们再睡下去！
    你自己移动，伸腰，和喘气了吗？起来！起来呀！你不应当喘气，只对我说话！查拉斯
    图拉叫你，查拉斯图拉这无神者！
    我查拉斯图拉，人生之辩护者，受苦之辩护者，循环之辩护者——我呼叫你，我的最幽
    深的思想哟！
    胜利哟，你来了，——我听见你来了！我的深处在说话，我将我的深处移到光明里！
    胜利呐！来这里！给我的手——哈，啊哈哈！——荷荷，憎恶，憎恶，憎恶！唉唉！悲
    哉！

    二

    查拉斯图拉刚说了这些话，他跌倒了，如同一个死人，如同死了一样，躺着很久。
    但当他苏醒过来，面色惨白而战栗，并仍然躺着；很久，他不食，也不喝。这种样子继
    续了七天；他的动物昼夜不离开他，除了鹰不时出外攫取食物。它将它所攫取的和掠得的放
    在他的床榻上：所以最后查拉斯图拉简直躺在金黄，赤红的水果，葡萄，红苹果，甜菜，和
    松楸之间了。在他的脚边，摆着两只羔羊，那是那只鹰很困难地从牧人那里抢来的”
    最后，在七天之后，查拉斯图拉从床榻上起来，拿一个红苹果在手里，闻它，并觉得它
    的味很香。于是他的动物们想着这是对他说话的时候了。
    “哦，查拉斯图拉哟，”它们说，“现在你已经闭着眼睛躺了七天：你自己不再站起来
    吗？
    出了你的洞府吧：世界如同花园一样期待你。浓香馥郁的清风寻觅你；一切的溪水也欢
    喜追随你。
    自从你孤独地躺了七天，万物都渴望着你——出了你的洞府吧！万物都想做你的医生呢！
    或者你有一种新知了吗，一种苦辛而悲哀的新知？你如同发酵面粉一样地躺着，你的灵
    魂膨胀，出乎它的范围之外了。”
    哦，我的动物们哟，查拉斯图拉回答，如是说下去，让我听听！听了你的言语，使我新
    爽；在我看来，有着言语的地方，即有着如同花园一样的世界。
    言语和音调如何可爱啊！言语和音调不是永远隔离的两件事物中间的游虹和桥梁吗？
    不同的灵魂各有着不同的宇宙；每个灵魂对于别的灵魂乃是别的世界。
    在最相似的物之间，错觉说着最巧妙的谎；最小的罅隙是最难度过。
    在我——怎能有一种我外之我？我外本来什么也没有！但在听着音乐的时候我们忘记了
    这个；多么甘甜的忘记啊！
    人类可以在其中恢复的万物，不都是给予名称和音调了么？讲话便是一种可爱的愚昧；
    因此人跳舞于万物之上。
    音调之虚幻，和一切讲说，是如何地可爱！我们的爱，伴着声音跳舞于绚烂的虹彩之上。
    ——“哦查拉斯图拉，”这时他的动物们说，“在如同我们一样思想的人们看起来，万
    物都在跳舞：它们出来，张开两手，欢笑，逃跑——并且循环。
    万物方来，万物方去，存在之轮，永远循环。万物方生，万物方死；存在之时间，永远
    运行。
    万物消灭了，万物又新生了；存在之自身永远建造同样的存在的屋宇。万物分离而相
    合；存在之循环对于自己永久真实。
    存在念念相生；围绕着这之轨道，永远回环着那之星球。
    任何一点皆是宇宙的中心。永恒的路是螺旋形的。”
    哦，你们喋喋者和手风琴！查拉斯图拉回答，并且又微笑了。你们怎能知道在七天之所
    必能完成了的！——
    你们怎能知道那怪物爬到我的喉咙里并哽塞了我！但我咬下了它的头，并将它吐弃了。
    你们——你们已经以那做一首歌曲了吗？但现在我躺在这里，仍然为那咬下和吐弃弄得
    精疲力竭，仍然为我的自救而致病。
    你们都观察了这之全部了吗？哦，我的动物们哟！甚至于你们也是残酷的吗？你们喜欢
    看我的大苦痛如同人们一样吗？因为人是最残酷的动物。
    自古以来，人类看出这是大地上最高尚的幸福：看悲剧和斗牛，和磔刑；当他发明了地
    狱，看哪，那便是人类的地上的天堂。
    当伟大人物叫喊，即刻渺小的人都跑向那里去，并伸着最贪欲的舌头。但他称那为他的
    “慈悲”。
    渺小的人，尤其是诗人——他如何热烈地在文字上控诉了生命！听听他，但别放过，听
    听他在一切控诉中的贪欲！生命以炯眼征服了这样的生命的控诉者。“你爱我吗？”她这不
    知耻者说：“待一会，我还没有功夫理你。”
    人类对自己是最残酷的动物；在一切自称为罪人，为背负十字架者，为忏悔者的心中，
    别忽视了他们在怨诉和控诉之中的纵欲！
    我，我自己——因此我想做人类的控诉者吗？唉，我的动物们，我自来只知道人类心中
    的最恶，对于他们心中的至善，乃是必要的。——
    一切最恶的便是他的最善的权力，是最高创造者的最坚致的石头；所以人必须成为最好
    也最坏：——
    不是由于我被绑缚在这惨痛的火刑柱上，我才知道人类是最恶的，——乃是我叫喊着人
    类没有叫喊过的叫喊：
    “唉，人类的最恶也是十分渺小！唉，人类的至善也是十分的渺小！”
    对于人类的大憎恶——那爬到了我的喉咙，并且阻塞了我。预言家所预言了的：“一切
    都相似，无物有一刻的价值，智慧使人窒息。”——那也爬到了我的喉咙，并且阻塞我。
    漫漫长夜，一种致命的倦怠，致命的悲哀，踉跄在我的面前，以打呵欠的嘴说话：
    “你所倦怠的渺小的人类永远循环”——我的悲哀如是张口说，并蹩蹩着它的脚，并且
    也不能安睡。
    在我看来人类的大地成为坟墓；它的脑部下陷；在我看来一切生存着的都成为人类的尘
    土，取为骨骸，成为一种霉烂的过去。
    我的悲叹坐在人类的坟墓上，不能站起，我的悲叹和疑问日夜啁啾，哽咽，咬啮，和怨
    言。
    “唉，人类永远循环，渺小的人类也永远循环！”
    从前我看见过他们的裸体，最伟大的人和最渺小的人，都太相似，太人类，——甚至于
    伟大的人也太人类了！
    甚至于最伟大的人也太渺小！——那就是我对于人类的憎恶！甚至于最渺小的也永远循
    环，——那就是我对于一切存在的憎恶！
    唉，憎恶，憎恶，憎恶！——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并且悲歌而震栗；因他回忆到他的疾
    病。于是他的动物们阻止他再往下说。
    “别再说了，你新痊愈者！”——他的动物们说，出去吧，那里世界如同一座花园期待
    你。
    去到玫瑰花丛，蜜蜂之群，鸽子之群那里去！尤其是到歌唱之鸟禽那里去，从他们学习
    了歌唱！
    歌唱于新痊愈者最适宜；健康的人才可以谈话。当健康的人也想歌唱的时候，这时他比
    之于新痊愈者更意欲着别的歌唱。”

    “哦，你们多言者和手风琴，静静地！”查拉斯图拉回答并向他的动物们微笑。“你们怎能知道我在七天之内我为我自己所求得的安慰呢！我必须再歌唱——我为我自己求那种安慰和那种痊愈：因此你们愿意作一首歌曲吗？”

    “别往下说了”，他的动物又对他说；“你新痊愈者哟；最好你自己先预备了一具新的竖琴。”
    查拉斯图拉，因为新的诗歌是需要新的竖琴相伴奏的！
    哦，查拉斯图拉哟，高唱而洋溢，以新的诗歌愈合了你的灵魂；俾你可以担负任何人所
    没有的你的伟大的命运！
    哦，查拉斯图拉，你的动物看透了你是什么人，并必须成为什么人。看哪，你是永久循
    环的说教者——这就是你的命运！
    你必须是教训这教理的第一人，——这伟大的命运怎能不是你的危险和疾病！
    看哪，我们知道你的教理；万物永久循环，我们和万物一齐；我们已生存了无量次，万
    物合我们一起。
    你教人，有一种“生成之大年”，有一种大年中之巨人；
    那必须如同一种沙漏永远翻新，永远流转。
    所以一切那些年代在最伟大之处相似，也在最渺小之处相似，所以我们自己在大年中也
    在最大之处，和最渺小之处相似。
    哦，查拉斯图拉哟，假使你现在死了，看哪，我们也知道那时候你将如何对你说话：—
    —但你的动物们还求你暂时不要死！
    但愿你说话，无畏而自满，因为一种大的重负和压迫当脱离了你，你最坚忍的人！——
    也如同肉体一样地速朽。
    但是我所缠绕着的因果之纽带循环着，——它将再创造了我，我自己属于永久循环之因
    果律。
    我与这太阳，这大地，这鹰，这蛇，重新再来，——但不是一种新的生命，或更好的生
    命，或相同的生命：
    我永远成为这‘一致而同己’的生命重新再来，在最伟大和最渺小的事物之中再来教人
    以万物之永远循环！——
    再来讲说人类和大地之伟大的日午，再来向人类宣讲了超人。
    我说我的道。我的道破坏了我：我的永恒的命运如是意欲，——我如同先驱者一样地死
    灭！
    现在已是向下者自己祝福的时候了。如是完结了查拉斯图拉的下降。”——
    当动物们说了这些话，它们沉默着，想着查拉斯图拉会回答了什么。但查拉斯图拉不但
    没有注意到它们的沉默，且闭着眼，平静地躺着，如同睡眠的人；虽然他并没有入睡；因为
    正在这时候，他的灵魂在默想。但这蛇和这鹰当它们看出他如是宁静，为尊重他周围的这伟
    大的宁静，它们小心地退开了。

    第八卷

    最丑陋的人

    查拉斯图拉又走过了群山和森林，寻觅又寻觅，终于无处寻觅到他所寻觅的人——那感到大绝望而叫喊求救的人。在路上他心中快活而感谢。他说，“今天万物如此美好，已将今天所开始的不良的早晨修正了。我寻到何等新奇的对谈者！

    现在我要长久咀嚼万类的言语，如同咀嚼良好的谷粒；我的牙齿将它们磨红和磨碎直到它们如同乳一样地流到我的灵魂里！”——但当路途绕过了山岩，即刻景象又变了，查拉斯图拉走到了死之国土。这里高耸着黑色和紫色的悬石，没有草木，没有鸟雀的声音。那是一切动物，甚至于猛兽所绝迹的的峡谷，只有一种可恶的，臃肿的，惨绿的毒蛇的种族没死在这里，当它们老惫了的时候。因此牧人们名这为“死蛇之谷”。

    查拉斯图拉又浸沉在黑暗的回忆里，因为以前他好像曾到过这样的峡谷。一种沉重压在他的心上，所以他走得缓慢了，越更缓慢，最后他站立着。但其后他睁开了眼睛，他看见一
    种东西，坐在路旁，似人非人，总之是一种无法言说的东西。看见了这样的一种东西，他即
    刻感到了大羞辱。他的头发根都愧愤得发红了，他侧视着一边并举起他的脚正要离开这个不
    祥的地方。但这死寂的旷野发声了；从地下发出一种声音，幽怨和悲鸣，如黑夜中被堵塞了
    的流水的幽怨和悲鸣；最后它成为一种人的声音，人的说话如是呼叫：“查拉斯图拉！查拉
    斯图拉！解答！我的谜！说罢，说罢！什么是对于见证人的复仇？我诱你转来；这便是平滑
    的冰！看看罢，看看罢，你的骄傲不会折断了腿呀！
    你骄傲的查拉斯拉图哟，你以为你智慧！那么解答了我的谜罢，你善于解谜的人！这谜
    就是我，说吧，我是谁？”
    查拉斯图拉听了这些话，心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慈悲克服了他：他即刻跌倒如同长
    久抵抗了伐木者的橡树，突然地，沉重地，甚至于使想推倒了它的人们都吃惊。但即刻他又
    从地上站起来，他的面貌变得严肃了。
    “我很知道，”他说，带着一种钝浊的声音，“你是上帝之刺杀者！让我走罢。
    你最丑陋者哟，谁看见你，透彻地看见你，那使你难堪，你对这种见证人复仇！”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且就要离开；但这“四不像”抓着他的衣裾之一角又开始怨忿和申
    说。“住下！”他说。
    “住下——别走开！我猜透是什么斧头将你砍倒在地上。
    哦，查拉斯图拉哟，祝贺你，你又站起来了！
    我很知道，你最明白上帝之刺杀者是如何。住下，坐在我的旁边，这当不是徒然的。
    除了你，我去寻觅谁呢？坐下罢！但别看我！尊重我的丑陋罢！
    他们逼迫我！现在你是我的最后的逃避所。并不是他们的仇恨，并不是他们的逮捕！
    唷，我嘲弄这样的逼迫，我骄傲而欢喜！
    自来最被逼迫的人们不都是成功了么？越逼迫人的人越容易追随别人！但那是他们的慈
    悲——
    我为逃避了他们的慈悲，才逃来觅你。哦，查拉斯图拉哟，保护我罢，你，我的最后的
    避难所，你是唯一看出了我的人！
    你看出刺杀者是如何。住下！假使你要去，你急躁者，那么别从我的来路去。那不是好
    路。
    你嗔怒我么，因我拉长说了这多话？甚至于我劝告你？但我要你明白，那是我，这个最
    丑陋的人。
    ——他有着巨大、沉重的足。我所到的地方，道路都是坏的。我踏着一切的路到死和荒
    芜。
    但你沉默地从我旁边过去，你害羞，——我看得很明白：因此我知道你是查拉斯图拉。

    别的人但愿给我以他的安慰，他的慈悲，在言语和态度上。但为那我还不够为一个乞
    丐；这你很明白！
    我太丰富，丰富于伟大的，可怕的，最丑陋的，最不可言说的！哦，查拉斯图拉哟，你
    的羞耻，使我光荣！
    我很困难地从慈悲之压迫中逃出，——我可以觅到现在唯一教训着慈悲是唐突，是专擅
    的人，——即你自己，哦，查拉斯图拉哟！
    无论是上帝的慈悲，是人类的慈悲，那总是对于谦恭的袭击。不援助比去救济的道德更
    高贵。
    但现在慈悲被一切末屑的人称为道德：——他们不知尊敬伟大的不幸，伟大的丑陋，伟
    大的失败。
    在一切这些之上我窥望着，如同一只狗窥望着锦羊之群的背部。他们都是末屑的，有良
    好的毛，良好的意志的顺民。
    如同鹭鸶昂头沉思，蔑视地俯临着浅湖，我也如是望着灰色的小浪和意志和灵魂之前后
    推拥。
    好久以来，末屑的人民即是公理的专擅者：因此最后他们也成为强权的专擅者；——现
    在他们教人：‘只有末屑的人民所谓的善才是善。’
    现在只有从他们中起来的说教者所说的才是真理，他是末屑人民的新奇的圣人和辩护
    者。他自己说‘我——便是真理’。
    很久以来，傲慢者助长了末屑人民的矜骄——他教训了不少的错误，当他教人：‘我—
    —便是真理’。
    傲慢者得到礼貌的回答了么？——哦，查拉斯图拉哟，但你从他的旁边过去，并说：
    ‘否！否！第三个的否！’
    你警告人关于他的错误；你是第一人提防了慈悲！——不是一切人，不是无一人，乃是
    警告了你自己和你的同类。
    你以伟大的受苦者的羞耻为可耻；真的，当你说：‘从慈悲降下来一片浓重的黑云，小
    心啊，你们人们！’
    当你教人：‘一切创造者都是坚强的，一切伟大的爱超出他们的慈悲之上’：哦，查拉
    斯图拉哟，在我看来，你是多么准确的气候之征兆！
    但你自己——也警告着反对你自己的慈悲罢！因此许多人正来觅你，许多受苦的，怀疑
    的，失望的，盲昧的，冷冻的人们。
    我警告你也反对你自己。你曾经猜透了我的最善，最恶的谜，即我自己，和我所做过
    的。我知道那将你砍倒了的斧头。
    但他——不能不死：他以无所不知的眼睛观看，——他看见人类的深处，看见一切他的
    隐秘的耻辱和丑陋。
    他的慈悲不知耻：他爬到我的最污垢的角落。这最明察，最深入，最慈悲的人不能不死。
    他看见我：我愿对这样的一个见证人复仇——否则，我自愿死掉。
    上帝明察一切和人类：所以他不能不死！这样一个见证人不死，是人类不能忍受的。”
    最丑陋的人如是说。但查拉斯图拉站起来，并预备走开：
    因为他在脑腹的深处他感到凄冷。
    “你四不像哟，”他说，“你警告我别走你的路。我以赞美我的路感谢你罢。看罢那里
    是查拉斯图拉的洞府。”
    “我的洞府广大而深邃有着许多角落；那里，隐居的人觅到了他的最隐僻的地方。紧接
    着洞府，有着爬行的，飞翔的，跳跃的生物们的一百处洞窟和小道。
    你将你的投掷出来，你不在人们和人们的慈悲之中生活了么？好罢，如同我一样！你将
    从我学习；惟有实行者才能学习。
    先同我的动物们谈话！最骄傲的动物和最智慧的动物，它们会是我们两人的适当的顾
    问！”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并走开了，比以前更沉思也更迟缓；
    因为他问自己许多事情，而不知如何回答。
    “真的，人类是如何地贫乏，”他心里想着。“如何地丑陋，如何地哮喘，如何地充满
    了隐秘的羞耻！
    他们告我人类颇自爱。唷，这种自爱必是何等的伟大！有多少反对了自爱的侮蔑！
    但这个人自爱甚至于如同自己蔑视，——他是一个伟大的爱者和伟大的蔑视者。
    我还没有看到彻底蔑视了自己的人：彻底蔑视甚至于是高尚。唉，我听见了他的叫喊
    的，或者便是这种高人罢？
    我爱伟大的蔑视者。人是要被超越的一种东西。”——

    自愿的乞丐

    查拉斯图拉离开了最丑陋的人，他觉得凄冷而且孤寂：因为凄冷和孤寂的思想起于他的心中，所以他的四肢也冰冷了，但当他行走又行走，上山又下山，有时候经过了碧绿的草地，也经过了溪水已经干涸了的荒旷的沙沟，他又忽然变得更温暖和更快活。

    “我碰到什么了？”他问着自己，“一种温热而活泼的东西鼓舞我；那东西必在这附近。我已经不孤弱了；不相知的伙伴和兄弟们遨游在我的周围；他们的温热的呼吸轻触着我自己的灵魂。”

    但当他周围侦察要寻觅他的孤寂之慰藉者，看哪，有许多牝牛站在高丘上，越临近他们，使他的心情越温暖。但这些牝牛好像在热心地听人演说，并不理会有人来到。查拉斯图拉再往前进，于是他分明地听到有人在牝牛中间说话；显然地牝牛们的头都向着说话的人。查拉斯图拉跑上去将牝牛们驱散；因为他恐怕有人在这里受害，那不是牝牛之慈悲所能救济的。但他揣测错了；因为，看哪，那里有一个人坐在地上，好像正在对那些动物们讲演，一个和平的人，一个山上的说教者。

    “你在这里寻求什么呢？”查拉斯图拉惊讶地叫起来。

    “我在这里寻求什么？”他回答：“同你一样，你这扰乱和平者；那就是说，我寻求大地上的幸福。
    “为那目的，我喜欢从这些牝牛学习。我告诉你，我已经和它们说了半早晨的话，现在大约它们要答复我了。为什么你驱散了它们呢？
    除非我们改变而成为牝牛，我们将不能进到天国。因为我们应当从它们学习：反刍。

    真的，人得到全世界而不反刍，那又有何益？他当不能弃绝了他的悲愁。他的伟大的悲
    愁：现在那叫做憎恶！现在谁的心，的嘴，的眼都不是充满了憎恶呢？你也一样！你也一
    样！但看看这些牝牛！”
    这山上的说教者如是说，并转而看着查拉斯图拉——因他以前是和蔼地注视着牝牛的—
    —：这时候他又掉换了话头。
    “我同他说话的这人是谁？”他惊叫着并从地上跳起来。
    “这是没有憎恶的人，这是查拉斯图拉，这是大憎恶之克服者，这是查拉斯图拉的眼，
    的嘴，的心。”
    他如是说，同时眼光洋溢着，吻着查拉斯图拉的手，好像突然从天外得到了赠礼和珠宝
    的人。但牝牛们凝视着这一切而且惊奇。
    “别说我罢，你奇异的人；你可爱的人哟！”查拉斯图拉说并抑制着自己的柔情，“最
    先说说你自己！你不是曾抛掷了伟大财富的自愿的乞丐么？
    他以财富和自己的富裕为可耻，他逃到赤贫者那里，以他的丰裕和好心赠贻了他们。但
    他们不接受他。”
    “他们不接受我，”自愿的乞丐说，“真的，我看你很知道。
    所以最后我走向动物，走向牝牛们去。”
    “那么你当知道适当地给与比适当地夺取是如何的困难，”查拉斯图拉说，“并且这乃
    是一种技艺，——慈爱之最后的，最精的，卓越之技艺。”
    “尤其是在现在，”自愿的乞人回答：“在现在，一切卑贱的，都成为叛逆，而不易接
    近，并且自己走着自己的傲慢的道路。
    真的，你知道，大的，恶的，长久的，漫延的，流痞和奴隶的叛乱的时代已经来到：那
    叛离扩大又扩大！
    现在一切的恩惠和末屑的赠贻激怒了卑贱者；大富裕者都警备着罢！
    现在无论是谁只要滴沥者，如长颈大腹的瓶：——这瓶就随时都可以被人打断。
    空虚的贪婪，乖戾的嫉妒，愤怒的复仇，庸俗的矜骄；一切这些都跳到我的眼前。穷人
    是有福的，这已不再真实。天国乃是与牝牛同在。”
    “为什么天国不与富人同在呢？”查拉斯图拉试探地问，同时驱散了亲切地嗅着这和平
    的人的牝牛们。
    “你为什么试探我？”那人回答，“你比我还明白。哦，查拉图拉哟！谁驱使我到赤贫
    的人那里去？那不是因为我憎恶最恶富的人们么？
    我怀着冷眼和厌恶的思想，憎恶有罪的富人，他们从污秽中拾取微利，——憎恶恶臭冲
    天的这些贱氓。
    憎恶这些镀饰的，虚伪的贱氓，他们的祖先是扒手，是食腐肉之鸦，是有着与娼妓无别
    的怨怒而淫荡而懒怠之妻的拾破褴者。
    上层社会是贱氓，下层社会也是贱氓，现在贫与富是什么！我不知道那种区别——于是
    我逃离得更远，更远，更远，直到我到了牝牛们这里。”
    这和平者一面说，一面喘息而流汗：所以牝牛们又惊奇了。但查拉斯图拉仍然微笑望着
    他的脸，——并且沉默地摇着他的头。
    “你山上之说教者，当你说着这么剧烈的言语，你自己太兴奋了。这样的剧烈并不是你
    的口也不是你的眼所做得出的。
    我想也不是你的胃！一切所谓的暴怒和仇恨和嗔怒也和你的胃不能相容。你的胃要求是
    柔软的东西：因为你不是一个屠户。
    在我看来，你好像一个素食者，一个食植物和树根的人，或者你咀嚼谷粒。但一定地，
    你有你的享乐，你喜爱吞蜜。”
    “你猜透了我！”这自愿的乞丐回答，心情也轻爽了。
    “我喜爱蜜，我也咀嚼着谷粒；因为我寻求着有着甘美的味，它呼吸芳洁的东西，也是
    需要时间的东西，为温柔的怠惰者和懒汉，那会是一天的工作和一月的工作。
    真的，牝牛们是卓越的；它们发明了反刍并躺在太阳光中。它们也禁戒一切使心情沉重
    的思想。”
    “好罢，”——查拉斯图拉说，“你也该看看我的动物们，我的鹰和我的蛇，——现
    在，大地上还没有它们的同类。
    看哪——那边是到我的洞府的路：今晚做我的宾客，并同我的动物们谈谈动物们的幸
    福——
    直到我归来。因为现在一种求教的叫喊使我匆遽地离开了你，你也当在我的屋子里觅到
    了新鲜的，冰凉的，蜂房之金蜜，尝尝那蜜罢！
    你奇异的人，你可爱的人哟，现在离开了你的牝牛群罢——即使对于你很是难堪，因它
    们是你的最热心的朋友和教师。”
    “但有一匹牝牛是我所最爱的，”自愿的乞丐回答。“哦，查拉斯图拉哟，你比一匹牝
    牛更温良更可爱。”
    “离开，离开罢！你无用的谄媚者！”查拉斯图拉戏谑地叫出，“为什么你以这样的赞
    美，这样的谄媚之蜜语唐突我？”
    “离开，离开罢！”他又叫起来，并向这温和的乞丐举起了手杖。但他已迅速地走开了。

    影子

    刚刚这自愿的乞丐匆忙地走开，查拉斯图拉又孤独了。这时他听到后面一种新的呼声：
    “站住！查拉斯图拉，等一会！那是我，真的，哦，查拉斯图拉哟，那是我，你的影子
    呀！”但查拉斯图拉没有站住；因为在山上的拥护和嘈杂，使他忽然变得激怒了。“我的孤
    寂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他说。
    “真的，那太多了；这山上的蜂群；我的王国已不是在这世界；我需要新的群山。
    我的影子叫我么？我的影子算什么呢！让它追赶我！我愿意——逃离了它！”
    查拉斯图拉心里如是说，且向前奔跑。但影子紧迫着他。所以那时有着三个奔跑者，一
    个跟一个，——即最先，自愿的乞丐，其次，查拉斯图拉，第三，他的影子。但他们跑了不
    久，查拉斯图拉渐渐觉到了他的愚蠢，他即刻消去了激怒和憎恨。
    “什么！”他说，“最突然的事不是总发生在我们老隐士和圣人们之间么？
    真的，我的愚蠢曾经在群山中长大了！现在我听见六支老傻子的腿紧相追赶！
    查拉斯图拉当恐惧于他的影子么？我想，它究竟比我有着更长的腿。”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心与眼充满了欢喜，静静地站着，并急遽地转身——看哪，以此他
    差不多将他的影子摔倒在地上，他的影子如此紧随着他的脚踵，他是如此的软弱啊。查拉斯
    图拉严肃地观察了这影子，他好像被一种突然出现的，这么细瘦，黧黑，空廓，凋敝的这跟
    随者的样子所震惊了。
    “你是谁呢？”查拉斯图拉热烈地问，“你在这里做什么？
    为什么你自称为我的影子？你并不使我喜欢。”
    “原谅罢，”影子回答，“那正是我；假使我不能使你喜欢——那末，哦，查拉斯图拉
    哟！我赞美你和你的优良的赏味。
    我是一个漫游者，曾跟随着你的足踵行之；总是在走路，但没有鹄的，也没有归着：所
    以我虽然不是犹太人，也不是永久，但已无异于永久温游的犹太人。
    怎么？我必须永久在走路么？必须被一切大风吹卷，无定，四方飘零么？哦，大地呀，
    你对于我未免长得太圆了！
    我曾经落在一切平面上，如同倦怠的沙土，我熟睡在一切镜子和玻璃窗上：从我拿去一
    切，没有一物给我；我渐渐淡薄。我差不多成为一种幻影。
    哦，查拉斯图拉哟，我追随着你游历得很久；虽然我从你隐匿了我自己，我仍然是你的
    最良的影子：你所在的地方，也有我。
    我和你漫游于最遥远，最冷酷的世界，如同自愿憧憬于冬天的屋顶和雪上的幽灵。我和
    你深入一切的禁地，一切最坏和最远的地方：假使我有着所谓的道德，那就是我不惧怕任何
    的禁制。
    我和你粉碎我的心所敬重的；我推倒了一切的界石和偶像；我追逐了最危险的愿望——
    真的，我横跨过一切的罪恶。
    我和你都不有学会信仰了，言语和价值和伟大的名号。当魔鬼丢掉了他的皮，他的名号
    不也剥落了么？因为那也是皮。
    或者恶鬼的自身也就是一张皮。
    ‘无物是真实的，一切都是合法的’：我如是对我自己说。我投掷身心没入最冰冷的水
    里。唷，因此要如此我常常如何地裸立在那里，如同赤色的蟹。
    唷，我的一切善，一切羞耻，一切对于善的信仰，都到何处去了！唷，从前我所有的欺
    诈的天真，善人之天真与善人之高贵的虚伪都到何处去了！
    真的，我常常紧跟着真理之脚踵！真理之脚踵踢着我的头。有时候我想着我说谎，但是
    看哪！只在这时候我击中了——真理。
    许多事情对我启示！现在我不理会了。我所爱的已不存在，——我如何还爱我自己？
    ‘如我之所爱而生活，否则即完全不生活’！我如是意欲；甚至于最神圣者也如是意
    欲，但是，唉，我如何还有着我所爱的？
    我还有鹄的么？还有我的帆所推向的港湾么？
    还有一阵好风么？只有知道向着何处航行的人，才知道好风，知道于他有益的顺风。
    留下给我的是什么呢？一种倦怠而焦躁的心；一种不安定的意志；飘忽的翅膀；一种破
    折的脊骨。
    这寻觅着我的家；哦，查拉斯图拉哟，你知道么这种寻觅觅着了我；它吞灭了我。
    ‘何处是我的家？’我询问而寻觅，已经寻觅，而没有觅到，哦，永乐的去处，哦永久
    的无处，哦永久的——徒然啊！”

    影子如是说了，查拉斯图拉为他的话而绷着脸。

    “你是他的影子！”最后他恳切地说。

    “你自由的精神和漫游者哟，你的危险颇不小！你有很坏的白天：注意更坏的夜晚不要再来罢！对于你这样无所归着的人们，好像监牢才是幸福。你看过被俘获的罪人怎样睡眠了么？他们安静地睡，他们享受他们的新的安全。提防着吧，恐怕最后，一种褊狭的信仰，一种无情的，酷烈的盅惑俘获了你！因为一切褊狭而固定的，现在正诱惑你，试探你呢。你失去了你的鹄的了。唉，你怎能摆脱而忘却了那种损失？因此——你也失去了你的进路！你可怜的漫游者和感伤者，你怠倦的蝴蝶哟！今晚你想有一个休息的处所和一个家么？假使愿意，那么到我的洞府里去！那边是到我的洞府的路。现在我就要快离开你。如像一个影子已经附在我身上了。我愿独自一人奔跑，使我的周围又变得光明。因此我必须走得很远而且快乐。但在晚间，在那里和我跳舞罢！”——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日午

    查拉斯图拉又继续奔跑，但他没有觅到任何人，他仍然孤独，永远只觅到了自己；享受
    而留下了自己的孤寂，想着的好思想，一点钟一点钟的过去了。但当日午的时候，太阳照射
    在查拉斯图拉的头上，他经过一株盘缠错节的古树，为葡萄藤的热爱的拥抱而隐藏了自己，
    以此正对着这漫游者，成熟的葡萄，累累高悬。他忽然觉得口渴，想摘食葡萄呢。刚伸出了
    手，他又想起别的事情——他想在这日午的时候，躺在树旁睡眠。
    查拉斯图拉随即躺下；在缤纷绿草的宁静和神秘之中，他忘记了口渴且熟睡了。因为如
    同查拉斯图拉箴言之所说：“此一事比别一事更必要。”只是他的眼睛仍然睁着：——它们
    不倦怠观赏和欣羡这古树，这葡萄藤之爱情：但在睡梦中查拉斯图拉如是对自己说：
    注意！宁静罢！现在世界不是成为美瞒了么？什么事情对我发生了呢？
    睡眠在我身上跳舞，如同一阵薰风，不可视见地跳舞在微漾的海上，轻飘，如同羽毛一
    样的轻飘。
    它不使我闭眼，它使我的灵魂清醒。真的，如同羽毛一样的轻飘。
    它劝我，我不知道怎样，它亲切地抚慰我，压抑我。是呀！它压抑我，所以我的灵魂倦
    怠了。
    我的奇特的灵魂如何地成为倦怠而舒缓！不是第七日的晚间，在日午的时候来到了么？
    现在它不是在优良的和成熟的事物之间享受太久了么？
    它更舒展，更舒展地伸腰！它静静地躺着，我的奇特的灵魂哟，它品味过了太多良好的
    事物；黄金的悲哀压抑着它，它歪着嘴了。
    如同停泊在静港里的一支船；——它倦怠于长途和汹涌的海浪，现在正要靠岸。陆地不
    是更可信仰的么？

    这样的一支船靠近海岸，拽近海岸：——所以一匹蜘蛛从船上到陆地织着它的丝，那已
    足够，不需要更强的绳索。
    我现在如是信仰、信托、期待，如同静港里这样的一支倦怠的船，紧靠着大地，以最细
    的游丝和大地连结着。
    哦，幸福哟！哟，幸福哟！哦，我的灵魂哟，你愿歌唱么？你躺在草地上。但这时是神
    秘的尊严的时刻，没有一个牧童吹奏着箫管。
    那么，注意！炎热的日午，熟眠在田野。别歌唱！宁静罢！世界是美满了。
    你松树鸟，哦，我的灵魂哟，别歌唱！甚至于你不要低语！看哪，宁静罢：这年老的日
    午熟睡了，它唼喋着它的嘴唇；现在，在此刻，它不是在饮着幸福的甘露了么？
    饮着黄金的酒，黄金的幸福之棕色的甘露，他的面容在变动，他的幸福发笑了。如同一
    位神的发笑。宁静罢！
    为幸福，如何微小的幸福！即可以满足！从前我如是说，且以我自己为智慧，但那是一
    种亵渎。我现在学会了。傻子的说话更智慧。
    否，正是细小的事，最温和的，最轻微的事，一种蜥蜴的蠕动，一次吸息，一阵轻拂，
    一眨眼——微小造成了最良的幸福。宁静罢！
    什么事情发生了；听听！时间流过去了么？我不是落下了么？听听！我不是落在永恒之
    泉水被面了么？
    什么事发生了？注意，它刺我——唉——刺到心里了么？刺到心被了！唷，粉碎了，粉
    碎了，我的心，在这样的幸福之后，在这样的一刺之后！
    什么？世界不是恰在现在成为美满了么？成为圆而且熟了么？哦，黄金的圆而且成熟—
    —它飞向何处去？让我追赶它！快些！
    宁静罢！”（这里，查拉斯图拉伸腰，并觉得他已熟睡了。）
    “你睡眠者，你日午的睡眠者哟，起来罢！”他对他自己说。“你年迈的腿哟，站起
    来！这正是时候，是更急切的时候；
    许多平坦的大道期待着你！
    你现在睡眠于你的满溢；睡多久呢？一半的永恒！好罢，现在起来，我的年老的心！在
    这样熟眠之后多久，你可以醒来？”
    （但是他又熟睡了，他的灵魂反对他，并防护了自己，但又再躺下。）
    “唷，让我休息，宁静罢！现在世界不是成为美满了么？
    唷，这黄金的圆球！”
    “起来！”查拉斯图拉说，“你时间之小窃盗，你懒汉啊！什么？你愿意伸腰，打哈欠，叹息，落在深的泉水被面么？哦，我的灵魂哟，那末你是谁！”（这里，他变得恐惧了，因为一道阳光从天空而射到他的脸上。）
    “哦，我头上的苍天，”他叹息而且坐起来，“你注视着我么？你听到了我的奇特的灵魂了么？什么时候你将饮着落在地上万物之甘露——什么时候你将饮着这奇特的灵魂？你永恒之源泉哟，你快乐而恐怖的日午之深渊，什么时候你将我的灵魂吸回归你？”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并从树旁他所休息的地方站起来，好像从奇异的酒醉中醒来。并且看哪！那里太阳仍然照耀在他的头上。因此人会想到查拉斯图拉没有睡得很久。

    致礼

    查拉斯图拉在徒然的寻觅和温游之后重回到他的洞府，这时天已晚了。当他离他的洞府
    大约二十步远，出乎意外的事又发生了：他又听见大声求救的叫喊。啊，奇哉！这次的叫喊
    却是从他的洞府里发出来。那是一种长而复杂的特殊的叫喊，查拉斯图拉分明地听出来许多
    声音合在一起；虽然在远处听来，那好像从一个人的嘴里叫出来似的。
    因此查拉斯图拉一直奔向他的洞府去，但是看哪！在那种前奏曲之后，何等的一种表演
    期待着他！因为他白天所碰到的人们都聚拢来坐在那里了；左边的王，和右边的王，老魔术
    家，神父，自愿的乞丐，影子，明智者，悲哀的预言家和驴；最丑陋的人则戴了一顶王冠并
    围上了两条紫色的腰带——因为他也是如同一切丑陋的人们一样喜欢自己装扮，爱漂亮呢。
    当中则站着查拉斯图拉的鹰，激怒而不安，因为他们问它太多的，它的矜高所不屑回答的问
    题；智慧的蛇仍然缠绕在它的脖子上。
    这些一切查拉斯图拉都在大惊愕中看到了；于是他怀着有礼貌的好奇心，轮流考查每个
    宾客，谈着他们的灵魂，又重新感到惊奇。同时这些聚拢来的人都从他们坐位上站起来，虔
    敬地期待着查拉斯图拉说话。但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你们绝望的人们哟！你们奇特的人们！我所听见的就是你们的求救的叫喊么？现在我
    知道什么地方可以觅到了他，那我今天白天所没有觅到的人：高人！
    高人坐在我的洞府里！我为什么要惊奇！我不是以我的蜜之赠礼和幸福之号召诱致他们
    到我这里来么？
    但在我看来好像你们都是不调和的伴侣，当你们聚会在这里，你们呼叫求助，你们使彼
    此的心烦恼。必须有一个人最先来到——
    那使你们重新欢笑的人，一个快乐的丑角，一个跳舞者，一阵风，一个顽皮的女孩，一
    个老傻子；——但你们作如何想呢？
    你们绝望的人们哟，原谅罢，在这样宾客的面前，我说这样不值得说的平凡的言语！但
    你们还不知道什么鼓勇了我的心情！
    那便是你们和你们的特点：因为看见了绝望的人，人人都成为勇敢！鼓励一个绝望的
    人——人人都想着自己有充足的强力！
    你们已经给与我这种强力——一种良好的赠礼，我的宾客们哟！一种正直的宾客之赠
    礼，好罢，不要斥责我，当我也向你们呈献了我的礼品的时候。
    这是我的王国和我的领域；所有属于我的人，今夜晚都是你们的。我的动物们将侍候你
    们；我的洞府便是你们的住所！
    和我同住的人不当绝望；在我的境界之内我保持一切人免于野兽的危害。这是我献给你
    们的第一件礼品：安全！
    第二件礼品便是我的小指头。当你们有了它，你们便有了全手，是呀，也有了全心！欢
    迎、欢迎，我的宾客们！”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并以爱和痛苦而欢笑。他的宾客们，则在这样的致礼之后一再鞠
    躬，并虔敬无声；但左旁的王以他们的名义回答他：
    “哦，查拉斯图拉哟，你这样给我们以你的手，你的致礼，我们认得你是查拉斯图拉。
    你在我们的面前卑屈了自己；你差不多损伤了我们对于你的尊敬了：
    谁如同你一样地能够这样矜高地自卑：那抬举了我们，那使我们心眼一新。
    只要看到了这，我们即愿快乐地升登比这还高的高山。我们是更热诚的追求者；我们要
    看看什么使我们黯淡的眼睛生光辉。
    但是看哪！现在一切我们的求救的叫喊已过去了。现在我们的心神坦然而欢喜。我们不
    缺乏使我们心情放肆的勇敢！
    哦，查拉斯图拉哟，大地上生长的东西比高迈而强毅的意志还给人以更多的欢乐：那是
    植物中之最美者。这样的一株树，使全部的风景都改观。
    哦，查拉斯图拉哟，同你一样地生长起来的人，我们将他比作杉松——孤高、沉静、坚
    韧而严整，最优良有用的木材！
    ——但在树梢上，以强健苍绿的树枝，伸张于自己的领域，问着强毅的风的问题，暴风
    雨的问题，一切最高处的问题。
    ——也更强毅地回答，一个征服者，一个胜利者：唷！谁不当常升登到高山来看看这样
    的树林：
    哦，查拉斯图拉哟，悲哀者，和失望者，也以你的树而快活了：甚至于不安者也看到你
    而成为坚定，且愈合了他的心情。
    真的，现在万目睽睽都望着你的山和你的树；一种伟大的渴望已经兴起，许多人学习询
    问：难是查拉斯图拉？
    你随时以你的歌唱和蜜滴在你们的耳边的人们，一切隐居的人们，独隐者和偕隐者，都
    同时在心里说：
    ‘查拉斯图拉还活着么？现在不值得活着了，一切都一样，一切都虚空，除非我们与查
    拉斯图拉同在！’
    ‘为什么他宣言了这久还不到来？’许多人如是的询问；孤寂将他吞灭了么？或者我们
    应当觅他去么？
    我现在孤寂的自身已成熟而破裂如同坟墓破裂不能再掩藏着墓中的尸体。处处可以看见
    复活的人们。
    哦，查拉斯图拉哟，现在波涛汹涌又汹涌围绕着你的山了。无论你怎样的高峻，许多人
    必会升到你这里；你的小舟当不会长久停在陆地上。
    我们绝望的人们现在来到了你的洞府，且已不再绝望：那是更高强的人们正在来寻觅你
    的一种预告和一种吉兆！
    因为他们正走在路上，那些人类中，神之最后的残余，那便是说一切大渴望、大嫌厌，
    大餍足的人们——
    一切不再生活下去，除非再学会了希望的人们——除非他们从你，哦，查拉斯图拉哟，
    学会了伟大的希望！”
    左边的王如是说并拉着查拉斯图拉的手，意在和他亲吻；但查拉斯图拉拒绝了他的致
    敬，且惶恐地后退，好像逃避一样地突然离开了，不一刻又回来，又以清澄的、考察的眼光
    注视着他的宾客，并如是说：
    “我的宾客们哟，你们高人们哟，我愿意说率直的德意志话，并率直地对你们说。我在
    这里群山上所期待的并不是你们。”
    （“率直的德意志话而且率直地说么？啊，慈悲的上帝哟！”这里左边的王对自己说；
    “那是很明白的，这个从东方来的圣人并不知道可爱的德意志人！”
    但他的意思是用德意志话并愚钝地说——好罢，这还不是这些日子中的最坏的赏味！）
    “真的，你们可以是高人们，”查拉斯图拉继续说，“但为我——你们的高迈还不足，
    你们的强毅也不足。
    为我，那便是说，为我心中不屈不挠的精神，现在那是沉默了，但也不总是沉默。假使
    你们都属于我，那还不如我的一支手臂。
    因为如同你们一样以病弱而柔软的两腿行走的人，无论他自己觉得或不觉得，总在一切
    之上想望着被姑息的待遇。
    但我并不姑息我的臂和我的腿，我并不估息我的战士们：
    你们怎能适合作我的战争呢？
    和你们，我当会失去了我的胜利的机会。假使你们听了我的轰隆战鼓，你们中许多人当
    吓得伏在地下。
    还有，为我，你们的美丽也不足，你们也不够是优种。我需要净朗而平滑的镜子来映照
    了我的教义；在你们的面上，甚至于我自己的面貌也被歪曲。
    你们的两肩负着许多重累，许多回忆；许多不祥的侏儒潜伏在你们的洞穴的角落。在你
    们的心中也有着隐秘的贱氓。
    虽然你们是高人，是高人的族类，但在你们的心中仍有着许多歪曲和变形。世界上还没
    有一个铁匠能为我将你们锤正和锤直。
    你们只不过是桥梁；更高的人从你们上面渡到彼岸，你们站着，如梯子一样：别怨怒那
    登在你们之上而达到了他自己的高度的人！
    有一天会从你们的子孙中为我生出了真实的儿子和完全的后嗣：但那时候还遥远呢。你
    们不是我的遗产和名义所属的继承者。
    我在这里的群山上所期待的不是你们；也不是和你们我可以作最后一次的下降。你们来
    到我这里不过是更高的高人正来觅我的预兆而已；
    不是你们所谓的神之残余，不是大渴望，大嫌厌，大餍足的人们；
    否！否！第三个否！我在这里群山上期待着别人，非他们我不愿轻举了我的足；
    我期待更高强的人们，更优胜的人们，更快乐的人们；期待身心严整健全的人们，欢笑
    的狮子们必会来到！
    哦，我的宾客们，你们奇特的人们哟，——你们听到我的孩子们的什么了么？他们正来
    觅我了么？
    同我谈谈我的花园，我的幸福岛，我的新的美丽的族类——为什么你们不同我说说这些
    呢？
    我向你们的爱希求这种宾客的赠礼，你们对我说说我的孩子们。我为此而丰富，我为此
    而贫乏：我有什么不有给与呢？
    为此一事，我有什么不愿给与：为这些孩子们，这些活着的植物，这些我的意志和我的
    最高希望之生命树！”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又突然停止了：因为他的渴望来了，由于他的心的震动，他闭着他
    的眼睛和他的嘴。他的宾客们也都沉默了静静地站着发愣，只有那个老预言家在以脸色和两
    手作势。

    晚餐

    在这里这预言家打断了查拉斯图拉和他的宾客的致礼：他即刻如同一个不愿失却时光的人忙上前去抓着查拉斯图拉的手，大叫起来：
    “但查拉斯图拉！你不是说过，这一事比别的事更必要么？好罢，现在这一事对于我比别的一切更必要！
    直言之：你不是请我们晚餐么？这里是许多远道的来人。你该不是单单以空言宴飨了我们？
    此外你关于冻死、溺死、窒息死、还有别的肉体的危险都想得太多了：但没有想到我的
    危险，即死于饥饿的危险。”——（这预言家如是说。查拉斯图拉的动物们听了这话，都就惊愕地跑开了。它们看出所有他们白天带回家来的东西当不能满足预言家一人的食量。）

    “同样也死于焦渴，”预言家接着说。“虽然我听见了流泉潺潺如同智慧的言语——那就是说，我十分迫切地焦渴于酒！
    没有人如同查拉斯图拉一样生来便是饮水者。水不适宜于衰老而倦怠的人们：我们需要喝酒——只有酒给我们以迅速的恢复，和奋进的健康。”
    恰在这时候，预言家渴望着酒，左边的王，那沉默者，又得到说话的机会了。“关于酒，”他说，“我们已预备，我和我的兄长，右边的王：我们有着足够的酒。
    整整一驴驮，所以什么也不缺少了，除掉了面包。”
    “面包么，”查拉期图拉笑着回答。“隐士们所没有的正是面包。但不专靠面包而生，也靠着些羊羔肉，我却有两只山羊羔。
    它们即当宰杀，并精心烹调。也不缺少能供健食者和知味者食用的树根和果子——也不缺乏胡桃，和可以破壳的谜。
    不一会我们当有着一顿美餐。但无论谁与我们共餐，必须共同工作，即使是帝王们。因为同查拉期拉图在一处，帝王也可以是一个厨子。”
    这种提议大家都同意了，只有自愿的乞丐反对吃酒、肉和香料。
    “听听这个饕餮的查拉斯图拉！”他谐谑地说：“人到了高山和洞府为的是这样的饱餐么？
    现在我确明白他从前所教我们的话：‘有节制的贫穷是可赞美的！’以及为什么他将乞丐们都除外。”
    “快乐罢，”查拉斯图拉回答，“如同我一样。随你的意，你殊胜的人！蔬食、饮水、赞美着你自己的烹调——假使只那才使你高兴！
    我只是属于我自己的一类人的法律；我不是一切人的法律。但属于我的人，必须有着坚强的骨头和轻捷的足——
    欢喜于战斗和饮宴，不爱忧郁，不是朦胧，赴宴如同赴最艰难的工作，必须强壮而健全。
    最优良的都属于我和我自己；不给我们，我们得去夺取：——夺取最优良的食物，最澄清的苍天，最刚强的思想，最美丽的女人！”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了，右边的王回答：“奇哉，曾有人听见智丰者的嘴里说出这么聪敏的事物么？
    真的，在智慧者的心中是最奇特的，只要他彻底聪敏，不是一头驴子。”
    右边的王如是说并且惊奇；但那支驴恶谑地回答着“唏——哈”以此开始了很长的晚宴，即历史上所谓的晚餐。在这里除了更高的高人以外，别的什么也没有谈到。

  • 萨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前言

    1993年夏，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文明的冲突？》。据该杂志的编辑讲，这篇文章在三年内所引起的争论，超过他们自40年代以来所发表的任何一篇文章。而它在三年内所引起的争论肯定也超过我所撰写的其他任何文章。对这篇文章的反应和评论来自各个大陆和许多国家。我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的论点：正在出现的全球政治的主要的和最危险的方面将是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引起了人们的各种反应：新奇、义愤、恐惧和困惑。无论这篇文章还产生了其他什么效果，它已触动了各个文明中的人们的神经。
    鉴于人们对这篇文章的兴趣、误解和争论，我似乎需要进一步阐述它所提出的问题。提出一个问题的建设性方式是陈述一个假设，这篇文章正是在做这样的尝试，而它的标题所带有的问号却被普遍忽视了。此书便旨在对该篇文章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我在此书里试图详细阐述、提炼、补充、偶尔也界定该文章中提出的论题，并提出和涉及许多在该篇文章中没有论及或只是一笔带过的思想和主题。它们包括：文明的概念；普世文明的问题；权力和文明之间的关系；文明之间均势的转移；非西方社会中的文化本土化；文明的政治结构；西方普世主义、穆斯林的好战性和中国对自身文化的伸张所导致的冲突：对中国权力的增长所作出的反应——是均势还是搭车；断层线上战争的原因和动力；西方的未来和由各种文明构成的世界的未来。该文章所缺少的一个重大主题是人口增长对权力的不稳定和均势的关键影响。所缺少的第二个重要问题是这本书的标题和结束语所总结的：“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建立在文明之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的保障。”
    这本书不是也并不打算成为一本社会科学著作，而是要对冷战之后全球政治的演变作出解释。它渴望提出一个对于学者有意义的和对于决策者有用的看待全球政治的框架或范式。对于其意义和有用性的检验不在于看它是否说明了正发生于全球政治中的所有的事情，它显然做不到这一点，而在于看它是否比其他任何可供选择的范式提供了一个更有意义的和更有用的观察国际发展的视角。此外，没有一个范式是永久有效的。虽然文明的研究方法可能有助于理解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全球政治，但并不意味着它同样有助于理解20世纪中叶和21世纪中叶的全球政治。
    最终形成该文章和这本书的思想，最初是我于1992年10月在设于华盛顿的美国企业研究所所作的一个布雷德利讲座上公开表述的，然后又在为奥林研究所关于“变化中的安全环境与美国的国家利益”项目准备的提纲中提出，这个项目是由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设立的。该篇文章发表之后，我在美国各地与学术界、政界、商界和其他各界人土一起参加了不可胜数的关于“冲突”的研讨会和会议。此外，我还有幸参加了在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举办的关于该篇文章及其主题的讨论会，包括阿根廷、比利时、中国、法国、德国、英国、南朝鲜、日本、卢森堡、俄国、沙特阿拉伯、新加坡、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和台湾等。这些讨论会使我面对了除印度教之外的所有主要文明，我从这些讨论的参加者的洞见和视角中获益匪浅。 1994-1995年我在哈佛大学主持关于冷战后世界的性质的研讨班，参加研讨班的学生总是活跃地对我的观点提出评论，而且时常是相当带批评性的评论，这更进一步刺激了我的写作愿望。本书的写作也极大地得益于哈佛大学约翰·奥林战略研究所和国际事务研究中心的学院环境及他们的支持。
    迈克尔·德施、罗伯特·基奥恩、法里德巩卡里亚和斯科特·齐默尔曼阅读了全部手稿，根据他们的评论，本书的内容和结构作了重大的改进。在本书的整个写作过程中，斯科特·齐默尔曼也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研究协助；如果没有他精力充沛的、内行的和热心的帮助，本书便不可能问世。我们的本科生助手彭特·琼和克里斯蒂安娜·布里格斯也作出了建设性的贡献。格雷斯·马吉斯特里斯打印了初稿，卡罗尔·爱德华兹极富责任心和高效率地多次重新打印手稿，以致于她一定几乎把大部分手稿都熟记在心。乔治斯·博查特出版公司的丹尼斯·香农和林思·考克斯，西蒙和舒斯特出版公司的罗伯特·阿萨赫那、罗伯特·本德和约翰娜·李在整个出版过程中对手稿给予了令人振奋的、专业性的指导。本人对所有这些人在此书的成书中所给予的帮助不胜感激。是他们使此书大为增色，余下的缺陷只应由我个人负责。
    此书的写作工作全仗约翰·奥林基金会和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的资助。如果没有它们的支持，它的完成可能要推迟若干年，本人衷心感谢它们的慷慨资助。尽管其他基金会越来越注重于国内问题，奥林基金会和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仍然把它们的兴趣和资助放在关于战争、和平以及国家和国际安全的研究工作上，为此堪加赞扬。

    第一章 世界政治的新时代

    引论：旗帜与文化认同

    1992年1月3日，俄罗斯和美国学者在莫斯科政府大楼的演讲厅中举行了一个会议。两个星期以前，苏联不复存在，俄罗斯联邦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结果，从前装饰在演讲台上的列宁塑像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挂在前墙上的俄罗斯联邦的国旗。一个美国人注意到，唯一的问题是那面国旗挂反了。当美国人向俄罗斯东道主指出这个问题后，他们在第一次休会期间迅速悄悄地纠正了这个错误。

    冷战结束后的几年中，人们的认同和那些认同的标志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全球政治开始沿着文化线被重构。被反挂的国旗是变化的一个迹象，但是越来越多的国旗正在被正确地高高挂起，俄罗斯人和其他民族正在他们新的文化认同的这样和那样的标志背后动员和前进。
    1994年4月18日，2000人聚集在萨拉热窝市挥舞着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的国旗。这些萨拉热窝人通过挥舞这些旗帜而不是联合国、北约或美国的旗帜，认同于他们的穆斯林伙伴，并告诉世界谁是他们真正的朋友，谁不是。
    1994年10月16日，洛杉矶的7000民众在“墨西哥国旗的旗海”下游行抗议187法案，该法案是一个通过公民投票决定的措施，它否定国家给予非法移民及其子女的多项福利。一些观察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他们“举着墨西哥国旗游行，同时又要求这个国家给予他们免费教育？他们应当挥舞美国国旗”。两个星期以后，更多的抗议者确实举着美国国旗在街上行进，但却是倒举着。这些旗帜显示187法案获得了有保障的胜利，它得到了加利福尼亚州59％的选民的赞同。
    在冷战后的世界，旗帜有其考虑的价值，其他文化认同的标志也是如此，包括十字架、新月形、甚至头盖，因为文化有其考虑的价值，文化认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最有意义的东西。人们正在发现新的但常常是旧的认同，在新的但常常是旧的旗帜下行进，这导致了同新的但常常是旧的敌人的战争。
    迈克尔·迪布丁的小说（死亡环礁湖）中的威尼斯民族主义煽动者，用一个不祥的世界观为这一新时期作了很好的表述：“如果没有真正的敌人，也就没有真正的朋友。除非我们憎恨非我族类，我们便不可能爱我族类。这些是我们在一个世纪之后正在痛苦地重新发现的古老真理和更加充满情感的奢谈。那些否定它们的人也否定他们的家庭、他们的遗产、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出生权，以及他们本身！他们不能轻易地得到原谅。”政治家和学者们不能忽视蕴含在这些古老真理中的不幸的真理。对于那些正在寻求认同和重新创造种族性的人们来说，敌人是必不可少的，而潜在的最危险的敌人会出现在世界主要文明的断层线上。
    本书的主题是文化和文化认同（它在最广泛的层面上是文明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本书的五个组成部分详细阐述了这一主要命题的推论。
    第一部分：历史上，全球政治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明的；现代化有别于西方化，它既未产生任何有意义的普世文明，也未产生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化。
    第二部分：文明之间的均势正在发生变化：西方的影响在相对下降；亚洲文明正在扩张其经济、军事和政治权力；伊斯兰世界正在出现人口爆炸，这造成了穆斯林国家及其邻国的不稳定；非西方文明一般正在重新肯定自己的文化价值。
    第三部分：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文化类同的社会彼此合作；从一个文明转变为另一个文明的努力没有获得成功；各国围绕着它们文明的领导国家或核心国家来划分自己的归属。
    第四部分：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最严重的是同伊斯兰和中国的冲突；在区域层面的断层线上的战争，很大程度上是穆斯林同非穆斯林的战争，产生了“亲缘国家的集结”和更广泛的逐步升级的威胁，并因此引起核心国家努力地止这些战争。
    第五章：西方的生存依赖于美国人重新肯定他们对西方的认同，以及西方人把自己的文明看作独特的而不是普遍的，并且团结起来更新和保护自己的文化，使它免受来自非西方社会的挑战。避免全球的文明战争要靠世界领导人愿意维持全球政治的多文明特征，并为此进行合作。

    一个多极和多文化的世界

    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全球政治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化的。在人类生存的大部分时期，文明之间的交往是间断的或根本不存在。然后，随着现代时期的启始，大约在公元1500年，全球政治呈现出两个方面。在400多年里，西方的民族国家——英国、法国、西班牙、奥地利、普鲁士、德国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在西方文明内构成了一个多极的国际体系，并且彼此相互影响、竞争和开战。同时，西方民族也扩张、征服、殖民，或决定性地影响所有其他文明。冷战时期，全球政治成为两极化的，世界被分裂为三个部分。一个由美国领导的最富裕的和民主的社会集团，同一个与苏联联合和受它领导的略贫穷一些的集团展开了竞争，这是一个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经济的，有时是军事的竞争。许多这样的冲突发生在这两个阵营以外的由下述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里：它们常常是贫穷的，缺少政治稳定性的，新近独立的，宣称是不结盟的。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共产主义世界的崩溃，冷战的国际体系成为历史。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人民和民族正试图回答人类可能面对的最基本的问题：我们是谁？他们用人类曾经用来回答这个问题的传统方式来回答它，即提到对于他们来说最有意义的事物。人们用祖先、宗教、语言、历史、价值、习俗和体制来界定自己。他们认同于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社团、民族，以及在最广泛的层面上认同文明。人们不仅使用政治来促进他们的利益，而且还用它来界定自己的认同。我们只有在了解我们不是谁。并常常只有在了解我们反对谁时，才了解我们是谁。民族国家仍然是世界事务中的主要因素。它们的行为像过去一样受对权力和财富的追求的影响，但也受文化偏好、文化共性和文化差异的影响。对国家最重要的分类不再是冷战中的三个集团，而是世界上的七、八个主要文明。非西方社会，特别是东亚社会，正在发展自己的经济财富，创造提高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力的基础。随着权力和自信心的增长，非西方社会越来越伸张自己的文化价值，并拒绝那些由西方“强加”给它们的文化价值。亨利·基辛格曾注意到：“21世纪的国际体系……将至少包括六个主要的强大力量——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国，也许还有印度——以及大量中等国家和小国。”基辛格提到的六个主要强大力量属于五个十分不同的文明，此外，还存在着一些重要的伊斯兰国家，它们的战略位置、庞大的人口和（或）石油资源，使得它们在世界事务中具有影响力。在这个新世界中，区域政治是种族的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的政治。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大国的竞争。
    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或其他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部落战争和种族冲突将发生在文明之内。然而，当来自不同文明的其他国家和集团集结起来支持它们的“亲缘国家”时，这些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暴力就带有逐步升级的潜力。索马里部族的流血冲突没有造成更广泛的冲突威胁。卢旺达部落的流血冲突波及了乌干达、扎伊尔、布隆迪，但是没有广泛地蔓延。波黑、高加索、中亚，或克什米尔境内的文明之间的流血冲突，可能演化为更大的战争。在南斯拉夫的冲突中，俄罗斯向塞尔维亚人提供外交支持，而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伊朗和利比亚向波斯尼亚人提供资金和武器，但它们这样做不是由于意识形态，或者权力政治或经济利益的缘故，而是由于文化亲缘关系。瓦茨拉夫·哈韦尔注意到，“文化的冲突正在增长，而且如今比以往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危险”，雅克·德洛尔也认为，“未来的冲突将由文化因素而不是经济或意识形态所引起”。而最危险的文化冲突是沿着文明的断层线发生的那些冲突。

    在冷战后的世界，文化既是分裂的力量，又是统一的力量。人民被意识形态所分离，却又被文化统一在一起，如两个德国所经历的那样，也如两个朝鲜和几个中国正开始经历的那样。社会被意识形态或历史环境统一在一起，却又被文明所分裂，它们或者像苏联、南斯拉夫和波斯尼亚那样分裂开来，或者像乌克兰、尼日利亚、苏丹、印度、斯里兰卡和许多其他国家的情况那样，陷于激烈的紧张状态。具有文化亲缘关系的国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相互合作。建立在具有文化共同性的国家基础之上的国际组织，如欧洲联盟，远比那些试图超越文化的国际组织成功。在45年里，“铁幕”是欧洲的主要分裂线。这条线已东移了几百英里。现在，它是一条一方面把西方基督教民族分离于穆斯林，另一方面把它分离于东正教的界线。

    哲学假定、基本价值、社会关系、习俗以及全面的生活现在各文明之间有重大的差异。遍及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宗教复兴正在加强这些文化差异。文化可以改变，它们的性质对政治和经济的影响可能随时期的不同而不同。但是，文明之间在政治和经济发展方面的重大差异显然植根于它们不同的文化之中。东亚经济的成功有其东亚文化的根源，正如在取得稳定的民主政治制度方面东亚社会所遇到的困难有其文化根源一样。伊斯兰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民主未能在大部分伊斯兰世界中出现。后共产主义的东欧社会和前苏联的发展受到了其文明认同的影响。那些具有西方基督教遗产的国家正在取得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的进步；东正教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前景尚不明朗；而各穆斯林共和国的前景则很暗淡。
    西方是而且在未来的若干年里仍将是最强大的文明。然而，它的权力相对于其他文明正在下降。当西方试图伸张它的价值并保护它的利益时，非西方社会正面；临着一个选择。其中一些试图竭力仿效和加入西方，或者“搭车”。其他儒教社会和伊斯兰社会则试图扩大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以抵制和“用均势来平衡”西方。因此，后冷战时代世界政治的一个主轴是西方的力量和文化与非西方的力量和文化的相互作用。

    总而言之，冷战后时代的世界是一个包含了七个或八个文明的世界。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了国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绝大多数来自不同的文明。最可能逐步升级为更大规模的战争的地区冲突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集团和国家之间的冲突。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因文明的不同而不同。国际议题中的关键争论问题包含文明之间的差异。权力正在从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的各文明转移。全球政治已变成多极的和多文明的。

    其他世界？

    地图和范式。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政治受文化因素的影响，并包含来自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的相互作用，这一画面是非常简单化的。它省略了许多事物，歪曲了一些事物，模糊了其他事物。

    然而，如果我们想要认真地对世界进行思考，并有效地在其中活动，某种简化现实的图画、某种理论、概念、模式和范式就是必要的。正如威廉·詹姆斯所说，如果没有这样的思想产物，就只有“一团乱七八糟的混乱”。托马斯·库恩在其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显示了思想和科学的进步是由新范式代替旧范式所构成的，当旧的范式变得日益不能解释新的或新发现的事实时，能用更加令人满意的方法来说明那些事实的范式就取代了它。库恩写道：“一种理论要想被接受为一个范式，必须看上去强于其竞争对手，但它不必要解释，事实上也从来没有解释所有它可能遇到的事实。”约翰·刘易斯·加迪斯也明智地观察到，“寻找穿过所不熟悉的领域的道路，一般需要某种地图。像认识本身一样，制图学是使得我们了解自己在哪儿和可能走向哪儿的必要的简化。”正如他所指出的，超级大国竞争的冷战形象就是这样一个模式，它是由哈里·杜鲁门首次清楚地表达的，作为“地缘政治制图学方面的练习，它用每个人都能理解的话来描述国际图景，以此来为即将实行的复杂的遏制战略铺平道路”。世界观和因果关系理论对国际政治是不可缺少的指导。

    40年来，国际关系的研究者和实践者都是根据非常简化的但也是非常有用的关于世界事务的冷战范式来思考和行动的。这一范式不能说明世界政治中发生的一切事情。用库恩的话说，存在着许多例外，而且这一范式时而会妨碍学者和政治家看清一些重大的发展，如中苏破裂。然而，作为全球政治的简单模式，它比其他任何竞争对手都更能说明更重要的现象。它是思考国际事务的必不可少的出发点，几乎被普遍接受，并影响了两代人关于世界政治的思考。

    简化的范式或地图对于人类的思想和行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方面，我们必须清楚地阐述理论或模式，并有意识地运用它们来指导我们的行为。或者，我们可以否认需要这样的指导，并假设我们将只是根据具体的“客观”事实来行动，根据“它的是非曲直”来处理每一个案。然而，如果我们这样假定，我们就欺骗了自己。因为在我们的头脑中隐藏着一些假设、偏好和偏见，它们决定我们如何看待现实，留意什么事实和怎样判断它们的重要性和价值。我们需要明确的或含蓄的模式以便能够：
    1．理顺和总结现实；
    2．理解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
    3．预期，如果我们幸运的话，预测未来的发展；
    4．从不重要的东西中区分出重要的东西；
    5．弄清我们应当选择哪条道路来实现我们的目标。
    每一个模式或地图都是一个抽象，而且对于一些目的比对另一些目的更有用。一份道路图告诉我们怎样从A点驶到B点，但如果我们驾驶飞机，它就不是很有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想要一份突出飞机场、无线电航空信标、飞行路线和地形的地图。然而，如果没有地图，我们将会迷路。一份地图越详细，就越能充分地反映现实。然而，一张过分详细的地图对于许多目的来说并非有用。如果我们想要沿高速公路从一个大城市前往另一个大城市，我们并不需要包括许多与机动运输工具无关的信息的地图，因为在这样的地图中，主要的公路被淹没在大量复杂的次要道路中了，我们可能发现这样的地图令人糊涂。另一方面，一份其中只有一条高速公路的地图，可能会排除许多现实，并限制我们发现可供选择的道路的能力，如果这条高速公路被重大的交通事故堵塞的话。简而言之，我们需要一份这样的地图，它既描绘出了现实，又把现实简化到能够很好地服务于我们的目的。冷战结束时，人们提出了一些世界政治的地图或范式。一个世界：欢欣而和谐。一个被广泛阐明的范式建立在下述假设之上：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全球政治中重大冲突的结束和相对和谐的世界的出现。受到最广泛讨论的对此模式的阐述是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历史的终结”的命题。[一个类似的论证并不是建立在冷战结束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经济和社会的长期值势将导致一个“普世文明”的论点的基础上。对此第三章将作讨论]福山论证说，“我们可能正在目睹……这样的历史终结，即人类意识形态的演进的终结点和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及。”他说，可以肯定，在第三世界中可能发生一些冲突，但全球冲突已经终结，且不仅仅是在欧洲。“正是在非欧洲的世界中”，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在中国和苏联。思想的战争已经终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者可能将仍然存在于“像马那瓜、平壤和马萨诸塞的坎布里奇这样一些地方”，但是自由民主制已经获得全面胜利。未来人们将不再致力于令人振奋的思想斗争，而是致力于解决世间的经济问题和技术问题。他相当惋惜地总结道，这将是十分令人厌倦的。

    对和谐的期待得到了广泛的赞同。政治领袖和知识领袖都详细阐述了类似的观点。柏林墙倒塌了，共产主义政权垮台了，美国将呈现出新的重要性，前共产主义的对手将参与“伙伴关系”和“重大的讨价还价。，维持和平和创造和平将被提到每日日程上。世界最主要国家的总统宣布了“新的世界秩序”；世界最主要大学的校长否决了对一名从事安全研究的教授的任命。因为不再有此需要：“赞美神！我们不再研究战争，因为不再有战争”。
    冷战结束时的异常欢欣时刻产生了和谐的错觉，它很快就被证明确实是错觉。世界变得不同于20世纪初了，但并不一定是更加和平。变化是不可避免的，进步却不是不可避免的。20世纪的其他每一场重大冲突结束时都曾流行类似的和谐错觉。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结束战争的战争”，是创造一个能保障民主国家安全的世界的战争。就像富兰克林·罗斯福所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将“结束多边行动体系、排他性的联盟、均势和所有其他已尝试了许多世纪但总是遭到失败的权术”。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将有“一个所有热爱和平的国家”组成的“世界组织”和“永久的和平结构的开端”。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了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改变了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的走向民主制的趋向。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了真正的全球冷战。冷战结束时的和谐错觉很快被下述情况所驱散：发生了大量的种族冲突和“种族清洗”，法律和秩序陷于崩溃，出现了国家之间联盟和冲突的新模式，新共产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开始复活，宗教原教旨主义得到了加强，俄国结束了同西方关系的“微笑外交”和“同意政策”，联合国和美国没有能力制止流血的地区冲突，一个正在兴起的中国日益自我伸张。在柏林墙倒塌五年之后，世界比冷战时代的任何五年都更频繁地听到“种族灭绝”一词。一个和谐世界的范式显然距离现实太遥远，它不能对后冷战世界作有用的指导。
    两个世界：我们和他们。虽然在一些重大冲突结束时出现了对一个世界的期待，但整个人类历史上的两个世界思维模式的倾向再次出现。人们总是试图把人分成我们和他们，集团中的和集团外的，我们的文明和那些野蛮人。学者们曾根据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中心和外围来分析世界。穆斯林传统上把世界分为Dar al－Islam和Dar al－Harb，即和平的住所和战争的住所。这十区分在相反的意义上反映在冷战结束时美国学者把世界划分为“和平地带”和“动乱地带”。前者包括西方和日本，它拥有大约15％的世界人口，后者包括其他所有的人。
    说世界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现实，这取决于如何界定这两部分。出现在各种名称下的最普遍的划分是富裕（现代的、发达的）国家和贫穷（传统的、不发达的或发展中的）国家。从历史上来说，与这种经济划分方法相关的是西方和东方之间的文化划分方法，后者较少强调经济富裕程度的差别，较多强调基本的哲学、价值和生活方式差别。这些形象中的每一种都反映了现实的某些成份，但同时又有局限性。富裕的现代国家具有一些使它们区分于贫困的传统国家的共同特征，后者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财富的差别可能导致社会之间的冲突，但是有证据表明这主要发生在当富裕的、更强大的社会试图征服贫穷的或更传统的社会，并使之殖民化时。西方在400年间就是这样做的，然后一些殖民地开始造反，发动了反对殖民国家的解放战争，殖民国家则很可能失去了建立殖民帝国的意志。在当代世界，已发生了非殖民化，殖民地的解放战争被已获得了解放的民族之间的冲突所代替。

    在更一般的层面上，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冲突是不可能的，因为除了特殊的环境以外，穷国缺乏向富国挑战的政治团结力、经济实力和军事能力。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正在模糊所有者和一无所有者之间的简单的界限。富国可能彼此进行贸易战；穷国可能彼此进行暴力战争；但是贫穷的南方和富裕的北方之间的国际阶级战争几乎像一个幸福和谐的世界一样远离现实。
    把世界在文化上划分为两部分更没有意义。西方在某种层面上是一个实体。然而，非西方国家除了它们都是非西方的之外还有什么共同性吗？日本、中国、印度、穆斯林和非洲文明在宗教、社会结构、体制和普遍价值观方面几乎没有共同之处。非西方的统一和东西方的两分法是西方制造出来的神话。这些神话带有东方主义的缺陷，对此爱德华·赛义德作了适当的批评，因为他宣扬了“熟人（欧洲、西方、‘我们’）同陌生人（地中海以东地区、东方、‘他们’）之间的差别”，而且假定前者天生优越于后者。冷战时期，世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沿着一个意识形态系列两极化的。然而，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文化系列。“东方”和“西方”文化上的两极化，部分是由于把欧洲文明称作西方文明的普遍的但却是不幸的做法所致。代替“东方和西方”的，是“西方和非西方”这一较恰当的提法，它至少暗示存在着许多非西方。世界太复杂，以致不能简单地在经济上把它划分为南方和北方，或在文化上把它划分为东方和西方，就大多数目的而言，这样的想象是毫无意义的。

    或多或少184个国家。描绘后冷战世界的第三个地图产生于常常被称为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的东西。根据这一理论，国家是世界事务中主要的而且确实是唯一重要的活动者，国家之间的关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因此为了确保自己的生存和安全，国家总是试图尽量扩大它们的权力。如果一个国家看到另一个国家正在增强自己的权力，因而成为一个潜在的威胁，它就要试图通过加强自己的权力，或者通过与其他国家结盟，来保护自身安全。冷战后世界中或多或少有184个国家的利益和行为都可以根据这些假设来预测。

    这种关于世界的描述对于分析国际事务和解释许多国家行为来说，是非常有用的起点。国家是而且仍将是世界事务中起支配作用的实体。它们维持军队，实施外交，谈判条约，控制国际组织，影响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塑造生产和商业。各国政府把确保本国的外部安全作为优先考虑（虽然它们可能常常把对付内部威胁以确保政府的安全作为更优先的考虑）。从整体上说，这一国家主义范式的确比一个世界或两个世界的范式更现实地反映了全球政治的情况，并提供了这方面的指导。

    然而，它也有严重的局限。

    它假设所有的国家都以同样的方式看待自己的利益，并以同样的方式行动。它简单地假定权力是理解国家行为的唯一出发点，但却没有达到深入的理解。国家根据权力，但除此之外也根据许多其他东西来确定自己的利益。国家固然常常试图保持均势，但如果这就是它们所做的一切，那么西欧国家也许就会在40年代末与苏联携手反对美国了。国家主要对所察觉的威胁作出反应，欧洲国家因此看到了来自东方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的威胁。它们用一种根据经典现实主义理论无法预测的方式来看待自己的利益。价值、文化和体制深刻地影响国家如何界定它们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不仅受其内部价值和体制的影响，也受国际规范和国际体制的影响。在主要的安全关注之上和之外，不同类型的国家用不同的方式来界定自己的利益。具有类似文化和体制的国家会看到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民主国家同其他民主国家有共同性，因此不会彼此发动战争。加拿大不必同另一个国家结盟来威慑美国的侵略。
    在基本层面上，国家主义的范式所作的假设在整个历史上一直是有效的，但它因此无助于我们理解冷战后的全球政治如何不同于冷战期间和冷战之前的全球政治。然而它们之间显然存在着差别。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国家日益根据文明来确定自己的利益。它们同具有与自己相似或共同文化的国家合作或结盟，并常常同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发生冲突。国家根据其他国家的意图来确定威胁，而这些意图以及看待它们的方式受到文化考虑的强大影响。公众和政治家不太可能认为威胁会产生于他们感到能够理解和可信任的民族，因为他们具有共同的语言、宗教、价值、体制和文化。他们更可能认为威胁会来自那样一些国家：它们的社会具有不同的文化，因此他们对之不理解和感到不可信任。既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苏联不再构成对自由世界的威胁，美国不再构成对共产主义世界的威胁，那么这两个世界中的国家就日益认为威胁会来自文化不同的社会。
    尽管国家仍然是国际事务中的主要活动者，它们却也正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主权、职能和权力。国际机构现在宣称拥有判断和限制国家在自己领土范围内行事的权利。在一些情况下，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欧洲，国际机构已承担起以前由国家来执行的重要职能，强有力的国际行政机构已被制造出来，它们直接作用于公民个人。全球范围内，存在着国家政府丧失权力的趋势，其过程也是通过把权力下放给次国家的、地区的、省的和地方的政治实体。在许多国家，包括那些发达世界中的国家，存在着提倡实质的自主和脱离国家的地区运动。各国政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已失去了控制资金从他们的国家流入和流出的能力，而且越来越难以控制思想、技术、商品和人员的流动。简而言之，国家边界已日益变得容易被渗透。所有这些发展导致许多人认为坚硬互碰的“台球”式国家将逐渐消失，这种国家自1648年威斯特优利亚条约* 以来曾一直被有意地当作规范；现在，各种复杂的、多层次的国际秩序的出现已更加接近于中世纪时期的情况。
    完全的混乱。国家的弱化和“衰败的国家”的出现，促使人们勾画出第四个无政府状态下的世界的形象。这一范式强调：政府权威的崩溃；国家的分裂；部落、种族和宗教冲突的加强；国际犯罪
    *1648年的威斯特优利亚条约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及欧洲多数邦国代表达成的一批协议的总称，它结束了欧洲长期混战（包括西班牙荷兰80年战争和德意志30年战争）的局面，划定了各国疆域和确认了它们的主权。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标志着当代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一个转折点。——编者注
    组织的出现；避难者倍增至数千万人；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扩散；恐怖主义的泛滥；大屠杀和种族清洗的盛行。两本于1993年出版的畅销书的书名令人信服地提出和总结了这幅陷于混乱的世界的图景，一本是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的《大失控》，另一本是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的《大混乱》。
    同国家主义的范式一样，混乱的范式也接近于现实。它提供了一幅关于世界上许多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生动、精确的图景，而与以国家为主体的范式不同的是，它突出了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政治中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例如，到1993年初为止，估计全世界共发生了48场种族战争，前苏联存在着164个“领土一种族要求和与边境有关的冲突”，其中30个卷入了某种形式的武装冲突。然而，混乱范式由于过于接近现实，因而比国家主义范式有更大的缺陷。世界可能是混乱的，但它并非全然无秩序。把世界描述成普遍的和无区别的无政府状态，几乎没有提供任何线索可以用来理解世界，整理事件和估价它们的重要性，预测无政府状态的趋势，区分不同类型的混乱和它们可能不同的原因和后果，为政府政策制定者提出指导路线。
    不同世界的比较：现实主义、简化和预测
    这四个范式中的每一个都显示了现实主义和简化两方面的不同结合。每一个都含有自身的缺点和局限。可以设想，这些缺点和局限可以通过各范式的结合和提出例如世界同时参与分裂和整合的过程来加以抵消。两个趋势确实都存在，因此一个较复杂的模式将比一个较简单的模式更接近于现实。然而，这会为了现实主义而牺牲简化，而且，如果走得过远，会导致拒绝所有的范式和理论。此外，同时包含两个相反趋势的分裂一整合模式，未能提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一个趋势占上风，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另一个占上风。我们所遇到的挑战是如何在一个相似的抽象思维层面上，提出一个比其他范式都更能说明更关键的事件和提供对趋势的更深入理解的范式。

    这四个范式彼此也不相容。世界不可能既是一个整体，又在根本上分裂为东方和西方，或南方和北方。如果民族国家是分裂的，而且又被日益扩散的国内冲突搞得无所适从，它也不可能是国际事务的坚实基石。世界既不是一个，或两个，或184个，也不可能是近乎无限多的部落、种族集团和民族。
    从七八个文明来看待世界，可避免许多困难。它不像一个世界和两个世界的范式那样，为了简化而牺牲现实；但它也不像国家主义和混乱范式那样为了现实而牺牲简化。它提供了一个易于把握和易于理解的框架，可以用来理解世界，在越来越多的冲突中区分不重要的和重要的，预测未来的发展，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指导路线。它也建立在其他范式的要素的基础之上，并结合了这些要素。它与其他范式之间较之那些范式彼此之间更加相容。例如，从文明角度看世界的方法认为：
    ●世界中的整合力量是真实的，而且正在产生对文化伸张和文明意识的抵消力量。
    ●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分为二的，主要的区分存在于迄今占统治地位的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之间，然而，其他文明之间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简言之，世界是划分为一个统一的西方和一个由许多部分组成的非西方。
    ●民族国家是而且仍将是世界事务中最重要的因素，但它们的利益、联合和冲突日益受到文化和文明因素的影响。
    ●世界确实是无政府主义的，充满了部落和民族冲突，但是给稳定带来最大危险的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冲突。
    这样，文明的范式为理解20世纪结束之际世界正在发生什么，提出了一个相对简单但又不过于简单的地图。然而，任何范式都不可能永远有效。世界政治的冷战模式在40年中是有用的和相关的，但它在20世纪80年代末已变得过时了。在将来的某一时刻，文明的范式将遭受类似的命运。然而，就当前阶段来说，它为区分较重要的和较不重要的东西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指导。例如1993年初48个种族冲突中的将近一半发生于不同文明的集团之间。文明的视角导致联合国秘书长和美国国务卿把他们的维和努力集中在这些冲突上，它们比其他冲突更可能升级为更广泛的战争。
    范式也能导出预测，对一个范式的有效性和有用性的决定性检验应当达到这样的程度：从这个范式导出的预测结果证明比其他可供选择的范式更精确。例如；国家主义范式导致约翰·米尔斯海默预测“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局势成熟到它们之间可能爆发安全竞争。像俄罗斯和乌克兰这样彼此之间有漫长而无保护的共同边界的大国，常常陷入因担忧安全而导致的竞争。俄罗斯和乌克兰可能克服这一担忧，学会一起和谐生存，但如果它们这样做，那将是反常的”。另一方面，文明的范式强调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密切的文化、人员和历史联系和两国内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的混合，于是把注意的焦点放在分裂东正教的东乌克兰和东仪天主教的西乌克兰的文明断层上，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主要历史事实，与把国家看作是统一的和自我认同的实体的“现实主义”国家概念相一致，而这却完全被米尔斯海默忽略了。国家主义的研究方法突出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而文明的研究方法却对发生这种战争的可能性作了最低的估计，它突出了乌克兰分裂为二的可能性，这是文化因素可能导致人们预测的分裂，它可能比捷克斯洛伐克的分裂更猛烈，但远不及南斯拉夫的分裂血腥。这些不同的预测也引起不同的政策优先考虑。米尔斯海默依据国家主义预测了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和俄罗斯人可能战胜乌克兰人，这导致他支持乌克兰拥有核武器。文明的研究方法则鼓励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进行合作，敦促乌克兰放弃其核武器，提倡通过大量的经济援助和其他措施来帮助乌克兰维持统一和独立，为防止可能发生的乌克兰的分裂而倡议应急计划。
    冷战结束后的许多重要发展都与文明的范式相一致，并可以从它作出预测。这些发展包括：苏联和南斯拉夫发生分裂；它们前领土上爆发战争；宗教原教旨主义正在世界各地兴起；俄罗斯、土耳其和墨西哥国内进行着关于认同的斗争；美国和日本之间贸易冲突加剧；伊斯兰教国家在伊朗和利比亚问题上抵制西方的压力；伊斯兰教国家和儒教国家努力争取获得核武器和运载工具；中国继续扮演“局外者”大国的角色；一些国家中新的民主政权得到巩固，另一些则没有；东亚在发展武器上进行竞争。

    文明的范式与正在出现的世界的相关性通过1993年六个月期间发生的适合于这一范式的事件得到了说明：
    ●前南斯拉夫的克罗地亚人、穆斯林和塞尔维亚人之间的战争持续不断并逐渐加剧；
    ●西方未能对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提供有意义的支持，未能像谴责塞尔维亚人种族灭绝行动那样来谴责克罗地亚人的种族灭绝行动；
    ●俄罗斯不愿加入联合国安理会的其他成员国的行动，以促使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政府一起创造和平，同时伊朗和其他穆斯林国家提供了18000人的军队保护波斯尼亚的穆斯林；
    ●亚美尼亚人同阿塞拜疆人的战争加剧，土耳其和伊朗要求亚美尼亚人放弃他们征服的土地，土耳其把军队部署到阿塞拜疆边界上，伊朗部署的军队跨过了阿塞拜疆边界，俄罗斯人警告说伊朗的行动将促使“冲突升级”，并“将把它推到危险的国际化边缘”；
    ●俄罗斯军队和圣战者组织游击队之间的战斗在中亚持续不断；
    ●在维也纳国际人权大会上，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领导的西方同伊斯兰教和儒教国家的联盟发生了对抗，前者谴责“文化相对主义”，后者抵制“西方普世主义”；
    ●俄罗斯和北约的军事计划者以类似的方式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到“来自南方的威胁”上；
    ●显然几乎完全是沿着文明界线进行的投票，把举办2000年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资格给了悉尼而不是北京；
    ●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售导弹部件导致美国要为此对中国实行制裁；中美之间因据说中国向伊朗转让核技术而发生对抗；
    ●尽管美国作出了强烈抗议，中国还是破坏了暂时停止核试验的协定而进行核武器试验；北朝鲜拒绝就其发展核武器计划进行进一步谈判；
    ●据透露，美国国务院正在执行对伊朗和伊拉克的“双重遏制”政策；
    ●美国国防部宣布了为两个“重大的地区冲突”准备的新战略，一个是针对北朝鲜的冲突，另一个是针对伊朗或伊拉克的；
    ●伊朗总统号召同中国和印度结盟，以便“我们能够获得国际事件的决定权”；
    ●新的德国立法急剧削减了接受避难的限额；
    ●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和乌克兰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在黑海舰队和其他问题的处理上达成了协议；
    ●美国轰炸巴格达，它实际上得到了西方政府的一致支持，但几乎所有的穆斯林政府都谴责它是西方“双重标准”的又一例证；
    ●美国把苏丹列为恐怖主义国家，并指出埃及的谢克·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及其追随者阴谋“发动一场反对美国的城市恐怖主义战争”；
    ●最终接受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加入北约的前景得到了改善；
    ●1993年俄国总统选举显示出俄国确实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因为它的人民和精英不能确定他们是应当加入西方，还是向西方挑战。
    如果把90年代初任何其他六个月发生的类似事件汇编成一个清单，就会发现它们都显示出文明范式的相关性。

    在冷战的最初年月里，加拿大政治家莱斯特·皮尔逊富有先见之明地指出了非西方社会的复兴和活力。他警告说；“设想这些诞生于东方的新的政治社会将复制那些我们西方人所熟悉的政治社会是荒谬的。这些东方文明的复兴将采取新的形式。”他在指出“几世纪以来”国际关系一直是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之后，提出“最广泛的问题不再出现在同一文明的国家之间，而是出现在各文明之间”。旷日持久的冷战两极化推迟了皮尔逊预料的即将来临的发展。冷战的结束使他在50年代确认的文化和文明力量得以释放出来，广大学者和观察者已承认并强调了这些全球政治中的新因素的新作用。费尔南·罗代德尔曾明智地警告说：“对于对当代世界感兴趣的人来说，尤其对那些不仅对当代世界感兴趣，而且还想有所作为的人来说，‘值得’了解怎样在一幅世界地图上发现今天存在着什么文明，了解怎样能界定它们的边界、它们的中心和它们的外围、它们的范围和人们在那儿呼吸的空气，它们内部一般的和特殊的存在‘形式’和结合形式。否则，可能会产生怎样的灾难性的观点错误啊！”

    第二章历史上的文明和今天的文明

    文明的性质

    人类的历史是文明的历史。不可能用其他任何思路来思考人类的发展。这一历史穿越了历代文明，从古代苏美尔文明和埃及文明到古典文明和中美洲文明再到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还穿越了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的连续表现形式。在整个历史上，文明为人们提供了最广泛的认同。结果，杰出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包括马克斯·韦伯、埃米尔·德克海姆、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皮季里姆·索罗金、阿诺德·汤因比、艾尔弗雷德·韦伯、克罗伯、菲利普·巴格比、卡罗尔·奎格利、拉什顿·库尔伯恩、克里斯托弗·道森、艾森施塔特、费尔南·布罗代尔、威廉·麦克尼尔、阿达·搏兹曼、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费利佩·费尔南德斯-阿姆斯托以及其他一些人，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在探索文明的起源、形成、兴起、相互作用、成就、衰落和消亡。这些作者和其他一些作者撰写了大量博大精深的著作，致力于文明的比较分析。视角、方法、焦点和概念的差异在这些著作中随处可见。然而，在关于文明的性质。认同和变化的中心命题上仍存在着广泛的一致意见。

    首先，在单一文明和多元文明的看法之间存在着分歧。文明的观点是由18世纪法国思想家相对于“野蛮状态”提出的。文明社会不同于原始社会，因为它是定居的、城市的和识字的。文明化的是好的，非文明化的是坏的。文明的概念提供了一个判断社会的标准；而且19世纪期间，欧洲人把许多思想能量、外交能量和政治能量投入于详细阐述一个标准，根据它来判断非欧洲人的社会是否充分“文明化”到可以被接受为欧洲人所支配的国际体系的成员。然而同时，人们越来越多地谈论多元文明。这意味着“放弃把一个文明解释为一种理想，或毋宁说是唯一的理想”，并意味着放弃一个假定：只存在一个单一的标准来判断什么是文明化的，这个标准用布罗代尔的话说即是，“仅限于少数特权民族或集团，即人类的‘精英”’。相反，存在着许多文明，它们每一个都以自己的方式文明化了。简而言之，单一文明的论点“丧失了其某些威望”，而一个单一意义上的文明事实上可能在多元意义上是相当非文明化的。

    多元文明是本书所关注的，但单一文明和多元文明之间的分歧仍然与本书有关。单一文明的观点已重现在关于存在着一个普遍的世界文明的争论中。这一争论不可能持久，但探索各文明是否将变得更加文明化是有用的，这正是本书最后一章所做的。

    第二，在德国之外，文明被看作是一个文化实体。19世纪德国的思想家描述了文明和文化之间的明显区别，前者包括技巧、技术和物质的因素，后者包括价值、理想和一个社会更高级的思想艺术性、道德性。这一区分在德国的思想中保持了下来，但在其他地方并没有被接受。一些人类学家甚至颠倒了这一关系，把原始的、一成不变的、非城市的社会设想为代表了文化，而更复杂的、发达的、城市的和动态的社会是文明。然而，这些区分文化和文明的努力从未被人们所理解，而且在德国之外，绝大多数人赞成布罗代尔的观点，即：“想要用德国的方式把文化分离于其基础——文明，是虚妄的。

    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它们都包括“价值、规则、体制和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历代人赋予了头等重要性的思维模式”。对于布罗代尔来说，文明是“一个空间，一个‘文化领域’”，是“文化特征和现象的一个集合。沃勒斯坦把文明定义为“世界观、习俗、结构和文化（物质文化和高层文化）的特殊连结。它形成了某种历史总和，并与这一现象的其他变种（即使不总是同时）共存”。根据道森的看法，文明是是一个特定民族发挥其文化创造力的一个特定的原始过程”的产物，而对于德克海姆和毛斯来说，它是“一种包围着一定数量的民族的道德环境，每一个民族文化都只是整体的一个特殊形式”。在斯宾格勒看来，文明是“文化不可避免的命运……是一种发达的人类能够达到的一些最外部的和人为的状态……是一个从形成到成熟的结局”。文化实际上是所有文明定义的共同主题。
    当雅典人向斯巴达人重新保证自己不会向波斯人出卖斯巴达克人时，他们用古典的形式提出了界定文明的文化核心因素：
    因为即使我们倾向于此，也有许多强有力的考虑禁止我们这样做。首要的是，众神的形象和住所被焚烧和夷为平地，我们必须竭尽全力为此雪耻，而不是同那些犯下如此罪行的人达成协议。其次，希腊种族具有同样的血统和同样的语言，有相同的神庙和献祭；以及我们相似的习俗；雅典人如果背叛这些将不会有好结果。

    血统、语言、宗教、生活方式是希腊人共有的东西，也是使他们区别于波斯人和非希腊人的东西。然而，正如雅典人所强调的，在所有界定文明的客观因素中，最重要的通常是宗教。人类历史上的主要文明在很大程度上被基本等同于世界上的伟大宗教；那些具有共同的种族和语言，但在宗教上相异的人们可能相互屠杀，就像在黎巴嫩、前南斯拉夫和南亚次大陆所发生的那样。
    根据文化特征把人们划分为不同的文明与根据身体特征把人们划分为不同的种族，其结果有相当大的重合。然而文明与种族并不等同。同种族的人可能因文明而产生深刻的分裂；不同种族的人可能因文明而趋向统一。伟大的负有使命感的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尤其包含了来自各种种族的社会。人类群体之间的关键差别是他们的价值、信仰、体制和社会结构，而不是他们的体形、头形和肤色。
    第三，文明是包容广泛的，即，如果不涉及全面的文明，它们的任何构成单位都不能被充分理解。汤因比认为，文明“包含着不被其他文明所理解的东西”。文明是一个“整体”。梅尔科继续说，文明
    具有一定程度的整合。文明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和它们同整体之间的关系规定了它们的各个部分。如果文明是由一些国家组成的，这些国家彼此之间的关系将多于它们同该文明之外的国家的关系。它们可能更多地相互打仗和更经常地建立外交关系，在经济上将更加相互依赖，会存在普遍的美学潮流和哲学潮流。
    一个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乡村、宗教、种族群体。民族、宗教群体都在文化异质性的不同层次上具有独特的文化。意大利南部的村落文化可能不同于意大利北部的村落文化，但它们具有使自己区别于德国村落的共同的意大利文化。欧洲社区也具有使自己区别于中国社区或印度社区的文化特征。然而，中国人、印度人和西方人都不是任何更大的文明实体的一部分。他们构成了一些文明。因此，文明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人类以此与其他物种相区别。文明既根据一些共同的客观因素来界定，如语言、历史、宗教、习俗、体制，也根据人们主观的自我认同来界定。人们的认同有各种层面：一个罗马居民可能以不同的强度把自己界定为罗马人、意大利人、天主教徒。基督教徒、欧洲人、西方人。他所属的文明是他与之强烈认同的最大的认同范围。文明是最大的“我们”，在其中我们在文化上感到安适，因为它使我们区别于所有在它之外的“各种他们”。文明可能包含大量的人，如中国文明，也可能包含很少的人，如讲英语的药勒比文明。纵观整个历史，一直存在着许多小的人类群体，它们具有独特的文化，但缺乏更大范围的文化认同。人们一直根据规模和重要性来区分主要的文明和边缘的文明（巴格比），或者区分主要的文明和被征服的或流产的文明（汤因比）。本书所关心的是，一般来说是什么决定了人类历史上的主要文明。
    文明没有明确的边界，也没有精确的起点和终点。人们可能而且确实重新界定过它们的认同，结果，文明的内涵和外延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各民族的文化既相互作用又相互重合。各种文明的文化彼此相似或相异的程度也发生着相当大的变化。然而，文明是有意义的实体，尽管它们之间的界限难得清晰，但这些界限却是真实的。
    第四，文明终有终结，但又生存得非常长久；它们演变着，调整着，‘而且是人类最持久的结合，是“极其长久的现实”。它们的“独特性和特殊性”是“它们长期的历史延续性。事实上，文明是所有史话中最长的史话”。帝国兴起又衰落，政府上台又下台，但文明依旧，它“历经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甚至意识形态的动荡而幸存下来”。博兹曼总结说，“世界历史正确地证明了下述论点：政治制度是文明表面转瞬即逝的权宜手段，每一个在语言上和道德上统一的社会的命运，都最终依赖于某些基本的建构思想的幸存，历代人围绕着它们结合在一起，因此，它们标志着社会的延续性”。实际上，20世纪世界上的所有主要文明都已经存在了一千年之久，或者像拉丁美洲的文化一样，是另一个长期生存的文明的直接后代。
    文明虽然是持久的，但它们也在演变。文明是动态的；它们兴起又衰落；合并又分裂；而且正如所有历史研究者所了解的，它们也会消失，掩埋在时间的沙丘之中。它们的演变阶段可以用各种方式来详细说明。奎格利认为文明的运动经历了七个阶段：混合。孕育、扩张、冲突时代、普遍帝国、衰败和被入侵。梅尔科总结出了一个变化模式：从一个定型的封建制度演变到一个定型的国家制度，再从一个定型的国家制度演变到一个定型的帝国制度。汤因比把文明的兴起看作是对挑战的回应，在其发展过程中，富于创造性的少数人所造成的文明环境日益得到控制，接下来便是动乱时期，普遍国家兴起，然后崩溃。虽然所有这些理论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但它们都认为文明经过动乱或冲突时期演变到普遍国家，再到衰败和崩溃。
    第五，既然文明是文化实体而不是政治实体，它们本身并不维持秩序，建立公正，征缴税收，进行战争，谈判条约，或者做政府所做的任何其他事情。文明的政治组成在文明之间各不相同，在一个文明之内也随着时间而变化。一个文明可能包含一个或多个政治单位。这些单位可以是城市国家、帝国、联邦、邦联、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所有这些单位都可以有不同的政府形式。当一个文明演变时，其政治构成单位的数量和性质一般也会发生变化。在一个极端上，文明和政治实体可能恰好重合。卢西思·派伊曾评论说，中国“是一个装扮成一个国家的文明”。日本既是一个国家又是一个文明。然而，大多数文明包含一个以上的国家或其他政治实体。在现代世界，大多数文明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
    最后，学者们一般在确认历史上的主要文明和在现代世界存在的文明上意见一致。然而，对于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文明总数，他们常常各执一词。奎格利认为，历史上有16个明显的文明案例，很可能还有另外8个。汤因比起先列出了20个文明，然后是23个；斯宾格勒详举了8个主要文化。麦克尼尔分析了全部历史上的9个文明。巴格比也认为有9个文明，或者11个，如果把日本文明和东正教文明从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中区分出来的话。布劳代尔识别了9个文明，罗斯托万内指出了7个主要的当代文明。这些差别部分取决于是否把像中国人和印度人这样的文化群体看作在整个历史上曾有一个单一的文明，或者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密切相关的文明，其中一个是另一个的后代。尽管存在着这些差别，人们对主要文明的身份都没有争议。正如梅尔科在考察文献之后所得出的结论，人们至少在下述看法上存在着合理的共识：至少有12个主要文明，其中7个文明已不复存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古典文明、拜占庭文明、中美洲文明、安第斯文明），5个仍然存在（中国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一些学者还加上了东正教文明，作为区别于其母文明拜占庭文明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独立文明。鉴于我们认识当代世界的目的，除这6个文明之外，或许还应加上拉丁美洲文明，可能还有非洲文明。
    这样，当代的主要文明可以列举如下：
    中华（Sinic）文明。所有学者都承认存在着一个单一的独特的中国文明，它可以追溯到至少公元前1500年，也许还可以再往前追溯一千年；或者存在着两个中国文明，其中一个在公元最初的世纪中继承了另一个。我在发表在《外交》季刊的文章中，把这个文用称为儒教文明。然而，使用中华（Sinic）文明一词更为精确。虽然儒教是中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中国文明却不仅是儒教，而且它也超越了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中国。许多学者所使用的“中华”（Sinic）一词，恰当地描述了中国和中国以外的东南亚以及其他地方华人群体的共同文化，以及越南和朝鲜的相关文化。
    日本文明。一些学者在一个单一的远东文明的称呼下把日本文明和中国文明合并在一起。然而，大多数学者不这样看，而是承认日本文明是一个独特的文明，它是中国文明的后代，出现于公元100－400年之间。

    印度（Hindu）文明。人们普遍认为至少自公元前1500年以来。在南亚次大陆存在着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相继的文明。这些文明一般被称为Indian、Indic或Hindu文明，人们更喜欢用后者来称呼最近的那个文明。自公元前2000年以来，印度教一直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成为南亚次大陆文化的中心。它“不止是一个宗教或一个社会制度；它是印度文明的核心”。它经过现时代继续起着这种作用，即使印度本身有重要的穆斯林社区以及一些更小的少数文化。像“中华”一词一样，Hindu一词也把文明的名称与它的核心国家分离开来，因为在这些情况下，当该文明的文化超越了那个国家时，这样做是合乎需要的。

    伊斯兰文明。所有重要学者都承认存在着独特的伊斯兰文明。伊斯兰教起源于公元7世纪的阿拉伯半岛，然后迅速传播，跨越北非和伊比利亚半岛，并向东伸展到中亚、南亚次大陆和东南亚。结果，许多独特的文化或次文明存在于伊斯兰文明之中，包括阿拉伯、土耳其、波斯和马来文化。
    西方文明。西方文明的出现通常被追溯到大约公元700到800年。学者们一般认为它有三大组成部分，分布于欧洲、北美和拉丁美洲。
    拉丁美洲文明。然而，拉丁美洲有区别于西方的独特认同。虽然拉丁美洲文明是欧洲文明的后代，但它却是沿着非常不同于欧洲和北美的道路通进的。它具有社团主义的、独裁主义的文化，而这种文化在欧洲的程度要小得多，在北美则根本不存在。欧洲和北美都感受到宗教改革的影响，并且把天主教和新教文化结合在一起。从历史上看，虽然可能会有所变化，但拉丁美洲一直仅仅是天主教的世界。拉丁美洲文明结合了一些本土文化，这些文化不曾存在于欧洲，在北美也已被有效地消灭，而在以墨西哥、中美、秘鲁和玻利维亚为一方和以阿根廷和智利为一方两者之间有重大的不同。拉丁美洲的政治演变和经济发展与流行于北大西洋国家的模式大相径庭。从主观上说，拉丁美洲人在他们的自我认同上存在着分歧。一些人说，“是的，我们是西方的一部分。”另一些人则声明，“不，我们有自己独特的文化”，拉丁美洲人和北美人的大量文学作品详细描述了他们的文化差别。拉丁美洲可以被看作西方文明中的欢文明，或者被看作是与西方有紧密联系、但在它是否属于西方的问题上有分歧的独立文明。对于把注意力放在文明的国际政治含义（包括以拉丁美洲为一方和以北美和欧洲为一方两者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来说，后者是更恰当的和有用的称呼。
    这样，西方就包括欧洲、北美，加上其他欧洲人居住的国家，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然而，西方两个主要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美国人历史上有很长时间把自己的社会看作与欧洲相对立。美国是一片充满了自由、平等、机会和未来的土地；欧洲则代表了压迫、阶级斗争、等级制和落后。甚至曾有人认为美国是一个独特的文明。这种把美国和欧洲相对立的做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一个事实：至少直到19世纪末，美国同非西方文明只有有限的交往。然而，一旦美国走上世界舞台，它同欧洲的更广泛的认同感就得到了加强。尽管19世纪美国把自己看作不同于和对立于欧洲，但20世纪美国已把自己看作一个更广泛的实体——包括欧洲在内的西方——的一部分，而且还是这个实体的领导。
    于是“西方”一词现在被普遍用来指以前被称为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那一部分。这样，西方是唯一的一个根据罗盘方向，而不是根据一个特殊民族、宗教或地理区域的名称来确认的文明。*这种确认方法是把文明从其历史、地理和文化环境中提升出来。从历史上看，西方文明是欧洲文明。在现代时期，西方文明是欧美文明或北大西洋文明。可以在地图上发现欧洲、美国和北大西洋，却不能在地图上发现西方。“西方”的名称也引发了“西方化”的概念，并促使人们产生使人误入歧途的把西方化和现代化合在一起的想法：更容易把日本没想为“正在西方化”而不是“正在欧美化”。然而，欧洲一美国文明被普遍归造西方文明，尽管这一术语有严重的缺陷，但这里仍将沿用之。[见威廉·E·纳夫（从日本观点看“东方和西方”问题的回顾），载于《比较文化评论》杂志第13－14期，1985秋和1986春，第228页] 用“东方”和“西方”来识别地理上的区域是令人困惑不解的和种族中心主义的。“北方”和“南方”有被普遍接受的两极的固定参照点。“东方”和“西方”却不具备这样的参照点。问题是相对于什么而言是东方和西方？这完全取决于你站在何处。西方和东方最初大概是格欧亚大陆的东部和西部。然而，从一个美国人的观点来看，远东实际上是远西。对于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来说．西方意味着印度，而“在日本‘西方’通常意味着中国”。

    非洲文明（可能存在的）。除了布罗代尔之外，大多数研究文明的学者都不承认存在着一个独特的非洲文明。非洲大陆的北部及非洲的东海岸属于伊斯兰文明。历史上，埃塞俄比亚构成了自己的文明。在其他地方，欧洲的帝国主义和殖民活动带去了西方文明的因素。在南非，荷兰、法国，然后是英国的殖民者创造了一个多板块式的欧洲文化。最重要的是，欧洲的帝国主义把基督教带到了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大部分大陆。在整个非洲，部落认同普遍而强烈，但非洲人的非洲认同感也在日益发展，可以想象，由于南非可能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核心国家，这个地区可能会粘合成为一个独特的文明。

    宗教是界定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正如克里斯托弗·道森所说，“伟大的宗教是伟大的文明赖以建立的基础。”在韦伯提出的五个“世界性宗教”中，有四个——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和儒教与主要的文明结合在一起。第五个宗教佛教的情况有所不同。为什么情况会是这样？像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一样，佛教早期分裂为两个主要分支，而且它像基督教一样，没有在其诞生地幸存下来。从公元1世纪开始，大乘佛教被输出到中国，随后输出到朝鲜、越南和日本。在这些社会里，人们以不同的方式使佛教适应于和被吸收进本土文化（例如在中国适应于儒教和道教），并压制它。因此，虽然佛教仍然是这些社会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些社会并投有构成、也不会认为自己是佛教文明的一部分。然而，能够被合理地描述成小乘佛教文明的东西确实存在于斯里兰卡、缅甸。泰国、老挝和柬埔寨。此外，西藏、蒙古和不丹的人口，历史上曾认同于大乘佛教的变种喇嘛教，这些社会构成了佛教文明的第二个区域。然而，佛教实际上在印度绝种以及它之适应于和被结合进中国和日本的现存文化，意味着它虽然是一个主要宗教，但却一直不是一个主要文明的基础。

    文明之间的关系

    遭遇：公元1500年前的文明。文明之间关系的演变经历了两个阶段，现在正处于第三个阶段。在各文明最初出现后的3000年中，除了个别例外，它们之间的交往或者不存在，或者很有限，或是间断的和紧张的。历史学家用来描述这些交往的词——“遭遇”，准确地表达了它们的性质。文明被时间和空间分隔开来。只有数量很少的文明存在于同一时期，而且，正像施瓦茨和艾森施塔特所论证的，在轴心时代和前轴心时代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差别，其差别在于它们是否承认“超验的秩序和世俗的秩序”之间的区别。轴心时代的文明不像它们的前辈，具有被一个独特的知识阶级所

    那么犹太文明又如何呢？大多数研究文明的学者很少提到它。从信仰者的人数奉着，犹太教显然不是一个主要文明。场因比把它描述为一个从早期叙利亚文明中演变而来的被抑制了的文明。它在历史上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相联系，而且犹太人在几个世纪中把自己的文化认同保持在西方的、东正教的和伊斯兰教的文明中。随着以色列的建立，犹太人有了文明的所有客观认同；宗教、语言、习俗、文学、体制以及领土的和政治的家园。但是什么是它的主观认同呢？在其他文明中生活的犹太人的文明认同程度各有不同，从完全认同于犹太教和以色列，到一般信仰犹太教和完全认同于他们居住地的文明。然而，后者主要发生在居住在西方的犹太人中。见摩德凯·M·卡普兰；《作为一种文明的犹太教》（费城：犹太教复兴运动出版社，1981版；初版于1934年），主要见该书第173－208页。传播的超验神话，这个阶级的组成是“犹太人的预言家和祭司、希腊的哲学家和诡辩家、中国的文人术土、印度的婆罗门、佛教的桑加和伊斯兰教的乌理玛（Ulema）”。随着一个文明的陨落和经过一个中断期另一代继承者的兴起，一些宗教目睹了两代或三代隶属文明。图2．1是依时间顺序排列的主要欧亚文明之间关系的简图（根据卡罗尔·奎格利的图表复制）。

    文明也在地理上相互分离。公元1500年以前，安第斯文明和中美洲文明与其他文明之间和相互之间几乎没有交往。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以及黄河流域的早期文明，也相互没有影响。东地中海、西南亚和北印度地区的文明之间的交往最终的确增多了，然而，分隔文明的距离和有限的克服距离的交通工具，限制了交流和商业关系。虽然在地中海和印度洋上有一些海上通商，但“旅行的有效手段是穿越平原的马匹，而不是海上航船，像公元 1500年以前一样，世界上相互分离的文明靠它们彼此之间维持着微小的联系”。

    思想和哲学从一个文明传到另一个文明，但这常常历时几个世纪之久。最重要的并非由征服所引起的文化传播，也许是佛教被传到中国，这发生在它发源于印度北部大约600年之后。公元8世纪中国发明了印刷术，11世纪发明了活版印刷，但直到15世纪这一技术才传到欧洲。造纸术公元2世纪出现于中国，7世纪传到日本，8世纪向西传播到中亚，10世纪到北非，12世纪到西班牙，13世纪到北欧。中国的另一项发明——火药，产生于9世纪，几百年后它才传到阿拉伯国家，14世纪才到达欧洲。
    文明之间最引人注目的和最重要的交往是来自一个文明的人战胜、消灭或征服来自另一个文明的人。这些交往一般来说不仅是暴力的，还是短暂的，而且仅仅是断断续续地发生的。从公元7世纪开始，伊斯兰和西方之间以及伊斯兰和印度之间确实发展了相对持续的和时而强化的文明间交往。然而，大多数商业、文化和军事的相互作用发生在文明内部。例如，虽然印度和中国偶尔受到外族（莫卧尔人、蒙古人）的入侵和奴役，但这两个文明在自己的文明内部都有漫长的“战国时代”。同样，希腊人相互之间的战争和贸易要比他们同波斯人或其他非希腊人之间的更频繁。
    冲击：西方的兴起。欧洲基督教文明作为一个独特的文明最早出现于8世纪和9世纪。然而，几百年间，它在文明程度上落后于许多其他文明。唐、宋、明朝时期的中国、8－12世纪的伊斯兰世界、8—12世纪的拜占庭，在财富、领土、军事力量以及艺术、文学和科学成就上都远远超过了欧洲。11至13世纪之间，欧洲人热情而系统地借鉴了“来自更高的伊斯兰文明和拜占庭文明的适当因素，同时使这一遗产适应于西方的特殊条件和利益”，在此推动下，欧洲文明开始发展。同一时期，匈牙利、波兰、斯堪的纳维亚和波罗的海沿岸皈依了西方基督教，随后又接受了罗马法和西方文明的其他方面，西方文明的东部边界从而稳定了下来，并从此固定在那儿而无重大的改变。12和13世纪期间，西方人千方百计地扩大对西班牙的控制，而且确实建立了对地中海的有效统治。然而，其后土耳其势力的兴起引起了“西方欧洲的第一个海外帝国”的垮台。不过到1500年，欧洲顺利地进行了文化上的文艺复兴，社会多元主义、扩大的商业和技术成就为一个全球政治的新纪元提供了基础。
    文明之间断断续续的或有限的多方向的碰撞，让位于西方对所有其他文明持续的、不可抗拒的和单方向的冲击。15世纪结束时摩尔人最终重新征服了伊利比亚半岛，葡萄牙人开始了对亚洲的渗透，西班牙人开始了对美洲的渗透。在其后的250年间，整个西半球和亚洲的重要部分都被置于欧洲的统治和控制之下。18世纪末，欧洲首先撤回了对美国，尔后是对海地的直接控制；然后大部分拉丁美洲起而反抗欧洲的统治并获得了独立。然而，19世纪后半叶，重整旗鼓的西方帝国主义扩大了西方对几乎整个非洲的统治，巩固了西方在南亚次大陆和亚洲其他地区的控制，到20世纪初，除土耳其之外的整个中东实际上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西方的控制。1800年欧洲人或前欧洲的殖民地（在南美和北美）控制了地球表面土地的35％，1878年这一数字为67％，1914年为84％。到1920年，当奥斯曼帝国被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瓜分时，这一比例进一步提高。1800年英帝国包括15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2000万人口。到1900年，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日不落”英帝国包括了1100万平方英里土地和3．9亿人口。在欧洲扩张的过程中，安第斯和中美洲文明被有效地消灭了，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同非洲文明一起被征服，中国受到渗透并从属于西方的影响。只有俄国、日本和埃塞俄比亚这三个在高度中央集权的帝国权威统治下的文明得以抵制西方的冲击，并维持了有意义的独立存在。400年之久的文明间关系是由其他社会对西方文明的从属所构成的。

    这一独特的和急剧的发展的原因是：西方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的发展；城市和商业的兴起；西方社会的权力在各等级和贵族之间、世俗权威和宗教权威之间的相对分散；西方各民族的民族意识的觉醒以及国家行政机构的发展。然而，西方扩张的直接根源是技术：发明了到达距离遥远的民族的航海工具，发展了征服这些民族的军事能力。正如杰弗里·帕克所观察到的，“‘西方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使用武力，依赖于下述事实：欧洲人及其海外对手之间的军事力量对比稳定地倾向于有利于前者；……西方人在1500－1750年期间成功地创造出第一个全球帝国的要诀，恰恰在于改善了发动战争的能力，它一直被称为‘军事革命’。”西方军队的组织、纪律和训练方面的优势，以及随后因工业革命而获得的武器、交通、后勤和医疗服务方面的优势，也促进了西方的扩张。西方赢得世界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或宗教的优越（其他文明中几乎没有多少人皈依它们），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西方人常常忘记这一事实；非西方人却从未忘记。
    到1910年，世界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比以往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加联为一体。国际贸易占世界总产值的比例高于以往任何时期，而且直到70年代和幼年代之前没有再次接近于这一比例。那时国际投资占总投资的比例也高于其他任何时期。此时，文明意味着西方文明，国际法意味着源自格劳修斯”传统的西方国际法，国际体系是西方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其主体是主权的而文明化的民族国家及其所控制的殖民地领土。

    这一由西方所确定的国际体系的出现，是公元1500年以后的几个世纪中全球政治的第二个重大发展。除了同非西方社会之间以控制-从属模式相互作用之外，西方社会之间也在更平等的基础上相互作用。这些在一个单一文明内的政治实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与那些曾发生在中国、印度和希腊文明中的相互影响非常相似。它们建立在包含“语言、法律、宗教、行政实践、农业、土地占有制，也许还有亲族”的文化同质性之上。欧洲人“具有共同的文化，并通过有活力的贸易网络、人员的不断流动和统治家族之间的大量联姻而维持着广泛的交往”。他们实际上也无休止地相互打仗；在欧洲国家中和平只是例外而不是常态。虽然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奥斯曼帝国控制着常常被看作是欧洲的四分之一的部分，但人们并不认为这个帝国是欧洲国际体系的一个成员。

    西方文明内部的政治受巨大的宗教分裂以及宗教战争和王朝战争的制约达150年之久。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定后的另一个150年中，西方世界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君主或皇帝、绝对君主和立宪君主之间的冲突，他们都试图扩大自己的官僚机构、军队、商业经济力量，以及最重要的是，扩大他们所统治的领土。在他们创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以法国革命为开端，主要的冲突变成了民族之间的而不是君主之间的冲突。正如R．R．帕尔默1793年所指出的，“国王之间的战争结束了；民族之间的战争开始了。”这一19世纪的模式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7年，由于俄国革命，民族国家冲突之外又加上了意识形态冲突，首先是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自由民主之间的冲突，然后是后两者之间的冲突。在冷战中，这些意识形态体现在两个超级大国的身上，两者都根据自己的意识形态来确定自己的认同，两者又都不是欧洲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马克思主义首先在俄国，然后在中国和越南掌握了政权，这代表了从欧洲国际体系向后欧洲多文明体系过渡的阶段。马克思主义是欧洲文明的产物，但它既没有在那儿扎根，也没有在那儿取得成功。而现代化的和革命的精英把它引入到非西方社会；列宁、毛泽东和胡志明使它适应了他们的目的，并用它来向西方的权力挑战，来动员他们的人民，坚持民族认同以及自己国家对西方的自主。然而，这一意识形态在苏联的垮台以及它实质上适应于中国和越南，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些社会将引进西方其他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作出这种假设的西方人可能因非西方文化的创造性、恢复力和个性而感到意外。

    相互作用：一个多文明的体系。

    因此，在20世纪，文明之间的关系从受一个文明对所有其他文明单方向影响支配的阶段，走向所有文明之间强烈的、持续的和多方向的相互作用的阶段。前一时期文明间关系的两个主要特征都开始消失。

    首先，历史学家所钟爱的短语“西方的扩张”终结了，“对西方的反抗”齐始了。西方的力量相对于其他文明的力量不规则地下降了，虽然时有中断和倒转。1990年的世界地图与1920年的世界地图很少有相似之处。军事和经济权力的平衡以及政治影响的平衡发生了变化（在以后的一章中将对此作更详细的探讨）。西方仍然具有对其他社会的重要影响，但是西方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关系日益受到西方对其他文明发展的反应的制约。非西方社会远不只是西方创造的历史的客体，而是日益成为它们自己的历史和西方的历史的推动者和塑造者。
    第二，由于这些发展，国际体系超越了西方，成为多文明的。同时，西方国家之间的冲突——它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支配着这个体系——消失了。20世纪后期，西方作为一个文明步出了其发展的“战国”阶段，走向其“普遍国家”的阶段。本世纪末，当西方的民族国家粘合为欧洲和北美的两个半普遍的国家时，这一阶段仍然没有完成。然而，这两个实体及其组成单位，被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机构纽带构成的一个极其复杂的网络结合在了一起。以前文明的普遍国家是帝国，但自从民主制成为西方文明的政治形式以来，正在出现的西方文明的普遍国家便不再是帝国，而是联邦、邦联以及国际政权和组织的混合物。
    20世纪伟大的政治意识形态包括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社团主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褓守主义、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基督教民主。它们在一点上是共同的，即它们都是西方文明的产物。没有任何一个其他文明产生过一个重要的政治意识形态。然而，西方从未产生过一个主要的宗教。世界上的伟大宗教无不是非西方文明的产物，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先于西方文明产生的。当世界走出其西方阶段时，代表晚期西方文明的意识形态衰落了，它们的地位被宗教和其他形式的以文明为基础的认同和信奉所取代。西方文明的特有产物——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所造成的地区的和国际政治的分离——正在走向终结，正如爱德华·莫蒂默所指出的，宗教“越来越可能侵入国际事务”。西方所造成的文明间的政治思想冲突正在被文明间的文化和宗教冲突所取代。
    全球政治地理因此从1920年的一个世界走向朋年代的三个世界，然后走向90年代的12个以上的世界。与此相伴随的是，1920年的西方全球帝国收缩为60年代的较有限的“自由世界”（它包括许多反对共产主义的非西方国家），然后进一步收缩为90年代的更为有限的“西方”。这一变化在用词上反映在1988到1993年之间使用意识形态的术语“自由世界”的减少和使用文明的术语“西方”的增多上（见表2．1）。它也表现在越来越多地把伊斯兰教当作一个文化一政治现象来提及，以及越来越多地提到“大中华”、俄罗斯及其“近邻”和欧洲联盟所有这些带有文明内容的术语。在这第三个阶段，文明间的关系比它们在第一个阶段更为频繁和紧张，也比它们在第二个阶段更为平等和互惠。同样，与冷战时代不同，西方和其他文明之间、许多非西方文明之间，没有一个单一的分裂占支配地位，而是存在着多种分裂。
    赫德利·布尔认为，“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相互之间有充分的交往，而且对相互的决定有充分的影响，以使它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作为整体的部分来行动时”，一个国际体系就出现了。然而，只有当一个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具有“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认为它们都受一套共同规则的约束”，“有共同的机构运作”时，才存在一个国际社会。像它的苏美尔、古希腊、公元前一世纪希腊。中国、印度和伊斯兰前辈国际体系一样，17至19世纪的欧洲国际体系也是一个国际社会。19至20世纪期间，欧洲的国际体系扩大到实际上包括了其他文明的所有社会。一些欧洲的体制和实践也被输出到这些国家。然而，这些社会仍然缺乏支撑欧洲国际社会的共同文化。根据英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因此是一个发展良好的国际体系，但至多是一个非常原始的国际社会。
    每一个文明都把自己视为世界的中心，并把自己的历史当作人类历史主要的戏剧性场面来撰写。与其他文明相比较，西方可能更是如此。然而，这种单一文明的观点在多文明的世界里日益不相关和无用。研究文明的学者长期以来承认这一自明之理。1918年，斯宾格勒谴责流行于西方的把历史简单地划分为古代、中世纪和现代阶段的狭隘的历史观，指出它仅仅适用于西方。他说，有必要用哥白尼的研究方法来代替这一“托勒密的历史研究方法”，并用“大量强大文化的戏剧性场面”来代替“历史直线式发展的空洞虚构”，几十年后，汤因比严厉批评了表现在“自我中心的错觉”中的西方的“狭隘和傲慢”，即认为世界环绕着西方旋转，存在着“不变的东方”，以及“进步”是不可避免的。像斯宾格勒一样，他认为统一历史的假设是无用的，即这样一个假设：“只存在着一条文明之河，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所有其他的文明之河都或者从属于它，或者消失在荒漠之中。”在汤因比之后50年，布罗代尔同样强调需要努力寻找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并理解“世界上伟大的文化冲突和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然而，这些学者所警告过的错觉和偏见依然存在，而且到观世纪末已膨胀为普遍的和狭隘的自负：欧洲的西方文明现在是世界的普遍文明。

    表2．1使用“自由世界”和“西方”两个词汇的情况

    提到的次数百分比的变化

    1988 1993

    纽约时报
    自由世界 71 44 －38
    西方 46144＋213
    华盛顿邮报
    自由世界112 67－40
    西方356 87＋142
    国会记录
    自由世界356 114－68
    西方 7 10 43
    ————————
    资料来源：lexis/Nexis。

    提到的次数是关于或包含“自由世界”或“西方”这两个术语的文章的数量。凡提到”西方”之处都检验过其出处的适当性，以确保提到“西方”时是指一个文明或一个政治实体。

    第三章 普世文明？现代化与西方化

    普世文明：含义

    一些人认为，现时代正在目睹奈保尔所说的“普世文明”的出现。那么普世文明的含义是什么？这一观点暗示，总的来说，人类在文化上正在趋同，全世界各民族正日益接受共同的价值、信仰、方向、实践和体制。更具体地说，这一观点可能意味着一些基本的但不相关的事情，一些相关的但非基本的事情，以及一些既不相关又非基本的事情。首先，实际上在所有的社会里，人类都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价值，如把谋杀看作是罪恶；也具有某些共同的基本体制，如某种形式的家庭。大多数社会的大多数人民具有类似的“道德感”，即“浅层”的关于什么是正确和谬误的基本概念的最低限度道德。如果这就是普世文明的含义，那么它既是基本的又是根本重要的，但是它既不是新鲜的也不是相关的。如果人们在历史上共有少数基本的价值和体制，这可能解释人类行为的某些永恒的东西，但却不能阐明或解释人类行为的变化所构成的历史。此外，如果普世文明对于所有的人类存在都适用，那么我们用什么词来称呼人类种族层面之下的主要的人类文化群体呢？人类被划分为一些次群体——部落、民族和一般被称为文明的更广泛的文化实体。如果文明一词被提高到和被限于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所共有的东西，人们就必须或者发明一个新词来指人类整体层次之下的最大的文化群体，或者假设这些大的但非人类范围的群体消失了。例如，瓦茨拉夫·哈韦尔曾指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单一的全球文明中”，它“不过是一块薄板”，“覆盖或掩藏了各种各样的文化、民族、宗教。历史传统和历史上形成的态度，所有这些在某种意义上说都存在于它‘之下”’。然而，把“文明”仅限于全球层面和把那些在历史上总是被称为文明的最大的文化实体叫作“文化”或“次文明”，只会造成语义上的混乱。[海沃德·阿尔克曾准确地指出，我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文章中，在“定义上排除了”世界文明的思想，因为我把文明定义为“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人类以此与其他物种相区别”。当然，这是大多数研究文明的学者使用文明一词的方式。然而，在本章中，我把这一定义放宽到使其可以容纳全世界的民族认同于独特的全球文化的可能性，这一全球文化补充或取代了西方的、伊斯兰的或中华意义上的各种文明]

    其次，“普世文明”一词可以用来指文明化社会所共有的东西，如城市和识字，这些使它们区别于原始社会和野蛮人。当然，这是18世纪时这一词的独特含义，而且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普世文明正在出现，它使各种人类学家和其他带着惊慌看待原始人群消失的人感到恐惧。文明在这一意义上说已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逐步扩张，文明本身的传播与多元文明的存在并不矛盾。
    第三，“普世文明”一词可以指西方文明中的许多人和其他文明中的一些人目前所持有的假定、价值和主张。这可以被称为达沃斯文化。每年大约有一千名商人、银行家、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记者从几十个国家聚集到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几乎所有这些人都有物理学、社会学、商学或法学的学位，从事文字或数字工作，英语相当娴熟，受雇于政府、公司和学术机构，有着广泛的国际交往，时常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之外旅行。他们一般具有对个人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民主的共同信念，这些也是西方文明中的人所共有的。达沃斯人实际上控制了所有的国际机构，许多世界管理机构，以及大量的世界政治和军事职位，达沃斯文化因此极为重要。然而，在世界范围内有多少人共有这种文化？在西方之外，可能不到五千万人，即少于世界人口的1％，也可能少至世界人口0.1％的人。它远不是普遍的文化，而且那些在达沃斯文化方面有共同性的领导人不一定在他们自己的社会确保权力控制。正如赫德利·布尔所指出的，“共同的知识文化只存在于精英层次：它在许多社会中根基很浅……（而且）值得怀疑的是，它是否甚至在外交层面上包含被称为共同的道德文化或一套共同价值的东西，以此与共同的知识文化相区别。”
    第四，一种思想得到了发展，即：西方消费模式和大众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正在创造一个普世文明。这种论点既不是基本的也不是相关的。历史上文化时尚一直是从一个文明传到另一个文明。一个文明中的革新经常被其他文明所采纳。然而，它们只是一些缺乏重要文化后果的技术或昙花一现的时尚，并没有改变文明接受者的基本文化。文明接受者之所以“接纳”这些进口，或者因为它们是舶来品，或者因为它们是被强加的。在过去的一些世纪里，西方世界经常出现对来自中国文化或印度文化的各种物品的渴慕热潮。19世纪，在中国和印度，来自西方的文化变得流行起来，它们似乎反映了西方的实力。通俗文化和消费品在世界上的流行，代表了西方文明的胜利，这一论点反而使西方文化变得无足轻重。西方文明的本质是大宪章（Magna Carta）而不是“大麦克”（“巨无霸”Magna Mao）。非西方人可能接受后者，但这对于他们接受前者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这一论点对于他们对待西方的态度来说也没有意义。在中东的某个地方，几名年轻人满可以穿着牛仔裤，喝着可乐，听着摇滚乐，但他们却可能在向麦加顶礼膜拜的间隙，造好一枚炸弹去炸毁一架美国飞机。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美国人消费了成百万的日本轿车、电视机、照相机和小电器，却没有变得“日本化”，相反却变得与日本更加敌对。只有幼稚的妄自尊大才会导致西方人假设非西方人会通过获得西方商品而变得“西方化”。试想，当西方人把他们的文明等同于充气饮料、褪色的裤子和油腻的食品时，关于西方，这告诉了世界什么呢？

    关于普遍大众文化的论点稍微复杂些的版本，一般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消费品上，而是集中在传媒上，集中在好莱坞而不是可口可乐上。美国对全球电影、电视和录像业的控制甚至超过了它对飞机制造业的控制。1993年全世界最受关注的100部影片中有88部是美国片，两家美国组织和两家欧洲组织控制了全球范围的新闻收集和新闻传播。这一情况反映了两个现象。第一是人类对爱情、性、暴力、神秘事物、英雄主义和财富的普遍兴趣，第二是受利益驱使的公司，主要是美国公司，利用这些兴趣来达到自身目的的能力。然而，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证据证明下述假设：普遍的全球通讯的出现正在导致观点和信仰的趋同。正如迈克尔·弗拉霍斯所说，“娱乐不等于文化转变。”第二，人们根据自己先前存在的价值和观点来解释这些通讯。基肖尔·马赫布巴尼注意到，“当同样的视觉形象跨越全球同时进入千家万户的起居室时，它激起了一些彼此相反的看法。当巡航导弹击中巴格达时，西方的起居室里一片欢呼。生活在这之外的人都认为西方将迅速对非白种的伊拉克人或索马里人，而不是对白种的塞尔维亚人给予惩罚，但是用任何标准来衡量后者都是危险的标志。”
    全球通讯是西方权力最重要的当代表现形式之一。然而西方的这一霸权鼓励了非西方社会中的民粹主义政治家谴责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并集结他们的公众来保护其本土文化的延续和完整。因此，西方控制全球通讯的程度是非西方民族对西方不满和敌视的重要根源。此外，到90年代初，非西方社会中的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正在导致出现一些迎合那些社会独特口味的地方的和地区的传媒业。例如，到1994年，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公司）估计它拥有 5500万潜在的收视者，即世界人口的1％（令人惊异地等于达沃斯文化人的数量，而且无疑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些人相重合），而且它的董事长预测，其英语广播可能最终会吸引2％－4％的市场。这样，地区的（即文明的）网络将会出现西班牙语、日语。阿拉伯语、法语（为西非）和其他语言的广播。三位学者得比结论说：“建立全球统一的新闻编辑室仍然是一个空想。”罗纳德·多尔就外交家和公共官员中出现的全球知识文化提出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看法。然而，甚至他也对被强化了的通讯的影响作出了一个非常有限度的结论：“在其他事情相同的情况下，通讯密度的增加将确保民族之间，至少是中间阶级之间，或更至少是世界的外交官之间同伴感基础的扩大”，不过他补充说，“一些可能不相同的事情的确会是非常重要的。”

    语言。任何文化或文明的主要因素都是语言和宗教。如果一种普遍的文明正在出现，那就应当有出现一种普遍语言和普遍宗教的趋势。人们常常提出普遍语言的要求。正如《华尔街日报）的一位编辑所提出的，“世界语言是英语。”这可能意味着两件事，其中只有一件可能支持普世文明的论点。它可以意味着世界人口有越来越大的比例说英语。但不存在任何证据支持这一命题，确实可以找到的最可靠的证据（无可否认它们不可能非常精确）恰好显示了相反的情况。所能得到的涵盖了30年以上的数据（1958－1992），显示出世界上语言使用的整个模式并没有发生急剧的变化，而讲英语、法语、德语、俄语和日语的人口比例却有了显著的下降，讲汉语的人口比例有较小的下降，讲印地语、马来一印度尼西亚语、阿拉伯语、孟加拉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其他语言的人口比例则有所增长。世界上讲英语的人在讲至少有100万人所使用的各种语言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1958年的9．8％下降到1992年的7．6％，（见表3．1〕。世界人口中讲五种主要的西方语言（英语、法语、德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的比例从1958年的24．1％下降到1992年的 20．8％。1992年，世界人口中的15.2％讲汉语普通话，大约两倍于讲英语的人口，而且还有另外3．6％的人口讲其他形式的汉语（见表3．2）。

    从一种意义上说，对于世界上92％的人来说是外语的语言，不可能是世界语言。然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如果它是来自不同的语言群体和文化的人用来彼此交流的语言，如果它是世界的通用语言，或者用语言学的术语来说，是世界上主要的“更广泛交流的语言”（Language of Wider Communication）（LWC），也可以这么说。需要彼此交流的人们不得不寻找交流的工具。在一个层面上，他们可以依赖于受过特殊训练的专业人员，这些人可以熟练地使用两种以上的语言来作口译和笔译。但这是不方便的，花费时间的和代价是昂贵的。因此，在整个历史上，不断出现通用语言，在古代世界和中世纪世界是拉丁语，在西方几个世纪中是法语，在非洲的许多地区是斯瓦希里语，20世纪后半叶，在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是英语。外交家、商人、科学家、旅游者和为他们服务的餐饮业、飞机驾驶员和空中交通控制人员，彼此需要某些有效的交流手段，现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英语。

    表3．1讲主要语言的人（占世界人口的百分比* ）
    ─────────────────────────
    年度 1958 1970 1980 1992
    语言
    阿拉伯语2．7 2．9 3．3 3．5
    孟加拉语 2．7 2．93.23．2
    英语9．8 9．1 8．7 7．6
    印地语 5.25．35.36．4
    汉语普通话 15．6 16．615.8 15．2
    俄语5．55．66．04．9
    西班牙语 5.05.2 5.5 6，1

    ◎讲100万以上的人口所使用的各种语言的总人数。

    资料来源：比例数是从设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心理学系的西德尼·卡伯特教授所汇编的数据，根据讲100万以上的人口所使用的各种语言的人数和逐年发表在（世界年鉴和事实）（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上的报告中的数据计算出来的。他的估计包括讲“母语”者和讲“非母语”者，其来源是全国人口统计、人口抽样调查、无线电和电视广播调查，人口增长数据，第二手研究和其他来源。

    从这一意义上说，英语是世界上进行知识交流的方式，正如公历是世界的计时方式，阿拉伯数字是世界的计数方式，以及对于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来说，十进制是世界的度量方式一样。然而，用这种方式使用英语是在进行文化间的知识交流；它的前提是存在着相互分离的文化。通用语言是处理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的方式，而不是消灭它们的方式。它是交流的工具，而不是认同和社会群体的根源。日本的银行家和印度尼西亚的商人彼此用英语交谈，并不意味着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盎格鲁化或西方化了。讲德语和法语的瑞士人用英语相互交流的可能性，不亚于他们使用两种国语中的任何一种，这同样也不意味着他们盎格鲁化了。同样，英语作为一种辅助国语在印度被保留了下来，尽管尼赫鲁不赞成这样做。这证明了印度非印地语民族保存自己语言和文化的强烈愿望，以及印度仍然作为一个多语言社会的必要性。

    正如著名的语言学家乔舒亚·菲什曼所观察到的，如果人们认为一种语言不与某一特殊的种族群体、宗教或意识形态相一致，那它就更可能被当作共同语言或LWC来接受。过去，英语有许多这样的特点。更晚近些，英语已“非民族化了”（或最小程度地民族化了），正如以往阿卡德语、阿拉米语（古代西亚通用语言）、希腊语和拉丁语所经历的那样。下述情况是“英语作为一种例外的语言相对较好的运气的一部分：在过去的大约四分之一世纪里，人们并没有把英语的英国本源或美国本源放到一个种族的或意识形态的背景下加以广泛的或深入的考察”。使用英语来作知识交流因而有助于维持民族相互分离的文化认同，并且确实加强了这种认同。正是由于人们想要保存他们自己的文化，他们才使用英语来同具有其他文化的民族交流。

    表3．2讲主要的汉语和西方语言的人

    ───────────────────────────
    1958 1992
    ───────────────────────────
    人数（百万）世界百分比人数百分比
    普通话444 15．6 907 15．2
    广东话43 1．5651．1
    吴语39 1．4641．1
    闽语36 1．3500．8
    客家话19 0．7330．6
    汉语 58120．51，11918．8
    ──────────────────────────
    英语 2789．84567．6
    西班牙语 1425．03626．1
    葡萄牙语 74 2.6 1773．0
    德语120 4．21192．0
    法语 70 2．51232．1
    西方语言 684 24．11，237 20．8
    ─────────────────────────

    资料来源：比例数是从设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心理学系的西格尼·卡伯特教授所汇编的数据，根据讲100万以上的人口所使用的各种语言的人数和逐年发表在（世界年鉴和事实）（World Almanac and Books of Facts）上的报告中的数据计算出来的。他的估计包括讲“母语”者和讲“非母语”者，其来源是全国人口统计、人口抽样调查、无线电和电视广播调查，人口增长数据，第二手研究和其他来源。
    全世界讲英语的人也在日益讲不同的英语。英语已经被非本土化了，而且它吸收了使它区别于英国英语和美国英语的地方色彩。在极端的情况下，这使得那些英语几乎彼此不可理解，就像是汉语的各种变种所遇到的情况那样。尼日利亚皮钦英语、印度英语和其他形式的英语正在被并入它们各自的本土文化，而且可以假定，它们将继续保持自己的区别，以便成为既有联系而又独特的语言，甚至会像各种罗曼语从拉丁语演变出来那样。然而，与意大利语、法语和西班牙语不同，这些从英语中产生出来的语言或者将只是社会一小部分人所使用的语言，或者将主要被用于特殊语言群体之间的交流。

    可以在印度看到所有这些过程。例如，1983年印度73，300万人口中有1，800万讲英语，1991年86，700万人口中有2，000万讲英语。这样，印度人口中讲英语的比例相对稳定在大约2％－4％。在范围相当狭窄的精英之外，英语甚至不是通用语言。两位新德里大学的英语教授宣称，“基本的现实是，当一个人从克什米尔南下旅行到坎尼亚库马里的最南端时，最好的交流手段是某种形式的印地语，而不是英语。”此外，印度英语正在吸收许多自己的独特特点：它正在被印度化，或者毋宁说，随着带不同地方口音的各种讲英语者之间差异的发展，它正在变得地方化。英语之被吸收进印度文化，正如梵语和波斯语从前之被吸收进印度文化一样。
    历史上，语言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世界权力的分配。使用得最广泛的语言——英语、汉语普通话、西班牙语、法语、阿拉伯语和俄语，都是或曾是帝国的语言，这些帝国曾积极促进其他民族使用它们的语言。权力分配的变化产生了语言使用的变化。在全世界，“两个世纪以来英国和美国殖民的、商业的、工业的、科学的和财政的权力在高等教育、政府、贸易和技术方面留下了相当大的遗产”。英国和法国坚持在其殖民地使用自己的语言。然而，大多数前殖民地在独立之后，都在不同程度上努力用本土语言来代替帝国语言，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在苏联的全盛期，俄语是从布拉格到河内的通用语言，由于俄罗斯权力的衰落，把俄语作为第二语言来使用者相应减少了。像在其他形式的文化中一样，日益增长的权力既引起人民对本国语言的维护，又刺激其他人学习该语言。在柏林墙倒塌后的令人兴奋的日子里，统一了的德国仿佛是个新的庞然大物，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势是，那些英语拥熟的德国人在国际会议上说德语。日本的经济力量刺激了非日本人学日语，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产生类似的汉语热。汉语正在迅速取代英语成为香港的主导语言，而且鉴于海外华人在东南亚的作用，汉语已经成为这一地区许多国际商业交易中使用的语言。随着西方实力相对于其他文明逐渐衰落，其他社会中使用英语和其他西方语言，以及用它们来进行各社会间交流的情况，也将缓慢减少。假如在遥远未来的某一天，中国取代了西方成为世界占优势的文明，英语作为世界的共同语言就将让位于汉语普通话。
    前殖民地走向独立并获得独立时，宣扬或使用本土语言、压制帝国语言，是民族主义精英使自己区别于西方殖民主义者和确定自己认同的一种方式。然而，独立以后，这些社会中的精英又需要使自己区别于其社会的普通人民。掌握熟练的英语、法语或其他西方语言使他们做到了这一点。结果，非西方社会的精英与西方人之间和彼此之间交流的能力常常胜于他们与自己社会的人民交流的能力（这种局面像是在17和18世纪的西方国家，其时来自不同国家的贵族能够轻易地用法语相互交流，但他们却不会说自己语言的方言）。非西方国家中似乎正在出现两个相反的趋势。一方面，在大学层次上英语日益被用来装备大学生，以便他们在全球资本和市场的竞争中有效地发挥作用。另一方面，社会和政治压力使得本土语言的使用更加普遍，阿拉伯语在北非代替了法语，乌尔都语在巴基斯坦取代了英语作为官方语言和教育语言，本土语言的媒体在印度代替了英语媒体。1948年印度教育委员会预见了这一发展，当时它指出：“使用英语……把人民分裂成两个民族，少数统治者和多数被统治者，一个民族不能讲另一民族的语言，而且相互不理解。”40年后，坚持把英语作为精英语言的做法证实了这一预测，并在“一个建立在成年人选举权基础上的、运作着的民主制中，制造了一个反常现象……讲英语的印度和有政治意识的印度越来越分道扬键”，这刺激了“懂英语的少数上层人士和那些不懂英语却享有选举权的数百万民众之间的紧张状态”。随着非西方社会建立起民主体制和这些社会中的人民更广泛地参与行政管理，对西方语言的使用下降了，本土语言变得更为流行。
    苏联帝国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促进了原先被压制和遗忘了的语言的传播及其活力的恢复。在大多数前苏联共和国中，人们做出了重大的努力来使其传统语言复苏。爱沙尼亚语、拉脱维亚语。立陶宛语、乌克兰语、格鲁吉亚语和亚美尼亚语现在是这些独立国家的国语。在穆斯林共和国中发生着类似的对本国语言的维护，阿塞拜疆人、吉尔吉斯斯坦人、土库曼斯坦人、乌兹别克斯坦人的书写方式从其前俄罗斯主人的西里尔书写方式改变为其土耳其亲族的西方书写方式，而讲波斯语的塔吉克斯坦则采用了阿拉伯的书写方式。另一方面，塞尔维亚人现在把他们的语言称作塞尔维亚语，而不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并从他们天主教敌人的西方书写方式改变为他们俄罗斯亲族的西里尔书写方式。并行的现象是，克罗地亚人现在把他们的语言称为克罗地亚语，并正试图从中清洗土耳其语词汇和其他外来词汇，而在波斯尼亚，‘咽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各国统治450年而遗留下来的语言沉淀”——同样的“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的外来语，却重新流行”。语言正在被重新组合和重建，以使之与文明认同和文明界线相一致。随着权力的分散，使用本土语言而引起的混乱蔓延开来。
    宗教。

    一种普遍宗教出现的可能性比一种普遍语言出现的可能性大不了多少。20世纪末宗教在世界各地出现了全球性的复兴（见本书第四章最后一节），这一复兴包含了宗教意识的加强和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兴起，它因此扩大了宗教之间的差异。宗教复兴不一定包含信奉不同宗教的人口的重大变化。关于信教者的数据甚至比关于讲某种语言者的数据更不完整，也更不可靠。表3．3的数据引自一份被广泛使用的资料，这些数据和其他一些数据表明，全世界信奉各种宗教者的相对数量在本世纪没有发生急剧的变化。这一资料所记录的最大的变化是被划分为“非教徒”和“无神论者”的人数比例从1900年的0．2％增加到1980年的20．9％。可以确信，这可能反映了脱离宗教的重大变化和1980年的宗教复兴尚在积蓄力量。然而，这一 20．7％的非信徒的增长比例几乎可以同被划分为“中国民间宗教”的信奉者的下降比例相比，后者从1900年的 23．5％下降到1980年的4．5％。这些实际上相等的增长和下降表明，随着共产主义的来临，中国的大量人口从民族宗教的信徒被重新划分为非信徒。
    这些数据确实显示出信奉两个主要的具有改宗力的宗教，即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世界人口比例在这80年中有所增长。西方基督教徒1900年估计占世界人口的26．9％，1980年占30％。穆斯林增加得更快，从1900年的12．4％增加到1980年的16．5％，或者依另一个估计为18％。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信徒人数在非洲有很大的增长，在南朝鲜也发生了人们皈依基督教的重大变化。在迅速实现现代化的社会里，如果传统宗教不能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西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就会有传播的潜力。在这些社会中，西方文化最成功的主角不是新古典经济学家、富有使命感的民主主义者或多国公司的行政人员。他们是而且很可能继续是基督教的传教士。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托马斯·杰斐逊，都不能满足城市移居者和第一代中学毕业生的心理、感情、道德和社会需要。虽然耶稣基督可能也满足不了他们，但他可能有更好的机会。

    然而，从长期来说，穆罕默德会占上风。基督教主要是通过使人皈依来传布，而伊斯兰教则通过使人皈依和人口繁殖来传布。20世纪80年代基督徒在世界上的增长比例在达到大约30％后稳定下来，现在开始下降，到2025年可能占世界人口的将近25％。世界上穆斯林人口由于极高的人口增长率（见第五章），将继续急剧增长，大约在世纪之交将达到世界人口的20％，再过若干年后将超过基督徒的人数，而到2025年可能占到世界人口的大约30％。

    表3．3世界人口信奉主要宗技传统的比例（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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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教年代1900197019801985（估计） 2000（估计）
    西方基督教26．9 30．6 30．0 29．729．9
    东正教 7．53．1 2.82．7 2．4
    穆斯林12．4 15．3 16．5 17．119．2
    非信徒 0．2 15．0 16．4 16．9 17.1
    印度教12．5 12．8 13．3 13．513．7
    佛教7.8 6．4 6．3 6．25．7
    中国民间宗教23．5 5．94．5 3．92．5
    部落宗教 6．62．42．1 1．91．6
    无神论者 0．04．64．5 4．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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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戴维·巴雷特主编：《世界基督教百科：公元1900－2000年现代世界各教会和各宗教比较研究》（牛津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普世文明：来源

    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19世纪，“白人的责任”的思想有助于为西方扩大对非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统治作辩护。20世纪末，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在那些单一文明思想的最狂热的支持者中，像边缘者和皈依者中常有的情况一样，有移居西方的知识分子，如亲保尔和福阿德·阿扎米，对于他们来说，普世文明的概念对于“我是谁”的问题提供了一个非常令人满意的解答。然而，“白种黑鬼”是一个阿拉伯知识分子用来称呼这些移民的词，普世文明的思想在其他文明中几乎得不到支持。非西方把西方视为普遍的东西视为西方的。西方人宣布为有益的全球一体化先兆的东西，如世界范围媒体的扩散，却被非西方人宣布为邪恶的西方帝国主义。非西方人若是把世界看作是单一的，他们就感到它是一个威胁。

    存在着三种说明普世文明为什么会出现的假设，某种普世文明正在出现的论点就建立在三个假设之中的一个之上。首先，是在第一章中讨论过的假设，即：苏联共产主义的垮台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和自由民主制在全世界的普遍胜利。这一论点的谬见是认为只存在唯一的选择。它建立在冷战的视角之上，认为共产主义的唯一替代物是自由民主制，前者的死亡导致了后者的普遍出现。然而，显然存在着许多形式的独裁主义、民族主义、社团主义和市场共产主义（如在中国），它们在当今世界存活得很好。更重要的是，存在着许多位于世俗意识形态世界之外的宗教选择。在现代世界，宗教是主要的，可能是唯一主要的促动和动员人民的力量。下述想法是十足傲慢的表现：由于苏联共产主义垮台了，西方就永久赢得了世界，穆斯林、中国人、印度人和其他人将仓促地把西方自由主义当作唯一的选择来接受。冷战所造成的人类分裂已经结束，但种族、宗教和文明所造成的人类更根本的分裂依然存在，而且产生着大量新的冲突。

    第二个假设是，民族之间的相互作用——一般来说包括贸易。投资、旅游、媒体和电子通讯——的增长正在产生一个共同的世界文化。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改善确实使得资金、商品、人员。知识、思想和影象在全世界的流动变得更加容易和费用低廉。毫无疑问上述一些方面的国际流动增长了。然而，人们对于这些流动的增长会产生什么影响，却存在着许多疑问。贸易会增加或减少冲突的可能性吗？它会减少民族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的假设至少没有得到证实，而且还存在着大量相反的证据。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国际贸易大大扩展，在接下来的10年中冷战宣告结束。然而，1913年，国际贸易达到了创记录的水平，但是在其后的几年中，民族国家之间的相互屠杀却规模空前。如果那种程度的国际商业尚不足以阻止战争，那么何种程度可能？这一证据不能支持商业会促进和平的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假设。90年代所作的分析进一步对这一假设提出了疑问。一项研究得出结论说：“对于国际政治来说，贸易的增长水平可以是很大的分裂力量……”“国际制度中日益增长的贸易本身不可能缓解国际紧张状态或促进更大的国际稳定。”另一项研究论证说，高水平的经济相互依赖“可能导致和平，也可以导致战争，这取决于对未来贸易的预期”。经济相互依赖只是“在各国预期高水平的贸易在可预见的将来将持续下去时”，才会促进和平。如果各国预期高水平的相互依赖不会持续，战争就可能出现。
    贸易和通讯未能产生和平和认同感，这与社会科学的发现是一致的。在社会心理学上，差异性理论认为，人们根据在特定的背景下用把自己区别于其他人的东西来界定自己：“一个人根据把他自己区别于其他人的特性，特别是区别于他通常所处的社会环境中的人的特性……来看待自己。在一个有12名妇女从事其他职业的公司里，一个女心理学家把她自己看作是心理学家；当她同12名男心理学家在一起时，她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女人”。人们根据他们与别人的不同之处来确定自己的身份。随着通讯、贸易和旅游的增长扩大了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人们日益赋予其文明认同以更大的重要性。两个相互交往的欧洲人，一个德国人和一个法国人，会把彼此认作是德国人和法国人。而两个欧洲人，一个德国人和一个法国人，在同两个阿拉伯人，一个沙特阿拉伯人和一个埃及人交往时，会把自己和对方看作是欧洲人和阿拉伯人。移居法国的北非移民在法国人中引起故意，但却日益被信仰天主教的欧洲波兰人所接纳。加拿大和欧洲国家对美国的投资超过日本，但美国对后者的反感却远远超过前者。同样，正如唐纳德·霍罗威茨所指出的，“一个艾比欧人在尼日利亚东北地区可以是……澳韦里艾比欧人或是奥尼查艾比欧人；在拉各斯，他不过是一个艾比欧人；在伦敦，他是一个尼日利亚人；在纽约，他则是一个非洲人。”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全球化理论产生了类似的结论：“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其特征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文明的、社会的和其他模式的相互依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这些模式的广泛意识），文明的、社会的和种族的自我意识加剧了。”全球宗教的复兴，“向上帝回归”，是对人们把世界看作是一个“单一场所”的回应。

    西方与现代化

    为普世文明正在出现作辩护的第三个，也是最常用的论据，是把它看作自18世纪以来持续进行的广泛的现代化进程的结果。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会动员程度的提高和更复杂的、更多样化的职业结构。它是始于18世纪的科学知识和工程知识惊人扩张的产物，这一扩张使得人类可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来控制和营造他们的环境。现代化是一个革命进程，唯一能与之相比的是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转变，即文明本身的出现，它发端于大约公元前5000年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现代社会中的人的态度、价值、知识和文化极大地不同于传统社会。作为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文明，西方首先获得了具有现代性的文化。上述论证提出，当其他社会获得类似的教育、工作、财富和阶级结构的模式时，这一现代西方文化将成为世界的普遍文化。
    勿庸置疑，现代文明和传统文明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然而，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具有现代文化的各社会比具有传统文化的各社会彼此更加相似。显然，一个在其中一些社会非常现代，而另一些则仍然很传统的世界，与另一个在其中所有社会都具有彼此相差无几的高水平的现代性的世界相比，较少同质性。那么一个在其中所有的社会都是传统社会的世界又是如何呢？这样的世界存在于几百年以前。它的同质性会少于一个具有普遍现代性的未来世界吗？或许不会。布罗代尔认为，“明朝时期……的中国同瓦鲁瓦王朝时期的法国的相似程度肯定超过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同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相似程度。”
    然而，现代社会可能由于两个原因比传统社会彼此更加相似。现代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日益增多虽然可能不会产生一个共同文化，但它确实促进了技术、发明和实践从一个社会向另一个社会的转移，其速度和程度在传统世界中是不可没想的。第二，传统社会以农业为基础；现代社会以工业为基础，其工业可能从手工业演变为传统重工业再到以知识为基础的工业。农业模式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结构比工业模式更加依赖于自然环境。它们因土壤和气候的差异而不同，因此可能造成不同形式的土地所有制、社会结构和政府。无论威特福格尔的水利文明的论点具有什么样的全面优点，依赖于大规模灌溉系统的建造和操作的农业，确实促进了中央集权的和官僚的政治权威的产生。很难作其他的解释。富饶的土壤和适宜的气候可能促进大规模的种植业及其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发展，这个社会结构包括人数不多的富裕的地主阶级和从事种植劳动的广大的农民、奴隶或农奴阶级。不利于大规模农业的条件可能鼓励独立的农场主社会的出现。简而言之，在农业社会中，地理塑造了社会结构。相反，工业社会较少依赖于地方的自然环境。工业组织的差别可能产生于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差别，而不是地理差别。可以设想，前者能够趋同，后者则不能。
    现代社会因此有很多共同性，但是它们必然融为同质性的吗？那种认为它们必然如此的论点建立在下述假设之上：现代社会一定接近于某种单一的类型，即西方类型，现代文明即西方文明，西方文明即现代文明。然而，这是完全虚假的同一。西方文明出现于8世纪和9世纪，其独特的特征在以后的世纪中得到了发展，它直到17和18世纪才开始实现现代化。西方远在现代化之前就是西方，使西方区别于其他文明的主要特征产生于西方现代化之前。
    在现代化之前的几百年间西方社会的这些独特特征是什么？各类学者已对此作出了回答，这些答案在一些细节上有所不同，但在可以被合理地看作西方文明核心的体制、实践和信念方面却意见一致。包括下述方面：
    古典遗产。作为第三代文明，西方从以前的文明中继承了许多东西，包括最引人注目的古典文明。西方从古典文明中得到很多遗产，包括希腊哲学和理性主义、罗马法、拉丁语和基督教。伊斯兰文明和东正教文明也对古典文明有所继承，但是在任何方面其程度都远不及西方。
    天主教和新教。西方的基督教，先是天主教，尔后是天主教和新教，从历史上说是西方文明唯一最重要的特征。确实，在它诞生后的第一个一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把现在认作西方文明的东西称为西方基督教世界；在西方信仰基督教的各民族中，存在着成熟的社会群体感，这使它们区别于土耳其人、摩尔人、拜占庭人以及其他民族；正是为了上帝和黄金，西方人在16世纪向外征服世界。宗教改革与反改革和西方基督教世界之分裂为北方的新教和南方的天主教，也是西方历史的独特特征，而这在东正教中是全然不存在的，很大程度上也与拉丁美洲的经历相距甚远。
    欧洲语言。语言是仅次于宗教的、使一种文化的人民区别于另一种文化的人民的要素。西方在其语言的多样性方面不同于大多数其他文明。日语、印地语、汉语普通话、俄语，甚至阿拉伯语都被认为是它们文明的核心语言。西方继承了拉丁语，但是出现了各种民族和与之相伴随的民族语言，这些语言被宽泛地划分为范围广泛的罗曼语系和日耳曼语系。到16世纪，这些语言一般已呈现出它们的当代形式。
    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在整个西方的历史上，先是唯一的教会然后是许多教会与国家并存。上帝与皇帝，教会与国家，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在西方文化中始终普遍地是二元的。除西方文明之外，只是在印度文明中也才有宗教与政治如此明显的分离。在伊斯兰教中，上帝即皇帝；在中国和日本，皇帝即上帝；在东正教中，上帝是皇帝的小伙伴。作为西方文明象征的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分离和一再出现的冲突，在其他文明中并不存在。这种权威的分裂极大地有利于西方自由的发展。
    法治。法治是一个文明社会的核心观念，是从罗马继承来的。中世纪的思想家曾详细阐述过自然法的思想，君主应当根据自然法来行使他们的权利，而普通法的传统则在英国得到了发展。在16和17世纪的绝对君主制阶段，法制在现实中遭到的破坏多于被遵守，但是人类的权力应受某种外部力量制约的思想仍然延续了下来，这就是拉丁文名言“Non sub hoine sed sub Deo et lege”的意思。法治的传统为宪政和人权保护奠定了基础，包括保护财产权不受专制权力的侵犯。在大多数其他文明中，法治在影响思想和行为方面是一个较不重要的因素。
    社会多元主义。历史上，西方社会一直是非常多元化的。正如多伊奇所注意到的，西方的独特性是“多样化的自主集团的兴起和延续，它们并非建立在血缘关系或婚姻基础之上”。从6世纪和7世纪开始，这些集团最初包括修道院、修士会、行会，但以后在欧洲的许多地区扩大到包括各种其他协会和社团。协会的多元性又得到阶级多元性的补充。大多数西欧社会包括相对强大和自主的贵族、大量农民和虽然为数不多但很重要的商贾阶级。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封建贵族的力量在限制绝对君主制稳固扎根的能力方面特别重要。欧洲的多元性与同时存在于俄国、中国、奥斯曼帝国和其他非西方社会中的市民社会的贫困、贵族的虚弱和中央集权的官僚帝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代议机构。社会的多元性最初导致了等级、议会和其他代表贵族、教士、商人和其他集团的利益的机构。这些机构提供了在现代化过程中演变为现代民主体制的代议制形式。在一些例子中，这些机构在绝对君主制期间被废除，或者受到很大的限制。然而甚至当这种情况发生之后，如在法国，它们仍然得以复活，并成为扩大政治参与的工具。没有任何其他的当代文明具有可与之相比的可以追溯到一干年前的代议机构的传统。在地方层面上，也发生了大约始于19世纪的自治运动，它们先是在意大利的各城市中发展，然后向北蔓延。这些运动“迫使主教、地方贵族和其他显贵与市民分享权力，而且最终常常完全屈从于他们”。这样，全国层次上的代议制就得到了地方层次上的自治措施的补充，后者在世界的其他地区是不存在的。

    个人主义。上述许多西方文明的特征促进了文明社会中所独有的个人主义意识及个人权利传统和自由传统的出现。自由主义产生于14和15世纪，被多伊奇称为“罗密欧与朱丽叶革命”的个人选择权利到17世纪在西方被普遍接受。对所有个人平等权利的要求——“英格兰最贫穷的人生活得像最富有的人一样”——即使没有被普遍接受，也得到了清楚的表达。在20世纪的各文明中，个人主义仍然是西方的显著标志。在一位学者对包括50个国家的类似例子的分析中，在个人主义指标方面得分最高的20个国家包括了除葡萄牙之外的所有西方国家，再加上以色列。另十个对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作跨文化研究的作者同样强调，与其他集体主义盛行的地方相比，在西方，个人主义占统治地位，该作者得出如下结论：“在西方被视为最重要的价值，在世界范围内最由重要。”西方人和非西方人一再把自由主义认作西方主要的区分标志

    上述条目并不意味着穷尽了西方文明的独特特征，也不意味着那些特征总是普遍地存在于西方社会中。显然它们不总是普遍存在，因为在西方历史上经常有许多暴君忽视法制和中止代议机构。它也不意味着所有这些特征都没有出现在其他文明中，显然其他社会也有这些特征，例如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构成了伊斯兰社会的基本法律旧本和印度曾有过在西方流行的阶级制度（也许由于此，它们是仅有的两个维持了一定时间民主政府的重要的非西方社会）。这些因素单独来说几乎没有一个是西方独有的。然而，所有这些因素的结合却是西方独有的，是它们赋予了西方独特性。这些概念、实践和体制在西方不过是比在其他文明中更普遍。它们至少形成西方文明必不可少的持续不变的核心的一部分。它们是西方之为西方的东西，但不是西方之为现代的东西。它们也在很大程度上是使西方能够在实现自身和世界的现代化中起带头作用的因素。

    对西方和现代化的回应

    西方的扩张促进了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和西方化。这些社会的政治领袖和知识领袖用以下三种方式中的一种或一种以上对西方的影响作出了回应：拒绝现代化和西方化；接受两者；接受前者，拒绝后者。
    拒绝主义。日本从1542年第一次同西方交往到19世纪中时，实质上遵循了拒绝主义的路线。它只允许有限的现代化形式，如获得火器，但严格禁止引进西方文化，包括最引人注目的基督教。西方人在17世纪中叶全部被驱逐。这一拒绝主义立场由于日本1854年在美国海军准将柏利的压力下被迫开放门户和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全力学习西方而告终。几个世纪中，中国也试图阻止任何重要的现代化或西方化。虽然中国于1602年允许基督教传教士进入中国，但以后又在1722年把他们驱逐出境。与日本不同，中国的拒绝主义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中国作为中央帝国的自我形象和坚信中国的文化优越于所有其他文化的信念。像日本的闭关自守一样，中国的闭关自守也是被西方的武力打破的，那是在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英国之所为。正如这些例子所表明的，19世纪期间，西方的权力使得非西方社会越来越难以坚持，而且最终不可能坚持纯粹的排斥主义战略。
    20世纪交通和通讯的改善以及全球范围的相互依赖，极大地提高了排斥的代价。除了一些想要维持基本生计的小而孤立的农村社区外，在一个现代性开始占压倒优势和高度相互依赖的世界里，完全拒绝现代化和西方化几乎是不可能的。丹尼尔·派普斯写道：“只有最极端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拒绝现代化和西方化。他们把电视机扔到河里，禁止带手表，拒绝使用内燃机。然而，他们的纲领的不可实践性严重地限制了这些集团的吸引力；在一些情况下，例如尼日利亚卡诺城的延·依扎拉（Yen Izala）集团、暗杀埃及总统萨达特的阴谋集团、袭击麦加清真寺的集团以及马来西亚的一些达克瓦（Dakwah）集团，在他们与当局的武力遭遇中失败后便也销声匿迹了。”销声匿迹总结了到20世纪末纯粹的拒绝主义政策的命运。用汤因比的话来说，狂热不是一个可靠的选择。
    基马尔主义（凯末尔主义）。对西方的第二个可能的回应是汤因比所说的希律党人的主张（Herodianism），即拥护现代化和西方化。这一回应建立在下述假设的基础上：现代化是可望的和必要的，本土的文化与现代化不相容，必须抛弃或废除；为了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社会必须完全西方化。现代化和西方化相互加强，而且必须相辅相成。这一方法以19世纪末一些日本和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论点为典型，他们认为，为了实现现代化，他们的社会必须放弃其传统语言，而采用英语作为国语。毫不令人惊异的是，这一观点在西方人中甚至比在非西方精英中更加流行。它提供的信息是：“要想成功，你必须像我们一样。我们的方法是唯一的方法。”论据是，“这些（非西方）社会的宗教价值、道德设想和社会结构至少同工业主义的价值和实践相异化，有时还相敌对。”因此，经济发展要求“根本地和建设性地重建生活和社会，而且，正如生活在这些文明中的人所理解的那样，常常要求重新解释生存本身的含义”。派普斯在明确提到伊斯兰教时提出了同样的观点：
    为了逃避社会的反常状态，穆斯林只有一个选择，因为现代化要求西方化……伊斯兰教没有提供可供选择的实现现代化的方法……世俗主义不可避免。现代科技要求吸收伴随着它们的思想进程；政治体制也要求如此。由于对内容的模仿必须不亚于形式，所以必须承认西方文明的主导地位以便能够学习它。欧洲语言和西方教育体制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后者鼓励自由地思考和随意地生活。只有当穆斯林明确接受西方模式时，他们才可能实现技术化，尔后才可能发展。
    在派普斯写这些话60年之前，穆斯塔法·基马尔（凯末尔卜阿塔蒂尔克已经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并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创建了一个新土耳其，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使它既西方化也现代化。在从事这项事业和抛弃伊斯兰的历史时，基马尔使土耳其成了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一个在其宗教、遗产、习俗和体制方面是伊斯兰的社会，但是其统治精英却决心使它成为现代的、西方的和与西方一致的。20世纪末，一些国家正在追求基马尔主义的选择，并试图用西方的认同来代替非西方的认同。它们的努力将在第六章中进行分析。
    改良主义。拒绝意昧着把一个社会孤立于一个正在缩小的现代世界之外的一种无望做法。基马尔主义意味着一个困难的和痛苦的做法：摧毁已经存在了许多世纪之久的文化，用从另一个文明中引入的全新的文化来取代它。第三种选择是试图把现代化同社会本土文化的主要价值、实践和体制结合起来。可以理解，在非西方的精英中，这种选择一直是最流行的。在中国的晚清时期，人们提出了一个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日本，口号是“日本的精神，西方的技术”。在19世纪30年代的埃及，穆罕默德·阿里“尝试过不使文化过分西方化的技术现代化”。然而，这一努力失败了。结果，阿里注意到，“埃及的命运不是日本的没有文化西方化的技术现代化的命运，也不是通过文化西方化来实现技术现代化的基马尔的命运。”然而，19世纪后半叶，贾迈勒·阿富汗尼、穆罕默德·阿布杜和其他改良者进行了新的尝试来协调伊斯兰教和现代性，论证了“伊斯兰与现代科学和西方思想精髓的相容性”，“并为接受现代思想和体制，无论是科学、技术体制，还是政治体制（宪政和代议制政府）”，提供了一个“伊斯兰教的理论基础”。这是一个范围广泛的改良主义，倾向于基马尔主义，它不仅接受现代性，而且接受西方的体制。这种类型的改良主义是自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50年中穆斯林精英对西方的占优势的回应，其时它先是受到基马尔主义兴起的挑战，然后又受到以原教旨主义为形式的更纯粹的改良主义兴起的挑战。
    拒绝主义、基马尔主义和改良主义对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可取的问题的解答，建立在不同的假设基础之上。对于拒绝主义来说，现代化和西方化是不可取的，有可能同时拒绝两者。对于基马尔主义来说，现代化和西方化都是可取的，由于后者对于获得前者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两者都是可能的。对于改良主义来说，现代化在没有实质上的西方化的情况下是可取的也是可能的，而西方化则不是可取的。因此，拒绝主义和基马尔主义在现代化和西方化功可取性方面存在着冲突，基马尔主义和改良主义在是否可以在没有西方化的前提下实现现代化的问题上存在着冲突。

    图3．1用图解法表示了三种行动路线。拒绝主义可能停留在A点上；基马尔主义可能沿着对角线移向B点，改良主义可能水平地移向C点。然而，社会实际上沿着哪条路线前进呢？显然，每一个非西方社会都循着自己的路线，它们可能相当不同于这三条原型路线。马兹鲁伊甚至认为埃及和非洲已经沿着“没有技术现代化的文化西方化的痛苦过程走向 D点”。在非西方社会对西方的回应中存在着现代化和西方化的任何一般模式，在其程度上，它可能显示出沿着 A到 E的曲线。原先，西方化和现代化密切相联，非西方社会吸收了西方文化相当多的因素，并在走向现代化中取得了缓慢的进展。然而，当现代化进度加快时，西方化的比率下降了，本土文化获得了复兴。于是进一步的现代化改变了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之间的文化均势，加强了对本土文化的信奉。
    因此，在变化的早期阶段，西方化促进了现代化。在后期阶段，现代化以两种方式促进了非西方化和本土文化的复兴。在社会层面上，现代化提高了社会的总体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鼓励这个社会的人民具有对自己文化的倩心，从而成为文化的伸张者。在个人层面上，当传统纽带和社会关系断裂时，现代化便造成了异化感和反常感，并导致了需要从宗教中寻求答案的认同危机。表3．2的简单形式指出了这一变动的过程。
    这一假设的一般模式与社会科学理论和历史经验都是一致的。雷纳·鲍姆检验了一系列可以得到的关于“不变性的假设”的证据后，得出如下结论：“人们不断地寻求有意义的权威和有意义的个人自主的情况，发生在各种独特的文化模式中。在这些方面不存在走向跨文化的同质化世界的趋同。相反，在发展的历史阶段和早期现代阶段以独特形式发展的模式中似乎存在着不变性。”正如弗罗本纽斯、斯宾格勒和博兹曼和其他人所详细阐述的，借鉴理论强调接受者的文明在多大程度上有选择地借鉴其他文明的内容，接受、改变和吸收它们，以便加强和确保自身文化的核心价值的延续。几乎世界上所有非西方文明都至少存在了一千年，有些是几千年。有记录证明，它们都借鉴过其他文明来增强自己的延续。学者们认为，中国从印度吸收的佛教并没有导致中国的“印度化”，中国吸收佛教是为了中国的目的和需要，中国的文化仍然是中国的。中国人至今仍在不断挫败西方使他们基督教化的强大努力。假如在未来某一天，中国确实引入了基督教，那么也只能期望它在与中国文化的主要要素相容的前提下被吸收和改造。同样，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实质上为了功利主义的目的”，而接受、估价和利用他们的“希腊遗产”。由于对借鉴某些外部形式或技术非常感兴趣，他们知道如何忽略希腊思想体系中可能同‘真理’相冲突的所有要素，这些真理已被确立在他们奉若神明的古兰经的规范和戒律中。日本遵循了同样的模式。公元7世纪，日本引入了中国文化，“在没有经济和军事压力的情况下，主动转变为”高级的文明。“在其后的几个世纪里，相对孤立于大陆影响的时期（在此期间，他们对以前的借鉴作了挑选，吸收了有用的东西）和重新开始交往和文化借鉴的时期交替出现。”在所有这些阶段，日本文化保留了其独特性。

    基尔马主义论点的温和形式——非西方社会可以通过西方化而现代化，仍然没有得到证实。基马尔主义论点的极端形式斗西方社会为了现代化必须西方化，并没有作为一个普遍的命题而成在。然而它确实提出了一个问题：是否存在一些非西方社会．其中本土文化为现代化所造成的障碍如此之大．以致于如果要客现规代化，该文化必须实质上为西方文化所取代。从理论上讲，就终极文化而言而不是就工具文化而言可能更是如此。工具文化的“特点是有很大部分的中间目标，它们分离于并独立于最终目标”。这些系统“可以轻易地通过用！日瓶装新酒的方式来革新自身……这样一些系统的革新可以显得没有根本改变它们的社会体制。确切地说，革新为恒久性服务”。相反，终极系统的“特点是中间目标和最终目标之间有密切的关系……社会、国家、权威和诸如此类的事物都是一个煞费苦心支撑的、高度统一的系统的一部分，在其中，宗教作为认识的指导无所不在。这样一些系统一直敌视革新”。阿普特尔使用这些范畴来分析非洲部落的变化，艾森施塔特把类似的分析运用于一些伟大的亚洲文明，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社会、文化和政治体制的自主极大地促进了”内部变化。由于这些原因，更具有工具性的日本社会和印度社会比儒教社会和伊斯兰社会更早也更容易地进入了现代化。它们更有能力引进西方技术和运用它来支持自己的现存文化。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社会和伊斯兰社会必须同时放弃现代化和西方化，或同时接受两者？选择似乎并非仅限于此。除日本之外，新加坡、台湾、沙特阿拉伯，在较小的程度上还有伊朗，已成为现代社会而没有变为西方化。伊朗国王确实曾试图遵循基马尔主义路线，实行现代化和西方化，但引起了强烈的反西方反应，而不是反现代的反应。中国显然开始走上了改良道路。
    伊斯兰社会在实现现代化方面一直存在着困难，派普斯用下述论据来支持其西方化是现代化的前提条件的观点：伊斯兰教与经济事务方面的现代性在诸如利润、禁食、遗产法和妇女参加工作等方面相冲突。然而甚至他也赞同地引用了马克辛·罗丁森的话：“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穆斯林宗教曾阻碍穆斯林社会沿着通向现代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他还认为，在除经济以外的其他大多数方面
    伊斯兰教与现代化并不冲突。虔诚的穆斯林能够研习科学，在工厂中有效率地工作，或利用先进武器。现代化并不要求有一个政治意识形态，或一套体制，因为选举、国家边界、市民联合以及西方生活的其他标志，对于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必需的。伊斯兰教作为一个信条可以满足管理顾问和农民的需要。伊斯兰教法没有就伴随着现代化的转变说任何话，诸如从农业向工业的转变，从乡村向城市的转变，或从社会静止向社会流动的转变；也没有冲击诸如大众教育、高速通讯、新形式的运输工具或医疗照顾这样一些事物。
    同样，甚至反西方主义和复兴本土文化的极端支持者，也并不拒绝使用电子函件、录音录像磁带和电视等现代技术来促进他们的事业。
    简言之，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西方化确实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非西方文化对现代化造成了什么障碍，与它们对西方化造成的障碍相比都相形见细。正如布罗代尔所说，持下述看法几乎“是幼稚的”：现代化或“单一”文明的胜利，将导致许多世纪以来体现在世界各伟大文明中的历史文化的多元性的终结。湘反，现代化加强了那些文化，并减弱了西方的相对权力。世界正在从根本上变得更加现代化和更少西方化。

    第四章 西方的衰落：权力、文化和本土化

    西方的权力：支配和衰落

    相对于其他文明而言，西方的权力呈现出两幅画面。第一幅是西方处于压倒一切的、成功的、几乎是完全的支配地位。苏联的瓦解消除了西方唯一最强劲的挑战者，其结果是在日本可能会偶然给予的支持下，世界正在并将继续被西方主要国家的目标、优先考虑和利益所塑造。作为一个仅存的超级大国，美国会同英国和法国一道在政治和安全事务上作关键性的决策，会同德国和日本一道在经济问题上作关键性的决策。西方是唯一在其他各个文明或地区拥有实质利益的文明，也是唯一能够影响其他文明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的文明。其他文明中的社会通常需要西方的帮助来达到其目的和保护其利益。正如一位作者所概括的，西方
    ●拥有和操纵着国际金融系统
    ●控制着所有的硬通货
    ●是世界上主要的消费品主顾
    ●提供了世界上绝大部分制成品
    ●主宰着国际资本市场
    ●对许多社会发挥着相当大的道义领导作用
    ●有能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干预
    ●控制着海上航线
    ●进行着最先进技术的研究和开发
    ●控制着尖端技术教育
    ●控制着宇航技术
    ●控制着航天工业
    ●控制着国际通讯系统
    ●控制着高科技武器工业

    关于西方的第二幅图画与这第一幅画面大不相同。那是一个衰落的文明，相对于其他文明而言，西方在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的权力正在下降。西方在冷战中获胜带来的不是胜利，而是衰竭。西方越来越关注其内部问题和需求，因为它面临着经济增长缓慢、人口停滞、失业、巨大的政府赤字、职业道德下降、储蓄率低等问题；此外在许多国家，包括美国，面临着社会解体、吸毒、犯罪等问题。经济权力正在迅速转移到东亚，军事权力和政治影响开始向东亚转移。印度处于经济起飞的边缘，伊斯兰世界日益敌视西方。其他社会很快不情愿接受西方旨意和容忍其说教，西方的自信和支配意志也随之消失。80年代末，人们就美国衰落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90年代中期，一项力量对比分析得出了某种相似的结论：
    在许多重要方面，它（指美国）的相对权力将加速下降。就其纯经济能力而言，美国的地位相对于日本、最终相对于中国可能会进一步动摇。在军事领域，美国与许多日益壮大的地区力量（可能包括伊朗、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实力对比的天平将由中心向外围倾斜。美国的一些组织积将转移到其他国家，另一些权力（其中一些是软权力）将落到诸如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的手中。
    这两幅关于西方世界地位的相反画面，究竟哪一幅描绘了现实？答案当然是：它们描绘的都是现实。西方现在占绝对优势，并在进入21世纪时仍将在权力和影响力方面保持世界第一。然而文明间的均势也发生了一些逐步的、无情的、也是根本的变化。西方的权力相对于其他文明将继续衰落。随着西方老大的地位被侵蚀，它将丧失很多权力，其余的权力将在地区基础上分散给几个主要文明及其核心国家。最重要的权力增长正在并将继续发生在亚洲文明之中，中国正逐渐成为最有可能在全球影响方面向西方挑战的国家。这种文明间的权力转移正在并将继续导致非西方社会的复兴和日益伸张其自身文化，并摒弃西方文化。
    西方的衰落有如下三个特征：
    首先，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西方权力的上升历时400年之久，它的衰退可能也需要同样长的时间。SO年代，著名英国学者海德里·布尔论证说，“欧洲或西方对广大国际社会的控制可以说在1900年左右达到了顶点”。斯宾格勒文集的首卷于1918年问世，自那时以来“西方的衰落”一直是20世纪历史的主题。衰落过程在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一直在延续。然而，可以设想的是，它可能会加速。在一国的能力中，经济增长及其他方面的增长通常呈S形曲线：起步缓慢然后急剧加速，接着是增长速度降低，再到停滞。国家的衰落也可能沿倒S形曲线发展，正如前苏联的情形一样：起先是中速下降，然后迅速加速，最后到达谷底。西方的衰落仍处于缓慢的第一阶段，但在未来的某一天，它可能会急剧加速。
    第二，衰落并不是呈直线型的。它极不规则，并带有间歇和反复，在西方的弱点暴露出后，它会再次坚持自己的权力。西方开放的民主社会具有巨大的更新能力。此外，与许多文明不同，西方有两个主要的力量中心。布尔所看到的始于1900年左右的衰落，实质上是西方文明中欧洲部分的衰落。从1910年到1945年，欧洲发生了不利于自己的分裂，被其内部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所困扰。然而，在20世纪40年代，西方主导地位中的美国阶段开始了，而且1945年，美国短暂地支配了世界，其地位几乎可以与1918年的同盟国相比。战后的非殖民化运动进一步削弱了欧洲的影响，但并没有削弱以新的跨国帝国主义代替传统殖民帝国的美国的影响。然而在冷战时期，苏联的军事权力可以与美国相抗衡，而且美国的经济权力相对日本来说下降了。尽管如此，美国仍为恢复军事和经济权力作了不懈的努力。1991年，另一位英国著名学者巴利·布赞认为“更深刻的现实是，现在的中心变得比非殖民化以来任何时期都更处于支配地位，而边缘更处于从属地位”。然而这种看法的准确性随着引起它的军事胜利在历史上被淡忘而消失了。
    第三，权力是一个人或群体改变另一个人或群体行为的能力。行为可以通过指导、强制或告诫加以改变，这需要行使权力者具有经济、军事、制度、人口、政治、技术、社会或其他方面的资源。因而，一个国家或群体的权力通常通过衡量它所支配的资源同其试图影响的其他国家或群体所支配的资源的对比来估价。西方对大部分（虽然不是全部）重要的权力资源的占有在20世纪达到顶峰，然后相对于其他文明开始下降。
    领土和人口。149O年，西方社会控制了巴尔干之外的大部分欧洲半岛，即5，250万平方英里的全球陆地面积（南极洲除外）中的大约150万平方英里。1920年其领土扩张达到顶峰之际，西方直接统治了大约2，55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将近地球陆地面积的一半。至1993年，西方控制的领土减少了一半，大约还有1，270万平方英里。西方的领土恢复到其原先欧洲核心部分，再加上其在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移民聚居的广衰土地。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独立后的伊斯兰国家的领土由1920年的180万平方英里扩大到1993年的1，100万平方英里。类似的变化也发生在对人口的控制上。1900年西方人口大约占世界人口的30％，西方政府统治着几乎45％的世界人口， 1920年达到 48％。1993年，除几个小的帝国残余如香港外，西方政府只统治着西方人。西方人口占人类总人口的比例略多于13％，预计下一世纪将下降到大约11％，2025年下降到10％。就西方总人口而言，1993年它排在中国、伊斯兰和印度文明之后，名列第四。

    表4．1各文明政治控制下的领土．1900－1993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文明控制的总领土估算（单位：万平方英里）
    年份 西方 非洲 中华印度伊斯兰日本 拉丁美 东正教其他
    文明 文明 文明文明文明文明 洲文明文明
    19002029 16.4 431.7 5.4 359.216.1772.1 873.3746.8
    1920 2544.740 391.3 5.4181.1 26.1809.81025.8225.8
    1971 1280.6463.6393.6 131.6918.3 14.2783.31034.6230.2
    1993 1271.1568.2392.3 127.9 1105.4 14.5781.9 716.9271.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占世界领土的百分比估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00 38.7 0.38.2 0.1 6.8 0.314.716.614.3
    1920 48 5 0.87.5 0.13.5 0.5 15.419.5 4.3
    1971 24.4 8.87.5 2.5 17.5 0.3 14.919.7 4.4
    1993 24.210.87.5 2.4 21.1 0.314.913.7 5.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占世界领土的相对份额根据当年通行的国界估算。
    ◎世界领土估计为5250万平方英里，不包括南极洲。
    资料来源：（政治家年鉴）（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01－1927年）；（世界书籍图册）（芝加哥：领域企业教育公司，1970年）；《大不列颠年鉴》（芝加哥：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1992－1994年）
    表4.2 世界主各文明所属国家的人口，1993年（单位：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华文明 134，090拉丁美洲文明 50，750
    伊斯兰文明 92，760 非洲文明 39，210
    印度文明 91，580东正教文明26，130
    西方文明 80，540日本文明12，47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资料来源：据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数字统计，《1994年年鉴》（芝加哥：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 1994年），第764－769页

    表4．3在各文明政治控制下的世界人口份额

    1900－2025年（百分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份 西方非洲 中华 印度伊斯兰日本 拉丁美 东正教其他
    文明文明 文明 文明文明文明 洲文明文明

    世界总数

    190O[1.6]44.3 0.4 19.3 0.34.23.53.2 8.516.3
    1920[1.9]48.1 0.7 17.3 0.32.44.14.6 13.9 8.6
    1971[37] 14.4 5.6 22.815.2 13.02.88.4 10.0 5.5
    1990[5.3]14.7 8.2 24.316.3 13.42.39.26.5 5.1
    1995[5.8]13.1 9.5 24.016.4 15.9+2.29.3 6.1++3.5
    2010[7.2]11.511.7 22.317.1 17.9+ 1.8 10.35.4++2.0
    2025[8.5]10.114.4 21.016.9 19.2+ 1.59.24.9++2.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占世界人口的相对份额根据当年通行的国界估算。1995年至2025年的人口估算根据1994年边界。
    ◎世界人口估算以亿为单位。
    +估算不包括独联体或波斯尼亚的人口。
    ++估算包括独联体、格鲁吉亚和前南斯拉夫的人口。
    资料来源：联合国人口署经济和社会信息及政策分析部：《世界人口预测，1992年修订本》（纽约：联合国，1993年）；《政治家年鉴》（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01—1927年）；《世界年历和事实书籍》（纽约：新闻出版公司，1970－1993年）。因此，在数量上，西方人构成世界人口中持续下降的少数。在质量上，西方和其他人口之间的对比也在发生变化。非西方人民正在变得更健康，更城市化，有更高的识字率和更良好的教育。到本世纪90年代初，拉丁美洲、非洲、中东、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婴儿死亡率只是其30年前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这些地区人口的预期寿命显著增长，增加值从非洲的11年到东亚的23年不等。20世纪60年代初，第三世界的大部分国家中仅有不足三分之一的成年人识字。90年代初，除非洲外几乎所有国家的人口识字率都高于二分之一。50％的印度人和75％的中国人能够读和写。1970年发展中国家的识字率平均是发达国家的41％； 1992年平均是71％。90年代初，除非洲外的所有地区的学龄人口几乎都接受了小学教育。最重要的是，60年代初，亚洲、拉丁美洲、中东和非洲不到三分之一的适龄人口接受中等教育；到90年代初，除非洲外，一半的适龄人口接受了中等教育。1960年城市居民占不发达国家全部人口的比例不到四分之一。然而1960年至1992年间，城市人口所占的百分比在拉丁美洲从49％增加到73％，在阿拉伯国家从34％增加到55％，在非洲从14％增加到29％，在中国从18％增加到27％，在印度从19％增加到26％。

    表4．4 各文明或国家在世界制造业产值中所占份额，1750－1980年
    (百分比，世界总量=100％)
    ┌─────────────────────────────────────────┐
    │国家 1750 1800 1830 1860 1880 1900 1913 1928 1938 1953 1963 1973 1980 │
    ├─────────────────────────────────────────┤
    │西方 18.2 23.3 31.1 53.7 68.8 77.4 81.6 84.2 78.6 74.6 65.4 61.2 57.8 │
    │中国 32.8 33.3 29.8 19.7 12.56.23.6 3.4 3.12.33.53.9 5.0│
    │日本3.83.52.82.62.42.42.7 3.3 5.22.95.18.8 9.1│
    │印度／巴基斯坦 24.5 19.7 17.68.62.81.71.4 1.9 2.41.71.82.1 2.3│
    │俄罗斯／苏联* 5.05.65.67.07.68.88.25.39.0 16.0 20.9 20.1 21.1 │
    │巴西和墨西哥- — 0.8 0.6 0.7 0.8 0.8 0.8 0.9 1.2 1.6 2.2 │
    │其他 15.7 14.6 13.17.65.32.81.71.10.91.62.12.32.5 │
    └─────────────────────────────────────────┘
    ◎包括冷战期间华约组织国家。

    资料来源：保罗·贝罗克：《1750年至1980年的国际工业化水平》，（欧洲经济史杂志｝，第11期（1982年秋季号），第269－334页。
    在识字率、教育和城市化方面的这些变化造成了被社会动员起来的人口，这些人口的能力加强了，期望值更高了，他们可能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而这是不识字的人所做不到的。被动员起来的社会是更强有力的社会。1953年，伊朗只有不到15％的人识字，不到17％的人是城市居民，科米特·罗斯福以及少数中央情报局的特务轻而易举地镇压了一次暴动，使伊朗国王重登宝座。而到1979年，当50％的伊朗人识字和47％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时，多大的美国军事力量都不可能再保住国王的王位了。一道明显的鸿沟仍把中国人、印度人、阿拉伯人和非洲人与西方人、日本人和俄罗斯人分离开来。但这道鸿沟正迅速变窄。同时，又出现了另外一道鸿沟。西方、日本和俄罗斯人的平均年龄日趋稳定，在人口中占比例更大的那部分退休者给那些仍然受雇的生产者增添了沉重的负担。其他文明的负担是大量的儿童，但儿童是未来的工人和士兵。
    经济产值。西方在全球经济产值中所占的份额可能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了顶峰，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明显下降。1750年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产值中占了几乎三分之一，印度占将近四分之一，西方则占不到五分之一。至1830年西方已略微超过中国。在后来的几十年里，正如保罗·贝罗克所指出的，西方的工业化导致了世界其他地区的非工业化。1913年非西方国家的制造业产值大约是其1800年的三分之二。从19世纪中期开始，西方所占份额急剧增加，1928年达到其最高点，占世界制造业产值的84 2％。此后由于其增长率不高，以及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国家二战后制造业产值的迅速增加，西方所占份额有所下降。至1980年，西方占全球制造业产值的57． 8％，大致相当于其120年前即19世纪60年代所占的份额。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经济总产值的可靠数据无法找到。然而1950年，西方占世界总产值的大约64％；80年代这个比例降至49％。（见表4．5。）据估计，到2013年，西方将仅占世界产值的30％。据1991年的另一项估计，世界上7个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中有4个是非西方国家：日本（第二位），中国（第三位），俄罗斯（第六位）和印度（第七位）。1992年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国，在十大经济国中包括5个西方国家，还有其他5个文明的带头国家：中国、日本、印度、俄罗斯和巴西。一些似乎言之成理的预测表明2020年排名前五位的经济强国将是5个不同文明的国家，经济占前十位的国家中将只有3个是西方国家。当然，西方的相对衰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东亚的迅速崛起。
    表4．5各文明在世界经济总产值中所占份额，1950－1992年（百分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份 西方非洲 中华 印度伊斯兰日本 拉丁美 东正教
    其他
    文明文明 文明 文明文明文明 洲文明文明
    1950 64.1 0.2 3.33.8 2.93.1 5.6 16.0
    1.0
    1970 53.41.74.83.0 4.67.86.217.4
    1.1
    1980 48.62.06.42.7 6.38.57.716.4
    1.4
    1992 48.92.1 10.03.511.08.08.3 6.2
    2.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92年东正教文明的估算包括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
    ＋“其他”包括其他文明和四舍五入造成的误差。
    资料来源：1950、1970、1980年的百分比由荷伯特·布洛克按不变美元价格计算出，见《1980年全球总产值：创造性的停顿？》（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国务院公共事务局，1981年），第30－45页。1992年的百分比根据《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中的关于世界银行购买力平价估算表30计算出。经济生产总值部分地掩盖了西方在质量上的优势。西方和日本几乎垄断了先进技术工业。然而技术正在传播，如果西方希望维持优势，它将竭力把传播减小到最低限度。然而多亏西方创造了相互联系的世界，它使减缓技术向其他文明的扩散变得日益困难。由于不存在冷战时期的那种单一的、压倒一切的、公认的威胁，加之技术控制措施效力有限，情况便更是如此。

    表面上看似乎中国经济在历史上大部分时期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20世纪后半叶技术的扩散和非西方国家的经济发展正在使历史上的格局再现。这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但是即使不是在ZI世纪中叶之前，那么到21世纪中叶，经济生产和制造业产值在主要文明之间的分布也可能与1800年的情况类似。西方对世界经济为时200年的“垄断”行将结束。
    军事能力。军事能力包括四个方面的因素：数量——兵力、武器、装备和资源：技术——武器和装备的效能和尖端性；组织——凝聚力、纪律性、训练和军队土气以及指挥和控制关系的有效性；社会——社会有效地使用军队的能力和愿望。20年代西方在所有这些方面都遥遥领先。在以后的几年里，西方的军事权力相对于其他文明下降了，这种下降反映在军事人员对比的变动上，尽管很明显这不是军事能力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但也是标准之一。现代化和经济发展引发了国家发展其军事能力的愿望并为其提供了资源，很少有国家不是这样。30年代，日本和苏联建立了非常强大的军队，这一点在二战中得到显示。冷战期间苏联拥有世界上两支最强大的军队之一。目前西方垄断了在世界任何地区部署大量常规军事力量的能力，至于它是否将保持这种能力尚不得而知。然而答案似乎是肯定的，因为没有一个非西方国家或国家集团在未来几十年内可能具有与之相当的能力。
    表4.6 各文明在世界军事人员总数中所占份额《百分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份西方非洲 中华印度伊斯兰日本 拉丁美 东正教其他
    文明文明 文明文明文明文明 洲文明文明

    世界总数

    1900[1，008.6]43.71.610.00.416.71.89.4 16.6 0.1
    1920[864.5]48.53.817.40.4 3.62.9 10.2 12.8* 0.5
    1970[2，399.1]26.82.124.76.610.40.34.0 25.1 2.3
    1991[2，579.7]21.13.425.74.820.01.06.3 14.3 3.5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以该年度通行国界为基础估算。
    世界武装部队总人数（现役）以万为单位。
    。其中的苏联军队人数，系G·M·麦金托什所估算的1924年数字，见D·H·利德尔一哈特：《红军：1918－1945年的红军及1946年迄今的苏军》一书（纽约：哈考特，布雷斯，1956年）。
    资料来源：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世界军费和武器转让》（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该署，1971－1994年）；《政治家年鉴》（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01－1927年）。
    总的来说，冷战后几年中全球军事能力的演变由五大趋势所主导。
    第一，苏联武装部队在苏联解体之后迅即不复存在。除俄罗斯外，只有乌克兰从苏联脱离之后，继承了重要的军事能力。俄国军队在规模上大大缩小，并已从中欧和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撤出。华约组织解散了。向美国海军挑战的目标被放弃。军事装备要么被处理要么任其损坏，以致无法使用。国防预算锐减，官兵土气普遍低落。同时，俄罗斯军队正重新确定其使命和学说，并为其在保护俄罗斯人和对付近邻的地区冲突中所起的新作用而进行重建。
    第二，俄国军事能力的急剧减弱引起了西方军费开支、兵力和能力较为缓慢但明显的下降。根据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的计划，美国军费开支将减少35％，即从1990年的3， 423亿美元（按1994年美元价格计算）减至1998年的2 223亿美元。当年的军队建制将减至冷战结束时的一半到三分之二。军队总人数将从210万减至140万。许多重要的武器研制项目已经或正在被取消。1985年至1995年期间主要武器的年度采购从29艘舰只减至6艘，943架飞机减至127架，720辆坦克减至八战略导弹从48枚减至18枚。80年代末开始，英国、德国，在较小的程度上还有法国，在国防开支和军事能力方面也进行了类似的削减。90年代中期，德国武装部队预计将从37万人减至34万人，也可能减至32万人；法国军队将从1990年的29万人减至1997年的22．5万人。英国军队从1985年的37．71万人减至1993年的27．48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欧洲大陆成员国也缩短了服兵役期限，并讨论了放弃征兵制的可能性。
    第三，东亚的趋势与俄罗斯和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增加军费和改善军队被列入日程，在这方面中国是样板。在自身经济财富增长和中国扩充军备的刺激下，其他东亚国家也开始实行军事现代化和扩大军队。日本继续完善其高度先进的军事能力。台湾。韩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都纷纷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军队，从俄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其他国家购买飞机、坦克和舰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防务开支在1985至1993年期间大约降低了10％（从 5396亿美元减至 4850亿美元，按1993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而在同一时期，东亚的军费开支增加了50％，从898亿美元增加到1348亿美元。
    第四，包括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在内的军事能力正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扩散。随着一些国家经济上的发展，它们获得了生产武器的能力。例如，60年代至80年代，能够生产战斗机的第三世界国家从一个增加到8个，生产坦克的国家从一个增加到6个，生产直升飞机的国家从一个增加到6个，生产战术导弹的国家从无增加到7个。90年代的主要趋势是军火工业的全球化，这可能进一步削弱西方的军事优势。（注1。游多非西方社会或拥有核武器（俄罗斯、中国、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或许还有北朝鲜），或竭尽全力获得核武器（伊朗、伊拉克、利比亚，可能还有阿尔及利亚），或者使自己达到这样的地位：当它们认为必要时，便能够很快获得核武器（日本）。
    最后，这些发展使区域化成为冷战后世界军事战略和军事权力的主要趋势。区域化为俄罗斯和西方裁减军队和其他国家增加军队提供了理论依据。俄罗斯不再拥有全球军事能力，而是把其战略和兵力集中于防范近邻国家。中国已重新调整了其战略和军队，把重点放在了地区兵力投放和保护中国在东亚的利益上。同样，欧洲国家也在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西欧联盟来进行军事调整，以应付西欧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美国明确地把其军事计划由在全球遏制苏联并与其作战，改变为准备同时对付波斯湾和东北亚发生的地区性紧急情况。然而美国不可能具备达到这些目的的军事能力。为击败伊拉克，美国在波斯湾部署了其 75％的现役战术飞机、42％的现代化作战坦克、46%的航空母舰、 37％的陆军兵力和46％海军陆战队人员。由于未来将进行大幅度裁军，美国若进行一场针对西半球之外一些地区强国的干涉都很困难，更不用说两场了。全世界军事安全日益不依赖于全球的权力分配和超级大国的行动，而是依赖于世界各区域内的权力分配和各文明核心国家的行动。
    总而言之，从整体来说西方在21世纪的前几十年仍将是最强大的文明，在此之后，它可能继续在科技人才、科学研究和开发能力，以及民用和军用技术革新方面处于实际领先地位。然而，其他权力资源的控制正日益分散到非西方文明的核心国家和主要国家。西方对这些资源的控制在20年代达到顶峰，尔后便无规则地但显著地下降。到21世纪20年代，即距达到该顶峰100年之后，西方将可能控制世界版图的约 24％（顶峰时曾达到49％），世界人口的10％（顶峰时为48％）和社会动员人口的15％－20％，世界经济产值的大约30％（顶峰时可能为70％），制造业产值的25％（顶峰时为 84％），以及全球兵力的不到10％（顶峰时为45％）。
    1919年，伍德罗·威尔逊、劳合·乔治和乔治斯·克里孟梭实际上一起控制着整个世界。他们坐在巴黎，决定着哪些国家将存在，哪些将不存在，将创造哪些新的国家，它们的边界应如何划分，谁将统治它们，以及中东和世界其他地区在战胜国之间应如何分配。他们还决定如何对俄国进行军事干预，从中国榨取经济让步。100年之后，将不会再有能够行使类似权力的政治家小集团；任何这样的集团将不是由3个西方人组成，而是由世界7个或8个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的领导人所组成。邓小平、中曾根、英迪拉·甘地、叶利钦、霍梅尼和苏哈托的继承者将对抗里根、撒切尔夫人、密特朗和科尔的继承者。西方主宰天下的时代正在终结。与此同时，西方的衰落和其他权力中心的兴起正在促进全球本土化和非西方文化的复兴进程。

    本土化：非西方文化的复兴

    文化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权力的分布。贸易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跟着国旗走，但文化几乎总是追随着权力。历史上，一个文明权力的扩张通常总是同时伴随着其文化的繁荣，而且这一文明几乎总是运用它的这种权力向其他社会推行其价值观、实践和体制。一个普世文明需要普世的权力。罗马的权力在古典世界的有限范围内创造出了一个近乎普世的文明。19世纪以欧洲殖民主义为表现形式的西方权力和20世纪美国的霸权把西方文化推广到了当代世界的大部分地区。欧洲殖民主义已经结束，美国的霸权正在衰落。随着本土的、植根于历史的习俗、语言、信仰及体制的自我伸张，西方文化也受到侵蚀。现代化所带来的非西方社会权力的日益增长，正导致非西方文化在全世界的复兴。*
    *那些认为一个普世文明正在并且一定会出现的人们，以及那些认为西方化是现代化的前提条件的人们，几乎普遍忽略了权力和文化之间的联系。他们拒绝承认．其论点的逻辑需要他们支持西方扩大和巩固其对世界的控制，而且如果其他社会能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它们就会恢复旧的信条、习俗和实践，而这对于普世主义者说来是有碍进步的。然而，那些为普世文明的优点辩护的人，通常不为世界帝国的优点辩护。——原书脚注
    约瑟夫·奈曾论证说，在以经济和军事力量为基础的指挥权，即“硬权力”，与一个国家通过其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使“其他国家想要它所想要的东西”的“软权力”之间，存在一个差别。正如奈意识到的那样，世界上正在发生硬权力的广泛分散，主要国家“已不能像过去那样运用它们的传统权力资源来达到其目的”。奈继续说，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其他国家会更愿追随”其领导，因此软权力“与硬的指挥权力同样重要”。然而是什么使文化和意识形态具有吸引力呢？当它们被看作是根植于物质上的胜利与影响时，它们就是有吸引力的。软权力只有建立在硬权力的基础上才成其为权力。硬的经济和军事权力的增长会提高自信心、自负感，以及更加相信与其他民族相比，自己的文化或软权力更优越，并大大增强该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其他民族的吸引力。经济和军事权力的下降会导致自我怀疑、认同危机，并导致努力在其他文化中寻求经济、军事和政治成功的要诀。当非西方社会经济、军事和政治能力增长时，它们就会日益鼓吹自己的价值、体制和文化的优点。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50年代和60年代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民，当时它是与苏联的经济成功和军事权力联系在一起的。当苏联发生经济萧条且不能维持其军事力量时，这种吸引力也就随之消失了。西方的价值观和体制已吸引了其他文化的人民，因为它们被看作是西方权力和财富的源泉。这个进程已持续了几个世纪。正如威廉·麦克尼尔所指出的，1000年至1300年期间，基督教、罗马法和西方文化的其他要素被匈牙利人、波兰人和立陶宛人所采用，“对西方君主军事才能的畏惧和钦佩的混合，刺激了人们去接受西方文明”。随着西方权力的削弱，西方向其他文明强加其人权、自由主义和民主等概念的能力降低了，那些价值对其他文明的吸引力也随之减小。
    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几个世纪内，非西方民族曾一直羡慕西方社会的经济繁荣、先进技术、军事实力和政治凝聚力。他们在西方的价值和体制中寻求成功的秘诀，如果发现自认为可能的答案，他们就尝试在自己的社会中加以运用。为了变得富有和强大，他们不得不效仿西方。然而现在这种基马尔主义的态度在东亚已经消失。东亚没有将其经济的迅速发展归因于对西方文化的引进，而是归因于对自身文化的伸张。他们论证说，他们之所以正在取得成功，就是因为他们与西方不同。同样，如果非西方社会感到与西方相比自己相对弱小，他们就援引西方的价值观，如自决、自由主义、民主和独立，来为其反对西方的控制辩护。现在他们不再弱小而是日益强大，于是他们便毫不犹豫地攻击起那些他们先前曾用来维护自己利益的价值观。对西方的反叛最初是通过宣称西方价值的普遍性来证明其合理性的，现在则是通过宣称非西方价值的优越性来加以证明。
    这些态度的抬头是罗纳德·多尔所称的“第二代本土化现象”的表现。在西方的前殖民地和像日本和中国这样的独立国家，“第一个‘推行现代化的人’或‘独立后’的一代人常常是在外国（西方）的大学里接受用西方广为传播的语言进行的教育。部分是由于他们第一次出国时是易受影响的青少年，因而他们从根本上吸收了西方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相比之下，为数众多的第二代人大多数在国内由第一代人创立的大学里接受教育，授课越来越多地是使用当地语言而不是殖民语言。这些大学“与大都市世界文化的联系更加淡薄”，“知识通过翻译而变为本国化的，这些知识通常范围有限，水平也很低”。这些大学的毕业生不满于早些时候受过西方训练的那一代人的控制，因此经常“经不起排外主义反对运动的鼓动”。（注；到随着西方影响的减弱，那些年轻的、雄心勃勃的领导人不能指望西方为他们提供权力和财富。他们不得不在自己社会内部寻找成功的手段，因此他们必须适应该社会的价值和文化。
    本土化并不需要等待第二代来进行。能干的、有洞察力和有适应性的第一代领导进行了自我本土化，其中三个著名的例子是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哈里·李和所罗门·班达拉奈克。他们分别是牛津、剑桥和林肯律师学院的优秀毕业生，是卓越的法学家，是其社会中彻底西方化的精英。真纳是一个坚定的世俗主义者。李，用一个英国内阁成员的话说，是“苏伊土运河以东好得没治的英国人”。班达拉奈克从小就是个基督教徒。然而在领导他们的国家走向独立和独立之后，他们不得不实行本土化。他们回到自己祖先的文化中，在此过程中不时改变自己的认同、姓名、装束和信仰。英国律师真纳成为巴基斯坦的“伟大领袖”，哈里·李则成为李光耀。世俗主义者真纳成为把伊斯兰教作为巴基斯坦国基础的热情倡导者。盎格鲁化的李光耀学会了汉语普通话，并成为一个能言善辩的儒教促进者。信仰基督教的班达拉奈克皈依了佛教并求助于僧伽罗民族主义。
    80年代和90年代，本土化已成为整个非西方世界的发展日程。伊斯兰教的复兴和“重新伊斯兰化”是穆斯林社会的主题。在印度，普遍的趋势是拒绝西方的形式和价值观，以及使政治和社会“印度化”。在东亚，政府正在提倡儒家学说，政治和知识界领袖都在谈论其国家的“亚洲化”。80年代中期日本充斥着“日本和日本人理论”。随后一位重要的日本知识分子提出：日本在历史上经历了“这样一种循环：引进外来文化，通过复制和提纯而使那些文化‘本土化’，然后是引进的和有创造性的推动力被耗竭，从而导致了不可避免的动乱，最终再向外部世界开放”。目前日本正在“着手进行这个循环的第二阶段”。冷战结束后，随着西方化主张者和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者之间传统冲突的再度出现，俄罗斯重新变成了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然而在10年里，当西方化的戈尔巴乔夫被具有俄罗斯风格和西方信仰的叶利钦所取代时，趋势也随之从西方化转为斯拉夫化，而后者又受到集中体现了俄罗斯东正教本土化的民族主义者的威胁。
    民主的矛盾进一步推动了本土化：非西方社会对西方民主体制的采用鼓励了本土主义的和反西方的政治运动，并使它们获得了权力。60和70年代，发展中国家西方化的和亲西方的政府受到了政变和革命的威胁；80和90年代它们日益面临被选举下台的危险。民主化与西方化相冲突，民主本来就是一个地区化而并非世界化的进程。非西方社会的政治家并非通过显示自己有多么西方化来赢得选票。相反，选举竞争刺激他们把自己的信仰说成是最能吸引大众的东西，那些东西通常具有种族的、民族主义的和宗教的特征。
    结果是大众动员起来反对受过西方教育和西方取向的精英。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集团在穆斯林国家为数不多的几次选举中表现出色，如果不是军队取消了1992年的选举，它有可能在阿尔及利亚掌握国家政权。在印度争取选民支持的竞争可能鼓励了向社会群体发出呼吁和社会群体间的暴力。斯里兰卡的民主使得斯里兰卡自由党于1956年击败了西方取向的、具有精英观念的统一国民党，为80年代津达那亚僧伽罗民族主义运动的崛起提供了机会。1949年之前南非和西方精英都把南非看作是一个西方国家。种族隔离政权建立后，西方精英们逐渐把南非开除出了西方国家阵营，而南非白人仍然把自己当成是西方人。然而为了恢复他们在西方国际秩序中的地位，他们不得不引进西方民主制度，这导致了高度西方化的黑人精英掌权。然而如果第二代本土化因素起作用的话，他们的继承人将会有更多的科萨人、祖鲁人和非洲人观念，南非将日益把自己看作是一个非洲国家。
    在19世纪以前的各个时期，拜占庭人、阿拉伯人、中国人、土耳其人、蒙古人、俄罗斯人对自己的力量和成就非常自信。那时，他们也蔑视西方文化的低劣、体制的落后、腐化和衰败。现在，随着西方的成功相对减弱，这种态度重新出现了。人们感到“他们不必再接受它”。伊朗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说的，“西方的价值观遭到不同方式的反对，但在其他地方都没有像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中国和日本那样坚决。”我们正在目睹“由西方意识形态主宰的进步时代的结束”，正在跨入一个多种不同文明相互影响、相互竞争、和平共处、相互适应的时代。这一本土化的全球进程通过世界众多地区出现的宗教复兴广泛地表现出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亚洲和伊斯兰国家的文化复兴，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所推动的。

    上帝的报复

    20世纪上半叶，知识精英们普遍假定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正导致作为人类存在的一个重要因素的宗教的衰亡。无论是欢迎还是痛惜这种趋势的人都接受这一观点。现代世俗主义者为科学。理性主义和实用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构成现存宗教核心的迷信、神话、非理性和宗教仪式而欢呼。正在出现的社会将是宽容的、理性的、重实效的、进步的、人道主义的和世俗的。另一方面，忧心忡忡的保守主义者警告说：宗教信仰、宗教体制以及宗教对人类个人和集体行为所起的道德指导作用的消失将导致可怕后果，最终结果将是无政府状态、堕落及文明生活的破坏。艾略特说，“如果你不信上帝（他是一位嫉妒的上帝），你就应当尊敬希特勒或斯大林。

    20世纪下半叶证明这些希望和恐惧是毫无根据的。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在全球展开，同时也发生了一场全球性的宗教复兴。吉利斯·凯伯尔称这次复兴为“上帝的报复”，它遍及所有大陆、所有文明，实际上所有的国家。70年代中期，如凯伯尔所说的那样，世俗化和宗教与世俗主义相适应的趋势“发生了逆转。一种新的宗教方法开始形成，它不再旨在适应世俗价值，而是旨在为社会组织重建一个神圣的基础——如果必要的话，通过改变社会来达到目的。这种方法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它提倡从失败的现代主义中摆脱出来，将挫折和穷途末路归因于脱离了上帝。它的主题不再是使教义现代化，而是‘第二次向欧洲宣讲福音’，其目标不再是使伊斯兰教现代化，而是‘使现代性伊斯兰化’”。这种宗教复兴部分地涉及到一些宗教的扩张，这些宗教增添了一些原先没有的新成员。然而在更大范围内，宗教的复兴包括人们回归和振兴他们社会的传统宗教，并赋予它新的含义。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佛教、东正教都经历了原先的因某种原因皈依宗教的信徒掀起的信奉、传播教义和举行仪式的新浪潮。在所有这些宗教中原教旨主义运动都专注于对宗教教义、体制的净化，其方式是好战的，并根据宗教信条来重塑个人、社会和公共行为。原教旨主义运动是剧烈的，并可能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然而它们仅仅是在20世纪末给人类生活带来不同特色的更广阔和更深刻的宗教大潮的表面波浪而已。世界范围内的宗教复兴远远超过原教旨主义极端主义分子的活动。在各个社会这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政府的关注和计划中。世俗的儒家文化的文化复兴采取了肯定亚洲价值观的形式，但在世界其他地方，宗教文化复兴却表现为对宗教价值观的肯定。正如乔治·威格尔所评论的，“世界的非世俗化是20世纪末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事实之一。在前共产主义国家，宗教的普遍存在和现实意义一直是不言而喻的。宗教复兴席卷了从阿尔巴尼亚到越南的许多国家，填补了意识形态崩溃后所留下的空缺。在俄罗斯，东正教经历了一场重大的复兴。1994年，俄罗斯30％的25岁以下的人称自己从无神论者转变为信仰上帝。莫斯科地区使用中的教堂数目由1988年的50所增加到1993年的250所。宗教得到政治领袖一致的尊重和政府的支持。在俄罗斯的城市里，正如一位敏锐的观察家于1993年所报道的：“教堂的钟声再次回荡在空中。新镀金的圆顶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不久前还是废墟的教堂重新回响起美妙的歌声。教堂是城市里最繁忙的地方。”与东正教在斯拉夫共和国复兴的同时，一场伊斯兰复兴运动席卷了中亚。1989年，中亚有160座启用的清真寺和一所伊斯兰教神学院；到1993年初有大约1万座清真寺和10所神学院。尽管这场复兴涉及到一些原教旨主义的政治运动，并得到来自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巴基斯坦的外界鼓励．但它基本是一场基础极其广泛的、主流的文化运动。如何解释这场全球性的宗教复兴？显然，各个国家和文明有其不同的特殊原因。然而，大量不同的原因不可能同时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引起类似的发展。全球性的现象需要一个全球性的解释。无论在一些特殊国家发生的大量事件可能受到什么独特因素的影响，一些一般的原因一定在起作用。它们是什么呢？全球性宗教复兴最明显、最突出也是最强有力的原因，恰恰是那些被认为会引起宗教消亡的东西：20世纪后半叶席卷世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现代化进程。认同和权力体系长期存在的根源瓦解了。人们从农村移居到城市，脱离了他们的根基，从事新的工作或没有工作。他们与大批陌生人相互作用，面对着一套新的关系。他们需要新认同根源、新形式的稳定社会，以及一套新的道德规范来赋予他们意义感和目的感。不论是主流的，还是原教旨主义的宗教，都满足了这些需要。正如李光耀对东亚的情况所解释的：我们是在一代或两代人的时间内进行了工业化的农业社会。在西方用了200年或更长时间才做到的事情，在这里只用了大约50年或更少的时间。所有的一切都被挤压进一个非常短的时间框架内，因而注定会有脱节和失误。如果你看一眼那些迅速发展的国家和地区——韩国、泰国、香港和新加坡，就会发现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宗教的兴起……旧的风俗和宗教——祖先崇拜、萨满教，已不再完全令人满意。人们在寻求关于人类目的和为什么我们会如此的更深层的解释。这与社会中存在巨大压力的阶段是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并不只靠理性活着。只有在界定了自我之后，他们在追求自身利益时才能理性地筹划和行动。利益政治以认同为先决条件。在社会飞速变革的时期，已确立的认同消失了，必须重新界定自我，确立新的认凤对于那些面临需要决定我是谁、我属于哪里的人们，宗教给予了令人信服的答案，宗教群体提供了小的社会群体来替代那些由于城市化而失去的东西。正如哈桑·图拉比所说的，所有宗教都赋予“人们认同感和生活方向”。在此进程中，人们重新发现或确立了新的历史认同。无论人们有什么样的普世主义目标，宗教都能在信徒和非信徒之间、群体内的优等人和与之不同的群体外的劣等人之间设置一道基本界线，从而赋予人们认同感。伯纳德·刘易斯认为，穆斯林世界正“再次出现一种趋势，在紧急时刻，穆斯林需要在宗教社会中，也就是说，在一个由伊斯兰教而不是由种族或区域标准来定义的实体中，寻找他们的基本认同和忠诚”。吉利斯·凯伯尔也同样强调了寻求认同所占的中心地位：“‘从底部’重新伊斯兰化是在一个已经失去意义并变得乱七八糟和异化的世界里，重新确立认同的第一个和最重要的方法。”在印度，“一种新的印度教认同正在确立”，它是对现代化所造成的紧张状态和异化状态的反应。在俄罗斯，宗教复兴是“对认同的狂热渴望的结果，而这种认同只有东正教会能够提供，因为它是唯一未被破坏的与1000年前的俄罗斯相联系的纽带”。而在伊斯兰各共和国，宗教复兴同样源自“中亚人民最强烈的渴望：重申已被莫斯科压制了几十年之久的认同”。特别是原教旨主义运动，是“应付混乱、失去认同、失去意义和安全的社会结构的一种方法，而这些都是由于迅速引进现代社会和政治模式、世俗化、科学文化及经济发展而造成的”。威廉·麦尼尔赞同说，重要的原教旨主义运动，“……是那些从社会上广泛吸收成员的运动，因为它们回答了，或似乎回答了人们新近感到的人类需要……这些运动毫无例外地发生在这样的国家，在那里人口对土地的压力使古老的乡村生活方式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已不可能，而以城市为基础的大众传播通过对乡村的渗透，已开始侵蚀农民生活的古老框架”。更广义地说，遍及世界的宗教复兴是针对世俗化、道德相对主义和自我放纵的反应，也是对秩序、纪律、工作、互相帮助和人类团结的价值的重新肯定。宗教团体满足了被国家官僚所忽视的需要，包括提供医疗及医院服务设施、幼儿园和学校、对老人的照顾。自然灾害或其他灾难之后的紧急救援，以及经济遭受损失时给予福利和社会援助。因秩序和市民社会的破坏而造成的空白，被宗教团体，常常是原教旨主义宗教团体所填补。如果传统上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没有满足无根基者的感情和社会需要，那么其他宗教团体就会来这样做，并在此过程中大量扩大其成员，并扩大宗教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影响。韩国在历史上是一个佛教徒占绝大多数的国家，1950年基督教徒的人数可能占人口的1％－3％。当韩国进入经济迅速发展阶段，随着大规模的城市化和职业分工，佛教就变得不再适用。“对于涌入城市的几百万人，以及许多留在已发生变化的农村的人们来说，韩国农业时代不活跃的佛教已失去了吸引力。宣扬个人拯救和个人命运的基督教在混乱和变化的时期则给人以更可信的安慰。”到 80年代基督徒在韩人口中至少占30％，其中大部分是基督教长老会教友及天主教徒。类似的变化也发生在拉丁美洲。拉丁美洲的新教徒数目由1960年的大约700万增加到1990年的5000万。拉丁美洲的天主教主教们1989年承认，新教成功的原因在于“天主教会不能迅速适应城市生活的技术性”和“教会结构有时也使它不能对现代人们的心理需要作出反应”。据一位巴西牧师说，与天主教会不同，新教教会满足了“个人的基本需要——人情温暖、治疗、深刻的精神体验”。新教在拉丁美洲穷人中的传播主要不是一种宗教代替另一种宗教，而是宗教信奉和参与的巨大净增，即由名义上的消极的天主教徒变成积极而虔诚的福音派信徒。例如在巴西，90年代初20％的人口称自己是新教徒， 73％的人称自己是天主教徒，然而礼拜日时新教教堂里聚集了2000万人，天主教堂里约有1200万人。像世界其他宗教一样，基督教正经历着一场与现代化相关联的复兴，在拉丁美洲它采取了新教而不是天主教的形式。

    韩国和拉丁美洲发生的这些变化反映了佛教和既定的天主教已不能满足在现代化中遭受精神创伤的人们的心理、感情和社会需要。其他地方是否也发生宗教信奉的重大转变，取决于流行的宗教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这些需求。鉴于儒教在感情上缺乏生气，它在失去信徒方面显得首当其冲。在儒教国家，基督新教和天主教可能具有与福音新教对于拉丁美洲人、基督教对于韩国人以及原教旨主义对于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同样的吸引力。在中国，80年代末当经济增长达到高峰时，基督教也得到传播，“尤其在年轻人中”，可能有5000万中国人是基督徒。政府企图阻止其增长，1994年通过了一项法律，禁止外国人劝诱改变宗教信仰、设立宗教学校或其他宗教组织，并禁止宗教团体从事独立的或由国外资助的活动。在新加坡，正如在中国一样，有大约5％的人口是基督教徒，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政府部长们警告福音传道者不要打破国家“微妙的宗教平衡”，拘留了包括天主教组织官员在内的宗教工作者，并以不同方式骚扰基督教团体和个人。随着冷战的结束和随之而来的政治开放，西方教会也进入了东正教的前苏联各共和国，与复兴的东正教会相竞争。在那里也和在中国一样，政府极力限制人们改变宗教信仰。1993年，在东正教会的强烈要求下，俄罗斯议会通过立法，要求外国宗教团体在从事传教或教育工作时需经国家许可，或从属于某一俄罗斯宗教组织。然而叶利钦总统拒绝签署该法案，使之未能生效。总的来说，这件事表明，在“上帝的报复”与本土化发生冲突的地方，前者会获胜，因为如果人们的传统信仰不能满足他们在现代化中对宗教的需要，他们就会转向能够满足其感情需要的外来宗教。

    除了在现代化中遭受的心理、感情及社会创伤外，刺激宗教复兴的因素还包括西方的退却和冷战的结束。从19世纪开始，非西方文明对西方作出的反应一般来说是从西方引进一系列意识形态。19世纪，非西方精英们吸收了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他们最初采取自由民族主义的形式对西方表示反对。20世纪，俄国、亚洲、阿拉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精英们引进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并把它们与民族主义相结合，以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和西方帝国主义。共产主义在苏联的垮台，以及社会主义经济不能获得持续发展，现在已造成一个意识形态的真空。西方政府、集团和国际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试图用新古典经济学和民主政治学来填补这个真空。这些学说将在非西方文化中产生多大的持续影响还很难说。然而人们同时看到共产主义作为唯一最新的世俗上帝失败了，由于缺少令人信服的新的世俗上帝，他们带着信仰和热情转向了真正的上帝。宗教代替了意识形态，宗教民族主义取代了世俗民族主义。
    宗教复兴运动是反世俗的，反普世的，而且，除了在基督教中的表现，也是反西方的。它们也反对与布鲁斯·劳伦斯所称的有别于“现代性”的“现代主义”相关联的相对主义、本我主义和消费主义。总的来说，它们并没有摒弃城市化、工业化、发展、资本主义、科学和技术，以及这些因素对社会组织所造成的影响。从这一意义上说，它们不是反现代的。正如李光耀所评论的，它们接受现代化，以及“科学和技术的不可避免性及它们所带来的生活方式的转变”，但它们“不能接受它们已被西方化的观点”。图拉比认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没有促进伊斯兰世界的发展。“宗教是发展的动力”，经过净化的伊斯兰教在当代将起与新教伦理在西方历史上所起的类似作用。宗教与现代国家的发展也不相矛盾。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在更先进且似乎更世俗的穆斯林社会中势力强大，如阿尔及利亚、伊朗、埃及、黎巴嫩和突尼斯。宗教运动，尤其是原教旨主义运动，非常善于运用现代通讯和组织技术传播其信息，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中美洲新教福音派成功的空中传教。

    参与宗教复兴运动的人来自各界，但绝大多数来自两个组成部分，这两部分是城市人口和流动人口。新移居到城市的人是第一个组成部分，他们一般需要感情上、社会上以及物质上的支持和引导，在这方面宗教团体比其他任何机构都做得多。正如拉吉斯·德布里所说，宗教对于这些人来说，不是“人民的鸦片，而是弱者的维他命”。另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是体现多尔所说的“第二代本土化现象”的新中间阶级。正如凯伯尔所指出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团体中的积极分子并不是年迈的保守主义者或目不识丁的农民。”对于穆斯林和其他人来说，宗教复兴是一个城市现象，它吸引了那些现代取向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在专业部门、政府和商界中追求事业的人。在穆斯林中，一些年轻人信仰宗教，而他们的父母却是世俗的。印度教的情况也与此大致相同，其复兴运动的领袖也来自本土化的第二代人，而且常常是“成功的商人和官员”，印度新闻界称他们为“穿藏红色衣服的雅皮土”。90年代初其支持者越来越多地来自“印度稳健的中间阶级印度教徒——商人和会计师，律师和工程师”，以及来自“高级文官、知识分子和新闻记者”。在韩国，60至70年代期间，天主教和基督教长老会教堂越来越多地汇集了同样类型的人。

    土生土长的宗教或外来宗教给现代化社会中的新兴的精英们指出了意义和方向。罗纳德·多尔注意到，“传统宗教的价值属性”“是主张相互尊重，反对控制其他国家，而且常常同时更接近于反对当地统治阶级，因为后者接受那些控制其他国家的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据威廉·麦尼尔指出，“无论对伊斯兰教的重新肯定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教派形式，它都更多地意味着否认欧洲和美国对当地社会、政治和道德的影响”。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非西方宗教的复兴是非西方社会中反对西方化的最强有力的表现。这种复兴并非拒绝现代性，而是拒绝西方，以及与西方相关的世俗的、相对主义的、颓废的文化。它是非西方社会对所谓的“西方毒化（West oxification）”的抵制。它是对西方文化独立的宣言，是一个骄傲的声明：“我们将是现代的，但我们不会是你们。”

    第五章 经济、人口和挑战者文明

    本土化和宗教的复兴是全球现象。然而，它们在亚洲和伊斯兰世界的文化自我伸张及其文化对西方的挑战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它们是20世纪最后25年中充满生机的文明。伊斯兰的挑战表现为穆斯林世界普遍出现的伊斯兰文化、社会和政治复兴，以及与此相伴随的对西方价值观和体制的抵制。亚洲的挑战表现在所有的东亚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佛教文明和穆斯林文明——都强调自己与西方的文化差异，有时也强调它们之间的共性，这些共性常常认同于儒教。亚洲人和穆斯林都强调他们的文化优越于西方文化。相比之下，其他非西方文明的人民——印度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可能肯定自己文化的独特性，但在90年代中期却踌躇于宣称自己的文化优越于西方文化。亚洲和伊斯兰有时单独地，有时携手对西方国家表现出日益自信的自我伸张。

    在这些挑战的背后存在着相互关联但又不同的原因。亚洲的自信植根于经济的增长；穆斯林的自我伸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源于社会流动和人口增长。这些挑战中的每一个都正在，并将在进入21世纪后继续对全球政治产生冲击，造成全球政治的极大不稳定。然而这些冲击又有很大区别。中国和其他亚洲社会的经济发展为其政府提供了动力和资源，使其在同其他国家打交道时更苛求。穆斯林国家人口的增长，尤其是15至20岁年龄段人口的膨胀，为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暴动和移民提供了生力军。经济增长增强了亚洲政府的力量；人口增长威胁了穆斯林政府和非穆斯林社会。

    亚洲的自我肯定

    东亚经济的发展一直是20世纪后半叶世界上最重要的发展。之一。这一进程50年代始于日本，日本曾一度被看成是很大的例外，即一个非西方国家成功地进行了现代化，并成为经济发达的国家。然而经济发展的进程蔓延到了四小虎（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然后到中国、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并正对菲律宾、印度和越南产生影响。这些国家多数保持了川年或10年以上的8％－ 10％或更高的年平均增长率。亚洲同世界之间的贸易也同样持续高速增长，然后是亚洲内部贸易的急剧扩大。亚洲的经济成就与欧洲和美国经济的中速增长以及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普遍萧条形成了鲜明对比。

    例外的不再只是日本，整个亚洲都在成为例外。西方以富有为特征和非西方以欠发达为特征的状况将不会持续到超出20世纪。这种转变的速度是势不可挡的。正如奇索·马赫布巴尼所指出的，英国和美国分别花了58年和47年的时间才使其人均产值翻了一番，而日本做到这一点用了33年时间，印度尼西亚用了17年，韩国用了11年，中国用了10年。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叶中国经济以年平均增长率8％的速度递增，四小虎紧跟其后。（见图5．1）。世界银行1993年宣布，“中华经济区”已成为继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的世界“第四增长极”。根据大多数估计，中国将于21世纪初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强大的国家。90年代已拥有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国的亚洲，可能到2020年将拥有世界五大经济国中的四个，世界十大经济国中的七个。到那时，亚洲国家可能占全球经济产值的40％以上。大多数经济竞争力强的国家可能都是亚洲国家。即使亚洲经济增长比预期的更早、更突然地放慢速度，已经发生的增长对于亚洲及世界的影响仍是巨大的。
    东亚的经济发展正改变着亚洲与西方的均势，具体讲是与美国之间的均势。成功的经济发展给创造出和受益于这一发展的国家带来了自信和自我伸张。财富像权力一样也被看作是优点的证明及道德和文化优越性的显示。当东亚人在经济上获得更大成功时，他们便毫不犹豫地强调自己文化的独特性，鼓吹他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优越于西方和其他社会。亚洲社会越来越无视美国的要求和利益，越来越有能力抵制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的压力。

    汤米·高大使1993年注意到，“文化复兴正席卷”亚洲。它包括“自信心日益增长”，这意味着亚洲人“不再把西方或美国的一切看作必然是最好的”。这一复兴表现在亚洲国家日益强调各国独特的文化认同和使亚洲文化区别于西方文化的共性。这种文化复兴的意义体现在东亚两个主要国家与西方文化相互作用的变化上。
    当19世纪中叶西方把自己强加于中国和日本时，经过短暂的对基马尔主义的迷恋之后，大多数精英采取了改良主义的战略。随着明治维新，一个有生气的改革家集团在日本掌握了政权，他们学习并借鉴了西方的技术、实践和体制，开始了日本的现代化进程。然而，他们在这样做时采取了保持传统日本文化精髓的方式，它既在许多方面有助于现代化，又使日本有可能于30－40年代求助于、重新阐述和依赖于该文化的要素，以此来唤起对其帝国主义行为的支持和辩护。另一方面，在中国，腐朽的清王朝已无法成功地适应来自西方的冲击。中国被日本和欧洲列强所击败、剥夺和羞辱。1910年清政府垮台，随之而来的是分裂、内战，以及相互竞争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求助于西方各种相互竞争的观点：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政策、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毛泽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40年代末，那些从苏联引进的观点战胜了从西方舶来的观点——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民主制、基督教，中国被确定为社会主义社会。
    在日本，二战中的彻底失败导致了文化的彻底破坏。一位曾深深涉身于日本事务的西方人于1994年评论说，“现在我们非常难以意识到所有的一切——宗教、文化，这个国家精神生活的所有各个方面曾在多大程度上被用来为战争服务。战败是对制度的彻底打击。在他们的头脑中一切都变得没有价值并被抛弃了。”在这个国家，所有与西方有关联的东西，尤其是战胜国美国的东西，都开始被看作是好的和理想的。因此，就在中国效仿苏联时，日本也试图效仿美国。
    70年代末，共产主义未能推动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在日本的成功和在其他亚洲社会的日益成功，导致新的中国领导人脱离了苏联模式。10年后苏联的瓦解进一步突出了引进苏联模式的失败。中国人由此面！陆着转向西方还是转向国内的问题。许多知识分子和其他一些人提倡全盘西化，这一趋势在电视系列片（河殇）和竖立在天安门广场的自由女神像上达到了其文化上和流行上的顶峰。然而这种西方取向既没有获得北京几百名决策者的支持，也没有获得生活在农村的8亿农民的支持。全盘西化在20世纪末已不如它在19世纪末那么可行。领导人于是选择了一种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版本：一方面是实行资本主义和融入世界经济，另一方面是实行政治权威主义和重新推崇传统中国文化，把两者结合起来。这个政权用蓬勃发展的经济提供的行为合法性和中国文化独特性提供的民族主义的合法性，来取代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合法性。一位评论家评述说，“天安门事件后的政权热切地接受把中国的民族主义作为合法性的新源泉”，并有意识地激起反美情绪来为自己的权力和行为辩护。一种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就这样产生了，用一位香港领导人1994年的话说就是：“我们中国人有了前所未有的民族感。我们是中国人并为此感到自豪。”在中国，90年代初出现了一种“回复到属于真正的中国东西的普遍愿望，这些东西常常是家长式的、排外的和专制的。在这种历史的重现中，民主就像列宁主义一样不被信任，因为它不过是另一个外国人强加的东西。
    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分子独立地得出了与韦伯类似的结论，把儒教看作是中国落后的根源。20世纪末中国的政治领袖像西方的社会学家一样，赞美儒教是中国进步的根源。80年代中国政府开始提倡对儒教的兴趣，党的领导人宣称它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当然儒教也为李光耀所热衷，他把儒教看作是新加坡成功的原因，并积极地向世界的其他地方宣扬儒教的价值观。90年代台湾政府宣布自己是“儒教思想的继承者”，李登辉将台湾的民主化归因于中国的“文化遗产”，它可以追溯到唐尧（公元前21世纪）、孔子（公元前5世纪）和孟子（公元前3世纪）。华人领导人无论想要为专制主义还是为民主制辩护，他们都从其共同的中华文化而不是从引进的西方观念中寻求合法性。

    与此同时，日本80年代成功的经济发展与人们所察觉到的美国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失败和“衰落”形成了对照，这使日本人日益摆脱了对西方模式的幻想，并越来越相信他们成功的根源一定存在于自己的文化之中。导致了1945年的军事灾难并因此不得不被摒弃的日本文化，至1985年已产生了经济成就，并因此可以被接受了。日本人对西方社会的日益熟悉使他们“认识到作为西方的一员对其本身来说并非那样理想。他们是从自己的制度中得出这一结论的”。尽管明治维新时的日本人采取了“脱离亚洲加入欧洲”的政策，20世纪末文化复兴时的日本人却赞成“疏远美国加入亚洲”的政策。这一趋势首先包括对日本文化传统的重新认同，以及重新伸张那些传统的价值观；其次，也是存在更大疑问的，是努力使日本“亚洲化”。并认同于一般的亚洲文化，尽管日本有其独特的文明。鉴于二次大战后日本与中国相比更认同于西方，又鉴于无论西方怎样衰落，它也不会像苏联那样完全垮台，日本完全摒弃西方的动力远不及中国脱离苏联和西方模式的动力那么大。另一方面，日本文明的独特性、其他国家对日本帝国主义历史的记忆，以及中国在其他亚洲国家中的经济中心地位，对于日本来说也意味着，疏远西方将比与亚洲混合在一起更容易。日本通过重申自己的文化认同，强调了其独特性及与西方文化和其他亚洲文化的差异。
    虽然中国和日本在自己的文化中发现了新价值，但它们也共同地更广泛地重申亚洲文化相对于西方而言的一般价值。工业化以及与之伴随着N经济增长导致东亚人别和肌年代清楚地表达了可以被恰当地称作“亚洲的自我肯定”的东西。这个态度总的来说有四个组成部分。
    第一，亚洲人相信东亚将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并很快将在经济产值上超过西方，因此与西方相比它在世界事务中将越来越强有力。经济增长在亚洲社会中刺激了一种权力意识以及对自己抵抗西方的能力的肯定。一位日本著名记者于1993年宣称，“美国打喷嚏，亚洲就感冒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一位马来西亚官员补充了这个隐喻：“即使美国发高烧亚洲也不会咳嗽。”另一位亚洲领袖说，亚洲与美国的关系正处于“畏惧时期的结束和反驳时期的开始”。马来西亚副总理断言道：“亚洲的日益繁荣意味着它现在已处于为全球主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安排提供需认真对待的其他选择的地位了。”东亚人认为，这还意味着西方正迅速失去使亚洲社会在人权和其他价值观上遵循西方标准的能力。
    第二，亚洲人相信这种经济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亚洲文化的产物，亚洲文化优越于文化上和社会上颓废的西方文化。在80年代那些令人兴奋的日子里，当时日本人的经济、出口、贸易盈余和外汇储备都在激增，日本人像先于他们的沙特人一样，吹嘘他们的新经济实力，轻蔑地谈起西方的衰落，并把他们的成功和西方的衰落归因于自己文化的优越和西方文化的颓废。90年代初，亚洲胜利论在只能称其为“新加坡文化攻势”的表现中再次清楚地表达出来。从李光耀开始，历届新加坡领导人都鼓吹亚洲相对于西方的崛起，他们还将两者进行对比，并把亚洲成功的原因归于从根本上来讲是儒家文化的亚洲文化的优点——秩序、纪律、家庭责任感。勤奋工作、集体主义、节俭等，而把西方衰落的原因归于自我纵容。懒惰、个人主义、犯罪、教育差、不尊重权威，以及“思想僵化”等，他们认为，为了与东方竞争，美国“需要检讨其社会和政治安排的基本设想，并在此过程中从东亚社会中学习一点东西”。
    对东亚人来说，东亚的成功主要是由于东亚文化更强调集体而不是个人。李光耀说，“东亚人（日本人、韩国人、台湾人、香港人和新加坡人）的带有更强群体意识的价值观和实践，在赶超进程中表明是明显宝贵的东西。东亚文化所持的价值观，如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支持了团体的努力，而这对于迅速发展是必要的。”马来西亚总理赞同道，“日本人和韩国人的工作伦理，包括守纪律、忠诚和勤勉，成了他们各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这种工作伦理产生于集体和国家比个人更重要的哲学。”
    第三，尽管东亚人意识到亚洲各社会和文明之间的差异，但他们仍认为存在着重要的共性。中国的一位持不同政见者说，其核心是“儒教的价值体系，历史使它增光，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都接受它”，特别是它强调节俭、家庭、工作和纪律。同样重要的是它们都摒弃个人主义，盛行“软”独裁或非常有限的民主形式。亚洲社会在面对西方维护这些独特的价值观、促进它们各自的经济利益中，有着共同的利益。亚洲人认为这需要发展新形式的亚洲内部的合作，如扩大东盟和建立东亚经济会议。虽然东亚社会的直接经济利益是继续进入西方市场，但在更长的时期内经济区域主义可能会流行，因此东亚必须日益加强亚洲内部的贸易和投资。特别是日本作为亚洲发展的领导，必须放弃其历史上“非亚洲化和亲西方化”的政策，遵循“再亚洲化的道路”，或更广义地说，促进“亚洲的亚洲化”，这是新加坡的官员们所赞同的道路。

    第四，东亚认为，亚洲的发展和亚洲价值观是其他非西方社会在努力赶超西方时应效仿的模式，西方也应采用它以自我更新。东亚人宣称，“盎格鲁一撒克逊发展模式在过去40年里如此受到尊崇，被当作使发展中国家经济现代化和建立一种可行的政洽体系的最好手段。现在它已不起作用了。”东亚模式正在取而代之，从墨西哥、智利到伊朗、土耳其以及前苏联各共和国都在试图学习它的成功经验，正如前几代人试图学习西方的成功经验一样。亚洲必须“把那些具有普遍价值的亚洲价值观传给世界的其他部分……传播这一理想意味着输出亚洲尤其是东亚社会体系”。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有必要促进“太平洋全球主义”，“使亚洲全球化”，并由此“决定性地塑造新世界秩序”。
    强大的社会是普世的；弱小的社会是狭隘的。东亚日益增长的自信导致了亚洲普世主义的出现，而普世主义一直是西方的特征。马哈蒂尔总理于1996年对欧洲国家的政府首脑宣称“亚洲价值是普遍的价值，欧洲价值是欧洲的价值”。与亚洲普世主义伴随而来的是亚洲人的“西方学”，它几乎是用西方的东方学曾用来描绘东方时所持的同样的否定态度来描绘西方的。对于东亚人来说，经济繁荣是其道德优越的证明。如果未来某一天印度取代东亚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迅速的地区，那么世界就应当准备对印度文化的优越、种性制度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印度如何通过回归本源和克服英帝国主义留下的失去光泽的西方遗产而最终取得文明中名列前茅的位置，进行广泛的专门的研究。物质的成功带来了对文化的伸张；硬权力衍生出软权力。

    伊斯兰教的复兴

    当经济发展使亚洲变得日益自我伸张时，大批穆斯林却同时转向了伊斯兰教，把它作为认同、意义、稳定、合法性、发展、权力和希望的本源，“伊斯兰教是解决方法”的口号是这种希望的集中体现。伊斯兰复兴运动就其广度和深度来说是伊斯兰文明向西方作调整的最新阶段，它是在伊斯兰教而不是西方的意识形态中寻求“解决方法”的努力。它体现了对现代性的接受，对西方文化的摒弃，以及重新把伊斯兰教作为现代世界中生活的指导来信奉。正如抄特的一位高级官员于 1994年所解释的，“‘引进外国的东西’是好的，如闪光的或高科技的‘东西’。但从其他地方引进的不可捉摸的社会和政治体制可能是有害的——伊朗国王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伊斯兰教对我们来说不只是一种宗教，而且还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沙特人想要现代化，但不一定要西方化。”

    伊斯兰复兴运动是穆斯林为达到此目标所作的努力。它是遍及伊斯兰世界的广泛的知识、文化、社会和政治运动。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通常被视为政治的伊斯兰教，它只是范围更加广泛的伊斯兰教观念、实践和辞藻的复兴，以及穆斯林对伊斯兰教再作贡献的一个组成部分。复兴运动是主流而不是极端的，是普遍的而不是孤立的。
    复兴运动影响到了所有国家的穆斯林以及大多数穆斯林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的大多数方面。约翰·艾斯波西多曾写道，
    伊斯兰教在个人生活中觉醒的标志有许多：对宗教仪式日益浓厚的兴趣（参加清真寺礼拜、祈祷、斋戒），宗教节目和刊物的广泛传播，更加强调伊斯兰教的装束和价值观，苏菲派（神秘主义）的复苏。这种建立在更广泛基础上的复兴也伴随着在公众生活中重新坚持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取向的政府、组织、法律、银行、社会福利部门和教育机构日益增多。政府和反对派都转向伊斯兰教来提高自己的权威和赢得公众的支持……大多数统治者和政府，包括轻世俗的国家，如土耳其和突尼斯，都开始意识到伊斯兰教的潜在力量，对伊斯兰问题显示出了越来越多的敏感和担忧。
    另一位伊斯兰教著名学者阿里·希罗·迪斯苏基也发表了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复兴运动包括：重新制定伊斯兰教法以代替西方法律，越来越多地使用宗教语言和标志，扩大伊斯兰教教育（表现在伊斯兰教学校的大量增多和国立学校课程的伊斯兰化），日益遵守伊斯兰教关于社会行为的法规（例如，妇女必须蒙面、禁酒），更多地参加宗教仪式，伊斯兰教组织控制了穆斯林社会中反世俗政府的活动，以及广泛地加强伊斯兰教国家和社会的国际团结。上帝的报复虽然是一种全球现象，但上帝，即安拉，已经在伊斯兰群体中进行了最普遍和最彻底的报复。
    就政治表现而言，伊斯兰复兴运动与马克思主义有某种相似之处，它有其经文，是对理想社会的描述，执著于根本的变革，拒绝现行政权和民族国家，以及有从温和的改良主义到暴力革命的不同主张。然而另一个更有用的类比是基督教新教改革。它们都是对现存体制僵化和腐朽的反应；都提倡回复到其更纯正和更苛求的宗教形式；都鼓吹工作、秩序和纪律；都对正在形成的、有生气的中间阶级有吸引力。两者都是复杂的运动，有许多不同的分支，但其中有两支是主要的，即路德教和加尔文主义，什叶派和逊尼派原教旨主义，甚至约翰动D尔文和霍梅尼之间以及他们试图强加于其社会的禁欲纪律都相似。基督教改革和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核心精神都是根本的改革。一位清教牧师宣称，“改革必须是普遍的……改革所有的地方、所有的人和职业；改革法官、低劣的执法者……改革大学，改革城市，改革国家，改革劣质学校，改革斋日，改革宗教仪式、对上帝的礼拜。”图拉比也作了类似的断言：“这种觉醒是全面的——它不仅是关于个人虔诚；它不仅是知识的和文化的，也不仅是政治的，它是这些的总和，是对社会从上到下的全面重建。”忽视20世纪末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对东半球的政治影响，就等于忽视16世纪末新教改革对欧洲的政治影响。
    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在一个关键方面与基督教改革不同。后者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北欧；总的来说，它在西班牙、意大利。东欧和哈布斯堡王朝的领土上几乎没有取得进展。相比之下，复兴运动遍及了几乎所有穆斯林社会，从70年代开始，伊斯兰教的标志、信仰、习俗、体制、政策和组织就赢得了从摩洛哥到印度尼西亚，从尼日利亚到哈萨克斯坦的全世界1亿穆斯林越来越多的信奉和支持。伊斯兰化倾向首先发生在文化领域，然后继续扩展到社会和政治领域。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无论是否喜欢它，都不能忽视它，或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避免适应它。彻底的大一统总是危险的且常常是错误的，然而，有一点似乎被证明是合理的。1995年，除伊朗外，每个穆斯林人口占优势的国家在文化、社会和政治上都比15年前更伊斯兰化和伊斯兰主义化。
    在大多数国家，伊斯兰化的核心要素是伊斯兰社会组织的发展以及伊斯兰教团体对现存组织的控制。伊斯兰主义者特别关注建立伊斯兰教学校和在国立学校中扩大伊斯兰教的影响。实际上伊斯兰教团体造就了伊斯兰的“市民社会”，它在范围和活跃性上相当于、超过、而且常常取代世俗文明社会中常见的脆弱体制。在埃及，1990年初伊斯兰教组织建立了一个广泛的组织网络，它填补了政府留下的空白，给大量埃及穷苦人民提供了卫生、福利、教育和其他服务。1992年开罗地震后，这些组织“几小时之内就出现在街头，分发食品和毛毯，而政府的救援工作却延迟了”。在约旦，穆斯林兄弟会自觉地遵循发展“伊斯兰共和国的社会和文化基础设施”的政策，至90年代初，在这个仅有400万人口的小国家，开设了1所大医院、20个诊所、40所伊斯兰教学校、120个古兰经学习中心。在相邻的西岸和加沙地带，伊斯兰教组织建立和经管了“学生会、青年组织，以及宗教、社会和教育协会”，包括从幼儿园到一所伊斯兰教大学的各类学校，诊所、孤儿院、养老院，以及一个伊斯兰司法和仲裁系统。70和80年代，伊斯兰教组织扩展到整个印度尼西亚。到80年代初，最大的一个名叫穆罕默迪亚（Muhhammadijah）的拥有600万名成员的组织，组成了一个“世俗国家内部的宗教福利国家”，并通过一个精心建立的包括学校、诊所、医院和大专院校的网络，为全国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服务。在这些以及其他穆斯林社会里，伊斯兰主义组织虽然被法令禁止从事政治活动，但却提供着堪与20世纪初美国的政治机构相比的社会服务。
    伊斯兰复兴运动在政治上的表现不如其在社会和文化上的表现普遍，但它们仍然是20世纪最后25年穆斯林社会中唯一最重要的政治事态发展。对伊斯兰教运动的政治支持的程度和构成，因国家而不同。然而存在着某种广泛的趋势。总的说来，这些运动没有得到农村的精英、农民和年长者的支持。像其他宗教中的原教旨主义者一样，伊斯兰主义者的绝大多数是现代化进程的参与者和这一进程的产物。他们是流动的、现代取向的较年轻的人口，大部分来自三个群体。
    如大多数革命运动一样，伊斯兰主义运动的核心成分是学生和知识分子。在大多数国家，原教旨主义者控制学生会和其他类似组织，是政治伊斯兰化进程的第一阶段。70年代，在埃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大学里出现了伊斯兰主义的“突破”，然后转到了其他穆斯林国家。伊斯兰主义的吸引力在技术院校、工程人员和科研人员中尤其强大。90年代在沙特阿拉伯、阿尔及利亚和其他地方，“第二代本土化”表现在使用本国语言受教育的大学生的比例越来越高，他们因此日益受到伊斯兰主义的影响。（注。。）伊斯兰主义者对妇女也常常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如在土耳其，老一代的世俗主义妇女和她们伊斯兰教取向的女儿和孙女、外孙女之间就存在着明显的界线。一项对埃及伊斯兰教团体的好战领导人的研究发现他们有五大特征，这些看起来也是其他国家伊斯兰主义者的典型特征。他们年轻，大多数是 20和30多岁；80％的人是大学生或研究生；半数以上来自精英院校或来自智力要求最高的技术专业领域，如医学和工程领域；70％以上的人来自下层中间阶级，即“中等而不贫穷的背景”，是他们家庭中第一代受到高等教育的人；他们在小城镇或农村度过童年，但成了大城市的居民。
    学生和知识分子组成了伊斯兰运动中好战的骨干和突击队，城市中间阶级构成了大多数活跃分子。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人来自通常被称作“传统的”中向阶级的群体：商人、经纪人、小业主、小贩。他们在伊朗革命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并为阿尔及利亚、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的原教旨主义运动提供了重大支持。然而原教旨主义者在更大程度上属于中间阶级中更“现代”的部分。伊斯兰主义积极分子“可能包括受过最好教育的、最聪明的各类年轻人中多得不成比例的数量”，包括医生、律师、工程师、科学家、教师和文官。
    伊斯兰运动拥护者的第三个主要成分是新近移居城市的人。刀至80年代整个伊斯兰世界城市人口的比例急剧增长。涌入正在衰败的常常是原来的贫民区的城市移民，需要伊斯兰组织提供的社会服务，并成为其受益者。此外，欧内斯特·格尔纳指出，伊斯兰教为这些“新迁移的民众”提供了“体面的身分”。在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开罗和艾斯尤特，阿尔及尔和非斯，以及在加沙地带，伊斯兰主义党派成功地组织并吸引了“被踩确和被剥夺的人们”。奥利弗·罗伊说，“革命的伊斯兰大众”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是新来到城市的几百万农民，他们使穆斯林大都市的人口增加了3倍”。
    至90年代中期只有伊朗和苏丹是明确的伊斯兰政府掌权。少数几个穆斯林国家，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存在着主张某种民主合法性的政权。其他40个穆斯林国家的政府绝大多数是非民主的：君主政体、一党制、军事政权、个人独裁或上述这几种情况的综合，通常建立在一个有限的家族、部族或部落的基础之上，在一些情况下严重依赖于外国的支持。摩洛哥和沙特阿拉伯的政权试图援引某种形式的伊斯兰合法性。然而这些政府大多数缺少根据伊斯兰的、民主的或民族主义的价值观来为其统治辩护的任何基础。用克莱门特·亨利·莫尔的话来说，它们是“地堡式的政权”，是压制性的、腐败的、脱离其社会的需要和渴望的政权。这样的政权可能会维持长久，它们不一定会垮台。然而在现代世界，它们改变或垮台的可能性很大。因而90年代中期的一个中心问题便涉及到可能的替代性选择：它们的继任者将是谁或什么？ 90年代中期在几乎所有国家，最有可能的继任政权是伊斯兰政权。
    70和80年代，一股民主化浪潮席卷了整个世界，包括几十个国家。这股浪潮对穆斯林社会有所冲击，但是冲击有限。当民主运动获得力量并在南欧、拉丁美洲、东亚外围和中欧取得政权时，伊斯兰运动同时也在穆斯林国家获得了力量。伊斯兰主义在职能上代替了基督教社会中反独裁主义的民主运动，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相似的原因所造成的：社会动员，独裁政权失去了行动的合法性，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包括原油价格上涨，它在穆斯林世界鼓励的不是民主潮流而是伊斯兰主义。教士、牧师和一般信徒的宗教团体在基督教社会里的反对独裁政权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伊斯兰群体、以清真寺为基础的宗教团体以及伊斯兰主义者在穆斯林社会中也起了类似的反对作用。教皇是结束波兰共产主义政权的主要力量，阿亚图拉则是推翻伊朗国王政权的主要力量。
    80和90年代，伊斯兰主义运动主导并常常垄断穆斯林社会中政府的反对派。它们的力量部分是因反对派缺乏选择余地造成的。左派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失去了信誉，然后又受到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瓦解的严重削弱。自由、民主的反对集团存在于大多数穆斯林社会，但它们通常仅限于数量有限的知识分子和其他有西方根基或联系的人。除个别例外，自由民主主义者无法在穆斯林社会中取得持久而广泛的支持。甚至伊斯兰自由主义也不能站稳脚跟。福弟·阿加米评论道，“在一个又一个的穆斯林社会里，撰写关于自由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传统，就是在写承担了成功可能性很小的责任后便失败了的人的讣告。”自由民主制在穆斯林社会的普遍失败，是从19世纪末以来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反复出现的现象。这种失败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社会对西方自由观念的冷淡态度所致。
    伊斯兰运动成功地主导了反对派，并成功地使自己成为现存政权唯一可行的替代物，这种成功也得到那些政权政策的很大帮助。冷战期间时而有许多政府，包括阿尔及利亚、土耳其、约旦、埃及和以色列，鼓励和支持伊斯兰主义者抵制共产主义或敌对的民族主义运动。至少直到海湾战争之前，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国家向各类国家的穆斯林兄弟会和伊斯兰主义集团提供了巨额资助。伊斯兰集团主导反对运动的能力也由于政府对世俗反对运动的镇压而增强了。原教旨主义的力量一般与世俗的民主政党或民族主义政党的力量成反比，而其力量在诸如摩洛哥和土耳其那样的允许某种程度多党竞争的国家比在那些镇压所有反对派的国家要弱。然而世俗反对派比宗教反对派更容易受到镇压。后者可以在清真寺、福利组织、基金会和其他政府感到不能镇压的穆斯林机构组成的网络内部或背后活动。自由民主主义者没有这样的保护层，因此更容易被政府控制或清除。
    为了预先控制伊斯兰主义趋势的增长，一些国家的政府扩大了在国家所控制的学校里的宗教教育，而这种教育常常受到伊斯兰主义教师或观点的支配，政府还扩大了对宗教机构和宗教教育机构的支持。这些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政府信奉伊斯兰教的证据，而且政府通过对它们的资助，扩大了对伊斯兰教机构和教育的控制。然而这些也导致了大量学生和人们接受伊斯兰价值观的教育，使他们更容易接受伊斯兰主义的号召和受为伊斯兰主义目标而奋斗的好战的毕业生的吸引。

    复兴运动的力量和伊斯兰主义运动的号召力导致政府提倡伊斯兰制度和习俗，并把伊斯兰的象征和习俗纳入了其政权。在最广泛的层次，这意味着确认或再确认它们国家和社会的伊斯兰特征。70和80年代，政治领袖急于使其政权和自己认同于伊斯兰教。约旦国王侯赛因确信世俗政府在阿拉伯世界几乎没有前途，他谈到建立“伊斯兰民主”和“使伊斯兰教现代化”的必要。摩洛哥国王哈桑强调他是穆罕默德的子孙和他作为“信徒的指挥官”的角色。文莱的苏丹先前并不因推崇伊斯兰习俗而知名，后来却变得“日益虔诚”，并把他的政权确定为“马来人的穆斯林君主政体”。突尼斯的本·阿里开始经常地在演讲中祈求安拉保佑，并“把自己包裹在伊斯兰的长袍下”，以制约伊斯兰教集团日益增长的吸引力。90年代初苏哈托明确采取了“更加穆斯林化”的政策。在孟加拉国，“世俗主义”原则于70年代中期被从宪法中删除；到90年代初，土耳其世俗的、基马尔主义的认同首次面；临严重挑战。向了突出自己对伊斯兰教的信奉，政府领袖如奥扎尔，苏哈托，卡里莫夫，都急于去朝圣。
    穆斯林国家的政府也按照伊斯兰化的法律行事。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法律概念和习俗被纳入了世俗法律体系。相比之下，马来西亚由于拥有大量非穆斯林人口，因而实行了两套相互独立的法律体系，一套是伊斯兰教的，另一套是世俗的。在巴基斯坦，齐亚·哈克将军执政期间，政府进行了广泛的努力以使法律和经济伊斯兰化。它引入了伊斯兰教的刑罚制度，建立了伊斯兰教教法法庭体系，伊斯兰教教法被宣布为该国的最高法律。
    像其他全球宗教复兴的表现一样，伊斯兰教的复兴既是现代化的产物，也是把握现代化的努力。其潜在原因是那些造成非西方社会的本土化趋势的一般因素：城市化，社会动员，识字率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通讯和媒体应用的加强，与西方和其他文化的相互作用的扩大。这些发展破坏了传统的乡村和氏族纽带，造成了异化和认同危机。伊斯兰教的象征、信奉和信仰满足了这些心理需要，伊斯兰福利组织满足了穆斯林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文化和经济需要。穆斯林感到需要回复到伊斯兰教的观点、习俗和体制，为现代化提供指导方向和动力。
    人们认为，伊斯兰教的复兴也是“西方权力和特权衰落的产物……当西方放弃了其全盘支配地位后，它的理想和体制也失去了光彩”。更具体地说，复兴运动为7O年代的石油繁荣所刺激和推动，它大大地增加了许多穆斯林国家的财富和权力，并改变了它们与西方之间存在的支配和从属关系。正如约翰·凯利当时所评论的，“对沙特人来说，使西方人遭受屈辱的惩罚无疑使其倍感满意；因为这些惩罚不仅是沙特阿拉伯权力和独立的表现，而且也正像他们想要显示的那样，显示了他们对基督教的轻蔑和伊斯兰教的杰出。石油资源丰富的穆斯林国家的行为“如果放在其历史的、宗教的、种族的和文化的环境里，就不过是使基督教的西方屈从于穆斯林的东方的大胆尝试”。沙特、利比亚和其他国家的政府用它们的石油财富来刺激和资助穆斯林的复兴，穆斯林的财富导致它们由对西方文化的狂热转向倾心于自己的文化，并愿意在非伊斯兰社会中坚持伊斯兰教的地位和重要性。正如西方的财富以前被看作西方文化优越的证据一样，现在石油财富也被看作是伊斯兰教优越的证据。

    石油涨价所提供的动力80年代开始消失，但人口增长是一个持续的动力。东亚的崛起被惊人的经济增长率所推动，而伊斯兰教的复兴是被同样惊人的人口增长率所推动。伊斯兰国家人口的膨胀，尤其是在巴尔干、北非、中亚，大大超过了其邻近国家和世界的一般水平。1965至1990年，全球总人口从33亿增加到53亿，年增长率为1.85％。穆斯林社会的增长率几乎总是在2.0％以上，常常超过2.5％，有时达3.0％以上。例如，1965至1990年，马格里布地区人口的年增长率为2.65％，从2980万人增加到5900万人，阿尔及利亚人口以每年3.0％的比率递增。同一时期，埃及人口的增长率为2.3％，由2940万增加到5240万。在中亚，1970－1993年间，塔吉克斯坦的人口增长率为2.9％，乌兹别克斯坦为26％，土库曼斯坦为25％，吉尔吉斯斯坦为1.9％，但人口几乎有一半是俄罗斯人的哈萨克斯坦增长率仅为1.1％。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年人口增长率超过2.5％，而印度尼西亚年增长率是2.0％以上。总之，正如我们所提到的， 1980年穆斯林可能构成世界人口的18％，而在2000年可能将超过20％，在2025年达到30％。
    马格里布地区和其他地方的人口增长率已达到顶峰并正开始下降，但人口增长的绝对数仍将很大，在整个21世纪上半叶人们都将感觉到这一增长的影响。未来若干年里，穆斯林人口中年轻人口多得将不成比例，十几岁和二十几岁的人口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激增（图5．2）。此外，这个年龄组的人将大部分是城市人口，并且至少受过中等教育。人口规模与社会动员的这一结合具有三个重大的政治后果。
    首先，青年人是反抗、不稳定、改革和革命的主角。历史上，存在着大批年轻人的时期往往与发生这类运动的时期重合。据说，“基督教新教改革是历史上杰出的青年运动的范例之一。”杰克·戈德斯通曾令人信服地论证说，人口增长是17世纪中叶和18世纪末发生在欧亚大陆的两次革命浪潮中的主要因素。（注。。）西方国家青年人口引人注目的扩大与18世纪最后几十年的“民主革命时代”在时间上相吻合，19世纪成功的工业化和向外移民减轻了欧洲社会青年人。对政治的冲击。然而 20世纪 20年代年轻人的比例再度增长，为法西斯和其他极端主义运动提供了生力军。40年之后，二次大战后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在60年代的示威和反抗中发挥了政治影响。
    伊斯兰青年在伊斯兰教复兴中打上了自己的印记。随着70年代复兴运动的发端及其在80年代的加强，主要穆斯林国家的青年人比例（即15－24岁的人）大大增长，并开始超过总人口的20％。在许多穆斯林国家，青年人口的激增在70年代和80年代达到了顶峰；在其他国家将于下世纪初达到顶峰（表5．1）。所有这些国家实际的或预测的高峰，除了一个例外，均在20％以上；预计沙特阿拉伯青年人口的增长在21世纪头10年达到高峰之前不会停止。这些青年人为伊斯兰教组织和政治运动提供了生力军。或许并非完全巧合的是伊朗人口中年轻人的比例在70年代急剧增长，在70年代后半期达到20％，而1979年恰好发生了伊朗革命；90年代初阿尔及利亚的这一数字也达到了这个高度，此时正值伊斯兰主义的伊斯兰拯救阵线赢得公众支持取得了选举的胜利。穆斯林青年人口的膨胀也出现了潜在的重大的地区差异（图5．3）。尽管必须谨慎地对待数据，但预计波斯尼亚和阿尔巴尼亚青年人口的比例在世纪之交将急剧下降。另一方面，青年人口的激增在海湾国家将仍然会很高。1988年沙特阿拉伯王储阿卜杜拉说，对他的国家构成最大威胁的是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在青年人中的兴起。）根据这些预测，这种威胁将持续到21世纪。

    表5.1 穆斯林国家青年人口激增

    ───────────────────────────
    70年代 80年代 90年代2000－2009年2010－2019年
    皮斯尼亚 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塔吉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巴林 阿尔巴尼亚伊拉克土库曼斯坦 马来西亚
    阿联酋 也门约旦埃及 巴基斯坦
    伊朗 土耳其摩洛哥伊朗 叙利亚
    埃及 突尼斯孟加拉国沙特阿拉伯 也门
    哈萨克斯坦 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科威特 约旦
    马来西亚 苏丹 伊拉克
    吉尔吉斯斯坦
    阿曼
    塔吉克斯坦
    利比亚
    土库曼斯坦
    阿富汗
    阿塞拜疆
    ───────────────────────────
    15－24岁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达到高峰或预计达到高峰（几乎总是大于20％）的10年。在一些国家这个比例的高峰出现两次。
    资料来源：见图5.2。
    在一些主要的阿拉伯国家（阿尔及利亚、埃及、摩洛哥、叙利亚、突尼斯）20岁出头、寻找工作的青年人数量的扩大将持续到2010年左右。与1990年相比，在突尼斯，进入就业市场的就业者将增加30％；在阿尔及利亚、埃及和摩洛哥增长约50％；在叙利亚将超过100％。阿拉伯社会识字人口的迅速增多造成了有文化的年轻一代和很大程度上没文化的老一代之间的鸿沟，因此“知识和力量之间的分离”可能“会使政治系统处于紧张状态”。
    更多的人口需要更多的资源，因此来自人口密集和人口迅猛增长的社会的人们倾向于向外扩张，占领领土，向其他人口变动较小的民族施加压力。伊斯兰人口增长于是成为造成沿伊斯兰世界边境的穆斯林和其他民族之间冲突的主要因素。人口压力与经济萧条交织在一起，促进了穆斯林向西方和其他非穆斯林社会移民，使移民问题成为那些社会的突出问题。一个文化中人口的迅速增长与另一文化中人口的缓慢增长或停滞同时出现，会对双方社会的经济和政治调整产生压力。例如，70年代，前苏联的人口比例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穆斯林人口增长了24％，而俄罗斯人口仅增长了6.5％，这在中亚共产党领导人中引起了极大的关注。（注。同样，阿尔巴尼亚人的数量迅速增长也难以让塞尔维亚人、希腊人或意大利人放心。以色列人关注巴勒斯坦人的高增长率；西班牙本身的人口年增长率不到0.2％，它感到不安的是，它的马格里布邻国的人口增长速度是西班牙的10倍以上，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是西班牙的大约十分之一。

    挑战的变化

    任何社会都不能无限期地维持两位数的经济增长，亚洲经济的繁荣将于21世纪初的某个时间稳定下来。日本经济增长率于70年代中期大大下降，此后也没有明显地高出美国和欧洲国家。其他出现亚洲“经济奇迹”国家的增长率也会下降，接近于综合经济中保持的“正常水平”。同样，任何宗教复兴或文化运动都不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在某一时刻伊斯兰复兴运动将平息或消失在历史中，如果为其提供人力的人口推动力在ZI世纪的前20和30年减弱，那它就极有可能发生。到那时，好战者、老战士和移居者的队伍将缩小，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和穆斯林同其他民族（见第十章）之间的大规模冲突可能会减少。伊斯兰世界和西方的关系虽不会变得密切，但冲突会减少，准战争（见第九章）可能会让位于冷战，甚至可能是冷和平。
    亚洲的经济发展将留下一份遗产，即更富有、更综合的经济，对国际事务相当多的参与，成功的资产阶级和富裕的中间阶级。这些可能导致更多元化的和可能更民主的政治，然而这种民主政治未必更亲西方。相反，力量的增强将促使亚洲在国际事务中继续维护自己的权力，并努力以与西方不同的方式指导全球趋势，脱离西方的模式和规则而重塑国际体制。伊斯兰教的复兴像包括基督教改革的同类运动一样，也将留下重要的遗产。穆斯林将更深刻地意识到他们所共有的东西和把他们区分于非穆斯林的东西。新一代的领导人不一定是原教旨主义者，但将比他们的前辈更信奉伊斯兰教。本土化将加强。复兴运动将在社会内外留下一个伊斯兰主义的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组织构成的网络。复兴运动也将表明伊斯兰教是对道德、认同、意义和信仰问题的“解决方法”，但并不是对社会公正、政治压制、经济落后和军事弱小问题的解决方法。这些失败可能会产生对充当政治角色的伊斯兰教的广泛的幻想破灭，产生对其不利的反应并导致寻求对这些问题的替代的“解决方法”。可以想见，甚至可能出现更强烈的反西方的民族主义，为伊斯兰的失败而谴责西方。或者，如果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经济继续发展，它们可能会在发展方面提供一个“伊斯兰模式”，以此与西方和亚洲的模式相竞争。

    无论如何，未来几十年亚洲经济的增长将产生使西方所支配的现存国际秩序不稳定的深刻影响，如果中国经济继续发展，还将使各文明的均势发生巨大变化。此外，印度可能开始实现经济的迅速发展，并作为影响世界事务的一大竞争者而出现。同时，穆斯林人口的增长将成为使穆斯林社会及其邻国不稳定的因素。大量受过中等教育的青年人将继续为伊斯兰教的复兴提供人力，并助长穆斯林的好战性、军国主义和移民。结果，在21世纪最初几年可能会发生非西方力量和文化的持续复兴，以及非西方文明的各民族与西方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冲突。

    第六章全球政治的文化重构

    寻求结盟：认同的政治

    由于现代化的激励，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线重构。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国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道扬镳。似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分的政治界线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线趋于一致，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
    冷战时期，一个国家可以不结盟，许多国家是这样；也可以改变结盟，从一方倒向另一方，有些国家是这样。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可以根据他们对安全利益的认识、对均势的估计及意识形态的优先考虑来作出选择。然而，在新的世界中，文化认同是一个国家结盟或对抗的主要因素。尽管一个国家在冷战中可以避免结盟，但它现在不可能没有认同。“你站在哪一方？”的问题被更基本的“你是谁？”的问题所取代，每个国家都必须作出回答。文化认同的答案确定了该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位置、它的朋友和它的敌人。
    90年代爆发了全球的认同危机，人们看到，几乎在每一个地方，人们都在问“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儿？”以及“谁跟我们不是一伙儿？”这些问题不仅对那些努力创建新的民族国家的人民来说是中心问题，例如在前南斯拉夫，对更一般的国家来说也是中心问题。90年代中期，激烈讨论民族认同问题的国家还有：阿尔及利亚、加拿大、中国、德国、英国、印度、伊朗、日本、墨西哥、摩洛哥、俄罗斯、南非、叙利亚、突尼斯、土耳其、乌克兰和美国。当然，认同问题在由大量不同文明背景的人组成的分裂国家中尤其突出。

    在处理认同危机时，对人们来说，重要的是血缘、信仰、忠诚和家庭。人们与那些拥有相似的祖先、宗教、语言、价值观、体制的人聚集在一起，而疏远在这些方面的不同者。冷战时期，在欧洲，文化上属于西方一部分的奥地利、芬兰和瑞典曾不得不离开西方，成为中立国家；现在它们则能够加入在文化上有亲缘关系的欧洲联盟。前华沙条约组织的天主教和新教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将逐渐成为欧洲联盟和北约的成员国，波罗的海各共和国排在它们后面。欧洲大国明确表示，它们不想让作为一个穆斯林国家的土耳其加入欧洲联盟，对欧洲大陆上出现第二个穆斯林国家波斯尼亚也很不高兴。在北方，苏联的完结刺激了波罗的海诸国家间以及波罗的海国家、瑞典和芬兰之间新式的（或旧式的）结盟的出现。瑞典首相直截了当地提醒俄罗斯，波罗的海各共和国是瑞典的“近邻”，如果俄罗斯进攻它们，瑞典不能恰守中立。
    在巴尔干地区也出现了类似的结盟。冷战期间，希腊和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是华沙条约成员国，而南斯拉夫是不结盟国家，阿尔巴尼亚是时而乍中国结盟的孤立国家。现在，冷战中的结盟让位于植根于伊斯兰教和东正教的文化结盟。巴尔干的一些领导人要确立希腊一塞尔维亚一保加利亚的东正教联盟。希腊总理声称，“巴尔干战争使东正教联盟的纽带显现出来……这是一种联结纽带，过去它潜伏着，随着巴尔干事态的发展，它具有了一些实际意义。在一个流动性很大的世界里，人们正在寻求认同和安全。人们在寻找根和联系以防御未知的危险。”这些观点反映在塞尔维亚的主要反对党领导人的言辞中：“东南欧的局势不久将要求形成一个包括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在内的东正教国家的新的巴尔干联盟，以反抗伊斯兰的侵犯。”环顾北边，东正教的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在处理与天主教匈牙利关系的共同问题上紧密合作。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当希腊和土耳其在爱琴海和塞浦路斯、在它们的军事均势、它们在北约和欧洲联盟中的作用以及与美国的关系等问题上的冲突加剧的时候，这两个国家的“不自然”的联盟实质上变得毫无意义了。土耳其重申了它作为巴尔干穆斯林保护人的角色，并对波斯尼亚提供支持。在前南斯拉夫，俄罗斯支持东正教的塞尔维亚，德国鼓励天主教的克罗地亚，穆斯林国家联合支持波斯尼亚政府，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穆斯林及阿尔巴尼亚穆斯林交战。总的说来，所有的巴尔干人又一次沿着宗教的界线而巴尔干化。正如米沙·格伦尼所说：“正在形成两个轴心，一个穿着东正教的长袍，另一个戴着伊斯兰的面纱”，而且“在贝尔格莱德-雅典轴心与阿尔巴尼亚-土耳其轴心之间”可能存在着“越来越尖锐的争夺影响力的斗争”。

    与此同时，在前苏联境内，东正教的白俄罗斯、摩尔多瓦和乌克兰倾向于俄罗斯，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彼此开战，而它们各自的俄罗斯亲族与土耳其亲族则试图一面支持它们，一面抑制冲突。俄罗斯军队在塔吉克斯坦与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开战，在车臣与穆斯林的民族主义者交火。前苏联的各穆斯林共和国正竭力发展它们之间的各种形式的经济政治合作，并扩大它们与穆斯林邻国的联系；而土耳其、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为发展与这些新国家的关系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南亚次大陆，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及它们之间的军事均势问题上仍然是死对头，它们在克什米尔的战斗加剧了，而在印度内部，又出现了穆斯林和印度教原教旨主义者之间的新冲突。
    东亚是六种不同文明的人民的家园，在那里出现了扩充军备的势头，区域争端突出起来。三个较小的华人地区和国家——台湾、香港、新加坡，以及东南亚的海外华人团体越来越倾向于、介入或依赖于大陆中国。朝鲜和韩国虽然犹犹豫豫但还是有意走向统一。在东南亚国家中，以穆斯林为一方，华人和基督徒为另一方的双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有时甚至发展成暴力冲突。
    在拉丁美洲，经济联盟——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条约集团。三国集团（墨西哥、哥伦比亚、委内瑞拉）、中美洲共同市场——获得了新生，重新证明了欧洲联盟已极其生动地揭示的一点：当经济一体化建立在共同文化基础上时，它就走得更快更远。同时，美国与加拿大力图把墨西哥拉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一协定的长期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墨西哥是否能够在文化上重新确认它属于北美而不是属于拉丁美洲。

    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各国开始建立新的并重新恢复了旧的对抗和联盟关系。它们一直在寻求结成集团，并在寻找那些具有相似文化和相同文明的国家集团。政治家呼唤，公众认同那些超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大”文化共同体，包括“大塞尔维亚”、“大中华”、“大土耳其”、“大匈牙利”、‘二大克罗地亚”、“大阿塞拜疆”、“大俄罗斯”、“大阿尔巴尼亚”、“大伊朗”和“大乌兹别克斯坦”。

    政治和经济联盟会与文化和文明的联盟永远相一致吗？当然不会。均势的考虑有时会导致跨文明的结盟，例如，当法国国王弗兰西斯一世联合奥斯曼土耳其人对抗哈布斯堡王朝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此外，在一个时代形成的服务于国家目的的联盟形式会在新时代延续下去。然而，它们可能会变得更虚弱、更没有意义，因而必须调整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毫无疑矿希腊和土耳其仍将是北约成员国，但它们与其他北约国家的关系可能会削弱。美国与日本、韩国的联盟，它与以色列事实上的联盟以及与巴基斯坦的安全关系也是这样。像东盟那样的多文化的国际组织在保持一致性方面，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难。像印度和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在冷战时期分别是不同超级大国的伙伴，现在则重新确定它们的利益，寻求反映它们文化政治现实的新的合作。曾依赖西方支援以对抗苏联影响的非洲国家，正日益转向南非，寻求它的领导和援助。
    为什么文化共性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和凝聚力，而文化的差异却加剧分裂和冲突？
    首先，每个人都有多种认同，它们可能会互相竞争或彼此强化，如亲缘关系的、职业的、文化的、体制的、地域的、教育的、党派的、意识形态的及其他的认同。一个方面的认同可能与另一个方面的认同发生冲突：一个经典性的例子是，1914年德国工人不得不在认同国际无产阶级还是认同德意志人民和帝国之间作出选择。在当代世界，文化认同与其他方面的认同相比，其重要性显著增强。
    单一方面的认同通常在直接的面对面的层面上最有意义。然而，狭隘的认同不一定与广泛的认同发生冲突。一个军官可以从体制上认同他的连队、团、师和军种。同样，一个人可以从文化上认同他或她的部族、种族、民族、宗教和文明。较低层面的文化认同的日益凸显可能会使其在较高层面也更加凸显。正如伯克所说：“对整体的爱不会因对一排人次要的偏爱而消失……，爱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所属于的这一小排人，是博爱的第一原则（正如过去一样，它是博爱的幼芽）。”在一个文化有其重要性的世界里，排就是部族和种族群体，团就是民族，兵种就是文明。全世界的人在更大程度上根据文化界线来区分自己，意味着文化集团之间的冲突越来越重要；文明是最广泛的文化实体；因此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就成为全球政治的中心。
    其次，正如在第三章和第四章中所论证的，文化认同的日益凸显很大程度是个人层面上社会经济现代化的结果，这一层面上的混乱和异化造成了对更有意义的认同的需要；在社会层面上，非西方社会能力和力量的提高刺激了本土认同和文化的复兴。
    第三，任何层面上的认同（个人的、部族的、种族的和文明的）只能在与“其他”——与其他的人、部族、种族或文明——的关系中来界定。历史上，相同文明的国家或其他实体之间的关系有异于不同文明的国家或实体之间的关系。对待“像我们”的人的指导原则与对待不同于我们的“野蛮人”的指导原则是截然不同的。基督教国家彼此打交道的原则不同于它们与土耳其人和其他“异教徒”打交道的原则。穆斯林对待伊斯兰国家的人与对待敌对国家的人的态度也不相同。中国人对待华裔的外国人与对待非华裔的外国人的方式大不一样。人类历史上始终存在着文明的“我们”与文明之外的“他们”。文明之内的行为与文明之外的行为的差别来源于：
    1、对被看作与我们大相径庭的人的优越感（和偶尔的自卑感）；
    2、对这种人的恐惧和不信任；
    3、由于语言和文明行为的不同而产生的与他们交流的困难；
    4、不熟悉其他民族的设想、动机、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
    在当今世界，交通和通讯的改善导致了不同文明的人民之间更频繁、更强烈、更对称、更全面的相互作用，结果是他们的文明认同越来越显著。法国人、德国人、比利时人和荷兰人越来越把自己看作是欧洲人。中东的穆斯林认同并联合支持波斯尼亚人和车臣人。整个东亚的华人都认为他们的利益与中国大陆的利益一致。俄罗斯人认同并支持塞尔维亚人和其他东正教的民族。这些更广泛的文明认同意味着更深刻地意识到文明之间的差异以及必须保护把“我们”区别于“他们”的那些特性。
    第四，不同文明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冲突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总是产生集团之间冲突的东西：对人民、领土、财富、资源和相对权力的控制，也就是相对于另一个集团对自己所能做的而言，将自己的价值、文化和体制强加于另一个集团的能力。然而，文化集团之间的冲突也可能涉及文化问题。马列主义和自由民主之间的世俗的意识形态分歧即使不能解决，至少也可以加以讨论。物质利益的分歧可以谈判，并常常可以通过妥协来解决，而这种方式却无法解决文化问题。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木可能通过双方都各自建一个自己的寺庙和清真寺或都不建，或建一个既是清真寺又是寺庙的调和信仰的建筑，来解决是否应当在阿约提亚建一个清真寺或寺庙的问题。阿尔巴尼亚的穆斯林和东正教塞尔维亚人之间关于科索沃的争端，或以色列人与阿拉伯人之间关于耶路撒冷的争端，可能看来是一个直接的领土问题，但它们也都不可能轻易得到解决，因为对于双方来说，那些地方都有深刻的历史、文化、感情的意义。同样，法国当局或穆斯林学生家长都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妥协，即：允许女生在校期间每隔一天穿戴一次穆斯林服饰。像这类的文化问题答案只有是或不是。
    第五点也是最后一点，是冲突的普遍性。憎恨是人之常情。为了确定自我和找到动力，人们需要敌人：商业上的竞争者、取得成功的对手、政治上的反对派。对那些与自己不同并有能力伤害自己的人，人们自然地抱有不信任，并把他们视为威胁。一个冲突的解决和一个敌人的消失造成了带来新冲突和新敌人的个人的。社会的及政治的力量。正如阿里·马兹鲁伊所说：“在政坛上，‘我们’与‘他们’相对立的趋势几乎无所不在。”在当代世界，“他们”越来越可能是不同文明的人。冷战的结束并未结束冲突，反而产生了基于文化的新认同以及不同文化集团（在最广的层面上是不同的文明）之间冲突的新模式。与此同时，共同的文化也促进了共有那种文化的国家或集团的合作，这可以从正在出现的国家间区域联盟的模式中看出，特别是在经济领域。

    文化与经济合作

    90年代初期人们耳闻了许多区域主义或世界政治区域化的高谈阔论，在世界安全日程上区域冲突取代了全球冲突。主要大国，如俄罗斯、中国、美国；以及次要大国，如瑞典和土耳其，明确从区域的角度重新界定它们的安全利益。区域内部的贸易比区域之间的贸易的增长速度要快，许多人预言，欧洲、北美、东亚可能还有其他区域会出现区域性的经济集团。
    然而，用“区域主义”这个词来描绘正在发生的事并不恰当，区域是地理的而不是政治的或文化的实体。像在巴尔干区域或中东区域的情况一样，它们可能被文明内部或文明之间的冲突所割裂。只有在地理与文化一致时，区域才可能作为国家之间合作的基础。离开了文化，地理上的邻近不会产生共同性，而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军事同盟和经济联盟要求成员国之间进行合作，而合作有赖于信任，信任最容易从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中产生。结果，尽管时代和目的也起作用，但区域组织的整体效果一般说来与成员国之间文明的多样性成反向变化。一般地说，单一文明组织比多文明组织做的事更多，也更为成功，无论是政治和安全组织还是经济组织莫不是如此。
    北约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它是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哲学思想的西方国家的主要安全组织。西欧联盟是欧洲共同文化的产物。另一方面，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包括了至少具有三种相当不同的价值观和利益的国家，这些不同的价值观和利益已成为其实现重要的体制认同及开展广泛的重要活动的主要障碍。由13个讲英语的前英国殖民地组成的单一文明的加勒比共同体，进行了多种多样的合作，特别是在某些小团体之间有更密切的合作。然而，建立更广泛的组织以便在加勒比区域英语一西班牙语的断层线上架设桥梁的努力不断失败。与此类似，成立于1985年的包括7个由印度教徒、穆斯林和佛教徒构成的国家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几乎完全失效，甚至连会议都无法召开。
    在涉及经济一体化时，文化与区域主义的关系更是一目了然。从最低层次到最高层次，公认的国家之间经济联盟的四个层次是：
    1、自由贸易区；
    2、关税同盟；
    3、共同市场；
    4、经济联盟。
    拥有共同市场和经济联盟众多因素的欧洲联盟在一体化道路上走得最远。相对同质的南方共同市场和安第斯条约国家1994年已处于建立关税同盟的阶段。在亚洲，多文明的东盟1992年才开始迈出成立自由贸易区的步伐，其他多种文明构成的经济组织甚至更远地落在后面。1995年，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一组织有点例外外，这样的组织都未建立起自由贸易区，更不用说更广泛形式的经济一体化了。
    在西欧和拉丁美洲，文明的共性促进了合作和区域组织的发展。西欧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知道它们拥有许多共同点。东亚存在着五种（如把俄罗斯包括进去，就是六种）文明，结果它成为能否在非共同文明基础上建立有意义的组织的试验场。至90年代初期，东亚没有可与北约相比的安全组织或多边军事联盟。成立于1967年的多文明区域组织东盟，其成员国包括一个中华文明国家、一个佛教国家、一个基督教国家和两个穆斯林国家，所有这些国家都曾面临着共产党的暴动的积极挑战及来自北越和中国的潜在挑战。
    东盟常常被援引为有效的多文化组织的例子，然而它也是一个这类组织的局限性的例子。它不是一个军事联盟，尽管成员国之间有时在双边的基础上进行军事合作，但它们也全都在扩大军事预算，增强军备，这与西欧和拉丁美洲正在进行的军备削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经济方面，东盟从一开始就计划实行“经济合作而不是一体化”，结果区域主义仅以“缓慢的步伐”发展，甚至自由贸易区也要到 21世纪才能被认真考虑。1978年，东盟设立了部长级会议，在这一会议上，它的外交部长们可以会见来自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及欧洲共同体等“对话伙伴”的外交部长们。然而，部长级会议主要是一个双边对话论坛，它不能处理“任何重要的安全问题”。1993年，东盟设立了一个更广泛的活动场所，即东盟区域论坛，它包括东盟成员国和对话伙伴，加上俄罗斯、中国、越南、老挝、巴布亚新几内亚。然而，正如它的名称所暗示的那样，这是一个集体讨论而不是集体行动的场所。1994年7月东盟区域论坛第一次开会，“就区域安全展开了讨论”，但回避了有争议的问题，因为，正如一位官员所评论的，如果提出那些有争议的问题，“有关参加者势必开始互相攻击”。东盟及附属机构证明了多文明的区域组织固有的局限性。
    只有得到足够的东亚文化共性的支持，有意义的东亚区域组织才会出现。东亚社会无疑共同拥有使它们区别于西方的东西，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认为，这些共同性提供了合作的基础，并促进了在此基础之上的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形成。这个核心论坛将包括东盟国家、缅甸、台湾、香港、韩国，最重要的是中国和日本。马哈蒂尔论证说，东亚经济核心论坛植根于共同的文化，它不应因设在东亚“就被仅仅看作是一个地缘性集团，它也应被看作一个文化集团。尽管东亚人可能是日本人、朝鲜人或印度尼西亚人，但他们在文化上有某种相似性。……欧洲人聚集在一起，美洲人聚集在一起，我们亚洲人也应当聚集在一起”。正如他的一位同事所说，它的目的是增加“亚洲具有共性的国家之间的区域贸易”。
    因此，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一个潜在前提就是经济跟随着文化。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被排除在外，因为它们在文化上不属于亚洲。然而，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成功主要博赖于日本和中国的参与。马哈蒂尔曾呼吁日本参与进来，他对日本听众如是说：“日本是亚洲的，日本是东亚的，你们不能无视地缘文化的事实，你们属于这里。”然而日本政府不愿加入东亚经济核心论坛，部分原因是怕得罪美国，部分原因是其国内在是否应认同亚洲这一点上有分歧。如果日本加入东亚经济核心论坛，它就将主导这个论坛，这可能引起中国方面的激烈对抗，同时在成员国中引起恐惧和不安。几年来，盛传日本要建立一个“日元集团”以平衡欧洲联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然而，日本是一个孤独的国家，在文化上与其邻国联系很少，因此到1995年，日元集团尚未实现。
    尽管东盟进展缓慢，日元集团仍然是一个梦想，日本动摇不定，东亚经济核心论坛原地踏步，但是，东亚的经济相互作用却急剧增强。这一增加是基于东亚华人社会之间的文化联系。这些联系导致了以华人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的“持续的非正式一体化”，它在许多方面可与汉萨同盟相媲美，“也许还会导致事实上的中华共同市场”。在东亚，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文化的共性已成为有意义的经济一体化的前提。
    冷战的结束刺激了建立新的和复兴旧的区域性经济组织的努力，这些努力能否成功最主要依赖于有关国家是否具有文化同质性。西蒙·佩雷斯于1994年计划建立一个中东共同市场，它可能仍然是一个不会马上到来的“沙漠幻景”。一位阿拉伯官员评论道：“阿拉伯世界不需要一个以色列参加的机构或发展银行。”成立于1994年的加勒比国家联盟把加勒比共同体与海地及该区域讲西班牙语的国家联系起来，很少有迹象表明它克服了不同成员国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以及前英国殖民地的偏狭和它们强烈的亲美倾向。另一方面，建立文化上更同质组织的努力取得了进展。尽管被亚文明的界线分开，巴基斯坦、伊朗和土耳其在1985年恢复了成立于1977年的濒于死亡的“区域合作发展组织”，更名为“经济合作组织”，接着，在削减关税和采取其他各种措施方面达成协议，1992年，该组织的成员国扩展到了包括阿富汗及前苏联的六个穆斯林共和国。同时，前苏联的五个中亚共和国于1991年原则上同意建立共同市场，1994年，其中两个最大的国家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签订了一个协定，允许“商品、服务及资本的自由流通”，并协调两国的财政、货币及关税政策。1991年，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和巴拉圭一起加入南方共同市场，目标是越过经济一体化的正常阶段，并在1995年前部分实现关税同盟。1990年，以前停滞不前的中美洲共同市场建立了一个自由贸易区，而以前同样消极被动的安第斯集团1994年建立了关税同盟。1992年，维谢格拉德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一致同意建立一个中欧自由贸易区，并在1994年加快了实现的时间表。
    经济一体化的结果是贸易增长，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区域内部的贸易相对于区域之间的贸易来说越来越重要。1980年欧洲共同体内部的贸易占共同体贸易总额的50.6％，而1989年增长到58.9％。北美和东亚的区域贸易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90年代初，在拉丁美洲，南方共同市场的建立和安第斯条约的复兴促进了拉丁美洲内部贸易的急剧增长，1990至1993年，巴西与阿根廷之间的贸易增加了两倍，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之间的贸易增加了3倍。1994年，巴西取代了美国，成为阿根廷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同样，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建立，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贸易有了重要的增长。同样，东亚内部贸易的扩大也远比与外部贸易要迅速，但它的扩大因日本倾向于关闭市场而受到阻碍。另一方面，中华文化圈（东盟、台湾、香港、韩国和中国）内部的贸易占其贸易总额的比例，从1970年的不足20％增加到1992年的将近30％，而日本占中华文化圈贸易总额的比例从23％下降到13％。1992年，中华文化圈对圈内的出口超过了其对美国的出口，也超过了其对日本和对欧洲共同体出口的总和。
    作为一个独特的社会和文明，日本在发展与东亚国家的经济联系及处理与美国和欧洲的经济摩擦时面临着困难。无论贸易和投资如何牢固地把日本与东亚国家联系在一起，它与这些国家的文化差异，尤其是与中华经济精英的差异，仍然妨碍了它创立一个日本领导的、类似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或欧洲联盟的区域经济集团；同时，日本与西方的文化差异加剧了它与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关系上的误解和对抗。假如经济一体化依赖于文化的共性——情况看来正是如此——那么，作为一个文化上孤独的国家，日本未来在经济上可能也是孤独的。
    过去，国家间的贸易样式依国家间的联盟样式而定，并与之相类似。在正在形成的世界中，文化样式将对贸易样式起决定性的影响。商人与他们了解和信任的人做生意，国家把主权交给由他们所了解、信任的看法相同的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经济合作的根源在于文化的共性。

    文明的结构

    在冷战时代，各国作为盟国、卫星国、仆从国、中立国或不结盟国家，而与两个超级大国相联系。在冷战后的世界，各国作为成员国、核心国家、孤独国家、分裂国家或无所适从的国家，而与各文明相联系。像部族和民族一样，文明也有政治结构，文明的成员国是一个在文化上完全认同一种文明的国家，例如，埃及认同阿拉伯一伊斯兰文明，意大利认同西欧文明。一种文明也可以包括共有和认同其文化、但生活在由另一种文明的成员所支配的国家中的人。各文明通常有一个或几个地方被其成员视为该文明文化的主要源泉或源泉。它们常常位于文明的一个或一些核心国家中，也就是说，位于该文明最强大的、文化上居中心的一个或一些国家中。
    核心国家的数目和作用因文明不同而不同，并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化。日本文明实际上与单一的日本核心国家相等同。中华文明、东正教文明、印度文明各有一个主导核心国家、若干个成员国及生活在受另一种不同文明支配的国家中的人（海外华人、“近邻”的俄罗斯人、斯里兰卡的泰米尔人）。历史上，西方通常有几个核心国家，现在它有两个核心，即美国和欧洲的法德核心，英国则作为另一个权力中心游离于它们之间。伊斯兰、拉丁美洲和非洲缺乏核心国家，这部分地要归因于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它们瓜分了非洲和中东，在更早的世纪里还不那么明确地瓜分了拉丁美洲。
    缺少一个伊斯兰核心国家，给伊斯兰社会和非伊斯兰社会都构成了重大的问题，这在第七章中将要讨论。至于拉丁美洲，西班牙本可以成为一个讲西班牙语的文明或者甚至伊比利亚文明的核心国家，但它的领导人有意识地选择成为欧洲文明的成员国，尽管同时与其前殖民地保持着文化上的联系。巴西就疆域、资源、人口、军事和经济能力来说有资格成为拉丁美洲的领袖，可以设想它能够做到。然而，巴西之于拉丁美洲犹如伊朗之于伊斯兰教。亚文明的差异（与伊朗的宗教差异，与巴西的语言差异）使它们很难担当这个角色。如果没有这些差异，它们完全有资格成为核心国家。因此，拉丁美洲有几个既相互合作又相互竞争领袖地位的国家，它们是巴西、墨西哥、委内瑞拉和阿根廷。鉴于墨西哥试图重新确定自己的认同，从拉丁美洲转向北美，智利和其他国家可能紧随其后，拉丁美洲的情况也因此而复杂化。拉丁美洲文明最终可能融入西方文明并成为分成三支的西方文明的一个亚文明。
    任何一个潜在的核心国家承担撒哈拉以南非洲领导的能力，都受到了该地区分为英语国家和法语国家现状的限制。科特迪瓦一度是讲法语的非洲的核心国家，然而，在很大程度上，法语非洲的核心国家是法国，它在非洲国家独立后，与其前殖民地保持着密切的经济、军事、政治的联系。最有资格成为核心国家的两个非洲国家都是讲英语的国家，疆域资源和地理位置使尼日利亚成为潜在的核心国家，但其文明内部的不团结、严重腐败、政治动荡、压制性政府以及经济问题，极大地限制了它扮演这一角色的能力，尽管它偶尔也能这么做。南非通过协商和平地实现了从种族隔离体制的过渡，其工业能力、与其他非洲国家相比高水平的经济发展，其军事能力、自然资源，以及黑人和白人共同担任政治领导的周密体制，都明显地使南非成为南部非洲的领导，也许还是英语非洲的领导，并有可能成为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领导。
    一个孤独的国家在文化上缺乏与其他社会的共同性。例如，埃塞俄比亚在文化上是被孤立的，原因在于它占主导地位的语言阿姆哈拉语、它的占主导地位的宗教科普特（基督一性论）东正教、它的帝国历史，以及它与周围民族（其中大部分是穆斯林）的宗教差别。海地的精英传统上津津乐道于与法国的文化联系，海地的克里奥耳语、伏都教、革命奴隶的出身以及野蛮的历史综合起来，使它成为一个孤独的国家，西德尼·明茨注意到，“每一个国家都有独特的一面，但海地独自归入一类。”结果，在1994年海地发生危机时，拉丁美洲的国家不把海地看成是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因而不愿意接受海地的难民，尽管它们接受古巴的难民。正如巴拿马经选举上台的总统所说，“在拉丁美洲，海地不被看作是一个拉丁美洲国家，海地人讲一种不同的语言，他们有不同的道德基础和不同的文化。总的说来他们（与拉丁美洲）格格不入。”海地与讲英语的加勒比黑人国家同样存在着隔阂，一位评论者注意到，“格林纳达人或牙买加人对海地人的陌生程度，就像艾阿华州的人或蒙大拿州的人对海地人的陌生程度一样”，海地“这个无人要的邻居”真正是一个没有亲族的国家。
    最重要的孤独国家是日本，没有其他国家具有与之相同的独特文化，在其他国家中，日本移民要么在数量上不重要，要么被那些国家的文化所同化（如日裔美国人）。日本文化极其特殊，而且它没有包含一种可以输出到其他社会并因此与其他社会的人民建立文化联系的潜在的普世宗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或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或共产主义），这些都加强了其孤独性。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是异质性的，因为它们包括了两个或更多的种族和宗教集团。许多国家处于分裂状态，在这些国家中，这些集团的差异或冲突在这个国家的政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种分裂的程度通常随时间而变化。一个国家的深刻分裂可能导致大规模的暴力或者威胁到这个国家的生存，当文化的差异与地理位置的差异重合时，可能就会出现后一种威胁和自治或分离运动。如果文化的差异与地理位置的差异不一致，人们可能会通过种族灭绝或强制移民来使之一致。
    属于同一种文明但拥有不同文化集团的国家，可能会因已发生的分离（捷克斯洛伐克）或可能发生的分离（加拿大）而产生深刻的分裂。然而，深刻的分裂更可能在这样一个分裂国家中出现，在其中，大的集团分别属于不同文明。当属于某种文明的一个大集团企图把这个国家作为其政治工具，使它的语言、宗教和象征成为这个国家的语言、宗教和象征时，这种分裂及随之而来的紧张常常会有所发展，如印度、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的印度教徒、僧伽罗人和穆斯林曾试图做的那样。
    其领土横跨文明断层统的分裂国家，面临着维护统一的特殊问题。在苏丹，穆斯林的北方和主要是基督教的南方之间打了几十年的内战。同一种文明中的分裂几十年来一直纠缠着尼日利亚政治，并引发了一场大规模分离战争以及政变、暴乱和其他暴力行为；在坦桑尼亚，信奉基督教泛灵论的大除和阿拉伯穆斯林的桑给巴尔已经疏远，它们在许多方面，已成为两个相互分离的国家。1992年，桑给巴尔偷偷地加入了伊斯兰会议组织，然后在坦桑尼亚的诱导下，又于第二年退出了该组织。同样，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的分裂在肯尼亚造成了紧张状态和冲突。在非洲之角，主要是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和穆斯林占多数的厄立特里亚于1993年相互分离，然而，埃塞俄比亚的奥罗莫人中留下了大量的穆斯林少数民族。被文明断层线分裂的其他国家有：印度（穆斯林和印度教徒）、斯里兰卡（僧伽罗佛教徒和泰米尔印度教徒）、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华人和马来穆斯林）、中国（汉族、藏传佛教徒、突厥穆斯林）。菲律宾（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以及印度尼西亚（穆斯林和帝汉岛的基督教徒）。
    在冷战时期，那些被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合法化了的共产党集权政府强行结合在一起的分裂国家中，文明断层线的分裂后果最为明显。随着共产主义的崩溃，文化取代了意识形态，成为吸引和排斥的磁石。南斯拉夫和苏联解体了，并沿着文明的断层线分裂成一些新的实体：在前苏联有波罗的海共和国（新教和天主教）、东正教共和国以及穆斯林共和国；在前南斯拉夫，有天主教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部分是穆斯林的波斯尼亚一黑塞哥维那，以及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一黑山和马其顿，而这些承继的实体仍然包括多文明的集团，第二阶段的分裂表明了这一点。波黑被战争分成塞族区、穆斯林区和克族区，而塞族人和克族人在克罗地亚相互开战。在位于斯拉夫东正教的塞尔维亚内的、阿尔巴尼亚穆斯林居多的科索沃，极难维持持久和平，在马其顿，阿尔巴尼亚族穆斯林少数与斯拉夫东正教多数之间出现了紧张局面。许多前苏联共和国也横跨文明断层线，部分是由于苏联政府在划界时故意造成一些分裂的共和国，俄罗斯的克里米亚被并入了乌克兰，亚美尼亚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被并入阿塞拜疆。俄罗斯有几个相对较小的穆斯林群体，最明显的是在北高加索地区和伏尔加地区。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哈萨克斯坦有相当多的俄罗斯少数民族，在很大程度上这也是苏联的政策造成的。乌克兰被分成讲乌克兰语的东仪天主教民族主义的西部和讲俄语的东正教的东部。
    在一个分裂的国家中，来自两种或更多文明的主要集团事实上在说：“我们是不同的民族，我们属于不同的地方”，排斥力使它们分开，而另一社会的文明的磁石又将它们吸引。相比之下，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则是具有一种将其置于某个单一文明中的占支配地位的文化，而它的领导人却想要将它转到另一个文明。这些领导人实际上在说：“我们是一个民族，并共同属于一个地方，但我们想换个地方。”与分裂国家的人民不同，无所适从的国家的人民在他们是谁这一点上没有分歧，但在哪一个文明是他们的文明的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最典型的是，土耳其的一部分重要领导人抱有基马尔主义战略，决定他们的社会应当摒弃非西方的文化和体制，应当加入西方，应当既现代化也西方化。俄国自彼得大帝起就一直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在它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还是独特的欧亚东正教文明核心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当然，穆斯塔法·基马尔的土耳其是一个典型的无所适从的国家，自20年代以来，它一直试图实现现代化和西方化，并成为西方的一部分。墨西哥把自己定位为与美国相对立的拉丁美洲国家差不多有两个世纪之久。20世纪80年代，由于其领导人试图把它重新定位为北美社会的一个成员，这个国家成了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与此形成对照的是，90年代，澳大利亚的领导人试图使他们的国家脱离西方并使之成为亚洲的一部分，因而从相反的方向造成了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这两个现象证明了无所适从的国家是可以识别的，它们的领导人自称为两种文化之间的“桥梁”，而观察家则把它们说成是“两面人”。“俄国人面向西方——也向东方”；“土耳其：东方，西方，哪一个最好？”“澳大利亚的民族主义：分裂的忠诚”；这些都是强调无所适从的国家认同问题的最典型的文章标题。

    无所适从的国家：文明转变的失败

    无所适从的国家要成功地重新确立文明认同，至少要具备三个前提条件：首先，该国的政界和经济界精英必须普遍支持这一行动，并对此抱有热情。其次，公众必须至少愿意默认这一认同的重新确立。第三，它们所认同的文明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西方，必须愿意接受这种转变。重新确立认同将是一个在政治、社会、体制和文化诸方面长期的、间断的和痛苦的转变过程。迄今还没有获得过成功。
    俄国。90年代以来的几年中，墨西哥一直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而土耳其几十年来就是这样一个国家。相比之下，俄国几个世纪以来就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而且与墨西哥和土耳其共和国不同，它还是一种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如果土耳其或墨西哥成功地把自己重新定位为西方文明的成员，这对于伊斯兰文明或拉美文明的影响可能会很小或者比较有限。而如果俄国成为一个西方国家，东正教文明将不复存在。苏联的崩溃又在俄国人中点燃了关于俄国与西方这一中心问题的争论。
    俄国与西方文明关系的演变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一直持续到彼得大帝统治时期（1689－1725年），当时基辅罗斯公国和莫斯科公国独自存在于西方之外，与西欧社会几乎没有联系。俄罗斯文明作为拜占庭文明的一个后代发展着，然后在两百年里，从13世纪中叶到15世纪中叶，俄罗斯是处于蒙古的宗主权力之下。俄罗斯没有或很少经历过那些界定西方文明的历史现象：罗马天主教、封建主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海外扩张和殖民化、启蒙运动以及民族国家的出现。以前被认为是西方文明八个特征之中的七个——宗教、语言、政教分离、法治、社会多元化、代议机构。个人主义——几乎完全与俄罗斯的经历无缘。然而，唯一可能的例外是希腊、罗马古典遗产，它是经过拜占庭传到俄罗斯的，因而与从罗马直接传到西方的有相当大的不同。俄罗斯文明是基辅和莫斯科的本土根源、拜占庭的强大影响和蒙古长期统治的产物，这些影响造成了一种社会和一种文化，它们与在极为不同的力量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西欧社会和文化几乎没有相似之处。
    17世纪末，彼得大帝在其1697－1698年的欧洲之行中发现，俄罗斯不仅不同于欧洲，而且与欧洲相比也很落后。他决心使他的国家现代化和西方化，为了使他的人民看起来像欧洲人，他回到莫斯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剃掉贵族们的胡须，并禁止他们穿长袍。戴尖顶帽。尽管彼得没有废除西里尔字母表，但确实对它进行了改革和简化，并引进了西方的单词和短语，然而，他将俄国军队的发展和现代化置于首位：创建了一支海军，引进了征兵制，建立了国防工业，设立了技术学校，并派人到西方学习，从西方引进了最新的有关武器、轮船、造船、航海、管理体制及其他对于军事效率必不可少的知识。为了进行这些革新，他大力改革和扩大了税收体制，而且在其统治的晚年，改组了政府结构。彼得大帝决心使俄国不仅成为一个欧洲国家，而且成为一个欧洲大国，他放弃了莫斯科，在圣彼得堡建立新的都城，并发动了对瑞典的“北方大战”，目的是使俄国在波罗的海处于执牛耳的地位，确立自己在欧洲的存在。
    然而，在使他的国家现代化和西方化的同时，彼得大帝还通过完善专制体制、消除任何一种社会或政治多元化的潜在根源，来强化俄罗斯的亚洲特性。俄国贵族的势力从未强大过，彼得扩大了贵族的服役，建立了一个基于功劳而不是出生或社会地位的等级体制，进一步削弱了他们的地位。贵族像农民一样地服兵役，形成了一种后来激怒屈斯蒂纳侯爵的“卑躬屈膝的贵族制”。农奴的自主进一步受到限制，因为他们被更紧地束缚于土地和主人。东正教会过去一直处于国家的广泛控制之下，这时则直接由沙皇任命的宗教会议来改组和控制。沙皇还获得了指定其继承人的权力，而不论流行的继承惯例如何。由于这些变革，彼得一方面在俄国开创了现代化与西方化之间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又开创了专制体制，并为两者都树立了典范。列宁、斯大林，在较小的程度上还有叶卡捷琳娜二世和亚历山大二世，都遵循着彼得的模式，尝试用各种不同的方法使俄国西方化和现代化，同时加强独裁权力。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俄国，主张民主化者通常是主张西方化者，但主张西方化者却不是主张民主化者。俄国的历史教训在于中央集权成为社会和经济改革的前提条件。20世纪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的合作者为他们在反对公开性给经济自由化制造的障碍时未能认识到这个事实而感到痛惜。
    彼得在使俄国成为欧洲的一部分，而不是使欧洲成为俄国的一部分方面，更为成功。与奥斯曼帝国形成对照的是，俄罗斯帝国逐渐被看作是欧洲国际体系的一个主要的和合法的参与者。在国内，彼得的改革带来了一些变化，但他的社会仍然是混合的，除了一小部分精英外，亚洲和拜占庭的方式、体制和信仰在俄国社会仍居主导地位，对此，欧洲人和俄国人均这样认为。德·迈斯特注意到：“抓伤了一个俄国人，就是伤害了一个鞑靼人。”彼得建立了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19世纪，斯拉夫主义者和主张西方化者都为这个不幸的国家而痛惜，并在究竟是通过彻底欧洲化，还是通过消除欧洲的影响，恢复俄罗斯的精粹来结束这种局面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像恰达耶夫这样的主张西方化者争辩道：“太阳是西方的太阳”，俄国人要用它来照明和改变其继承的制度；而像丹尼列夫斯基一样的斯拉夫主义者的言论直到20世纪90年代还能听得到，他谴责欧洲化的努力是“扭曲人们的生活，用陌生的外国形式来取代自己的形式”，“借用外国的体制并将它们移植到俄国的土壤里”，“用一种外来的欧洲观点来看待俄国国内和国外的关系以及俄国生活的问题，像过去一样，用适合于欧洲的折射镜来观察它们”。在其后的俄国历史中，彼得成了主张西方化者心目中的英雄和反对者的撒旦，后者的极端代表是20世纪20年代的欧亚主义者，他们谴责彼得为叛徒，并为布尔什维克放弃西方化。向欧洲挑战以及重新迁都莫斯科而欢呼。
    布尔什维克革命开创了俄国与西方关系的第三阶段，它与存在了两个世纪的含糊不清的前一阶段大不相同。它以一种在西方创立的、但不能存在于西方的意识形态的名义建立起政治经济制度。斯拉夫主义者和西方化论者曾经争论，如果与西方相比俄国不落后，那么俄国是否可能不同于西方；共产党人出色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俄国不同于西方而且根本反对西方，因为它比西方更先进，它要在最终将席卷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中起领导作用，俄国体现的不是落后的亚洲的过去，而是进步的苏维埃的未来。事实上，革命使俄国越过了西方，并使它自己与西方区分开来，正如一位斯拉夫主义者所论证的，不是因为“你们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不会变得像你们一样”，而是像共产国际的宣传所言，因为“我们是不相同的，所以你们最终会变得像我们一样”。
    然而，共产主义在使苏联领导人把自己与西方区分开来的同时，也使他们与西方建立了强有力的联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德国人，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他们的观点的大多数主要阐释者都是西欧人；到1910年，西欧社会的许多工会组织、社会民主党和工党都信奉他们的意识形态，并在西欧政治中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布尔什维克革命后，欧洲左翼政党分裂成为共产党和社会党，两者常常都是欧洲社会中的强大力量。在大部分西方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很流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被视为未来的趋势，并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得到了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广泛拥护。因此，俄国的斯拉夫主义者和主张西方化者之间关于俄国未来的争论，就被欧洲的左翼和右翼关于西方的未来，以及苏联是否集中体现了这种未来的争论所代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的力量加强了共产主义在西方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加强了在那些正在反对西方的非西方文明国家中的吸引力。在西方所支配的非西方社会中，想诱惑西方的精英们谈论著自决和民主；而那些想对抗西方的精英们则发动了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
    通过采用西方的意识形态和运用它来向西方挑战，俄国人在某种意义上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西方，并更加密切地与西方缠绕在一起。尽管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差别很大，但在某种意义上，双方讲的是同一种语言。共产主义和苏联的崩溃结束了西方和俄罗斯之间的这种政治一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西方希望并认为，结果将会是自由民主在整个前苏联帝国的胜利。然而，那并不是注定的。到1995年为止，自由民主在俄罗斯及其他东正教共和国的未来尚不明朗。此外，俄罗斯人不再表现得像马克思主义者，而开始表现得像俄罗斯人，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鸿沟扩大了。自由民主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之间的冲突是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尽管它们之间有重大的差别，但它们都是现代的、世俗的，并公开地赞同最终要实现自由、平等和物质富裕的目标。一个西方的民主主义者可以与一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思想上的争论，但他不可能与一个俄罗斯的东正教民族主义者这么做。
    在苏联时代，由于索尔仁尼琴之辈和萨哈罗夫之辈向共产主义学说提出了挑战，斯拉夫主义者和主张西方化者的斗争更然而止。随着共产主义学说的崩溃，关于俄罗斯的真正认同的争论又热烈起来。俄罗斯是否应当采用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实践并试图成为西方的一部分？抑或俄罗斯要体现把欧洲和亚洲联系起来的一种独特的东正教和欧亚文明？它由于负有联接欧洲和亚洲的独一无二的使命，而与西方文明调异。在这些问题上，知识界和政界精英及一般公众之中都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一方是主张西方化者、“世界主义者”或“大西洋主义者”。另一方是斯拉夫主义者的继承人，对他们人们有各种称呼，如“民族主义者”、“欧亚主义者”或“强大国家的支持者。
    这些群体之间的基本分歧是在对外政策上，在较小的程度上也有关于经济改革和国家结构的分歧。舆论继续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争论的一方是那些宣扬戈尔巴乔夫所拥护和集中体现在其“共同的欧洲家园”目标中的“新思维”的人，以及叶利钦的许多高级顾问，他们表达了这样的愿望：俄罗斯要变成一个“正常的国家”，并被主要工业化民主国家的七国集团接纳为第八个成员国。像谢尔盖·斯坦凯维奇这样的较温和的民族主义者则认为，俄罗斯应当摒弃“大西洋主义”的道路，应当把保护生活在其他国家的俄罗斯人作为优先考虑，强调它与土耳其人和穆斯林的联系，促进“本著有利于亚洲或东方的原则，适当地重新分配我们的资源。选择、联系和利益”。具有这种主张的人批评叶利钦使俄罗斯的利益服从于西方的利益，削减俄国的军事力量，未能支持诸如塞尔维亚这样的传统朋友，推行对俄国人有害的经济和政治改革。这种趋势的标志是彼得·萨维茨基的思想的重新流行，他曾于20年代论证说，俄罗斯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欧亚文明。
    较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分为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民族主义者，前者如索尔仁尼琴，他们提倡建立一个俄罗斯：包括所有俄罗斯人，加上紧密相联的斯拉夫东正教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除此以外，别无其他民族；后者如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他们想重建苏联帝国和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后一群人有时既反对犹太人，也反对西方，他们想要把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方向调整到东方和南方，或者控制穆斯林的南方（如日里诺夫斯基所极力主张的），或者与穆斯林国家和中国合作反对西方。民族主义者还赞同更广泛地支持塞尔维亚人对穆斯林的战争。世界主义者与民族主义者的分歧在机构上反映在外交部与军方的观点分歧上，也反映在叶利钦的对外政策和安全政策从一个方向另一个方向的变化上。
    俄国公众也像精英一样产生了分歧。1992年对2069名欧洲俄国人所作的抽样调查发现，40％的被调查者“支持对西方开放”，36％的人“不接受西方”，24％的人“未决定”。在1993年的议会选举中，支持改革的政党赢得了34.2％的选票，反对改革的政党和民族主义政党赢得43.3％的选票，而中间派的政党赢得13.7％的选票。同样，在1996年6月的总统选举中，俄国公众再一次发生分裂，约有 43％的人拥护西方看中的候选人叶利钦和赞同改革的其他候选人，而 52％的人投了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候选人的票。在俄罗斯的认同这一中心问题上，90年代的俄罗斯显然仍然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西方一斯拉夫主义的两重性“是俄罗斯民族特征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特点”。

    土耳其。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经过精心筹划的一系列改革中，穆斯塔法·基马尔·阿塔蒂尔克（凯末尔）试图使他的人民摆脱奥斯曼和穆斯林的过去，基马尔主义的基本原则或“六个标志”是：民粹主义、共和主义、民族主义、世俗主义、国家主义和改良主义。基马尔抛弃了多民族帝国的思想，目的是建立一个同质的民族国家，在这一过程中亚美尼亚族和希腊族遭到了驱逐和屠杀。然后，他废黜了苏丹，建立了西方式的政治权威的共和体制。他还废除了哈里发的职位（哈里发是宗教权威的主要来源），撤消了传统的教育部和宗教部，废除了独立的宗教学校及学院，建立了统一的世俗公共教育制度，中止了采用伊斯兰法律的宗教法院，代之以建立在瑞土民法基础上的新的法律制度。他还用格里高利历法（公历）代替了传统的历法，并正式废止伊斯兰教的国教地位。他仿效彼得大帝禁止人们戴土耳其帽，因为它是宗教的传统象征，并鼓励人们戴有边的帽子（土耳其帽子没有边——译者注）。他还明文规定，土耳其文要用罗马字母而不是阿拉伯字母书写。后一项改革至关重要，“它使在罗马书写方式下受教育的新一代人实际上不可能使用大量的传统文献；它鼓励人们学习欧洲语言；它大大缓解了越来越突出的扫盲问题”。30年代，基马尔在重新确立了土耳其人民的民族的、政治的、宗教的和文化的认同之后，积极促进土耳其的经济发展。西方化与现代化携手并进，并预定将成为实现现代化的工具。
    在西方1939－1945年的内战中，土耳其仍然保持中立。然而战后，迅速地认同了西方。为了明确表示追随西方模式，它从一党制转变为具有竞争性的多党制。它通过游说最终于1952年成为北约的成员国，由此进一步证明它是自由世界的一个成员。它接受了西方几十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和安全援助，它的军队由西方来训练和装备，并被纳入了北约的指挥系统，它还在本土设有美国的军事基地。土耳其开始被西方看作是遏制、阻止苏联向地中海、中东和波斯湾扩张的东方堡垒。土耳其与西方的这种联系与它对西方的认同，在1955年召开的万隆会议上遭到了非西方国家和不结盟国家的谴责，并被伊斯兰国家攻击为亵渎神明。
    冷战结束后，土耳其的精英仍然大都支持土耳其成为西方和欧洲的一员，对于他们来说，继续保持北约成员国的地位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提供了与西方的一种密切的组织联系，对于平衡希腊的力量也是必要的。然而，土耳其与西方结盟，体现在其北约成员国的地位上，它是冷战的产物。冷战的结束消除了两者结盟的基本理由，并导致这种联系的减弱和被重新界定。对西方来说，土耳其不再是一个阻止北方主要威胁的有用的堡垒，而是一个对付南方次一级威胁的可能的伙伴，就像在海湾战争中一样。在那场战争中，土耳其通过关闭伊拉克石油到达地中海必经的土耳其境内的输油管，以及允许攻击伊拉克的美国飞机从土耳其的军事基地起飞，为反萨达姆·侯赛因的联盟提供了关键的帮助。然而，由奥扎尔总统作出的这些决定在土耳其国内激起了轩然大波，并导致土耳其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的辞职，以及抗议奥扎尔与美国的密切合作的大规模示威游行、随后，德米雷尔总统和奇莱尔总理敦促尽快结束联合国对伊拉克的制裁，这种制裁同时给土耳其造成了相当大的经济负担。土耳其与西方合作对付来自南方的伊斯兰威胁的意愿，与其与西方一起抵抗苏联的威胁的意愿相比，不那么肯定。在海湾危机中，土耳其的一个传统盟友德国，反对将伊拉克对土耳其的导弹攻击视为对北约的攻击，此事也表明，土耳其在对付来自南方的威胁时不能指望西方的支持。冷战中与苏联对抗没有引起土耳其的文明认同问题，而冷战后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却引出了这个问题。

    80年代开始，倾向西方的土耳其精英在外交政策上的一个主要目标，可能也是唯一的主要目标，就是获得欧洲联盟的成员国资格。1987年4月，土耳其正式提出申请，1989年12月土耳其被告知，它的申请在1993年以前不会被考虑。1994年欧洲联盟批准了奥地利、芬兰、瑞典和挪威的申请。人们广泛预测，在未来几年中，欧盟可能会接纳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然后可能是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和波罗的海诸共和国。尤其令土耳其人失望的是，欧洲联盟最有影响的成员国德国再一次不积极支持土耳其加入欧洲联盟，反而把促成中欧国家成为欧盟的成员国作为优先考虑。在美国的压力下，欧洲联盟确实与土耳其一起协商了建立关税同盟的事宜，然而，完全的成员国资格看来仍遥遥无期，其可能性还值得怀疑。
    土耳其为什么被忽略？而且为什么它似乎总是排在最后？在公开场合，欧洲官员提出这是因为土耳其的经济发展的水平低，不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尊重人权。私下里，欧洲人和土耳其人都承认，真正的理由是由于希腊人的强烈反对，更重要的是，土耳其是一个穆斯林国家。欧洲国家不想面对自己开放边境后可能从一个拥有6千万穆斯林和大量失业人口的国家涌入移民的景象。尤其重要的是，他们感到在文化上，土耳其不属于欧洲。正如奥扎尔总统在1992年所说的，“土耳其的人权纪录是土耳其无法加入欧洲联盟的虚构的理由，真正的理由是，我们是穆斯林，他们是基督徒”，但他补充说，“他们并不这么说”。欧洲官员也赞同欧洲联盟是一个“基督徒的俱乐部”，“土耳其太贫穷，人口太多，太穆斯林化，太强硬，文化上太不相同，一切都太格格不入”。一个观察家评论道，欧洲人的一个“隐秘的梦原”是对“撒拉逊人（即阿拉伯人）入侵西欧和土耳其人直叩维也纳城门”的历史记忆。反过来，这种态度导致了“土耳其人的一个共识”，即：“西方没有在欧洲为穆斯林的土耳其留下一席之地。
    在抛弃麦加又被布鲁塞尔抛弃后，土耳其抓住了苏联解体的机会，转向塔什干。奥扎尔总统和其他土耳其领导人提出建立讲突厥语的各民族共同体的设想，并作了极大的努力发展土耳其与从“亚得里亚海到中国边界”的“近邻”的“外部土耳其人”的联系，并特别注意与阿塞拜疆及四个讲突厥语的中亚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关系。1991年和1992年，土耳其开展了一系列的广泛活动旨在加强它与这些新共和国的关系及维持它在这些国家中的影响，其中包括15亿美元的长期低息贷款、7900万美元的直接紧急援助、卫星电视（以取代俄语频道）、电话通讯、航空服务，以及为数千名来土耳其学习的学生提供奖学金，在土耳其为中亚和阿塞拜疆的银行家、商人。外交官及几百名军官提供训练。土耳其的教师被派往那些新共和国教授土耳其语，并开办了大约2000家合资企业。文化的共性促进了这些经济关系。正如一位土耳其商人所评论的：“在阿塞拜疆或土库曼斯坦，成功的关键是找到合适的伙伴，对土耳其人来说这并非难事，我们拥有相同的文化，或多或少相同的语言，饮食习惯也相同。”
    土耳其重新倾向高加索和中亚，不仅是被充当突厥语族各国共同体的领袖的梦想所激发，也是出于抗衡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在这些区域扩大的影响、防止鼓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需要。土耳其人认为自己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种“土耳其模式”或“土耳其思想”作为另一种选择，即一个世俗的、民主的、市场经济的穆斯林国家。此外，土耳其人希望遏制俄国影响的抬头。土耳其也可能通过提供俄罗斯和伊斯兰之外的另一种选择，从欧洲联盟那里得到对其要求的支持并最终成为欧洲联盟的成员国。
    土耳其与突厥语族各共和国的活动的最初浪潮在1993年受到了较大的抑制，原因在于土耳其的资源有限，苏莱曼·德米雷尔在奥扎尔去世后继任总统，以及俄国在它认为是其“近邻”的国家重新确立了影响。前苏联的突厥语共和国刚刚独立时，它们的领导人曾涌向安卡拉，向土耳其献殷勤。随后，在俄国的软硬兼施下，它们又转变过来，普遍强调需要“平衡”它们与文化亲缘国家和与前帝国主人的关系。然而，土耳其人继续努力用文化亲缘关系来扩大他们之间的经济和政治联系，在他们最重要的活动中，他们与有关政府的石油公司达成了协议，修建一条把中亚和阿塞拜疆的石油通过土耳其境内运到地中海的输油管道。
    当土耳其致力于发展其与前苏联突厥语共和国的联系时，其世俗的基马尔主义认同在国内受到了挑战。首先，对土耳其来说，正如对许多国家一样，冷战的结束和社会经济发展导致的混乱引发了“民族认同和种族认同”的重大问题，对此，宗教提供了现成的答案。三分之二个世纪之久的阿塔蒂尔克和土耳其精英的世俗遗产越来越受到猛烈攻击，海外土耳其人的经历倾向于刺激国内的伊斯兰情绪；从西德回来的土耳其人“求助于他们所熟悉的东西，来回击西德对土耳其人的敌意，那就是伊斯兰教”。主流舆论和实践越来越伊斯兰化。据报道，1993年，在土耳其，“留伊斯兰式的胡须和戴面纱的妇女激增，清真寺吸引了更多的人，一些书店里充斥着颂扬伊斯兰历史、戒律和生活方式以及吹捧奥斯曼帝国在维护穆罕默德先知的价值观中所起的作用的书刊、磁带、光盘和录相带”。据说，有“290多家出版社和印刷厂，包括4种日报在内的300多种出版物，大约100个未经注册的广播电台和大约30个同样未经注册的电视频道，全都在宣传伊斯兰教思想”。
    面对伊斯兰情绪的增长，土耳其统治者试图采纳原教旨主义的做法并接受原教旨主义者的支持。据推测，80年代和90年代，土耳其的世俗政府维持着一个预算大于其他某些部门的宗教事务处，它还资助修建清真寺，要求所有公立学校进行宗教教育，并为伊斯兰学校提供资金。80年代，伊斯兰教学校的数量增长了4倍，注册就读的学生占中学生的15％，这些学校讲授伊斯兰教教义并且有数干名毕业生，他们中的许多人进入政府部门工作。与法国禁止穆斯林女学生戴面纱一事形成象征性的也是鲜明对比的是，在阿塔蒂尔克禁止戴土耳其帽70年后，土耳其政府实际上允许女生戴传统的伊斯兰头巾。（注33）政府的这些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想要在与伊斯兰主义者的斗争中占上风，它证实了80年代和90年代初伊斯兰主义者掀起的旋风是多么强劲。

    其次，伊斯兰教的复兴改变了土耳其政治。政治领导人，最引人注目的是奥扎尔，公开认同穆斯林的象征和政策。在土耳其，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民主加强了本土化和向宗教的回归，“由于急切地想讨好民众并赢得选票，政治家，甚至军队——世俗主义的堡垒和卫士——不得不考虑民众的宗教热望：他们作出的许多让步都带有蛊惑人心的味道。”民众运动具有宗教倾向。尽管精英和官僚集团，特别是军队，倾向于世俗化，伊斯兰情绪也在军队内部表现出来。1987年军事院校的几百名学员因被怀疑有伊斯兰情绪而受到清洗。主要政党越来越感到在选举时需要寻求某些复兴的穆斯林团体的支持，它们在过去曾被阿塔蒂尔克所禁止。在1994年的地方选举中，在5个主要政党中，只有原教旨主义的繁荣党获得选票的份额有所增加，它获得了大约19％的选票，而相比之下奇莱尔总理的正确道路党只得到了 21％的选票，已故的奥扎尔的祖国党得到了20％。繁荣党控制了土耳其的两个主要城市——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并在土耳其南部地区日益壮大。在1995年12月的选举中，繁荣党赢得了超过其他任何一个政党的选票和议席，并在6个月后与一个世俗党联合接管了政府。像在其他国家一样，对原教旨主义者的支持来自年轻人、从国外归来的移民、“被压制和被剥夺者”以及“新的城市移民和大城市中的无套裤党人”。
    第三，伊斯兰教的复兴影响了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在奥扎尔的领导下，土耳其在海湾战争中坚定地与西方站在一边，期望这一行动能促进欧洲共同体接纳其为成员国。然而，这一结果并未实现。而北约在一旦土耳其在战争期间受到伊拉克攻击时北约应作何反应的问题上却犹豫不决，这使得土耳其人无法确信，当他们的国家受到并非来自俄国的威胁时，北约将会作何反应。土耳其领导人试图扩大土耳其与以色列的军事联系，但遭到本国伊斯兰教徒的激烈批评。更重要的是，80年代，土耳其扩大了它与阿拉伯国家和其他穆斯林国家的联系，90年代它通过向阿塞拜疆和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提供重要的支持来积极促进伊斯兰的利益。在巴尔干、中亚和中东方面，土耳其的外交政策越来越伊斯兰化。
    多年来，土耳其具备了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转变文明认同的三个最起码条件中的两个，土耳其的精英大都支持这一行动，公众也默认了这一行动。然而，接受者，即西方文明的精英们，却不接纳土耳其。当这一问题悬而未决时，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在公众中激起了反西方的情绪，并开始损害土耳其精英的世俗的、亲西方的倾向。土耳其在完全成为欧洲国家的道路上所遇到的障碍，它在前苏联突厥语共和国中起支配作用的能力受到的限制，以及侵蚀阿塔蒂尔克遗产的伊斯兰倾向的兴起，所有这些都使人确信土耳其似乎仍将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
    土耳其领导人通常把他们的国家描述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一座“桥梁”，这反映了这些互相矛盾的拉力。土耳其总理奇莱尔在1993年争辩说，土耳其既是“西方民主”国家，又是“中东的一部分”，并“在物质上和思想上成为两种文明的桥梁”，奇莱尔在国内公开场合中常常以一个穆斯林的形象出现，也反映了这种矛盾；然而她在北约讲话时坚持说，“地理和政治的事实是，土耳其是一个欧洲国家。”苏莱曼·德米雷尔总统同样将土耳其称为“一个从西方延伸到东方，即从欧洲延伸到中国的地区中的一座非常重要的桥梁”。然而，联接两个牢固实体的桥梁只是一种人工的架设，而不是两者中任何一个的一部分。当土耳其的领导人把他们的国家说成是一座桥梁时，亦委婉地证实了它是无所适从的。
    墨西哥。土耳其20年代就成为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墨西哥则直到80年代才成为这样的国家。然而，它们与西方的历史关系有着某种类似之处。与土耳其一样，墨西哥具有一种独特的非西方的文化，正如奥克塔维奥·帕斯所指出的，“墨西哥的核心还是印第安文化，它是非欧洲的。”像奥斯曼帝国一样，墨西哥在19世纪也被西方列强瓜分。也像土耳其一样，墨西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通过革命建立了民族认同的新基础和新的一党政治制度。然而，在土耳其，革命既包含了抛弃传统的伊斯兰文化和奥斯曼帝国文化，也包含了努力引进西方文化和加入西方；而在墨西哥，像在俄国一样，革命包含了融合和采纳西方文化的一些要素，这造成了一种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和民主体制的新民族主义。因此，60年中，土耳其试图把自己确定为欧洲国家，而墨西哥则试图把自己确定为与美国对立的国家。从30年代到80年代，墨西哥领导人一直执行向美国利益挑战的经济和外交政策。
    80年代，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米格尔·德拉马德里总统和他的继任者卡洛斯·萨利纳斯总统对墨西哥的目标、实践和认同重新进行了全面的界定，这是1910年革命以来最广泛的变革努力。萨利纳斯事实上成为墨西哥的穆斯塔法·基马尔·阿塔蒂尔克。阿塔蒂尔克促进了世俗主义和民族主义，它们在他那个时代是西方占主导地位的主题；萨利纳斯则促进了经济自由主义，这是他那个时代西方的两个主题之一（另一个是政治民主，他没有接受）。像阿塔蒂尔克所处的状况一样，这些观点为政治和经济精英所赞同，他们中的许多人和萨利纳斯及德拉马德里一样曾在美国接受教育。萨利纳斯大幅度地降低了通货膨胀，使大量公有企业私有化，他促进外国投资，降低关税，削减补贴，调整了外债，向工会势力挑战，提高了生产率，并使墨西哥与美国、加拿大一起组成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正如阿塔蒂尔克的改革旨在把土耳其从一个中东的穆斯林国家转变为一个世俗的欧洲国家一样，萨利纳斯的改革旨在将墨西哥从一个拉丁美洲国家变为一个北美国家。

    对于墨西哥来说，这并非是不可避免的选择。可以设想，墨西哥的精英们本来可以继续沿着先辈们在本世纪大部分时间里所遵循的反美的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的路线前进。另一种选择是，正如某些墨西哥人所极力主张的，墨西哥可以努力与西班牙、葡萄牙及南美洲国家建立一个伊比利亚国家联盟。
    墨西哥成为北美国家的追求能否成功？政治、经济、知识界的绝大多数精英都赞成这条道路。同样与土耳其的情况不同的是，接受方的政治、经济和知识界的绝大多数人都赞成墨西哥的文化重组。文明之间的关键问题——移民问题，突出了这一差别。对土耳其大规模移民的恐惧使得欧洲精英和公众反对接纳土耳其；对比之下，美国拥有大量合法和非法的墨西哥移民的事实，是萨利纳斯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辩护的一部分：“你们要么接受我们的商品，要么接受我们的人民”。此外，墨西哥与美国之间的文化差距远远小于土耳其与欧洲之间的差距。墨西哥的宗教是天主教，它的语言是西班牙语，它的精英历史上倾向于欧洲（他们把子女送到欧洲上学），最近则倾向美国（现在，他们把子女送到美国受教育）；盎格鲁-美国的北美与西班牙一印第安的墨西哥相互适应，应当比基督教的欧洲与穆斯林的土耳其相互适应容易得多。尽管有这些共同点，在批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后，美国出现了反对更密切地与墨西哥发展关系的呼声，并要求限制移民，抱怨工厂南移，对墨西哥遵守北美自由概念和法治概念的能力也提出了质疑。
    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成功地改变其认同的第三个前提条件是普遍的默认，尽管不一定要得到普遍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因素的重要性取决于，公众的观点在那个国家的决策过程中有多大的分量。至1995年，墨西哥亲西方的立场还没有受到民主化的考验。这年元旦几千名组织良好的、并得到外部支持的游击队在恰帕斯发动了起义，这一行动本身并不表明有很多人反对北美化。然而，它在墨西哥知识分子、记者及其他制造舆论者中引起了同情的反应，这种反应暗示着，一般来说北美化，尤其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可能遭到墨西哥精英和公众越来越强烈的反对。萨利纳斯总统非常有意识地把经济改革和西方化置于政治改革和民主化之先。然而，经济的发展以及与美国越来越多的联系，将加强要求墨西哥政治真正民主化的力量。墨西哥未来的关键问题是，现代化和民主化将会在多大程度上刺激非西方化，使它退出或急剧地削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使80年代和90年代倾向西方的精英强加给墨西哥的政策发生相应的变化？墨西哥的北美化是否与其民主化相适应？
    澳大利亚。与俄国、土耳其、墨西哥相比，澳大利亚本来就是西方社会。在20世纪中，它举是与英国、尔后与美国结成了紧密的联盟。在冷战期间，它不仅是西方的成员，而且也是西方的美国一英国一加拿大一澳大利亚军事和情报核心的成员。然而，90年代初，澳大利亚的领导人实际上决定，澳大利亚应当脱离西方，把自己重新确定为亚洲社会，并与它的地缘上的邻国建立紧密的联系。保罗·基廷总理宣布，澳大利亚不再是“帝国的一个分部”，它必须成为一个共和国，其目标必须是“融入”亚洲，他认为，为确立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认同，这是必要的。“澳大利亚不能既作为一个多文化社会出现在世界上，与亚洲交往，建立与亚洲的联系，使这种联系有说服力，而同时又依然作为一个派生的社会，至少在宪法上如此。”基廷宣称，多年来澳大利亚遭受了“亲英症和麻痹症”的折磨，继续与英国保持联系将“使我们的民族文化、经济前途以及在取洲和太平洋的命运受到不良影响。”外交部长加雷思·埃文斯也有同感。
    把澳大利亚重新确定为亚洲国家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在塑造民族命运的过程中，经济压倒了文化，其主要的动力是亚洲经济的蓬勃发展，它反过来促进了澳大利亚与亚洲之间贸易的迅速扩大。1971年，澳大利亚对东亚与东南亚的出口占其总出口的39％，从这些地区的进口占其进口的21％；至1994年，澳大利亚对东亚与东南亚的出口占其总出口的62％，从这些地区的进口占其进口的 41％。与此形成对照的是， 1991年，澳大利亚对欧洲的出口只占11.8％，对美国的出口只占10.1％。与亚洲经济联系的日益加深使澳大利亚人更加坚信，世界正在向形成三大经济集团的方向发展，而澳大利亚的位置是在东亚集团中。
    尽管有这些经济联系，澳大利亚的亚洲策略看来不可能满足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成功地改变其文明的任何条件。首先，9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精英还不是非常热衷于这条道路。在某种程度上它还是一个党派争论的问题，自由党对此态度暧昧或者反对；工党政府也遭到了各类知识分子和记者的大量批评。在选择亚洲的问题上，不存在明显的精英共识。其次，舆论也模棱两可，从1987年至1993年，支持结束君主制的澳大利亚公众的比率从21％增至46％，然而，在达到这一点之后，支持开始动摇和减退，支持把英国国旗图案从澳大利亚国旗上去掉的公众从1992年5月的42％下降到1993年8月的35％。正如一位澳大利亚官员1992年所说，“公众很难接受它。我时常说，澳大利亚应当成为亚洲的一部分，但我无法告诉你，为此我收到了多少表示憎恨的信。”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亚洲国家的精英对澳大利亚友好表示的接受程度甚至不及欧洲国家的精英对土耳其的接受程度。他们说得很清楚，如果澳大利亚想成为亚洲的一部分，那它必须真正成为亚洲的，而在他们看来，即便有这种可能，可能性也不大。一位印度尼西亚官员说：“澳大利亚能否成功地与亚洲成为一体，取决于一件事——亚洲国家在多大程度上欢迎澳大利亚的意图，而澳大利亚在亚洲的被接受程度取决于其政府和人民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亚洲文化和社会。”亚洲人看到了澳大利亚关于亚洲的言论与其相反的西方现实之间的差距，据澳大利亚的一位外交官说，泰国以一种亚洲人的“茫然的宽容”对待澳大利亚坚持它是亚洲国家的态度。只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于1994年10月宣布：“在文化上澳大利亚仍然是个欧洲国家，……我们认为它是欧洲国家，因此，澳大利亚不应当是东亚经济核心论坛的成员。我们亚洲人不惯于直言不讳地批评其他国家或对它们评头论足，而澳大利亚由于文化上属于欧洲，便感到有权告诉别国该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样，它当然与我们这个集团格格不入。这就是我反对（它成为东亚经济核心论坛成员）的理由。这不是由于肤色，而是由于文化。”简而言之，亚洲人决心以欧洲人把土耳其排除在外的同样理由把澳大利亚排除在他们的俱乐部之外：他们与我们不同。基廷总理喜欢说，他要把澳大利亚从一个亚洲的“古怪的局外人变成古怪的局内人”，然而，这是一种矛盾的说法，因为古怪者不能入内。
    恰如马哈蒂尔所说，文化和价值观是澳大利亚加入亚洲的根本障碍，冲突经常发生在下述问题上：澳大利亚信奉民主、人权、新闻自由，并且还抗议实际上它所有的邻国政府对那些权利的侵犯。澳大利亚的一位资深外交官评论道：“澳大利亚在这个地区的真正问题，不是我们的旗帜，而是我们根本的价值观。我怀疑是否能找到一个为了被那个地区接受而放弃这些价值观的澳大利亚人。”人们指出的差异还有特性、作风和行为举止。正如马哈蒂尔所暗示的，亚洲人一般是以微妙的、间接的、调解的、迂回曲折的、非评判的、非道德的、非对抗的方式与其他人一起来追求他们的目标。而澳大利亚人是英语世界中最直截了当、开门见山、毫不隐讳的民族，有人可能会说他们是一个不敏感的民族。这种文化冲突在保罗·基廷本人与亚洲人的交往中表露无遗，基廷把澳大利亚人的民族性体现得淋漓尽致，人们把他描绘成一个“本质上具有挑衅和好斗”风格的“强有力政治家”，他毫不犹豫地把政敌谴责为“渣滓袋”、“涂着香水的舞男”、“脑袋坏了的大傻瓜”。当论证澳大利亚必须成为亚洲国家时，基廷常常以其惊人的坦率使亚洲领导人愤怒和震惊，并与他们发生对抗。文化的鸿沟是如此之大，它使赞成文化趋同的人一叶障目，以致于他自己的行为举止使那些他称之为文化兄弟的人感到反感。
    基廷-埃文斯的选择可以看作是过分强调经济因素，忽视而不是更新这个国家文化的短视的结果，亦可视为一种转移对澳大利亚经济问题注意力的政治手段。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旨在使澳大利亚融入和认同东亚正在崛起的经济、政治，最终是军事力量中心的富有远见的倡议。在这方面，澳大利亚是试图背离西方，追随正在崛起的非西方文明的许多可能的西方国家中的第一个。到22世纪初，当历史学家回首往事时，可能会把基廷一埃文斯的选择看作是西方衰落的一个主要标志。然而，假如实现了这一选择，它将不会消除澳大利亚人的西方遗产，并且这个“幸运的国家”将永远是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既是基廷谴责的“帝国的一个分部”，又是李光耀轻蔑地提到的“亚洲的新的白色垃圾”。
    这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澳大利亚不可避免的命运。澳大利亚领导人在实现脱离英国的愿望的同时，可以把澳大利亚确定为一个太平洋国家，而不是一个亚洲国家，正如基廷的前任罗伯特·霍克总理曾试图做的那样。如果澳大利亚愿脱去英国王冠而成为共和国，它可以与世界上第一个这样做的国家结盟，这个国家像澳大利亚一样，也具有英国的本源，是一个移民国家，并且也拥有大陆规模，也讲英语，曾是三次战争中的盟国，其人口中也是欧洲人占绝大多数，而且像澳大利亚一样，亚洲人越来越多；文化上，在1776年7月4日的《独立宣言》中确立的价值观比任何一个亚洲国家的价值观更符合澳大利亚。经济上，澳大利亚不应竭力挤入一个文化上相异的集团，并因这一差异而遭到后者的排斥，它的领导人可以建议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扩大成北美一南太平洋联盟，包括美国伽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样一个集团可以协调文化和经济，并为澳大利亚提供一个坚定而持久的认同，这种认同从它旨在融入亚洲的徒劳无功的努力中是得不到的。
    西方病毒和文化精神分裂症。当澳大利亚踏上追随亚洲的征途时，其他无所适从的国家——土耳其、墨西哥和俄国——正试图把西方融入它们的社会，并把它们的社会融入西方。然而，它们的经历强烈地昭示了本土文化的力量、复原力和凝聚力，以及它们自我更新和抵制、遏制、适应西方输入的能力。尽管对西方的拒绝主义回应是不可行的，但基马尔主义的回应并不成功。如果非西方社会要想实现现代化，它们必须走自己的道路，而不是西方的道路，并仿效日本，充分利用自己的传统、体制和价值观，在此基础上实现现代化。
    政治领导人傲慢地认为，他们可以从根本上重构他们社会的文化，这是注定要失败的。尽管他们能够引入西方文化的要素，他们却不能永远压制或消除本国文化的核心要素。反之，西方的病毒一旦植入另一个社会，便很难根除。病毒会继续存在但并不致命，病人能活下去，但永远不会是个完好的人。政治领导人能够创造历史，但他们不能逃避历史。他们造就了无所适从的国家，但却不能创造出西方社会。他们使国家染上了一种文化精神分裂症，这成为那个国家持久和确定的特征。

    第七章 核心国家、同心圆和文明秩序

    文明和秩序

    在正在形成的全球政治中，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正取代冷战期间的两个超级大国，成为吸引和排斥其他国家的几个基本的极。这些变化在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和中华文明方面表现得最为清晰可见。在这些情况下，文明的集团正在形成，它包括核心国家。成员国、毗邻国家中文化上相似的少数民族人口，以及较有争议的核心国因安全考虑而希望控制的邻国中其他文化的民族。这些文明集团中的国家往往围绕着一个核心国家或几个核心国家分散在同心圆中，反映了与那种文明的认同程度以及融入那种文明集团的程度。伊斯兰世界没有一个公认的核心国家，它正在强化共同意识，但迄今为止只形成了一个初级的共同政治结构。
    国家都倾向于追随文化相似的国家，抵制与它们没有文化共性的国家。就核心国家而言，尤其是如此。它们的力量吸引了文化上相似的国家，并排斥文化上与它们不同的国家。由于安全的缘故，核心国家可能企图融合或支配其他文明的某些民族（中国对藏族、维吾尔族，俄国对挺靶族、车臣和中亚穆斯林就是这样）。历史关系及均势的考虑也使一些国家抵制其核心国家的影响，格鲁吉亚和俄国都是东正教国家，但格鲁吉亚历史上反对俄国的控制，却与俄国有密切联系。越南和中国都是儒教国家，但它们之间历史上也相互为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化的共性以及一种更广泛、更强大的文明意识的形成可能把这些国家维系在一起，像西欧国家已经走到一起一样。
    在冷战期间，任何秩序都是超级大国支配两大阵营和影响第三世界的产物。在正在形成的世界中，全球性大国已经过时，全球共同体只不过是一个遥远的梦想。没有一个国家，包括美国在内，有重大的全球安全利益。在今天更为复杂和异质的世界中，秩序的组成部分存在于文明内部和文明之间。世界秩序要么将建立在文明的基础上，要么将成为空中楼阁。在这个世界上，文明的核心国家是文明内部秩序的源泉，而核心国家之间的谈判则是文明之间秩序的源泉。
    核心国家起领导作用或支配作用的世界是一个势力范围的世界，但它同时也是一个核心国家发挥的影响被与其拥有共同文化的文明成员国减轻或缓和的世界。文化的共性使核心国家对成员国及外部国家和机构的领导和强加秩序的作用合法化。但是，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幼D利1994年颁布了一条“维持势力范围”的规则，即：占主导地位的区域性大国向联合国提供的维和部队人数应不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样一项要求无视地缘政治的现实，因为在任何一个存在着占主导地位的大国的地区，只有通过该国的领导才能获得和平与维持和平。联合国不能代替区域性权力，当核心国家在与本文明其他的成员国的关系中行使区域性权力时，这种权力就成为可靠的和合法的了。
    核心国家能够行使维持秩序功能，是因为成员国把它看作文化亲族。文明就像是一个扩大了的家庭，而核心国家就像是家庭里一个年长的成员，为其他亲属提供支持和制定纪律奇-_-書–*–网-QＩＳuu.ｃＯm。如果没有那种亲缘关系，一个更为强大的国家解决其区域冲突和把秩序强加到该区域的能力就会受到限制。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甚至斯里兰卡都不接受印度作为南亚秩序的维护者，没有任何一个东亚国家会接受日本发挥那方面的作用。
    当文明缺少核心国家时，在文明内部建立秩序或者在文明之间通过谈判建立秩序的问题就变得更加棘手。由于缺乏一个可以合法地、权威地同波斯尼亚发生联系的伊斯兰核心国家，就像是俄罗斯之于塞尔维亚人、德国之于克罗地亚人一样，美国便迫不得已地尝试充当这一角色。由于美国在那个区域没有战略利益，该区域的国家边界是在前南斯拉夫时期划定的，美国又与波斯尼亚没有任何文化联系，而欧洲国家又反对在欧洲建立一个穆斯林国家，因此美国这样做效果不大。非洲和阿拉伯世界没有核心国家，已使正在苏丹进行的解决内战的努力极大地复杂化。另一方面，凡是有核心国家存在的地方，它们就成为在文明基础上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的主要因素。

    西方边界的形成

    在冷战期间，美国是一个巨大的、分散的、多文明国家集团的中心，这些国家有阻止苏联进一步扩张的共同目标。这个集团有多种称呼：“自由世界”、“西方”或“盟国”，它包括了许多国家，但并非全是西方社会，如土耳其、希腊、日本、韩国、菲律宾、以色列，以及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也包括其他国家和区域，如台湾、泰国、巴基斯坦。与之相对的是一个异质性略小的国家集团，它包括所有的东正教国家（希腊除外），几个历史上属于西方的国家，越南和古巴，在更小程度上还有印度，有时还有一个或多个非洲国家。随着冷战的结束，这两个多文明的、跨文化的集团四分五裂了。苏联体系的瓦解，特别是华沙条约的解体是急剧的。冷战期间多文明的“自由世界”正在更缓慢地但与此类似地重组为一个新的或多或少与西方文明范围相一致的集团。一个边界形成的过程正在进行之中，它涉及到如何定义西方国际组织成员的问题。
    欧洲联盟的核心国家法国和德国首先被一个由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组成的内部集团所环绕。这些国家全都同意取消货物和人员往来的一切障碍；然后是其他成员国，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丹麦、英国、爱尔兰和希腊；1995年成为其成员国的奥地利、芬兰和瑞典；以及当时的联系国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为反映这一现实，1994年秋天，德国的执政党和法国的高级官员各自提出了建立一个有区别的联盟的建议。德国的计划是，由最初的成员国减去意大利组成“硬核心’，由“德国和法国组成硬核心之中的核心’。硬核心国家将努力迅速建立一个货币联盟，并使它们的外交政策和防务政策一体化。几乎与此同时，法国总理爱德华·巴拉迪尔提出建立一个三重联盟：五个赞同一体化的国家形成核心，其余的成员国形成第二环，而正在通往成员国路上的新国家构成外环。随后，法国外交部长阿兰·朱佩详细阐述了这个概念，提出“‘伙伴’国家的外环由东欧和中欧国家组成；中环由同意接受某些领域的共同规则（单一市场、关税同盟等）的成员国组成；内环由那些愿意并能够在防务、货币一体化。外交政策等方面比其他成员国走得更快的国家结合而成”。（注1）其他政治领导人也提出其他类型的安排，然而，所有这些安排都涉及到一个由联系更紧密的国家组成的内部集团，由与核心国家一体化程度较低的国家组成的外部集团，直到达到把成员国与非成员国分离开来的界线。
    在欧洲划定那样一条界线是在冷战后的世界里西方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冷战期间，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并不存在。然而随着共产主义的崩溃，人们必须面对和需要回答这样的问题：欧洲是什么？欧洲的北部、西部和南部的边界都被大片水域所确定，南部的边界与文化上的明显差异相一致。但是，欧洲东部的边界在哪里呢？谁应当被视为欧洲国家，并因此成为欧洲联盟、北约和类似组织的潜在成员？
    几个世纪以来，将西方基督教各民族同穆斯林和东正教各民族分开的这条伟大的历史界线，为这些问题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和最有普遍性的回答。这条界线可以追溯到4世纪罗马帝国分裂和10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建立，至少500年来它一直基本上处于它现在的这个位置。它由北开始，沿着现在芬兰与俄罗斯的边界以及波罗的海各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与俄罗斯的边界，穿过西白俄罗斯，再穿过乌克兰，把东仪天主教的西部与东正教的东部分离开来，接着穿过罗马尼亚的特兰西瓦尼亚把它的天主教匈牙利人同该国的其他部分分离开来，再沿着把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同其他共和国分离开来的边界穿过前南斯拉夫。当然，在巴尔干地区，这条界线与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分界线重合。这是欧洲文化的边界，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它也是欧洲和西方政治经济的边界。
    因此文明的范式为西欧国家面临的欧洲的范围在哪里结束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清晰的、不容置疑的答案：欧洲的范围结束于基督教的范围终止、伊斯兰教和东正教的范围开始的地方。这是西欧人想听到的答案，他们私下里大都支持这个答案，各种知识分子和政治领导人也明确赞同这个答案。正如迈克尔·霍华德指出的，承认中欧与严格意义上的东欧之间的区别是必要的，这一区别在苏联存在的年代曾经变得模糊不清。中欧包括“那些曾经是西方基督教世界一部分的国家；曾属于哈布斯堡帝国的奥地利、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波兰和德国的东部边境地区。‘东欧’这个词应当指在东正教庇护下的那些地区：在19世纪奥斯曼统治结束时才出现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黑海社区，以及苏联的‘欧洲’部分”。他论证说，西欧的首要任务就是，“重新把中欧各国人民吸收到他们本应属于的我们的文化和经济共同体中来，在伦敦、巴黎、罗马、慕尼黑和莱比锡、华沙、布拉格和布达佩斯之间重新编织起纽带”。两年后，皮埃尔·贝阿尔评论道：“一条新的断层线”正在出现，它基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分界，以西方基督教（罗马天主教或新教）为标志的欧洲为一方，以东方的基督教和伊斯兰传统为标志的欧洲为另一方。类似地，一位重要的芬兰人把在欧洲取代铁幕的关键分界线看作是“东方和西方之间古老的文化分界线”，它位于西部欧洲内的波兰、波罗的海诸国、前奥匈帝国的土地和西欧之外的其他东欧和巴尔干国家之间。一位著名的英国人同意，这是“东方教会与西方教会之间……一个巨大的宗教分界线：广义上说，这是那些从罗马直接接受或通过凯尔特人或德国人的中介接受基督教的民族，与那些东方或东南方的从君士坦丁堡（拜占庭）接受基督教的民族之间的一个巨大的宗教分界线”。
    中欧人也强调这条分界线的意义。这些国家在摆脱共产主义遗产、走向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它们不同于那些没有按照天主教和新教为一方、东正教为另一方的分界线划分开来的国家。立陶宛总统认为，几个世纪前，立陶宛人不得不在“两种文明”之间作出选择，并“选择了拉丁世界，皈依了罗马天主教，选择了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国家组织形式”。波兰人用类似的话声称，自从10世纪，他们在拉丁基督教对拜占庭的斗争中选择了前者后，他们就一直是西方的一部分。相比之下，东欧东正教国家的人民则以矛盾的心情来看待人们现今对这条文化界线的重新强调。保加利亚人和罗马尼亚人看到了作为西方一部分并融入它的体制的巨大的好处，但他们同时也认同于自己的东正教传统，就保加利亚人而言，他们历史上与俄国和拜占庭有着紧密的联系。
    欧洲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认同，为接纳西欧组织新成员国提供了明确的标准。欧洲联盟是西方在欧洲的基本实体，1994年，随着文化上属于西方的奥地利、芬兰和瑞典的加入，欧洲联盟成员国再次扩大了。1994年春，欧洲联盟明文规定，除波罗的海诸国以外，排除所有前苏联共和国加入欧洲联盟的可能性。同时它与四个中欧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两个东欧国家（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签署了“联系协定”。然而，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有可能在21世纪之前成为欧洲联盟的正式成员国，而中欧国家毫无疑问要比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先获得那种资格，假如后者确实能加入的话。与此同时，波罗的海诸国和斯洛文尼亚最终成为成员国看来大有希望，而穆斯林国家土耳其、小国马耳他以及东正教的塞浦路斯的申请在1995年还悬而未决。在欧洲联盟扩大成员国的过程中，优先考虑的是文化上属于西方的国家和经济上也往往更发达的国家。如果采用这条标准，那么，维谢格拉德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以及波罗的海国家、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马耳他最终将成为欧洲联盟的成员国，联盟将与西方文明范围相重合，正如在欧洲历史上曾发生过的那样。

    文明的逻辑可以就北约的扩大推出类似的后果。冷战开始于苏联把其政治和军事控制扩大到中欧，美国与西方国家建立了北约以遏制，如果必要的话，击败苏联的进一步侵略。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北约是西方文明的一个安全组织。随着冷战的结束，北约有一个中心的、必须遵循的目标：通过阻止俄国重新把政治和军事统治强加给中欧来确保冷战不再出现。作为西方的安全组织，北约适当地向那些愿意加入北约的、在军事能力、政治民主和由文职人员控制军队等方面符合基本条件的西方国家开放，吸收它们为成员国。
    美国冷战后的欧洲安全政策最初体现了一个更普遍化的方针，它体现在“和平伙伴”关系中，它对欧洲国家，实际上对欧亚国家普遍开放。这一方针也强调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作用，它反映在克林顿总统1994年1月访问欧洲的讲话中：“现在自由世界的边界应当根据新的行为而不是根据老黄历来确定。我要对所有想在欧洲划定一条新界线的人说，我们不应当排除欧洲拥有最美好前途的可能性——到处都是民主，到处都是市场经济，到处都是为相互的安全而进行合作的国家。我们必须阻止较差的结果出现。”然而，一年后美国政府开始认识到根据“老黄历”来确定边界的重要性，并开始接受反映文明差别现实的“较差的结果”。该政府积极行动为北约成员的扩大提出标准和日程，首批是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然后是斯洛文尼亚，以后有可能是波罗的海三国。
    俄罗斯激烈地反对北约东扩的任何行动，那些被认为是较开明和较倾向西方的俄罗斯人争辩说，东扩将大大加强俄罗斯国内民族主义和反西方的政治力量。然而，北约东扩仅限于历史上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的国家，并向俄国作出保证，它将不包括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摩尔多瓦、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只要乌克兰继续保持统一）。北约东扩只限于西方国家，也强调了俄国作为一个独立的、东正教文明的核心国家的作用；以及因此它应对东正教边界内和沿边界的秩序负责。
    根据文明来区分国家的有用性在波罗的海诸共和国方面表现得很明显。它们是根据历史、文化、宗教来判断明显属于西方的仅有的几个前苏联共和国，它们的命运始终受到西方的重大关注。美国从未正式承认它们与苏联的合并，苏联解体时，美国支持它们的独立，并坚持俄罗斯人应当遵守它所同意从这些共和国撤军的时间表。对俄罗斯人来说，这个信息的含义是，他们必须承认，波罗的海诸国不在他们可能想在其他前苏联共和国建立的势力范围之内。正如瑞典首相所说：克林顿政府的这一成就是“对欧洲安全和稳定所作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它证实了，由于西方对波罗的海诸国明确负有的责任，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者的任何复仇企图都无望实现，以此帮助了俄罗斯的民主人土。
    当人们普遍关注欧洲联盟和北约的扩大时，这两个组织的文化重构亦引起了它们可能引起的缩小问题。一个非西方国家希腊，是这两个组织的成员国；另一个非西方国家土耳其是北约的成员国，它正在申请加入欧洲联盟。这些关系是冷战的产物，它们在冷战后的文明世界里还站得住脚吗？
    土耳其在欧洲联盟获得正式成员资格很成问题，并且它在北约的成员资格已受到本国繁荣党的攻击；然而土耳其可能仍留在北约，除非繁荣党在选举中大获全胜，或者土耳其有意识地摒弃阿塔蒂尔克的遗产，重新把自己确定为伊斯兰国家的领袖。对于土耳其来说，这是可以设想的，也可能是可取的，但在最近的将来却不可能实现。无论土耳其在北约中的作用如何，土耳其在关于巴尔干地区、阿拉伯世界和中亚的问题上，将越来越追求自己的独特利益。

    希腊不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但它是古典文明的家园，这里是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源泉。历史上，希腊人在反对土耳其人时，把自己看作基督教的先锋；与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或保加利亚人不同，希腊的历史与西方的历史紧密交织在一起，然而希腊也是一个异常的国家，是西方组织中的东正教局外者。它从来不是欧洲联盟和北约的一个轻松成员，它在使自己适应这两个组织的原则和道德观念时遇到了很大困难。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希腊处于军政府统治之下，直到它转变为民主制以后才得以参加欧洲共同体。它的领导人似乎常常故意背离西方的原则，并与西方政府作对。希腊较之其他共同体和北约的成员国要贫穷，还常常执行一些轻视布鲁塞尔通行标准的经济政策。它1994年担任欧洲联盟理事会主席时的行为激怒了其他成员国，西欧官员私下称让它加盟是一个错误。
    在冷战后的世界里，希腊的政策越来越背离西方的政策。它对马其顿的封锁遭到西方政府的强烈抨击，结果导致欧洲委员会向欧洲法院寻求反对希腊的禁令。在前南斯拉夫的冲突中，希腊采取的政策与西方主要大国不同，它积极支持塞尔维亚人，并公然违反联合国对他们的制裁决议。随着苏联的终结和共产主义威胁的消失，希腊和俄罗斯在反对它们共同的敌人土耳其上有了共同的利益，它允许俄罗斯在希腊族人控制的南塞浦路斯建立重要的军事存在，由于“他们共同信奉东正教”，希腊族人既欢迎俄罗斯人又欢迎塞尔维亚人到他们的岛上来。1995年，俄罗斯人在塞浦路斯大约开设了2，000家公司；在那里出版俄语和塞尔维亚语一克罗地亚语的报纸；而且塞浦路斯的希腊族政府主要从俄罗斯购买军火物资。希腊也在与俄罗斯探索把高加索和中亚的石油，通过土耳其和其他穆斯林国家境内的保加利亚一希腊输油管道运到地中海的可能性。希腊的整个外交政策都带有浓厚的东正教倾向。毫无疑问，希腊将仍然是欧洲联盟和北约的一个正式成员。然而，随着文化重构过程的加强，它的这些成员资格无疑将变得更加脆弱，意义更小，给有关方面带来更大的困难。冷战时期苏联的敌对者正在演变成为冷战后俄罗斯的盟国。

    俄罗斯与其近邻

    沙皇帝国和共产党帝国的继承者是一个文明集团，它在许多方面与欧洲的西方相类似。俄罗斯处于核心地位，相当于西方的法国和德国；它与一个内环密切相联，这个内环包括两个主要是信奉东正教的斯拉夫共和国——白俄罗斯和摩尔多瓦，还包括哈萨克斯坦（其人口中有40％是俄罗斯人）和亚美尼亚（历史上它是俄国的亲密盟国）。90年代中期，所有这些国家的政府一般都是通过选举而掌权的亲俄政府。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其绝大多数人口信奉东正教）和乌克兰（其大部分人口信奉东正教）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但较为脆弱的联系；这两个国家都有强烈的民族认同和以往独立的经历。在东正教的巴尔干地区，俄罗斯与保加利亚、希腊。塞尔维亚和塞浦路斯保持着密切的关系，与罗马尼亚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不太密切。前苏联的穆斯林共和国在经济和安全领域仍然极大地依赖俄罗斯。相比之下，波罗的海诸共和国对欧洲吸引力的回应实际上已使它们脱离了俄罗斯的势力范围。
    总体上，俄罗斯正在建立一个在它领导下的以东正教为核心的集团，以及一个环绕它的相对软弱的由伊斯兰国家组成的缓冲带，它将在不同程度上支配这些国家，并试图把其他国家的影响排除在外。俄罗斯亦希望世界接受和支持这个体系。正如叶利钦在1993年2月所说，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有必要“给予俄罗斯在前苏联领土上确保和平和稳定的特殊权力”。苏联是一个有全球利益的超级大国，而俄罗斯则是一个有区域利益和文明利益的主要大国。
    前苏联的东正教国家对于建立一个在欧亚事务和世界事务中具有凝聚力的俄罗斯集团来说至关重要。在苏联解体期间，所有这五个国家最初都向高度民族主义的方向前进，强调它们新的独立并与莫斯科拉开距离。随后，对经济、地缘政治和文化现实的认识使这些国家中的四个国家的选民选出亲俄政府，并支持亲俄政策。这些国家指望从俄罗斯得到支持和保护。在第五个国家——格鲁吉亚，俄罗斯的军事干涉迫使政府的立场发生了类似的转变。
    亚美尼亚历史上把它的利益认同于俄国的利益，而俄国也以保护亚美尼亚免受穆斯林邻国的骚扰而感到骄傲。在苏联解体后的时代，这一关系恢复了生机，亚美尼亚人一直依赖俄罗斯的经济和军事支持，并在有关前苏联各共和国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支持俄罗斯。这两个国家具有共同的战略利益。
    与亚美尼亚不同，白俄罗斯几乎没有民族认同感，它也更依赖于俄罗斯的支持。该国的许多居民对俄罗斯的认同不亚于对自己国家的认同。1994年1月，立法机关用一个保守的亲俄分子取代了掌权的中间派和温和民族主义者。1994年7月，80％的选民选出了一位极亲俄的总统，他是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的盟友。白俄罗斯早就加入了独联体，并且与俄罗斯和乌克兰一起是1993年成立的经济联盟的创始成员国，它还同意与俄罗斯建立货币联盟，把它的核武器交给俄罗斯，允许俄罗斯军队在本世纪的剩余时间里驻扎在它的领土上。除国名外，到1995年，白俄罗斯事实上已经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
    随着苏联的解体，摩尔多瓦成为一个独立国家，许多人预料它最终将与罗马尼亚融为一体。对发生这一情况的担忧，在俄罗斯化的东部地区激起了分离主义运动。这一运动得到了莫斯科的暗中支持，俄罗斯第十四集团军的支持导致了“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的成立。然而，摩尔多瓦要求与罗马尼亚统一的情绪由于两国经济问题和来自俄罗斯的经济压力而减弱。摩尔多瓦加入了独联体，扩大了与俄国的贸易。1994年2月，亲俄的各政党在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
    在这三个国家中，倡议将战略和经济利益结合起来的舆论导致政府赞同与俄罗斯紧密结盟。在乌克兰最终也发生了某种类似的变化。在格鲁吉亚，这一过程要艰难得多。格鲁吉亚在1801年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年其统治者国王乔治十三请求俄国人保护，以防范土耳其人。1918－1921年在俄国革命的三年里，格鲁吉亚又获得了独立，但布尔什维克强行把它并入了苏联。当苏联完结时，格鲁吉亚再一次宣布独立。一个民族主义的联盟赢得了选举，但它的领导人实施自我毁灭的镇压并被暴力所推翻。曾任苏联外交部长的谢瓦尔德纳泽回来领导这个国家，并在1992年和1995年两次总统选举中巩固了权力。然而他面临着得到俄罗斯大量支持的阿布哈兹的分离主义运动以及被驱逐的加姆萨胡尔季阿领导的起义。他模仿乔治国王得出结论说，“我们没有更大的选择”，然后转向莫斯科寻求帮助。俄罗斯军队进行了干涉来支持他，代价是格鲁吉亚加入独联体。1994年，格鲁吉亚同意无限期保留其领土上的三个俄罗斯军事基地。俄军的干涉首先削弱了格鲁吉亚政府，然后又支持它，从而把一心想独立的格鲁吉亚纳入了俄罗斯阵营。
    除了俄罗斯外，人口最多和最重要的前苏联共和国是乌克兰。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里，乌克兰都曾经独立过，然而在近代大部分时间里，它是莫斯科统治的政治实体的一部分。决定性的事件发生在1654年，当时反抗波兰统治的哥萨克起义领袖博赫丹·赫麦尔尼茨基同意向沙皇效忠以换取俄国帮助哥萨克反对波兰人。从那时到1991年，除1917年至1920年的短暂独立外，乌克兰在政治上一直受莫斯科控制。然而乌克兰是一个具有两种文化的分裂的国家，西方与东正教之间的文明断层线贯穿了它的中心地带，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如此。过去，西乌克兰有时是波兰、立陶宛和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它的绝大部分人口是东仪教的信徒，他们实行东正教礼拜式，但承认教皇的权威。历史上，西乌克兰人讲乌克兰语，他们的观念中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另一方面，东乌克兰人绝大多数信奉东正教，而且大部分人讲俄语。20世纪初，俄罗斯人在乌克兰全部人口中占22％，土生土长的讲俄语的乌克兰人占引％。大部分小学和中学都用俄语授课。克里米亚人口的绝大多数是俄罗斯人，直到1954年克里米亚一直是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那一年，赫鲁晓夫把它并入乌克兰，其借口是承认 300年前赫麦尔尼茨基的决定。
    东乌克兰和西乌克兰的区别明显地反映在这两部分人所持的态度上。例如，1992年底，西乌克兰三分之一的俄罗斯人说，他们深受那些反俄罗斯的人的敌意之苦。而持这种态度的人在基辅只占10％。东西两部分的分裂在1994年7月的总统选举中非常引人注目，在职总统列昂尼德·克拉夫丘克尽管与俄罗斯领导人有密切的工作关系，但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他获得了西乌克兰13个省的多数选票，最高的超过90％。他的对手列昂尼德·库奇马在竞选中吸取了用乌克兰语演说的教训，以类似的多数赢得了东部13个省。结果库奇马以52％的选票获胜。事实上，1994年乌克兰公众以微弱多弹确认了1654年赫麦尔尼茨基的选择。正如一个美国专家所说，这次选举“反映、甚至集中体现了西乌克兰欧洲化的斯拉夫人与俄罗斯一斯拉夫人之间在乌克兰应当成为什么样的国家这个问题上的分歧。这与其说是种族的分化，不如说是不同文化的分化”。
    由于这一分裂，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关系可能沿着三条道路中的一条发展。90年代初期，在有关核武器、克里米亚、在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人的权利、黑海舰队和经济关系方面，两国之间存在着重大的争议。许多人认为可能会发生军事冲突，因而一些西方的分析家论证说，西方应当支持乌克兰拥有核武器以威慑俄罗斯的侵略。然而，如果文明起作用的话，乌克兰和俄罗斯发生冲突的可能就很小。这两个国家都是斯拉夫国家，它们的人民主要信仰东正教，几个世纪以来两国人民之间有亲密的联系，相互通婚非常普遍。尽管存在着极大争议以及双方都受到来自极端民族主义的压力，两国领导人还是作了很大的努力，并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了这些争端。1994年中期，乌克兰选出了明显倾向俄罗斯的总统，减少了两国之间爆发严重冲突的可能性。尽管前苏联其他地方发生了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的严重冲突，俄罗斯人和波罗的海诸国人民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并有一些战斗，但是至1995年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实际上没有发生任何暴力事件。
    第二种可能性，在某种程度上也许更为可能的是，乌克兰沿着文明断层线分裂成两个相互独立的实体，其东部可能与俄罗斯融合。分离问题首先始于克里米亚。克里米亚人口中的70％是俄罗斯人，在1991年12月的全民公决中，相当多的克里米亚公众支持乌克兰从苏联独立。1992年5月，克里米亚议会经投票宣布克里米亚从乌克兰独立，但其后又在乌克兰的压力下取消了投票结果。然而俄罗斯议会通过投票取消了1954年把克里米亚割让给乌克兰的决议。1994年1月，克里米亚人选举以“与俄罗斯统一”为竞选纲领的人作为总统，这使得一些人提出疑问：“克里米亚是否将是下一个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或阿布哈兹？”当克里米亚新任总统从就独立问题举行全民公决的承诺后退，代之以与基辅政府谈判时，答案是响亮的“不”。1994年5月，当克里米亚议会投票恢复1992年宪法（该宪法实际上使它独立于乌克兰）时，局势又一次白热化。然而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领导人又一次采取了克制态度，从而避免了这场争论引发暴力，两个月后，亲俄罗斯的库奇马当选为乌克兰总统，减弱了克里米亚向分离方向的推进。
    然而，那次大选展示了乌克兰的西部与越来越向俄罗斯靠拢的乌克兰部分分离的可能性。一些俄罗斯人可能会对此表示欢迎，正如一位俄罗斯将军指出的，“乌克兰或东乌克兰在未来5年。ic年或15年将会回归，让西乌克兰见鬼去吧！”然而，这样一个残余的信仰东仪教和倾向西方的乌克兰只有得到西方强大和有效的支持才能生存，而这种支持只有在西方与俄罗斯的关系严重恶化，变成像冷战时的那种关系时，才有可能出现。
    第三种、也更有可能出现的局面是，乌克兰仍将是一个统一的、充满裂痕的、独立的国家，并且总体上与俄罗斯密切合作。一旦有关核武器和军事力量的过渡问题得到解决，最严重的较长期的问题将是经济问题，这个问题部分地要靠共同的文化和密切的私人关系来解决。约翰·莫里森指出，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关系之于东欧，犹如法德关系之于西欧。正如后者构成了欧洲联盟的核心一样，前者对东正教世界的统一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核心。

    大中华及其共荣圈

    历史上，中国自认为是兼容并蓄的：一个“中华圈”包括朝鲜、越南、琉球群岛，有时还包括日本；一个非汉人的“亚洲内陆地带”包括满族、蒙古族、维吾尔族、突厥人和藏族，出于安全的原因，他们必须受到控制；此外还有一个蛮夷的“外层地带”，“他们只需要朝贡，并承认中国的优越地位”。当代的中华文明正以类似的方式来建构：以汉族中国为核心，包括中国所属的但享有相当自治权的边远省份；法律上属于中国但很大一部分人口是由其他文明的非汉族人所构成的省份（西藏、新疆）；在一定条件下将要成为或者可能成为以北京为中心的中国之一部分的华人社会（香港、台湾）；一个由华人占人口多数、越来越倾向于北京的国家（新加坡）；在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有重大影响的华人居民；以及受中国儒教文化颇大影响的非华人社会（南北朝鲜、越南）。
    50年代，中国将自己确定为苏联的一个盟友。然后，在中苏分裂后，它把自己看作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第三世界的领袖，这使它付出了高昂代价，而获利却甚少。在尼克松政府作出政策调整后，中国开始寻求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均势游戏中充当第三方，70年代当美国似乎虚弱之时，它与美国结成了联盟，然后在80年代当美国军事力量增强，而苏联经济上衰弱并陷入阿富汗战争时，它转向与美苏保持等距离。然而，随着超级大国竞争的结束，“中国牌”变得毫无价值，中国又一次被迫重新确定自己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它确立了两个目标：成为中华文化的倡导者，即吸引其他所有华人社会的文明的核心国家；以及恢复它在19世纪丧失的作为东亚霸权国家的历史地位。
    中国正在发挥的作用可以从以下方面看出：首先，中国描述它在世界事务中的立场的方式；其次，海外华人在经济上介入中国的程度；第三，其他三个主要的华人实体香港、台湾、新加坡与中国的经济、政治、外交联系的不断发展，以及华人有着重要政治影响的东南亚国家更加倾向于中国。
    中国政府把大陆中国看作是中华文明的核心国家，所有其他华人社会都应倾向于它。自从放弃通过当地的共产党来促进它的海外利益后很长时间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寻求“自己作为世界华人的代表地位”。对中国政府来说，所有的炎黄子孙，即便是另一个国家的公民，都是中华共同体的成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应服从中国政府的权威。中国人的认同开始根据种族来确定，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位学者所提出的，中国人是具有同样“种族、血液和文化”的人。90年代中期，这一论调在官方和民间越来越流行。对于中国人和那些生活在非中国社会的华裔来说，“镜子检验”就成了对他们是谁的检验，“去照照镜子”是倾向于北京的中国人对那些试图与外国社会同化的华裔的告诫。散居在各地的华人，即具有中国血统的人（以此区别于“中国人”即生活在中国的人），越来越明确地使用“文化中国”这一概念来表明他们的共识。20世纪曾是西方众矢之的的中国认同，现在正根据中国文化这一持续要素来被重新阐述。
    历史上，这种认同与华人国家同中国国家的中央权威的关系之变化是一致的，这种文化认同感既有助于几个华人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的扩展，又为这种关系的扩展所加强；这些华人国家反过来又成为促进大陆中国和其他地方的经济迅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其结果又为中国文化认同的增强提供了物质和心理上的动力。
    因此，“大中华”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一个迅速发展的文化和经济的现实，并开始变为一个政治的现实。对80年代和90年代的大陆、“小老虎”（4只小老虎中有3只是华人社会）和经济上为华人控制的东南亚目队注目的经济增长，华人功不可没。东亚的经济越来越以中国为中心，以华人为主导。90年代，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的华人为大陆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大量资金。东南亚其他地方的海外华人主导了所在国的经济。90年代初，占菲律宾人口1％的华人却占了国内公司销售总额的35％。80年代中期，华人占印度尼西亚总人口的2％－3％，但大约拥有国内私人资本的70％。在印度尼西亚最大的25家企业中华人控制了17家，据报道，一家华人联合大企业的产值占印度尼西亚国民生产总值的5％。90年代初，华人占泰国总人口的10％，但拥有10家最大商业集团中的9家，并且创造了该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华人大约占马来西亚人口的三分之一，但几乎完全主宰了该国的经济。除了日本和韩国外，东亚经济基本上是华人经济。
    家庭和个人关系所形成的“竹网”（即关系网）和共同的文化，大大有助于大中华共荣圈的形成。海外华人在中国做生意比西方人和日本人都能干。在中国，信任和承诺取决于私交，而不是契约或法律和其他法律文件。西方商人发现在印度做生意比在中国做生意要容易，因为在中国协议的可靠性依赖双方的私人关系。一位著名的日本人在1993年妒忌地说，中国得益于“香港、台湾和东南亚没有边界的华人商人网”。一位美国商人同意这种说法：海外华人“有商业技巧，懂语言，他们把来源于家庭关系的关系网带到了契约中，相对于那些必须向阿克伦或费城的董事会请示的人，这就是一个巨大优势”。李光耀也精辟地指出了非大陆华人在与大陆打交道时的优势：“我们都是华人，我们共有某些由共同的祖先和文化而产生的特性……人们自然地移情于那些与自己有共同生理特征的人。当人们又拥有相同的文化和语言基础时，这种亲密感得到了加强。这使得他们很容易建立起亲密的关系和信任，而这是一切商业关系的基础。”80年代末和90年代，海外华人能够“向持怀疑态度的世界显示，由同一种语言和文化产生的关系可以弥补法治的缺乏以及规则和法规缺少透明度”。基础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共同文化根基突出地显示在1993年11月于香港举行的“第二届世界华人企业家大会”上，这次大会被描述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华商为华人必胜信念举行的一次庆典”。像在其他地方一样，华人世界的文化共性促进了经济参与。
    中国经济迅速增长10年后，西方对中国的经济介入曾由于天安门事件而减少，这为海外华人创造了一个利用共同文化和私人交往在中国大量投资的机会和动力，结果是各华人群体之间的整个经济联系明显扩大。1992年，在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113亿美元）中有80％来自海外华人，主要是来自香港（占68.3％），还有台湾（占9.3％）、新加坡、澳门及其他地方。相比之下，日本提供的资本只占总额的6.6％，美国占4.6％。在累计为500亿美元的外资总额中，67％的资本来源于华人。贸易的增长同样引人注目。台湾对（大陆）中国的出口从1986年的几近于零提高到1992年占台湾出口总额的8％，仅1992年就比上一年增长了35％。1992年新加坡对中国的出口增长了22％，与其全部出口的增长还不到2％形成了鲜明对比。正如默里·魏登鲍姆1993年所评论的，“尽管当前日本主导了这一地区，但以华人为基础的亚洲经济正迅速成为一个新的工业、商业和金融中心，这个战略地区包括相当大的技术和制造能力（台湾）；杰出的企业、营销和服务人才（香港）；一个优良的通讯网络（新加坡）；大量金融资本的聚集地（以上三个地区）；大量的土地资源和劳力供应地（大陆中国）”。当然，此外，大陆中国还是所有正在扩大的市场中最大的潜在市场，截至90年代中期，在中国的投资越来越以在当地市场销售和出口为导向。

    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已在不同程度上与当地人同化，而后者常常持有反华情绪，这种情况有时还会酿成暴力事件，如1994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的棉兰发生的暴乱。一些马来西亚人和印度尼西亚人将华人资本流向大陆批评为“资本外逃”，为此以苏哈托总统为首的政治领导人不得不向他们的公众再三保证，这不会损害他们的经济。东南亚的华人则坚持认为，他们始终不渝地忠于他们的出生国而不是祖先的国家。90年代初，东南亚的华人资本向大陆的外流被台湾向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大量投资所抵消。
    经济力量的增长和共同的中国文化的结合导致了香港、台湾和新加坡与华人的“祖国”中国关系越来越密切。为使他们适应即将到来的权力转移，香港的华人开始适应北京的统治而不是伦敦的统治，商人和其他领袖不愿意批评中国政府或做可能会触怒中国的事。当他们确实触怒了中国时，中国政府便毫不犹豫地立即进行报复。到1994年，几百个商人已与北京合作，成为“港事顾问”，实际上组成了影子政府。90年代初，中国在香港的经济影响也急剧扩大，据报道，至1993年，大陆对香港的投资超过了日本和美国在香港投资的总和。至90年代中期，由于香港与大陆的政治一体化将于1997年完成，香港与大陆的经济一体化实际上已经完成。
    台湾与大陆联系的扩大落后于香港。然而，80年代开始发生了重要变化。在1949年后的30年里，双方曾拒绝承认彼此的存在和合法性，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往来，而且处于实际的战争状态，这表现在它们不时向沿海岛屿开炮。然而，在邓小平稳固了权力并开始经济改革进程以后，大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和解行动，1981年，台湾政府作出了回应，并开始调整以前与大陆的“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1986年5月，双方代表第一次接触，就归还台湾的一架被劫持到大陆的飞机进行了谈判，翌年，台湾撤消了到中国大陆旅游的禁令。
    “同是中国人”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信赖极大地促进了随后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经济关系的迅速扩大。正如台湾的一位谈判代表所说，台湾人和大陆人有“血浓于水的亲情”，并为彼此的成就而感到自豪。到1993年底，台湾赴大陆旅游者超过420万人次，大陆赴台湾访问者为4万人次；双方每天的往来信函有4万件，电话有13，000次。据报道，1993年，大陆与台湾之间的贸易额达到了144亿美元，2万家台湾企业在大陆的投资约在150亿-300亿美元之间。台湾越来越把注意力集中于大陆，其成功也日益依赖于大陆。一位台湾官员于1993年说：“1980年以前，台湾最重要的市场是美国，但到90年代，我们认识到，台湾经济成功的最关键因素是大陆。”大陆的廉价劳动力对面临着岛内劳动力短缺的台湾投资者来说是一个主要的吸引力。1994年，旨在调整大陆和台湾之间资本和劳动力不平衡的一个反向过程开始出现，台湾的一些渔业公司雇用了1万名大陆人。
    经济关系的发展导致了两个政府之间的谈判。1991年，台湾成立了“海峡交流基金会”，大陆成立了“台湾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以便相互进行交流。1993年4月，双方的第一次会谈在新加坡举行，随后在大陆和台湾又进行了一些会谈。1994年8月，双方在许多关键问题上达成了“突破”性协议，人们开始推测双方政府最高领导人之间举行会谈的可能性。
    90年代中期，在北京和台北之间仍存在一些重大问题，包括主权问题、台湾参加国际组织以及台湾把自己确定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可能性问题。后者发生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因为倡导独立的主要政党民进党发现，台湾选民并不想破坏与大陆的现存关系，在这个问题上过分努力会损害它的选举前景。民进党领导人因此强调，如果他们赢得了权力，独立将不被列入他们的近期日程。双方政府在坚持中国对南中国海的南沙群岛和其他岛屿的主权，以及确保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方面，有着共同利益。90年代中期，北京和台北在缓慢地、可察觉地并且不可避免地互相靠拢，并在扩大经济关系和共同的文化认同中发展着共同利益。
    双方走向和解的行动在1995年戛然而止，因为台湾政府积极谋求外交承认及获得国际组织的准入券。李登辉“总统”对美国进行了“私人”访问，台湾于1995年12月进行了国大选举，随后于1996年3月举行了总统选举。中国政府作出的反应是，在台湾主要港口附近的水域进行导弹试验，并在台湾控制的滨海岛屿附近进行军事演习。这些事态的发展引出了两个关键问题：目前台湾在不正式独立的情况下，能否保持民主？未来台湾如果不保持事实上的独立，能否保持民主？
    事实上，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已经历了两个阶段，并可能进入第三个阶段。几十年来，国民党政府宣称自己是整个中国的政府；这个说法显然意味着与事实上除台湾外的整个中国的政府相冲突。80年代，台湾政府放弃了这一主张，并把自己确定为台湾的政府，这就提供了与大陆“一国两制”概念相适应的基础。然而，台湾形形色色的人和集团越来越强调台湾独立的文化认同，强调它处于中国人统治下的时间相对短暂，它的方言不被讲普通话的人所理解。事实上，他们正试图把台湾确定为一个非中国的社会，从而合法地独立于中国。此外，当台湾政府在国际上越来越积极地活动时，它似乎也是在暗示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不是中国的一部分。简而言之，台湾政府的自我确定看来经历了一个演变：从整个中国的政府到中国的一部分的政府，再到不是中国的政府。这后一个使其事实上的独立正式化的立场是北京政府完全不能接受的，北京政府反复强调它不惜使用武力来阻止台湾独立。中国政府领导人还声明，在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和1999年收回澳门后，他们将着手进行大陆与台湾的重新统一工作。此事将如何进行大概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台湾支持正式独立的力量的增长程度；北京的权力继承斗争能否有结果，这一斗争促使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变成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使封锁台湾和入侵台湾成为可能的中国军事能力的发展。21世纪初，通过强迫和调解或双管齐下，台湾似乎将会与中国大陆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直至70年代末，顽固反共的新加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还是冷淡的，李光耀和其他新加坡领导人对中国的落后满怀蔑视。然而当中国经济在80年代开始起飞时，新加坡依照传统的搭车模式开始倾向于大陆。至1992年。新加坡在中国的投资为19亿美元，次年它宣布要在上海附近建立一个“新加坡第二”的工业园区的计划，这将涉及几十亿美元的投资。李光耀成为一位看好中国经济前景的热情支持者及其力量的钦佩者。他于1993年说，“中国就是行动的地方”。1993年新加坡政府的海外援助
    项目有一半是放在中国的。以前新加坡的对外投资大量集中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现在已开始转向中国。据说，70年代当李光耀第一次访问北京时，他坚持与中国领导人谈话时讲英语而不是汉语。20年后，他不可能再那样做了。

    伊斯兰：没有凝聚力的意识

    在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中，政治忠诚的结构一般与现代西方正好相反。对于后者来说，民族国家是政治忠诚的顶点，狭义的忠诚从属于它并被归于对民族国家的忠诚。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群体——语言或宗教社会群体，或者文化，对忠诚和义务的要求则不那么强烈。沿着从范围较窄到范围较大的实体的连续曲线，西方忠诚往往是在中间达到最高点，而忠诚强度的曲线则在某种程度上呈倒U字形。在伊斯兰世界中，忠诚的结构差不多恰恰相反，在伊斯兰的忠诚曲线中，中段是个空缺。恰如艾拉·拉皮德斯所说：有“两种基本的、原始的、持久的忠诚结构”，一方面是对家庭、部族和部落的忠诚，另一方面是对“在更大规模上的文化、宗教和帝国的统一体”的忠诚。一位利比亚的学者亦持类似观点：“在阿拉伯社会和政治体制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发展中，部落主义和宗教（伊斯兰教）曾起过并仍然起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作用。确实，它们如此交织在一起，以致它们被看作是形成和决定阿拉伯政治文化和阿拉伯政治思想的最重要的因素。”部落一直是阿拉伯国家的政治中心，正如塔赫辛·贝希尔所指出的，许多国家不过是“有旗帜的部落”。沙特阿拉伯的奠基者的成功主要是由于他巧妙地通过联姻和其他手段建立了一个部落联盟，沙特的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部落政治，它使苏德里斯反对沙马斯和其他部落。在利比亚的发展中，至少有18个部落起着重要的作用，据说在苏丹生活着大约500个部落，最大的部落占全国人口的12％。
    在中亚，历史上国家认同并不存在。“忠诚是对部落、部族和扩大的家庭而言，而不是对国家”。在另一个极端，人们确实有共同的“语言、宗教、文化和生活方式”，“伊斯兰教是人们中间最强大的统一力量，比埃米尔（酋长）的权力还要大”。在车臣人和相关的北高加索人中间，存在着100个“山区”部族和70个“平原”部族，它们如此紧密地控制着政治和经济，以致于与苏联的计划经济形成对照的是，据说车臣有“部族”经济。
    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小集团和大信仰，即部落和伊斯兰信仰，一直是忠诚和义务的中心，而民族国家则一直不太重要。在阿拉伯世界中，现存国家的合法性颇成问题，因为它们大多数是欧洲帝国主义任意（即便不是反复无常地）制成的，它们的边界甚至常常与种族集团的界线不一致，如柏柏尔人和库尔德人。这些国家把阿拉伯民族分隔开来，而另一方面，一个泛阿拉伯国家从未实现过。此外，民族国家的主权思想与安拉具有最高权力和伊斯兰信仰至上的思想不相容。作为一种革命运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摒弃了民族国家，而赞成伊斯兰的团结，正像马克思主义摒弃了民族国家，而赞成国际无产者的团结一样。伊斯兰民族国家的虚弱也反映在这样一个事实中，在二战后的岁月中，尽管穆斯林集团之间发生了无数的冲突，但穆斯林国家之间的重大战争却很罕见，其中两场重要的战争就是伊拉克对邻国的侵略了。
    70年代和80年代，在各国造成伊斯兰复兴的同样因素也加强了对伊斯兰信仰或整个伊斯兰文明的认同。一位学者在80年代中期评论道：
    非殖民化、人口增长、工业化、城市化，以及与穆斯林国家下面的石油财富和其他因素相关的正在变化的国际经济秩序，进一步刺激了对穆斯林认同和团结的严重关注……现代通讯加强并发展了穆斯林各族人民之间的关系。到麦加朝圣的人数急剧增长，在远至中国、塞内加尔、也门和孟加拉国的穆斯林中产生了更强烈的共同认同感。在中东的大学读书的来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南部的和非洲的学生逐渐增多，他们传播思想，建立跨国界的私人关系。在诸如德黑兰、麦加和吉隆坡这样的中心，穆斯林知识分子和乌理玛经常性地越来越频繁地举行会议和磋商……磁带（录音带和现在的录相带）把清真寺的阿訇布道跨国界传播开来。因此，有影响的布道者现在的听众远远超越自己的本地社区。
    穆斯林的团结意识也反映在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行动中，并受到这些行动的鼓励。1969年，沙特阿拉伯领导人和巴基斯坦、摩洛哥、伊朗、突尼斯、土耳其领导人一起，在（摩洛哥的）拉巴特举行了第一次伊斯兰首脑会议，这次会议的成果是产生了“伊斯兰会议组织”，它于1972年正式成立，总部设在吉达。实际上，所有拥有大量穆斯林人口的国家现在都属于该组织，它是伊斯兰唯一的国家间组织。基督教、东正教、佛教和印度教的各国政府都没有基于宗教的国家间组织，而穆斯林各国政府却有。此外，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伊朗和利比亚政府发起并支持了一些非政府组织，如世界穆斯林大会（巴基斯坦成立的）和世界穆斯林联盟（沙特成立的），以及“被认为具有同它们相同的意识形态取向的、大量的常常是相距很远的政权、政党、运动和事业”，这些组织又“增进了信息和资源在穆斯林之间的流动”。
    然而，伊斯兰意识能否发展为伊斯兰凝聚力涉及到两个矛盾。首先，伊斯兰世界围几个权力中心的相互竞争而发生了分裂，它们之中的每一个都试图利用对穆斯林伊斯兰信仰的认同来促进其领导下的伊斯兰世界的凝聚力。这种竞争在现政权及其组织与伊斯兰主义政权及其组织两者之间展开。沙特阿拉伯领头创建了伊斯兰会议组织，部分是为了与阿拉伯联盟相抗衡，后者当时受（埃及的）纳赛尔的控制。1991年，在海湾战争后，苏丹领导人哈桑·图拉比成立了“阿拉伯和伊斯兰人民会议”，以便与沙特阿拉伯控制的伊斯兰会议组织相抗衡。“阿拉伯和伊斯兰人民会议”第三次会议于1995年初在喀土穆召开，来自80个国家的伊斯兰组织和伊斯兰运动的几百名代表出席了会议。除了这些正式组织以外，阿富汗战争还产生了一个老战士的非正式的、地下集团的广泛网络，这些老战士为穆斯林或伊斯兰主义事业，曾经在阿尔及利亚、车臣、埃及、突尼斯、波斯尼亚、巴勒斯坦、菲律宾和其他地方久经沙场。战争后，由于又有一些战士在白纱瓦外的达瓦圣战大学，以及阿富汗各种派别和外国支持者主办的军营里受到训练，他们的队伍得到了更新。激进派政权和运动的共同利益偶尔也会克服更传统的对抗，在伊朗的支持下，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原教旨主义组织之间建立了联系。苏丹和伊朗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军事合作，伊朗的空军和海军使用苏丹的设施，而且两国政府联合支持阿尔及利亚和其他地方的原教旨主义组织。据说，哈桑·图拉比与萨达姆·侯赛因于1994年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伊朗和伊拉克也走向和解。
    其次，伊斯兰世界这个概念预先假定了民族国家的非法性，然而伊斯兰世界只能通过一个或几个强大的核心国家来统一，而当前正缺少这样的国家。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一宗教共同体，伊斯兰这个概念一直意味着，过去，核心国家通常只有当宗教和政治领导人——哈里发和苏丹——在一个单一的统治机构中合二为一时才能形成。7世纪阿拉伯人对北非和中东的迅速征服，在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定都大马士革时达到了顶峰。随后是8世纪以巴格达为基础的、受波斯人影响的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10世纪在开罗和科尔多瓦还出现了次一级的哈里发。400年后，奥斯曼土耳其人横扫中东，于1453年侵占了君士坦丁堡，并于1517年确立了新的哈里发。大约与此同时，另一些土耳其人侵入印度，并建立了莫卧儿帝国。奥斯曼帝国的灭亡使伊斯兰世界失去了核心国家。它的领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西方列强瓜分，列强撤退时，在这些领土上留下了一些脆弱的国家，它们建立在不同于伊斯兰传统的西方模式之上。因此，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一个穆斯林国家有足够的力量和足够的宗教、文化的合法性来担当这个角色，并被其他伊斯兰国家和非伊斯兰国家接受为伊斯兰世界的领导。

    缺少核心国家是伊斯兰内部和外部普遍发生冲突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它的一个特征。没有凝聚力的意识是伊斯兰虚弱的一个根源，也是它对其他文明构成威胁的根源。这种状况可能持续下去吗？
    一个伊斯兰核心国家必须拥有经济资源、军事实力、组织能力和伊斯兰认同，还必须承担充当伊斯兰世界政治领导和宗教领导的伊斯兰义务。人们时而提到的可能成为伊斯兰领导的国家有六个，然而，目前它们当中没有一个具备成为有效的核心国家的全部条件。印度尼西亚是最大的穆斯林国家，经济发展迅速，然而它处于伊斯兰世界的外围，远离阿拉伯中心；它的伊斯兰教具有宽松的东南亚的特点，是伊斯兰教的东南亚变种；它的人民和文化是本土的、穆斯林的、印度教的、中国的和基督教影响的混合体。埃及是一个阿拉伯国家，人口众多，地理上处于中东中心的战略位置，拥有讲授伊斯兰学问的最高学府——爱资哈尔大学。然而它又是一个穷国，经济上依赖于美国、由西方控制的国际组织和石油丰富的阿拉伯国家。
    伊朗、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全都明确地把自己确定为穆斯林国家，并且一直积极努力在伊斯兰世界中发挥影响并充当其领导。为此，它们在创立组织、资助伊斯兰团体、向阿富汗战争提供支持、向中亚穆斯林献殷勤等方面，相互竞争。伊朗的面积、中心位置、人口、历史传统、石油资源和中等的经济发展水平，使得它有资格成为核心国家。然而穆斯林中90％是逊尼派，而伊朗是什叶派；作为伊斯兰的语言，波斯语的地位远逊于阿拉伯语；况且，波斯人和阿拉伯人历史上一直势不两立。
    巴基斯坦具有面积、人口和军事技术的条件，它的领导人不断试图扮演伊斯兰国家合作促进者的角色，并充当伊斯兰世界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发言人。然而，巴基斯坦相对贫穷，深受内部严重的种族和宗教分裂的困扰，有政治不稳定的纪录，关注与印度的安全问题。这最后一点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巴基斯坦为什么要发展与其他伊斯兰国家和非穆斯林国家，如中国和美国的关系。
    沙特阿拉伯是伊斯兰教最初的家园，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圣地都在那儿，它的语言是伊斯兰的语言；它有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量和随之而来的金融影响；它的政府严格按伊斯兰原则塑造了沙特社会。70和80年代期间，沙特阿拉伯是伊斯兰世界最有影响的国家，它花费了数十亿美元来支持全世界的穆斯林事业，从清真寺、教科书到政党、伊斯兰组织和恐怖主义运动，它这样做时相对来说是一视同仁的。另一方面，由于它的人口相对较少，地理上易受攻击，因而在安全上依赖于西方。
    最后，土耳其拥有成为核心国家的历史、人口、中等水平的经济发展、民族凝聚力、军事传统和军事技术等条件。然而，它明确地把自己确定为一个世俗社会。阿塔蒂尔克阻止土耳其共和国继承奥斯曼帝国所扮演的那种角色。土耳其甚至不能成为伊斯兰会议组织的创始成员国，因为它在宪法中规定信奉世俗主义。只要土耳其继续把自己确定为世俗社会，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就与它无缘。
    那么，假如土耳其重新确认自己呢？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土耳其可能乐于放弃它像乞丐一样恳求加入西方的令人沮丧和羞辱的角色，恢复它作为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主要对话者和对抗者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更高雅的历史角色。原教旨主义已在土耳其兴起；在奥扎尔的领导下，土耳其作了广泛的努力来认同阿拉伯世界；它利用种族和语言的联系在中亚扮演了温和的角色；它对波斯尼亚的穆斯林给予了鼓励和支持。在穆斯林国家中，土耳其与巴尔干、中东、北非和中亚的广泛历史联系是独一无二的。可以设想，土耳其实际上可以“充当（伊斯兰世界的）南非”：放弃与其现状相悼的世俗主义，就像南非放弃种族隔离制度一样，从而把自己从一个伊斯兰文明的赚民变为该文明的首要国家。南非在体验了西方基督教和种族隔离制度中好的和坏的东西之后，特别有资格领导非洲；在体验了西方的世俗主义和民主制中好的和坏的东西之后，土耳其可能同样有资格领导伊斯兰。但是，要这样做，它就必须摒弃阿塔蒂尔克的传统，甚至要比俄罗斯摒弃列宁的传统还要彻底。它还需要一位具有阿塔蒂尔克的能力的领导人，以及这样一位领导人：他将把宗教的和政治的合法性结合起来，把土耳其从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重新塑造为一个核心国家。

    第八章 西方和非西方：文明间的问题

    西方的普世主义

    在正在显现的世界中，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关系不仅不会是紧密的，反而常常会是对抗性的。但是，某些文明之间的关系比其他文明更具有产生冲突的倾向。在微观层面上，最强烈的断层线是在伊斯兰国家与其东正教、印度、非洲和西方基督教邻国之间。在宏观层面上，最主要的分裂是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在以穆斯林和亚洲社会为一方，以西方为另一方之间，存在着最为严重的冲突。未来的危险冲突可能会在西方的傲慢、伊斯兰国家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的相互作用下发生。
    在所有的文明之中，唯独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产生过重大的。有时是压倒一切的影响。因此，西方的力量和文化与所有其他文明的力量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文明世界最为普遍的特征。当其他文明的力量相对增强、西方文化的感召力消退之时，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对其本土文化的自信心和责任感也随之增强。因此，西方与非西方关系的中心问题是：西方，特别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广西方文化的努力与其推广能力的下降这两者之间的不协调。
    共产主义的崩溃使西方人更加相信其民主自由主义思想取得了全球性胜利，因而它是普遍适用的，并因此加剧了这种木协调。西方，特别是一贯富有使命感的美国，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认同西方的民主、自由市场、权利有限的政府、人权、个人主义和法制的价值观念，并将这些价值观念纳入他们的体制。然而，在其他文明中，赞同和提倡这些价值的人只是少数，大部分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对于它们的占主导地位的态度或是普遍怀疑，或是强烈反对。西方人眼中的普世主义，对非西方来说就是帝国主义。
    西方正在、并将继续试图通过将自己的利益确定为“世界共同体”的利益来保持其主导地位和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个词已成为一个委婉的集合名词（代替了“自由世界”），它赋予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为维护其利益而采取的行动以全球合法性。例如，西方正试图把非西方国家的经济纳入一个由自己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西方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国际经济机构来扩大自己的经济利益，并且将自认为恰当的经济政策强加给其他国家。然而，任何非西方国家的民意测验都显示出，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疑会得到财政部长们和少数其他人的支持，但除此之外几乎所有人对它的评价都是不利的。他们会赞同阿尔巴托夫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的描述：“一群热衷于夺取他人钱财、将不民主和相异的经济政治行动规则强加于人、压制经济自由的新型布尔什维克。
    非西方人还会毫不犹豫地指出西方的原则与其行为之间的差距。坚持普世主义的代价，就是被指责为伪善、实行双重标准和“例外”原则。民主要提倡，但如果这将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上台执政，就该另当别论；防止核扩散的说教是针对伊朗和伊拉克的，而不是针对以色列的；自由贸易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但不适用于农业；人权对中国是个问题，对沙特阿拉伯则不然；对石油拥有国科威特的入侵被大规模地粉碎，但对没有石油的波斯尼亚的入侵则不予理睬。实践中的双重标准是推行原则的普遍标准所无法避免的代价。
    取得政治独立之后，非西方国家便希望摆脱西方对其经济、军事和文化的控制。东亚社会在争取与西方经济平等的道路上进展顺利，亚洲和伊斯兰国家正在寻求与西方取得军事平衡的捷径。西方文明在全球的传播、西方实力的相对削弱和其他文明对自身文化的日益伸张这几个因素一道，决定了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关系总体说来是一种困难的关系。然而，这些关系的性质及其对抗的程度却有着相当大的差别，它们可以归为三类。西方与属于挑战者文明的伊斯兰国家和中国的关系可能会持续紧张，并经常出现严重的对抗；与属于较弱文明（部分地依赖于西方）的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的冲突程度则要轻得多，特别是与拉丁美洲国家的关系。俄罗斯、日本和印度与西方的关系可能介乎于上述两类之间，同时具有合作和冲突的因素，因为这三个核心国家时而与挑战者文明站在一起，时而又与西方站在一边，“摇摆”于以西方为一方。以伊斯兰和中华文明为另一方的两者之间。
    伊斯兰国家和中国拥有与西方极为不同的伟大的文化传统，并自认其传统远较西方的优越。在与西方的关系中，随着其权力和自我伸张性的增强，它们与西方在价值观念和利益方面的冲突日益增多和加剧。由于伊斯兰世界缺少一个核心国家，因而其各个国家与西方的关系有着极大的差异。然而自7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个持续的反西方浪潮，其标志就是原教旨主义的兴起，穆斯林国家的政权从亲西方向反西方的人手中的转移，一些伊斯兰集团和西方之间的准战争，以及冷战期间一些穆斯林国家与美国之间存在过的安全纽带的削弱。造成一些特定问题上差异的，是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即：在塑造世界的未来之时，相对于西方而言，这些文明将起什么样的作用？ 21世纪的全球体制、权力分配以及各国的政治和经济，将主要反映西方的价值和利益，还是这一切将主要由伊斯兰国家和中国的价值和利益来决定？
    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预测，非西方文明的核心国家将携起手来抵制西方的支配权。在一些地区，这一现象确已发生。然而在最近的将来，反西方的全面联盟似乎还不会形成。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在宗教、文化、社会结构、传统、政治和植根于其生活方式的基本观念上，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从根本上来说，这两者之间具有的共性可能还不及它们各自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共性。但是在政治上，共同的敌人将产生共同的利益。伊斯兰社会和华人社会都视西方为对手，因此它们有理由彼此合作来反对西方，甚至会像同盟国和斯大林联手对付希特勒一般行事。它们可能在一些不同的问题上进行合作，包括人权和经济问题，但最值得注意的还是从属于这两个文明的国家携手发展其军事能力，特别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火箭，以此来抗衡西方在常规武器方面的优势。到90年代初，出现了以中国和北朝鲜为一方，在不同程度上以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为另一方的“儒教-伊斯兰教联系”，它们在上述问题上联合起来对抗西方。
    这些使西方和上述其他社会产生分歧的问题在国际日程上变得日益重要，其中有三个问题关系到西方的努力：1、通过不扩散和反对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及其运载手段扩散政策保持其军事优势；2、施加压力要其他社会像西方一样尊重人权并实行民主制度，以此来推广西方的政治价值和体制；3、限制非西方国家移民或难民的入境人数，以保护西方社会的文化、社会和种族的完整。在所有这三个领域里，西方在反对非西方社会以保护自身利益时已经并可能继续遇到困难。

    武器扩散

    军事能力的扩散是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果。当日本、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经济更为富裕之时，其军事实力也变得更加强大，伊斯兰国家最终也将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俄罗斯经济改革获得成功，它也会是如此。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许多非西方国家从西方各国、俄罗斯、以色列和中国得到了先进的武器，并建立了自己的精密武器生产设施。21世纪初期，这些进程还将继续下去并可能加速。然而，在进入21世纪后相当一段时期之内，将唯有西方——主要是指得到英国和法国帮助的美国——具备在世界几乎所有地区进行军事干预的能力，也只有美国具备有效地轰炸世界任何地区的空中力量。这些是决定作为世界强国的美国的军事地位的主要因素，也是决定西方作为世界主导文明的主要因素。在近期内，西方与非西方常规军事力量的对比将是西方占压倒优势。
    发展一流的常规军事能力需要时间、努力和资金，这就强有力地促使非西方国家寻求以其他方式来对抗西方的常规军事力量。它们认为捷径就是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各文明的核心国家，以及已经成为或渴望成为在区域中起支配作用的国家，特别强烈地希望得到这些武器。这些武器首先可以使它们在本文明内和地区内控制其他国家，其次可以使它们具有威慑美国或其他外部国家对本文明或区域干涉的手段。如果萨达姆·侯赛因对科威特的入侵推迟两三年，直至伊拉克拥有了核武器，那么他就很可能占领科威特，并极有可能占领沙特的油田。非西方国家从海湾战争中汲取了明显的教训。对北朝鲜的军人来说，这教训即是：“不要让美国人集结他们的军队，不要让他们动用空军，不要让他们获得主动权，不要让他们打一场伤亡极小的战争。”对一位印度高级将领来说，这个教训甚至更为明确：“不要和美国人打仗，除非你拥有核武器。”整个非西方世界的政治领袖和军事将领们都牢牢地记住了这一教训，因为他们有一个似乎合理的推论：“如果你拥有核武器，美国就不会与你开战。”
    劳伦斯·弗里德曼指出：“与通常的强势政治不同，核武器事实上加强了国际体系四分五裂的趋势。在这个体系中，以往的大国所起的作用正在减弱。”因此，对于西方来说，核武器在冷战后的世界所起的作用与冷战期间的作用正相反。正如美国国防部长莱斯·阿斯平所指出的，核武器在当年弥补了西方与苏联相比在常规武器方面所处的劣势。它们是“平衡器”。然而，在冷战后的世界，美国拥有“无与匹敌的常规军事力量，我们的潜在对手则可能拥有核武器。结果被平衡的是我们自己”。
    因此，俄罗斯在其防务计划中强调核武器的作用，并于1995年计划从乌克兰购买洲际导弹和轰炸机，便不值得大惊小怪了。美国的一位武器专家评论道：“现在我们听到的正是自己在50年代指责俄国人的那些话。现在是俄国人在说‘我们需要核武器来弥补我们在常规武器方面的劣势’。”另一个反过来的相关事例是，冷战期间美国出于威慑目的而拒绝宣布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为了使核武器在冷战后的世界具有新的威慑作用，1993年俄罗斯宣布放弃前苏联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与此同时，冷战后的中国在发展其有限核威慑战略时，对它于1964年宣布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提出了疑问，并开始降调。当其他核心国家和地区强国获得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也可能效仿它们的举动，尽量扩大其武器对西方针对其常规军事行动的威慑效果。
    核武器还可能更直接地威胁西方。中国和俄罗斯都拥有可达到欧洲和北美的装有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北朝鲜、巴基斯坦和印度也在扩大其导弹的射程，在将来的某一时刻，也可能拥有直接打击西方的能力。此外，核武器还可以用其他方式运载。军事分析家对诸如恐怖主义、零星游击战这类强度很低的战争，到有限战争、动用大规模常规武器的更大的战争，直至核战争的暴力范围作了界定。历史上，恐怖主义是弱者的武器，即那些不拥有常规军事力量者的武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核武器也成了弱者弥补常规力量劣势的手段。过去，恐怖主义者所能进行的只是有限的暴力活动，在这里杀几个人，在那里摧毁一个设施。进行大规模的暴力活动需具备大规模的军事力量。然而，在未来的某一时刻，少数恐怖主义者将可能进行大规模的暴力活动并造成大规模的破坏。恐怖主义和核武器分别是非西方的弱国手中的武器。一旦这两者结合在一起，非西方的弱国就会变得强大起来。
    在冷战后的世界，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努力主要集中在伊斯兰教和儒教国家。巴基斯坦，也许还有北朝鲜，拥有少量的核武器，或者至少是快速装配核武器的能力，它们还在研制或购置能够运载核武器的射程更远的导弹。伊拉克曾具有不可忽视的进行化学战的能力，并为获得生物武器和核武器作过巨大的努力。伊朗制定了一个研制核武器的庞大计划，并一直在扩大其运载核武器的能力。1988年，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宣称：伊朗“必须用进攻性和防御性及化学武器、细菌武器和放射性武器全面武装自己”。3年后，伊朗副总统在一次伊斯兰会议上说：“既然以色列继续拥有核武器，我们穆斯林就必须合作生产原子弹，而不顾联合国防止核扩散的努力。”1992年和1993年，美国高级情报官员说，伊朗正在寻求获得核武器；1995年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明确地指出：“今天伊朗正在不顾一切地研制核武器。”其他穆斯林国家据说对研制核武器也有兴趣，其中包括利比亚、阿尔及利亚和沙特阿拉伯。依照阿里·马兹瑞富有诗意的说法，“新月悬挂在蘑菇云之上”，除西方之外它还会威胁到其他国家。伊斯兰最终会“与其他两个文明——南亚的印度教文明和中东的犹太复国主义及政治化了的犹太教文明——一起玩核轮盘赌”。
    武器扩散一直是儒教-伊斯兰教联系的最为密切和具体之处。中国在向伊斯兰国家转让常规武器和非常规武器方面起了主要作用，这些转让包括：在阿尔及利亚沙漠中建造一座防备严密的秘密核反应堆，表面上它是用于研究的，但西方专家们普遍认为它具备生产钚的能力；向利比亚出售化学武器原料；向沙特阿拉伯提供CSS- 2中程导弹；向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北朝鲜提供核技术或原料；向伊拉克提供大量的常规武器。除此之外，北朝鲜在90年代初经由伊朗向叙利亚提供了“飞毛腿C导弹”，此后又提供了这些导弹的机动发射架。

    儒教-伊斯兰教军事联系的中心环节是以中国和在较小程度上还有北朝鲜为一方，以巴基斯坦和伊朗为另一方之间的关系。1980—1991年，中国武器的两个主要接受国是伊朗和巴基斯坦，其次是伊拉克。自70年代起，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发展了异常密切的军事关系。1989年，两国签署了在“购买、联合研制和开发。共同生产、技术转让以及通过双边协议向第三国出口方面进行合作”的10年谅解备忘录。1993年又签署了一个由中国为巴基斯坦购买武器提供信贷的补充协议。结果中国成为“巴基斯坦最可靠的和最大的武器供应者，为巴基斯坦提供了几乎所有种类和用于各军种的武器”。中国还帮助巴基斯坦建造了生产喷气式飞机。坦克、装甲车和导弹的设施。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为巴基斯坦研制自己的核武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帮助：据说向巴基斯坦提供了供浓缩用的铀，为设计导弹提供咨询，还可能允许巴基斯坦在中国的试验场上爆炸核装置。中国此后又向巴基斯坦提供了能够运载核武器的射程为300公里的M－11弹道导弹，从而违背了对美国作出的承诺。作为回报，中国从巴基斯坦得到了空中加油技术和毒剌式导弹。
    到90年代，中国和伊朗之间的武器联系也变得紧密起来。在80年代的两伊战争中，中国向伊朗提供了其武器的22％，并在1989年成为伊朗最大的武器供应者。中国还对伊朗公开声明的获取核武器的努力给予了积极的合作。“中国-伊朗合作协议草案”签署之后，两国于1990年正月达成了一个关于科学合作和军事技术转让的10年谅解协议。1992年9月，拉夫桑贾尼总统在伊朗核专家的陪同下访问了巴基斯坦，然后去中国签署了另一个核合作协议。1993年2月，中国同意在伊朗建设两个300兆瓦的核反应堆。在执行这些协议时，中国向伊朗提供了核技术和核情报，帮助伊朗培训科学家和工程师，并向伊朗提供卡留管（calutron）浓缩装置。1995年，在美国的持续压力下、中国同意“终止”（根据美国的说法），或“中止”（根据中国的说法）出售这两个300兆瓦反应堆。中国还是伊朗导弹和导弹技术的主要供应国，包括80年代后期通过北朝鲜提供的蚕式导弹，1994－1995年提供的“几十或者几百个导弹制导系统和电脑化机械装置”。中国还许可伊朗生产中国式的地对地导弹。北朝鲜也协助援助，向伊朗运送了飞毛腿导弹，帮助伊朗发展自己的生产设施，1993年又同意向伊朗提供射程为600英里的诺冬I型导弹。作为这个三角关系的第三个边，伊朗和巴基斯坦在核领域中也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巴基斯坦为伊朗培训科学家，巴基斯坦、伊朗和中国于1992年11月达成了联合进行核项目的协议。中国为巴基斯坦和伊朗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提供了广泛援助，这证明这些国家相互承担的义务和合作达到了异乎寻常的水平。

    表8.1中国在1980－1991年间的部分武器转让

    ┌────────┬─────┬────┬───┐
    ││伊朗│巴基斯坦│伊拉克│
    ├────────┼─────┼────┼───┤
    │主战坦克│540 │ 1100 │1300│
    │装甲运兵车│300 │- │650 │
    │反坦克导弹│7， 500 │100 │- │
    │火炮／火箭发射器│1200* │50│720 │
    │战斗机│140 │212 │- │
    │反舰导弹│332 │32│- │
    │地对空导弹│788*│222*│- │
    └────────┴─────┴────┴───┘

    *数字未全部核实。

    资料来源：卡尔·艾肯伯里：《解释与影响中国的武器转让》（华盛顿：国防大学国家战略研究所，麦克尼尔文件第36期，1995年2月），第12页。
    这些事态发展和它们对西方利益构成的潜在威胁，使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问题成为西方安全议程的首要问题。例如，1990年， 59％的美国公众认为防止核武器扩散是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1994年，82％的公众和90％的对外政策制定者持上述看法。1993年9月，克林顿总统强调了核不扩散的首要性；1994年秋天又宣布了“全国紧急动员”，来对付“核武器、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及其运载手段扩散”对“美国国家安全、对外政策和经济造成的异常巨大的威胁”。1991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成立了拥有100名工作人员的核不扩散中心；1993年12月，美国国防部长阿斯平宣布了一个新的国防部反扩散动议，并新设了一个负责核安全和核不扩散事务的助理部长职位。
    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进行了一场古典式的军备竞赛，研制了技术上越来越先进的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这是以增强军事能力对抗增强军事能力。在冷战后的世界，主要的军备竞赛却是另一种类型。西方的对手试图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西方则试图阻止它们。这不是以增强军事能力对抗增强军事能力，而是以增强军事能力对抗抑制增强军事能力。除了口头上的争辩以外，西方核武库的规模和能力并非是竞争的一部分。以增强军事能力对抗增强军事能力的武器竞赛的结果取决于双方在资源、义务和技术上的竞争，它不是预先注定的。但以增强军事能力对抗抑制增强军事能力的竞赛结果却更容易预测。西方的抑制努力可以减缓其他社会增强军事能力，却不能阻止它们。非西方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所有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通过出售武器、技术和专业知识获取利润的商业刺激，以及核心国家和区域强国保护其地区霸权的政治企图，都削弱了美国为抑制所作的努力。
    西方提倡核不扩散符合世界所有国家维护国际秩序和国际稳定的利益。然而，其他国家却认为，核不扩散是为了维护西方的霸权利益。这一情况反映了西方，特别是美国，与安全利益可能受到核扩散影响的地区强国之间在核扩散问题上的分歧。朝鲜的情况明显是如此。1993年和1994年，美国在北朝鲜核武器发展问题上使自己陷入了一场心理危机。1993年11月，克林顿总统明确声明：“不能允许北朝鲜发展核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态度必须非常坚决。”参议员、众议员和前布什政府的官员们讨论了对北朝鲜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袭击的可能必要性。美国对北朝鲜核计划的关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出于它对全球核扩散的考虑。北朝鲜的核力量不仅会使美国在东亚可能采取的行动受到遏制和复杂化，而且，如果北朝鲜出售核技术和武器，还会影响美国在南亚和中东的行动。
    另一方面，南朝鲜将核弹与其地区利益联系在一起。许多南朝鲜人将北朝鲜的核弹视为“朝鲜的”核弹，也就是说它永远不会被用来攻击其他的朝鲜人，而可能用来保卫朝鲜的独立和利益以对抗日本和其他的潜在威胁。南朝鲜的文武官员们明确地希望组成一个具备核能力的统一的朝鲜。这样，南朝鲜的利益将万无一失，因为北朝鲜花费了资金并为发展核弹而遭到国际谴责，而南朝鲜最终会继承它；北朝鲜的核武器和南朝鲜的工业力量结合在一起，可以使一个统一的朝鲜在东亚舞台上作为一个重要角色而发挥与其身份相称的作用。结果，美国和南朝鲜之间的明显重大分歧达到了这一程度：1994年，华盛顿认为朝鲜半岛出现了严重危机，但汉城却没有任何严重危机感，这造成了两个首都之间的“惊人差异”。一位记者在1994年6月“危机”达到高潮时评论说：“始于几年前的北朝鲜核武器怪现象之一，是危机感加剧了来自朝鲜的更大的危机”。美国的安全利益和南亚国家的利益之间也存在着同样的差距，美国对那里核武器扩散的关切更甚于该地区的居民。印度和巴基斯坦更容易接受彼此的核威胁，而难以接受美国遏制、减轻或消除来自这两个国家核威胁的建议。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平衡器”扩散的努力成效甚微，并且可能继续是如此。就在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不能允许北朝鲜拥有核武器一个月之后，美国的情报机构向他报告说，北朝鲜可能已拥有了一、两件核武器。美国随之转而对北朝鲜采取胡萝卜政策，引诱它不要扩大核武库。同样，美国无法扭转或阻止印度和巴基斯坦发展核武器，亦无法使伊朗停止发展。
    1995年4月召开的关于核不扩散条约会议的中心议题，就是该条约的期限是否应续定为无限期或者定为25年。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赞成无限期地延长，但其他许多国家反对作这样的延长，除非五个公认的核大国更大幅度地削减核武器。此外，埃及反对延长，除非以色列签署该条约并接受安全核查。最后，美国非常成功地通过耍手腕、贿赂和威胁并用，在无限期延长的问题上赢得了压倒多数国家的同意。例如，埃及和墨西哥都曾反对无限期地延长该条约，但由于它们在经济上依赖美国，因而无法坚持自己的立场。尽管该条约的延长得到了一致的赞同，但七个穆斯林国家（叙利亚、约旦、伊朗、伊拉克、利比亚、埃及、马来西亚）和一个非洲国家（尼日利亚）在最后辩论时仍提出了反对意见。
    1993年，西方的主要目标正如美国的政策所表现出的那样；从核不扩散转向了反核扩散。这种转变是对现实的承认，即某些核扩散已无法避免。在适当的时候，美国的政策将会从反对扩散转向接受扩散，如果美国政府能够跳出冷战思维定式，转而去促进扩散、使其服务于美国和西方利益的话。然而，美国和西方至1995年止仍然坚持奉行抑制政策，而这一政策最终注定要失败。在一个多文明的世界中，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是权力缓慢地但不可避免地分散的一个主要表现。

    人权和民主

    在70和80年代，有三十多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从独裁转向了民主。一些原因造成了这种转变浪潮，经济发展无疑是促成这些政治变化的主要根本因素。此外，美国、西欧主要国家和国际机构的政策和行动，也对西班牙、葡萄牙、许多拉丁美洲国家、菲律宾。南朝鲜和东欧民主制度的建立起了帮助作用。民主化在基督教和西方影响强大的国家最为成功。新的民主政权在主要信奉天主教和新教的南欧和中欧最可能保持稳定，在拉丁美洲稳定性较差。在东亚，信奉天主教和受到美国极大影响的菲律宾于80年代回到了民主国家的行列。同时，南朝鲜和台湾的基督教领袖们也在推动民主化运动的发展。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稳定的民主制度在前苏联，波罗的海港共和国取得了成功；在东正教诸共和国中，民主制度的稳定程度彼此有相当大的差别，并且难以预测；穆斯林国家的民主前景则很暗淡。至90年代，除了古巴，其他大多数信奉西方基督教和基督教影响强大的国家都开始了向民主制的转变，但非洲是例外。
    这些转变和苏联的崩溃使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相信全世界正在进行着一场民主革命，用不了多长时间，西方的人权观念和政治民主形式将在全球盛行，因此，促进民主的传播便成为西方人首要的目标。布什政府也赞同这一看法。1990年4月，国务卿詹姆斯·贝克说：“在遏制之后等待着的是民主制。”谈到冷战后的世界，他说：“布什总统指出，我们的新任务是促进和巩固民主制度。”在1992年大选中，比尔·克林顿反复强调推进民主是该政府的首要考虑，在一次重要的竞选演说中谈到对外政策时，他用整个篇幅谈论民主化问题。克林顿上台之后，他建议将拨给全国民主基金会的资金增加三分之二；他的国家安全助理将克林顿对外政策的主题表述为“扩大民主”；他的国防部长确认促进民主是该部的四个主要目标之一，并试图在国防部设立一个高级职位来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促进人权和民主在较小的程度上、以较不明显的方式，在欧洲国家的对外政策中占据了突出的地位，由西方控制的国际经济机构也将此作为给予发展中国家贷款和援助的标准。
    到1995年，欧洲和美国为达到上述目标所作的努力相同。几乎所有的非西方文明都对来自西方的压力采取了抵制态度，包括印度教、东正教和非洲国家，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包括拉丁美洲国家。但是对西方民主化努力抵制得最强烈的还是伊斯兰和亚洲。这种抵制植根于伸张自身文化的更广泛的运动之中，具体表现为伊斯兰复兴运动和亚洲的自我肯定。
    美国在亚洲的失败，主要源于亚洲经济财富的增长和亚洲国家政府自信心的增长。亚洲的国际法专家反复地提醒西方，亚洲依赖和从属于西方的旧时代已经过去，40年代西方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一半、控制联合国、起草世界人权宣言的局面已经成为历史。一位新加坡官员说：“在亚洲促进人权的努力，必须考虑到冷战后世界权力分配的变化……西方对东亚和东南亚的影响已经极大地减弱。
    他言之有理。美国和北朝鲜就核问题达成的协议可被恰当地称为“有条件的投降”，而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屈服，则是无条件的投降。美国曾威胁说，如果中国不在人权问题上采取更积极的态度，便不给予它最惠国待遇，但结果是克林顿政府的国务卿在北京受到了甚至不给面子的冷遇。美国对此事作出的反应是放弃原先的政策，将最惠国待遇和人权问题脱钩。中国对美国软弱表现的回应是继续并强化克林顿政府所反对的做法。美国政府在与新加坡就一位美国公民遭鞭答、与印度尼西亚就其在东帝议施行暴力镇压的问题打交道时，也采取了退缩的态度。
    亚洲国家政权抵抗西方在人权问题上施压的能力，还由于其他一些因素而增强。美国和欧洲国家的企业急切地想要与亚洲国家发展贸易、到经济迅速增长的国家投资，因而对政府施加了极大的压力，要求政府不干扰它们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关系。此外，亚洲国家将西方的压力视为对其主权的侵犯。当出现这些问题时便会团结在一起相互支持。中国是否获得美国的最惠国待遇，关系到在中国投资的台湾、日本和香港商人的重大利益。日本政府通常与美国的人权政策保持距离。在天安门事件发生后不久，日本首相宫泽喜一说：我们不会让“抽象的人权观念”影响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东盟国家不愿意对缅甸施加压力，而且于1994年欢迎它的军人政府参加会议；而欧洲联盟，正如其发言人所说的，不得不承认它的政策“一直不很成功”，因为它不得不与东盟对缅甸的态度保持一致。此外，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得诸如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能够对批评它们或者参与它们认为令人不愉快行动的国家和公司实行“反条件限制”。
    亚洲国家总体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得它们对西方在人权和民主问题上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可以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理查德·尼克松于1994年说：“今天，中国的经济实力使美国关于人权的说教显得轻率；10年之内，会显得不着边际；20年之内，会显得可笑。”然而，到那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使西方没有必要再作任何说教。经济增长会加强亚洲国家政府相对于西方国家政府的权力；从长远看，它又会加强亚洲社会相对于亚洲国家政府的权力。民主制会由于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希望它到来而在更多的亚洲国家实现。
    与无限期延长核不扩散条约相比较，西方在联合国机构中促进人权和民主的努力总的说来是一无所获。除个别例外，比如对伊拉克的谴责，有关人权的决议在联合国的投票中总是被否决。除了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其他国家政府总是不情愿支持被许多人视为“人权帝国主义”的努力。一比如，1990年瑞典代表20个西方国家提出谴责缅甸军人政府的提案，但由于亚洲和其他国家的反对而被否决。谴责伊朗践踏入权的决议亦被否决，而且90年代在连续5年的时间里，中国都能够动员亚洲国家的支持，否决由西方发起的对其侵犯人权表示关注的提案。1994年，巴基斯坦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议案，谴责印度在克什米尔侵犯人权的行为，但遭到与印度友好的国家的联合反对，而巴基斯坦的两个最亲密的朋友，同样曾是攻击目标的中国和伊朗也表示反对，并且劝巴基斯坦撤消提案。（经济学家）杂志评论道：由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未能对印度在克什米尔的残暴行为进行谴责，它便“因失职而认可了印度的行为。其他国家也正在逍遥法外：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哥伦比亚和阿尔及利亚都逃脱了谴责。人权委员会就是这样支持了施行屠杀和酷刑的政府，这与其创建者的初衷完全相反”。
    西方和其他文明在人权观念上的差异，以及西方实现其目标的有限能力，在1993年6月的维也纳联合国世界人权大会上被明确地揭示出来。欧洲和北美国家形成一方，由大约50个非西方国家组成的集团形成为另一方，后者中最活跃的15个成员国包括1个拉丁美洲国家（古巴），1个佛教国家（缅甸），4个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制度和发展水平差异极大的儒教国家（新加坡、越南、北朝鲜和中国），9个穆斯林国家（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也门、苏丹和利比亚）的政府。这个亚洲-伊斯兰集团的领袖是中国、叙利亚和伊朗。处于这两个集团之间的是除古巴以外的拉丁美洲国家，它们经常支持西方；还有非洲和东正教国家，它们有时支持西方，但更经常的是持反对西方的立场。
    使各国沿着文明线划分开来的问题包括：关于人权的普遍性与文化相对主义；是经济和社会权利，包括发展权利优先，还是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相对优先的争执；是否应对经济援助提出政治限制条件；是否应设立联合国人权专员；应在何等程度上允许同时在维也纳集会的非政府人权组织参加政府会议；应当得到大会认可的特殊权利；以及一些更为具体的问题，例如，是否允许达赖喇嘛在会上发言，是否明确谴责波斯尼亚践踏入权的行为。
    西方国家和亚洲-伊斯兰集团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维也纳会议召开两个月之前，亚洲国家在曼谷聚会并通过了一份宣言。宣言强调：人权必须“置于国家和地区特性，以及各种历史上形成的宗教和文化背景下”来考虑；人权状况监督侵犯了国家主权；将人权状况作为经济援助的条件有悖于发展权。在上述和其他问题上的分歧如此之大，以致维也纳大会最后预备会议（5月初于日内瓦召开）产生的几乎全部文件都不得不加上括号，以标明一个或更多国家不同意。
    西方国家没有为维也纳会议的召开做好准备，它们在数量上处于劣势，而且在会议中比其对手作出了更大的让步。结果，除了对维护妇女权利表示强烈支持外，大会通过的宣言只是个最低限度文件。一位人权支持者评论道：这是一份充满“分歧和矛盾”的文件，代表了亚洲一伊斯兰联盟的胜利和西方的失败。维也纳宣言没有明确地表示对言论、新闻、集会和宗教自由的赞同。因而，它在许多方面的立场比1948年通过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软弱。这一变化反映了西方权力的衰落。一位美国人权支持者指出：“1945年的国际人权制度已不复存在。美国的霸权已经衰落。即使有1992年发生的一些事件，欧洲也不过是个半岛。现在的世界是阿拉伯人、亚洲人和非洲人的世界，正像它是西方人的世界一样。如今，世界人权宣言和国际人权公约对于世界已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那样重要。”一位对西方持批判态度的亚洲评论家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自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通过以来，没有完全进入犹太-基督教和自然法传统的国家第一次跨入了一流国家的行列。这一前所未有的形势将决定新的国际人权政治，并将带来更多的冲突机会。另一位观察家评论道：维也纳会议的“大赢家显然是中国，至少如果以告诉他人不要管闲事为成功标准的话是如此。在整个会议期间，中国不断取得胜利，其方法就是到处显示它的重量”。然而，在维也纳会议上票数处于劣势和失去调动权的西方，却在几个月之后获得了反对中国的一个不小的胜利。争取在北京举办2000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重要目标，它为得到举办权投入了巨大的资金。在中国，要求举办奥运会的呼声很高，公众的期望也很高；中国政府还游说其他国家政府对本国的奥林匹克委员会施加压力；台湾和香港也来助威。另一方面，美国国会、欧洲议会和人权组织都强烈地反对选择北京。尽管国标奥林匹克委员会的投票是秘密进行的，但各国的态度很明显是以文明划分的。在第一轮投票中，北京据说赢得了非洲国家的广泛支持，所得票数居首位，悉尼次之。在随后几轮的投票中，当伊斯坦布尔被排除之后，绝大多数儒教-伊斯兰教国家将其选票投给了北京；在柏林和曼彻斯特退出之后，这两个城市原先得到的绝大部分选票又转给了悉尼，使它在第四轮中获得了胜利，使中国遭到惨败。中国则把这笔账都记在了美国身上* 。李光耀说：“美国和英国成功地降低了中国的威望……它们反对中国的表面原因是‘人权’、真正的原因却是政治，为的是显示西方的政治影响。”毫无疑问，世界上更多的人关心的是体育而不是人权。但是，鉴于西方在维也纳和其他地方在人权问题上遭到的失败，这一显示西方“影响”的孤立事件仍会令人想到西方的虚弱。
    ———————

    四轮投票情况如下：

    ┌────────────────────┐
    │ 第一轮 第二轮 第三轮 第四轮│
    │北京 32 374043│
    │悉尼 30 303745│
    │曼彻斯特 11 1311│
    │柏林 99 │
    │伊斯坦布尔 7│
    │弃权 11 │
    │总数89 89 8989│
    └────────────────────┘
    不仅西方的影响被削弱了，而且西方在民主问题上的自相矛盾还减弱了它在冷战后的世界促进民主的愿望。冷战时期，西方，特别是美国面临着“友好的暴君”的问题：在那一时期，反共的军人政府和独裁者是冷战中的有用伙伴，这使得若与它们合作，便会面临进退两难。当这些政权粗暴地践踏入权时，这种合作会令人不安，有时会令人尴尬。然而，西方辩解说，这种合作是较少有害的，因为这些政府通常不像共产主义政权那样完全是压制性的，而且它们维持的时间可能不会长久，也更容易接受美国和其他的外部影响。为什么不接受一个较为不野蛮的友好的暴君，如果另一个选择是更野蛮的不友好的暴君？在冷战后的世界，在一个友好的暴君和一个不友好的民主制之间作选择可能更为困难。西方自然而然的假设是，民主选举的政府是可以合作的，但非西方社会的政府不一定亲西方，因为在那里，竞选可能导致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者和原教旨主义者上台执政。1992年，阿尔及利亚军人干涉并取消了明显地将导致原教旨主义政党伊斯兰拯救阵线获胜的选举，令西方人如释重负。1995年和1996年，土耳其的原教旨主义政党繁荣党、印度的民族主义政党印度人民党在选举失败后被赶下了台，亦令西方各国政府放下心来。另一方面，伊朗政府在其革命进程中，就某些方面而言是伊斯兰世界中最民主的政权之一；而在包括沙特阿拉伯和埃及在内的许多阿拉伯国家中，竞争几乎肯定会导致远不及其不民主的前任同情西方利益的政府上台。在中国，通过公民选举上台的政府，很可能会是一个高度民族主义的政府。西方国家的领导人认识到，非西方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常常产生对西方不友好的政府，因此它们在试图影响这些选举的同时，丧失了在这些社会中促进民主的热情。

    移民

    如果人口分布是天定的，那么人口流动便是历史的发动机。在过去的几世纪里，不同的增长率、经济状况和政府政策导致了希腊人、犹太人、日耳曼部落、斯堪的纳维亚人、土耳其人、俄罗斯人。华人等的大量外移。在一些情况下，这些迁移是相对平和的，在另一些情况下却充满了暴力。然而在19世纪，欧洲人是人口向外扩张的主要种族。1821至1924年间，大约有5500万欧洲人移居海外，其中3400万到了美国。西方人征服、有时甚至消灭了其他民族，开发了人口密度较低的土地并定居下来。人口输出可能是16—20世纪西方崛起的唯一最重要的衡量标准。
    20世纪末出现了一个不同以往但规模更大的移民浪潮。1990年，合法的国际移民有将近1亿人，难民约1900万，而非法移民至少达到了1000多万。这个新移民浪潮部分是非殖民化。新国家的建立，以及鼓励或强迫人民迁移的国家政策的产物，但同时它也是现代化和技术发展的结果。运输工具的改进使迁移更简便、省时和省钱；通讯的改善则增强了寻求经济机会的刺激，并密切了移民与其留在祖国的家庭之间的联系。此外，正如西方的经济增长刺激了19世纪的向外移民一样，非西方社会的经济发展同样刺激了20世纪的向外移民。移民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进程。迈伦·韦纳认为：“如果存在一个统一的移民‘法则’的话，那便是移民潮一旦开始，它便会自我促进。移民们会为家乡的亲戚朋友提供信息和经费使他们能够移民，并帮助他们寻找工作和住房。”其结果，按照他的话说，就是一个“全球移民危机”。
    西方人一贯和强烈地反对核扩散，支持民主和人权。与此相反，他们对移民问题的看法却是矛盾的，并随着20世纪最后20年均势的重大变化而改变。直至70年代，欧洲国家普遍赞同移民，有些国家，特别是德国和瑞士，还鼓励移民以弥补劳动力的短缺。1965年，美国取消了20年代制定的偏向于欧洲的移民限额，并彻底修改了法律，使得70和80年代移民流入的大量增加成为可能，并造成了新的移民来源。然而在80年代末，高失业率、移民人数的增长和移民占压倒优势的“非西方”特性，使得欧洲人的态度和政策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几年之后，出于同样的考虑，美国人的态度也出现了类似的变化。
    20世纪末，大多数移民和难民是从一个非西方国家迁往另一个非西方国家，但是进入西方国家的移民人数已接近了19世纪西方外移人口的绝对数字。1990年，估计有2000万第一代移民生活在美国， 1550万人生活在欧洲，800万人生活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在欧洲主要国家中，移民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了7％－8％。1994年，美国的移民人数占其全部人口的8.7％，为1970年的两倍；占加利福尼亚州人口的25％，纽约州人口的16％。80年代，大约有830万人进入了美国，在90年代的前4年这一数字大约是450万。
    新移民绝大部分来自非西方国家。在德国，1990年有土耳其移民167.5万人，其次最大的移民群来自南斯拉夫、意大利和希腊。在意大利，主要的移民来自摩洛哥、美国（据信大量的意大利籍美国人返回了家园）、突尼斯和菲律宾。90年代中期，大约有400万穆斯林居住在法国，在整个西欧，穆斯林人口达到了1300万。50年代，进入美国的移民有三分之二来自欧洲和加拿大；80年代，移民人数大量增加，其中大约35％来自亚洲、45％来自拉丁美洲，来自欧洲和加拿大的移民则不足15％。美国人口的自然增长很低，欧洲的自然人口增长实际上为零。由于移民的生殖率高，因而他们将占西方国家未来增长人口的大部分。结果是，西方人日益担心，“他们现在不是在遭到军队和坦克的入侵，而是遭到了讲着其他语言、信奉其他神和属于其他文化的移民的入侵。他们还担心，移民会抢走他们的工作，占据他们的土地，享受他们的福利制度，并且威胁他们的生活方式。”斯坦利·霍夫曼认为，这些因西方国家人口相对减少而造成的恐惧，“是基于真正的文化冲突和对丧失民族特性的担忧”。
    90年代初，在欧洲的移民中有三分之二是穆斯林。在移民问题中，欧洲人最为关切的是穆斯林移民。挑战来自人口——移民占西欧出生人口的10％，阿拉伯人占布鲁塞尔出生人口的50％——和文化。穆斯林社区，不论是德国的土耳其人还是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人，都没有融入所在国的文化，而且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将来会如此。让-玛丽·多姆纳克1991年说：“在整个欧洲，人们越来越担忧横跨欧洲文化线的穆斯林会形成欧洲共同体的第十三个国家。”一位美国记者这样评论移民问题：
    奇怪的是，欧洲人的故意是有选择的。在法国，很少有人担心来自东方的入侵——波兰人毕竟是欧洲人和天主教徒。绝大部分人既不惧怕也不轻视非阿拉伯的非洲移民，故意大部分是针对穆斯林的。“移民”事实上是伊斯兰的同义词，而伊斯兰教目前是法国的第二大宗教。这一现象反映了深深植根于法国历史的文化歧视和种族歧视。
    然而，从任何严格意义上说，法国人更是文化主义者，而不是种族主义者。他们的立法接受了可以讲完美法语的黑非洲人，但是他们不能接受在校园里蒙着头盖的穆斯林姑娘。1990年，76％的法国公众认为在法国有太多的阿拉伯人， 46％认为黑人太多，40％认为亚洲人太多，24％认为犹太人太多。1994年，47％的德国人不愿意有阿拉伯人生活在他们的街区， 39％不愿意有波兰人，36％不愿意有土耳其人，20％不愿意有犹太人作他们的邻居。在西欧，指向阿拉伯人的排外主义，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指向犹太人的反犹太主义。
    公众反对移民和对移民的敌意表现在针对移民社区和个人的极端暴力行动上，90年代初它已成为德国的一个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右翼、民族主义者和反移民政党的选票在增加，尽管为数不多。德国共和党在198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获得了超过7％的选票，但在1990年的全国大选中却只得到2.1％。在法国，国民阵线在1981年时仅获得微不足道的选票，而1988年选票升至9.6％，此后在地区和议会选举中的得票率稳定在12％和15％。1995年，两个民族主义的总统候选人获得了19.9％的选票，国民阵线赢得了几个城市的市长职位，包括土伦和尼斯。在意大利，社会运动-国民联盟的得票率同样从 80年代的约5％升至90年代初的10％-15％。在比利时，佛兰芒集团国民阵线的选票在1994年的地方选举中增加到9％，该集团在安特卫普得到28％的选票。在奥地利的大选中，自由党的得票率从1986年的不足10％上升到1990年的15％以上，在1994年达到将近23％。
    在很大程度上，欧洲反对穆斯林移民的政党正是穆斯林国家中伊斯兰政党的影像。它们都是在野党，都谴责权力机构和政党的腐败，都利用经济困境，特别是失业问题，向种族集团和宗教集团发出呼吁，都攻击外国人在其社会中的影响，而且两者的极端主义分子都参与了恐怖主义和暴力活动。在大多数情况下，伊斯兰政党和欧洲民族主义政党在地方选举中往往都取得比全国大选更好的结果。穆斯林国家和欧洲国家的权势集团对这些事态发展作出了类似的反应。在穆斯林国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政府的取向、象征、政策和实践普遍变得更伊斯兰化。欧洲的主流政党则采用了右翼的、反移民政党的辞藻，并推行它们的措施。在民主政治有效发挥作用，而且存在着另外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可供选择的政党的地方，伊斯兰主义政党或民族主义政党的选票可望达到大约20％。只有当不存在可能代替执政党或执政联盟的政党时，反对党才能打破这个比率，正如阿尔及利亚、奥地利，以及在相当程度上意大利的情况那样。
    90年代初，欧洲的政治领袖竞相对反移民情绪作出反应。在法国，希拉克于1990年宣布“必须完全停止移民”；内政部长帕斯卡于 1993年提出“零移民”；密特朗、克拉松和德斯坦，以及其他主流政治家也都采取了反对移民的立场。移民是 1993年议会选举中的主要问题，并明显地有助于保守政党的胜利。 90年代初，法国政府改变了政策，使外国人子女入法国国籍、外国人家属移民。申请避难，以及阿尔及利亚人获得法国签证变得更为困难。非法移民被驱除出境，警察和其他负责移民问题的政府当局的权力得到了加强。
    在德国，科尔和其他政治领导人也对移民问题表示了关切，政府最重要的举动是修订了德国宪法第 16条（该条规定“为受到政治迫害的人”提供避难），并削减了寻求避难者的福利。 1992年到德国避难的人数达 43.8万人，而 1994年只有 12.7万人。1980年，英国大幅度地削减了允许移民入境的人数，每年控制在 5万人左右，因而移民问题没有像在欧洲大陆那样引起严重的紧张情绪和反对。然而，1992－ 1994年，英国再次将批准避难人数从 2万多人减至1万人以下。由于欧盟国家实现了边境开放，英国最为担心的就是非欧洲移民从大陆进入英国。在整个90年代中期，所有欧洲国家都愈益坚决地将移民人数减少到最低限度，如果不是完全禁止非欧洲移民的话。
    在美国，移民问题成为一个紧要的问题稍晚于欧洲，且未引起那样紧张的情绪。美国从来就是一个移民的国家，并自认为如此，它在历史上曾发展了同化新移民的非常成功的手段。此外，在 80和90年代，美国的失业问题远不及欧洲国家严重，害怕失业不是形成对待移民态度的一个决定因素。美国的移民来源也比欧洲更为多样化，所以担心被一个单一的外国群体所湮没的恐惧亦没有那样遍及全国，尽管在一些特殊地区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两个最大的移民群体与美国的文化差距也不似欧洲的那样大：墨西哥人信奉天主教，讲西班牙语；而菲律宾人信奉天主教，讲英语。
    尽管存在着上述因素，在1965年允许大量增加亚洲和拉丁美洲移民的法案通过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美国的公众舆论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1965年，希望减少移民的人只占美国人口的33％；1977年占42％；1986年占49％；在1990年和1993年占61％。90年代的民意测验持续表明60％或以上的美国公众赞同减少移民人数。尽管对经济的关切和经济状况影响了公众对移民的态度，但不论经济状况好坏，反对移民的人数都在持续增长，这说明了文化、犯罪和生活方式是使公众改变观点的更为重要的原因。一位评论家在1994年说道：“很多美国人，也许是大多数美国人，仍然将他们的国家视为欧洲人定居的国家，因为他们继承了英国的法律，语言是（并将继续是）英语，他们的体制和公共建筑从西方的古典形式中获得了启发，他们的宗教具有犹太教一基督教本源，他们的伟大源于新教的伦理原则。”在被抽样调查的人中，有 55％的人认为移民是对美国文化的威胁，使反映了这些担忧。欧洲人认为移民威胁来自穆斯林或阿拉伯国家，美国人则认为他们的威胁来自拉丁美洲和亚洲，但主要还是来自墨西哥。在1990年的抽样调查中，当被问及美国来自哪个国家的移民太多时，认为是墨西哥的人常常是其他人的两倍，其次是古巴、东方（没有特指）、南美洲和拉丁美洲（没有特指）、日本、越南、中国和朝鲜。
    90年代初，美国公众反对移民情绪的日益高涨引起了类似在欧洲发生的政治反应。鉴于美国政治制度的性质，右翼政党和反移民的政党虽未赢得选票，但反对移民的国际法专家和利益集团却越来越多，越来越活跃而且畅言无忌。人们的不满主要集中在350万-400万非法移民上，对此政治家们作出了反应。如同在欧洲一样，反应最强烈的是承担移民大部分费用的州和地方政府一级。结果，佛罗里达州1994年向联邦政府提出每年8.84亿美元的拨款要求，以支付教育、福利、执法以及其他由非法移民引起的开支，此后又有6个州提出同样的要求。加利福尼亚州的移民无论在绝对人数还是比例上都居首位。该州州长彼得·威尔逊极力主张不允许非法移民子女享受公共教育，拒绝给予非法移民在美国出生的子女公民权，停止由州为非法移民支付紧急医疗费用，从而赢得了广泛的支持。1994年10月，加利福尼亚州以压倒多数通过了187法案，拒绝给予非法移民及其子女医疗、教育和福利待遇。
    同样是在1994年，克林顿政府改变了其早期的立场，开始对移民实行严格控制：严格了政治避难管理制度，扩大了移民局，加强了边境巡逻，并沿墨西哥边界修筑了障碍物。1990年由国会授权的移民改革委员会于1995年建议将每年的合法移民人数从80万减至55万，给予现有公民和居民的子女、配偶而不是其他亲属以优先权，这一规定“激怒了亚裔和拉美裔美国家庭”。1995年至1996年，包括许多委员会的建议和其他严格限制移民措施的立法进入了国会立法程序。至90年代中期，移民已成为美国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1996年，帕特里克·布坎南在总统竞选中将反对移民作为其主要政纲。美国紧随欧洲之后大幅度地削减了非西方人的入境数量。
    欧洲或美国能够制止移民潮吗？法国曾陷入人口悲观论的严重困境，从70年代让·拉斯帕伊枯燥的小说，90年代让·克洛德·谢耐所作的学术分析，至皮埃尔·勒鲁什在其评论中所作的总结：“历史、亲缘关系和贫困使法国和欧洲注定要挤满来自南方不成功国家的人民。欧洲过去是白人的和犹太教- 基督教的欧洲，将来却不是。*但是未来并非不可改变，任何事物都不是永久的。问题并不在于欧洲是否伊斯兰化，或者美国是否拉美化，而在于欧洲和美国是否会成为分裂的社会，拥有来自两种不同文明的两个截然不同的、在很大程度上相互分离的社会。这将取决于移民的数量和他们融入在欧洲和美国占优势的现有西方文化的程度。
    * 拉斯帕伊所著《圣贤营》一书1973年首次出版（巴黎：罗伯特·拉夫兰特版）。在法国对移民问题的关切日增之际，又于1985年发行了新版本。1994年，当马修·康奈利和保罗·肯尼迪在（大西洋月刊）第274期（199年12月）上发表的题为《一定是非西方反对西方吗？》的文章加强了美国人对移民问题的关注时，这部小说也极大地吸引了美国人的注意力。拉斯帕伊为1985年法文版所写的序言后又在《社会交往》第4期（1993－1994年冬季号，第115－117页）上用英文发表。——原书脚注
    总的说来，欧洲社会并不愿同化移民，这样做亦存在极大的困难，而且穆斯林移民和他们的子女愿意被同化的程度也不得而知。因此，持续的大量移民很可能使国家分裂成基督教和穆斯林两个群体。这个结果是可以避免的，只要欧洲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愿意承受限制移民的代价，包括反移民措施的直接财政支出、使现存移民社区进一步疏远的社会代价，以及由于劳动力短缺和低出生率造成的潜在的长期经济代价。
    然而，穆斯林人口入侵的问题可能会减轻，因为北非和中东社会的人口增长率已达到了顶峰并开始下降，正像在一些国家已经出现的那样。就刺激移民的人口压力而言，至2025年，穆斯林移民可能会大大减少。不过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情况并非如此，如果其经济得到发展并促进了西非和中非的社会流动，那么对移民的刺激和进行移民的能力也将增强，于是欧洲“伊斯兰化”威胁就将为“非洲化”威胁所取代。这种威胁在何等程度上能够实现，也将极大地取决于非洲人口因艾滋病和其他疾病而减少的程度，以及南非从非洲其他国家吸引移民的能力。
    穆斯林给欧洲造成了直接的问题，墨西哥人则给美国造成了问题。假设当前的趋势和政策继续下去，美国的人口构成将如表8.2所显示的那样发生巨大的变化，在21世纪上半叶将拥有大约50％的白人和25％的拉美裔人。如同在欧洲一样，美国移民政策的变化和反移民措施的有效实施可能改变这些预测，但即便如此，中心问题将仍然是拉美育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像以前的移民群体一样被美国社会所同化。第二和第三代拉美裔移民面临着被同化的广泛刺激和压力。另一方面，墨西哥与其他移民有着潜在的重要不同。首先，来自欧洲或者亚洲的移民需要漂洋过海，墨西哥人却只需步行穿过边界或者渡过一条河。交通和通讯的日益便利更使得他们能够与家乡保持紧密的联系并仍然认同于家乡的社会群体。第二，墨西哥移民集中在美国的西南部，构成了自尤卡坦至科罗拉多连成一片的墨西哥社会。第三，有证据显示，墨西哥移民对同化的抵制要比其他移民群体更为强烈，他们倾向于保持自己的墨西哥认同，正如1994年加利福尼亚州围绕着187法案的斗争所明确显示的那样。第四，墨西哥移民定居的地区是19世纪中叶在美国打败墨西哥后为美国所吞并的。墨西哥的经济发展几乎必然地会激起墨西哥人的复仇主义情绪。到一定时候，美国19世纪军事扩张的结果可能会受到21世纪墨西哥人口扩张的威胁，并为它所改变。
    文明之间均势的变化使得西方在武器扩散、人权、移民和其他问题上实现其目标变得越来越困难。在这一形势下，西方若想尽量减少损失，就必须在与其他社会打交道时巧妙地将其经济资源作为胡萝卜和大棒来应用，同时促进西方联盟，协调兵政策八五八书房，以便使其他社会挑动一个西方国家反对另一个西方国家的手段难以实现，并促进和利用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差别。西方推行这些战略的能力，一方面取决于它与挑战者文明之间冲突的性质和强度；另一方面，取决于它们认同于摇摆文明的程度和与之发展共同利益的程度。

    表8．2按种族和民族计算的美国人口（％）
    ——————————
    19952020（预测）2050（预测）
    非拉丁美洲白人 74 6453
    拉丁美洲裔人 10 1625
    黑人 12 1314
    亚洲人和太平洋岛屿人36 8
    美国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土著人〈1〈1 1
    总数（万） 26，300 3230039，400
    ——————————

    资料来源：美国人口调查局：《美国人口按年龄、性别、种族及拉丁美洲裔区分的预测：1995－2050年》（华盛顿：美国政府出版署，1996年），第12－13页。

    第九章 多文明的全球政治

    核心国家与断层线冲突

    文明是终极的人类部落，文明的冲突则是世界范围内的部落冲突。在正在显现的世界中，属于两个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为了对抗来自第三个文明的实体或者为了其他的共同目标，可能形成有限的、临时的、策略上的联系和联盟，以推进它们的利益。然而，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关系几乎从来就不是紧密的，它们通常是冷淡的并且常常是充满敌意的。不同文明国家之间从历史上继承的联系，例如冷战时期的军事联盟，可能减弱或消失。建立紧密的文明间“伙伴关系”的愿望，如俄罗斯和美国领导人曾经明确表达的那种愿望，是不会实现的。正在形成的文明间的关系通常有从淡漠到强烈之不同，大多数则可能是处于两者之间。在很多情况下，它们可能接近鲍里斯·叶利钦所警告的：俄罗斯和西方未来的关系可能出现“冷和平”。其他文明间的关系可能接近一种“冷战”状态。13世纪的西班牙人在形容他们与地中海区域穆斯林的“不安宁共处”状态时，创造出 la guerra fria（即“冷战”）一词。 90年代，许多人看到，在伊斯兰和西方之间又在形成一种“文明冷战”。在各种文明组成的世界里，这种关系并不是唯一的关系。冷和平、冷战、贸易战、准战争、不稳定的和平、困难的关系、紧张的对抗、竞争共存、军备竞赛所有这些说法，或许最恰当地描述了不同文明实体之间的关系。信任和友谊将是罕见的。
    文明间的冲突有两种形式。在地区或微观层面上，断层线冲突发生在属于不同文明的邻近国家之间、一个国家中属于不同文明的集团之间，或者想在残骸之上建立起新国家的集团之间，如在前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断层线冲突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国家或集团之间特别普遍，本书第十章和第十一章中将探讨这些冲突的原因、性质和动力。在全球或宏观层面上，核心国家的冲突发生在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之间。这些冲突中的问题是国际政治的典型问题，包括：
    1、对全球发展的相对影响力，以及对诸如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全球性国际组织行动的影响力；
    2. 相对军事权力，体现在核不扩散、军备控制和军备竞赛中；
    3、经济权力和福利，体现在贸易、投资和其他争端中；
    4、人民，包括一个文明的国家为保护其生活在另一文明中的亲族所作的努力，歧视另一文明的人民，或者将属于另一文明的人民赶出自己的领土；
    5、价值观念和文化冲突，当一个国家试图推行自己的价值观或将其强加给另一文明的国家时展开的冲突；
    6、偶然还有领土问题，在断层线冲突中，核心国家成为第一层次的参与者。
    当然，上述问题在整个历史中都是人类之间冲突的根源。在其中，当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卷入冲突时，文化差异就会加剧冲突。在相互竞争中，各核心国家会团结本文明的同伴，争取属于第三种文明的国家的支持，促进对立文明的国家的分裂和背叛，恰当地综合利用外交、政治、经济手段，以及秘密行动、宣传诱导和强制，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然而，核心国家不大可能相互直接使用武力，除非在诸如中东和南亚次大陆的情况下，各核心国家在文明断层线上相互毗邻。否则，核心国家之间的战争只可能在这两种情况下发生：第一，地区集团间的断层线冲突不断升级，包括核心国家在内的亲缘集团集结起来支持参战者。然而，这一可能性会强有力地促使对立文明的核心国家设法遏制和解决断层线冲突。
    第二，文明间全球均势的变化可能导致核心国家的战争。正如修昔底德所指出的，在希腊文明中，雅典力量的增强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同样，西方的文明史是一部兴起和衰落的国家之间的“霸权战争”史。相同因素助长不同文明中正在兴起和衰落的核心国家间冲突的程度，部分地取决于属于该文明的国家是以均势还是以搭车的办法来适应一个新的力量的兴起。搭车可能更是亚洲文明的特点，但中国的崛起可能引起其他文明的国家，诸如美国、印度和俄罗斯，采取均势行动。在西方历史中，英国和美国之间没有发生过霸权战争，从英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到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的和平转移大概归功于两个社会紧密的文化亲缘关系。在西方和中国之间缺少这种亲缘关系的权力转移中，武装冲突并非一定会发生，但可能性会较大。伊斯兰的推动力，是造成许多相对较小的断层线战争的原因；中国的崛起则是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间战争的潜在根源。

    伊斯兰与西方

    一些西方人，包括比尔·克林顿总统在内，认为西方只是与伊斯兰极端主义暴力分子之间存在问题，而不是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存在问题。但是1400年的历史却提出了相反的证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不论是东正教，还是天主教和新教）的关系经常充满风暴，彼此将对方视为外人。自由民主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20世纪的冲突，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持续的、深刻的冲突关系相比较，不过是一种短暂和表面的历史现象。有时，和平共处占上风；但在更多情况下，它们的关系是一种激烈竞争的、发生不同程度热战的关系。约翰·埃斯波西托评论道：“历史的变化常常使这两个群体处于竞争之中，有时陷于争夺权力、土地和灵魂的殊死搏斗之中。”多少世纪来，两个宗教的命运在一波接一波时而停息、时而高涨、时而反冲过来的浪潮中沉浮。
    从7世纪初到8世纪中叶，阿拉伯一伊斯兰教通过最初的向外扩张，在北非、伊比利亚半岛、中东、波斯和北印度建立了穆斯林的统治。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分界线稳定了两个世纪左右。至11世纪末，基督教恢复了对地中海西部地区的控制，征服了西西里，占领了托莱多。1095年，基督教世界发起了十字军东征。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里，基督教徒试图在圣地和近东的毗邻地区建立起基督教的统治，但后来却节节败退，并于1291年失去了他们在那里的最后落脚点阿卡城。与此同时，奥斯曼土耳其人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他们首先削弱了拜占庭，然后征服了巴尔干和北非的大部分地区，并于1453年占领了君士坦丁堡，1529年包围了维也纳。伯纳德·刘易斯说道：“在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里，从摩尔人首次在西班牙登陆到土耳其人第二次围攻维也纳，欧洲不断处于伊斯兰威胁之中。”伊斯兰文明是唯一使西方的存在受到过威胁的文明，而且这种情况至少发生过两次。
    然而到15世纪，潮流开始转向。基督教徒逐步地收复了伊比利亚，于1492年在格拉纳达最后完成了这项使命。与此同时，欧洲航海技术的革新使得葡萄牙人和其他人先后绕过了穆斯林的中心地带，深入到印度洋和以远地区。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俄罗斯人结束了鞑靼人持续了两个世纪的统治。接着，奥斯曼人作出了最后的努力，于1683年再次包围了维也纳。他们在那里的失败标志着一个长时间退却的开端，包括巴尔干东正教徒摆脱奥斯曼统治的斗争、哈布斯堡帝国的扩张，以及俄罗斯人向黑海和高加索的急剧推进。在一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带来灾难的基督教徒”变成了“欧洲病夫”。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发动了致命的攻击，在奥斯曼帝国残存的土地上建立起了直接和间接的统治，只有土耳其共和国除外。至1920年，只有四个穆斯林国家——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伊朗和阿富汗——保持了非穆斯林统治年代下的某种形式的独立。
    西方殖民主义的退却缓慢地始于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急剧加速。苏联的瓦解使更多的穆斯林社会获得了独立。根据一项统计，在1757－1919年间，大约有92个穆斯林地区由非穆斯林政府统治；到1995年，在这些地区中有69个恢复了穆斯林的统治，穆斯林人口在其中45个独立国家中占绝对多数。1820-1929年间，50％涉及不同宗教的国家间战争是在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之间进行的，这一事实说明了这些变化中的关系的冲突性质。
    造成这一发展中的冲突模式的原因，不在于诸如12世纪的基督教狂热和20世纪的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这些暂时的现象，而在于这两种宗教的本性和基于其上的文明。一方面，冲突是差异的产物，特别是穆斯林的伊斯兰教观念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超越并结合了宗教和政治，而西方基督教则持有政教分离的观念。然而，冲突也产生于它们的相似性。这两种宗教都是一神教，与多神教不同，它们不容易接受其他的神；它们都用二元的、非我即彼的眼光看待世界；它们又都是普世主义的，声称自己是全人类都应追随的唯一真正信仰；它们都是负有使命感的宗教，认为其教徒有义务说服非教徒皈依这唯一的真正信仰。自创始起，伊斯兰教就依靠征服进行扩张，只要有机会，基督教也是如此行事。“圣战”和“十字军东征”这两个类似的概念不仅令它们彼此相像，而且将这两种信仰与世界其他主要宗教区别开来。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还持有一种目的论的历史观，与其他文明普遍持有的轮转或静态观完全不同。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暴力冲突的程度在历史上受到了人口增减、经济发展、技术变化和宗教义务强度的影响。伴随着7世纪伊斯兰教的传播，阿拉伯人向拜占庭和萨桑帝国大规模迁移，其规模和速度是前所未有的。几个世纪后的十字军东征在很大程度上是11世纪欧洲经济增长、人口扩张和“克吕尼复兴”“的结果，这一切使得动员大批骑士和农民向圣地进军成为可能。当第一次东征的十字军到达君士坦丁堡时，一位拜占庭人写道：就好像“整个西方，包括生活在亚得里亚海以远直至海格力斯灯塔的所有野蛮人部落都开始了大规模迁移，他们踏上远征之路，带着所有的一切挺进到了亚洲”。19世纪的人口巨增再次使欧洲出现了人口爆炸，导致了历史上最大的人口迁移，移民涌入了穆斯林地区和世界其他地区。
    一些类似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加剧了20世纪末伊斯兰教和西方之间的冲突。首先，穆斯林人口的增长造成了大量的失业，使得新近投身伊斯兰事业的年轻人大为不满，给邻近的社会造成了压力，并导致了向西方的移民。其次，当伊斯兰复兴运动使穆斯林将其文明和价值观与西方相比较之时，对它们的独特性与重要性重新建立了信心。第三，西方同时向全世界推广其价值观和体制、维持军事和经济优势的努力，以及对穆斯林世界内部冲突进行的干预，引起了穆斯林强烈的不满。第四．共产卞义的崩溃消除了西方人和穆斯林共同的敌人，使它们彼此将对方视为主要威胁。第五，穆斯林与西方人之间的接触和混居日益扩大，激发了他们各自的新的认同感，并认识到他们的认同有何不同，对各自的民族特性以及不同于他人之处有了新的认识。两者的相互作用和混居还加剧了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即：一个文明的成员在由另一个文明成员所控制的国家中的权利问题。80年代和90年代，穆斯林和基督教社会的相互容忍程度都急剧下降。
    伊斯兰和西方之间冲突再起的原因，在于权力和文化的根本的问题。谁统治淮？谁是统治者？谁被统治？列宁所界定的政治中心问题，是造成伊斯兰和西方较量的根源。然而，还存在着列宁或许会认为毫无意义的另一种冲突，即：由是与非的分歧而导致的孰是孰非的冲突。只要伊斯兰仍是伊斯兰（它肯定是），西方仍是西方（这一点存在较多的疑问），这两个伟大文明和生活方式之间的根本冲突在未来将继续决定它们之间的关系，甚至像在过去的1，400年中一直决定着那样。
    两者在大量实质性问题上的立场分歧或冲突，进一步激化了它们的关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对领土的控制，但是这个问题现在已相对不重要了。90年代中期，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发生的28次断层线冲突中，有19次发生在穆斯林与基督教徒之间；与东正教徒的冲突为11次，与非洲及东南亚国家的西方基督教信徒之间的冲突为7次。在这些暴力或者潜在的暴力冲突之中，只有一次是直接沿着西方和伊斯兰之间的断层线发生的，即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之间的冲突。西方领土帝国主义的实际终结和穆斯林的领土扩张迄今为止尚未重新开始，这造成了一个地理上的隔离带，使西方和穆斯林群体仅在巴尔干的少数地区直接接壤。因此，西方和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将更多地集中于广泛的文明间问题，诸如武器扩散、人权和民主、石油控制、移民、伊斯兰恐怖主义和西方干涉等，而不是领土问题。
    冷战期间，这两个群体的成员都广泛地认识到这一历史性对抗正在日益加剧。例如，1991年巴里·布赞看到了社会冷战正在“西方和伊斯兰之间”形成的众多原因，并指出，“在其中，欧洲可能处于前线。”
    这一事态发展部分是由于延续了几个世纪的世俗价值观与宗教价值观的对抗，部分是由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历史上的敌对；部分是由于对西方力量的嫉妒；部分是由于对西方主导后殖民主义时代中东政治建构的仇恨；还部分地由于，在把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过去二百年间取得的成就作令人反感的比较时，所感到切痛苦和屈辱。
    此外，他还指出：“在欧洲联合进程的关键时刻，与伊斯兰的社会冷战，有助于加强欧洲的全面认同。”因此，“西方应当拥有一个坚实的共同体，它不仅能够支持与伊斯兰的社会冷战，而且还能够对其采取鼓励政策。”1990年，西方有重要影响的伊斯兰学者伯纳德·刘易斯分析了“穆斯林愤怒的根源”，并作出了这样的结论：

    现在应当清楚的是，我们正面临着一种情绪和一个运动，它们远远超出了问题和政策，以及推行它们的政府的层面。除了文明的冲突，它不会是别的——它或许是不理智的，然而却肯定是一个古老对手对我们的犹太教-基督教传统、我们世俗的现在，以及这两者在世界范围的扩张所作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反应。
    在伊斯兰社会群体中也产生了类似的看法。一位很有影响的埃及记者穆罕默德·锡德一艾哈迈德1994年说道：“明确无误的迹象表明，犹太教一基督教的西方伦理和伊斯兰复兴运动之间的冲突正在加剧，它正从西方的大西洋伸展到东方的中国。”一位杰出的印度穆斯林在1992年预言：西方“下一步面临的无疑是来自穆斯林世界的对抗。从马格里布到巴基斯坦，一场席卷伊斯兰国家的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斗争即将开始”。一位突尼斯著名律师则认为，这场斗争已经开始：“殖民主义试图破坏伊斯兰的所有文化传统。我不是一个伊斯兰教徒。我认为不是在宗教之间，而是在文明之间存在着冲突。
    80年代和90年代，伊斯兰国家的整个趋势是反西方的。这部分地是伊斯兰复兴运动，以及对所谓的“gharbzadegi”即西方毒化穆斯林社会作出反应的自然结果。“无论其具体的宗派形式是什么，再次确认伊斯兰教意味着摈弃欧洲和美国对当地社会、政治和道德的影响。”穆斯林领袖们过去的确告诉过他们的人民：“我们必须西方化。”然而，如果他们是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内讲这番话，一定会受到孤立。确实，我们难以找到任何一个赞扬西方价值观和体制的穆斯林，不论是政治家、官员、学者、商人还是记者。相反，他们会强调其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差异，其文化优越性，抵制西方的猛烈进攻以保持其文化完整的必要性。穆斯林害怕和憎恨西方的力量及其他对他们的社会和信仰构成的威胁。他们认为西方文化是物质主义的、腐败的、颓废的和不道德的。他们也认为西方文化具有诱惑力，因而强调抵制西方文化对其生活方式的影响。穆斯林攻击西方的，不再是信仰有缺陷的、错误的宗教——至少还算是“书本上的宗教”，而是越来越激烈地攻击西方根本不信仰任何宗教。在穆斯林眼中，西方是世俗主义的和无宗教信仰的，因而也是不道德的，与产生这些现象的西方基督教相比这些是更大的罪恶。冷战期间，西方将其对手视为“不信神的共产主义”；在冷战后的文明冲突中，穆斯林则将对手视为“不信神的西方”。
    认为西方骄傲自大、物质主义、压制他人、残忍、颓废的，不仅有原教旨主义的伊玛目们，还有很多被西方视为天然盟友和支持者的人。穆斯林作者在90年代出版的著作中，没有哪部像法蒂玛·默尼斯所著的《伊斯兰教与民主》那样在西方受到过如此的赞扬。西方人普遍称赞该书是一个现代自由穆斯林女性的勇敢言论。然而，在这部书中，西方的形象并未得到恭维，她指出：西方是“军国主义的”和“帝国主义的”，而且通过“殖民恐怖”伤害了其他国家（第3、9页）。作为西方文化标志的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第8页）。西方的力量是可怕的，只有“西方才能够决定卫星是用来教育阿拉伯人，还是用来向他们投放炸弹……西方摧残我们的潜力，用它的产品和充斥所有频道的电视剧和电影干扰我们的生活……（它）是摧残我们，抢占我们的市场，控制我们的宝贵资源、首创性和潜力的力量。这是我们对形势的看法，海湾战争则证实了我们的感觉”（第146、147页）。西方“通过军事科研构建自己的力量，然后把研究成果卖给不发达国家”，这些国家是“被动的消费者”。为了使自己摆脱这种依附地位，伊斯兰必须培养自己的工程和科技人员，生产自己的武器（她没有指明是核武器还是常规武器），“摆脱对西方的军事依赖”（第43、44页）。再重复一遍，这些并不是一个留着长胡子、穿着长袍的阿亚图拉的看法。
    不论政治或宗教观点如何，穆斯林一致认为在他们的文化和西方文化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异。正如赛伊克·卡诺什所说的：“根本问题在于我们的社会是建立在与西方不同的价值观念之上的。”一位埃及政府官员说：美国人“来到这里，希望我们变得与他们一样。他们对我们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一无所知”。一个埃及记者也持这样的看法：“（我们）是不同的，我们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历史。因此，我们有权利有不同的未来。”不论是流行刊物，还是严肃的穆斯林学术出版物都反复描述所谓的西方阴谋，以及西方支配、羞辱和颠覆伊斯兰体制和文化的企图。
    反对西方的反应，不仅可从伊斯兰复兴运动智囊人物的攻击中，而且可从穆斯林国家政府对西方态度的变化中看出。后殖民时期初始，穆斯林国家政府的政治、经济思想体系和政策一般是西方式的，其对外政策是亲西方的，只有阿尔及利亚和印度尼西亚几个例外，因为它们的独立是民族主义革命的结果。然而，伊拉克、利比亚、也门、叙利亚、伊朗、苏丹、黎巴嫩和阿富汗的亲西方政府，一个接一个地被较少认同西方或者明确反对西方的政府所取代。其他国家的取向和结盟关系也在朝这一方向发展，但变化没有如此剧烈，这些国家包括突尼斯、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美国在冷战中的两个最坚定的军事盟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国内受到了来自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压力，它们与西方的关系经受着日益增大的压力。
    在穆斯林国家中，1995年时比10年前明显地更亲西方的国家唯有科威特。西方在穆斯林世界的亲密朋友，不是像科威特、沙特阿拉伯以及海湾酋长国那样在军事上依赖西方，便是像埃及和阿尔及利亚那样在经济上依赖西方。80年代末，当苏联很明显已不再可能或者不愿意向东欧提供经济和军事支持时，东欧的共产党政权纷纷垮台。如果西方明显地不再可能维持其穆斯林卫星国政权，那么它们很可能遭到同样的命运。

    在穆斯林反西方情绪增长的同时，西方对“伊斯兰威胁”的关切也在增强，特别是担心穆斯林极端主义造成的威胁。伊斯兰被视为核扩散和恐怖主义的一个根源，而且在欧洲被视为不受欢迎的移民的来源。这些是公众和领导人共同的关切。例如，在1994年11月的一次抽样调查中，当被问到“伊斯兰复兴”是否对美国在中东的利益构成了威胁之时，在35，000个对外交政策感兴趣的美国公众中，有60％的人回答“是”，只有28％的人回答“不是”。在一年以前的随意抽样调查中，当被问及哪个国家对美国来说最危险时，在答案中名列前三位的是伊朗、中国和伊拉克。同样，在1994年所作的一项调查中，当要求确认什么是对美国的“最大的威胁”时，72％的公众和61％的对外政策领导人认为是核扩散，69％的公众和33％的领导人认为是国际恐怖主义——这两个问题与伊斯兰都有着广泛的联系。此外，33％的公众和39％的领导人认为是有可能扩张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欧洲人的态度也大体如此。例如，在 1991年春， 51％的法国公众认为对法国的主要威胁来自南方，只有8％的公众认为来自东方。法国公众最担心的4个国家都是穆斯林国家：伊拉克52％；伊朗35％；利比亚26％；阿尔及利亚22％。西方的政治领袖，包括德国总理和法国总理也表示了同样的关切。北约秘书长于1995年宣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西方来说“至少像以前的共产主义一样危险”，克林顿政府的一位“资深官员”则指出，伊斯兰是西方在全球的对手。
    在来自东方的威胁实际上消失之后，北约的计划便日益针对来自南方的潜在威胁。一位美国军事分析家1992年说：“南方的防线”正在取代中央防线，“而且很快会成为北约的新前线”。为了对付来自南方的威胁，北约的南方成员国——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开始了联合军事计划和军事演习，同时向马格里布各国政府请教对付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办法。这些假想的威胁也为大量美军在欧洲的存在提供了理由。美国的一位前高级官员说：“尽管美国在欧洲的部队不是解决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所造成问题的灵丹妙药，但是这些部队确实对这一整个地区的军事计划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还记得1990年至1991年美国和来自欧洲的法。英部队在海湾战争中的成功部署吗？海湾地区的人都记得。他或许还应加上一句，他们带着恐惧、愤怒和仇恨记得这一切。
    鉴于穆斯林和西方相互的普遍看法，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伊斯兰和西方在1979年伊朗革命之后展开文明间的准战争便不足为怪了。称其为准战争有三个原因。首先，它不是整个伊斯兰与整个西方争斗，而是两个原教旨主义国家（伊朗、苏丹），三个非原教旨主义国家（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各类伊斯兰主义组织，在沙特阿拉伯等其他穆斯林国家的财政支持下，与美国，有时还与英国、法国、其他西方国家和集团，以及与以色列和一般犹太人之间的争斗。第二，称其为准战争，是因为除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外，它们之间的争斗是靠有限的手段进行的：一方采取恐怖主义，另一方采取空中打击、秘密行动和经济制裁。第三，暴力冲突虽在继续，但并非是连续不断的，它包括一方引起另一方反应的断断续续的行动。然而，准战争仍然是战争。即使不将1991年1－2月在西方轰炸中丧生的成千上万的士兵和平民计算在内，伤亡人数也达到了数千人，而且在1979年之后实际上每年都有伤亡。在准战争中死亡的西方人比在海湾的“真正”的战争中死亡的人数还要多。
    此外，双方实际上都将这种冲突视为战争。霍梅尼早先曾非常准确地说过：“伊朗实际上是在与美国打仗。”（注15）卡扎菲则定期宣布对西方进行圣战。其他极端主义组织和国家的穆斯林领袖也持同一腔调。在西方阵营，美国将7个国家列为“恐怖主义国家”，其中有5个是穆斯林国家（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苏丹），另外2个是古巴和北朝鲜。这等于将它们视为敌人，因为这些国家正在用它们所能支配的最有效的武器攻击美国及其盟国，因而这也就是承认与这些国家处于战争状态。美国官员反复指责这些国家“违法”、“反动”、“无赖”——从而将其置于文明的国际秩序之外，使其成为多边或双边对抗措施的合法目标。美国政府指责国际贸易中心爆炸案的制造者企图“对美国发动一场城市恐怖主义战争”，指责计划在曼哈顿进一步制造爆炸案的密谋者是“卷入一场反对美国的战争”的“战士”。如果穆斯林宣称西方对伊斯兰开战，如果西方人宣称伊斯兰集团对西方开战，那么就似乎有理由认为某种非常类似于战争的活动正在进行。
    在这场准战争中，双方都在利用自己的实力和对方的弱点。从军事角度看，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恐怖主义对空军的战争。奋勇的伊斯兰斗士利用西方的开放社会，向所选择的目标放置汽车炸弹；西方的职业军人则利用伊斯兰国家的开放天空，向所选择的目标投放高精确度的炸弹。伊斯兰参战者阴谋暗杀杰出的西方领导人；美国则谋划推翻极端主义的伊斯兰政权。在1980－1995年的15年中，根据美国国防部的说法，美国在中东参与了17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全部是穆斯林。美国没有对任何属于其他文明的人民采取过类似形式的军事行动。
    除海湾战争外，双方迄今都将暴力程度控制在适当的低水平，以避免其暴力行动引起全面的战争。（经济学家》杂志评论说：“如果利比亚命令它的一艘潜艇炸沉美国的客船，美国将视其为政府的战争行动，而不会要求引渡潜艇指挥员。原则上说，利比亚特工人员爆炸客机的行动也是如此。”然而，这场战争的参与者相互使用的暴力手段，均超过了美国和苏联在冷战中相互直接使用的手段。除个别例外，冷战期间双方都不曾有目的地杀害对方的平民，甚至军事人员，但这种情况在准战争中屡屡发生。
    美国领导人声称，卷入准战争的只是少数穆斯林，而且他们的暴力行动遭到了大多数持温和态度的穆斯林的反对。这可能是真实的，但是缺乏证据。在穆斯林国家从未发生过对反西方暴力行动的抗议。穆斯林国家的政府，甚至与西方友好、依赖西方并陷入了困境的政府，在谴责反西方的恐怖行动时也作了令人惊讶的保留。另一方面，欧洲国家政府和公众大多支持而极少批评美国对其穆斯林对手采取的行动，这与冷战时期他们时常竭力反对美国针对苏联和共产主义采取的行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文明冲突中，与意识形态的冲突不同，亲缘关系决定立场。
    西方面临的根本问题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伊斯兰，它的人民坚信自身文化的优越性，并担心自己的力量处于劣势。伊斯兰面临的问题不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而是一个不同的文明——西方，它的人民确信自身文化的普遍性，而且确信，尽管他们的优势正在下降，但这一优势仍然使他们有义务把他们的文化扩展到全世界。这些是造成伊斯兰和西方冲突的根本因素。

    亚洲：中国和美国

    多文明的大杂烩。亚洲，特别是东亚的经济变化是20。世纪后半叶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态发展之一。至90年代，东亚经济的发展令很多人感到欣喜，他们认为东亚和整个环太平洋地区在持续扩大的商业网络中已经联系在一起，它将确保国家间的和平与协调。这种乐观态度是基于一种非常可疑的假设，即：商业来往从来都是维持和平的力量。但情况并非如此。经济增长改变了国家和地区间的均势，造成了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政治不稳定。经济交往可以使人们相互接触，但不能使他们达成协议。在历史上，它往往使各国人民更深地认识到他们之间的不同，令他们彼此害怕。国家之间的贸易不仅带来了好处，而且也造成了冲突。如果过去的经验靠得住，那么亚洲的经济成就将为其带来政治阴影，即不稳定和冲突。
    亚洲的经济发展和亚洲社会日益增长的自信，至少从三个方面扰乱了国际政治。首先，经济发展使得亚洲国家能够增强其军事能力，给这些国家未来的关系带来不稳定性，使冷战中被抑制的问题和矛盾显现出来，从而增加在这一地区出现冲突和不稳定局面的可能性。第二，经济发展加深了亚洲社会和西方之间，主要是与美国之间的冲突的强度，并增强了亚洲社会在斗争中取胜的能力。第三，中国这个亚洲最大国家的经济增长会扩大其在该地区的影响，以及恢复其在东亚传统霸权的可能性，迫使其他国家要么“搭车”和适应这一发展，要么“用均势来平衡”和试图遏制中国的影响。

    在过去西方占支配地位的几个世纪中，能够称为国际关系的不过是在西方主要国家间进行的西方游戏，在某种程度上另一些国家也加入其中，首先是俄罗斯于18世纪加入进来，后来是日本于20世纪加入进来。欧洲是大国冲突和合作的主要场所，即使在冷战期间，超级大国对抗的主要战线也是在欧洲的中心地带。冷战后的所谓国际关系也会有一个主要区域，那便是亚洲，尤其是东亚。亚洲是多种文明的大杂烩。仅东亚就包含属于六种文明的不同社会——日本文明、中华文明、东正教文明、佛教文明、穆斯林文明和西方文明——南亚还增加了印度教文明。四种文明的核心国家——日本、中国、俄罗斯和美国——是东亚舞台上的主角；南亚还要加上印度；印度尼西亚是一个正在兴起的穆斯林国家。此外，东亚还包括几个经济影响日益增强的中等国家和地区，如南朝鲜、台湾、马来西亚和有巨大潜力的越南。上述因素造成了国际关系模式的高度复杂化，它在很多方面可与18－19世纪欧洲国家之间的关系相比，充满了标志着多极化形势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
    东亚多种力量、多种文明并存的特点使其不同于西欧，经济和政治差异又扩大了它们之间的差别。西欧所有的国家都有稳定的民主制，它们实行市场经济，经济发展处于高水平。90年代中期，东亚包含一个稳定的民主国家，几个新的不稳定的民主国家，以及世界上尚存的五个共产党国家中的四个，此外还有军人政府、个人专制和一党独裁制。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从日本和新加坡到越南和北朝鲜各不相同。尽管东亚总的发展趋势是市场化和经济开放，但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经济制度，既有北朝鲜的指令性经济，有国家控制和私有企业并存的混合经济，也有香港地区的自由放任经济。
    除了中国的霸权有时曾给该地区带来暂时的秩序外，在东亚从未存在过西欧有过的国际社会（按照英国人的概念）。20世纪末，欧洲被一个高度密集的国际机构的复合体联系在了一起，这些机构有：欧洲联盟、北约、西欧联盟、欧洲理事会、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等等。除了东南亚国家联盟外，东亚并没有类似的组织，而该联盟不包括任何主要国家，它一般避免涉及安全问题，而且刚刚开始向经济一体化的初始形式发展。90年代，出现了将大多数环太平洋国家纳入其中的、更为广泛的组织——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但它是一个比东盟更松散的论坛。此外便没有把亚洲主要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其他重要多边机构了。
    同样与西欧形成对照的是，在东亚国家中存在着许多孕育着冲突的种子。两个被广泛确认的危险点包括两个朝鲜和“两个中国”，它们均是冷战的遗产。然而，意识形态分歧的重要性正在下降，至1995年，“两个中国”之间的关系有了重大进展，两个朝鲜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发展。朝鲜人打朝鲜人的可能性尽管存在，但是不大；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可能性稍大，但也有限，除非台湾人放弃自己的中国身份，正式成立独立的台湾共和国。正如一份中国军方文件赞同地引用的一句俗语所说：“自家人不打自家人。”虽然在两个朝鲜或者“两个中国”之间发生暴力冲突仍然是可能的，但是它们之间的文化共性最终大概会消除这种可能性。
    在东亚，反映了往日敌对关系和新经济关系的其他可能的冲突，补充和取代了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冲突。90年代初对东亚安全关系所作的分析，通常把东亚说成“危险的邻居”、“准备就绪的对手”、一个“进行着几场冷战”的地区，正“倒退着”走向充满战争和动荡的“未来”。与西欧不同，90年代的东亚有着未解决的领土争端，其中最重要的有俄罗斯和日本的北方岛屿争端；中国。越南和菲律宾，潜在地还有东南亚的其他国家，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争端。以中国为一方，以俄罗斯和印度为另一方的边境分歧在90年代中期有所缓解，但如果中国对蒙古提出主权要求，争端会再次出现。暴动和脱离主义运动在棉兰老、东帝波、西藏、南泰国和缅甸都存在着，并且大多得到了外国的支持。此外，尽管90年代中期在东亚存在着国家间的和平，但是在此之前的50年间在朝鲜和越南发生了重大战争，而且亚洲的主要大国中国，曾经同美国人和它几乎所有的邻居，包括（南）朝鲜人、越南人、国民党中国人和俄罗斯人打过仗。1993年，中国军方在一份分析报告中确认了八个威胁到中国军事安全的地区热点，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将东亚安全的形势总结为“非常严峻”。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冲突之后，西欧获得了和平，战争已变得不可设想。但东亚的情况却不是如此，正如艾伦·弗里德伯格所指出的，欧洲的过去可能就是亚洲的未来。
    经济的推动、领土争端、复活了的对抗以及政治动荡，使东亚的军费预算和军事能力在80年代和90年代大幅度上升。利用新近获得的财富，以及在多数情况下，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东亚国家得以用规模较小但更专业化、技术更先进的军队取代了人数众多、装备落后的“农民”军队。由于对美国在东亚承担义务的范围日益担忧，各国的目标是在军事上依靠自己的力量。尽管东亚国家继续从欧洲、美国和前苏联进口大量武器，但它们更倾向于进口技术以便使自己能够在国内生产先进飞机、导弹和电子设备。日本和中华文明范围内的一些国家及地区——中国、台湾、新加坡和南朝鲜——拥有日益先进的军事工业。鉴于东亚沿海的地理状况，它们将重点放在发展远距离投放兵力的能力和空军、海军能力上。结果是，以前不具备相互作战军事能力的国家，越来越能够这样做了。这些国家的军事建设透明度极低，因而造成了更多的猜疑和不确定性。在权力关系不断变化的形势下，各国政府都有必要并且有理由自问：“十年之后谁将是我的敌人，谁（如果有的话）将是我的朋友？”
    亚洲-美国冷战。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除越南外，美国和亚洲国家的关系越来越变为对抗性的，美国在这些争执中取胜的能力日益下降。这一倾向在东亚主要国家中体现得尤为明显，美国与中国、日本的关系都朝着这一方向发展。美国人为一方，中国人和日本人为另一方，都声称在他们之间进行着冷战。这些同时发展的趋势始于布什执政时期，在克林顿任内速度加快。至90年代中期，美国与亚洲两个主要国家的关系，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表述为“紧张”，而且似乎看不到变得更好的前景*。
    * 应当指出，关于国家间关系的表述，至少在美国存在着用词上的混乱。人们以为，关系“好”是指关系友好、合作，关系“坏”是指关系敌对、对抗。这种表述混淆了两个很不相同的方面：友好还是敌对；可取还是不可取。它反映出美国人特有的想法：在国际关系中，和谐总是好的，冲突总是坏的。然而，把关系好等同于关系友好，只有在冲突永远不可取时，才站得住。当布什政府为了科威特而向伊拉克开战，使关系变“坏”时，大多数美国人却认为这是“好”。为了避免“好”究竟是指可取还是指和谐，“坏”究竟是指不可取还是指敌对这一点上的混乱，我在本书中说“好”和“坏”，只是指可取和不可取而言。有趣而又令人不解的是，既然美国人赞成美国社会中不同意见。集团、党派、政府部门和企业之间的竞争，那么为什么美国人会认为自己社会中的冲突是好事，而不同社会之间的冲突却是坏事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我所知，尚无人认真研究过。——原书脚注
    90年代初，日美关系由于在许多问题上的争议而变得日益紧张，这些问题包括：日本在海湾战争中的作用、美国在日本的驻军、日本对美国针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人权政策的态度、日本参与维和行动，以及最重要的经济关系，特别是贸易问题。贸易战已成为平常的话题。美国官员，特别是克林顿政府的官员，要求日本作出越来越多的让步旧本官员则日益强硬地抵制这些要求。与以往的争端相比较，当前的每一个贸易争端都更尖锐，也更难以解决。如1994年3月，克林顿总统签署了一项使自己有权对日本实行更严厉的贸易制裁的命令，这一举动不仅遭到了日本的抗议，而且遭到了世界主要贸易组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负责人的反对。不久，日本作出了反应，对美国的政策进行了“恶毒的”攻击。此后，美国很快“正式谴责日本”在提供政府合同时歧视美国公司。1995年春，克林顿政府威胁要对日本的豪华轿车征收100％的关税，其后仅仅在制裁生效之前才达成了扭转这一局面的协议。在美日两国之间，显然发生了非常类似贸易战的行动。至90年代中期，相互的恶毒攻击达到了顶点，致使日本政界要人开始对美国在日本的驻军提出质疑。
    在这些年中，两国公众彼此都变得越来越不满。1985年，87％的美国公众表示他们对日本的态度总体上是友好的。1990年，这一数字下降到67％；至1993年，只有50％的美国人表示喜欢日本，几乎三分之二的人说他们避免购买日本产品。1985年，73％的日本人认为日美关系是友好的；1993年，64％的人认为日美关系是不友好的。1991年是公众舆论跳出冷战模式而变化的关键转折点。该年，两国在看待对方时都排除了苏联的因素。美国人第一次将日本排在苏联之前作为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日本也第一次将美国排在苏联之前作为对日本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
    公众态度的变化与精英观念的变化是一致的。在美国，出现了一个由学术界、知识分子和政治修正主义者组成的重要集团，他们强调美日两国在文化和结构上存在着差异，美国在处理与日本的经济问题时需要采取更强硬的态度。日本在美国传播媒介、非小说文学出版物和流行小说中的形象变得越来越坏。在日本，情况也是如此。日本的新一代政治领导人，没有体验过美国在二战中的力量和它在二战后的善行，他们为日本的经济成就感到骄傲，非常愿意以前辈未曾使用过的方式来抵制美国的要求。日本的“抵制派”与美国的“修正派”是对等的，两个国家的候选人都发现，在影响日美关系的问题上提倡强硬路线能够得到选民的支持。
    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具对抗性。邓小平于1991年9月说，两个国家的冲突构成了“一场新的冷战”，这句话曾被中国新闻界反复引用。1995年8月，政府新闻机构宣称：中美关系处于1979年两国建交以来的最低点。中国官员经常谴责所谓的美国对中国事务的干涉。1992年，中国政府的一份内部文件说：“我们必须指出，美国自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以来，为了建立新的霸权和强权政治，一直在到处插手，但是它的力量在相对削弱，因而力不从心。”江泽民主席于1995年8月说：“西方的敌对势力，一刻也没有放弃西化和‘分裂’我们国家的阴谋企图。”至1995年，据说在中国领导人和学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广泛的看法：美国正企图“在领土上分裂中国，在政治上颠覆中国，在战略上遏制中国，在经济上挫败中国”。
    所有这些指控都是有证据的。美国允许台湾的李登辉“总统”访问美国，向台湾出售了150架F－16战斗机，称西藏为“被占领的主权领土”，谴责中国侵犯人权，否决北京举办2000年奥运会，与越南关系正常化，指责中国向伊朗出售化学武器部件，因中国向巴基斯坦出售导弹装置而对它进行贸易制裁，威胁在经济问题上对中国实行进一步制裁，同时阻止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双方都指责对方不守信用：在美国人看来，中国违反了就导弹出口、知识产权和使用劳改犯达成的协议；在中国看来，美国允许李登辉“总统”访问美国，向台湾出售先进战斗机，是违反了中美协议。
    在中国，对美国持对抗观点的最重要的集团是军人。很明显，他们经常向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对美国采取强硬立场。1993年6月，据说有100位中国将军联名给邓小平写信，抱怨政府对美国采取“被动”的政策，未能抵制美国“讹诈”中国的行为。同年秋天，一份中国政府的绝密文件概括了军方对抗美国的理由：“由于存在中国和美国长期以来因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对外政策的不同而导致的冲突，根本改善中美关系是不可能的。”既然美国人认为，东亚将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美国就不可能容忍在东亚存在一个强有力的对手。”至90年代中期，中国的官员和各机构都照例把美国描述为敌对势力。
    中美的日益对抗，部分是受两国国内政治的驱使。如同与日本的关系一样，美国国内的观点是有分歧的。很多重要人物认为，应当与中国发展建设性的接触，扩大经济往来，将中国纳入所谓的国际社会；另外一些人则强调中国对美国利益的潜在威胁，认为同中国的和解举动产生了负面后果，主张采取强硬的遏制政策。1993年，美国公众将中国列为仅次于伊朗的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美国政界经常作出象征性的姿态，诸如允许李登辉访问康奈尔大学、克林顿会见达赖喇嘛。这些举动激怒了中国，并致使美国政府为了经济利益而牺牲对人权问题的考虑，比如在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的做法。在中国方面，政府需要树立一个新的敌人，以提高它对国内民族主义的吸引力和使其政权合法化。
    在10年里，美国与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就这样“恶化”了。亚洲和美国关系的这一变化是如此广泛，包含了如此众多不同的问题领域，似乎不可能把其原因仅仅归结于个别的利益冲突，例如一方面的汽车零件、照相机销售或者军事基地问题，另一方面的关押持不同政见者、武器销售、知识产权问题。此外，美国如果任其与亚洲两个主要国家的关系变得更紧张，显然于其国家利益不利。按照外交和强权政治的基本原则，美国应当利用两者中的一方去反对另一方，或者至少在与一方的冲突加剧之时，设法改善与另一方的关系。但是美国并没有这样做。还有更多的因素在起作用，它们加剧了亚洲和美国之间的冲突，使得解决这些关系中的单个问题变得更为困难。造成这一普遍现象的是一些普遍的原因。
    首先，亚洲社会和美国的相互作用在加强，其形式是扩大交流、贸易、投资和相互了解，这增加了它们之间可能和已经发生的利益冲突的问题和项目。相互作用的增强使双方社会都感到对方的行为和信仰对自己构成了威胁，而以前由于距离遥远似乎是无害的。其次，50年代，为了应付来自苏联的威胁，美日签订了共同安全条约。70年代，苏联力量的增长导致美国和中国于1979年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为促进其共同利益建立了特殊的合作关系，以抵消来自苏联的威胁。冷战的结束消除了美国和亚洲国家之间压倒一切的共同利益，结果使得存在重大利益冲突的其他问题凸显出来。第三，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全面改变了它们和美国之间的均势。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亚洲国家越来越坚信其价值观和体制的效力，并自认其文化比西方的文化优越。另一方面，美国人倾向于认为，特别是在他们取得冷战的胜利后认为，他们的价值观和体制是普遍适用的，他们仍有力量左右亚洲社会的内外政策。
    国际环境的变化使亚洲文明和美国文明之间根本的文化差异显现出来。在最广泛的层面上，盛行于众多亚洲社会的儒家精神强调这样一些价值观：权威，等级制度，个人权利和利益居次要地位，一致的重要性，避免正面冲突，“保全面子”，以及总的说来，国家高于社会，社会高于个人。此外，亚洲人倾向于以百年和千年为单位来计算其社会的演进，把扩大长远利益放在首位。这些态度与美国人信念的首要内容形成了对照，即自由、平等、民主和个人主义，以及美国人倾向于不信任政府，反对权威，赞成制衡，鼓励竞争，崇尚人权，倾向于忘记过去，忽视未来，集中精力尽可能扩大眼前的利益。冲突的根源是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根本差异。
    这些差异给美国与亚洲主要国家的关系带来了特殊的后果。外交家们竭力解决美国和日本在经济问题上的冲突，尤其是日本的贸易顺差以及对美国产品和投资的抵制问题。美日贸易谈判具有冷战时期美苏武器控制谈判的许多特点。至1995年止，美日贸易谈判取得的结果比后者还要少，原因在于这些冲突是源于两国的根本差异，特别是日本经济在主要工业化国家中的独特性。日本的制成品进口只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3－1％，而在其他主要工业化国家中平均占7.4％。外国直接投资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不足 0.7％，相比之下却占美国的28.6％，欧洲的38.5％。90年代初，在工业化大国中只有日本的预算出现盈余。
    总体说来，日本经济并未按照西方经济学指示的普遍规律发展。8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简单地认为美元贬值能减少日本的贸易顺差，但此法并不灵验。1985年的广场饭店协议调整了美国对欧洲的贸易逆差，然而在解决对日本贸易逆差问题上却收效甚微。当日元增值到与美元的比率低于100：1时，日本贸易仍保持着高顺差，甚至还有所增长。因此，日本同时保持了货币坚挺和贸易顺差。西方经济思想假定在失业和通货膨胀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当失业率大大低于5％时，就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压力。然而，日本多年来的平均失业率不足3％，其平均通货膨胀率仅为1.5％。至90年代，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学家都开始认识到两国经济制度的基本差异，并使之理论化。一份谨慎的研究报告总结道：日本制成品进口水平低的特有现象，“不能用标准的经济因素来解释”。另一位分析家说：“不论西方人作何预测，日本的经济发展没有遵循西方的逻辑，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不是西方自由市场经济。日本人……创造了一种经济类型，它的运行方式超出了西方观察家的预测能力。
    那么，怎样解释日本经济的独特性呢？在主要工业化国家中，日本经济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日本社会是独一无二的非西方社会。日本的社会和文化与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社会和文化不同。这些差异在所有严肃的日美比较分析中都被突出出来。日美经济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一方或双方经济性质的根本变化，而这一变化又取决于一国或两国社会和文化的根本变化。这样的变化不是不可能的。社会和文化是会发生变化的。它可能是重大破坏性事件的结果：德国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彻底失败，使得世界上两个军国主义最严重的国家变成了两个最提倡和平主义的国家。但是，不论美国还是日本似乎都不可能在经济上彻底打垮对方。经济发展也能深刻地改变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如同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在西班牙所发生的那样。经济上的富裕或许能够使日本变成一个更像美国的消费取向的社会。80年代末，日本和美国的人民都认为自己的国家应当更像对方。美日“结构性障碍协议”的签订就是为了以有限的方式促进这种趋同。这一尝试和类似的努力都失败了，这就证明经济上的差异是深深植根于两个社会的文化之中的。
    美国和亚洲的冲突源于文化差异，冲突的结果则反映了美国和亚洲权力关系的变化。美国在这些争执中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发展趋势是于亚洲有利的，同时力量的变化又进一步加剧了冲突。美国希望亚洲国家政府承认它是“国际社会”的领袖，并默许在其社会中采取西方的原则和价值观。而另一方面，正如美国助理国务卿温斯顿·洛德所言：“亚洲国家日益认识到其取得的成就并为之骄傲”，它们希望被平等对待，倾向于把美国看作“一个国际保姆，如果还算不上恶霸的话”。然而，美国文化的内在律令迫使它在国际事务中至少扮演一个保姆的角色，如果不是一个恶霸的话。结果是美国与亚洲的期望变得越来越不一致。在广泛的问题上，日本和其他亚洲领袖学会了对其美国对手说“不”，有时还会用彬彬有礼的亚洲方式说“滚蛋”。亚美关系象征性的转折点，可能是一位日本高级官员所说的美日关系的“第一次大撞车”，即1994年2月，日本首相细川护熙坚决地拒绝了克林顿总统提出的规定日本进口美国制成品指标的要求。另一位日本官员评论说：“即使是在一年前，我们都不可能想象会发生这种事情。”一年之后，日本外相强调了这一变化，指出在国家和地区展开经济竞争的时代，日本的国家利益远比作为西方成员的“身份”重要。
    美国90年代的亚洲政策，反映了美国对均势变化的逐渐适应。首先，美国在事实上承认它缺乏对亚洲国家施加压力的意志或者能力的情况下，将遇到冲突的问题领域和它可能具有影响力的其他领域分离开来。尽管克林顿曾宣称人权是美国对华外交政策中优先考虑的问题，但是1994年他在美国商界、台湾和来自其他方面的压力下，使人权问题和经济问题脱钩，放弃了把延长最惠国待遇作为手段来影响中国对持不同政见者做法的努力。同样，美国政府把它可能施加影响的对日安全政策，明确地同它与日本冲突最激烈的贸易和其他经济问题分离开来。就这样，美国放弃了它能够用来促进中国人权和促使日本作出贸易让步的武器。
    第二，美国一贯追求与亚洲国家实行预期互惠的方针，它在作出让步时，期望这些让步能够导致亚洲国家作出类似让步，并经常以有必要同亚洲国家保持“建设性接触”或“对话”为由为此方针辩护。但是，亚洲国家往往将这种让步视为美国软弱的迹象，因此可能进一步拒绝美国的要求。这一模式在与中国的交往中尤为明显。由于美国人喜欢将“友好”关系等同于“好”关系，因而在与亚洲社会的竞争中处于相当的劣势，因为后者把“好”关系等同于能为它们带来胜利的关系。对于亚洲人来说，美国的让步不应给予回报，而应当加以利用。
    第三，在反复出现的美日贸易冲突中形成了一种模式：美国在贸易问题上对日本提出要求，并威胁说，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就实行制裁。接着就是无休止的谈判，然后双方在制裁生效之前的最后一刻宣布达成协议。协议的措辞通常是模棱两可的，因而美国可以宣布在原则上取得了胜利，日本则可根据自己的意愿执行或者不执行协议。于是一切照旧进行。与中国的冲突也大体如此。中国勉强地同意了在人权、知识产权和核扩散问题上的广泛的原则声明，但是对声明的解释却与美国极为不同，并且继续执行它以往的政策。
    这些文化上的差异，以及亚洲和美国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促使亚洲社会在与美国发生冲突时互相支持。例如，在1994年，“从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到南朝鲜”，实际上所有的亚洲国家都站在日本一边，抵制美国规定日本进口数额指标的要求。与此同时，在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上，也出现了亚洲国家团结起来支持中国的情况。日本首相细川护熙带头争辩说，西方的人权观念不能“盲目地”照搬到亚洲；新加坡的李光耀则警告道：如果美国对中国施加压力，“美国将发现自己在太平洋地区受到孤立”。团结的另一个表现是：亚洲、非洲和其他国家不顾西方的反对而站在日本一边，支持日本在任官员重新当选世界卫生组织的领导，而日本则反对美国提出的候选人——墨西哥前总统卡洛斯·萨利纳斯，而推举一位南朝鲜人做世界贸易组织的领导。记录无可争议地表明，到90年代，在泛太平洋的问题上，所有东亚国家都认为，它们与其他东亚国家要比与美国有更多的共同点。
    冷战的结束、亚洲和美国之间日益扩大的相互作用，以及美国权力的相对下降，使美国和日本及其他亚洲社会之间的文化冲突凸显出来；并使后者有能力抵制美国的压力。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形成了更根本的挑战。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冲突较之美日冲突范围更广泛，包括经济、人权、西藏、台湾、南中国海和武器扩散问题。美国和中国几乎在所有重大政策问题上都没有共同的目标，两国的分歧是全面的。与同日本的冲突一样，美中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两个社会的文化差异，但也涉及到权力的根本问题。中国不愿接受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或霸权；美国也不愿接受中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或霸权。二百多年来，美国一直试图阻止在欧洲出现一个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大国。在中国开始实行“门户开放”政策的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美国在东亚也试图这样做。为了达到以上目的，美国同德意志帝国、纳粹德国、日本帝国、苏联和共产党中国打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场冷战。美国的这一利益仍然存在，并得到里根和布什总统的重申。中国作为东亚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大国的状况如果继续下去，将对美国的核心利益构成威胁。美国与中国冲突的潜在原因，是两国在东亚未来均势问题上的根本分歧。
    中国霸权：均势还是搭车。由于东亚拥有6种文明，18个国家，经济快速增长，各国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里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它可能在21世纪初出现几种类型的国际关系中的任何一种。可以设想，在该地区大多数主要和中等水平的国家中，可能出现一组非常复杂的合作和冲突关系；或者在中国、日本、美国和俄罗斯，可能还有印度之间形成相互平衡和竞争的一强多极的国际体系。另一种可能性是，东亚政治为中国和日本或中国和美国两极之间持久的对抗所主宰，其他国家或者与一方结盟，或者采取不结盟政策。还可以设想，东亚政治可能回到传统的单极模式，以中国为中心形成权力等级。如果中国在21世纪能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在邓小平以后的时代保持统一，不因争夺继承权的斗争而瘫痪，那么它可能争取实现这最后一种可能。中国是否能够成功，将取决于其他国家在东亚权力政治斗争中的反应。
    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一种霸权地位。这个目标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自然结果。所有其他大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和苏联，在经历高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同时或在紧随其后的年代里，都进行了对外扩张伯我伸张和实行帝国主义。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后不会采取同样的做法。两干年来，中国曾一直是东亚的杰出大国。现在，中国人越来越明确地表示他们想恢复这个历史地位，结束屈辱与屈从于西方和日本的漫长世纪，这个世纪是以1842年英国强加给中国的南京条约为开端的。
    80年代末，中国开始将其不断增长的经济资源转化为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如果它的经济发展持续下去，这种转化将会具有很大的规模。根据官方数字，中国的军事开支在80年代的大部分时期都在下降。然而，在1988至1993年间，中国的军事开支按当前价格计算翻了一番，按不变价格计算实际增加了50％，并计划于1995年增长21％。按官方汇率估算，中国1993年的军费开支约为220亿- 370亿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则达到了900亿美元。80年代末，中国重新设计了它的军事战略，从打防御苏联入侵的大仗转变为以远距离投放兵力为重点的区域性战略。与这种转变相适应，中国开始发展海军力量，购置现代化的远程战斗机，发展空中加油能力，并决定购买一艘航空母舰。中国还与俄罗斯建立了互惠的武器购买关系。
    中国正在成为东亚的支配国家。东亚的经济发展变得越来越面向中国，得到了大陆和其他三个华语国家和地区经济高速发展的支持，以及海外华人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中心作用的支持。中国对南中国海提出越来越强烈的主权要求：在帕拉塞尔群岛（西沙群岛）建设军事基地，1988年与越南为争夺几个岛屿的归属权而开战，在菲律宾近旁的米斯奇夫礁（美济礁）驻军，对毗连印度尼西亚纳图纳岛的天然气田提出主权要求。中国还结束了对美国在东亚驻军的低调支持，开始积极地加以反对。同样，虽然冷战期间中国曾暗地里主张日本加强军事力量，但冷战后却对日本的军事建设表示了日益严重的关切。在按照传统的区域霸权方式行事时，中国在尽量减少其获得地区军事优势的障碍。
    除个别例外（如在南中国海），中国在东亚的霸权不大可能以直接付诸武力的方式扩大其对领土的控制。然而这可能意味着，中国希望其他东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做以下某些或者全部事情：
    ●支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中国对西藏和新疆的控制，以及香港和台湾回归中国；
    ●默认中国对南中国海，或许还有蒙古的领土主权；
    ●当中国与西方在经济、人权、武器扩散和其他问题上发生冲突时普遍支持中国；
    ●接受中国在该地区的军事优势地位，不发展可能对这种优势地位构成威胁的核武器或常规力量；
    ●采取与中国利益一致的和有益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贸易和投资政策；
    ●在处理地区问题时服从中国的领导；
    ●对来自中国的移民普遍开放；
    ●制止或镇压其国内反对中国和反对中国人的运动；
    ●尊重华人在其社会中的权利，包括保持与其亲属和中国故乡紧密联系的权利；
    ●不与其他大国建立军事联盟或进行反对中国的合作；
    ●提倡使用汉语普通话，将其作为在东亚进行广泛交流的语言工具，补充并最终取代英语的作用。

    分析家们将中国的崛起和威廉一世的德国作为支配国家在19世纪末欧洲的崛起作了比较。新的大国的崛起通常会造成极度的不稳定，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中国作为一个重要大国的崛起，在第二个千年的后半期将会令任何一个可比的现象相形见细。李光耀于1994年说：“中国参与世界地位重组的规模，使得世界必须在30或40年的时间内找到一种新的平衡。假装中国不过是另一个大的参与者是不可能的，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参与者。”如果中国的经济发展再持续10年（似乎是可能的），如果中国在权力交接期能够保持统一（似乎是可能的），那么东亚国家和整个世界，就必须对人类历史上这个最大参与者越来越强的自我伸张作出反应。
    广义地讲，对于新的大国的崛起，各国可作出一种方法或者两种方法相结合的反应。它们可以独自或与其他国家结成联盟，通过用均势来平衡和遏制中国，以及在必要的情况下通过战争打败它来保证自身的安全。另一种反应是，各国可以尝试搭乘这个新崛起的大国的车(奇.书.网–整.理.提.供)，适应它，在与它的关系中处于次要的或从属的地位，以期它们的核心利益得到保护。或者，各国可以尝试某种均势和搭车相结合的方法，但是，这将导致它与新兴大国对抗和无以自保的双重危险。根据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用均势来平衡通常是更理想的选择，而且事实上也比搭车被更频繁地采用。正如斯蒂芬·沃尔特所言：
    一般说来，各国在对自己的目的深思熟虑之后都倾向于采取均势策略。搭车之所以危险，是因为它需要信任；一国支持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往往寄希望于它能保持善意。如果主导大国是一个侵略性国家，用均势来平衡更保险。此外，与较弱的一方结盟，能够增进一个国家在合作中的影响，因为较弱的一方更需要支持。
    沃尔特对西南亚联盟形成的分析表明，各国几乎总是采取均势策略来反对外来威胁。人们也普遍假定，在欧洲现代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均势是一种标准的行为方式。一些国家重组联盟以用均势来平衡和遏制它们所看到的（西班牙国王）胖力二世、（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普鲁士）腓特烈大帝、拿破仑、德意志皇帝和希特勒构成的威胁。然而沃尔特又承认，在“某些情况下”，各国可能选择搭车，而且正如兰德尔·施韦勒所指出的，持修正态度的国家可能采取搭车的策略对待兴起中的国家，因为它们不满现状，希望从现状改变中得到好处。此外，正如沃尔特所言，搭车确实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相信这个力量更强大的国家不怀恶意。

    在用均势来平衡一个国家的力量时，各国可以扮演主要的角色，也可扮演次要的角色。首先，国家A可以与国家C和国家D结成联盟，用均势来平衡它确认的潜在对手国家B的力量，或者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和其他力量（这有可能导致军备竞赛），或者结合使用这些手段。在此情况下，国家A和国家B互为主要平衡力量。其次，国家A并未将任何国家视为直接的对手，但是它可能从促进国家B和国家C的均势中得到好处，因为，如果这两者中的任何一个变得过于强大都会对国家A构成威胁。在此情况下，国家A对国家B和国家C都是次要的平衡力量，而后两者可能互为主要的平衡力量。

    如果中国作为一个霸权国家开始在东亚出现，各国会作何反应？毫无疑问，反应将会是极不相同的。既然中国已将美国确定为主要敌人，美国的主要倾向将是作为一个主要平衡者来防止中国的霸权。扮演这样的角色可能与美国防止任何一个国家在欧洲或亚洲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关切是一致的。这个目标在欧洲已不再适用，但是它可能仍适用于亚洲。一个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上与美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松散的西欧联盟，不会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但是一个统一的、强大的和自我伸张的中国可能构成这种威胁。在必要时进行战争以阻止中国在东亚的霸权，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中国的经济继续发展，这可能是21世纪初美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的唯一最严峻的安全问题。如果美国确实想阻止中国在亚洲占主导地位，它就需要根据这一目标改变与日本的结盟方向，与其他亚洲国家发展紧密的军事联系，加强在亚洲的驻军及能够用于亚洲的军事力量。如果美国不想与中国的霸权抗衡，它就需要放弃自己的普世主义，学会与中国的霸权相处，心甘情愿地眼见自己决定太平洋遥远的另一端的事务的能力显著下降。但这两种做法都会有巨大的代价和危险。然而，最大的危险乃是美国将不作明确的选择，在未经认真考虑它的做法是否符合自己的国家利益，并在没有做好有效地发动战争准备的情况下，便卷入一场与中国的战争。

    从理论上讲，美国可以采取扮演次要平衡角色的办法来遏制中国，如果其他大国能够起用均势来平衡中国的主要作用。可以想象的唯一可能就是日本，而且需要日本的政策发生重大的变化：加紧重新武装，获得核武器，在争取亚洲其他国家的支持方面与中国展开积极的竞争。日本可能愿意参加美国领导下的反华联盟，尽管连这一点也不能肯定，但它不大可能成为中国的主要平衡者。此外，美国并未表现出扮演次要平衡角色的兴趣和能力。在拿破仑时代，作为一个新的小国家，美国曾试图扮演这样的角色，结果是与英国和法国都打了仗。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只做了微不足道的努力来促进欧洲和亚洲各国之间的均势，结果参与了为恢复被打破的均势而进行的世界大战。冷战期间，美国别无选择地成为苏联的主要平衡者。作为一个大国，美国从此再也没有成为一个次要的平衡者。充当一个次要的平衡者意味着扮演一个微妙的、灵活的、模棱两可的甚至是不真诚的角色。它可能意味着从支持一方变为支持另一方，拒绝支持或反对根据美国的价值观念在道义上是正确的国家，或者支持一个在道义上是错误的国家。即使日本确实成为中国在亚洲的主要平衡者，美国是否有能力支持这种平衡仍然是个问题。美国更有能力动员起来直接对付一个现存的威胁，而不是去用均势来平衡两个潜在的威胁。最后，亚洲国家中存在的搭车倾向可能阻碍美国作为次要平衡力量所做的一切努力。
    搭车取决于信任的程度，这要看以下的三个方面。第一，搭车更有可能发生在属于同一文明或者拥有文化共性的国家之间，而不是在缺乏任何文化共性的国家之间。第二，信任的程度可能根据背景而不同。当与其他男孩子对抗时，一个小男孩往往服从哥哥的旨意；但是当他们独自在家时，他就不那么信任他的哥哥。因此，不同文明的国家之间更为频繁的相互作用，会进一步促进同一文明内部的搭车现象。第三，搭车和制衡倾向会由于文明的不同而各异，因为其成员之间的信任程度有所不同。例如，在中东普遍采用均势方法可能反映了阿拉伯文化和其他中东文化中众所周知的低信任度。
    除了这些影响外，对于权力分配的期望和偏好也会影响搭车或均势倾向。欧洲各社会经历了一个绝对君主制的阶段，但避免了亚洲国家历史上特有的持续的官僚帝国或“东方专制国家”的出现。封建主义为多元论以及某种权力分散是自然的和令人向往的假设提供了基础。于是，在国际层次上，均势也被认为是自然的和令人向往的，政治家的责任就是维护和保持它。因此，当均衡受到威胁之时，就需要用平衡行动去恢复它。简而言之，国际社会的欧洲模式反映了欧洲国家内部的社会模式。
    与此相反，亚洲的官僚帝国没有给社会或政治多元化和分权留有余地。与欧洲的情况相比，在中国，搭车似乎远比均势重要。卢西恩·佩伊注意到，20年代，“军阀们首先想要了解与强者站在一起能够得到什么，只有这时他们才可能探讨与弱者结盟可能得到的回报……对于中国的军阀来说，自治并不像传统的欧洲均势理论所认为的那样是终极价值，确切地说，他们的决定是基于与实力相联系的考虑。”艾弗里·戈尔茨坦指出：1949－1966年，当权威结构相对明确之时，搭车便成为共产党中国的政治特点。然而，当文化革命造成近乎无政府状态和权威变化无常并威胁到政治家的生存时，均势行为便开始占上风。1978年以后较明确的权威结构的恢复，大概又使搭车成为占上风的政治行为模式。

    历史上，中国人并未明确地区分国内和国外事务。他们“头脑中的世界秩序不过是中国国内秩序的必然结果，因此是中国文明认同的一种延伸”，他们假定这种认同“能够在正常的宇宙秩序这个更大的可扩展的同心圆中再现自身”。或者，像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所表述的：“中国传统的世界观是儒家严谨而清晰地表达的等级社会观的反映。外国的君主和著邦应当向中央帝国朝贡：‘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因此，中国人从来没有“多极，甚至也没有多边的安全观念”。在国家关系中，亚洲人一般“接受等级制”，在东亚历史上没有发生过欧洲类型的霸权战争。欧洲历史上典型的有效均势体系对于亚洲来说是陌生的。在19世纪中叶西方国家到来之前，东亚的国际关系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其他国家要么从属于北京，要么与之合作，或者不受北京控制而自治”。当然，儒家的世界秩序理想从来没有完全实现过。然而，亚洲的国际政治等级制模式与欧洲的均势模式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由于对世界秩序持此看法，中国人在国际关系中也存在着其国内政治中的搭车倾向。这种倾向影响各国对外政策的程度，依它们的儒教文化和在历史上与中国关系的深浅而不同。朝鲜与中国在文化上有很多共同之处，而且历史上一直倾向于中国。冷战期间新加坡视共产党中国为敌人，但是在80年代，新加坡开始改变立场，其领导人积极主张美国和其他国家承认中国权力的现实。拥有大量华人人口和反西方倾向领导人的马来西亚，也强烈地倾向于中国。19和20世纪，泰国通过适应欧洲和日本帝国主义保持了自己的独立，现在它对中国也表现出同样的态度，这种倾向由于它看到它的安全受到越南的潜在威胁而得到了加强。
    印度尼西亚和越南是两个最倾向于用均势来平衡和遏制中国的国家。印度尼西亚是一个远离中国的穆斯林大国，但是没有其他国家的帮助，它不可能阻止中国控制南中国海的权利要求。1995年秋，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签署了一项安全协议，双方决定在安全遇到“敌对挑战”时相互磋商。尽管双方都否认这是一个针对中国的安排，但是它们都将中国视为敌对挑战最可能的来源。越南大体上是一个拥有儒教文化的国家，但历史上它与中国的关系极为敌对，并于1979年与中国进行了一场短暂的战争。越南和中国都宣称对全部斯普拉特群岛（南沙群岛）拥有主权，70年代和80年代，双方的海军时有交火。90年代初，越南的军事力量相对于中国有所下降。越南比其他任何一个东亚国家都更经常地有寻求伙伴以平衡中国的动机，加入东南亚国家联盟。1995年与美国关系正常化，便是朝这个方向迈出的两步。然而，东盟内部的分歧和该组织不情愿向中国挑战的态度，使东盟极不可能成为一个反对中国的联盟，或者为越南对抗中国提供重大支持。美国可能更愿意遏制中国，但是在90年代中，它在反对中国控制南中国海的权利要求上能走多远尚不明朗。因此，对于越南来说，“害处最小的选择’”可能是顺应中国并接受“芬兰化”，那将“伤害越南的自尊心……但是能保证生存”。
    在90年代，除中国和北朝鲜外，实际上所有的东亚国家都对美国继续在该地区驻军表示了支持。然而在实践中，除越南外，这些国家都倾向于顺应中国。菲律宾关闭了美国在那里的主要的空军和海军基地，冲绳岛反对美国大量驻军的斗争也日趋激烈。1994年，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拒绝了美国在其水域停泊6艘供给舰的要求（在美国对东南亚或者西南亚进行军事干预时，这些舰只将作为提供给养的浮动基地）。顺应态度的另一个表现是，在东盟地区论坛的首次会议上，中国不把南沙群岛问题列入议事日程的要求得到了默认，中国1995年占领菲律宾附近米斯奇夫礁（美济礁）的举动并没有引起其他东盟国家的抗议。1995－1996年，亚洲国家政府对中国口头上和军事上对台湾的威胁再次保持绝对的沉默。迈克尔·奥克森伯格对这些国家的搭车倾向作了简要的概括：“在预测未来之时，亚洲国家的领导人确实对均势可能发生对中国有利的变化感到担忧，但他们现在不想与北京对抗。”而且，“他们不会参加美国讨伐中国的行动”。
    中国的崛起将对日本构成重大的挑战，日本人在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应付战略上将产生严重分歧。它是否应顺应中国，以承认中国的政治-军事支配地位来换取中国对日本在经济事务方面首要地位的承认？或应当赋予美日联盟新的意义和活力，把它作为用均势来平衡和遏制中国的合作核心？还是应当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以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中国的侵犯？日本或许会尽可能长时间地避免明确地回答这些问题。
    用均势来平衡和遏制中国的任何有意义的努力，其核心必定是美日军事联盟。可以设想，日本可能会缓慢地默认该联盟根据这一目的所作的调整。这样做取决于日本对以下几方面的信心：1、美国保持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和在世界事务中维持其积极领导作用的全面能力；2‘美国承担维持在亚洲驻军和积极阻止中国扩大影响的义务；3、美国和日本能在不付出很高的资源代价、不冒很大的战争风险的前提下遏制中国。
    如果美国不承担主要义务或未表现出重大决心，日本很可能会顺应中国。历史上，日本往往与有关的支配力量结盟以寻求自身的安全，仅有30年代和40年代是例外，当时它在东亚推行单边的征服政策，结果遭到惨败。即使是在30年代参加轴心国之时，日本也是与当时在世界政治中显得最具活力的军事一意识形态力量结盟。本世纪更早些时候，日本相当有意识地加入了英日联盟，因为当时英国是世界事务中的领导力量。50年代，日本同样与世界上最强大并能够确保日本安全的美国结成了联盟。像中国一样，日本把国际政治看作是等级制的，因为其国内政治是如此。正如一位著名日本学者所指出的：
    日本人思考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时，往往根据其国内模式来类推。他们倾向于把国际秩序看作日本社会内部的文化模式的外部表现，而这种模式是以垂直组织结构的相关性为特征的。日本对国际秩序的这种看法，受到了它在现代以前与中国关系（进贡制度）的长期经验的影响。

    因此，日本的结盟行为“基本上是搭车而不是均势”，并且总是“与支配力量结盟”。一位在日本居住多年的西方学者说：日本人“比大多数人都会更快地向不可抗拒的力量卑躬屈膝，并与被认为在道德上占有优势者合作……也会最快地怨恨道德上软弱和正在退却的霸主滥用权力”。随着美国在亚洲作用的下降，中国成为最强大者，日本的政策也会作出相应的调整。事实上它已经开始这样做了。基肖尔·马赫布巴尼指出，中日关系中的关键问题在于“谁是老大？”答案正在变得明朗。“尽管不会有明确的声明或协议，但日本天皇选择了在1992年访问中国，当时北京在国际上仍受到相对的孤立，这是意味深长的。”
    毫无疑问，日本领导人和人民心目中最理想的仍是过去几十年的模式，即处于占优势的美国的庇护之下。但是，随着美国对亚洲事务参与的减少，日本国内敦促日本‘重新亚洲化”的势力将得到加强，日本将承认中国在东亚舞台上重新占据优势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在1994年，当被问及哪个国家是21世纪亚洲影响最大的国家时， 44％的日本公众认为是中国； 30％认为是美国；认为是日本的仅有16 ％。正如1995年日本的一位高级官员所预测的，日本将有一套顺应中国崛起的“做法”，接着他又提出了美国是否会这样做的问题。他的前一个看法似乎有理，但他对后一个问题的回答却是不明确的。
    中国的霸权将减少东亚的不稳定性和冲突。它也会削弱美国和西方在那里的影响，迫使美国接受它在历史上曾经试图防止的事情：世界上的一个关键地区由另一个大国所主宰。然而，是谁，又在何种程度上对亚洲其他国家或美国的利益构成威胁，部分地取决于中国将发生的事情。经济增长会扩大军事权力和政治影响，但也会促进政治的发展和走向更开放的、多元的、可能是民主的政治形式。可以说它在南朝鲜和台湾起到了这个作用，然而，在那里最积极地推动民主的政治领袖都是基督教徒。
    强调权威、秩序、等级制和集体高于个人的中国儒教传统，对民主化形成了障碍。但是，中国南方的经济增长，正产生出日益增大的财富、具有活力的资产阶级、政府控制之外的经济力量的积累以及迅速扩大的中产阶级。此外，中国人在贸易、投资和教育方面已深深地融入外部世界。所有这一切正在为中国走向政治多元化提供社会基础。
    政治开放的先决条件通常是独裁制度中的改革分子上台执政。中国会发生这种情况吗？在新的世纪里，人们将会看到中国南方出现一些拥有政治计划的集团，如果不是在名义上，那么它们在事实上也将是政党的胚胎，而且可能会与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华人建立密切的联系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如果中国南方出现了这种运动，如果改革派在北京获得了权力，那么就可能出现某种形式的政治转变。民主化可能促使政治家发出民族主义的呼吁并扩大战争的可能性，但从长远看，在中国建立一个稳定的多元制度会缓解它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或许正像弗里德伯格所说的那样，欧洲的过去就是亚洲的未来。但更为可能的是，亚洲的过去将是亚洲的未来。亚洲要在以冲突为代价的均势或以霸权为代价的和平之间作出选择。西方社会可能会选择冲突和均势。历史、文化和力量的现实却强烈地显示，亚洲会选择和平和霸权。以19世纪40－50年代西方入侵为开端的时代正在结束，中国正在恢复其地区霸主的地位，东方正在进入自己的时代。

    文明与核心国家：正在形成的联盟

    在冷战后多极、多文明的世界里，缺少一个在冷战期间曾占主导地位的分界线。然而，只要穆斯林人口增长和亚洲经济增长的浪潮持续下去，西方与挑战者文明之间的冲突就将超过其他任何分界线而成为全球政治的中心。穆斯林国家的政府可能对西方变得更为不友好，在穆斯林集团和西方社会之间将出现间歇性的低强度、有时可能是高强度的暴力冲突。以美国为一方和以中国、日本及亚洲其他国家为另一方之间的关系将具有极大的冲突性；如果美国对中国作为亚洲霸权力量的崛起进行挑战，就可能发生一场大战。
    在这样的形势下，儒教一伊斯兰教国家之间的联系将会继续，或许还会扩大和加深。这一联系的中心是穆斯林和华人社会在武器扩散、人权和其他问题上反对西方的合作。巴基斯坦、伊朗和中国的密切关系是合作的核心，90年代初杨尚昆主席对伊朗和巴基斯坦的访问、拉夫桑贾尼对巴基斯坦和中国的访问使这一点明朗化了。这些举动“表明了巴基斯坦、伊朗和中国之间联盟胚胎的形成”。在去中国的路上，拉夫桑贾尼在伊斯兰堡宣称，在伊朗和巴基斯坦之间存在“一个战略联盟”，对巴基斯坦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伊朗的攻击。为了加强这一模式，贝娜齐尔·布托在1993年10月就任总理后立即访问了伊朗和中国。这三个国家之间的合作包括政治、军事、政府官员定期互访，以及在各种民用和军事领域的合作，包括军工生产合作，加上中国向另两个国家出售武器。这种关系的发展得到了巴基斯坦对外政策思想中的“独立”派和“穆斯林”派的强有力支持，这些人希望建立一个“德黑兰-伊斯兰堡-北京轴心’。在德黑兰，人们认为，“当代世界的独特性”要求伊朗、中国、巴基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进行“紧密和持续的合作”。至90年代中期，一个近乎于事实上的联盟已经在这三个国家中间存在，该联盟的基础是反对西方、在安全问题上对印度的关注以及抗衡土耳其和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
    这三个国家能成为涉及到其他穆斯林和亚洲国家的更为广泛的集团的核心吗？格雷厄姆·富勒认为：一个非正式的“儒-伊联盟得以实现，并非因为穆罕默德和孔夫子是反西方的，而是因为这些文化提供了一个能够表达部分是由西方——一个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上占统治地位，并越来越为世界人民所痛恨的西方——造成的痛苦的载体，一些国家感到‘它们没有必要再忍受”’。最强烈地呼吁这种合作的是卡扎菲，他在1994年3月宣布：
    新的世界秩序意味着犹太人和基督教徒控制穆斯林，如果他们能够，随后他们将控制印度、中国和日本的儒教和其他宗教。
    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在说：我们曾决心摧毁共产主义，而西方现在必须摧毁伊斯兰教和儒教。
    现在我们希望看到，以中国为首的儒教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基督教十字军阵营之间的对抗。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十字军的参加者持有偏见。我们和儒教站在一起，与它结盟，和它在一条国际战线上并肩作战，我们将一同消灭我们共同的敌人。
    因此，作为穆斯林，我们将支持中国反对我们共同敌人的斗争……
    我们希望中国取得胜利……
    然而，中国方面对反西方的儒教和伊斯兰教国蒙联盟的热情一直相当低落。江泽民主席1995年宣称，中国不会与任何国家结盟。这个立场或许反映了传统的中国观念，作为一个中央帝国，即中心国家，中国不需要正式盟友，而其他国家会发现与中国结盟符合它们的利益。另一方面，中国与西方的冲突意味着它将重视与其他反西方国家的伙伴关系，其中伊斯兰国家占最大部分，而且是最有影响的成员。此外，中国石油需求的日益增长可能会驱使它加强与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以及哈萨克斯坦和阿塞拜疆的关系。一位能源专家1994年评论道：这样一个以武器换取石油的轴心，“再也不需要听从伦敦、巴黎或华盛顿的旨意了”。

    其他文明及其核心国家与西方及其挑战者之间的关系将会有极大的不同。缺少核心国家的南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一直依赖于西方，而且军事和经济力量相对软弱（尽管拉丁美洲在迅速改变这一状况）。它们与西方的关系或许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拉丁美洲与西方有着紧密的文化联系。80年代和90年代，它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越来越接近于西方。两个曾经试图获得核武器的拉丁美洲国家放弃了这一打算。整体军事力量在所有文明中处于最低水平的拉丁美洲国家，可能会不满于美国的军事优势，但却无意对它进行挑战。在不少拉丁美洲社会中，新教的迅速兴起不但使它们更像西方天主教一新教混合的国家，而且正在扩大拉丁美洲与西方之间的宗教联系，使之超出原先仅通过罗马教廷保持的联系。反过来，涌入美国的墨西哥人、中美洲人和加勒比人，以及由此带来的拉丁美洲对美国社会的影响，也促进了文化的趋同。在拉丁美洲与西方之间，实际上就是与美国之间，主要的冲突问题是移民、毒品以及与毒品有关的恐怖主义，以及经济一体化（例如，把拉丁美洲国家纳入北美自由贸易区，以对抗诸如南方共同市场和安第斯条约这样的拉丁美洲集团的扩张）。像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贸易区引发的问题所表明的那样，拉丁美洲和西方文明的结合并非易事，它或许会在ZI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缓慢地形成，但也可能永远不会形成。尽管如此，西方和拉丁美洲之间的差异仍小于西方与其他文明之间的差异。
    西方与非洲国家的关系仅包括略微严重一些的冲突（主要原因是非洲的软弱），也存在一些重要的问题。南非没有像巴西和阿根廷那样放弃发展核武器的计划，尽管它销毁了已拥有的核武器。这些核武器是白人政府制造的，旨在威慑外国对其种族隔离政策的攻击，该政府不愿意把它们馈赠给黑人政府用于其他目的。但是，制造核武器的能力是不能销毁的。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政府可能会建造新的核武库以确保其非洲核心国家的地位，并遏制西方对非洲的干涉。人权、移民、经济问题和恐怖主义也被提上了非洲和西方的议事日程。尽管法国政府努力维持与其前殖民地国家的紧密联系，但非洲国家似乎正在经历一个非西方化的长期过程，西方国家的利益和影响正在缩小，本土文化正在被重新倡导，南非最终会将其文化中的非洲一英国因素置于非洲因素之下。在拉丁美洲变得更西方化的同时，非洲却变得更非西方化。然而，二者都在以不同的方式继续依赖西方，除了在联合国的投票外，都无法对西方和其挑战者之间的均势产生决定性影响。

    很明显，三个“摇摆”文明的情况并非如此，其核心国家是世界舞台上的主角，它们与西方及其挑战者的关系可能是混合的、矛盾的和变幻不定的。它们彼此的关系也会极为不同。正如以上提到过的，日本经过一段时间可能带着极大的痛苦和自我反省而背离美国向中国靠拢。与冷战期间跨文明的其他盟友一样，日本与美国的安全纽带将削弱，尽管可能永远不会正式挑明这一点。日本与俄罗斯的关系仍然会是困难的，只要俄罗斯在它1945年占领的干岛群岛的问题上拒绝妥协。冷战结束时出现过可能解决这一问题的时机，但由于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兴起而稍纵即逝。在未来，美国没有理由像它过去所做的那样支持日本的领土要求。
    在冷战的最后二三十年里，中国成功地与苏联和美国打“中国牌”。在冷战后的世界里，俄罗斯也可以打“俄国牌”。俄罗斯和中国的联合将使欧亚与西方之间的均势决定性地向前者倾斜，引起人们像对50年代的中苏关系那样的关切。与西方紧密配合的俄罗斯会为抗衡在全球问题上的儒一伊联盟增添力量，并重新引起冷战时期中国对来自北方的侵略的恐惧。然而，俄罗斯与这两个邻近文明之间也存在着问题。在与西方的关系中，俄罗斯更倾向于短期行为，这是冷战结束的后果，是出于重新确立俄罗斯与西方的均势的需要，以及双方就基本的平等和各自的势力范围达成协议的需要。在实际中这意味着：
    1、俄罗斯同意欧洲联盟和北约扩大到把中欧和东欧的西方基督教国家包括进去，西方则承诺北约组织不继续扩张，除非乌克兰分裂成两个国家；
    2、俄罗斯和北约组织签订伙伴关系条约，保证互不侵犯，定期磋商安全问题，共同努力避免军备竞赛，为达成符合双方冷战后安全需要的武器控制协议进行谈判；
    3、西方承认俄罗斯对维护东正教国家及东正教人口占多数地区的安全负有主要责任；
    4、西方承认俄罗斯在与南面穆斯林民族关系中面临的实际的和潜在的安全问题，西方愿意修改欧洲常规力量条约，并支持俄罗斯为应付这些威胁采取的必要措施；
    5、俄罗斯和西方同意在处理一些同时涉及到西方和东正教利益的问题，如波斯尼亚问题时，进行平等的合作。
    如果按照上述或类似路线进行安排，俄罗斯和西方便不大可能对对方的安全构成长期的挑战。欧洲和俄罗斯是出生率低、人口老化的人口成熟社会，这样的社会不具有可能成为扩张和进攻取向的年青力量。
    冷战刚刚结束时，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变得较具有合作性：解决了边界争端，双方都削减了边境驻军；扩大了贸易；双方都停止将对方作为核导弹的攻击目标；两国外长探讨了对付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国家的共同利益。更为重要的是，俄罗斯发现中国是渴望得到坦克、战斗机、远程轰炸机和地对空导弹等军事装备和技术的大客户。从俄罗斯的观点来看，俄中关系的升温表明，在俄日关系持续冷淡的情况下，它有意识地决定将中国作为其亚洲的合作“伙伴”，同时这也是针对它在北约东扩、经济改革、军备控制。经济援助，以及加入西方国际机构等问题上同西方之间的冲突作出的反应。就中国而言，中国得以向西方证明，它在世界上不是孤立的，而且它可以得到必要的军事能力来执行远距离投放兵力的地区性战略。对两国来说，俄中联系如同儒一伊联系一样，是抗衡西方力量和普世主义的一种手段。
    这种联系能否延续下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第一，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在双方满意的基础上保持稳定的程度；第二，中国作为东亚霸主的崛起从经济、人口和军事上威胁俄罗斯利益的程度。中国的经济推动力已经扩展到西伯利亚，中国和韩国、日本的商人一道正在开发和利用那里的机会。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日益认识到，未来他们的经济更多地是与东亚而不是与俄罗斯的欧洲部分联系在一起。对俄罗斯来说更大的威胁是进入西伯利亚的中国移民。据报道，中国在那里的非法移民人数1995年达到300万- 500万，而东西伯利亚的俄罗斯人口大约是700万。俄罗斯国防部长格拉乔夫警告说：“中国人正在和平地征服俄罗斯远东地区。”俄罗斯高级移民官员也赞同地说：“我们必须反对中国的扩张主义。”此外，中国与前苏联各中亚共和国发展经济关系的举动，可能激化它与俄罗斯的关系。中国的扩张也可能变成军事扩张，如果它决定重新提出对蒙古的主权要求。蒙古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俄罗斯人从中国分离出去的，几十年中它曾一直是苏联的卫星国。自蒙古人入侵以来一直萦绕在俄罗斯人脑海中的“黄祸”，有一天可能会再次成为现实。
    俄罗斯与伊斯兰的关系，是几个世纪以来它通过对土耳其人、北高加索人和中亚部落民族进行扩张战争的历史产物。当前，俄罗斯正与其东正教盟友塞尔维亚和希腊联合起来以均势平衡土耳其在巴尔干的影响，并与其东正教盟友亚美尼亚起来以均势来平衡土耳其在外高加索的影响。俄罗斯一直积极地维护其在中亚各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将它们纳入了独联体，并在所有这些国家部署了军队。俄罗斯关心的中心问题是里海的石油和天然气储藏，以及将这些资源运往西方和东亚的通道。俄罗斯还一直在北高加索进行着一场反对车臣穆斯林的战争，并在塔吉克斯坦进行着另一场战争，支持塔吉克斯坦政府镇压包括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在内的暴乱。这些安全考虑进一步刺激了俄国同中国在遏制中亚的“伊斯兰威胁”上的合作，也是俄罗斯同伊朗恢复友好关系的一个重要动机。俄罗斯向伊朗出售潜艇、新式战斗机、战斗轰炸机和地对空导弹，以及侦察和电子战军事装备。此外，俄罗斯已同意在伊朗建立轻水核反应堆，并向伊朗提供铀浓缩设备。作为回报，俄罗斯非常明确地希望伊朗遏制原教旨主义在中亚的扩散，并暗示希望它与俄罗斯合作共同起来以均势来平衡土耳其在中亚和高加索的影响。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俄罗斯与伊斯兰的关系，将决定性地取决于它对沿其南方边界上的穆斯林人口爆炸所构成的威胁的看法。
    第三个“摇摆”的核心国家是印度，冷战期间它是苏联的盟国，与中国进行过一场战争，与巴基斯坦进行过几场战争。它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的关系，即使不是龄龋相加，也是保持着一定距离。冷战结束后，印度与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核武器、南亚次大陆全面军事平衡问题上都可能继续存在严重冲突。如果巴基斯坦能够赢得其他穆斯林国家的支持，印度与穆斯林的关系总的来说将会很困难。为了应付这一局面，印度可能会进行特别的努力，像以往那样逐个劝说穆斯林国家疏远巴基斯坦。随着冷战的结束，中国与邻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努力扩大到了印度，两国之间的紧张状态因而得到了缓解。但是，这一趋势不可能长期维持，因为中国积极地卷入了南亚政治，而且可能会继续这样做：同巴基斯坦保持紧密的关系，加强巴基斯坦的核武器和常规军事能力，以经济援助、投资和军事援助讨好缅甸，还可能在那里发展海军设施。‘目前中国的力量正在扩张，在21世纪初，印度的力量也会得到很大的发展。两者之间发生冲突是极为可能的。一位分析家指出：“两个亚洲巨人之间潜在的力量竞争，以及自认为是当然的大国、文明和文化的中心，会继续促使它们支持不同的国家和事业。印度将努力崛起，不仅是作为多极世界中的一个独立的权力中心，而且是作为中国权力和影响的抗衡国家。
    至少为了对抗中-巴联盟，即使不是为了对抗更广泛的儒- 伊联系，而与俄罗斯保持密切的联系、继续大量购买俄罗斯的军事装备，也明显地符合印度的利益。90年代中期，印度从俄罗斯得到了几乎所有主要类型的武器，包括一艘航空母舰和低温火箭技术，由此导致了美国的制裁。除了武器扩散外，印度和美国之间还存在其他问题，包括人权问题、克什米尔问题和经济自由化问题。然而，美国-巴基斯坦关系的疏远和在遏制中国上的共同利益，最终可能使印度和美国建立起更密切的关系。印度在南亚的力量扩张不会伤害美国的利益，反而于其有利。
    文明之间及其核心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常常是自相矛盾的，而且会发生变化。任何一个文明的大多数国家在形成与另一个文明中的国家的关系时，通常追随核心国家的领导。但是情况将不会总是如此。很明显，一个文明中的所有国家不会与第二个文明中的所有国家都拥有相同的关系。共同的利益，通常是来自第三个文明的共同的敌人，导致了不同文明国家间的合作。显然，文明内部也会出现冲突，特别是在伊斯兰文明内部。此外，沿断层线边缘的集团间的关系，可能与它们各自文明中的核心国家之间的关系有极大的差别。然而，总的趋势是明显的，可以就文明间和核心国家间似乎正呈现出的结盟和对抗作一些合理的归纳。图9．1对此做了概括。冷战期间相对简单的两极关系已为多极。多文明世界的远为复杂的关系所取代。

    第十章 从过渡战争到断层线战争

    过渡战争：阿富汗战争和海湾战争

    “第一场文明之间的战争”，摩洛哥著名学者马哈迪·埃尔曼扎拉在海湾战争正在进行时这样称呼它。事实上，这是第二场文明之间的战争，第一场是1979－1989年的苏联-阿富汗战争。这两场战争都是以一个国家直接入侵另一个国家为开端，然后转变为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重新定义为文明的战争。事实上，它们是走向以不同文明集团间的民族冲突和断层线战争为主的时代的过渡战争。
    阿富汗战争是因苏联想维持一个卫星国的政权而发动的。由于美国作出了积极的反应，组织、资助和装备了阿富汗抵抗苏联军队的起义者，而变成了一场冷战式战争。对于美国人来说，苏联的失败证明了里根主义推动对共产主义政权武装抵抗的正确，并使他们为苏联遭到可与美国在越南的遭遇相比的屈辱而感到安慰。这场战争的失败对整个苏联社会及其政治制度都产生了影响，并极大地促进了苏联帝国的瓦解。美国人和西方人普遍认为，阿富汗战争是冷战最后的、决定性的胜利，是滑铁卢之役。
    然而，对那些与苏联作战的人来说，阿富汗战争却是另外一回事。一位西方学者评论道：它是“第一场不以民族主义或者社会主义原则为基础的胜利”，而是以伊斯兰原则为基础的抵抗外来侵略的胜利。这场战争是作为圣战而发动的，它极大地增强了伊斯兰的自信心和权力。事实上，它对于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可以与1905年日本在东方世界击败俄罗斯人的胜利相比。这场被西方人视为自由世界的胜利的战争，却被穆斯林视为伊斯兰的胜利。

    美元和导弹是为击败苏联所不可或缺的，然而伊斯兰的集体努力同样不可缺少。伊斯兰各国政府和各种集团，竞相努力击败苏联以取得对自己有利的胜利。穆斯林获得的战时财政援助主要来自沙特阿拉伯。1984－1986年，沙特阿拉伯为抵抗力量提供了5.25亿美元；1989年，它同意提供总数为7.15亿美元援助中的61％，即 4.36亿美元，其他部分则来自美国。1993年，它向阿富汗政府提供了1.93亿美元。在整个战争期间，沙特阿拉伯提供援助的总数至少与美国提供的30亿至33亿美元相等，甚至可能超过了它。战争期间，大约有来自其他伊斯兰国家的25，000名志愿兵参战，其中主要是阿拉伯人。招募主要是在约旦进行的，这些志愿兵受到了巴基斯坦军种间情报局的训练。巴基斯坦为抵抗运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外部基地，以及后勤和其他支援。此外，巴基斯坦还是美国财政援助的代理人和输送渠道，它有目的地将援助资金的75％给予了较强烈的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集团，其中有 50％交到了以希克马蒂亚尔为首的最极端的逊尼派原教旨主义者手中。尽管在对苏作战，但是大部分阿拉伯参战者是强烈反对西方的，它们谴责西方人道主义援助机构不道德和企图颠覆伊斯兰。苏联人最后被其不能有效地相比和抵消的三个因素所击败：美国的技术，沙特阿拉伯的金钱，以及穆斯林的人口和狂热。
    这场战争遗留下了一个不稳定的伊斯兰组织的联盟，其目的在于促进伊斯兰反对一切非伊斯兰力量。战争的遗产还包括：训练有素和有经验的战士，军营、训练场地和后勤设施，一个复杂的个人和组织之间的泛伊斯兰关系网，以及包括300－500枚未付账的毒刺式导弹在内的大量军事装备。最为重要的是，伊斯兰从胜利中获得了实在的力量感和自信，以及取得其他胜利的愿望。一位美国官员1994年说：阿富汗志愿兵的“圣战者资格从宗教和政治上看是无懈可击的。他们击败了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一个，现在正在对付第二个”。
    阿富汗战争成为一场文明间的战争，是因为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都如此认为，并为了反对苏联而团结起来。海湾战争成为一场文明间战争，是因为西方在军事上干预了穆斯林的冲突，而绝大多数西方人又支持这种干预。这是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将这种干预视为对他们发动的战争，因而联合起来反对他们所认为的西方帝国主义的又一例证。
    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政府自战争伊始就产生了分歧。由于萨达姆·侯赛因越过了神圣的边界，1990年8月，阿拉伯联盟以绝对多数（14票赞成，2票反对，5票弃权）通过了谴责其行径的决议。埃及和叙利亚向美国组织的反伊拉克联合部队提供了大批人员，巴基斯坦、摩洛哥和孟加拉国提供的略少。土耳其关闭了穿过其境内的从伊拉克通向地中海的输油管道，并允许盟国使用它的空军基地。作为对这些行动的回应，土耳其更强烈地要求加入欧洲；巴基斯坦和摩洛哥重申了它们与沙特阿拉伯的紧密关系；埃及的债务被取消；叙利亚得到了黎巴嫩。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尽管伊朗、约旦、利比亚、毛里塔尼亚、也门、苏丹和突尼斯，以及诸如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哈马斯运动和伊斯兰拯救阵线等组织中的不少国家和组织都从沙特阿拉伯得到过财政援助，但它们仍然支持伊拉克而谴责西方的干涉。其他穆斯林国家政府，如印度尼西亚政府，则采取了妥协立场或者试图避免采取任何立场。

    虽然穆斯林国家政府之间最初就存在分歧，但绝大多数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观点从一开始就是反西方的。一位在科威特被入侵3周后访问了也门、叙利亚、埃及、约旦和沙特阿拉伯的美国观察家报告说：“阿拉伯世界由于对美国的愤怒而热血沸腾，看到一个勇敢的阿拉伯领袖公然反抗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简直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从摩洛哥到中国，成千上万的穆斯林站在萨达姆·侯赛因一边，“欢呼他是穆斯林的英雄。”“这场冲突的一大悖论”就是民主的悖论：在那些政治更开放、言论更自由的阿拉伯国家里，对萨达姆·侯赛因的支持也“最强烈和最广泛”。在摩洛哥、巴基斯坦、约旦、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国家，一些大规模示威游行谴责西方以及诸如哈桑国王、贝娜齐尔·布托、苏哈托这样的政治领袖，将他们称为西方的走狗。甚至在叙利亚也出现了反对盟国的行动——“在那里广大市民反对外国军队进驻海湾”。印度的1亿穆斯林中有75％谴责美国发动战争，印度尼西亚的1． 71亿穆斯林“几乎普遍地”反对美国在海湾的军事行动。阿拉伯国家的知识分子以类似的方式集合到同一个营垒之中，并为无视萨达姆的野蛮行径和谴责西方干涉提供了复杂的理论基础。
    阿拉伯人和其他穆斯林普遍承认萨达姆·侯赛因可能是一个残忍的暴君，但是与当年罗斯福总统的看法相似，认为“他是我们的残忍暴君”。在他们看来，这次入侵是家庭事务，应当在家庭内部解决，而那些以夸夸其谈的世界正义的名义进行干涉的国家，不过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私利，使阿拉伯国家继续从属于西方。据一份报告说：“阿拉伯国家的知识分子鄙视伊拉克政权，不满于它的残暴和独裁，但认为它是抵抗阿拉伯世界的大敌西方的中心。”他们“将阿拉伯世界与西方对立起来”。一位巴勒斯坦教授说：“萨达姆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伊拉克挺身而出反对西方的军事干涉而谴责他。”西方和其他地方的穆斯林则谴责非穆斯林部队进驻沙特阿拉伯“亵渎”了穆斯林圣地。简言之，普遍的观点认为：萨达姆侵略是错误的，西方干涉更是错误的，因此萨达姆与西方作战是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也是正确的。
    萨达姆·侯赛因像其他断层线战争的主要参与者一样，将以前的世俗政权与可能具有最广泛号召力的事业联系在一起，那就是：伊斯兰。鉴于穆斯林世界认同的U形分布，萨达姆并无其他的真正选择。一位埃及评论家指出，伊斯兰在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不明确的第三世界反西方主义之间的选择，“证实了伊斯兰作为动员支持力量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价值”。尽管沙特阿拉伯在实践和制度方面比除伊朗和苏丹之外的其他所有穆斯林国家都更为穆斯林化，尽管它为全世界的穆斯林集团提供了财政援助，但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伊斯兰运动都不支持它与西方联盟反对伊拉克，而且它们本质上都是反对西方干涉的。

    对于穆斯林来说，这场战争很快就成为了一场文明之间的战争，因为伊斯兰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受到了威胁。从埃及、叙利亚、约旦、巴基斯坦、马来西亚、阿富汗、苏丹到其他地方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集团，都谴责这场战争是“十字军战士和犹太人”联合反对“伊斯兰及其文明”的战争，声称它们是在面临“对伊拉克人民的军事和经济侵略”的情况下支持伊拉克的。1980年秋，坐落在麦加的伊斯兰大学校长萨法·哈瓦利在一盒于沙特阿拉伯广泛流传的录音带中说：这场战争“不是世界对伊拉克，而是西方对伊斯兰”的战争。约旦国王侯赛因也用同样的腔调说：这是“一场不仅针对伊拉克，而且针对所有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战争”。此外，正如法蒂马·莫尼斯所指出的，布什总统经常以美国的名义祈祷上帝，更加强了阿拉伯人的这是“一场宗教战争”的看法，因为布什的话散发着“7世纪伊斯兰教创教前游牧部落唯利是图的雇佣兵和后来的基督教十字军战士的臭味”。他们争辩说，这场战争是西方和犹太人阴谋策划的十字军东征，因此，不仅发动圣战作为回报是正当的，而且必须这样做。
    穆斯林将这场战争视为西方对伊斯兰的战争，因而减弱或缓解了穆斯林世界内部的矛盾。与伊斯兰和西方之间压倒一切的差异相比，穆斯林之间原有差异的重要性减弱了。战争期间，穆斯林各国政府和团体不断地使自己疏远西方。像以前的阿富汗战争一样，海湾战争使过去常常想将对方置于死地的穆斯林们走到了一起，其中包括：阿拉伯世俗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原教旨主义者；约旦政府和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哈马斯运动；伊朗和伊拉克；总体说来，还有反对党和政府。正如萨法·哈瓦利所说：“那些伊拉克复兴党徒只是我们几个小时的敌人，而罗马直至世界末日一直是我们的敌人。”战争还使伊拉克和伊朗开始相互妥协。伊朗什叶派宗教领袖谴责西方的干涉，号召对西方发动圣战。伊朗政府减少了针对伊拉克这个前敌人采取的措施，随着战争的开始，两个政权间的关系逐步改善了。
    外部敌人同样也减弱了国家内部的冲突。例如在1991年，有报告说，巴基斯坦“沉浸在反对西方的言论之中”，至少是暂时地团结在了一起。“巴基斯坦从来没有如此团结过。在南方省份信德，当地人和印度移民在过去的5年里一直互相残杀，可是现在却肩并肩地示威游行反对美国。在西北边境极端保守的部落地区，在除了周五祈祷日人们从不聚会的地方，甚至连妇女都走上街头示威。”
    随着公众的反战态度日益坚定，原来与盟国有联系的政府退缩了、分裂了，或者竭力证明自己行为的合理性。像哈菲兹·阿萨德这样的曾经为盟国提供过军队的领导人，现在却争辩说有必要抵制并最终取代西方派驻在沙特阿拉伯的军队，而这些军队在任何情况下都只应用于防御目的和保护圣地。在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奉级军事领导人公开谴责其政府与盟国结盟。为盟军提供了大多数军队的埃及和叙利亚政府，有效地控制了它们的社会，因而能够压制或无视反西方的压力。稍微开放一些的穆斯林国家的政府被劝导疏远西方，并采取了越来越反西方的立场。在马格里布“爆发的对伊拉克的支持”是“这场战争最出乎意料的结果之一”。突尼斯公众舆论强烈地反对西方，总统本·阿里迅速地谴责了西方的干涉。摩洛哥政府起初向盟军提供了1，500人的军队，但是在反西方集团动员起来后也站在伊拉克的立场上攻击西方。在阿尔及利亚， 40万人举行示威支持伊拉克，促使本来倾向于西方的总统转而谴责西方，并宣称：“阿尔及利亚将站在伊拉克兄弟一边”。1990年8月、三个马格里布国家政府在阿拉伯联盟中投票谴责伊拉克，但是到当年秋天，为了迎合人民强烈的情绪，又投票赞成谴责美国干涉的动议。

    西方的军事努力也未得到非西方、非穆斯林文明的人民的支持。在1991年1月的民意测验中，53％的日本人反对这场战争，25％表示支持。在印度，谴责萨达姆·侯赛因和谴责乔治·布什发动战争的人各占一半。（印度时报》为此警告说，这场战争可能导致“强大、自傲的犹太教-基督教世界和弱小的伊斯兰世界之间由宗教狂热燃起的更为广泛的对抗”。于是，一场以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战争为开端的海湾战争，变成了伊拉克和西方之间，然后是伊斯兰和西方之间的战争，并最终被许多非西方人视为东方对西方的战争，“一场白人的战争，旧式帝国王义的新发作”。（注15）
    除科威特人以外，其他穆斯林对战争并无热情，而且几乎是清一色地反对西方的干涉。战争结束时，伦敦和纽约举行了胜利庆祝会，但在其他地方却无此种情景。苏海尔·哈什米指出：“对阿拉伯人来说，战争的结局并不值得欢庆。”相反，他们充满了强烈的失望、沮丧、屈辱和愤恨。西方再次获胜了。曾激起阿拉伯人希望的最后一位萨拉丁式的英雄，在武装进犯伊斯兰社会的强大的西方力量面前不堪一击。法蒂玛·莫尼斯问道：“对阿拉伯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场战争的结局更坏的吗？用全部技术武装起来的整个西方向我们扔炸弹。这是极端的恐怖。”
    战争之后，除科威特外，阿拉伯国家的舆论越来越不满于美国在海湾的军事存在。科威特的解放消除了任何反对萨达姆·侯赛因的理由，也使得美军在海湾的继续存在失去了理由。因此，甚至在像埃及这样的国家里，舆论也变得越来越同情伊拉克。参加了联盟的阿拉伯国家政府也改变了立场。1992年8月，埃及和叙利亚也同其他国家一样反对在伊拉克南部建立禁飞区。1993年1月，阿拉伯国家政府加上土耳其反对空袭伊拉克。如果西方的空军力量可以用来反击逊尼派穆斯林对什叶派穆斯林和库尔德人的进攻，为什么它不能用来反击东正教塞尔维亚人对波斯尼亚穆斯林的进攻呢？1993年6月，当克林顿总统为了报复伊拉克人企图暗杀前总统布什的行动，命令轰炸巴格达时，国际上的反应是严格按照文明线来划分的。以色列和西欧国家政府强烈支持轰炸；俄罗斯将其视为“正当的”自我防卫；中国表示“严重关切”；抄特阿拉伯和海湾酋长国保持沉默；其他穆斯林国家政府，包括埃及政府，谴责它是西方双重标准的又一例证，用伊朗的话说，是美国在“新扩张主义和利己主义”趋动下的“公然侵略”。下述问题被反复提出：为什么美国和国际社会（即西方）不对以色列的暴行及其违反联合国决议的行动作出同样的反应？
    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场资源战争。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所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并扩大了和平时期在海湾的军事存在。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

    断层线战争的特性

    部族、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群体和国家之间的战争之所以盛行于各时代和各文明，是因为它们植根于人民的认同。这些冲突具有特殊的性质，它们并不涉及那些与未参战者直接利益有关的更广泛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尽管它们可能引起外部集团的人道主义关切。当认同的根本问题受到威胁时，这些冲突往往变成激烈而血腥的冲突。此外，这些冲突往往是长期的，尽管会被停战协议或协定暂时中断，但冲突往往会因违反协议而再起。另一方面，在为维护认同而爆发的内战中，如果一方取得了决定性的军事胜利，种族灭绝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断层线冲突是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或集团间的社会群体的冲突。断层线战争是发展成暴力的冲突。这样的战争可能发生于国家间，非政府集团间，以及国家和非政府集团之间。国家内部的断层线冲突可能涉及在独特地理区域内占优势地位的集团，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没有控制政府的集团往往为独立而战，它们可能愿意也可能不愿意接受低于独立的条件。国家内部的断层线冲突也可能涉及混居地区的集团，在这种情况下，持续紧张的关系会不时引发冲突，正如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马来西亚的穆斯林和华人之间的情况那样；也可能发展成为全面的战斗，特别是在确立新的国家及其疆界时；这样的战斗可能导致使用武力残忍地将人民分离开来。
    断层线冲突有时是为控制人民而进行的斗争，在更多的情况下，是为了控制领土。至少有一个参与者的目的是要征服领土，通过驱逐或屠杀其他民族或二者兼用，即“种族清洗”，来从这片土地上清除其他民族。这种冲突可能充满了暴力和邪恶，双方都参与屠杀、恐怖主义、奸淫和酷刑。争夺的关键地区往往是强烈地象征着一方或双方历史和民族认同的地区，是它们拥有不容侵犯的权利的圣地，如西岸、克什米尔、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德里纳河谷和科索沃。
    一般说来，断层线战争具有一般社会群体的战争的某些但不是全部的特性。它们是持久的冲突。当它们发生在国家内部时，平均时间可能会比国家间的战争长6倍。由于涉及到集团认同和权力的根本问题，它们难以通过谈判和妥协来解决。所达成的协议常常不能为各方所有的派别认可，而且通常不能长久。断层线战争是一种时起时伏的战争，它们可能演变成大规模的暴力冲突，然后又减弱为低强度的战争，或者转化成压抑着的敌意，然后再度爆发。对立的认同和仇恨之火很少能够完全熄灭，除非通过种族灭绝。由于具有持久性，断层线战争像其他社会群体的战争一样，往往造成大量死伤和难民。这两个数字必须谨慎对待，人们普遍接受的90年代初在断层线战争中的死亡人数为：菲律宾5万，斯里兰卡5万-10万，克什米尔2万，苏丹5O万-150万，塔吉克斯坦10万，克罗地亚5万，波斯尼亚5万-20万，车臣3万-5万，西藏10万，东帝汶20万。所有这些冲突实际上还造成了为数更多的难民。
    在这些当代战争中，有许多不过是历史上持久的血腥冲突的最新一轮。20世纪末的暴力冲突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例如，1956年在苏丹爆发的战斗一直持续到1972年，虽于当年达成了给予苏丹南部某些自治权的协议，但是1983年又战火重燃。斯里兰卡的泰米尔叛乱始于1983年，为结束叛乱而举行的和平谈判于1991年中断，1994年又重开谈判，至1995年1月达成了停火协议。然而，4个月之后，暴动的猛虎组织违反了停火协议并撤出了和谈，随后又开始了更为激烈的战争。菲律宾的摩洛人起义始于70年代初，在1976年达成允许棉兰老某些区域自治的协议后开始减弱。但是到了1993年，由于持不同政见的反叛集团抵制争取和平的努力，又连续不断地发生了暴力冲突，其规模也日益扩大。俄罗斯和车臣领导人于1995年7月达成了非军事化协议，旨在结束于1994年12月爆发的暴力冲突。这场战争一度沉寂下来，但不久又重新爆发。车臣人袭击了俄罗斯人或亲俄罗斯的领导人，俄罗斯对此进行了报复，车臣人于1996年1月入侵达吉斯坦，1996年初俄罗斯开始大举进攻。

    虽然断层线战争与其他社会群体的战争同样具有旷日持久。暴力程度高和意识形态含混不清的特性，但二者在以下两方面有所不同。首先，社会群体的战争可能在民族、宗教、种族或语言群体之间发生。然而，由于宗教信仰是区分文明的主要特征，因此断层线战争几乎总是在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民族之间展开。一些分析家有意贬低这种因素的重要性。例如，他们指出，波斯尼亚的塞族人和穆斯林拥有共同的种族特性和语言，在历史上曾和平相处并广泛通婚，而对宗教因素却用弗洛伊德的“小差异自恋情结”加以解释。这是一个基于世俗之见的判断。人类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宗教不是一个“小差异”，而可能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的最根本的差异。断层线战争的频率、强度和暴力程度皆因信仰不同的上帝而极大地增强。
    第二，其他的社会群体的战争往往具有特定性，因此，相对地说，不会扩散或卷进更多的参与者。相比之下，断层统战争根据定义，是在作为更大的文化实体的一部分的集团之间进行的战争。在一般的社会群体的冲突中，A集团与B集团作战，C、D和E集团没有理由卷入其中，除非A集团或B集团直接威胁到它们的利益。但在断层线战争中，AI集团与Bl集团作战，它们双方都试图扩大战争，并动员本文明的亲缘集团A2、A3、A4和B2、B3、B4给予支持，而那些集团将认同于它们正在作战的亲缘集团。现代世界交通运输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为这种联系的建立提供了方便，因此，断层线冲突便“国际化了”。移民在第三个文明的地区内建起了聚居区。通信技术使得对抗的各方更容易寻求帮助，也使其亲缘集团更容易迅速了解它们的状况。世界总体上的缩小使得亲缘集团能够为冲突各方提供道义汐胶、财政和物质支持，并且更难以不这样做。格林韦所说的“亲缘国综合征”，是20世纪末断层线战争最重要的特征。更为普遍的是，不同文明人民之间即使是小规模的冲突，也可能造成文明内部冲突所不具有的严重后果。1995年2月，在卡拉奇一座清真寺中做礼拜的18名什叶派教徒被逊尼派枪手杀害，该事件进一步破坏了这座城市的和平，给巴基斯坦造成了问题。恰好一年以前，一名犹太定居者杀害了在希伯伦清真寺做祈祷的29名穆斯林，结果破坏了中东和平的进程，给世界造成了问题。

    发生频率：血腥的伊斯兰边界

    社会群体的冲突和断层线战争是历史的内容。根据一项统计，冷战期间共发生了约32欢种族冲突，包括阿拉伯和以色列、印度和巴基斯坦、苏丹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斯里兰卡的佛教徒和泰米尔人、黎巴嫩什叶派和马龙派之间的断层线战争。在40年代和50年代，约有一半的内战是认同战争，但是在其后的三十来年中有将近四分之三的内战属于认同战争，在50年代初至80年代末期间涉及种族集团的对抗增加了3倍。然而，由于超级大国的对抗无所木至，除了个别明显的例外，这些冲突只引起了相对来说极小的注意，而且人们常常从冷战的角度来看待它们。随着冷战的结束，社会群体的冲突变得更为突出，可以说，也比以往更为普遍。种族冲突事实上出现了某种“高潮”。
    这些种族冲突和断层线战争并不是均匀地分布在世界各文明中间。重大的断层线战争发生在前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斯里兰卡的佛教徒和印度教徒之间，而在少数其他地方，非穆斯林集团之间只发生了暴力程度较低的冲突。然而，绝大多数的断层线冲突是沿着将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区分开的环绕着欧亚和非洲的边界发生的。尽管在世界政治的宏观层面或全球层面上，文明的主要冲突是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展开的，但在微观层面和地区层面上，它却是在伊斯兰和非伊斯兰之间展开的。
    激烈的对抗和暴力冲突在同一地区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极为普遍，在波斯尼亚，穆斯林和信奉东正教的塞族人进行了一场流血的、破坏性极大的战争，还与信奉天主教的克族人发生了冲突。在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穆斯林不满于塞尔维亚人的统治，保持着自己的地下政府，在这两个集团之间也极有可能发生激烈的冲突。阿尔巴尼亚政府和希借政府为坚持本民族在对方国家居住者的权利而争吵不休。土耳其人和希腊人在历史上就互不相容。在塞浦路斯，相邻的穆斯林土耳其族人和信奉东正教的希腊族人一直关系敌对，各自为政。在高加索，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是宿敌，阿塞拜疆人和亚美尼亚人为控制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而战。在北高加索，200年来车臣人、印古什人和其他穆斯林为了摆脱俄罗斯的统治进行了断断续续的战争。残酷的战争于1994年在俄罗斯人和车臣人之间再次展开，在印古什人和信奉东正教的奥塞梯人之间也发生了战争。在伏尔加盆地，穆斯林勒勒人在过去以及在90年代初与俄罗斯人展开了斗争，最后就有限的主权达成了不稳定的妥协。
    在整个19世纪，俄罗斯人使用武力逐渐控制了中亚的穆斯林各民族。朋年代期间，阿富汗人和俄罗斯人之间打了一场大战，俄罗斯撤退后，战争余波仍在塔吉克斯坦蔓延，一方是俄罗斯军队支持的现政府，另一方在很大程度上是伊斯兰主义反叛分子。在新疆，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集团反对汉化，并且正在发展与前苏联各共和国内的同族人和共同宗教信仰者的关系。在南亚次大陆，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曾发生过三次战争，此外还有克什米尔穆斯林反抗印度统治的起义，阿萨姆穆斯林移民与部落民族之间的战争，以及遍及全印度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间的骚乱和暴力冲突，这些都是由两个宗教社会群体中原教旨主义运动的兴起所引发的。在孟加拉，佛教徒抗议占人口多数的穆斯林对他们的歧视；在缅甸，则是穆斯林抗议占多数的佛教徒对他们的歧视。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穆斯林不时地发起反对华人的骚乱，抗议他们对经济的控制。在泰国南部，穆斯林集团断断续续地参与了反抗佛教政府的起义。在菲律宾南部，曾发生过一次穆斯林摆脱天主教国家和政府的统治、争取独立的起义。另一方面，在印度尼西亚，信奉天主教的东帝汶人则为反抗穆斯林政府的镇压而斗争。
    在中东，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冲突可以追溯到犹太人建立家园。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发生了四次战争，巴勒斯坦人为反抗以色列人的统治发动了起义。在黎巴嫩，马龙派基督教徒与什叶派伊斯兰教徒进行了一场战斗，结果以失败告终。在埃塞俄比亚，信奉东正教的阿姆哈拉人在历史上一直压制穆斯林种族集团，并遭遇过穆斯林奥罗莫人的暴动。在非洲之角，北部的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与南部的唯灵论基督教黑人发生着各种类型的冲突。在苏丹，发生过穆斯林与基督教徒之间最血腥的战争，战争持续了几十年，造成了成千上万的伤亡。尼日利亚的政治一直为北部的穆斯林富拉尼人一豪萨人和南部的基督教部落之间的冲突所主导，暴动和军事政变频繁不断，还发生了一场大战。在乍得、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穆斯林和基督教集团之间也发生了类似的斗争。
    在所有这些地区，穆斯林和属于其他文明的入——天主教徒。新教徒、东正教徒、印度教徒、华人、佛教徒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总体上是对抗性的，他们之间大部分在历史上的某一时刻曾发生暴力冲突，很多在90年代仍处于暴力冲突中。沿着伊斯兰国家的周边看去，穆斯林总是难以与其邻居和平相处。于是人们自然会问，20世纪末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集团之间的这种冲突模式，是否也存在于其他文明的集团之间。事实并非如此。穆斯林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但是在90年代，他们比其他任何文明的人都更多地卷入了集团间的暴力冲突。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
    1、1993-1994年，穆斯林参与了泰德·罗伯特·格尔进行深入分析的55次种族-政治冲突中的26次（表10．1）。这些冲突中有20次是不同文明集团间的冲突，其中15次是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冲突。简而言之，涉及到穆斯林的文明间冲突是所有非穆斯林文明冲突的三倍。伊斯兰内部的冲突也远远超过其他任何文明中的冲突，包括非洲的部落冲突。与伊斯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只卷入了两次文明内部的冲突和两次文明之间的冲突。涉及到穆斯林的冲突往往死伤惨重。在格尔分析的6次战争中，估计有20万或者更多的人被杀害，其中3次战争（苏丹、波斯尼亚、东帝汶）发生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2次（索马里、伊拉克-库尔德）是在穆斯林之间，仅有1次（安哥拉）涉及到非穆斯林。

    表10．1种族政治冲突：1993－1994年

    ┌───────────────────┐
    │文明内部冲突文明间冲突总数│
    │伊斯兰 111526 │
    │其他 19*524 │
    │总数 302050 │
    └───────────────────┘

    * 其中10次是非洲的部落冲突。

    资料来源：泰德·罗伯特·格尔；《人民反对国家：种族政治冲突及变化中的世界体系》，载于（国际研究季刊）第38期（1994年9月），第347－378页。我应用了格尔的冲突分类法，只是将中国-西藏冲突作了改动；他将这个冲突作为非文明间冲突而纳入了文明内部的冲突，但它显然是儒教的汉人和喇嘛教的藏族佛教徒之间的冲突。
    2、《纽约时报》确认，1993年在48个地方发生了约59次种族冲突，其中一半地方发生的是穆斯林之间或者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冲突。59次冲突中有31次是不同文明集团间的冲突；与格尔的数据类似的是，在这些文明间的冲突中，有三分之二（21次）是穆斯林和其他文明间的冲突（表10．2）。
    3、在另一项分析中，鲁思·莱格·希瓦德确认1992年发生了29次战争（1年间死亡人数达到1，000人或以上的冲突定为战争）。在12次文明间的冲突中，有9次是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冲突，同样，穆斯林比属于任何其他文明的人都进行了更多的战争。

    表10．2种族冲突：1993年

    ┌───────────────────┐
    │文明内部冲突文明间冲突总数│
    │伊斯兰 7 21 28│
    │其他21*10 31│
    │总数28 31 59│
    └───────────────────┘

    *其中10次是非洲的部落冲突。

    资料来源：1993年2月7日，（纽约时报）第1版和第14版。
    这样三个不同的数据得出了同样的结论：90年代初期，穆斯林较之非穆斯林参与了更多的集团间暴力冲突，文明间战争有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是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战争。穆斯林的边界是血腥的，其内部也是如此*。
    * 在我于（外交）季刊上发表的文章中，没有一句话比“血腥的伊斯兰边界”招致更多的批评了。我的判断是基于一份有关文明间冲突原因的调查报告，大量不带偏见的资料完全证明了它的正确。——原书脚注
    穆斯林偏好暴力冲突的倾向亦通过穆斯林社会的军事化程度表现出来。80年代，穆斯林国家拥有军队的比率（即在每1，000人口中军人所占的比率）和军费投入比率（军费按一国财富计算的比率）大大高于其他国家的同类比率。相比之下，基督教国家军队的比率和军事投入指数大大低于其他国家同类比率。穆斯林国家的这两项平均比率大约相当于基督教国家的两倍（表10．3）。詹姆斯·佩恩得出结论说：“很明显，在穆斯林与军国主义之间存在着联系。
    穆斯林国家在国际危机中还具有强烈的诉诸暴力的倾向。在1928年至1979年期间穆斯林介入的总计为142起的危机中，利用暴力来解决的占76起。在25起危机中，暴力是对付危机的基本手段；在51起危机中，穆斯林国家在使用其他手段的同时还使用了暴力。穆斯林国家使用暴力，不用则已，一用便是高强度的暴力，在使用暴力的情况下，有41％诉诸了全面战争，38％为重大冲突。穆斯林国家在其53.5％的危机中诉诸了暴力；而在其他国家介入的危机中，英国动用暴力的比率仅为11.5％，美国为17.9％，苏联为28.5 ％。在诸大国中，只有中国的暴力倾向超过了穆斯林国家：它在其76.9％的危机中使用了暴力。穆斯林的好战性和暴力倾向是20世纪末的事实，无论穆斯林或非穆斯林都不能否认。

    表10．3穆斯林国家与基督教国家军事化比较

    ┌─────────────────────────────┐
    │平均军队比率 平均军费投入比率 │
    │穆斯林国家（n＝25）11.817．7│
    │其他国家（n＝112）7．1 12．3 │
    │基督教国家（n＝57） 5.8 8．2│
    │其他国家（n＝80） 9.5 16.9 │
    └─────────────────────────────┘
    资料来源：詹姆斯·佩思：（国家为何武装）（牛津：贝西尔·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1990年）穆斯林和基督教国家是指那些其、80％以上的人口信奉该宗教的国家。

    原因：历史、人口和政治

    促成20世纪末断层线战争高潮，以及穆斯林在这些冲突中起主要作用的原因是什么？首先，这些战争有其历史根源。不同文明集团间过去发生的断断续续的断层线暴力冲突，仍然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之中，这些记忆反过来又引起了双方的恐惧和不安全感。南亚次大陆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北高加索的俄罗斯人和高加索人，外高加索的亚美尼亚人和土耳其人，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巴尔干的天主教徒、穆斯林和东正教徒，从巴尔干到中亚的俄罗斯人和土耳其人，斯里兰卡的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遍布非洲大陆的阿拉伯人和黑人，几个世纪以来，他们之间的全部关系要么是不信任地共处，要么是发生激烈的暴力冲突。历史遗留的冲突会被那些认为有理由这样做的人利用和使用。在这些关系中，历史是活生生的，完整的，并且是可怕的。
    然而，历史上断断续续发生的屠杀本身并无法解释，为什么20世纪末暴力冲突又再次出现。正如很多人所指出的，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穆斯林毕竟非常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几十年。印度的穆斯林教徒和印度教徒也是如此。除由政府造成的少数明显例外，苏联的许多民族和宗教集团都曾和平共处。泰米尔人和僧伽罗人在一个常常被称为热带乐园的岛屿上也曾平静地共同生活着。历史并未阻止这种相对和平的关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占优势，因此，它本身并不能解释和平被打破的原因。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中，一定是出现了其他一些因素。
    人口对比的变化就是这样的因素之一。一个集团人口的扩张给其他集团造成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压力，并引起了抵制。更为重要的是，它给人口增长较少的集团造成了军事压力。70年代初，黎巴嫩历时30年的法律秩序的崩溃，在很大程度上是什叶派人口相对于马龙派基督教人口急剧增长所致。加里·富勒指出，在斯里兰卡，1970年僧伽罗民族主义分子暴动的高峰和80年代末泰米尔人暴动的高峰，与这些集团中15－24岁的“青年人口膨胀”超过斯里兰卡全部人口20％的年份完全吻合（见图10．1）。一位美国驻斯里兰卡外交官注意到，僧伽罗暴动分子事实上都是24岁以下的年轻人。据报道，泰米尔猛虎组织“在依靠娃娃兵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它招募“甚至才11岁的男孩和女孩”，在战斗中被杀害者“有的死时尚不足10岁，仅有少数人超过18岁”。《经济学家》杂志评论道：猛虎组织正在发动一场“未成年人的战争”。同样，俄罗斯人与其南面的穆斯林之间的断层线战争，也是由于人口增长的重大差异造成的。90年代初，俄罗斯联邦的人口出生率是1.5％，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主要为穆斯林的中亚地区的人口出生率为 4.4％， 80年代末后者的人口净增长率（出生率减死亡率）是俄罗斯的5－6倍。80年代，车臣的人口增长了26％，而车臣地区是俄罗斯人口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它的高出生率导致了向外移民，并为战争提供了兵源。穆斯林的高出生率，以及从巴基斯坦向克什米尔的移民，再次刺激了对印度统治的抵抗。

    导致前南斯拉夫文明间战争的复杂过程有许多原因和爆发点。然而，导致这些冲突的最为重要的因素，可能是在科索沃发生的人口变化。科索沃是塞尔维亚共和国的一个自治省，除了脱离权外，它拥有6个南斯拉夫共和国事实上拥有的各项权利。1961年，科索沃人口中的67％为阿尔巴尼亚族穆斯林， 24％为东正教塞尔维亚人。然而，阿尔巴尼亚族的出生率是欧洲国家中最高的，因此，科索沃便成为南斯拉夫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至80年代，将近50％的阿尔巴尼亚族人的年龄在20岁以下。在人口问题的压力下，塞尔维亚人从科索沃流向贝尔格莱德和其他地方以寻求经济机会。结果，至1991年，在科索沃的人口中90％为穆斯林；10％为塞尔维亚人。尽管如此，塞尔维亚人仍将科索沃视为他们的“圣地”或“耶路撒冷”，它是一些历史事件的遗址，其中包括于1389年6月28日发生的一场大战。在那场战争中，塞尔维亚人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击败，并在其后将近500年的时间里处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
    至80年代末，人口对比的变化导致了阿尔巴尼亚族提出科索沃享有南斯拉夫共和国地位的要求。塞尔维亚和南斯拉夫政府抵制了这一要求，担心科索沃一旦拥有脱离权便会如此实行，或者与阿尔巴尼亚合并。1981年3月，阿尔巴尼亚族人中爆发了抗议和骚乱以支持获得共和国地位的要求。按照塞尔维亚人的说法，阿尔巴尼亚族针对塞尔维亚人的歧视、迫害和暴力的活动不断增加。一位克罗地亚新教徒说：“70年代末以来发生了无数起暴力事件，包括毁坏财产、使人丧失工作、骚扰、好淫、打斗和屠杀。”这一事态的后果是，“塞尔维亚人宣称他们面临的威胁具有种族灭绝的性质，这是他们再也无法忍受的。”科索沃塞尔维亚人的誓言得到了塞尔维亚境内其他地方的响应，其结果是1986年发表了由200人签名的声明，签名者有著名的塞尔维亚知识分子、政治家、宗教领袖、军官，还包括自由反对派杂志《实践》的编辑。声明要求政府采取强有力措施制止在科索沃发生的对塞尔维亚人的种族灭绝行为。根据对种族灭绝所作的任何合理定义，塞尔维亚人的指控应当说是极度地夸大其辞，然而一位同情阿尔巴尼亚族的外国观察家说：“在80年代，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分子应当对大量针对塞尔维亚人的暴力攻击，以及对一些塞尔维亚人的财产破坏负责。”
    所有这一切激起了塞尔维亚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而米洛舍维奇则看到了他的机会。1987年，他在科索沃发表了一个重要讲活，呼吁塞尔维亚人对自己的土地和历史提出权利要求。“紧接着，大批的塞尔维亚人——共产主义者，非共产主义者，甚至反共产主义者——开始聚集在他的周围，决心不仅保护科索沃的塞尔维亚少数民族，而且要镇压那里的阿尔巴尼亚族，将他们变为二等公民。米洛舍维奇很快地被公认为民族领袖。”两年之后，于1989年6月28日，米洛舍维奇带领着100万一200万塞尔维亚人回到科索沃，参加历史上那场标志着他们与穆斯林之间要不断进行战争的伟大战役600周年纪念活动。

    阿尔巴尼亚族人口和力量的增长在塞尔维亚人中引起的恐慌和民族主义情绪，由于波斯尼亚的人口变化而进一步加剧了。1961年，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的人口中，43％为塞尔维亚族，26％为穆斯林；至1991年，那里的人口比率几乎完全相反：塞尔维亚族人口所占比率降至31％，而穆斯林人口升至44％。在这30年中，克罗地亚族人口所占比率从22％降至17％。一个种族集团人口的扩张导致了另一个集团的种族清洗。“我们为什么要杀害儿童？”，一个塞尔维亚族战士在1992年自问自答道：“因为总有一天他们会长大，到那时我们还得去杀他们。”不那么残忍的波斯尼亚克罗地亚族当局，则采取了行动阻止它们的地域被穆斯林“人口占领”。
    人口对比的变化和青年人以20％或更高比率的增长，是导致20世纪末许多文明间冲突的原因。然而，它并不能解释所有的冲突。例如，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的战斗就不能归结为人口。这个问题只有一部分可以归因于历史，因为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克罗地亚乌斯塔什分子屠杀塞尔维亚人之前，两个民族一直相对和平地生活在一起。在这里以及在其他地方，政治也是造成冲突的一个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崩溃，引致了各后继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种族和文明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法国和荷兰帝国的崩溃也造成了同样的后果。冷战结束时，共产主义政权在苏联和南斯拉夫的垮台所造成的后果亦不例外。当人们已不再可能自认为是共产主义者、苏联公民或者南斯拉夫人之时，便迫切地需要寻求一种新的认同。他们在旧有的族性和宗教中找到了这种认同。压制的然而是和平的国家秩序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实现：信奉不同上帝的民族不以暴力取代他人的上帝。
    正在形成的政治实体推行民主的需要加速了这一进程。当苏联和南斯拉夫已开始分裂时，权力精英们便不再组织全国大选。如果他们这样做了，政治领袖们就会为夺取中央权力而展开竞争，向选民呼吁建立多民族和多文明的政权，并在议会中建立类似的多数联盟。但是，苏联和南斯拉夫的选举首先是以共和国为基础的，这就不可抗拒地刺激了政治领袖们去进行反对中央的运动，调动本族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促进自身所在的共和国的独立。甚至在波斯尼亚1990年的大选中，民众的选票也是严格地按照种族来划分的。多民族的改革党和前共产党各自所得的选票都不足10％。穆斯林民主行动党的得票率为34％，塞尔维亚民主党为30％，克罗地亚民主联盟为18％。这个比例大致接近于穆斯林。塞族和克族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所有共和国进行的第一次公平竞争的选举中，得胜者几乎都是能够调动起民族情绪，并许诺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反对其他种族集团、捍卫本民族特性的政治领袖们。竞选提高了民族主义的号召力，并促使断层统冲突激化为断层线战争。用博格丹·戴尼奇的话来说，当“种族成为民众的构成成分时”，其最初的结果就是论战或战争。现在的问题仍然是，为什么在20世纪结束时，穆斯林远比其他文明的人卷入了更多的集团间暴力冲突？情况是否总是如此？过去，基督教徒曾杀害其基督教兄弟和大量其他人民。评价整个历史中各文明的暴力倾向需要广泛的研究，而在这里是做不到的。这里所能做的，就是确认造成当前穆斯林集团暴力活动的可能原因，包括伊斯兰内部和外部的暴力活动，并将在整个历史中造成集团冲突更大倾向的那些原因，如果这种倾向存在的话，与仅仅造成20世纪末暴力倾向的原因区分开来。可能的原因共有六个，其中三个仅能解释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的暴力冲突，另外三种则既能解释前者又能解释伊斯兰教内部的暴力冲突。同样，其中三个仅解释了当代穆斯林的暴力倾向，另外三个则既能解释当代又能解释历史上穆斯林的暴力倾向，如果它存在的话。然而，如果这种倾向在历史上并不存在，那么，其假定原因就不能解释不存在的历史倾向，因而大概也不能解释已被证明的当代穆斯林集团的暴力倾向。后一种倾向，只能用在过去几百年里不曾存在的20世纪的原因来加以解释。

    （表10．4）穆斯林的冲突倾向的可能原因

    ┌───────────────────────────┐
    │穆斯林的外部冲突 内部和外部冲突 │
    ├───────────────────────────┤
    │历史和当代冲突 地理邻近互不相容好战 │
    │当代冲突 受害者地位人口膨胀 │
    │
    缺少核心国家│
    └───────────────────────────┘
    首先，有人论证说，伊斯兰教从创始起就是一个尚武的宗教。伊斯兰教起源于“好战的贝都因游牧部落”，伊斯兰教的基础深深地打上了“这种暴力起源的烙印。穆罕默德本人就是作为一位坚强的战士和高超的军事指挥家留在人们记忆之中的”（没有人会这样形容基督或者释迦牟尼）。据说，伊斯兰教的教义指示教徒向非教徒发动战争。然而，当伊斯兰教最初的扩张逐渐停止之后，穆斯林集团违背了教义，在自己人中间展开了战争。内部冲突相对于圣战的比率急剧上升。古兰经和其他有关穆斯林信仰的陈述几乎都不禁止使用暴力，在穆斯林的教义和实践中没有非暴力的概念。
    第二，伊斯兰教从其发源地阿拉伯半岛传播到北非和中东的大部分地区，以后又传播到中亚、南亚次大陆和巴尔干，这使得穆斯林直接接触了许多不同的民族，他们被征服并皈依了伊斯兰教。这一进程的遗产现在仍然存在。随着奥斯曼帝国对巴尔干的征服，城市里的南斯拉夫人往往皈依了伊斯兰教，而居住在乡村的农民却没有，因此产生了穆斯林波斯尼亚人和东正教塞尔维亚人之间的差异。与此相反，俄罗斯帝国向黑海、高加索和中亚的扩张，使得它与各穆斯林民族发生了几百年间持续不断的冲突。西方在其权力相对于穆斯林达到顶点之时提出让犹太人在中东建立家园，则奠定了阿拉伯一以色列持续对抗的基础。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陆地上的扩张，导致两者在整个欧亚大陆紧密相邻地生活在一起。相反，西方在海上的扩张通常没有导致西方人与非西方民族毗邻而居，因为除了在南非，这些非西方民族要么已臣眼于欧洲的统治，要么已事实上被西方殖民者大批杀害了。

    造成穆斯林-非穆斯林冲突的第三个可能原因，是一位政治家在谈论自己的国家时所说的：穆斯林的“不相容”。但是，这种不相容是两方面的，穆斯林国家和非穆斯林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的问题，与非穆斯林国家和穆斯林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的问题类似。伊斯兰教是一个绝对的信仰，而且在这一点上更甚于基督教。它把宗教和政治结合在一起，将信仰伊斯兰教者和非信仰者明确地区分开来。其结果是，儒教徒、佛教徒、印度教徒、西方基督教徒和东正教徒彼此相互适应和生活在一起，较之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与穆斯林相互适应和生活在一起，要更为容易。例如，华人在大多数东南亚国家都是在经济上处于优势地位的少数民族，他们已成功地融入了信仰佛教的泰国社会和信仰基督教的菲律宾社会。事实上，在这两个国家里并没有出现多数民族集团反对华人的暴力活动的重要例证。与此相反，在穆斯林的印度尼西亚和穆斯林的马来西亚，发生了反对华人的暴乱和（或者）暴力活动，华人在那些社会里的作用仍然是非常敏感的、可能爆发的潜在问题，而在泰国和菲律宾的情况就并非如此。
    好战，不相容，以及与非穆斯林群体相邻，仍然是穆斯林持续存在的特点，而且是造成整个历史过程中穆斯林具有冲突倾向的原因，如果这种倾向存在的话。另外三个暂时而有限的因素，则造成了20世纪末穆斯林的冲突倾向。穆斯林的解释是，西方推行帝国主义和穆斯林社会在19世纪、20世纪的屈从地位，使人们产生了穆斯林在军事和经济上软弱无能的印象，因而促使非穆斯林集团将穆斯林视为进攻目标。根据这个观点，穆斯林是广泛传播的歧视穆斯林思想的受害者，正如历史上曾在西方出现的歧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现象一样。阿克巴·艾哈迈德断言：诸如巴勒斯坦人、波斯尼亚人、克什米尔人和车臣人这样的穆斯林群体，像“印第安红种人一样，是受压迫的群体，他们被剥夺尊严，被困在用祖先遗留下的土地改建成的居住区内”。但是，穆斯林是受害者的观点无法解释在诸如苏丹、埃及、伊朗和印度尼西亚穆斯林多数民族和非穆斯林少数民族之间发生的冲突。
    一个更具说服力的因素或许能够解释伊斯兰内部和外部冲突的原因，那就是在伊斯兰社会中缺少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核心国家。为伊斯兰辩护的人常常宣称，西方批评伊斯兰的人相信在伊斯兰集团中存在一个中心的、搞阴谋的指导力量，它动员和协调伊斯兰反对西方和其他民族的行动。如果批评家们相信这一点，那他们就错了。伊斯兰之所以成为世界上一个不稳定的根源，就在于它缺少一个起主导作用的中心。那些渴望成为伊斯兰世界领袖的国家。如沙特阿拉伯、伊朗、巴基斯坦、土耳其，潜在的还有印度尼西亚，都竞相在穆斯林世界发挥影响。但是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未处于能够调解伊斯兰内部冲突的强有力地位；也没有一个能够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集团发生冲突时，作为代表伊斯兰的权威出面讲话。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伊斯兰社会的人口爆炸，此外，15－30岁年龄段中常常存在的大量男性失业者，也是造成不稳定，以及伊斯兰内部和反对非穆斯林暴力活动的自然原因。不论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在起作用，单是这一因素就足以解释80和90年代穆斯林暴力行动的原因。到21世纪30年代，随着“生育高峰期”的一代人步入老年和穆斯林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穆斯林的暴力倾向可能会随之减弱，断层线战争的频率和强度也会普遍下降。

    第十一章 断层线战争的动力

    认同：文明意识的增强

    断层线战争都经历加剧、扩大、遏制和中断的过程，然而却极少得到解决。这些过程通常是相继发生的，但也常常是重合的，并可能重复出现。断层线战争一旦发生，就像其他社会群体的冲突一样，趋于呈现出自己的生命力，并按照行动一反应模式发展。以往曾经是多重的、随意的认同，现在变得集中和强化了。社会群体的冲突被恰当地称为“认同战争”。随着暴力冲突的扩大，最初的关键问题往往被笼统地重新定义为“我们”对抗“他们”，集团的内聚力和责任感也得到了增强。政治领袖扩大和深化了他们对种族和宗教忠诚的号召力。相对于其他认同，文明的认同增强了。一种类似于国际关系中“安全困境”的“仇恨动力”出现了，在其中，双方的恐惧、不信任和仇恨彼此助长。双方都把善与恶之间的差别戏剧化和夸大了，并最终试图将这种差别转化为生者与死者的根本差别。
    随着革命的演进，温和派、吉伦特派和孟什维克败在了激进派、雅各宾党人和布尔什维克手下。在断层线战争中往往出现类似的过程。抱着如自治而不是独立这样的较有限的目标的温和派，不可能通过几乎总是从一开始就失败的谈判来达到这些目标，并为想通过暴力达到更极端目标的激进派所补充或者取代。在摩洛人与菲律宾人的冲突中，最主要的暴动组织——摩洛民族解放阵线，首先得到了立场更极端的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的支持，然后又得到了立场甚至更为极端、反对其他组织与菲律宾政府达成停火协议的阿布·赛义夫组织的支持。苏丹政府在80年代采取了日益极端的伊斯兰主义立场。90年代初，暴动的基督教组织分裂了，产生了一个新的组织——南苏丹独立运动，它提倡的是独立而不仅仅是自治。在以色列入同阿拉伯人之间正在进行的冲突中，当主流派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开始与以色列政府谈判之时，穆斯林兄弟会的哈马斯组织便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发动了挑战，谴责它背叛了巴勒斯坦人。与此同时，以色列政府参加谈判招致了以色列极端主义宗教组织的抗议甚至暴力反对。1992－1993年，随着车臣与俄罗斯冲突的加剧，杜达耶夫政府开始为“车臣民族主义分子中最激进的派别”所支配，“该派反对任何迁就莫斯科的行为，于是较为温和的力量被推到在野派的地位”。在塔吉克斯坦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随着1992年冲突的升级，塔吉克民族主义一民主集团的影响逐渐为伊斯兰主义集团所取代，后者在动员贫苦农民和城市不满青年方面更为成功。随着较为年轻的领导人开始向传统的、较实用的宗教上层提出挑战，伊斯兰教徒的言论也变得日益激进。”一位塔吉克领袖说：“我不再使用外交辞令，而是开始使用战斗的语言，面对俄罗斯人在我家乡造成的形势，它是唯一适用的语言。”（往引在波斯尼亚穆斯林民主行动党内，以阿利亚·伊泽特贝戈维奇为首的更极端的民族主义派别，变得比哈里斯·西拉季奇领导的较宽容的、具有多元文化倾向的派别更有影响。
    极端主义者的胜利并不一定是持久的。他们的暴力行动并不比温和的妥协更有可能结束断层线战争。当死亡和破坏造成的代价日益增长而令人们看不到前景时，双方内部的温和派就可能站出来，再次指出所有暴力行动是“无意义”的，并敦促人们再次尝试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

    在战争过程中，多样的认同隐退了，与冲突相关的认同开始占上风。这种认同几乎总是以宗教来定义的。在心理上，宗教为反对“不信仰上帝”的力量的斗争提供了最令人放心的和最坚实的理由，而那种力量往往被视为一种威胁。在现实中，宗教的或文明的群体，是卷入冲突的地方集团能够寻求支持的最为广泛的群体。如果两个非洲部落之间发生了地区战争，一个部落可以将自己定义为穆斯林，另一个部落则可自称为基督教徒；于是前者可望获得沙特的金钱、阿富汗圣战者组织的支持以及伊朗的武器和军事顾问；后者则有可能寻求西方的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以及西方各国政府的政治和外交支持。除非一个集团能够像波斯尼亚穆斯林那样，让人相信自己是种族灭绝行为的受害者，从而唤起西方的同情，否则它只能指望从本文明亲族中得到重要的支持。除了波斯尼亚穆斯林外，情况通常是如此。断层线战争就其定义而言，是具有广泛联系的地区集团间的区域战争，因此这种战争促进了参与者的文明认同。
    尽管在其他文明的断层线战争参与者中，文明的认同也得到了加强，但在穆斯林之中尤为普遍。断层线战争可能会源于家族。部族或部落冲突，但由于穆斯林世界认同的U型分布，随着斗争的发展，穆斯林参与者很快就会寻求扩大他们的认同，并向整个伊斯兰世界发出呼吁，甚至反原教旨主义的世俗主义者萨达姆·侯赛因也是如此行事。一位西方人指出，阿塞拜疆政府也照样在打“伊斯兰牌”。在塔吉克斯坦，在一场由塔吉克斯坦内部的地区冲突演化而成的战争中，反叛者逐步地将其事业定义为穆斯林的事业。在19世纪北高加索人和俄罗斯人的战争中，穆斯林领袖沙米尔自称为伊斯兰教徒，并“在伊斯兰教和抵抗俄罗斯征服的基础上”团结了十几个民族集团和语言集团。本世纪90年代，杜达耶夫利用80年代在高加索发生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推行同样的战略。他得到了穆斯林教士和伊斯兰政党的支持，并手持古兰经宣誓就职（甚至像叶利钦一样得到了东正教主教的祝福）。1994年，杜达耶夫建议车臣成为按照伊斯兰教教法管理的伊斯兰国家。车臣军人佩带着饰有“车臣圣战”的绿色围巾，在进入战斗时高呼着“真主保佑”。同样，克什米尔穆斯林的自我认同，从包括穆斯林、印度教徒。佛教徒在内的区域认同，或印度世俗主义者的认同，而转到第三种认同，反映为“穆斯林民族主义在克什米尔的兴起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价值的跨国传播”，它“使得克什米尔穆斯林感到自己既是伊斯兰巴基斯坦的一部分，又是穆斯杯世界的一部分”。1989年反对印度的暴动，最初是由一个“相对世俗”并得到巴基斯坦政府支持的组织领导的。后来巴基斯坦的支持转向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集团，于是这些集团便成了主角。这些集团包括“铁杆暴动者”，这些人似乎“要为圣战而继续进行圣战，不论希望和结果是什么”。另一位观察家报告说：“民族主义情感由于宗教的差异而高涨，伊斯兰战斗精神在全球的崛起鼓舞了克什米尔暴动者，破坏了克什米尔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相互容忍的传统。”
    对文明的认同在波斯尼亚急剧加强，特别是在穆斯林社区中。历史上，社区认同在波斯尼亚并不强烈，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和穆斯林作为邻居和平地生活在一起，相互通婚很普遍，宗教认同也很弱。穆斯林被称为不去清真寺的波斯尼亚人，克罗地亚族是不去天主教堂的波斯尼亚人，而塞尔维亚族则是不去东正教堂的波斯尼亚人。然而，一旦广泛的南斯拉夫认同被破坏，这些随意的宗教认同便具有了新的意义，在斗争开始后又得到了加强。多元社会群体主义消失之后，各集团便越来越认同于更广泛的文化共同体，并根据宗教来自我界定。波斯尼亚塞族变成了极端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认同于“大塞尔维亚”、“塞尔维亚东正教会”和更为广泛的东正教共同体。波斯尼亚克族是强烈的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自视为克罗地亚公民，强调天主教信仰，并和克罗地亚的克族一道强调他们认同于基督教的西方。
    穆斯林向伊斯兰文明意识的转变甚至更为明显。直至战争开始前，波斯尼亚穆斯林的世界观是非常世俗的，他们将自己视为欧洲人，是多元文化的波斯尼亚社会和国家最强有力的支持者。然而，在南斯拉夫分裂之后，这一点便开始发生变化。像克族和塞族一样，在1990年的选举中，穆斯林反对赞同多元社区的政党，绝对拥护由伊泽特贝戈维奇领导的穆斯林民主行动党。伊泽特贝戈维奇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曾由于积极倡导伊斯兰教而被共产党政府监禁。在1970年出版的《伊斯兰宣言》一书中，他论证了“伊斯兰教与各非伊斯兰教制度的不相容性。在伊斯兰宗教与非伊斯兰社会和政治制度之间，既不会有和平，也不会有共存”，当伊斯兰运劫足够强大之时，它必须夺取政权并创建一个伊斯兰共和国。在这个新的国家里，特别重要的是教育和新闻媒介“应当掌握在具有无可争议的伊斯兰道德权威和知识权威的人手中”。
    波斯尼亚独立之后，伊泽特贝戈维奇曾倡导建立一个多种族的国家，在其中穆斯林将成为起主导作用的集团，尽管它不是多数。然而，他并不反对自己在战争中建立的国家伊斯兰化。他不愿公开明确摒弃“伊斯兰宣言”的态度，在非穆斯林中引起了恐慌。随着战争的继续，一些塞族人和克族人退出了波斯尼亚政府的控制区域，而留下的塞族和克族人发现自已逐渐被排除在理想工作和社会机构之外。“伊斯兰教在穆斯林民族社区中变得更为重要，而且……强烈的穆斯林民族认同成为了政治和宗教的一部分。”与波斯尼亚的多元文化民族主义相对立的穆斯林民族主义，在传媒中越来越多地得到表达。学校里增加了宗教课程，新的教科书强调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好处。波斯尼亚语被作为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截然不同的语言来推广，而且收入了越来越多的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词汇。政府官员攻击异族通婚，反对广播“侵略者”的节目或塞尔维亚音乐；政府则鼓励信仰伊斯兰教，在雇用和提升时优先考虑穆斯林。最为重要的是波斯尼亚军队的伊斯兰化。至1995年，穆斯林在波斯尼亚军队中所占的比率超过了90％。越来越多的军人认同于伊斯兰教，参加伊斯兰教的活动并佩带穆斯林标志，其中精锐部队是伊斯兰教化最彻底的，且人数日益增加。这一趋势导致了波斯尼亚政府主席团中的五名成员（包括两个克族人和两个塞族人）向伊泽特贝戈维奇提出抗议，但遭到了他的否决，还导致了具有多元文化倾向的总理西拉季奇于1995年辞职。
    在政治上，伊泽特贝戈维奇的穆斯林民主行动党扩大了对波斯尼亚国家和社会的控制。至1995年，它已主宰了“军队、民政机构和公共企业”。据报道：“不属于这个党的穆斯林，更不用说非穆斯林，发现他们已难以找到像样的工作。”对它持批评态度的人谴责道：这个党“已成为以共产党政府习性为标志的伊斯兰独裁主义的工具”。另一位观察家报道说：
    穆斯林的民族主义变得更加极端。它现在毫不顾及其他民族的情绪，它是新近占据优势地位的穆斯林国家的财产、特权和政治工具……
    新穆斯林民族主义的主要结果就是趋向民族同质化。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决定穆斯林的国家利益时也日益获得了主导权。
    由战争和种族清洗造成的宗教认同的强化，其领导人的偏好，以及来自其他穆斯林国家的支持和压力，缓慢但明显地将波斯尼亚从巴尔干的瑞士变为巴尔干的伊朗。
    在断层线战争中，受到刺激的各方不仅强调本文明的认同，而且强调对方的文明认同。在区域战争中，各方都认为自己不仅是在与另一个区域的种族集团作战，而且是在与另一个文明作战。这个威胁由于一个主要文明的各种资源扩大和增强了，于是失败就不仅是它本身的失败，而且是它所属文明的失败。因此它所属的文明最迫切的需要就是在冲突中团结起来支持它。区域战争被界定为宗教战争、文明的冲突，将对人类相当大的部分产生影响。90年代初，东正教和东正教会“排挤了俄罗斯的其他教派，其中最主要的是伊斯兰教”，再次成为俄罗斯民族认同的核心因素。俄罗斯人发现，把在塔吉克斯坦发生的部族和宗教间的战争、俄罗斯与车臣之间的战争定义为可以上溯到几个世纪前东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更广泛冲突的一部分，是符合自己利益的。因为它的区域对手们信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承担圣战义务，并且正在成为伊斯兰堡、德黑兰、利雅得和安卡拉的代理人。
    在前南斯拉夫，克罗地亚人把自己视为保卫西方不受东正教和伊斯兰教进攻的勇敢的前卫。塞尔维亚人不仅把波斯尼亚克族和穆斯林视为敌人，而且把“梵蒂冈”、“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和几百年来一直对基督教构成威胁的“声名狼藉的土耳其人”视为敌人。“卡拉季奇”，一位西方外交官在谈论这位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时说，“将此视为欧洲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他宣称有义务根除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欧洲的最后遗迹。”反过来，波斯尼亚穆斯林把自己看作是种族灭绝行为的受害者，由于西方人的宗教信仰而受到他们的忽视，因此应当得到穆斯林世界的支持。这样，南斯拉夫战争的所有参战方和大部分旁观者，都将这场战争视为宗教的或者种族宗教的战争。米沙·格伦尼指出，这场冲突“愈益具有了宗教斗争的特点，这些宗教是欧洲的三大信仰——罗马天主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它们是一些边界与波斯尼亚相交的帝国的信仰遗产”。
    视断层线战争为文明的冲突的看法，也为冷战时期的多米诺骨牌理论注入了新的生命。然而，如今各文明的主要国家都认为有必要防止自己在区域冲突中被击败，因为它可能引发一系列逐步升级的失败并最终导致灾难。印度政府对克什米尔问题采取的强硬立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担心它的失败会刺激其他少数种族和宗教少数派提出独立的要求，因而导致印度的分裂。俄罗斯外交部长科济列夫警告说，如果俄罗斯不制止塔吉克斯坦的政治暴力行动，它可能会蔓延到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因而推动俄联邦内的穆斯林共和国的脱离主义运动，有人甚至指出，其最终结果可能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出现在红场上。因此，叶利钦说：阿富汗-塔吉克边界“事实上是俄罗斯的边界”。欧洲人则对在前南斯拉夫建立穆斯林国家表示了关切，担心它成为穆斯林移民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扩散的基地，加强雅克·希拉克提到的欧洲的“伊斯兰化”。克罗地亚的边界，事实上是欧洲的边界。
    随着断层线战争的加剧，双方都尽量低毁对方，常常把对方形容成非人的恶魔，以证明杀害他们是合法的。叶利钦在谈到车臣游击队时说：“疯狗必须处死”。印度尼西亚将军苏特里斯诺提到1991年在东帝汶发生的大屠杀时说：“这些劣种人必须处决……我们将处决他们。”现在历史上的恶魔又复活了：克族人变成了“乌斯塔什分子”；穆斯林成了“土耳其人”；塞族人则成了“切特尼克分子”。相互的仇恨由于复仇的行动而加强，屠杀、折磨、奸淫和残忍地驱逐居民都被视为理所应当的行为。对立文化的中心象征和产品都成了攻击目标。塞族人有计划地摧毁了清真寺和方济各会的修道院，克族人则炸毁了东正教的修道院。作为文化保护所的博物馆和图书馆也未幸免于难，僧伽罗警卫部队烧毁了贾夫纳公共图书馆，销毁了与泰米尔文化有关的“无法复得的文献和历史文件”。塞族士兵则炮轰和毁坏了萨拉热窝的国家博物馆。塞族人还清洗了波斯尼亚城镇兹沃尔尼克的4万名穆斯林，并在刚刚被他们炸毁的奥斯曼塔遗址上竖起了一座十字架，这座塔是土耳其人在1463年铲平东正教堂后修建的。在文化间的战争中，受到损失的是文化。

    文明的集结：亲缘国家和在外散居者

    在冷战的40年中，超级大国试图聚集盟友和伙伴，颠覆、改变另一个超级大国的盟友和伙伴或使其中立化的行动深化了冲突。当然，这种竞争在第三世界中最为激烈，新建立的、弱小的国家在超级大国的压力下被迫加入了大规模的全球竞争。在冷战后的世界里，多极的相互冲突取代了单一的超级大国冲突。当这些相互冲突涉及不同文明的集团时，往往会扩大和升级。随着冲突的日益加剧，各方都试图获得属于本文明的国家和集团的支持。不论何种形式的支持，官方的或非官方的，公开的或隐蔽的，物质的、人员的、外交的、财政的、象征性的或者军事的支持，总是来自一个或多个亲缘国家或集团。断层线冲突持续的时间越长，参与支持、强制和调解角色的亲缘国家就越多。作为这种“亲缘国综合征”的一个后果，断层线冲突比文明内部冲突具有了更大的升级潜力，通常需要文明间的合作才能得到遏制和结束。与冷战不同，这种冲突不是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爆发的。
    国家和集团介入断层线战争的程度有所不同。在第一层次上的是那些实际上彼此战斗和残杀的各方，它们可能是国家，像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以色列和其邻国之间的战争；但它们也可能是地方集团而不是国家，或者至多是雏形国家，像波斯尼亚人之间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阿塞拜疆人和亚美尼亚人之间的情况那样。这些冲突也可能包含第二层次的参与者，它们通常是与主要参战方直接相关的国家，诸如前南斯拉夫的塞尔维亚政府和克罗地亚政府，高加索的亚美尼亚政府和阿塞拜疆政府。与冲突关系更远一些的是第三层次的国家，它们更远离实际战斗，但是与参与者有着文明上的联系，诸如与前南斯拉夫有联系的德国、俄罗斯和伊斯兰国家，以及在亚美尼亚一阿塞拜疆争端中的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这些第三层次的参与者往往是该文明的核心国家。如果第一层次参与者有在外散居的人，他们也会在断层线战争中发挥作用。鉴于在第一层次上通常只有少量的人员和武器介入战争，而且只有相对较少的外援，无论是以财政、武器还是以志愿者形式提供的，它常常可能对战争的结果产生重要的影响。
    冲突的其他参与方的利害关系并不等同于第一层次参与者的利害关系。对第一层次参与者给予最忠诚和最全心全意支持的，通常是在外散居者。他们强烈地认同于自己亲族的事业，变得“比教皇还要笃信天主教”。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国家的政府的利益却要复杂得多。它们通常也为第一层次参与者提供支持，即使它们不那样做，对立集团也会怀疑它们提供了援助，因而使对立集团支持自己的亲族变得合情合理。然而，遏制战斗和避免直接卷入，对第二和第三层次的参与者是有利的。因此在支持的同时，它们也试图限制第一层次的参与者，并诱导它们降低自己的目标。第二、第三层次的参与者还常常试图与断层线另一方处于同样层次的参与者进行谈判，以便阻止区域战争升级为卷入了核心国家的更广泛的战争。图11．1概括了断层线战争潜在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并非任何断层线战争都具有所有这些特性，但其中有一些是如此，包括在前南斯拉夫和高加索的战争，此外，几乎行有断层线战争都具有将各层次参与者全部卷入其中的潜力。

    在外散居者和亲缘国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卷入了90年代的每一场断层线战争。鉴于穆斯林集团在这类战争中所起的广泛作用，穆斯林国家的政府和组织最频繁地成为第二和第三层次的参与者，其中最为活跃的是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利比亚政府。它们有时还与其他穆斯林国家一起，为在巴勒斯坦。黎巴嫩、波斯尼亚库臣、北高加索、塔吉克斯坦、克什米尔、苏丹和菲律宾与非穆斯林作战的穆斯林提供了不同程度的支持。除政府支持外，很多第一层次参与者中的穆斯林集团，还得到了从阿富汗战争退下来的伊斯兰主义国际流动战士的支持，这些人参与了从阿尔及利亚、车臣到菲律宾内战的各种冲突。一位分析家注意到，这些伊斯兰国际纵队参加了“派遣志愿军支持在阿富汗、克什米尔和波斯尼亚建立伊斯兰政权，开展针对反伊斯兰国家政府的宣传战，以及在在外散居者中建立伊斯兰中心的活动。这些中心成了参战各方的政治总部”。阿拉伯联盟和伊斯兰会议组织也为其成员国提供了支持，并试图协调成员国在跨文明冲突中支援穆斯林集团的努力。
    苏联曾是阿富汗战争的第一层次参与者。冷战后，俄罗斯一直是车臣战争的第一层次参与者，塔吉克斯坦冲突的第二层次参与者，前南斯拉夫战争的第三层次参与者。印度是克什米尔战争的第一层次参与者，并且是斯里兰卡冲突的第二层次参与者。西方主要国家是南斯拉夫冲突的第三层次参与者。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旷日持久的斗争中，在亚美尼亚、克罗地亚和车臣的冲突中，双方的在外散居者都起了重要作用。由于通过电视、电传和电子函件“与其前祖国保持着不断的联系，在外散居者更有力地承担起了义务，有时还发生了两极分化。‘前祖国’的含义已不同于以往”。
    在克什米尔战争中，巴基斯坦为暴动者提供了明确的外交和政治支持。据巴基斯坦军方消息，它还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武器，以及培训、后勤支援和一个避难所，而且还替暴动者游说其他穆斯林国家政府。至1995年，据说暴动分子至少补充了1200名来自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和苏丹圣战者组织的士兵，他们配备着在进行反对苏联的战争时由美国提供的毒刺式导弹和其他武器。菲律宾的摩洛暴动分子曾经得到了马来西亚提供的资金和装备，阿拉伯国家政府还为其提供了额外的资金；几千名暴动分子在利比亚接受了训练；极端的反叛集团阿布·赛义夫组织则是由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原教旨主义者组织的。在非洲，苏丹曾定期地援助与埃塞俄比亚作战的厄立特里亚穆斯林反叛者，为了进行报复，埃塞俄比亚则为与苏丹作战的“基督教反叛者”提供了“后勤和避难援助”。后者还得到了来自乌干达的类似援助，这部分地反映了乌干达与苏丹反叛者在“宗教、种族和民族上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苏丹政府从伊朗得到了价值3亿美元的中国造武器，伊朗的军事顾问还为其训练部队，这一切使得它能够于1992年向反叛者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进攻。据苏丹政府说，西方的各种基督教组织为基督教反叛者提供了食品、医药、补给和武器。
    在斯里兰卡的印度教泰米尔暴动分子和佛教僧伽罗政府之间的战争中，印度政府最初为暴动分子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在南印度训练暴动分子并为其提供武器和资金。1987年，在斯里兰卡政府军几乎消灭泰米尔猛虎组织之际，印度的公众舆论齐声谴责这一“种族灭绝行动”，于是印度政府向泰米尔人空投了食品，“实际上是向斯里兰卡总理贾亚瓦德纳表示，印度打算阻止他用武力消灭泰米尔猛虎组织”。此后，印度和斯里兰卡政府达成了一项协议：斯里兰卡给予泰米尔地区相当程度的自治权，暴动者则向印度军队上缴武器。印度出动了5万名士兵到该岛去确保协议的执行，但是猛虎组织拒绝上缴武器，结果印度军队很快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与游击队的战争，而这些游击队正是它先前所支持的。1988年，印度军队开始撤离。1991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被暗杀，印度人相信这是一名泰米尔暴动支持者所为，此后印度政府对这次暴动的态度越来越充满敌意。然而，印度政府不可能在南印度5千万泰米尔人中制止对斯里兰卡暴动分子的同情和支持。下述情况反映了这一点：泰米尔纳德邦政府官员违反新德里的旨意，允许泰米尔猛虎组织在其境内活动，“实际上自由地利用”其500英里的海岸，并穿越狭长的保克海峡为斯里兰卡暴动分子运送给养和武器。
    自1979年起，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与其南面的穆斯林邻居进行了三场重要的断层线战争：1979－1989年的阿富汗战争、继之而来的始于1992年的塔吉克斯坦战争，以及始于1994年的车臣战争。苏联解体后，其继承者共产党政府开始在塔吉克斯坦执政。1992年春，这个政府遇到了包括世俗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在内的敌对地区集团和少数民族集团的挑战。从阿富汗得到武器支持的反对派于1992年9月将亲俄罗斯的政府赶出了首都杜尚别。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对此作出了强烈反应，发出了警惕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蔓延的警告。留在塔吉克斯坦境内的俄罗斯第201机动化步兵师为亲政府力量提供了武器，俄罗斯还加派部队驻守塔吉克斯坦与阿富汗之间的边界。1992年11月，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达成了协议，由俄罗斯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同出兵干预，这一行动表面上是为了维护和平，实际上是参战。在军事干预和俄罗斯的武器及财政援助下，前政府的军队收复了杜尚别，并控制了该国的大部分地区。随之而来的是一场种族清洗，反对派的难民和部队撤退到了阿富汗。
    中东穆斯林国家政府强烈抗议俄罗斯的军事干预，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为日益伊斯兰化的反对派提供了财政、武器和培训援助。据报道，1993年有成千上万名士兵接受了阿富汗圣战者组织的训练，1993年春夏两季，塔吉克反叛者从阿富汗越过边界发动了几次进攻，杀死了不少俄罗斯边境卫兵。俄罗斯的反应是向塔吉克斯坦增派部队，用“重炮和迫击炮”密集攻击阿富汗境内目标，还对这些目标进行了空袭。阿拉伯国家政府则为反叛者提供了购买毒刺式导弹的资金以对付空中袭击。至1995年，俄罗斯向塔吉克斯坦派驻了将近2.5万名士兵，并提供了支持该国政府所需的一半以上的资金，反叛者一方则得到了阿富汗政府和其他穆斯林国家的积极支持。正如巴尼特·鲁宾所指出的，国际机构或西方未能给予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重要的帮助，因而使得前者完全依赖于俄罗斯，后者则完全依赖于其穆斯林文明的亲族。“每一个希望得到外国援助的阿富汗指挥官，今天都不得不迎合阿拉伯国家和希望在中亚推动‘圣战’的巴基斯坦经费提供者，或者去参加毒品交易。

    俄罗斯在北高加索与车臣人进行的第三场反穆斯林的战争，是以1992－1993年相邻的东正教奥塞梯人和穆斯林印古什人之间的战斗拉开序幕的。印古什人和车臣人及其他穆斯林民族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驱逐到中亚的。奥塞梯人留了下来，并占有了印古什人的土地。1956－1957年，在二战中被驱逐的人民获准返回，因而出现了围绕土地所有权和地区控制权的纷争。1992年11月，印古什人为了收复普里格罗德尼地区而发动了进攻（该地区是苏联政府划给奥塞梯人的）。俄罗斯人对此进行了大规模的干预，包括派遣哥萨克部队支持信奉东正教的奥塞梯人。一位旁观者这样评论道：“1992年11月，奥塞梯境内的印古什人的村庄被包围并遭到了俄罗斯坦克的轰击，那些在炮火中幸免于难的人或被枪杀、或被带走。”这场大屠杀是由奥塞梯特种警察部队执行的，但俄罗斯派往该地区“维持和平”的部队却为其提供了掩护。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报道说：“在不足一周的时间内造成如此之大的破坏，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是俄罗斯联邦内的“第一次种族清洗行动”。接着，俄罗斯利用这一冲突恐吓印古什人的车臣同盟者，“结果导致了车臣人以及成员绝大部分是穆斯林的高加索人民联盟的迅速动员。该联盟威胁要派50万名志愿兵对抗俄罗斯军队，如果它不从车臣领土撤离。在一段紧张的相持之后，为了避免北面的奥塞梯一印古什冲突升级为整个地区的冲突，莫斯科作出了让步。
    1994年12月，俄罗斯对车臣发动了全面的军事进攻，引发了更激烈、更广泛的冲突。两个东正教共和国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领导人支持俄罗斯的行动，乌克兰总统则“在外交上含糊其辞，仅仅号召和平解决危机”。俄罗斯的行动亦得到了东正教北奥塞梯政府和 55％－60％的北奥塞梯人民的支持。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俄罗斯联邦内外的绝大部分穆斯林站在车臣人一边。伊斯兰国际纵队立即从阿塞拜疆、阿富汗、巴基斯坦、苏丹等地开来支援。穆斯林国家支持车臣的事业，而且据说土耳其和伊朗提供了物质援助，这一举动进一步刺激了俄罗斯与伊朗和解的愿望。为车臣提供的武器开始源源不断地从阿塞拜疆进入俄罗斯联邦，迫使俄罗斯封闭了它与阿塞拜疆的边境，从而也切断了运往车臣的医药和其他物资。
    俄罗斯联邦境内的穆斯林团结一致支持车臣的行动。尽管号召全高加索的穆斯林发动反俄罗斯的圣战没有产生效果，但伏尔加-乌拉尔地区六个共和国的领导人要求俄罗斯停止其军事行动，高加索各穆斯林共和国的代表则呼吁民众进行反对俄罗斯统治的不服从运动。楚瓦什共和国总统则同意楚瓦什的应征入伍者不参加反对其穆斯林同胞的军事行动。“对战争最强烈的抗议”发生在车臣的两个邻近共和国——印古什共和国和达吉斯坦共和国。印古什人在俄罗斯军队开往车臣的途中袭击了它，致使俄罗斯国防部长宣布印古什政府“事实上已对俄罗斯宣战”。在达吉斯坦也发生了攻击俄罗斯军队的事件。俄罗斯人以炮轰印古什和达吉斯坦村庄作为反击。车臣人袭击基兹利亚尔市之后，俄罗斯军队在1996年1月将佩尔沃马伊斯科伊村夷为平地，进一步激起了达吉斯坦人对俄罗斯人的仇视。
    车臣的事业也得到了在外散居的车臣人的帮助，他们当年的出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19世纪俄罗斯对高加索山区的入侵造成的。在外散居者筹集资金、采办武器，并为车臣提供志愿兵。为数众多的车臣族在外散居者居住在约旦和土耳其，因而导致约旦对俄罗斯采取了强硬立场，并使土耳其更情愿支持车臣人。1996年1月，当战火蔓延到土耳其之时，土耳其公众舆论对车臣族在外散居者扣押渡船和俄罗斯人质的行动表示了同情。在车臣领导人的帮助下，土耳其政府与俄罗斯谈判达成了一项解决危机的协议，然而却使双方已经很紧张的关系更为恶化。
    车臣冲突蔓延到达吉斯坦、俄罗斯作出的反应，以及1996年初的扣押渡船事件，凸显了这一冲突升级为俄罗斯同高加索山区人民之间沿着19世纪持续了几十年的斗争线而展开的冲突扩大为全面冲突的可能性。菲奥纳·希尔1995年警告说：“北高加索是一堆干柴，在那里，任何一个共和国发生的冲突都可能点燃一场地区性大火，这场大火将越过边界蔓延到俄罗斯联邦的其他地区，并将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土耳其、伊朗和北高加索的在外散居者牵连进去。正如车臣的情况所显示的那样，控制该地区的冲突并非易事……那里的战火已经蔓延到与车臣毗邻的共和国的领土之上。”一位同意这一看法的俄罗斯分析家指出：“非正式联盟”正沿着文明线发展。“基督教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人和北奥塞梯人正团结起来对抗穆斯林阿塞拜疆人、阿布哈兹人、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在塔吉克斯坦参战的俄罗斯人“正冒着被卷入与穆斯林世界持久对抗的风险”。
    在另一场东正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断层线战争中，第一层次的参与者是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政府及人民，前者是为从后者中独立而战。第二层次参与者是亚美尼亚政府，第三层次参与者是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此外，在西欧和北美的大量亚美尼亚族在外散居者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战争始于苏联解体前的1988年，于1992－1993年加剧，1994年达成停火协议后平息下来。土耳其和其他穆斯林国家支持阿塞拜疆，俄罗斯则支持亚美尼亚人，并利用它对亚美尼亚人的影响抵制土耳其在阿塞拜疆的势力。这场战争是新近的一幕，就其斗争而言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为争夺黑海地区和高加索控制权的斗争，而就亚美尼亚人和土耳其人之间强烈的对抗而言，则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后者对前者的大屠杀。
    在这场战争中，土耳其始终如一地支持阿塞拜疆人和反对亚美尼亚人。土耳其是首先承认非波罗的海的苏联共和国阿塞拜疆独立的国家。在整个冲突中，土耳其都为阿塞拜疆提供了财政和物质援助，并为其训练军队。随着1991－1992年暴力冲突的加剧，以及亚美尼亚人挺进阿塞拜疆领土，土耳其人群情激奋，受到压力的土耳其政府开始支持其种族一宗教兄弟。但土耳其也担心这将突出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之间的差异，导致西方对亚美尼亚的全力支持，并激怒其〕爆盟友。因此，土耳其受到了断层线战争第二层次参与者传统上面临的多重压力。然而，土耳其政府发现，支持阿塞拜疆和对抗亚美尼亚是对自己有利的。一位土耳其官员说：“当你的兄弟遭受杀害之时，你不可能无动于衷”；另一位官员补充道：“我们感到了压力。我们的报纸上充满了这些暴行的照片……我们或许应当让亚美尼亚人看看，这个地区还有一个强大的土耳其。”土耳其总统奥扎尔则说：土耳其“应当吓唬吓唬亚美尼亚人”。土耳其和伊朗一道警告亚美尼亚人，它将不赞同边界的任何改动。奥扎尔拦截了经过土耳其运往亚美尼亚的粮食和其他物资，结果使亚美尼亚人在1992－1993年冬天濒于饥荒。对此，俄罗斯元帅叶夫根尼·沙波什尼科夫警告说：“如果另一方（即土耳其）卷入”了战争，“那我们就将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一年之后，奥扎尔仍然是一副好战面孔。他嘲笑道：“亚美尼亚人能怎么样，如果打起来了……他们能打进土耳其吗？”土耳其“将给他们点厉害尝尝。

    1993年夏季和秋季，进攻的亚美尼亚人接近了伊朗边界，这进一步引起了土耳其和伊朗的反应，这两个国家正彼此争夺在阿塞拜疆和中亚穆斯林国家内的影响。土耳其宣称：进攻威胁了土耳其的安全，要求亚美尼亚部队“立即无条件地”撤出阿塞拜疆领土，并向土耳其与亚美尼亚的边界增派了军队。据报道，俄罗斯和土耳其军队在边界上交了火。土耳其总理奇莱尔宣布，如果亚美尼亚军队进入邻近土耳其的阿塞拜疆飞地纳希切万，她将要求宣战。伊朗也向阿塞拜疆调遣军队并进入了该地区，据说是为因亚美尼亚入侵而造成的难民建立避难所。伊朗的行动据说使得土耳其人相信，他们可以进一步采取行动而不会招致俄罗斯的报复，同时也进一步刺激了土耳其在为阿塞拜疆人提供保护方面与伊朗展开竞争。这场危机最终通过土耳其、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领导人在莫斯科举行的谈判，以及美国政府对亚美尼亚政府施加压力，亚美尼亚政府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施加压力，而得以平息。
    生活在地域狭小、资源贫乏且与充满敌意的土耳其接壤的内陆国家里的亚美尼亚人，历史上就不断寻求其东正教亲族格鲁吉亚和俄罗斯的保护，特别是将俄罗斯视为老大哥。然而随着苏联的解体，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开始发起独立运动，戈尔巴乔夫的政权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并派兵支持该地区被认为是忠于共产党政权的巴库政府。苏联解体后，上述考虑让位于更为久远的历史和文化方面的考虑，俄罗斯开始积极地支持基督教亚美尼亚人，对此阿塞拜疆指责说：“俄罗斯政府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实际上，俄罗斯军人对亚美尼亚人的支持早就存在于苏联军队中。军队中的亚美尼亚人比穆斯林更经常地得到提升并被派往战斗部队。战争开始后，俄罗斯军队以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为基地的第366机动化步兵团在亚美尼亚人对科德扎利镇的进攻中起了主要作用。在那次行动中，据说有1000名阿塞拜疆人被屠杀。此后，俄罗斯的特种部队也参加了战斗。1992－1993年冬，当亚美尼亚遭到土耳其禁运时，它“由于从俄罗斯得到了几十亿卢布的贷款而免于全面的经济崩溃”。那年冬天，俄罗斯军队参加了亚美尼亚军队开辟连接亚美尼亚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之间走廊的行动。据报道，俄罗斯一支拥有40辆坦克的装甲部队参加了1993年夏季在卡拉巴赫的进攻。而亚美尼亚，正如希尔和朱厄特所指出的，“除了与俄罗斯紧密结盟外，别无选择。它在原材料、能源、食品供应，以及在边界防范像阿塞拜疆和土耳其这样的历史宿敌上，都依赖于俄罗斯。亚美尼亚签署了独联体所有的经济和军事协议，并允许俄罗斯在其领土上驻军，为了让俄罗斯满意，还放弃了对前苏联财产权利的全部要求”。

    俄罗斯对亚美尼亚人的支持扩大了它对阿塞拜疆人的影响。1993年6月，阿塞拜疆民族主义领导人埃尔奇贝伊在一场政变中被赶了下台，被据信是亲俄的前共产党领导人盖达尔·阿利耶夫所取代。阿利耶夫认识到，为了制约亚美尼亚人，有必要讨好俄国人。他改变了阿塞拜疆拒绝加入独联体的态度，并允许俄罗斯在其领土上驻军。他还同意俄罗斯参加开发阿塞拜疆油田的国际合作。作为回报，俄罗斯开始为阿塞拜疆训练部队，向亚美尼亚人施加压力要其停止支持卡拉巴赫武装力量，并劝说他们从阿塞拜疆撤军。通过把支持的重心从一方转向另一方，俄罗斯也得以对阿塞拜疆施加影响，并得以在该国对抗伊朗和土耳其的影响。因此，俄罗斯对亚美尼亚的支持，不仅加强了它在高加索关系最密切的盟友的力量，而且削弱了它在该地区的主要穆斯林对手。
    除俄罗斯外，亚美尼亚获得的主要支持来自其生活在西欧和北美的为数众多、富有和颇具影响力的在外散居者，包括在美国的约100万亚美尼亚裔人和在法国的约45万亚美尼亚裔人。他们为帮助亚美尼亚人渡过由于土耳其封锁而造成的危机提供了资金和生活用品，还为亚美尼亚政府提供了官员，为军队提供了志愿兵。来自美国亚美尼亚群体的援助，在90年代中期每年达5000万至7500万美元。亚美尼亚族的在外散居者还对其居住国的政府施加了相当大的政治影响。亚美尼亚裔人在美国最大的社会群体是居住在像加利福尼亚、马萨诸塞和新泽西这样的重要州内，他们的影响致使美国国会禁止向阿塞拜疆提供任何外援，并使亚美尼亚成为人均接受美国援助额占第三位的国家。从外国获得的支援对于亚美尼亚的生存是必不可少的，它还因此获得了一个非常贴切的绰号——“高加索的以色列”。正如19世纪俄罗斯对北高加索的占领造成了那些现今支持车臣人反抗俄罗斯的在外散居者一样，20世纪初土耳其人对亚美尼亚人的屠杀造成了那些现今使亚美尼亚人得以抵抗土耳其人、击败阿塞拜疆人的在外散居者。
    前南斯拉夫地区是90年代初发生最复杂、最混乱和最全面的断层统战争的场所。在第一层次上，克罗地亚政府和克族与克罗地亚塞族在克罗地亚交火；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波斯尼亚政府与波斯尼亚塞族和波斯尼亚克族开战，而且后两者还相互开战。在第二层次上，塞尔维亚政府通过帮助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塞族的方式来推行“大塞尔维亚”；而渴望建立“大克罗地亚”的克罗地亚政府则支持波斯尼亚克族。在第三层次上，是各个文明的大集结：德国、奥地利、梵蒂冈、其他欧洲基督教国家和集团，以及后来的美国，站在克罗地亚人一边；俄罗斯、希腊、其他东正教国家和集团，支持塞尔维亚人；伊朗、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利比亚、伊斯兰国际和伊斯兰国家则普遍支持波斯尼亚穆斯林，后者亦同时得到了美国的支持，这是亲缘国家支持亲缘国家普遍模式的一个破例现象。克罗地亚在德国、波斯尼亚在土耳其的在外散居者都行动起来支持其母国。在对这三方面的支持中，教会和宗教团体都非常活跃。至少德国、土耳其、俄罗斯和美国政府的行动受到了其社会中压力集团和公众舆论的重大影响。
    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提供的支持对于战争的进行至关重要，它们的制约对于制止战争也是至关重要的。克罗地亚政府和塞尔维亚政府为它们在其他共和国参战的本族人提供了武器、供给品、资金和庇护所，有时还提供武装部队。塞族、克族和穆斯林都从前南斯拉夫之外的本文明亲族那里得到了以资金、武器、供给品、志愿兵和军事训练形式提供的帮助，以及政治和外交支持。第一层次上的非政府塞族人和克族人通常都是最极端的民族主义分子，他们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决不退让，为达目的不惜使用武力。第二层次上的克罗地亚政府和塞尔维亚政府，最初虽积极支持其在第一层次上作战的亲族，但其更多重的利益后来导致它们发挥了调解和制约作用。同样，第三层次上的俄罗斯、德国和美国政府，也推动了一直得到它们支持的第二层次上的政府采取制约和妥协的态度。
    南斯拉夫的分裂始于1991年，当时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正在争取独立并寻求西欧国家的支持。西方的反应取决于德国，而德国的反应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天主教联系。波恩政府在来自德国天主教集团、执政伙伴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法兰克福汇杨和其他媒介的压力下采取了行动。特别是巴伐利亚新闻媒介，在激发公众赞同承认克罗地亚独立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弗洛拉·刘易斯指出：“巴伐利亚电视台，受到非常保守的巴伐利亚政府，以及与克罗地亚教会有密切联系的、强大的和态度坚决的巴伐利亚天主教教会的巨大压力，战争开始后便热切地向全国作了报道，而且报道是非常片面的。”德国政府在承认两国独立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但在德国社会的压力下并无选择余地。“在德国，支持承认克罗地亚是由于舆论的推动，而不是政府的推动。”德国首先向欧洲联盟施加压力，要它承认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独立，在确保了这一点之后又先于欧盟在1991年12月独自承认了这两个国家。一位德国学者在1995年评论说：“在整个冲突中，波恩都将克罗地亚及其领导人弗拉尼奥·图季曼作为德国对外政策的某种保护对象，尽管克罗地亚反复无常的举动令人愤怒，它却依然得到了德国的坚决支持。
    奥地利和意大利紧接着承认了这两个新的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西方国家紧随其后。梵蒂冈在对这两个国家的承认中也起了主要的作用。教皇宣称克罗地亚是”（西方）基督教的防护堤”，并抢在欧盟之前承认了这两个国家。于是梵蒂冈也成为冲突一方的支持者，由此1994年教皇访问这三个共和国的计划受到了影响。由于塞尔维亚东正教会的反对，教皇未能前往贝尔格莱德，而塞尔维亚不愿保障他的安全又致使他取消了对萨拉热窝的访问。不过，他访问了萨格勒布，并在那里向斯特皮纳茨红衣主教致意。这位红衣主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迫害和屠杀塞尔维亚人、吉卜赛人和犹太人的克罗地亚法西斯政权曾有过联系。
    克罗地亚在西方承认其独立之后，便开始发展军事力量。尽管联合国在1991年9月宣布对所有前南斯拉夫共和国实行武器禁运，武器还是通过德国、波兰和匈牙利等欧洲天主教国家，以及巴拿马、智利、玻利维亚等拉丁美洲国家流入了克罗地亚。1991年战争升级后，西班牙的武器出口在短短的时间内增长了6倍，据说这些武器出口“大部分为奥普斯·戴所控制”，其中大部分可能进入了卢布尔雅那和萨格勒布。据报道，1993年克罗地亚从德国和波兰购买了一些米格-21型飞机，并且得到了两国政府的认可。克罗地亚国防军得到了成百上千名“来自西欧、克罗地亚在外散居者以及东正教东欧国家”志愿兵的支持。他们迫切地要参加“反对塞尔维亚共产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基督教十字军”的战斗。西方国家的军事专家还为其提供了技术援助。部分是由于这些亲缘国家的帮助，克罗地亚加强了军事力量，因而能够与塞族控制的南斯拉夫军队相抗衡。
    西方对克罗地亚人的支持，还包括无视其种族清洗、侵犯人权和违反战争法的行为，而塞尔维亚人恰恰是在这些方面经常遭到谴责。1995年当休整后的克罗地亚军队对克拉伊纳地区的塞族人发动进攻，把在那里居住了几个世纪的成千上万的塞族人驱逐到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时，西方保持了沉默。克罗地亚还从它为数众多的在外散居者那里得到了好处。居住在西欧和北美的富有的克罗地亚裔人为购买武器和装备而捐款。在美国的各类克罗地亚裔人协会则代表其母国游说国会和总统。特别重要和有影响的是居住在德国的60万克罗地亚裔人。“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德国的克罗地亚社会群体动员起来捍卫其新近独立的母国”，他们提供了几百名志愿兵。
    1994年，美国也加入了支持克罗地亚军队建设的行列。美国无视克罗地亚人严重违反联合国武器禁运决议的状况，为克罗地亚人进行军事训练，还派遣退役的高级将领作顾问。1995年，美国和德国政府还为克罗地亚军队进攻克拉伊纳大开绿灯。美国军事顾问参与计划了这次美国式的进攻。据克罗地亚人说，这次进攻还得益于美国间谍卫星提供的情报。一位美国国务院官员称，克罗地亚已成为“我们事实上的战略盟友”。据称，这一事态发展表明了“一个深谋远虑的打算，即估计到世界的这一部分最终将由两个地区国家主导，一个在萨格勒布，另一个在贝尔格莱德；前者与美国相联系，后者则加入了一直扩展到莫斯科的斯拉夫集团。
    南斯拉夫战争事实上使得东正教世界在塞尔维亚身后紧密地团结起来。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军人、议员和东正教领袖都毫不掩饰他们对塞尔维亚的支持，对波斯尼亚“土耳其人”的蔑视，以及对西方和北约帝国主义的批评。俄罗斯和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分子一道在两国国内掀起了反对西方“新世界秩序”的浪潮。俄罗斯公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怀有同样的情绪，例如，60％以上的莫斯科人反对北约1995年夏天发动的空袭。俄罗斯民族主义集团在几个大城市里成功地召募年青的俄罗斯人加入“斯拉夫兄弟的事业”。据报道，有1000名或更多的俄罗斯人与来自罗马尼亚、希腊的志愿者一道加入了塞尔维亚人的军队，与他们所谓的“天主教法西斯”和“伊斯兰好战分子”作战。1992年，据报道，一支“穿着哥萨克军装”的俄罗斯部队活跃在波斯尼亚。1995年，有俄罗斯人在塞族精锐部队中服役，而且，据联合国的一份报告称，俄罗斯和希腊的士兵参加了塞族对联合国泽帕安全区的进攻。
    尽管有武器禁运决议，塞尔维亚的东正教朋友还是向它提供了所需的武器和装备。1993年初，俄罗斯军事和情报机构显然向塞尔维亚人出售了价值3亿美元的T－55型坦克、反导弹导弹和防空导弹。据报道，俄罗斯的军事技术人员被派往塞尔维亚操作这些装置，并训练塞尔维亚人如何使用它们。塞尔维亚还从其他东正教国家购买武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是其“最积极的”供应者，乌克兰也是其武器来源之一。此外，俄罗斯在东斯洛文尼亚的维和部队将联合国的物资转手给塞尔维亚人，为塞尔维亚的军事行动提供设施，并帮助塞尔维亚军队获得武器。
    尽管受到了经济制裁，塞尔维亚人依然较好地维持了生存，这是因为罗马尼亚政府官员从蒂米什瓦拉组织偷运了大量燃料和其他物资，以及在希腊政府的默许之下，先是意大利公司，然后是希腊的公司从阿尔巴尼亚组织了偷运。从希腊运来的食品、化学药品、电脑和其他物资通过马其顿进入了塞尔维亚，还有相应数量的塞尔维亚产品被运了出来。金钱的诱惑和对文化亲族的同情加在一起，使联合国对塞尔维亚实行的经济制裁成为笑柄，正如这两者的结合使联合国对所有前南斯拉夫共和国实行的武器禁运成为笑柄一样。
    在整个南斯拉夫战争中，希腊政府一直同北约西方成员国支持的措施保持距离，反对北约在波斯尼亚采取的军事行动，在联合国投票支持塞尔维亚，并游说美国政府解除对塞尔维亚的经济制裁。1994年，希腊总理安德雷亚斯·帕潘德里欧强调希腊与塞尔维亚之间的东正教联系的重要性，公开谴责梵蒂冈、德国和欧盟在1991年底草率地给予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外交承认。
    鲍里斯·叶利钦作为第三层次参与者的领导人受到了两种愿望的双重压力，他一方面想要保持、发展与西方的关系，并从中得到好处；另一方面想要帮助塞尔维亚人，以借此使那些经常谴责他屈服于西方的政治对手解除武装。总体说来，他的后一种愿望占了上风，因而俄罗斯持续不断地给予塞尔维亚人外交支持。1993和1995年，俄罗斯政府坚决抵制对塞尔维亚实行更严厉的经济制裁，俄议会几乎是全票通过了解除现行的对塞尔维亚制裁的决议。俄罗斯还推动加紧对波黑穆斯林的武器禁运，以及对克罗地亚实行的经济制裁。1993年12月，俄罗斯极力主张放松对塞尔维亚的经济制裁，以便允许它为塞尔维亚提供越冬取暖用的天然气，但俄的提议遭到了美国和英国的阻挠。1994年和1995年，俄罗斯强硬地反对北约轰炸波斯尼亚塞族。1995年，俄罗斯国家杜马几乎全票通过了谴责北约轰炸的决议，并要求外交部长安德烈·科济列夫辞职，因为他捍卫俄罗斯在巴尔干的国家利益不力。同样是在1995年，俄罗斯谴责北约对塞尔维亚人的“种族灭绝行为”。叶利钦总统警告说：继续轰炸将严重影响俄罗斯与西方的合作，包括俄罗斯参加北约的和平伙伴计划。他质问道：“当北约在轰炸塞尔维亚人的时候，我们怎能和它达成协议？”西方明显地采取了双重标准：“穆斯林进攻之时，为什么不对其采取行动？还有克罗地亚进攻之时？”俄罗斯还一贯反对中止对前南斯拉夫各共和国的武器禁运（这一禁运已对波斯尼亚穆斯林产生了重要影响），并经常试图加强禁运措施。
    俄罗斯还以其他各种方式利用它在联合国和其他一些机构中的地位保护塞尔维亚人的利益。1994年12月，俄否决了穆斯林国家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的一项决议，该决议禁止从塞尔维亚向波斯尼亚塞族和克罗地亚塞族转运燃料。1994年4月，俄罗斯阻止了联合国通过一项谴责塞尔维亚人种族清洗行为的决议。它还阻止任命来自任何一个北约国家的人担任联合国战争罪行公诉人，因为这样的人可能有反塞尔维亚的倾向，而且反对国际战争罪行法庭起诉波斯尼亚塞族司令官姆拉迪奇，并允许他在俄罗斯避难。1993年9月，俄罗斯阻止联合国延长派驻前南斯拉夫2.2万人维和部队的授权。1995年夏，俄罗斯反对不过未否决联合国安理会增派1.2万维和人员的决议，并谴责克罗地亚人对克拉伊纳塞族的进攻，以及西方国家政府未能对这次进攻采取行动。
    最广泛而有效的文明集结，是穆斯杯世界支持波斯尼亚穆斯林所作的努力。波斯尼亚的事业在穆斯林国家深得人心；对波斯尼亚的援助来自各个方面，包括公开的或私下的援助；穆斯林国家政府，特别是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政府，在提供援助上相互竞争，试图通过援助扩大影响。从摩洛哥到马来西亚，逊尼派和什叶派，原教旨主义者和世俗主义者，阿拉伯和非阿拉伯穆斯林社会，都加入了援助的行列。穆斯林对波斯尼亚人的援助有不同的形式，既有人道主义援助（包括1995年由沙特阿拉伯提供的9000万美元），也有对暴力行动的外交支持和大规模军事援助。例如1993年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在阿尔及利亚杀害12名克罗地亚人的事件，就是“为报复在波斯尼亚屠杀我们穆斯林兄弟的罪行”。这种集结对战争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对于波斯尼亚国家的生存，以及在塞尔维亚人最初横扫一切的胜利之后成功地收复领土是必不可少的；它强烈地刺激了波斯尼亚社会的伊斯兰化，以及波斯尼亚穆斯林对全世界伊斯兰社会的认同；它还使得美国对波斯尼亚人的要求产生了同情心。
    穆斯林国家政府单独地或集体地反复重申它们与波斯尼亚的教友休戚与共。1992年，伊朗率先将这场战争称为反对信仰基督的塞尔维亚族对波斯尼亚穆斯林进行种族灭绝的宗教冲突。阿贾米指出，伊朗为得到“波斯尼亚的感谢预付了定金”，而且为土耳其、沙特阿拉伯等穆斯林国家树立了榜样，刺激它们也照此行事。在伊朗的鼓动下，伊斯兰会议组织讨论了波斯尼亚问题，并成立了一个小组在联合国为波斯尼亚人的事业游说。1992年8月，伊斯兰国家的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谴责了所谓的种族灭绝行为，土耳其代表伊斯兰会议组织提出了一个决议案，号召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条对该地区进行军事干预。1993年初，穆斯林国家为西方采取行动保护波斯尼亚人规定了最后期限，期限过后它们将不受限制地为波斯尼亚提供武器。1993年5月，伊斯兰会议组织谴责西方国家和俄罗斯制定的为穆斯林提供避难所、监视塞尔维亚边境但放弃任何军事干预的计划。它提出如下要求：结束武器禁运，使用武力对抗塞尔维亚的重型武器，在塞尔维亚边境巡逻，以及将穆斯林国家的军队纳入维和部队。同年6月，尽管遭到西方和俄罗斯的反对，伊斯兰会议组织还是使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侵略行为，并呼吁解除武器禁运。1993年7月，令西方感到有些尴尬的是，伊斯兰会议组织提出由它向联合国提供1．8万人的维和部队，而这些土兵来自伊朗。土耳其、马来西亚、突尼斯、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美国否决了伊朗，塞尔维亚人则坚决反对让土耳其人加入维和部队。然而土耳其军队还是于1994年夏进入了波斯尼亚。至1995年，在联合国2.5万人的保护部队中，有7000名士兵来自土耳其、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孟加拉。1993年8月，由土耳其外交部长率领的伊斯兰会议组织代表团游说（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和（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要求支持北约立即进行空袭，保护波斯尼亚人不受塞尔维亚人的进攻。据报道说，由于西方未能采取这一行动，土耳其和北约盟国的关系曾处于严重紧张状态。
    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总理先后大张旗鼓地访问了萨拉热窝，以表示对穆斯林的关切，伊斯兰会议组织则再次要求向波斯尼亚提供军事援助。1995年夏，西方未能使安全区免遭塞族的进攻，因而导致了下述后果：土耳其向波斯尼亚提供军事援助，并为其训练军队，马来西亚违反联合国的禁运决议，向波斯尼亚人出售武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同意为军事目的和人道目的提供资金。1995年8月，9个伊斯兰会议组织国家的外交部长宣布联合国武器禁运无效，9月，伊斯兰会议组织的52个成员国同意向波斯尼亚提供武器和经济援助。
    波斯尼亚穆斯林的困境在土耳其引起了特殊的反响，而在整个伊斯兰世界，没有哪个问题得到过如此一致的支持。事实上直至1878年，从理论上说则直至1908年，波斯尼亚一直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现今，波斯尼亚移民和难民占土耳其人口的将近5％。对波斯尼亚人事业的同情，以及对西方未能保护波斯尼亚人的义愤，在土耳其人中极为普遍。反对党伊斯兰繁荣党利用这个问题来反对政府。政府官员则强调土耳其对所有巴尔干穆斯林负有特殊的责任，并不断地推动联合国进行军事干预，保护波斯尼亚的穆斯林。
    伊斯兰世界给予波斯尼亚穆斯林的最为重要的帮助是军事援助：武器、购买武器的资金、军事训练和志愿兵。战争开始后，波斯尼亚政府立即请来了阿富汗圣战者组织志愿兵，据说志愿兵的总人数达到了将近4000人，多于为塞族或者克族作战的外国人。他们包括来自伊朗共和国卫队和曾经在阿富汗作战的士兵，其中有巴基斯坦、土耳其、伊朗、阿尔及利亚、沙特阿拉伯、埃及和苏丹的国民，也有来自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阿尔巴尼亚籍和土耳其籍工人。沙特宗教组织招募了许多志愿兵。20多名沙特人在1992年战争刚开始的头几个月中阵亡，世界穆斯林青年大会将受伤的士兵运回吉达治疗。1992年秋天，什叶派黎巴嫩真主党游击队赶来训练波斯尼亚军队，此后训练主要由伊朗共和国卫队接替。1994年春，西方情报机构报告说，一支400人的伊朗共和国卫队分队正在组织极端主义游击队和恐怖分子的队伍。一位美国官员说：“伊朗将此作为进入欧洲薄弱地区的一种方法。”根据联合国的消息，阿富汗圣战者组织为伊斯兰特种旅训练了3000－5000名波斯尼亚士兵。波斯尼亚政府利用阿富汗圣战者组织从事“恐怖主义的、非法的行动和突击行动”，尽管这些部队常常骚扰当地居民，并给政府带来了其他问题。代顿协议要求所有的外国土兵撤离波斯尼亚，但波斯尼亚政府通过给予一些士兵波斯尼亚国籍和招收一些伊朗共和国卫队人员作为救援人员，帮助他们留了下来。一位美国官员在1996年初警告说：“波斯尼亚政府多亏了这些集团，特别是伊朗人。但政府已表现出没有能力对付这些人。12个月之后我们将撤离，但阿富汗圣战者组织执意留下。”
    以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为首的富有的伊斯兰国家，为波斯尼亚发展军事实力提供了大量资金。1992年在战争初始的几个月里，沙特政府和个人为波斯尼亚提供了1.5亿美元的援助，这笔钱表面上是用于人道主义目的，但人们普遍认为，其中大部分被用于了军事目的。据报道，在战争开始的头两年，波斯尼亚就得到了价值1.6亿美元的武器。1993—1995年，波斯尼亚又从沙特获得了3亿美元的军火援助，还有5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伊朗也是军事援助的主要提供者，据美国官员称，它每年向波斯尼亚提供几亿美元用于购置武器。根据另一份报告，在战争头几年进入波黑的总价值为20亿美元的武器中，有50％－90％交到了穆斯林手中。由于这些财政援助，波斯尼亚人得以购置成千上万吨的武器。这些武器中被拦截的第一批武器包括4，000支步枪和百万发子弹，第二批中有11， 000支步枪、30门迫击炮万5万发子弹和炮弹，第三批中有地对地火箭、弹药、吉普车和手枪。所有这些都是从武器的主要来源伊朗运出的，此外土耳其和马来西亚也是重要的武器提供者。有些武器是直接运往波斯尼亚的，但其中大多数是经过克罗地亚转运的，先空运至萨格勒布再转陆路，或者从海上运至斯普利特和克罗地亚其他港口再转陆路。作为准许运输的回报，据说克罗地亚得到了这些武器中的三分之一。克罗地亚人考虑到他们在今后很可能也要跟波斯尼亚打仗，因而禁止经其领土运送坦克和重炮。

    从伊朗、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其他穆斯林国家得到的资金。人员、训练和武器，使得人们所说的波斯尼亚“杂牌”军变成了一支相对来说装备精良、具有实力的军队。1994年冬，外国观察员报告说，波斯尼亚军队在凝聚力和战斗力方面有了巨大的改观。为了将新的军事实力用于实践，波斯尼亚人撕毁了停火协议，首先成功地发动了对克族民兵的攻击，随后又在1994年春攻击了塞族。1994年秋，波斯尼亚第五军从比哈奇联合国安全区出动，击败了塞族军队，获得了波斯尼亚自战争开始以来的最大胜利，从塞族手中收复了大片领土，而后者的实力则由于米洛舍维奇总统禁止对其提供援助而下降。1995年3月，波斯尼亚军队再次破坏了停战协议，开始向图兹拉附近地区大举推进，随后于6月份向萨拉热窝周围地区进攻。穆斯林亲族的支持，对于波斯尼亚政府得以造成波斯尼亚军事力量对比方面的变化，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决定性的因素。
    波斯尼亚战争是文明之间的战争。三个主要参与者来自不同的文明，信仰不同的宗教。除了一个例外，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的参与者都严格地按文明模式行事。穆斯林国家和组织集结起来支持波斯尼亚穆斯林，反对克族和塞族。东正教国家和组织普遍支持塞族而反对克族和穆斯林。西方国家政府和精英们则支持克族，谴责塞族，对穆斯林普遍表示出冷漠或担忧。随着战争的继续，各集团间的仇恨和分歧加深了，其宗教的和文明的认同加强了，特别是在穆斯林当中。总体说来，波斯尼亚战争的教训是：首先，断层线战争的主要参与者能够指望从本文明亲族那里得到大量的帮助；其次，这种帮助能够极大地影响战争的进程；第三，一个文明的政府和人民不会用鲜血和财富去帮助属于另一个文明的人民进行断层线战争。
    这个文明模式的唯一例外就是美国，其领导人在言辞上支持穆斯林，然而在实践中，美国的支持是有限的。克林顿政府同意使用美国空军而不是地面部队保护联合国安全区，并倡议结束武器禁运。美国没有认真地向盟国施加压力，要它们支持结束武器禁运，却容忍了伊朗向波斯尼亚运送武器和沙特阿拉伯为波斯尼亚提供购买武器的资金，并于1994年停止执行禁运。美国的这些行为引起了盟国的反感，导致了被普遍视为北约内部重大危机的后果。代顿协议签定后，美国同意在训练和装备波斯尼亚军队方面与沙特阿拉伯和其他穆斯林国家合作。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在战争期间和战后，美国会打破文明模式，成为促进波斯尼亚穆斯林的利益、并与穆斯林国家合作的唯一的非穆斯林国家？美国这种反常行为的原因何在？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这并非是一种反常行为，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文明现实政治。美国试图通过站在波斯尼亚人一边和建议（尽管不成功）结束禁运，来削弱像伊朗和沙特阿拉伯这样的原教旨主义国家对原来是世俗的、倾向欧洲的波斯尼亚人的影响。八五八书房然而，如果这便是动机，那么美国为什么默许伊朗和沙特进行援助，为什么不更积极地推动取消禁运以使西方的援助合法化？美国官员为什么不公开警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可能在巴尔干造成危险？对美国行为的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美国受到了来自穆斯林世界朋友的压力，特别是来自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的压力，为了与它们保持良好关系而按照它们的愿望行事。然而，这些关系本是基于同波斯尼亚无关的综合利益，它们并不会因美国未能帮助波斯尼亚而受到严重伤害。此外，这一解释也不能说明，为什么美国在其他方面经常向伊朗提出挑战，并在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竞相扩大在波斯尼亚的影响之时，默许大量伊朗武器进入波斯尼亚。
    文明现实政治的考虑可能对美国的态度产生了某些影响，但其他因素似乎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在对待外国的冲突时，美国人总想将善的力量和恶的力量区分开来，并与前者结盟。塞族人在战争初期的残暴行为，使美国人将其视为杀害无辜、进行种族灭绝的“坏家伙”，而波斯尼亚人却为自己树立了孤立无助的受害者的形象。整个战争期间，美国新闻界忽视了克族和穆斯林的种族清洗行为和战争罪行，以及波斯尼亚军队对联合国安全区和停火协议的破坏。按照丽贝卡·韦斯特的话说，在美国人眼中，波斯尼亚人成了“他们心目中无辜受难、被他人屠杀却从不屠杀他人的可怜的巴尔干人。
    美国的精英也倾向于波斯尼亚人，因为他们偏好多文化国家的观念，而在战争初始阶段，波斯尼亚政府恰恰成功地塑造了这一形象。在整个战争期间，美国奉行维护一个多民族的波斯尼亚的政策，而不顾绝大多数波斯尼亚塞族和克族的反对。既然他们相信一个民族正在对另一个民族进行种族灭绝，那么建立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就显然是不可能的，但美国精英仍将这两个相互矛盾的景象结合在一起，因而对波斯尼亚人的事业产生了广泛的同情。美国人的理想主义、道德主义、人道主义本能、天真和对巴尔干的无知，导致了他们亲波反塞的立场。与此同时，美国在波斯尼亚既无重要的安全利益，也无任何文化联系，因而美国政府没有理由去大力帮助波斯尼亚人，而只是默许伊朗人和沙特人去武装他们。由于美国政府拒绝认识战争的真相，它便疏远了自己的盟友，延长了战争，并协助在巴尔干建立了一个受到伊朗极大影响的穆斯林国家。到头来，波斯尼亚人对美国深怀不满，认为它说得多而做得少，但对其穆斯林兄弟则感激不尽，因为他们提供了维持生存和打胜仗所需的资金和武器。

    伯纳德-亨利·利维说：“波斯尼亚是我们的西班牙”；一位沙特编辑也同意他的看法：“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发生的这场战争，从感情上说已经成了在西班牙内战中反对法西斯主义战斗的同义语。在战争中阵亡的人被当作为拯救穆斯林兄弟而牺牲的烈士。”这个比喻是贴切的。在各种文明共存的时代，波斯尼亚是所有人的西班牙。西班牙内战是一场不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战争，波斯尼亚战争则是不同文明和宗教之间的战争。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都到西班牙去与他们各自的意识形态兄弟并肩作战，而民主的、共产党的，以及最为积极的法西斯政府则分别对之提供援助。南斯拉夫战争同样得到了外界的巨大支持，西方基督教徒、东正教徒和穆斯林都为了本文明亲族的利益加入了支持者的行列。东正教、伊斯兰教和西方主要国家都深深地卷入了这场战争。四年之后，西班牙战争由于佛朗哥军队的胜利而最后结束。巴尔干不同宗教群体之间的战争可能会平息甚至暂时停止，但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没有胜利就意味着没有结束。西班牙内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而波斯尼亚战争则是不断进行中的文明冲突的又一流血插曲。终止断层线战争
    “任何战争都有终结”，这是常规。断层线战争也是如此吗？是，也不是。断层线暴力冲突在一个时期内可能完全停止，但很少永久终结。断层线战争的特征是：不断地休战、停火和停战，而不是达成解决主要政治问题的全面和平条约。它们之所以具有时起时伏的性质，是因为断层线战争是深深基于涉及不同文明集团间持久对立关系的断层线冲突，这些冲突又源于地理上的相邻、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彼此各异的社会结构和双方社会的历史记忆。在几百年的历史进程中，这一切都可能演化，潜在的冲突也可能消散。或者，如果一个集团消灭了另一个集团，这种冲突也可能迅速、突然地消失。然而，如果上述两种情况并未出现，冲突就会继续下去，暴力阶段就会周而复始。断层线战争是断断续续的，断层线冲突则是漫无止境的。
    断层线战争哪怕是暂时的停止，通常也有赖于两个因素。首先，是主要参与者精力耗尽。当伤亡人数达到数以万计、难民人数达到几十万人，城市——贝鲁特、格罗兹尼、武科瓦尔——变成一片废墟，人们高喊着“疯狂啊，疯狂，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之时，双方的激进分子就不再能够煽动起公众的狂怒，停歇了几年的无成效的谈判会开始恢复，温和派会重新坚持自己的主张，并最终会达成停止残杀的某种协议。至1994年春，就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争端展开的持续了六年的战争，已使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精疲力尽”，因而双方都同意停战。1995年秋，同样有报告说，波斯尼亚的“参战各方都已精疲力尽”，因而代顿协议便应运而生。然而，如此停战只是一种自我限制，它使双方都得到了休整和补充给养的机会。当一方看到有机可趁之时，战争便会重新开始。

    战争暂时停止所需的第二个因素是：非第一层次的参与者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通过其影响将交战各方拉到一起。断层线战争几乎从来不是通过第一层次参与者之间的直接谈判而停止，也极少通过利益不相关者的调解而停止。文化差异、强烈的仇恨和相互使用暴力，使第一层次的参与方极难坐下来进行有成效的讨论，寻求某种形式的停火。由谁、在何种条件下控制领土和人民的基本政治问题，此时就会凸显出来，并阻止它们就更为有限的问题达成协议。
    拥有共同文化的国家和集团之间的冲突，有时可能通过拥有共同文化且无相关利益的第三方的调停得以解决，因为在该文化之内，人们承认这个第三方的合法性，所以双方都能信任它去寻求基于共同文化价值的解决方案。教皇能够成功地调解阿根廷-智利之间的边界纠纷。但是，在不同文明集团间的冲突中并不存在非相关利益方，因此寻找一个双方都能够信赖的个人、机构或国家极为困难。任何一个潜在的调解者都会是属于相互冲突的文明中的一方，或属于另一种文化和其他利益的第三种文明，无法获取双方的信任。车臣人和俄罗斯人，或泰米尔和僧伽罗人都不会寻求教皇的帮助。国际组织在调解时也经常失败，原因在于它们缺乏使双方付出重大代价或满足它们重大利益的能力。
    断层线战争不会由不具有相关利益的个人、集团或组织的调解，而只能由具有相关利益的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的调解而结束。一方面，第二和第三层次的参与者集结起来为其亲族提供支持，而且能够与其对等者谈判协议，另一方面，它们能够说服自己的亲族接受达成的协议。虽然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的集结会加剧和拖延战争，但它通常也是限制和终止战争的必要条件，尽管不是充分的条件。在一般的情况下，第二和第三层次的支持者并不想转变成第一层次的直接参战方，因而希望将战争置于控制之下。与第一层次全力以赴的参与者相比，它们的利益是更多方面的，并要考虑双方关系中的其他问题。因此，在某一时刻，它们可能认为停止战争是对自己有利的。由于它们集结起来支持自己的亲族，它们便对其具有了影响力。支持者因此成为战争的制约者和终止者。
    没有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的战争比起其他战争来说扩大的可能性要小，但也更难终止，属于缺少核心国家的文明的集团间战争也是如此。涉及到一个已经建立的国家的内部暴动和缺少重要集结的断层线战争，也同样构成了特殊的问题。如果战争延续一定时间，反叛者的要求往往从某种形式的自治升级为要求完全独立，而这正是政府所反对的。政府通常要求反叛者放下武器，以此作为停止战斗的第一步，但反叛者往往不接受。同样非常自然的是，政府反对外来者介入它认为涉及到“犯罪分子”的纯内政事务。将此定义为内政事务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不介入的理由，如西方国家与车臣的关系就是这样。
    对于缺少核心国家的有关文明来说，这些问题便成了综合性问题。例如，始于1956年的苏丹战争于1972年停止，当时交战双方都已精疲力尽，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和全非基督教协进会成功地促使双方经过谈判达成了亚的斯亚贝巴协议，使南苏丹获得了自治。这事实上是非政府国际组织取得的唯一胜利。然而，10年之后，苏丹政府撕毁了协议，战争再起，此时反叛分子的要求提高了，政府的立场也更为强硬，另一次停战谈判以失败而告终。阿拉伯世界和非洲都没有既有相关利益、又有能力向参战方施加压力的核心国家。吉米·卡特和几位非洲国家领导人的调解都未获成功，一个由肯尼亚、厄立特里亚、乌干达和埃塞俄比亚组成的东非国家委员会的努力也无成效。与苏丹有深刻对立关系的美国不能直接采取行动，亦不能请与苏丹关系密切的伊朗、伊拉克或利比亚出面斡旋，因此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沙特阿拉伯，但是它对苏丹的影响也有限。
    一般说来，停火谈判参加者的范围会扩大到双方的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相对平行和平等地参与其中的程度。但是，在某种情况下，一个强有力的核心国家可能足以使双方停战。1992年，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试图调解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争端，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明斯克集团。该委员会包括冲突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俄罗斯和土耳其），外加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典、捷克共和国、白俄罗斯和美国。除了拥有大量亚美尼亚在外散居者的美国和法国外，后几个国家既无相关利益亦无能力制止战争。这样得到第三层次参与者俄罗斯、土耳其以及美国同意的方案，却遭到纳-卡亚美尼亚族人的反对。然而，俄罗斯单独在莫斯科组织了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一系列谈判，它‘利造了替代明斯克集团的另一种选择……抵消了国际社会的努力”。最后，在第一层次参与者变得精疲力尽、俄罗斯确保得到伊朗对谈判支持的情况下，停火协议终于在俄罗斯的努力下达成。作为第二层次的参与者，俄罗斯和伊朗还就安排塔吉克斯坦停火进行了合作，并断断续续地获得了成功。
    俄罗斯的影响将继续存在于外高加索，而且它具有强制实行其倡议的停火的能力，只要它认为这样做对自己有利。这与美国在波斯尼亚的境况形成了对照。代顿协议是基于利益相关的核心国家（德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和美国）组成的联络小组的建议，其他第三层次的参与国并未积极参与最后协议的起草，三个主要参战方中有两个对谈判持保留态度。协议的执行依赖于美国起主导作用的北约部队，如果美国撤出它在波斯尼亚的军队，那么，不论是欧洲国家还是俄罗斯都不会有继续执行协议的动力，波斯尼亚政府、塞族人和克族人一旦恢复了精力，都会重燃战火，塞尔维亚政府和克罗地亚政府也会寻求机会实现其建立“大塞尔维亚”和“大克罗地亚”的梦想。
    罗伯特·普特南强调，各国之间的谈判是一种“双层次游戏”，外交家们同时与其国内选民和来自另一方的对等者谈判。在一个类似的分析中，亨廷顿展示了一个独裁国家的改革者如何既要就向民主制过渡的问题与温和的反对派谈判，又要与政府中的强硬派谈判或作斗争，而那些温和的反对派也要与激进的反对派谈判或斗争。这种双层次游戏至少包括四个方面的参与者，它们之间至少有三种，而且常常有四种关系。然而，一场复杂的断层线战争是一种三层次游戏，至少有六个方面的参与者，而且它们之间至少存在着六种关系（见图11．1）。跨断层线的平行关系存在于第一、第二和第三层次的两边参与者之间。垂直关系则存在于各文明之内不同层次的参与者之间。因而，终止一场“完整模式”的战争可能需要：
    ●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的积极介入；
    ●第三层次的参与者就终止战争的广泛条件进行谈判；
    ●第三层次的参与者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使第二层次的参与者接受这些条件，并施加压力使第一层次的参与者接受；
    ●第二层次的参与者撤消支持，事实上是背弃第一层次的参与者；
    ●上述压力的结果是，第一层次的参与者接受那些条件，当然在它们认为破坏这些条件有利于自己时还会破坏它什1。

    波斯尼亚和平进程涉及所有这些因素。个人活动者，美国、俄国和欧盟，为谈判协议所做的努力收效甚微。西方国家不情愿将俄罗斯作为全面参与这一进程的伙伴。俄罗斯则坚决抗议自已被排除在外，强调它与塞尔维亚人有着历史上的联系，而且在巴尔干比其他任何主要国家都有着更为直接的利益。俄罗斯坚持自己应作为解决冲突的全面参与者，并严厉谴责“美国按照自己的意愿制定条件的倾向”。1994年，将俄罗斯包括进去的必要性已变得很明显。在未与俄罗斯商议的情况下，北约向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发出了最后通蝶，要他们撤除在萨拉热窝周围部署的重型武器，否则就对他们进行轰炸。塞尔维亚人拒绝了这一要求，因此很可能与北约发生暴力对抗。叶利钦警告说：“有些人试图在没有俄罗斯参与的情况下解决波斯尼亚问题，我们决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接着俄罗斯政府掌握了主动，劝说塞族在俄罗斯向萨拉热窝地区派驻维和部队的情况下撤出重型武器。这一外交行动阻止了暴力的升级，向西方证明了俄罗斯对塞族的影响力，并使俄罗斯军队进入了波斯尼亚穆斯林和塞族争议地区的心脏。（注。。）通过这一措施，俄罗斯使自己作为西方的“平等伙伴”处理波斯尼亚问题的权利要求得到了实际承认。
    然而4月份，北约再次未与俄罗斯商量便授权轰炸塞族阵地。这一举动在整个俄国政坛引起了严重的负面反应，加强了民族主义分子对叶利钦和科济列夫的反对。紧接着，第三层次的相关国家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和美国，组成了设计解决方案的“联络小组”。1994年 6月，该小组提出一个计划，将波斯尼亚 51％的领土划归穆斯林一克罗地亚族联邦，49％的领土划归波斯尼亚塞族，这一计划成为后来的代顿协议的基础。次年，安排俄国部队参与代顿协议的执行便成为必需。
    第三层次参与者之间达成的协议必须得到第一和第二层次参与者的认可。正如俄罗斯外交官丘尔金所言，美国人必须依靠波斯尼亚人，德国人必须依靠克罗地亚人，而俄罗斯人则必须依靠塞尔维亚人。在南斯拉夫战争的初始阶段，俄罗斯曾作出重大的让步，同意对塞族进行经济制裁。作为塞族可以信赖的亲缘国家，俄罗斯有时也能对塞族施加强制力和压力，迫使他们接受他们原本可能拒绝的妥协方案。例如在1995年，俄罗斯和希腊一起要求波斯尼亚塞族确保释放其扣押的荷兰维和人员。然而，波斯尼亚塞族有时亦会违反其在俄罗斯压力下签署的协议，从而使俄罗斯因无能力为其亲缘国家代言而感到难堪。举例说，1994年4月，波斯尼亚塞族曾答应俄罗斯停止对戈拉日代的进攻，然后又撕毁了协议。俄罗斯为此大发雷霆，一位俄罗斯外交官就此说，波斯尼亚塞族“成了战争狂”，叶利钦则坚持“塞尔维亚领导人必须履行向俄罗斯保证承担的义务”，而且俄罗斯还撤回了对北约轰炸的反对。
    通过支持和加强克罗地亚的实力，德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也得以制约克罗地亚人的行动。图季曼总统急切地希望他的天主教国家能够为欧洲国家所接受，并获准加入欧洲的组织。西方国家利用它们为克罗地亚提供的外交、经济和军事援助，以及克罗地亚想要加入“俱乐部”的愿望，诱使图季曼在许多问题上作出让步。1995年3月，西方国家向图季曼提出，如果克罗地亚想成为西方的一员，就必须同意联合国保护部队驻扎在克拉伊纳。一位欧洲外交官说：“加入西方对于图季曼来说非常重要。他不愿意被留下来单独对付塞尔维亚人和俄罗斯人。”西方国家警告图季曼说，他的部队在征服克拉伊纳和塞族人居住的其他领土时不得进行种族清洗，不得将进攻区域扩大到东斯洛文尼亚。在另一个问题上，西方国家警告克罗地亚人，正如一位美国官员说的，如果他们不与穆斯林组成联邦，“西方的大门将永远向他们关闭”。作为克罗地亚外部财政援助的主要提供者，德国处于影响克罗地亚人行为的特别强有力的地位。美国与克罗地亚发展的密切关系，也有助于阻止图季曼追求其经常表现出来的由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瓜分波斯尼亚一黑塞哥维那的愿望，至少在整个1995年是如此。

    与俄罗斯和德国不同，美国与其波斯尼亚受援者之间没有文化共性，因而在迫使穆斯林妥协方面处于软弱地位。此外，除了在口头上说说外，美国对波斯尼亚人的帮助，不过是对伊朗和其他穆斯林国家违反武器禁运视而不见，结果使得波斯尼亚穆斯林对更广泛的伊斯兰社会群体的感激之情和认同感日益增长。同时，他们指责美国采取“双重标准”，没有打击对他们的入侵，就像美国打击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那样。他们将自己装扮成受害者，因而使美国更难以迫使他们接受和解。这样，波斯尼亚穆斯林便得以拒绝和平建议，在其穆斯林朋友的帮助下增强了军事实力，最终采取主动收复了失去的相当一部分领土。
    在第一层次的参与者中，抵制妥协的情绪十分强烈。在外高加索战争中，得到亚美尼亚族在外散居者坚决拥护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组织——亚美尼亚革命联盟党，控制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拒绝了由土耳其、俄罗斯和美国于1993年5月提出的、已为亚美尼亚政府和阿塞拜疆政府接受的和平建议，发动了被指控为种族清洗的军事进攻，使战争出现了有可能扩大的前景，并使它与较为温和的亚美尼亚政府的关系发生了恶化。进攻纳一卡的成功给亚美尼亚带来了问题，因为它正急于改善与土耳其和伊朗的关系，以便缓解因战争和土耳其的封锁而造成的食品和能源短缺。一位西方外交官评论说：“卡拉巴赫的战况越好，埃里温遇到的困难就越大。”亚美尼亚总统彼得罗相同叶利钦总统一样，不得不在来自立法机构内的民族主义分子的压力与同其他国家和解的更大外交政策利益之间搞平衡。1994年末，他的政府开始禁止亚美尼亚革命联盟党在亚美尼亚活动。
    波斯尼亚塞族和克族也像纳-卡的亚美尼亚族人一样，采取了强硬立场。结果，当克罗地亚政府和塞尔维亚政府受到压力去推动和平进程时，它们与其波斯尼亚亲族的关系便出现了一些问题。在克罗地亚人中这些问题不甚严重，因为波斯尼亚克族至少在形式上，如果不是在实践中，同意加入穆克联邦。由米洛舍维奇和波斯尼亚塞族领导人卡拉季奇之间对立的个人关系而引发的冲突则日益紧张和公开化。1994年8月，卡拉季奇拒绝了米洛舍维奇赞同的和平计划。急于让西方结束制裁的塞尔维亚政府，宣布中断与波斯尼亚塞族除食品和药品以外的一切贸易往来。作为回报，联合国放松了对塞尔维亚的制裁。第二年，米洛舍维奇允许克罗地亚军队将塞族人从克拉伊纳驱逐出境，允许克罗地亚和穆斯林武装力量将塞族人赶回到波斯尼亚西北地区。他还与图季曼达成协议，答应逐步归还被塞尔维亚人占领的东斯洛文尼亚，交由克罗地亚控制。在几个大国的支持下，当时他事实上在代顿协议的谈判中为波斯尼亚塞族“代言”，并把波斯尼亚塞族代表并入了自己的代表团。
    米洛舍维奇的行动使联合国解除了对塞尔维亚的制裁，并使他得到了在某种程度上感到意外的国际社会的谨慎认可。1992年时的民族主义者、侵略者、种族清洗分子和大塞尔维亚战争贩子，于1995年摇身一变而成了和平缔造者。然而，对许多塞尔维亚人来说，米洛舍维奇已成为叛徒。在贝尔格莱德，他遭到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和东正教会领袖的谴责，克拉伊纳和波斯尼亚塞族人则严厉地指控他犯有判国罪、他们的这一做法，无疑是与约旦河西岸犹太居民对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签订协议的以色列政府的指控如出一辙。在断层线战争中，和平的代价便是对亲族的背叛。
    被战争耗尽了精力、受到第三层次参与者刺激和压力的第二和第一层次的参与者改变了它们的态度，不论是由于温和派取代了极端主义者的权力，还是像米洛舍维奇这样的极端主义者发现成为温和派对自己有利。但是，他们的改变要冒一定风险。那些被视为叛徒的人会激起比对敌人还强烈的仇恨。克什米尔穆斯林、车臣人和斯里兰卡僧伽罗人的领袖也遭到了与萨达特和拉宾同样的命运，他们被指控为背叛事业，企图与头号敌人妥协。1914年，一个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暗杀了一名奥地利公爵。在代顿协议之后，米洛舍维奇最可能成为民族主义分子的攻击目标。
    如果一项结束断层线战争的协议反映了该地区第一层次参与者之间的地区均势，以及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的利益，那么它即使是暂时的，也是一个成功之举。把波斯尼亚按卫％与49％的比例划分开来的做法，在1994年塞族控制这个国家70％的领土时是不可行的；它只有在克族和穆斯林的进攻使塞族控制的领土减少了几乎一半之时才是可能的。已经发生的种族清洗也有助于和平进程，它使塞族在克罗地亚人口中所占比例减至不足3％，并使波斯尼亚所有三个集团的成员被暴力或者自愿地分离开来。此外，第二和第三层次的参与者（后者往往是文明的核心国家）只有获得真正的安全或在战争中有共同的利益，才会提出可行的解决办法。第一层次的参与者不能单独结束断层线战争。能否结束这些战争和防止它们升级为全球战争，主要取决于世界各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的利益和行动。断层线战争自下而上地爆发，断层线上的和平却要自上而下地慢慢推动。

    第十二章 西方、各种文明和全球文明

    西方的复兴？

    在任何文明的历史中，历史都曾经有过一次终结，有时还不止一次。随着一种文明的普遍国家的出现，它的人民由于场因比所说的“不朽的幻想”而变得盲目，确信他们的文明就是人类社会的最终形态。人们对于罗马帝国、阿拔斯哈里发王朝、莫卧儿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就曾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些普遍国家的公民“不顾显而易见的事实……倾向于将其视为希望之乡、人类奋斗的目标，而不是夜幕下荒野中的蔽身之地”。当英国统治下的和平达到顶峰之际，也出现了同样的情景。对于1897年时的英国中产阶级来说，“正如他们所看到的，历史已经终结……他们完全有理由为这一历史终结给他们带来的永久的幸福国家而庆幸”。然而，凡是认为历史已经终结的社会，通常是其历史即将衰微的社会。

    西方是这个模式的例外吗？梅尔科提出了两个关键性的问题：
    第一，西方文明是否是一个自成体系的新类型，与曾经存在过的所有其他文明都截然不同？
    第二，它在全世界的扩张是否会断送（或者可能断送）所有其他文明发展的可能性？

    大部分西方人相当自然地倾向于给予这两个问题以肯定的回答。他们或许是正确的。然而，在过去，其他文明中持类似看法的人却是错误的。
    西方与所有已经存在过的文明显然是不同的，因为它已经对公元1500年以来存在着的所有文明都产生了势不可挡的影响。它开创了在世界范围内展开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进程，其结果是，所有其他文明的社会都一直试图在财富和现代化方面赶上西方。然而，西方的这些特点是否意味着，它作为一种文明的演进和变动根本不同于所有其他文明中普遍存在的模式？历史的证据和比较文明史学者的判断却表明并非如此。迄今为止，西方的发展与历史上诸文明共同的演进模式和动力并无重大的不同。伊斯兰复兴运动和亚洲经济的发展势头表明，其他文明是生机勃勃的，而且至少潜在地对西方构成了威胁。一场涉及西方和其他文明核心国家的大战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有可能发生。而西方始于ZO世纪初的逐渐且无规律的衰落，可能会持续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或者，西方可能经历一个复兴阶段，扭转它对世界事务影响力下降的局面，再次确立它作为其他文明追随和仿效的领袖的地位。
    在对文明史演进所作的或许是最有用的分期中，卡罗尔·奎格利发现了可分为七个阶段的共同模式。（见上文第二章）他认为，西方文明在公元370－750年间通过融合古典的、闪米特的、撒拉逊的和野蛮的文化因素而开始形成。西方文明的孕育阶段从8世纪中期一直延续到10世纪末，随后便出现了在其他文明中不多见的扩张阶段和冲突阶段的拉锯运动。根据西方和其他文明中的学者的观点，西方目前似乎已走出了冲突阶段。西方文明已经成为一个安全区，除了偶然发生的鳄鱼战外，西方内部的战争事实上是不可设想的。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所论述的，西方正在发展一个相当于世界帝国的体系，其表现形式为邦联、联邦、政权和其他形式的合作机构的复合体系，它在文明的层面上推行民主和多元政治。简而言之，西方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社会，正进入这样的一个时代．当后人回顾以往时，将会按照历史上反复重现的文明演进模式称其为“黄金时代”。用奎格利的话说，就是一个“由于这个文明本身的区域内不存在任何竞争对手，以及远离其他外部社会的竞争，甚至不存在这样的竞争”而产生的和平时期。它也是一个“结束了内部战争破坏，减少了内部贸易壁垒，建立起共同的度量衡制度和货币制度，以及由于广泛实行了与建立世界帝国相关的政府开支制度”而产生的一个繁荣时期。

    在以往的各文明中，这样一个怀着文明可以不朽的幻想的极乐黄金时代，不是由于一个外部社会取得的急剧胜利，就是由于内部缓慢但同样痛苦的解体而终结。文明内部发生的事件，对于其抵御外部摧毁力量的能力与对于阻止内部的衰败来说，同样至关重要。奎格利于1961年指出，文明之所以能够发展，是因为它具有一个“扩张的工具”，即一个军事的、宗教的、政治的或经济的组织，它将盈余积累起来，并将其投入建设性的创新。当文明停止“将盈余用于创新，用现代的说法就是投资率下降”之时，文明便衰败了。这种情况的发生，是由于控制了盈余的社会集团为满足“非生产性的、个人享受的既得利益……将盈余用于消费而不是提供更有效的生产方法”。当人们依靠资本生活之时，文明便从普遍国家走向衰败阶段。它是这样一个阶段：
    经济急剧衰退，生活水平下降，各种既得利益集团之 间发生内战，文盲增加，社会日益虚弱。人们徒劳地进行努力通过立法来制止浪费。但衰退在继续。社会在宗教、知识、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大范围内失去了人民群众的忠诚。新的宗教运动开始遍及社会。人民越来越不情愿为这个社会而战，甚至不愿意通过纳税来支持它。伴随衰败而来的是入侵阶段，“当一个文明不再能够捍卫自己，因为它不再愿意捍卫自己之时，它便向野蛮的入侵者敞开了大门”，他们常常来自“另一个年青的、更强有力的文明”。
    然而，文明史中压倒一切的教训是，很多事情都是可能的，但任何事情都不是不可避免的。文明能够，并且已经自我改革和更新。西方的中心问题是，除了任何外部挑战之外，它能否制止和扭转内部的衰败进程。西方是进行自我更新，还是任凭内部持续的腐败加速其终结和（或者）屈服于其他在经济和人口方面更充满活力的文明？*
    * 奎格利在一个可能是正确的，但未得到理论分析和经验分析有力支持的预测中总结道：“西方文明于大约公元500年时尚不存在；在将近公元1500年时达到鼎盛时期，它在未来的某一时刻肯定会消亡，或许是在公元2500年之前。”他指出．那时，中国和印度的新的文明将取代被西方破坏了的文明并进入扩张阶段，对西方和东正教文明构成威胁。见奎格利著《文明的演变：历史分析导论》（印第安那波利斯：自由出版社，1979年版；该书由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初版于1961年），第127页，164－166页。——原书脚注90年代中期，在西方出现了许多被奎格利确认为一个成熟文明濒于衰败的特征。在经济方面，西方远比其他任何文明都更富裕，但其经济增长率、储蓄率和投资率很低，特别是与东亚社会相比较。在西方，个人和集体消费优先于未来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建设。人口自然增长率很低，特别是与伊斯兰国家相比。但是这些问题并不会不可避免地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西方的经济仍在增长；西方人基本上仍过着富裕的生活；此外，西方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方面仍处于领先地位。低出生率的问题不可能由政府来解决，这方面的努力一般要比降低人口增长更不成功。然而，在具备下述两个先决条件时，移民会成为新的充满活力的人口资本的潜在来源：首先，接收国给予它所需要的有能力、有资格和精力充沛的人才和专业人员以优先权；其次，新移民及其子女能够融入接收国和西方的文化。美国可能在满足第一个条件上存在问题，欧洲则可能在满足第二个条件上存在问题。但是，以西方国家政府的经验和能力。完全能够制定出管理移民人数、来源、特性和同化移民的政策。

    在西方，比经济和人口选为重要的问题是道德衰落、文化自绝和政治分裂。经常被提及的道德衰落表现包括：
    1、反社会行为的增长，诸如普遍的犯罪、吸毒和暴力行为；
    2、家庭的衰败，包括离婚、私生、未成年人怀孕和单亲家庭的增加；
    3、至少是在美国出现了“社会资本”的下降，即志愿组织成员的减少，以及与此相关的人与人之间信任程度的下降；
    4、“职业道德”的普遍下降和自我放纵现象的增加；
    5、对知识和学术活动投入的减少，在美国表现为学术成果水平降低。

    西方未来的健康及其对于其他社会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成功地应付上述趋势。当然，这一趋势增强了穆斯林和亚洲人对其道德力量的优越感。
    西方文化受到了来自西方社会内部集团的挑战。其中一种挑战来自其他文明的移民，他们拒绝融入西方社会，继续坚持和宣扬他们原有社会的价值观、习俗和文化。这一现象在欧洲的穆斯林中最为显著，不过他们人数不多。它在美国为数众多的拉美青少数民族中也很显著，尽管程度较轻。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同化移民的努力归于失败，美国便会成为一个分裂的国家，并存在内部冲突和由此造成分裂的潜在可能。在欧洲，西方文明也会由于其主要组成部分基督教的衰弱而遭到破坏。欧洲人崇尚宗教信仰、遵守宗教习俗和参加宗教活动的人数比率正在下降。这一趋势反映出的不是对宗教的敌视，而是对宗教的冷漠。然而在欧洲文明中仍然渗透着基督教的思想、价值观和实践。一位瑞典人说：“瑞典人的宗教信仰在欧洲大概是最薄弱的，但是，如果你没有认识到我们的体制、社会实践、家庭、政治和生活方式受到了路德宗的根本影响，你就无法理解这个国家。”与欧洲人不同，绝大部分美国人都信仰上帝，自认为是宗教民族，许多人去教堂作礼拜。有证据显示，尽管在美国直到80年代中期没有出现宗教复兴，但是在其后的10年中，宗教活动似乎在加强。基督教在西方人心目中地位的下降，最多只会对西方文明的健康构成一种非常长远的威胁。
    美国面临着一个更为直接和危险的挑战。在历史上，美国的民族认同在文化上是由西方文明的遗产所界定的，在政治上则是由美国信条的原则所界定的，即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赞同的自由、民主、个人主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政和私人财产权。20世纪末，美国认同的这两个组成部分受到了为数不多但极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国际法专家集中而持久的攻击。他们以多元文化主义的名义攻击美国对西方文明的认同，否认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美国文化，提倡种族的、民族的和亚民族的文化认同和分类。他们谴责，用其报告中的一段话来说，在教育中“有系统地倾向于欧洲文化及其分支”，以及“欧一美单一文化观点的统治地位”。正如小阿瑟·施莱辛格所言：“多元文化主义者常常是坚持种族中心的分裂主义者，在西方的遗产中，他们除了西方的罪行外几乎看不到任何东西。”他们的“态度是抛弃不道德的欧洲遗产，而从非西方文化中寻求补充”。

    60年代民权法案通过后制定的各项立法也表现了多元文化的趋势，而在90年代，克林顿政府把鼓励多样性作为其主要目标之一。这些做法与以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美国的创始者将多样性视为一个现实和一个问题，因而有了国家的座右铭“合众为一”。这是大陆会议的一个由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弗逊和约翰·亚当斯组成的委员会制定的。后来的政治领袖们也担心种族的、地方的、民族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多样性构成的威胁（事实上它们在1815－1914年间导致了美国的最大的战争），并响应“让我们团结起来”的号召，视促进国家的统一为其主要责任。西奥多·罗斯福警告说：“有一种情况绝对会导致国家的崩溃并阻碍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继续存在的一切可能，那就是听任美国成为一个充满民族纠纷的国家。”然而，90年代的美国领导人却不仅允许并且努力促进多样性的发展，而不是促进他们所管理的人民的团结。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有时企图摈弃本国的文化遗产，使自己国家的认同从一种文明转向另一种文明。然而迄今为止，他们非但没有成功，反而使自己的国家成为精神分裂的无所适从的国家。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者同样拒绝接受本国的文化遗产。然而，他们并非要美国认同另一种文明，而是要建立一个拥有众多文明的国家，即一个不属于任何文明的、缺少一个文化核心的国家。历史表明，如此构成的国家不可能作为一个具有内聚力的社会而长期存在。一个多文明的美国将不再是美利坚合众国，而是联合国。
    多元文化主义者还通过以集体权利代替个人权利来对美国信条的中心内容提出挑战，而集体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种族、民族、性别和性别偏好来界定的。冈纳·迈尔戴尔在40年代指出，美国信条是“这个伟大的、无可比拟的国家的聚合剂”，此话进一步证实了自赫克托·圣约翰·德·克雷夫科尔和阿利克斯·德·托克维尔以来的外国观察家的论点。理查德·霍夫施塔德赞同道：“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的命运依赖于一种而不是多种意识形态。”如果这种意识形态被其相当一部分公民所摈弃，那么在美国会出现什么情况？与美国相比较，另一个大国苏联更是以意识形态形式来界定其统一，它的命运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令人清醒的实例。日本哲学家梅原猛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彻底失败……苏联的急剧解体，仅仅是西方自由主义这一现代主流思潮失败的先兆。自由主义远不是取代马克思主义和在历史终结之时占统治地位的一种意识形态，它将成为另一块倒坍的多米诺骨牌。”在一个世界各国人民都以文化来界定自己的时代，一个没有文化核心而仅仅以政洽信条来界定自己的社会哪里会有立足之地？政治原则对于一个持久的共同体来说只是一个易变的基础。在一个讲求文化的多文明的世界里，美国可能不过是一个正在消失的讲求意识形态的西方世界中残留下来的最后一个不合时宜者。
    摈弃美国信条和西方文明，就意味着我们所认识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终结。实际上这也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终结。如果美国非西方化了，那么西方就缩小到只剩下欧洲和几个欧洲移民人口不多的国家。没有美国，西方便会成为世界人口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和衰落的部分，居住在欧亚大陆一端的一个小而无关紧要的半岛之上。

    多元文化主义者与西方文明和美国信条维护者之间的冲突，用詹姆斯·科斯的话来说，是西方文明美国部分之中的“一场真正的冲突”。美国人无法回避这样的问题：我们是西方人，还是其他什么人？美国和西方的未来取决于美国人再次确认他们对西方文明的责任。在美国国内，这意昧着拒绝造成分裂的多元文化主义的诱人号召。在国际上，则意味着拒绝要求美国认同亚洲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虚幻的号召。不论亚洲和美国社会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经济联系，根本的文化差异将使二者无法同居一室。在文化上，美国是西方大家庭的一员；多元文化主义者可能损害甚至破坏这种关系，但却不能替换它。美国人如果要寻找其文化根基，他们会在欧洲找到。
    90年代中期，人们就西方的性质和未来展开了新的讨论，再次认识到这是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对如何确保其继续存在也更为关切。这部分是由于认识到了扩大西方的重要机构北约、将东面的西方国家包括进来的必要性，部分是由于西方内部在如何对南斯拉夫的分裂作出反应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它也更广泛地反映了，在苏联威胁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下，人们对西方未来的统一，特别是它对于美国对欧洲承担的义务意味着什么，感到忧虑。随着西方国家与日益强大的非西方社会的相互作用日益增强，西方人越来越意识到将它们联结在一起的共同的西方文化核心。大西洋两岸的领导人都强调恢复大西洋共同体活力的必要性。1994年末和1995年，德国国防部长、英国国防大臣、法国外交部长和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以及各类其他重要人物都对这一目标表示了拥护。英国国防大臣马尔科姆·里夫金德对他们的观点作了总结，他于1994年12月论证了建立“大西洋共同体”的必要，并指出它将建立在四个支柱上：“北约框架内的防务和安全”；“对法治和议会民主的共同信仰”；“自由资本主义和自由贸易”；“从通过文艺复兴而继承的希腊和罗马的共同欧洲文化遗产，到我们本世纪的共同价值观、信仰和文明。”1995年欧洲委员会启动了一个“更新”跨大西洋关系的计划，使得欧盟和美国签署了一个内容广泛的协议。同时，许多欧洲政要和商界领袖都支持建立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尽管美国的劳联-产联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区和其他贸易自由化的措施，但是其领导人却热情地支持建立一个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的协议，认为它不会使美国的就业机会受到来自低工资国家的竞争。它还得到了欧洲保守派（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美国保守派（纽特·金里奇）以及加拿大和其他英国领导人的支持。
    正如第二章所论述的，西方的发展和扩张经历了持续几个世纪之久的第一个阶段欧洲阶段，接着在20世纪又经历了第二个阶段美国阶段。如果北美和欧洲能够更新建立在文化共性基础上的道德生活，并发展紧密的经济和政治一体化形式来补充其在北约内的安全合作，它们便能够创造出西方经济富裕和政治影响扩大的第三个阶段欧美阶段。富有意义的政治一体化在某种程度上能够抵消西方在世界人口、经济生产和军事能力中所占比率的相对下降，并使其他文明的领导人看到西方力量的恢复。马哈蒂尔总理警告亚洲人说：“由于其贸易影响，联合起来的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可能对世界其他地区发号施令。”但是，西方能否在政治和经济上走到一起，主要取决于美国是否再次确认自己的西方认同，并把自己的全球作用确定为西方文明的领袖。

    世界之中的西方

    一个以文化认同——种族的、民族的、宗教的、文明的认同——为中心，按照文化的相似和差异来塑造联盟、对抗关系和国家政策的世界，对于整个西方，特别是对于美国来说，有三个广泛的含义。

    首先，政治家能够建设性地改变现实，只要他们承认并理解它。文化政治正在形成，非西方文明的力量正在上升，这些社会日益伸张自己的文化，已得到非西方世界的公认。欧洲领导人曾指出，文化的力量既可以使人团结，又可以使人分离。相反，美国的精英们在接受和把握这些正在形成的现实时却反应迟纯。布什和克林顿政府支持多种文明共存的苏联、南斯拉夫、波斯尼亚和俄国的统一，却无力制止造成分裂的强大的种族和文化力量。他们推动多文明的经济一体化，然而这种一体化要么像亚洲太平洋经济共同体那样没有意义，要么就像与墨西哥搞在一起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那样带来未曾预料的巨大经济和政治代价。它们试图与其他文明的核心国家发展紧密关系，与俄罗斯建立“全球伙伴关系”，与中国建立“建设性接触关系”，即使在美国和这些国家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利益冲突。与此同时，克林顿政府并未全心全意地让俄罗斯参与在波斯尼亚寻求和平的努力，尽管作为东正教的核心国家，俄罗斯在那场战争中有重大的利益。为了实现波斯尼亚多文明国家的幻想，克林顿政府拒绝给予塞族和克族这两个少数民族自决的权利，却在巴尔干扶持了一个伊朗的一党专政的伊斯兰伙伴。同样，美国政府还支持穆斯林服从东正教国家的统治，坚持认为“毫无疑问，车臣是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
    虽然欧洲人普遍承认，在以西方基督教为一方、以东正教和伊斯兰教为另一方之间的分界线有根本的重要性，但是美国国务卿却说：美国“不承认欧洲的天主教、东正教和欧洲伊斯兰教之间的根本差异”。然而，正是那些不承认这些根本差异的人，注定要为这些差异而灰心丧气。克林顿政府起初好像没有看到美国和东亚社会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因而一再提出有关贸易、人权、核扩散和其他根本无法实现的目标。总体说来，美国政府在适应受文化和文明潮流影响的全球政治的时代时遇到了非同一般的困难。

    其次，美国的对外政策思考也因不情愿放弃、改变，有时甚至是重新思考适应冷战需要的政策，而深受困扰。在一些情况下这表现为，仍然将苏联的复活视为潜在的威胁。在更多的情况下，人们倾向于认为：应尊重冷战时的盟友和武器控制协议；北约应保持其冷战期间的状态旧美安全条约对东亚安全至关重要；反弹道导弹条约不可违反；欧洲常规力量协议必须遵守。显然，所有这些和其他冷战遗产都不应轻易抛弃。但是，继续保持它们在冷战期间的形式，也不一定符合美国或者西方的利益。多文明世界的现实表明，北约应当扩大，将愿意加入的其他西方社会包括进去，还应当承认，让两个互为最坏的敌人、而且都与其他成员国缺少文化共性的国家作为成员国，实质上毫无意义。反弹道导弹条约的签定是为了满足冷战的需要，确保苏联和美国互不伤害，从而阻止苏美核战争，但它也会极大地削弱美国和其他社会保护自己不受预想不到的核威胁、恐怖分子和无理性的独裁者攻击的能力。日美安全条约是为了威慑苏联对日本的进攻。那么在冷战后时代，它的目的又是什么？遏制和威慑中国？推迟日本对崛起的中国的顺应？阻止日本进一步军事化？日本人对于美国在日本的军事存在，以及美国人对其为防卫日本而承担的非互惠义务的必要性，都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疑问。欧洲常规力量协议的签定是为了缓解北约和华约组织在中欧的对抗，但这种对抗已不复存在。目前这一协议的主要影响，是给俄罗斯在对付来自南面穆斯林国家造成的安全威胁时造成了困难。
    第三，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对西方，特别是对美国的西方文化普世信念形成了挑战。这一信念是以诠释和规范的方式来表达的。用诠释的方式说，它认为所有社会的所有人民都想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实践。如果他们没有这种愿望并坚持自己的传统文化，那他们便会成为“错误意识”的牺牲品，这与马克思主义者在那些支持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中发现的“错误意识”相类似。用规范方式说，西方的普世主义信念断定全世界人民都应当信奉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文化，因为它们包含了人类最高级、最进步、最自由、最理性、最现代和最文明的思想。

    在当今正在呈现的存在民族冲突和文明冲突的世界中，西方文化的普世观念遇到了三个问题：它是错误的；它是不道德的；它是危险的。它是错误的，是本书的中心论题，迈克尔·霍华德爵士对此作了很好的总结：“西方的一种假设是，文化多样性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它正在迅速地受到一个共同的、西方取向的、以英语为基础的世界文化的侵蚀，这种文化造就了我们的基本价值观……这一假设是根本不真实的。”如果一个读者迄今尚不能信服包含在迈克尔爵士这番话中的智慧，那他一定是生活在一个远离本书所描绘的世界里。

    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体制和文化，是不道德的，因为实现这一目标是不道德的。19世纪末欧洲国家几乎遍及世界的扩张和20世纪末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使得西方文明传播到世界的大部分地区。然而，欧洲人在全世界的扩张已经结束。美国的霸权也正在后撤，因为它仅仅是为了在冷战期间保护美国不受来自苏联的威胁，而这种需要已不复存在。正如我们所论证的，权力的扩大带来文化的传播。如果非西方社会再次受到西方文化的塑造，那只能是西方权力扩大、部署和影响的结果。帝国主义是普世主义的必然逻辑结果。此外，作为一个成熟的文明，西方已不再具有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干其他社会所需的经济动力或者人口动力，而且，以此为目的的任何努力都有悻于西方的自决和民主价值观。随着亚洲文明和穆斯林文明开始越来越坚信其文化的普遍适用性，西方人将日益认识到普世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联系。
    西方的普世主义对于世界来说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核心国家之间的重大文明间战争；它对于西方来说也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导致西方的失败。苏联的崩溃使西方人认为自己的文明处于空前的统治地位，而与此同时，较弱的亚洲、穆斯林和其他社会正开始积聚力量。西方人可能被引导去应验布鲁图众所周知的有力逻辑：然而正是这一逻辑导致了布鲁图在腓利皮的失败。对于西方来说，明智之举不是试图制止权力的转移，而是学会在浅水中航行，忍受痛苦、减少冒险和捍卫自己的文化。

    所有的文明都经历了形成、上升和衰落的类似过程。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不同之处，不在于发展方式的不同，而在于它的价值观和体制的独特性。这些特性包括最为显著的基督教、多元主义、个人主义和法制，它们使得西方能够创造现代性，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并成为其他社会羡慕的目标。这些特性作为一个整体是西方所独有的。正如小阿瑟·施莱辛格所言，欧洲是“个人自由、政治民主、法制、人权和文化自由思想的发源地，是唯一的源泉”，“这些思想是欧洲的思想，而不是亚洲、非洲或者中东的思想，除非被它们所接受。”这些特性使得西方文明成为独一无二的文明。西方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在于它是独特的。因此，西方领导人的主要责任，不是试图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这是西方正在衰弱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维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独一无二的特性。由于美国是最强大的西方国家，这个责任就不可推卸地落在了美利坚合众国的肩上。
    面对西方力量的衰落，保护西方文明对于美国和欧洲国家是有利的，为达到这个目的，它们需要：
    加强政治、经济和军事一体化，协调政策，以防止属于其他文明的国家利用它们之间的分歧；
    把中欧的西方国家，即维谢格拉德集团国家、波罗的海各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纳入欧洲联盟和北约；
    鼓励拉丁美洲的“西方化”，并尽可能地使拉丁美洲国家与西方紧密结盟；
    抑制伊斯兰和华人国家常规和非常规军事力量的发展；
    延缓日本脱离西方而顺应中国；
    承认俄罗斯是东正教的核心国家和一个区域大国，承认确保南部边界的安全是俄罗斯的合法利益；
    保持西方技术和军事力量相对于其他文明的优势；
    最为重要的是，认识到西方对其他文明事务的干预，可能是造成多文明世界中的不稳定和潜在全球冲突的唯一最危险的因素。

    冷战后，美国就正确的对外政策展开了大规模的辨论。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美国既不能统治也无法逃避世界。不论是国际主义还是孤立主义，不论是多边主义还是单边主义，都不能很好地为美国的利益服务。只有避免这些极端的做法，采取与其欧洲伙伴紧密合作的大西洋主义政策，保护和促进它们共同拥有的、独一无二的文明的利益和价值观，才能够最有力地促进美国的利益。

    文明间战争与秩序

    涉及世界主要文明核心国家的全球战争很可能不会发生，但不是不可能发生。前面已经提及，这样的战争可能由不同文明集团间的断层线战争升级而引发，特别是当一方为穆斯林而另一方为非穆斯林之时。如果推心勃勃的穆斯林核心国家竞相为其参战的宗教亲族提供援助，战争就更可能升级。如果第二和第三层次的亲缘国家认为不深入地卷入战争符合自己的利益，战争升级的可能性就小一些。引发文明间全球战争的一个更为危险的因素，就是各文明之间及其核心国家之间均势的变化。如果这种状况继续下去，中国的崛起和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竞争者”的日益自我伸张，就将在21世纪初给世界的稳定造成巨大的压力。中国作为东亚和东南亚支配力量的出现，与历史已经证明的美国利益相悖。

    鉴于美国的利益，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战争将如何发展？假设在2010年，美国军队撤出了已经统一的朝鲜，在日本的驻军也极大地减少。台湾和中国大陆已和解，台湾继续保持它事实上拥有的大部分独立，但明确承认北京的宗主权，而且依照1946年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模式，在中国的倡议下进入了联合国。南中国海石油资源的开发进展迅速，大部分区域是在中国的保护之下，而越南控制的一些区域则由美国公司开发。中国因拥有新的兵力投放能力而信心大增，宣布它将建立对整个南中国海的控制，中国对整个海区一直宣称拥有主权。越南开始抵抗，中越之间随之发生海战。急于雪1979年之耻的中国人入侵了越南，越南求助于美国。中国人警告美国不要插手，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则惊恐万状。美国人表示不能容忍中国对越南的入侵，呼吁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并将少数仅存的航空母舰特混舰队中的一支派往南中国海。中国谴责美国的行动侵犯了中国的领海，于是对特混舰队发动空袭。联合国秘书长和日本首相为推动停火协议所作的努力失败，战火蔓延到东亚的其他地区。日本禁止美国使用美军在日本的基地从事反对中国的活动，美国无视禁令，日本宣布保持中立并封锁美军基地。中国人从台湾和大陆派出的潜艇和陆基飞机重创美军舰队和在东亚的军事设施。与此同时，中国的地面部队挺进河内，占领了越南的大片领土。

    由于中国和美国都拥有向对方领土发射核弹的能力，因此双方心照不宣地采取了克制态度，在战争初始阶段没有使用核武器。然而，两国国内都存在对核袭击的恐惧，在美国尤为强烈。于是，很多美国人开始发问：为什么我们要面对这种危险？即使中国控制了南中国海、越南甚至整个东南亚，对于我们又会有什么不同？反战情绪在美国西南部拉美裔控制的州内最为强烈，那里的人民和州政府宣布“这不是我们的战争”，并效仿1812年战争期间新英格兰的模式，选择退出战争。在中国人巩固了它在东亚的最初战果之后，美国的公众舆论开始向日本人在1942年时曾希望的那个方向转变，他们认为。击败这个新近宣称霸权的国家代价太大，还是让我们满足于通过谈判来结束目前在西太平洋进行的零星战斗或“假战争”吧。
    然而，与此同时，这场战争对其他文明的主要国家产生了影响。印度抓住中国的精力被牵制在东亚的机会，对巴基斯坦发动了致命的攻击，旨在彻底摧毁该国的核武器和常规军事力量。印度取得了最初的胜利，但是巴基斯坦、伊朗和中国之间的军事联盟因此正式建立，伊朗派遣现代化和装备精良的军队前去支援巴基斯坦。与伊朗军队和由不同民族集团组成的巴基斯坦游击队作战的印度陷入了困境。巴基斯坦和印度都呼吁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印度警告说伊朗可能控制西南亚。但是，中国对抗美国的最初胜利在穆斯林社会中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西方运动，剩下的几个阿拉伯国家和土耳其的亲西方政府一个接一个地被伊斯兰主义运动推翻。这个运动的主力军来自穆斯林人口暴增的最后一代青年人。由西方的软弱而引发的反西方浪潮导致了阿拉伯人对以色列的大举进攻，对此，已被大大缩编的美国第六舰队无力制止。
    中国和美国都试图在其他重要国家中寻求支持。由于中国在军事上得手，日本开始紧张不安地追随中国，变以前的正式中立立场为亲中国的积极中立，随后又按中国的旨意行事而成为参战方。日本军队占领了存留下来的日本美军基地，美国匆忙撤出。美国宣布对日本实行封锁，美日舰队在西太平洋展开了零星战斗。战争伊始，中国提议与俄罗斯签署一个共同安全条约（令人隐约地联想起希特勒一斯大林条约）。然而，中国的战果对俄罗斯产生了与日本相反的效果。中国赢取胜利和全面控制东亚的前景吓坏了莫斯科。俄罗斯向反对中国的方向发展，开始向西伯利亚增派军队，居住在西伯利亚的无数中国人干预了这些行动。中国进行军事干预来保护自己的同胞，并占领了海参威、黑龙江流域和东西伯利亚的其他重要地区。随着俄罗斯和中国的战斗在中西伯利亚蔓延，在原先被中国置于“保护”之下的蒙古出现了暴动。
    控制和获取石油对于所有参战方都是至关重要的。日本尽管对核能源进行了巨额投资，但仍然严重地依赖于石油进口，这进一步加强了日本顺应中国的倾向，以及它确保波斯湾、印度尼西亚和南中国海石油渠道畅通的倾向。战争期间，随着阿拉伯国家被伊斯兰好战分子所控制，波斯湾对西方石油的供应已减少到杯水车薪，于是西方日益依赖于俄罗斯、高加索和中亚的石油。这导致西方加紧了把俄罗斯纳入自己一方的努力，并支持俄罗斯加强对其南面石油蕴藏丰富的穆斯林国家的控制。

    与此同时，美国急切地动员欧洲盟国给予全面支持。欧洲国家虽然扩大了对美国的外交和经济援助，但不情愿在军事上卷入。然而，中国和伊朗担心西方国家最终会集结起来支持美国，甚至像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最终支持了英国和法国那样。为了防止这一情况的出现，它们秘密地在波斯尼亚和阿尔及利亚部署中程核导弹，警告欧洲国家不要介入战争。除日本外，中国对其他国家的恐吓几乎总是产生与中国预期相反的效果，此次亦不例外。美国情报机构发现并报告了这一部署行动，北约理事会声明必须立即撤出这些导弹。然而，在北约未及采取行动之前，一直想重新扮演反对土耳其的基督教卫士之历史角色的塞尔维亚，入侵了波斯尼亚。克罗地亚也参加了进去，于是两个国家占领和分割了波斯尼亚，缴获了导弹并继续进行它们在90年代被迫终止的种族清洗。阿尔巴尼亚和土耳其试图帮助波斯尼亚人；希腊和保加利亚发动了对土耳其欧洲地区的入侵，土耳其人纷纷逃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伊斯坦布尔市内一片恐慌。同时，阿尔及利亚发射的装有核弹头的导弹在马赛附近爆炸，北约以对北非目标进行毁灭性轰炸来进行报复。
    就这样，美国、欧洲、俄罗斯和印度展开了一场反对中国、日本和大多数伊斯兰国家的真正的全球战争。这样的战争将如何终止呢？双方都拥有大量的核武器，很明显，只要对它们的使用超过最低限度，双方的主要国家都将被严重摧毁。如果相互威慑能够起作用，筋疲力尽的双方就有可能达成停战协议，但这并不能解决中国在东亚的霸权这一根本问题。另一种可能是，西方企图使用常规军事力量来击败中国。然而，由于日本已与中国结盟，日本岛便成为中国的防护体，这使得美国无法使用海军攻击中国沿海的人口和工业中心。替代办法便是从西面对付中国。中俄之间的战斗促使北约接纳俄罗斯为成员国，与它合作抵御中国对西伯利亚的入侵，并维持俄罗斯对中亚富有石油和天然气的穆斯林国家的控制，同时还促进藏族、维吾尔族和蒙族人反对中国统治的起义，逐步调动和部署西方和俄罗斯军队东进西伯利亚，旨在越过长城向北京、满洲和汉族中心地带发起最后的攻击。

    不论这场全球文明之战的直接后果如何，是在相互核摧毁、双方都精力耗尽之后通过谈判而停战，还是俄罗斯和西方军队最终进入天安门广场，更大范围的长期后果几乎不可避免地是，所有主要参战方的经济、人口和军事权力的急剧下降。其结果是，几个世纪来全球权力先是从东向西，然后又反过来从西向东转移，现在变为从北向南转移。文明间战争的最大受益者是那些免于参战的文明。西方、俄罗斯、中国和日本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如果印度逃避了这场劫难，即使它也是参战方，那也将为印度沿着印度路线重塑世界敞开大门。大批美国公众指责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精英以其狭隘的西方取向导致了美国的严重衰弱。拉美裔领导人通过允诺可从置身战争之外的繁荣的拉丁美洲国家得到马歇尔计划式的广泛援助，得以上台执政。另一方面，非洲不仅对欧洲的重建没有帮助，被社会动员起来的民众反而出动掠夺欧洲残存的财富。在亚洲，既然中国、日本和朝鲜遭到了严重的战争破坏，权力也向南转移，在战争中保持中立的印度尼西亚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并在澳大利亚顾问的指导下，开始对东起新西兰、西至缅甸和斯里兰卡、北到越南的事务指手画脚。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在未来，印度尼西亚将与印度和复兴了的中国发生冲突。无论如何，世界政治的中心都在向南转移。
    如果读者认为这一场景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离奇幻想，那倒是幸事。还是让我们希望，不会出现比它更看似可信的其他全球文明间的战争场景吧。然而，这一场景最看似可信、因而也最令人担忧的一点是战争的起因：一个文明的核心国家（美国）干预另一个文明的核心国家（中国）与该文明成员国（越南）之间的争端。对于美国来说，为了维护国际法、抵抗侵略、保卫海洋自由、保证获取南中国海的石油，以及阻止东亚为一个国家所控制，这样的干预是必要的。但是对于中国来说，美国的干预是完全不能忍受的。中国认为，这是西方大国羞辱、恐吓中国的典型狂妄企图，是在中国合法的势力范围内挑动其他国家反对中国，是否认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应起的作用。
    简而言之，在即将到来的时代，要避免文明间大战，各核心国家就应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但事实是，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毫无疑问会认为这一点是难以接受的。“避免原则”，即核心国家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是在多文明、多极世界中维持和平的首要条件。第二个条件是“共同调解原则”，即核心国家相互谈判遏制或制止这些文明的国家间或集团间的断层线战争。

    对于西方以及那些旨在补充或取代西方主导作用的文明来说，接受这些原则和一个文明之间更加平等相待的世界，并非易事。例如，在这样的世界里，核心国家可能会把拥有核武器视为它们的特权，而不允许为本文明的其他国家所拥有。祖尔菲卡尔·阿里·布托在回顾他为发展巴基斯坦的“全面核能力”所作的努力时曾辩护道：“我们知道以色列和南非具备全面核能力，基督教、犹太和印度教文明也具备这种能力，唯独伊斯兰文明不具备，但是这一状况即将改变。”在缺少核心国家的文明中，为争夺领导地位展开的竞争亦会激发为拥有核武器而展开的竞争。伊朗尽管与巴基斯坦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但显然仍认为它与巴基斯坦同样需要核武器。另一方面，巴西和阿根廷放弃了朝这一方向发展的计划，南非也销毁了它的核武器，但如果尼日利亚开始发展其核能力，南非可能重新希望获得核武器。核扩散显然具有危险性，正如斯科特·萨根和其他人所指出的，各主要文明的一个或两个核心国家拥有核武器而其他国家不拥有核武器的世界，可能是个适度稳定的世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成立的大部分主要国际机构，都是依据西方的利益、价值观和实践建立的。当西方的权力相对于其他文明衰落之时，这些国际机构将在压力之下进行重组，以适应其他文明的利益。最明显、最重要或许也是争议最大的问题，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问题。常任理事国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胜国组成的，但是这一状况与世界的权力现实日益不符。为此，在今后的长时间内将发生两种变化，一是改变成员国的构成，二是可能发展一些不那么正式的程序来处理安全问题，甚至像七国首脑会议处理全球经济问题那样。在多文明的世界里，理想的状况是每个主要文明都在安理会至少拥有一个永久席位，但目前仅有三个文明拥有。美国赞成给予日本和德国常任理事国地位，但显然只有在其他国家进入的情况下，这两个国家才可能成为常任理事国。巴西提出增加五个不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它们是德国、日本、印度、尼日利亚和巴西。然而，这样便使世界上的10亿穆斯林没有代表，除非尼日利亚能够担当起这一责任。从文明的角度看，日本和印度显然应当是常任理事国，非洲、拉丁美洲和穆斯杯世界也应当拥有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些席位可由这些文明的主要国家轮流担任，由伊斯兰会议组织、非洲统一组织、美洲国家组织（美国弃权）作出选择。将英国和法国的席位合并为一个欧洲联盟的席位，由欧盟决定轮流担任，也是恰当的。这样，七个文明可各自拥有一个常任理事国席位，西方则拥有两个。此分配方案广泛地体现了世界人口、财富和权力的分布。

    文明的共性

    一些美国人在国内推行多元文化主义，一些美国人在国外推行普世主义，另一些美国人则两者都推行。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和西方构成了威胁，在国外推行普世主义则对西方和世界构成了威胁。它们都否认西方文化的独特性。全球单一文化论者想把世界变成像美国一样。美国国内的多元文化论者则想把美国变成像世界一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美国是不可能的，因为非西方的美国便不成其为美国。多元文化的世界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建立全球帝国是不可能的。维护美国和西方需要重建西方认同，维护世界安全则需要接受全球的多元文化性。

    西方普世主义者的幻想和全球文化多样性的现实，是否会不可避免和无法改变地导致道德和文化的相对主义？如果普世主义使帝国主义合法化，那么相对主义是否会使压制合法化？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再次是肯定和否定兼而有之。文化是相对的，道德是绝对的。正如迈克尔·沃尔泽所指出的，文化是“深厚”的，它们规定体制和行为模式以引导人们走上一条对某一特定社会来说是正确的道路。然而，高于、超出和产生于这一最高标准道德的，是“浅显”的最低标准道德，它体现了“得到重申的最深厚的或最高标准道德的特性”。关于真理和正义的最低道德观念存在于一切深厚的道德之中，与其不可分离。也存在着最低道德的“否定性戒律，最可能的就是反对谋杀、欺诈、酷刑、压迫和暴政的规则”。人们共有的“更多的是共同的敌人（或罪恶），而不是对共同文化的责任感”。人类社会是“普遍的，因为它是人类的，特别是因为它是一个社会”。“有时候我们与他人一同前进，但更多的时候我们是独自行进”。然而，“浅显”的最低道德的确产生于人类共同的状况，而且“普遍趋向”存在于一切文化之中。文化的共存需要寻求大多数文明的共同点，而不是促进假设中的某个文明的普遍特征。在多文明的世界里，建设性的道路是弃绝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和寻求共同性。

    90年代初，新加坡这个小国为确认共性作出了努力。新加坡的人口构成大约是，76％为华人，15％为马来人和穆斯林，以及6％为印度教徒和锡克教徒。过去，新加坡政府在人民中倡导“儒教价值观”的同时，坚持所有人必须接受英语教育并能够讲流利的英语。1989年1月，黄金辉总统在议会开场演讲中指出，270万新加坡人对来自西方的外部文化影响是极为开放的，这使得他们“与国外的新思想、新技术有着密切的接触”，但也使他们向“外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开放。他指出：“以往支撑我们发展的传统的亚洲道德、责任和社会观念，正让位于更为西方化的、个人主义的和自我中心的生活观”。他认为有必要确立新加坡各民族和宗教群体所共有的核心价值观，“它们应体现作为一个新加坡人的最基本点”。

    黄金辉总统提出了四个基本的价值观：“将社会置于个人之上，将家庭作为社会的基石，通过共识而不是斗争来解决重大争议问题，强调种族和宗教的相互容忍与和谐。”他的讲话引起了关于新加坡价值观的广泛讨论。两年后，一本白皮书提出了政府的立场。白皮书赞同总统提出的所有四个价值观，但又补充了一条，即尊重个人，目的在于强调个人价值在新加坡社会中的优先地位，以抗衡可能导致裙带关系的儒教等级观念和家庭观念。白皮书将新加坡人的“共同价值观”确定为：
    国家先于（民族）群体，社会高于个人；家庭是社会的基础单位；个人应受到重视和得到群体的支持；重视共识而不是斗争；种族和宗教和谐。

    在列举新加坡人对议会民主的信奉和政府美德之时，“共同价值观”声明却只字不提政治价值观。政府强调新加坡“在关键方面是一个亚洲社会”，并且仍将如此。“尽管我们讲英语、穿西装，但新加坡人不是美国人或盎格鲁-撒克逊人。如果在更长的时间里新加坡人变得与美国人、英国人和澳大利亚人难以区别，或者更坏，成为他们可怜的仿制品（即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那我们就丧失了与西方社会的区别，而正是这些区别使我们能够在国际上保持自我。

    新加坡计划界定各民族和宗教社会群体共同的、区别于西方的文化认同，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和有见识的努力。当然，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价值观声明，会更强调相对于社会群体权利而言的个人权利、言论自由、真理源于思想争论、政治参与和竞争，强调法治而不是由专家、智者和负责任的统治者治国。然而，尽管西方人会补充新加坡所没有的一些价值观，降低新加坡某些价值观的优先位置，但几乎没有西方人会把这些价值观当作没有价值的东西加以拒绝。至少在基本的“浅显”道德层面上，亚洲和西方之间存在着某些共性二此外，正如很多人已经指出的，不论世界上的几大宗教——西方基督教、东正教、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儒教、道教和犹太教——在何种程度上把人类区分开来，它们都共有一些重要的价值观。如果人类有朝一日会发展一种世界文明，它将通过开拓和发展这些共性而逐渐形成。因而，除了“避免原则”和“共同调解原则”外，在多文明的世界里维护和平还需要第三个原则，即“共同性原则”：各文明的人民应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
    这样的努力不仅有助于减少各文明的冲突，而且有助于加强单一的全球文明。这样的文明可能是更高层次的道德、宗教、知识、艺术、哲学、技术、物质福祉等等的混合体。显然，这一切并不一定要同时改变。然而学者们从文明史中很容易确认文明发展水，平的高低。那么问题是，人们如何标示出人类文明发展的起伏？是否存在着一个世俗的、超越个别文明的、向更高水平的文明发展的总趋向？如果这一趋向确实存在，它是否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这一进程增强了人类对生存环境的控制能力，因而产生出水平越来越高的先进技术和富裕的物质生活）？在当今时代，更高水平的现代化是否是更高水平的文明的先决条件？抑或是，文明水平的升降主要存在于各别文明的历史之中？
    这个问题是关于历史发展是直线式的还是循环式的辩论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可以设想，加强教育和自觉性，以及提高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理解水平所导致的现代化和人类道德的发展，会使文明向越来越高的水平持续发展。另一种可能是，文明的水平‘不过反映了各文明的演进阶段。一个文明形成之初，其人民往往生气勃勃，充满活力，粗悍，具有流动性和扩张性。他们相对来说是不文明的。随着文明的演进，人们日益定居下来，并发展了使其变得更为文明的技术和工艺。随着其主要组成部分之间竞争的减少和普遍国家的出现，该文明便达到了文明的最高水平，即它的“黄金时代”，道德、艺术、文学、哲学、技术以及军事、经济和政治能力均达到鼎盛时期。当它作为一个文明开始衰落时，其文明的水平亦开始下降，直至它在另一个水平较低但蓬勃发展的文明的进攻下消失。

    总体说来，现代化在全世界提高了文明的物质水平。但是，它是否也提高了文明的道德和文化水平呢？在某些方面似乎是如此。在当代世界，奴役、酷刑和对个人的恶意侮辱越来越不为人们所接受。然而，这是否仅仅是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影响的结果，如果是如此那么在西方文明衰落之时是否会出现道德的回复？ 90年代，在世界事务中存在着众多可以说明“大混乱”现象的相关证据：在世界的许多地方法律和秩序崩溃，国家管理不力，无政府状态日益蔓延；在许多社会中，出现了全球性犯罪浪潮；跨国犯罪集团和贩毒集团猖猛，吸毒现象泛滥；在许多国家中家庭普遍削弱，信任感和社会团结下降；在世界的很大一部分地区，民族、宗教和文明间的暴力活动以及武力统治盛行。在一座又一座城市里——莫斯科、里约热内卢、曼谷、上海、伦敦、罗马、华沙、东京、约翰内斯堡、德里、卡拉奇、开罗、波哥大和华盛顿，犯罪现象几乎直线上升，文明的一些基本因素正在消失。人们在谈论全球性的政府危机。跨国犯罪组织、贩毒集团以及以暴力打击文明的恐怖主义组织的兴起，越来越可与跨国公司生产的经济产品的增长相比。法律和秩序是文明首要的先决条件，然而在世界的许多地区——非洲、拉丁美洲、前苏联、南亚和中东，它似乎正在消失，而它在中国、日本和西方也在遭到严重破坏。在世界范围内，文明似乎在许多方面都正在让位于野蛮状态，它导致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一个全球的“黑暗时代”也许正在降临人类。
    50年代，莱斯特·皮尔逊曾警告说：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不同文明必须学会在和平交往中共同生活的时代，相互学习，研究彼此的历史、理想、艺术和文化，丰富彼此的生活。否则，在这个拥挤不堪的窄小世界里，便会出现误解、紧张、冲突和灾难”。和平与文明的未来都取决于世界各大文明的政治、精神和知识领袖之间的理解和合作。在文明的冲突中，欧洲和美国将彼此携手或彼此分离。在文明和野蛮之间的更大的冲突，即全球性的“真正的冲突”中，已经在宗教、艺术、文学、哲学、科学、技术、道德和情感上取得了丰硕成果的世界各伟大文明也将彼此携手或彼此分离。在正在来临的时代，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

  • 皮亚杰《结构主义》

    第一章 导言和问题的地位

    1．定义

    人们常说，要规定结构主义的特征是很困难的，因为结构主义的形式繁多，没有一个公分母，而且大家说到的种种“结构”，所获得的涵义越来越不同。不过，如果把在当代各种科学中和越来越时髦的流行讨论中的结构主义所具有的不同涵义加以比较，似乎还是有可能来做一次综合的尝试的。但是，如要进行这种综合，有一个明确的条件，就是必须对于事实上总是联系在一起而法理上又应该互相独立看待的两个问题，分别开来考虑：一个是积极方面，即包含在这些不同种类的结构主义之中的已经取得的成就或带来的希望里，结构观念所具有的理想；另一个是在每一个不同种类的结构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反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倾向而表现出来的批判意图。

    在进行这种区分的时候，我们应该承认，所有“结构主义者”所已经达到或正在追求的一个具有可理解性的共同理想，是存在的；而结构主义者们的批判意图，则是十二万分地不同。例如，象在数学界，对于有些人来说，结构主义乃是要反对把不同来源的各个部门分割开来，同时由于利用同形结构而重又找出统一性来；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如象在连续几代的语言学家中，结构主义主要地是要把加在孤立现象之上的历时性研究抛在脑后，用共时性的理论去找出语言的整体系统来；在心理学里面，结构主义则更多地是要反对“原子论”倾向，因为这种倾向是要力求把各个整体还原成原先存在的成分之间的若干联想。在流行的讨论之中，我们看到结构主义在攻击历史决定主义、功能主义、以及有时甚至还攻击一般地求助于人类主体来解释问题的一切形式。

    所以，显然，如若人们要从反对不同意见的角度来给结构主义下定义，要从坚持结构主义曾经反对过的各种态度方面去下定义，那么我们就只能找到与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种种曲折变化相联系的分歧和矛盾了。反之，把结构观念的积极特征作为中心，我们就至少能够从所有的结构主义里找到两个共同的方面：一方面，是一个要求具有内在固有的可理解性的理想或种种希望，这种理想或希望是建立在这样的公设上的：即一个结构是本身自足的，理解一个结构不需要求助于同它本性无关的任何因素；另一方面，是已经取得的一些成就，它达到这样的程度：人们已经能够在事实上得到某些结构，而且这些结构的使用表明结构具有普遍的、并且显然是有必然性的某几种特性，尽管它们是有多样性的。

    关于第一个近似点，结构是一个由种种转换规律组成的体系。这个转换体系作为体系（相对于其各成分的性质而言）含有一些规律。正是由于有一整套转换规律的作用，转换体系才能保持自己的守恒或使自己本身得到充实。而且，这种种转换并不是在这个体系的领域之外完成的，也不求助于外界的因素。总而言之，一个结构包括了三个特性：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

    关于第二个近似点，结构应该是可以形式化（或译：公式化〕的。不过这可以是指在发现结构之后很久，或者是紧接着在发现结构的初期阶段。需要说明的是，用形式化表示结构乃是理论家的任务，然而结构本身对于理论家而言是独立的；这个形式化，可以直接用数理逻辑方程式表达出来，或者通过控制论模式作为中间阶段。所以，形式化可能存在着不同的过渡阶段，这要取决于理论家的决定。对于他所发现的结构的存在方式，要在每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里去加以说明。

    转换的概念，首先使我们可以为问题划定一个范围。因为，如果要把形式主义这个术语的一切意义包容在结构这个观念里，结构主义就得把一切不是严格经验主义的、而求助于形式或本质的哲学理论，从柏拉图到胡塞尔，主要经过康德，都包括在内，甚至还要包括经验主义的某些变种，如求助于句法学和语义学的形式来解释逻辑的“逻辑实证主义”。然而，按照现时所确定的意义，逻辑本身却并不总是包括作为整体又作为一些转换规律的结构的，“种种结构”的：现时的逻辑学在许多方面仍然还是从属于相当顽强的原子论的，逻辑结构主义还只是刚刚有了个开端。

    所以，在这本小书里，我们将只限于谈适用于不同科学的结构主义，这就已经是相当冒险的事情了；当然最终还要谈到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人文科学中出现的结构主义的启发而产生的几个哲学运动。但是，应该首先把前面提出的定义稍稍加以说明，并且还要使人懂得，象一个自身封闭的转换体系这样从表面上看来如此抽象的一个概念，为什么却在一切领域里竟能使人们产生这样大的希望。

    2. 整体性

    各种结构都有自己的整体性，这个特点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所有的结构主义者都一致同意的唯一的一个对立关系（用在第1节里已经提到的各种批判意图里说的意义），就是在结构与聚合体即与全体没有依存关系的那些成分组成的东西之间的对立关系。当然，一个结构是由若干个成分所组成的；但是这些成分是服从于能说明体系之成为体系特点的一些规律的。这些所谓组成规律，并不能还原为一些简单相加的联合关系，这些规律把不同于各种成分所有的种种性质的整体性质赋予作为全体的全体。例如，数学中的整数就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的，人们并不是在随便什么样的程序里发现了它们，然后再把它们汇合成一个整体的。整数只是按照数的系列本身才表现出来的，这个数系列具有：“群”、“体“、“环”等的结构性质，而这些性质是不同于每一个数的性质的。就每一个数的性质而言，可以是偶数或是奇数，是素数或是能被n＞ 1的数除尽的数，等等。

    但是，在事实上这个整体性的特性提出了许多问题。这里我们只研究其中的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关于整体性的性质问题；另一个关系到整体有形成过程还是预先形成的这个方式的问题。

    认为一切领域中都可以把科学认识论的态度归结为两者必居其一的选择问题——要不就承认是一个具有其结构规律的整体，要不就认为是从若干成分出发而来的一个原子论式的组织——这恐怕是错误的。无论谈的是感知结构或“格式塔”的完形学说，还是谈的社会的整体性（社会的阶级整体或全社会的整体）等等，我们都可以看到，在思想史上，无论在［心理学里〕知觉方面反对联想主义的先验假设或是在社会学里反对个人主义的先验假设等等，人们总是把两类学说同这些先验假设对立起来。这两类学说之中，只有第二类学说才似乎符合当代结构主义的精神。而第一类学说只是满足于把想要由简到繁办事的人们所看来是自然的思想步骤［译者按：即指从感觉印象到知觉复合体，从个别人到社会群体，等等］，颠倒过来，并按照一种被认为是自然规律的“涌现”方式，一开始并不增加什么，就提出整体性来。当奥古斯特·孔德用人类来解释人，而不再是用人来解释人类，当涂尔千认为社会整体是从个人的汇合中涌现出来，就象分子是从原子的集合中涌现出来一样的时候，或者当“格式塔”学派认为在种种原始的知觉里面能立即看到一个整体性，可以比之于电磁学里的场效应的时候，这些人当然是有功绩的。他们告诉了我们：一个整体并不是一个诸先决成分的简单总和；但是，他们把整体看作先于成分，或者看作是在这些成分发生接触的同时所得到的产物，这样，他们就把自己的任务简单化了，就有把组成规律的本性这种中心问题丢到一边去的危险。

    然而，在原子论式的联想图式和涌现论的整体性图式之外，是还存在一种第三种立场的。这种立场，就是运算结构主义的立场。这种立场，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一种重视关系的态度；按照这种态度，认为真正重要的事情，既不是要人必须接受成分，也不是要人必须接受这样的整体而又说不出所以然来，而是在这些成分之间的那些关系；换句话说，就是组成的程序或过程（依人们说的是主观意向性运算还是客观现实而定），因为这个全体只是这些关系或组成程序或过程的一个结果，这些关系的规律就是那个体系的规律。

    但是这就产生第二个问题，这是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实际它是一切结构主义的中心问题：由组成程序或过程产生的这些整体性，从来就是被组成的吗？可是怎样组成的，或者被谁组成的？还是一开始就已经是（并且是否一直是？）处在组成的过程之中呢？换句话说，种种结构是否都具有一个形成过程？或者只有一个多少具有永久性的预先形成过程呢？一边是原子论式的联合所假定的、经验主义已经使我们习惯了的、没有结构的发生论；另一边是主张没有发生过程的整体性或形式，因而这就不断会冒又回到谈本质、谈柏拉图主义式的理念、或谈种种先验形式的超验论的立场的危险：结构主义必须或者是从两者之间做出选择，或者是找出超越这些立场的解决办法。可是正是在这一点上，很自然地产生了最多的分歧意见——直到有这样的意见，认为不应该提出结构与发生论的关系问题，因为结构从本性上来说是非时间性的（好象在这里并不存在选择的问题了，而这正好就是预成论的意思）。

    事实上，这个由整体性概念本身已经引起的问题，只要我们认真地对待“结构”的第二个特性，就可以清楚了。从结构这个术语的现代含义来讲，“结构”就是要成为一个若干“转换”[按：在有些学科里译为“变换”]的体系，而不是某个静止的“形式”。

    3．转换

    如果说被构成的这些整体性的特质是由于它们的组成规律而得来的，那么这些规律从性质上来说就是起造结构作用的，正是这种永恒的双重性，或更正确他说，这种总是而且同时是起造结构作用和被构成的这种两极性的特性，首先说明了这个概念能获得成功的道理。而且，这个概念，就象库尔诺的“级”（“ordre”）的概念一样（不过这是现代数学结构中的一个特殊情况），通过它的运用本身，就保证了它的可理解性。然而，一项起结构作用的活动，只能包含在一个转换体系里面进行。。

    这项限制性条件看起来可能叫人奇怪，如果人们是对照索绪尔在开创语言学结构主义时的学说（索绪尔只谈了“系统”，并且是为了用来说明共时性的对立规律和共时性的平衡规律的）来看的话，或者是对照心理学结构主义最早的形式来看的话，因为一个“格式塔”（完形）所说明的知觉形式的特征，一般是静态的。然而，要判断一个思想潮流，不能光看它的来源，还要看它的流向，而且从语言学和心理学的一开始，我们就看到转换观念的出现了。语言的共时性系统不是静止不动的：它要按照被这个系统的各种对立或联系所决定的需要，拒绝或接受各种革新；在人们还没有看到在乔姆斯基学说意义上的“转换语法”诞生之前，索绪尔的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能动的平衡概念很快地就延伸为巴利的文体论；而巴利的文体论已经在种种个别变化的有限意义上研究转换关系了。至于心理学里的“格式塔”，它们的创始人从一开始就已经谈到了转换感觉材料的“组织”规律，到今天人们关于这些规律所作出的概率论概念，又把知觉的这个转换方面强化了。

    事实上，一切已知的结构，从最初级的数学“群”结构，到规定亲属关系的结构……等，都是一些转换体系。但是这些转换，可以是非时间性的（因为，如1＋1立即就“成”2，而3并不需要有时间上的间隔就“紧跟”在2的后面了），也可以是有时间性的（因为象结婚就要用一点时间）。而且，如果这些结构不具有这样的转换的话，它们就会跟随便什么静止的形式混同起来，也就会失去一切解释事物的作用了。但是，这就不可避免地会提出这些转换的来源问题，所以直捷他说，也就是这些转换和“形成过程”的关系问题。当然，在一个结构里，应当把它受这些转换所制约的各种成分，跟决定这些转换的规律本身区分开来，于是，这样的一些规律就可能很容易被人看成是不变的，并且甚至在不是严格形式化（用形式化在科学上的意义）的一些结构主义里，我们找到一些不甚倾向于发生心理学的杰出人物，也竟会从转换规则的稳定性一下子就跳到天赋性去：例如乔姆斯基就是这样的情况，在他看来，生成语法似乎必需要有天赋的句法规则，好象要解释稳定性，就不能用平衡作用的限制性过程来说明，就好象把天赋性的假设交给所假定的生物学，就不会引起象发生心理学所引起的那样复杂的形成过程问题似的。

    但是，一切反历史的或反发生论的结构主义，它们没有明说出来的希望，就是要把结构最后建立在如同数理逻辑体系的结构那样的非时间性的基础上面（而在这一方面，乔姆斯基的天赋论还伴随着要把他的句法归结为一种“单子”式”的形式结构）。不过，如果人们要着手建立一个有关各种结构的普遍理论，这个普遍理论必须符合跨学科的科学认识论的要求，那么，除非一下子就躲进先验论的天国里去，否则在非时间性的转换体系面前，如“群”结构或“部分的集合”（“ensemble des　parties”）的网结构等，就不大可能不问一下，结构是怎么得来的。于是，人们总可以先提出一些规定作为公理；但是从科学认识论的观点看，这只是一种高雅的偷换办法，它就是利用一群勤劳的建筑者以前的劳动，而不是自己去建立起始的材料。另一种方法，从科学认识论上看来要比较地不容易在认知方面受到那种在表面上接受而把问题的实质加以改变的待遇，这就是建立结构的谱系学的方法，是哥德尔在各种结构之间引进比较“强”些或“弱”些的区分而不得不采取的方法（见第二章）。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中心问题是回避不了的；这还不是历史的或心理发生学的问题，但至少是个结构的构造问题，以及结构主义与构造论之间的分不开的关系的问题。所以，这将是我们将要讨论的诸论题之一。

    4．自身调整性

    结构的第三个基本特性是能自己调整；这种自身调整性质带来了结构的守恒性和某种封闭性。试从上述这两个结果来开始说明，它们的意义就是，一个结构所固有的各种转换不会越出结构的边界之外，只会产生总是属于这个结构并保存该结构的规律的成分。例如，做加法或减法，把完全是任意的两个整数一个加上另一个或从一个中减去另一个，人们总是得到整数，而且它们证实这些数目的“加法群”的那些规律。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结构把自身封闭了起来；但这种封闭性丝毫不意味所研究的这个结构不能以子结构的名义加入到一个更广泛的结构里去。只是这个结构总边界的变化，并未取消原先的边界，并没有归并现象，仅有联盟现象。子结构的规律并没有发生变化，而仍然保存着。所以，所发生的变化，是一种丰富现象。

    这些守恒的特性，以及虽然新成分在无限地构成而结构边界仍然具有稳定性质，是以结构的自身调整性为前题的。毫无疑问，这个基本性质，加强了结构概念的重要性，并且加强了它在各个领域里所引起的希望。因为，当人们一旦做到了把某个知识领域归结为一个有自身调整性质的结构时，人们就会感到已经掌握这个体系内在的发动机了。当然，结构的这个自身调整性，是按照不同的程序或过程才能实现的，这就又引入了一个复杂性逐渐增长的级次的考虑；因此，就又归结到了构造过程的问题和最终是形成过程的问题。

    在这个梯级的顶端（但一旦用“顶端，这个词，就可能有不同的意见，在我们认为是“顶端”的地方，有些人将会说那是金字塔的基础），自我调整通过非常有规则的运算而起作用。这些规则不是别的，正是我们所考虑过的结构的那些整体性规律。于是，人们也许会说，谈自身调整性是在玩文字游戏，因为，人们想到的，或者是指一个结构的那些规律，那当然是由这些规律来调整这个结构的，或者是指进行运算的数学家或逻辑学家，如果他们是正常状态下的人，那当然是会很好地控制自己行动的。不过，如果他的这些运算非常符合规则，如果结构的这些规律就是一些转换规律而具有运算性质，那么，剩下的就还要问一下，从结构的观点出发来看，一个运算是什么东西呢，然而，从控制论观点来看（即是从调整科学的观点看），运算就是一个“完善的”调节作用。这个意思就是说，运算并不局限于在知道了行动的结果时才去纠正错误，而是由于具有内在的控制手段，它能对行动的结果起预先矫正的作用，这些控制方法，如可逆性（举例如+n-n≠0），它就是矛盾原理的来源（如果+n-n≠0，那么n≠n了）。

    另一方面，还存在着一个不是严格逻辑性或数学性的种种结构的巨大范畴，也就是说这些结构的转换是在时间内进行的，如语言学结构、社会学结构、心理学结构等。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事实上的调整是以某些调节作用为前提的，这些调节作用是在这个术语的控制论意义上说的，不是建立在严格的、也就是说完全是可逆的（通过逆向性或相互性）运算的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一套预见作用和倒摄作用（即英语中的feedbacks[反馈]的基础之上的。预见作用和倒摄作用的应用，其范围包括了全部生命界（从生理学上的调节作用和基因团或“遗传库”的体内平衡（homeostasie]开始。参见第10节）。

    最后，调节作用这个术语，在习常的意义上似乎是从更加简单的结构机制来的；不能不承认，这些机制也是有权列入一般所说的“结构”的领域里的。这些就是节奏机制，人们可以在生物和人类的一切阶段上找到这些节奏机制的。然而，节奏是通过建立以种种对称性和重复为基础的最初级的手段来保证它的自身调节作用的。

    节奏、调节作用和运算，这些是结构的自身调整或自身守恒作用的三个主要程序：人人都可以自由地从这些程序中发现这些结构“真实”构造过程的各个阶段，也可把在没有时间性的形式下、几乎是柏拉图主义式的那些运算机制放在基础上，从而引出其余的一切，把次序颠倒过来。但是，至少从新结构的构造过程的观点来看，应该把两个等级的调节作用区分开来。有一些调节作用，仍然留在已经构成或差不多构造完成了的结构的内部，成为在平衡状态下完成导致结构自身调整的自身调节作用。另一些调节作用，却参与构造新的结构，把早先的一个或多个结构合并构成新结构，并把这些结构以在更大结构里的子结构的形式，整合在新结构里面。

    第二章 数学结构和逻辑结构

    5．群的概念

    如果不从检验数学结构开始，就不可能对结构主义进行批判性的陈述。其所以如此，不仅因为有逻辑上的理由，而且还同思想史本身的演变有关。固然，产生结构主义的初期，在语言学和心理学里起过作用的那种种创造性影响，并不具有数学的性质（索绪尔学说中关于共时性平衡的理论是从经济学上得到启发的；“格式塔”学派的完形论学说则是从物理学上得到启发的），可是当今社会和文化人类学大师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却是直接从普通代数学里引出他的结构模式来的。

    另方面，如果我们接受在第一章里所提出的结构主义定义，那末最早被认识和研究了的结构，是由伽洛瓦（Galois）所发现的“群”的结构，这似乎是无可置疑的。并且这个“群”的结构在十九世纪逐步征服了数学这门科学。一个群，就是由一种组合运算（例如加法）汇合而成的一个若干成分（例如正负整数）的集合，这个组合运算应用在这个集合的某些成分上去，又会得出属于这个集合的一个成分来。还存在一个中性成分（在我们选用的这个例子里，是零），这个中性成分和另外一个成分结合，并不使这另一个成分发生改变（这儿是n+0＝0+n＝n；尤其是这里还存在一个逆向运算（在我们这个特定情况里，是减法），正向运算和逆向运算组合在一起，就得出那个中性成分来（+n-n＝-n+n＝0；最后，这些组合都是符合结合律性质的组合（这儿是[n+m]+l=n+[m＋l])。

    群结构作为代数基础，已经显示出具有非常普遍和非常丰富的内容。几乎在所有的数学领域里，并且在逻辑学里，我们都又发现了群结构。在物理学里，群结构具有基本的重要性；在生物学里，也可能会有一天情况相同。所以，力求明了这种成功的由来是很重要的了。因为群可能被看做是各种“结构”的原型，而且，在某些人们所提出的东西必须加以论证的领域里，当它具备了一些精确的形式时，群能提供最坚实的理由，使人们对其结构主义的未来，抱有希望。

    这些理由中的第一条，是数理逻辑的抽象形式；群就是从中引出来的；这抽象形式，就解释了群的使用的普遍性。当有一个性质从客体本身经过抽象被发现出来以后，这个性质当然就向我们提供了这些客体的情况。但是，所抽象出来的性质越是具有普遍性，这个性质就越贫乏而有很少用处的危险，因为它对于一切都能适用。体现数理逻辑思维特点的“反映抽象”（abstraction reflechissante）的性质则不是这样，恰恰相反，它不是从容体里抽象出来的，而是从人们对于客体所加上的动作、并且主要地是从这些动作的最普遍的协调作用（coordination）之中抽象出来的；例如从汇集（reunir）、赋序（ordonner）和找出对应关系（mettre en correspondance）等等过程里抽象出来。然而人们在群中看到的，正好就是这些有普遍性的协调作用，首先就是：a)回到出发点的可能性（群的逆向运算);b)经由不同途径而达到同一个目的、但到达点不因为所经过的途径不同而改变的这种可能性（群的结合律性质）。至于组合（如汇集等）的本性，可以不受顺序的制约（可互相置换的群），也可以建立在必然的顺序上。

    正因为这样，群的结构就成了一个确实有严密逻辑联系的工具，这个工具因内部的调整或自身调节作用而具有自己的逻辑。事实上，这个工具通过其自身的活动，使理性主义的三个基本原理发挥了作用：在转换关系的可逆性中体现了不矛盾原理；中性成分的恒定性保证了同一性原理；最后一个原理人们较少强调，但它同样是一个基本原理，就是到达点不受所经途径不同的影响而保持不变的原理。例如，在空间里位移的一个整体，就是这样（因为，两个连续的位移仍旧是一个位移；因为一个位移能够被逆向的位移或“返回”所抵消，等等）。然而位移群的结合律性质相当于“迂回”的行为，在这一点上，对于空间的一致性来说是基本的。因为，如果到达点因所经途径不同而时常在改变的话，那就会没有空间可言，而只有可与赫拉克利特所谈过的那条江相比拟的永恒流水了。

    其次，群是转换作用的基本工具，而且还是合理的转换作用的基本工具。这种转换作用不是一下子同时改变一切，而是每一次转换都与一个不变量联系起来。这样，一个固体在习常空间里位移，就让它的大小保持不变；一个整体被分成为许多部分，就让总和保持不变，等等。只要有了群结构，就完全可以揭露梅耶森（E. Meyerson）用来建立他的科学认识论的那个反命题的人为性质了；按照他的反命题，一切变化都是非理性的，只有同一性才是理性的特点。

    群作为转换作用与守恒作用不可分割的结合，是构造论的无与伦比的工具。这不仅由于群是一个转换的体系，而且还因为，并且主要因为，通过一个群分化成它的子群，以及有可能通过这些子群之一过渡到另一些子群，这些转换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加以配方的。就是因为这样，除了被位移图形的大小之外（因此是距离），位移群让它的角、平行线、直线等保持不变。于是人们能使大小改变而保持其余一切不变，就得到一个较普遍的群，而原位移群成了这个更普遍的群中的一个子群：这就是相似群，可以在不改变形状的情况下放大图象。接着，人们可以改变图象的各个角，但是保持它原来的平行线和直线等，这样就得到了一个更普遍的群，而上述相似群就成了它的一个子群, 这就是“仿射”几何群，例如，把一个菱形改变成另一个菱形，这个群就要发生作用。继续把平行线改变而保留直线，于是就得到一个“射影”群（透视等），先前那些图象所构成的群就成了它嵌套的子群了。最后，连这些直线也不保留，而在某种程度上把某些图象看作是有弹性的，唯一被保留下来的是图象上各个点之间一一对应的、或对应连续的对应关系，于是这就产生了最普遍的群，即拓扑学所特有的“同型拓扑”（homeomorphies）群。这样，各种不同的几何学原先看来是静态的、纯粹图形化的、分散在不相联系的章节里描写的模型，现在使用群结构之后，就正好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构造，其转换作用，因为有了子群之间的嵌套接合关系（emboltement），就可以使得从一个子结构向另一个子结构过渡成为可能（且不谈普通测量学；我们可以依靠拓扑学，从普通测量学中引出非欧几何或欧氏几何的特殊测量学，从而再回到位移群上来）。克莱因（F. Klein）在《埃尔兰根纲领》（Programme d’Erlangen）这部著名著作里所陈述的，就是这个从图形几何变成一整个转换体系的根本改变。这是由于群结构的运用而为我们取得了的可以称之为是结构主义的确实胜利的第一个实例。

    6．母结构

    但这还只是一个部分的胜利。在数学界可以称之为结构主义学派的，也就是布尔巴基学派（les Bourbaki）的特征的乃是企图使全部数学服从于结构的观念。

    传统的数学，是由各不相关的章节如代数、数论、数学分析、几何、概率论等等所形成的一个整体，其中每一部分研究一个特定的领域，各自研究若干被内在性质所决定的“存在”或对象。群结构可以应用于极不相同的成分，而不是仅仅适用于代数的运算。这个事实促使布尔巴基学派按照类似的抽象原理来展开对种种结构的研究。如果我们能把诸如数、位移、射影等（而我们已经看到，这里既有运算的结果，也有加在运算本身上的运算）这些已被抽象化了的对象称为“成分”，群的特性却不是由这些成分的本性来确定的。群以高一级的新的抽象超越这些成分；这新的抽象就是要抽绎出我们可以使任何一种成分都能受其支配的某些共同的转换规则。同样，布尔巴塞学派的方法，就是用组成同型性（isomorphismes)的办法，去抽绎出最普遍的结构，使各种不同门类的数学成分，不问这些成分来自哪个领域，完全根本不管它们各自的特殊性质，都能服从于这些最普遍的结构。

    这样一件工作的出发点，是某种归纳法，因为我们所研究的各种基本结构的数目和形式都并不是先验地推演出来的。这种归纳法，导致发现了三种“母结构”，即所有其它结构的来源，而它们之间被认为是再不能互相合并了（三这个数目，是经逆退式分析得到的结果，不是某种先验构造的结果）。首先是各种“代数结构”，代数结构的原型就是群，但是还有群的派生物（“环“[anneaux英文为rings]、“体”[corps英文为field]，等等）。代数结构都是以存在着正运算和逆运算为其特点，即有从否定意义上体现的可逆性（如T是正运算，T-1是它的逆运算，则T-1·T =0）。其次，我们可以看到有研究关系的各种“次序结构”，它的原型是“网”（reseau或treillis，英文为lattice或 Comwork)，也就是一种普遍性可以和群相比拟的结构，这种结构最近才有人进行研究（戴德金德（Dedekind〕、比尔霍夫（Birkhoff〕等人）。“网”用“后于”（succede）和“先于”（precede）的关系把它的各成分联系起来；因为每两个成分中总包含有一个最小的“上界”（后来的诸成分中最近的那个成分，或“上限”[supremum]）和一个最大的“下界”（前面成分中最高的那个成分，或“下限[infimum]）。网和群一样，适用于相当大量的情况（例如，适用于一个集合中的“部分集合”或“单化复合体”[simplexe]，或适用于一个群和它的那些子群，等等）。网的可逆性普遍形式不再是逆向性关系了，而是相互性关系：如用加号（+）替换乘号（·）、用“先于”关系替换“后于”关系，就使“A·B先于A＋B”这样一个命题转换成了“A＋B后于A·B”这样一个命题了。最后，第三类母结构是拓扑学性质的，是建立在邻接性、连续性和界限概念上的结构。

    这些基本结构被区分出来并被阐明了特性之后，其它结构就通过两个过程接着产生：或者通过组合的方式，把一些成分的整体，同时放到两个结构中（例子是代数拓扑学）；或者通过分化的方式，也就是说，硬性规定某些确定子结构的限制性公设（例子是，用引进直线守恒，接着是平行线守恒，接着是角的守恒，……等的办法，以连续一个接一个嵌套的子群的形式，从同型拓扑群中派生出来的各种几何群。参见第五节）。人们同样还可以从强结构到“比较弱的结构”进行分化，例如，一个结合律性质的“半群”，既没有中性成分，也没有逆成分（自然数> 0）。

    为了把这些不同方面互相联系起来，为了帮助说明结构的普遍意义可能是什么情况，值得先思考一下：“数学建筑学”（布尔巴基学派用语）的基础，是否具有“自然的”性质，或者只能建立在公设化的形式基础上？这里我们已经可以在“自然数”指正整数的意义上使用“自然（的）”这个术语了；正整数在数学上使用它们之前先已经构成，是用从日常活动里所抽出来的运算构成的，这些运算，如早在原始社会里一对一的物物交换中所使用的、或是儿童玩耍时使用的一一对应的关系，在坎托尔（Cantor）用来建立第一个超穷基数以前，已经使用了几千年了。

    人们可以惊奇地看到，儿童在发展过程中最初使用的一些运算，也就是从他加在客体上的动作的普遍协调中直接取得的运算，正好可以分为三大范畴，划分的标准，根据：运算的可逆性来自逆向性，象代数结构一样（在这个儿童的特殊情况下，是分类结构和数的结构）；或运算的可逆性来自互反性，象次序结构一样（在这个特殊情况下，是序列、序列对应关系、等等）；或者是运算组合系统不是以近似与差别为基础，而是来自邻近性、连续性、和界限的规律，这就组成了一些初级的拓扑学结构（从心理发生学的观点来看，这些结构先于矩阵结构和投影结构，与种种几何学的发展历史正好相反，但却与理论推衍产生的顺序相符！）。

    所以，这些事实似乎表明，早从智慧形成的相当原始阶段时起，布尔巴基学派研究所得的那些母结构，在如果不说原始、自然还是非常初步的，并且从理论层次上说离开这些母结构所能具有的普遍性和可能有的形式化程度还很远的形式下，就已经与智慧的功能作用的必要协调，有相对应的关系了。其实，要证明刚才讨论的那些初始的运算在事实上来自感知-运动（级）协调本身是不会很难的，在人类的婴儿身上和在黑猩猩身上一样，这些协调的工具性动作肯定已经具有若干“结构”了。（可参见第四章）

    但是，在阐明从逻辑观点看来上面这些见解意味着什么之前，我们先要看到，布尔巴基学派的结构主义，在一个值得指出的潮流的影响之下，正在转化演变的过程之中。因为这个潮流的确使人看到了发现——如果不说造成——新结构的方式。这就是要创立“范畴”麦克莱恩[MacLane] 、艾伦贝格[Eilenberg]等），也就是说要创立一个有若干成分的类，其中包含这些成分所具有的各种函数，所以这个类带有多型性（morphismes)。事实上，按照现在的词义，函数就是一个集合在另外一个集合上或在自身上的“应用”，并导致建立各种形式的同型性或“多型性”。这差不多就等于说，在强调函数时，范畴的重点不再是母结构，而是放在可以发现出结构来的、建立关系的那些程序本身上面。这就又等于把新结构不是看成从先前的各种运算已达成的各种“存在”中引出来的，而是从作为形成过程的这些运算本身里抽绎出来的。

    因此，巴普特（S．Papert）在上面所说的范畴里看到的，更多地是为真正理解数学家的运算而努力，而不是为了理解“一元化”数学的运算法的努力，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这儿就是反映抽象的一个新的例子，说明这个反映抽象法的本质，不是来自客体，而是来自加在这些客体上的那些动作（即使原先的客体已经是这样抽象得到的一个结果），这些事实，对于结构构成的性质和方法而言，是很宝贵的。

    7．逻辑结构

    初看起来，逻辑学似乎是结构的特别有利的领域，因为逻辑学是研究认识的形式，而不是研究认识的内容的。而且还进一步，当我们在（第六节已经指出的）“自然数”这个：“自然”的意义上提出自然逻辑这个问题（现时逻辑学家的看法不对）时，我们很快就看到，逻辑形式处理过的内容仍然有某些形式，具有可以逻辑化的形式的方向，这些内容的形式包括了一些加工得更差的内容，但这些内容又是有某些形式的；如此依次类推，每一个成分对于比它高级的成分来说是内容，而对于比它低级的成分来说是形式。

    但是，固然这些形式上的嵌套接合关系和形式与内容的相对性，对于结构主义理论说来都是极有启发意义的，逻辑学对于这些关系和相对性的问题却并不感觉兴趣，只是在形式化的界限问题（参看第8节）上，才间接地有关。符号逻辑或数理逻辑（今天唯一算得上的逻辑）是建立在这上升的形式一内容阶梯上任意一点的，不过要有使这任意一点成为一个绝对起点的系统化的意图；这样一个意图是合理的，因为这个意图借助于设定公理的方法是可以实现的。事实上，只须选择一定数目的概念和一定数目的命题作为起点；把这些概念看作是不能下定义的，意思是说，这些概念是用来为其他概念下定义的；并且把这些命题看作是不要加以论证的（因为对于所选择的体系而言，选择这些概念是自由的），而这些命题却是为论证服务的。不过，这些基本的概念和公理应该是充分的，它们相互之间可以并存，并且要减少到最低限度，就是说不是多余的。其次，要只用运算程序的形式给自己定出一些构造规则；于是形式化就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体系，并不求助于外在的直觉，而且这个体系的起点在某种意义上是绝对的。不言而喻，还有一个形式化的上界问题，还有要知道那些不能下定义和不要加以论证的范围有多大，这些认识论的问题。但是，从逻辑学家所处的形式观点来看，这儿无疑就是唯一的一个在纯粹是内部调整意义上、也就是在完全自身调节作用的意义上、绝对自主的例子。

    因此，从广义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同意，每一个逻辑体系（逻辑体系是有无数个的）都能组成一个结构，因为每一个逻辑体系都具有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这三个性质。然而，一方面，这是些专门为此（ad hoc）建立起来的“结构”。而不管我们是否说出来，结构主义的真实倾向却是要达到“自然的”结构；“自然的”这个概念有点模棱两可，并且经常是名声不好的，它或者是指在人性中深深扎根的意思（有重又回到先验论上去的危险），或者相反是指有一个某种意义上独立于人性的绝对存在，它只是应该适应人性而已（这第二个意思有重又回到超经验的本质上去的危险）。

    另方面，这里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一个逻辑体系，就它所证明的定理的整体而言，就是一个封闭性的整体。但是，这只是一个相对的整体，因为对那些它不加以证明的定理而言（特别是那些不能决定真假的定理，原因是形式化有限度），这个体系的上方是开放着的；而且这个体系的下方也是开放着的，原因是作为出发点的概念和公理，包含着一个有许多未加说明的成分的世界。

    后面这个问题，是我们称之为逻辑学的结构主义所特别关心的问题。因为逻辑学结构主义所明白说出来的企图，就是要找出，在被所设定的公理法定了的作为出发点的那些运算下面，可能有些什么。而我们已经找到的，乃是一个若干真正结构的整体，不但可以和数学家所使用的大结构——这些大结构使人在直觉上必须接受，与它们的形式化无关——相比拟；而且与数学家所使用的某些大结构是有同一性的，于是它又成了我们今天叫做普通代数学的这个结构理论的一部分。

    特别使人感到惊奇的，是十九世纪符号逻辑学的伟大创始人之一——布尔的逻辑学，构成了一种代数学，叫做布尔代数学。布尔代数学保证了“类”的逻辑和传统形式下的命题逻辑的解释，而且相当于模数为2的算术，就是说它唯一的值是0和1。可是，我们可以从这个代数学中引出一个“网”的结构（参看第6节），只要在所有网结构的共同特性上，增加一个分配性的特性，一个包含着一个极大成分和一个极小成分的特性，还有主要的一个是互补性的特性（这样，每个项都包含了它的逆向或否定项）：于是人们称之为“布尔网”。

    另一方面，排中选言的（或者是p或者是q，不能兼是两者）和等价的（既是p又是q,或者既不是p也不是q)这两种布尔运算，二者都能组成一个群，而且这两个群之中的每一个群，都可以转换成一个交替的环。这样，我们看到，在逻辑学上又找到了数学上通用的两个主要结构。

    但是，此外我们还能抽绎出一个更普遍的群，作为克莱因四元群（groupede quaternalite)的一个特殊情况。假定是这样一个蕴涵命题p => q的运算：如果我们把这个命题改成逆命题（N），就得到p·(-q)可这就否定了蕴涵关系）。如果我们把p ＝> q命题的两个项对调，或者单保持原来的蕴涵关系形式而放在否定了的命题之间（-p =>-q),我们就得到它的互反性命题R，即q=>p。如果在p=>q命题的正常形式（也就是p.q V (-p).q V (-p).(-q)中，我们把符号（V）和（·）进行交换，我们就得到p=>q命题的对射性命题C，即(-p).q。最后，如果我们保留p= >q命题不变，我们就得到了恒等性变换I。于是，我们就以代换的方式得到：NR=C；NC=R；CR=N；还有NRC＝I。

    这样，就有了一个四种变换的群，其二值命题逻辑运算（命题可以是二元的、三元的、等等）提供的例子，和用它的“部分的集合”的那些成分组成四元运算所得到的例子有同样的多；这些四元运算中的某些例子可以是：I＝R和N＝C，或者I=C和N＝R；但是，自然从来不能I=N的。

    总而言之，在逻辑学中存在着一些完全意义的“结构”，这是很明确的，而且对于结构主义理论来说，更加有意义的是，我们可以从自然思维的发展中追溯这些结构在心理上的起源。所以，这里有一个问题，要留在将来再加以讨论。

    8．形式化的权宜性限度

    但是，关于逻辑结构的思考，对一般结构主义来说，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指明在哪些方面“结构”不能跟它们的形式化混为一谈？并且指明，在什么上面，从一种我们将要努力逐步加以说明的意义上说，结构是从。“自然的”现实中产生的。

    1931年，哥德尔（Kurt Godel ）有一个发现，影响深远，值得注意。这是因为这个发现推翻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要把全部数学归结为逻辑学、又从逻辑学归结为纯粹的形式化的那种观点；还因为这个发现给形式化规定了一些界限；无疑，这些形式化的界限是可以变动的，或者说是权宜性的，但是在结构建立的某个时候却始终是存在的。的确，他已经证明了一种足够丰富和前后一贯的理论，例如象初等算术，是不能用它本身的手段或某些更“弱”的手段（在这个特殊情况下，是怀特海德（Whitehead）和罗素（Russell）的《数学原理》中的逻辑）来证明它本身是没有矛盾的：仅仅依靠它自己的工具，这个理论就的确会导致一些不能决定真假的命题，因而也就不能达到完备的境地。相反，人们后来发现，在作为出发点的理论内部原来不能实现的这些论证，要是用了更“强”的手段，却可以实现。金琛（Gentzen）用坎托尔的超穷算术在初等算术上做到了这点。但是，坎托尔的超穷算术也无法完成它自己的体系；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得求助于更高一级型式的理论。

    这些阐述第一个值得注意之点是，在诸结构是可以互相比较的某个特定的领域内引进了结构相对强弱的概念。这样，引进的等级关系马上就暗示了一个构造论观念，就象生物学里不同特性的等级关系曾经暗示过演化论观念一样：一个弱结构使用较初级的方法去论证，而设计越复杂的工具则和愈来愈强的结构相对应，这样看似乎是合理的。

    然而，这个构造论观念并不是随便想出来的。哥德尔这些发现的第二个基本教训，的确就是非常直接地迫使大家要接受构造论观念，因为要在论证其不矛盾性方面完成一个理论，只分析这个理论的先验的假设是不够的，而必须去建造下一个理论！直到那时候，人们原可以把各种理论看作是组成了一座美丽的金字塔，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基础之上，最下面的一层是最坚固的，因为它是用最简单的工具组成的。但是，如果简单性成了弱的标志，如果为了加固一层就必须建造下面一层，那金字塔的坚固性实际上是悬挂在它的顶上；而金字塔的这个顶端本身也没有完成，而要不断往上增高：于是金字塔的形象要求颠倒过来了，更确切他说，是被一个越往上升越来越大的螺旋塔的形象所代替了。

    事实上，结构作为转换体系的观念，因此就与连续形成的构造论（constructivisme）一致了。然而，事情发展到这种样子的理由归根结蒂是相当简单的，而且意义是相当普遍的。我们已经从哥德尔的研究结果中引出了若干关于形式化的限度的重要看法，并己能证明除了存在形式化的等级之外，还存在着不同程度地半形式化半直觉性的或相近的知识的不同等级，可以说，它们也在等着实现形式化哩。因而形式化的界限是可变动的、或权宜性的，而不是象标志王国的疆界的一个城墙那样，一旦封闭，就一成不变了。拉德利哀（J．Ladriere）曾提出一个巧妙的解释，他认为“我们不能一下子就把思维可能有的各种运算一览无余”。这是第一个正确的估计。但是，一方面，我们思维可能有的运算数目不是一下子就能确定的，而是有可能逐渐增加的；另一方面，我们的浏览能力随着智力的发展而变化很大，所以，我们可以希望浏览能力的扩大。反之，如果我们考虑到第7节开头所提到的形式与内容的相对性，干脆他说就是由于这样的事实：不存在只有形式自身的形式，也不存在只有内容自身的内容，每个（从感知一运动性动作到运算，或从运算到理论等等的）成分都同时起到对于被它所统属的内容而言是形式，而对于比它高一级的形式而言又是内容的作用。初等算术是一个形式，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初等算术在超穷算术中成了一个内容（作为“可数的幂”）。结果是，在每一个层次上，一定内容的可能的形式化，仍然是受到这个内容的性质所限制的。相对于各种具体的动作来说，“自然逻辑”虽然是一个形式，但“自然逻辑”的形式化并不能推得很远；直觉数学的形式化能推得远得多，虽则对这些直觉数学要加以修正，才能对直觉数学作形式化的处理；依次类推。

    然而，如果说在人的行为的各个阶段，直到简单到感觉-运动图式，以及这些图式的特殊情况知觉图式等，都能找到一些形式，那末是否可以从中得出结论说，一切都是“结构”，并且就此结束我们的陈述呢？在一个意义上也许可以说是的，但是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就是说一切都是可以有结构的。可是，结构作为种种转换规律组成的自身调整体系，是不能跟随便什么形式混为一谈的：我们说一堆石子也有一个形式（因为依照“格式塔”学派的理论，存在着“好”形式，也有“坏”形式：参看第11节），但是，只有当我们给这堆石子作出一个精致的理论，把它整个“潜在”运动的体系考虑在内，这堆石子才成其为一个“结构”。这个问题，就把我们引到物理学上来了。

    第三章 物理学结构和生物学结构

    9．物理学的结构和因果关系

    在人类科学的先进运动中，结构主义是已经革新了并将继续启发着人类科学的理论形态；因此，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要检验结构主义在数学上和逻辑学上的意义。但是，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还要到物理学上来检验它的意义呢？这是因为，我们并不先验地知道，这些结构是否来源于人，还是来源于自然界，或者来源于两方面；而人和自然界的会合，是必须要在人对物理现象进行解释的领域里去加以研究的。

    长久以来，物理学家的科学理想就是要测量物理现象，建立定量定律，并用一些概念，诸如加速度、质量、功、能……等，来解释这些定律。物理学家用其中一些概念来给另一些概念下定义，以求保留某些守恒性原理，表示其有前后一贯性。只要在物理学的这个古典阶段上，我们就可以来谈结构，尤其就是那些大理论的结构。在这些理论领域里，种种关系互相配合成为一个关系的体系。例如，在牛顿物理学里，就有惯性、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相等、力作为质量与加速度之积等的体系；或者如在马克斯韦尔的体系中，有种种电与磁的过程间的互反性关系。但是，自从“原理物理学”动摇，物理学研究推广到了现象阶梯的极高层次和极低层次，又自从那尝试把力学从属于电磁学的这种前景出乎意料地被推翻以后，我们正在看到，对于结构观念作出了愈来愈高的评价：计量理论已成为当代物理学中必须小心从事的问题，人们竟致于到了要在测量之前先去寻找结构，并且要把结构看作是一个由若干可能状态和可能转换关系组成的整体，所研究的真实系统，要在这些可能状态和可能转换的整体之中去取得它的确定位置，而同时这个位置又要用这个种种可能的整体来加以解释和说明。

    对于结构主义而言，物理学的这种演变所引起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因果关系的本性问题。更确切点说，就是在解释因果关系定律时所利用的数理逻辑结构与现实世界所假定具有的结构这两方面的关系问题。如果依照实证主义的观点，把数学解释成是一种简单的言语符号表达方式，那这个问题肯定已经不再存在，而科学本身也就归结为一种纯粹的描写。可是，只要一旦承认逻辑结构和数学结构是作为转换关系的体系而存在的，那就要确定这样的问题：是否只有这些形式化的转换才能说明在事实里所观察到的真实变化和守恒性呢？或者相反，这些形式化的转换，只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物理因果关系的固有机制内化在我们心灵中的反映；或者最后是这些外在的结构和我们运算的结构之间存在着一种虽然没有同一性、却具有永久性的联系，而在一些中介领域，例如在生物学结构或我们的感知-运动动作的领域里，我们会看到这种联系正在具体地体现在这些领域里并在起作用。

    为了明确观念，本世纪初关于因果关系的伟大学说之中有两个学说可以引来作为倾向于上述三种解释中的前两种的代表：第一种是梅耶森的解释，他把因果关系看成是先验性的，因为因果关系是从不同关系之中归纳出来的相同的东西；第二种是布隆施威克（L.Brunschvicg）的解释，他用“存在着一个（相对论意义上的）宇宙”这个公式来为因果关系下定义。然而，这两个体系中，第一个体系的明显困难是，仅仅解释了守恒方面而放弃了转换的方面，而在“非理性”的范围里转换对于因果关系来说却是主要的。至于第二个体系，它带来的结果则是，把运算的结构合并进了因果关系里去，把算术看作是一个“物理数学”的分科（且不管人们谈到布隆施威克的唯心主义会说的一切！），但是，这个假说还有待于心理生物学的验证。

    从这里再回到物理学上来，第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对于一整套定律进行的数理逻辑推演，只要仍然是形式上的，就不足以解释这些定律：要进行解释，就还要假设在现象下面有一些存在或“客体”，以及这些存在之间互相在另一方身上行使实际的作用。但是，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实是，这些实际作用竟在许多情况下与运算非常相似，而且正是到了前者与后者之间具有对应性的程度时我们才感到是“理解了”。可是，理解或说明，一点也不限于把我们的运算应用在现实上，证实现实世界是“让人摆布的”；因为一个简单的应用，依然还是在定律层次之内的东西。为了要超出这个层次，得出原因，必须还要有更多的东西：必须把这些运算分别赋予作为客体的客体所有，而且把这些客体理解为它们本身就是算子，到了这时，而且只有到了这时，我们才能谈论因果“结构”，因为这个因果结构是这些算子在它们之间实有的相互作用里的客观的体系。

    从这样一个观点出发，物理的现实和用来描写这种现实的数学工具之间具有永恒的一致，已经是相当出奇的了。因为这些数学工具常常是在使用它们之前先就存在的；而这些工具在出现新事实的机会被建立起来时，它们并不是从这个物理事实里抽绎出来的，而是用推理的方法制定出来的，这种推理甚至于达到了模拟的程度。然而，这个一致，并不是象实证主义所认为的是一种言语表达方式和它所指称的事物之间的一致（因为，各种言语表达方式是没有在事物出现之前预先叙述它们将要描述的事件的习惯的），而是在人的运算和客体-算子的运算之间的一致；所以也就是在有肉体有精神的人这位特殊的算子（或者说是这位种种运算的制造者），和种种不同级别的物理客体这些不可胜数的算子之间的和谐。因此，在这儿存在的，或者是莱布尼茨梦想过的那些门窗紧闭的单子之间预先建立的和谐的光辉证明；或者是，如果这些单子偶然地不是封闭而是开放的时候，那就是已知的生物适应的最美好的例子了（就是说，既是物理化学的、又是具有认知性质的）。

    然而，如果对于一般运算来说是真的，那末，对于最显著的种种运算“结构”来说就仍然是真的。例如，人们相当了解，群的种种结构（见第5节）在物理学中，从微观物理学一直到相对论的天体力学，已非常普遍地被应用了。然而，群结构的这种应用，对于主体的种种运算结构和外部客观的算子的结构之间的关系来说，是有很大意义的。在这方面，人们可以区分出三种情况。首先，第一种情况，群对于物理学家来说可以有一个试探性的价值，但只表示在物理上不能实现的转换关系，例如PCT四元群，其中P指的是宇称（一个图形转变成镜子里和它对称的图形），C指的是电荷（一个粒子转变成它的反粒子），T指的是时间的反向！其次，第二种情况，转换作用并不构成不依靠物理学家的某些物理过程，而是掌握种种因素的实验者的具体活动的结果，或者是观察人员将种种不同情况下测量仪器上可能有的读数加以协调的结果。劳伦兹群有一种实现的情况就符合这第二种类型，只要当这个群引入参照点的改变就使速度不同的两个观察者的两种观点协调起来。于是群的转换就成为主体的某些运算，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在物理学上是可以实现的。当一些真实的转换是由同一个主体施加在所研究的体系上时，就是这个群的第二种实现所表明的情况。由此引出了第三种情况，群的种种转换在物理学上可以不受实验者操作的影响而实现，或者在物理学上是有意义的，但是在“潜在可能”或潜在的状态下。

    这第三种情况最为有趣，它就是当几个力由自身组成力的合成（平行四边形）时的情况。可以回想一下，对于合力为R的两个力而言，只要把这个合力的方向颠倒过来，以使得这第三个力R’等于合力R而方向相反，即能同前两个力保持平衡。于是也应该提到，用与这个系统的种种联系相适合的一切“可能的功”的补偿作用来说明这些平衡状态，是值得称赞的说明。那末，加上力的合成原理，这就在群概念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巨大的说明性的“结构”了。

    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在创造量子物理学中所起的作用，人们是相当清楚的，但人们也同样相当地了解，他并不完全适应由他所掀起的思想潮流。他曾经主张，物理现象在服从作用原因的同时，还肩并肩地完全服从于最小运动的原理：然而，在他看来，这个原理属于“目的性原因的性质，目的性原因是从相反方向，也就是说是用未来，或更确切一点说是用既定目的，作为导向这个目的的展开过程的来源”。然而，除了我们已经认为光子具有算子的品质以外，在我们认为光子具有和“有理性的生物”（同书p.129）行为相同（发光光线从某个恒星出发，尽管穿过大气层时受到种种折射，还是通过最短的光的途径到达我们这里）的能力之前，我们还得要思考一下，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所有邻近的途径而言，费马（Fermat）积分式的最小值是怎样确定出来的。然而，这儿又一次象在可能的功的情况下一样。我们把现实放进全部可能的转换里去，在与真正径迹邻近的所有可能的变异之间通过逐步用补偿关系，找出说明。

    最后，在用概率论来说明的情况下，这些可能的转换的作用是明显的：用概率的（就是熵的）增加来说明热力学第二定律，虽则这一次乃是和群的组成相反的一种不可逆性，亦即用组成一个可能性的整体，从而推论出实在的东西来的方法（因为概率是有效事例数与这些“可能”事例数之比），来确定出一个结构的。

    总起来说，存在着一些不依赖于人的物理结构，但是这些物理结构却符合于我们的运算结构，其中包括可能看来是精神活动所特有的性质，即建立在可能性的基础上、并把现实放置在这个潜在可能的系统里的性质。这种因果关系结构与运算结构的紧密联系，在依靠部分地是人为建立起来的模型上的情况、或在过程的开展与实验者的活动不可分的微观物理学的特殊情况下，是相当可以理解的（从而产生了爱丁顿[Eddington]的比较清醒的话，他认为，不断地重又找到“群”的形式是大自然了）；相反，当许多不同来源的知识符合点表明我们外部的结构有客观性时，在运算结构与因果关系结构之间存在紧密关系却提出了一个问题。关于这种情况，最简单的解释就是要记得，首先我们是在动作本身里面去发现因果关系的，不是在梅恩·德·比朗（Maine de Biran）的那种形而上学意义上说的一种“自我”的动作之中去发现因果关系的，而是在感觉-运动性和工具性动作中，幼儿就已经发现了运动的传递性以及推力和抵抗力的作用了。然而，动作也是运算的源泉；这并不是因为动作预先包含了运算，就如同动作也并不包含全部的因果关系一样，而是因为在动作的普遍协调中包括一定量的初级结构，它们足以做反映抽象和后来的构造过程的出发点。不过这就把我们引导到生物学的结构上来了。

    10．有机界的结构

    活的有机体，在种种其他体系之间同时既是一个物理化学体系，又是主体活动的源泉。如果象我们已经认为的（见第 1节）那样，一个结构真的是一个能自身调节的有若干转换作用的整体性体系的话，那末有机体就是各种结构的原型了；而且，如果人们能够精确地了解自身的结构，那末由于有机体的人具有既是复杂的物理客体、又是行为的原动力这双重性质，就会给我们提供一把结构主义理论的钥匙了。可是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地步；生物学经过了好几个世纪的简单化的还原主义，或者是讲得多而解释得少的唯生主义之后，真正的生物学结构主义甚至还只是刚在形成的过程中。

    单就把生命现象还原为物理化学现象的尝试而言，就象种种还原问题一样，对于结构主义也已经是有教益的了。但是在这种有巨大重要性的情况下，这种尝试具有特殊的尖锐性。以往还原主义的原理，认为在无机界中认识了A、B、C等现象之后，就应该足以理解用它们组成的总和或乘积：从而产生了一长系列叫做“机械论” 的学说。这些学说中最糟糕的例子是笛卡尔的“动物-机器”论，和那种没有明确承认失败、在许多地方还受人尊重、主张由偶然的变异并在事后选择的进化论图式。就这样，人们简单地忘记了两件主要事实。一个事实是，物理学不是靠把累积的知识相加而进步的，而是新的发现M、N等总是导致对知识A、B、C等进行全面的重新解释；可是未来仍然会有未知的X、Y等的发现的。另一个事实是，物理学本身把复杂还原成简单的尝试，例如把电磁学还原成机械力学这样，最后总是得到一些综合理论，其中低级的内容被高级的内容丰富了，由此而来的相互同化作用阐明了整体“结构”的存在，这与加法式的组成或同一化的组成恰好相反。所以，我们可以毫不忧虑地等待着把生命现象还原为物理化学现象，因为这些还原不会把任何东西“还原掉”，而是会把这有关的两个项转换得对双方更加有利。

    唯生论经常不断地用各种整体性观念、内在目的性或外在目的性等观念，来反对简单化的反结构主义的还原论的尝试。但只要人们还没有明确说明在一个体系中发挥作用的那些转换的因果关系模式和运算模式时，这还称不上是结构。同样，摩根（LloydMorgan)和另外一些人坚决主张的“涌现论”学说，只限于证明有不同水平的整体性的存在，却又说这些整体性是在某个时候“涌现”出来的；这种理论只是提出了这里面存在着问题而已，另一方面，如果说唯生论着重在把有机体作为主体或主体的来源，来跟客体的机械论相对立，那也只是或者满足于从常识的内省得到启发的对于主体的表象，或者象德里施（Driesch)那样满足于亚里士多德式的“形式”的形而上学。

    有趣的是要在这方面指出：生物学方面明确主张结构主义的第一次尝试，是贝达朗菲（L.von Bertalanffy）的“有机论”。这是受到“格式塔”（完形）即知觉和运动结构的领域里所进行的实验心理学研究工作的启发产生的。但是，这位生物学理论家的创作就其努力建立一种“各个系统的普遍理论”而言固然具有无可争辩的兴趣，可是从生物学的当代结构主义趋向来看，主要还是在比较生理学、因果关系胚胎学、遗传学、演化理论、动物行为学等学科内部的进展，才是富有意义的。

    从结构的观点来看，长期以来生理学继贝尔纳（ClaudeBernard）的研究工作之后运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这就是坎农（Cannon）提出的 “体内环境恒定”（或译“体内平衡”homeostasie）的概念。这个概念，涉及到机体内部环境的永恒性平衡状态，因而也涉及到内部环境的调整，于是引起对整个有机体的自身调节作用的阐明。然而，整个有机体的自身调节作用，在三个方面超越了已知的物理平衡作用的形式（特别是按照勒·夏托列 [LeChatelier]原理，发生“平衡位移”时的部分补偿作用）。

    第一个方面，我们看到，结构的调整，首先取决于一个总的自身调节作用，其次是由起调节作用的各个分化了的器官来保证。例如根据马考洋（Markosjan）的研究，血液凝固的多种因素，产生一种从种系发生学上看已经古老的自发的调节作用（可能从腔肠动物开始），然后这些因素受到第一个调节器官即激素系统的控制，最后又受第二个调节器官即神经系统的控制。

    由此而来，第二个方面，一个生命结构包含一种与有机体在其整体方面起机能作用相联系的机能作用，这样，这个生命结构就担负或包含了一个在生物学意义上可以用子结构相对于整体结构所起的作用来确定的功能。在生命领域里，这个事实是很难提出异议的；但是在各种认知领域里，我们看到有些作者却用结构主义来反对任何功能主义的情况，这种意见将留在以后来加以讨论。

    第三方面，让我们注意，与有机结构的这种功能性质紧密联系，就是这些有机结构具有一个各种物理结构所不知道的方面（除非对物理学家来说），这就是要和意义联系起来。这些意义，在行为领域里对生命主体来说是明显的；尤其是行为领域里的本能结构，使种种遗传的“意义的标志”（动物行为学家说的种种IRM：天赋行为机制[innate releasing mechanisms])都发挥了作用。但是，从出现了生物学上所特有的正常与不正常的区别之后，这些意义在任何功能活动中就不是明显的了。例如在出生时有窒息危险的情况下，血液的凝固立刻会产生一个神经系的调节作用。

    但是生物体内平衡并不只有生理学上的意义。现代生物学结构主义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已经能够抛弃掉把一个基因团作为许多孤立基因的聚合体来看的形象，而是看成一个系统，在系统里，这些基因象多布赞斯基（Dobzhansky）所说的，不再“象独奏者，而是象一个乐队”似地起作用，特别是有一些起协调作用的基因，使好多个基因仅为某一个性质协同地起作用，或者是一个基因为几个性质起作用，等等。遗传学的单位不再是个别的基因团，而是“种群”，不是一个简单的混合体，而是一个种系的组合体；以致它的遗传“库”呈现出一种“遗传上的体内平衡”，也就是一种增加存活概率的平衡作用，而且正如多布赞斯基和斯巴斯基（Spassky）所已经做的，当人使几个已知种系杂交成一个“种群笼”（“cage a populatlon”），繁殖了几代之后，来研究它们的比率时，是可以验证的。还不止如此，变异的基本过程不再是突变，而是遗传上的“再组合”，这是形成新的遗传结构的主要工具。

    在胚胎发生学领域中，自从发现了“形成体”（organisateurs）、结构的调节作用和复生作用之后，已经开始了的结构主义倾向，因瓦廷顿（Waddington）的研究工作而越发加强了，他引进了“血缘恒定”（homeorhesie）的概念，也就是在发育中的能动的平衡，对于围绕着“胚胎顺序”（creodes）即胚胎发育必须遵循的途径可能有的偏差，能够起补偿作用。但瓦廷顿尤其指出了在胚胎发育过程中以环境为一方。遗传综合体为另一方之间的相互作用（表现型的形成），并且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表现型就这样成了基因团对于环境刺激的反应，选择就在这些“反应”上进行，而不是在遗传型本身上面进行：由于进行了这样的选择，才有“遗传同化作用”即把获得的性质固定下来的可能性。总的说来，瓦廷顿在环境和有机体的关系上看到了一种控制论的回路，使得环境在制约有机体的同时，有机体也在选择他的环境。这里自身调节结构的概念超越了个体和种群本身，包括整个由环境X 表现型X 种群遗传库所组成的复合体。总之，从演化的意义上来看，这种解释是带基本性的。但是，正象还有作者仍然认为胚胎发育完全是先天形成，从而否定了后生成（epigenese）概念的价值（相反，瓦廷顿却恢复了这个概念的全部意义），近几年来有时有人主张整个演化作用是由建立在脱氧核糖核酸（DNA）构成成份基础上的组合系统所预先确定的。要是这样，那就是某种预成论的结构主义对于演化论本身的胜利了。如着重新确立环境的地位，那环境所提出的问题就要由内源变异来提供答案了；人们一定会把辩证的意义归于演化，而不是在演化里只看到有一种永恒的先天命定作用的。先天命定说的缺陷和缺点现在已成为无法解释的了。

    现代生物学的这些成就，对一般结构主义来说是很珍贵的，尤其是因为这些成就，跟行为的比较理论即“动物行为学”（ethologie）合并一起，为心理发生学的结构主义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基础。事实上，一方面，动物行为学已经阐明了存在着一个各种本能的复杂结构，以致今天我们可以说有一种本能的逻辑，并能分析本能逻辑的各种不同的等级水平；这样，本能在成为从遗传上说未编码的动作和人为制造的工具的逻辑之前，它先就是一种器官或有机工具的逻辑了。另一方面，这同样是重要的，现代动物行为学趋向于证明，任何学习和任何记忆必须以某些先存在的结构为基础而形成（而且甚至要以核糖核酸[RNA]的结构为基础；核糖核酸是受生殖物质的脱氧核糖核酸即DNA的变异影响的复制品）。以前，经验主义到因环境不同而获得的最偶然的变化里去寻找知识构成的模式；可是，同经验的接触和因环境不同而获得的最偶然的改变，都只能通过与某些结构发生同化作用才能固定下来；并不是所有的结构都是天赋的和不能改变的，但是要比经验知识开头时的那些摸索更稳固更加一贯。

    综上所述，生物学的“整体”和“自身调节作用”，虽则是物质性的，并且具有物理化学的内容，它们却使我们懂得了在“结构”和主体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有机体就是这个主体的根源：如果按照富科（Michel Foucault）所说，人只是“[历史发展上的]各种事物的次序中的某个裂口”，相当于“我们知识里的一个简单的褶皱”（不过还不到两个世纪）；那就仍然值得记住：这个裂口和这个褶皱是从一个非常大的、但组织得很好的爆裂声中产生的，这个爆裂声就是整个生命界所构造成的。

    第四章 心理学的结构

    11．心理学中结构主义的开端与“格式塔”理论

    我们可以认为，心理学里的结构观念的出现，是在本世纪初，当时，维尔茨堡（Wurzburg）学派的“思维心理学”反对（同时有法国的比奈[BiCom]和瑞士的克拉帕莱德（Claparede］也反对)联想主义；联想主义企图用先存在成分（感觉和印象）之间的机械联想来说明一切。另外，特别今人注意的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比勒（K.Buhler）就已经用严格的实验方法证明了结构的主观性质，从此、现象学就经常引用这种结构的主观性：意向和意义（这些现象学概念相当于我们在第1节里已经介绍过的客观定义中的具有自身调节作用的转换概念）。事实上，比勒指出了，不但判断是一种起统一作用的行为（在这一点上，所有反对联想主义的人是立即就同意的），而且思维包含着复杂性逐步增加的若干等级，他称之为Bewusstheit(“意识”）（不依赖意象而赋予意义的思维）， Regelbewusstsein（“规律意识”）（在关系结构等里面起作用的关于规律的意识），和intentio（“意向”），即为了建立从思想到行为的整体建筑或体系的受到计划定向的综合行为。

    不过，“思维心理学”没有面向心理发生和生物学的根本的功能作用的方向，而单独在已经完成的成人智力领域里去进行分析（而且我们知道，心理学家所研究的 “成人”总是在他的助教或大学生之中挑选的），最后就只是发现一些逻辑结构，因而产生这样一个自己必须接受的结论：“思维是逻辑的一面镜子”；可是，对发生过程的分析，显然要导致推翻这些说法。

    但是，最引人注目的心理学结构主义形式，毫无疑问是由“格式塔”理论所提供的。这“格式塔”理论，产生于一九一二年的韦特默尔以及克勒的趋向一致的研究，莱温（K.Lewjn）以及他看门徒们在社会心理学方面继续发展了“格式塔”理论。完形理论，或“格式塔”学说，是在现象学的氛围里发展起来的，可是只从现象学保留了关于主体客体之间基本相互作用的概念，而决然地沿着克勒所受过的物理学家的教育和在他和别的人研究的“场”的模型中起作用的自然主义的方向发展。然而，今天再来评价，这些模型对于完形理论所曾起过的影响，在某些方面却是有害的，尽管这种影响在他的原理方面起过促进作用。

    事实上，一个力场，如同一个电磁场，就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就是说，其中力的组成按照方向和强度而具有一定的形式：不过，这里力的组成几乎是瞬间完成的。如果也可以谈转换的话，这些转换几乎是瞬时的。可是，在神经系统和多突触“场”的范围里，电流的速度要缓慢得多（对于 5 波直到 dd==== 波来说，每秒钟循环3到9周）。如果说，从输入神经出发组成知觉是迅速的，这也不能成为可以把这个例子推广到所有的“格式塔”上去的理由。可是，克勒专注于场效应，导致他只是在“顿悟”中才看到有真正的智力行为，好象在最后的直觉出现以前的那些摸索还不是智力行为似的。尤其是“格式塔”学派对于功能与心理发生的观点以及最后还有对主体的活动极少重视，无疑场模型是要负责任的。

    正因为“格式塔”是被人这样认为的，所以并不妨碍“格式塔”代表一种使相当数目的结构主义者喜欢的“结构”类型。这些结构主义者没有明说或者已明说出来的理想，就是要找出一些他们可以认为是“纯粹”的结构来，因为他们所要的结构没有历史，更没有发生过程，没有功能，而且和主体没有关系。在哲学领域里要建立这样的本质是容易的，因为哲学领域中的发明有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然而，在可以查核的现实世界领域里却很难遇到这样的情况。“格式塔”就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假设：所以认真地审查这个假设的价值是重要的。

    “格式塔”结构主义的中心观念是整体性观念。早在1890年，埃伦费尔斯（Ehrenfels）就曾指出，存在着一些建立在整体或形式性质（“形质” [Gestaltqualittat])上的知觉，如一个音乐旋律或一个面部表情这样的复杂客体的性质。确实，如果人们把某个调的旋律转位为另一个调，那么所有一个个的音都改变了，可是人们还能听出是同一个旋律。但是埃伦费尔斯在这些整体性质中只看到了一些与感觉的实在互相重叠的知觉的实在；而相反，“格式塔”理论的独创性，则是否认感觉作为预先存在的心理成分而存在，只赋予感觉“被组成结构的”成分的地位，而不看作“起造结构作用的”成分。所以，从一开始就有的，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整体，问题是要解释这个知觉整体：在这里，场的假说起作用了。按照场的假说，那些输入神经冲动并不是孤立地一个一个地触及大脑的，而是通过神经系统的电场的居间作用，几乎立即产生一些组织好的“完形”。但是，我们还得要找到这种组织的规律。

    正因为一个场里的所有成分都一直属于整体，每一局部的变化部会引起整体的改组，所以，知觉整体的第一个规律，就是不仅存在有作为整体的整体特性，而且整体的量值也并不等于各部分的总和。换句话说，知觉整体的第一个规律，就是全体的组成，其规律不是加法性的；在这一点上克勒说得非常清楚，因为在他的《论物理学的格式塔》（德文全名为。Die physischen Gestalten in Ruhe und im Stationaren Zustand”，1920）一书里，他不承认机械力的组成具有“格式塔”的性质，就因为机械力是以加法关系组成的。在知觉领域中，这种非加法性组成的性质是容易验证的，被分隔的空间比未被分隔时要显得大些：在某些重量错觉中，一个复杂的客体A＋B（把一根铝棒放在一个空盒子上，两者共同组成一个同一颜色的简单形式），看起来似乎比铝棒A在单独时要轻一点（由于与体积发生关系等的原因）。

    第二个基本规律是知觉整体有采取可能的“最优形式”的倾向（“优良形式”优先律）。这些“优良形式”的特征，是具有简单性、规律性、对称性、连续性、成分之间的邻近性等等。在场的假设中，这就是平衡以及最少量动作这些物理原理的一些效应（极值效应[extremum]，如肥皂泡完形的情况：面积最小而体积最大），等等。还存在其他一些经过多方验证了的重要规律（如图形总是脱离背景的规律，即界限属于图形而不属于背景的规律等），可是，在我们的讨论里，只需举出前述这两条规律就够了。

    首先，我们要着重指出平衡作用这个概念的重要性。用了这个概念，就可以解释优良形式优先律，不必去用天赋观念作解释了：因为平衡的规律是具有强制性的（coercitive），事实上，用这些平衡规律就足以说明这些过程的普遍性，不必把这种普遍性归诸于遗传性了。另一方面，作为既是物理过程又是生理过程的这种平衡作用，同时既是一个转换体系——虽然是很快的转换——在它调整时又是一个自主的体系：这两个性质，再加上整体性的一些普遍规律，就使“格式塔”适合于第一节里为结构所提出的定义了。

    反之，单是各种知觉的领域中，我们早就可以问：场的假说和随之而来的反功能主义的各种不同后果，是否足以说明种种现象呢？就大脑的场而论，皮龙（pieron）曾指出过，如果把一次通常的似动实验［译者按：指表面上看起来象是运动］中的两个刺激，一个一个各别地向每一只分开的眼睛呈示出来，那末这个似动现象就不再产生了，因为这个理论原先假设会存在于两个脑半球之间的即时回路没有了。

    从心理学的观点看，人们能够使知觉服从于种种学习；这就和物理场的解释很不符合了。布伦士维克（E.Brunswick）证明了他称之为“经验的格式塔” 的存在，与“几何的格式塔”相对立。例如，把介于一只手和一个用五根对称的羽毛组成的图形之间的一个图形，向人们快速呈示（用速示器），成年人之中只有一半的人把图形向对称图形方向修正（优良几何形式规律），另一半人则把图形改向手的形状（经验的格式塔）：可是，如果说在经验和如布伦士维克所说的在出现概率（真实模式的相对频率）的影响下，知觉发生了改变，那就是因为知觉组成结构的过程是服从于一些功能规律，而不仅是服从于物理定律（场定律）的，克勒的主要合作者瓦拉赫（Wallach）就只得承认在知觉构成结构过程中有记忆的作用。

    另一方面，我同几批合作者一起，也证明了：随着年岁的增大，知觉有一个明显的演化；而且在场效应（是指视力集中场的含义）之外，存在着一些“知觉活动”，即用近似于有意向的探索、主动的比较等来确定关系的活动，它们在发育过程中明显地改变了“格式塔”：如果我们用记录的方法来特别研究眼动对图形的探索，就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动越来越协调和配合。至于场效应，它们的近乎立即产生的相互作用，似乎是由在感受器官各部分和被感知的图形的各部分之间的“相遇” 概率机制所支配，主要是由这些相遇之间的“配对”或对应的概率机制所支配。我们可以从这个概率的图式中抽绎出一条使现在已知的种种平面几何视错觉得到协调的定律

    总而言之，早在知觉领域中，主体就已经不是单纯的这样一个剧院：它的舞台上上演着不受主体影响的、被一种自动的物理平衡作用规律事先调节好了的各种戏剧：主体乃是演员，甚至时常还是这些造结构过程的作者，他随着这些造结构过程的逐渐展开，用由反对外界干扰的补偿作用所组成的积极平衡作用——因而也就是用一个连续不断的自身调节作用，来调整这些造结构过程。

    在知觉领域里起作用的东西，必然更有理由地要在动作领域和智力领域里起作用；因为格式塔学派原想把动作和智力活动服从于格式塔的一般组成规律，特别是服从于知觉的格式塔组成规律。克勒关于高等猿猴智力的那本书，因为描写的事实新鲜而令人赞赏，他在这本书里把智力行为看成是感知场向最优形式方向所发生的一种突然重组作用。而韦特默尔则力求把三段论式的作用或数学推理作用还原为服从于格式塔诸规律的某些重造结构作用。但有两大难点反对用推广“场”的假说来做这样的解释：第一个难点是，数理逻辑结构虽然一无可疑地代表若干整体性规律（见第5至第7节），却不是“格式塔”，因为数理逻辑结构具有严格的加法性质（2 加2正好地等于4，尽管，或者因为，这种加法是群的整体性结构的规律之一）。第二个难点是，感知-运动阶段或智力活动阶段的主体是有主动性的，而且这样的主体用反映抽象的程序为自己组成他自己的结构，除了在相当特殊的情况之外，反映抽象与知觉的成图形过程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不过这个问题对于结构主义的理论来说是一个中心问题，还要更深入地加以审察。

    12．结构与智力的发生过程

    人们可以给结构提出种种起点：或者说结构是象永恒的本质那样被赋予存在的；或是从富科（Michei Foucault）称为是一种考古学的那种任性的历史过程中莫名其妙地涌现出来的；或者结构是象“格式塔”那样从物理世界里汲取来的；或者说结构是这样那样地从主体那里以某种方式产生的。然而，这些方式并不是不可胜数的。结构只能从三个方面开端：从天赋方面产生，这种先天的先形成过程使人想起了预先决定论（除非把这些遗传的起源归之于生物学的原因，这就必然要引起这些遗传起源的形成问题人结构或者能偶然地涌现出来（这就又回到了刚才说过的：“考古学”上，不过是从主体的或人的“褶皱”［“pl”］内部涌现出来的）；结构或者是从某种构造过程中产生的。总之，只有三种解答：预成论，偶然创造论，或者构造论（说从经验中抽出结构来，这不是一种不同的解答，因为，经验只能或者是被一种预先制约经验的组织作用所“组成结构的”，或者经验是被理解成直接接受在外部世界中预先形成了的一些外部结构而得来的）。

    偶然涌现的概念，同结构的观念差不多是矛盾的（我们在第21节里还要谈这一点），无论如何，同数理逻辑结构的本性是矛盾的。因此，真正的问题是预成还是后天构成的问题。初看起来，一个结构是一个封闭的有自主性的整体，似乎结构必然是预成的，从而使柏拉图式的理论倾向在数学里和逻辑学里永远地重复发生；某种静态的结构主义，在那些醉心于主张有绝对的开始、或主张要与历史学和心理学不发生关系这种立场的作者们那里，取得了胜利。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至少在抽象的系谱学上说结构是相互产生的一些转换体系，由于最正式的结构具有运算的性质，转换的概念就暗示形成的概念，而自身调整就唤起了自身构造作用来了。

    在对智力的形成作研究时所遇到的就是这个中心问题，并且是研究中必然要遇到的中心问题，因为问题是要解释主体在发展过程中怎样会获得数理逻辑结构的？于是或者说主体发现的是现成的数理逻辑结构。可是人们相当明白，主体并不是象感知颜色或物体下落那样地看出数理逻辑结构的存在的，也明白只有在儿童具有了最低限度的同化吸收工具时才有对结构进行教育传授（家庭的或学校的）的可能，而这些同化吸收工具已经就是属于这样的结构了（我们将会在第17节里看到，语言的传授也是这样的）。或者相反，我们将承认结构是主体把它们构造出来的。但是主体绝对不能随意地好象玩一个游戏或画一幅画那样来自由地安排结构。这样构成的结构，其特殊问题是要懂得，这个结构构造过程怎么样和为什么能得出一些必然的结果，“好象”这些必然结果是任何时候都被预先决定好了似的。

    然而，观察和经验以最明确的方式表明，逻辑结构是被构造出来的，并且要化足足十二年左右的时间才能确立；不过也表明，这样的构造过程要服从某些特殊的规律，并不是通过随便什么方式学习得来的，而是由于反映抽象过程（参看第5节）和一种在自身调节作用意义上的平衡作用这双重的作用：反映抽象按照需要逐渐提供构造用的材料；平衡作用则提供结构内部的可逆性组织。这些结构通过它们本身的构造过程，会产生那在先验论看起来总认为是不能不放在出发点上或放在先决条件地位上的必然性；而事实上，这种必然性却只是最终才得到的。

    当然，人的结构并不是没有出发点的；如果说任何结构都是一种发生过程的结果的话，那未在事实面前应该决然地承认，发生过程总是从一个比较简单的结构向一个更复杂的结构的过渡，而且这样一个过程是按照没有止境的后退过程进行的（根据现有的知识）。所以，逻辑结构的构造过程，就有一些作为出发点的材料，但这些材料并不是最原始的，它们只表示是我们无法再往上追溯时所取作分析的开端；这些材料还不具备从它们当中将要抽象出来的东西，和在构造过程中以后要从它们产生的东西。这些作为出发点的材料，我们用一个总的名称“动作的普遍协调作用”来表示，意指一切感知-运动协调作用所共有的联系，而不先去对各种水平作细节的分析：无论是有机体的自发运动和无疑是从自发运动稳定了的分化作用所产生的那些反射；或者更进一步的反射的复合体，以及如新生儿吮乳这样的本能编码了的复合体，以及经过习得的习惯，直到感知-运动性智力或手段性［即工具性］行为开始为止，都包括在内。而在所有这些根源于天赋而后天获得分化的行为里，人们从中可以又找到某些共同的功能因素和某些共同的结构成分。功能因素就是同化作用，即一种行为主动产生并与新的事物整合成一体的过程（例如，婴儿吸吮拇指时就把这拇指整合在他的吮乳图式中），以及种种同化图式对于客体多样性的顺应作用。结构成分主要地就是某些次序关系（在反射中的运动次序、在一个习惯里的那些反射的运动次序、在手段和所追求的目的之间的种种接合中的运动次序），全部嵌套接合关系（一个简单图式，例如用手抓，从属于另一个较复杂的图式，例如把手拉），和全部对应关系（例如在再认性同化作用中的对应关系等）。

    可是，通过种种简单同化作用和相互性同化作用的变化，这些初级协调形式从先于言语的感知-运动水平起，就可以建立某些平衡了的结构了；这就是说，这些结构的调节作用已经保证在某种程度上的可逆性了。最值得注意的两个结构，首先是实际位移群（位移的协调、迂回和转回：参看第5节），以及与位移群联系的不变因素，即从感知场出来、并在重新建立起它们的位移时能够再看到的客体的永久性；其次是在各种手段性的行为中起作用的、客体化和空间化的因果关系形式（利用支撑物或棍棒等把和主体有一定距离的物体拉到主体身边，等等）。所以在这个水平上我们就可以说到智力了，但这是一种感知-运动阶段的智力，还没有表象，主要与动作和动作的各种协调作用有关。

    但是从有了符号功能之后（言语、象征性游戏、意象，等等），不是现实地感知的情境也可以重现，即有了表象或思维，于是我们就看到有最初的反映抽象作用出现了。这种最初的反映抽象作用，是从感知-运动图式里抽出某些联系。这些联系于是被“反映”（物理学上的含义）在这个新的层次，即思维的层次上，而且是以不同的行为和概念性结构的形式组合成的。例如，原来是在感知-运动的层次上被放在随便那个装接起来的图式中的次序关系，被从这些图式中抽出来而产生一个特殊的行为，即排列或序次的行为；同样，嵌套接合关系也从原来暗含它们的背景中分离出来，产生分类的行为（如图形的排列等）；种种对应关系很早就相当系统化了（一个因素可以，‘应用［或贴合]”到几个因素上，在副本和原型之间成分对成分的对应，等等）。在这些行为中，不可否认地有了一个逻辑的开端，但有两个基本限制：还没有看到可逆性，因此也不存在运算（如果我们用逆向性的可能来为运算下定义的话），其结果就不存在量的守恒（一个整体分开了就不能保持相同的总量，等等）。所以，这只是一种半逻辑（从逻辑的本义上说，因为它缺少逻辑的一半，即逆向性）；然而这个半逻辑在积极方面也表现出两个相当基本的概念：1）首先是函数的概念，即按照次序重叠贴比或应用的概念（有向性的配对）：例如，人们把一条线折成互成直角的两个线段A和B，拉这条线，儿童懂得，线段B拉长与线段A变短是互为函数的，但是他并不因此就认为A＋B的整个长度是不变的，因为儿童判断长度的方法是次序性的（依到达终点的顺序来决定长短：比较长＝比较远），而不是凭各个间隔长的总量来判断的。2）其次是同一性的关系（尽管长度大小有改变，但还是那“同”一根线段）。然而，不管这些概念是多么地有局限性，这种函数和同一性，已经在十分原始的“范畴”（第6节中所指的含义）的形式下组成结构了。

    产生运算的阶段（7-10岁）是第三个阶段，然而是以建立在客体本身之上的“具体”形式表现出来的。例如：有运算性质的序列，有了包括在两个方向里的次序，这就产生了直到那时还不懂、或虽然已经看出但还不知道有必然性的那种传递性；带有把包含关系量化的分类；乘法矩阵；由序列和包含关系的综合而建立的数，和由划分和次序的综合而建立的度量；把在此以前一直是顺序化的大小数量化，以及有了量的守恒。这些不同运算所特有的整体结构我们称之为“群集”，即是某种不完全群（因为缺乏完整的结合律性质）或“半网”（有下限而没有上限，或者反过来有上限而没有下限。参看第6节），尤其是它们的组成过程是不成组合系统地逐渐进行的。

    可是，在对这些结构进行分析的时候，人们不难辨认出，这些结构完全来自先前的结构，反映抽象提供了结构的一切成分，平衡作用成了运算可逆性的来源，它们是在这双重作用下得来的。于是，我们就一步一步地看到了真正的结构建立起来，因为这些结构已经是具有“逻辑性”的结构了。可是，这些结构与先前的结构相比虽然是新的，作为结构组成成分的转换却是从造成这一结构的那些转换得来的，只是因为它们有平衡了的组织而与那些转换有所不同。

    但是，这还不是一切；反映抽象的新的集合导致了对先前的运算进行新的运算，所以没有增加任何新的东西，只是一次重新组织。但是，这次重新组织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在概括综合种种分类后，主体就达到了把种种分类结合成一种分类（二次幂的运算）：称为组合系统（la Combinatoire），从而产生了“部分的整体”和布尔（Boole）网；另一方面，把类“群集”的可逆性所特有的逆向性（A-A＝0）和关系“群集”所特有的互反性相协调，这就导致了INRC四元群的建立，这在第7节中已经解释过了。

    再回到我们出发时的问题上来。所以，我们看到，在主张逻辑结构绝对预成论和主张逻辑结构自由或偶然发明论之间，还有构造论的地位。这种构造过程，因为它对平衡作用不断增加的需要而要进行自我调整（如果调整的确是为了得到既灵活又稳定的一个平衡状态，那么，这种需要在构造过程中只会有增加），就会导致同时建立起一种最终的必然性和一种具备可逆性的不受时间限制的程式。当然，人们总可以说，主体这样只是重新找到了潜在地永恒存在的结构而已；而因为数理逻辑科学更多地是些研究可能性的科学，而较少地是研究实在世界的科学，它们是可以满足于这种柏拉图主义来供其学科内部的应用的。但是，如果我们要把彼此分割的知识发展为一种科学认识论，我们就要想一下，这个潜在的可能性又该放在什么位置上呢？把潜在可能性放在本质的基础上，只是一种用待决问题作论据的错误逻辑理由而已。到物理世界里去找也是不能接受的。把它的位置放在有机界的生命中去已经有成效得多，但不能忘记这样的情况：普通代数并不“包含”在细菌或病毒的行为中。于是，剩下的问题就是要知道构造过程本身了。我们看不出为什么这样思考问题是不合理的：现实的最后性质就是永恒的构造过程，而不是把现成的结构积累起来。

    13．结构与功能

    现在有些人不喜欢用主体来解释问题。当然，如果把主体的“亲身经验”（experiences vecues）看作是主体的特性的话，那么我们承认自己就是这样的人。不幸的是仍然有更多的作者，他们认为心理学家按定义说都是集中力量从个体体验的意义上去理解主体的，那我们可以说并不知道有这样的心理学家。如果说，心理分析学家耐心地专门研究个别病例，他们一次次地反复找到同样的心理冲突和情结来，那也仍然是因为要得到共同机制的缘故。

    在建构认知结构的情况下，不言而喻，“体验”只起到一个很次要的作用。因为这些结构并不存在于一个个主体的意识中，而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些结构乃是存在于主体的运算行为之中。还因为在达到有可能对于这些结构作科学思考的年龄之前，这些主体是从来没有意识到过这些作为整体结构而存在的结构的。

    所以很显然，如果要从主体的活动上去说明前面的构造过程的话，那么这个主体就指的是认识论上的主体，也就是指在同一水平上一切个别主体所共有的机制而言，换句话说，就是“平常”主体都共有的机制。这里所说的“平常”要随便是谁到这种程度：使分析主体的种种作用的最有教益的手段之一是用方程式或机器去建立起 “人工智能”的模式，并且为这个模式提供一个控制论的理论，不是抽象地在它的结构方面（代数可以提供这样的条件），而是要在它实际实现和功能起作用的方面得出各种必要和充分条件来。

    正是从这种观点来看，结构是与功能起作用以及在生物学含义上的功能不可分的。有的读者也许已经看到，在把自身调整或自身调节作用包括在结构的定义里面时（第4节），我们已经超越了全部的必要条件了。然而，每个人都承认，一个结构必然有一些组成规律，结构是调整好了的。那末，结构是由谁或用什么来调整的呢？如果是由结构的理论家来调整的，那末结构不过是形式上的存在而已。如果结构是“实在的”，那就会有主动的调整；而且因为结构是自主性的，所以我们就要说到自身调节作用（第12节刚举过自身调节的例子）。这样，我们又回到了功能作用的必然性上。如果事实强制地把结构赋予主体，我们就完全可以给主体下个定义：主体是功能作用的中心。

    但是，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中心呢？如果说结构是存在的，而且甚至每一个结构都包含着自身调节作用，那末，把主体看成是功能作用的中心，是否又等于简单地把主体归结为只起舞台的作用呢？这正是我们责备于格式塔理论的（第11节）。人们是否又被拉回到了没有主体的结构，象某些现代结构主义者所梦想的那样呢？如果说结构仍然是静止的，那么，不言而喻，当然就会是这样。但是，如果各结构之间意外地开始建立起联系，而且不是用在封闭的“单子”之间的先天的和谐来建立的联系，于是，起联系作用的器官就无可争议地又成了主体，而且只有在两种意义下有可能：或者，主体就成为先验论中超经验的自我的“种种结构的结构”，或更简单地说，就是心理学的综合理论中的“自我”（参阅让内（P.JaCom）的第一本书，书名《心理自动机制》（L’automatisme psychologique），他的动力论已经引导他在功能和心理发生学的方向方面超越了这些机制];或者，主体没有这样一种能力，而且在没有建立这些结构以前并不具有这些结构，那就应该更加谦虚地、也更加适合现实地来说明主体的特性，把主体只看成是一个功能作用的中心。

    现在时间到了，我们记得，数学家的结构主义研究事实上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并且跟心理发生学的分析竟有惊人的一致（虽则他们并没有想到过这些):即是，在所有整体的整体等含义上的“所有结构的结构”，是不存在的；不仅因为有已知的矛盾，而且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就是形式化的限制（这种限制我们在第8节中已经归之于形式和内容的相对性，我们现在看到它还在起作用，而且这实际也一样，这些相对性是取决于反映抽象的各种条件的）。换句话说，结构的形式化，本身就是一种构造过程，当这些结构在具体方面逐渐展开的平衡作用产生心理发生学上的衍生分支关系时，这种构造过程就在抽象方面引导人们建立起结构的系谱学来（例如，从函数到群集，又从群集到有四个转换关系的群，并且到各种网）。

    在第12节里所提到的构造过程中，导致结构形成的主要功能（生物学意义上的功能）是“同化作用”的功能，我们用它来代替在非结构主义理论的原子论图式中的 “联想”的功能。事实上，同化作用是能产生某些图式的，并由此产生结构。从生物学的观点看，有机体在同环境中的物体或能量所发生的每一个相互作用里，就在顺应环境的同时把物体或能量与自身的结构加以同化，同化作用是使有机体的种种形式具有恒久性和连续性的因素。在行为的领域中，一个动作有重复的倾向（再生同化作用），从而产生一种图式，它有把有机体自己起作用所需要的新旧客体整合于自身的倾向（认知同化作用和统括同化作用）。因此同化作用是不断地建立关系和产生对应以及“应用”（或“贴合”，即“applications”）等的源泉。在概念性表象的层次上，同化作用终于产生了这些普遍性图式，即各种结构。但是，同化作用并不就是结构：因为同化作用只是产生结构的种种构造过程的一个功能方面，它在每个特殊情况中都介入进来，但是迟早要导致产生相互性的同化作用，也就是使种种结构相互之间联结得日益紧密的各种联系。

    在我们结束这第12和第13节之前，不能不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并不是所有的作者都赞同这样一种结构主义的，尤其在美国是如此。例如勃鲁纳（J． Bruner）就既不认为有结构，甚至也不认为有运算，因为在勃鲁纳看来，结构和运算都沾染上了“逻辑主义”的毛病，并不能表达真正的心理事实本身。然而，他相信主体有动作和“战略”（strategies）（指决策理论的含义）：那末怎么能认为动作不能内化为运算呢？怎么能认为“战略”是孤立的而不是相互协调成为系统的呢？另一方面，他想要在表象的不同模式之间的冲突中去寻求主体认识进步的源泉：言语、意象和动作本身的图式。可是，如果说所有这些模式中的任何一个都只提供了一个关于现实的不完全的、有时还是变形了的幻象，那未主体怎么能使这些模式调和呢？除非他或者去参考现实的摹本，但这是不能实现的，因为摹本不是单一指称的（而且为了摹写现实，就得要通过这个摹本本身以外的办法来认识这个现实）；或者就只好去参考作为一切可以使用的工具的协调的种种结构了。不过，言语本身难道最终不会起到这种构造者的特殊作用吗？乔姆斯基的结构主义难道不可能用来使这一章里讨论的问题简单化吗？这就是我们现在应该要去衡量的事了。

    第五章 语言学的结构主义

    14．共时性结构主义

    言语表达是一种集体制度。言语的规则是个人必须遵守的。自从有了人，言语就一代一代地以强制性方式传递下来。现代言语的种种不同形式（或称为语言）就是由先前的形式演变而来的；先前的形式又是从更原始的形式流传下来的。言语就是这样从未间断地从唯一来源或多种始初形式而来。另一方面，每一个词指一个概念，它是词的意义。最坚决的反精神主义者们，例如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甚至主张概念的性质要全部归结为词的这个意义（更确切一些，布龙菲尔德说过，概念是不存在的：除了词的意义之外，概念就什么也不是。这实际照样是赋予概念以存在和为概念下定义的一种方式）。而且，句法和语义学都包括了一整套的规则；当要把个人的思想表达给别人或自己进行内心表达时，个人的思维必须服从这些规则。

    总而言之，言语是不受个人决定影响的具有数千年传统的传输者，又是任何人进行思维所必不可少的工具。言语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构成了一个情况特殊的范畴。所以，由于它的年代（远在科学出现的年代之前）、它的普遍性和它的权力，言语很自然地被看做是有特殊重要性的结构的源泉了。在谈语言学家所理解的那些言语的结构之前，首先让我们回忆一下，有一整个认识论的学派，即逻辑实证主义学派，他们把逻辑和数学看成是构成一种普通句法学和普通语义学的东西；根据这样一种看法，我们在第二章里所描写的那些结构，就只是些语言学的结构了。相反，我们已经把这些结构看作是一种从动作的普遍协调出发的通过构造过程和反映抽象而得来的产物：从这第二种看法来看，这样的普遍协调可以被应用到一切上去，在交际和交换的动作的协调中也会同样地看到，因而在言语中也会看到。在这种情况下，语言学结构就同样地值得感兴趣了；但是语言学结构和与所指意义有关的结构两者之间的关系，则是另外一回事。不管结论如何，语言学结构和逻辑结构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一般结构主义来说，是一个根本性问题。

    狭义的语言学结构主义的产生，开始于索绪尔（F. de Saussure）；他证明语言的过程并不能归结为语言的历时性研究，例如一个词的历史，时常离说明这个词现在的意思相差很远。其原因是除了历史之外，还有一个“体系”的问题（索绪尔没有用过结构这个术语），而这样一个体系主要是由对于这个体系的种种成分都发生影响的平衡规律组成的，在历史的每一个时刻，这些规律都取决于语言的共时性。事实上，在语言中起作用的基本关系，乃是符号和意义之间的对应关系。种种意义合成的整体，自然地形成一个以区别和对立关系为基础的系统，因为这些意义相互之间是有联系的；而且还形成一个共时性的系统，因为这些意义之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可是，这种最初的结构主义固然主要地是共时性的（与十九世纪比较语法的历时性观点相反，而且也与哈里斯[Harris]以及最近乔姆斯基的结构主义转换语法的见解相对立），但因为有好些作者，即使不是语言学家，他们也从索绪尔的影响中汲取了他所主张的结构与历史无关的观念，所以就有三类理由，应该认真地对这种共时性的结构主义加以权衡。这些理由中的第一类理由是非常一般的，它关系到认为平衡规律相对于发展规律而言有相对独立性这种看法：在这一点上，索绪尔从经济学上得到了一部分启发。在他那个时代，经济学主要着重在平衡规律的研究（继瓦尔拉[Walras]之后是帕累托[Pareto]），而且事实上在经济领域里，危机能够引起一个与价值历史无关的价值的完全大改变（1968年的烟草价格取决于当时市场的相互作用，而不取决于1939年或1914年的价格）。这种考虑本来也有可能会从生物学本身引出来，因为，一个器官可以改变功能，或者同一功能可以由不同的器官承担。

    第二类理由（从事实上说，也许可以说是第一类）是要摆脱从语言学的外面来的种种因素的愿望，只研究本体系的内在性质。

    但是索绪尔结构主义的共时性特性的第三类理由，是和语言学所特有的一种情况有关的。索绪尔对于这一情况曾经以非常系统化的严密性一再强调过：这就是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语言符号是约定俗成的，与它的意义不具有内在联系，因而它的意义也是不稳定的。所以，这就是这样一个原理：按照这个原理，表义符号在它的发音性质中并没有任何一定能唤起被它表义的价值或内容的地方。这一符号任意性的肯定意见，已经由于耶斯柏森（Jespersen）而减轻分量了；最近雅各布逊（Jakobson）又提出了疑问。可是，索绪尔早已预先用他自己区分“根本任意性”和“相对任意性”的做法，对这些反对意见作出了回答；大体上说来，指明一个概念的词同它的概念之间的关系，要比这个概念与它的定义或内容之间的关系来说少一些，这是无可怀疑的。固然语言符号有时伴同有象征性（用索绪尔关于在“象征者”和“被象征者”之间的符号形式内容关系或相似关系的含义），并且象班维尼斯特（Benveniste）所说的对于说话人本人来说，词似乎并没有任何任意性（年幼儿童甚至认为事物的名字是实实在在地属于那个事物的：如人们在看到了山而还没有发现它的名字之前，一座山就总已经先有它的名字了！），但不言而喻，语言的多种多样本身，正好就证明了语言符号有约定俗成的性质。不仅如此，符号永远是社会性的（在习惯上明确地或不明确地约定俗成的）；可是象征则如同在象征性游戏或在梦里一样，可以是起源于个人。

    然则，果真这样，那就很明显，语言学中的这种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关系，只能与这两者在其它领域中的关系的情况不同；因为在别的领域中，结构不是表达手段的结构，而是被表达其意义的事物本身（相对于表达意义者而言）的结构，也就是种种现实的结构，这些现实本身，就包含有它们的价值和正常的能力。特别是一个常模本身，因为是有强制性的，也就是说要用这种强制性来保持它的价值，它现在的平衡就要取决于它的历史，因为这个发展的有区别性的特点，正好是要导向这样一种平衡（参看第12节）。可是一个词的历史可以就是它的意义一系列改变的历史，除了要满足这个词所处的那些一个个接着来的共时性系统的表达需要这一必要性之外，意义的各个改变之间并没有其它关系。所以规范性质的结构和约定俗成的结构从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关系上来说，是处于两种截然对立的情况。至于价值结构，则象在经济学里那样，它们处于一种中间地位：若从生产资料发展的情况看，它们是与历时性相联系的；若从价值本身的相互作用来说，则它们主要地与共时性相联系。

    就在布龙菲尔德和他的合作者们发展一种主要是描写性的、建立在分布法上的分类性语言学从而延伸了索绪尔的共时性结构主义的时候，这种共时性结构主义从音位学的研究中找到了一些新的形式。直到那时候，“对立”的作用（一个类中的两分法）主要只涉及到表意义者和被表意义者之间的关系，而到了特鲁别茨柯依（Troubetzkoy）时，一个音位对立的体系被建立起来了，音素按照对立关系去定义；这个结构主义，还因雅各布逊的成分分化系统而变得更加精细。从叶尔姆斯列夫（Hjelmslev）到布郎达尔（v.Brondal）和托叶比（Togeby）（且不谈特里尔[Trier]的“语义场”）的语符学，结构变成了“内部相互依赖的自主实体”，而如果在“任何话语过程的背后，人们都应该找得到一个系统”，那么一个过程就只是一个系统向另一个系统的过渡，这个过渡不是形成过程，而是由第二个系统靠纯粹是共时性的相互作用获得的优越性造成的。叶尔姆斯列夫所用的词汇有些难以理解，以致难以对他的观念加以讨论；但是我们仍然要指出，在我们还要加以讨论（第16节）的语言和逻辑的关系方面，他曾提出过可能构成它们共同来源的一种“底层逻辑”的假说。不过，他的结构主义并不因此就主要地不是静态的结构主义；因为，它的重点是放在“相互依赖关系”上面，而不是放在转换作用上。

    15．转换结构主义；个体发生论和种系发生论之间的关系

    尽管有强有力的理由把语言学结构主义同共时性的考虑联系起来，人们还是怀着强烈的兴趣看到，从哈里斯起，尤其到了乔姆斯基，语言学结构主义当前的形式在句法结构的范围内，采取了明显是生成语法的方向；这种语言学“生成为关系的研究，合乎情理地伴随有对于转换规律进行形式化的努力；此外，我们还要指出，这些转换规律具有一种“过滤”性的调节能力，能够淘汰某些造得不好的结构。从这种看法出发，语言学的“结构”到达了最一般性的结构的行列，具有种种整体性的规律，这些规律是转换规律而不是描写性的静态的规律，而且它们具有从这一组成关系的种种性质而来的自身调整作用。

    这种看法上的重要改变，其推动力有两类，为对各种结构主义进行比较研究（不单是研究结构本身）值得加以分析，因为它们都包含了一种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称之为跨学科联系的态度。第一类推动力来自对言语的创造性方面的观察。哈里斯和阿勒（M. Halle）都做过这种观察，但言语的创造性主要表现在话语（与语言相对而言）的领域里面，也就是在心理语言学的领域里面。事实上，语言学在对心理学采取怀疑态度几十年之后，心理语言学又重新建起了桥梁，乔姆斯基就直接对此非常感兴趣：“在现在研究的种种主要问题的中心，就是我们可以称之为在日常使用水平上的言语的创造性方面……一切发生的事情，都似乎是：说话人在他表达过程中逐渐在某种程度上创造出他的语言，或是在倾听周围人讲话的过程中逐渐重新发现了语言，就这样，说话人把一个前后一贯的规则体系即生成（语法〕法典（着重点是我们加的）同化吸收到他自己的思维本体里去，这个生成法典又反过来确定实际表达或听到的一个有无限数句子的整体的语义学解释。换句话说，就好象说话人支配着一部他本族语的‘生成语法’”。

    在对“生成语法”转换规律进行研究中，使乔姆斯基得到启发的第二个主要动力，要更加难于理解，因为初看起来，那似乎是导向彻底的固定论而正好不是走向发生论和转换的概念的：这就是这种语法植根在理性之中，并且是植根在某种“天赋”的理性之中的思想。乔姆斯基在这条道路上走得很远，在他最近的著作《笛卡尔派语言学》（Crtesian Linguistics）里，他在分析言语与“精神”的关系时，甚至引阿尔诺（Arnauld）和朗斯洛（Lancelot）（《波尔·罗瓦雅尔的理性普通语法》[La Grammaire generale et raisonneede Port-Roya1]）以及笛卡尔本人为远祖。事实上，允许建立种种派生句的转换规则，是从稳定的核心句里抽绎出这些派生句来的，乔姆斯基正是参考了这些核心句才把它们和逻辑联系起来的（例如，主语和谓语[按：在逻辑上译为主词和宾词]的关系）。但是，这并不妨碍这种新的立场（关于这个问题乔姆斯基曾说过：“这种立场又把我们重新引向……一种古老的思想传统，而不是在语言学和心理学的领域中构成一种彻底的创新”）成为对逻辑实证主义而言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逆向”：由布龙菲尔德热忱地继承的逻辑实证主义，企图把数学和逻辑学归结到语言学上去，把整个心理生活归结到话语上面去；而最新的语言学则是从逻辑学中派生出语法学来，把言语从被理性定向的心理生活中派生出来……

    这种逆向关系在方法论的范围内也同样是相当清楚的。巴赫（E.Bach）在一篇有趣的论文里，文风谦恭，精神公正，对逻辑实证主义和从它产生的语言学方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对乔姆斯基结构主义的认识论前提做了深入的分析。按照巴赫的观点，美国语言学从1925年至1957年做出的值得注意的努力，是以培根的方法论为特征的：用归纳法积累事实，事后才把或多或少地颇有联系的不同水平各个领域（语音学、句法学等）组成一个金字塔，对种种假设采取怀疑态度，总之对观念不信任，从“原型句”中去寻找“基础”，等等。巴赫把乔姆斯基的方法放在克卜勒（Kepler）的门庭之下来反对培根；乔姆斯基的方法，相反地认为这样的“基础”是不存在的，而且认为科学需要假设（而且甚至是波普尔［K. Popper下所说过的那种假设：即最好的假设是最少有可能的假设，这些假设虽则“有不真实的可能”，却可以排除最大数目的结论）。结果是：乔姆斯基不去寻找能够用归纳法手段即一步步地达到种种特种语言以及一般言语的各种属性，而是去想，什么才是能说明各种语言的共同结构并按照不同的特种语言使这个结构分化所必需而又充分的语法理论的那些公设。事实上，乔姆斯基就是通过数理逻辑的形式化（建立在运算规则系统、递现功能、生成法典、尤其是以顺序和运算结合律为基础而得来的初级“单子”结构上面）、普通语言学（主要建立在作为创造性组成成分的句法的基础上）和心理语言学（说话人关于他自己的母语具有的不明说的知识）这三者的混合，最后达到他的语言学结构学说的。

    总之，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结构的概念包括下面一些内容。首先，可以用递现的方式获得一整套其形式为A->的改写规则，其中A表示范畴符号（句子等）， z表示一个或几个符号的语符列（包括新的范畴符号或终端符号）。把转换运算应用到非终端符号的语符列上去，我们就得到了派生的语句，这些转换规则的总体就组成了生成语法，这种语法“能够马上在义符和音素之间的无穷尽的可能组合里建立起联系”。

    这是一个真正的结构主义的程序，因为这个程序抽象出了一个严密的转换系统。形成了多少有些复杂的“网”）；它成了比较语言学研究者的极好的工具，而且这个程序还有这样一个巨大好处：既可应用在作为说话或听话人内化了的个人的语法能力上面，又可以运用在作为一种制度的语言上面。相当数量的心理语言学家，例如埃尔文（s．Ervin）和米勒（w.Miller），布朗（R·Brown）和贝吕吉（v.Bellugi），曾重构了“儿童语法”，那是很独特而且与成人语法相差很远的。乔姆斯基的结构主义在发生学上的这些应用值得认真地加以注意：首先，从惠特尼（Dwighi whitneyy）（在1867和1874年）、涂尔干和索绪尔。受前面两位的影响、开始，要在作为社会制度的语言和个人话语之间造成对立，把话语和用话语表达的全部个人的思维看成好象只是在集体的框框里模铸出来的，乔姆斯基学说的这些应用已经明显地把这种对立缓和了；其次，因为对个体发生作用地位的这种考虑，是与当前人们在各种非常不同的学科中可以注意到的一种倾向相符的：个体发生即使是属于种系发生或社会发展的范畴之内，它在这些范畴内也还总是反过来使这些范畴也发生改变，这就象瓦廷顿所设想的生物学，而且如果允许我们作这样对比的话，也在许多方面象发生认识论。

    这种在个体发生学和语言学结构主义之间的可能的联系，今夭甚至在从前难以想象的领域里也可以看到；这里指的是在感情和无意识象征作用的领域。真的，很久以前，巴利（Ch．Bally）就已经从事于他称之为“感情言语”的研究了，这种言语的功能是加强日常言语表达中连续不断地被用滥了的表达力的：但是巴利的 “文体论”主要是指出了语言的规范结构在感情言语表达中的分解现象。相反，我们却可以问自己：感情是否就没有它自己的言语表达呢，这是弗洛伊德，在布劳伊勒（B1euler）和荣格（Jung）的影响之下，想用掩饰作用来解释象征作用之后，终于来为之进行辩护的假设。不过，荣格在象征中看到的是遗传的“古老原型”（“archetypes”），而弗洛伊德则合乎道理地从个人的个体发生中去找寻象征的来源。于是，我们这里似乎是处在与语言学并无直接关系的领域里了，虽然这个领域对于符号功能和普通符号学来说，显而易见是很重要的。可是不然，拉康（J．Lacan）最近第一个发觉，任何心理分析都是要通过言语表达的。当然，这里有分析者的言语，但是在正常情况下分析者说话很少；主要是被分析者的言语，因为对被分析者来说，心理分析过程主要就在于把个人无意识的象征符号翻译成社会化的有意识的言语。以这一新观念为中心，拉康从语言学结构主义和已知数学模式得到启发，力求抽绎出一些新的转换结构，来实现这种似乎没有可能的企图：把无意识界的非理性的东西和内心象征的无法表达的东西，纳入到在正常情况下用以表达可言传事物的言语模子中去。这是一个尝试，这种尝试的想法本身肯定是有价值的。但是，在其结果还没有被“门外汉们”按照这些心理分析学小救派所赋予的意义来理解清楚之前，要来分析这些结果是困难的（因为，固然要懂得一点人家所说事实的知识的意思，但是，一项真理之成为真理，却只有在摆脱了产生它的方面的那些影响，才能为人所理解）。

    16．语言结构的社会形成、天赋性质、或平衡作用

    构成乔姆斯基的特征的是发生论和笛卡尔主义这样有趣的混合，这使得他必须要为这一当代语言学家所意想不到的意见去辩护。这个意见把笛卡尔的“天赋观念刀和遗传性联系起来了；而按照某些生物学家的意见，几乎全部的心理生活都应该用这种遗传性来解释：“如果确实真的各种自然言语的语法不但复杂而且抽象，而且语法的不同种类又非常有限，特别在最高度抽象的水平上说是如此，那么，通常人们似乎都把这些语法看成依语法这名词可以接受的意义而言是文化的成果，这种看法是否正确就又成为问题了。非常有可能，一种语法是从某个天赋的固定图式（着重点是我们加的）经过简单分化获得的，而不是由逐步积累材料、语列、语链和新的组合而获得的……，而且一般说来，只要我们稍懂得一点言语结构，就会相信理性主义的假设有最大机会被人看到富有成果，而且大体上看完全是正确的”（前引文章法文版第20一21页）。

    因此，我们正面对着在大多数作者那里存在而未表现出来的一个假设，因为他们的结构主义倾向促使他们怀疑任何心理发生论和任何历史决定主义，但又并不因此就赞成把结构推到超经验的本质上去。乔姆斯基既有实验感，又有形式化感，他的立场要有分寸得多，因为各个个别语法按照在发展过程中起作用的转换过程而分化：于是天赋的那部分就是核心，即“固定图式”以及转换的普遍性形式结构，而它们的变异性则属于他和哈里斯在言语行为中所着重指出的“创造性”方面。但是，我们仍然面临着一个基本问题，即关于“天赋的固定图式”的问题，这个问题还要从不同方面去进行考察。

    首先是生物学方面的问题。如果有任何一个特性被认为有遗传性，那就要说明它是如何形成的。要理解大脑皮层的言语中心在人类化的过程中是怎样出现的，这已经是一个使人相当困惑的问题了：用突变和自然选择来解释是不够的，尤其因为涉及的是一种主要是与生俱来的关于个人之间交际的活动。如果要使负责言语表达的基因在遗传上不仅担负起传递从外界获得发音言语表达的能力，而且还要有一个固定的有形成作用的图式，从而产生语言本身，问题自然就变得更加复杂了。而且，如果这种起形成作用的核心另外还要把“理性”担负起来，因而还应该承认理性也是遗传的，于是就只有两个合理的答案了（因为，让我们坚持这一点，简单地谈突变和选择，而又没有一点客观材料为依据，这就象贝达朗菲所说的是向“西藏的祷告木铎”去求援似的了）：或者说是一直有的预成作用（可是为了使预成形式表现出来，为什么非要等到人的出现呢？黑猩猩或蜜蜂不是已经很令人有好感了吗？）；或者说是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使得选择加在成为基因团对于外界刺激作用的“反应”的表现型的反应上。

    不过，当我们涉及到个体发生学的领域，其中的后天获得的品质和转换作用的细节都是可以证实的，我们却面临着这样的事实：它们固然与乔姆斯基的假设有一些确定的关系，然而从遗传出发点的重要性或幅度来看，却是有所不同的（参看第12和第13节）。道理无疑简单地就是，在乔姆斯基看到有一种两可选择——或者是一种必须接受的天赋图式；或者是从外界获得，主要是文化方面的获得，但是有种种变化，并且不能解释所讨论中的图式何以有限制性和必然性——的地方，实际上有三种解答可供选择，而不只是有两种：当然有先天遗传或后天从外界来的获得，可是也有内部平衡作用的种种过程或自身调节作用。然而，这些过程象遗传一样会导致一些必然的结果，从某种观点上看甚至还更加有必然性，因为遗传的变异在内容方面，远比表现在任何行为中的自身调整作用的普遍性组织规律的变异来得多。特别是遗传只能建立在可以照原样地传下来或不能传下来的内容上，而自身调节作用则强制规定一个与构造过程可以相容的方向，这个构造过程正因为是被指定了方向的，就变得是必然的了。

    而在语言学结构的情况下，有两类考虑对于上面这种解释是有利的，这些考虑似乎使天赋的假设成为不必要的，但同时又保存了乔姆斯基的全部解释体系：这就是，一方面，关于转换语法建立控制论模式的希望，另一方面，对于在发育的第二年过程里使言语获得成为可能的先决条件，作心理发生学的分析。

    关于第一点，应该提到莫斯科科学院绍米扬（S．Saumjan）的研究工作，他企图把起作用的转换纳入一个以“联系成分”（“ relateurs”）为基础的“转换场”，“联系成分”会提供有自动综合作用的运算系统，人们可以大大地寄希望于这种分析，以求能够抽绎出这种运算系统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或者反过来指出这个转换场的局限性。可是，即使是它的局限性，对于我们讨论的问题来说也是有教益的，因为如果真的象巴·希来尔（Bar Hillel）所设想的那样，各种语法形式系统并不包含完全的决定程序，在逻辑领域中形式化的限度（参看第8节）所带来的结果在这里也象在别处一样，会强制规定出分阶段的构造过程的必要性，并且会排除从出发点上就预先包含一切的概念。

    可是，从实验资料的观点来看，而不再是从形式化的观点或从转换信息的控制论机器的观点来看，发育到第二年时言语相对地出现较迟的这个事实，似乎正好是叫人必须接受这样一种构造论。的确，为什么恰好到这个发育阶段而不是更早熟地出现言语呢？用条件反射来解释是太容易了；假如这样解释是正确的话，那习得言语从第二个月就会开始了；但是与条件反射的解释相反，言语要以感知-运动性智力本身预先形成为前提，这就证明了乔姆斯基关于必须有与理性有关的基础（语言底层〕的思想。但是这种智力本身并不是一开始就预先形成的，我们能够一步步地看着这种智力怎样地从同化图式的逐步协调里得来。因此，这就使得辛克莱（H.Sinclair）——关于她的研究我们等一下再谈——认识到要在感知-运动阶段图式的协调所固有的重复、排次序、和结合律联系（用这个词的逻辑含义）的种种过程里，去探求乔姆斯基的“单子”的来源。如果这个假设能够被证实，那么我们将得到一个基本的语言学结构的可能解释，而免掉非常笨拙的“天赋” 观念了。

    17．语言学结构与逻辑学结构

    现在，我们可以回头来考虑我们出发时的问题了。这个问题仍然是结构主义或普通科学认识论上最有争论的问题之一，对于这个问题进行严肃的解决应该要作好各种仔细的考虑。甚至在苏联，在那里几年前就认为把言语作为“第二信号系统”的巴甫洛夫学说概念似乎已经解决了所有问题了，而就在这样一个文化中心里的一位语言学家如绍米扬，对于言语和思维的关系问题，也宣称这是“当前哲学上所提出来的最深奥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在这里，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在几行字里来讨论这个普遍问题，而只是从结构主义的观点出发，考虑到在语言学结构的研究中已经取得的进步，简单地指出问题所处的地位。

    不过，一开始要重新提一下两个重要的事实。第一个重要事实是，从索绪尔和其他一些人开始，人们已经懂得，语言符号只构成符号功能的一个方面，而其实语言学只是索绪尔想要用“普通符号学”的名字建立的这个学科之中有特殊重要性但毕竟是有限的一部分。然而象征性或符号性功能，除言语之外，还包括了以表象形式进行的模仿（延迟模仿等出现在感知-运动时期的末期，无疑保证了感知-运动阶段与表象阶段之间的联系）、姿态的模拟、象征性游戏、心理表象等等，人们经常忘了表象作用和思维。且不说真正所谓的逻辑结构）的发展是同这个普通符号功能相联系的，不是仅仅和言语有联系。就因为这样，不带脑损伤的年幼聋哑人是能够掌握象征性游戏（或幻想）、手势言语等等的（相反，有脑损伤的年幼聋哑人则没有符号功能）。在象奥莱隆（P.Oleron）、弗思（H.Furth）、樊尚（M.Vincent)、艾福尔脱（F.Affolter）等人那样研究他们的逻辑运算（序列、分类、守恒等）时，我们就看到这些逻辑结构在发展中，有时有某些延迟，但比起哈脱维尔（Y·Hatwell）所研究的先天盲人儿童来，要不明显得多。后者的言语是正常的，但他们的

    ①弗思的值得注意的著作《没有言语的思维》（Thought without language），1965，使用的技术巧妙，有大量的证明，在这方面是特别有教益的。言语只是很晚才补偿了感知-运动图式的顺应作用的缺乏；而在聋哑儿童身上，言语的缺乏却并不排除运算结构的发展，比正常儿童平均延迟一到两年，这可以归之于缺乏社会刺激的缘故。

    所要提到的第二个重要事实，是智慧先于言语。这不仅如我们在第16节里看到的和象在聋哑儿童的例子中所证实了的从个体发生学上看是如此。而且从种系发生学上看，例如对高等猿猴的智力所做的许多研究工作，也证明了这一点。然而，感知运动性的智力已经包括了某些来自动作的普遍协调的结构（如次序、图式的嵌套包含关系、各种对应关系等），所以要排除把原因归于言语。

    从以上的论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固然言语是从部分地有了结构的智力中产生的，而言语也会反过来构成智慧，于是真正的问题从这里就开始了，当然我们不能说这些问题是已经解决了的。但是，我们可以采取两种方法来研究：第一种是转换分析，可以在心理语言学中研究句法学习（例如布雷纳［M.D.S． Braine]），第二种是运算分析，可以对逻辑结构的学习进行实验(如英海尔德[Inhelder]、辛克莱、博韦[Bovet])。在某些特定的点上，我们已经有可能对上述两类结构之间的几种相互关系加以分析，而且还能察觉到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所达到的程度，以及在语言结构或逻辑结构之中哪一些似乎导致了别的结构的构成。

    就是这样，辛克莱在一本新的精确实验的文集里陈述了以下一些成果。例如，她首先用把一定量的液体移注到不同形状的大口瓶里的办法，用有能力或没有能力推断出量的守恒作为分别运算水平的判别标准来进行选择，把儿童组成两组：第一小组由明显地是前运算期的儿童组成，他们否认这种守恒，而第二小组受试儿童则马上就接受了这种守恒，还能用可逆性和补偿关系的论点来证明这种守恒性。另一方面，辛克莱并不参照这些守恒实验，而根据对于成对的物品或互相比较的两组物体进行描述的方法，来分析受试者的言语：如出示一支大铅笔和一支小铅笔，一支长而细的铅笔和一支短而粗的铅笔，一组4-5个小球和另一组两个小球，等等，于是给孩子这样的指示语：“给我一支比较小的铅笔”，或“给我一支小一点细一点的铅笔”，等等。第一组儿童，几乎全用了些“标量”（语言学上的含义）语言，如 “那只大，那只小”或“这儿很多”和“那儿不多”等等。反之，第二组受试儿童主要使用了“矢量”语言：如“这支比那支大些”，“那儿比这儿多些”，等等。另外，遇到有两种差别的情况时，第一组儿童一开始先忽略了其中的一种，或只用以下四句话来回答：“那支大；那支小；那支（第一支）细；那支粗”；反之，第二组表现出了二元联系，他们这样说：“那支长些细些，那支短些粗些”等等。总之，运算水平和语言水平之间有明显的相互关系，人们马上就能看出，第二组儿童的语言结构能够在哪些方面帮助他们的推理。可是，第一组儿童懂得高一级水平的表达方法，用命令执行的控制方法能够细致地加以证实。于是，辛克莱使第一组儿童进行语言学习，学习是艰难的，但还是有可能的。但是对这组儿童的守恒概念所作的新试验只取得了极小的进步，即在十个人之中大约有一个能回答得出来。

    自然，这样的试验还应多多地去做。固然在具体运算的水平上（参看第12节），似乎是运算结构先子语言结构，并且带动了语言结构，接着后来运算结构却又要依靠语言结构；但是在命题运算水平上产生的情况，仍然要用类似的方法来检验才好。在这个水平上，儿童的言语改变得非常显著，同时儿童的推理变成是假设推论性的了。如果说，现在几乎很明显了，语言并不是逻辑的起源，又如果说乔姆斯基把语言依托在逻辑上也是有道理的，那末语言和逻辑之间相互作用的细节仍然是一个需要研究的天地，它刚开始被用仅有的一些实验和对应的形式化的方法研究过，它们所能提供给讨论的材料，要比得出的观念为多。

    第六章 结构在社会研究中的利用

    18．整体性结构主义还是方法论结构主义

    如果说结构是一个转换体系，它含有作为整体的这个体系自己的规律和一些保证体系自身调节的规律，那末，一切有关社会研究的形式，不管它们多么不同，都是要导向结构主义的：因为社会性的整体或“子整体”，都从一开始就非作为整体来看不可；又因为这些整体是能动的，所以是转换的中枢；还因为这些整体的自我调节，能用社群所强加的各种类型的限制和种种标准或规则这样一个有特殊性的社会事实表现出来。但是，这种整体性结构主义比起真正的方法论上的结构主义来，至少有两个差别。

    第一个差别在于从涌现过渡到组成规律：例如，在涂尔干那里整体性概念还只是涌现出来的，因为整体本身是从各种组成成分的汇合中产生出来。整体就构成一个起说明作用的原始概念。反之，他的最亲密的合作人马赛尔·莫思（Marcel Mauss），则被列维-斯特劳斯看成是人类学结构主义的创始人，这特别是因为莫思在关于天赋的研究中，寻求并发现了有转换性质的相互作用的细节。

    第二个差别是从第一个差别中引出来的，整体性结构主义只限于把可以观察的联系或相互作用的体系，看作是自身满足的；而方法论结构主义的本质，乃是要到一个深层结构里去找出对这个经验性体系的解释，这个深层结构可以使人们对这个体系作出在某种程度上是演绎性的解释，而且要通过建构数理逻辑模型来重建这个深层结构。在这种情况下，而这是有根本性的，结构是不属于能观察到的“事实”范围之内的，尤其是对于所研究的那个社群中个别成员来说，结构仍然是处于“无意识”状态中的（列维-斯特劳斯经常强调这一方面）。在这上面，它们比起物理学结构主义和心理学结构主义来，有两点说明非常具有启发意义：一、和物理学中的因果关系一样，社会结构也应该用推演的方式重建，而不能作为经验性材料来看待，这就意味着，社会结构之与能观察的关系之间，其关系就如同在物理学中因果关系之与定律之间的关系；二、另方面，象在心理学里一样，结构不属于意识而属于行为，个体只是在适应不好的时候，才在不完全地意识到的情况下，获得关于结构的有限的认识。

    我们从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开始来谈。这两个学科的界限是越来越模糊了（就象任何更多地取决于职业性的自主愿望而不是由事物的本质来决定的学科那样），人们可以从莱温身上看到一个典型例子，说明关于方法论结构主义所怀有的希望部分地得到的实现以及必然地具有的跨学科性质。莱温早先在柏林时是克勒的学生，很早就有把“格式塔”结构应用在研究社会关系方面的计划，为此他推广了“场”的概念。就在“格式塔”学派把感知场和更一般性地把认知场只作为同时领会的全部成分的整体（这个总体回路包括主体的神经系统，但如已在第11节中所看到的，它很少包括主体的内源活动）的时候，莱温却为分析感情关系和社会关系，提出包括主体和他的倾向和需要在内的“总体场”概念。可是，这些倾向和需要不但是内在的，而且按照场的轮廓，特别是按照物体的“邻近”性，这个场会产生激发作用（指“Aufforderungscharakter”），表现为场内的种种成分的全部相互作用。之后，莱温又从拓扑学得到启发，用邻接、分离、边界（包括“心理障碍”即种种抑制和禁阻）、包含、相交等术语来分析他的总体场：这种拓扑学，可惜数学意义不多，因为我们从中没有看到能不再应用于“总体场”的已知定理；但是在纯粹定性的空间分析连同它组成的中心直觉的意义上说，仍然可算得是拓扑学。在下一个阶段，莱温引进了矢量概念，这有用图形理论来描述场的整体性和达成网结构的双重优点。”

    就是用纯粹的结构主义方法，莱温和他的学生（利皮特Lippitt、怀特White，和从柏林学派时期起的登博Dembo、霍佩 Hoppe，特别是蔡加尼克[Zeigarnik])创立了一种感情社会心理学，在美国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且在“团体动力学”方面（在安亚伯Ann Arbor，按：即美国密歇根大学所在地〕还始终存在着一个由卡特赖特Cartwright主持下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研究所）是目前许多研究的主要来源之一。然而，这些研究形形色色，门类繁多，今天已经提供了一个完全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的良好分析范例，但是作因果关系的解释时，则有赖于建立结构模型，甚至还有一些研究小社群的（指社会中的团体而不是第5节中“群”的含义）的数学模型的专家，例如美国的卢斯（R.D.Luce）和法国的弗拉芒（Cl． Flament）。

    这里我们很少谈到微观社会学和社会（关系）测量学。因为，这两者或者按上文已经明确的性质属于可观察关系的特性这个意义上说是整体性的，即使这些关系增多而成为有“辩证”意义的多元论，这些关系却并不构成结构；或者它们依靠通常的统计方法来表示数量关系，而并不因此就达到了结构的高度。

    Ⅱ．反之，宏观社会学自然就提出种种结构的大问题来了。我们将在第七章里来讨论阿尔杜塞（L.Althusser）用结构主义翻译马克思主义的情况，因为这就有一个要涉及到整个辩证法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参考帕森斯（T.Parsons）的著作，再一次提出结构与功能的问题是适当的（第13节里已经涉及到这个问题），因为他用的是“结构-功能”法。在英美，大凡谈到结构，涉及的总是可以观察到的关系和相互作用，这种倾向相当普遍；而事实上，得要指出，帕森斯已部分地跳出了这种经验的框框。因为他把结构定义为一个社会体系的各种成分的稳定布局，它不受外界强加于它的变动的影响。于是他就要明确阐明平衡的理论，甚至还委托他的一个合作者对他这个平衡理论加以形式化。至于功能，则被认为是在结构对外部环境进行适应时起作用的。

    因此，在一个人们可以说是通过调节作用保持自己守恒性的总体“体系”里，结构和功能是不可分的。帕森斯主要提出的问题是要了解个人怎样能把共同价值整合进来。正是从这种看法出发，他提出了“社会作用”的理论，按照个人面对两可选择时是否服从集体的价值，来分析两可选择的不同类型。

    莱维（M.J.Levy）的著作和帕森斯的著作是一致的。莱维把结构归结为可以观察到的一致性，并把功能归结为结构通过时间的种种表现。但是，在共时性和历时性之间的这些关系，我们认为，按所说的是规范、价值（规范性的或自发性的）、广义上的象征或符号（参看第14节）而有所不同。反之，帕森斯在功能与价值之间所建立的联系，则无疑相当深刻：在一种社会背景中，结构尽管是无意识的，迟早也要表现为规范或规则，以或多或少稳定的方式强迫个人接受。可是，不管我们怎样相信结构有持久性（我们将在第19节中讨论），那些规则仍然可以有功能作用的改变，这从价值的变化上表现出来。可是价值就其本身来说是没有“结构”的，除非在这种情况下，即价值中的某些形式，如道德价值，要依靠某些规范时，才不是这样。于是价值似乎就成了某种不同尺度的标志，这就是功能的尺度；这样，价值和规范合在一起的二重性和相互依赖性，似乎证明在区分结构与功能的同时，有把结构与功能联系起来的必要性。

    Ⅲ．正是这个功能与结构的问题，对经济结构的问题有决定性作用。佩卢（F.Perroux）用“表示在时间和空间里有确定位置的一个经济整体的特性的那些比例和关系”来给结构下定义，他这个概念的限制性本身就表明与我们直到现在所讨论的种种结构是不相同的。然而，其所以这样的理由，并不是由于他似乎把自己限制在可以观察到的关系这个事实。廷伯根（J．Tinbergen）看到的经济结构是“对有关经济对某些变化作出反应的方式的不可直接观察到的特征所作的考虑”。在计量经济学中，这些特征用系数来表示，而且，“这些系数的整体提供了双重的信息”：一方面，这个系数的整体提供了这个经济的兰图；另一方面，它确定对某些变化作出反应的途径。经济结构包含着一个功能作用，没有比这更好的说法了，因为经济结构是能够作出”反应”的：所以经济结构是与功能不能分的。

    至于经济结构的性质，人们首先把它集中在平衡的分析上；可是，当主要问题变成经济周期动力学问题时，问题就已经在于使平衡概念在功能作用的意义上具有灵活性：马歇尔（Marshall）认为，解决这个问题就在于象物理学中那样用“平衡位移”的结构来扩大平衡结构；而凯恩斯（Keynes）则企图把持续时期用经济主体的预测和计算的形式纳入到现在之中。可是在这两种情况（还有别的经济学者的情况）之下，正象格兰格（G.G.Granger）所说的）平衡的结构概念就成了能解释经济周期的“算子”了。

    况且，经济结构的特征不仅在于这种功能作用的优先性：无疑由于这个事实，结构还包括着一个主要是概率性的方面，结果是，结构的自身调整不是出于严密的运算，而是由于用倒摄作用（retroactions）和近似于反馈型式的预测所进行的调节。这个值得注意的结构构成的形式，既在经济主体的个人决定的层次（博弈论）上能够看到，同样在经济计量学对大经济整体进行分析的层次上也能看到。格兰格甚至竟说，博弈论表明要排除心理因素；如果人们想到的只是帕累托（Pareto）或博姆-巴韦克（Bohm- Bawerk）的比较粗略的心理学，那他就说对了。但是，当我们想起在一般行为中（而不是在意识中）——不仅在感情领域里（如让内指出的，感情领域表达出了行为的全部经济学），而且还在知觉和认识发展的领域里——决定机制所起的作用时，我们相反就会在博弈论里看到，在经济结构和主体的感情与认知调整作用之间，有比从前远为紧密的联结。

    至于宏观经济学中，经济计量学所引出的具有反馈作用的巨大系统，它们太著名了，就不必多加讨论了。

    Ⅳ．与自发的价值成对照的是，建立在规范的基础之上的社会结构，却具有一种值得注意的在逻辑术语意义上的运算性质。每个人都知道凯尔森（H.kelsen）把法律结构的特点看作是一些由规范组成的金字塔，用他称之为“控罪”的规范之间的一个总的蕴涵关系牢固地结合起来：在金字塔的顶端，是建立起一切的、特别是宪法的合法性的“基本规范”：从宪法产生建立政府法令或法院权力的有效性的法律的有效性；从法律的有效性又产生“判决”的合法特性，如此等等，一直到多种多样的“个体化规范”（刑法判决、对个人的任命、文凭、等等）。可是，如果这样一个美好的结构能轻易地写成代数网的形式（由于每一个规范，除了在上面没有任何东西的基本规范，和在下面再没有任何东西的个体化规范之外，它既是上级规范的“应用”，同时又创造了下级规范），那么它的特性是什么呢？当然是社会学家说的社会性；但是凯尔森的回答是，规范（或“Sollen”，即“应是”，英文为“ought”，法文为“devoir”）是不能归结为事实（或 “Sein”，即“实是”，英文为“To be”，法文为“etre”）的。凯尔森本人主张，是具有固有的规范性；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基本规范”不是通过法的主体用“承认”行为给予它法律有效性而取得的活，这“基本规范”又是与什么发生联系的呢，“自然”法的拥护者们认为，这是与“人性”相联系的结构：对于相信人性永恒性的人说来，这是显然的答案；可是，对于想要参考人性的形成过程来理解人性的人来说，这只是个循环论证而已。

    19．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的人类学结构主义

    社会文化人类学主要研究的是原始社会。在原始社会里，心理社会过程是与语言结构、经济结构和司法结构分不开的，因而我们把重点放在这个综合性学科上面，好弥补前面说明的过于简略。另方面，由于列维-斯特劳斯学说是相信人性永恒性的体现，他的人类学结构主义具有典型性，它是人们在经验的人文科学中曾用过的非功能主义的、非发生论的、非历史主义的、但却是最引人注目的演绎式的模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本书里我们要对它进行特别的研究。因为，这种学说把结构看做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初始事实，而第12和13节里我们曾阐述过关于智力的构造论结构主义，在这两者之间要不存在联系，我们认为是难以想象的。

    为了抓住这种方法的新颖之点，看一看这种方法如何被运用到成为好些人种社会学的关键概念的图腾制度这个假实体上，那是极有教益的。列维一斯特劳斯从涂尔干论及已经内化在一切原始宗教里的逻辑机制的一段深刻的活里，得出结论认为：“因此，有一种智力活动，其性质不能是社会具体组织的反映”（该书第138页人进而拒不承认“社会先于智力”（第139页）；这种结构主义的第一个基本原理，就是要到“具体”社会关系的背后，去寻找出只能通过对抽象模式作有演绎作用的构造才能得到的、“无意识的”基础结构来。由是产生了一种肯定是共时性的观点。但是这个共时性观点与语言学中的共时性观点事实上有所不同。一方面，这个共时性观点是由于我们对于信仰和习俗的起源（第101页）无可救药地一无所知所引起的；另方面，就因为这个道理，这种共时性体系的不同变化比起语言的共时性体系来要少，“习俗是在产生内在感情之前作为外在的规范而给出的，而这些无知无觉的规范又决定着个人的感情，并且决定着这些个人感情能够而且应该在其中表现出它来的环境”（第101页）。然而，这些规范取决于具有恒久性的“结构”；这样的共时性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成了不变化的历时性的表现！当然，这不是说列维-斯特劳斯想要废除历史；不过在历史引进变化的地方，问题仍然是“结构”，不过这一次是历时性的了，但是历时性结构并不影响人的智能。对于人的智能，历史只是“对于查清任何一种有关人的或不关于人的结构的全部成分时是必不可少的。所以，远不是说，对于可理解性的追求，象走到终点似地以历史为归宿，而是要以历史为起点来作任何可理解性的探究……历史引向一切，但是以从历史里走出来为条件”（《野蛮人的思想》[La pensee sauvage]，第347-348页）。

    当然，这样一种立场是反功能主义的，至少相对于例如象马林诺夫斯基（Malinovski）的“更是生物学和心理学的观点，而不是人种学的观点”亦即“自然主义、效用论和情感的观点”（《图腾制度》第82页）来说是如此。当然，只依据受弗洛伊德学说影响的通常某种类型的“解释”，我们懂得为什么列维-斯特劳斯有时似乎要给生物学和心理学的解释能力指出这样的局限性来。的确，对于用感情解释（“人的最晦暗不明的角落”）（第99页），他提出这些决定性的指摘是应该赞扬的，这些解释是忘记了“本身难于解释的东西，从这个事实看来就不适合用来作解释”（第100页）。同样，我们看到列维-斯特劳斯离开了联想主义，只能为此感到高兴；可叹的是在某些地方，联想主义还依然活着：应该是“用对立和相关、排斥和包含、相容和不相容等的逻辑来解释联想律，而不是相反：革新了的联想主义，应该建立在一个运算体系的基础上面，这个运算体系是不会和布尔代数没有相似之处的”（第130页）。但是，固然我们由此能够看到“把心理关系联接起来的一个逻辑连结的系列”（第116页），固然在一切领域里，决定性的步骤是“把内容重新整合到形式中来”（第123页），问题将仍然是迟早要把社会学结构主义即人类学结构主义，跟生物学结构主义和心理学结构主义互相协调起来；而生物学结构主义和心理学结构主义在任何水平上（从体内稳定状态到各种运算）都不能不有一个功能方面。

    就列维-斯特劳斯所利用的结构而言，正如大家都知道的那样，他除了从语言学出发时受到启发的音位学结构和总的说来是索绪尔式的结构之外，还在不同的亲属关系的组织里找到了转换的网和群等等代数结构，他在诸如韦伊（A.Weil）和吉尔博（G.Th．Guilbaud）等数学家的帮助下，甚至把这些结构予以形式化。这些结构不仅应用在亲属关系上去，而且还用在从一种分类到另一种分类、从一个神话到另一个神话的过程中，总之，在所研究的种种文明的一切“实践” 和认知成果之中，都能找到这些结构。

    从有两段带基本性的文字里，我们可以了解列维一斯特劳斯在这种人类学的解释里所给予这些结构的意义：

    “如果如我们所相信的那样，精神的无意识活动就是给内容规定一些形式，如果这些形式对所有人的精神，不论是古代人和现代人，野蛮人和文明人，都基本上是相同的——就象对于言语里表现出来的象征功能所作的研究结果如此辉煌地表明的那样——，那就应该，而且也有充分条件，在每一种制度和习俗的下面去找到这种无意识的结构，来得到对其它制度和习俗能够有效的解释原理；当然，条件是要把这种分析进行得相当深入”（《结构人类学》[Anthropologie structurale]第28页）。但是，这种不变的人类精神或“精神的无意识活动”，在列维-斯特劳斯的思想中占有一个明确的位置，它既不是乔姆斯基的天赋观念，更不是“亲身体验”（那是要“摒弃”的，“除非以后在客观的综合里再把这‘亲身体验’整合进去”，见《悲惨的热带》［Tristes tropiques]第50页），而是一个插在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图式系统：“马克思主义——如果不是马克思本人的话——太经常地这样理解，似乎种种实践（lespratiques）是立即从‘实践活动’ （praxis）产生的。我们并不怀疑基础有无可置疑的第一性，而认为在‘实践活动’和实践之间，中间总有一个中介，这就是概念图式；一个物质，一个形式，双方都剥掉了独立的存在，通过概念图式的运算合成了种种结构，也就是同时既是经验性的而又是有可理解性的种种存在实体。我们愿意对马克思开始草创的这个上层建筑的理论，作出贡献，而把发展对于真正意义上的基础的研究，留给历史学——加上人口统计学、技术学、历史地理学和人种志的帮助——来完成，这项研究基本上不是我们的问题，因为人种学首先是一种心理学”（《野蛮人的思维》[La pensee sauvage]第173-174页）。

    一经认可结构的存在，有如拉德克里夫-布朗（Radcliffe Brown英国人种学家中和结构分析最为接近者）所主张，这种结构不能同可以观察到的相互作用系统混为一谈，那未这个伟大学说所引起的中心问题，就是要知道，这种结构的“存在”到底是什么呢？这肯定不是只与随便安排他的模式的这位唯一的理论家相关的形式存在，因为结构存在于这位理论家“之外”，并且成为被理论家所观察到的种种关系的来源，以致于结构若不和事实紧密一致，就会失去任何真理的价值。结构也不是先验的“本质”，因为列维- 斯特劳斯不是现象学家，而且不相信“自我”或“亲身体验”有第一性的意义。不断地一再提到的公式是，结构来源于“智能”或来源于自身永远相同的人的精神，从而得出结构先于社会（与他所指责的涂尔干的“社会先于智能”相反），结构先于心理活动（从而有“把心理关系联接起来的逻辑连结”），并且更有理由说结构先于有机体（根据有机体来解释感情是有道理的，但有机体不是“结构”的来源）。但这一来问题就更加尖锐了：智能或精神“存在”的方式，如果既不是社会的，也不是心理的，更不是有机体的，那是什么样的呢？

    如果留着这个问题不作回答，那就等于说只谈到“自然”结构而不再说什么了，但是自然结构会今人讨厌地想起什么“自然法权”等来。可是，我们是能够想出一个答案的。列维-斯特劳斯说得好，如果必须把内容重新整合在形式里，那同样重要的就是要记得，既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形式，也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内容。在现实世界里也和在数学里一样，任何形式，对于包含这个形式的那些更高级的形式而言，就是内容；任何内容，对于这个内容所包含的那些内容来说，就是形式。不过（正如我们在第8节中已经看到的），这也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是“结构”，还得要了解怎样从形式的这种普遍性过渡到结构的存在上去，因为结构是更有确定意义、更有限制性的存在。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如果说依照这种看法，一切都是“可以成为结构的”，“结构”仍然只相当于在其他种种“形式的形式”之间的某一些，服从于有限制的、但又特别可以理解的一些标准，那就是要组成作为体系而具有自己规律的整体，并且要求这些规律建立在转换作用之上，尤其是要保证这个结构有自主性的自身调整性。可是，怎样就能从随便什么“形式”以这样的方式组成“结构”呢？当问题是逻辑学家或数学家的抽象结构时，那是逻辑学家或数学家通过“反映抽象”（参看第5 节）从这些形式中抽绎出来的。而在现实世界中，则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形成过程，把形式引向结构和保证这些结构有内在的自身调整作用：这就是一个平衡作用过程。在物理领域里，这种平衡作用就已经把一个体系定位在它潜在的功的整体之中（参看第9节）；在有机体的领域里，平衡作用保证生物在各种水平上达到体内平衡状态（参看第10节人在心理学的领域里，它说明智慧的发展情况（参看第12和13节）；在社会领域里，它也会起到类似的作用。事实上，如果人们记得，任何形式的平衡都包含一个组成一个“群”的潜在的转换体系，如果人们能够区分各种平衡状态和作为达到平衡状态的过程的平衡作用，那末这个过程不仅说明种种调节是这个过程的各个阶段，而且说明这些调节作用的最后形式是运算可逆性。所以，认知功能或实践功能的平衡作用，包含了为解释理性图式所必须的一切东西：一个调整好了的转换体系和一扇面向可能性的门户，这就是从有时间性的形成作用过渡到非时间性的相互联系的两个条件。

    从这样的观点来看，这个关于决定社会先干智能还是智能先于社会的问题就不会提出来了：因为集体的智能，就是在一切“协同运算”（Co． operations）中发挥作用的那些运算相互影响而得到的平衡了的社会性。同样，智慧并不先于心理生活，也不是作为它所产生的种种效应之中的一种简单效应：智力是一切认知功能的平衡的形式。而智能和有机生命间的关系（译者按：智能（intellect）指用概念思维的能力，或称悟性〕也是属于同样的性质：如果人们不能说任何生命过程都是“智慧”的，我们却能够赞同很久以前达西·汤姆森（Darcy Thomson）研究形态学（《论生长与形式》（On Growth and Form]，这本著作和其他矿物学方面的研究一样，都曾对列维-斯特劳斯早期思想有过影响）的转换作用时所说的，生命就是几何学；今天我们甚至可以断言，在很多方面，生命就象一台控制论的机器、或一种“人工智能”（也就是普遍智慧）在工作。

    但是依照这种看法，人的精神自身永远相同，如列维-斯特劳斯本人所说，“象征功能”的永久性就是它的明证，那末人的精神又成了什么呢？我们承认我们并不了解，如果人们把这种精神看作是一个由许许多多永久性图式合在一起的汇集，这种看法为什么就要比起把精神看作是一种仍然开放的、连续不断的自动构造过程，其结果更受人尊重。坚持符号功能的观点，人们在接受索绪尔对符号和象征的区分时（我们感到比皮尔斯[ Peirce] 的区分要深刻），人们不就已经可以想到，从形象化的象征到分析性的符号，就已经有了演化吗？这就是在卢梭论及比喻的原始用法的一段文章里的含义；列维-斯特劳斯在谈到“推论思维的初始形式”时曾用赞许的口吻引述了这段文章（见《图腾制度》第146页）。然而，说“初始”就是意味着有后续，或者至少有几个水平了；而如果说“野蛮人的思维”在文明人中永远存在，其水平要比科学思维低级：然则分列等级的不同水平就意味着在形成过程中有不同的阶段。人们特别要问，列维-斯特劳斯在《野蛮人的思维》一书里记载的那些美好的“原始”分类，它们大概不是没有否定的“应用”的一个成果，而是在运算意义上的“群集”的成果吧？

    在关于这种“自然”逻辑的整体是什么这个问题上，我们对于列维- 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和列维-布留尔（Levy-Bruhl）的实证主义之间原则上的总的对立是相当清楚的。但是，列维-布留尔在他的遗著里收回了他的观点。在我们看来，这正象他在初期著作里似地，同样是走得太过头了。并没有“原始思维”，但也许的确有一种在前运算水平意义上或在仅有的几种具体运算开始时的一种有限水平意义上的（参见第12节）前逻辑。“互渗” （participation)是一个富有意义的观念，如果我们不是把“互渗”看成是一种不管有什么矛盾和同一性的神秘联系，而是一种在幼年儿童身上经常看到的处在类与个体中途的关系的话：如我们在桌子上投下一个阴影，对于4-5岁的孩子来说，就认为是“树下面的影子”或黑夜的影子，不是用包含在一个普遍类里的方法，也不用直接的空间转移方法（虽则受试人有时因为没有更好的解释，会这样说），而是通过某种在一些物体之间直接“焊合”的方法；这些物体，以后在一经懂了规律之后，就会或者分解开来，或者合成为同一类。即使在这种“互渗”关系中我们只看到一种“类比思维”，它作为双重意义上的前逻辑，即先于明确的逻辑，和为这种明确逻辑的制订作准备，也还是有其意义的。

    无疑，列维-斯特劳斯所描写的亲属关系的体系，表明有着一种进步得多的逻辑的存在。不过，尤其对于人种志学家来说，这当然不是个人发明的结果（如泰勒 [Taylor]说的“野蛮人哲学家”的发明），只有集体的长期酝酿才能创造出这样的成果来。所以这是关于“制度”的问题，而且对于语言学结构来说也是相同的问题，语言结构的能力是超过说话人的平均能力的。如果集体自身调节概念或集体平衡作用概念具有一点儿意义的话，那么很明显，为要判断一定社会的成员是属于逻辑［水平〕还是属于前逻辑［水平］，单参照他们已经结晶了的文化成果是不够的：真正的问题是把这些集体工具的整体利用到每个人生活中的日常推理里去。然而，这些工具很有可能大大地高出于这个日常逻辑水平。列维-斯特劳斯使我们想起了土人在亲属关系的体系中精确地。‘计算”出隐含的关系的情况。但是这些还不够，因为这个亲缘关系体系是完成了的，已经调节好了的，又具有特定的意义；而我们想要看到的，则是个人的创造性。

    所以，就我们来说，我们相信，只要对于不同社会的成员，无论成人还是儿童，关于他们运算水平（第12节里说的含义）的精确的研究还没有系统地做出来之前，问题还是不要先下结论。然而，这些研究做起来很难，因为做这类研究，要求对检查运算的技术要有良好的心理学素养（用自由谈话的方式而不是用测验的标准化形式，并不是所有的心理学家都具备这种修养的），而且还要有足够的人种学知识和能够对受试者的语言有充分的掌握。我们知道的这种尝试不多。有一项尝试是关于澳大利亚著名的阿龙塔人（Aruntsa)的，结果似乎表明在形成守恒概念上（把一定量的液体倒进不同形状的容器中的守恒性），有系统性的落后；但是，仍然可以通过学习掌握这个概念。通过这个特殊例子，似乎表明已经达到具体运算水平的初级阶段。但是这里还得要检验命题运算（如组合系统等），尤其要从这些观点来研究其他社会。

    至于结构的功能方面，只要我们承认有一部分自身构造作用，那就很难撇开这个问题。如果各种效用因素不能单独用来说明结构的形成过程，它们就等于提出了某些问题来，要这种形成过程为它提供答案，因而结果就使形成过程和答案接近起来了(参见第10节瓦廷顿的思想）。另一方面，一个结构按照社会中出现的新需要而改变其功能，这也是常见的。

    总而言之，前面的这些说明，没有哪一点使我们要怀疑列维一斯特劳斯所作分析的积极方面，特别是结构主义的方面。上面这些说明的唯一目的，只是要把他的这些分析从光辉的孤立状态之中引出来，因为，人们在一开始就把自己安放在完成状态之中时，也许忘掉人类活动本身在认知方面是最有特征的性质：人类与许多动物类不同，动物只有在物种改变时才能有改变，而人却能在使世界改变的同时改变自己，能在建立自己的结构时使自己成为结构，并不是由于非时间性的宿命从外界或内部消极地接受这些结构的。智慧的历史不是一份简单的“成分一览表”：智慧是一束转换，这些转换同文化的转换或象征性功能的转换不能混为一谈，而是远比这后两种转换开始得早，而且产生这后两种转换；如果理性的演化不是没有理由的，而是由于在逐渐同外界环境相互作用中不得不具有的内在必然性的缘故而发展的，理性终于还是从动物或人类婴儿的水平演进到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种学的水平了。

    第七章 结构主义和哲学

    20．结构主义和辩证法

    在这一章里，我们将只提到在进行结构主义研究时所引起的两个普遍性问题。人们可以把这一研究中所引起的问题的单子无限地扩大，因为这种列举的方式已经成了一时时尚，新近的哲学家再没有不跟着走的；这一时尚的新颖性，使人淡忘了这种方法在科学领域里的陈旧性，因为在某些哲学里科学是容易被忽视的。

    Ⅰ．我们的两个问题中的第一个显然是不得不研究的。因为，在人们专心致志于结构的研究而贬低了发生、历史和功能的情况下，当所研究的不是主体本身的活动时，这就必然要和辩证思维的种种中心倾向发生抵触。所以，看到列维-斯特劳斯在他的《野蛮人的思维》一书里差不多用了整整最后一章来讨论萨特（J.P.Sartre）的《辩证理性批判》 （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我们认为这是很自然而且又很有教益的。对这场争论在这里加以检讨，在我们看来也是肯定非做不可的，特别是因为我们感到，争论的对立双方似乎都已经忘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在各种科学本身的领域，结构主义总是同构造论紧密联系的，而且就构造论而言，因为有历史发展、对立面的对立和 “矛盾解决”等特有的标记，人们是不能不承认它有辩证性质的，更不用说辩证倾向与结构主义倾向是有共同的整体性观念的了。

    在萨特所运用的辩证思维里，其主要构成成分是构造论以及构造论的推论历史决定论。关于这第二点，列维-斯特劳斯除了在上文中已经讨论过的对历史的总的批判之外，还很有道理地特别指出萨特的思想说不通，因为他把中心放在自我上，或一个“我们”上，“但一面又谴责这个‘我们’只是一个自我的二次幂，它的本身对于别的‘我们’又是严严实实地封闭的”（《野蛮人的思维》法文本第341页）。不过，在萨特那里，这些并不是辩证法的产物：它们只是一种存在主义的残余，它是仍然带有哲学性质的辩证法还没有能够去掉的一种存在主义的尾巴。反之，在科学思维领域里，辩证化过程本身就含有使各种看法发生互反关系的意思。至于构造论呢，我们采取与列维-斯特劳斯的异议相反的立场，把它保存下来，但是有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的保留，即萨特（除了极个别的例外情况外）认为构造论是哲学思维的特权，与科学知识不同，而且他对科学知识的描绘几乎完全是从实证主义及其“分析”方法借用来的。然而，不仅实证主义不是科学，它只给了科学一个系统地歪曲了的形象，而且如梅耶森经常指出的，在哲学上最主张实证主义的学者都只限于在他们作品的前言中声明他们这样的信仰，而当他们阐发他们的经验分析和他们的解释性理论的时候，他们的做法与这个学说主张的常常几乎是相反：所以，如果我们指责他们没有意识到、或有认识论意义上的错误，这是一回事；但是如果我们不再把他们的科学工作同实证主义相提并论，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这样说了之后，可以看到，列维-斯特劳斯在辩证理性和科学思维之间所建立的联系，虽然更为正确一些，但是从对于科学思维的要求来看，仍然留有一种令人不安的不足，必须把辩证过程所占的地位，恢复到比列维-斯特劳斯似乎希望赋予它的还要重要的位置。而且，看来很清楚，如果说列维-斯特劳斯把辩证过程多少有些低估了，这是由于他的结构主义是相对静止的或反历史主义的，而并不是因为有了一般的结构主义倾向的缘故。

    如果我们对列维-斯特劳斯确实理解的话，他是把辩证理性看作是一种“一直在起构造作用的”理性的（见《野蛮人的思维》法文本第325页及以下各页），但是有“勇敢”的含义，就是说，它建造起一座座的桥梁，向前迈进；这与分析性理性相反，分析性理性是为了理解而分解事物，并且主要是为了检验。但是，说“辩证理性……不是别的东西，而就是分析性理性……只是在分析性理性上加了点儿东西”（第326页），我们根据这样一个补充来说，并不是要强词夺理；这个补充的意思，几乎就是要把后者所缺少的创造功能或进步功能给予前者，而同时又把验证的主要工作为前者保留下来。当然，这种区别是本质性的，同样当然的是，并不存在两种理性，只有理性可以采取的两种态度或两类“方法”（用笛卡尔赋予这个词的意义）。但是，辩证态度所要求的构造，不仅是要在我们无知的深渊之上“建造一座座便桥”，这个无知的深渊的彼岸在不断地向远处伸展（第325页）：这种构造过程还假定有更多东西，因为时常就是构造过程本身，在同种种肯定结合起来时产生种种否定，接下去在共同的“矛盾解决”中再得到它们之间的协调一致。

    这个黑格尔或康德的模式并不是抽象的模式或纯概念的模式，否则它就会既不能使科学也不能使结构主义感兴趣了。只要思维努力背离虚假的绝对性，这个模式就表现出思维不可避免的步骤。在结构的领域里，这个模式相当于一个不断重复的历史程序，巴什拉（G.Bachelard）在他最优秀的著作之一《非的哲学》（Laphilosophie du non）里曾描述过这个程序。它的原理是，一个结构一经被构成，人们就对结构中能表现本质的或至少是必要的性质之一给予否定。例如，作为有交换律的古典代数学，从汉密尔顿（Hamilton）开始人们就创造了一种无交换律的代数学；欧氏几何学又被非欧几何学配成了对；以排中律为基础的二值逻辑，则有布劳威尔（Brouwer）否认这个原则在无穷集合情况下的价值而用多值逻辑来补充，如此等等。在数理逻辑结构的领域里，这就几乎成了一种方法：有了一个已知的结构，人们就企图用一个否定的体系来建造出各种互补的体系或不同的体系，然后人们把它们汇集成一个复杂的整体结构。在格里斯（Griss）的“没有否定的逻辑”里，一直到否定本身也这样地被加以否定。另一方面，当问题是要决定，象在有限的基数和序数之间、在概念和判断之间等等的关系之中那样，究竟是系统A 导致系统B，或者是相反系统B导致系统A时，人们可以肯定，最后总是要由辩证的相互作用或辩证圈来取代线性的先后关系或前后联系的。

    在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的范围里，情况是类似的，虽则这种类似的情况是从康德称之为“现实的矛盾”或事实上的矛盾中衍生出来的：是否还需要请大家回忆光学理论的微粒观点和波动观点之间的摇摆，回忆由马克斯韦尔在电与磁过程之间所引进的互反性关系等等呢？在这些领域里，如同在抽象结构的领域里一样，看来的确是，辩证态度构成了建立结构的一个主要方面，这个方面既是对分析的补充，又是和分析不可分开的，甚至也是为了形式化所不可分开的：列维-特劳斯小心翼翼地同意要给分析性理性“加点儿东西”，这些东西要比“建造便桥”多出很多，而且无疑就是要用著名的“螺旋形”或不是循环论证的圆圈来代替线状模式或树形模式，这种螺旋形或不是循环论证的圆圈非常近闲于发展程序上所特有的发生圈或相互作用。

    Ⅱ．这样，关于辩证思维的讨论就把我们引导到了关于历史的问题上以及先是阿尔杜塞接着是戈德利埃（M.Godelier）对马克思著作进行结构主义分析的方式上来了，虽则马克思赋予历史发展以主要地位是在他的社会学解释里才涉及的。从另一方面看，马克思有一个结构主义方面，至少已经到了介于我们在第18 节里所说的“总体结构”和在现代人类学含义上的结构这两者之间的半路上了，这是很明显的。因为，马克思把属于现实的“基础”与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区分开来，而且他用虽则还停留在质的分析上可是相当精确的术语来描写这些现实基础，使我们远远离开了简单地可以观察到的关系。阿尔杜塞的著作的意义是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识论，除了其他目的之外，他还有两个非常合理的目的，一个是从黑格尔的辩证法里阐发出马克思的辩证法来，另一个是给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一个现代结构主义的形式。

    关于这第一点，阿尔杜塞做了两点重要的说明（从中他还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对于这个结论我们不发表意见——这就是关于青年马克思具有黑格尔主义的论点是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因为他认为马克思多半是从康德甚至还有费希特所提的问题出发的）。第一点，它和第二点是有紧密联系的，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与唯心主义相反，思维就是一种“生产”，是一种“理论实践”，它主要不是个别主体的产物，而是一个有社会因素和历史因素参予的紧密不可分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这就产生了对马克思这段著名文章的解释，其中把“具体的整体性”作为“精神上的具体”（Gedankenkoncretum）看作“实际上是一种思想和概念作用的产物”。

    我们从阿尔杜塞那儿要汲取的第二点说明，就是马克思学说的辩证矛盾与黑格尔的辩证矛盾没有关系。黑格尔的辩证矛盾最后归结为对立面的同一性（identite）；而对于马克思说来，它是一种“超决定作用”的产物，如果我们确实理解的话，那就又是不可分的的相互作用造成的产物。同样，阿尔杜塞还正确地指出，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整体性”概念也是不同的。

    于是，就是这种社会方面的超决定作用（相当干物理中因果关系的某些形式），引导阿尔杜塞把生产关系的内部矛盾，或者说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以及广义他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整个机器，都纳入一个转换结构的系统里，他并且努力地为这个转换结构系统提供连结的关节和形式他的原理。有人指责他搞形式主义；但是，人们的这种指责不过是平常对于任何严肃的结构主义发出的没有根据的责难而已。有人反对阿尔杜塞，主要是在某些人看来，他好象没有给人的地位以足够的重视；可是，如果说重视“个人”的价值（可叹的是个人的价值太经常地被同个人自己的价值混淆了！)不如重视动作的构造活动即认识主体的构造活动，那未把知识的特点看作是一种生产这个事实，是与原来的马克思主义的最牢固的传统之一相符合的。

    至于谈到历史的结构与历史的转换之间的关系时，戈德利埃在一个非常清楚的注解里指出，仍然还有工作需要完成：如果我们把社会结构比作数学范畴（事物的种种集合以及它们的可能的“应用”：见第6节的最后部分），那末人们就能够确定哪些功能是与结构相符合或不相符的了；可是，还要知道，在形成一个系统的全部结构中，各结构之间互相结合的方式怎样会“在被连接起来的诸结构中的一个结构内部引起一个主导的功能”，在这一点上，目前的结构分析还有待完善，但是，这要与历史的转换和发生过程的转换密切结合来进行。从这种观点出发，戈德利埃（以非常卓越的方式补充了阿尔杜塞对马克思的矛盾论所进行的分析）的确强调指出了，“对于结构的研究要优先于对结构的发生过程和结构演化的研究”，他并且注意到：马克思自己把价值理论放在《资本论》的开头部分，就是使用的这种方法。况且，我们也看到（第12和13节），即使在心理发生学的领域里，发生也从来只是从一个结构向另一个结构的过渡，这个过渡解释了第二个结构，而同时，对所有这两个结构的认识又是为理解这个作为转换的过渡所必要的。但是，他得出的下面这样一个结论，值得一提，因为这个结论也概括了我们反对列维-斯特劳斯的意见，以及整个这本书的总观点：“要使人类学向历史学挑战或历史学向人类学挑战，毫无成果地把心理学和社会学对立起来，把社会学和历史学对立起来，也许都是不可能的事情。归根结底，人的‘科学’的可能性将要建立在发现社会结构的功能作用的规律、演变的规律、和内部对应关系的规律的可能性上面……因而也就是建立在推广结构分析方法的上面，结构分析方法已经成了能够解释种种结构变化和演变的条件和解释结构的功能的条件了”（见前引《现代》杂志同书第864页）。结构和功能，发生和历史，个别主体和社会，在这样理解的结构主义里，在这种结构主义使它的分析工具越来越精致的情况下，就都变得不可分割了。

    21．没有结构的结构主义

    富科先生在其《词与物》（Lesmots et les choses）这本书里，从相反的方面给我们提供了相当令人吃惊的例证，这本著作的文笔多姿多采，充满了叫人预想不到的光辉思想，渊博的学识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关于生物学的历史，但是就心理学的历史而言，就不能等量齐观了），但是，这部著作从通常的结构主义里只保留了些消极方面。在他的这本“人文科学的考古学”（该书的副标题）里，除了主要与言语有联系的概念原型的探究之外，我们竟找不出别的东西来。富科主要抱怨的是人；他把人文科学看作只是一些 “突变”——即“先验性历史性的”或“认识阶”（“episteme”，［译者按：富科所起的名词]）的暂时性产物，这些“突变”或“认识阶”是在时间的历程中毫无秩序地相继而来的。实际上，这种对人的科学研究产生于十九世纪，到它寿终正寝的时候将要消亡，而没有人能够预见将要由那一类新的“认识阶”来代替它。

    富科是好奇地到结构主义本身里去寻找这种行将消亡的理由之一的。结构主义给了“可能性，也提出了任务，用构成形式化的言语来使古老的经验主义理性纯化，并从先验数学的种种新形式出发来进行第二次纯粹理性批判“（第394页）。其实，在这样推广言语本身的能力时，“当把言语的各种可能性推向极端的时候，所要发生的事情就是：人‘完了’。人在到达任何可能有的话语的顶峰时，所到达的并不是人自己的中心，而是到了人的极限的边缘：这就到了死神在徘徊、思想在熄灭、起源时的许诺被无限地推迟的这个区域”（第394-395页）。可是，“结构主义并不是一种新的方法；它是现代知识令人不安的觉醒了的意识”（第 221页）。

    各种怀疑主义认识论的真正作用，是要在动摇原先的舒舒服服的立场的同时，提出新的问题来。当然，我们是希望富科能够促使出现一位未来的康德，能够把我们从教条的沉睡之中拉到第二次觉醒之中的。我们特别要期待的是，这位作者的具有革命意图的著述能给我们提出对人文科学的有益的批判，对于“认识阶”这个新概念给出足够清楚的阐述，并对他自己的结构主义的限制性概念有一个论证。可是，这三点我们都没有得到满足，因为在他巧妙的陈述之下，我们只找到不可胜数的断言或省略，作者有意要让读者尽可能地来进行类比，以求找到示范的例证。

    例如他说，人文科学不仅都是些“伪科学；它们根本就不是科学；确定人文科学的实证性并使它们扎根在现代‘认识阶’里去的那个外形，同时也就使它们无法成其为科学；而如果有人又要问为什么人文科学还是得到了科学的称号，那么只要请大家回忆一下，人文科学之需要并且接受从一些科学借来的某些模式的转让，其原因就在于对人文科学的根源所下的考古学定义”（第378页）。如果有人现在就向这些出乎意料的断言要求证据，那未只能找到以下这几点证据：1）“确定人文科学的实证性的外形”是由富科所发明的一个“三面体”（第355-359页），三个面是a)数学和物理科学，b)生物学、经济学和语言学，它们都不是人文科学（第364页），c)哲学的思考。2）因为人文科学既不是a,也不是b,不是c,所以人文科学就不是科学：C.Q.F.D。（证明完毕）。3）至于人文科学为什么相信自己是科学，“对它们的根源所下的考古学定义”很容易就能说明这点，因为富科的“考古学定义”，就等于事后讲述发生过的事情，就好象这一切早就能从它们的“认识阶”的知识里先验地推论出来似的（因为“历史证明，凡是被人思考过的东西，还将被现在还没有出现的另一种思想再来思考的”，第383 页）。

    事实上，富科的人文科学批判，通过给人文科学下一个任何人文科学的代表学者都不会接受的限制性定义的方法，有点把任务减轻了。例如说：语言学不是人文科学，属于人文科学的仅仅只是“各个个人或社群理解词等等的方式”（第364页）。科学的心理学是从十九世纪“工业社会强加于个人的新规范中”诞生的（第 356页；我们倒真想要知道是哪些新规范！），于是，科学的心理学的生物学基础就被干脆砍掉了。从这种心理学中只留下了对个人表象的分析，任何一位心理学家都不会以此满足的；当然还留下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富科所以欣赏它的价值，尤其因为它宣告了人的终结，意思是指人的意识作为享有不应得特权地位的研究对象的解体。不过，富科在这里忘记了整个认知生活是与同样也是无意识的结构联系着的，而结构的功能作用重又把知识与整个生命联系在一起。

    但是，如果这个片面的批判是为了一项发现而付出的代价的话，那以上所说的这一切，都算不得怎么太重要的。初看起来，“认识阶”的概念似乎是新颖的，并且包含着一种也许会受欢迎的认识论结构主义。他的那些“认识阶”并不形成一个康德学说意义上的先验范畴的体系，因为他的“认识阶”与康德的先验范畴相反，而且与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的精神”也相反，这两者都既是必然的而又是永久存在的；他的“认识阶”却是在历史的进程中互相接着产生的，并且还是以无法预见的方式来到的。它们不是从简单的心智活动习惯所产生的可观察到的关系的体系，它们也不是在科学史上某个时刻能够推广的带有限制性的思想方式的体系。它们是些 “历史上的先验性”，象先验的形式一样是知识的先决条件，可是，它们只延续一个有限的历史时期，当它们的命运终结时就让位给别的“认识阶”。

    阅读富科关于被他一个接着一个地区分出来的“认识阶”的分析时，很难叫人不联想到库恩（Th．S．Kuhn）在他关于科学革命的著名著作里所描述的“范型”（paradigms）。初看起来，富科的企图甚至显得更为深刻，因为他的企图是有结构主义的雄心的，而且还因为如果他的企图成功了，就会导致发现真正的科学认识论的结构，把一个时代的科学的种种基本原理相互联系起来；而库恩只限于描述这些结构，并对已经引起突变的各种危机做历史的分析。不过，要实现富科的计划，就应该有一个方法；可是他不去问在什么样的先决条件下人们有权认为一个意义明确的“认识阶”真正在起作用，以及根据什么样的标准人们就可以把不管什么人按照在解释科学史时的不同方式所能够建立起来的某一个别的不同的“认识阶”体系，认为不合规定。富科只是相信他的直觉，并且用想当然的思考来代替任何系统的方法论。

    于是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两种危险：第一，在赋予一种“认识阶”的性质之中有武断性，用一些性质来代替有可能选上的另一些性质，而有些则尽管重要却被删除掉了；第二，属性会具有异质性，被假设是紧密相关的属性，它们却属于思维的不同层次，虽则在历史上说是同时的。

    关于这些障碍的第一点，上文提到的代表当代“认识阶”的那个三面体，从任何观点来看都是武断的。首先，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富科本人给了自己一个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区分人文科学的权利，他把语言学和经济学从人文科学中删去，除非当这二者不是涉及到所有人而是涉及到个人或有限的社群时：而心理学和社会学还是在三面体的内部徘徊，不能有一个稳定的地位：我们看到，富科以他自己的方式修改了的那个“认识阶”，就是富科自己的认识阶，而不是各种科学潮流中的认识阶。另一方面，他所主张的三面体是静态的，然而当代科学的基本特点，乃是一个由许多相互作用组成的整体，这些相互作用趋向于赋予系统以一种具有多种交叉的环状形式：热动力学X信息论，心理学X动物行为学X生物学，心理语言学X生成语法，逻辑学X心理发生学，……等等。最后，哲学的思考被作为一个独立的方面插进去，其实科学认识论越来越成为每一门科学内部的东西，它的情况愈来愈依靠各科学的环本身和不断变化着的学科间的关系（这正是书上第329页那个断言所蕴涵的内容，即人这个“奇怪的双重物’’具有“经验-先验”的性质）。

    至于富科的“认识阶”的第二个缺点，就是它内在的异质性，这在第87页的表上特别看得清楚，那就是把十六、十八世纪的“认识阶”归结成线性次序和分类学式的树形次序。事实上，分类学属于相当初级的逻辑“归组”（参看第12节）的结构，但有包括由远及近的构造过程（邻近性）在内的许多限制。然而，当生物学的思维还停留在这个水平上时，数学思维从十六世纪起就进入了微积分分析的阶段，并且具有了相互作用的模式（已经丝毫没有线状性质了），例如牛顿第三定律的相互作用模式（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相等）：断言所谈到的是同一个“认识阶”，借口说是具有共时性的性质，这就干脆成了历史的牺牲品了！而富科是打算靠他的智慧活动“考古学”把自己从历史中解放出来的；这也就是置水平的不同于不顾了，而在这里很明显地有着两种不同的水平。

    这个不同水平的主要问题在富科的著作里是完全不存在的，因为这个主要问题与富科个人的“考古学的”“认识阶”是相反的。为这个对不同水平的否定所付出的代价是太大了：“认识阶”的先后顺序问题，因此就变得完全是不可理解的了，而且这是有意要这样的：“认识阶”的这位创造者对这种情形似乎还表现出某种满意哩。事实上，先后出现的“认识阶”相互间是不能从这一些中去推论出那一些来的，既不能从形式上去推论，也不能从辩证法上去推论；它们相互之间也不能以任何演变关系彼此继续，既没有发生学上的演变关系，也没有历史的演变关系。换句话说，理性的“考古学”的真正含义就是，理性的变换是没有理由的，理性的结构是通过偶然的突变或暂时的涌现而出现和消失的；而在当代控制论的结构主义产生之前，那时的生物学家正是用这种方式来理解突变的。

    因而，把富科的结构主义称为没有结构的结构主义就并不过分了。他从静态的结构主义中保留了所有消极的方面：对历史和发生的贬低，对功能的蔑视，而且迄今还无人可与之匹敌地也否定了主体本身，因为他认为人很快就要消失了。至于积极的方面，他的结构只不过是些用形象表现的图式，而不是必然以结构的自身调整来达成守恒的转换系统。在富科有目的的非理性主义中唯一确定的一点，就是求助于言语，因为言语是外在于个人的，所以把它看作是支配人的：但是，“言语的存在” 对于富科来说仍然有意地要是一种神秘的东西，他只是喜欢强调语言有“谜一般的顽强性”（第394页）。

    富科的著作，虽则具有那种破坏性智慧的尖锐泼辣，却并不因此就减少它无与伦比的价值：这部著作明显地证明了，想要把构造论和结构主义割裂开来而得到前后一贯的结构主义是不可能的。

    结构主义结论

    在要概括这本小书从一些主要的结构主义的立场里所力求阐发出来的论点时，我们首先应该指出，如果说这个方法的许多运用都是新的，那么结构主义本身出现在科学思想史上却已有很长的历史了；虽则它同演绎和实验结合起来相对来说是晚近才形成的。之所以要等待这么久才发现有可能使用这种方法，那不言而喻，首先是因为人类智慧的自然倾向是从简单到复杂地逐渐进步的，因而在分析工作遇到困难叫人不能不承认之前，是不知道有种种相互依存关系和各种整体系统的。其次，是因为结构之为结构是观察不到的，结构所处的不同水平，必须通过抽象出形式的形式或第n次幂的体系才能达到的；这就要求作出特别的反映抽象的努力才行。

    但是，如果说科学的结构主义的历史是由来已久的，那么从中应该引出的教训就是在谈到结构主义这个题目时，不能把它作为一种学说或哲学看待，否则它早就被别的学说超越了。结构主义主要地乃是一种方法，有为这个术语所包含的技术性、强制性、智慧上的诚实性以及在逐步的接近过程中取得进步的意思。因此，不管科学本身应该为新问题所保持的开放精神有多大，我们还是要为看到时尚只是热衷于一个模式，并产生出一些走样的或歪曲了的复制品而只能感到忧虑。所以，必须要过一段时间，才能让真正的结构主义，即方法论的结构主义，去判断人们以结构主义的名义所说的一切和所做的一切。

    提出这些注意之后，从我们一系列的探讨之中抽绎出来的主要结论，就是结构的研究不能是排它性的，特别是在人文科学和一般生命科学范围内，结构主义并不取消任何其它方面的研究。正好相反，结构主义的研究趋向于把所有这些研究整合进来，而且整合的方式是和科学思维中任何整合的方式是一样的，即在互反和相互作用的方式上进行整合。不管什么地方，我们如果看到在一些个别的结构主义立场中有某种排它性，它的上文或下文总向我们指出，人们为要证明这些限制性和强硬态度的合理而采用的模式，恰恰是在朝着与人们所要赋予这些模式的方向相反的方面发展着。我们只举一个例子，在人们从语言学中汲取出了各种各样的富有成果的、但有点片面的灵感之后，乔姆斯基出乎意料的返回却使这些过于狭隘的观点缓和了。

    我们总的结论的第二点就是，从其精神本身来说，对结构的探求，只能在多学科之间的协调上取得出路。理由非常简单：希望在人为地限定的一个领域里谈论结构（象一门个别的科学就是这样的领域），人们很快就会弄到不知道把结构的“存在”放置在什么地方才好，因为按照定义来讲，结构是永远不能与可观察到的关系混为一谈的，而只有这些可以观察的关系才是被明确限制在一个所研究的科学领域里面的。例如，列维-斯特劳斯就把他的结构定位在介于基础和实践即有意识的意识形态之间半路上的一个由若干概念图式组成的体系里面，这是因为“人类学首先就是一种心理学”的缘故。在这一点上他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关于智力的心理发生学研究同样证明了，个别主体的意识里一点也不包含形成这个个别主体的活动的那些机制，相反地行为却意味着有唯一说明它的可理解性的种种“结构”的存在：而且还有，它们也是群、网、“归组”等等同样的结构。但是，如果有人要问我们把这些结构放在什么地方？那我们就把列维一斯特劳斯的话转个位置来作为回答：介于神经系统和有意识的行为本身之间的半路上，“因为心理学首先就是一种生物学”。但是也许有人会要继续往下说去，可是由于各种科学形成一个环形而不是形成一个线性系列，从生物学往下说到物理学，接着就要从生物学和物理学追溯到数学，最终又回到了……我们说回到了人，以便不要在人的机体还是人的精神之间来作抉择。

    在继续谈我们的结论的时候，的确有一个我们看来是应该提出来的，一个由比较研究得出的结论：“结构”没有消灭人，也没有消灭主体的活动。真的，应该懂得，在关于人们所应叫做“主体”的东西上面，已经被某些哲学传统积累起了许多的误解了。第一，应当要区别开个别主体与认识论上的主体。在这里并不涉及个别主体，而是指的认识论的主体，即是在同一水平上的一切主体所共同的认知核心。第二，应该把总是支离破碎的、时常是歪曲的“初意识到” （la prise de conscience）与主体在其智慧活动里所能努力做到的这两方面分开来看。主体知道它的结果（译者按：即“体验”）而不知道所凭借的机制。但是，如果说这样地把主体同“我”和“体验”分解开来的话，那么还剩下主体的运算，这些运算是从主体自己动作的普遍协调里通过反映抽象得来的：恰好就是这些运算，构成他所利用的种种结构的组成成分。主张说这样一来主体就已经消失，而让位给非个人性和普遍性了，应该说那是忘记了：主体的活动，在认识层次上说（也许如同在道德价值或美学价值等等的层次上一样），要求有一个继续不断的除中心作用过程来把他从自发的心理方面的自我中心现象里解放出来，这样做并不就是为了要得到一个外在于他的完备的普遍性，而是为了有利于一个协调的和建立互反关系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正是这个过程本身是结构的产生者，它使种种结构处于不断的构造和再构造的过程之中。

    证明这个主张的理由是由下述的结论所提供的，它也是从不同领域的比较之中得出来的：不存在没有构造过程的结构，无论是抽象的构造过程，或是发生学的构造过程。但是，正如人们已经看到的，这两类构造过程并不是象人们习惯上所想象的那样地相距很远的。自从哥德尔开始，人们在数理逻辑理论中把结构区分为或多或少地强或弱的，那些最强的结构只能在种种初级的（弱的）结构之后建立起来，而那些最强的结构对于弱结构的完成又是必要的；因此抽象结构的体系成了与永远不会完结的整体构造过程密切相关的了；这个不会完结的整体构造过程要受到形式化的限制，也就是说，正如我们假设过的，事实上，一个内容永远是下一级内容的形式，而一个形式永远是比它更高级的形式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抽象的构造过程只是一个发生过程的形式化了的倒转，因为发生过程也是通过反映抽象而进行的，不过是从较低水平的阶段开始的。当然，在有些领域里，发生过程的资料是不知道的，或者可以说是失掉了，例如在人种学里，自然人们只好打肿脸充胖子而安排得把发生过程看成是没有用的。但是，在象智慧心理学里这样，发生过程为日常观察所不能不接受，人们就看到在发生过程和结构之间，有着必然的相互依存关系的事实：发生过程从来就是从一个结构向另一个结构的形成过渡，但是它是一个从最弱导向最强的形成过渡；而结构从来只是一个转换的体系，不过它的根基是运算系统，所以是有赖于适当工具的预先形成的。

    但是，发生过程问题远不只是一个心理学上的问题：这就要把结构观念的意义本身提出来讨论了。因为科学认识论的基本选择，就是永恒的预定论（predestination）还是构造论的问题。当然，对于一位数学家来说，相信有“理念”，相信在发现负数和开方求根之前，虚数√-1从古以来就在上帝的怀抱里永恒地存在，这是富有魅力的。可是，自从哥德尔定理出现之后，上帝本身也已经不再是不动的了，他不断地建立起越来越“强”的系统，这样上帝就变得更加活跃了。可是，如果我们从数学转而来看现实的结构或“自然”结构时，问题就更加尖锐了：乔姆斯基的理性天赋论，或者列维-斯特劳斯主张的人类智慧永恒论，只有在忽视了生物学的条件下才能使我们的精神得到满足，至于谈到有机界的结构，我们又可以在这里面看到，那或者是演化中结构过程的产物，或者是其成分自古以来就铭刻在原始的脱氧核糖核酸（DNA）里的一种组合系统的产物。总之，在一切层次上都又会碰到这个问题的。在我们所处的有限领域里，作为结束，只要看到以下几点就够了：关于发生构造论的研究是存在的；这些研究工作由于有了结构主义的前景已经得到了加强，而不是被削弱了；因此，正象我们在语言学和智慧心理学里所看到的那样，做一个综合是必不可少的。

    还有功能主义的问题。如果认识的主体并没有因结构主义而被取消．如果说他的那些结构跟一个发生过程不可分，那么当然功能的概念就没有失去它的任何价值，而是一直被蕴涵在作为结构来源的自身调节作用里的。可是在这里，事实的论证，也是有形式的或者说是合法的理由来证明其确有根据的。对功能作用加以否定，实际上就又回到了在“自然”结构的领域里去假设有一个实体，不管它是主体本身，是社会，还是生命界，等等，它会成为“一切结构的结构”。因为，除非跟富科一起认为有被区分开的、一个个接着来而又是偶然性的“认识阶”，那种种结构只有成为体系才有生命。然而，只要因为有长久以来早就知道的二律背反的原因，只要由于有较近时期知道的形式化种种限制的理由，一个一切结构的结构是不会实现的。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主体的本性就是构成一个功能作用的中心，而不是一座先验的完成了的建筑物的所在地，而且如果有人把社会、人类、生命界，甚至全宇宙来代替这个主体，所得的结果还是一样的。

    综上所述，结构主义真的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学说，或者说如果它成为学说的话，那结构主义就要引出大量的学说来。作为方法，结构主义在应用上只能是有限制的，也就是说，如果结构主义由于要得到丰富成果而被引导去同一切其他方法发生联系的时候，它假定有其它方法的存在，并且也丝毫不排斥发生过程或功能作用的研究；相反，结构主义在一切必须发生接触的边缘领域中，用它强有力的手段加强这些研究。另方面，作为方法论，结构主义是开放性的，就是说，在这些接触交换过程中，也许它接受的没有它给与的那么多，因为结构主义是最新的产物，还充满着丰富的预见不到的东西，不过它要整合大量的资料，并且有种种新的问题要解决。

    如同在数学里布尔巴基学派的结构主义由于有了一种求助于一些更加能动的结构（各种“范畴”及其“函数”的基本维（译者注：参看第6节后一部分的叙述1）的运动，已经得到了发展；同样，在不同学科里一切结构主义的现有形式，也一定因为多种多样的发展而壮大；而且，由于结构主义同一种内在的辩证法紧密联系，人们可以确信，某些结构主义的信徒碰到看来跟结构主义不相容的立场而从中推论出的一切否定、贬低、或限制，恰恰正相当于种种交叉点，在这些地方，那些对立命题总是被新的综合所超越。

    总之，当人们有把结构主义当成一种哲学的倾向时，威胁结构主义的永远存在着的危险是结构的实在论；只要人们一忘记在结构和成为结构的来源的各种运算之间的关系，就会到这种实在论里去找出路。反之，在人们记得结构首先是、并且主要是一束转换关系的情况下，那就会排除以下的情况：或者把结构跟客体所固有的物理算子或生物算子分离开来，或者把结构同主体所完成的运算分离开来。结构只代表这些运算的组成规律或平衡形式；结构并不是先于它们或高于它们的、为它们所依靠的实体。事实上，与任何活动相对而言，运算本身就是互相协调，组织成体系：正是这些体系通过它们构造过程的本身构成了种种结构，而并不是这些结构事先决定了动作和种种构造过程，能先于动作和构造过程而存在。所以，在这本小书里所分析的结构主义的关键，在于运算的第一性，以及这种第一性在数学或物理的科学认识论里、在智慧心理学里、和在社会的实践和理论之间的关系里所包含有的一切意义。在把种种结构同它们的来源切断时，人们才可以把结构当做是形式化的本质；当结构不是停留在字面上，也就是把结构重新放进它们的来源中去时，人们才能重新建立起结构与发生构造论即历史构造论之间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和与主体的种种活动之间的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

  • Bill Bryson《A Short History of Nearly Everything》23-29

    part v   life itself

    23    THE RICHNESS OF BEING

    here and there in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in london, built into recesses along theunderlit corridors or standing between glass cases of minerals and ostrich eggs and a centuryor so of other productive clutter, are secret doors—at least secret in the sense that there isnothing about them to attract the visitor’s notice. occasionally you might see someone withthe distracted manner and interestingly willful hair that mark the scholar emerge from one ofthe doors and hasten down a corridor, probably to disappear through another door a littlefurther on, but this is a relatively rare event. for the most part the doors stay shut, giving nohint that beyond them exists another—a parallel—natural history museum as vast as, and inmany ways more wonderful than, the one the public knows and adores.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contains some seventy million objects from every realm oflife and every corner of the planet, with another hundred thousand or so added to thecollection each year, but it is really only behind the scenes that you get a sense of what atreasure house this is. in cupboards and cabinets and long rooms full of close-packed shelvesare kept tens of thousands of pickled animals in bottles, millions of insects pinned to squaresof card, drawers of shiny mollusks, bones of dinosaurs, skulls of early humans, endlessfolders of neatly pressed plants. it is a little like wandering through darwin’s brain. the spiritroom alone holds fifteen miles of shelving containing jar upon jar of animals preserved inmethylated spirit.

    back here are specimens collected by joseph banks in australia, alexander von humboldtin amazonia, darwin on the beagle voyage, and much else that is either very rare orhistorically important or both. many people would love to get their hands on these things. afew actually have. in 1954 the museum acquired an outstanding ornithological collection fromthe estate of a devoted collector named richard meinertzhagen, author of birds of arabia,among other scholarly works. meinertzhagen had been a faithful attendee of the museum foryears, coming almost daily to take notes for the production of his books and monographs.

    when the crates arrived, the curators excitedly jimmied them open to see what they had beenleft and were surprised, to put it mildly, to discover that a very large number of specimensbore the museum’s own labels. mr. meinertzhagen, it turned out, had been helping himself totheir collections for years. it also explained his habit of wearing a large overcoat even duringwarm weather.

    a few years later a charming old regular in the mollusks department—“quite a distinguishedgentleman,” i was told—was caught inserting valued seashells into the hollow legs of hiszimmer frame.

    “i don’t suppose there’s anything in here that somebody somewhere doesn’t covet,”

    richard fortey said with a thoughtful air as he gave me a tour of the beguiling world that isthe behind-the-scenes part of the museum. we wandered through a confusion of departmentswhere people sat at large tables doing intent, investigative things with arthropods and palm
    fronds and boxes of yellowed bones. everywhere there was an air of unhurried thoroughness,of people being engaged in a gigantic endeavor that could never be completed and mustn’t berushed. in 1967, i had read, the museum issued its report on the john murray expedition, anindian ocean survey, forty-four years after the expedition had concluded. this is a worldwhere things move at their own pace, including a tiny lift fortey and i shared with a scholarlylooking elderly man with whom fortey chatted genially and familiarly as we proceededupwards at about the rate that sediments are laid down.

    when the man departed, fortey said to me: “that was a very nice chap named normanwho’s spent forty-two years studying one species of plant, st. john’s wort. he retired in 1989,but he still comes in every week.”

    “how do you spend forty-two years on one species of plant?” i asked.

    “it’s remarkable, isn’t it?” fortey agreed. he thought for a moment. “he’s very thoroughapparently.” the lift door opened to reveal a bricked-over opening. fortey lookedconfounded. “that’s very strange,” he said. “that used to be botany back there.” he puncheda button for another floor, and we found our way at length to botany by means of backstaircases and discreet trespass through yet more departments where investigators toiledlovingly over once-living objects. and so it was that i was introduced to len ellis and thequiet world of bryophytes—mosses to the rest of us.

    when emerson poetically noted that mosses favor the north sides of trees (“the moss uponthe forest bark, was pole-star when the night was dark”) he really meant lichens, for in thenineteenth century mosses and lichens weren’t distinguished. true mosses aren’t actuallyfussy about where they grow, so they are no good as natural compasses. in fact, mosses aren’tactually much good for anything. “perhaps no great group of plants has so few uses,commercial or economic, as the mosses,” wrote henry s. conard, perhaps just a touch sadly,in how to know the mosses and liverworts, published in 1956 and still to be found on manylibrary shelves as almost the only attempt to popularize the subject.

    they are, however, prolific. even with lichens removed, bryophytes is a busy realm, withover ten thousand species contained within some seven hundred genera. the plump andstately moss flora of britain and ireland by a. j. e. smith runs to seven hundred pages, andbritain and ireland are by no means outstandingly mossy places. “the tropics are where youfind the variety,” len ellis told me. a quiet, spare man, he has been at the natural historymuseum for twenty-seven years and curator of the department since 1990. “you can go outinto a place like the rain forests of malaysia and find new varieties with relative ease. i didthat myself not long ago. i looked down and there was a species that had never beenrecorded.”

    “so we don’t know how many species are still to be discovered?”

    “oh, no. no idea.”

    you might not think there would be that many people in the world prepared to devotelifetimes to the study of something so inescapably low key, but in fact moss people number inthe hundreds and they feel very strongly about their subject. “oh, yes,” ellis told me, “themeetings can get very lively at times.”

    i asked him for an example of controversy.

    “well, here’s one inflicted on us by one of your countrymen,” he said, smiling lightly, andopened a hefty reference work containing illustrations of mosses whose most notablecharacteristic to the uninstructed eye was their uncanny similarity one to another. “that,” hesaid, tapping a moss, “used to be one genus, drepanocladus. now it’s been reorganized intothree: drepanocladus, wamstorfia, and hamatacoulis.”

    “and did that lead to blows?” i asked perhaps a touch hopefully.

    “well, it made sense. it made perfect sense. but it meant a lot of reordering of collectionsand it put all the books out of date for a time, so there was a bit of, you know, grumbling.”

    mosses offer mysteries as well, he told me. one famous case—famous to moss peopleanyway—involved a retiring type called hyophila stanfordensis, which was discovered on thecampus of stanford university in california and later also found growing beside a path incornwall, on the southwest tip of england, but has never been encountered anywhere inbetween. how it came to exist in two such unconnected locations is anybody’s guess. “it’snow known as hennediella stanfordensis,” ellis said. “another revision.”

    we nodded thoughtfully.

    when a new moss is found it must be compared with all other mosses to make sure that ithasn’t been recorded already. then a formal description must be written and illustrationsprepared and the result published in a respectable journal. the whole process seldom takesless than six months. the twentieth century was not a great age for moss taxonomy. much ofthe century’s work was devoted to untangling the confusions and duplications left behind by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at was the golden age of moss collecting. (you may recall that charles lyell’s fatherwas a great moss man.) one aptly named englishman, george hunt, hunted british mosses soassiduously that he probably contributed to the extinction of several species. but it is thanksto such efforts that len ellis’s collection i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comprehensive. all780,000 of his specimens are pressed into large folded sheets of heavy paper, some very oldand covered with spidery victorian script. some, for all we knew, might have been in thehand of robert brown, the great victorian botanist, unveiler of brownian motion and thenucleus of cells, who founded and ran the museum’s botany department for its first thirty-oneyears until his death in 1858. all the specimens are kept in lustrous old mahogany cabinets sostrikingly fine that i remarked upon them.

    “oh, those were sir joseph banks’s, from his house in soho square,” ellis said casually, asif identifying a recent purchase from ikea. “he had them built to hold his specimens from theendeavour voyage.” he regarded the cabinets thoughtfully, as if for the first time in a longwhile. “i don’t know howwe ended up with them in bryology,” he added.

    this was an amazing disclosure. joseph banks was england’s greatest botanist, and theendeavour voyage—that is the one on which captain cook charted the 1769 transit of venusand claimed australia for the crown, among rather a lot else—was the greatest botanicalexpedition in history. banks paid ￡10,000, about $1 million in today’s money, to bringhimself and a party of nine others—a naturalist, a secretary, three artists, and four servants—on the three-year adventure around the world. goodness knows what the bluff captain cook
    made of such a velvety and pampered assemblage, but he seems to have liked banks wellenough and could not but admire his talents in botany—a feeling shared by posterity.

    never before or since has a botanical party enjoyed greater triumphs. partly it was becausethe voyage took in so many new or little-known places—tierra del fuego, tahiti, newzealand, australia, new guinea—but mostly it was because banks was such an astute andinventive collector. even when unable to go ashore at rio de janeiro because of a quarantine,he sifted through a bale of fodder sent for the ship’s livestock and made new discoveries.

    nothing, it seems, escaped his notice. altogether he brought back thirty thousand plantspecimens, including fourteen hundred not seen before—enough to increase by about aquarter the number of known plants in the world.

    but banks’s grand cache was only part of the total haul in what was an almost absurdlyacquisitive age. plant collecting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ecame a kind of internationalmania. glory and wealth alike awaited those who could find new species, and botanists andadventurers went to the most incredible lengths to satisfy the world’s craving for horticulturalnovelty. thomas nuttall, the man who named the wisteria after caspar wistar, came toamerica as an uneducated printer but discovered a passion for plants and walked halfwayacross the country and back again, collecting hundreds of growing things never seen before.

    john fraser, for whom is named the fraser fir, spent years in the wilderness collecting onbehalf of catherine the great and emerged at length to find that russia had a new czar whothought he was mad and refused to honor his contract. fraser took everything to chelsea,where he opened a nursery and made a handsome living selling rhododendrons, azaleas,magnolias, virginia creepers, asters, and other colonial exotica to a delighted english gentry.

    huge sums could be made with the right finds. john lyon, an amateur botanist, spent twohard and dangerous years collecting specimens, but cleared almost $200,000 in today’smoney for his efforts. many, however, just did it for the love of botany. nuttall gave most ofwhat he found to the liverpool botanic gardens. eventually he became director of harvard’sbotanic garden and author of the encyclopedicgenera of north american plants (which henot only wrote but also largely typeset).

    and that was just plants. there was also all the fauna of the new worlds—kangaroos, kiwis,raccoons, bobcats, mosquitoes, and other curious forms beyond imagining. the volume of lifeon earth was seemingly infinite, as jonathan swift noted in some famous lines:

    so, naturalists observe, a fleahath smaller fleas that on him prey;and these have smaller still to bite ’em;and so proceed ad infinitum.

    all this new information needed to be filed, ordered, and compared with what was known.

    the world was desperate for a workable system of classification. fortunately there was a manin sweden who stood ready to provide it.

    his name was carl linné (later changed, with permission, to the more aristocraticvonlinné), but he is remembered now by the latinized form carolus linnaeus. he was born in1707 in the village of r?shult in southern sweden, the son of a poor but ambitious lutherancurate, and was such a sluggish student that his exasperated father apprenticed him (or, by
    some accounts, nearly apprenticed him) to a cobbler. appalled at the prospect of spending alifetime banging tacks into leather, young linné begged for another chance, which wasgranted, and he never thereafter wavered from academic distinction. he studied medicine insweden and holland, though his passion became the natural world. in the early 1730s, still inhis twenties, he began to produce catalogues of the world’s plant and animal species, using asystem of his own devising, and gradually his fame grew.

    rarely has a man been more comfortable with his own greatness. he spent much of hisleisure time penning long and flattering portraits of himself, declaring that there had never“been a greater botanist or zoologist,” and that his system of classification was “the greatestachievement in the realm of science.” modestly he suggested that his gravestone should bearthe inscription princeps botanicorum, “prince of botanists.” it was never wise to question hisgenerous self-assessments. those who did so were apt to find they had weeds named afterthem.

    linnaeus’s other striking quality was an abiding—at times, one might say, a feverish—preoccupation with sex. he was particularly struck by the similarity between certain bivalvesand the female pudenda. to the parts of one species of clam he gave the names vulva, labia,pubes, anus, and hymen. he grouped plants by the nature of their reproductive organs andendowed them with an arrestingly anthropomorphic amorousness. his descriptions of flowersand their behavior are full of references to “promiscuous intercourse,” “barren concubines,”

    and “the bridal bed.” in spring, he wrote in one oft-quoted passage:

    love comes even to the plants. males and females . . . hold their nuptials . . .

    showing by their sexual organs which are males, which females. the flowers’

    leaves serve as a bridal bed, which the creator has so gloriously arranged, adornedwith such noble bed curtains, and perfumed with so many soft scents that thebridegroom with his bride might there celebrate their nuptials with so much thegreater solemnity. when the bed has thus been made ready, then is the time for thebridegroom to embrace his beloved bride and surrender himself to her.

    he named one genus of plants clitoria. not surprisingly, many people thought him strange.

    but his system of classification was irresistible. before linnaeus, plants were given namesthat were expansively descriptive. the common ground cherry was called physalis amnoramosissime ramis angulosis glabris foliis dentoserratis. linnaeus lopped it back to physalisangulata, which name it still uses. the plant world was equally disordered by inconsistenciesof naming. a botanist could not be sure ifrosa sylvestris alba cum rubore, folio glabro wasthe same plant that others called rosa sylvestris inodora seu canina. linnaeus solved thepuzzlement by calling it simply rosa canina. to make these excisions useful and agreeable toall required much more than simply being decisive. it required an instinct—a genius, in fact—for spotting the salient qualities of a species.

    the linnaean system is so well established that we can hardly imagine an alternative, butbefore linnaeus, systems of classification were often highly whimsical. animals might becategorized by whether they were wild or domesticated, terrestrial or aquatic, large or small,even whether they were thought handsome and noble or of no consequence. buffon arrangedhis animals by their utility to man. anatomical considerations barely came into it. linnaeus
    made it his life’s work to rectify this deficiency by classifying all that was alive according toits physical attributes. taxonomy—which is to say the science of classification—has neverlooked back.

    it all took time, of course. the first edition of his great systema naturae in 1735 was justfourteen pages long. but it grew and grew until by the twelfth edition—the last that linnaeuswould live to see—it extended to three volumes and 2,300 pages. in the end he named orrecorded some 13,000 species of plant and animal. other works were more comprehensive—john ray’s three-volume historia generalis plantarum in england, completed a generationearlier, covered no fewer than 18,625 species of plants alone—but what linnaeus had that noone else could touch were consistency, order, simplicity, and timeliness. though his workdates from the 1730s, it didn’t become widely known in england until the 1760s, just in timeto make linnaeus a kind of father figure to british naturalists. nowhere was his systemembraced with greater enthusiasm (which is why, for one thing, the linnaean society has itshome in london and not stockholm).

    linnaeus was not flawless. he made room for mythical beasts and “monstrous humans”

    whose descriptions he gullibly accepted from seamen and other imaginative travelers. amongthese were a wild man, homo ferus, who walked on all fours and had not yet mastered the artof speech, and homo caudatus, “man with a tail.” but then it was, as we should not forget, analtogether more credulous age. even the great joseph banks took a keen and believing interestin a series of reported sightings of mermaids off the scottish coast at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for the most part, however, linnaeus’s lapses were offset by sound and oftenbrilliant taxonomy. among other accomplishments, he saw that whales belonged with cows,mice, and other common terrestrial animals in the order quadrupedia (later changed tomammalia), which no one had done before.

    in the beginning, linnaeus intended only to give each plant a genus name and a number—convolvulus 1, convolvulus 2,and so on—but soon realized that that was unsatisfactory andhit on the binomial arrangement that remains at the heart of the system to this day. theintention originally was to use the binomial system for everything—rocks, minerals, diseases,winds, whatever existed in nature. not everyone embraced the system warmly. many weredisturbed by its tendency toward indelicacy, which was slightly ironic as before linnaeus thecommon names of many plants and animals had been heartily vulgar. the dandelion was longpopularly known as the “pissabed” because of its supposed diuretic properties, and othernames in everyday use included mare’s fart, naked ladies, twitch-ballock, hound’s piss, openarse, and bum-towel. one or two of these earthy appellations may unwittingly survive inenglish yet. the “maidenhair” in maidenhair moss, for instance, does not refer to the hair onthe maiden’s head. at all events, it had long been felt that the natural sciences would beappreciably dignified by a dose of classical renaming, so there was a certain dismay indiscovering that the self-appointed prince of botany had sprinkled his texts with suchdesignations asclitoria, fornicata, andvulva.

    over the years many of these were quietly dropped (though not all: the common slipperlimpet still answers on formal occasions to crepidula fornicata) and many other refinementsintroduced as the needs of the natural sciences grew more specialized. in particular the systemwas bolstered by the gradual introduction of additional hierarchies.genus (pluralgenera) andspecies had been employed by naturalists for over a hundred years before linnaeus, andorder, class, and family in their biological senses all came into use in the 1750s and 1760s.

    but phylum wasn’t coined until 1876 (by the german ernst haeckel), and family and order
    were treated as interchangeable until earl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for a time zoologists usedfamily where botanists placed order, to the occasional confusion of nearly everyone.

    1linnaeus had divided the animal world into six categories: mammals, reptiles, birds, fishes,insects, and “vermes,” or worms, for everything that didn’t fit into the first five. from theoutset it was evident that putting lobsters and shrimp into the same category as worms wasunsatisfactory, and various new categories such as mollusca and crustacea were created.

    unfortunately these new classifications were not uniformly applied from nation to nation. inan attempt to reestablish order, the british in 1842 proclaimed a new set of rules called thestricklandian code, but the french saw this as highhanded, and the société zoologiquecountered with its own conflicting code. meanwhile, the american ornithological society, forobscure reasons, decided to use the 1758 edition of systema naturae as the basis for all itsnaming, rather than the 1766 edition used elsewhere, which meant that many american birdsspent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gged in different genera from their avian cousins in europe.

    not until 1902, at an early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zoology, did naturalistsbegin at last to show a spirit of compromise and adopt a universal code.

    taxonomy is described sometimes as a science and sometimes as an art, but really it’s abattleground. even today there is more disorder in the system than most people realize. takethe category of the phylum, the division that describes the basic body plans of all organisms.

    a few phyla are generally well known, such as mollusks (the home of clams and snails),arthropods (insects and crustaceans), and chordates (us and all other animals with a backboneor protobackbone), though things then move swiftly in the direction of obscurity. among thelatter we might list gnathostomulida (marine worms), cnidaria (jellyfish, medusae,anemones, and corals), and the delicate priapulida (or little “penis worms”). familiar or not,these are elemental divisions. yet there is surprisingly little agreement on how many phylathere are or ought to be. most biologists fix the total at about thirty, but some opt for a numberin the low twenties, while edward o. wilson in the diversity of life puts the number at asurprisingly robust eighty-nine. it depends on where you decide to make your divisions—whether you are a “lumper” or a “splitter,” as they say in the biological world.

    at the more workaday level of species, the possibilities for disagreements are even greater.

    whether a species of grass should be called aegilops incurva, aegilops incurvata, or aegilopsovata may not be a matter that would stir many nonbotanists to passion, but it can be a sourceof very lively heat in the right quarters. the problem is that there are five thousand species ofgrass and many of them look awfully alike even to people who know grass. in consequence,some species have been found and named at least twenty times, and there are hardly any, itappears, that haven’t been independently identified at least twice. the two-volume manual ofthe grasses of the united states devotes two hundred closely typeset pages to sorting out allthe synonymies, as the biological world refers to its inadvertent but quite commonduplications. and that is just for the grasses of a single country.

    to deal with disagreements on the global stage, a body known as the internationalassociation for plant taxonomy arbitrates on questions of priority and duplication. at1to illustrate, humans are in the domain eucarya, in the kingdom animalia, in the phylum chordata, in thesubphylum vertebrata, in the class mammalia, in the order primates, in the family hominidae, in the genus homo,in the species sapiens. (the convention, im informed, is to italicize genus and species names, but not those ofhigher divisions.) some taxonomists employ further subdivisions: tribe, suborder, infraorder, parvorder, andmore.

    intervals it hands down decrees, declaring that zauschneria californica (a common plant inrock gardens) is to be known henceforth as epilobium canum or that aglaothamniontenuissimum may now be regarded as conspecific with aglaothamnion byssoides, but notwithaglaothamnion pseudobyssoides. normally these are small matters of tidying up thatattract little notice, but when they touch on beloved garden plants, as they sometimes do,shrieks of outrage inevitably follow. in the late 1980s the common chrysanthemum wasbanished (on apparently sound scientific principles) from the genus of the same name andrelegated to the comparatively drab and undesirable world of the genus dendranthema.

    chrysanthemum breeders are a proud and numerous lot, and they protested to the real ifimprobable-sounding committee on spermatophyta. (there are also committees forpteridophyta, bryophyta, and fungi, among others, all reporting to an executive called therapporteur-général; this is truly an institution to cherish.) although the rules of nomenclatureare supposed to be rigidly applied, botanists are not indifferent to sentiment, and in 1995 thedecision was reversed. similar adjudications have saved petunias, euonymus, and a popularspecies of amaryllis from demotion, but not many species of geraniums, which some yearsago were transferred, amid howls, to the genus pelargonium. the disputes are entertaininglysurveyed in charles elliott’s the potting-shed papers.

    disputes and reorderings of much the same type can be found in all the other realms of theliving, so keeping an overall tally is not nearly as straightforward a matter as you mightsuppose. in consequence, the rather amazing fact is that we don’t have the faintest idea—“noteven to the nearest order of magnitude,” in the words of edward o. wilson—of the number ofthings that live on our planet. estimates range from 3 million to 200 million. moreextraordinary still, according to a report in the economist, as much as 97 percent of theworld’s plant and animal species may still await discovery.

    of the organisms that we do know about, more than 99 in 100 are only sketchilydescribed—“a scientific name, a handful of specimens in a museum, and a few scraps ofdescription in scientific journals” is how wilson describes the state of our knowledge. in thediversity of life, he estimated the number of known species of all types—plants, insects,microbes, algae, everything—at 1.4 million, but added that that was just a guess. otherauthorities have put the number of known species slightly higher, at around 1.5 million to 1.8million, but there is no central registry of these things, so nowhere to check numbers. in short,the remarkable position we find ourselves in is that we don’t actually know what we actuallyknow.

    in principle you ought to be able to go to experts in each area of specialization, ask howmany species there are in their fields, then add the totals. many people have in fact done so.

    the problem is that seldom do any two come up with matching figures. some sources put thenumber of known types of fungi at 70,000, others at 100,000—nearly half as many again. youcan find confident assertions that the number of described earthworm species is 4,000 andequally confident assertions that the figure is 12,000. for insects, the numbers run from750,000 to 950,000 species. these are, you understand, supposedly the known number ofspecies. for plants, the commonly accepted numbers range from 248,000 to 265,000. thatmay not seem too vast a discrepancy, but it’s more than twenty times the number of floweringplants in the whole of north america.

    putting things in order is not the easiest of tasks. in the early 1960s, colin groves of the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began a systematic survey of the 250-plus known species ofprimate. oftentimes it turned out that the same species had been described more than once—
    sometimes several times—without any of the discoverers realizing that they were dealing withan animal that was already known to science. it took groves four decades to untangleeverything, and that was with a comparatively small group of easily distinguished, generallynoncontroversial creatures. goodness knows what the results would be if anyone attempted asimilar exercise with the planet’s estimated 20,000 types of lichens, 50,000 species ofmollusk, or 400,000-plus beetles.

    what is certain is that there is a great deal of life out there, though the actual quantities arenecessarily estimates based on extrapolations—sometimes exceedingly expansiveextrapolations. in a well-known exercise in the 1980s, terry erwin of the smithsonianinstitution saturated a stand of nineteen rain forest trees in panama with an insecticide fog,then collected everything that fell into his nets from the canopy. among his haul (actuallyhauls, since he repeated the experiment seasonally to make sure he caught migrant species)were 1,200 types of beetle. based on the distribution of beetles elsewhere, the number ofother tree species in the forest, the number of forests in the world, the number of other insecttypes, and so on up a long chain of variables, he estimated a figure of 30 million species ofinsects for the entire planet—a figure he later said was too conservative. others using thesame or similar data have come up with figures of 13 million, 80 million, or 100 millioninsect types, underlining the conclusion that however carefully arrived at, such figuresinevitably owe at least as much to supposition as to science.

    according to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the world has “about 10,000 active taxonomists”—not a great number when you consider how much there is to be recorded. but, the journaladds, because of the cost (about $2,000 per species) and paperwork, only about fifteenthousand new species of all types are logged per year.

    “it’s not a biodiversity crisis, it’s a taxonomist crisis!” barks koen maes, belgian-bornhead of invertebrates at the kenyan national museum in nairobi, whom i met briefly on avisit to the country in the autumn of 2002. there were no specialized taxonomists in thewhole of africa, he told me. “there was one in the ivory coast, but i think he has retired,” hesaid. it takes eight to ten years to train a taxonomist, but none are coming along in africa.

    “they are the real fossils,” maes added. he himself was to be let go at the end of the year, hesaid. after seven years in kenya, his contract was not being renewed. “no funds,” maesexplained.

    writing in the journal nature last year, the british biologist g. h. godfray noted that thereis a chronic “lack of prestige and resources” for taxonomists everywhere. in consequence,“many species are being described poorly in isolated publications, with no attempt to relate anew taxon2to existing species and classifications.” moreover, much of taxonomists’ time istaken up not with describing new species but simply with sorting out old ones. many,according to godfray, “spend most of their career trying to interpret the work of nineteenth-century systematicists: deconstructing their often inadequate published descriptions orscouring the world’s museums for type material that is often in very poor condition.” godfrayparticularly stresses the absence of attention being paid to the systematizing possibilities ofthe internet. the fact is that taxonomy by and large is still quaintly wedded to paper.

    2the formal word for a zoological category, such as phylum or genus. the plural is taxa.

    in an attempt to haul things into the modern age, in 2001 kevin kelly, cofounder of wiredmagazine, launched an enterprise called the all species foundation with the aim of findingevery living organism and recording it on a database. the cost of such an exercise has beenestimated at anywhere from $2 billion to as much as $50 billion. as of the spring of 2002, thefoundation had just $1.2 million in funds and four full-time employees. if, as the numberssuggest, we have perhaps 100 million species of insects yet to find, and if our rates ofdiscovery continue at the present pace, we should have a definitive total for insects in a littleover fifteen thousand years. the rest of the animal kingdom may take a little longer.

    so why do we know as little as we do? there are nearly as many reasons as there areanimals left to count, but here are a few of the principal causes:

    most living things are small and easily overlooked.in practical terms, this is not always abad thing. you might not slumber quite so contentedly if you were aware that your mattress ishome to perhaps two million microscopic mites, which come out in the wee hours to sup onyour sebaceous oils and feast on all those lovely, crunchy flakes of skin that you shed as youdoze and toss. your pillow alone may be home to forty thousand of them. (to them your headis just one large oily bon-bon.) and don’t think a clean pillowcase will make a difference. tosomething on the scale of bed mites, the weave of the tightest human fabric looks like ship’srigging. indeed, if your pillow is six years old—which is apparently about the average age fora pillow—it has been estimated that one-tenth of its weight will be made up of “sloughedskin, living mites, dead mites and mite dung,” to quote the man who did the measuring, dr.

    john maunder of the british medical entomology center. (but at least they areyour mites.

    think of what you snuggle up with each time you climb into a motel bed.)3these mites havebeen with us since time immemorial, but they weren’t discovered until 1965.

    if creatures as intimately associated with us as bed mites escaped our notice until the age ofcolor television, it’s hardly surprising that most of the rest of the small-scale world is barelyknown to us. go out into a woods—any woods at all—bend down and scoop up a handful ofsoil, and you will be holding up to 10 billion bacteria, most of them unknown to science. yoursample will also contain perhaps a million plump yeasts, some 200,000 hairy little fungiknown as molds, perhaps 10,000 protozoans (of which the most familiar is the amoeba), andassorted rotifers, flatworms, roundworms, and other microscopic creatures known collectivelyas cryptozoa. a large portion of these will also be unknown.

    the most comprehensive handbook of microorganisms, bergey’s manual of systematicbacteriology, lists about 4,000 types of bacteria. in the 1980s, a pair of norwegian scientists,jostein goks?yr and vigdis torsvik, collected a gram of random soil from a beech forest neartheir lab in bergen and carefully analyzed its bacterial content. they found that this singlesmall sample contained between 4,000 and 5,000 separate bacterial species, more than in thewhole of bergey’s manual. they then traveled to a coastal location a few miles away,scooped up another gram of earth, and found that it contained 4,000 to 5,000 other species. asedward o. wilson observes: “if over 9,000 microbial types exist in two pinches of substratefrom two localities in norway, how many more await discovery in other, radically differenthabitats?” well, according to one estimate, it could be as high as 400 million.

    3we are actually getting worse at some matters of hygiene. dr. maunder believes that the move toward low-temperature washing machine detergents has encouraged bugs to proliferate. as he puts it: “if you wash lousyclothing at low temperatures, all you get is cleaner lice.”
    we don’t look in the right places. in the diversity of life, wilson describes how onebotanist spent a few days tramping around ten hectares of jungle in borneo and discovered athousand new species of flowering plant—more than are found in the whole of northamerica. the plants weren’t hard to find. it’s just that no one had looked there before. koenmaes of the kenyan national museum told me that he went to one cloud forest, asmountaintop forests are known in kenya, and in a half hour “of not particularly dedicatedlooking” found four new species of millipedes, three representing new genera, and one newspecies of tree. “big tree,” he added, and shaped his arms as if about to dance with a verylarge partner. cloud forests are found on the tops of plateaus and have sometimes beenisolated for millions of years. “they provide the ideal climate for biology and they havehardly been studied,” he said.

    overall, tropical rain forests cover only about 6 percent of earth’s surface, but harbor morethan half of its animal life and about two-thirds of its flowering plants, and most of this liferemains unknown to us because too few researchers spend time in them. not incidentally,much of this could be quite valuable. at least 99 percent of flowering plants have never beentested for their medicinal properties. because they can’t flee from predators, plants have hadto contrive chemical defenses, and so are particularly enriched in intriguing compounds. evennow nearly a quarter of all prescribed medicines are derived from just forty plants, withanother 16 percent coming from animals or microbes, so there is a serious risk with everyhectare of forest felled of losing medically vital possibilities. using a method calledcombinatorial chemistry, chemists can generate forty thousand compounds at a time in labs,but these products are random and not uncommonly useless, whereas any natural moleculewill have already passed what the economist calls “the ultimate screening programme: overthree and a half billion years of evolution.”

    looking for the unknown isn’t simply a matter of traveling to remote or distant places,however. in his book life: an unauthorised biography, richard fortey notes how oneancient bacterium was found on the wall of a country pub “where men had urinated forgenerations”—a discovery that would seem to involve rare amounts of luckand devotion andpossibly some other quality not specified.

    there aren’t enough specialists.the stock of things to be found, examined, and recordedvery much outruns the supply of scientists available to do it. take the hardy and little-knownorganisms known as bdelloid rotifers. these are microscopic animals that can survive almostanything. when conditions are tough, they curl up into a compact shape, switch off theirmetabolism, and wait for better times. in this state, you can drop them into boiling water orfreeze them almost to absolute zero—that is the level where even atoms give up—and, whenthis torment has finished and they are returned to a more pleasing environment, they willuncurl and move on as if nothing has happened. so far, about 500 species have been identified(though other sources say 360), but nobody has any idea, even remotely, how many there maybe altogether. for years almost all that was known about them was thanks to the work of adevoted amateur, a london clerical worker named david bryce who studied them in his sparetime. they can be found all over the world, but you could have all the bdelloid rotifer expertsin the world to dinner and not have to borrow plates from the neighbors.

    even something as important and ubiquitous as fungi—and fungi are both—attractscomparatively little notice. fungi are everywhere and come in many forms—as mushrooms,molds, mildews, yeasts, and puffballs, to name but a sampling—and they exist in volumes
    that most of us little suspect. gather together all the fungi found in a typical acre of meadowand you would have 2,500 pounds of the stuff. these are not marginal organisms. withoutfungi there would be no potato blights, dutch elm disease, jock itch, or athlete’s foot, but alsono yogurts or beers or cheeses. altogether about 70,000 species of fungi have been identified,but it is thought the number could be as high as 1.8 million. a lot of mycologists work inindustry, making cheeses and yogurts and the like, so it is hard to say how many are activelyinvolved in research, but we can safely take it that there are more species of fungi to be foundthan there are people to find them.

    the world is a really big place.we have been gulled by the ease of air travel and otherforms of communication into thinking that the world is not all that big, but at ground level,where researchers must work, it is actually enormous—enormous enough to be full ofsurprises. the okapi, the nearest living relative of the giraffe, is now known to exist insubstantial numbers in the rain forests of zaire—the total population is estimated at perhapsthirty thousand—yet its existence wasn’t even suspected until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largeflightless new zealand bird called the takahe had been presumed extinct for two hundredyears before being found living in a rugged area of the country’s south island. in 1995 a teamof french and british scientists in tibet, who were lost in a snowstorm in a remote valley,came across a breed of horse, called the riwoche, that had previously been known only fromprehistoric cave drawings. the valley’s inhabitants were astonished to learn that the horse wasconsidered a rarity in the wider world.

    some  people  think  even  greater  surprises may await us. “a leading british ethno-biologist,” wrote the economist in 1995, “thinks a megatherium, a sort of giant ground slothwhich may stand as high as a giraffe . . . may lurk in the fastnesses of the amazon basin.”

    perhaps significantly, the ethnobiologist wasn’t named; perhaps even more significantly,nothing more has been heard of him or his giant sloth. no one, however, can categorically saythat no such thing is there until every jungly glade has been investigated, and we are a longway from achieving that.

    but even if we groomed thousands of fieldworkers and dispatched them to the farthestcorners of the world, it would not be effort enough, for wherever life can be, it is. life’sextraordinary fecundity is amazing, even gratifying, but also problematic. to survey it all, youwould have to turn over every rock, sift through the litter on every forest floor, sieveunimaginable quantities of sand and dirt, climb into every forest canopy, and devise muchmore efficient ways to examine the seas. even then you would overlook whole ecosystems. inthe 1980s, spelunkers entered a deep cave in romania that had been sealed off from theoutside world for a long but unknown period and found thirty-three species of insects andother small creatures—spiders, centipedes, lice—all blind, colorless, and new to science.

    they were living off the microbes in the surface scum of pools, which in turn were feeding onhydrogen sulfide from hot springs.

    our instinct may be to see the impossibility of tracking everything down as frustrating,dispiriting, perhaps even appalling, but it can just as well be viewed as almost unbearablyexciting. we live on a planet that has a more or less infinite capacity to surprise. whatreasoning person could possibly want it any other way?

    what is nearly always most arresting in any ramble through the scattered disciplines ofmodern science is realizing how many people have been willing to devote lifetimes to the
    most sumptuously esoteric lines of inquiry. in one of his essays, stephen jay gould notes howa hero of his named henry edward crampton spent fifty years, from 1906 to his death in1956, quietly studying a genus of land snails in polynesia called partula. over and over, yearafter year, crampton measured to the tiniest degree—to eight decimal places—the whorls andarcs and gentle curves of numberless partula, compiling the results into fastidiously detailedtables. a single line of text in a crampton table could represent weeks of measurement andcalculation.

    only slightly less devoted, and certainly more unexpected, was alfred c. kinsey, whobecame famous for his studies of human sexuality in the 1940s and 1950s. but before hismind became filled with sex, so to speak, kinsey was an entomologist, and a dogged one atthat. in one expedition lasting two years, he hiked 2,500 miles to assemble a collection of300,000 wasps. how many stings he collected along the way is not, alas, recorded.

    something that had been puzzling me was the question of how you assured a chain ofsuccession in these arcane fields. clearly there cannot be many institutions in the world thatrequire or are prepared to support specialists in barnacles or pacific snails. as we parted at thenatural history museum in london, i asked richard fortey how science ensures that whenone person goes there’s someone ready to take his place.

    he chuckled rather heartily at my naiveté. “i’m afraid it’s not as if we have substitutessitting on the bench somewhere waiting to be called in to play. when a specialist retires or,even more unfortunately, dies, that can bring a stop to things in that field, sometimes for avery long while.”

    “and i suppose that’s why you value someone who spends forty-two years studying asingle species of plant, even if it doesn’t produce anything terribly new?”

    “precisely,” he said, “precisely.” and he really seemed to mean it.

    24    CELLS

    it starts with a single cell. the first cell splits to become two and the two become fourand so on. after just forty-seven doublings, you have ten thousand trillion(10,000,000,000,000,000) cells in your body and are ready to spring forth as a human being.

    1and every one of those cells knows exactly what to do to preserve and nurture you from themoment of conception to your last breath.

    you have no secrets from your cells. they know far more about you than you do. each onecarries a copy of the complete genetic code—the instruction manual for your body—so itknows not only how to do its job but every other job in the body. never in your life will youhave to remind a cell to keep an eye on its adenosine triphosphate levels or to find a place forthe extra squirt of folic acid that’s just unexpectedly turned up. it will do that for you, andmillions more things besides.

    every cell in nature is a thing of wonder. even the simplest are far beyond the limits ofhuman ingenuity. to build the most basic yeast cell, for example, you would have tominiaturize about the same number of components as are found in a boeing 777 jetliner andfit them into a sphere just five microns across; then somehow you would have to persuade thatsphere to reproduce.

    but yeast cells are as nothing compared with human cells, which are not just more variedand complicated, but vastly more fascinating because of their complex interactions.

    your cells are a country of ten thousand trillion citizens, each devoted in some intensivelyspecific way to your overall well-being. there isn’t a thing they don’t do for you. they letyou feel pleasure and form thoughts. they enable you to stand and stretch and caper. whenyou eat, they extract the nutrients, distribute the energy, and carry off the wastes—all thosethings you learned about in junior high school biology—but they also remember to make youhungry in the first place and reward you with a feeling of well-being afterward so that youwon’t forget to eat again. they keep your hair growing, your ears waxed, your brain quietlypurring. they manage every corner of your being. they will jump to your defense the instantyou are threatened. they will unhesitatingly die for you—billions of them do so daily. andnot once in all your years have you thanked even one of them. so let us take a moment now toregard them with the wonder and appreciation they deserve.

    we understand a little of how cells do the things they do—how they lay down fat ormanufacture insulin or engage in many of the other acts necessary to maintain a complicatedentity like yourself—but only a little. you have at least 200,000 different types of protein1actually, quite a lot of cells are lost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so the number you emerge with is reallyjust a guess. depending on which source you consult the number can vary by several orders of magnitude. thefigure of ten thousand trillion (or quadrillion) is from margulis and sagan, 1986.

    laboring away inside you, and so far we understand what no more than about 2 percent ofthem do. (others put the figure at more like 50 percent; it depends, apparently, on what youmean by “understand.”)surprises at the cellular level turn up all the time. in nature, nitric oxide is a formidabletoxin and a common component of air pollution. so scientists were naturally a little surprisedwhen, in the mid-1980s, they found it being produced in a curiously devoted manner inhuman cells. its purpose was at first a mystery, but then scientists began to find it all over theplace—controlling the flow of blood and the energy levels of cells, attacking cancers andother pathogens, regulating the sense of smell, even assisting in penile erections. it alsoexplained why nitroglycerine, the well-known explosive, soothes the heart pain known asangina. (it is converted into nitric oxide in the bloodstream, relaxing the muscle linings ofvessels, allowing blood to flow more freely.) in barely the space of a decade this one gassysubstance went from extraneous toxin to ubiquitous elixir.

    you  possess  “some  few  hundred”  different  types of cell, according to the belgianbiochemist christian de duve, and they vary enormously in size and shape, from nerve cellswhose filaments can stretch to several feet to tiny, disc-shaped red blood cells to the rod-shaped photocells that help to give us vision. they also come in a sumptuously wide range ofsizes—nowhere more strikingly than at the moment of conception, when a single beatingsperm confronts an egg eighty-five thousand times bigger than it (which rather puts the notionof male conquest into perspective). on average, however, a human cell is about twentymicrons wide—that is about two hundredths of a millimeter—which is too small to be seenbut roomy enough to hold thousands of complicated structures like mitochondria, and millionsupon millions of molecules. in the most literal way, cells also vary in liveliness. your skincells are all dead. it’s a somewhat galling notion to reflect that every inch of your surface isdeceased. if you are an average-sized adult you are lugging around about five pounds of deadskin, of which several billion tiny fragments are sloughed off each day. run a finger along adusty shelf and you are drawing a pattern very largely in old skin.

    most living cells seldom last more than a month or so, but there are some notableexceptions. liver cells can survive for years, though the components within them may berenewed every few days. brain cells last as long as you do. you are issued a hundred billionor so at birth, and that is all you are ever going to get. it has been estimated that you lose fivehundred of them an hour, so if you have any serious thinking to do there really isn’t a momentto waste. the good news is that the individual components of your brain cells are constantlyrenewed so that, as with the liver cells, no part of them is actually likely to be more than abouta month old. indeed, 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there isn’t a single bit of any of us—not somuch as a stray molecule—that was part of us nine years ago. it may not feel like it, but at thecellular level we are all youngsters.

    the first person to describe a cell was robert hooke, whom we last encounteredsquabbling with isaac newton over credit for the invention of the inverse square law. hookeachieved many things in his sixty-eight years—he was both an accomplished theoretician anda dab hand at making ingenious and useful instruments—but nothing he did brought himgreater admiration than his popular book microphagia: or some physiological descriptions ofminiature bodies made by magnifying glasses, produced in 1665. it revealed to an enchantedpublic a universe of the very small that was far more diverse, crowded, and finely structuredthan anyone had ever come close to imagining.

    among the microscopic features first identified by hooke were little chambers in plantsthat he called “cells” because they reminded him of monks’ cells. hooke calculated that aone-inch square of cork would contain 1,259,712,000 of these tiny chambers—the firstappearance of such a very large number anywhere in science. microscopes by this time hadbeen around for a generation or so, but what set hooke’s apart were their technicalsupremacy. they achieved magnifications of thirty times, making them the last word inseventeenth-century optical technology.

    so it came as something of a shock when just a decade later hooke and the other membersof london’s royal society began to receive drawings and reports from an unlettered linendraper in holland employing magnifications of up to 275 times. the draper’s name wasantoni van leeuwenhoek. though he had little formal education and no background inscience, he was a perceptive and dedicated observer and a technical genius.

    to this day it is not known how he got such magnificent magnifications from simplehandheld devices, which were little more than modest wooden dowels with a tiny bubble ofglass embedded in them, far more like magnifying glasses than what most of us think of asmicroscopes, but really not much like either. leeuwenhoek made a new instrument for everyexperiment he performed and was extremely secretive about his techniques, though he didsometimes offer tips to the british on how they might improve their resolutions.

    2over a period of fifty years—beginning, remarkably enough, when he was already pastforty—he made almost two hundred reports to the royal society, all written in low dutch,the only tongue of which he was master. leeuwenhoek offered no interpretations, but simplythe facts of what he had found, accompanied by exquisite drawings. he sent reports on almosteverything that could be usefully examined—bread mold, a bee’s stinger, blood cells, teeth,hair, his own saliva, excrement, and semen (these last with fretful apologies for their unsavorynature)—nearly all of which had never been seen microscopically before.

    after he reported finding “animalcules” in a sample of pepper water in 1676, the membersof the royal society spent a year with the best devices english technology could producesearching for the “little animals” before finally getting the magnification right. whatleeuwenhoek had found were protozoa. he calculated that there were 8,280,000 of these tinybeings in a single drop of water—more than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holland. the worldteemed with life in ways and numbers that no one had previously suspected.

    inspired by leeuwenhoek’s fantastic findings, others began to peer into microscopes withsuch keenness that they sometimes found things that weren’t in fact there. one respecteddutch observer, nicolaus hartsoecker, was convinced he saw “tiny preformed men” in spermcells. he called the little beings “homunculi” and for some time many people believed that allhumans—indeed, all creatures—were simply vastly inflated versions of tiny but completeprecursor beings. leeuwenhoek himself occasionally got carried away with his enthusiasms.

    in one of his least successful experiments he tried to study the explosive properties ofgunpowder by observing a small blast at close range; he nearly blinded himself in the process.

    2leeuwenhoek was close friends with another delft notable, the artist jan vermeer. in the mid-1660s, vermeer,who previously had been a competent but not outstanding artist, suddenly developed the mastery of light andperspective for which he has been celebrated ever since. though it has never been proved, it has long beensuspected that he used a camera obscura, a device for projecting images onto a flat surface through a lens. nosuch device was listed among vermeers personal effects after his death, but it happens that the executor ofvermeers estate was none other than antoni van leeuwenhoek, the most secretive lens-maker of his day.

    in 1683 leeuwenhoek discovered bacteria, but that was about as far as progress could getfor the next century and a half because of the limitations of microscope technology. not until1831 would anyone first see the nucleus of a cell—it was found by the scottish botanistrobert brown, that frequent but always shadowy visitor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 brown, wholived from 1773 to 1858, called it nucleus from the latin nucula, meaning little nut or kernel.

    not until 1839, however, did anyone realize that all living matter is cellular. it was theodorschwann, a german, who had this insight, and it was not only comparatively late, as scientificinsights go, but not widely embraced at first. it wasn’t until the 1860s, and some landmarkwork by louis pasteur in france, that it was shown conclusively that life cannot arisespontaneously but must come from preexisting cells. the belief became known as the “celltheory,” and it is the basis of all modern biology.

    the cell has been compared to many things, from “a complex chemical refinery” (by thephysicist james trefil) to “a vast, teeming metropolis” (the biochemist guy brown). a cell isboth of those things and neither. it is like a refinery in that it is devoted to chemical activityon a grand scale, and like a metropolis in that it is crowded and busy and filled withinteractions that seem confused and random but clearly have some system to them. but it is amuch more nightmarish place than any city or factory that you have ever seen. to begin withthere is no up or down inside the cell (gravity doesn’t meaningfully apply at the cellularscale), and not an atom’s width of space is unused. there is activity every where and aceaseless thrum of electrical energy. you may not feel terribly electrical, but you are. thefood we eat and the oxygen we breathe are combined in the cells into electricity. the reasonwe don’t give each other massive shocks or scorch the sofa when we sit is that it is allhappening on a tiny scale: a mere 0.1 volts traveling distances measured in nanometers.

    however, scale that up and it would translate as a jolt of twenty million volts per meter, aboutthe same as the charge carried by the main body of a thunderstorm.

    whatever their size or shape, nearly all your cells are built to fundamentally the same plan:

    they have an outer casing or membrane, a nucleus wherein resides the necessary geneticinformation to keep you going, and a busy space between the two called the cytoplasm. themembrane is not, as most of us imagine it, a durable, rubbery casing, something that youwould need a sharp pin to prick. rather, it is made up of a type of fatty material known as alipid, which has the approximate consistency “of a light grade of machine oil,” to quotesherwin b. nuland. if that seems surprisingly insubstantial, bear in mind that at themicroscopic level things behave differently. to anything on a molecular scale water becomesa kind of heavy-duty gel, and a lipid is like iron.

    if you could visit a cell, you wouldn’t like it. blown up to a scale at which atoms wereabout the size of peas, a cell itself would be a sphere roughly half a mile across, and supportedby a complex framework of girders called the cytoskeleton. within it, millions upon millionsof objects—some the size of basketballs, others the size of cars—would whiz about likebullets. there wouldn’t be a place you could stand without being pummeled and rippedthousands of times every second from every direction. even for its full-time occupants theinside of a cell is a hazardous place. each strand of dna is on average attacked or damagedonce every 8.4 seconds—ten thousand times in a day—by chemicals and other agents thatwhack into or carelessly slice through it, and each of these wounds must be swiftly stitched upif the cell is not to perish.

    the proteins are especially lively, spinning, pulsating, and flying into each other up to abillion times a second. enzymes, themselves a type of protein, dash everywhere, performingup to a thousand tasks a second. like greatly speeded up worker ants, they busily build and
    rebuild molecules, hauling a piece off this one, adding a piece to that one. some monitorpassing proteins and mark with a chemical those that are irreparably damaged or flawed. onceso selected, the doomed proteins proceed to a structure called a proteasome, where they arestripped down and their components used to build new proteins. some types of protein existfor less than half an hour; others survive for weeks. but all lead existences that areinconceivably frenzied. as de duve notes, “the molecular world must necessarily remainentirely beyond the powers of our imagination owing to the incredible speed with whichthings happen in it.”

    but slow things down, to a speed at which the interactions can be observed, and thingsdon’t seem quite so unnerving. you can see that a cell is just millions of objects—lysosomes,endosomes, ribosomes, ligands, peroxisomes, proteins of every size and shape—bumping intomillions of other objects and performing mundane tasks: extracting energy from nutrients,assembling structures, getting rid of waste, warding off intruders, sending and receivingmessages, making repairs. typically a cell will contain some 20,000 different types of protein,and of these about 2,000 types will each be represented by at least 50,000 molecules. “thismeans,” says nuland, “that even if we count only those molecules present in amounts of morethan 50,000 each, the total is still a very minimum of 100 million protein molecules in eachcell. such a staggering figure gives some idea of the swarming immensity of biochemicalactivity within us.”

    it is all an immensely demanding process. your heart must pump 75 gallons of blood anhour, 1,800 gallons every day, 657,000 gallons in a year—that’s enough to fill four olympic-sized swimming pools—to keep all those cells freshly oxygenated. (and that’s at rest. duringexercise the rate can increase as much as sixfold.) the oxygen is taken up by themitochondria. these are the cells’ power stations, and there are about a thousand of them in atypical cell, though the number varies considerably depending on what a cell does and howmuch energy it requires.

    you may recall from an earlier chapter that the mitochondria are thought to have originatedas captive bacteria and that they now live essentially as lodgers in our cells, preserving theirown genetic instructions, dividing to their own timetable, speaking their own language. youmay also recall that we are at the mercy of their goodwill. here’s why. virtually all the foodand oxygen you take into your body are delivered, after processing, to the mitochondria,where they are converted into a molecule called adenosine triphosphate, or atp.

    you may not have heard of atp, but it is what keeps you going. atp molecules areessentially little battery packs that move through the cell providing energy for all the cell’sprocesses, and you get through a lot of it. at any given moment, a typical cell in your bodywill have about one billion atp molecules in it, and in two minutes every one of them willhave been drained dry and another billion will have taken their place. every day you produceand use up a volume of atp equivalent to about half your body weight. feel the warmth ofyour skin. that’s your atp at work.

    when cells are no longer needed, they die with what can only be called great dignity. theytake down all the struts and buttresses that hold them together and quietly devour theircomponent parts. the process is known as apoptosis or programmed cell death. every daybillions of your cells die for your benefit and billions of others clean up the mess. cells canalso die violently—for instance, when infected—but mostly they die because they are told to.

    indeed, if not told to live—if not given some kind of active instruction from another cell—cells automatically kill themselves. cells need a lot of reassurance.

    when, as occasionally happens, a cell fails to expire in the prescribed manner, but ratherbegins to divide and proliferate wildly, we call the result cancer. cancer cells are really justconfused cells. cells make this mistake fairly regularly, but the body has elaboratemechanisms for dealing with it. it is only very rarely that the process spirals out of control. onaverage, humans suffer one fatal malignancy for each 100 million billion cell divisions.

    cancer is bad luck in every possible sense of the term.

    the wonder of cells is not that things occasionally go wrong, but that they manageeverything so smoothly for decades at a stretch. they do so by constantly sending andmonitoring streams of messages—a cacophony of messages—from all around the body:

    instructions, queries, corrections, requests for assistance, updates, notices to divide or expire.

    most of these signals arrive by means of couriers called hormones, chemical entities such asinsulin, adrenaline, estrogen, and testosterone that convey information from remote outpostslike the thyroid and endocrine glands. still other messages arrive by telegraph from the brainor from regional centers in a process called paracrine signaling. finally, cells communicatedirectly with their neighbors to make sure their actions are coordinated.

    what is perhaps most remarkable is that it is all just random frantic action, a sequence ofendless encounters directed by nothing more than elemental rules of attraction and repulsion.

    there is clearly no thinking presence behind any of the actions of the cells. it all just happens,smoothly and repeatedly and so reliably that seldom are we even conscious of it, yet somehowall this produces not just order within the cell but a perfect harmony right across the organism.

    in ways that we have barely begun to understand, trillions upon trillions of reflexive chemicalreactions add up to a mobile, thinking, decision-making you—or, come to that, a rather lessreflective but still incredibly organized dung beetle. every living thing, never forget, is awonder of atomic engineering.

    indeed, some organisms that we think of as primitive enjoy a level of cellular organizationthat makes our own look carelessly pedestrian. disassemble the cells of a sponge (by passingthem through a sieve, for instance), then dump them into a solution, and they will find theirway back together and build themselves into a sponge again. you can do this to them overand over, and they will doggedly reassemble because, like you and me and every other livingthing, they have one overwhelming impulse: to continue to be.

    and that’s because of a curious, determined, barely understood molecule that is itself notalive and for the most part doesn’t do anything at all. we call it dna, and to begin tounderstand its supreme importance to science and to us we need to go back 160 years or so tovictorian england and to the moment when the naturalist charles darwin had what has beencalled “the single best idea that anyone has ever had”—and then, for reasons that take a littleexplaining, locked it away in a drawer for the next fifteen years.

    25    DARWIN’S SINGULAR NOTION

    in the late summer or early autumn of 1859, whitwell elwin, editor of the respectedbritish journal the quarterly review, was sent an advance copy of a new book by thenaturalist charles darwin. elwin read the book with interest and agreed that it had merit, butfeared that the subject matter was too narrow to attract a wide audience. he urged darwin towrite a book about pigeons instead. “everyone is interested in pigeons,” he observedhelpfully.

    elwin’s sage advice was ignored, and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means of naturalselection, or the preservation of favoured races in the struggle for life was published in latenovember 1859, priced at fifteen shillings. the first edition of 1,250 copies sold out on thefirst day. it has never been out of print, and scarcely out of controversy, in all the time since—not bad going for a man whose principal other interest was earthworms and who, but for asingle impetuous decision to sail around the world, would very probably have passed his lifeas an anonymous country parson known for, well, for an interest in earthworms.

    charles robert darwin was born on february 12, 1809,1in shrewsbury, a sedate markettown in the west midlands of england. his father was a prosperous and well-regardedphysician. his mother, who died when charles was only eight, was the daughter of josiahwedgwood, of pottery fame.

    darwin enjoyed every advantage of upbringing, but continually pained his widowed fatherwith his lackluster academic performance. “you care for nothing but shooting, dogs, and rat-catching, and you will be a disgrace to yourself and all your family,” his father wrote in a linethat nearly always appears just about here in any review of darwin’s early life. although hisinclination was to natural history, for his father’s sake he tried to study medicine at edinburghuniversity but couldn’t bear the blood and suffering. the experience of witnessing anoperation on an understandably distressed child—this was in the days before anesthetics, ofcourse—left him permanently traumatized. he tried law instead, but found that insupportablydull and finally managed, more or less by default, to acquire a degree in divinity fromcambridge.

    a life in a rural vicarage seemed to await him when from out of the blue there came a moretempting offer. darwin was invited to sail on the naval survey ship hms beagle, essentiallyas dinner company for the captain, robert fitzroy, whose rank precluded his socializing withanyone other than a gentleman. fitzroy, who was very odd, chose darwin in part because heliked the shape of darwin’s nose. (it betokened depth of character, he believed.) darwin wasnot fitzroy’s first choice, but got the nod when fitzroy’s preferred companion dropped out.

    from a twenty-first-century perspective the two men’s most striking joint feature was their1an auspicious date in history: on the same day in kentucky, abraham lincoln was born.

    extreme youthfulness. at the time of sailing, fitzroy was only twenty-three, darwin justtwenty-two.

    fitzroy’s formal assignment was to chart coastal waters, but his hobby—passion really—was to seek out evidence for a literal,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of creation. that darwin wastrained for the ministry was central to fitzroy’s decision to have him aboard. that darwinsubsequently proved to be not only liberal of view but less than wholeheartedly devoted tochristian fundamentals became a source of lasting friction between them.

    darwin’s time aboard hms beagle, from 1831 to 1836, was obviously the formativeexperience of his life, but also one of the most trying. he and his captain shared a small cabin,which can’t have been easy as fitzroy was subject to fits of fury followed by spells ofsimmering resentment. he and darwin constantly engaged in quarrels, some “bordering oninsanity,” as darwin later recalled. ocean voyages tended to become melancholyundertakings at the best of times—the previous captain of the beagle had put a bullet throughhis brain during a moment of lonely gloom—and fitzroy came from a family well known fora depressive instinct. his uncle, viscount castlereagh, had slit his throat the previous decadewhile serving as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fitzroy would himself commit suicide by thesame method in 1865.) even in his calmer moods, fitzroy proved strangely unknowable.

    darwin was astounded to learn upon the conclusion of their voyage that almost at oncefitzroy married a young woman to whom he had long been betrothed. in five years indarwin’s company, he had not once hinted at an attachment or even mentioned her name.

    in every other respect, however, the beagle voyage was a triumph. darwin experiencedadventure enough to last a lifetime and accumulated a hoard of specimens sufficient to makehis reputation and keep him occupied for years. he found a magnificent trove of giant ancientfossils, including the finest megatherium known to date; survived a lethal earthquake inchile; discovered a new species of dolphin (which he dutifully named delphinus fitzroyi);conducted diligent and useful g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throughout the andes; and developeda new and much-admired theory for the formation of coral atolls, which suggested, notcoincidentally, that atolls could not form in less than a million years—the first hint of hislong-standing attachment to the extreme antiquity of earthly processes. in 1836, aged twenty-seven, he returned home after being away for five years and two days. he never left englandagain.

    one thing darwin didn’t do on the voyage was propound the theory (or even a theory) ofevolution. for a start, evolution as a concept was already decades old by the 1830s. darwin’sown grandfather, erasmus, had paid tribute to evolutionary principles in a poem of inspiredmediocrity called “the temple of nature” years before charles was even born. it wasn’t untilthe younger darwin was back in england and read thomas malthus’s essay on the principleof population (which proposed that increases in food supply could never keep up withpopulation growth for mathematical reasons) that the idea began to percolate through his mindthat life is a perpetual struggle and that natural selection was the means by which somespecies prospered while others failed. specifically what darwin saw was that all organismscompeted for resources, and those that had some innate advantage would prosper and pass onthat advantage to their offspring. by such means would species continuously improve.

    it seems an awfully simple idea—it is an awfully simple idea—but it explained a great deal,and darwin was prepared to devote his life to it. “how stupid of me not to have thought ofit!” t. h. huxley cried upon reading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it is a view that has beenechoed ever since.

    interestingly, darwin didn’t use the phrase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in any of his work(though he did express his admiration for it). the expression was coined five years after thepublication of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herbert spencer in principles of biology in 1864.

    nor did he employ the word evolution in print until the sixth edition of origin (by which timeits use had become too widespread to resist), preferring instead “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

    nor, above all, were his conclusions in any way inspired by his noticing, during his time inthe galápagos islands, an interesting diversity in the beaks of finches. the story asconventionally told (or at least as frequently remembered by many of us) is that darwin,while traveling from island to island, noticed that the finches’ beaks on each island weremarvelously adapted for exploiting local resources—that on one island beaks were sturdy andshort and good for cracking nuts, while on the next island beaks were perhaps long and thinand well suited for winkling food out of crevices—and it was this that set him to thinking thatperhaps the birds had not been created this way, but had in a sense created themselves.

    in fact, the birds had created themselves, but it wasn’t darwin who noticed it. at the timeof the beagle voyage, darwin was fresh out of college and not yet an accomplished naturalistand so failed to see that the galápagos birds were all of a type. it was his friend theornithologist john gould who realized that what darwin had found was lots of finches withdifferent talents. unfortunately, in his inexperience darwin had not noted which birds camefrom which islands. (he had made a similar error with tortoises.) it took years to sort themuddles out.

    because of these oversights, and the need to sort through crates and crates of other beaglespecimens, it wasn’t until 1842, six years after his return to england, that darwin finallybegan to sketch out the rudiments of his new theory. these he expanded into a 230-page“sketch” two years later. and then he did an extraordinary thing: he put his notes away andfor the next decade and a half busied himself with other matters. he fathered ten children,devoted nearly eight years to writing an exhaustive opus on barnacles (“i hate a barnacle as noman ever did before,” he sighed, understandably, upon the work’s conclusion), and fell preyto strange disorders that left him chronically listless, faint, and “flurried,” as he put it. thesymptoms nearly always included a terrible nausea and generally also incorporatedpalpitations, migraines, exhaustion, trembling, spots before the eyes, shortness of breath,“swimming of the head,” and, not surprisingly, depression.

    the cause of the illness has never been established, but the most romantic and perhapslikely of the many suggested possibilities is that he suffered from chagas’s disease, alingering tropical malady that he could have acquired from the bite of a benchuga bug insouth america. a more prosaic explanation is that his condition was psychosomatic. in eithercase, the misery was not. often he could work for no more than twenty minutes at a stretch,sometimes not that.

    much of the rest of his time was devoted to a series of increasingly desperate treatments—icy plunge baths, dousings in vinegar, draping himself with “electric chains” that subjectedhim to small jolts of current. he became something of a hermit, seldom leaving his home inkent, down house. one of his first acts upon moving to the house was to erect a mirroroutside his study window so that he could identify, and if necessary avoid, callers.

    darwin kept his theory to himself because he well knew the storm it would cause. in 1844,the year he locked his notes away, a book called 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roused much of the thinking world to fury by suggesting that humans might have evolvedfrom lesser primates without the assistance of a divine creator. anticipating the outcry, the
    author had taken careful steps to conceal his identity, which he kept a secret from even hisclosest friends for the next forty years. some wondered if darwin himself might be the author.

    others suspected prince albert. in fact, the author was a successful and generally unassumingscottish publisher named robert chambers whose reluctance to reveal himself had a practicaldimension as well as a personal one: his firm was a leading publisher of bibles. vestiges waswarmly blasted from pulpits throughout britain and far beyond, but also attracted a good dealof more scholarly ire. the edinburgh review devoted nearly an entire issue—eighty-fivepages—to pulling it to pieces. even t. h. huxley, a believer in evolution, attacked the bookwith some venom, unaware that the author was a friend.

    2darwin’s manuscript might have remained locked away till his death but for an alarmingblow that arrived from the far east in the early summer of 1858 in the form of a packetcontaining a friendly letter from a young naturalist named alfred russel wallace and the draftof a paper, on the tendency of varieties to depart indefinitely from the original type,outlining a theory of natural selection that was uncannily similar to darwin’s secret jottings.

    even some of the phrasing echoed darwin’s own. “i never saw a more striking coincidence,”

    darwin reflected in dismay. “if wallace had my manuscript sketch written out in 1842, hecould not have made a better short abstract.”

    wallace didn’t drop into darwin’s life quite as unexpectedly as is sometimes suggested.

    the two were already corresponding, and wallace had more than once generously sentdarwin specimens that he thought might be of interest. in the process of these exchangesdarwin had discreetly warned wallace that he regarded the subject of species creation as hisown territory. “this summer will make the 20th year (!) since i opened my first note-book, onthe question of how & in what way do species & varieties differ from each other,” he hadwritten to wallace some time earlier. “i am now preparing my work for publication,” headded, even though he wasn’t really.

    in any case, wallace failed to grasp what darwin was trying to tell him, and of course hecould have no idea that his own theory was so nearly identical to one that darwin had beenevolving, as it were, for two decades.

    darwin was placed in an agonizing quandary. if he rushed into print to preserve his priority,he would be taking advantage of an innocent tip-off from a distant admirer. but if he steppedaside, as gentlemanly conduct arguably required, he would lose credit for a theory that he hadindependently propounded. wallace’s theory was, by wallace’s own admission, the result of aflash of insight; darwin’s was the product of years of careful, plodding, methodical thought. itwas all crushingly unfair.

    to compound his misery, darwin’s youngest son, also named charles, had contracted scarletfever and was critically ill. at the height of the crisis, on june 28, the child died. despite thedistraction of his son’s illness, darwin found time to dash off letters to his friends charleslyell and joseph hooker, offering to step aside but noting that to do so would mean that allhis work, “whatever it may amount to, will be smashed.” lyell and hooker came up with thecompromise solution of presenting a summary of darwin’s and wallace’s ideas together. thevenue they settled on was a meeting of the linnaean society, which at the time was strugglingto find its way back into fashion as a seat of scientific eminence. on july 1, 1858, darwin’s2darwin was one of the few to guess correctly. he happened to be visiting chambers one day when an advancecopy of the sixth edition of vestiges was delivered. the keenness with which chambers checked the revisionswas something of a giveaway, though it appears the two men did not discuss it.

    and wallace’s theory was unveiled to the world. darwin himself was not present. on the dayof the meeting, he and his wife were burying their son.

    the darwin–wallace presentation was one of seven that evening—one of the others was onthe flora of angola—and if the thirty or so people in the audience had any idea that they werewitnessing the scientific highlight of the century, they showed no sign of it. no discussionfollowed. nor did the event attract much notice elsewhere. darwin cheerfully later noted thatonly one person, a professor haughton of dublin, mentioned the two papers in print and hisconclusion was “that all that was new in them was false, and what was true was old.”

    wallace, still in the distant east, learned of these maneuverings long after the event, butwas remarkably equable and seemed pleased to have been included at all. he even referred tothe theory forever after as “darwinism.” much less amenable to darwin’s claim of prioritywas a scottish gardener named patrick matthew who had, rather remarkably, also come upwith the principles of natural selection—in fact, in the very year that darwin had set sail inthebeagle. unfortunately, matthew had published these views in a book called naval timberand arboriculture, which had been missed not just by darwin, but by the entire world.

    matthew kicked up in a lively manner, with a letter to gardener’s chronicle, when he sawdarwin gaining credit everywhere for an idea that really was his. darwin apologized withouthesitation, though he did note for the record: “i think that no one will feel surprised thatneither i, nor apparently any other naturalist, has heard of mr. matthew’s views, consideringhow briefly they are given, and they appeared in the appendix to a work on naval timberand arboriculture.”

    wallace continued for another fifty years as a naturalist and thinker, occasionally a verygood one, but increasingly fell from scientific favor by taking up dubious interests such asspiritualism and the possibility of life existing elsewhere in the universe. so the theorybecame, essentially by default, darwin’s alone.

    darwin never ceased being tormented by his ideas. he referred to himself as “the devil’schaplain” and said that revealing the theory felt “like confessing a murder.” apart from allelse, he knew it deeply pained his beloved and pious wife. even so, he set to work at onceexpanding his manuscript into a book-length work. provisionally he called it an abstract ofan essay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and varieties through natural selection —a title so tepidand tentative that his publisher, john murray, decided to issue just five hundred copies. butonce presented with the manuscript, and a slightly more arresting title, murray reconsideredand increased the initial print run to 1,250.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was an immediate commercial success, but rather less of a criticalone. darwin’s theory presented two intractable difficulties. it needed far more time than lordkelvin was willing to concede, and it was scarcely supported by fossil evidence. where,asked darwin’s more thoughtful critics, were the transitional forms that his theory so clearlycalled for? if new species were continuously evolving, then there ought to be lots ofintermediate forms scattered across the fossil record, but there were not.

    3in fact, the record asit existed then (and for a long time afterward) showed no life at all right up to the moment ofthe famous cambrian explosion.

    3by coincidence, in 1861, at the height of the controversy, just such evidence turned up when workers inbavaria found the bones of an ancient archaeopteryx, a creature halfway between a bird and a dinosaur. (it hadfeathers, but it also had teeth.) it was an impressive and helpful find, and its significance much debated, but asingle discovery could hardly be considered conclusive.

    but now here was darwin, without any evidence, insisting that the earlier seas must havehad abundant life and that we just hadn’t found it yet because, for whatever reason, it hadn’tbeen preserved. it simply could not be otherwise, darwin maintained. “the case at presentmust remain inexplicable; and may be truly urged as a valid argument against the views hereentertained,” he allowed most candidly, but he refused to entertain an alternative possibility.

    by way of explanation he speculated—inventively but incorrectly—that perhaps theprecambrian seas had been too clear to lay down sediments and thus had preserved no fossils.

    even darwin’s closest friends were troubled by the blitheness of some of his assertions.

    adam sedgwick, who had taught darwin at cambridge and taken him on a geological tour ofwales in 1831, said the book gave him “more pain than pleasure.” louis agassiz dismissed itas poor conjecture. even lyell concluded gloomily: “darwin goes too far.”

    1. h. huxley disliked darwin’s insistence on huge amounts of geological time because hewas a saltationist, which is to say a believer in the idea that evolutionary changes happen notgradually but suddenly. saltationists (the word comes from the latin for “leap”) couldn’taccept that complicated organs could ever emerge in slow stages. what good, after all, is one-tenth of a wing or half an eye? such organs, they thought, only made sense if they appeared ina finished state.

    the belief was surprising in as radical a spirit as huxley because it closely recalled a veryconservative religious notion first put forward by the english theologian william paley in1802 and known as argument from design. paley contended that if you found a pocket watchon the ground, even if you had never seen such a thing before, you would instantly perceivethat it had been made by an intelligent entity. so it was, he believed, with nature: itscomplexity was proof of its design. the notion was a powerful on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and it gave darwin trouble too. “the eye to this day gives me a cold shudder,” heacknowledged in a letter to a friend. in the origin he conceded that it “seems, i freely confess,absurd in the highest possible degree” that natural selection could produce such an instrumentin gradual steps.

    even so, and to the unending exasperation of his supporters, darwin not only insisted thatall change was gradual, but in nearly every edition of origin he stepped up the amount of timehe supposed necessary to allow evolution to progress, which pushed his ideas increasingly outof favor. “eventually,” according to the scientist and historian jeffrey schwartz, “darwin lostvirtually all the support that still remained among the ranks of fellow natural historians andgeologists.”

    ironically, considering that darwin called his book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the one thinghe couldn’t explain was how species originated. darwin’s theory suggested a mechanism forhow a species might become stronger or better or faster—in a word, fitter—but gave noindication of how it might throw up a new species. a scottish engineer, fleeming jenkin,considered the problem and noted an important flaw in darwin’s argument. darwin believedthat any beneficial trait that arose in one generation would be passed on to subsequentgenerations, thus strengthening the species.

    jenkin pointed out that a favorable trait in one parent wouldn’t become dominant insucceeding generations, but in fact would be diluted through blending. if you pour whiskeyinto a tumbler of water, you don’t make the whiskey stronger, you make it weaker. and if youpour that dilute solution into another glass of water, it becomes weaker still. in the same way,any favorable trait introduced by one parent would be successively watered down by
    subsequent matings until it ceased to be apparent at all. thus darwin’s theory was not a recipefor change, but for constancy. lucky flukes might arise from time to time, but they wouldsoon vanish under the general impulse to bring everything back to a stable mediocrity. ifnatural selection were to work, some alternative, unconsidered mechanism was required.

    unknown to darwin and everyone else, eight hundred miles away in a tranquil corner ofmiddle europe a retiring monk named gregor mendel was coming up with the solution.

    mendel was born in 1822 to a humble farming family in a backwater of the austrianempire in what is now the czech republic. schoolbooks once portrayed him as a simple butobservant provincial monk whose discoveries were largely serendipitous—the result ofnoticing some interesting traits of inheritance while pottering about with pea plants in themonastery’s kitchen garden. in fact, mendel was a trained scientist—he had studied physicsand mathematics at the olmütz philosophical institute and the university of vienna—and hebrought scientific discipline to all he did. moreover, the monastery at brno where he livedfrom 1843 was known as a learned institution. it had a library of twenty thousand books and atradition of careful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before embarking on his experiments, mendel spent two years preparing his controlspecimens, seven varieties of pea, to make sure they bred true. then, helped by two full-timeassistants, he repeatedly bred and crossbred hybrids from thirty thousand pea plants. it wasdelicate work, requiring them to take the most exacting pains to avoid accidental cross-fertilization and to note every slight variation in the growth and appearance of seeds, pods,leaves, stems, and flowers. mendel knew what he was doing.

    he never used the word gene —it wasn’t coined until 1913, in an english medicaldictionary—though he did invent the terms dominant and recessive. what he established wasthat every seed contained two “factors” or “elemente,” as he called them—a dominant oneand a recessive one—and these factors, when combined, produced predictable patterns ofinheritance.

    the results he converted into precise mathematical formulae. altogether mendel spenteight years on the experiments, then confirmed his results with similar experiments onflowers, corn, and other plants. if anything, mendel was too scientific in his approach, forwhen he presented his findings at the february and march meetings of the natural historysociety of brno in 1865, the audience of about forty listened politely but was conspicuouslyunmoved, even though the breeding of plants was a matter of great practical interest to manyof the members.

    when mendel’s report was published, he eagerly sent a copy to the great swiss botanistkarl-wilhelm von n?geli, whose support was more or less vital for the theory’s prospects.

    unfortunately, n?geli failed to perceive the importance of what mendel had found. hesuggested that mendel try breeding hawkweed. mendel obediently did as n?geli suggested,but quickly realized that hawkweed had none of the requisite features for studying heritability.

    it was evident to him that n?geli had not read the paper closely, or possibly at all. frustrated,mendel retired from investigating heritability and spent the rest of his life growingoutstanding vegetables and studying bees, mice, and sunspots, among much else. eventuallyhe was made abbot.

    mendel’s findings weren’t quite as widely ignored as is sometimes suggested. his studyreceived a glowing entry in 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then a more leading record of
    scientific thought than now—and was cited repeatedly in an important paper by the germanwilhelm olbers focke. indeed, it was because mendel’s ideas never entirely sank below thewaterline of scientific thought that they were so easily recovered when the world was readyfor them.

    together, without realizing it, darwin and mendel laid the groundwork for all of lifescienc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darwin saw that all living things are connected, thatultimately they “trace their ancestry to a single, common source,” while mendel’s workprovided the mechanism to explain how that could happen. the two men could easily havehelped each other. mendel owned a german edition of the origin of species, which he isknown to have read, so he must have realized the applicability of his work to darwin’s, yet heappears to have made no effort to get in touch. and darwin for his part is known to havestudied focke’s influential paper with its repeated references to mendel’s work, but didn’tconnect them to his own studies.

    the one thing everyone thinks featured in darwin’s argument, that humans are descendedfrom apes, didn’t feature at all except as one passing allusion. even so, it took no great leap ofimagination to see the implications for human development in darwin’s theories, and itbecame an immediate talking point.

    the showdown came on saturday, june 30, 1860, at a meeting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in oxford. huxley had been urged to attend by robertchambers, author of 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 though he was still unawareof chambers’s connection to that contentious tome. darwin, as ever, was absent. the meetingwas held at the oxford zoological museum. more than a thousand people crowded into thechamber; hundreds more were turned away. people knew that something big was going tohappen, though they had first to wait while a slumber-inducing speaker named john williamdraper of new york university bravely slogged his way through two hours of introductoryremarks on “the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of europe considered with reference to the viewsof mr. darwin.”

    finally, the bishop of oxford, samuel wilberforce, rose to speak. wilberforce had beenbriefed (or so it is generally assumed) by the ardent anti-darwinian richard owen, who hadbeen a guest in his home the night before. as nearly always with events that end in uproar,accounts vary widely on what exactly transpired. in the most popular version, wilberforce,when properly in flow, turned to huxley with a dry smile and demanded of him whether heclaimed attachment to the apes by way of his grandmother or grandfather. the remark wasdoubtless intended as a quip, but it came across as an icy challenge. according to his ownaccount, huxley turned to his neighbor and whispered, “the lord hath delivered him into myhands,” then rose with a certain relish.

    others, however, recalled a huxley trembling with fury and indignation. at all events,huxley declared that he would rather claim kinship to an ape than to someone who used hiseminence to propound uninformed twaddle in what was supposed to be a serious scientificforum. such a riposte was a scandalous impertinence, as well as an insult to wilberforce’soffice, and the proceedings instantly collapsed in tumult. a lady brewster fainted. robertfitzroy, darwin’s companion on the beagle twenty-five years before, wandered through thehall with a bible held aloft, shouting, “the book, the book.” (he was at the conference topresent a paper on storms in his capacity as head of the newly created meteorologicaldepartment.) interestingly, each side afterward claimed to have routed the other.

    darwin did eventually make his belief in our kinship with the apes explicit in the descentof man in 1871. the conclusion was a bold one since nothing in the fossil record supportedsuch a notion. the only known early human remains of that time were the famous neandertalbones from germany and a few uncertain fragments of jawbones, and many respectedauthorities refused to believe even in their antiquity. the descent of man was altogether amore controversial book, but by the time of its appearance the world had grown less excitableand its arguments caused much less of a stir.

    for the most part, however, darwin passed his twilight years with other projects, most ofwhich touched only tangentially on questions of natural selection. he spent amazingly longperiods picking through bird droppings, scrutinizing the contents in an attempt to understandhow seeds spread between continents, and spent years more studying the behavior of worms.

    one of his experiments was to play the piano to them, not to amuse them but to study theeffects on them of sound and vibration. he was the first to realize how vitally importantworms are to soil fertility. “it may be doubted whether there are many other animals whichhave played so important a part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he wrote in his masterwork on thesubject, the formation of vegetable mould through the action of worms (1881), which wasactually more popular than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had ever been. among his other bookswere on the various contrivances by which british and foreign orchids are fertilised byinsects (1862), expressions of the emotions in man and animals (1872), which sold almost5,300 copies on its first day, the effects of cross and self fertilization in the vegetablekingdom (1876)—a subject that came improbably close to mendel’s own work, withoutattaining anything like the same insights—and his last book, the power of movement inplants. finally, but not least, he devoted much effort to studying the consequences ofinbreeding—a matter of private interest to him. having married his own cousin, darwinglumly suspected that certain physical and mental frailties among his children arose from alack of diversity in his family tree.

    darwin was often honored in his lifetime, but never for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ordescentof man. when the royal society bestowed on him the prestigious copley medal it was for hisgeology, zoology, and botany, not evolutionary theories, and the linnaean society wassimilarly pleased to honor darwin without embracing his radical notions. he was neverknighted, though he was buried in westminster abbey—next to newton. he died at down inapril 1882. mendel died two years later.

    darwin’s theory didn’t really gain widespread acceptance until the 1930s and 1940s, withthe advance of a refined theory called, with a certain hauteur, the modern synthesis,combining darwin’s ideas with those of mendel and others. for mendel, appreciation wasalso posthumous, though it came somewhat sooner. in 1900, three scientists workingseparately in europe rediscovered mendel’s work more or less simultaneously. it was onlybecause one of them, a dutchman named hugo de vries, seemed set to claim mendel’sinsights as his own that a rival made it noisily clear that the credit really lay with the forgottenmonk.

    the world was almost ready, but not quite, to begin to understand how we got here—howwe made each other. it is fairly amazing to reflect tha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century, and for some years beyond, the best scientific minds in the world couldn’t actuallytell you where babies came from.

    and these, you may recall, were men who thought science was nearly at an end.

    26    THE STUFF OF LIFE

    if your two parents hadn’t bonded just when they did—possibly to the second, possiblyto the nanosecond—you wouldn’t be here. and if their parents hadn’t bonded in a preciselytimely manner, you wouldn’t be here either. and if their parents hadn’t done likewise, andtheir parents before them, and so on, obviously and indefinitely, you wouldn’t be here.

    push backwards through time and these ancestral debts begin to add up. go back just eightgenerations to about the time that charles darwin and abraham lincoln were born, andalready there are over 250 people on whose timely couplings your existence depends.

    continue further, to the time of shakespeare and the mayflower pilgrims, and you have nofewer than 16,384 ancestors earnestly exchanging genetic material in a way that would,eventually and miraculously, result in you.

    at twenty generations ago, the number of people procreating on your behalf has risen to1,048,576. five generations before that, and there are no fewer than 33,554,432 men andwomen on whose devoted couplings your existence depends. by thirty generations ago, yourtotal number of forebears—remember, these aren’t cousins and aunts and other incidentalrelatives, but only parents and parents of parents in a line leading ineluctably to you—is overone billion (1,073,741,824, to be precise). if you go back sixty-four generations, to the time ofthe romans, the number of people on whose cooperative efforts your eventual existencedepends has risen to approximately 1,000,000,000,000,000,000, which is several thousandtimes the total number of people who have ever lived.

    clearly something has gone wrong with our math here. the answer, it may interest you tolearn, is that your line is not pure. you couldn’t be here without a little incest—actually quitea lot of incest—albeit at a genetically discreet remove. with so many millions of ancestors inyour background, there will have been many occasions when a relative from your mother’sside of the family procreated with some distant cousin from your father’s side of the ledger. infact, if you are in a partnership now with someone from your own race and country, thechances are excellent that you are at some level related. indeed, if you look around you on abus or in a park or café or any crowded place, most of the people you see are very probablyrelatives. when someone boasts to you that he is descended from william the conqueror orthe mayflower pilgrims, you should answer at once: “me, too!” in the most literal andfundamental sense we are all family.

    we are also uncannily alike. compare your genes with any other human being’s and onaverage they will be about 99.9 percent the same. that is what makes us a species. the tinydifferences in that remaining 0.1 percent—“roughly one nucleotide base in every thousand,”

    to quote the british geneticist and recent nobel laureate john sulston—are what endow uswith our individuality. much has been made in recent years of the unraveling of the human
    genome. in fact,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the” human genome. every human genome isdifferent. otherwise we would all be identical. it is the endless recombinations of ourgenomes—each nearly identical, but not quite—that make us what we are, both as individualsand as a species.

    but what exactly is this thing we call the genome? and what, come to that, are genes?

    well, start with a cell again. inside the cell is a nucleus, and inside each nucleus are thechromosomes—forty-six little bundles of complexity, of which twenty-three come from yourmother and twenty-three from your father. with a very few exceptions, every cell in yourbody—99.999 percent of them, say—carries the same complement of chromosomes. (theexceptions are red blood cells, some immune system cells, and egg and sperm cells, which forvarious organizational reasons don’t carry the full genetic package.) chromosomes constitutethe complete set of instructions necessary to make and maintain you and are made of longstrands of the little wonder chemical called deoxyribonucleic acid or dna—“the mostextraordinary molecule on earth,” as it has been called.

    dna exists for just one reason—to create more dna—and you have a lot of it inside you:

    about six feet of it squeezed into almost every cell. each length of dna comprises some 3.2billion letters of coding, enough to provide 103,480,000,000possible combinations, “guaranteed tobe unique against all conceivable odds,” in the words of christian de duve. that’s a lot ofpossibility—a one followed by more than three billion zeroes. “it would take more than fivethousand average-size books just to print that figure,” notes de duve. look at yourself in themirror and reflect upon the fact that you are beholding ten thousand trillion cells, and thatalmost every one of them holds two yards of densely compacted dna, and you begin toappreciate just how much of this stuff you carry around with you. if all your dna werewoven into a single fine strand, there would be enough of it to stretch from the earth to themoon and back not once or twice but again and again. altogether, according to onecalculation, you may have as much as twenty million kilometers of dna bundled up insideyou.

    your body, in short, loves to make dna and without it you couldn’t live. yet dna is notitself alive. no molecule is, but dna is, as it were, especially unalive. it is “among the mostnonreactive, chemically inert molecules in the living world,” in the words of the geneticistrichard lewontin. that is why it can be recovered from patches of long-dried blood or semenin murder investigations and coaxed from the bones of ancient neandertals. it also explainswhy it took scientists so long to work out how a substance so mystifyingly low key—so, in aword, lifeless—could be at the very heart of life itself.

    as a known entity, dna has been around longer than you might think. it was discoveredas far back as 1869 by johann friedrich miescher, a swiss scientist working at the universityof tübingen in germany. while delving microscopically through the pus in surgicalbandages, miescher found a substance he didn’t recognize and called it nuclein (because itresided in the nuclei of cells). at the time, miescher did little more than note its existence, butnuclein clearly remained on his mind, for twenty-three years later in a letter to his uncle heraised the possibility that such molecules could be the agents behind heredity. this was anextraordinary insight, but one so far in advance of the day’s scientific requirements that itattracted no attention at all.

    for most of the next half century the common assumption was that the material—nowcalled deoxyribonucleic acid, or dna—had at most a subsidiary role in matters of heredity. itwas too simple. it had just four basic components, called nucleotides, which was like having
    an alphabet of just four letters. how could you possibly write the story of life with such arudimentary alphabet? (the answer is that you do it in much the way that you create complexmessages with the simple dots and dashes of morse code—by combining them.) dna didn’tdo anything at all, as far as anyone could tell. it just sat there in the nucleus, possibly bindingthe chromosome in some way or adding a splash of acidity on command or fulfilling someother trivial task that no one had yet thought of. the necessary complexity, it was thought,had to exist in proteins in the nucleus.

    there were, however, two problems with dismissing dna. first, there was so much of it:

    two yards in nearly every nucleus, so clearly the cells esteemed it in some important way. ontop of this, it kept turning up, like the suspect in a murder mystery, in experiments. in twostudies in particular, one involving the pneumonococcus bacterium and another involvingbacteriophages (viruses that infect bacteria), dna betrayed an importance that could only beexplained if its role were more central than prevailing thought allowed. the evidencesuggested that dna was somehow involved in the making of proteins, a process vital to life,yet it was also clear that proteins were being made outside the nucleus, well away from thedna that was supposedly directing their assembly.

    no one could understand how dna could possibly be getting messages to the proteins. theanswer, we now know, was rna, or ribonucleic acid, which acts as an interpreter betweenthe two. it is a notable oddity of biology that dna and proteins don’t speak the samelanguage. for almost four billion years they have been the living world’s great double act, andyet they answer to mutually incompatible codes, as if one spoke spanish and the other hindi.

    to communicate they need a mediator in the form of rna. working with a kind of chemicalclerk called a ribosome, rna translates information from a cell’s dna into terms proteinscan understand and act upon.

    however, by the early 1900s, where we resume our story, we were still a very long wayfrom understanding that, or indeed almost anything else to do with the confused business ofheredity.

    clearly there was a need for some inspired and clever experimentation, and happily the ageproduced a young person with the diligence and aptitude to undertake it. his name wasthomas hunt morgan, and in 1904, just four years after the timely rediscovery of mendel’sexperiments with pea plants and still almost a decade before gene would even become a word,he began to do remarkably dedicated things with chromosomes.

    chromosomes had been discovered by chance in 1888 and were so called because theyreadily absorbed dye and thus were easy to see under the microscope. by the turn of thetwentieth century it was strongly suspected that they were involved in the passing on of traits,but no one knew how, or even really whether, they did this.

    morgan chose as his subject of study a tiny, delicate fly formally called drosophilamelanogaster, but more commonly known as the fruit fly (or vinegar fly, banana fly, orgarbage fly). drosophila is familiar to most of us as that frail, colorless insect that seems tohave a compulsive urge to drown in our drinks. as laboratory specimens fruit flies had certainvery attractive advantages: they cost almost nothing to house and feed, could be bred by themillions in milk bottles, went from egg to productive parenthood in ten days or less, and hadjust four chromosomes, which kept things conveniently simple.

    working out of a small lab (which became known inevitably as the fly room) inschermerhorn hall at columbia university in new york, morgan and his team embarked ona program of meticulous breeding and crossbreeding involving millions of flies (onebiographer says billions, though that is probably an exaggeration), each of which had to becaptured with tweezers and examined under a jeweler’s glass for any tiny variations ininheritance. for six years they tried to produce mutations by any means they could think of—zapping the flies with radiation and x-rays, rearing them in bright light and darkness, bakingthem gently in ovens, spinning them crazily in centrifuges—but nothing worked. morgan wason the brink of giving up when there occurred a sudden and repeatable mutation—a fly thathad white eyes rather than the usual red ones. with this breakthrough, morgan and hisassistants were able to generate useful deformities, allowing them to track a trait throughsuccessive generations. by such means they could work out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particular characteristics and individual chromosomes, eventually proving to more or lesseveryone’s satisfaction that chromosomes were at the heart of inheritance.

    the problem, however, remained the next level of biological intricacy: the enigmatic genesand the dna that composed them. these were much trickier to isolate and understand. aslate as 1933, when morgan was awarded a nobel prize for his work, many researchers stillweren’t convinced that genes even existed. as morgan noted at the time, there was noconsensus “as to what the genes are—whether they are real or purely fictitious.” it may seemsurprising that scientists could struggle to accept the physical reality of something sofundamental to cellular activity, but as wallace, king, and sanders point out in biology: thescience of life (that rarest thing: a readable college text), we are in much the same positiontoday with mental processes such as thought and memory. we know that we have them, ofcourse, but we don’t know what, if any, physical form they take. so it was for the longest timewith genes. the idea that you could pluck one from your body and take it away for study wasas absurd to many of morgan’s peers as the idea that scientists today might capture a straythought and examine it under a microscope.

    what was certainly true was that something associated with chromosomes was directingcell replication. finally, in 1944, after fifteen years of effort, a team at the rockefellerinstitute in manhattan, led by a brilliant but diffident canadian named oswald avery,succeeded with an exceedingly tricky experiment in which an innocuous strain of bacteria wasmade permanently infectious by crossing it with alien dna, proving that dna was far morethan a passive molecule and almost certainly was the active agent in heredity. the austrian-born biochemist erwin chargaff later suggested quite seriously that avery’s discovery wasworth two nobel prizes.

    unfortunately, avery was opposed by one of his own colleagues at the institute, a strong-willed and disagreeable protein enthusiast named alfred mirsky, who did everything in hispower to discredit avery’s work—including, it has been said, lobbying the authorities at thekarolinska institute in stockholm not to give avery a nobel prize. avery by this time wassixty-six years old and tired. unable to deal with the stress and controversy, he resigned hisposition and never went near a lab again. but other experiments elsewhere overwhelminglysupported his conclusions, and soon the race was on to find the structure of dna.

    had you been a betting person in the early 1950s, your money would almost certainly havebeen on linus pauling of caltech, america’s leading chemist, to crack the structure of dna.

    pauling was unrivaled in determining the architecture of molecules and had been a pioneer inthe field of x-ray crystallography, a technique that would prove crucial to peering into theheart of dna. in an exceedingly distinguished career, he would win two nobel prizes (for chemistry in 1954 and peace in 1962), but with dna he became convinced that the structurewas a triple helix, not a double one, and never quite got on the right track. instead, victory fellto an unlikely quartet of scientists in england who didn’t work as a team, often weren’t onspeaking terms, and were for the most part novices in the field.

    of the four, the nearest to a conventional boffin was maurice wilkins, who had spent muchof the second world war helping to design the atomic bomb. two of the others, rosalindfranklin and francis crick, had passed their war years working on mines for the britishgovernment—crick of the type that blow up, franklin of the type that produce coal.

    the most unconventional of the foursome was james watson, an american prodigy whohad distinguished himself as a boy as a member of a highly popular radio program called thequiz kids (and thus could claim to be at least part of the inspiration for some of the membersof the glass family in franny and zooey and other works by j. d. salinger) and who hadentere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ged just fifteen. he had earned his ph.d. by the age oftwenty-two and was now attached to the famous cavendish laboratory in cambridge. in1951, he was a gawky twenty-three-year-old with a strikingly lively head of hair that appearsin photographs to be straining to attach itself to some powerful magnet just out of frame.

    crick, twelve years older and still without a doctorate, was less memorably hirsute andslightly more tweedy. in watson’s account he is presented as blustery, nosy, cheerfullyargumentative, impatient with anyone slow to share a notion, and constantly in danger ofbeing asked to go elsewhere. neither was formally trained in biochemistry.

    their assumption was that if you could determine the shape of a dna molecule you wouldbe able to see—correctly, as it turned out—how it did what it did. they hoped to achieve this,it would appear, by doing as little work as possible beyond thinking, and no more of that thanwas absolutely necessary. as watson cheerfully (if a touch disingenuously) remarked in hisautobiographical book the double helix, “it was my hope that the gene might be solvedwithout my learning any chemistry.” they weren’t actually assigned to work on dna, and atone point were ordered to stop it. watson was ostensibly mastering the art of crystallography;crick was supposed to be completing a thesis on the x-ray diffraction of large molecules.

    although crick and watson enjoy nearly all the credit in popular accounts for solving themystery of dna, their breakthrough was crucially dependent on experimental work done bytheir competitors, the results of which were obtained “fortuitously,” in the tactful words of thehistorian lisa jardine. far ahead of them, at least at the beginning, were two academics atking’s college in london, wilkins and franklin.

    the new zealand–born wilkins was a retiring figure, almost to the point of invisibility. a1998 pbs documentary on the discovery of the structure of dna—a feat for which he sharedthe 1962 nobel prize with crick and watson—managed to overlook him entirely.

    the most enigmatic character of all was franklin. in a severely unflattering portrait,watson in the double helix depicted franklin as a woman who was unreasonable, secretive,chronically uncooperative, and—this seemed especially to irritate him—almost willfullyunsexy. he allowed that she “was not unattractive and might have been quite stunning had shetaken even a mild interest in clothes,” but in this she disappointed all expectations. she didn’t
    even use lipstick, he noted in wonder, while her dress sense “showed all the imagination ofenglish blue-stocking adolescents.”

    1however, she did have the best images in existence of the possible structure of dna,achieved by means of x-ray crystallography, the technique perfected by linus pauling.

    crystallography had been used successfully to map atoms in crystals (hence“crystallography”), but dna molecules were a much more finicky proposition. only franklinwas managing to get good results from the process, but to wilkins’s perennial exasperationshe refused to share her findings.

    if franklin was not warmly forthcoming with her findings, she cannot be altogetherblamed. female academics at king’s in the 1950s were treated with a formalized disdain thatdazzles modern sensibilities (actually any sensibilities). however senior or accomplished,they were not allowed into the college’s senior common room but instead had to take theirmeals in a more utilitarian chamber that even watson conceded was “dingily pokey.” on topof this she was being constantly pressed—at times actively harassed—to share her results witha trio of men whose desperation to get a peek at them was seldom matched by more engagingqualities, like respect. “i’m afraid we always used to adopt—let’s say a patronizing attitudetoward her,” crick later recalled. two of these men were from a competing institution and thethird was more or less openly siding with them. it should hardly come as a surprise that shekept her results locked away.

    that wilkins and franklin did not get along was a fact that watson and crick seem to haveexploited to their benefit. although crick and watson were trespassing rather unashamedlyon wilkins’s territory, it was with them that he increasingly sided—not altogether surprisinglysince franklin herself was beginning to act in a decidedly queer way. although her resultsshowed that dna definitely was helical in shape, she insisted to all that it was not. towilkins’s presumed dismay and embarrassment, in the summer of 1952 she posted a mocknotice around the king’s physics department that said: “it is with great regret that we have toannounce the death, on friday 18th july 1952 of d.n.a. helix. . . . it is hoped that dr. m.h.f.

    wilkins will speak in memory of the late helix.”

    the outcome of all this was that in january 1953, wilkins showed watson franklin’simages, “apparently without her knowledge or consent.” it would be an understatement to callit a significant help. years later watson conceded that it “was the key event . . . it mobilizedus.” armed with the knowledge of the dna molecule’s basic shape and some importantelements of its dimensions, watson and crick redoubled their efforts. everything now seemedto go their way. at one point pauling was en route to a conference in england at which hewould in all likelihood have met with wilkins and learned enough to correct themisconceptions that had put him on the wrong line of inquiry, but this was the mccarthy eraand pauling found himself detained at idlewild airport in new york, his passport confiscated,on the grounds that he was too liberal of temperament to be allowed to travel abroad. crickand watson also had the no less convenient good fortune that pauling’s son was working atthe cavendish and innocently kept them abreast of any news of developments and setbacks athome.

    still facing the possibility of being trumped at any moment, watson and crick appliedthemselves feverishly to the problem. it was known that dna had four chemical1in 1968,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nceled publication of the double helix after crick and wilkinscomplained about its characterizations, which the science historian lisa jardine has described as “gratuitouslyhurtful.” the descriptions quoted above are after watson softened his comments.

    components—called adenine, guanine, cytosine, and thiamine—and that these paired up inparticular ways. by playing with pieces of cardboard cut into the shapes of molecules, watsonand crick were able to work out how the pieces fit together. from this they made a meccano-like model—perhaps the most famous in modern science—consisting of metal plates boltedtogether in a spiral, and invited wilkins, franklin,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have a look.

    any informed person could see at once that they had solved the problem. it was withoutquestion a brilliant piece of detective work, with or without the boost of franklin’s picture.

    the april 25, 1953, edition of nature carried a 900-word article by watson and crick titled“a structure for deoxyribose nucleic acid.” accompanying it were separate articles bywilkins and franklin. it was an eventful time in the world—edmund hillary was just about toclamber to the top of everest while elizabeth ii was imminently to be crowned queen ofengland—so the discovery of the secret of life was mostly overlooked. it received a smallmention in the news chronicle and was ignored elsewhere.

    rosalind franklin did not share in the nobel prize. she died of ovarian cancer at the age ofjust thirty-seven in 1958, four years before the award was granted. nobel prizes are notawarded posthumously. the cancer almost certainly arose as a result of chronic overexposureto x-rays through her work and needn’t have happened. in her much-praised 2002 biographyof franklin, brenda maddox noted that franklin rarely wore a lead apron and often steppedcarelessly in front of a beam. oswald avery never won a nobel prize either and was alsolargely overlooked by posterity, though he did at least have the satisfaction of living just longenough to see his findings vindicated. he died in 1955.

    watson and crick’s discovery wasn’t actually confirmed until the 1980s. as crick said inone of his books: “it took over twenty-five years for our model of dna to go from being onlyrather plausible, to being very plausible . . . and from there to being virtually certainlycorrect.”

    even so, with the structure of dna understood progress in genetics was swift, and by 1968the journal science could run an article titled “that was the molecular biology that was,”

    suggesting—it hardly seems possible, but it is so—that the work of genetics was nearly at anend.

    in fact, of course, it was only just beginning. even now there is a great deal about dna thatwe scarcely understand, not least why so much of it doesn’t actually seem to do anything.

    ninety-seven percent of your dna consists of nothing but long stretches of meaninglessgarble—“junk,” or “non-coding dna,” as biochemists prefer to put it. only here and therealong each strand do you find sections that control and organize vital functions. these are thecurious and long-elusive genes.

    genes are nothing more (nor less) than instructions to make proteins. this they do with acertain dull fidelity. in this sense, they are rather like the keys of a piano, each playing asingle note and nothing else, which is obviously a trifle monotonous. but combine the genes,as you would combine piano keys, and you can create chords and melodies of infinite variety.

    put all these genes together, and you have (to continue the metaphor) the great symphony ofexistence known as the human genome.

    an alternative and more common way to regard the genome is as a kind of instructionmanual for the body. viewed this way, the chromosomes can be imagined as the book’schapters and the genes as individual instructions for making proteins. the words in which the
    instructions are written are called codons, and the letters are known as bases. the bases—theletters of the genetic alphabet—consist of the four nucleotides mentioned a page or two back:

    adenine, thiamine, guanine, and cytosine. despite the importance of what they do, thesesubstances are not made of anything exotic. guanine, for instance, is the same stuff thatabounds in, and gives its name to, guano.

    the shape of a dna molecule, as everyone knows, is rather like a spiral staircase ortwisted rope ladder: the famous double helix. the uprights of this structure are made of a typeof sugar called deoxyribose, and the whole of the helix is a nucleic acid—hence the name“deoxyribonucleic acid.” the rungs (or steps) are formed by two bases joining across thespace between, and they can combine in only two ways: guanine is always paired withcytosine and thiamine always with adenine. the order in which these letters appear as youmove up or down the ladder constitutes the dna code; logging it has been the job of thehuman genome project.

    now the particular brilliance of dna lies in its manner of replication. when it is time toproduce a new dna molecule, the two strands part down the middle, like the zipper on ajacket, and each half goes off to form a new partnership. because each nucleotide along astrand pairs up with a specific other nucleotide, each strand serves as a template for thecreation of a new matching strand. if you possessed just one strand of your own dna, youcould easily enough reconstruct the matching side by working out the necessary partnerships:

    if the topmost rung on one strand was made of guanine, then you would know that thetopmost rung on the matching strand must be cytosine. work your way down the ladderthrough all the nucleotide pairings, and eventually you would have the code for a newmolecule. that is just what happens in nature, except that nature does it really quickly—inonly a matter of seconds, which is quite a feat.

    most of the time our dna replicates with dutiful accuracy, but just occasionally—aboutone time in a million—a letter gets into the wrong place. this is known as a single nucleotidepolymorphism, or snp, familiarly known to biochemists as a “snip.” generally these snipsare buried in stretches of noncoding dna and have no detectable consequence for the body.

    but occasionally they make a difference. they might leave you predisposed to some disease,but equally they might confer some slight advantage—more protective pigmentation, forinstance, or increased production of red blood cells for someone living at altitude. over time,these slight modifications accumulate in both individuals and in populations, contributing tothe distinctiveness of both.

    the balance between accuracy and errors in replication is a fine one. too many errors andthe organism can’t function, but too few and it sacrifices adaptability. a similar balance mustexist between stability in an organism and innovation. an increase in red blood cells can helpa person or group living at high elevations to move and breathe more easily because more redcells can carry more oxygen. but additional red cells also thicken the blood. add too many,and “it’s like pumping oil,” in the words of temple university anthropologist charles weitz.

    that’s hard on the heart. thus those designed to live at high altitude get increased breathingefficiency, but pay for it with higher-risk hearts. by such means does darwinian naturalselection look after us. it also helps to explain why we are all so similar. evolution simplywon’t let you become too different—not without becoming a new species anyway.

    the 0.1 percent difference between your genes and mine is accounted for by our snips.

    now if you compared your dna with a third person’s, there would also be 99.9 percentcorrespondence, but the snips would, for the most part, be in different places. add more
    people to the comparison and you will get yet more snips in yet more places. for every one ofyour 3.2 billion bases, somewhere on the planet there will be a person, or group of persons,with different coding in that position. so not only is it wrong to refer to “the” human genome,but in a sense we don’t even have “a” human genome. we have six billion of them. we are all99.9 percent the same, but equally, in the words of the biochemist david cox, “you could sayall humans share nothing, and that would be correct, too.”

    but we have still to explain why so little of that dna has any discernible purpose. it startsto get a little unnerving, but it does really seem that the purpose of life is to perpetuate dna.

    the 97 percent of our dna commonly called junk is largely made up of clumps of lettersthat, in ridley’s words, “exist for the pure and simple reason that they are good at gettingthemselves duplicated.”

    2most of your dna, in other words, is not devoted to you but toitself: you are a machine for reproducing it, not it for you. life, you will recall, just wants tobe, and dna is what makes it so.

    even when dna includes instructions for making genes—when it codes for them, asscientists put it—it is not necessarily with the smooth functioning of the organism in mind.

    one of the commonest genes we have is for a protein called reverse transcriptase, which hasno known beneficial function in human beings at all. the one thing itdoes do is make itpossible for retroviruses, such as the aids virus, to slip unnoticed into the human system.

    in other words, our bodies devote considerable energies to producing a protein that doesnothing that is beneficial and sometimes clobbers us. our bodies have no choice but to do sobecause the genes order it. we are vessels for their whims. altogether, almost half of humangenes—the largest proportion yet found in any organism—don’t do anything at all, as far aswe can tell, except reproduce themselves.

    all organisms are in some sense slaves to their genes. that’s why salmon and spiders andother types of creatures more or less beyond counting are prepared to die in the process ofmating. the desire to breed, to disperse one’s genes, is the most powerful impulse in nature.

    as sherwin b. nuland has put it: “empires fall, ids explode, great symphonies are written,and behind all of it is a single instinct that demands satisfaction.” from an evolutionary pointof view, sex is really just a reward mechanism to encourage us to pass on our genetic material.

    scientists had only barely absorbed the surprising news that most of our dna doesn’t doanything when even more unexpected findings began to turn up. first in germany and then inswitzerland researchers performed some rather bizarre experiments that produced curiouslyunbizarre outcomes. in one they took the gene that controlled the development of a mouse’seye and inserted it into the larva of a fruit fly. the thought was that it might producesomething interestingly grotesque. in fact, the mouse-eye gene not only made a viable eye inthe fruit fly, it made a fly’s eye. here were two creatures that hadn’t shared a commonancestor for 500 million years, yet could swap genetic material as if they were sisters.

    the story was the same wherever researchers looked. they found that they could inserthuman dna into certain cells of flies, and the flies would accept it as if it were their own.

    2junk dna does have a use. it is the portion employed in dna fingerprinting. its practicality for this purposewas discovered accidentally by alec jeffreys, a scient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leicester in england. in 1986jeffreys was studying dna sequences for genetic markers associated with heritable diseases when he wasapproached by the police and asked if he could help connect a suspect to two murders. he realized his techniqueought to work perfectly for solving criminal cases-and so it proved. a young baker with the improbable name ofcolin pitchfork was sentenced to two life terms in prison for the murders.

    over 60 percent of human genes, it turns out, are fundamentally the same as those found infruit flies. at least 90 percent correlate at some level to those found in mice. (we even havethe same genes for making a tail, if only they would switch on.) in field after field,researchers found that whatever organism they were working on—whether nematode wormsor human beings—they were often studying essentially the same genes. life, it appeared, wasdrawn up from a single set of blueprints.

    further probings revealed the existence of a clutch of master control genes, each directingthe development of a section of the body, which were dubbed homeotic (from a greek wordmeaning “similar”) or hox genes. hox genes answered the long-bewildering question of howbillions of embryonic cells, all arising from a single fertilized egg and carrying identicaldna, know where to go and what to do—that this one should become a liver cell, this one astretchy neuron, this one a bubble of blood, this one part of the shimmer on a beating wing. itis the hox genes that instruct them, and they do it for all organisms in much the same way.

    interestingly, the amount of genetic material and how it is organized doesn’t necessarily, oreven generally, reflect the level of sophistication of the creature that contains it. we haveforty-six chromosomes, but some ferns have more than six hundred. the lungfish, one of theleast evolved of all complex animals, has forty times as much dna as we have. even thecommon newt is more genetically splendorous than we are, by a factor of five.

    clearly it is not the number of genes you have, but what you do with them. this is a verygood thing because the number of genes in humans has taken a big hit lately. until recently itwas thought that humans had at least 100,000 genes, possibly a good many more, but thatnumber was drastically reduced by the first results of the human genome project, whichsuggested a figure more like 35,000 or 40,000 genes—about the same number as are found ingrass. that came as both a surprise and a disappointment.

    it won’t have escaped your attention that genes have been commonly implicated in anynumber of human frailties. exultant scientists have at various times declared themselves tohave found the genes responsible for obesity, schizophrenia, homosexuality, criminality,violence, alcoholism, even shoplifting and homelessness. perhaps the apogee (or nadir) of thisfaith in biodeterminism was a study 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science in 1980 contending thatwomen are genetically inferior at mathematics. in fact, we now know, almost nothing aboutyou is so accommodatingly simple.

    this is clearly a pity in one important sense, for if you had individual genes that determinedheight or propensity to diabetes or to baldness or any other distinguishing trait, then it wouldbe easy—comparatively easy anyway—to isolate and tinker with them. unfortunately, thirty-five thousand genes functioning independently is not nearly enough to produce the kind ofphysical complexity that makes a satisfactory human being. genes clearly therefore mustcooperate. a few disorders—hemophilia, parkinson’s disease, huntington’s disease, andcystic fibrosis, for example—are caused by lone dysfunctional genes, but as a rule disruptivegenes are weeded out by natural selection long before they can become permanentlytroublesome to a species or population. for the most part our fate and comfort—and even oureye color—are determined not by individual genes but by complexes of genes working inalliance. that’s why it is so hard to work out how it all fits together and why we won’t beproducing designer babies anytime soon.

    in fact, the more we have learned in recent years the more complicated matters have tendedto become. even thinking, it turns out, affects the ways genes work. how fast a man’s beard
    grows, for instance, is partly a function of how much he thinks about sex (because thinkingabout sex produces a testosterone surge). in the early 1990s, scientists made an even moreprofound discovery when they found they could knock out supposedly vital genes fromembryonic mice, and the mice were not only often born healthy, but sometimes were actuallyfitter than their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had not been tampered with. when certain importantgenes were destroyed, it turned out, others were stepping in to fill the breach. this wasexcellent news for us as organisms, but not so good for our understanding of how cells worksince it introduced an extra layer of complexity to something that we had barely begun tounderstand anyway.

    it is largely because of these complicating factors that cracking the human genome becameseen almost at once as only a beginning. the genome, as eric lander of mit has put it, is likea parts list for the human body: it tells us what we are made of, but says nothing about howwe work. what’s needed now is the operating manual—instructions for how to make it go.

    we are not close to that point yet.

    so now the quest is to crack the human proteome—a concept so novel that the termproteome didn’t even exist a decade ago. the proteome is the library of information thatcreates proteins. “unfortunately,” observed scientific american in the spring of 2002, “theproteome is much more complicated than the genome.”

    that’s putting it mildly. proteins, you will remember, are the workhorses of all livingsystems; as many as a hundred million of them may be busy in any cell at any moment. that’sa lot of activity to try to figure out. worse, proteins’ behavior and functions are based notsimply on their chemistry, as with genes, but also on their shapes. to function, a protein mustnot only have the necessary chemical components, properly assembled, but then must also befolded into an extremely specific shape. “folding” is the term that’s used, but it’s amisleading one as it suggests a geometrical tidiness that doesn’t in fact apply. proteins loopand coil and crinkle into shapes that are at once extravagant and complex. they are more likefuriously mangled coat hangers than folded towels.

    moreover, proteins are (if i may be permitted to use a handy archaism) the swingers of thebiological world. depending on mood and metabolic circumstance, they will allowthemselves to be phosphorylated, glycosylated, acetylated, ubiquitinated, farneysylated,sulfated, and linked to glycophosphatidylinositol anchors, among rather a lot else. often ittakes relatively little to get them going, it appears. drink a glass of wine, as scientificamerican notes, and you materially alter the number and types of proteins at large in yoursystem. this is a pleasant feature for drinkers, but not nearly so helpful for geneticists who aretrying to understand what is going on.

    it can all begin to seem impossibly complicated, and in some ways itis impossiblycomplicated. but there is an underlying simplicity in all this, too, owing to an equallyelemental underlying unity in the way life works. all the tiny, deft chemical processes thatanimate cells—the cooperative efforts of nucleotides, the transcription of dna into rna—evolved just once and have stayed pretty well fixed ever since across the whole of nature. asthe late french geneticist jacques monod put it, only half in jest: “anything that is true of e. coli must be true of elephants, except more so.”

    every living thing is an elaboration on a single original plan. as humans we are mereincrements—each of us a musty archive of adjustments, adaptations, modifications, andprovidential tinkerings stretching back 3.8 billion years. remarkably, we are even quite closely related to fruit and vegetables. about half the chemical functions that take place in abanana are fundamentally the same as the chemical functions that take place in you.

    it cannot be said too often: all life is one. that is, and i suspect will forever prove to be, themost profound true statement there is.

    part  vi the road to us

    descended from the apes! my dear,let us hope that it is not true, but if it is,let us pray that it will not become generally known.

    -remark attributed to the wife of the bishop of Worcester after Darwin’s theory of evolution was explained to her

    27    ICE TIME

    i had a dream, which was notall a dream.

    the bright sun wasextinguish’d, and the starsdid wander . . . —Byron, “darkness”

    in 1815 on the island of sumbawa in indonesia, a handsome and long-quiescent mountainnamed tambora exploded spectacularly, killing a hundred thousand people with its blast andassociated tsunamis. it was the biggest volcanic explosion in ten thousand years—150 timesthe size of mount st. helens, equivalent to sixty thousand hiroshima-sized atom bombs.

    news didn’t travel terribly fast in those days. in london, the times ran a small story—actually a letter from a merchant—seven months after the event. but by this time tambora’seffects were already being felt. thirty-six cubic miles of smoky ash, dust, and grit haddiffused through the atmosphere, obscuring the sun’s rays and causing the earth to cool.

    sunsets were unusually but blearily colorful, an effect memorably captured by the artist j. m.

    1. turner, who could not have been happier, but mostly the world existed under anoppressive, dusky pall. it was this deathly dimness that inspired the byron lines above.

    spring never came and summer never warmed: 1816 became known as the year withoutsummer. crops everywhere failed to grow. in ireland a famine and associated typhoidepidemic killed sixty-five thousand people. in new england, the year became popularlyknown as eighteen hundred and froze to death. morning frosts continued until june andalmost no planted seed would grow. short of fodder, livestock died or had to be prematurelyslaughtered. in every way it was a dreadful year—almost certainly the worst for farmers inmodern times. yet globally the temperature fell by only about 1.5 degrees fahrenheit. earth’snatural thermostat, as scientists would learn, is an exceedingly delicate instrument.

    the nineteenth century was already a chilly time. for two hundred years europe and northamerica in particular had experienced a little ice age, as it has become known, whichpermitted all kinds of wintry events—frost fairs on the thames, ice-skating races along dutchcanals—that are mostly impossible now. it was a period, in other words, when frigidity wasmuch on people’s minds. so we may perhaps excuse nineteenth-century geologists for beingslow to realize that the world they lived in was in fact balmy compared with former epochs,and that much of the land around them had been shaped by crushing glaciers and cold thatwould wreck even a frost fair.

    they knew there was something odd about the past. the european landscape was litteredwith inexplicable anomalies—the bones of arctic reindeer in the warm south of france, hugerocks stranded in improbable places—and they often came up with inventive but not terribly
    plausible explanations. one french naturalist named de luc, trying to explain how graniteboulders had come to rest high up on the limestone flanks of the jura mountains, suggestedthat perhaps they had been shot there by compressed air in caverns, like corks out of apopgun. the term for a displaced boulder is an erratic, but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expression seemed to apply more often to the theories than to the rocks.

    the great british geologist arthur hallam has suggested that if james hutton, the father ofgeology, had visited switzerland, he would have seen at onc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arvedvalleys, the polished striations, the telltale strand lines where rocks had been dumped, and theother abundant clues that point to passing ice sheets. unfortunately, hutton was not a traveler.

    but even with nothing better at his disposal than secondhand accounts, hutton rejected out ofhand the idea that huge boulders had been carried three thousand feet up mountainsides byfloods—all the water in the world won’t make a boulder float, he pointed out—and becameone of the first to argue for widespread glaciation. unfortunately his ideas escaped notice, andfor another half century most naturalists continued to insist that the gouges on rocks could beattributed to passing carts or even the scrape of hobnailed boots.

    local  peasants,  uncontaminated  by  scientific orthodoxy, knew better, however. thenaturalist jean de charpentier told the story of how in 1834 he was walking along a countrylane with a swiss woodcutter when they got to talking about the rocks along the roadside. thewoodcutter matter-of-factly told him that the boulders had come from the grimsel, a zone ofgranite some distance away. “when i asked him how he thought that these stones had reachedtheir location, he answered without hesitation: ‘the grimsel glacier transported them on bothsides of the valley, because that glacier extended in the past as far as the town of bern.’ ”

    charpentier was delighted. he had come to such a view himself, but when he raised thenotion at scientific gatherings, it was dismissed. one of charpentier’s closest friends wasanother swiss naturalist, louis agassiz, who after some initial skepticism came to embrace,and eventually all but appropriate, the theory.

    agassiz had studied under cuvier in paris and now held the post of professor of naturalhistory at the college of neuchatel in switzerland. another friend of agassiz’s, a botanistnamed karl schimper, was actually the first to coin the term ice age (in german eiszeit ), in1837, and to propose that there was good evidence to show that ice had once lain heavilyacross not just the swiss alps, but over much of europe, asia, and north america. it was aradical notion. he lent agassiz his notes—then came very much to regret it as agassizincreasingly got the credit for what schimper felt, with some legitimacy, was his theory.

    charpentier likewise ended up a bitter enemy of his old friend. alexander von humboldt, yetanother friend, may have had agassiz at least partly in mind when he observed that there arethree stages in scientific discovery: first, people deny that it is true; then they deny that it isimportant; finally they credit the wrong person.

    at all events, agassiz made the field his own. in his quest to understand the dynamics ofglaciation, he went everywhere—deep into dangerous crevasses and up to the summits of thecraggiest alpine peaks, often apparently unaware that he and his team were the first to climbthem. nearly everywhere agassiz encountered an unyielding reluctance to accept his theories.

    humboldt urged him to return to his area of real expertise, fossil fish, and give up this madobsession with ice, but agassiz was a man possessed by an idea.

    agassiz’s theory found even less support in britain, where most naturalists had never seena glacier and often couldn’t grasp the crushing forces that ice in bulk exerts. “could scratches
    and polish just be due to ice ?” asked roderick murchison in a mocking tone at one meeting,evidently imagining the rocks as covered in a kind of light and glassy rime. to his dying day,he expressed the frankest incredulity at those “ice-mad” geologists who believed that glacierscould account for so much. william hopkins, a cambridge professor and leading member ofthe geological society, endorsed this view, arguing that the notion that ice could transportboulders presented “such obvious mechanical absurdities” as to make it unworthy of thesociety’s attention.

    undaunted, agassiz traveled tirelessly to promote his theory. in 1840 he read a paper to ameeting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in glasgow at which hewas openly criticized by the great charles lyell. the following year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edinburgh passed a resolution conceding that there might be some general merit in the theorybut that certainly none of it applied to scotland.

    lyell did eventually come round. his moment of epiphany came when he realized that amoraine, or line of rocks, near his family estate in scotland, which he had passed hundreds oftimes, could only be understood if one accepted that a glacier had dropped them there. buthaving become converted, lyell then lost his nerve and backed off from public support of theice age idea. it was a frustrating time for agassiz. his marriage was breaking up, schimperwas hotly accusing him of the theft of his ideas, charpentier wouldn’t speak to him, and thegreatest living geologist offered support of only the most tepid and vacillating kind.

    in 1846, agassiz traveled to america to give a series of lectures and there at last found theesteem he craved. harvard gave him a professorship and built him a first-rate museum, themuseum of comparative zoology. doubtless it helped that he had settled in new england,where the long winters encouraged a certain sympathy for the idea of interminable periods ofcold. it also helped that six years after his arrival the first scientific expedition to greenlandreported that nearly the whole of that semicontinent was covered in an ice sheet just like theancient one imagined in agassiz’s theory. at long last, his ideas began to find a realfollowing. the one central defect of agassiz’s theory was that his ice ages had no cause. butassistance was about to come from an unlikely quarter.

    in the 1860s, journals and other learned publications in britain began to receive papers onhydrostatics, electricity, and other scientific subjects from a james croll of anderson’suniversity in glasgow. one of the papers, on how variations in earth’s orbit might haveprecipitated ice ages, was published in the philosophical magazine in 1864 and wasrecognized at once as a work of the highest standard. so there was some surprise, and perhapsjust a touch of embarrassment, when it turned out that croll was not an academic at theuniversity, but a janitor.

    born in 1821, croll grew up poor, and his formal education lasted only to the age ofthirteen. he worked at a variety of jobs—as a carpenter, insurance salesman, keeper of atemperance hotel—before taking a position as a janitor at anderson’s (now the university ofstrathclyde) in glasgow. by somehow inducing his brother to do much of his work, he wasable to pass many quiet evenings in the university library teaching himself physics,mechanics, astronomy, hydrostatics, and the other fashionable sciences of the day, andgradually began to produce a string of papers, with a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motions ofearth and their effect on climate.

    croll was the first to suggest that cyclical changes in the shape of earth’s orbit, fromelliptical (which is to say slightly oval) to nearly circular to elliptical again, might explain the
    onset and retreat of ice ages. no one had ever thought before to consider an astronomicalexplanation for variations in earth’s weather. thanks almost entirely to croll’s persuasivetheory, people in britain began to become more responsive to the notion that at some formertime parts of the earth had been in the grip of ice. when his ingenuity and aptitude wererecognized, croll was given a job at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scotland and widely honored:

    he was made a fellow of the royal society in london and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science and given an honorary degre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among much else.

    unfortunately, just as agassiz’s theory was at last beginning to find converts in europe, hewas busy taking it into ever more exotic territory in america. he began to find evidence forglaciers practically everywhere he looked, including near the equator. eventually he becameconvinced that ice had once covered the whole earth, extinguishing all life, which god hadthen re-created. none of the evidence agassiz cited supported such a view. nonetheless, inhis adopted country his stature grew and grew until he was regarded as only slightly below adeity. when he died in 1873 harvard felt it necessary to appoint three professors to take hisplace.

    yet, as sometimes happens, his theories fell swiftly out of fashion. less than a decade afterhis death his successor in the chair of geology at harvard wrote that the “so-called glacialepoch . . . so popular a few years ago among glacial geologists may now be rejected withouthesitation.”

    part of the problem was that croll’s computations suggested that the most recent ice ageoccurred eighty thousand years ago, whereas the geological evidence increasingly indicatedthat earth had undergone some sort of dramatic perturbation much more recently than that.

    without a plausible explanation for what might have provoked an ice age, the whole theoryfell into abeyance. there it might have remained for some time except that in the early 1900sa serbian academic named milutin milankovitch, who had no background in celestial motionsat all—he was a mechanical engineer by training—developed an unexpected interest in thematter. milankovitch realized that the problem with croll’s theory was not that it wasincorrect but that it was too simple.

    as earth moves through space, it is subject not just to variations in the length and shape ofits orbit, but also to rhythmic shifts in its angle of orientation to the sun—its tilt and pitch andwobble—all affecting the length and intensity of sunlight falling on any patch of land. inparticular it is subject to three changes in position, known formally as its obliquity,precession, and eccentricity, over long periods of time. milankovitch wondered if there mightbe a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complex cycles and the comings and goings of ice ages. thedifficulty was that the cycles were of widely different lengths—of approximately 20,000,40,000, and 100,000 years, but varying in each case by up to a few thousand years—whichmeant that determining their points of intersection over long spans of time involved a nearlyendless amount of devoted computation. essentially milankovitch had to work out the angleand duration of incoming solar radiation at every latitude on earth, in every season, for amillion years, adjusted for three ever-changing variables.

    happily  this  was  precisely  the  sort  of repetitive toil that suited milankovitch’stemperament. for the next twenty years, even while on vacation, he worked ceaselessly withpencil and slide rule computing the tables of his cycles—work that now could be completed ina day or two with a computer. the calculations all had to be made in his spare time, but in1914 milankovitch suddenly got a great deal of that when world war i broke out and he wasarrested owing to his position as a reservist in the serbian army. he spent most of the next
    four years under loose house arrest in budapest, required only to report to the police once aweek. the rest of his time was spent working in the library of the hungarian academy ofsciences. he was possibly the happiest prisoner of war in history.

    the  eventual  outcome  of  his diligent scribblings was the 1930 book mathematicalclimatology and the astronomical theory of climatic changes. milankovitch was right thatthere wa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ice ages and planetary wobble, though like most people heassumed that it was a gradual increase in harsh winters that led to these long spells ofcoldness. it was a russian-german meteorologist, wladimir k?ppen—father-in-law of ourtectonic friend alfred wegener—who saw that the process was more subtle, and rather moreunnerving, than that.

    the cause of ice ages, k?ppen decided, is to be found in cool summers, not brutal winters.

    if summers are too cool to melt all the snow that falls on a given area, more incoming sunlightis bounced back by the reflective surface, exacerbating the cooling effect and encouraging yetmore snow to fall. the consequence would tend to be self-perpetuating. as snow accumulatedinto an ice sheet, the region would grow cooler, prompting more ice to accumulate. as theglaciologist gwen schultz has noted: “it is not necessarily the amount of snow that causes icesheets but the fact that snow, however little, lasts.” it is thought that an ice age could startfrom a single unseasonal summer. the leftover snow reflects heat and exacerbates the chillingeffect. “the process is self-enlarging, unstoppable, and once the ice is really growing itmoves,” says mcphee. you have advancing glaciers and an ice age.

    in the 1950s, because of imperfect dating technology, scientists were unable to correlatemilankovitch’s carefully worked-out cycles with the supposed dates of ice ages as thenperceived, and so milankovitch and his calculations increasingly fell out of favor. he died in1958, unable to prove that his cycles were correct. by this time, write john and mary gribbin,“you would have been hard pressed to find a geologist or meteorologist who regarded themodel as being anything more than an historical curiosity.” not until the 1970s and therefinement of a potassium-argon method for dating ancient seafloor sediments were histheories finally vindicated.

    the milankovitch cycles alone are not enough to explain cycles of ice ages. many otherfactors are involved—not least the disposition of the continents, in particular the presence oflandmasses over the poles—but the specifics of these are imperfectly understood. it has beensuggested, however, that if you hauled north america, eurasia, and greenland just threehundred miles north we would have permanent and inescapable ice ages. we are very lucky, itappears, to get any good weather at all. even less well understood are the cycles ofcomparative balminess within ice ages, known as interglacials. it is mildly unnerving toreflect that the whole of meaningful human history—the development of farming, the creationof towns, the rise of mathematics and writing and science and all the rest—has taken placewithin an atypical patch of fair weather. previous interglacials have lasted as little as eightthousand years. our own has already passed its ten thousandth anniversary.

    the fact is, we are still very much in an ice age; it’s just a somewhat shrunken one—thoughless shrunken than many people realize. at the height of the last period of glaciation, aroundtwenty thousand years ago, about 30 percent of the earth’s land surface was under ice. tenpercent still is—and a further 14 percent is in a state of permafrost. three-quarters of all thefresh water on earth is locked up in ice even now, and we have ice caps at both poles—asituation that may be unique in earth’s history. that there are snowy winters through much of
    the world and permanent glaciers even in temperate places such as new zealand may seemquite natural, but in fact it is a most unusual situation for the planet.

    for most of its history until fairly recent times the general pattern for earth was to be hotwith no permanent ice anywhere. the current ice age—ice epoch really—started about fortymillion years ago, and has ranged from murderously bad to not bad at all. ice ages tend towipe out evidence of earlier ice ages, so the further back you go the more sketchy the picturegrows, but it appears that we have had at least seventeen severe glacial episodes in the last 2.5million years or so—the period that coincides with the rise of homo erectus in africafollowed by modern humans. two commonly cited culprits for the present epoch are the riseof the himalayas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isthmus of panama, the first disrupting air flows,the second ocean currents. india, once an island, has pushed two thousand kilometers into theasian landmass over the last forty-five million years, raising not only the himalayas, but alsothe vast tibetan plateau behind them. the hypothesis is that the higher landscape was notonly cooler, but diverted winds in a way that made them flow north and toward northamerica, making it more susceptible to long-term chills. then, beginning about five millionyears ago, panama rose from the sea, closing the gap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america,disrupting the flows of warming currents between the pacific and atlantic, and changingpatterns of precipitation across at least half the world. one consequence was a drying out ofafrica, which caused apes to climb down out of trees and go looking for a new way of livingon the emerging savannas.

    at all events, with the oceans and continents arranged as they are now, it appears that icewill be a long-term part of our future. according to john mcphee, about fifty more glacialepisodes can be expected, each lasting a hundred thousand years or so, before we can hope fora really long thaw.

    before fifty million years ago, earth had no regular ice ages, but when we did have themthey tended to be colossal. a massive freezing occurred about 2.2 billion years ago, followedby a billion years or so of warmth. then there was another ice age even larger than the first—so large that some scientists are now referring to the age in which it occurred as thecryogenian, or super ice age. the condition is more popularly known as snowball earth.

    “snowball,” however, barely captures the murderousness of conditions. the theory is thatbecause of a fall in solar radiation of about 6 percent and a dropoff in the production (orretention) of greenhouse gases, earth essentially lost its ability to hold on to its heat. itbecame a kind of all-over antarctica. temperatures plunged by as much as 80 degreesfahrenheit. the entire surface of the planet may have frozen solid, with ocean ice up to half amile thick at higher latitudes and tens of yards thick even in the tropics.

    there is a serious problem in all this in that the geological evidence indicates iceeverywhere, including around the equator, while the biological evidence suggests just asfirmly that there must have been open water somewhere. for one thing, cyanobacteriasurvived the experience, and they photosynthesize. for that they needed sunlight, but as youwill know if you have ever tried to peer through it, ice quickly becomes opaque and after onlya few yards would pass on no light at all. two possibilities have been suggested. one is that alittle ocean water did remain exposed (perhaps because of some kind of localized warming ata hot spot); the other is that maybe the ice formed in such a way that it remained translucent—a condition that does sometimes happen in nature.

    if earth did freeze over, then there is the very difficult question of how it ever got warmagain. an icy planet should reflect so much heat that it would stay frozen forever. it appearsthat rescue may have come from our molten interior. once again, we may be indebted totectonics for allowing us to be here. the idea is that we were saved by volcanoes, whichpushed through the buried surface, pumping out lots of heat and gases that melted the snowsand re-formed the atmosphere. interestingly, the end of this hyper-frigid episode is marked bythe cambrian outburst—the springtime event of life’s history. in fact, it may not have been astranquil as all that. as earth warmed, it probably had the wildest weather it has everexperienced, with hurricanes powerful enough to raise waves to the heights of skyscrapersand rainfalls of indescribable intensity.

    throughout all this the tubeworms and clams and other life forms adhering to deep oceanvents undoubtedly went on as if nothing were amiss, but all other life on earth probably cameas close as it ever has to checking out entirely. it was all a long time ago and at this stage wejust don’t know.

    compared with a cryogenian outburst, the ice ages of more recent times seem pretty smallscale, but of course they were immensely grand by the standards of anything to be found onearth today. the wisconsian ice sheet, which covered much of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was two miles thick in places and marched forward at a rate of about four hundred feet a year.

    what a thing it must have been to behold. even at their leading edge, the ice sheets could benearly half a mile thick. imagine standing at the base of a wall of ice two thousand feet high.

    behind this edge, over an area measuring in the millions of square miles, would be nothingbut more ice, with only a few of the tallest mountain summits poking through. wholecontinents sagged under the weight of so much ice and even now, twelve thousand years afterthe glaciers’ withdrawal, are still rising back into place. the ice sheets didn’t just dribble outboulders and long lines of gravelly moraines, but dumped entire landmasses—long islandand cape cod and nantucket, among others—as they slowly swept along. it’s little wonderthat geologists before agassiz had trouble grasping their monumental capacity to reworklandscapes.

    if ice sheets advanced again, we have nothing in our armory that could deflect them. in1964, at prince william sound in alaska, one of the largest glacial fields in north americawas hit by the strongest earthquake ever recorded on the continent. it measured 9.2 on therichter scale. along the fault line, the land rose by as much as twenty feet. the quake was soviolent, in fact, that it made water slosh out of pools in texas. and what effect did thisunparalleled outburst have on the glaciers of prince william sound? none at all. they justsoaked it up and kept on moving.

    for a long time it was thought that we moved into and out of ice ages gradually, over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years, but we now know that that has not been the case. thanks toice cores from greenland we have a detailed record of climate for something over a hundredthousand years, and what is found there is not comforting. it shows that for most of its recenthistory earth has been nothing like the stable and tranquil place that civilization has known,but rather has lurched violently between periods of warmth and brutal chill.

    toward the end of the last big glaciation, some twelve thousand years ago, earth began towarm, and quite rapidly, but then abruptly plunged back into bitter cold for a thousand yearsor so in an event known to science as the younger dryas. (the name comes from the arcticplant the dryas, which is one of the first to recolonize land after an ice sheet withdraws. therewas also an older dryas period, but it wasn’t so sharp.) at the end of this thousand-year
    onslaught average temperatures leapt again, by as much as seven degrees in twenty years,which doesn’t sound terribly dramatic but is equivalent to exchanging the climate ofscandinavia for that of the mediterranean in just two decades. locally, changes have beeneven more dramatic. greenland ice cores show the temperatures there changing by as much asfifteen degrees in ten years, drastically altering rainfall patterns and growing conditions. thismust have been unsettling enough on a thinly populated planet. today the consequenceswould be pretty well unimaginable.

    what is most alarming is that we have no idea—none—what natural phenomena could soswiftly rattle earth’s thermometer. as elizabeth kolbert, writing in the new yorker, hasobserved: “no known external force, or even any that has been hypothesized, seems capableof yanking the temperature back and forth as violently, and as often, as these cores haveshown to be the case.” there seems to be, she adds, “some vast and terrible feedback loop,”

    probably involving the oceans and disruptions of the normal patterns of ocean circulation, butall this is a long way from being understood.

    one theory is that the heavy inflow of meltwater to the sea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younger dryas reduced the saltiness (and thus density) of northern oceans, causing the gulfstream to swerve to the south, like a driver trying to avoid a collision. deprived of the gulfstream’s warmth, the northern latitudes returned to chilly conditions. but this doesn’t begin toexplain why a thousand years later when the earth warmed once again the gulf stream didn’tveer as before. instead, we were given the period of unusual tranquility known as theholocene, the time in which we live now.

    there is no reason to suppose that this stretch of climatic stability should last much longer.

    in fact, some authorities believe that we are in for even worse than what went before. it isnatural to suppose that global warming would act as a useful counterweight to the earth’stendency to plunge back into glacial conditions. however, as kolbert has pointed out, whenyou are confronted with a fluctuating and unpredictable climate “the last thing you’d want todo is conduct a vast unsupervised experiment on it.” it has even been suggested, with moreplausibility than would at first seem evident, that an ice age might actually be induced by arise in temperatures. the idea is that a slight warming would enhance evaporation rates andincrease cloud cover, leading in the higher latitudes to more persistent accumulations of snow.

    in fact, global warming could plausibly, if paradoxically, lead to powerful localized cooling innorth america and northern europe.

    climate is the product of so many variables—rising and falling carbon dioxide levels, theshifts of continents, solar activity, the stately wobbles of the milankovitch cycles—that it is asdifficult to comprehend the events of the past as it is to predict those of the future. much issimply beyond us. take antarctica. for at least twenty million years after it settled over thesouth pole antarctica remained covered in plants and free of ice. that simply shouldn’t havebeen possible.

    no less intriguing are the known ranges of some late dinosaurs. the british geologiststephen drury notes that forests within 10 degrees latitude of the north pole were home togreat beasts, including tyrannosaurus rex. “that is bizarre,” he writes, “for such a highlatitude is continually dark for three months of the year.” moreover, there is now evidencethat these high latitudes suffered severe winters. oxygen isotope studies suggest that theclimate around fairbanks, alaska, was about the same in the late cretaceous period as it isnow. so what was tyrannosaurus doing there? either it migrated seasonally over enormousdistances or it spent much of the year in snowdrifts in the dark. in australia—which at that
    time was more polar in its orientation—a retreat to warmer climes wasn’t possible. howdinosaurs managed to survive in such conditions can only be guessed.

    one thought to bear in mind is that if the ice sheets did start to form again for whateverreason, there is a lot more water for them to draw on this time. the great lakes, hudson bay,the countless lakes of canada—these weren’t there to fuel the last ice age. they were createdby it.

    on the other hand, the next phase of our history could see us melting a lot of ice rather thanmaking it. if all the ice sheets melted, sea levels would rise by two hundred feet—the heightof a twenty-story building—and every coastal city in the world would be inundated. morelikely, at least in the short term, is the collapse of the west antarctic ice sheet. in the past fiftyyears the waters around it have warmed by 2.5 degrees centigrade, and collapses haveincreased dramatically. because of the underlying geology of the area, a large-scale collapseis all the more possible. if so, sea levels globally would rise—and pretty quickly—by betweenfifteen and twenty feet on average.

    the extraordinary fact is that we don’t know which is more likely, a future offering us eonsof perishing frigidity or one giving us equal expanses of steamy heat. only one thing iscertain: we live on a knife edge.

    in the long run, incidentally, ice ages are by no means bad news for the planet. they grindup rocks and leave behind new soils of sumptuous richness, and gouge out fresh water lakesthat provide abundant nutritive possibilities for hundreds of species of being. they act as aspur to migration and keep the planet dynamic. as tim flannery has remarked: “there is onlyone question you need ask of a continent in order to determine the fate of its people: ‘did youhave a good ice age?’ ” and with that in mind, it’s time to look at a species of ape that trulydid.

    28    THE MYSTERIOUS BIPED

    just before christmas 1887, a young dutch doctor with an un-dutch name, marieeugène fran?ois thomas dubois, arrived in sumatra, in the dutch east indies, with theintention of finding the earliest human remains on earth.

    1 several things were extraordinary about this. to begin with, no one had ever gone lookingfor ancient human bones before. everything that had been found to this point had been foundaccidentally, and nothing in dubois’s background suggested that he was the ideal candidate tomake the process intentional. he was an anatomist by training with no background inpaleontology. nor was there any special reason to suppose that the east indies would holdearly human remains. logic dictated that if ancient people were to be found at all, it would beon a large and long-populated landmass, not in the comparative fastness of an archipelago.

    dubois was driven to the east indies on nothing stronger than a hunch, the availability ofemployment, and the knowledge that sumatra was full of caves,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most of the important hominid fossils had so far been found. what is most extraordinary in allthis—nearly miraculous, really—is that he found what he was looking for.

    at the time dubois conceived his plan to search for a missing link, the human fossil recordconsisted of very little: five incomplete neandertal skeletons, one partial jawbone of uncertainprovenance, and a half-dozen ice-age humans recently found by railway workers in a cave at acliff called cro-magnon near les eyzies, france. of the neandertal specimens, the bestpreserved was sitting unremarked on a shelf in london. it had been found by workers blastingrock from a quarry in gibraltar in 1848, so its preservation was a wonder, but unfortunatelyno one yet appreciated what it was. after being briefly described at a meeting of the gibraltarscientific society, it had been sent to the hunterian museum in london, where it remainedundisturbed but for an occasional light dusting for over half a century. the first formaldescription of it wasn’t written until 1907, and then by a geologist named william sollas“with only a passing competency in anatomy.”

    so instead the name and credit for the discovery of the first early humans went to theneander valley in germany—not unfittingly, as it happens, for by uncanny coincidenceneander in greek means “new man.” there in 1856 workmen at another quarry, in a cliff faceoverlooking the düssel river, found some curious-looking bones, which they passed to alocal schoolteacher, knowing he had an interest in all things natural. to his great credit theteacher, johann karl fuhlrott, saw that he had some new type of human, though quite what itwas, and how special, would be matters of dispute for some time.

    many people refused to accept that the neandertal bones were ancient at all. august mayer,a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bonn and a man of influence, insisted that the bones were1though dutch, dubois was from eijsden, a town bordering the french-speaking part of belgium.

    merely those of a mongolian cossack soldier who had been wounded while fighting ingermany in 1814 and had crawled into the cave to die. hearing of this, t. h. huxley inengland drily observed how remarkable it was that the soldier, though mortally wounded, hadclimbed sixty feet up a cliff, divested himself of his clothing and personal effects, sealed thecave opening, and buried himself under two feet of soil. another anthropologist, puzzlingover the neandertal’s heavy brow ridge, suggested that it was the result of long-term frowningarising from a poorly healed forearm fracture. (in their eagerness to reject the idea of earlierhumans, authorities were often willing to embrace the most singular possibilities. at about thetime that dubois was setting out for sumatra, a skeleton found in périgueux was confidentlydeclared to be that of an eskimo. quite what an ancient eskimo was doing in southwestfrance was never comfortably explained. it was actually an early cro-magnon.)it was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at dubois began his search for ancient human bones. hedid no digging himself, but instead used fifty convicts lent by the dutch authorities. for a yearthey worked on sumatra, then transferred to java. and there in 1891, dubois—or rather histeam, for dubois himself seldom visited the sites—found a section of ancient human craniumnow known as the trinil skullcap. though only part of a skull, it showed that the owner hadhad distinctly nonhuman features but a much larger brain than any ape. dubois called itanthropithecus erectus (later changed for technical reasons to pithecanthropus erectus) anddeclared it the missing link between apes and humans. it quickly became popularized as “javaman.” today we know it as homo erectus.

    the next year dubois’s workers found a virtually complete thighbone that lookedsurprisingly modern. in fact, many anthropologists think itis modern, and has nothing to dowith java man. if it is an erectus bone, it is unlike any other found since. nonetheless duboisused the thighbone to deduce—correctly, as it turned out—that pithecanthropus walkedupright. he also produced, with nothing but a scrap of cranium and one tooth, a model of thecomplete skull, which also proved uncannily accurate.

    in 1895, dubois returned to europe, expecting a triumphal reception. in fact, he met nearlythe opposite reaction. most scientists disliked both his conclusions and the arrogant manner inwhich he presented them. the skullcap, they said, was that of an ape, probably a gibbon, andnot of any early human. hoping to bolster his case, in 1897 dubois allowed a respectedanatomist from the university of strasbourg, gustav schwalbe, to make a cast of the skullcap.

    to dubois’s dismay, schwalbe thereupon produced a monograph that received far moresympathetic attention than anything dubois had written and followed with a lecture tour inwhich he was celebrated nearly as warmly as if he had dug up the skull himself. appalled andembittered, dubois withdrew into an undistinguished position as a professor of geology at theuniversity of amsterdam and for the next two decades refused to let anyone examine hisprecious fossils again. he died in 1940 an unhappy man.

    meanwhile, and half a world away, in late 1924 raymond dart, the australian-born head ofanatomy at the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 in johannesburg, was sent a small butremarkably complete skull of a child, with an intact face, a lower jaw, and what is known asan endocast—a natural cast of the brain—from a limestone quarry on the edge of the kalaharidesert at a dusty spot called taung. dart could see at once that the taung skull was not of ahomo erectus like dubois’s java man, but from an earlier, more apelike creature. he placedits age at two million years and dubbed it australopithecus africanus, or “southern ape man ofafrica.” in a report to nature, dart called the taung remains “amazingly human” and
    suggested the need for an entirely new family, homo simiadae (“the man-apes”), toaccommodate the find.

    the authorities were even less favorably disposed to dart than they had been to dubois.

    nearly everything about his theory—indeed, nearly everything about dart, it appears—annoyed them. first he had proved himself lamentably presumptuous by conducting theanalysis himself rather than calling on the help of more worldly experts in europe. even hischosen name, australopithecus, showed a lack of scholarly application, combining as it didgreek and latin roots. above all, his conclusions flew in the face of accepted wisdom.

    humans and apes, it was agreed, had split apart at least fifteen million years ago in asia. ifhumans had arisen in africa, why, that would make us negroid, for goodness sake. it wasrather as if someone working today were to announce that he had found the ancestral bones ofhumans in, say, missouri. it just didn’t fit with what was known.

    dart’s sole supporter of note was robert broom, a scottish-born physician andpaleontologist of considerable intellect and cherishably eccentric nature. it was broom’shabit, for instance, to do his fieldwork naked when the weather was warm, which was often.

    he was also known for conducting dubious anatomical experiments on his poorer and moretractable patients. when the patients died, which was also often, he would sometimes burytheir bodies in his back garden to dig up for study later.

    broom was an accomplished paleontologist, and since he was also resident in south africahe was able to examine the taung skull at first hand. he could see at once that it was asimportant as dart supposed and spoke out vigorously on dart’s behalf, but to no effect. forthe next fifty years the received wisdom was that the taung child was an ape and nothingmore. most textbooks didn’t even mention it. dart spent five years working up a monograph,but could find no one to publish it. eventually he gave up the quest to publish altogether(though he did continue hunting for fossils). for years, the skull—today recognized as one ofthe supreme treasures of anthropology—sat as a paperweight on a colleague’s desk.

    at the time dart made his announcement in 1924, only four categories of ancient hominidwere known—homo heidelbergensis, homo rhodesiensis, neandertals, and dubois’s javaman—but all that was about to change in a very big way.

    first, in china, a gifted canadian amateur named davidson black began to poke around ata place, dragon bone hill, that was locally famous as a hunting ground for old bones.

    unfortunately, rather than preserving the bones for study, the chinese ground them up tomake medicines. we can only guess how many priceless homo erectus bones ended up as asort of chinese equivalent of bicarbonate of soda. the site had been much denuded by thetime black arrived, but he found a single fossilized molar and on the basis of that alone quitebrilliantly announced the discovery of sinanthropus pekinensis, which quickly became knownas peking man.

    at black’s urging, more determined excavations were undertaken and many other bonesfound. unfortunately all were lost the day after the japanese attack on pearl harbor in 1941when a contingent of u.s. marines, trying to spirit the bones (and themselves) out of thecountry, was intercepted by the japanese and imprisoned. seeing that their crates held nothingbut bones, the japanese soldiers left them at the roadside. it was the last that was ever seen ofthem.

    in the meantime, back on dubois’s old turf of java, a team led by ralph von koenigswaldhad found another group of early humans, which became known as the solo people from thesite of their discovery on the solo river at ngandong. koenigswald’s discoveries might havebeen more impressive still but for a tactical error that was realized too late. he had offeredlocals ten cents for every piece of hominid bone they could come up with, then discovered tohis horror that they had been enthusiastically smashing large pieces into small ones tomaximize their income.

    in the following years as more bones were found and identified there came a flood of newnames—homo aurignacensis, australopithecus transvaalensis, paranthropus crassidens,zinjanthropus boisei,and scores of others, nearly all involving a new genus type as well as anew species. by the 1950s, the number of named hominid types had risen to comfortably overa hundred. to add to the confusion, individual forms often went by a succession of differentnames as paleoanthropologists refined, reworked, and squabbled over classifications. solopeople were known variously as homo soloensis, homo primigenius asiaticus, homoneanderthalensis soloensis, homo sapiens soloensis, homo erectus erectus, and, finally, plainhomo erectus .

    in an attempt to introduce some order, in 1960 f. clark howell of the university ofchicago, following the suggestions of ernst mayr and others the previous decade, proposedcutting the number of genera to just two—australopithecus and homo —and rationalizingmany of the species. the java and peking men both became homo erectus. for a time orderprevailed in the world of the hominids.

    2 it didn’t last.

    after about a decade of comparative calm, paleoanthropology embarked on another periodof swift and prolific discovery, which hasn’t abated yet. the 1960s produced homo habilis,thought by some to be the missing link between apes and humans, but thought by others not tobe a separate species at all. then came (among many others) homo ergaster, homolouisleakeyi, homo rudolfensis, homo microcranus, and homo antecessor, as well as a raft ofaustralopithecines: a.afarensis, a. praegens, a. ramidus, a. walkeri, a. anamensis, and stillothers. altogether, some twenty types of hominid are recognized in the literature today.

    unfortunately, almost no two experts recognize the same twenty.

    some continue to observe the two hominid genera suggested by howell in 1960, but othersplace some of the australopithecines in a separate genus called paranthropus , and still othersadd an earlier group called ardipithecus. some put praegens into australopithecus and someinto a new classification, homo antiquus, but most don’t recognize praegens as a separatespecies at all. there is no central authority that rules on these things. the only way a namebecomes accepted is by consensus, and there is often very little of that.

    a big part of the problem, paradoxically, is a shortage of evidence. since the dawn of time,several billion human (or humanlike) beings have lived, each contributing a little geneticvariability to the total human stock. out of this vast number, the whole of our understandingof human prehistory is based on the remains, often exceedingly fragmentary, of perhaps fivethousand individuals. “you could fit it all into the back of a pickup truck if you didn’t mind2humans are put in the lamely homimdae. its members, traditionally called hominids, include any creatures(including extinct ones) that are more closely related to us than to any surviving chimpanzees. the apes,meanwhile, are lumped together in a family called pongidae. many authorities believe that chimps, gorillas, andorangutans should also be included in this family, with humans and chimps in a subfamily called homininae.

    the upshot is that the creatures traditionally called hominids become, under this arrangement, hominins. (leakeyand others insist on that designation.) hominoidea is the name of the aue sunerfamily which includes us.

    how much you jumbled everything up,” ian tattersall, the bearded and friendly curator ofanthropology at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in new york, replied when i askedhim the size of the total world archive of hominid and early human bones.

    the shortage wouldn’t be so bad if the bones were distributed evenly through time andspace, but of course they are not. they appear randomly, often in the most tantalizing fashion.

    homo erectus walked the earth for well over a million years and inhabited territory from theatlantic edge of europe to the pacific side of china, yet if you brought back to life everyhomo erectus individual whose existence we can vouch for, they wouldn’t fill a school bus.

    homo habilis consists of even less: just two partial skeletons and a number of isolated limbbones. something as short-lived as our own civilization would almost certainly not be knownfrom the fossil record at all.

    “in europe,” tattersall offers by way of illustration, “you’ve got hominid skulls in georgiadated to about 1.7 million years ago, but then you have a gap of almost a million years beforethe next remains turn up in spain, right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continent, and then you’ve gotanother 300,000-year gap before you get a homo heidelbergensis in germany—and none ofthem looks terribly much like any of the others.” he smiled. “it’s from these kinds offragmentary pieces that you’re trying to work out the histories of entire species. it’s quite atall order. we really have very little idea of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ny ancient species—which led to us and which were evolutionary dead ends. some probably don’t deserve to beregarded as separate species at all.”

    it is the patchiness of the record that makes each new find look so sudden and distinct fromall the others. if we had tens of thousands of skeletons distributed at regular intervals throughthe historical record, there would be appreciably more degrees of shading. whole new speciesdon’t emerge instantaneously, as the fossil record implies, but gradually out of other, existingspecies. the closer you go back to a point of divergence, the closer the similarities are, so thatit becomes exceedingly difficult, and sometimes impossible, to distinguish a late homoerectus from an early homo sapiens, since it is likely to be both and neither. similardisagreements can often arise over questions of identification from fragmentary remains—deciding, for instance, whether a particular bone represents a female australopithecus boiseior a male homo habilis.

    with so little to be certain about, scientists often have to make assumptions based on otherobjects found nearby, and these may be little more than valiant guesses. as alan walker andpat shipman have drily observed, if you correlate tool discovery with the species of creaturemost often found nearby, you would have to conclude that early hand tools were mostly madeby antelopes.

    perhaps nothing better typifies the confusion than the fragmentary bundle of contradictionsthat was homo habilis. simply put, habilis bones make no sense. when arranged in sequence,they show males and females evolving at different rates and in different directions—the malesbecoming less apelike and more human with time, while females from the same period appearto be moving away from humanness toward greater apeness. some authorities don’t believehabilis is a valid category at all. tattersall and his colleague jeffrey schwartz dismiss it as amere “wastebasket species”—one into which unrelated fossils “could be conveniently swept.”

    even those who see habilis as an independent species don’t agree on whether it is of the samegenus as us or is from a side branch that never came to anything.

    finally, but perhaps above all, human nature is a factor in all this. scientists have a naturaltendency to interpret finds in the way that most flatters their stature. it is a rare paleontologistindeed who announces that he has found a cache of bones but that they are nothing to getexcited about. or as john reader understatedly observes in the book missing links, “it isremarkable how often the first interpretations of new evidence have confirmed thepreconceptions of its discoverer.”

    all this leaves ample room for arguments, of course, and nobody likes to argue more thanpaleoanthropologists. “and of all the disciplines in science, paleoanthropology boasts perhapsthe largest share of egos,” say the authors of the recent java man —a book, it may be noted,that itself devotes long, wonderfully unselfconscious passages to attacks on the inadequaciesof others, in particular the authors’ former close colleague donald johanson. here is a smallsampling:

    in our years of collaboration at the institute he [johanson] developed a well-deserved, if unfortunate, reputation for unpredictable and high-decibel personalverbal assaults, sometimes accompanied by the tossing around of books orwhatever else came conveniently to hand.

    so, bearing in mind that there is little you can say about human prehistory that won’t bedisputed by someone somewhere, other than that we most certainly had one, what we thinkwe know about who we are and where we come from is roughly this:

    for the first 99.99999 percent of our history as organisms, we were in the same ancestralline as chimpanzees. virtually nothing is known about the prehistory of chimpanzees, butwhatever they were, we were. then about seven million years ago something major happened.

    a group of new beings emerged from the tropical forests of africa and began to move abouton the open savanna.

    these were the australopithecines, and for the next five million years they would be theworld’s dominant hominid species. (austral is from the latin for “southern” and has noconnection in this context to australia.) australopithecines came in several varieties, someslender and gracile, like raymond dart’s taung child, others more sturdy and robust, but allwere capable of walking upright. some of these species existed for well over a million years,others for a more modest few hundred thousand, but it is worth bearing in mind that even theleast successful had histories many times longer than we have yet achieved.

    the most famous hominid remains in the world are those of a 3.18-million-year-oldaustralopithecine found at hadar in ethiopia in 1974 by a team led by donald johanson.

    formally known as a.l. (for “afar locality”) 288–1, the skeleton became more familiarlyknown as lucy, after the beatles song “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 johanson has neverdoubted her importance. “she is our earliest ancestor, the missing link between ape andhuman,” he has said.

    lucy was tiny—just three and a half feet tall. she could walk, though how well is a matterof some dispute. she was evidently a good climber, too. much else is unknown. her skull wasalmost entirely missing, so little could be said with confidence about her brain size, thoughskull fragments suggested it was small. most books describe lucy’s skeleton as being 40percent complete, though some put it closer to half, and one produced by the american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describes lucy as two-thirds complete. the bbc television series
    ape man actually called it “a complete skeleton,” even while showing that it was anythingbut.

    a human body has 206 bones, but many of these are repeated. if you have the left femurfrom a specimen, you don’t need the right to know its dimensions. strip out all the redundantbones, and the total you are left with is 120—what is called a half skeleton. even by this fairlyaccommodating standard, and even counting the slightest fragment as a full bone, lucyconstituted only 28 percent of a half skeleton (and only about 20 percent of a full one).

    in the wisdom of the bones, alan walker recounts how he once asked johanson how hehad come up with a figure of 40 percent. johanson breezily replied that he had discounted the106 bones of the hands and feet—more than half the body’s total, and a fairly important half,too, one would have thought, since lucy’s principal defining attribute was the use of thosehands and feet to deal with a changing world. at all events, rather less is known about lucythan is generally supposed. it isn’t even actually known that she was a female. her sex ismerely presumed from her diminutive size.

    two years after lucy’s discovery, at laetoli in tanzania mary leakey found footprints leftby two individuals from—it is thought—the same family of hominids. the prints had beenmade when two australopithecines had walked through muddy ash following a volcaniceruption. the ash had later hardened, preserving the impressions of their feet for a distance ofover twenty-three meters.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in new york has an absorbing diorama thatrecords the moment of their passing. it depicts life-sized re-creations of a male and a femalewalking side by side across the ancient african plain. they are hairy and chimplike indimensions, but have a bearing and gait that suggest humanness. the most striking feature ofthe display is that the male holds his left arm protectively around the female’s shoulder. it is atender and affecting gesture, suggestive of close bonding.

    the tableau is done with such conviction that it is easy to overlook the consideration thatvirtually everything above the footprints is imaginary. almost every external aspect of thetwo figures—degree of hairiness, facial appendages (whether they had human noses or chimpnoses), expressions, skin color, size and shape of the female’s breasts—is necessarilysuppositional. we can’t even say that they were a couple. the female figure may in fact havebeen a child. nor can we be certain that they were australopithecines. they are assumed to beaustralopithecines because there are no other known candidates.

    i had been told that they were posed like that because during the building of the dioramathe female figure kept toppling over, but ian tattersall insists with a laugh that the story isuntrue. “obviously we don’t know whether the male had his arm around the female or not,but we do know from the stride measurements that they were walking side by side and closetogether—close enough to be touching. it was quite an exposed area, so they were probablyfeeling vulnerable. that’s why we tried to give them slightly worried expressions.”

    i asked him if he was troubled about the amount of license that was taken in reconstructingthe figures. “it’s always a problem in making re-creations,” he agreed readily enough. “youwouldn’t believe how much discussion can go into deciding details like whether neandertalshad eyebrows or not. it was just the same for the laetoli figures. we simply can’t know thedetails of what they looked like, but we can convey their size and posture and make somereasonable assumptions about their probable appearance. if i had it to do again, i think i might
    have made them just slightly more apelike and less human. these creatures weren’t humans.

    they were bipedal apes.”

    until very recently it was assumed that we were descended from lucy and the laetolicreatures, but now many authorities aren’t so sure. although certain physical features (theteeth, for instance) suggest a possible link between us, other parts of the australopithecineanatomy are more troubling. in their book extinct humans, tattersall and schwartz point outthat the upper portion of the human femur is very like that of the apes but not of theaustralopithecines; so if lucy is in a direct line between apes and modern humans, it meanswe must have adopted an australopithecine femur for a million years or so, then gone back toan ape femur when we moved on to the next phase of our development. they believe, in fact,that not only was lucy not our ancestor, she wasn’t even much of a walker.

    “lucy and her kind did not locomote in anything like the modern human fashion,” insiststattersall. “only when these hominids had to travel between arboreal habitats would they findthemselves walking bipedally, ‘forced’ to do so by their own anatomies.” johanson doesn’taccept this. “lucy’s hips and the muscular arrangement of her pelvis,” he has written, “wouldhave made it as hard for her to climb trees as it is for modern humans.”

    matters grew murkier still in 2001 and 2002 when four exceptional new specimens werefound. one, discovered by meave leakey of the famous fossil-hunting family at laketurkana in kenya and called kenyanthropus platyops (“kenyan flat-face”), is from about thesame time as lucy and raises the possibility that it was our ancestor and lucy was anunsuccessful side branch. also found in 2001 were ardipithecus ramidus kadabba, dated atbetween 5.2 million and 5.8 million years old, and orrorin tugenensis, thought to be 6 millionyears old, making it the oldest hominid yet found—but only for a brief while. in the summerof 2002 a french team working in the djurab desert of chad (an area that had never beforeyielded ancient bones) found a hominid almost 7 million years old, which they labeledsahelanthropus tchadensis. (some critics believe that it was not human, but an early ape andtherefore should be called sahelpithecus.) all these were early creatures and quite primitivebut they walked upright, and they were doing so far earlier than previously thought.

    bipedalism is a demanding and risky strategy. it means refashioning the pelvis into a fullload-bearing instrument. to preserve the required strength, the birth canal must becomparatively narrow. this has two very significant immediate consequences and one longer-term one. first, it means a lot of pain for any birthing mother and a greatly increased dangerof fatality to mother and baby both. moreover to get the baby’s head through such a tightspace it must be born while its brain is still small—and while the baby, therefore, is stillhelpless. this means long-term infant care, which in turn implies solid male–female bonding.

    all this is problematic enough when you are the intellectual master of the planet, but whenyou are a small, vulnerable australopithecine, with a brain about the size of an orange,3therisk must have been enormous.

    3absolute brain size does not tell you everything-or possibly sometimes even much. elephants and whales bothhave brains larger than ours, but you wouldnt have much trouble outwitting them in contract negotiations. it isrelative size that matters, a point that is often overlooked. as gould notes, a. africanus had a brain of only 450cubic centimeters, smaller than that of a gorilla. but a typical africanus male weighed less than a hundredpounds, and a female much less still, whereas gorillas can easily top out at 600 pounds (gould pp. 181-83).

    so why did lucy and her kind come down from the trees and out of the forests? probablythey had no choice. the slow rise of the isthmus of panama had cut the flow of waters fromthe pacific into the atlantic, diverting warming currents away from the arctic and leading tothe onset of an exceedingly sharp ice age in northern latitudes. in africa, this would haveproduced seasonal drying and cooling, gradually turning jungle into savanna. “it was not somuch that lucy and her like left the forests,” john gribbin has written, “but that the forestsleft them.”

    but stepping out onto the open savanna also clearly left the early hominids much moreexposed. an upright hominid could see better, but could also be seen better. even now as aspecies, we are almost preposterously vulnerable in the wild. nearly every large animal youcan care to name is stronger, faster, and toothier than us. faced with attack, modern humanshave only two advantages. we have a good brain, with which we can devise strategies, andwe have hands with which we can fling or brandish hurtful objects. we are the only creaturethat can harm at a distance. we can thus afford to be physically vulnerable.

    all the elements would appear to have been in place for the rapid evolution of a potentbrain, and yet that seems not to have happened. for over three million years, lucy and herfellow australopithecines scarcely changed at all. their brain didn’t grow and there is no signthat they used even the simplest tools. what is stranger still is that we now know that forabout a million years they lived alongside other early hominids who did use tools, yet theaustralopithecines never took advantage of this useful technology that was all around them.

    at one point between three and two million years ago, it appears there may have been asmany as six hominid types coexisting in africa. only one, however, was fated to last: homo,which emerged from the mists beginning about two million years ago. no one knows quitewhat the relationship was between australopithecines and homo, but what is known is thatthey coexisted for something over a million years before all the australopithecines, robust andgracile alike, vanished mysteriously, and possibly abruptly, over a million years ago. no oneknows why they disappeared. “perhaps,” suggests matt ridley, “we ate them.”

    conventionally, the homo line begins with homo habilis, a creature about whom we knowalmost nothing, and concludes with us, homo sapiens (literally “man the thinker”). inbetween, and depending on which opinions you value, there have been half a dozen otherhomo species: homo ergaster, homo neanderthalensis, homo rudolfensis, homoheidelbergensis, homo erectus, and homo antecessor.

    homo habilis (“handy man”) was named by louis leakey and colleagues in 1964 and wasso called because it was the first hominid to use tools, albeit very simple ones. it was a fairlyprimitive creature, much more chimpanzee than human, but its brain was about 50 percentlarger than that of lucy in gross terms and not much less large proportionally, so it was theeinstein of its day. no persuasive reason has ever been adduced for why hominid brainssuddenly began to grow two million years ago. for a long time it was assumed that big brainsand upright walking were directly related—that the movement out of the forests necessitatedcunning new strategies that fed off of or promoted braininess—so it was something of asurprise, after the repeated discoveries of so many bipedal dullards, to realize that there wasno apparent connection between them at all.

    “there is simply no compelling reason we know of to explain why human brains gotlarge,” says tattersall. huge brains are demanding organs: they make up only 2 percent of thebody’s mass, but devour 20 percent of its energy. they are also comparatively picky in what
    they use as fuel. if you never ate another morsel of fat, your brain would not complainbecause it won’t touch the stuff. it wants glucose instead, and lots of it, even if it means short-changing other organs. as guy brown notes: “the body is in constant danger of beingdepleted by a greedy brain, but cannot afford to let the brain go hungry as that would rapidlylead to death.” a big brain needs more food and more food means increased risk.

    tattersall thinks the rise of a big brain may simply have been an evolutionary accident. hebelieves with stephen jay gould that if you replayed the tape of life—even if you ran it backonly a relatively short way to the dawn of hominids—the chances are “quite unlikely” thatmodern humans or anything like them would be here now.

    “one of the hardest ideas for humans to accept,” he says, “is that we are not theculmination of anything. there is nothing inevitable about our being here. it is part of ourvanity as humans that we tend to think of evolution as a process that, in effect, wasprogrammed to produce us. even anthropologists tended to think this way right up until the1970s.” indeed, as recently as 1991, in the popular textbook the stages of evolution, c.

    loring brace stuck doggedly to the linear concept, acknowledging just one evolutionary deadend, the robust australopithecines. everything else represented a straightforwardprogression—each species of hominid carrying the baton of development so far, then handingit on to a younger, fresher runner. now, however, it seems certain that many of these earlyforms followed side trails that didn’t come to anything.

    luckily for us, one did—a group of tool users, which seemed to arise from out of nowhereand overlapped with the shadowy and much disputed homo habilis. this is homo erectus, thespecies discovered by eugène dubois in java in 1891. depending on which sources youconsult, it existed from about 1.8 million years ago to possibly as recently as twenty thousandor so years ago.

    according to the java man authors, homo erectus is the dividing line: everything thatcame before him was apelike in character; everything that came after was humanlike. homoerectus was the first to hunt, the first to use fire, the first to fashion complex tools, the first toleave evidence of campsites, the first to look after the weak and frail. compared with all thathad gone before, homo erectus was extremely human in form as well as behavior, itsmembers long-limbed and lean, very strong (much stronger than modern humans), and withthe drive and intelligence to spread successfully over huge areas. to other hominids, homoerectus must have seemed terrifyingly powerful, fleet, and gifted.

    erectus was “the velociraptor of its day,” according to alan walker of penn stateuniversity and one of the world’s leading authorities. if you were to look one in the eyes, itmight appear superficially to be human, but “you wouldn’t connect. you’d be prey.”

    according to walker, it had the body of an adult human but the brain of a baby.

    although erectus had been known about for almost a century it was known only fromscattered fragments—not enough to come even close to making one full skeleton. so it wasn’tuntil an extraordinary discovery in africa in the 1980s that its importance—or, at the veryleast, possible importance—as a precursor species for modern humans was fully appreciated.

    the remote valley of lake turkana (formerly lake rudolf) in kenya is now one of theworld’s most productive sites for early human remains, but for a very long time no one hadthought to look there. it was only because richard leakey was on a flight that was divertedover the valley that he realized it might be more promising than had been thought. a teamwas dispatched to investigate, but at first found nothing. then late one afternoon kamoya
    kimeu, leakey’s most renowned fossil hunter, found a small piece of hominid brow on a hillwell away from the lake. such a site was unlikely to yield much, but they dug anyway out ofrespect for kimeu’s instincts and to their astonishment found a nearly complete homo erectusskeleton. it was from a boy aged between about nine and twelve who had died 1.54 millionyears ago. the skeleton had “an entirely modern body structure,” says tattersall, in a way thatwas without precedent. the turkana boy was “very emphatically one of us.”

    also found at lake turkana by kimeu was knm-er 1808, a female 1.7 million years old,which gave scientists their first clue that homo erectus was more interesting and complexthan previously thought. the woman’s bones were deformed and covered in coarse growths,the result of an agonizing condition called hypervitaminosis a, which can come only fromeating the liver of a carnivore. this told us first of all that homo erectus was eating meat.

    even more surprising was that the amount of growth showed that she had lived weeks or evenmonths with the disease. someone had looked after her. it was the first sign of tenderness inhominid evolution.

    it was also discovered that homo erectus skulls contained (or, in the view of some, possiblycontained) a broca’s area, a region of the frontal lobe of the brain associated with speech.

    chimps don’t have such a feature. alan walker thinks the spinal canal didn’t have the sizeand complexity to enable speech, that they probably would have communicated about as wellas modern chimps. others, notably richard leakey, are convinced they could speak.

    for a time, it appears, homo erectus was the only hominid species on earth. it was hugelyadventurous and spread across the globe with what seems to have been breathtaking rapidity.

    the fossil evidence, if taken literally, suggests that some members of the species reached javaat about the same time as, or even slightly before, they left africa. this has led some hopefulscientists to suggest that perhaps modern people arose not in africa at all, but in asia—whichwould be remarkable, not to say miraculous, as no possible precursor species have ever beenfound anywhere outside africa. the asian hominids would have had to appear, as it were,spontaneously. and anyway an asian beginning would merely reverse the problem of theirspread; you would still have to explain how the java people then got to africa so quickly.

    there are several more plausible 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for how homo erectus managedto turn up in asia so soon after its first appearance in africa. first, a lot of plus-or-minusinggoes into the dating of early human remains. if the actual age of the african bones is at thehigher end of the range of estimates or the javan ones at the lower end, or both, then there isplenty of time for african erects to find their way to asia. it is also entirely possible that oldererectus bones await discovery in africa. in addition, the javan dates could be wrongaltogether.

    now for the doubts. some authorities don’t believe that the turkana finds are homoerectus at all. the snag, ironically, was that although the turkana skeletons were admirablyextensive, all othererectus fossils are inconclusively fragmentary. as tattersall and jeffreyschwartz note in extinct humans, most of the turkana skeleton “couldn’t be compared withanything else closely related to it because the comparable parts weren’t known!” the turkanaskeletons, they say, look nothing like any asian homo erectus and would never have beenconsidered the same species except that they were contemporaries. some authorities insist oncalling the turkana specimens (and any others from the same period) homo ergaster.

    tattersall and schwartz don’t believe that goes nearly far enough. they believe it wasergaster“or a reasonably close relative” that spread to asia from africa, evolved intohomo erectus,and then died out.

    what is certain is that sometime well over a million years ago, some new, comparativelymodern, upright beings left africa and boldly spread out across much of the globe. theypossibly did so quite rapidly, increasing their range by as much as twenty-five miles a year onaverage, all while dealing with mountain ranges, rivers, deserts, and other impediments andadapting to differences in climate and food sources. a particular mystery is how they passedalong the west side of the red sea, an area of famously punishing aridity now, but even drierin the past. it is a curious irony that the conditions that prompted them to leave africa wouldhave made it much more difficult to do so. yet somehow they managed to find their wayaround every barrier and to thrive in the lands beyond.

    and that, i’m afraid, is where all agreement ends. what happened next in the history ofhuman development is a matter of long and rancorous debate, as we shall see in the nextchapter.

    but it is worth remembering, before we move on, that all of these evolutionary jostlingsover five million years, from distant, puzzled australopithecine to fully modern human,produced a creature that is still 98.4 percent genetically indistinguishable from the modernchimpanzee. there is more difference between a zebra and a horse, or between a dolphin anda porpoise, than there is between you and the furry creatures your distant ancestors left behindwhen they set out to take over the world.

    29    THE RESTLESS APESOME

    time about a million and a half years ago, some forgotten genius of the hominidworld did an unexpected thing. he (or very possibly she) took one stone and carefully used itto shape another. the result was a simple teardrop-shaped hand axe, but it was the world’sfirst piece of advanced technology.

    it was so superior to existing tools that soon others were following the inventor’s lead andmaking hand axes of their own. eventually whole societies existed that seemed to do littleelse. “they made them in the thousands,” says ian tattersall. “there are some places inafrica where you literally can’t move without stepping on them. it’s strange because they arequite intensive objects to make. it was as if they made them for the sheer pleasure of it.”

    from a shelf in his sunny workroom tattersall took down an enormous cast, perhaps a footand a half long and eight inches wide at its widest point, and handed it to me. it was shapedlike a spearhead, but one the size of a stepping-stone. as a fiberglass cast it weighed only afew ounces, but the original, which was found in tanzania, weighed twenty-five pounds. “itwas completely useless as a tool,” tattersall said. “it would have taken two people to lift itadequately, and even then it would have been exhausting to try to pound anything with it.”

    “what was it used for then?”

    tattersall gave a genial shrug, pleased at the mystery of it. “no idea. it must have had somesymbolic importance, but we can only guess what.”

    the axes became known as acheulean tools, after st. acheul, a suburb of amiens innorthern france, where the first examples were foun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contrastwith the older, simpler tools known as oldowan, originally found at olduvai gorge intanzania. in older textbooks, oldowan tools are usually shown as blunt, rounded, hand-sizedstones. in fact, paleoanthropologists now tend to believe that the tool part of oldowan rockswere the pieces flaked off these larger stones, which could then be used for cutting.

    now here’s the mystery. when early modern humans—the ones who would eventuallybecome us—started to move out of africa something over a hundred thousand years ago,acheulean tools were the technology of choice. these early homo sapiens loved theiracheulean tools, too. they carried them vast distances. sometimes they even took unshapedrocks with them to make into tools later on. they were, in a word, devoted to the technology.

    but although acheulean tools have been found throughout africa, europe, and western andcentral asia, they have almost never been found in the far east. this is deeply puzzling.

    in the 1940s a harvard paleontologist named hallum movius drew something called themovius line, dividing the side with acheulean tools from the one without. the line runs in asoutheasterly direction across europe and the middle east to the vicinity of modern-daycalcutta and bangladesh. beyond the movius line, across the whole of southeast asia andinto china, only the older, simpler oldowan tools have been found. we know that homosapiens went far beyond this point, so why would they carry an advanced and treasured stonetechnology to the edge of the far east and then just abandon it?

    “that troubled me for a long time,” recalls alan thorne of the australian nationaluniversity in canberra. “the whole of modern anthropology was built round the idea thathumans came out of africa in two waves—a first wave of homo erectus, which became javaman and peking man and the like, and a later, more advanced wave of homo sapiens, whichdisplaced the first lot. yet to accept that you must believe thathomo sapiens got so far withtheir more modern technology and then, for whatever reason, gave it up. it was all verypuzzling, to say the least.”

    as it turned out, there would be a great deal else to be puzzled about, and one of the mostpuzzling findings of all would come from thorne’s own part of the world, in the outback ofaustralia. in 1968, a geologist named jim bowler was poking around on a long-dried lakebedcalled mungo in a parched and lonely corner of western new south wales when somethingvery unexpected caught his eye. sticking out of a crescent-shaped sand ridge of a type knownas a lunette were some human bones. at the time, it was believed that humans had been inaustralia for no more than 8,000 years, but mungo had been dry for 12,000 years. so whatwas anyone doing in such an inhospitable place?

    the answer, provided by carbon dating, was that the bones’ owner had lived there whenlake mungo was a much more agreeable habitat, a dozen miles long, full of water and fish,fringed by pleasant groves of casuarina trees. to everyone’s astonishment, the bones turnedout to be 23,000 years old. other bones found nearby were dated to as much as 60,000 years.

    this was unexpected to the point of seeming practically impossible. at no time sincehominids first arose on earth has australia not been an island. any human beings who arrivedthere must have come by sea, in large enough numbers to start a breeding population, aftercrossing sixty miles or more of open water without having any way of knowing that aconvenient landfall awaited them. having landed, the mungo people had then found their waymore than two thousand miles inland from australia’s north coast—the presumed point ofentry—which suggests, according to a report i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sciences, “that people may have first arrived substantially earlier than 60,000 years ago.”

    how they got there and why they came are questions that can’t be answered. according tomost anthropology texts, there’s no evidence that people could even speak 60,000 years ago,much less engage in the sorts of cooperative efforts necessary to build ocean-worthy craft andcolonize island continents.

    “there’s just a whole lot we don’t know about the movements of people before recordedhistory,” alan thorne told me when i met him in canberra. “do you know that whennineteenth-century anthropologists first got to papua new guinea, they found people in thehighlands of the interior, in some of the most inaccessible terrain on earth, growing sweetpotatoes. sweet potatoes are native to south america. so how did they get to papua newguinea? we don’t know. don’t have the faintest idea. but what is certain is that people havebeen moving around with considerable assuredness for longer than traditionally thought, andalmost certainly sharing genes as well as information.”

    the problem, as ever, is the fossil record. “very few parts of the world are even vaguelyamenable to the long-term preservation of human remains,” says thorne, a sharp-eyed manwith a white goatee and an intent but friendly manner. “if it weren’t for a few productiveareas like hadar and olduvai in east africa we’d know frighteningly little. and when youlook elsewhere, often wedo know frighteningly little. the whole of india has yielded just oneancient human fossil, from about 300,000 years ago. between iraq and vietnam—that’s adistance of some 5,000 kilometers—there have been just two: the one in india and aneandertal in uzbekistan.” he grinned. “that’s not a whole hell of a lot to work with. you’releft with the position that you’ve got a few productive areas for human fossils, like the greatrift valley in africa and mungo here in australia, and very little in between. it’s notsurprising that paleontologists have trouble connecting the dots.”

    the traditional theory to explain human movements—and the one still accepted by themajority of people in the field—is that humans dispersed across eurasia in two waves. thefirst wave consisted of homo erectus, who left africa remarkably quickly—almost as soon asthey emerged as a species—beginning nearly two million years ago. over time, as they settledin different regions, these early erects further evolved into distinctive types—into java manand peking man in asia, and homo heidelbergensis and finally homo neanderthalensis ineurope.

    then, something over a hundred thousand years ago, a smarter, lither species of creature—the ancestors of every one of us alive today—arose on the african plains and began radiatingoutward in a second wave. wherever they went, according to this theory, these new homosapiens displaced their duller, less adept predecessors. quite how they did this has alwaysbeen a matter of disputation. no signs of slaughter have ever been found, so most authoritiesbelieve the newer hominids simply outcompeted the older ones, though other factors may alsohave contributed. “perhaps we gave them smallpox,” suggests tattersall. “there’s no real wayof telling. the one certainty is that we are here now and they aren’t.”

    these first modern humans are surprisingly shadowy. we know less about ourselves,curiously enough, than about almost any other line of hominids. it is odd indeed, as tattersallnotes, “that the most recent major event in human evolution—the emergence of our ownspecies—is perhaps the most obscure of all.” nobody can even quite agree where trulymodern humans first appear in the fossil record. many books place their debut at about120,000 years ago in the form of remains found at the klasies river mouth in south africa,but not everyone accepts that these were fully modern people. tattersall and schwartzmaintain that “whether any or all of them actually represent our species still awaits definitiveclarification.”

    the first undisputed appearance of homo sapiens is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 aroundmodern-day israel, where they begin to show up about 100,000 years ago—but even therethey are described (by trinkaus and shipman) as “odd, difficult-to-classify and poorlyknown.” neandertals were already well established in the region and had a type of tool kitknown as mousterian, which the modern humans evidently found worthy enough to borrow.

    no neandertal remains have ever been found in north africa, but their tool kits turn up allover the place. somebody must have taken them there: modern humans are the onlycandidate. it is also known that neandertals and modern humans coexisted in some fashionfor tens of thousands of years in the middle east. “we don’t know if they time-shared thesame space or actually lived side by side,” tattersall says, but the moderns continued happilyto use neandertal tools—hardly convincing evidence of overwhelming superiority. no lesscuriously, acheulean tools are found in the middle east well over a million years ago, but
    scarcely exist in europe until just 300,000 years ago. again, why people who had thetechnology didn’t take the tools with them is a mystery.

    for a long time, it was believed that the cro-magnons, as modern humans in europebecame known, drove the neandertals before them as they advanced across the continent,eventually forcing them to its western margins, where essentially they had no choice but tofall in the sea or go extinct. in fact, it is now known that cro-magnons were in the far west ofeurope at about the same time they were also coming in from the east. “europe was a prettyempty place in those days,” tattersall says. “they may not have encountered each other allthat often, even with all their comings and goings.” one curiosity of the cro-magnons’ arrivalis that it came at a time known to paleoclimatology as the boutellier interval, when europewas plunging from a period of relative mildness into yet another long spell of punishing cold.

    whatever it was that drew them to europe, it wasn’t the glorious weather.

    in any case, the idea that neandertals crumpled in the face of competition from newlyarrived cro-magnons strains against the evidence at least a little. neandertals were nothing ifnot tough. for tens of thousands of years they lived through conditions that no modern humanoutside a few polar scientists and explorers has experienced. during the worst of the ice ages,blizzards with hurricane-force winds were common. temperatures routinely fell to 50 degreesbelow zero fahrenheit. polar bears padded across the snowy vales of southern england.

    neandertals naturally retreated from the worst of it, but even so they will have experiencedweather that was at least as bad as a modern siberian winter. they suffered, to be sure—aneandertal who lived much past thirty was lucky indeed—but as a species they weremagnificently resilient and practically indestructible. they survived for at least a hundredthousand years, and perhaps twice that, over an area stretching from gibraltar to uzbekistan,which is a pretty successful run for any species of being.

    quite who they were and what they were like remain matters of disagreement anduncertainty. right up until the middl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accepted anthropologicalview of the neandertal was that he was dim, stooped, shuffling, and simian—thequintessential caveman. it was only a painful accident that prodded scientists to reconsiderthis view. in 1947, while doing fieldwork in the sahara, a franco-algerian paleontologistnamed camille arambourg took refuge from the midday sun under the wing of his lightairplane. as he sat there, a tire burst from the heat, and the plane tipped suddenly, striking hima painful blow on the upper body. later in paris he went for an x-ray of his neck, and noticedthat his own vertebrae were aligned exactly like those of the stooped and hulking neandertal.

    either he was physiologically primitive or neandertal’s posture had been misdescribed. infact, it was the latter. neandertal vertebrae were not simian at all. it changed utterly how weviewed neandertals—but only some of the time, it appears.

    it is still commonly held that neandertals lacked the intelligence or fiber to compete onequal terms with the continent’s slender and more cerebrally nimble newcomers, homosapiens. here is a typical comment from a recent book: “modern humans neutralized thisadvantage [the neandertal’s considerably heartier physique] with better clothing, better firesand better shelter; meanwhile the neandertals were stuck with an oversize body that requiredmore food to sustain.” in other words, the very factors that had allowed them to survivesuccessfully for a hundred thousand years suddenly became an insuperable handicap.

    above all the issue that is almost never addressed is that neandertals had brains that weresignificantly larger than those of modern people—1.8 liters for neandertals versus 1.4 formodern people, according to one calculation. this is more tha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odern homo sapiens and late homo erectus , a species we are happy to regard as barelyhuman. the argument put forward is that although our brains were smaller, they weresomehow more efficient. i believe i speak the truth when i observe that nowhere else inhuman evolution is such an argument made.

    so why then, you may well ask, if the neandertals were so stout and adaptable andcerebrally well endowed, are they no longer with us? one possible (but much disputed)answer is that perhaps they are. alan thorne is one of the leading proponents of an alternativetheory, known as the multiregional hypothesis, which holds that human evolution has beencontinuous—that just as australopithecines evolved into homo habilis and homoheidelbergensis became over time homo neanderthalensis, so modernhomo sapiens simplyemerged from more ancient homo forms.homo erectus is, on this view, not a separate speciesbut just a transitional phase. thus modern chinese are descended from ancient homo erectusforebears in china, modern europeans from ancient european homo erectus, and so on.

    “except that for me there are no homo erectus,” says thorne. “i think it’s a term which hasoutlived its usefulness. for me, homo erectus is simply an earlier part of us. i believe onlyone species of humans has ever left africa, and that species ishomo sapiens.”

    opponents of the multiregional theory reject it, in the first instance, on the grounds that itrequires an improbable amount of parallel evolution by hominids throughout the old world—in africa, china, europe, the most distant islands of indonesia, wherever they appeared. somealso believe that multiregionalism encourages a racist view that anthropology took a very longtime to rid itself of. in the early 1960s, a famous anthropologist named carleton coon of the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suggested that some modern races have different sources oforigin, implying that some of us come from more superior stock than others. this hearkenedback uncomfortably to earlier beliefs that some modern races such as the african “bushmen”

    (properly the kalahari san) and australian aborigines were more primitive than others.

    whatever coon may personally have felt, the implication for many people was that someraces are inherently more advanced, and that some humans could essentially constitutedifferent species. the view, so instinctively offensive now, was widely popularized in manyrespectable places until fairly recent times. i have before me a popular book published bytime-life publications in 1961 called the epic of man based on a series of articles in lifemagazine. in it you can find such comments as “rhodesian man . . . lived as recently as25,000 years ago and may have been an ancestor of the african negroes. his brain size wasclose to that of homo sapiens.” in other words black africans were recently descended fromcreatures that were only “close” to homo sapiens.

    thorne emphatically (and i believe sincerely) dismisses the idea that his theory is in anymeasure racist and accounts for the uniformity of human evolution by suggesting that therewas a lot of movement back and forth between cultures and regions. “there’s no reason tosuppose that people only went in one direction,” he says. “people were moving all over theplace, and where they met they almost certainly shared genetic material throughinterbreeding. new arrivals didn’t replace the indigenous populations, they joined them. theybecame them.” he likens the situation to when explorers like cook or magellan encounteredremote peoples for the first time. “they weren’t meetings of different species, but of the samespecies with some physical differences.”

    what you actually see in the fossil record, thorne insists, is a smooth, continuoustransition. “there’s a famous skull from petralona in greece, dating from about 300,000 yearsago, that has been a matter of contention among traditionalists because it seems in some ways
    homo erectus but in other ways homo sapiens. well, what we say is that this is just what youwould expect to find in species that were evolving rather than being displaced.”

    one thing that would help to resolve matters would be evidence of interbreeding, but that isnot at all easy to prove, or disprove, from fossils. in 1999, archeologists in portugal found theskeleton of a child about four years old that died 24,500 years ago. the skeleton was modernoverall, but with certain archaic, possibly neandertal, characteristics: unusually sturdy legbones, teeth bearing a distinctive “shoveling” pattern, and (though not everyone agrees on it)an indentation at the back of the skull called a suprainiac fossa, a feature exclusive toneandertals. erik trinkaus of 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 the leading authority onneandertals, announced the child to be a hybrid: proof that modern humans and neandertalsinterbred. others, however, were troubled that the neandertal and modern features weren’tmore blended. as one critic put it: “if you look at a mule, you don’t have the front endlooking like a donkey and the back end looking like a horse.”

    ian tattersall declared it to be nothing more than “a chunky modern child.” he accepts thatthere may well have been some “hanky-panky” between neandertals and moderns, butdoesn’t believe it could have resulted in reproductively successful offspring.

    1“i don’t knowof any two organisms from any realm of biology that are that different and still in the samespecies,” he says.

    with the fossil record so unhelpful, scientists have turned increasingly to genetic studies,in particular the part known as mitochondrial dna. mitochondrial dna was only discoveredin 1964, but by the 1980s some ingenious souls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hadrealized that it has two features that lend it a particular convenience as a kind of molecularclock: it is passed on only through the female line, so it doesn’t become scrambled withpaternal dna with each new generation, and it mutates about twenty times faster than normalnuclear dna, making it easier to detect and follow genetic patterns over time. by tracking therates of mutation they could work out the genetic history and relationships of whole groups ofpeople.

    in 1987, the berkeley team, led by the late allan wilson, did an analysis of mitochondrialdna from 147 individuals and declared that the rise of anatomically modern humansoccurred in africa within the last 140,000 years and that “all present-day humans aredescended from that population.” it was a serious blow to the multiregionalists. but thenpeople began to look a little more closely at the data. one of the most extraordinary points—almost too extraordinary to credit really—was that the “africans” used in the study wereactually african-americans, whose genes had obviously been subjected to considerablemediation in the past few hundred years. doubts also soon emerged about the assumed ratesof mutations.

    by 1992, the study was largely discredited. but the techniques of genetic analysiscontinued to be refined, and in 1997 scientist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munich managed toextract and analyze some dna from the arm bone of the original neandertal man, and thistime the evidence stood up. the munich study found that the neandertal dna was unlike anydna found on earth now, strongly indicating that there was no genetic connection betweenneandertals and modern humans. now this really was a blow to multiregionalism.

    1one possibility is that neandertals and cro-magnons had different numbers of chromosomes, a complicationthat commonly arises when species that are close but not quite identical conjoin. in the equine world, forexample, horses have 64 chromosomes and donkeys 62. mate the two and you get an offspring with areproductively useless number of chromosomes, 63. you have, in short, a sterile mule.

    then in late 2000 nature and other publications reported on a swedish study of themitochondrial dna of fifty-three people, which suggested that all modern humans emergedfrom africa within the past 100,000 years and came from a breeding stock of no more than10,000 individuals. soon afterward, eric lander, director of the whiteheadinstitute/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enter for genome research, announced thatmodern europeans, and perhaps people farther afield, are descended from “no more than afew hundred africans who left their homeland as recently as 25,000 years ago.”

    as we have noted elsewhere in the book, modern human beings show remarkably littlegenetic variability—“there’s more diversity in one social group of fifty-five chimps than inthe entire human population,” as one authority has put it—and this would explain why.

    because we are recently descended from a small founding population, there hasn’t been timeenough or people enough to provide a source of great variability. it seemed a pretty severeblow to multiregionalism. “after this,” a penn state academic told the washington post,“people won’t be too concerned about the multiregional theory, which has very littleevidence.”

    but all of this overlooked the more or less infinite capacity for surprise offered by theancient mungo people of western new south wales. in early 2001, thorne and his colleaguesat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reported that they had recovered dna from the oldest ofthe mungo specimens—now dated at 62,000 years—and that this dna proved to be“genetically distinct.”

    the mungo man, according to these findings, was anatomically modern—just like you andme—but carried an extinct genetic lineage. his mitochondrial dna is no longer found inliving humans, as it should be if, like all other modern people, he was descended from peoplewho left africa in the recent past.

    “it turned everything upside down again,” says thorne with undisguised delight.

    then other even more curious anomalies began to turn up. rosalind harding, a populationgeneticist at the institute of biological anthropology in oxford, while studying betaglobingenes in modern people, found two variants that are common among asians and theindigenous people of australia, but hardly exist in africa. the variant genes, she is certain,arose more than 200,000 years ago not in africa, but in east asia—long before modern homosapiens reached the region. the only way to account for them is to say that ancestors ofpeople now living in asia included archaic hominids—java man and the like. interestingly,this same variant gene—the java man gene, so to speak—turns up in modern populations inoxfordshire.

    confused, i went to see harding at the institute, which inhabits an old brick villa onbanbury road in oxford, in more or less the neighborhood where bill clinton spent hisstudent days. harding is a small and chirpy australian, from brisbane originally, with the rareknack for being amused and earnest at the same time.

    “don’t know,” she said at once, grinning, when i asked her how people in oxfordshireharbored sequences of betaglobin that shouldn’t be there. “on the whole,” she went on moresomberly, “the genetic record supports the out-of-africa hypothesis. but then you find theseanomalous clusters, which most geneticists prefer not to talk about. there’s huge amounts ofinformation that would be available to us if only we could understand it, but we don’t yet.

    we’ve barely begun.” she refused to be drawn out on what the existence of asian-origin
    genes in oxfordshire tells us other than that the situation is clearly complicated. “all we cansay at this stage is that it is very untidy and we don’t really know why.”

    at the time of our meeting, in early 2002, another oxford scientist named bryan sykes hadjust produced a popular book called the seven daughters of eve in which, using studies ofmitochondrial dna, he had claimed to be able to trace nearly all living europeans back to afounding population of just seven women—the daughters of eve of the title—who livedbetween 10,000 and 45,000 years ago in the time known to science as the paleolithic. to eachof these women sykes had given a name—ursula, xenia, jasmine, and so on—and even adetailed personal history. (“ursula was her mother’s second child. the first had been taken bya leopard when he was only two. . . .”)when i asked harding about the book, she smiled broadly but carefully, as if not quitecertain where to go with her answer. “well, i suppose you must give him some credit forhelping to popularize a difficult subject,” she said and paused thoughtfully. “and thereremains the remote possibility that he’s right.” she laughed, then went on more intently:

    “data from any single gene cannot really tell you anything so definitive. if you follow themitochondrial dna backwards, it will take you to a certain place—to an ursula or tara orwhatever. but if you take any other bit of dna, any gene at all, and traceit back, it will takeyou someplace else altogether.”

    it was a little, i gathered, like following a road randomly out of london and finding thateventually it ends at john o’groats, and concluding from this that anyone in london musttherefore have come from the north of scotland. they might have come from there, of course,but equally they could have arrived from any of hundreds of other places. in this sense,according to harding, every gene is a different highway, and we have only barely begun tomap the routes. “no single gene is ever going to tell you the whole story,” she said.

    so genetic studies aren’t to be trusted?

    “oh you can trust the studies well enough, generally speaking. what you can’t trust are thesweeping conclusions that people often attach to them.”

    she thinks out-of-africa is “probably 95 percent correct,” but adds: “i think both sides havedone a bit of a disservice to science by insisting that it must be one thing or the other. thingsare likely to turn out to be not so straightforward as either camp would have you believe. theevidence is clearly starting to suggest that there were multiple migrations and dispersals in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going in all kinds of directions and generally mixing up the genepool. that’s never going to be easy to sort out.”

    just at this time, there were also a number of reports questioning the reliability of claimsconcerning the recovery of very ancient dna. an academic writing in nature had noted howa paleontologist, asked by a colleague whether he thought an old skull was varnished or not,had licked its top and announced that it was. “in the process,” noted the nature article, “largeamounts of modern human dna would have been transferred to the skull,” rendering ituseless for future study. i asked harding about this. “oh, it would almost certainly have beencontaminated already,” she said. “just handling a bone will contaminate it. breathing on itwill contaminate it. most of the water in our labs will contaminate it. we are all swimming inforeign dna. in order to get a reliably clean specimen you have to excavate it in sterileconditions and do the tests on it at the site. it is the trickiest thing in the world not tocontaminate a specimen.”

    so should such claims be treated dubiously? i asked.

    harding nodded solemnly. “very,” she said.

    if you wish to understand at once why we know as little as we do about human origins, ihave the place for you. it is to be found a little beyond the edge of the blue ngong hills inkenya, to the south and west of nairobi. drive out of the city on the main highway touganda, and there comes a moment of startling glory when the ground falls away and you arepresented with a hang glider’s view of boundless, pale green african plain.

    this is the great rift valley, which arcs across three thousand miles of east africa,marking the tectonic rupture that is setting africa adrift from asia. here, perhaps forty milesout of nairobi, along the baking valley floor, is an ancient site called olorgesailie, which oncestood beside a large and pleasant lake. in 1919, long after the lake had vanished, a geologistnamed j. w. gregory was scouting the area for mineral prospects when he came across astretch of open ground littered with anomalous dark stones that had clearly been shaped byhuman hand. he had found one of the great sites of acheulean tool manufacture that iantattersall had told me about.

    unexpectedly in the autumn of 2002 i found myself a visitor to this extraordinary site. iwas in kenya for another purpose altogether, visiting some projects run by the charity careinternational, but my hosts, knowing of my interest in humans for the present volume, hadinserted a visit to olorgesailie into the schedule.

    after its discovery by gregory, olorgesailie lay undisturbed for over two decades beforethe famed husband-and-wife team of louis and mary leakey began an excavation that isn’tcompleted yet. what the leakeys found was a site stretching to ten acres or so, where toolswere made in incalculable numbers for roughly a million years, from about 1.2 million yearsago to 200,000 years ago. today the tool beds are sheltered from the worst of the elementsbeneath large tin lean-tos and fenced off with chicken wire to discourage opportunisticscavenging by visitors, but otherwise the tools are left just where their creators dropped themand where the leakeys found them.

    jillani ngalli, a keen young man from the kenyan national museum who had beendispatched to act as guide, told me that the quartz and obsidian rocks from which the axeswere made were never found on the valley floor. “they had to carry the stones from there,” hesaid, nodding at a pair of mountains in the hazy middle distance, in opposite directions fromthe site: olorgesailie and ol esakut. each was about ten kilometers, or six miles, away—along way to carry an armload of stone.

    why the early olorgesailie people went to such trouble we can only guess, of course. notonly did they lug hefty stones considerable distances to the lakeside, but, perhaps even moreremarkably, they then organized the site. the leakeys’ excavations revealed that there wereareas where axes were fashioned and others where blunt axes were brought to be resharpened.

    olorgesailie was, in short, a kind of factory; one that stayed in business for a million years.

    various replications have shown that the axes were tricky and labor-intensive objects tomake—even with practice, an axe would take hours to fashion—and yet, curiously, they werenot particularly good for cutting or chopping or scraping or any of the other tasks to whichthey were presumably put. so we are left with the position that for a million years—far, farlonger than our own species has even been in existence, much less engaged in continuous
    cooperative efforts—early people came in considerable numbers to this particular site to makeextravagantly large numbers of tools that appear to have been rather curiously pointless.

    and who were these people? we have no idea actually. we assume they were homoerectus because there are no other known candidates, which means that at their peak—theirpeak —the olorgesailie workers would have had the brains of a modern infant. but there is nophysical evidence on which to base a conclusion. despite over sixty years of searching, nohuman bone has ever been found in or around the vicinity of olorgesailie. however muchtime they spent there shaping rocks, it appears they went elsewhere to die.

    “it’s all a mystery,” jillani ngalli told me, beaming happily.

    the olorgesailie people disappeared from the scene about 200,000 years ago when the lakedried up and the rift valley started to become the hot and challenging place it is today. butby this time their days as a species were already numbered. the world was about to get itsfirst real master race, homo sapiens . things would never be the same again.

    Goodbye

    in the early 1680s, at just about the time that edmond halley and his friends christopherwren and robert hooke were settling down in a london coffeehouse and embarking on thecasual wager that would result eventually in isaac newton’s principia , henry cavendish’sweighing of the earth, and many of the other inspired and commendable undertakings thathave occupied us for much of the past four hundred pages, a rather less desirable milestonewas being passed on the island of mauritius, far out in the indian ocean some eight hundredmiles off the east coast of madagascar.

    there, some forgotten sailor or sailor’s pet was harrying to death the last of the dodos, thefamously flightless bird whose dim but trusting nature and lack of leggy zip made it a ratherirresistible target for bored young tars on shore leave. millions of years of peaceful isolationhad not prepared it for the erratic and deeply unnerving behavior of human beings.

    we don’t know precisely the circumstances, or even year, attending the last moments of thelast dodo, so we don’t know which arrived first, a world that contained a principia or one thathad no dodos, but we do know that they happened at more or less the same time. you wouldbe hard pressed, i would submit, to find a better pairing of occurrences to illustrate the divineand felonious nature of the human being—a species of organism that is capable of unpickingthe deepest secrets of the heaven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pounding into extinction, for nopurpose at all, a creature that never did us any harm and wasn’t even remotely capable ofunderstanding what we were doing to it as we did it. indeed, dodos were so spectacularlyshort on insight, it is reported, that if you wished to find all the dodos in a vicinity you hadonly to catch one and set it to squawking, and all the others would waddle along to see whatwas up.

    the indignities to the poor dodo didn’t end quite there. in 1755, some seventy years afterthe last dodo’s death, the director of the ashmolean museum in oxford decided that theinstitution’s stuffed dodo was becoming unpleasantly musty and ordered it tossed on abonfire. this was a surprising decision as it was by this time the only dodo in existence,stuffed or otherwise. a passing employee, aghast, tried to rescue the bird but could save onlyits head and part of one limb.

    as a result of this and other departures from common sense, we are not now entirely surewhat a living dodo was like. we possess much less information than most people suppose—ahandful of crude descriptions by “unscientific voyagers, three or four oil paintings, and a fewscattered osseous fragments,” in the somewhat aggrieved words of the nineteenth-centurynaturalist h. e. strickland. as strickland wistfully observed, we have more physical evidenceof some ancient sea monsters and lumbering saurapods than we do of a bird that lived intomodern times and required nothing of us to survive except our absence.

    so what is known of the dodo is this: it lived on mauritius, was plump but not tasty, andwas the biggest-ever member of the pigeon family, though by quite what margin is unknownas its weight was never accurately recorded. extrapolations from strickland’s “osseous fragments” and the ashmolean’s modest remains show that it was a little over two and a halffeet tall and about the same distance from beak tip to backside. being flightless, it nested onthe ground, leaving its eggs and chicks tragically easy prey for pigs, dogs, and monkeysbrought to the island by outsiders. it was probably extinct by 1683 and was most certainlygone by 1693. beyond that we know almost nothing except of course that we will not see itslike again. we know nothing of its reproductive habits and diet, where it ranged, what soundsit made in tranquility or alarm. we don’t possess a single dodo egg.

    from beginning to end our acquaintance with animate dodos lasted just seventy years. thatis a breathtakingly scanty period—though it must be said that by this point in our history wedid have thousands of years of practice behind us in the matter of irreversible eliminations.

    nobody knows quite how destructive human beings are, but it is a fact that over the last fiftythousand years or so wherever we have gone animals have tended to vanish, in oftenastonishingly large numbers.

    in  America,  thirty  genera  of  large  animals—some very large indeed—disappearedpractically at a stroke after the arrival of modern humans on the continent between ten andtwenty thousand years ago. altogether north and south america between them lost aboutthree quarters of their big animals once man the hunter arrived with his flint-headed spearsand keen organizational capabilities. europe and asia, where the animals had had longer toevolve a useful wariness of humans, lost between a third and a half of their big creatures.

    Australia, for exactly the opposite reasons, lost no less than 95 percent.

    because the early hunter populations were comparatively small and the animal populationstruly monumental—as many as ten million mammoth carcasses are thought to lie frozen in thetundra of northern siberia alone—some authorities think there must be other explanations,possibly involving climate change or some kind of pandemic. as ross macphee of the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put it: “there’s no material benefit to huntingdangerous animals more often than you need to—there are only so many mammoth steaksyou can eat.” others believe it may have been almost criminally easy to catch and clobberprey. “in australia and the americas,” says tim flannery, “the animals probably didn’t knowenough to run away.”

    some of the creatures that were lost were singularly spectacular and would take a littlemanaging if they were still around. imagine ground sloths that could look into an upstairswindow, tortoises nearly the size of a small fiat, monitor lizards twenty feet long baskingbeside desert highways in western australia. alas, they are gone and we live on a muchdiminished planet. today, across the whole world, only four types of really hefty (a metric tonor more) land animals survive: elephants, rhinos, hippos, and giraffes. not for tens of millionsof years has life on earth been so diminutive and tame.

    the question that arises is whether the disappearances of the stone age and disappearancesof more recent times are in effect part of a single extinction event—whether, in short, humansare inherently bad news for other living things. the sad likelihood is that we may well be.

    according t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aleontologist david raup, the background rate ofextinction on earth throughout biological history has been one species lost every four yearson average. according to one recent calculation, human-caused extinction now may berunning as much as 120,000 times that level.

    in the mid-1990s, the australian naturalist tim flannery, now head of the south australianmuseum in adelaide, became struck by how little we seemed to know about many
    extinctions, including relatively recent ones. “wherever you looked, there seemed to be gapsin the records—pieces missing, as with the dodo, or not recorded at all,” he told me when imet him in melbourne a year or so ago.

    flannery recruited his friend peter schouten, an artist and fellow australian, and togetherthey embarked on a slightly obsessive quest to scour the world’s major collections to find outwhat was lost, what was left, and what had never been known at all. they spent four yearspicking through old skins, musty specimens, old drawings, and written descriptions—whatever was available. schouten made life-sized paintings of every animal they couldreasonably re-create, and flannery wrote the words. the result was an extraordinary bookcalled a gap in nature, constituting the most complete—and, it must be said, moving—catalog of animal extinctions from the last three hundred years.

    for some animals, records were good, but nobody had done anything much with them,sometimes for years, sometimes forever. steller’s sea cow, a walrus-like creature related tothe dugong, was one of the last really big animals to go extinct. it was truly enormous—anadult could reach lengths of nearly thirty feet and weigh ten tons—but we are acquainted withit only because in 1741 a russian expedition happened to be shipwrecked on the only placewhere the creatures still survived in any numbers, the remote and foggy commander islandsin the bering sea.

    happily, the expedition had a naturalist, georg steller, who was fascinated by the animal.

    “he took the most copious notes,” says flannery. “he even measured the diameter of itswhiskers. the only thing he wouldn’t describe was the male genitals—though, for somereason, he was happy enough to do the female’s. he even saved a piece of skin, so we had agood idea of its texture. we weren’t always so lucky.”

    the one thing steller couldn’t do was save the sea cow itself. already hunted to the brinkof extinction, it would be gone altogether within twenty-seven years of steller’s discovery ofit. many other animals, however, couldn’t be included because too little is known about them.

    the darling downs hopping mouse, chatham islands swan, ascension island flightless crake,at least five types of large turtle, and many others are forever lost to us except as names.

    a great deal of extinction, flannery and schouten discovered, hasn’t been cruel or wanton,but just kind of majestically foolish. in 1894, when a lighthouse was built on a lonely rockcalled stephens island, in the tempestuous strait between the north and south islands of newzealand, the lighthouse keeper’s cat kept bringing him strange little birds that it had caught.

    the keeper dutifully sent some specimens to the museum in wellington. there a curator grewvery excited because the bird was a relic species of flightless wrens—the only example of aflightless perching bird ever found anywhere. he set off at once for the island, but by the timehe got there the cat had killed them all. twelve stuffed museum species of the stephens islandflightless wren are all that now exist.

    at least we have those. all too often, it turns out, we are not much better at looking afterspecies after they have gone than we were before they went. take the case of the lovelycarolina parakeet. emerald green, with a golden head, it was arguably the most striking andbeautiful bird ever to live in north america—parrots don’t usually venture so far north, asyou may have noticed—and at its peak it existed in vast numbers, exceeded only by thepassenger pigeon. but the carolina parakeet was also considered a pest by farmers and easilyhunted because it flocked tightly and had a peculiar habit of flying up at the sound of gunfire(as you would expect), but then returning almost at once to check on fallen comrades.

    in his classic american omithology, written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charleswillson peale describes an occasion in which he repeatedly empties a shotgun into a tree inwhich they roost:

    at each successive discharge, though showers of them fell, yet the affection of thesurvivors seemed rather to increase; for, after a few circuits around the place, they againalighted near me, looking down on their slaughtered companions with such manifestsymptoms of sympathy and concern, as entirely disarmed me.

    by the second decad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 birds had been so relentlessly huntedthat only a few remained alive in captivity. the last one, named inca, died in the cincinnatizoo in 1918 (not quite four years after the last passenger pigeon died in the same zoo) andwas reverently stuffed. and where would you go to see poor inca now? nobody knows. thezoo lost it.

    what is both most intriguing and puzzling about the story above is that peale was a lover ofbirds, and yet did not hesitate to kill them in large numbers for no better reason than that itinterested him to do so. it is a truly astounding fact that for the longest time the people whowere most intensely interested in the world’s living things were the ones most likely toextinguish them.

    no one represented this position on a larger scale (in every sense) than lionel walterrothschild, the second baron rothschild. scion of the great banking family, rothschild was astrange and reclusive fellow. he lived his entire life in the nursery wing of his home at tring,in buckinghamshire, using the furniture of his childhood—even sleeping in his childhoodbed, though eventually he weighed three hundred pounds.

    his passion was natural history and he became a devoted accumulator of objects. he senthordes of trained men—as many as four hundred at a time—to every quarter of the globe toclamber over mountains and hack their way through jungles in the pursuit of newspecimens—particularly things that flew. these were crated or boxed up and sent back torothschild’s estate at tring, where he and a battalion of assistants exhaustively logged andanalyzed everything that came before them, producing a constant stream of books, papers, andmonographs—some twelve hundred in all. altogether, rothschild’s natural history factoryprocessed well over two million specimens and added five thousand species of creature to thescientific archive.

    remarkably, rothschild’s collecting efforts were neither the most extensive nor the mostgenerously funde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at title almost certainly belongs to a slightlyearlier but also very wealthy british collector named hugh cuming, who became sopreoccupied with accumulating objects that he built a large oceangoing ship and employed acrew to sail the world full-time, picking up whatever they could find—birds, plants, animalsof all types, and especially shells. it was his unrivaled collection of barnacles that passed todarwin and served as the basis for his seminal study.

    however, rothschild was easily the most scientific collector of his age, though also themost regrettably lethal, for in the 1890s he became interested in hawaii, perhaps the mosttemptingly vulnerable environment earth has yet produced. millions of years of isolation hadallowed hawaii to evolve 8,800 unique species of animals and plants. of particular interest torothschild were the islands’ colorful and distinctive birds, often consisting of very smallpopulations inhabiting extremely specific ranges.

    the tragedy for many hawaiian birds was that they were not only distinctive, desirable, andrare—a dangerous combination in the best of circumstances—but also often heartbreakinglyeasy to take. the greater koa finch, an innocuous member of the honeycreeper family, lurkedshyly in the canopies of koa trees, but if someone imitated its song it would abandon its coverat once and fly down in a show of welcome. the last of the species vanished in 1896, killedby rothschild’s ace collector harry palmer, five years after the disappearance of its cousin thelesser koa finch, a bird so sublimely rare that only one has ever been seen: the one shot forrothschild’s collection. altogether during the decade or so of rothschild’s most intensivecollecting, at least nine species of hawaiian birds vanished, but it may have been more.

    Rothschild was by no means alone in his zeal to capture birds at more or less any cost.

    others in fact were more ruthless. in 1907 when a well-known collector named alansonbryan realized that he had shot the last three specimens of black mamos, a species of forestbird that had only been discovered the previous decade, he noted that the news filled him with“joy.”

    it was, in short, a difficult age to fathom—a time when almost any animal was persecuted ifit was deemed the least bit intrusive. in 1890, new york state paid out over one hundredbounties for eastern mountain lions even though it was clear that the much-harassed creatureswere on the brink of extinction. right up until the 1940s many states continued to paybounties for almost any kind of predatory creature. west virginia gave out an annual collegescholarship to whoever brought in the most dead pests—and “pests” was liberally interpretedto mean almost anything that wasn’t grown on farms or kept as pets.

    perhaps nothing speaks more vividly for the strangeness of the times than the fate of thelovely little bachman’s warbler. a native of the southern united states, the warbler wasfamous for its unusually thrilling song, but its population numbers, never robust, graduallydwindled until by the 1930s the warbler vanished altogether and went unseen for many years.

    then in 1939, by happy coincidence two separate birding enthusiasts, in widely separatedlocations, came across lone survivors just two days apart. they both shot the birds, and thatwas the last that was ever seen of bachman’s warblers.

    the impulse to exterminate was by no means exclusively american. in australia, bountieswere paid on the tasmanian tiger (properly the thylacine), a doglike creature with distinctive“tiger” stripes across its back, until shortly before the last one died, forlorn and nameless, in aprivate hobart zoo in 1936. go to the tasmanian museum today and ask to see the last of thisspecies—the only large carnivorous marsupial to live into modern times—and all they canshow you are photographs. the last surviving thylacine was thrown out with the weekly trash.

    i mention all this to make the point that if you were designing an organism to look after lifein our lonely cosmos, to monitor where it is going and keep a record of where it has been, you wouldn’t choose human beings for the job.

    but here’s an extremely salient point: we have been chosen, by fate or providence orwhatever you wish to call it. as far as we can tell, we are the best there is. we may be allthere is. it’s an unnerving thought that we may be the living universe’s supreme achievementand its worst nightmare simultaneously.

    because we are so remarkably careless about looking after things, both when alive andwhen not, we have no idea—really none at all—about how many things have died offpermanently, or may soon, or may never, and what role we have played in any part of theprocess. in 1979, in the book the sinking ark, the author norman myers suggested thathuman activities were causing about two extinctions a week on the planet. by the early 1990she had raised the figure to some six hundred per week. (that’s extinctions of all types—plants, insects, and so on as well as animals.) others have put the figure even higher—to wellover a thousand a week. a united nations report of 1995, on the other hand, put the totalnumber of known extinctions in the last four hundred years at slightly under 500 for animalsand slightly over 650 for plants—while allowing that this was “almost certainly anunderestimate,” particularly with regard to tropical species. a few interpreters think mostextinction figures are grossly inflated.

    the fact is, we don’t know. don’t have any idea. we don’t know when we started doingmany of the things we’ve done. we don’t know what we are doing right now or how ourpresent actions will affect the future. what we do know is that there is only one planet to do iton, and only one species of being capable of making a considered difference. Edward o.Wilson expressed it with unimprovable brevity in the diversity of life: “one planet, on eexperiment.”

    if this book has a lesson, it is that we are awfully lucky to be here—and by “we” i meanevery living thing. to attain any kind of life in this universe of ours appears to be quite anachievement. as humans we are doubly lucky, of course: we enjoy not only the privilege ofexistence but also the singular ability to appreciate it and even, in a multitude of ways, tomake it better. it is a talent we have only barely begun to grasp.

    we have arrived at this position of eminence in a stunningly short time. behaviorallymodern human beings—that is, people who can speak and make art and organize complexactivities—have existed for only about 0.0001 percent of earth’s history. but surviving foreven that little while has required a nearly endless string of good fortune.

    we really are at the beginning of it all. the trick, of course, is to make sure we never findthe end. and that, almost certainly, will require a good deal more than lucky breaks.

    ACKNOWLEDGMENTS

    as i sit here, in early 2003, i have before me several pages of manuscript bearing majestically encouraging and tactful notes from ian tattersal of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pointing out, inter alia, that perigueux is not a wine producing region, that it is inventive but atouch unorthodox of me to italicize taxonomic divisions above the level of genus and species,that i have persistently misspelled olorgesaille, a place that i recently visited, and so on in similar vein through two chapters of text covering his area of expertise, early humans.

    goodness knows how many other inky embarrassments may lurk in these pages yet, but itis thanks to dr. tattersall and all of those whom i am about to mention that there arent manyhundreds more. i cannot begin to thank adequately those who helped me in the preparation ofthis book. i am especially indebted to the following, who were uniformly generous and kindlyand showed the most heroic reserves of patience in answering one simple, endlessly repeatedquestion: “im sorry, but can you explain that again?”in the united states: ian tattersall of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in newyork; john thorstensen, mary k. hudson, and david blanchflower of dartmouth college inhanover, new hampshire; dr. william abdu and dr. bryan marsh of dartmouth-hitchcockmedical center in lebanon, new hampshire; ray anderson and brian witzke of the iowadepart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iowa city; mike voorhies of the university of nebraskaand ashfall fossil beds state park near orchard, nebraska; chuck offenburger of buenavista university, storm lake, iowa; ken rancourt, director of research, mount washingtonobservatory, gorham, new hampshire; paul doss, geologist of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and his wife, heidi, also of the national park; frank asara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berkeley; oliver payne and lynn addison of the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james o.

    farlow, indianapurdue university; roger l. larson, professor of marine geophysics,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jeff guinn of the fort worth star-telegram newspaper; jerry kasten of dallas, texas; and the staff of the iowa historical society in desmoines.

    in england: david caplin of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richard fortey, les ellis, and kathyway of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martin raff of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rosalindharding of the institute of biological anthropology in oxford; dr. laurence smaje, formerlyof the wellcome institute; and keith blackmore of  the times.

    in australia: the reverend robert evans of hazelbrook, new south wales; alan thorneand victoria bennett of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in canberra; louise burke andjohn hawley of canberra; anne milne of 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ian nowak, formerly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western australia; thomas h. rich of museum victoria; timflannery, director of the south australian museum in adelaide; and the very helpful staff ofthe state library of new south wales in sydney.

    and elsewhere: sue superville, information center manager at the museum of new zealandin wellington, and dr. emma mbua, dr. koen maes, and jillani ngalla of the kenya nationalmuseum in nairobi.

    i am also deeply and variously indebted to patrick janson-smith, gerald howard, mariannevelmans, alison tulett, larry finlay, steve rubin, jed mattes, carol heaton, charles elliott, david bryson, felicity bryson, dan mclean, nick southern, patrick gallagher, larryashmead, and the staff of the peerless and ever-cheery howe library in hanover, newhampshire.

    above all, and as always, my profoundest thanks to my dear wife, Cynthia.

  • Bill Bryson《A Short History of Nearly Everything》16-22

    part v   life itself

    The more i examine the universe and study the details of its architecture,the more evidence i find that the universe in some sense must have known we were coming. -Freeman Dyson

    16    LONELY PLANET

    it isn’t easy being an organism. in the whole universe, as far as we yet know, there is only one place, an inconspicuous outpost of the milky way called earth, that will sustain you,and even it can be pretty grudging.

    from the bottom of the deepest ocean trench to the top of the highest mountain, the zone that covers nearly the whole of known life, is only something over a dozen miles—not much when set against the roominess of the cosmos at large.

    for humans it is even worse because we happen to belong to the portion of living things that took the rash but venturesome decision 400 million years ago to crawl out of the seas and become land based and oxygen breathing. in consequence, no less than 99.5 percent of the world’s habitable space by volume, according to one estimate, is fundamentally—in practical terms completely—off-limits to us.

    it isn’t simply that we can’t breathe in water, but that we couldn’t bear the pressures.

    because water is about 1,300 times heavier than air, pressures rise swiftly as you descend—by the equivalent of one atmosphere for every ten meters (thirty-three feet) of depth. on land,if you rose to the top of a five-hundred-foot eminence—cologne cathedral or the Washington monument, say—the change in pressure would be so slight as to be indiscernible. at the same depth underwater, however, your veins would collapse and your lungs would compress to the approximate dimensions of a coke can. amazingly, people do voluntarily dive to such depths,without breathing apparatus, for the fun of it in a sport known as free diving. apparently the experience of having your internal organs rudely deformed is thought exhilarating (though not presumably as exhilarating as having them return to their former dimensions upon resurfacing). to reach such depths, however, divers must be dragged down, and quite briskly,by weights. without assistance, the deepest anyone has gone and lived to talk about it afterward was an Italian named umberto pelizzari, who in 1992 dove to a depth of 236 feet,lingered for a nanosecond, and then shot back to the surface. in terrestrial terms, 236 feet is just slightly over the length of one New York city block. so even in our most exuberant stunts we can hardly claim to be masters of the abyss.

    other organisms do of course manage to deal with the pressures at depth, though quite how some of them do so is a mystery. the deepest point in the ocean is the mariana trench in the pacific. there, some seven miles down, the pressures rise to over sixteen thousand pounds persquare inch. we have managed once, briefly, to send humans to that depth in a sturdy diving vessel, yet it is home to colonies of amphipods, a type of crustacean similar to shrimp but transparent, which survive without any protection at all. most oceans are of course much shallower, but even at the average ocean depth of two and a half miles the pressure is equivalent to being squashed beneath a stack of fourteen loaded cement trucks.

    nearly everyone, including the authors of some popular books on oceanography, assumes that the human body would crumple under the immense pressures of the deep ocean. in fact,this appears not to be the case. because we are made largely of water ourselves, and water is“virtually incompressible,” in the words of frances ashcroft of oxford university, “the bodyremains at the same pressure as the surrounding water, and is not crushed at depth.” it is the gases inside your body, particularly in the lungs, that cause the trouble. these do compress,though at what point the compression becomes fatal is not known. until quite recently it was thought that anyone diving to one hundred meters or so would die painfully as his or her lungs imploded or chest wall collapsed, but the free divers have repeatedly proved otherwise. itappears, according to ashcroft, that “humans may be more like whales and dolphins than had been expected.”

    plenty else can go wrong, however. in the days of diving suits—the sort that wereconnected to the surface by long hoses—divers sometimes experienced a dreadedphenomenon known as “the squeeze.” this occurred when the surface pumps failed, leadingto a catastrophic loss of pressure in the suit. the air would leave the suit with such violencethat the hapless diver would be, all too literally, sucked up into the helmet and hosepipe.

    when hauled to the surface, “all that is left in the suit are his bones and some rags of flesh,”

    the biologist j. b. s. haldane wrote in 1947, adding for the benefit of doubters, “this hashappened.”

    (incidentally, the original diving helmet, designed in 1823 by an englishman namedcharles deane, was intended not for diving but for fire-fighting. it was called a “smokehelmet,” but being made of metal it was hot and cumbersome and, as deane soon discovered,firefighters had no particular eagerness to enter burning structures in any form of attire, butmost especially not in something that heated up like a kettle and made them clumsy into thebargain. in an attempt to save his investment, deane tried it underwater and found it was idealfor salvage work.)the real terror of the deep, however, is the bends—not so much because they areunpleasant, though of course they are, as because they are so much more likely. the air webreathe is 80 percent nitrogen. put the human body under pressure, and that nitrogen istransformed into tiny bubbles that migrate into the blood and tissues. if the pressure ischanged too rapidly—as with a too-quick ascent by a diver—the bubbles trapped within thebody will begin to fizz in exactly the manner of a freshly opened bottle of champagne,clogging tiny blood vessels, depriving cells of oxygen, and causing pain so excruciating thatsufferers are prone to bend double in agony—hence “the bends.”

    the bends have been an occupational hazard for sponge and pearl divers since timeimmemorial but didn’t attract much attention in the western world until the nineteenthcentury, and then it was among people who didn’t get wet at all (or at least not very wet andnot generally much above the ankles). they were caisson workers. caissons were encloseddry chambers built on riverbeds to facilitate the construction of bridge piers. they were filledwith compressed air, and often when the workers emerged after an extended period ofworking under this artificial pressure they experienced mild symptoms like tingling or itchyskin. but an unpredictable few felt more insistent pain in the joints and occasionally collapsedin agony, sometimes never to get up again.

    it was all most puzzling. sometimes workers would go to bed feeling fine, but wake upparalyzed. sometimes they wouldn’t wake up at all. ashcroft relates a story concerning thedirectors of a new tunnel under the thames who held a celebratory banquet as the tunnelneared completion. to their consternation their champagne failed to fizz when uncorked inthe compressed air of the tunnel. however, when at length they emerged into the fresh air of alondon evening, the bubbles sprang instantly to fizziness, memorably enlivening thedigestive process.

    apart from avoiding high-pressure environments altogether, only two strategies are reliablysuccessful against the bends. the first is to suffer only a very short exposure to the changes inpressure. that is why the free divers i mentioned earlier can descend to depths of five hundredfeet without ill effect. they don’t stay under long enough for the nitrogen in their system todissolve into their tissues. the other solution is to ascend by careful stages. this allows thelittle bubbles of nitrogen to dissipate harmlessly.

    a great deal of what we know about surviving at extremes is owed to the extraordinaryfather-and-son team of john scott and j. b. s. haldane. even by the demanding standards ofbritish intellectuals, the haldanes were outstandingly eccentric. the senior haldane was bornin 1860 to an aristocratic scottish family (his brother was viscount haldane) but spent mostof his career in comparative modesty as a professor of physiology at oxford. he wasfamously absent-minded. once after his wife had sent him upstairs to change for a dinnerparty he failed to return and was discovered asleep in bed in his pajamas. when roused,haldane explained that he had found himself disrobing and assumed it was bedtime. his ideaof a vacation was to travel to cornwall to study hookworm in miners. aldous huxley, thenovelist grandson of t. h. huxley, who lived with the haldanes for a time, parodied him, atouch mercilessly, as the scientist edward tantamount in the novel point counter point .

    haldane’s gift to diving was to work out the rest intervals necessary to manage an ascentfrom the depths without getting the bends, but his interests ranged across the whole ofphysiology, from studying altitude sickness in climbers to the problems of heatstroke in desertregions. he had a particular interest in the effects of toxic gases on the human body. tounderstand more exactly how carbon monoxide leaks killed miners, he methodically poisonedhimself, carefully taking and measuring his own blood samples the while. he quit only whenhe was on the verge of losing all muscle control and his blood saturation level had reached 56percent—a level, as trevor norton notes in his entertaining history of diving, stars beneaththe sea, only fractionally removed from nearly certain lethality.

    haldane’s son jack, known to posterity as j.b.s., was a remarkable prodigy who took aninterest in his father’s work almost from infancy. at the age of three he was overhearddemanding peevishly of his father, “but is it oxyhaemoglobin or carboxyhaemoglobin?”

    throughout his youth, the young haldane helped his father with experiments. by the time hewas a teenager, the two often tested gases and gas masks together, taking turns to see howlong it took them to pass out.

    though j. b. s. haldane never took a degree in science (he studied classics at oxford), hebecame a brilliant scientist in his own right, mostly in cambridge. the biologist petermedawar, who spent his life around mental olympians, called him “the cleverest man i everknew.” huxley likewise parodied the younger haldane in his novel antic hay, but also usedhis ideas on genetic manipulation of humans as the basis for the plot of brave new world.

    among many other achievements, haldane played a central role in marrying darwinian
    principles of evolution to the genetic work of gregor mendel to produce what is known togeneticists as the modern synthesis.

    perhaps uniquely among human beings, the younger haldane found world war i “a veryenjoyable experience” and freely admitted that he “enjoyed the opportunity of killing people.”

    he was himself wounded twice. after the war he became a successful popularizer of scienceand wrote twenty-three books (as well as over four hundred scientific papers). his books arestill thoroughly readable and instructive, though not always easy to find. he also became anenthusiastic marxist. it has been suggested, not altogether cynically, that this was out of apurely contrarian instinct, and that if he had been born in the soviet union he would havebeen a passionate monarchist. at all events, most of his articles first appeared in thecommunist daily worker.

    whereas his father’s principal interests concerned miners and poisoning, the youngerhaldane became obsessed with saving submariners and divers from the unpleasantconsequences of their work. with admiralty funding he acquired a decompression chamberthat he called the “pressure pot.” this was a metal cylinder into which three people at a timecould be sealed and subjected to tests of various types, all painful and nearly all dangerous.

    volunteers might be required to sit in ice water while breathing “aberrant atmosphere” orsubjected to rapid changes of pressurization. in one experiment, haldane simulated adangerously hasty ascent to see what would happen. what happened was that the dentalfillings in his teeth exploded. “almost every experiment,” norton writes, “ended withsomeone having a seizure, bleeding, or vomiting.” the chamber was virtually soundproof, sothe only way for occupants to signal unhappiness or distress was to tap insistently on thechamber wall or to hold up notes to a small window.

    on another occasion, while poisoning himself with elevated levels of oxygen, haldane hada fit so severe that he crushed several vertebrae. collapsed lungs were a routine hazard.

    perforated eardrums were quite common, but, as haldane reassuringly noted in one of hisessays, “the drum generally heals up; and if a hole remains in it, although one is somewhatdeaf, one can blow tobacco smoke out of the ear in question, which is a socialaccomplishment.”

    what was extraordinary about this was not that haldane was willing to subject himself tosuch risk and discomfort in the pursuit of science, but that he had no trouble talkingcolleagues and loved ones into climbing into the chamber, too. sent on a simulated descent,his wife once had a fit that lasted thirteen minutes. when at last she stopped bouncing acrossthe floor, she was helped to her feet and sent home to cook dinner. haldane happily employedwhoever happened to be around, including on one memorable occasion a former primeminister of spain, juan negrín. dr. negrín complained afterward of minor tingling and “acurious velvety sensation on the lips” but otherwise seems to have escaped unharmed. he mayhave considered himself very lucky. a similar experiment with oxygen deprivation lefthaldane without feeling in his buttocks and lower spine for six years.

    among haldane’s many specific preoccupations was nitrogen intoxication. for reasons thatare still poorly understood, beneath depths of about a hundred feet nitrogen becomes apowerful intoxicant. under its influence divers had been known to offer their air hoses topassing fish or decide to try to have a smoke break. it also produced wild mood swings. inone test, haldane noted, the subject “alternated between depression and elation, at onemoment begging to be decompressed because he felt ‘bloody awful’ and the next minutelaughing and attempting to interfere with his colleague’s dexterity test.” in order to measure
    the rate of deterioration in the subject, a scientist had to go into the chamber with thevolunteer to conduct simple mathematical tests. but after a few minutes, as haldane laterrecalled, “the tester was usually as intoxicated as the testee, and often forgot to press thespindle of his stopwatch, or to take proper notes.” the cause of the inebriation is even now amystery. it is thought that it may be the same thing that causes alcohol intoxication, but as noone knows for certain what causes that we are none the wiser. at all events, without thegreatest care, it is easy to get in trouble once you leave the surface world.

    which brings us back (well, nearly) to our earlier observation that earth is not the easiestplace to be an organism, even if it is the only place. of the small portion of the planet’ssurface that is dry enough to stand on, a surprisingly large amount is too hot or cold or dry orsteep or lofty to be of much use to us. partly, it must be conceded, this is our fault. in terms ofadaptability, humans are pretty amazingly useless. like most animals, we don’t much likereally hot places, but because we sweat so freely and easily stroke, we are especiallyvulnerable. in the worst circumstances—on foot without water in a hot desert—most peoplewill grow delirious and keel over, possibly never to rise again, in no more than six or sevenhours. we are no less helpless in the face of cold. like all mammals, humans are good atgenerating heat but—because we are so nearly hairless—not good at keeping it. even in quitemild weather half the calories you burn go to keep your body warm. of course, we cancounter these frailties to a large extent by employing clothing and shelter, but even so theportions of earth on which we are prepared or able to live are modest indeed: just 12 percentof the total land area, and only 4 percent of the whole surface if you include the seas.

    yet when you consider conditions elsewhere in the known universe, the wonder is not thatwe use so little of our planet but that we have managed to find a planet that we can use even abit of. you have only to look at our own solar system—or, come to that, earth at certainperiods in its own history—to appreciate that most places are much harsher and much lessamenable to life than our mild, blue watery globe.

    so far space scientists have discovered about seventy planets outside the solar system, outof the ten billion trillion or so that are thought to be out there, so humans can hardly claim tospeak with authority on the matter, but it appears that if you wish to have a planet suitable forlife, you have to be just awfully lucky, and the more advanced the life, the luckier you have tobe. various observers have identified about two dozen particularly helpful breaks we havehad on earth, but this is a flying survey so we’ll distill them down to the principal four. theyare:

    excellent location.we are, to an almost uncanny degree, the right distance from the right sortof star, one that is big enough to radiate lots of energy, but not so big as to burn itself outswiftly. it is a curiosity of physics that the larger a star the more rapidly it burns. had our sunbeen ten times as massive, it would have exhausted itself after ten million years instead of tenbillion and we wouldn’t be here now. we are also fortunate to orbit where we do. too muchnearer and everything on earth would have boiled away. much farther away and everythingwould have frozen.

    in 1978, an astrophysicist named michael hart made some calculations and concluded thatearth would have been uninhabitable had it been just 1 percent farther from or 5 percent
    closer to the sun. that’s not much, and in fact it wasn’t enough. the figures have since beenrefined and made a little more generous—5 percent nearer and 15 percent farther are thoughtto be more accurate assessments for our zone of habitability—but that is still a narrow belt.

    1to appreciate just how narrow, you have only to look at venus. venus is only twenty-fivemillion miles closer to the sun than we are. the sun’s warmth reaches it just two minutesbefore it touches us. in size and composition, venus is very like earth, but the smalldifference in orbital distance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to how it turned out. it appears that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the solar system venus was only slightly warmer than earth andprobably had oceans. but those few degrees of extra warmth meant that venus could not holdon to its surface water, with disastrous consequences for its climate. as its water evaporated,the hydrogen atoms escaped into space, and the oxygen atoms combined with carbon to forma dense atmosphere of the greenhouse gas co2. venus became stifling. although people ofmy age will recall a time when astronomers hoped that venus might harbor life beneath itspadded clouds, possibly even a kind of tropical verdure, we now know that it is much toofierce an environment for any kind of life that we can reasonably conceive of. its surfacetemperature is a roasting 470 degrees centigrade (roughly 900 degrees fahrenheit), which ishot enough to melt lead, and the atmospheric pressure at the surface is ninety times that ofearth, or more than any human body could withstand. we lack the technology to make suitsor even spaceships that would allow us to visit. our knowledge of venus’s surface is based ondistant radar imagery and some startled squawks from an unmanned soviet probe that wasdropped hopefully into the clouds in 1972 and functioned for barely an hour beforepermanently shutting down.

    so that’s what happens when you move two light minutes closer to the sun. travel fartherout and the problem becomes not heat but cold, as mars frigidly attests. it, too, was once amuch more congenial place, but couldn’t retain a usable atmosphere and turned into a frozenwaste.

    but just being the right distance from the sun cannot be the whole story, for otherwise themoon would be forested and fair, which patently it is not. for that you need to have:

    the right kind of planet.i don’t imagine even many geophysicists, when asked to counttheir blessings, would include living on a planet with a molten interior, but it’s a pretty nearcertainty that without all that magma swirling around beneath us we wouldn’t be here now.

    apart from much else, our lively interior created the outgassing that helped to build anatmosphere and provided us with the magnetic field that shields us from cosmic radiation. italso gave us plate tectonics, which continually renews and rumples the surface. if earth wereperfectly smooth, it would be covered everywhere with water to a depth of four kilometers.

    there might be life in that lonesome ocean, but there certainly wouldn’t be baseball.

    in addition to having a beneficial interior, we also have the right elements in the correctproportions. in the most literal way, we are made of the right stuff. this is so crucial to ourwell-being that we are going to discuss it more fully in a minute, but first we need to considerthe two remaining factors, beginning with another one that is often overlooked:

    1the discovery of extremophiles in the boiling mudpots of yellowstone and similar organisms found elsewheremade scientists realize that actually life of a type could range much farther than that-even, perhaps, beneath theicy skin of pluto. what we are talking about here are the conditions that would produce reasonably complexsurface creatures.

    we’re a twin planet.not many of us normally think of the moon as a companion planet,but that is in effect what it is. most moons are tiny in relation to their master planet. themartian satellites of phobos and deimos, for instance, are only about ten kilometers indiameter. our moon, however, is more than a quarter the diameter of the earth, which makesours the only planet in the solar system with a sizeable moon in comparison to itself (exceptpluto, which doesn’t really count because pluto is itself so small), and what a difference thatmakes to us.

    without the moon’s steadying influence, the earth would wobble like a dying top, withgoodness knows what consequences for climate and weather. the moon’s steady gravitationalinfluence keeps the earth spinning at the right speed and angle to provide the sort of stabilitynecessary for the long and successful development of life. this won’t go on forever. themoon is slipping from our grasp at a rate of about 1.5 inches a year. in another two billionyears it will have receded so far that it won’t keep us steady and we will have to come up withsome other solution, but in the meantime you should think of it as much more than just apleasant feature in the night sky.

    for a long time, astronomers assumed that the moon and earth either formed together orthat the earth captured the moon as it drifted by. we now believe, as you will recall from anearlier chapter, that about 4.5 billion years ago a mars-sized object slammed into earth,blowing out enough material to create the moon from the debris. this was obviously a verygood thing for us—but especially so as it happened such a long time ago. if it had happened in1896 or last wednesday clearly we wouldn’t be nearly so pleased about it. which brings us toour fourth and in many ways most crucial consideration:

    timing.the universe is an amazingly fickle and eventful place, and our existence within itis a wonder. if a long and unimaginably complex sequence of events stretching back 4.6billion years or so hadn’t played out in a particular manner at particular times—if, to take justone obvious instance, the dinosaurs hadn’t been wiped out by a meteor when they were—youmight well be six inches long, with whiskers and a tail, and reading this in a burrow.

    we don’t really know for sure because we have nothing else to compare our own existenceto, but it seems evident that if you wish to end up as a moderately advanced, thinking society,you need to be at the right end of a very long chain of outcomes involving reasonable periodsof stability interspersed with just the right amount of stress and challenge (ice ages appear tobe especially helpful in this regard) and marked by a total absence of real cataclysm. as weshall see in the pages that remain to us, we are very lucky to find ourselves in that position.

    and on that note, let us now turn briefly to the elements that made us.

    there are ninety-two naturally occurring elements on earth, plus a further twenty or so thathave been created in labs, but some of these we can immediately put to one side—as, in fact,chemists themselves tend to do. not a few of our earthly chemicals are surprisingly littleknown. astatine, for instance, is practically unstudied. it has a name and a place on theperiodic table (next door to marie curie’s polonium), but almost nothing else. the problem
    isn’t scientific indifference, but rarity. there just isn’t much astatine out there. the mostelusive element of all, however, appears to be francium, which is so rare that it is thought thatour entire planet may contain, at any given moment, fewer than twenty francium atoms.

    altogether only about thirty of the naturally occurring elements are widespread on earth, andbarely half a dozen are of central importance to life.

    as you might expect, oxygen is our most abundant element, accounting for just under 50percent of the earth’s crust, but after that the relative abundances are often surprising. whowould guess, for instance, that silicon is the second most common element on earth or thattitanium is tenth? abundance has little to do with their familiarity or utility to us. many of themore obscure elements are actually more common than the better-known ones. there is morecerium on earth than copper, more neodymium and lanthanum than cobalt or nitrogen. tinbarely makes it into the top fifty, eclipsed by such relative obscurities as praseodymium,samarium, gadolinium, and dysprosium.

    abundance also has little to do with ease of detection. aluminum is the fourth mostcommon element on earth, accounting for nearly a tenth of everything that’s underneath yourfeet, but its existence wasn’t even suspected until it was discovere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by humphry davy, and for a long time after that it was treated as rare and precious. congressnearly put a shiny lining of aluminum foil atop the washington monument to show what aclassy and prosperous nation we had become, and the french imperial family in the sameperiod discarded the state silver dinner service and replaced it with an aluminum one. thefashion was cutting edge even if the knives weren’t.

    nor does abundance necessarily relate to importance. carbon is only the fifteenth mostcommon element, accounting for a very modest 0.048 percent of earth’s crust, but we wouldbe lost without it. what sets the carbon atom apart is that it is shamelessly promiscuous. it isthe party animal of the atomic world, latching on to many other atoms (including itself) andholding tight, forming molecular conga lines of hearty robustness—the very trick of naturenecessary to build proteins and dna. as paul davies has written: “if it wasn’t for carbon, lifeas we know it would be impossible. probably any sort of life would be impossible.” yetcarbon is not all that plentiful even in humans, who so vitally depend on it. of every 200atoms in your body, 126 are hydrogen, 51 are oxygen, and just 19 are carbon.

    2other elements are critical not for creating life but for sustaining it. we need iron tomanufacture hemoglobin, and without it we would die. cobalt is necessary for the creation ofvitamin b12. potassium and a very little sodium are literally good for your nerves.

    molybdenum, manganese, and vanadium help to keep your enzymes purring. zinc—bless it—oxidizes alcohol.

    we have evolved to utilize or tolerate these things—we could hardly be here otherwise—but even then we live within narrow ranges of acceptance. selenium is vital to all of us, buttake in just a little too much and it will be the last thing you ever do. the degree to whichorganisms require or tolerate certain elements is a relic of their evolution. sheep and cattlenow graze side by side, but actually have very different mineral requirements. modern cattleneed quite a lot of copper because they evolved in parts of europe and africa where copperwas abundant. sheep, on the other hand, evolved in copper-poor areas of asia minor. as arule, and not surprisingly, our tolerance for elements is directly proportionate to their2of the remaining four, three are nitrogen and the remaining atom is divided among all the other elements.

    abundance in the earth’s crust. we have evolved to expect, and in some cases actually need,the tiny amounts of rare elements that accumulate in the flesh or fiber that we eat. but step upthe doses, in some cases by only a tiny amount, and we can soon cross a threshold. much ofthis is only imperfectly understood. no one knows, for example, whether a tiny amount ofarsenic is necessary for our well-being or not. some authorities say it is; some not. all that iscertain is that too much of it will kill you.

    the properties of the elements can become more curious still when they are combined.

    oxygen and hydrogen, for instance, are two of the most combustion-friendly elements around,but put them together and they make incombustible water.

    3odder still in combination aresodium, one of the most unstable of all elements, and chlorine, one of the most toxic. drop asmall lump of pure sodium into ordinary water and it will explode with enough force to kill.

    chlorine is even more notoriously hazardous. though useful in small concentrations forkilling microorganisms (it’s chlorine you smell in bleach), in larger volumes it is lethal.

    chlorine was the element of choice for many of the poison gase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and,as many a sore-eyed swimmer will attest, even in exceedingly dilute form the human bodydoesn’t appreciate it. yet put these two nasty elements together and what do you get? sodiumchloride—common table salt.

    by and large, if an element doesn’t naturally find its way into our systems—if it isn’tsoluble in water, say—we tend to be intolerant of it. lead poisons us because we were neverexposed to it until we began to fashion it into food vessels and pipes for plumbing. (notincidentally, lead’s symbol is pb, for the latin plumbum, the source word for our modernplumbing.) the romans also flavored their wine with lead, which may be part of the reasonthey are not the force they used to be. as we have seen elsewhere, our own performance withlead (not to mention mercury, cadmium, and all the other industrial pollutants with which weroutinely dose ourselves) does not leave us a great deal of room for smirking. when elementsdon’t occur naturally on earth, we have evolved no tolerance for them, and so they tend to beextremely toxic to us, as with plutonium. our tolerance for plutonium is zero: there is no levelat which it is not going to make you want to lie down.

    i have brought you a long way to make a small point: a big part of the reason that earthseems so miraculously accommodating is that we evolved to suit its conditions. what wemarvel at is not that it is suitable to life but that it is suitable to our life—and hardlysurprising, really. it may be that many of the things that make it so splendid to us—well-proportioned sun, doting moon, sociable carbon, more magma than you can shake a stick at,and all the rest—seem splendid simply because they are what we were born to count on. noone can altogether say.

    other worlds may harbor beings thankful for their silvery lakes of mercury and driftingclouds of ammonia. they may be delighted that their planet doesn’t shake them silly with itsgrinding plates or spew messy gobs of lava over the landscape, but rather exists in apermanent nontectonic tranquility. any visitors to earth from afar would almost certainly, atthe very least, be bemused to find us living in an atmosphere composed of nitrogen, a gassulkily disinclined to react with anything, and oxygen, which is so partial to combustion thatwe must place fire stations throughout our cities to protect ourselves from its livelier effects.

    but even if our visitors were oxygen-breathing bipeds with shopping malls and a fondness for3oxygen itself is not combustible; it merely facilitates the combus tion of other things. this is just as well, for ifoxygen were corn bustible, each time you lit a match all the air around you would bur into flame. hydrogen gas,on the other hand, is extremely corn bustible, as the dirigible hindenburg demonstrated on may 6, 193 inlakehurst, new jersey, when its hydrogen fuel burst explosive) into flame, killing thirty-six people.

    action movies, it is unlikely that they would find earth ideal. we couldn’t even give themlunch because all our foods contain traces of manganese, selenium, zinc, and other elementalparticles at least some of which would be poisonous to them. to them earth might not seem awondrously congenial place at all.

    the physicist richard feynman used to make a joke about a posteriori conclusions, as theyare called. “you know, the most amazing thing happened to me tonight,” he would say. “isaw a car with the license plate arw 357. can you imagine? of all the millions of licenseplates in the state, what was the chance that i would see that particular one tonight?

    amazing!” his point, of course, was that it is easy to make any banal situation seemextraordinary if you treat it as fateful.

    so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events and conditions that led to the rise of life on earth are notquite as extraordinary as we like to think. still, they were extraordinary enough, and one thingis certain: they will have to do until we find some better.

    17   INTO THE TROPOSPHERE

    thank goodness for the atmosphere. it keeps us warm. without it, earth would be alifeless ball of ice with an average temperature of minus 60 degrees fahrenheit. in addition,the atmosphere absorbs or deflects incoming swarms of cosmic rays, charged particles,ultraviolet rays, and the like. altogether, the gaseous padding of the atmosphere is equivalentto a fifteen-foot thickness of protective concrete, and without it these invisible visitors fromspace would slice through us like tiny daggers. even raindrops would pound us senseless if itweren’t for the atmosphere’s slowing drag.

    the most striking thing about our atmosphere is that there isn’t very much of it. it extendsupward for about 120 miles, which might seem reasonably bounteous when viewed fromground level, but if you shrank the earth to the size of a standard desktop globe it would onlybe about the thickness of a couple of coats of varnish.

    for scientific convenience, the atmosphere is divided into four unequal layers: troposphere,stratosphere, mesosphere, and ionosphere (now often called the thermosphere). thetroposphere is the part that’s dear to us. it alone contains enough warmth and oxygen to allowus to function, though even it swiftly becomes uncongenial to life as you climb up through it.

    from ground level to its highest point, the troposphere (or “turning sphere”) is about ten milesthick at the equator and no more than six or seven miles high in the temperate latitudes wheremost of us live. eighty percent of the atmosphere’s mass, virtually all the water, and thusvirtually all the weather are contained within this thin and wispy layer. there really isn’tmuch between you and oblivion.

    beyond the troposphere is the stratosphere. when you see the top of a storm cloudflattening out into the classic anvil shape, you are looking at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troposphere and stratosphere. this invisible ceiling is known as the tropopause and wasdiscovered in 1902 by a frenchman in a balloon, léon-philippe teisserenc de bort. pause inthis sense doesn’t mean to stop momentarily but to cease altogether; it’s from the same greekroot as menopause. even at its greatest extent, the tropopause is not very distant. a fastelevator of the sort used in modern skyscrapers could get you there in about twenty minutes,though you would be well advised not to make the trip. such a rapid ascent withoutpressurization would, at the very least, result in severe cerebral and pulmonary edemas, adangerous excess of fluids in the body’s tissues. when the doors opened at the viewingplatform, anyone inside would almost certainly be dead or dying. even a more measuredascent would be accompanied by a great deal of discomfort. the temperature six miles up canbe -70 degrees fahrenheit, and you would need, or at least very much appreciate,supplementary oxygen.

    after you have left the troposphere the temperature soon warms up again, to about 40degrees fahrenheit, thanks to the absorptive effects of ozone (something else de bortdiscovered on his daring 1902 ascent). it then plunges to as low as -130 degrees fahrenheit inthe mesosphere before skyrocketing to 2,700 degrees fahrenheit or more in the aptly namedbut very erratic thermosphere, where temperatures can vary by a thousand degrees from day
    to night—though it must be said that “temperature” at such a height becomes a somewhatnotional concept. temperature is really just a measure of the activity of molecules. at sealevel, air molecules are so thick that one molecule can move only the tiniest distance—aboutthree-millionths of an inch, to be precise—before banging into another. because trillions ofmolecules are constantly colliding, a lot of heat gets exchanged. but at the height of thethermosphere, at fifty miles or more, the air is so thin that any two molecules will be milesapart and hardly ever come in contact. so although each molecule is very warm, there are fewinteractions between them and thus little heat transference. this is good news for satellitesand spaceships because if the exchange of heat were more efficient any man-made objectorbiting at that level would burst into flame.

    even so, spaceships have to take care in the outer atmosphere, particularly on return trips toearth, as the space shuttle columbia demonstrated all too tragically in february 2003.

    although the atmosphere is very thin, if a craft comes in at too steep an angle—more thanabout 6 degrees—or too swiftly it can strike enough molecules to generate drag of anexceedingly combustible nature. conversely, if an incoming vehicle hit the thermosphere attoo shallow an angle, it could well bounce back into space, like a pebble skipped across water.

    but you needn’t venture to the edge of the atmosphere to be reminded of what hopelesslyground-hugging beings we are. as anyone who has spent time in a lofty city will know, youdon’t have to rise too many thousands of feet from sea level before your body begins toprotest. even experienced mountaineers, with the benefits of fitness, training, and bottledoxygen, quickly become vulnerable at height to confusion, nausea, exhaustion, frostbite,hypothermia, migraine, loss of appetite, and a great many other stumbling dysfunctions. in ahundred emphatic ways the human body reminds its owner that it wasn’t designed to operateso far above sea level.

    “even under the most favorable circumstances,” the climber peter habeler has written ofconditions atop everest, “every step at that altitude demands a colossal effort of will. youmust force yourself to make every movement, reach for every handhold. you are perpetuallythreatened by a leaden, deadly fatigue.” in the other side of everest, the british mountaineerand filmmaker matt dickinson records how howard somervell, on a 1924 british expeditionup everest, “found himself choking to death after a piece of infected flesh came loose andblocked his windpipe.” with a supreme effort somervell managed to cough up theobstruction. it turned out to be “the entire mucus lining of his larynx.”

    bodily distress is notorious above 25,000 feet—the area known to climbers as the deathzone—but many people become severely debilitated, even dangerously ill, at heights of nomore than 15,000 feet or so. susceptibility has little to do with fitness. grannies sometimescaper about in lofty situations while their fitter offspring are reduced to helpless, groaningheaps until conveyed to lower altitudes.

    the absolute limit of human tolerance for continuous living appears to be about 5,500meters, or 18,000 feet, but even people conditioned to living at altitude could not tolerate suchheights for long. frances ashcroft, in life at the extremes, notes that there are andean sulfurmines at 5,800 meters, but that the miners prefer to descend 460 meters each evening andclimb back up the following day, rather than live continuously at that elevation. people whohabitually live at altitude have often spent thousands of years developing disproportionatelylarge chests and lungs, increasing their density of oxygen-bearing red blood cells by almost athird, though there are limits to how much thickening with red cells the blood supply can
    stand. moreover, above 5,500 meters even the most well-adapted women cannot provide agrowing fetus with enough oxygen to bring it to its full term.

    in the 1780s when people began to make experimental balloon ascents in europe,something that surprised them was how chilly it got as they rose. the temperature drops about3 degrees fahrenheit with every thousand feet you climb. logic would seem to indicate thatthe closer you get to a source of heat, the warmer you would feel. part of the explanation isthat you are not really getting nearer the sun in any meaningful sense. the sun is ninety-threemillion miles away. to move a couple of thousand feet closer to it is like taking one stepcloser to a bushfire in australia when you are standing in ohio, and expecting to smell smoke.

    the answer again takes us back to the question of the density of molecules in the atmosphere.

    sunlight energizes atoms. it increases the rate at which they jiggle and jounce, and in theirenlivened state they crash into one another, releasing heat. when you feel the sun warm onyour back on a summer’s day, it’s really excited atoms you feel. the higher you climb, thefewer molecules there are, and so the fewer collisions between them.

    air is deceptive stuff. even at sea level, we tend to think of the air as being ethereal and allbut weightless. in fact, it has plenty of bulk, and that bulk often exerts itself. as a marinescientist named wyville thomson wrote more than a century ago: “we sometimes find whenwe get up in the morning, by a rise of an inch in the barometer, that nearly half a ton has beenquietly piled upon us during the night, but we experience no inconvenience, rather a feeling ofexhilaration and buoyancy, since it requires a little less exertion to move our bodies in thedenser medium.” the reason you don’t feel crushed under that extra half ton of pressure is thesame reason your body would not be crushed deep beneath the sea: it is made mostly ofincompressible fluids, which push back, equalizing the pressures within and without.

    but get air in motion, as with a hurricane or even a stiff breeze, and you will quickly bereminded that it has very considerable mass. altogether there are about 5,200 million milliontons of air around us—25 million tons for every square mile of the planet—a notinconsequential volume. when you get millions of tons of atmosphere rushing past at thirty orforty miles an hour, it’s hardly a surprise that limbs snap and roof tiles go flying. as anthonysmith notes, a typical weather front may consist of 750 million tons of cold air pinnedbeneath a billion tons of warmer air. hardly a wonder that the result is at timesmeteorologically exciting.

    certainly there is no shortage of energy in the world above our heads. one thunderstorm, ithas been calculated, can contain an amount of energy equivalent to four days’ use ofelectricity for the whole united states. in the right conditions, storm clouds can rise to heightsof six to ten miles and contain updrafts and downdrafts of one hundred miles an hour. theseare often side by side, which is why pilots don’t want to fly through them. in all, the internalturmoil particles within the cloud pick up electrical charges. for reasons not entirelyunderstood the lighter particles tend to become positively charged and to be wafted by aircurrents to the top of the cloud. the heavier particles linger at the base, accumulating negativecharges. these negatively charged particles have a powerful urge to rush to the positivelycharged earth, and good luck to anything that gets in their way. a bolt of lightning travels at270,000 miles an hour and can heat the air around it to a decidedly crisp 50,000 degreesfahrenheit, several times hotter than the surface of the sun. at any one moment 1,800thunderstorms are in progress around the globe—some 40,000 a day. day and night across theplanet every second about a hundred lightning bolts hit the ground. the sky is a lively place.

    much of our knowledge of what goes on up there is surprisingly recent. jet streams, usuallylocated about 30,000 to 35,000 feet up, can bowl along at up to 180 miles an hour and vastlyinfluence weather systems over whole continents, yet their existence wasn’t suspected untilpilots began to fly into them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even now a great deal ofatmospheric phenomena is barely understood. a form of wave motion popularly known asclear-air turbulence occasionally enlivens airplane flights. about twenty such incidents a yearare serious enough to need reporting. they are not associated with cloud structures oranything else that can be detected visually or by radar. they are just pockets of startlingturbulence in the middle of tranquil skies. in a typical incident, a plane en route fromsingapore to sydney was flying over central australia in calm conditions when it suddenlyfell three hundred feet—enough to fling unsecured people against the ceiling. twelve peoplewere injured, one seriously. no one knows what causes such disruptive cells of air.

    the process that moves air around in the atmosphere is the same process that drives theinternal engine of the planet, namely convection. moist, warm air from the equatorial regionsrises until it hits the barrier of the tropopause and spreads out. as it travels away from theequator and cools, it sinks. when it hits bottom, some of the sinking air looks for an area oflow pressure to fill and heads back for the equator, completing the circuit.

    at the equator the convection process is generally stable and the weather predictably fair,but in temperate zones the patterns are far more seasonal, localized, and random, whichresults in an endless battle between systems of high-pressure air and low. low-pressuresystems are created by rising air, which conveys water molecules into the sky, forming cloudsand eventually rain. warm air can hold more moisture than cool air, which is why tropical andsummer storms tend to be the heaviest. thus low areas tend to be associated with clouds andrain, and highs generally spell sunshine and fair weather. when two such systems meet, itoften becomes manifest in the clouds. for instance, stratus clouds—those unlovable,featureless sprawls that give us our overcast skies—happen when moisture-bearing updraftslack the oomph to break through a level of more stable air above, and instead spread out, likesmoke hitting a ceiling. indeed, if you watch a smoker sometime, you can get a very goodidea of how things work by watching how smoke rises from a cigarette in a still room. atfirst, it goes straight up (this is called a laminar flow, if you need to impress anyone), and thenit spreads out in a diffused, wavy layer. the greatest supercomputer in the world, takingmeasurements in the most carefully controlled environment, cannot tell you what forms theseripplings will take, so you can imagine the difficulties that confront meteorologists when theytry to predict such motions in a spinning, windy, large-scale world.

    what we do know is that because heat from the sun is unevenly distributed, differences inair pressure arise on the planet. air can’t abide this, so it rushes around trying to equalizethings everywhere. wind is simply the air’s way of trying to keep things in balance. airalways flows from areas of high pressure to areas of low pressure (as you would expect; thinkof anything with air under pressure—a balloon or an air tank—and think how insistently thatpressured air wants to get someplace else), and the greater the discrepancy in pressures thefaster the wind blows.

    incidentally, wind speeds, like most things that accumulate, grow exponentially, so a windblowing at two hundred miles an hour is not simply ten times stronger than a wind blowing attwenty miles an hour, but a hundred times stronger—and hence that much more destructive.

    introduce several million tons of air to this accelerator effect and the result can be exceedingly
    energetic. a tropical hurricane can release in twenty-four hours as much energy as a rich,medium-sized nation like britain or france uses in a year.

    the impulse of the atmosphere to seek equilibrium was first suspected by edmondhalley—the man who was everywhere—and elaborated up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y hisfellow briton george hadley, who saw that rising and falling columns of air tended toproduce “cells” (known ever since as “hadley cells”). though a lawyer by profession, hadleyhad a keen interest in the weather (he was, after all, english) and also suggested a linkbetween his cells, the earth’s spin, and the apparent deflections of air that give us our tradewinds. however, it was an engineering professor at the école polytechnique in paris,gustave-gaspard de coriolis, who worked out the details of these interactions in 1835, andthus we call it the coriolis effect. (coriolis’s other distinction at the school was to introducewatercoolers, which are still known there as corios, apparently.) the earth revolves at a brisk1,041 miles an hour at the equator, though as you move toward the poles the rate slopes offconsiderably, to about 600 miles an hour in london or paris, for instance. the reason for thisis self-evident when you think about it. if you are on the equator the spinning earth has tocarry you quite a distance—about 40,000 kilometers—to get you back to the same spot. if youstand beside the north pole, however, you may need travel only a few feet to complete arevolution, yet in both cases it takes twenty-four hours to get you back to where you began.

    therefore, it follows that the closer you get to the equator the faster you must be spinning.

    the coriolis effect explains why anything moving through the air in a straight line laterallyto the earth’s spin will, given enough distance, seem to curve to the right in the northernhemisphere and to the left in the southern as the earth revolves beneath it. the standard wayto envision this is to imagine yourself at the center of a large carousel and tossing a ball tosomeone positioned on the edge. by the time the ball gets to the perimeter, the target personhas moved on and the ball passes behind him. from his perspective, it looks as if it has curvedaway from him. that is the coriolis effect, and it is what gives weather systems their curl andsends hurricanes spinning off like tops. the coriolis effect is also why naval guns firingartillery shells have to adjust to left or right; a shell fired fifteen miles would otherwisedeviate by about a hundred yards and plop harmlessly into the sea.

    considering the practical and psychological importance of the weather to nearly everyone,it’s surprising that meteorology didn’t really get going as a science until shortly before theturn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ough the term meteorology itself had been around since1626, when it was coined by a t. granger in a book of logic).

    part of the problem was that successful meteorology requires the precise measurement oftemperatures, and thermometers for a long time proved more difficult to make than you mightexpect. an accurate reading was dependent on getting a very even bore in a glass tube, andthat wasn’t easy to do. the first person to crack the problem was daniel gabriel fahrenheit, adutch maker of instruments, who produced an accurate thermometer in 1717. however, forreasons unknown he calibrated the instrument in a way that put freezing at 32 degrees andboiling at 212 degrees. from the outset this numeric eccentricity bothered some people, and in1742 anders celsius, a swedish astronomer, came up with a competing scale. in proof of theproposition that inventors seldom get matters entirely right, celsius made boiling point zeroand freezing point 100 on his scale, but that was soon reversed.

    the person most frequently identified as the father of modern meteorology was an englishpharmacist named luke howard, who came to prominenc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nineteenthcentury. howard is chiefly remembered now for giving cloud types their names in 1803.

    although he was an active and respected member of the linnaean society and employedlinnaean principles in his new scheme, howard chose the rather more obscure askesiansociety as the forum to announce his new system of classification. (the askesian society,you may just recall from an earlier chapter, was the body whose members were unusuallydevoted to the pleasures of nitrous oxide, so we can only hope they treated howard’spresentation with the sober attention it deserved. it is a point on which howard scholars arecuriously silent.)howard divided clouds into three groups: stratus for the layered clouds, cumulus for thefluffy ones (the word means “heaped” in latin), and cirrus (meaning “curled”) for the high,thin feathery formations that generally presage colder weather. to these he subsequentlyadded a fourth term, nimbus (from the latin for “cloud”), for a rain cloud. the beauty ofhoward’s system was that the basic components could be freely recombined to describe everyshape and size of passing cloud—stratocumulus, cirrostratus, cumulocongestus, and so on. itwas an immediate hit, and not just in england. the poet johann von goethe in germany wasso taken with the system that he dedicated four poems to howard.

    howard’s system has been much added to over the years, so much so that the encyclopedicif little read international cloud atlas runs to two volumes, but interestingly virtually all thepost-howard cloud types—mammatus, pileus, nebulosis, spissatus, floccus, and mediocris area sampling—have never caught on with anyone outside meteorology and not terribly muchthere, i’m told. incidentally, the first, much thinner edition of that atlas, produced in 1896,divided clouds into ten basic types, of which the plumpest and most cushiony-looking wasnumber nine, cumulonimbus.

    1that seems to have been the source of the expression “to be oncloud nine.”

    for all the heft and fury of the occasional anvil-headed storm cloud, the average cloud isactually a benign and surprisingly insubstantial thing. a fluffy summer cumulus severalhundred yards to a side may contain no more than twenty-five or thirty gallons of water—“about enough to fill a bathtub,” as james trefil has noted. you can get some sense of theimmaterial quality of clouds by strolling through fog—which is, after all, nothing more than acloud that lacks the will to fly. to quote trefil again: “if you walk 100 yards through a typicalfog, you will come into contact with only about half a cubic inch of water—not enough togive you a decent drink.” in consequence, clouds are not great reservoirs of water. only about0.035 percent of the earth’s fresh water is floating around above us at any moment.

    depending on where it falls, the prognosis for a water molecule varies widely. if it lands infertile soil it will be soaked up by plants or reevaporated directly within hours or days. if itfinds its way down to the groundwater, however, it may not see sunlight again for manyyears—thousands if it gets really deep. when you look at a lake, you are looking at acollection of molecules that have been there on average for about a decade. in the ocean theresidence time is thought to be more like a hundred years. altogether about 60 percent of1if you have ever been struck by how beautifully crisp and well defined the edges of cumulus clouds tend to be,while other clouds are more blurry, the explanation is that in a cumulus cloud there is a pronounced boundarybetween the moist interior of the cloud and the dry air beyond it. any water molecule that strays beyond the edgeof the cloud is immediately zapped by the dry air beyond, allowing the cloud to keep its fine edge. much highercirrus clouds are composed of ice, and the zone between the edge of the cloud and the air beyond is not soclearly delineated, which is why they tend to be blurry at the edges.

    water molecules in a rainfall are returned to the atmosphere within a day or two. onceevaporated, they spend no more than a week or so—drury says twelve days—in the skybefore falling again as rain.

    evaporation is a swift process, as you can easily gauge by the fate of a puddle on asummer’s day. even something as large as the mediterranean would dry out in a thousandyears if it were not continually replenished. such an event occurred a little under six millionyears ago and provoked what is known to science as the messinian salinity crisis. whathappened was that continental movement closed the strait of gibraltar. as the mediterraneandried, its evaporated contents fell as freshwater rain into other seas, mildly diluting theirsaltiness—indeed, making them just dilute enough to freeze over larger areas than normal.

    the enlarged area of ice bounced back more of the sun’s heat and pushed earth into an iceage. so at least the theory goes.

    what is certainly true, as far as we can tell, is that a little change in the earth’s dynamicscan have repercussions beyond our imagining. such an event, as we shall see a little furtheron, may even have created us.

    oceans are the real powerhouse of the planet’s surface behavior. indeed, meteorologistsincreasingly treat oceans and atmosphere as a single system, which is why we must give thema little of our attention here. water is marvelous at holding and transporting heat. every day,the gulf stream carries an amount of heat to europe equivalent to the world’s output of coalfor ten years, which is why britain and ireland have such mild winters compared with canadaand russia.

    but water also warms slowly, which is why lakes and swimming pools are cold even on thehottest days. for that reason there tends to be a lag in the official, astronomical start of aseason and the actual feeling that that season has started. so spring may officially start in thenorthern hemisphere in march, but it doesn’t feel like it in most places until april at the veryearliest.

    the oceans are not one uniform mass of water. their differences in temperature, salinity,depth, density, and so on have huge effects on how they move heat around, which in turnaffects climate. the atlantic, for instance, is saltier than the pacific, and a good thing too. thesaltier water is the denser it is, and dense water sinks. without its extra burden of salt, theatlantic currents would proceed up to the arctic, warming the north pole but deprivingeurope of all that kindly warmth. the main agent of heat transfer on earth is what is knownas thermohaline circulation, which originates in slow, deep currents far below the surface—aprocess first detected by the scientist-adventurer count von rumford in 1797.

    2what happensis that surface waters, as they get to the vicinity of europe, grow dense and sink to greatdepths and begin a slow trip back to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when they reach antarctica,they are caught up in the antarctic circumpolar current, where they are driven onward intothe pacific. the process is very slow—it can take 1,500 years for water to travel from the2the term means a number of things to different people, it appears. in november 2002, carl wunsch of mitpublished a report in science, “what is the thermohaline circulation?,” in which he noted that the expressionhas been used in leading journals to signify at least seven different phenomena (circulation at the abyssal level,circulation driven by differences in density or buoyancy, “meridional overturning circulation of mass,” and soon)-though all have to do with ocean circulations and the transfer of heat, the cautiously vague and embracingsense in which i have employed it here.

    north atlantic to the mid-pacific—but the volumes of heat and water they move are veryconsiderable, and the influence on the climate is enormous.

    (as for the question of how anyone could possibly figure out how long it takes a drop ofwater to get from one ocean to another, the answer is that scientists can measure compoundsin the water like chlorofluorocarbons and work out how long it has been since they were lastin the air. by comparing a lot of measurements from different depths and locations they canreasonably chart the water’s movement.)thermohaline circulation not only moves heat around, but also helps to stir up nutrients asthe currents rise and fall, making greater volumes of the ocean habitable for fish and othermarine creatures. unfortunately, it appears the circulation may also be very sensitive tochange. according to computer simulations, even a modest dilution of the ocean’s saltcontent—from increased melting of the greenland ice sheet, for instance—could disrupt thecycle disastrously.

    the seas do one other great favor for us. they soak up tremendous volumes of carbon andprovide a means for it to be safely locked away. one of the oddities of our solar system is thatthe sun burns about 25 percent more brightly now than when the solar system was young.

    this should have resulted in a much warmer earth. indeed, as the english geologist aubreymanning has put it, “this colossal change should have had an absolutely catastrophic effecton the earth and yet it appears that our world has hardly been affected.”

    so what keeps the world stable and cool?

    life does. trillions upon trillions of tiny marine organisms that most of us have neverheard of—foraminiferans and coccoliths and calcareous algae—capture atmospheric carbon,in the form of carbon dioxide, when it falls as rain and use it (in combination with otherthings) to make their tiny shells. by locking the carbon up in their shells, they keep it frombeing reevaporated into the atmosphere, where it would build up dangerously as a greenhousegas. eventually all the tiny foraminiferans and coccoliths and so on die and fall to the bottomof the sea, where they are compressed into limestone. it is remarkable, when you behold anextraordinary natural feature like the white cliffs of dover in england, to reflect that it ismade up of nothing but tiny deceased marine organisms, but even more remarkable when yourealize how much carbon they cumulatively sequester. a six-inch cube of dover chalk willcontain well over a thousand liters of compressed carbon dioxide that would otherwise bedoing us no good at all. altogether there is about twenty thousand times as much carbonlocked away in the earth’s rocks as in the atmosphere. eventually much of that limestone willend up feeding volcanoes, and the carbon will return to the atmosphere and fall to the earth inrain, which is why the whole is called the long-term carbon cycle. the process takes a verylong time—about half a million years for a typical carbon atom—but in the absence of anyother disturbance it works remarkably well at keeping the climate stable.

    unfortunately, human beings have a careless predilection for disrupting this cycle byputting lots of extra carbon into the atmosphere whether the foraminiferans are ready for it ornot. since 1850, it has been estimated, we have lofted about a hundred billion tons of extracarbon into the air, a total that increases by about seven billion tons each year. overall, that’snot actually all that much. nature—mostly through the belchings of volcanoes and the decayof plants—sends about 200 billion tons of carbon dioxide into the atmosphere each year,nearly thirty times as much as we do with our cars and factories. but you have only to look atthe haze that hangs over our cities to see what a difference our contribution makes.

    we know from samples of very old ice that the “natural” level of carbon dioxide in theatmosphere—that is, before we started inflating it with industrial activity—is about 280 partsper million. by 1958, when people in lab coats started to pay attention to it, it had risen to 315parts per million. today it is over 360 parts per million and rising by roughly one-quarter of 1percent a year. by the end of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t is forecast to rise to about 560 partsper million.

    so far, the earth’s oceans and forests (which also pack away a lot of carbon) have managedto save us from ourselves, but as peter cox of the british meteorological office puts it:

    “there is a critical threshold where the natural biosphere stops buffering us from the effects ofour emissions and actually starts to amplify them.” the fear is that there would be a runawayincrease in the earth’s warming. unable to adapt, many trees and other plants would die,releasing their stores of carbon and adding to the problem. such cycles have occasionallyhappened in the distant past even without a human contribution. the good news is that evenhere nature is quite wonderful. it is almost certain that eventually the carbon cycle wouldreassert itself and return the earth to a situation of stability and happiness. the last time thishappened, it took a mere sixty thousand years.

    18    THE BOUNDING MAIN

    imagine trying to live in a world dominated by dihydrogen oxide, a compound that hasno taste or smell and is so variable in its properties that it is generally benign but at othertimes swiftly lethal. depending on its state, it can scald you or freeze you. in the presence ofcertain organic molecules it can form carbonic acids so nasty that they can strip the leavesfrom trees and eat the faces off statuary. in bulk, when agitated, it can strike with a fury thatno human edifice could withstand. even for those who have learned to live with it, it is anoften murderous substance. we call it water.

    water is everywhere. a potato is 80 percent water, a cow 74 percent, a bacterium 75percent. a tomato, at 95 percent, is little but water. even humans are 65 percent water,making us more liquid than solid by a margin of almost two to one. water is strange stuff. it isformless and transparent, and yet we long to be beside it. it has no taste and yet we love thetaste of it. we will travel great distances and pay small fortunes to see it in sunshine. andeven though we know it is dangerous and drowns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every year, wecan’t wait to frolic in it.

    because water is so ubiquitous we tend to overlook what an extraordinary substance it is.

    almost nothing about it can be used to make reliable predictions about the properties of otherliquids and vice versa. if you knew nothing of water and based your assumptions on thebehavior of compounds most chemically akin to it—hydrogen selenide or hydrogen sulphidenotably—you would expect it to boil at minus 135 degrees fahrenheit and to be a gas at roomtemperature.

    most liquids when chilled contract by about 10 percent. water does too, but only down to apoint. once it is within whispering distance of freezing, it begins—perversely, beguilingly,extremely improbably—to expand. by the time it is solid, it is almost a tenth morevoluminous than it was before. because it expands, ice floats on water—“an utterly bizarreproperty,” according to john gribbin. if it lacked this splendid waywardness, ice would sink,and lakes and oceans would freeze from the bottom up. without surface ice to hold heat in,the water’s warmth would radiate away, leaving it even chillier and creating yet more ice.

    soon even the oceans would freeze and almost certainly stay that way for a very long time,probably forever—hardly the conditions to nurture life. thankfully for us, water seemsunaware of the rules of chemistry or laws of physics.

    everyone knows that water’s chemical formula is h2o, which means that it consists of onelargish oxygen atom with two smaller hydrogen atoms attached to it. the hydrogen atomscling fiercely to their oxygen host, but also make casual bonds with other water molecules.

    the nature of a water molecule means that it engages in a kind of dance with other watermolecules, briefly pairing and then moving on, like the ever-changing partners in a quadrille,to use robert kunzig’s nice phrase. a glass of water may not appear terribly lively, but everymolecule in it is changing partners billions of times a second. that’s why water moleculesstick together to form bodies like puddles and lakes, but not so tightly that they can’t be easily
    separated as when, for instance, you dive into a pool of them. at any given moment only 15percent of them are actually touching.

    in one sense the bond is very strong—it is why water molecules can flow uphill whensiphoned and why water droplets on a car hood show such a singular determination to beadwith their partners. it is also why water has surface tension. the molecules at the surface areattracted more powerfully to the like molecules beneath and beside them than to the airmolecules above. this creates a sort of membrane strong enough to support insects andskipping stones. it is what gives the sting to a belly flop.

    i hardly need point out that we would be lost without it. deprived of water, the human bodyrapidly falls apart. within days, the lips vanish “as if amputated, the gums blacken, the nosewithers to half its length, and the skin so contracts around the eyes as to prevent blinking.”

    water is so vital to us that it is easy to overlook that all but the smallest fraction of the wateron earth is poisonous to us—deadly poisonous—because of the salts within it.

    we need salt to live, but only in very small amounts, and seawater contains way more—about seventy times more—salt than we can safely metabolize. a typical liter of seawater willcontain only about 2.5 teaspoons of common salt—the kind we sprinkle on food—but muchlarger amounts of other elements, compounds, and other dissolved solids, which arecollectively known as salts. the proportions of these salts and minerals in our tissues isuncannily similar to seawater—we sweat and cry seawater, as margulis and sagan have putit—but curiously we cannot tolerate them as an input. take a lot of salt into your body andyour metabolism very quickly goes into crisis. from every cell, water molecules rush off likeso many volunteer firemen to try to dilute and carry off the sudden intake of salt. this leavesthe cells dangerously short of the water they need to carry out their normal functions. theybecome, in a word, dehydrated. in extreme situations, dehydration will lead to seizures,unconsciousness, and brain damage. meanwhile, the overworked blood cells carry the salt tothe kidneys, which eventually become overwhelmed and shut down. without functioningkidneys you die. that is why we don’t drink seawater.

    there are 320 million cubic miles of water on earth and that is all we’re ever going to get.

    the system is closed: practically speaking, nothing can be added or subtracted. the water youdrink has been around doing its job since the earth was young. by 3.8 billion years ago, theoceans had (at least more or less) achieved their present volumes.

    the water realm is known as the hydrosphere and it is overwhelmingly oceanic. ninety-seven percent of all the water on earth is in the seas, the greater part of it in the pacific, whichcovers half the planet and is bigger than all the landmasses put together. altogether thepacific holds just over half of all the ocean water (51.6 percent to be precise); the atlantic has23.6 percent and the indian ocean 21.2 percent, leaving just 3.6 percent to be accounted forby all the other seas. the average depth of the ocean is 2.4 miles, with the pacific on averageabout a thousand feet deeper than the atlantic and indian oceans. altogether 60 percent ofthe planet’s surface is ocean more than a mile deep. as philip ball notes, we would better callour planet not earth but water.

    of the 3 percent of earth’s water that is fresh, most exists as ice sheets. only the tiniestamount—0.036 percent—is found in lakes, rivers, and reservoirs, and an even smaller part—just 0.001 percent—exists in clouds or as vapor. nearly 90 percent of the planet’s ice is inantarctica, and most of the rest is in greenland. go to the south pole and you will bestanding on nearly two miles of ice, at the north pole just fifteen feet of it. antarctica alone
    has six million cubic miles of ice—enough to raise the oceans by a height of two hundred feetif it all melted. but if all the water in the atmosphere fell as rain, evenly everywhere, theoceans would deepen by only an inch.

    sea level, incidentally, is an almost entirely notional concept. seas are not level at all.

    tides, winds, the coriolis force, and other effects alter water levels considerably from oneocean to another and within oceans as well. the pacific is about a foot and a half higher alongits western edge—a consequence of the centrifugal force created by the earth’s spin. just aswhen you pull on a tub of water the water tends to flow toward the other end, as if reluctant tocome with you, so the eastward spin of earth piles water up against the ocean’s westernmargins.

    considering the age-old importance of the seas to us, it is striking how long it took theworld to take a scientific interest in them. until well in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ost of whatwas known about the oceans was based on what washed ashore or came up in fishing nets,and nearly all that was written was based more on anecdote and supposition than on physicalevidence. in the 1830s, the british naturalist edward forbes surveyed ocean beds throughoutthe atlantic and mediterranean and declared that there was no life at all in the seas below2,000 feet. it seemed a reasonable assumption. there was no light at that depth, so no plantlife, and the pressures of water at such depths were known to be extreme. so it came assomething of a surprise when, in 1860, one of the first transatlantic telegraph cables washauled up for repairs from more than two miles down, and it was found to be thicklyencrusted with corals, clams, and other living detritus.

    the first really organized investigation of the seas didn’t come until 1872, when a jointexpedition between the british museum, the royal society, and the british government setforth from portsmouth on a former warship called hms challenger. for three and a halfyears they sailed the world, sampling waters, netting fish, and hauling a dredge throughsediments. it was evidently dreary work. out of a complement of 240 scientists and crew, onein four jumped ship and eight more died or went mad—“driven to distraction by the mind-numbing routine of years of dredging” in the words of the historian samantha weinberg. butthey sailed across almost 70,000 nautical miles of sea, collected over 4,700 new species ofmarine organisms, gathered enough information to create a fifty-volume report (which tooknineteen years to put together), and gave the world the name of a new scientific discipline:

    oceanography. they also discovered, by means of depth measurements, that there appeared tobe submerged mountains in the mid-atlantic, prompting some excited observers to speculatethat they had found the lost continent of atlantis.

    because the institutional world mostly ignored the seas, it fell to devoted—and veryoccasional—amateurs to tell us what was down there. modern deep-water exploration beginswith charles william beebe and otis barton in 1930. although they were equal partners, themore colorful beebe has always received far more written attention. born in 1877 into a well-to-do family in new york city, beebe studied zoology at columbia university, then took ajob as a birdkeeper at the new york zoological society. tiring of that, he decided to adoptthe life of an adventurer and for the next quarter century traveled extensively through asiaand south america with a succession of attractive female assistants whose jobs wereinventively described as “historian and technicist” or “assistant in fish problems.” hesupported these endeavors with a succession of popular books with titles like edge of thejungle and jungle days, though he also produced some respectable books on wildlife andornithology.

    in the mid-1920s, on a trip to the galápagos islands, he discovered “the delights ofdangling,” as he described deep-sea diving. soon afterward he teamed up with barton, whocame from an even wealthier family, had also attended columbia, and also longed foradventure. although beebe nearly always gets the credit, it was in fact barton who designedthe first bathysphere (from the greek word for “deep”) and funded the $12,000 cost of itsconstruction. it was a tiny and necessarily robust chamber, made of cast iron 1.5 inches thickand with two small portholes containing quartz blocks three inches thick. it held two men, butonly if they were prepared to become extremely well acquainted. even by the standards of theage, the technology was unsophisticated. the sphere had no maneuverability—it simply hungon the end of a long cable—and only the most primitive breathing system: to neutralize theirown carbon dioxide they set out open cans of soda lime, and to absorb moisture they opened asmall tub of calcium chloride, over which they sometimes waved palm fronds to encouragechemical reactions.

    but the nameless little bathysphere did the job it was intended to do. on the first dive, injune 1930 in the bahamas, barton and beebe set a world record by descending to 600 feet. by1934, they had pushed the record to 3,028 feet, where it would stay until after the war. bartonwas confident the device was safe to a depth of 4,500 feet, though the strain on every bolt andrivet was audibly evident with each fathom they descended. at any depth, it was brave andrisky work. at 3,000 feet, their little porthole was subjected to nineteen tons of pressure persquare inch. death at such a depth would have been instantaneous, as beebe never failed toobserve in his many books, articles, and radio broadcasts. their main concern, however, wasthat the shipboard winch, straining to hold on to a metal ball and two tons of steel cable,would snap and send the two men plunging to the seafloor. in such an event, nothing couldhave saved them.

    the one thing their descents didn’t produce was a great deal of worthwhile science.

    although they encountered many creatures that had not been seen before, the limits ofvisibility and the fact that neither of the intrepid aquanauts was a trained oceanographer meantthey often weren’t able to describe their findings in the kind of detail that real scientistscraved. the sphere didn’t carry an external light, merely a 250-watt bulb they could hold upto the window, but the water below five hundred feet was practically impenetrable anyway,and they were peering into it through three inches of quartz, so anything they hoped to viewwould have to be nearly as interested in them as they were in it. about all they could report, inconsequence, was that there were a lot of strange things down there. on one dive in 1934,beebe was startled to spy a giant serpent “more than twenty feet long and very wide.” itpassed too swiftly to be more than a shadow. whatever it was, nothing like it has been seenby anyone since. because of such vagueness their reports were generally ignored byacademics.

    after their record-breaking descent of 1934, beebe lost interest in diving and moved on toother adventures, but barton persevered. to his credit, beebe always told anyone who askedthat barton was the real brains behind the enterprise, but barton seemed unable to step fromthe shadows. he, too, wrote thrilling accounts of their underwater adventures and even starredin a hollywood movie called titans of the deep, featuring a bathysphere and many excitingand largely fictionalized encounters with aggressive giant squid and the like. he evenadvertised camel cigarettes (“they don’t give me jittery nerves”). in 1948 he increased thedepth record by 50 percent, with a dive to 4,500 feet in the pacific ocean near california, butthe world seemed determined to overlook him. one newspaper reviewer of titans of the deepactually thought the star of the film was beebe. nowadays, barton is lucky to get a mention.

    at all events, he was about to be comprehensively eclipsed by a father-and-son team fromswitzerland, auguste and jacques piccard, who were designing a new type of probe called abathyscaphe (meaning “deep boat”). christened trieste, after the italian city in which it wasbuilt, the new device maneuvered independently, though it did little more than just go up anddown. on one of its first dives, in early 1954, it descended to below 13,287 feet, nearly threetimes barton’s record-breaking dive of six years earlier. but deep-sea dives required a greatdeal of costly support, and the piccards were gradually going broke.

    in 1958, they did a deal with the u.s. navy, which gave the navy ownership but left themin control. now flush with funds, the piccards rebuilt the vessel, giving it walls five inchesthick and shrinking the windows to just two inches in diameter—little more than peepholes.

    but it was now strong enough to withstand truly enormous pressures, and in january 1960jacques piccard and lieutenant don walsh of the u.s. navy sank slowly to the bottom of theocean’s deepest canyon, the mariana trench, some 250 miles off guam in the western pacific(and discovered, not incidentally, by harry hess with his fathometer). it took just under fourhours to fall 35,820 feet, or almost seven miles. although the pressure at that depth wasnearly 17,000 pounds per square inch, they noticed with surprise that they disturbed a bottom-dwelling flatfish just as they touched down. they had no facilities for taking photographs, sothere is no visual record of the event.

    after just twenty minutes at the world’s deepest point, they returned to the surface. it wasthe only occasion on which human beings have gone so deep.

    forty years later, the question that naturally occurs is: why has no one gone back since? tobegin with, further dives were vigorously opposed by vice admiral hyman g. rickover, aman who had a lively temperament, forceful views, and, most pertinently, control of thedepartmental checkbook. he thought underwater exploration a waste of resources and pointedout that the navy was not a research institute. the nation, moreover, was about to becomefully preoccupied with space travel and the quest to send a man to the moon, which madedeep sea investigations seem unimportant and rather old-fashioned. but the decisiveconsideration was that the trieste descent didn’t actually achieve much. as a navy officialexplained years later: “we didn’t learn a hell of a lot from it, other than that we could do it.

    why do it again?” it was, in short, a long way to go to find a flatfish, and expensive too.

    repeating the exercise today, it has been estimated, would cost at least $100 million.

    when underwater researchers realized that the navy had no intention of pursuing apromised exploration program, there was a pained outcry. partly to placate its critics, thenavy provided funding for a more advanced submersible, to be operated by the woods holeoceanographic institution of massachusetts. called alvin, in somewhat contracted honor ofthe oceanographer allyn c. vine, it would be a fully maneuverable minisubmarine, though itwouldn’t go anywhere near as deep as the trieste. there was just one problem: the designerscouldn’t find anyone willing to build it. according to william j. broad in the universebelow: “no big company like general dynamics, which made submarines for the navy,wanted to take on a project disparaged by both the bureau of ships and admiral rickover, thegods of naval patronage.” eventually, not to say improbably, alvin was constructed bygeneral mills, the food company, at a factory where it made the machines to producebreakfast cereals.

    as for what else was down there, people really had very little idea. well into the 1950s, thebest maps available to oceanographers were overwhelmingly based on a little detail fromscattered surveys going back to 1929 grafted onto, essentially an ocean of guesswork. the
    navy had excellent charts with which to guide submarines through canyons and aroundguyots, but it didn’t wish such information to fall into soviet hands, so it kept its knowledgeclassified. academics therefore had to make do with sketchy and antiquated surveys or relyon hopeful surmise. even today our knowledge of the ocean floors remains remarkably lowresolution. if you look at the moon with a standard backyard telescope you will seesubstantial craters—fracastorious, blancanus, zach, planck, and many others familiar to anylunar scientist—that would be unknown if they were on our own ocean floors. we have bettermaps of mars than we do of our own seabeds.

    at the surface level, investigative techniques have also been a trifle ad hoc. in 1994, thirty-four thousand ice hockey gloves were swept overboard from a korean cargo ship during astorm in the pacific. the gloves washed up all over, from vancouver to vietnam, helpingoceanographers to trace currents more accurately than they ever had before.

    today alvin is nearly forty years old, but it still remains america’s premier research vessel.

    there are still no submersibles that can go anywhere near the depth of the mariana trenchand only five, including alvin, that can reach the depths of the “abyssal plain”—the deepocean floor—that covers more than half the planet’s surface. a typical submersible costsabout $25,000 a day to operate, so they are hardly dropped into the water on a whim, still lessput to sea in the hope that they will randomly stumble on something of interest. it’s rather asif our firsthand experience of the surface world were based on the work of five guys exploringon garden tractors after dark. according to robert kunzig, humans may have scrutinized“perhaps a millionth or a billionth of the sea’s darkness. maybe less. maybe much less.”

    but oceanographers are nothing if not industrious, and they have made several importantdiscoveries with their limited resources—including, in 1977,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ndstartling biological discoveri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that year alvin found teemingcolonies of large organisms living on and around deep-sea vents off the galápagos islands—tube worms over ten feet long, clams a foot wide, shrimps and mussels in profusion,wriggling spaghetti worms. they all owed their existence to vast colonies of bacteria thatwere deriving their energy and sustenance from hydrogen sulfides—compounds profoundlytoxic to surface creatures—that were pouring steadily from the vents. it was a worldindependent of sunlight, oxygen, or anything else normally associated with life. this was aliving system based not on photosynthesis but on chemosynthesis, an arrangement thatbiologists would have dismissed as preposterous had anyone been imaginative enough tosuggest it.

    huge amounts of heat and energy flow from these vents. two dozen of them together willproduce as much energy as a large power station, and the range of temperatures around themis enormous. the temperature at the point of outflow can be as much as 760 degreesfahrenheit, while a few feet away the water may be only two or three degrees above freezing.

    a type of worm called an alvinellid was found living right on the margins, with the watertemperature 140 degrees warmer at its head than at its tail. before this it had been thought thatno complex organisms could survive in water warmer than about 130 degrees, and here wasone that was surviving warmer temperatures than that and extreme cold to boot. thediscovery transforme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life.

    it also answered one of the great puzzles of oceanography—something that many of usdidn’t realize was a puzzle—namely, why the oceans don’t grow saltier with time. at the riskof stating the obvious, there is a lot of salt in the sea—enough to bury every bit of land on theplanet to a depth of about five hundred feet. millions of gallons of fresh water evaporate from
    the ocean daily, leaving all their salts behind, so logically the seas ought to grow more saltywith the passing years, but they don’t. something takes an amount of salt out of the waterequivalent to the amount being put in. for the longest time, no one could figure out whatc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is.

    alvin’s discovery of the deep-sea vents provided the answer. geophysicists realized that thevents were acting much like the filters in a fish tank. as water is taken down into the crust,salts are stripped from it, and eventually clean water is blown out again through the chimneystacks. the process is not swift—it can take up to ten million years to clean an ocean—but itis marvelously efficient as long as you are not in a hurry.

    perhaps nothing speaks more clearly of our psychological remoteness from the oceandepths than that the main expressed goal for oceanographers during international geophysicalyear of 1957–58 was to study “the use of ocean depths for the dumping of radioactivewastes.” this wasn’t a secret assignment, you understand, but a proud public boast. in fact,though it wasn’t much publicized, by 1957–58 the dumping of radioactive wastes had alreadybeen going on, with a certain appalling vigor, for over a decade. since 1946, the united stateshad been ferrying fifty-five-gallon drums of radioactive gunk out to the farallon islands,some thirty miles off the california coast near san francisco, where it simply threw themoverboard.

    it was all quite extraordinarily sloppy. most of the drums were exactly the sort you seerusting behind gas stations or standing outside factories, with no protective linings of anytype. when they failed to sink, which was usually, navy gunners riddled them with bullets tolet water in (and, of course, plutonium, uranium, and strontium out). before it was halted inthe 1990s, the united states had dumped many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drums into aboutfifty ocean sites—almost fifty thousand of them in the farallons alone. but the u.s. was by nomeans alone. among the other enthusiastic dumpers were russia, china, japan, new zealand,and nearly all the nations of europe.

    and what effect might all this have had on life beneath the seas? well, little, we hope, butwe actually have no idea. we are astoundingly, sumptuously, radiantly ignorant of lifebeneath the seas. even the most substantial ocean creatures are often remarkably little knownto us—including the most mighty of them all, the great blue whale, a creature of suchleviathan proportions that (to quote david attenborough) its “tongue weighs as much as anelephant, its heart is the size of a car and some of its blood vessels are so wide that you couldswim down them.” it is the most gargantuan beast that earth has yet produced, bigger eventhan the most cumbrous dinosaurs. yet the lives of blue whales are largely a mystery to us.

    much of the time we have no idea where they are—where they go to breed, for instance, orwhat routes they follow to get there. what little we know of them comes almost entirely fromeavesdropping on their songs, but even these are a mystery. blue whales will sometimes breakoff a song, then pick it up again at the same spot six months later. sometimes they strike upwith a new song, which no member can have heard before but which each already knows.

    how they do this is not remotely understood. and these are animals that must routinely cometo the surface to breathe.

    for animals that need never surface, obscurity can be even more tantalizing. consider thefabled giant squid. though nothing on the scale of the blue whale, it is a decidedly substantialanimal, with eyes the size of soccer balls and trailing tentacles that can reach lengths of sixty
    feet. it weighs nearly a ton and is earth’s largest invertebrate. if you dumped one in a normalhousehold swimming pool, there wouldn’t be much room for anything else. yet no scientist—no person as far as we know—has ever seen a giant squid alive. zoologists have devotedcareers to trying to capture, or just glimpse, living giant squid and have always failed. theyare known mostly from being washed up on beaches—particularly, for unknown reasons, thebeaches of the south island of new zealand. they must exist in large numbers because theyform a central part of the sperm whale’s diet, and sperm whales take a lot of feeding.

    1according to one estimate, there could be as many as thirty million species of animalsliving in the sea, most still undiscovered. the first hint of how abundant life is in the deepseas didn’t come until as recently as the 1960s with the invention of the epibenthic sled, adredging device that captures organisms not just on and near the seafloor but also buried inthe sediments beneath. in a single one-hour trawl along the continental shelf, at a depth of justunder a mile, woods hole oceanographers howard sandler and robert hessler netted over25,000 creatures—worms, starfish, sea cucumbers, and the like—representing 365 species.

    even at a depth of three miles, they found some 3,700 creatures representing almost 200species of organism. but the dredge could only capture things that were too slow or stupid toget out of the way. in the late 1960s a marine biologist named john isaacs got the idea tolower a camera with bait attached to it, and found still more, in particular dense swarms ofwrithing hagfish, a primitive eel-like creature, as well as darting shoals of grenadier fish.

    where a good food source is suddenly available—for instance, when a whale dies and sinks tothe bottom—as many as 390 species of marine creature have been found dining off it.

    interestingly, many of these creatures were found to have come from vents up to a thousandmiles distant. these included such types as mussels and clams, which are hardly known asgreat travelers. it is now thought that the larvae of certain organisms may drift through thewater until, by some unknown chemical means, they detect that they have arrived at a foodopportunity and fall onto it.

    so why, if the seas are so vast, do we so easily overtax them? well, to begin with, theworld’s seas are not uniformly bounteous. altogether less than a tenth of the ocean isconsidered naturally productive. most aquatic species like to be in shallow waters where thereis warmth and light and an abundance of organic matter to prime the food chain. coral reefs,for instance, constitute well under 1 percent of the ocean’s space but are home to about 25percent of its fish.

    elsewhere, the oceans aren’t nearly so rich. take australia. with over 20,000 miles ofcoastline and almost nine million square miles of territorial waters, it has more sea lapping itsshores than any other country, yet, as tim flannery notes, it doesn’t even make it into the topfifty among fishing nations. indeed, australia is a large net importer of seafood. this isbecause much of australia’s waters are, like much of australia itself, essentially desert. (anotable exception is the great barrier reef off queensland, which is sumptuously fecund.)because the soil is poor, it produces little in the way of nutrient-rich runoff.

    even where life thrives, it is often extremely sensitive to disturbance. in the 1970s, fishermenfrom australia and, to a lesser extent, new zealand discovered shoals of a little-known fishliving at a depth of about half a mile on their continental shelves. they were known as orange1the indigestible parts of giant squid, in particular their beaks, accumulate in sperm whales stomachs into thesubstance known as ambergris, which is used as a fixative in perfumes. the next time you spray on chanel no. 5(assuming you do), you may wish to reflect that you are dousing yourself in distillate of unseen sea monster.

    roughy, they were delicious, and they existed in huge numbers. in no time at all, fishing fleetswere hauling in forty thousand metric tons of roughy a year. then marine biologists madesome alarming discoveries. roughy are extremely long lived and slow maturing. some maybe 150 years old; any roughy you have eaten may well have been born when victoria wasqueen. roughy have adopted this exceedingly unhurried lifestyle because the waters they livein are so resource-poor. in such waters, some fish spawn just once in a lifetime. clearly theseare populations that cannot stand a great deal of disturbance. unfortunately, by the time thiswas realized the stocks had been severely depleted. even with careful management it will bedecades before the populations recover, if they ever do.

    elsewhere, however, the misuse of the oceans has been more wanton than inadvertent.

    many fishermen “fin” sharks—that is, slice their fins off, then dump them back into the waterto die. in 1998, shark fins sold in the far east for over $250 a pound. a bowl of shark finsoup retailed in tokyo for $100. the world wildlife fund estimated in 1994 that the numberof sharks killed each year was between 40 million and 70 million.

    as of 1995, some 37,000 industrial-sized fishing ships, plus about a million smaller boats,were between them taking twice as many fish from the sea as they had just twenty-five yearsearlier. trawlers are sometimes now as big as cruise ships and haul behind them nets bigenough to hold a dozen jumbo jets. some even use spotter planes to locate shoals of fish fromthe air.

    it is estimated that about a quarter of every fishing net hauled up contains “by-catch”—fishthat can’t be landed because they are too small or of the wrong type or caught in the wrongseason. as one observer told the economist: “we’re still in the dark ages. we just drop a netdown and see what comes up.” perhaps as much as twenty-two million metric tons of suchunwanted fish are dumped back in the sea each year, mostly in the form of corpses. for everypound of shrimp harvested, about four pounds of fish and other marine creatures aredestroyed.

    large areas of the north sea floor are dragged clean by beam trawlers as many as seventimes a year, a degree of disturbance that no ecosystem can withstand. at least two-thirds ofspecies in the north sea, by many estimates, are being overfished. across the atlantic thingsare no better. halibut once abounded in such numbers off new england that individual boatscould land twenty thousand pounds of it in a day. now halibut is all but extinct off thenortheast coast of north america.

    nothing, however, compares with the fate of cod. in the late fifteenth century, the explorerjohn cabot found cod in incredible numbers on the eastern banks of north america—shallowareas of water popular with bottom-feeding fish like cod. some of these banks were vast.

    georges banks off massachusetts is bigger than the state it abuts. the grand banks offnewfoundland is bigger still and for centuries was always dense with cod. they were thoughtto be inexhaustible. of course they were anything but.

    by 1960, the number of spawning cod in the north atlantic had fallen to an estimated 1.6million metric tons. by 1990 this had sunk to 22,000 metric tons. in commercial terms, thecod were extinct. “fishermen,” wrote mark kurlansky in his fascinating history, cod, “hadcaught them all.” the cod may have lost the western atlantic forever. in 1992, cod fishingwas stopped altogether on the grand banks, but as of last autumn, according to a report innature, stocks had not staged a comeback. kurlansky notes that the fish of fish fillets and fish
    sticks was originally cod, but then was replaced by haddock, then by redfish, and lately bypacific pollock. these days, he notes drily, “fish” is “whatever is left.”

    much the same can be said of many other seafoods. in the new england fisheries offrhode island, it was once routine to haul in lobsters weighing twenty pounds. sometimes theyreached thirty pounds. left unmolested, lobsters can live for decades—as much as seventyyears, it is thought—and they never stop growing. nowadays few lobsters weigh more thantwo pounds on capture. “biologists,” according to the new york times, “estimate that 90percent of lobsters are caught within a year after they reach the legal minimum size at aboutage six.” despite declining catches, new england fishermen continue to receive state andfederal tax incentives that encourage them—in some cases all but compel them—to acquirebigger boats and to harvest the seas more intensively. today fishermen of massachusetts arereduced to fishing the hideous hagfish, for which there is a slight market in the far east, buteven their numbers are now falling.

    we are remarkably ignorant of the dynamics that rule life in the sea. while marine life ispoorer than it ought to be in areas that have been overfished, in some naturally impoverishedwaters there is far more life than there ought to be. the southern oceans around antarcticaproduce only about 3 percent of the world’s phytoplankton—far too little, it would seem, tosupport a complex ecosystem, and yet it does. crab-eater seals are not a species of animal thatmost of us have heard of, but they may actually be the second most numerous large species ofanimal on earth, after humans. as many as fifteen million of them may live on the pack icearound antarctica. there are also perhaps two million weddel seals, at least half a millionemperor penguins, and maybe as many as four million adélie penguins. the food chain isthus hopelessly top heavy, but somehow it works. remarkably no one knows how.

    all this is a very roundabout way of making the point that we know very little about earth’sbiggest system. but then, as we shall see in the pages remaining to us, once you start talkingabout life, there is a great deal we don’t know, not least how it got going in the first place.

    19    THE RISE OF LIFE

    in 1953, stanley miller, a graduate stud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took twoflasks—one containing a little water to represent a primeval ocean, the other holding amixture of methane, ammonia, and hydrogen sulphide gases to represent earth’s earlyatmosphere—connected them with rubber tubes, and introduced some electrical sparks as astand-in for lightning. after a few days, the water in the flasks had turned green and yellow ina hearty broth of amino acids, fatty acids, sugars, and other organic compounds. “if goddidn’t do it this way,” observed miller’s delighted supervisor, the nobel laureate haroldurey, “he missed a good bet.”

    press reports of the time made it sound as if about all that was needed now was forsomebody to give the whole a good shake and life would crawl out. as time has shown, itwasn’t nearly so simple. despite half a century of further study, we are no nearer tosynthesizing life today than we were in 1953 and much further away from thinking we can.

    scientists are now pretty certain that the early atmosphere was nothing like as primed fordevelopment as miller and urey’s gaseous stew, but rather was a much less reactive blend ofnitrogen and carbon dioxide. repeating miller’s experiments with these more challenginginputs has so far produced only one fairly primitive amino acid. at all events, creating aminoacids is not really the problem. the problem is proteins.

    proteins are what you get when you string amino acids together, and we need a lot of them.

    no one really knows, but there may be as many as a million types of protein in the humanbody, and each one is a little miracle. by all the laws of probability proteins shouldn’t exist.

    to make a protein you need to assemble amino acids (which i am obliged by long tradition torefer to here as “the building blocks of life”) in a particular order, in much the same way thatyou assemble letters in a particular order to spell a word. the problem is that words in theamino acid alphabet are often exceedingly long. to spell collagen, the name of a commontype of protein, you need to arrange eight letters in the right order. but to make collagen, youneed to arrange 1,055 amino acids in precisely the right sequence. but—and here’s anobvious but crucial point—you don’t make it. it makes itself, spontaneously, withoutdirection, and this is where the unlikelihoods come in.

    the chances of a 1,055-sequence molecule like collagen spontaneously self-assembling are,frankly, nil. it just isn’t going to happen. to grasp what a long shot its existence is, visualize astandard las vegas slot machine but broadened greatly—to about ninety feet, to be precise—to accommodate 1,055 spinning wheels instead of the usual three or four, and with twentysymbols on each wheel (one for each common amino acid).

    1how long would you have topull the handle before all 1,055 symbols came up in the right order? effectively forever. evenif you reduced the number of spinning wheels to two hundred, which is actually a moretypical number of amino acids for a protein, the odds against all two hundred coming up in a1there are actually twenty-two naturally occurring amino acids known on earth, and more may await discovery,but only twenty of them are necessary to produce us and most other living things. the twenty-second, calledpyrrolysine, was discovered in 2002 by researchers at ohio state university and is found only in a single type ofarchaean (a basic form of life that we will discuss a little further on in the story) called methanosarcina barkeri.

    prescribed sequence are 1 in 10260(that is a 1 followed by 260 zeroes). that in itself is a largernumber than all the atoms in the universe.

    proteins, in short, are complex entities. hemoglobin is only 146 amino acids long, a runt byprotein standards, yet even it offers 10190possible amino acid combinations, which is why ittook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chemist max perutz twenty-three years—a career, more orless—to unravel it. for random events to produce even a single protein would seem astunning improbability—like a whirlwind spinning through a junkyard and leaving behind afully assembled jumbo jet, in the colorful simile of the astronomer fred hoyle.

    yet we are talking about several hundred thousand types of protein, perhaps a million, eachunique and each, as far as we know, vital to the maintenance of a sound and happy you. andit goes on from there. a protein to be of use must not only assemble amino acids in the rightsequence, but then must engage in a kind of chemical origami and fold itself into a veryspecific shape. even having achieved this structural complexity, a protein is no good to you ifit can’t reproduce itself, and proteins can’t. for this you need dna. dna is a whiz atreplicating—it can make a copy of itself in seconds—but can do virtually nothing else. so wehave a paradoxical situation. proteins can’t exist without dna, and dna has no purposewithout proteins. are we to assume then that they arose simultaneously with the purpose ofsupporting each other? if so: wow.

    and there is more still. dna, proteins, and the other components of life couldn’t prosperwithout some sort of membrane to contain them. no atom or molecule has ever achieved lifeindependently. pluck any atom from your body, and it is no more alive than is a grain of sand.

    it is only when they come together within the nurturing refuge of a cell that these diversematerials can take part in the amazing dance that we call life. without the cell, they arenothing more than interesting chemicals. but without the chemicals, the cell has no purpose.

    as the physicist paul davies puts it, “if everything needs everything else, how did thecommunity of molecules ever arise in the first place?” it is rather as if all the ingredients inyour kitchen somehow got together and baked themselves into a cake—but a cake that couldmoreover divide when necessary to produce more cakes. it is little wonder that we call it themiracle of life. it is also little wonder that we have barely begun to understand it.

    so what accounts for all this wondrous complexity? well, one possibility is that perhaps itisn’t quite—not quite—so wondrous as at first it seems. take those amazingly improbableproteins. the wonder we see in their assembly comes in assuming that they arrived on thescene fully formed. but what if the protein chains didn’t assemble all at once? what if, in thegreat slot machine of creation, some of the wheels could be held, as a gambler might hold anumber of promising cherries? what if, in other words, proteins didn’t suddenly burst intobeing, but evolved .

    imagine if you took all the components that make up a human being—carbon, hydrogen,oxygen, and so on—and put them in a container with some water, gave it a vigorous stir, andout stepped a completed person. that would be amazing. well, that’s essentially what hoyleand others (including many ardent creationists) argue when they suggest that proteinsspontaneously formed all at once. they didn’t—they can’t have. as richard dawkins arguesin the blind watchmaker, there must have been some kind of cumulative selection processthat allowed amino acids to assemble in chunks. perhaps two or three amino acids linked up
    for some simple purpose and then after a time bumped into some other similar small clusterand in so doing “discovered” some additional improvement.

    chemical  reactions  of  the  sort  associated with life are actually something of acommonplace. it may be beyond us to cook them up in a lab, à la stanley miller and haroldurey, but the universe does it readily enough. lots of molecules in nature get together to formlong chains called polymers. sugars constantly assemble to form starches. crystals can do anumber of lifelike things—replicate, respond to environmental stimuli, take on a patternedcomplexity. they’ve never achieved life itself, of course, but they demonstrate repeatedly thatcomplexity is a natural, spontaneous, entirely commonplace event. there may or may not be agreat deal of life in the universe at large, but there is no shortage of ordered self-assembly, ineverything from the transfixing symmetry of snowflakes to the comely rings of saturn.

    so powerful is this natural impulse to assemble that many scientists now believe that lifemay be more inevitable than we think—that it is, in the words of the belgian biochemist andnobel laureate christian de duve, “an obligatory manifestation of matter, bound to arisewherever conditions are appropriate.” de duve thought it likely that such conditions would beencountered perhaps a million times in every galaxy.

    certainly there is nothing terribly exotic in the chemicals that animate us. if you wished tocreate another living object, whether a goldfish or a head of lettuce or a human being, youwould need really only four principal elements, carbon, hydrogen, oxygen, and nitrogen, plussmall amounts of a few others, principally sulfur, phosphorus, calcium, and iron. put thesetogether in three dozen or so combinations to form some sugars, acids, and other basiccompounds and you can build anything that lives. as dawkins notes: “there is nothingspecial about the substances from which living things are made. living things are collectionsof molecules, like everything else.”

    the bottom line is that life is amazing and gratifying, perhaps even miraculous, but hardlyimpossible—as we repeatedly attest with our own modest existences. to be sure, many of thedetails of life’s beginnings remain pretty imponderable. every scenario you have ever readconcerning the conditions necessary for life involves water—from the “warm little pond”

    where darwin supposed life began to the bubbling sea vents that are now the most popularcandidates for life’s beginnings—but all this overlooks the fact that to turn monomers intopolymers (which is to say, to begin to create proteins) involves what is known to biology as“dehydration linkages.” as one leading biology text puts it, with perhaps just a tiny hint ofdiscomfort, “researchers agree that such reactions would not have been energeticallyfavorable in the primitive sea, or indeed in any aqueous medium, because of the mass actionlaw.” it is a little like putting sugar in a glass of water and having it become a cube. itshouldn’t happen, but somehow in nature it does. the actual chemistry of all this is a littlearcane for our purposes here, but it is enough to know that if you make monomers wet theydon’t turn into polymers—except when creating life on earth. how and why it happens thenand not otherwise is one of biology’s great unanswered questions.

    one of the biggest surprises in the earth sciences in recent decades was the discovery ofjust how early in earth’s history life arose. well into the 1950s, it was thought that life wasless than 600 million years old. by the 1970s, a few adventurous souls felt that maybe it wentback 2.5 billion years. but the present date of 3.85 billion years is stunningly early. earth’ssurface didn’t become solid until about 3.9 billion years ago.

    “we can only infer from this rapidity that it is not ‘difficult’ for life of bacterial grade toevolve on planets with appropriate conditions,” stephen jay gould observed in the new yorktimes in 1996. or as he put it elsewhere, it is hard to avoid the conclusion that “life, arising assoon as it could, was chemically destined to be.”

    life emerged so swiftly, in fact, that some authorities think it must have had help—perhapsa good deal of help. the idea that earthly life might have arrived from space has a surprisinglylong and even occasionally distinguished history. the great lord kelvin himself raised thepossibility as long ago as 1871 at a meeting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science when he suggested that “the germs of life might have been brought to the earth bysome meteorite.” but it remained little more than a fringe notion until one sunday inseptember 1969 when tens of thousands of australians were startled by a series of sonicbooms and the sight of a fireball streaking from east to west across the sky. the fireball madea strange crackling sound as it passed and left behind a smell that some likened to methylatedspirits and others described as just awful.

    the fireball exploded above murchison, a town of six hundred people in the goulburnvalley north of melbourne, and came raining down in chunks, some weighing up to twelvepounds. fortunately, no one was hurt. the meteorite was of a rare type known as acarbonaceous chondrite, and the townspeople helpfully collected and brought in some twohundred pounds of it. the timing could hardly have been better. less than two months earlier,the apollo 11 astronauts had returned to earth with a bag full of lunar rocks, so labsthroughout the world were geared up—indeed clamoring—for rocks of extraterrestrial origin.

    the murchison meteorite was found to be 4.5 billion years old, and it was studded withamino acids—seventy-four types in all, eight of which are involved in the formation of earthlyproteins. in late 2001, more than thirty years after it crashed, a team at the ames researchcenter in california announced that the murchison rock also contained complex strings ofsugars called polyols, which had not been found off the earth before.

    a few other carbonaceous chondrites have strayed into earth’s path since—one that landednear tagish lake in canada’s yukon in january 2000 was seen over large parts of northamerica—and they have likewise confirmed that the universe is actually rich in organiccompounds. halley’s comet, it is now thought, is about 25 percent organic molecules. getenough of those crashing into a suitable place—earth, for instance—and you have the basicelements you need for life.

    there are two problems with notions of panspermia, as extraterrestrial theories are known.

    the first is that it doesn’t answer any questions about how life arose, but merely movesresponsibility for it elsewhere. the other is that panspermia sometimes excites even the mostrespectable adherents to levels of speculation that can be safely called imprudent. franciscrick, codiscoverer of the structure of dna, and his colleague leslie orgel have suggestedthat earth was “deliberately seeded with life by intelligent aliens,” an idea that gribbin calls“at the very fringe of scientific respectability”—or, put another way, a notion that would beconsidered wildly lunatic if not voiced by a nobel laureate. fred hoyle and his colleaguechandra wickramasinghe further eroded enthusiasm for panspermia by suggesting that outerspace brought us not only life but also many diseases such as flu and bubonic plague, ideasthat were easily disproved by biochemists. hoyle—and it seems necessary to insert areminder here that he was one of the great scientific mind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alsoonce suggested, as mentioned earlier, that our noses evolved with the nostrils underneath as away of keeping cosmic pathogens from falling into them as they drifted down from space.

    whatever prompted life to begin, it happened just once. that is the most extraordinary factin biology, perhaps the most extraordinary fact we know. everything that has ever lived, plantor animal, dates its beginnings from the same primordial twitch. at some point in anunimaginably distant past some little bag of chemicals fidgeted to life. it absorbed somenutrients, gently pulsed, had a brief existence. this much may have happened before, perhapsmany times. but this ancestral packet did something additional and extraordinary: it cleaveditself and produced an heir. a tiny bundle of genetic material passed from one living entity toanother, and has never stopped moving since. it was the moment of creation for us all.

    biologists sometimes call it the big birth.

    “wherever you go in the world, whatever animal, plant, bug, or blob you look at, if it isalive, it will use the same dictionary and know the same code. all life is one,” says mattridley. we are all the result of a single genetic trick hand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generation nearly four billion years, to such an extent that you can take a fragment of humangenetic instruction, patch it into a faulty yeast cell, and the yeast cell will put it to work as if itwere its own. in a very real sense, it is its own.

    the dawn of life—or something very like it—sits on a shelf in the office of a friendlyisotope geochemist named victoria bennett in the earth sciences building of the australiannational university in canberra. an american, ms. bennett came to the anu fromcalifornia on a two-year contract in 1989 and has been there ever since. when i visited her, inlate 2001, she handed me a modestly hefty hunk of rock composed of thin alternating stripesof white quartz and a gray-green material called clinopyroxene. the rock came from akiliaisland in greenland, where unusually ancient rocks were found in 1997. the rocks are 3.85billion years old and represent the oldest marine sediments ever found.

    “we can’t be certain that what you are holding once contained living organisms becauseyou’d have to pulverize it to find out,” bennett told me. “but it comes from the same depositwhere the oldest life was excavated, so it probably had life in it.” nor would you find actualfossilized microbes, however carefully you searched. any simple organisms, alas, would havebeen baked away by the processes that turned ocean mud to stone. instead what we would seeif we crunched up the rock and examined it microscopically would be the chemical residuesthat the organisms left behind—carbon isotopes and a type of phosphate called apatite, whichtogether provide strong evidence that the rock once contained colonies of living things. “wecan only guess what the organism might have looked like,” bennett said. “it was probablyabout as basic as life can get—but it was life nonetheless. it lived. it propagated.”

    and eventually it led to us.

    if you are into very old rocks, and bennett indubitably is, the anu has long been a primeplace to be. this is largely thanks to the ingenuity of a man named bill compston, who isnow retired but in the 1970s built the world’s first sensitive high resolution ion microprobe—or shrimp, as it is more affectionately known from its initial letters. this is amachine that measures the decay rate of uranium in tiny minerals called zircons. zirconsappear in most rocks apart from basalts and are extremely durable, surviving every naturalprocess but subduction. most of the earth’s crust has been slipped back into the oven at somepoint, but just occasionally—in western australia and greenland, for example—geologistshave found outcrops of rocks that have remained always at the surface. compston’s machineallowed such rocks to be dated with unparalleled precision. the prototype shrimp was built
    and machined in the earth science department’s own workshops, and looked like somethingthat had been built from spare parts on a budget, but it worked great. on its first formal test, in1982, it dated the oldest thing ever found—a 4.3-billion-year-old  rock from westernaustralia.

    “it caused quite a stir at the time,” bennett told me, “to find something so important soquickly with brand-new technology.”

    she took me down the hall to see the current model, shrimp ii. it was a big heavy pieceof stainless-steel apparatus, perhaps twelve feet long and five feet high, and as solidly built asa deep-sea probe. at a console in front of it, keeping an eye on ever-changing strings offigures on a screen, was a man named bob from canterbury university in new zealand. hehad been there since 4 a.m., he told me. shrimp ii runs twenty-four hours a day; there’s thatmany rocks to date. it was just after 9a.m. and bob had the machine till noon. ask a pair ofgeochemists how something like this works, and they will start talking about isotopicabundances and ionization levels with an enthusiasm that is more endearing than fathomable.

    the upshot of it, however, was that the machine, by bombarding a sample of rock withstreams of charged atoms, is able to detect subtle differences in the amounts of lead anduranium in the zircon samples, by which means the age of rocks can be accurately adduced.

    bob told me that it takes about seventeen minutes to read one zircon and it is necessary toread dozens from each rock to make the data reliable. in practice, the process seemed toinvolve about the same level of scattered activity, and about as much stimulation, as a trip to alaundromat. bob seemed very happy, however; but then people from new zealand verygenerally do.

    the earth sciences compound was an odd combination of things—part offices, part labs,part machine shed. “we used to build everything here,” bennett said. “we even had our ownglassblower, but he’s retired. but we still have two full-time rock crushers.” she caught mylook of mild surprise. “we get through a lot of rocks. and they have to be very carefullyprepared. you have to make sure there is no contamination from previous samples—no dustor anything. it’s quite a meticulous process.” she showed me the rock-crushing machines,which were indeed pristine, though the rock crushers had apparently gone for coffee. besidethe machines were large boxes containing rocks of all shapes and sizes. they do indeed getthrough a lot of rocks at the anu.

    back in bennett’s office after our tour, i noticed hanging on her wall a poster giving anartist’s colorfully imaginative interpretation of earth as it might have looked 3.5 billion yearsago, just when life was getting going, in the ancient period known to earth science as thearchaean. the poster showed an alien landscape of huge, very active volcanoes, and asteamy, copper-colored sea beneath a harsh red sky. stromatolites, a kind of bacterial rock,filled the shallows in the foreground. it didn’t look like a very promising place to create andnurture life. i asked her if the painting was accurate.

    “well, one school of thought says it was actually cool then because the sun was muchweaker.” (i later learned that biologists, when they are feeling jocose, refer to this as the“chinese restaurant problem”—because we had a dim sun.) “without an atmosphereultraviolet rays from the sun, even from a weak sun, would have tended to break apart anyincipient bonds made by molecules. and yet right there”—she tapped the stromatolites—“youhave organisms almost at the surface. it’s a puzzle.”

    “so we don’t know what the world was like back then?”

    “mmmm,” she agreed thoughtfully.

    “either way it doesn’t seem very conducive to life.”

    she nodded amiably. “but there must have been something that suited life. otherwise wewouldn’t be here.”

    it certainly wouldn’t have suited us. if you were to step from a time machine into thatancient archaean world, you would very swiftly scamper back inside, for there was no moreoxygen to breathe on earth back then than there is on mars today. it was also full of noxiousvapors from hydrochloric and sulfuric acids powerful enough to eat through clothing andblister skin. nor would it have provided the clean and glowing vistas depicted in the poster invictoria bennett’s office. the chemical stew that was the atmosphere then would haveallowed little sunlight to reach the earth’s surface. what little you could see would beillumined only briefly by bright and frequent lightning flashes. in short, it was earth, but anearth we wouldn’t recognize as our own.

    anniversaries were few and far between in the archaean world. for two billion yearsbacterial organisms were the only forms of life. they lived, they reproduced, they swarmed,but they didn’t show any particular inclination to move on to another, more challenging levelof existence. at some point in the first billion years of life, cyanobacteria, or blue-green algae,learned to tap into a freely available resource—the hydrogen that exists in spectacularabundance in water. they absorbed water molecules, supped on the hydrogen, and releasedthe oxygen as waste, and in so doing invented photosynthesis. as margulis and sagan note,photosynthesis is “undoubtedly the most important single metabolic innovation in the historyof life on the planet”—and it was invented not by plants but by bacteria.

    as cyanobacteria proliferated the world began to fill with o2to the consternation of thoseorganisms that found it poisonous—which in those days was all of them. in an anaerobic (or anon-oxygen-using) world, oxygen is extremely poisonous. our white cells actually useoxygen to kill invading bacteria. that oxygen is fundamentally toxic often comes as a surpriseto those of us who find it so convivial to our well-being, but that is only because we haveevolved to exploit it. to other things it is a terror. it is what turns butter rancid and makes ironrust. even we can tolerate it only up to a point. the oxygen level in our cells is only about atenth the level found in the atmosphere.

    the new oxygen-using organisms had two advantages. oxygen was a more efficient way toproduce energy, and it vanquished competitor organisms. some retreated into the oozy,anaerobic world of bogs and lake bottoms. others did likewise but then later (much later)migrated to the digestive tracts of beings like you and me. quite a number of these primevalentities are alive inside your body right now, helping to digest your food, but abhorring eventhe tiniest hint of o2. untold numbers of others failed to adapt and died.

    the cyanobacteria were a runaway success. at first, the extra oxygen they produced didn’taccumulate in the atmosphere, but combined with iron to form ferric oxides, which sank to thebottom of primitive seas. for millions of years, the world literally rusted—a phenomenonvividly recorded in the banded iron deposits that provide so much of the world’s iron oretoday. for many tens of millions of years not a great deal more than this happened. if youwent back to that early proterozoic world you wouldn’t find many signs of promise for
    earth’s future life. perhaps here and there in sheltered pools you’d encounter a film of livingscum or a coating of glossy greens and browns on shoreline rocks, but otherwise life remainedinvisible.

    but about 3.5 billion years ago something more emphatic became apparent. wherever theseas were shallow, visible structures began to appear. as they went through their chemicalroutines, the cyanobacteria became very slightly tacky, and that tackiness trappedmicroparticles of dust and sand, which became bound together to form slightly weird but solidstructures—the stromatolites that were featured in the shallows of the poster on victoriabennett’s office wall. stromatolites came in various shapes and sizes. sometimes they lookedlike enormous cauliflowers, sometimes like fluffy mattresses (stromatolite comes from thegreek for “mattress”), sometimes they came in the form of columns, rising tens of metersabove the surface of the water—sometimes as high as a hundred meters. in all theirmanifestations, they were a kind of living rock, and they represented the world’s firstcooperative venture, with some varieties of primitive organism living just at the surface andothers living just underneath, each taking advantage of conditions created by the other. theworld had its first ecosystem.

    for many years, scientists knew about stromatolites from fossil formations, but in 1961they got a real surprise with the discovery of a community of living stromatolites at sharkbay on the remote northwest coast of australia. this was most unexpected—so unexpected,in fact, that it was some years before scientists realized quite what they had found. today,however, shark bay is a tourist attraction—or at least as much of a tourist attraction as a placehundreds of miles from anywhere much and dozens of miles from anywhere at all can ever be.

    boardwalks have been built out into the bay so that visitors can stroll over the water to get agood look at the stromatolites, quietly respiring just beneath the surface. they are lusterlessand gray and look, as i recorded in an earlier book, like very large cow-pats. but it is acuriously giddying moment to find yourself staring at living remnants of earth as it was 3.5billion years ago. as richard fortey has put it: “this is truly time traveling, and if the worldwere attuned to its real wonders this sight would be as well-known as the pyramids of giza.”

    although you’d never guess it, these dull rocks swarm with life, with an estimated (well,obviously estimated) three billion individual organisms on every square yard of rock.

    sometimes when you look carefully you can see tiny strings of bubbles rising to the surface asthey give up their oxygen. in two billion years such tiny exertions raised the level of oxygenin earth’s atmosphere to 20 percent, preparing the way for the next, more complex chapter inlife’s history.

    it has been suggested that the cyanobacteria at shark bay are perhaps the slowest-evolvingorganisms on earth, and certainly now they are among the rarest. having prepared the way formore complex life forms, they were then grazed out of existence nearly everywhere by thevery organisms whose existence they had made possible. (they exist at shark bay becausethe waters are too saline for the creatures that would normally feast on them.)one reason life took so long to grow complex was that the world had to wait until thesimpler organisms had oxygenated the atmosphere sufficiently. “animals could not summonup the energy to work,” as fortey has put it. it took about two billion years, roughly 40percent of earth’s history, for oxygen levels to reach more or less modern levels ofconcentration in the atmosphere. but once the stage was set, and apparently quite suddenly, anentirely new type of cell arose—one with a nucleus and other little bodies collectively calledorganelles (from a greek word meaning “little tools”). the process is thought to have startedwhen some blundering or adventuresome bacterium either invaded or was captured by some
    other bacterium and it turned out that this suited them both. the captive bacterium became, itis thought, a mitochondrion. this mitochondrial invasion (or endosymbiotic event, asbiologists like to term it) made complex life possible. (in plants a similar invasion producedchloroplasts, which enable plants to photosynthesize.)mitochondria manipulate oxygen in a way that liberates energy from foodstuffs. withoutthis niftily facilitating trick, life on earth today would be nothing more than a sludge ofsimple microbes. mitochondria are very tiny—you could pack a billion into the spaceoccupied by a grain of sand—but also very hungry. almost every nutriment you absorb goesto feeding them.

    we couldn’t live for two minutes without them, yet even after a billion years mitochondriabehave as if they think things might not work out between us. they maintain their own dna.

    they reproduce at a different time from their host cell. they look like bacteria, divide likebacteria, and sometimes respond to antibiotics in the way bacteria do. in short, they keep theirbags packed. they don’t even speak the same genetic language as the cell in which they live.

    it is like having a stranger in your house, but one who has been there for a billion years.

    the new type of cell is known as a eukaryote (meaning “truly nucleated”), as contrastedwith the old type, which is known as a prokaryote (“prenucleated”), and it seems to havearrived suddenly in the fossil record. the oldest eukaryotes yet known, called grypania, werediscovered in iron sediments in michigan in 1992. such fossils have been found just once, andthen no more are known for 500 million years.

    compared with the new eukaryotes the old prokaryotes were little more than “bags ofchemicals,” in the words of the geologist stephen drury. eukaryotes were bigger—eventuallyas much as ten thousand times bigger—than their simpler cousins, and carried as much as athousand times more dna. gradually a system evolved in which life was dominated by twotypes of form—organisms that expel oxygen (like plants) and those that take it in (you andme).

    single-celled eukaryotes were once called protozoa (“pre-animals”), but that term isincreasingly disdained. today the common term for them is protists . compared with thebacteria that had gone before, these new protists were wonders of design and sophistication.

    the simple amoeba, just one cell big and without any ambitions but to exist, contains 400million bits of genetic information in its dna—enough, as carl sagan noted, to fill eightybooks of five hundred pages.

    eventually the eukaryotes learned an even more singular trick. it took a long time—abillion years or so—but it was a good one when they mastered it. they learned to formtogether into complex multicellular beings. thanks to this innovation, big, complicated,visible entities like us were possible. planet earth was ready to move on to its next ambitiousphase.

    but before we get too excited about that, it is worth remembering that the world, as we areabout to see, still belongs to the very small.

    20    SMALL WORLD

    it’s probably not a good idea to take too personal an interest in your microbes. louispasteur, the great french chemist and bacteriologist, became so preoccupied with them that hetook to peering critically at every dish placed before him with a magnifying glass, a habit thatpresumably did not win him many repeat invitations to dinner.

    in fact, there is no point in trying to hide from your bacteria, for they are on and around youalways, in numbers you can’t conceive. if you are in good health and averagely diligent abouthygiene, you will have a herd of about one trillion bacteria grazing on your fleshy plains—about a hundred thousand of them on every square centimeter of skin. they are there to dineoff the ten billion or so flakes of skin you shed every day, plus all the tasty oils and fortifyingminerals that seep out from every pore and fissure. you are for them the ultimate food court,with the convenience of warmth and constant mobility thrown in. by way of thanks, they giveyou b.o.

    and those are just the bacteria that inhabit your skin. there are trillions more tucked awayin your gut and nasal passages, clinging to your hair and eyelashes, swimming over thesurface of your eyes, drilling through the enamel of your teeth. your digestive system alone ishost to more than a hundred trillion microbes, of at least four hundred types. some deal withsugars, some with starches, some attack other bacteria. a surprising number, like theubiquitous intestinal spirochetes, have no detectable function at all. they just seem to like tobe with you. every human body consists of about 10 quadrillion cells, but about 100quadrillion bacterial cells. they are, in short, a big part of us. from the bacteria’s point ofview, of course, we are a rather small part of them.

    because we humans are big and clever enough to produce and utilize antibiotics anddisinfectants, it is easy to convince ourselves that we have banished bacteria to the fringes ofexistence. don’t you believe it. bacteria may not build cities or have interesting social lives,but they will be here when the sun explodes. this is their planet, and we are on it onlybecause they allow us to be.

    bacteria, never forget, got along for billions of years without us. we couldn’t survive a daywithout them. they process our wastes and make them usable again; without their diligentmunching nothing would rot. they purify our water and keep our soils productive. bacteriasynthesize vitamins in our gut, convert the things we eat into useful sugars andpolysaccharides, and go to war on alien microbes that slip down our gullet.

    we depend totally on bacteria to pluck nitrogen from the air and convert it into usefulnucleotides and amino acids for us. it is a prodigious and gratifying feat. as margulis andsagan note, to do the same thing industrially (as when making fertilizers) manufacturers mustheat the source materials to 500 degrees centigrade and squeeze them to three hundred timesnormal pressures. bacteria do it all the time without fuss, and thank goodness, for no larger
    organism could survive without the nitrogen they pass on. above all, microbes continue toprovide us with the air we breathe and to keep the atmosphere stable. microbes, including themodern versions of cyanobacteria, supply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planet’s breathable oxygen.

    algae and other tiny organisms bubbling away in the sea blow out about 150 billion kilos ofthe stuff every year.

    and they are amazingly prolific. the more frantic among them can yield a new generationin less than ten minutes; clostridium perfringens, the disagreeable little organism that causesgangrene, can reproduce in nine minutes. at such a rate, a single bacterium could theoreticallyproduce more offspring in two days than there are protons in the universe. “given an adequatesupply of nutrients, a single bacterial cell can generate 280,000 billion individuals in a singleday,” according to the belgian biochemist and nobel laureate christian de duve. in the sameperiod, a human cell can just about manage a single division.

    about once every million divisions, they produce a mutant. usually this is bad luck for themutant—change is always risky for an organism—but just occasionally the new bacterium isendowed with some accidental advantage, such as the ability to elude or shrug off an attack ofantibiotics. with this ability to evolve rapidly goes another, even scarier advantage. bacteriashare information. any bacterium can take pieces of genetic coding from any other.

    essentially, as margulis and sagan put it, all bacteria swim in a single gene pool. anyadaptive change that occurs in one area of the bacterial universe can spread to any other. it’srather as if a human could go to an insect to get the necessary genetic coding to sprout wingsor walk on ceilings. it means that from a genetic point of view bacteria have become a singlesuperorganism—tiny, dispersed, but invincible.

    they will live and thrive on almost anything you spill, dribble, or shake loose. just givethem a little moisture—as when you run a damp cloth over a counter—and they will bloom asif created from nothing. they will eat wood, the glue in wallpaper, the metals in hardenedpaint. scientists in australia found microbes known as thiobacillus concretivorans that livedin—indeed, could not live without—concentrations of sulfuric acid strong enough to dissolvemetal. a species called micrococcus radiophilus was found living happily in the waste tanksof nuclear reactors, gorging itself on plutonium and whatever else was there. some bacteriabreak down chemical materials from which, as far as we can tell, they gain no benefit at all.

    they have been found living in boiling mud pots and lakes of caustic soda, deep insiderocks, at the bottom of the sea, in hidden pools of icy water in the mcmurdo dry valleys ofantarctica, and seven miles down in the pacific ocean where pressures are more than athousand times greater than at the surface, or equivalent to being squashed beneath fiftyjumbo jets. some of them seem to be practically indestructible. deinococcus radiodurans is,according to theeconomist , “almost immune to radioactivity.” blast its dna with radiation,and the pieces immediately reform “like the scuttling limbs of an undead creature from ahorror movie.”

    perhaps the most extraordinary survival yet found was that of a streptococcus bacteriumthat was recovered from the sealed lens of a camera that had stood on the moon for two years.

    in short, there are few environments in which bacteria aren’t prepared to live. “they arefinding now that when they push probes into ocean vents so hot that the probes actually startto melt, there are bacteria even there,” victoria bennett told me.

    in the 1920s two scientists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edson bastin and frank greer,announced that they had isolated from oil wells strains of bacteria that had been living at
    depths of two thousand feet. the notion was dismissed as fundamentally preposterous—therewas nothing to live on at two thousand feet—and for fifty years it was assumed that theirsamples had been contaminated with surface microbes. we now know that there are a lot ofmicrobes living deep within the earth, many of which have nothing at all to do with theorganic world. they eat rocks or, rather, the stuff that’s in rocks—iron, sulfur, manganese,and so on. and they breathe odd things too—iron, chromium, cobalt, even uranium. suchprocesses may be instrumental in concentrating gold, copper, and other precious metals, andpossibly deposits of oil and natural gas. it has even been suggested that their tireless nibblingscreated the earth’s crust.

    some scientists now think that there could be as much as 100 trillion tons of bacteria livingbeneath our feet in what are known as subsurface lithoautotrophic microbial ecosystems—slime for short. thomas gold of cornell has estimated that if you took all the bacteria out ofthe earth’s interior and dumped it on the surface, it would cover the planet to a depth of fivefeet. if the estimates are correct, there could be more life under the earth than on top of it.

    at depth microbes shrink in size and become extremely sluggish. the liveliest of them maydivide no more than once a century, some no more than perhaps once in five hundred years.

    as the economist has put it: “the key to long life, it seems, is not to do too much.” whenthings are really tough, bacteria are prepared to shut down all systems and wait for bettertimes. in 1997 scientists successfully activated some anthrax spores that had lain dormant foreighty years in a museum display in trondheim, norway. other microorganisms have leaptback to life after being released from a 118-year-old can of meat and a 166-year-old bottle ofbeer. in 1996, scientists at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 claimed to have revived bacteriafrozen in siberian permafrost for three million years. but the record claim for durability so faris one made by russell vreeland and colleagues at west chester university in pennsylvaniain 2000, when they announced that they had resuscitated 250-million-year-old bacteria calledbacillus permians that had been trapped in salt deposits two thousand feet underground incarlsbad, new mexico. if so, this microbe is older than the continents.

    the report met with some understandable dubiousness. many biochemists maintained thatover such a span the microbe’s components would have become uselessly degraded unless thebacterium roused itself from time to time. however, if the bacterium did stir occasionallythere was no plausible internal source of energy that could have lasted so long. the moredoubtful scientists suggested that the sample may have been contaminated, if not during itsretrieval then perhaps while still buried. in 2001, a team from tel aviv university argued thatb. permians were almost identical to a strain of modern bacteria, bacillus marismortui, foundin the dead sea. only two of its genetic sequences differed, and then only slightly.

    “are we to believe,” the israeli researchers wrote, “that in 250 million years b. permianshas accumulated the same amount of genetic differences that could be achieved in just 3–7days in the laboratory?” in reply, vreeland suggested that “bacteria evolve faster in the labthan they do in the wild.”

    maybe.

    it is a remarkable fact that well into the space age, most school textbooks divided the worldof the living into just two categories—plant and animal. microorganisms hardly featured.

    amoebas and similar single-celled organisms were treated as proto-animals and algae as
    proto-plants. bacteria were usually lumped in with plants, too, even though everyone knewthey didn’t belong there. as far back as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german naturalisternst haeckel had suggested that bacteria deserved to be placed in a separate kingdom, whichhe called monera, but the idea didn’t begin to catch on among biologists until the 1960s andthen only among some of them. (i note that my trusty american heritage desk dictionaryfrom 1969 doesn’t recognize the term.)many organisms in the visible world were also poorly served by the traditional division.

    fungi, the group that includes mushrooms, molds, mildews, yeasts, and puffballs, were nearlyalways treated as botanical objects, though in fact almost nothing about them—how theyreproduce and respire, how they build themselves—matches anything in the plant world.

    structurally they have more in common with animals in that they build their cells from chitin,a material that gives them their distinctive texture. the same substance is used to make theshells of insects and the claws of mammals, though it isn’t nearly so tasty in a stag beetle as ina portobello mushroom. above all, unlike all plants, fungi don’t photosynthesize, so theyhave no chlorophyll and thus are not green. instead they grow directly on their food source,which can be almost anything. fungi will eat the sulfur off a concrete wall or the decayingmatter between your toes—two things no plant will do. almost the only plantlike quality theyhave is that they root.

    even less comfortably susceptible to categorization was the peculiar group of organismsformally called myxomycetes but more commonly known as slime molds. the name no doubthas much to do with their obscurity. an appellation that sounded a little more dynamic—“ambulant self-activating protoplasm,” say—and less like the stuff you find when you reachdeep into a clogged drain would almost certainly have earned these extraordinary entities amore immediate share of the attention they deserve, for slime molds are, make no mistake,among the most interesting organisms in nature. when times are good, they exist as one-celled individuals, much like amoebas. but when conditions grow tough, they crawl to acentral gathering place and become, almost miraculously, a slug. the slug is not a thing ofbeauty and it doesn’t go terribly far—usually just from the bottom of a pile of leaf litter to thetop, where it is in a slightly more exposed position—but for millions of years this may wellhave been the niftiest trick in the universe.

    and it doesn’t stop there. having hauled itself up to a more favorable locale, the slimemold transforms itself yet again, taking on the form of a plant. by some curious orderlyprocess the cells reconfigure, like the members of a tiny marching band, to make a stalk atopof which forms a bulb known as a fruiting body. inside the fruiting body are millions ofspores that, at the appropriate moment, are released to the wind to blow away and becomesingle-celled organisms that can start the process again.

    for years slime molds were claimed as protozoa by zoologists and as fungi by mycologists,though most people could see they didn’t really belong anywhere. when genetic testingarrived, people in lab coats were surprised to find that slime molds were so distinctive andpeculiar that they weren’t directly related to anything else in nature, and sometimes not evento each other.

    in 1969, in an attempt to bring some order to the growing inadequacies of classification, anecologist from cornell university named r. h. whittaker unveiled in the journalscience aproposal to divide life into five principal branches—kingdoms, as they are known—calledanimalia, plantae, fungi, protista, and monera. protista, was a modification of an earlier
    term, protoctista, which had been suggested a century earlier by a scottish biologist namedjohn hogg, and was meant to describe any organisms that were neither plant nor animal.

    though whittaker’s new scheme was a great improvement, protista remained ill defined.

    some taxonomists reserved it for large unicellular organisms—the eukaryotes—but otherstreated it as the kind of odd sock drawer of biology, putting into it anything that didn’t fitanywhere else. it included (depending on which text you consulted) slime molds, amoebas,and even seaweed, among much else. by one calculation it contained as many as 200,000different species of organism all told. that’s a lot of odd socks.

    ironically, just as whittaker’s five-kingdom classification was beginning to find its wayinto textbooks, a retiring academic at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was groping his way toward adiscovery that would challenge everything. his name was carl woese (rhymes with rose), andsince the mid-1960s—or about as early as it was possible to do so—he had been quietlystudying genetic sequences in bacteria. in the early days, this was an exceedingly painstakingprocess. work on a single bacterium could easily consume a year. at that time, according towoese, only about 500 species of bacteria were known, which is fewer than the number ofspecies you have in your mouth. today the number is about ten times that, though that is stillfar short of the 26,900 species of algae, 70,000 of fungi, and 30,800 of amoebas and relatedorganisms whose biographies fill the annals of biology.

    it isn’t simple indifference that keeps the total low. bacteria can be exasperatingly difficultto isolate and study. only about 1 percent will grow in culture. considering how wildlyadaptable they are in nature, it is an odd fact that the one place they seem not to wish to live isa petri dish. plop them on a bed of agar and pamper them as you will, and most will just liethere, declining every inducement to bloom. any bacterium that thrives in a lab is bydefinition exceptional, and yet these were, almost exclusively, the organisms studied bymicrobiologists. it was, said woese, “like learning about animals from visiting zoos.”

    genes, however, allowed woese to approach microorganisms from another angle. as heworked, woese realized that there were more fundamental divisions in the microbial worldthan anyone suspected. a lot of little organisms that looked like bacteria and behaved likebacteria were actually something else altogether—something that had branched off frombacteria a long time ago. woese called these organisms archaebacteria, later shortened toarchaea.

    it has be said that the attributes that distinguish archaea from bacteria are not the sort thatwould quicken the pulse of any but a biologist. they are mostly differences in their lipids andan absence of something called peptidoglycan. but in practice they make a world ofdifference. archaeans are more different from bacteria than you and i are from a crab orspider. singlehandedly woese had discovered an unsuspected division of life, so fundamentalthat it stood above the level of kingdom at the apogee of the universal tree of life, as it israther reverentially known.

    in 1976, he startled the world—or at least the little bit of it that was paying attention—byredrawing the tree of life to incorporate not five main divisions, but twenty-three. these hegrouped under three new principal categories—bacteria, archaea, and eukarya (sometimesspelled eucarya)—which he called domains.

    woese’s new divisions did not take the biological world by storm. some dismissed them asmuch too heavily weighted toward the microbial. many just ignored them. woese, according
    to frances ashcroft, “felt bitterly disappointed.” but slowly his new scheme began to catchon among microbiologists. botanists and zoologists were much slower to admire its virtues.

    it’s not hard to see why. on woese’s model, the worlds of botany and zoology are relegatedto a few twigs on the outermost branch of the eukaryan limb. everything else belongs tounicellular beings.

    “these folks were brought up to classify in terms of gross morphological similarities anddifferences,” woese told an interviewer in 1996. “the idea of doing so in terms of molecularsequence is a bit hard for many of them to swallow.” in short, if they couldn’t see a differencewith their own eyes, they didn’t like it. and so they persisted with the traditional five-kingdom division—an arrangement that woese called “not very useful” in his mildermoments and “positively misleading” much of the rest of the time. “biology, like physicsbefore it,” woese wrote, “has moved to a level where the objects of interest and theirinteractions often cannot be perceived through direct observation.”

    in 1998 the great and ancient harvard zoologist ernst mayr (who then was in his ninety-fourth year and at the time of my writing is nearing one hundred and still going strong) stirredthe pot further by declaring that there should be just two prime divisions of life—“empires”

    he called them. in a paper published i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mayr said that woese’s findings were interesting but ultimately misguided, noting that“woese was not trained as a biologist and quite naturally does not have an extensivefamiliarity with the principles of classification,” which is perhaps as close as onedistinguished scientist can come to saying of another that he doesn’t know what he is talkingabout.

    the specifics of mayr’s criticisms are too technical to need extensive airing here—theyinvolve issues of meiotic sexuality, hennigian cladification, and controversial interpretationsof the genome of methanobacterium thermoautrophicum, among rather a lot else—butessentially he argues that woese’s arrangement unbalances the tree of life. the bacterialrealm, mayr notes, consists of no more than a few thousand species while the archaean has amere 175 named specimens, with perhaps a few thousand more to be found—“but hardlymore than that.” by contrast, the eukaryotic realm—that is, the complicated organisms withnucleated cells, like us—numbers already in the millions. for the sake of “the principle ofbalance,” mayr argues for combining the simple bacterial organisms in a single category,prokaryota, while placing the more complex and “highly evolved” remainder in the empireeukaryota, which would stand alongside as an equal. put another way, he argues for keepingthings much as they were before. this division between simple cells and complex cells “iswhere the great break is in the living worl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halophilic archaeans and methanosarcina or between flavobacteriaand gram-positive bacteria clearly will never be a matter of moment for most of us, but it isworth remembering that each is as different from its neighbors as animals are from plants. ifwoese’s new arrangement teaches us anything it is that life really is various and that most ofthat variety is small, unicellular, and unfamiliar. it is a natural human impulse to think ofevolution as a long chain of improvements, of a never-ending advance toward largeness andcomplexity—in a word, toward us. we flatter ourselves. most of the real diversity inevolution has been small-scale. we large things are just flukes—an interesting side branch. ofthe twenty-three main divisions of life, only three—plants, animals, and fungi—are largeenough to be seen by the human eye, and even they contain species that are microscopic.

    indeed, according to woese, if you totaled up all the biomass of the planet—every living
    thing, plants included—microbes would account for at least 80 percent of all there is, perhapsmore. the world belongs to the very small—and it has for a very long time.

    so why, you are bound to ask at some point in your life, do microbes so often want to hurtus? what possible satisfaction could there be to a microbe in having us grow feverish orchilled, or disfigured with sores, or above all expire? a dead host, after all, is hardly going toprovide long-term hospitality.

    to begin with, it is worth remembering that most microorganisms are neutral or evenbeneficial to human well-being. the most rampantly infectious organism on earth, abacterium called wolbachia, doesn’t hurt humans at all—or, come to that, any othervertebrates—but if you are a shrimp or worm or fruit fly, it can make you wish you had neverbeen born. altogether, only about one microbe in a thousand is a pathogen for humans,according to national geographic —though, knowing what some of them can do, we couldbe forgiven for thinking that that is quite enough. even if mostly benign, microbes are still thenumber-three killer in the western world, and even many less lethal ones of course make usdeeply rue their existence.

    making a host unwell has certain benefits for the microbe. the symptoms of an illnessoften help to spread the disease. vomiting, sneezing, and diarrhea are excellent methods ofgetting out of one host and into position for another. the most effective strategy of all is toenlist the help of a mobile third party. infectious organisms love mosquitoes because themosquito’s sting delivers them directly to a bloodstream where they can get straight to workbefore the victim’s defense mechanisms can figure out what’s hit them. this is why so manygrade-a diseases—malaria, yellow fever, dengue fever, encephalitis, and a hundred or soother less celebrated but often rapacious maladies—begin with a mosquito bite. it is afortunate fluke for us that hiv, the aids agent, isn’t among them—at least not yet. any hivthe mosquito sucks up on its travels is dissolved by the mosquito’s own metabolism. whenthe day comes that the virus mutates its way around this, we may be in real trouble.

    it is a mistake, however, to consider the matter too carefully from the position of logicbecause microorganisms clearly are not calculating entities. they don’t care what they do toyou any more than you care what distress you cause when you slaughter them by the millionswith a soapy shower or a swipe of deodorant. the only time your continuing well-being is ofconsequence to a pathogen is when it kills you too well. if they eliminate you before they canmove on, then they may well die out themselves. this in fact sometimes happens. history,jared diamond notes, is full of diseases that “once caused terrifying epidemics and thendisappeared as mysteriously as they had come.” he cites the robust but mercifully transientenglish sweating sickness, which raged from 1485 to 1552, killing tens of thousands as itwent, before burning itself out. too much efficiency is not a good thing for any infectiousorganism.

    a great deal of sickness arises not because of what the organism has done to you but whatyour body is trying to do to the organism. in its quest to rid the body of pathogens, theimmune system sometimes destroys cells or damages critical tissues, so often when you areunwell what you are feeling is not the pathogens but your own immune responses. anyway,getting sick is a sensible response to infection. sick people retire to their beds and thus areless of a threat to the wider community. resting also frees more of the body’s resources toattend to the infection.

    because there are so many things out there with the potential to hurt you, your body holdslots of different varieties of defensive white cells—some ten million types in all, eachdesigned to identify and destroy a particular sort of invader. it would be impossibly inefficientto maintain ten million separate standing armies, so each variety of white cell keeps only afew scouts on active duty. when an infectious agent—what’s known as an antigen—invades,relevant scouts identify the attacker and put out a call for reinforcements of the right type.

    while your body is manufacturing these forces, you are likely to feel wretched. the onset ofrecovery begins when the troops finally swing into action.

    white cells are merciless and will hunt down and kill every last pathogen they can find. toavoid extinction, attackers have evolved two elemental strategies. either they strike quicklyand move on to a new host, as with common infectious illnesses like flu, or they disguisethemselves so that the white cells fail to spot them, as with hiv, the virus responsible foraids, which can sit harmlessly and unnoticed in the nuclei of cells for years before springinginto action.

    one of the odder aspects of infection is that microbes that normally do no harm at allsometimes get into the wrong parts of the body and “go kind of crazy,” in the words of dr.

    bryan marsh, an infectious diseases specialist at dartmouth–hitchcock medical center inlebanon, new hamphire. “it happens all the time with car accidents when people sufferinternal injuries. microbes that are normally benign in the gut get into other parts of thebody—the bloodstream, for instance—and cause terrible havoc.”

    the scariest, most out-of-control bacterial disorder of the moment is a disease callednecrotizing fasciitis in which bacteria essentially eat the victim from the inside out, devouringinternal tissue and leaving behind a pulpy, noxious residue. patients often come in withcomparatively mild complaints—a skin rash and fever typically—but then dramaticallydeteriorate. when they are opened up it is often found that they are simply being consumed.

    the only treatment is what is known as “radical excisional surgery”—cutting out every bit ofinfected area. seventy percent of victims die; many of the rest are left terribly disfigured. thesource of the infection is a mundane family of bacteria called group a streptococcus, whichnormally do no more than cause strep throat. very occasionally, for reasons unknown, someof these bacteria get through the lining of the throat and into the body proper, where theywreak the most devastating havoc. they are completely resistant to antibiotics. about athousand cases a year occur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no one can say that it won’t get worse.

    precisely the same thing happens with meningitis. at least 10 percent of young adults, andperhaps 30 percent of teenagers, carry the deadly meningococcal bacterium, but it lives quiteharmlessly in the throat. just occasionally—in about one young person in a hundredthousand—it gets into the bloodstream and makes them very ill indeed. in the worst cases,death can come in twelve hours. that’s shockingly quick. “you can have a person who’s inperfect health at breakfast and dead by evening,” says marsh.

    we would have much more success with bacteria if we weren’t so profligate with our bestweapon against them: antibiotics. remarkably, by one estimate some 70 percent of theantibiotics used in the developed world are given to farm animals, often routinely in stockfeed, simply to promote growth or as a precaution against infection. such applications givebacteria every opportunity to evolve a resistance to them. it is an opportunity that they haveenthusiastically seized.

    in 1952, penicillin was fully effective against all strains of staphylococcus bacteria, to suchan extent that by the early 1960s the u.s. surgeon general, william stewart, felt confidentenough to declare: “the time has come to close the book on infectious diseases. we havebasically wiped out infe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even as he spoke, however, some 90percent of those strains were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ing immunity to penicillin. soon one ofthese new strains, called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 began to show up inhospitals. only one type of antibiotic, vancomycin, remained effective against it, but in 1997a hospital in tokyo reported the appearance of a strain that could resist even that. withinmonths it had spread to six other japanese hospitals. all over, the microbes are beginning towin the war again: in u.s. hospitals alone, some fourteen thousand people a year die frominfections they pick up there. as james surowiecki has noted, given a choice betweendeveloping antibiotics that people will take every day for two weeks or antidepressants thatpeople will take every day forever, drug companies not surprisingly opt for the latter.

    although a few antibiotics have been toughened up a bit,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hasn’tgiven us an entirely new antibiotic since the 1970s.

    our carelessness is all the more alarming since the discovery that many other ailments maybe bacterial in origin. the process of discovery began in 1983 when barry marshall, a doctorin perth, western australia, found that many stomach cancers and most stomach ulcers arecaused by a bacterium called helicobacter pylori. even though his findings were easily tested,the notion was so radical that more than a decade would pass before they were generallyaccepted. america’s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for instance, didn’t officially endorse theidea until 1994. “hundreds, even thousands of people must have died from ulcers whowouldn’t have,” marshall told a reporter from forbes in 1999.

    since then further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here is or may well be a bacterial component inall kinds of other disorders—heart disease, asthma, arthritis, multiple sclerosis, several typesof mental disorders, many cancers, even, it has been suggested (inscience no less), obesity.

    the day may not be far off when we desperately require an effective antibiotic and haven’tgot one to call on.

    it may come as a slight comfort to know that bacteria can themselves get sick. they aresometimes infected by bacteriophages (or simply phages), a type of virus. a virus is a strangeand unlovely entity—“a piece of nucleic acid surrounded by bad news” in the memorablephrase of the nobel laureate peter medawar. smaller and simpler than bacteria, viruses aren’tthemselves alive. in isolation they are inert and harmless. but introduce them into a suitablehost and they burst into busyness—into life. about five thousand types of virus are known,and between them they afflict us with many hundreds of diseases, ranging from the flu andcommon cold to those that are most invidious to human well-being: smallpox, rabies, yellowfever, ebola, polio, and the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the source of aids.

    viruses prosper by hijacking the genetic material of a living cell and using it to producemore virus. they reproduce in a fanatical manner, then burst out in search of more cells toinvade. not being living organisms themselves, they can afford to be very simple. many,including hiv, have ten genes or fewer, whereas even the simplest bacteria require severalthousand. they are also very tiny, much too small to be seen with a conventional microscope.

    it wasn’t until 1943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electron microscope that science got its first lookat them. but they can do immense damage. smallpox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lone killed anestimated 300 million people.

    they also have an unnerving capacity to burst upon the world in some new and startlingform and then to vanish again as quickly as they came. in 1916, in one such case, people ineurope and america began to come down with a strange sleeping sickness, which becameknown as encephalitis lethargica. victims would go to sleep and not wake up. they could beroused without great difficulty to take food or go to the lavatory, and would answer questionssensibly—they knew who and where they were—though their manner was always apathetic.

    however, the moment they were permitted to rest, they would sink at once back intodeepest slumber and remain in that state for as long as they were left. some went on in thismanner for months before dying. a very few survived and regained consciousness but nottheir former liveliness. they existed in a state of profound apathy, “like extinct volcanoes,” inthe words of one doctor. in ten years the disease killed some five million people and thenquietly went away. it didn’t get much lasting attention because in the meantime an even worseepidemic—indeed, the worst in history—swept across the world.

    it is sometimes called the great swine flu epidemic and sometimes the great spanish fluepidemic, but in either case it was ferocious. world war i killed twenty-one million people infour years; swine flu did the same in its first four months. almost 80 percent of americancasualties in the first world war came not from enemy fire, but from flu. in some units themortality rate was as high as 80 percent.

    swine flu arose as a normal, nonlethal flu in the spring of 1918, but somehow over thefollowing months—no one knows how or where—it mutated into something more severe. afifth of victims suffered only mild symptoms, but the rest became gravely ill and often died.

    some succumbed within hours; others held on for a few day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first deaths were recorded among sailors in boston in late august1918, but the epidemic quickly spread to all parts of the country. schools closed, publicentertainments were shut down, people everywhere wore masks. it did little good. betweenthe autumn of 1918 and spring of the following year, 548,452 people died of the flu inamerica. the toll in britain was 220,000, with similar numbers dead in france and germany.

    no one knows the global toll, as records in the third world were often poor, but it was notless than 20 million and probably more like 50 million. some estimates have put the globaltotal as high as 100 million.

    in an attempt to devise a vaccine, medical authorities conducted tests on volunteers at amilitary prison on deer island in boston harbor. the prisoners were promised pardons if theysurvived a battery of tests. these tests were rigorous to say the least. first the subjects wereinjected with infected lung tissue taken from the dead and then sprayed in the eyes, nose, andmouth with infectious aerosols. if they still failed to succumb, they had their throats swabbedwith discharges taken from the sick and dying. if all else failed, they were required to sitopen-mouthed while a gravely ill victim was helped to cough into their faces.

    out of—somewhat amazingly—three hundred men who volunteered, the doctors chosesixty-two for the tests. none contracted the flu—not one. the only person who did grow illwas the ward doctor, who swiftly died. the probable explanation for this is that the epidemichad passed through the prison a few weeks earlier and the volunteers, all of whom hadsurvived that visitation, had a natural immunity.

    much about the 1918 flu is understood poorly or not at all. one mystery is how it eruptedsuddenly, all over, in places separated by oceans, mountain ranges, and other earthly
    impediments. a virus can survive for no more than a few hours outside a host body, so howcould it appear in madrid, bombay, and philadelphia all in the same week?

    the probable answer is that it was incubated and spread by people who had only slightsymptoms or none at all. even in normal outbreaks, about 10 percent of people have the flubut are unaware of it because they experience no ill effects. and because they remain incirculation they tend to be the great spreaders of the disease.

    that would account for the 1918 outbreak’s widespread distribution, but it still doesn’texplain how it managed to lay low for several months before erupting so explosively at moreor less the same time all over. even more mysterious is that it was primarily devastating topeople in the prime of life. flu normally is hardest on infants and the elderly, but in the 1918outbreak deaths were overwhelmingly among people in their twenties and thirties. olderpeople may have benefited from resistance gained from an earlier exposure to the same strain,but why the very young were similarly spared is unknown. the greatest mystery of all is whythe 1918 flu was so ferociously deadly when most flus are not. we still have no idea.

    from time to time certain strains of virus return. a disagreeable russian virus known ash1n1 caused severe outbreaks over wide areas in 1933, then again in the 1950s, and yet againin the 1970s. where it went in the meantime each time is uncertain. one suggestion is thatviruses hide out unnoticed in populations of wild animals before trying their hand at a newgeneration of humans. no one can rule out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great swine flu epidemicmight once again rear its head.

    and if it doesn’t, others well might. new and frightening viruses crop up all the time.

    ebola, lassa, and marburg fevers all have tended to flare up and die down again, but no onecan say that they aren’t quietly mutating away somewhere, or simply awaiting the rightopportunity to burst forth in a catastrophic manner. it is now apparent that aids has beenamong us much longer than anyone originally suspected. researchers at the manchesterroyal infirmary in england discovered that a sailor who had died of mysterious, untreatablecauses in 1959 in fact had aids. but for whatever reasons the disease remained generallyquiescent for another twenty years.

    the miracle is that other such diseases haven’t gone rampant. lassa fever, which wasn’tfirst detected until 1969, in west africa, is extremely virulent and little understood. in 1969, adoctor at a yale university lab in new haven, connecticut, who was studying lassa fevercame down with it. he survived, but, more alarmingly, a technician in a nearby lab, with nodirect exposure, also contracted the disease and died.

    happily the outbreak stopped there, but we can’t count on such good fortune always. ourlifestyles invite epidemics. air travel makes it possible to spread infectious agents across theplanet with amazing ease. an ebola virus could begin the day in, say, benin, and finish it innew york or hamburg or nairobi, or all three. it means also that medical authoritiesincreasingly need to be acquainted with pretty much every malady that exists everywhere, butof course they are not. in 1990, a nigerian living in chicago was exposed to lassa fever on avisit to his homeland, but didn’t develop symptoms until he had returned to the united states.

    he died in a chicago hospital without diagnosis and without anyone taking any specialprecautions in treating him, unaware that he had one of the most lethal and infectious diseaseson the planet. miraculously, no one else was infected. we may not be so lucky next time.

    and on that sobering note, it’s time to return to the world of the visibly living.

    21    LIFE GOES ON

    it isn’t easy to become a fossil. the fate of nearly all living organisms—over 99.9percent of them—is to compost down to nothingness. when your spark is gone, everymolecule you own will be nibbled off you or sluiced away to be put to use in some othersystem. that’s just the way it is. even if you make it into the small pool of organisms, the lessthan 0.1 percent, that don’t get devoured, the chances of being fossilized are very small.

    in order to become a fossil, several things must happen. first, you must die in the rightplace. only about 15 percent of rocks can preserve fossils, so it’s no good keeling over on afuture site of granite. in practical terms the deceased must become buried in sediment, whereit can leave an impression, like a leaf in wet mud, or decompose without exposure to oxygen,permitting the molecules in its bones and hard parts (and very occasionally softer parts) to bereplaced by dissolved minerals, creating a petrified copy of the original. then as thesediments in which the fossil lies are carelessly pressed and folded and pushed about byearth’s processes, the fossil must somehow maintain an identifiable shape. finally, but aboveall, after tens of millions or perhaps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years hidden away, it must befound and recognized as something worth keeping.

    only about one bone in a billion, it is thought, ever becomes fossilized. if that is so, itmeans that the complete fossil legacy of all the americans alive today—that’s 270 millionpeople with 206 bones each—will only be about fifty bones, one quarter of a completeskeleton. that’s not to say of course that any of these bones will actually be found. bearing inmind that they can be buried anywhere within an area of slightly over 3.6 million squaremiles, little of which will ever be turned over, much less examined, it would be something ofa miracle if they were. fossils are in every sense vanishingly rare. most of what has lived onearth has left behind no record at all. it has been estimated that less than one species in tenthousand has made it into the fossil record. that in itself is a stunningly infinitesimalproportion. however, if you accept the common estimate that the earth has produced 30billion species of creature in its time and richard leakey and roger lewin’s statement (inthe sixth extinction ) that there are 250,000 species of creature in the fossil record, thatreduces the proportion to just one in 120,000. either way, what we possess is the merestsampling of all the life that earth has spawned.

    moreover, the record we do have is hopelessly skewed. most land animals, of course, don’tdie in sediments. they drop in the open and are eaten or left to rot or weather down tonothing. the fossil record consequently is almost absurdly biased in favor of marine creatures.

    about 95 percent of all the fossils we possess are of animals that once lived under water,mostly in shallow seas.

    i mention all this to explain why on a gray day in february i went to the natural historymuseum in london to meet a cheerful, vaguely rumpled, very likeable paleontologist namedrichard fortey.

    fortey knows an awful lot about an awful lot. he is the author of a wry, splendid bookcalled life: an unauthorised biography, which covers the whole pageant of animate creation.

    but his first love is a type of marine creature called trilobites that once teemed in ordovicianseas but haven’t existed for a long time except in fossilized form. all shared a basic body planof three parts, or lobes—head, tail, thorax—from which comes the name. fortey found hisfirst when he was a boy clambering over rocks at st. david’s bay in wales. he was hookedfor life.

    he took me to a gallery of tall metal cupboards. each cupboard was filled with shallowdrawers, and each drawer was filled with stony trilobites—twenty thousand specimens in all.

    “it seems like a big number,” he agreed, “but you have to remember that millions uponmillions of trilobites lived for millions upon millions of years in ancient seas, so twentythousand isn’t a huge number. and most of these are only partial specimens. finding acomplete trilobite fossil is still a big moment for a paleontologist.”

    trilobites first appeared—fully formed, seemingly from nowhere—about 540 million yearsago, near the start of the great outburst of complex life popularly known as the cambrianexplosion, and then vanished, along with a great deal else, in the great and still mysteriouspermian extinction 300,000 or so centuries later. as with all extinct creatures, there is anatural temptation to regard them as failures, but in fact they were among the most successfulanimals ever to live. their reign ran for 300 million years—twice the span of dinosaurs,which were themselves one of history’s great survivors. humans, fortey points out, havesurvived so far for one-half of 1 percent as long.

    with so much time at their disposal, the trilobites proliferated prodigiously. most remainedsmall, about the size of modern beetles, but some grew to be as big as platters. altogetherthey formed at least five thousand genera and sixty thousand species—though more turn upall the time. fortey had recently been at a conference in south america where he wasapproached by an academic from a small provincial university in argentina. “she had a boxthat was full of interesting things—trilobites that had never been seen before in southamerica, or indeed anywhere, and a great deal else. she had no research facilities to studythem and no funds to look for more. huge parts of the world are still unexplored.”

    “in terms of trilobites?”

    “no, in terms of everything.”

    throughout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rilobites were almost the only known forms of earlycomplex life, and for that reason were assiduously collected and studied. the big mysteryabout them was their sudden appearance. even now, as fortey says, it can be startling to go tothe right formation of rocks and to work your way upward through the eons finding no visiblelife at all, and then suddenly “a whole profallotaspis or elenellus as big as a crab will popinto your waiting hands.” these were creatures with limbs, gills, nervous systems, probingantennae, “a brain of sorts,” in fortey’s words, and the strangest eyes ever seen. made of
    calcite rods, the same stuff that forms limestone, they constituted the earliest visual systemsknown. more than this, the earliest trilobites didn’t consist of just one venturesome speciesbut dozens, and didn’t appear in one or two locations but all over. many thinking people inthe nineteenth century saw this as proof of god’s handiwork and refutation of darwin’sevolutionary ideals. if evolution proceeded slowly, they asked, then how did he account forthis sudden appearance of complex, fully formed creatures? the fact is, he couldn’t.

    and so matters seemed destined to remain forever until one day in 1909, three months shyof the fif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publication of darwin’s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 when apaleontologist named charles doolittle walcott made an extraordinary find in the canadianrockies.

    walcott was born in 1850 and grew up near utica, new york, in a family of modest means,which became more modest still with the sudden death of his father when walcott was aninfant. as a boy walcott discovered that he had a knack for finding fossils, particularlytrilobites, and built up a collection of sufficient distinction that it was bought by louisagassiz for his museum at harvard for a small fortune—about $70,000 in today’s money.

    although he had barely a high school education and was self taught in the sciences, walcottbecame a leading authority on trilobites and was the first person to establish that trilobiteswere arthropods, the group that includes modern insects and crustaceans.

    in 1879 he took a job as a field researcher with the newly formed united states geologicalsurvey and served with such distinction that within fifteen years he had risen to be its head. in1907 he was appointed secretary of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here he remained until hisdeath in 1927. despite his administrative obligations, he continued to do fieldwork and towrite prolifically. “his books fill a library shelf,” according to fortey. not incidentally, hewas also a founding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for aeronautics, whicheventually became the 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gency, or nasa, and thus canrightly be considered the grandfather of the space age.

    but what he is remembered for now is an astute but lucky find in british columbia, highabove the little town of field, in the late summer of 1909. the customary version of the storyis that walcott, accompanied by his wife, was riding on horseback on a mountain trail beneaththe spot called the burgess ridge when his wife’s horse slipped on loose stones. dismountingto assist her, walcott discovered that the horse had turned a slab of shale that contained fossilcrustaceans of an especially ancient and unusual type. snow was falling—winter comes earlyto the canadian rockies—so they didn’t linger, but the next year at the first opportunitywalcott returned to the spot. tracing the presumed route of the rocks’ slide, he climbed 750feet to near the mountain’s summit. there, 8,000 feet above sea level, he found a shaleoutcrop, about the length of a city block, containing an unrivaled array of fossils from soonafter the moment when complex life burst forth in dazzling profusion—the famous cambrianexplosion. walcott had found, in effect, the holy grail of paleontology. the outcrop becameknown as the burgess shale, and for a long time it provided “our sole vista upon the inceptionof modern life in all its fullness,” as the late stephen jay gould recorded in his popular bookwonderful life .

    gould, ever scrupulous, discovered from reading walcott’s diaries that the story of theburgess shale’s discovery appears to have been somewhat embroidered—walcott makes nomention of a slipping horse or falling snow—but there is no disputing that it was anextraordinary find.

    it is almost impossible for us whose time on earth is limited to a breezy few decades toappreciate how remote in time from us the cambrian outburst was. if you could fly backwardsinto the past at the rate of one year per second, it would take you about half an hour to reachthe time of christ, and a little over three weeks to get back to the beginnings of human life.

    but it would take you twenty years to reach the dawn of the cambrian period. it was, in otherwords, an extremely long time ago, and the world was a very different place.

    for one thing, 500-million-plus years ago when the burgess shale was formed it wasn’t atthe top of a mountain but at the foot of one. specifically it was a shallow ocean basin at thebottom of a steep cliff. the seas of that time teemed with life, but normally the animals left norecord because they were soft-bodied and decayed upon dying. but at burgess the cliffcollapsed, and the creatures below, entombed in a mudslide, were pressed like flowers in abook, their features preserved in wondrous detail.

    in annual summer trips from 1910 to 1925 (by which time he was seventy-five years old),walcott excavated tens of thousands of specimens (gould says 80,000; the normallyunimpeachable fact checkers of national georgraphic say 60,000), which he brought back towashington for further study. in both sheer numbers and diversity the collection wasunparalleled. some of the burgess fossils had shells; many others did not. some were sighted,others blind. the variety was enormous, consisting of 140 species by one count. “the burgessshale included a range of disparity in anatomical designs never again equaled, and notmatched today by all the creatures in the world’s oceans,” gould wrote.

    unfortunately, according to gould, walcott failed to discern the significance of what hehad found. “snatching defeat from the jaws of victory,” gould wrote in another work, eightlittle piggies, “walcott then proceeded to misinterpret these magnificent fossils in the deepestpossible way.” he placed them into modern groups, making them ancestral to today’s worms,jellyfish, and other creatures, and thus failed to appreciate their distinctness. “under such aninterpretation,” gould sighed, “life began in primordial simplicity and moved inexorably,predictably onward to more and better.”

    walcott died in 1927 and the burgess fossils were largely forgotten. for nearly half acentury they stayed shut away in drawers in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inwashington, seldom consulted and never questioned. then in 1973 a graduate student fromcambridge university named simon conway morris paid a visit to the collection. he wasastonished by what he found. the fossils were far more varied and magnificent than walcotthad indicated in his writings. in taxonomy the category that describes the basic body plans ofall organisms is the phylum, and here, conway morris concluded, were drawer after drawer ofsuch anatomical singularities—all amazingly and unaccountably unrecognized by the manwho had found them.

    with his supervisor, harry whittington, and fellow graduate student derek briggs, conwaymorris spent the next several years making a systematic revision of the entire collection, andcranking out one exciting monograph after another as discovery piled upon discovery. manyof the creatures employed body plans that were not simply unlike anything seen before orsince, but were bizarrely different. one, opabinia, had five eyes and a nozzle-like snout withclaws on the end. another, a disc-shaped being called peytoia, looked almost comically like apineapple slice. a third had evidently tottered about on rows of stilt-like legs, and was so oddthat they named it hallucigenia. there was so much unrecognized novelty in the collectionthat at one point upon opening a new drawer conway morris famously was heard to mutter,“oh fuck, not another phylum.”

    the english team’s revisions showed that the cambrian had been a time of unparalleledinnovation and experimentation in body designs. for almost four billion years life haddawdled along without any detectable ambitions in the direction of complexity, and thensuddenly, in the space of just five or ten million years, it had created all the basic bodydesigns still in use today. name a creature, from a nematode worm to cameron diaz, and theyall use architecture first created in the cambrian party.

    what was most surprising, however, was that there were so many body designs that hadfailed to make the cut, so to speak, and left no descendants. altogether, according to gould, atleast fifteen and perhaps as many as twenty of the burgess animals belonged to no recognizedphylum. (the number soon grew in some popular accounts to as many as one hundred—farmore than the cambridge scientists ever actually claimed.) “the history of life,” wrote gould,“is a story of massive removal followed by differentiation within a few surviving stocks, notthe conventional tale of steadily increasing excellence, complexity, and diversity.”

    evolutionary success, it appeared, was a lottery.

    one creature thatdid manage to slip through, a small wormlike being called pikaiagracilens, was found to have a primitive spinal column, making it the earliest known ancestorof all later vertebrates, including us.pikaia were by no means abundant among the burgessfossils, so goodness knows how close they may have come to extinction. gould, in a famousquotation, leaves no doubt that he sees our lineal success as a fortunate fluke: “wind back thetape of life to the early days of the burgess shale; let it play again from an identical startingpoint, and the chance becomes vanishingly small that anything like human intelligence wouldgrace the replay.”

    gould’s book was published in 1989 to general critical acclaim and was a great commercialsuccess. what wasn’t generally known was that many scientists didn’t agree with gould’sconclusions at all, and that it was all soon to get very ugly. in the context of the cambrian,“explosion” would soon have more to do with modern tempers than ancient physiologicalfacts.

    in fact, we now know, complex organisms existed at least a hundred million years beforethe cambrian. we should have known a whole lot sooner. nearly forty years after walcottmade his discovery in canada,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planet in australia, a young geologistnamed reginald sprigg found something even older and in its way just as remarkable.

    in 1946 sprigg was a young assistant government geologist for the state of south australiawhen he was sent to make a survey of abandoned mines in the ediacaran hills of the flindersrange, an expanse of baking outback some three hundred miles north of adelaide. the ideawas to see if there were any old mines that might be profitably reworked using newertechnologies, so he wasn’t studying surface rocks at all, still less fossils. but one day whileeating his lunch, sprigg idly overturned a hunk of sandstone and was surprised—to put itmildly—to see that the rock’s surface was covered in delicate fossils, rather like theimpressions leaves make in mud. these rocks predated the cambrian explosion. he waslooking at the dawn of visible life.

    sprigg submitted a paper to nature , but it was turned down. he read it instead at the nextannual meeting of the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science, but it failed to find favor with the association’s head, who said the ediacaran
    imprints were merely “fortuitous inorganic markings”—patterns made by wind or rain ortides, but not living beings. his hopes not yet entirely crushed, sprigg traveled to london andpresented his findings to the 1948 international geological congress, but failed to exciteeither interest or belief. finally, for want of a better outlet, he published his findings in the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south australia. then he quit his government job andtook up oil exploration.

    nine  years  later,  in  1957,  a  schoolboy  named john mason, while walking throughcharnwood forest in the english midlands, found a rock with a strange fossil in it, similar toa modern sea pen and exactly like some of the specimens sprigg had found and been trying totell everyone about ever since. the schoolboy turned it in to a paleontologist at the universityof leicester, who identified it at once as precambrian. young mason got his picture in thepapers and was treated as a precocious hero; he still is in many books. the specimen wasnamed in his honor chamia masoni.

    today some of sprigg’s original ediacaran specimens, along with many of the other fifteenhundred specimens that have been found throughout the flinders range since that time, canbe seen in a glass case in an upstairs room of the stout and lovely south australian museumin adelaide, but they don’t attract a great deal of attention. the delicately etched patterns arerather faint and not terribly arresting to the untrained eye. they are mostly small and disc-shaped, with occasional, vague trailing ribbons. fortey has described them as “soft-bodiedoddities.”

    there is still very little agreement about what these things were or how they lived. theyhad, as far as can be told, no mouth or anus with which to take in and discharge digestivematerials, and no internal organs with which to process them along the way. “in life,” forteysays, “most of them probably simply lay upon the surface of the sandy sediment, like soft,structureless and inanimate flatfish.” at their liveliest, they were no more complex thanjellyfish. all the ediacaran creatures were diploblastic, meaning they were built from twolayers of tissue. with the exception of jellyfish, all animals today are triploblastic.

    some experts think they weren’t animals at all, but more like plants or fungi. thedistinctions between plant and animal are not always clear even now. the modern spongespends its life fixed to a single spot and has no eyes or brain or beating heart, and yet is ananimal. “when we go back to the precambria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plants and animalswere probably even less clear,” says fortey. “there isn’t any rule that says you have to bedemonstrably one or the other.”

    nor is it agreed that the ediacaran organisms are in any way ancestral to anything alivetoday (except possibly some jellyfish). many authorities see them as a kind of failedexperiment, a stab at complexity that didn’t take, possibly because the sluggish ediacaranorganisms were devoured or outcompeted by the lither and more sophisticated animals of thecambrian period.

    “there is nothing closely similar alive today,” fortey has written. “they are difficult tointerpret as any kind of ancestors of what was to follow.”

    the feeling was that ultimately they weren’t terribly importa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lifeon earth. many authorities believe that there was a mass extermination at the precambrian–cambrian boundary and that all the ediacaran creatures (except the uncertain jellyfish) failed
    to move on to the next phase. the real business of complex life, in other words, started withthe cambrian explosion. that’s how gould saw it in any case.

    as for the revisions of the burgess shale fossils, almost at once people began to questionthe interpretations and, in particular, gould’s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terpretations. “from thefirst there were a number of scientists who doubted the account that steve gould hadpresented, however much they admired the manner of its delivery,” fortey wrote in life. thatis putting it mildly.

    “if only stephen gould could think as clearly as he writes!” barked the oxford academicrichard dawkins in the opening line of a review (in the london sunday telegraph) ofwonderful life. dawkins acknowledged that the book was “unputdownable” and a “literarytour-de-force,” but accused gould of engaging in a “grandiloquent and near-disingenuous”

    misrepresentation of the facts by suggesting that the burgess revisions had stunned thepaleontological community. “the view that he is attacking—that evolution marchesinexorably toward a pinnacle such as man—has not been believed for 50 years,” dawkinsfumed.

    and yet that was exactly the conclusion to which many general reviewers were drawn.

    one, writing in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cheerfully suggested that as a result ofgould’s book scientists “have been throwing out some preconceptions that they had notexamined for generations. they are, reluctantly or enthusiastically, accepting the idea thathumans are as much an accident of nature as a product of orderly development.”

    but the real heat directed at gould arose from the belief that many of his conclusions weresimply mistaken or carelessly inflated. writing in the journal evolution, dawkins attackedgould’s assertions that “evolution in the cambrian was a different kind of process fromtoday” and expressed exasperation at gould’s repeated suggestions that “the cambrian was aperiod of evolutionary ‘experiment,’ evolutionary ‘trial and error,’ evolutionary ‘false starts.’ .

    . . it was the fertile time when all the great ‘fundamental body plans’ were invented.

    nowadays, evolution just tinkers with old body plans. back in the cambrian, new phyla andnew classes arose. nowadays we only get new species!”

    noting how often this idea—that there are no new body plans—is picked up, dawkins says:

    “it is as though a gardener looked at an oak tree and remarked, wonderingly: ‘isn’t it strangethat no major new boughs have appeared on this tree for many years? these days, all the newgrowth appears to be at the twig level.’ ”

    “it was a strange time,” fortey says now, “especially when you reflected that this was allabout something that happened five hundred million years ago, but feelings really did runquite high. i joked in one of my books that i felt as if i ought to put a safety helmet on beforewriting about the cambrian period, but it did actually feel a bit like that.”

    strangest of all was the response of one of the heroes of wonderful life, simon conwaymorris, who startled many in the paleontological community by rounding abruptly on gouldin a book of his own, the crucible of creation. the book treated gould “with contempt, evenloathing,” in fortey’s words. “i have never encountered such spleen in a book by aprofessional,” fortey wrote later. “the casual reader of the crucible of creation, unaware of
    the history, would never gather that the author’s views had once been close to (if not actuallyshared with) gould’s.”

    when i asked fortey about it, he said: “well, it was very strange, quite shocking really,because gould’s portrayal of him had been so flattering. i could only assume that simon wasembarrassed. you know, science changes but books are permanent, and i suppose he regrettedbeing so irremediably associated with views that he no longer altogether held. there was allthat stuff about ‘oh fuck, another phylum’ and i expect he regretted being famous for that.”

    what happened was that the early cambrian fossils began to undergo a period of criticalreappraisal. fortey and derek briggs—one of the other principals in gould’s book—used amethod known as cladistics to compare the various burgess fossils. in simple terms, cladisticsconsists of organizing organisms on the basis of shared features. fortey gives as an examplethe idea of comparing a shrew and an elephant. if you considered the elephant’s large size andstriking trunk you might conclude that it could have little in common with a tiny, sniffingshrew. but if you compared both of them with a lizard, you would see that the elephant andshrew were in fact built to much the same plan. in essence, what fortey is saying is thatgould saw elephants and shrews where they saw mammals. the burgess creatures, theybelieved, weren’t as strange and various as they appeared at first sight. “they were often nostranger than trilobites,” fortey says now. “it is just that we have had a century or so to getused to trilobites. familiarity, you know, breeds familiarity.”

    this wasn’t, i should note, because of sloppiness or inattention. interpreting the forms andrelationships of ancient animals on the basis of often distorted and fragmentary evidence isclearly a tricky business. edward o. wilson has noted that if you took selected species ofmodern insects and presented them as burgess-style fossils nobody would ever guess that theywere all from the same phylum, so different are their body plans. also instrumental in helpingrevisions were the discoveries of two further early cambrian sites, one in greenland and onein china, plus more scattered finds, which between them yielded many additional and oftenbetter specimens.

    the upshot is that the burgess fossils were found to be not so different after all.

    hallucigenia, it turned out, had been reconstructed upside down. its stilt-like legs wereactually spikes along its back. peytoia, the weird creature that looked like a pineapple slice,was found to be not a distinct creature but merely part of a larger animal called anomalocaris.

    many of the burgess specimens have now been assigned to living phyla—just where walcottput them in the first place. hallucigenia and some others are thought to be related toonychophora, a group of caterpillar-like animals. others have been reclassified as precursorsof the modern annelids. in fact, says fortey, “there are relatively few cambrian designs thatare wholly novel. more often they turn out to be just interesting elaborations of well-established designs.” as he wrote in his book life: “none was as strange as a present daybarnacle, nor as grotesque as a queen termite.”

    so the burgess shale specimens weren’t so spectacular after all. this made them, as forteyhas written, “no less interesting, or odd, just more explicable.” their weird body plans werejust a kind of youthful exuberance—the evolutionary equivalent, as it were, of spiked hair andtongue studs. eventually the forms settled into a staid and stable middle age.

    but that still left the enduring question of where all these animals had come from—howthey had suddenly appeared from out of nowhere.

    alas, it turns out the cambrian explosion may not have been quite so explosive as all that.

    the cambrian animals, it is now thought, were probably there all along, but were just toosmall to see. once again it was trilobites that provided the clue—in particular that seeminglymystifying appearance of different types of trilobite in widely scattered locations around theglobe, all at more or less the same time.

    on the face of it, the sudden appearance of lots of fully formed but varied creatures wouldseem to enhance the miraculousness of the cambrian outburst, but in fact it did the opposite.

    it is one thing to have one well-formed creature like a trilobite burst forth in isolation—thatreally is a wonder—but to have many of them, all distinct but clearly related, turning upsimultaneously in the fossil record in places as far apart as china and new york clearlysuggests that we are missing a big part of their history. there could be no stronger evidencethat they simply had to have a forebear—some grandfather species that started the line in amuch earlier past.

    and the reason we haven’t found these earlier species, it is now thought, is that they weretoo tiny to be preserved. says fortey: “it isn’t necessary to be big to be a perfectlyfunctioning, complex organism. the sea swarms with tiny arthropods today that have left nofossil record.” he cites the little copepod, which numbers in the trillions in modern seas andclusters in shoals large enough to turn vast areas of the ocean black, and yet our totalknowledge of its ancestry is a single specimen found in the body of an ancient fossilized fish.

    “the cambrian explosion, if that’s the word for it, probably was more an increase in sizethan a sudden appearance of new body types,” fortey says. “and it could have happened quiteswiftly, so in that sense i suppose it was an explosion.” the idea is that just as mammalsbided their time for a hundred million years until the dinosaurs cleared off and then seeminglyburst forth in profusion all over the planet, so too perhaps the arthropods and other triploblastswaited in semimicroscopic anonymity for the dominant ediacaran organisms to have theirday. says fortey: “we know that mammals increased in size quite dramatically after thedinosaurs went—though when i say quite abruptly i of course mean it in a geological sense.

    we’re still talking millions of years.”

    incidentally, reginald sprigg did eventually get a measure of overdue credit. one of themain early genera, spriggina, was named in his honor, as were several species, and the wholebecame known as the ediacaran fauna after the hills through which he had searched. by thistime, however, sprigg’s fossil-hunting days were long over. after leaving geology he foundeda successful oil company and eventually retired to an estate in his beloved flinders range,where he created a wildlife reserve. he died in 1994 a rich man.

    22    GOOD-BYE TO ALL THAT

    when you consider it from a human perspective, and clearly it would be difficult forus to do otherwise, life is an odd thing. it couldn’t wait to get going, but then, having gottengoing, it seemed in very little hurry to move on.

    consider the lichen. lichens are just about the hardiest visible organisms on earth, butamong the least ambitious. they will grow happily enough in a sunny churchyard, but theyparticularly thrive in environments where no other organism would go—on blowymountaintops and arctic wastes, wherever there is little but rock and rain and cold, and almostno competition. in areas of antarctica where virtually nothing else will grow, you can findvast expanses of lichen—four hundred types of them—adhering devotedly to every wind-whipped rock.

    for a long time, people couldn’t understand how they did it. because lichens grew on barerock without evident nourishment or the production of seeds, many people—educatedpeople—believed they were stones caught in the process of becoming plants. “spontaneously,inorganic stone becomes living plant!” rejoiced one observer, a dr. homschuch, in 1819.

    closer inspection showed that lichens were more interesting than magical. they are in facta partnership between fungi and algae. the fungi excrete acids that dissolve the surface of therock, freeing minerals that the algae convert into food sufficient to sustain both. it is not avery exciting arrangement, but it is a conspicuously successful one. the world has more thantwenty thousand species of lichens.

    like most things that thrive in harsh environments, lichens are slow-growing. it may take alichen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to attain the dimensions of a shirt button. those the size ofdinner plates, writes david attenborough, are therefore “likely to be hundreds if notthousands of years old.” it would be hard to imagine a less fulfilling existence. “they simplyexist,” attenborough adds, “testifying to the moving fact that life even at its simplest leveloccurs, apparently, just for its own sake.”

    it is easy to overlook this thought that life just is. as humans we are inclined to feel that lifemust have a point. we have plans and aspirations and desires. we want to take constantadvantage of all the intoxicating existence we’ve been endowed with. but what’s life to alichen? yet its impulse to exist, to be, is every bit as strong as ours—arguably even stronger.

    if i were told that i had to spend decades being a furry growth on a rock in the woods, ibelieve i would lose the will to go on. lichens don’t. like virtually all living things, they willsuffer any hardship, endure any insult, for a moment’s additional existence. life, in short, justwants to be. but—and here’s an interesting point—for the most part it doesn’t want to bemuch.

    this is perhaps a little odd because life has had plenty of time to develop ambitions. if youimagine the 4,500-billion-odd years of earth’s history compressed into a normal earthly day,then life begins very early, about 4a.m., with the rise of the first simple, single-celled
    organisms, but then advances no further for the next sixteen hours. not until almost 8:30 inthe evening, with the day five-sixths over, has earth anything to show the universe but arestless skin of microbes. then, finally, the first sea plants appear, followed twenty minuteslater by the first jellyfish and the enigmatic ediacaran fauna first seen by reginald sprigg inaustralia. at 9:04p.m. trilobites swim onto the scene, followed more or less immediately bythe shapely creatures of the burgess shale. just before 10p.m. plants begin to pop up on theland. soon after, with less than two hours left in the day, the first land creatures follow.

    thanks to ten minutes or so of balmy weather, by 10:24 the earth is covered in the greatcarboniferous forests whose residues give us all our coal, and the first winged insects areevident. dinosaurs plod onto the scene just before 11p.m. and hold sway for about three-quarters of an hour. at twenty-one minutes to midnight they vanish and the age of mammalsbegins. humans emerge one minute and seventeen seconds before midnight. the whole of ourrecorded history, on this scale, would be no more than a few seconds, a single human lifetimebarely an instant. throughout this greatly speeded-up day continents slide about and bangtogether at a clip that seems positively reckless. mountains rise and melt away, ocean basinscome and go, ice sheets advance and withdraw. and throughout the whole, about three timesevery minute, somewhere on the planet there is a flashbulb pop of light marking the impact ofa manson-sized meteor or one even larger. it’s a wonder that anything at all can survive insuch a pummeled and unsettled environment. in fact, not many things do for long.

    perhaps an even more effective way of grasping our extreme recentness as a part of this4.5-billion-year-old picture is to stretch your arms to their fullest extent and imagine thatwidth as the entire history of the earth. on this scale, according to john mcphee in basin andrange, the distance from the fingertips of one hand to the wrist of the other is precambrian.

    all of complex life is in one hand, “and in a single stroke with a medium-grained nail file youcould eradicate human history.”

    fortunately, that moment hasn’t happened, but the chances are good that it will. i don’twish to interject a note of gloom just at this point, but the fact is that there is one otherextremely pertinent quality about life on earth: it goes extinct. quite regularly. for all thetrouble they take to assemble and preserve themselves, species crumple and die remarkablyroutinely. and the more complex they get, the more quickly they appear to go extinct. whichis perhaps one reason why so much of life isn’t terribly ambitious.

    so anytime life does something bold it is quite an event, and few occasions were moreeventful than when life moved on to the next stage in our narrative and came out of the sea.

    land was a formidable environment: hot, dry, bathed in intense ultraviolet radiation,lacking the buoyancy that makes movement in water comparatively effortless. to live onland, creatures had to undergo wholesale revisions of their anatomies. hold a fish at each endand it sags in the middle, its backbone too weak to support it. to survive out of water, marinecreatures needed to come up with new load-bearing internal architecture—not the sort ofadjustment that happens overnight. above all and most obviously, any land creature wouldhave to develop a way to take its oxygen directly from the air rather than filter it from water.

    these were not trivial challenges to overcome.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was a powerfulincentive to leave the water: it was getting dangerous down there. the slow fusion of thecontinents into a single landmass, pangaea, meant there was much, much less coastline thanformerly and thus much less coastal habitat. so competition was fierce. there was also an
    omnivorous and unsettling new type of predator on the scene, one so perfectly designed forattack that it has scarcely changed in all the long eons since its emergence: the shark. neverwould there be a more propitious time to find an alternative environment to water.

    plants began the process of land colonization about 450 million years ago, accompanied ofnecessity by tiny mites and other organisms that they needed to break down and recycle deadorganic matter on their behalf. larger animals took a little longer to emerge, but by about 400million years ago they were venturing out of the water, too. popular illustrations haveencouraged us to envision the first venturesome land dwellers as a kind of ambitious fish—something like the modern mudskipper, which can hop from puddle to puddle duringdroughts—or even as a fully formed amphibian. in fact, the first visible mobile residents ondry land were probably much more like modern wood lice, sometimes also known as pillbugsor sow bugs. these are the little bugs (crustaceans, in fact) that are commonly thrown intoconfusion when you upturn a rock or log.

    for those that learned to breathe oxygen from the air, times were good. oxygen levels inthe devonian and carboniferous periods, when terrestrial life first bloomed, were as high as35 percent (as opposed to nearer 20 percent now). this allowed animals to grow remarkablylarge remarkably quickly.

    and how, you may reasonably wonder, can scientists know what oxygen levels were likehundreds of millions of years ago? the answer lies in a slightly obscure but ingenious fieldknown as isotope geochemistry. the long-ago seas of the carboniferous and devonianswarmed with tiny plankton that wrapped themselves inside tiny protective shells. then, asnow, the plankton created their shells by drawing oxygen from the atmosphere and combiningit with other elements (carbon especially) to form durable compounds such as calciumcarbonate. it’s the same chemical trick that goes on in (and is discussed elsewhere in relationto) the long-term carbon cycle—a process that doesn’t make for terribly exciting narrative butis vital for creating a livable planet.

    eventually in this process all the tiny organisms die and drift to the bottom of the sea,where they are slowly compressed into limestone. among the tiny atomic structures theplankton take to the grave with them are two very stable isotopes—oxygen-16 and oxygen-18.

    (if you have forgotten what an isotope is, it doesn’t matter, though for the record it’s an atomwith an abnormal number of neutrons.) this is where the geochemists come in, for theisotopes accumulate at different rates depending on how much oxygen or carbon dioxide is inthe atmosphere at the time of their creation. by comparing these ancient ratios, thegeochemists can cunningly read conditions in the ancient world—oxygen levels, air and oceantemperatures, the extent and timing of ice ages, and much else. by combining their isotopefindings with other fossil residues—pollen levels and so on—scientists can, with considerableconfidence, re-create entire landscapes that no human eye ever saw.

    the principal reason oxygen levels were able to build up so robustly throughout the periodof early terrestrial life was that much of the world’s landscape was dominated by giant treeferns and vast swamps, which by their boggy nature disrupted the normal carbon recyclingprocess. instead of completely rotting down, falling fronds and other dead vegetative matteraccumulated in rich, wet sediments, which were eventually squeezed into the vast coal bedsthat sustain much economic activity even now.

    the heady levels of oxygen clearly encouraged outsized growth. the oldest indication of asurface animal yet found is a track left 350 million years ago by a millipede-like creature on a
    rock in scotland. it was over three feet long. before the era was out some millipedes wouldreach lengths more than double that.

    with such creatures on the prowl, it is perhaps not surprising that insects in the periodevolved a trick that could keep them safely out of tongue shot: they learned to fly. some tookto this new means of locomotion with such uncanny facility that they haven’t changed theirtechniques in all the time since. then, as now, dragonflies could cruise at up to thirty-fivemiles an hour, instantly stop, hover, fly backwards, and lift far more proportionately than anyhuman flying machine. “the u.s. air force,” one commentator has written, “has put them inwind tunnels to see how they do it, and despaired.” they, too, gorged on the rich air. incarboniferous forests dragonflies grew as big as ravens. trees and other vegetation likewiseattained outsized proportions. horsetails and tree ferns grew to heights of fifty feet, clubmosses to a hundred and thirty.

    the first terrestrial vertebrates—which is to say, the first land animals from which wewould derive—are something of a mystery. this is partly because of a shortage of relevantfossils, but partly also because of an idiosyncratic swede named erik jarvik whose oddinterpretations and secretive manner held back progress on this question for almost half acentury. jarvik was part of a team of scandinavian scholars who went to greenland in the1930s and 1940s looking for fossil fish. in particular they sought lobe-finned fish of the typethat presumably were ancestral to us and all other walking creatures, known as tetrapods.

    most animals are tetrapods, and all living tetrapods have one thing in common: four limbsthat end in a maximum of five fingers or toes. dinosaurs, whales, birds, humans, even fish—all are tetrapods, which clearly suggests they come from a single common ancestor. the clueto this ancestor, it was assumed, would be found in the devonian era, from about 400 millionyears ago. before that time nothing walked on land. after that time lots of things did. luckilythe team found just such a creature, a three-foot-long animal called an ichthyostega. theanalysis of the fossil fell to jarvik, who began his study in 1948 and kept at it for the nextforty-eight years. unfortunately, jarvik refused to let anyone study his tetrapod. the world’spaleontologists had to be content with two sketchy interim papers in which jarvik noted thatthe creature had five fingers in each of four limbs, confirming its ancestral importance.

    jarvik died in 1998. after his death, other paleontologists eagerly examined the specimenand found that jarvik had severely miscounted the fingers and toes—there were actually eighton each limb—and failed to observe that the fish could not possibly have walked. thestructure of the fin was such that it would have collapsed under its own weight. needless tosay, this did not do a great deal to adv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first land animals. todaythree early tetrapods are known and none has five digits. in short, we don’t know quite wherewe came from.

    but come we did, though reaching our present state of eminence has not of course alwaysbeen straightforward. since life on land began, it has consisted of four megadynasties, as theyare sometimes called. the first consisted of primitive, plodding but sometimes fairly heftyamphibians and reptiles. the best-known animal of this age was the dimetrodon, a sail-backed creature that is commonly confused with dinosaurs (including, i note, in a picturecaption in the carl sagan book comet). the dimetrodon was in fact a synapsid. so, onceupon a time, were we. synapsids were one of the four main divisions of early reptilian life,the others being anapsids, euryapsids, and diapsids. the names simply refer to the number andlocation of small holes to be found in the sides of their owners’ skulls. synapsids had one holein their lower temples; diapsids had two; euryapsids had a single hole higher up.

    over time, each of these principal groupings split into further subdivisions, of which someprospered and some faltered. anapsids gave rise to the turtles, which for a time, perhaps atouch improbably, appeared poised to predominate as the planet’s most advanced and deadlyspecies, before an evolutionary lurch let them settle for durability rather than dominance. thesynapsids divided into four streams, only one of which survived beyond the permian.

    happily, that was the stream we belonged to, and it evolved into a family of protomammalsknown as therapsids. these formed megadynasty 2.

    unfortunately for the therapsids, their cousins the diapsids were also productively evolving,in their case into dinosaurs (among other things), which gradually proved too much for thetherapsids. unable to compete head to head with these aggressive new creatures, thetherapsids by and large vanished from the record. a very few, however, evolved into small,furry, burrowing beings that bided their time for a very long while as little mammals. thebiggest of them grew no larger than a house cat, and most were no bigger than mice.

    eventually, this would prove their salvation, but they would have to wait nearly 150 millionyears for megadynasty 3, the age of dinosaurs, to come to an abrupt end and make room formegadynasty 4 and our own age of mammals.

    each of these massive transformations, as well as many smaller ones between and since,was dependent on that paradoxically important motor of progress: extinction. it is a curiousfact that on earth species death is, in the most literal sense, a way of life. no one knows howmany species of organisms have existed since life began. thirty billion is a commonly citedfigure, but the number has been put as high as 4,000 billion. whatever the actual total, 99.99percent of all species that have ever lived are no longer with us. “to a first approximation,” asdavid raup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kes to say, “all species are extinct.” for complexorganisms, the average lifespan of a species is only about four million years—roughly aboutwhere we are now.

    extinction is always bad news for the victims, of course, but it appears to be a good thingfor a dynamic planet. “the alternative to extinction is stagnation,” says ian tattersall of the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and stagnation is seldom a good thing in any realm.”

    (i should perhaps note that we are speaking here of extinction as a natural, long-term process.

    extinction brought about by human carelessness is another matter altogether.)crises in earth’s history are invariably associated with dramatic leaps afterward. the fall ofthe ediacaran fauna was followed by the creative outburst of the cambrian period. theordovician extinction of 440 million years ago cleared the oceans of a lot of immobile filterfeeders and, somehow, created conditions that favored darting fish and giant aquatic reptiles.

    these in turn were in an ideal position to send colonists onto dry land when another blowoutin the late devonian period gave life another sound shaking. and so it has gone at scatteredintervals through history. if most of these events hadn’t happened just as they did, just whenthey did, we almost certainly wouldn’t be here now.

    earth has seen five major extinction episodes in its time—the ordovician, devonian,permian, triassic, and cretaceous, in that order—and many smaller ones. the ordovician(440 million years ago) and devonian (365 million) each wiped out about 80 to 85 percent ofspecies. the triassic (210 million years ago) and cretaceous (65 million years) each wipedout 70 to 75 percent of species. but the real whopper was the permian extinction of about 245million years ago, which raised the curtain on the long age of the dinosaurs. in the permian, at
    least 95 percent of animals known from the fossil record check out, never to return. evenabout a third of insect species went—the only occasion on which they were lost en masse. it isas close as we have ever come to total obliteration.

    “it was, truly, a mass extinction, a carnage of a magnitude that had never troubled the earthbefore,” says richard fortey. the permian event was particularly devastating to sea creatures.

    trilobites vanished altogether. clams and sea urchins nearly went. virtually all other marineorganisms were staggered. altogether, on land and in the water, it is thought that earth lost 52percent of its families—that’s the level above genus and below order on the grand scale of life(the subject of the next chapter)—and perhaps as many as 96 percent of all its species. itwould be a long time—as much as eighty million years by one reckoning—before speciestotals recovered.

    two points need to be kept in mind. first, these are all just informed guesses. estimates forthe number of animal species alive at the end of the permian range from as low as 45,000 toas high as 240,000. if you don’t know how many species were alive, you can hardly specifywith conviction the proportion that perished. moreover, we are talking about the death ofspecies, not individuals. for individuals the death toll could be much higher—in many cases,practically total. the species that survived to the next phase of life’s lottery almost certainlyowe their existence to a few scarred and limping survivors.

    in between the big kill-offs, there have also been many smaller, less well-known extinctionepisodes—the hemphillian, frasnian, famennian, rancholabrean, and a dozen or so others—which were not so devastating to total species numbers, but often critically hit certainpopulations. grazing animals, including horses, were nearly wiped out in the hemphillianevent about five million years ago. horses declined to a single species, which appears sosporadically in the fossil record as to suggest that for a time it teetered on the brink ofoblivion. imagine a human history without horses, without grazing animals.

    in nearly every case, for both big extinctions and more modest ones, we have bewilderinglylittle idea of what the cause was. even after stripping out the more crackpot notions there arestill more theories for what caused the extinction events than there have been events. at leasttwo dozen potential culprits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causes or prime contributors: globalwarming, global cooling, changing sea levels, oxygen depletion of the seas (a conditionknown as anoxia), epidemics, giant leaks of methane gas from the seafloor, meteor and cometimpacts, runaway hurricanes of a type known as hypercanes, huge volcanic upwellings,catastrophic solar flares.

    this last is a particularly intriguing possibility. nobody knows how big solar flares can getbecause we have only been watching them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space age, but the sun isa mighty engine and its storms are commensurately enormous. a typical solar flare—something we wouldn’t even notice on earth—will release the energy equivalent of a billionhydrogen bombs and fling into space a hundred billion tons or so of murderous high-energyparticles. the magnetosphere and atmosphere between them normally swat these back intospace or steer them safely toward the poles (where they produce the earth’s comely auroras),but it is thought that an unusually big blast, say a hundred times the typical flare, couldoverwhelm our ethereal defenses. the light show would be a glorious one, but it would almostcertainly kill a very high proportion of all that basked in its glow. moreover, and ratherchillingly, according to bruce tsurutani of the nasa 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 “it wouldleave no trace in history.”

    what all this leaves us with, as one researcher has put it, is “tons of conjecture and verylittle evidence.” cooling seems to be associated with at least three of the big extinctionevents—the ordovician, devonian, and permian—but beyond that little is agreed, includingwhether a particular episode happened swiftly or slowly. scientists can’t agree, for instance,whether the late devonian extinction—the event that was followed by vertebrates movingonto the land—happened over millions of years or thousands of years or in one lively day.

    one of the reasons it is so hard to produce convincing explanations for extinctions is that itis so very hard to exterminate life on a grand scale. as we have seen from the manson impact,you can receive a ferocious blow and still stage a full, if presumably somewhat wobbly,recovery. so why, out of all the thousands of impacts earth has endured, was the kt event sosingularly devastating? well, first itwas positively enormous. it struck with the force of 100million megatons. such an outburst is not easily imagined, but as james lawrence powell haspointed out, if you exploded one hiroshima-sized bomb for every person alive on earth todayyou would still be about a billion bombs short of the size of the kt impact. but even thatalone may not have been enough to wipe out 70 percent of earth’s life, dinosaurs included.

    the kt meteor had the additional advantage—advantage if you are a mammal, that is—that it landed in a shallow sea just ten meters deep, probably at just the right angle, at a timewhen oxygen levels were 10 percent higher than at present and so the world was morecombustible. above all the floor of the sea where it landed was made of rock rich in sulfur.

    the result was an impact that turned an area of seafloor the size of belgium into aerosols ofsulfuric acid. for months afterward, the earth was subjected to rains acid enough to burn skin.

    in a sense, an even greater question than that of what wiped out 70 percent of the speciesthat were existing at the time is how did the remaining 30 percent survive? why was the eventso irremediably devastating to every single dinosaur that existed, while other reptiles, likesnakes and crocodiles, passed through unimpeded? so far as we can tell no species of toad,newt, salamander, or other amphibian went extinct in north america. “why should thesedelicate creatures have emerged unscathed from such an unparalleled disaster?” asks timflannery in his fascinating prehistory of america, eternal frontier.

    in the seas it was much the same story. all the ammonites vanished, but their cousins thenautiloids, who lived similar lifestyles, swam on. among plankton, some species werepractically wiped out—92 percent of foraminiferans, for instance—while other organisms likediatoms, designed to a similar plan and living alongside, were comparatively unscathed.

    these are difficult inconsistencies. as richard fortey observes: “somehow it does notseem satisfying just to call them ‘lucky ones’ and leave it at that.” if, as seems entirely likely,the event was followed by months of dark and choking smoke, then many of the insectsurvivors become difficult to account for. “some insects, like beetles,” fortey notes, “couldlive on wood or other things lying around. but what about those like bees that navigate bysunlight and need pollen? explaining their survival isn’t so easy.”

    above all, there are the corals. corals require algae to survive and algae require sunlight,and both together require steady minimum temperatures. much publicity has been given in thelast few years to corals dying from changes in sea temperature of only a degree or so. if theyare that vulnerable to small changes, how did they survive the long impact winter?

    there are also many hard-to-explain regional variations. extinctions seem to have been farless severe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 than the northern. new zealand in particular appears to
    have come through largely unscathed even though it had almost no burrowing creatures. evenits vegetation was overwhelmingly spared, and yet the scale of conflagration elsewheresuggests that devastation was global. in short, there is just a great deal we don’t know.

    some animals absolutely prospered—including, a little surprisingly, the turtles once again.

    as flannery notes, the period immediately after the dinosaur extinction could well be knownas the age of turtles. sixteen species survived in north america and three more came intoexistence soon after.

    clearly it helped to be at home in water. the kt impact wiped out almost 90 percent ofland-based species but only 10 percent of those living in fresh water. water obviously offeredprotection against heat and flame, but also presumably provided more sustenance in the leanperiod that followed. all the land-based animals that survived had a habit of retreating to asafer environment during times of danger—into water or underground—either of whichwould have provided considerable shelter against the ravages without. animals thatscavenged for a living would also have enjoyed an advantage. lizards were, and are, largelyimpervious to the bacteria in rotting carcasses. indeed, often they are positively drawn to it,and for a long while there were clearly a lot of putrid carcasses about.

    it is often wrongly stated that only small animals survived the kt event. in fact, among thesurvivors were crocodiles, which were not just large but three times larger than they are today.

    but on the whole, it is true, most of the survivors were small and furtive. indeed, with theworld dark and hostile, it was a perfect time to be small, warm-blooded, nocturnal, flexible indiet, and cautious by nature—the very qualities that distinguished our mammalian forebears.

    had our evolution been more advanced, we would probably have been wiped out. instead,mammals found themselves in a world to which they were as well suited as anything alive.

    however, it wasn’t as if mammals swarmed forward to fill every niche. “evolution mayabhor a vacuum,” wrote the paleobiologist steven m. stanley, “but it often takes a long timeto fill it.” for perhaps as many as ten million years mammals remained cautiously small. inthe early tertiary, if you were the size of a bobcat you could be king.

    but once they got going, mammals expanded prodigiously—sometimes to an almostpreposterous degree. for a time, there were guinea pigs the size of rhinos and rhinos the sizeof a two-story house. wherever there was a vacancy in the predatory chain, mammals rose(often literally) to fill it. early members of the raccoon family migrated to south america,discovered a vacancy, and evolved into creatures the size and ferocity of bears. birds, too,prospered disproportionately. for millions of years, a gigantic, flightless, carnivorous birdcalled titanis was possibly the most ferocious creature in north america. certainly it was themost daunting bird that ever lived. it stood ten feet high, weighed over eight hundred pounds,and had a beak that could tear the head off pretty much anything that irked it. its familysurvived in formidable fashion for fifty million years, yet until a skeleton was discovered inflorida in 1963, we had no idea that it had ever existed.

    which brings us to another reason for our uncertainty about extinctions: the paltriness ofthe fossil record. we have touched already on the unlikelihood of any set of bones becomingfossilized, but the record is actually worse than you might think. consider dinosaurs.

    museums give the impression that we have a global abundance of dinosaur fossils. in fact,overwhelmingly museum displays are artificial. the giant diplodocus that dominates theentrance hall of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in london and has delighted and informedgenerations of visitors is made of plaster—built in 1903 in pittsburgh and presented to the
    museum by andrew carnegie. the entrance hall of the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in new york is dominated by an even grander tableau: a skeleton of a large barosaurusdefending her baby from attack by a darting and toothy allosaurus. it is a wonderfullyimpressive display—the barosaurus rises perhaps thirty feet toward the high ceiling—but alsoentirely fake. every one of the several hundred bones in the display is a cast. visit almost anylarg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in the world—in paris, vienna, frankfurt, buenos aires,mexico city—and what will greet you are antique models, not ancient bones.

    the fact is, we don’t really know a great deal about the dinosaurs. for the whole of the ageof dinosaurs, fewer than a thousand species have been identified (almost half of them knownfrom a single specimen), which is about a quarter of the number of mammal species alivenow. dinosaurs, bear in mind, ruled the earth for roughly three times as long as mammalshave, so either dinosaurs were remarkably unproductive of species or we have barelyscratched the surface (to use an irresistibly apt cliché).

    for millions of years through the age of dinosaurs not a single fossil has yet been found.

    even for the period of the late cretaceous—the most studied prehistoric period there is,thanks to our long interest in dinosaurs and their extinction—some three quarters of allspecies that lived may yet be undiscovered. animals bulkier than the diplodocus or moreforbidding than tyrannosaurus may have roamed the earth in the thousands, and we maynever know it. until very recently everything known about the dinosaurs of this period camefrom only about three hundred specimens representing just sixteen species. the scantiness ofthe record led to the widespread belief that dinosaurs were on their way out already when thekt impact occurred.

    in the late 1980s a paleontologist from the milwaukee public museum, peter sheehan,decided to conduct an experiment. using two hundred volunteers, he made a painstakingcensus of a well-defined, but also well-picked-over, area of the famous hell creek formationin montana. sifting meticulously, the volunteers collected every last tooth and vertebra andchip of bone—everything that had been overlooked by previous diggers. the work took threeyears. when finished they found that they had more than tripled the global total of dinosaurfossils from the late cretaceous. the survey established that dinosaurs remained numerousright up to the time of the kt impact. “there is no reason to believe that the dinosaurs weredying out gradually during the last three million years of the cretaceous,” sheehan reported.

    we are so used to the notion of our own inevitability as life’s dominant species that it ishard to grasp that we are here only because of timely extraterrestrial bangs and other randomflukes. the one thing we have in common with all other living things is that for nearly fourbillion years our ancestors have managed to slip through a series of closing doors every timewe needed them to. stephen jay gould expressed it succinctly in a well-known line: “humansare here today because our particular line never fractured—never once at any of the billionpoints that could have erased us from history.”

    we started this chapter with three points: life wants to be; life doesn’t always want to bemuch; life from time to time goes extinct. to this we may add a fourth: life goes on. andoften, as we shall see, it goes on in ways that are decidedly amazing.

  • Bill Bryson《A Short History of Nearly Everything》8-15

    part  iii   a new age dawns

    a physicist is the atoms’ way of thinking about atoms. -anonymous

    8    EINSTEIN’S UNIVERSEAS

    the nineteenth century drew to a close, scientists could reflect with satisfaction thatthey had pinned down most of the mysteries of the physical world: electricity, magnetism,gases, optics, acoustics, kinetics, and statistical mechanics, to name just a few, all had falleninto order before them. they had discovered the x ray, the cathode ray, the electron, andradioactivity, invented the ohm, the watt, the kelvin, the joule, the amp, and the little erg.

    if a thing could be oscillated, accelerated, perturbed, distilled, combined, weighed, or madegaseous they had done it, and in the process produced a body of universal laws so weightyand majestic that we still tend to write them out in capitals: the electromagnetic field theoryof light, richter’s law of reciprocal proportions, charles’s law of gases, the law ofcombining volumes, the zeroth law, the valence concept, the laws of mass actions, andothers beyond counting. the whole world clanged and chuffed with the machinery andinstruments that their ingenuity had produced. many wise people believed that there wasnothing much left for science to do.

    in 1875, when a young german in kiel named max planck was deciding whether to devotehis life to mathematics or to physics, he was urged most heartily not to choose physicsbecause the breakthroughs had all been made there. the coming century, he was assured,would be one of consolidation and refinement, not revolution. planck didn’t listen. he studiedtheoretical physics and threw himself body and soul into work on entropy, a process at theheart of thermodynamics, which seemed to hold much promise for an ambitious young man.

    1in 1891 he produced his results and learned to his dismay that the important work on entropyhad in fact been done already, in this instance by a retiring scholar at yale university namedj. willard gibbs.

    gibbs is perhaps the most brilliant person that most people have never heard of. modest tothe point of near invisibility, he passed virtually the whole of his life, apart from three yearsspent studying in europe, within a three-block area bounded by his house and the yalecampus in new haven, connecticut. for his first ten years at yale he didn’t even bother todraw a salary. (he had independent means.) from 1871, when he joined the university as aprofessor, to his death in 1903, his courses attracted an average of slightly over one student asemester. his written work was difficult to follow and employed a private form of notationthat many found incomprehensible. but buried among his arcane formulations were insightsof the loftiest brilliance.

    in 1875–78, gibbs produced a series of papers, collectively titledon the equilibrium ofheterogeneous substances , that dazzlingly elucidated the thermodynamic principles of, well,1specifically it is a measure of randomness or disorder in a system. darrell ebbing, in the textbook generalchemistry, very usefully suggests thinking of a deck of cards. a new pack fresh out of the box, arranged by suitand in sequence from ace to king, can be said to be in its ordered state. shuffle the cards and you put them in adisordered state. entropy is a way of measuring just how disordered that state is and of determining thelikelihood of particular outcomes with further shuffles. of course, if you wish to have any observationspublished in a respectable journal you will need also to understand additional concepts such as thermalnonuniformities, lattice distances, and stoichiometric relationships, but thats the general idea.

    nearly everything—“gases, mixtures, surfaces, solids, phase changes . . . chemical reactions,electrochemical cells, sedimentation, and osmosis,” to quote william h. cropper. in essencewhat gibbs did was show that thermodynamics didn’t apply simply to heat and energy at thesort of large and noisy scale of the steam engine, but was also present and influential at theatomic level of chemical reactions. gibbs’s equilibrium has been called “the principia ofthermodynamics,” but for reasons that defy speculation gibbs chose to publish theselandmark observations in the transactions of the connecticut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a journal that managed to be obscure even in connecticut, which is why planck did not hearof him until too late.

    undaunted—well, perhaps mildly daunted—planck turned to other matters.

    2we shall turnto these ourselves in a moment, but first we must make a slight (but relevant!) detour tocleveland, ohio, and an institution then known as the case school of applied science. there,in the 1880s, a physicist of early middle years named albert michelson, assisted by his friendthe chemist edward morley, embarked on a series of experiments that produced curious anddisturbing results that would have great ramifications for much of what followed.

    what michelson and morley did, without actually intending to, was undermine alongstanding belief in something called the luminiferous ether, a stable, invisible, weightless,frictionless, and unfortunately wholly imaginary medium that was thought to permeate theuniverse. conceived by descartes, embraced by newton, and venerated by nearly everyoneever since, the ether held a position of absolute centrality in nineteenth-century physics as away of explaining how light traveled across the emptiness of space. it was especially neededin the 1800s because light and electromagnetism were now seen as waves, which is to saytypes of vibrations. vibrations must occur in something; hence the need for, and lastingdevotion to, an ether. as late as 1909, the great british physicist j. j. thomson was insisting:

    “the ether is not a fantastic creation of the speculative philosopher; it is as essential to us asthe air we breathe”—this more than four years after it was pretty incontestably establishedthat it didn’t exist. people, in short, were really attached to the ether.

    if you needed to illustrate the idea of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as a land of opportunity,you could hardly improve on the life of albert michelson. born in 1852 on the german–polish border to a family of poor jewish merchants, he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with hisfamily as an infant and grew up in a mining camp in california’s gold rush country, where hisfather ran a dry goods business. too poor to pay for college, he traveled to washington, d.c.,and took to loitering by the front door of the white house so that he could fall in besidepresident ulysses s. grant when the president emerged for his daily constitutional. (it wasclearly a more innocent age.) in the course of these walks, michelson so ingratiated himself tothe president that grant agreed to secure for him a free place at the u.s. naval academy. itwas there that michelson learned his physics.

    ten years later, by now a professor at the case school in cleveland, michelson becameinterested in trying to measure something called the ether drift—a kind of head windproduced by moving objects as they plowed through space. one of the predictions ofnewtonian physics was that the speed of light as it pushed through the ether should vary with2planck was often unlucky in life. his beloved first wife died early, in 1909, and the younger of his two sonswas killed in the first world war. he also had twin daughters whom he adored. one died giving birth. thesurviving twin went to look after the baby and fell in love with her sisters husband. they married and two yearslater she died in childbirth. in 1944, when planck was eighty-five, an allied bomb fell on his house and he losteverything-papers, diaries, a lifetime of accumulations. the following year his surviving son was caught in aconspiracy to assassinate hitler and executed.

    respect to an observer depending on whether the observer was moving toward the source oflight or away from it, but no one had figured out a way to measure this. it occurred tomichelson that for half the year the earth is traveling toward the sun and for half the year it ismoving away from it, and he reasoned that if you took careful enough measurements atopposite seasons and compared light’s travel time between the two, you would have youranswer.

    michelson talked alexander graham bell, newly enriched inventor of the telephone, intoproviding the funds to build an ingenious and sensitive instrument of michelson’s owndevising called an interferometer, which could measure the velocity of light with greatprecision. then, assisted by the genial but shadowy morley, michelson embarked on years offastidious measurements. the work was delicate and exhausting, and had to be suspended fora time to permit michelson a brief but comprehensive nervous breakdown, but by 1887 theyhad their results. they were not at all what the two scientists had expected to find.

    as caltech astrophysicist kip s. thorne has written: “the speed of light turned out to bethe same inall directions and at all seasons.” it was the first hint in two hundred years—inexactly two hundred years, in fact—that newton’s laws might not apply all the timeeverywhere. the michelson-morley outcome became, in the words of william h. cropper,“probably the most famous negative result in the history of physics.” michelson was awardeda nobel prize in physics for the work—the first american so honored—but not for twentyyears. meanwhile, the michelson-morley experiments would hover unpleasantly, like a mustysmell, in the background of scientific thought.

    remarkably, and despite his findings, when the twentieth century dawned michelsoncounted himself among those who believed that the work of science was nearly at an end,with “only a few turrets and pinnacles to be added, a few roof bosses to be carved,” in thewords of a writer in nature.

    in fact, of course, the world was about to enter a century of science where many peoplewouldn’t understand anything and none would understand everything. scientists would soonfind themselves adrift in a bewildering realm of particles and antiparticles, where things popin and out of existence in spans of time that make nanoseconds look plodding and uneventful,where everything is strange. science was moving from a world of macrophysics, whereobjects could be seen and held and measured, to one of microphysics, where events transpirewith unimaginable swiftness on scales far below the limits of imagining. we were about toenter the quantum age, and the first person to push on the door was the so-far unfortunatemax planck.

    in 1900, now a theoretical physic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berlin and at the somewhatadvanced age of forty-two, planck unveiled a new “quantum theory,” which posited thatenergy is not a continuous thing like flowing water but comes in individualized packets,which he called quanta. this was a novel concept, and a good one. in the short term it wouldhelp to provide a solution to the puzzle of the michelson-morley experiments in that itdemonstrated that light needn’t be a wave after all. in the longer term it would lay thefoundation for the whole of modern physics. it was, at all events, the first clue that the worldwas about to change.

    but the landmark event—the dawn of a new age—came in 1905, when there appeared inthe german physics journal annalen der physik a series of papers by a young swissbureaucrat who had no university affiliation, no access to a laboratory, and the regular use of
    no library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national patent office in bern, where he was employed as atechnical examiner third class. (an application to be promoted to technical examiner secondclass had recently been rejected.)his name was albert einstein, and in that one eventful year he submitted to annalen derphysik five papers, of which three, according to c. p. snow, “were among the greatest in thehistory of physics”—one examining the photoelectric effect by means of planck’s newquantum theory, one on the behavior of small particles in suspension (what is known asbrownian motion), and one outlining a special theory of relativity.

    the first won its author a nobel prize and explained the nature of light (and also helped tomake television possible, among other things).

    3the second provided proof that atoms doindeed exist—a fact that had, surprisingly, been in some dispute. the third merely changedthe world.

    einstein was born in ulm, in southern germany, in 1879, but grew up in munich. little inhis early life suggested the greatness to come. famously he didn’t learn to speak until he wasthree. in the 1890s, his father’s electrical business failing, the family moved to milan, butalbert, by now a teenager, went to switzerland to continue his education—though he failedhis college entrance exams on the first try. in 1896 he gave up his german citizenship toavoid military conscription and entered the zurich polytechnic institute on a four-year coursedesigned to churn out high school science teachers. he was a bright but not outstandingstudent.

    in 1900 he graduated and within a few months was beginning to contribute papers toannalen der physik. his very first paper, on the physics of fluids in drinking straws (of allthings), appeared in the same issue as planck’s quantum theory. from 1902 to 1904 heproduced a series of papers on statistical mechanics only to discover that the quietlyproductive j. willard gibbs in connecticut had done that work as well, in his elementaryprinciples of statistical mechanics of 1901.

    at the same time he had fallen in love with a fellow student, a hungarian named milevamaric. in 1901 they had a child out of wedlock, a daughter, who was discreetly put up foradoption. einstein never saw his child. two years later, he and maric were married. inbetween these events, in 1902, einstein took a job with the swiss patent office, where hestayed for the next seven years. he enjoyed the work: it was challenging enough to engage hismind, but not so challenging as to distract him from his physics. this was the backgroundagainst which he produced the special theory of relativity in 1905.

    called “on the electrodynamics of moving bodies,” it is one of the most extraordinaryscientific papers ever published, as much for how it was presented as for what it said. it hadno footnotes or citations, contained almost no mathematics, made no mention of any workthat had influenced or preceded it, and acknowledged the help of just one individual, a3einstein was honored, somewhat vaguely, “for services to theoretical physics.” he had to wait sixteen years, till1921, to receive the award-quite a long time, all things considered, but nothing at all compared with frederickreines, who detected the neutrino in 1957 but wasnt honored with a nobel until 1995, thirty-eight years later, orthe german ernst ruska, who invented the electron microscope in 1932 and received his nobel prize in 1986,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after the fact. since nobel prizes are never awarded posthumously, longevity can be asimportant a factor as ingenuity for prizewinners.

    colleague at the patent office named michele besso. it was, wrote c. p. snow, as if einstein“had reached the conclusions by pure thought, unaided, without listening to the opinions ofothers. to a surprisingly large extent, that is precisely what he had done.”

    his famous equation, e =mc2, did not appear with the paper, but came in a brief supplementthat followed a few months later. as you will recall from school days, e in the equation standsfor energy, m for mass, and c2for the speed of light squared.

    in simplest terms, what the equation says is that mass and energy have an equivalence.

    they are two forms of the same thing: energy is liberated matter; matter is energy waiting tohappen. since c2(the speed of light times itself) is a truly enormous number, what theequation is saying is that there is a huge amount—a really huge amount—of energy bound upin every material thing.

    4you may not feel outstandingly robust, but if you are an average-sized adult you willcontain within your modest frame no less than 7 x 1018joules of potential energy—enough toexplode with the force of thirty very large hydrogen bombs, assuming you knew how toliberate it and really wished to make a point. everything has this kind of energy trappedwithin it. we’re just not very good at getting it out. even a uranium bomb—the mostenergetic thing we have produced yet—releases less than 1 percent of the energy it couldrelease if only we were more cunning.

    among much else, einstein’s theory explained how radiation worked: how a lump ofuranium could throw out constant streams of high-level energy without melting away like anice cube. (it could do it by converting mass to energy extremely efficiently à lae =mc2.) itexplained how stars could burn for billions of years without racing through their fuel. (ditto.)at a stroke, in a simple formula, einstein endowed geologists and astronomers with theluxury of billions of years. above all, the special theory showed that the speed of light wasconstant and supreme. nothing could overtake it. it brought light (no pun intended, exactly) tothe very heart of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the universe. not incidentally, it alsosolved the problem of the luminiferous ether by making it clear that it didn’t exist. einsteingave us a universe that didn’t need it.

    physicists as a rule are not overattentive to the pronouncements of swiss patent officeclerks, and so, despite the abundance of useful tidings, einstein’s papers attracted little notice.

    having just solved several of the deepest mysteries of the universe, einstein applied for a jobas a university lecturer and was rejected, and then as a high school teacher and was rejectedthere as well. so he went back to his job as an examiner third class, but of course he keptthinking. he hadn’t even come close to finishing yet.

    when the poet paul valéry once asked einstein if he kept a notebook to record his ideas,einstein looked at him with mild but genuine surprise. “oh, that’s not necessary,” he replied.

    “it’s so seldom i have one.” i need hardly point out that when he did get one it tended to begood. einstein’s next idea was one of the greatest that anyone has ever had—indeed, the verygreatest, according to boorse, motz, and weaver in their thoughtful history of atomic science.

    4how c came to be the symbol for the speed of light is something of a mystery, but david bodanis suggests itprobably came from the latin celeritas, meaning swiftness. the relevant volume of the oxford englishdictionary, compiled a decade before einsteins theory, recognizes c as a symbol for many things, from carbonto cricket, but makes no mention of it as a symbol for light or swiftness.

    “as the creation of a single mind,” they write, “it is undoubtedly the highest intellectualachievement of humanity,” which is of course as good as a compliment can get.

    in 1907, or so it has sometimes been written, albert einstein saw a workman fall off a roofand began to think about gravity. alas, like many good stories this one appears to beapocryphal. according to einstein himself, he was simply sitting in a chair when the problemof gravity occurred to him.

    actually, what occurred to einstein was something more like the beginning of a solution tothe problem of gravity, since it had been evident to him from the outset that one thing missingfrom the special theory was gravity. what was “special” about the special theory was that itdealt with things moving in an essentially unimpeded state. but what happened when a thingin motion—light, above all—encountered an obstacle such as gravity? it was a question thatwould occupy his thoughts for most of the next decade and lead to the publication in early1917 of a paper entitled “cosmological considerations on the general theory of relativity.”

    the special theory of relativity of 1905 was a profound and important piece of work, ofcourse, but as c. p. snow once observed, if einstein hadn’t thought of it when he did someoneelse would have, probably within five years; it was an idea waiting to happen. but the generaltheory was something else altogether. “without it,” wrote snow in 1979, “it is likely that weshould still be waiting for the theory today.”

    with his pipe, genially self-effacing manner, and electrified hair, einstein was too splendida figure to remain permanently obscure, and in 1919, the war over, the world suddenlydiscovered him. almost at once his theories of relativity developed a reputation for beingimpossible for an ordinary person to grasp. matters were not helped, as david bodanis pointsout in his superb book e=mc2, when the new york times decided to do a story, and—forreasons that can never fail to excite wonder—sent the paper’s golfing correspondent, onehenry crouch, to conduct the interview.

    crouch was hopelessly out of his depth, and got nearly everything wrong. among the morelasting errors in his report was the assertion that einstein had found a publisher daring enoughto publish a book that only twelve men “in all the world could comprehend.” there was nosuch book, no such publisher, no such circle of learned men, but the notion stuck anyway.

    soon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could grasp relativity had been reduced even further in thepopular imagination—and the scientific establishment, it must be said, did little to disturb themyth.

    when a journalist asked the british astronomer sir arthur eddington if it was true that hewas one of only three people in the world who could understand einstein’s relativity theories,eddington considered deeply for a moment and replied: “i am trying to think who the thirdperson is.” in fact, the problem with relativity wasn’t that it involved a lot of differentialequations, lorentz transformations, and other complicated mathematics (though it did—eveneinstein needed help with some of it), but that it was just so thoroughly nonintuitive.

    in essence what relativity says is that space and time are not absolute, but relative to boththe observer and to the thing being observed, and the faster one moves the more pronouncedthese effects become. we can never accelerate ourselves to the speed of light, and the harderwe try (and faster we go) the more distorted we will become, relative to an outside observer.

    almost at once popularizers of science tried to come up with ways to make these conceptsaccessible to a general audience. one of the more successful attempts—commercially at
    least—was the abc of relativity by the mathematician and philosopher bertrand russell. init, russell employed an image that has been used many times since. he asked the reader toenvision a train one hundred yards long moving at 60 percent of the speed of light. tosomeone standing on a platform watching it pass, the train would appear to be only eightyyards long and everything on it would be similarly compressed. if we could hear thepassengers on the train speak, their voices would sound slurred and sluggish, like a recordplayed at too slow a speed, and their movements would appear similarly ponderous. even theclocks on the train would seem to be running at only four-fifths of their normal speed.

    however—and here’s the thing—people on the train would have no sense of thesedistortions. to them, everything on the train would seem quite normal. it would be we on theplatform who looked weirdly compressed and slowed down. it is all to do, you see, with yourposition relative to the moving object.

    this effect actually happens every time you move. fly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and youwill step from the plane a quinzillionth of a second, or something, younger than those you leftbehind. even in walking across the room you will very slightly alter your own experience oftime and space. it has been calculated that a baseball thrown at a hundred miles an hour willpick up 0.000000000002 grams of mass on its way to home plate. so the effects of relativityare real and have been measured. the problem is that such changes are much too small tomake the tiniest detectable difference to us. but for other things in the universe—light,gravity, the universe itself—these are matters of consequence.

    so if the ideas of relativity seem weird, it is only because we don’t experience these sorts ofinteractions in normal life. however, to turn to bodanis again, we all commonly encounterother kinds of relativity—for instance with regard to sound. if you are in a park and someoneis playing annoying music, you know that if you move to a more distant spot the music willseem quieter. that’s not because the musicis quieter, of course, but simply that your positionrelative to it has changed. to something too small or sluggish to duplicate this experience—asnail, say—the idea that a boom box could seem to two observers to produce two differentvolumes of music simultaneously might seem incredible.

    the most challenging and nonintuitive of all the concepts in the general theory of relativityis the idea that time is part of space. our instinct is to regard time as eternal, absolute,immutable—nothing can disturb its steady tick. in fact, according to einstein, time is variableand ever changing. it even has shape. it is bound up—“inextricably interconnected,” instephen hawking’s expression—with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space in a curious dimensionknown as spacetime.

    spacetime is usually explained by asking you to imagine something flat but pliant—amattress, say, or a sheet of stretched rubber—on which is resting a heavy round object, suchas an iron ball. the weight of the iron ball causes the material on which it is sitting to stretchand sag slightly. this is roughly analogous to the effect that a massive object such as the sun(the iron ball) has on spacetime (the material): it stretches and curves and warps it. now ifyou roll a smaller ball across the sheet, it tries to go in a straight line as required by newton’slaws of motion, but as it nears the massive object and the slope of the sagging fabric, it rollsdownward, ineluctably drawn to the more massive object. this is gravity—a product of thebending of spacetime.

    every object that has mass creates a little depression in the fabric of the cosmos. thus theuniverse, as dennis overbye has put it, is “the ultimate sagging mattress.” gravity on this
    view is no longer so much a thing as an outcome—“not a ‘force’ but a byproduct of thewarping of spacetime,” in the words of the physicist michio kaku, who goes on: “in somesense, gravity does not exist; what moves the planets and stars is the distortion of space andtime.”

    of course the sagging mattress analogy can take us only so far because it doesn’tincorporate the effect of time. but then our brains can take us only so far because it is sonearly impossible to envision a dimension comprising three parts space to one part time, allinterwoven like the threads in a plaid fabric. at all events, i think we can agree that this wasan awfully big thought for a young man staring out the window of a patent office in thecapital of switzerland.

    among much else, einstein’s general theory of relativity suggested that the universe mustbe either expanding or contracting. but einstein was not a cosmologist, and he accepted theprevailing wisdom that the universe was fixed and eternal. more or less reflexively, hedropped into his equations something called the cosmological constant, which arbitrarilycounterbalanced the effects of gravity, serving as a kind of mathematical pause button. books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lways forgive einstein this lapse, but it was actually a fairlyappalling piece of science and he knew it. he called it “the biggest blunder of my life.”

    coincidentally, at about the time that einstein was affixing a cosmological constant to histheory, at the lowell observatory in arizona, an astronomer with the cheerily intergalacticname of vesto slipher (who was in fact from indiana) was taking spectrographic readings ofdistant stars and discovering that they appeared to be moving away from us. the universewasn’t static. the stars slipher looked at showed unmistakable signs of a doppler shift5—thesame mechanism behind that distinctive stretched-out yee-yummm sound cars make as theyflash past on a racetrack. the phenomenon also applies to light, and in the case of recedinggalaxies it is known as a red shift (because light moving away from us shifts toward the redend of the spectrum; approaching light shifts to blue).

    slipher was the first to notice this effect with light and to realize its potential importancefor understanding the motions of the cosmos. unfortunately no one much noticed him. thelowell observatory, as you will recall, was a bit of an oddity thanks to percival lowell’sobsession with martian canals, which in the 1910s made it, in every sense, an outpost ofastronomical endeavor. slipher was unaware of einstein’s theory of relativity, and the worldwas equally unaware of slipher. so his finding had no impact.

    glory instead would pass to a large mass of ego named edwin hubble. hubble was born in1889, ten years after einstein, in a small missouri town on the edge of the ozarks and grewup there and in wheaton, illinois, a suburb of chicago. his father was a successful insuranceexecutive, so life was always comfortable, and edwin enjoyed a wealth of physicalendowments, too. he was a strong and gifted athlete, charming, smart, and immensely good-looking—“handsome almost to a fault,” in the description of william h. cropper, “an5named for johann christian doppler, an austrian physicist, who first noticed the effect in 1842. briefly, whathappens is that as a moving object approaches a stationary one its sound waves become bunched up as they cramup against whatever device is receiving them (your ears, say), just as you would expect of anything that is beingpushed from behind toward an immobile object. this bunching is perceived by the listener as a kind of pinchedand elevated sound (the yee). as the sound source passes, the sound waves spread out and lengthen, causing thepitch to drop abruptly (the yummm).

    adonis” in the words of another admirer. according to his own accounts, he also managed tofit into his life more or less constant acts of valor—rescuing drowning swimmers, leadingfrightened men to safety across the battlefields of france, embarrassing world-championboxers with knockdown punches in exhibition bouts. it all seemed too good to be true. it was.

    for all his gifts, hubble was also an inveterate liar.

    this was more than a little odd, for hubble’s life was filled from an early age with a levelof distinction that was at times almost ludicrously golden. at a single high school track meetin 1906, he won the pole vault, shot put, discus, hammer throw, standing high jump, andrunning high jump, and was on the winning mile-relay team—that is seven first places in onemeet—and came in third in the broad jump. in the same year, he set a state record for the highjump in illinois.

    as a scholar he was equally proficient, and had no trouble gaining admission to studyphysics and astronomy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where, coincidentally, the head of thedepartment was now albert michelson). there he was selected to be one of the first rhodesscholars at oxford. three years of english life evidently turned his head, for he returned towheaton in 1913 wearing an inverness cape, smoking a pipe, and talking with a peculiarlyorotund accent—not quite british but not quite not—that would remain with him for life.

    though he later claimed to have passed most of the second decade of the century practicinglaw in kentucky, in fact he worked as a high school teacher and basketball coach in newalbany, indiana, before belatedly attaining his doctorate and passing briefly through thearmy. (he arrived in france one month before the armistice and almost certainly never hearda shot fired in anger.)in 1919, now aged thirty, he moved to california and took up a position at the mountwilson observatory near los angeles. swiftly, and more than a little unexpectedly, hebecame the most outstanding astronomer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t is worth pausing for a moment to consider just how little was known of the cosmos at thistime. astronomers today believe there are perhaps 140 billion galaxies in the visible universe.

    that’s a huge number, much bigger than merely saying it would lead you to suppose. ifgalaxies were frozen peas, it would be enough to fill a large auditorium—the old bostongarden, say, or the royal albert hall. (an astrophysicist named bruce gregory has actuallycomputed this.) in 1919, when hubble first put his head to the eyepiece, the number of thesegalaxies that were known to us was exactly one: the milky way. everything else was thoughtto be either part of the milky way itself or one of many distant, peripheral puffs of gas.

    hubble quickly demonstrated how wrong that belief was.

    over the next decade, hubble tackled two of the most fundamental questions of theuniverse: how old is it, and how big? to answer both it is necessary to know two things—howfar away certain galaxies are and how fast they are flying away from us (what is known astheir recessional velocity). the red shift gives the speed at which galaxies are retiring, butdoesn’t tell us how far away they are to begin with. for that you need what are known as“standard candles”—stars whose brightness can be reliably calculated and used asbenchmarks to measure the brightness (and hence relative distance) of other stars.

    hubble’s luck was to come along soon after an ingenious woman named henrietta swanleavitt had figured out a way to do so. leavitt worked at the harvard college observatory asa computer, as they were known. computers spent their lives studying photographic plates ofstars and making computations—hence the name. it was little more than drudgery by another
    name, but it was as close as women could get to real astronomy at harvard—or indeed prettymuch anywhere—in those days. the system, however unfair, did have certain unexpectedbenefits: it meant that half the finest minds available were directed to work that wouldotherwise have attracted little reflective attention, and it ensured that women ended up with anappreciation of the fine structure of the cosmos that often eluded their male counterparts.

    one harvard computer, annie jump cannon, used her repetitive acquaintance with thestars to devise a system of stellar classifications so practical that it is still in use today.

    leavitt’s contribution was even more profound. she noticed that a type of star known as acepheid variable (after the constellation cepheus, where it first was identified) pulsated witha regular rhythm—a kind of stellar heartbeat. cepheids are quite rare, but at least one of themis well known to most of us. polaris, the pole star, is a cepheid.

    we now know that cepheids throb as they do because they are elderly stars that havemoved past their “main sequence phase,” in the parlance of astronomers, and become redgiants. the chemistry of red giants is a little weighty for our purposes here (it requires anappreciation for the properties of singly ionized helium atoms, among quite a lot else), but putsimply it means that they burn their remaining fuel in a way that produces a very rhythmic,very reliable brightening and dimming. leavitt’s genius was to realize that by comparing therelative magnitudes of cepheids at different points in the sky you could work out where theywere in relation to each other. they could be used as “standard candles”—a term she coinedand still in universal use. the method provided only relative distances, not absolute distances,but even so it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anyone had come up with a usable way to measure thelarge-scale universe.

    (just to put these insights into perspective, it is perhaps worth noting that at the time leavittand cannon were inferring fundamental properties of the cosmos from dim smudges onphotographic plates, the harvard astronomer william h. pickering, who could of course peerinto a first-class telescope as often as he wanted, was developing his seminal theory that darkpatches on the moon were caused by swarms of seasonally migrating insects.)combining leavitt’s cosmic yardstick with vesto slipher’s handy red shifts, edwin hubblenow began to measure selected points in space with a fresh eye. in 1923 he showed that a puffof distant gossamer in the andromeda constellation known as m31 wasn’t a gas cloud at allbut a blaze of stars, a galaxy in its own right, a hundred thousand light-years across and atleast nine hundred thousand light-years away. the universe was vaster—vastly vaster—thananyone had ever supposed. in 1924 he produced a landmark paper, “cepheids in spiralnebulae” (nebulae,from the latin for “clouds,” was his word for galaxies), showing that theuniverse consisted not just of the milky way but of lots of independent galaxies—“islanduniverses”—many of them bigger than the milky way and much more distant.

    this finding alone would have ensured hubble’s reputation, but he now turned to thequestion of working out just how much vaster the universe was, and made an even morestriking discovery. hubble began to measure the spectra of distant galaxies—the business thatslipher had begun in arizona. using mount wilson’s new hundred-inch hooker telescopeand some clever inferences, he worked out that all the galaxies in the sky (except for our ownlocal cluster) are moving away from us. moreover, their speed and distance were neatlyproportional: the further away the galaxy, the faster it was moving.

    this was truly startling. the universe was expanding, swiftly and evenly in all directions. itdidn’t take a huge amount of imagination to read backwards from this and realize that it must
    therefore have started from some central point. far from being the stable, fixed, eternal voidthat everyone had always assumed, this was a universe that had a beginning. it mighttherefore also have an end.

    the wonder, as stephen hawking has noted, is that no one had hit on the idea of theexpanding universe before. a static universe, as should have been obvious to newton andevery thinking astronomer since, would collapse in upon itself. there was also the problemthat if stars had been burning indefinitely in a static universe they’d have made the wholeintolerably hot—certainly much too hot for the likes of us. an expanding universe resolvedmuch of this at a stroke.

    hubble was a much better observer than a thinker and didn’t immediately appreciate thefull implications of what he had found. partly this was because he was woefully ignorant ofeinstein’s general theory of relativity. this was quite remarkable because, for one thing,einstein and his theory were world famous by now. moreover, in 1929 albert michelson—now in his twilight years but still one of the world’s most alert and esteemed scientists—accepted a position at mount wilson to measure the velocity of light with his trustyinterferometer, and must surely have at least mentioned to him the applicability of einstein’stheory to his own findings.

    at all events, hubble failed to make theoretical hay when the chance was there. instead, itwas left to a belgian priest-scholar (with a ph.d. from mit) named georges lema?tre tobring together the two strands in his own “fireworks theory,” which suggested that theuniverse began as a geometrical point, a “primeval atom,” which burst into glory and hadbeen moving apart ever since. it was an idea that very neatly anticipated the modernconception of the big bang but was so far ahead of its time that lema?tre seldom gets morethan the sentence or two that we have given him here. the world would need additionaldecades, and the inadvertent discovery of cosmic background radiation by penzias and wilsonat their hissing antenna in new jersey, before the big bang would begin to move frominteresting idea to established theory.

    neither hubble nor einstein would be much of a part of that big story. though no onewould have guessed it at the time, both men had done about as much as they were ever goingto do.

    in 1936 hubble produced a popular book called the realm of the nebulae, whichexplained in flattering style his own considerable achievements. here at last he showed thathe had acquainted himself with einstein’s theory—up to a point anyway: he gave it four pagesout of about two hundred.

    hubble died of a heart attack in 1953. one last small oddity awaited him. for reasonscloaked in mystery, his wife declined to have a funeral and never revealed what she did withhis body. half a century later the whereabouts of the century’s greatest astronomer remainunknown. for a memorial you must look to the sky and the hubble space telescope,launched in 1990 and named in his honor.

    9    THE MIGHTY ATOM

    while einstein and hubble were productively unraveling the large-scale structure ofthe cosmos, others were struggling to understand something closer to hand but in its way justas remote: the tiny and ever- mysterious atom.

    the great caltech physicist richard feynman once observed that if you had to reducescientific history to one important statement it would be “all things are made of atoms.” theyare everywhere and they constitute every thing. look around you. it is all atoms. not just thesolid things like walls and tables and sofas, but the air in between. and they are there innumbers that you really cannot conceive.

    the basic working arrangement of atoms is the molecule (from the latin for “little mass”).

    a molecule is simply two or more atoms working together in a more or less stablearrangement: add two atoms of hydrogen to one of oxygen and you have a molecule of water.

    chemists tend to think in terms of molecules rather than elements in much the way thatwriters tend to think in terms of words and not letters, so it is molecules they count, and theseare numerous to say the least. at sea level, at a temperature of 32 degrees fahrenheit, onecubic centimeter of air (that is, a space about the size of a sugar cube) will contain 45 billionbillion molecules. and they are in every single cubic centimeter you see around you. thinkhow many cubic centimeters there are in the world outside your window—how many sugarcubes it would take to fill that view. then think how many it would take to build a universe.

    atoms, in short, are very abundant.

    they are also fantastically durable. because they are so long lived, atoms really get around.

    every atom you possess has almost certainly passed through several stars and been part ofmillions of organisms on its way to becoming you. we are each so atomically numerous andso vigorously recycled at death that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our atoms—up to a billion foreach of us, it has been suggested—probably once belonged to shakespeare. a billion moreeach came from buddha and genghis khan and beethoven, and any other historical figureyou care to name. (the personages have to be historical, apparently, as it takes the atomssome decades to become thoroughly redistributed; however much you may wish it, you arenot yet one with elvis presley.)so we are all reincarnations—though short-lived ones. when we die our atoms willdisassemble and move off to find new uses elsewhere—as part of a leaf or other human beingor drop of dew. atoms, however, go on practically forever. nobody actually knows how longan atom can survive, but according to martin rees it is probably about 1035years—a numberso big that even i am happy to express it in notation.

    above all, atoms are tiny—very tiny indeed. half a million of them lined up shoulder toshoulder could hide behind a human hair. on such a scale an individual atom is essentiallyimpossible to imagine, but we can of course try.

    start with a millimeter, which is a line this long: -. now imagine that line divided into athousand equal widths. each of those widths is a micron. this is the scale of microorganisms.

    a typical paramecium, for instance, is about two microns wide, 0.002 millimeters, which isreally very small. if you wanted to see with your naked eye a paramecium swimming in adrop of water, you would have to enlarge the drop until it was some forty feet across.

    however, if you wanted to see the atoms in the same drop, you would have to make the dropfifteen miles across.

    atoms, in other words, exist on a scale of minuteness of another order altogether. to getdown to the scale of atoms, you would need to take each one of those micron slices and shaveit into ten thousand finer widths. that’s the scale of an atom: one ten-millionth of amillimeter. it is a degree of slenderness way beyond the capacity of our imaginations, but youcan get some idea of the proportions if you bear in mind that one atom is to the width of amillimeter line as the thickness of a sheet of paper is to the height of the empire statebuilding.

    it is of course the abundance and extreme durability of atoms that makes them so useful,and the tininess that makes them so hard to detect and understand. the realization that atomsare these three things—small, numerous, practically indestructible—and that all things aremade from them first occurred not to antoine-laurent lavoisier, as you might expect, or evento henry cavendish or humphry davy, but rather to a spare and lightly educated englishquaker named john dalton, whom we first encountered in the chapter on chemistry.

    dalton was born in 1766 on the edge of the lake district near cockermouth to a family ofpoor but devout quaker weavers. (four years later the poet william wordsworth would alsojoin the world at cockermouth.) he was an exceptionally bright student—so very brightindeed that at the improbably youthful age of twelve he was put in charge of the local quakerschool. this perhaps says as much about the school as about dalton’s precocity, but perhapsnot: we know from his diaries that at about this time he was reading newton’s principia in theoriginal latin and other works of a similarly challenging nature. at fifteen, stillschoolmastering, he took a job in the nearby town of kendal, and a decade after that hemoved to manchester, scarcely stirring from there for the remaining fifty years of his life. inmanchester he became something of an intellectual whirlwind, producing books and paperson subjects ranging from meteorology to grammar. color blindness, a condition from whichhe suffered, was for a long time called daltonism because of his studies. but it was a plumpbook called a new system of chemical philosophy, published in 1808, that established hisreputation.

    there, in a short chapter of just five pages (out of the book’s more than nine hundred),people of learning first encountered atoms in something approaching their modernconception. dalton’s simple insight was that at the root of all matter are exceedingly tiny,irreducible particles. “we might as well attempt to introduce a new planet into the solarsystem or annihilate one already in existence, as to create or destroy a particle of hydrogen,”he wrote.

    neither the idea of atoms nor the term itself was exactly new. both had been developed bythe ancient greeks. dalton’s contribution was to consider the relative sizes and characters ofthese atoms and how they fit together. he knew, for instance, that hydrogen was the lightestelement, so he gave it an atomic weight of one. he believed also that water consisted of sevenparts of oxygen to one of hydrogen, and so he gave oxygen an atomic weight of seven. bysuch means was he able to arrive at the relative weights of the known elements. he wasn’talways terribly accurate—oxygen’s atomic weight is actually sixteen, not seven—but theprinciple was sound and formed the basis for all of modern chemistry and much of the rest ofmodern science.

    the work made dalton famous—albeit in a low-key, english quaker sort of way. in 1826,the french chemist p .j. pelletier traveled to manchester to meet the atomic hero. pelletierexpected to find him attached to some grand institution, so he was astounded to discover himteaching elementary arithmetic to boys in a small school on a back street. according to the
    scientific historian e. j. holmyard, a confused pelletier, upon beholding the great man,stammered:

    “est-ce que j’ai l’honneur de m’addresser à monsieur dalton?” for he couldhardly believe his eyes that this was the chemist of european fame, teaching a boyhis first four rules. “yes,” said the matter-of-fact quaker. “wilt thou sit downwhilst i put this lad right about his arithmetic?”

    although dalton tried to avoid all honors, he was elected to the royal society against hiswishes, showered with medals, and given a handsome government pension. when he died in1844, forty thousand people viewed the coffin, and the funeral cortege stretched for twomiles. his entry in the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is one of the longest, rivaled inlength only by those of darwin and lyell among nineteenth-century men of science.

    for a century after dalton made his proposal, it remained entirely hypothetical, and a feweminent scientists—notably the viennese physicist ernst mach, for whom is named the speedof sound—doubted the existence of atoms at all. “atoms cannot be perceived by the senses . .

    . they are things of thought,” he wrote. the existence of atoms was so doubtfully held in thegerman-speaking world in particular that it was said to have played a part in the suicide of thegreat theoretical physicist, and atomic enthusiast, ludwig boltzmann in 1906.

    it was einstein who provided the first incontrovertible evidence of atoms’ existence withhis paper on brownian motion in 1905, but this attracted little attention and in any caseeinstein was soon to become consumed with his work on general relativity. so the first realhero of the atomic age, if not the first personage on the scene, was ernest rutherford.

    rutherford was born in 1871 in the “back blocks” of new zealand to parents who hademigrated from scotland to raise a little flax and a lot of children (to paraphrase stevenweinberg). growing up in a remote part of a remote country, he was about as far from themainstream of science as it was possible to be, but in 1895 he won a scholarship that took himto the cavendish laboratory at cambridge university, which was about to become the hottestplace in the world to do physics.

    physicists are notoriously scornful of scientists from other fields. when the wife of thegreat austrian physicist wolfgang pauli left him for a chemist, he was staggered withdisbelief. “had she taken a bullfighter i would have understood,” he remarked in wonder to afriend. “but a chemist . . .”

    it was a feeling rutherford would have understood. “all science is either physics or stampcollecting,” he once said, in a line that has been used many times since. there is a certainengaging irony therefore that when he won the nobel prize in 1908, it was in chemistry, notphysics.

    rutherford was a lucky man—lucky to be a genius, but even luckier to live at a time whenphysics and chemistry were so exciting and so compatible (his own sentimentsnotwithstanding). never again would they quite so comfortably overlap.

    for all his success, rutherford was not an especially brilliant man and was actually prettyterrible at mathematics. often during lectures he would get so lost in his own equations thathe would give up halfway through and tell the students to work it out for themselves.

    according to his longtime colleague james chadwick, discoverer of the neutron, he wasn’teven particularly clever at experimentation. he was simply tenacious and open-minded. forbrilliance he substituted shrewdness and a kind of daring. his mind, in the words of onebiographer, was “always operating out towards the frontiers, as far as he could see, and thatwas a great deal further than most other men.” confronted with an intractable problem, hewas prepared to work at it harder and longer than most people and to be more receptive tounorthodox explanations. his greatest breakthrough came because he was prepared to spendimmensely tedious hours sitting at a screen counting alpha particle scintillations, as they wereknown—the sort of work that would normally have been farmed out. he was one of the firstto see—possibly the very first—that the power inherent in the atom could, if harnessed, makebombs powerful enough to “make this old world vanish in smoke.”

    physically he was big and booming, with a voice that made the timid shrink. once whentold that rutherford was about to make a radio broadcast across the atlantic, a colleague drilyasked: “why use radio?” he also had a huge amount of good-natured confidence. whensomeone remarked to him that he seemed always to be at the crest of a wave, he responded,“well, after all, i made the wave, didn’t i?” c. p. snow recalled how once in a cambridgetailor’s he overheard rutherford remark: “every day i grow in girth. and in mentality.”

    but both girth and fame were far ahead of him in 1895 when he fetched up at thecavendish.

    1it was a singularly eventful period in science. in the year of his arrival incambridge, wilhelm roentgen discovered x rays at the university of würzburg in germany,and the next year henri becquerel discovered radioactivity. and the cavendish itself wasabout to embark on a long period of greatness. in 1897, j. j. thomson and colleagues woulddiscover the electron there, in 1911 c. t. r. wilson would produce the first particle detectorthere (as we shall see), and in 1932 james chadwick would discover the neutron there.

    further still in the future, james watson and francis crick would discover the structure ofdna at the cavendish in 1953.

    in the beginning rutherford worked on radio waves, and with some distinction—hemanaged to transmit a crisp signal more than a mile, a very reasonable achievement for thetime—but gave it up when he was persuaded by a senior colleague that radio had little future.

    on the whole, however, rutherford didn’t thrive at the cavendish. after three years there,feeling he was going nowhere, he took a post at mcgill university in montreal, and there hebegan his long and steady rise to greatness. by the time he received his nobel prize (for“investigations into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elements, and the chemistry of radioactivesubstances,” according to the official citation) he had moved on to manchester university,and it was there, in fact, that he would do his most important work in determining thestructure and nature of the atom.

    1the name comes from the same cavendishes who producec henry. this one was william cavendish, seventhduke of devonshire, who was a gifted mathematician and steel baron in victoriar england. in 1870, he gave theuniversity ￡6,300 to build an experimental lab.

    by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it was known that atoms were made of parts—thomson’sdiscovery of the electron had established that—but it wasn’t known how many parts therewere or how they fit together or what shape they took. some physicists thought that atomsmight be cube shaped, because cubes can be packed together so neatly without any wastedspace. the more general view, however, was that an atom was more like a currant bun or aplum pudding: a dense, solid object that carried a positive charge but that was studded withnegatively charged electrons, like the currants in a currant bun.

    in 1910, rutherford (assisted by his student hans geiger, who would later invent theradiation detector that bears his name) fired ionized helium atoms, or alpha particles, at asheet of gold foil.

    2to rutherford’s astonishment, some of the particles bounced back. it wasas if, he said, he had fired a fifteen-inch shell at a sheet of paper and it rebounded into his lap.

    this was just not supposed to happen. after considerable reflection he realized there could beonly one possible explanation: the particles that bounced back were striking something smalland dense at the heart of the atom, while the other particles sailed through unimpeded. anatom, rutherford realized, was mostly empty space, with a very dense nucleus at the center.

    this was a most gratifying discovery, but it presented one immediate problem. by all the lawsof conventional physics, atoms shouldn’t therefore exist.

    let us pause for a moment and consider the structure of the atom as we know it now. everyatom is made from three kinds of elementary particles: protons, which have a positiveelectrical charge; electrons, which have a negative electrical charge; and neutrons, which haveno charge. protons and neutrons are packed into the nucleus, while electrons spin aroundoutside. the number of protons is what gives an atom its chemical identity. an atom with oneproton is an atom of hydrogen, one with two protons is helium, with three protons is lithium,and so on up the scale. each time you add a proton you get a new element. (because thenumber of protons in an atom is always balanced by an equal number of electrons, you willsometimes see it written that it is the number of electrons that defines an element; it comes tothe same thing. the way it was explained to me is that protons give an atom its identity,electrons its personality.)neutrons don’t influence an atom’s identity, but they do add to its mass. the number ofneutrons is generally about the same as the number of protons, but they can vary up and downslightly. add a neutron or two and you get an isotope. the terms you hear in reference todating techniques in archeology refer to isotopes—carbon-14, for instance, which is an atomof carbon with six protons and eight neutrons (the fourteen being the sum of the two).

    neutrons and protons occupy the atom’s nucleus. the nucleus of an atom is tiny—only onemillionth of a billionth of the full volume of the atom—but fantastically dense, since itcontains virtually all the atom’s mass. as cropper has put it, if an atom were expanded to thesize of a cathedral, the nucleus would be only about the size of a fly—but a fly manythousands of times heavier than the cathedral. it was this spaciousness—this resounding,unexpected roominess—that had rutherford scratching his head in 1910.

    it is still a fairly astounding notion to consider that atoms are mostly empty space, and thatthe solidity we experience all around us is an illusion. when two objects come together in the2geiger would also later become a loyal nazi, unhesitatingly betraying jewish colleagues, including many whohad helped him.

    real world—billiard balls are most often used for illustration—they don’t actually strike eachother. “rather,” as timothy ferris explains, “the negatively charged fields of the two ballsrepel each other . . . were it not for their electrical charges they could, like galaxies, pass rightthrough each other unscathed.” when you sit in a chair, you are not actually sitting there, butlevitating above it at a height of one angstrom (a hundred millionth of a centimeter), yourelectrons and its electrons implacably opposed to any closer intimacy.

    the picture that nearly everybody has in mind of an atom is of an electron or two flyingaround a nucleus, like planets orbiting a sun. this image was created in 1904, based on littlemore than clever guesswork, by a japanese physicist named hantaro nagaoka. it iscompletely wrong, but durable just the same. as isaac asimov liked to note, it inspiredgenerations of science fiction writers to create stories of worlds within worlds, in which atomsbecome tiny inhabited solar systems or our solar system turns out to be merely a mote in somemuch larger scheme. even now cern, the 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nuclear research, usesnagaoka’s image as a logo on its website. in fact, as physicists were soon to realize, electronsare not like orbiting planets at all, but more like the blades of a spinning fan, managing to fillevery bit of space in their orbits simultaneously (but with the crucial difference that the bladesof a fan only seem to be everywhere at once; electrons are ).

    needless to say, very little of this was understood in 1910 or for many years afterward.

    rutherford’s finding presented some large and immediate problems, not least that no electronshould be able to orbit a nucleus without crashing. conventional electrodynamic theorydemanded that a flying electron should very quickly run out of energy—in only an instant orso—and spiral into the nucleus, with disastrous consequences for both. there was also theproblem of how protons with their positive charges could bundle together inside the nucleuswithout blowing themselves and the rest of the atom apart. clearly whatever was going ondown there in the world of the very small was not governed by the laws that applied in themacro world where our expectations reside.

    as physicists began to delve into this subatomic realm, they realized that it wasn’t merelydifferent from anything we knew, but different from anything ever imagined. “becauseatomic behavior is so unlike ordinary experience,” richard feynman once observed, “it isvery difficult to get used to and it appears peculiar and mysterious to everyone, both to thenovice and to the experienced physicist.” when feynman made that comment, physicists hadhad half a century to adjust to the strangeness of atomic behavior. so think how it must havefelt to rutherford and his colleagues in the early 1910s when it was all brand new.

    one of the people working with rutherford was a mild and affable young dane namedniels bohr. in 1913, while puzzling over the structure of the atom, bohr had an idea soexciting that he postponed his honeymoon to write what became a landmark paper. becausephysicists couldn’t see anything so small as an atom, they had to try to work out its structurefrom how it behaved when they did things to it, as rutherford had done by firing alphaparticles at foil. sometimes, not surprisingly, the results of these experiments were puzzling.

    one puzzle that had been around for a long time had to do with spectrum readings of thewavelengths of hydrogen. these produced patterns showing that hydrogen atoms emittedenergy at certain wavelengths but not others. it was rather as if someone under surveillancekept turning up at particular locations but was never observed traveling between them. no onecould understand why this should be.

    it was while puzzling over this problem that bohr was struck by a solution and dashed offhis famous paper. called “on the constitutions of atoms and molecules,” the paper explainedhow electrons could keep from falling into the nucleus by suggesting that they could occupyonly certain well-defined orbits. according to the new theory, an electron moving betweenorbits would disappear from one and reappear instantaneously in another without visiting thespace between. this idea—the famous “quantum leap”—is of course utterly strange, but itwas too good not to be true. it not only kept electrons from spiraling catastrophically into thenucleus; it also explained hydrogen’s bewildering wavelengths. the electrons only appearedin certain orbits because they only existed in certain orbits. it was a dazzling insight, and itwon bohr the 1922 nobel prize in physics, the year after einstein received his.

    meanwhile the tireless rutherford, now back at cambridge as j. j. thomson’s successor ashead of the cavendish laboratory, came up with a model that explained why the nuclei didn’tblow up. he saw that they must be offset by some type of neutralizing particles, which hecalled neutrons. the idea was simple and appealing, but not easy to prove. rutherford’sassociate, james chadwick, devoted eleven intensive years to hunting for neutrons beforefinally succeeding in 1932. he, too, was awarded with a nobel prize in physics, in 1935. asboorse and his colleagues point out in their history of the subject, the delay in discovery wasprobably a very good thing as mastery of the neutron was essential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atomic bomb. (because neutrons have no charge, they aren’t repelled by the electrical fields atthe heart of an atom and thus could be fired like tiny torpedoes into an atomic nucleus, settingoff the destructive process known as fission.) had the neutron been isolated in the 1920s, theynote, it is “very likely the atomic bomb would have been developed first in europe,undoubtedly by the germans.”

    as it was, the europeans had their hands full trying to understand the strange behavior ofthe electron. the principal problem they faced was that the electron sometimes behaved like aparticle and sometimes like a wave. this impossible duality drove physicists nearly mad. forthe next decade all across europe they furiously thought and scribbled and offered competinghypotheses. in france, prince louis-victor de broglie, the scion of a ducal family, found thatcertain anomalies in the behavior of electrons disappeared when one regarded them as waves.

    the observation excited the attention of the austrian erwin schr?dinger, who made some deftrefinements and devised a handy system called wave mechanics. at almost the same time thegerman physicist werner heisenberg came up with a competing theory called matrixmechanics. this was so mathematically complex that hardly anyone really understood it,including heisenberg himself (“i do not even know what a matrix is ,” heisenberg despairedto a friend at one point), but it did seem to solve certain problems that schr?dinger’s wavesfailed to explain. the upshot is that physics had two theories, based on conflicting premises,that produced the same results. it was an impossible situation.

    finally, in 1926, heisenberg came up with a celebrated compromise, producing a newdiscipline that came to be known as quantum mechanics. at the heart of it was heisenberg’suncertainty principle, which states that the electron is a particle but a particle that can bedescribed in terms of waves. the uncertainty around which the theory is built is that we canknow the path an electron takes as it moves through a space or we can know where it is at agiven instant, but we cannot know both.

    3any attempt to measure one will unavoidably3there is a little uncertainty about the use of the word uncertainty in regard to heisenbergs principle. michaelfrayn, in an afterword to his play copenhagen, notes that several words in german-unsicherheit, unscharfe,unbestimmtheit-have been used by various translators, but that none quite equates to the english uncertainty.

    frayn suggests that indeterminacy would be a better word for the principle and indeterminability would be betterstill.

    disturb the other. this isn’t a matter of simply needing more precise instruments; it is animmutable property of the universe.

    what this means in practice is that you can never predict where an electron will be at anygiven moment. you can only list its probability of being there. in a sense, as dennis overbyehas put it, an electron doesn’t exist until it is observed. or, put slightly differently, until it isobserved an electron must be regarded as being “at once everywhere and nowhere.”

    if this seems confusing, you may take some comfort in knowing that it was confusing tophysicists, too. overbye notes: “bohr once commented that a person who wasn’t outraged onfirst hearing about quantum theory didn’t understand what had been said.” heisenberg, whenasked how one could envision an atom, replied: “don’t try.”

    so the atom turned out to be quite unlike the image that most people had created. theelectron doesn’t fly around the nucleus like a planet around its sun, but instead takes on themore amorphous aspect of a cloud. the “shell” of an atom isn’t some hard shiny casing, asillustrations sometimes encourage us to suppose, but simply the outermost of these fuzzyelectron clouds. the cloud itself is essentially just a zone of statistical probability marking thearea beyond which the electron only very seldom strays. thus an atom, if you could see it,would look more like a very fuzzy tennis ball than a hard-edged metallic sphere (but not muchlike either or, indeed, like anything you’ve ever seen; we are, after all, dealing here with aworld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one we see around us).

    it seemed as if there was no end of strangeness. for the first time, as james trefil has put it,scientists had encountered “an area of the universe that our brains just aren’t wired tounderstand.” or as feynman expressed it, “things on a small scale behave nothing like thingson a large scale.” as physicists delved deeper, they realized they had found a world where notonly could electrons jump from one orbit to another without traveling across any interveningspace, but matter could pop into existence from nothing at all—“provided,” in the words ofalan lightman of mit, “it disappears again with sufficient haste.”

    perhaps the most arresting of quantum improbabilities is the idea, arising from wolfgangpauli’s exclusion principle of 1925, that the subatomic particles in certain pairs, even whenseparated by the most considerable distances, can each instantly “know” what the other isdoing. particles have a quality known as spin and, according to quantum theory, the momentyou determine the spin of one particle, its sister particle, no matter how distant away, willimmediately begin spinning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and at the same rate.

    it is as if, in the words of the science writer lawrence joseph, you had two identical poolballs, one in ohio and the other in fiji, and the instant you sent one spinning the other wouldimmediately spin in a contrary direction at precisely the same speed. remarkably, thephenomenon was proved in 1997 when physicists at the university of geneva sent photonsseven miles in opposite directions and demonstrated that interfering with one provoked aninstantaneous response in the other.

    things reached such a pitch that at one conference bohr remarked of a new theory that thequestion was not whether it was crazy, but whether it was crazy enough. to illustrate thenonintuitive nature of the quantum world, schr?dinger offered a famous thought experimentin which a hypothetical cat was placed in a box with one atom of a radioactive substanceattached to a vial of hydrocyanic acid. if the particle degraded within an hour, it would triggera mechanism that would break the vial and poison the cat. if not, the cat would live. but we
    could not know which was the case, so there was no choice, scientifically, but to regard thecat as 100 percent alive and 100 percent dead at the same time. this means, as stephenhawking has observed with a touch of understandable excitement, that one cannot “predictfuture events exactly if one cannot even measure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universe precisely!”

    because of its oddities, many physicists disliked quantum theory, or at least certain aspectsof it, and none more so than einstein. this was more than a little ironic since it was he, in hisannus mirabilis of 1905, who had so persuasively explained how photons of light couldsometimes behave like particles and sometimes like waves—the notion at the very heart of thenew physics. “quantum theory is very worthy of regard,” he observed politely, but he reallydidn’t like it. “god doesn’t play dice,” he said.

    4einstein couldn’t bear the notion that god could create a universe in which some thingswere forever unknowable. moreover, the idea of action at a distance—that one particle couldinstantaneously influence another trillions of miles away—was a stark violation of the specialtheory of relativity. this expressly decreed that nothing could outrace the speed of light andyet here were physicists insisting that, somehow, at the subatomic level, information could.

    (no one, incidentally, has ever explained how the particles achieve this feat. scientists havedealt with this problem, according to the physicist yakir aharanov, “by not thinking aboutit.”)above all, there was the problem that quantum physics introduced a level of untidiness thathadn’t previously existed. suddenly you needed two sets of laws to explain the behavior ofthe universe—quantum theory for the world of the very small and relativity for the largeruniverse beyond. the gravity of relativity theory was brilliant at explaining why planetsorbited suns or why galaxies tended to cluster, but turned out to have no influence at all at theparticle level. to explain what kept atoms together, other forces were needed, and in the1930s two were discovered: the strong nuclear force and weak nuclear force. the strong forcebinds atoms together; it’s what allows protons to bed down together in the nucleus. the weakforce engages in more miscellaneous tasks, mostly to do with controlling the rates of certainsorts of radioactive decay.

    the weak nuclear force, despite its name, is ten billion billion billion times stronger thangravity, and the strong nuclear force is more powerful still—vastly so, in fact—but theirinfluence extends to only the tiniest distances. the grip of the strong force reaches out only toabout 1/100,000 of the diameter of an atom. that’s why the nuclei of atoms are so compactedand dense and why elements with big, crowded nuclei tend to be so unstable: the strong forcejust can’t hold on to all the protons.

    the upshot of all this is that physics ended up with two bodies of laws—one for the worldof the very small, one for the universe at large—leading quite separate lives. einstein dislikedthat, too. he devoted the rest of his life to searching for a way to tie up these loose ends byfinding a grand unified theory, and always failed. from time to time he thought he had it, butit always unraveled on him in the end. as time passed he became increasingly marginalizedand even a little pitied. almost without exception, wrote snow, “his colleagues thought, andstill think, that he wasted the second half of his life.”

    4or at least that is how it is nearly always rendered. the actual quote was: “it seems hard to sneak a look atgod’s cards. but that he plays dice and uses ‘telepathic’ methods. . . is something that i cannot believe for asingle moment.”

    elsewhere, however, real progress was being made. by the mid-1940s scientists hadreached a point where they understood the atom at an extremely profound level—as they alltoo effectively demonstrated in august 1945 by exploding a pair of atomic bombs over japan.

    by this point physicists could be excused for thinking that they had just about conqueredthe atom. in fact, everything in particle physics was about to get a whole lot morecomplicated. but before we take up that slightly exhausting story, we must bring anotherstraw of our history up to date by considering an important and salutary tale of avarice, deceit,bad science, several needless deaths, and the final determination of the age of the earth.

    10    GETTING THE LEAD OUT

    in the late 1940s, a graduate student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named clair patterson(who was, first name notwithstanding, an iowa farm boy by origin) was using a new methodof lead isotope measurement to try to get a definitive age for the earth at last. unfortunatelyall his samples came up contaminated—usually wildly so. most contained something like twohundred times the levels of lead that would normally be expected to occur. many years wouldpass before patterson realized that the reason for this lay with a regrettable ohio inventornamed thomas midgley, jr.

    midgley was an engineer by training, and the world would no doubt have been a safer placeif he had stayed so. instead, he developed an interest in the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ofchemistry. in 1921, while working for the general motors research corporation in dayton,ohio, he investigated a compound called tetraethyl lead (also known, confusingly, as leadtetraethyl), and discovered that it significantly reduced the juddering condition known asengine knock.

    even though lead was widely known to be dangerous, b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twentiethcentury it could be found in all manner of consumer products. food came in cans sealed withlead solder. water was often stored in lead-lined tanks. it was sprayed onto fruit as a pesticidein the form of lead arsenate. it even came as part of the packaging of toothpaste tubes. hardlya product existed that didn’t bring a little lead into consumers’ lives. however, nothing gave ita greater and more lasting intimacy than its addition to gasoline.

    lead is a neurotoxin. get too much of it and you can irreparably damage the brain andcentral nervous system. among the many symptoms associated with overexposure areblindness, insomnia, kidney failure, hearing loss, cancer, palsies, and convulsions. in its mostacute form it produces abrupt and terrifying hallucinations, disturbing to victims andonlookers alike, which generally then give way to coma and death. you really don’t want toget too much lead into your system.

    on the other hand, lead was easy to extract and work, and almost embarrassingly profitableto produce industrially—and tetraethyl lead did indubitably stop engines from knocking. so in1923 three of america’s largest corporations, general motors, du pont, and standard oil ofnew jersey, formed a joint enterprise called the ethyl gasoline corporation (later shortenedto simply ethyl corporation) with a view to making as much tetraethyl lead as the world waswilling to buy, and that proved to be a very great deal. they called their additive “ethyl”

    because it sounded friendlier and less toxic than “lead” and introduced it for publicconsumption (in more ways than most people realized) on february 1, 1923.

    almost at once production workers began to exhibit the staggered gait and confusedfaculties that mark the recently poisoned. also almost at once, the ethyl corporationembarked on a policy of calm but unyielding denial that would serve it well for decades. assharon bertsch mcgrayne notes in her absorbing history of industrial chemistry,prometheans in the lab, when employees at one plant developed irreversible delusions, a
    spokesman blandly informed reporters: “these men probably went insane because theyworked too hard.” altogether at least fifteen workers died in the early days of production ofleaded gasoline, and untold numbers of others became ill, often violently so; the exactnumbers are unknown because the company nearly always managed to hush up news ofembarrassing leakages, spills, and poisonings. at times, however, suppressing the newsbecame impossible, most notably in 1924 when in a matter of days five production workersdied and thirty-five more were turned into permanent staggering wrecks at a single ill-ventilated facility.

    as rumors circulated about the dangers of the new product, ethyl’s ebullient inventor,thomas midgley, decided to hold a demonstration for reporters to allay their concerns. as hechatted away about the company’s commitment to safety, he poured tetraethyl lead over hishands, then held a beaker of it to his nose for sixty seconds, claiming all the while that hecould repeat the procedure daily without harm. in fact, midgley knew only too well the perilsof lead poisoning: he had himself been made seriously ill from overexposure a few monthsearlier and now, except when reassuring journalists, never went near the stuff if he could helpit.

    buoyed by the success of leaded gasoline, midgley now turned to another technologicalproblem of the age. refrigerators in the 1920s were often appallingly risky because they useddangerous gases that sometimes leaked. one leak from a refrigerator at a hospital incleveland, ohio, in 1929 killed more than a hundred people. midgley set out to create a gasthat was stable, nonflammable, noncorrosive, and safe to breathe. with an instinct for theregrettable that was almost uncanny, he invented chlorofluorocarbons, or cfcs.

    seldom has an industrial product been more swiftly or unfortunately embraced. cfcs wentinto production in the early 1930s and found a thousand applications in everything from carair conditioners to deodorant sprays before it was noticed, half a century later, that they weredevouring the ozone in the stratosphere. as you will be aware, this was not a good thing.

    ozone is a form of oxygen in which each molecule bears three atoms of oxygen instead oftwo. it is a bit of a chemical oddity in that at ground level it is a pollutant, while way up in thestratosphere it is beneficial, since it soaks up dangerous ultraviolet radiation. beneficial ozoneis not terribly abundant, however. if it were distributed evenly throughout the stratosphere, itwould form a layer just one eighth of an inch or so thick. that is why it is so easily disturbed,and why such disturbances don’t take long to become critical.

    chlorofluorocarbons are also not very abundant—they constitute only about one part perbillion of the atmosphere as a whole—but they are extravagantly destructive. one pound ofcfcs can capture and annihilate seventy thousand pounds of atmospheric ozone. cfcs alsohang around for a long time—about a century on average—wreaking havoc all the while.

    they are also great heat sponges. a single cfc molecule is about ten thousand times moreefficient at exacerbating greenhouse effects than a molecule of carbon dioxide—and carbondioxide is of course no slouch itself as a greenhouse gas. in short, chlorofluorocarbons mayultimately prove to be just about the worst inventio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midgley never knew this because he died long before anyone realized how destructivecfcs were. his death was itself memorably unusual. after becoming crippled with polio,midgley invented a contraption involving a series of motorized pulleys that automatically
    raised or turned him in bed. in 1944, he became entangled in the cords as the machine wentinto action and was strangled.

    if you were interested in finding out the ages of thing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in the1940s was the place to be. willard libby was in the process of inventing radiocarbon dating,allowing scientists to get an accurate reading of the age of bones and other organic remains,something they had never been able to do before. up to this time, the oldest reliable dateswent back no further than the first dynasty in egypt from about 3000b.c. no one couldconfidently say, for instance, when the last ice sheets had retreated or at what time in the pastthe cro-magnon people had decorated the caves of lascaux in france.

    libby’s idea was so useful that he would be awarded a nobel prize for it in 1960. it wasbased on the realization that all living things have within them an isotope of carbon calledcarbon-14, which begins to decay at a measurable rate the instant they die. carbon-14 has ahalf-life—that is, the time it takes for half of any sample to disappear1—of about 5,600 years,so by working out how much a given sample of carbon had decayed, libby could get a goodfix on the age of an object—though only up to a point. after eight half-lives, only 1/256 of theoriginal radioactive carbon remains, which is too little to make a reliable measurement, soradiocarbon dating works only for objects up to forty thousand or so years old.

    curiously, just as the technique was becoming widespread, certain flaws within it becameapparent. to begin with, it was discovered that one of the basic components of libby’sformula, known as the decay constant, was off by about 3 percent. by this time, however,thousands of measurements had been taken throughout the world. rather than restate everyone, scientists decided to keep the inaccurate constant. “thus,” tim flannery notes, “everyraw radiocarbon date you read today is given as too young by around 3 percent.” theproblems didn’t quite stop there. it was also quickly discovered that carbon-14 samples can beeasily contaminated with carbon from other sources—a tiny scrap of vegetable matter, forinstance, that has been collected with the sample and not noticed. for younger samples—those under twenty thousand years or so—slight contamination does not always matter somuch, but for older samples it can be a serious problem because so few remaining atoms arebeing counted. in the first instance, to borrow from flannery, it is like miscounting by a dollarwhen counting to a thousand; in the second it is more like miscounting by a dollar when youhave only two dollars to count.

    libby’s method was also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amount of carbon-14 in theatmosphere, and the rate at which it has been absorbed by living things, has been consistentthroughout history. in fact it hasn’t been. we now know that the volume of atmosphericcarbon-14 varies depending on how well or not earth’s magnetism is deflecting cosmic rays,and that that can vary significantly over time. this means that some carbon-14 dates are more1if you have ever wondered how the atoms determine which 50 percent will die and which 50 percent willsurvive for the next session, the answer is that the half-life is really just a statistical convenience-a kind ofactuarial table for elemental things. imagine you had a sample of material with a half-life of 30 seconds. it isntthat every atom in the sample will exist for exactly 30 seconds or 60 seconds or 90 seconds or some other tidilyordained period. each atom will in fact survive for an entirely random length of time that has nothing to do withmultiples of 30; it might last until two seconds from now or it might oscillate away for years or decades orcenturies to come. no one can say. but what we can say is that for the sample as a whole the rate ofdisappearance will be such that half the atoms will disappear every 30 seconds. its an average rate, in otherwords, and you can apply it to any large sampling. someone once worked out, for instance, that dimes have ahalf-life of about 30 years.

    dubious than others. this is particularly so with dates just around the time that people firstcame to the americas, which is one of the reasons the matter is so perennially in dispute.

    finally, and perhaps a little unexpectedly, readings can be thrown out by seeminglyunrelated external factors—such as the diets of those whose bones are being tested. onerecent case involved the long-running debate over whether syphilis originated in the newworld or the old. archeologists in hull, in the north of england, found that monks in amonastery graveyard had suffered from syphilis, but the initial conclusion that the monks haddone so before columbus’s voyage was cast into doubt by the realization that they had eaten alot of fish, which could make their bones appear to be older than in fact they were. the monksmay well have had syphilis, but how it got to them, and when, remain tantalizinglyunresolved.

    because of the accumulated shortcomings of carbon-14, scientists devised other methods ofdating ancient materials, among them thermoluminesence, which measures electrons trappedin clays, and electron spin resonance, which involves bombarding a sample withelectromagnetic waves and measuring the vibrations of the electrons. but even the best ofthese could not date anything older than about 200,000 years, and they couldn’t date inorganicmaterials like rocks at all, which is of course what you need if you wish to determine the ageof your planet.

    the problems of dating rocks were such that at one point almost everyone in the world hadgiven up on them. had it not been for a determined english professor named arthur holmes,the quest might well have fallen into abeyance altogether.

    holmes was heroic as much for the obstacles he overcame as for the results he achieved.

    by the 1920s, when holmes was in the prime of his career, geology had slipped out offashion—physics was the new excitement of the age—and had become severely underfunded,particularly in britain, its spiritual birthplace. at durham university, holmes was for manyyears the entire geology department. often he had to borrow or patch together equipment inorder to pursue his radiometric dating of rocks. at one point, his calculations were effectivelyheld up for a year while he waited for the university to provide him with a simple addingmachine. occasionally, he had to drop out of academic life altogether to earn enough tosupport his family—for a time he ran a curio shop in newcastle upon tyne—and sometimeshe could not even afford the ￡5 annual membership fee for the geological society.

    the technique holmes used in his work was theoretically straightforward and arose directlyfrom the process, first observed by ernest rutherford in 1904, in which some atoms decayfrom one element into another at a rate predictable enough that you can use them as clocks. ifyou know how long it takes for potassium-40 to become argon-40, and you measure theamounts of each in a sample, you can work out how old a material is. holmes’s contributionwas to measure the decay rate of uranium into lead to calculate the age of rocks, and thus—hehoped—of the earth.

    but there were many technical difficulties to overcome. holmes also needed—or at leastwould very much have appreciated—sophisticated gadgetry of a sort that could make veryfine measurements from tiny samples, and as we have seen it was all he could do to get asimple adding machine. so it was quite an achievement when in 1946 he was able toannounce with some confidence that the earth was at least three billion years old and possiblyrather more. unfortunately, he now met yet another formidable impediment to acceptance: theconservativeness of his fellow scientists. although happy to praise his methodology, many
    maintained that he had found not the age of the earth but merely the age of the materials fromwhich the earth had been formed.

    it was just at this time that harrison brown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developed a newmethod for counting lead isotopes in igneous rocks (which is to say those that were createdthrough heating, as opposed to the laying down of sediments). realizing that the work wouldbe exceedingly tedious, he assigned it to young clair patterson as his dissertation project.

    famously he promised patterson that determining the age of the earth with his new methodwould be “duck soup.” in fact, it would take years.

    patterson began work on the project in 1948. compared with thomas midgley’s colorfulcontributions to the march of progress, patterson’s discovery of the age of the earth feelsmore than a touch anticlimactic. for seven years, first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nd then atthe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here he moved in 1952), he worked in a sterile lab,making very precise measurements of the lead/uranium ratios in carefully selected samples ofold rock.

    the problem with measuring the age of the earth was that you needed rocks that wereextremely ancient, containing lead- and uranium-bearing crystals that were about as old as theplanet itself—anything much younger would obviously give you misleadingly youthfuldates—but really ancient rocks are only rarely found on earth. in the late 1940s no onealtogether understood why this should be. indeed, and rather extraordinarily, we would bewell into the space age before anyone could plausibly account for where all the earth’s oldrocks went. (the answer was plate tectonics, which we shall of course get to.) patterson,meantime, was left to try to make sense of things with very limited materials. eventually, andingeniously, it occurred to him that he could circumvent the rock shortage by using rocksfrom beyond earth. he turned to meteorites.

    the assumption he made—rather a large one, but correct as it turned out—was that manymeteorites are essentially leftover building materials from the early days of the solar system,and thus have managed to preserve a more or less pristine interior chemistry. measure the ageof these wandering rocks and you would have the age also (near enough) of the earth.

    as always, however, nothing was quite as straightforward as such a breezy descriptionmakes it sound. meteorites are not abundant and meteoritic samples not especially easy to gethold of. moreover, brown’s measurement technique proved finicky in the extreme andneeded much refinement. above all, there was the problem that patterson’s samples werecontinuously and unaccountably contaminated with large doses of atmospheric lead wheneverthey were exposed to air. it was this that eventually led him to create a sterile laboratory—theworld’s first, according to at least one account.

    it took patterson seven years of patient work just to assemble suitable samples for finaltesting. in the spring of 1953 he traveled to the 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 in illinois,where he was granted time on a late-model mass spectrograph, a machine capable of detectingand measuring the minute quantities of uranium and lead locked up in ancient crystals. whenat last he had his results, patterson was so excited that he drove straight to his boyhood homein iowa and had his mother check him into a hospital because he thought he was having aheart attack.

    soon afterward, at a meeting in wisconsin, patterson announced a definitive age for theearth of 4,550 million years (plus or minus 70 million years)—“a figure that stands
    unchanged 50 years later,” as mcgrayne admiringly notes. after two hundred years of trying,the earth finally had an age.

    his main work done, patterson now turned his attention to the nagging question of all thatlead in the atmosphere. he was astounded to find that what little was known about the effectsof lead on humans was almost invariably wrong or misleading—and not surprisingly, hediscovered, since for forty years every study of lead’s effects had been funded exclusively bymanufacturers of lead additives.

    in one such study, a doctor who had no specialized training in chemical pathologyundertook a five-year program in which volunteers were asked to breathe in or swallow leadin elevated quantities. then their urine and feces were tested. unfortunately, as the doctorappears not to have known, lead is not excreted as a waste product. rather, it accumulates inthe bones and blood—that’s what makes it so dangerous—and neither bone nor blood wastested. in consequence, lead was given a clean bill of health.

    patterson quickly established that we had a lot of lead in the atmosphere—still do, in fact,since lead never goes away—and that about 90 percent of it appeared to come fromautomobile exhaust pipes, but he couldn’t prove it. what he needed was a way to comparelead levels in the atmosphere now with the levels that existed before 1923, when tetraethyllead was introduced. it occurred to him that ice cores could provide the answer.

    it was known that snowfall in places like greenland accumulates into discrete annual layers(because seasonal temperature differences produce slight changes in coloration from winter tosummer). by counting back through these layers and measuring the amount of lead in each, hecould work out global lead concentrations at any time for hundreds, or even thousands, ofyears. the notion became the foundation of ice core studies, on which much modernclimatological work is based.

    what patterson found was that before 1923 there was almost no lead in the atmosphere, andthat since that time its level had climbed steadily and dangerously. he now made it his life’squest to get lead taken out of gasoline. to that end, he became a constant and often vocalcritic of the lead industry and its interests.

    it would prove to be a hellish campaign. ethyl was a powerful global corporation withmany friends in high places. (among its directors have been supreme court justice lewispowell and gilbert grosvenor of the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patterson suddenly foundresearch funding withdrawn or difficult to acquire. the 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canceled a research contract with him, as did the united states public health service, asupposedly neutral government institution.

    as patterson increasingly became a liability to his institution, the school trustees wererepeatedly pressed by lead industry officials to shut him up or let him go. according to jamielincoln kitman, writing in the nation in 2000, ethyl executives allegedly offered to endow achair at caltech “if patterson was sent packing.” absurdly, he was excluded from a 1971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panel appointed to investigate the dangers of atmospheric leadpoisoning even though he was by now unquestionably the leading expert on atmospheric lead.

    to his great credit, patterson never wavered or buckled. eventually his efforts led to theintroduction of the clean air act of 1970 and finally to the removal from sale of all leadedgasoline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986. almost immediately lead levels in the blood ofamericans fell by 80 percent. but because lead is forever, those of us alive today have about625 times more lead in our blood than people did a century ago. the amount of lead in theatmosphere also continues to grow, quite legally, by about a hundred thousand metric tons ayear, mostly from mining, smelting, and industrial activities. the united states also bannedlead in indoor paint, “forty-four years after most of europe,” as mcgrayne notes.

    remarkably, considering its startling toxicity, lead solder was not removed from americanfood containers until 1993.

    as for the ethyl corporation, it’s still going strong, though gm, standard oil, and du pontno longer have stakes in the company. (they sold out to a company called albemarle paper in1962.) according to mcgrayne, as late as february 2001 ethyl continued to contend “thatresearch has failed to show that leaded gasoline poses a threat to human health or theenvironment.” on its website, a history of the company makes no mention of lead—or indeedof thomas midgley—but simply refers to the original product as containing “a certaincombination of chemicals.”

    ethyl no longer makes leaded gasoline, although, according to its 2001 company accounts,tetraethyl lead (or tel as it calls it) still accounted for $25.1 million in sales in 2000 (out ofoverall sales of $795 million), up from $24.1 million in 1999, but down from $117 million in1998. in its report the company stated its determination to “maximize the cash generated bytel as its usage continues to phase down around the world.” ethyl markets tel through anagreement with associated octel of england.

    as for the other scourge left to us by thomas midgley, chlorofluorocarbons, they werebanned in 1974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they are tenacious little devils and any that youloosed into the atmosphere before then (in your deodorants or hair sprays, for instance) willalmost certainly be around and devouring ozone long after you have shuffled off. worse, weare still introducing huge amounts of cfcs into the atmosphere every year. according towayne biddle, 60 million pounds of the stuff, worth $1.5 billion, still finds its way onto themarket every year. so who is making it? we are—that is to say, many of our largecorporations are still making it at their plants overseas. it will not be banned in third worldcountries until 2010.

    clair patterson died in 1995. he didn’t win a nobel prize for his work. geologists neverdo. nor, more puzzlingly, did he gain any fame or even much attention from half a century ofconsistent and increasingly selfless achievement. a good case could be made that he was themost influential geologist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yet who has ever heard of clair patterson?

    most geology textbooks don’t mention him. two recent popular books on the history of thedating of earth actually manage to misspell his name. in early 2001, a reviewer of one ofthese books in the journal nature made the additional, rather astounding error of thinkingpatterson was a woman.

    at all events, thanks to the work of clair patterson by 1953 the earth at last had an ageeveryone could agree on. the only problem now was it was older than the universe thatcontained it.

    11    MUSTER MARK’S QUARKS

    in 1911, a british scientist named c. t. r. wilson was studying cloud formations bytramping regularly to the summit of ben nevis, a famously damp scottish mountain, when itoccurred to him that there must be an easier way to study clouds. back in the cavendish labin cambridge he built an artificial cloud chamber—a simple device in which he could cooland moisten the air, creating a reasonable model of a cloud in laboratory conditions.

    the  device  worked  very  well,  but  had  an additional, unexpected benefit. when heaccelerated an alpha particle through the chamber to seed his make-believe clouds, it left avisible trail—like the contrails of a passing airliner. he had just invented the particle detector.

    it provided convincing evidence that subatomic particles did indeed exist.

    eventually two other cavendish scientists invented a more powerful proton-beam device,while in california ernest lawrence at berkeley produced his famous and impressivecyclotron, or atom smasher, as such devices were long excitingly known. all of thesecontraptions worked—and indeed still work—on more or less the same principle, the ideabeing to accelerate a proton or other charged particle to an extremely high speed along a track(sometimes circular, sometimes linear), then bang it into another particle and see what fliesoff. that’s why they were called atom smashers. it wasn’t science at its subtlest, but it wasgenerally effective.

    as physicists built bigger and more ambitious machines, they began to find or postulateparticles or particle families seemingly without number: muons, pions, hyperons, mesons, k-mesons, higgs bosons, intermediate vector bosons, baryons, tachyons. even physicists beganto grow a little uncomfortable. “young man,” enrico fermi replied when a student asked himthe name of a particular particle, “if i could remember the names of these particles, i wouldhave been a botanist.”

    today accelerators have names that sound like something flash gordon would use inbattle: the super proton synchrotron, the large electron-positron collider, the large hadroncollider, the relativistic heavy ion collider. using huge amounts of energy (some operateonly at night so that people in neighboring towns don’t have to witness their lights fadingwhen the apparatus is fired up), they can whip particles into such a state of liveliness that asingle electron can do forty-seven thousand laps around a four-mile tunnel in a second. fearshave been raised that in their enthusiasm scientists might inadvertently create a black hole oreven something called “strange quarks,” which could, theoretically, interact with othersubatomic particles and propagate uncontrollably. if you are reading this, that hasn’thappened.

    finding particles takes a certain amount of concentration. they are not just tiny and swiftbut also often tantalizingly evanescent. particles can come into being and be gone again in aslittle as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 second (10-24). even the most sluggish of unstableparticles hang around for no more than 0.0000001 second (10-7).

    some particles are almost ludicrously slippery. every second the earth is visited by 10,000trillion trillion tiny, all but massless neutrinos (mostly shot out by the nuclear broilings of thesun), and virtually all of them pass right through the planet and everything that is on it,including you and me, as if it weren’t there. to trap just a few of them, scientists need tanksholding up to 12.5 million gallons of heavy water (that is, water with a relative abundance ofdeuterium in it) in underground chambers (old mines usually) where they can’t be interferedwith by other types of radiation.

    very occasionally, a passing neutrino will bang into one of the atomic nuclei in the waterand produce a little puff of energy. scientists count the puffs and by such means take us veryslightly closer to understanding the fundamental properties of the universe. in 1998, japaneseobservers reported that neutrinos do have mass, but not a great deal—about one ten-millionththat of an electron.

    what it really takes to find particles these days is money and lots of it. there is a curiousinverse relationship in modern physics between the tininess of the thing being sought and thescale of facilities required to do the searching. cern, the 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nuclearresearch, is like a little city. straddling the border of france and switzerland, it employsthree thousand people and occupies a site that is measured in square miles. cern boasts astring of magnets that weigh more than the eiffel tower and an underground tunnel oversixteen miles around.

    breaking up atoms, as james trefil has noted, is easy; you do it each time you switch on afluorescent light. breaking up atomic nuclei, however, requires quite a lot of money and agenerous supply of electricity. getting down to the level of quarks—the particles that make upparticles—requires still more: trillions of volts of electricity and the budget of a small centralamerican nation. cern’s new large hadron collider, scheduled to begin operations in 2005,will achieve fourteen trillion volts of energy and cost something over $1.5 billion toconstruct.

    1but these numbers are as nothing compared with what could have been achieved by, andspent upon, the vast and now unfortunately never-to-be superconducting supercollider, whichbegan being constructed near waxahachie, texas, in the 1980s, before experiencing asupercollision of its ow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 the intention of the collider was tolet scientists probe “the ultimate nature of matter,” as it is always put, by re-creating as nearlyas possible the conditions in the universe during its first ten thousand billionths of a second.

    the plan was to fling particles through a tunnel fifty-two miles long, achieving a trulystaggering ninety-nine trillion volts of energy. it was a grand scheme, but would also havecost $8 billion to build (a figure that eventually rose to $10 billion) and hundreds of millionsof dollars a year to run.

    in perhaps the finest example in history of pouring money into a hole in the ground,congress spent $2 billion on the project, then canceled it in 1993 after fourteen miles oftunnel had been dug. so texas now boasts the most expensive hole in the universe. the siteis, i am told by my friend jeff guinn of the fort worth star-telegram, “essentially a vast,cleared field dotted along the circumference by a series of disappointed small towns.”

    1there are practical side effects to all this costly effort. the world wide web is a cern offshoot. it wasinvented by a cern scientist, tim berners-lee, in 1989.

    since the supercollider debacle particle physicists have set their sights a little lower, buteven comparatively modest projects can be quite breathtakingly costly when compared with,well, almost anything. a proposed neutrino observatory at the old homestake mine in lead,south dakota, would cost $500 million to build—this in a mine that is already dug—beforeyou even look at the annual running costs. there would also be $281 million of “generalconversion costs.” a particle accelerator at fermilab in illinois, meanwhile, cost $260 millionmerely to refit.

    particle physics, in short, is a hugely expensive enterprise—but it is a productive one.

    today the particle count is well over 150, with a further 100 or so suspected, butunfortunately, in the words of richard feynman,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therelationships of all these particles, and what nature wants them for, or what the connectionsare from one to another.” inevitably each time we manage to unlock a box, we find that thereis another locked box inside. some people think there are particles called tachyons, which cantravel faster than the speed of light. others long to find gravitons—the seat of gravity. atwhat point we reach the irreducible bottom is not easy to say. carl sagan in cosmos raised thepossibility that if you traveled downward into an electron, you might find that it contained auniverse of its own, recalling all those science fiction stories of the fifties. “within it,organized into the local equivalent of galaxies and smaller structures, are an immense numberof other, much tinier elementary particles, which are themselves universes at the next leveland so on forever—an infinite downward regression, universes within universes, endlessly. and upward as well.”

    for most of us it is a world that surpasses understanding. to read even an elementary guideto particle physics nowadays you must now find your way through lexical thickets such asthis: “the charged pion and antipion decay respectively into a muon plus antineutrino and anantimuon plus neutrino with an average lifetime of 2.603 x 10-8seconds, the neutral piondecays into two photons with an average lifetime of about 0.8 x 10-16seconds, and the muonand antimuon decay respectively into . . .” and so it runs on—and this from a book for thegeneral reader by one of the (normally) most lucid of interpreters, steven weinberg.

    in the 1960s, in an attempt to bring just a little simplicity to matters, the caltech physicistmurray gell-mann invented a new class of particles, essentially, in the words of stevenweinberg, “to restore some economy to the multitude of hadrons”—a collective term used byphysicists for protons, neutrons, and other particles governed by the strong nuclear force.

    gell-mann’s theory was that all hadrons were made up of still smaller, even morefundamental particles. his colleague richard feynman wanted to call these new basicparticles partons, as in dolly, but was overruled. instead they became known as quarks.

    gell-mann took the name from a line in finnegans wake: “three quarks for mustermark!” (discriminating physicists rhyme the word with storks, not larks, even though thelatter is almost certainly the pronunciation joyce had in mind.) the fundamental simplicity ofquarks was not long lived. as they became better understood it was necessary to introducesubdivisions. although quarks are much too small to have color or taste or any other physicalcharacteristics we would recognize, they became clumped into six categories—up, down,strange, charm, top, and bottom—which physicists oddly refer to as their “flavors,” and theseare further divided into the colors red, green, and blue. (one suspects that it was not altogethercoincidental that these terms were first applied in california during the age of psychedelia.)
    eventually out of all this emerged what is called the standard model, which is essentially asort of parts kit for the subatomic world. the standard model consists of six quarks, sixleptons, five known bosons and a postulated sixth, the higgs boson (named for a scottishscientist, peter higgs), plus three of the four physical forces: the strong and weak nuclearforces and electromagnetism.

    the arrangement essentially is that among the basic building blocks of matter are quarks;these are held together by particles called gluons; and together quarks and gluons formprotons and neutrons, the stuff of the atom’s nucleus. leptons are the source of electrons andneutrinos. quarks and leptons together are called fermions. bosons (named for the indianphysicist s. n. bose) are particles that produce and carry forces, and include photons andgluons. the higgs boson may or may not actually exist; it was invented simply as a way ofendowing particles with mass.

    it is all, as you can see, just a little unwieldy, but it is the simplest model that can explainall that happens in the world of particles. most particle physicists feel, as leon ledermanremarked in a 1985 pbs documentary, that the standard model lacks elegance and simplicity.

    “it is too complicated. it has too many arbitrary parameters,” lederman said. “we don’t reallysee the creator twiddling twenty knobs to set twenty parameters to create the universe as weknow it.” physics is really nothing more than a search for ultimate simplicity, but so far all wehave is a kind of elegant messiness—or as lederman put it: “there is a deep feeling that thepicture is not beautiful.”

    the standard model is not only ungainly but incomplete. for one thing, it has nothing at allto say about gravity. search through the standard model as you will, and you won’t findanything to explain why when you place a hat on a table it doesn’t float up to the ceiling. nor,as we’ve just noted, can it explain mass. in order to give particles any mass at all we have tointroduce the notional higgs boson; whether it actually exists is a matter for twenty-first-century physics. as feynman cheerfully observed: “so we are stuck with a theory, and we donot know whether it is right or wrong, but we do know that it is a little wrong, or at leastincomplete.”

    in an attempt to draw everything together, physicists have come up with something calledsuperstring theory. this postulates that all those little things like quarks and leptons that wehad previously thought of as particles are actually “strings”—vibrating strands of energy thatoscillate in eleven dimensions, consisting of the three we know already plus time and sevenother dimensions that are, well, unknowable to us. the strings are very tiny—tiny enough topass for point particles.

    by introducing extra dimensions, superstring theory enables physicists to pull togetherquantum laws and gravitational ones into one comparatively tidy package, but it also meansthat anything scientists say about the theory begins to sound worryingly like the sort ofthoughts that would make you edge away if conveyed to you by a stranger on a park bench.

    here, for example, is the physicist michio kaku explaining the structure of the universe froma superstring perspective: “the heterotic string consists of a closed string that has two types ofvibrations, clockwise and counterclockwise, which are treated differently. the clockwisevibrations live in a ten-dimensional space. the counterclockwise live in a twenty-six-dimensional space, of which sixteen dimensions have been compactified. (we recall that inkaluza’s original five-dimensional, the fifth dimension was compactified by being wrappedup into a circle.)” and so it goes, for some 350 pages.

    string theory has further spawned something called “m theory,” which incorporatessurfaces known as membranes—or simply “branes” to the hipper souls of the world ofphysics. i’m afraid this is the stop on the knowledge highway where most of us must get off.

    here is a sentence from the new york times, explaining this as simply as possible to a generalaudience: “the ekpyrotic process begins far in the indefinite past with a pair of flat emptybranes sitting parallel to each other in a warped five-dimensional space. . . . the two branes,which form the walls of the fifth dimension, could have popped out of nothingness as aquantum fluctuation in the even more distant past and then drifted apart.” no arguing withthat. no understanding it either. ekpyrotic, incidentally, comes from the greek word for“conflagration.”

    matters in physics have now reached such a pitch that, as paul davies noted in nature, it is“almost impossible for the non-scientist to discriminate between the legitimately weird andthe outright crackpot.” the question came interestingly to a head in the fall of 2002 when twofrench physicists, twin brothers igor and grickha bogdanov, produced a theory of ambitiousdensity involving such concepts as “imaginary time” and the “kubo-schwinger-martincondition,” and purporting to describe the nothingness that was the universe before the bigbang—a period that was always assumed to be unknowable (since it predated the birth ofphysics and its properties).

    almost at once the bogdanov paper excited debate among physicists as to whether it wastwaddle, a work of genius, or a hoax. “scientifically, it’s clearly more or less completenonsense,” columbia university physicist peter woit told the new york times, “but thesedays that doesn’t much distinguish it from a lot of the rest of the literature.”

    karl popper, whom steven weinberg has called “the dean of modern philosophers ofscience,” once suggested that there may not be an ultimate theory for physics—that, rather,every explanation may require a further explanation, producing “an infinite chain of more andmor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 rival possibility is that such knowledge may simply bebeyond us. “so far, fortunately,” writes weinberg in dreams of a final theory, “we do notseem to be coming to the end of our intellectual resources.”

    almost certainly this is an area that will see further developments of thought, and almostcertainly these thoughts will again be beyond most of us.

    while physicists in the middle decades of the twentieth-century were looking perplexedlyinto the world of the very small, astronomers were finding no less arresting an incompletenessof understanding in the universe at large.

    when we last met edwin hubble, he had determined that nearly all the galaxies in our fieldof view are flying away from us, and that the speed and distance of this retreat are neatlyproportional: the farther away the galaxy, the faster it is moving. hubble realized that thiscould be expressed with a simple equation, ho = v/d (where ho is the constant, v is therecessional velocity of a flying galaxy, andd its distance away from us). ho has been knownever since as the hubble constant and the whole as hubble’s law. using his formula, hubblecalculated that the universe was about two billion years old, which was a little awkwardbecause even by the late 1920s it was fairly obvious that many things within the universe—not least earth itself—were probably older than that. refining this figure has been an ongoingpreoccupation of cosmology.

    almost the only thing constant about the hubble constant has been the amount ofdisagreement over what value to give it. in 1956, astronomers discovered that cepheidvariables were more variable than they had thought; they came in two varieties, not one. thisallowed them to rework their calculations and come up with a new age for the universe offrom 7 to 20 billion years—not terribly precise, but at least old enough, at last, to embrace theformation of the earth.

    in the years that followed there erupted a long-running dispute between allan sandage, heirto hubble at mount wilson, and gérard de vaucouleurs, a french-born astronomer based atthe university of texas. sandage, after years of careful calculations, arrived at a value for thehubble constant of 50, giving the universe an age of 20 billion years. de vaucouleurs wasequally certain that the hubble constant was 100.

    2this would mean that the universe wasonly half the size and age that sandage believed—ten billion years. matters took a furtherlurch into uncertainty when in 1994 a team from the carnegie observatories in california,using measures from the hubble space telescope, suggested that the universe could be as littleas eight billion years old—an age even they conceded was younger than some of the starswithin the universe. in february 2003, a team from nasa and the goddard space flightcenter in maryland, using a new, far-reaching type of satellite called the wilkinsonmicrowave anistropy probe, announced with some confidence that the age of the universe is13.7 billion years, give or take a hundred million years or so. there matters rest, at least forthe moment.

    the difficulty in making final determinations is that there are often acres of room forinterpretation. imagine standing in a field at night and trying to decide how far away twodistant electric lights are. using fairly straightforward tools of astronomy you can easilyenough determine that the bulbs are of equal brightness and that one is, say, 50 percent moredistant than the other. but what you can’t be certain of is whether the nearer light is, let ussay, a 58-watt bulb that is 122 feet away or a 61-watt light that is 119 feet, 8 inches away. ontop of that you must make allowances for distortions caused by variations in the earth’satmosphere, by intergalactic dust, contaminating light from foreground stars, and many otherfactors. the upshot is that your computations are necessarily based on a series of nestedassumptions, any of which could be a source of contention. there is also the problem thataccess to telescopes is always at a premium and historically measuring red shifts has beennotably costly in telescope time. it could take all night to get a single exposure. inconsequence, astronomers have sometimes been compelled (or willing) to base conclusionson notably scanty evidence. in cosmology, as the journalist geoffrey carr has suggested, wehave “a mountain of theory built on a molehill of evidence.” or as martin rees has put it:

    “our present satisfaction [with our state of understanding] may reflect the paucity of the datarather than the excellence of the theory.”

    this uncertainty applies, incidentally, to relatively nearby things as much as to the distantedges of the universe. as donald goldsmith notes, when astronomers say that the galaxy m87is 60 million light-years away, what they really mean (“but do not often stress to the generalpublic”) is that it is somewhere between 40 million and 90 million light-years away—not2you are of course entitled to wonder what is meant exactly by “a constant of 50” or “a constant of 100.” theanswer lies in astronomical units of measure. except conversationally, astronomers dont use light-years. theyuse a distance called the parsec (a contraction of parallax and second), based on a universal measure called thestellar parallax and equivalent to 3.26 light-years. really big measures, like the size of a universe, are measuredin megaparsecs: a million parsecs. the constant is expressed in terms of kilometers per second per megaparsec.

    thus when astronomers refer to a hubble constant of 50, what they really mean is “50 kilometers per second permegaparsec.” for most of us that is of course an utterly meaningless measure, but then with astronomicalmeasures most distances are so huge as to be utterly meaningless.

    quite the same thing. for the universe at large, matters are naturally magnified. bearing allthat in mind, the best bets these days for the age of the universe seem to be fixed on a range ofabout 12 billion to 13.5 billion years, but we remain a long way from unanimity.

    one interesting recently suggested theory is that the universe is not nearly as big as wethought, that when we peer into the distance some of the galaxies we see may simply bereflections, ghost images created by rebounded light.

    the fact is, there is a great deal, even at quite a fundamental level, that we don’t know—notleast what the universe is made of. when scientists calculate the amount of matter needed tohold things together, they always come up desperately short. it appears that at least 90 percentof the universe, and perhaps as much as 99 percent, is composed of fritz zwicky’s “darkmatter”—stuff that is by its nature invisible to us. it is slightly galling to think that we live ina universe that, for the most part, we can’t even see, but there you are. at least the names forthe two main possible culprits are entertaining: they are said to be either wimps (for weaklyinteracting massive particles, which is to say specks of invisible matter left over from the bigbang) or machos (for massive compact halo objects—really just another name for blackholes, brown dwarfs, and other very dim stars).

    particle physicists have tended to favor the particle explanation of wimps, astrophysiciststhe stellar explanation of machos. for a time machos had the upper hand, but not nearlyenough of them were found, so sentiment swung back toward wimps but with the problemthat no wimp has ever been found. because they are weakly interacting, they are (assumingthey even exist) very hard to detect. cosmic rays would cause too much interference. soscientists must go deep underground. one kilometer underground cosmic bombardmentswould be one millionth what they would be on the surface. but even when all these are addedin, “two-thirds of the universe is still missing from the balance sheet,” as one commentatorhas put it. for the moment we might very well call them dunnos (for dark unknownnonreflective nondetectable objects somewhere).

    recent evidence suggests that not only are the galaxies of the universe racing away fromus, but that they are doing so at a rate that is accelerating. this is counter to all expectations. itappears that the universe may not only be filled with dark matter, but with dark energy.

    scientists sometimes also call it vacuum energy or, more exotically, quintessence. whatever itis, it seems to be driving an expansion that no one can altogether account for. the theory isthat empty space isn’t so empty at all—that there are particles of matter and antimatterpopping into existence and popping out again—and that these are pushing the universeoutward at an accelerating rate. improbably enough, the one thing that resolves all this iseinstein’s cosmological constant—the little piece of math he dropped into the general theoryof relativity to stop the universe’s presumed expansion, and called “the biggest blunder of mylife.” it now appears that he may have gotten things right after all.

    the upshot of all this is that we live in a universe whose age we can’t quite compute,surrounded by stars whose distances we don’t altogether know, filled with matter we can’tidentify, operating in conformance with physical laws whose properties we don’t trulyunderstand.

    and on that rather unsettling note, let’s return to planet earth and consider something thatwe do understand—though by now you perhaps won’t be surprised to hear that we don’tunderstand it completely and what we do understand we haven’t understood for long.

    12    THE EARTH MOVES

    in one of his last professional acts before his death in 1955, albert einstein wrote a shortbut glowing foreword to a book by a geologist named charles hapgood entitled earth’sshifting crust: a key to some basic problems of earth science. hapgood’s book was asteady demolition of the idea that continents were in motion. in a tone that all but invited thereader to join him in a tolerant chuckle, hapgood observed that a few gullible souls hadnoticed “an apparent correspondence in shape between certain continents.” it would appear,he went on, “that south america might be fitted together with africa, and so on. . . . it is evenclaimed that rock formations on opposite sides of the atlantic match.”

    1. hapgood briskly dismissed any such notions, noting that the geologists k. e. casterand j. c. mendes had done extensive fieldwork on both sides of the atlantic and hadestablished beyond question that no such similarities existed. goodness knows what outcropsmessrs. caster and mendes had looked at, beacuse in fact many of the rock formations onboth sides of the atlanticare the same—not just very similar but the same.

    this was not an idea that flew with mr. hapgood, or many other geologists of his day. thetheory hapgood alluded to was one first propounded in 1908 by an amateur americangeologist named frank bursley taylor. taylor came from a wealthy family and had both themeans and freedom from academic constraints to pursue unconventional lines of inquiry. hewas one of those struck by the similarity in shape between the facing coastlines of africa andsouth america, and from this observation he developed the idea that the continents had onceslid around. he suggested—presciently as it turned out—that the crunching together ofcontinents could have thrust up the world’s mountain chains. he failed, however, to producemuch in the way of evidence, and the theory was considered too crackpot to merit seriousattention.

    in germany, however, taylor’s idea was picked up, and effectively appropriated, by atheorist named alfred wegener, a meteorologist at the university of marburg. wegenerinvestigated the many plant and fossil anomalies that did not fit comfortably into the standardmodel of earth history and realized that very little of it made sense if conventionallyinterpreted. animal fossils repeatedly turned up on opposite sides of oceans that were clearlytoo wide to swim. how, he wondered, did marsupials travel from south america to australia?

    how did identical snails turn up in scandinavia and new england? and how, come to that,did one account for coal seams and other semi-tropical remnants in frigid spots likespitsbergen, four hundred miles north of norway, if they had not somehow migrated therefrom warmer climes?

    wegener developed the theory that the world’s continents had once come together in asingle landmass he called pangaea, where flora and fauna had been able to mingle, before thecontinents had split apart and floated off to their present positions. all this he put together in abook called die entstehung der kontinente und ozeane, or the origin of continents and
    oceans, which was published in german in 1912 and—despite 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world war in the meantime—in english three years later.

    because of the war, wegener’s theory didn’t attract much notice at first, but by 1920, whenhe produced a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it quickly became a subject of discussion.

    everyone agreed that continents moved—but up and down, not sideways. the process ofvertical movement, known as isostasy, was a foundation of geological beliefs for generations,though no one had any good theories as to how or why it happened. one idea, which remainedin textbooks well into my own school days, was the baked apple theory propounded by theaustrian eduard suess just before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this suggested that as the moltenearth had cooled, it had become wrinkled in the manner of a baked apple, creating oceanbasins and mountain ranges. never mind that james hutton had shown long before that anysuch static arrangement would eventually result in a featureless spheroid as erosion leveledthe bumps and filled in the divots. there was also the problem, demonstrated by rutherfordand soddy early in the century, that earthly elements hold huge reserves of heat—much toomuch to allow for the sort of cooling and shrinking suess suggested. and anyway, if suess’stheory was correct then mountains should be evenly distributed across the face of the earth,which patently they were not, and of more or less the same ages; yet by the early 1900s it wasalready evident that some ranges, like the urals and appalachians, were hundreds of millionsof years older than others, like the alps and rockies. clearly the time was ripe for a newtheory. unfortunately, alfred wegener was not the man that geologists wished to provide it.

    for a start, his radical notions questioned the foundations of their discipline, seldom aneffective way to generate warmth in an audience. such a challenge would have been painfulenough coming from a geologist, but wegener had no background in geology. he was ameteorologist, for goodness sake. a weatherman—a german weatherman. these were notremediable deficiencies.

    and so geologists took every pain they could think of to dismiss his evidence and belittlehis suggestions. to get around the problems of fossil distributions, they posited ancient “landbridges” wherever they were needed. when an ancient horse named hipparion was found tohave lived in france and florida at the same time, a land bridge was drawn across theatlantic. when it was realized that ancient tapirs had existed simultaneously in southamerica and southeast asia a land bridge was drawn there, too. soon maps of prehistoricseas were almost solid with hypothesized land bridges—from north america to europe, frombrazil to africa, from southeast asia to australia, from australia to antarctica. theseconnective tendrils had not only conveniently appeared whenever it was necessary to move aliving organism from one landmass to another, but then obligingly vanished without leaving atrace of their former existence. none of this, of course, was supported by so much as a grainof actual evidence—nothing so wrong could be—yet it was geological orthodoxy for the nexthalf century.

    even land bridges couldn’t explain some things. one species of trilobite that was wellknown in europe was also found to have lived on newfoundland—but only on one side. noone could persuasively explain how it had managed to cross two thousand miles of hostileocean but then failed to find its way around the corner of a 200-mile-wide island. even moreawkwardly anomalous was another species of trilobite found in europe and the pacificnorthwest but nowhere in between, which would have required not so much a land bridge as aflyover. yet as late as 1964 when the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discussed the rival theories, itwas wegener’s that was held to be full of “numerous grave theoretical difficulties.”

    to be sure, wegener made mistakes. he asserted that greenland is drifting west by about amile a year, which is clearly nonsense. (it’s more like half an inch.) above all, he could offerno convincing explanation for how the landmasses moved about. to believe in his theory youhad to accept that massive continents somehow pushed through solid crust, like a plowthrough soil, without leaving any furrow in their wake. nothing then known could plausiblyexplain what motored these massive movements.

    it was arthur holmes, the english geologist who did so much to determine the age of theearth, who suggested a possible way. holmes was the first scientist to understand thatradioactive warming could produce convection currents within the earth. in theory thesecould be powerful enough to slide continents around on the surface. in his popular andinfluential textbook principles of physical geology , first published in 1944, holmes laid outa continental drift theory that was in its fundamentals the theory that prevails today. it wasstill a radical proposition for the time and widely criticized, particularly in the united states,where resistance to drift lasted longer than elsewhere. one reviewer there fretted, without anyevident sense of irony, that holmes presented his arguments so clearly and compellingly thatstudents might actually come to believe them.

    elsewhere, however, the new theory drew steady if cautious support. in 1950, a vote at theannual meeting of 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showed that abouthalf of those present now embraced the idea of continental drift. (hapgood soon after citedthis figure as proof of how tragically misled british geologists had become.) curiously,holmes himself sometimes wavered in his conviction. in 1953 he confessed: “i have neversucceeded in freeing myself from a nagging prejudice against continental drift; in mygeological bones, so to speak, i feel the hypothesis is a fantastic one.”

    continental drift was not entirely without support in the united states. reginald daly ofharvard spoke for it, but he, you may recall, was the man who suggested that the moon hadbeen formed by a cosmic impact, and his ideas tended to be considered interesting, evenworthy, but a touch too exuberant for serious consideration. and so most american academicsstuck to the belief that the continents had occupied their present positions forever and thattheir surface features could be attributed to something other than lateral motions.

    interestingly, oil company geologists had known for years that if you wanted to find oil youhad to allow for precisely the sort of surface movements that were implied by plate tectonics.

    but oil geologists didn’t write academic papers; they just found oil.

    there was one other major problem with earth theories that no one had resolved, or evencome close to resolving. that was the question of where all the sediments went. every yearearth’s rivers carried massive volumes of eroded material—500 million tons of calcium, forinstance—to the seas. if you multiplied the rate of deposition by the number of years it hadbeen going on, it produced a disturbing figure: there should be about twelve miles ofsediments on the ocean bottoms—or, put another way, the ocean bottoms should by now bewell above the ocean tops. scientists dealt with this paradox in the handiest possible way.

    they ignored it. but eventually there came a point when they could ignore it no longer.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a princeton university mineralogist named harry hess was putin charge of an attack transport ship, the uss cape johnson. aboard this vessel was a fancynew depth sounder called a fathometer, which was designed to facilitate inshore maneuvers
    during beach landings, but hess realized that it could equally well be used for scientificpurposes and never switched it off, even when far out at sea, even in the heat of battle. whathe found was entirely unexpected. if the ocean floors were ancient, as everyone assumed, theyshould be thickly blanketed with sediments, like the mud on the bottom of a river or lake. buthess’s readings showed that the ocean floor offered anything but the gooey smoothness ofancient silts. it was scored everywhere with canyons, trenches, and crevasses and dotted withvolcanic seamounts that he called guyots after an earlier princeton geologist named arnoldguyot. all this was a puzzle, but hess had a war to take part in, and put such thoughts to theback of his mind.

    after the war, hess returned to princeton and the preoccupations of teaching, but themysteries of the seafloor continued to occupy a space in his thoughts. meanwhile, throughoutthe 1950s oceanographers were undertaking more and more sophisticated surveys of theocean floors. in so doing, they found an even bigger surprise: the mightiest and mostextensive mountain range on earth was—mostly—underwater. it traced a continuous pathalong the world’s seabeds, rather like the stitching on a baseball. if you began at iceland, youcould follow it down the center of the atlantic ocean, around the bottom of africa, and acrossthe indian and southern oceans, below australia; there it angled across the pacific as ifmaking for baja california before shooting up the west coast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alaska.

    occasionally its higher peaks poked above the water as an island or archipelago—the azoresand canaries in the atlantic, hawaii in the pacific, for instance—but mostly it was buriedunder thousands of fathoms of salty sea, unknown and unsuspected. when all its brancheswere added together, the network extended to 46,600 miles.

    a very little of this had been known for some time. people laying ocean-floor cables in thenineteenth century had realized that there was some kind of mountainous intrusion in the mid-atlantic from the way the cables ran, but the continuous nature and overall scale of the chainwas a stunning surprise. moreover, it contained physical anomalies that couldn’t be explained.

    down the middle of the mid-atlantic ridge was a canyon—a rift—up to a dozen miles widefor its entire 12,000-mile length. this seemed to suggest that the earth was splitting apart atthe seams, like a nut bursting out of its shell. it was an absurd and unnerving notion, but theevidence couldn’t be denied.

    then in 1960 core samples showed that the ocean floor was quite young at the mid-atlanticridge but grew progressively older as you moved away from it to the east or west. harry hessconsidered the matter and realized that this could mean only one thing: new ocean crust wasbeing formed on either side of the central rift, then being pushed away from it as new crustcame along behind. the atlantic floor was effectively two large conveyor belts, one carryingcrust toward north america, the other carrying crust toward europe. the process becameknown as seafloor spreading.

    when the crust reached the end of its journey at the boundary with continents, it plungedback into the earth in a process known as subduction. that explained where all the sedimentwent. it was being returned to the bowels of the earth. it also explained why ocean floorseverywhere were so comparatively youthful. none had ever been found to be older than about175 million years, which was a puzzle because continental rocks were often billions of yearsold. now hess could see why. ocean rocks lasted only as long as it took them to travel toshore. it was a beautiful theory that explained a great deal. hess elaborated his ideas in animportant paper, which was almost universally ignored. sometimes the world just isn’t readyfor a good idea.

    meanwhile, two researchers, working independently, were making some startling findingsby drawing on a curious fact of earth history that had been discovered several decades earlier.

    in 1906, a french physicist named bernard brunhes had found that the planet’s magnetic fieldreverses itself from time to time, and that the record of these reversals is permanently fixed incertain rocks at the time of their birth. specifically, tiny grains of iron ore within the rockspoint to wherever the magnetic poles happen to be at the time of their formation, then staypointing in that direction as the rocks cool and harden. in effect they “remember” where themagnetic poles were at the time of their creation. for years this was little more than acuriosity, but in the 1950s patrick blackett of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and s. k. runcorn ofthe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studied the ancient magnetic patterns frozen in british rocks andwere startled, to say the very least, to find them indicating that at some time in the distant pastbritain had spun on its axis and traveled some distance to the north, as if it had somehowcome loose from its moorings. moreover, they also discovered that if you placed a map ofeurope’s magnetic patterns alongside an american one from the same period, they fit togetheras neatly as two halves of a torn letter. it was uncanny.

    their findings were ignored too.

    it finally fell to two men from cambridge university, a geophysicist named drummondmatthews and a graduate student of his named fred vine, to draw all the strands together. in1963, using magnetic studies of the atlantic ocean floor, they demonstrated conclusively thatthe seafloors were spreading in precisely the manner hess had suggested and that thecontinents were in motion too. an unlucky canadian geologist named lawrence morley cameup with the same conclusion at the same time, but couldn’t find anyone to publish his paper.

    in what has become a famous snub, the editor of the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toldhim: “such speculations make interesting talk at cocktail parties, but it is not the sort of thingthat ought to be published under serious scientific aegis.” one geologist later described it as“probably the most significant paper in the earth sciences ever to be denied publication.”

    at all events, mobile crust was an idea whose time had finally come. a symposium ofmany of the most important figures in the field was convened in london under the auspices ofthe royal society in 1964, and suddenly, it seemed, everyone was a convert. the earth, themeeting agreed, was a mosaic of interconnected segments whose various stately jostlingsaccounted for much of the planet’s surface behavior.

    the name “continental drift” was fairly swiftly discarded when it was realized that thewhole crust was in motion and not just the continents, but it took a while to settle on a namefor the individual segments. at first people called them “crustal blocks” or sometimes “pavingstones.” not until late 1968,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an article by three americanseismologists in the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 did the segments receive the name bywhich they have since been known: plates. the same article called the new science platetectonics.

    old ideas die hard, and not everyone rushed to embrace the exciting new theory. well intothe 1970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and influential geological textbooks, the earth by thevenerable harold jeffreys, strenuously insisted that plate tectonics was a physicalimpossibility, just as it had in the first edition way back in 1924. it was equally dismissive ofconvection and seafloor spreading. and in basin and range, published in 1980, john mcpheenoted that even then one american geologist in eight still didn’t believe in plate tectonics.

    today we know that earth’s surface is made up of eight to twelve big plates (depending onhow you define big) and twenty or so smaller ones, and they all move in different directionsand at different speeds. some plates are large and comparatively inactive, others small butenergetic. they bear only an incidental relationship to the landmasses that sit upon them. thenorth american plate, for instance, is much larger than the continent with which it isassociated. it roughly traces the outline of the continent’s western coast (which is why thatarea is so seismically active, because of the bump and crush of the plate boundary), butignores the eastern seaboard altogether and instead extends halfway across the atlantic to themid-ocean ridge. iceland is split down the middle, which makes it tectonically half americanand half european. new zealand, meanwhile, is part of the immense indian ocean plate eventhough it is nowhere near the indian ocean. and so it goes for most plates.

    the connections between modern landmasses and those of the past were found to beinfinitely more complex than anyone had imagined. kazakhstan, it turns out, was onceattached to norway and new england. one corner of staten island, but only a corner, iseuropean. so is part of newfoundland. pick up a pebble from a massachusetts beach, and itsnearest kin will now be in africa. the scottish highlands and much of scandinavia aresubstantially american. some of the shackleton range of antarctica, it is thought, may oncehave belonged to the appalachians of the eastern u.s. rocks, in short, get around.

    the constant turmoil keeps the plates from fusing into a single immobile plate. assumingthings continue much as at present, the atlantic ocean will expand until eventually it is muchbigger than the pacific. much of california will float off and become a kind of madagascar ofthe pacific. africa will push northward into europe, squeezing the mediterranean out ofexistence and thrusting up a chain of mountains of himalayan majesty running from paris tocalcutta. australia will colonize the islands to its north and connect by some isthmianumbilicus to asia. these are future outcomes, but not future events. the events are happeningnow. as we sit here, continents are adrift, like leaves on a pond. thanks to global positioningsystems we can see that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are parting at about the speed a fingernailgrows—roughly two yards in a human lifetime. if you were prepared to wait long enough,you could ride from los angeles all the way up to san francisco. it is only the brevity oflifetimes that keeps us from appreciating the changes. look at a globe and what you areseeing really is a snapshot of the continents as they have been for just one-tenth of 1 percentof the earth’s history.

    earth is alone among the rocky planets in having tectonics, and why this should be is a bitof a mystery. it is not simply a matter of size or density—venus is nearly a twin of earth inthese respects and yet has no tectonic activity. it is thought—though it is really nothing morethan a thought—that tectonic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planet’s organic well-being. as thephysicist and writer james trefil has put it, “it would be hard to believe that the continuousmovement of tectonic plates has no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life on earth.” he suggeststhat the challenges induced by tectonics—changes in climate, for instance—were animportant spur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ce. others believe the driftings of thecontinents may have produced at least some of the earth’s various extinction events. innovember of 2002, tony dicks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in england produced a report,published in the journal science, strongly suggesting that there may well be a relationshipbetween the history of rocks and the history of life. what dickson established was that thechemical composition of the world’s oceans has altered abruptly and vigorously throughoutthe past half billion years and that these changes often correlate with important events inbiological history—the huge outburst of tiny organisms that created the chalk cliffs ofengland’s south coast, the sudden fashion for shells among marine organisms during the
    cambrian period, and so on. no one can say what causes the oceans’ chemistry to change sodramatically from time to time, but the opening and shutting of ocean ridges would be anobvious possible culprit.

    at all events, plate tectonics not only explained the surface dynamics of the earth—how anancient hipparion got from france to florida, for example—but also many of its internalactions. earthquakes, the formation of island chains, the carbon cycle, the locations ofmountains, the coming of ice ages, the origins of life itself—there was hardly a matter thatwasn’t directly influenced by this remarkable new theory. geologists, as mcphee has noted,found themselves in the giddying position that “the whole earth suddenly made sense.”

    but only up to a point. the distribution of continents in former times is much less neatlyresolved than most people outside geophysics think. although textbooks give confident-looking representations of ancient landmasses with names like laurasia, gondwana, rodinia,and pangaea, these are sometimes based on conclusions that don’t altogether hold up. asgeorge gaylord simpson observes in fossils and the history of life, species of plants andanimals from the ancient world have a habit of appearing inconveniently where they shouldn’tand failing to be where they ought.

    the outline of gondwana, a once-mighty continent connecting australia, africa,antarctica, and south america, was based in large part on the distribution of a genus ofancient tongue fern called glossopteris, which was found in all the right places. however,much later glossopteris was also discovered in parts of the world that had no knownconnection to gondwana. this troubling discrepancy was—and continues to be—mostlyignored. similarly a triassic reptile called lystrosaurus has been found from antarctica allthe way to asia, supporting the idea of a former connection between those continents, but ithas never turned up in south america or australia, which are believed to have been part ofthe same continen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also many surface features that tectonics can’t explain. take denver. it is, aseveryone knows, a mile high, but that rise is comparatively recent. when dinosaurs roamedthe earth, denver was part of an ocean bottom, many thousands of feet lower. yet the rockson which denver sits are not fractured or deformed in the way they would be if denver hadbeen pushed up by colliding plates, and anyway denver was too far from the plate edges to besusceptible to their actions. it would be as if you pushed against the edge of a rug hoping toraise a ruck at the opposite end. mysteriously and over millions of years, it appears thatdenver has been rising, like baking bread. so, too, has much of southern africa; a portion ofit a thousand miles across has risen nearly a mile in 100 million years without any knownassociated tectonic activity. australia, meanwhile, has been tilting and sinking. over the past100 million years as it has drifted north toward asia, its leading edge has sunk by some sixhundred feet. it appears that indonesia is very slowly drowning, and dragging australia downwith it. nothing in the theories of tectonics can explain any of this.

    alfred wegener never lived to see his ideas vindicated. on an expedition to greenland in1930, he set out alone, on his fiftieth birthday, to check out a supply drop. he never returned.

    he was found a few days later, frozen to death on the ice. he was buried on the spot and liesthere yet, but about a yard closer to north america than on the day he died.

    einstein also failed to live long enough to see that he had backed the wrong horse. in fact,he died at princeton, new jersey, in 1955 before charles hapgood’s rubbishing of continentaldrift theories was even published.

    the other principal player in the emergence of tectonics theory, harry hess, was also atprinceton at the time, and would spend the rest of his career there. one of his students was abright young fellow named walter alvarez, who would eventually change the world ofscience in a quite different way.

    as for geology itself, its cataclysms had only just begun, and it was young alvarez whohelped to start the process.

    part iv  dangerous planet

    the history of any one part of the earth, like the life of a soldier, consists of long periods of boredom and short periods of terror.

    -british geologist derek v. ager

    13    BANG!

    people knew for a long time that there was something odd about the earth beneath manson, iowa. in 1912, a man drilling a well for the town water supply reported bringing up alot of strangely deformed rock—“crystalline clast breccia with a melt matrix” and “overturnedejecta flap,” as it was later described in an official report. the water was odd too. it wasalmost as soft as rainwater. naturally occurring soft water had never been found in iowabefore.

    though manson’s strange rocks and silken waters were matters of curiosity, forty-oneyears would pass before a team from the university of iowa got around to making a trip to thecommunity, then as now a town of about two thousand people in the northwest part of thestate. in 1953, after sinking a series of experimental bores, university geologists agreed thatthe site was indeed anomalous and attributed the deformed rocks to some ancient, unspecifiedvolcanic action. this was in keeping with the wisdom of the day, but it was also about aswrong as a geological conclusion can get.

    the trauma to manson’s geology had come not from within the earth, but from at least 100million miles beyond. sometime in the very ancient past, when manson stood on the edge of ashallow sea, a rock about a mile and a half across, weighing ten billion tons and traveling atperhaps two hundred times the speed of sound ripped through the atmosphere and punchedinto the earth with a violence and suddenness that we can scarcely imagine. where mansonnow stands became in an instant a hole three miles deep and more than twenty miles across.

    the limestone that elsewhere gives iowa its hard mineralized water was obliterated andreplaced by the shocked basement rocks that so puzzled the water driller in 1912.

    the manson impact was the biggest thing that has ever occurred on the mainland unitedstates. of any type. ever. the crater it left behind was so colossal that if you stood on oneedge you would only just be able to see the other side on a good day. it would make the grandcanyon look quaint and trifling. unfortunately for lovers of spectacle, 2.5 million years ofpassing ice sheets filled the manson crater right to the top with rich glacial till, then graded itsmooth, so that today the landscape at manson, and for miles around, is as flat as a tabletop.

    which is of course why no one has ever heard of the manson crater.

    at the library in manson they are delighted to show you a collection of newspaper articlesand a box of core samples from a 1991–92 drilling program—indeed, they positively bustle toproduce them—but you have to ask to see them. nothing permanent is on display, andnowhere in the town is there any historical marker.

    to most people in manson the biggest thing ever to happen was a tornado that rolled upmain street in 1979, tearing apart the business district. one of the advantages of all thatsurrounding flatness is that you can see danger from a long way off. virtually the whole townturned out at one end of main street and watched for half an hour as the tornado came toward
    them, hoping it would veer off, then prudently scampered when it did not. four of them, alas,didn’t move quite fast enough and were killed. every june now manson has a weeklong eventcalled crater days, which was dreamed up as a way of helping people forget that unhappyanniversary. it doesn’t really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the crater. nobody’s figured out a wayto capitalize on an impact site that isn’t visible.

    “very occasionally we get people coming in and asking where they should go to see thecrater and we have to tell them that there is nothing to see,” says anna schlapkohl, the town’sfriendly librarian. “then they go away kind of disappointed.” however, most people,including most iowans, have never heard of the manson crater. even for geologists it barelyrates a footnote. but for one brief period in the 1980s, manson was the most geologicallyexciting place on earth.

    the story begins in the early 1950s when a bright young geologist named eugeneshoemaker paid a visit to meteor crater in arizona. today meteor crater is the most famousimpact site on earth and a popular tourist attraction. in those days, however, it didn’t receivemany visitors and was still often referred to as barringer crater, after a wealthy miningengineer named daniel m. barringer who had staked a claim on it in 1903. barringer believedthat the crater had been formed by a ten-million-ton meteor, heavily freighted with iron andnickel, and it was his confident expectation that he would make a fortune digging it out.

    unaware that the meteor and everything in it would have been vaporized on impact, hewasted a fortune, and the next twenty-six years, cutting tunnels that yielded nothing.

    by the standards of today, crater research in the early 1900s was a trifle unsophisticated, tosay the least. the leading early investigator, g. k. gilbert of columbia university, modeledthe effects of impacts by flinging marbles into pans of oatmeal. (for reasons i cannot supply,gilbert conducted these experiments not in a laboratory at columbia but in a hotel room.)somehow from this gilbert concluded that the moon’s craters were indeed formed byimpacts—in itself quite a radical notion for the time—but that the earth’s were not. mostscientists refused to go even that far. to them, the moon’s craters were evidence of ancientvolcanoes and nothing more. the few craters that remained evident on earth (most had beeneroded away) were generally attributed to other causes or treated as fluky rarities.

    by the time shoemaker came along, a common view was that meteor crater had beenformed by an underground steam explosion. shoemaker knew nothing about undergroundsteam explosions—he couldn’t: they don’t exist—but he did know all about blast zones. oneof his first jobs out of college was to study explosion rings at the yucca flats nuclear test sitein nevada. he concluded, as barringer had before him, that there was nothing at meteorcrater to suggest volcanic activity, but that there were huge distributions of other stuff—anomalous fine silicas and magnetites principally—that suggested an impact from space.

    intrigued, he began to study the subject in his spare time.

    working first with his colleague eleanor helin and later with his wife, carolyn, andassociate david levy, shoemaker began a systematic survey of the inner solar system. theyspent one week each month at the palomar observatory in california looking for objects,asteroids primarily, whose trajectories carried them across earth’s orbit.

    “at the time we started, only slightly more than a dozen of these things had ever beendiscovered in the entire course of astronomical observation,” shoemaker recalled some yearslater in a television interview. “astronomer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essentially abandonedthe solar system,” he added. “their attention was turned to the stars, the galaxies.”

    what shoemaker and his colleagues found was that there was more risk out there—a greatdeal more—than anyone had ever imagined.

    asteroids, as most people know, are rocky objects orbiting in loose formation in a beltbetween mars and jupiter. in illustrations they are always shown as existing in a jumble, butin fact the solar system is quite a roomy place and the average asteroid actually will be abouta million miles from its nearest neighbor. nobody knows even approximately how manyasteroids there are tumbling through space, but the number is thought to be probably not lessthan a billion. they are presumed to be planets that never quite made it, owing to theunsettling gravitational pull of jupiter, which kept—and keeps—them from coalescing.

    when asteroids were first detected in the 1800s—the very first was discovered on the firstday of the century by a sicilian named giuseppi piazzi—they were thought to be planets, andthe first two were named ceres and pallas. it took some inspired deductions by theastronomer william herschel to work out that they were nowhere near planet sized but muchsmaller. he called them asteroids—latin for “starlike”—which was slightly unfortunate asthey are not like stars at all. sometimes now they are more accurately called planetoids.

    finding asteroids became a popular activity in the 1800s, and by the end of the centuryabout a thousand were known. the problem was that no one was systematically recordingthem. by the early 1900s, it had often become impossible to know whether an asteroid thatpopped into view was new or simply one that had been noted earlier and then lost track of. bythis time, too, astrophysics had moved on so much that few astronomers wanted to devotetheir lives to anything as mundane as rocky planetoids. only a few astronomers, notablygerard kuiper, the dutch-born astronomer for whom the kuiper belt of comets is named,took any interest in the solar system at all. thanks to his work at the mcdonald observatoryin texas, followed later by work done by others at the minor planet center in cincinnati andthe spacewatch project in arizona, a long list of lost asteroids was gradually whittled downuntil by the clos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only one known asteroid was unaccounted for—anobject called 719 albert. last seen in october 1911, it was finally tracked down in 2000 afterbeing missing for eighty-nine years.

    so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asteroid research the twentieth century was essentially just along exercise in bookkeeping. it is really only in the last few years that astronomers havebegun to count and keep an eye on the rest of the asteroid community. as of july 2001,twenty-six thousand asteroids had been named and identified—half in just the previous twoyears. with up to a billion to identify, the count obviously has barely begun.

    in a sense it hardly matters. identifying an asteroid doesn’t make it safe. even if everyasteroid in the solar system had a name and known orbit, no one could say what perturbationsmight send any of them hurtling toward us. we can’t forecast rock disturbances on our ownsurface. put them adrift in space and what they might do is beyond guessing. any asteroid outthere that has our name on it is very likely to have no other.

    think of the earth’s orbit as a kind of freeway on which we are the only vehicle, but whichis crossed regularly by pedestrians who don’t know enough to look before stepping off thecurb. at least 90 percent of these pedestrians are quite unknown to us. we don’t know wherethey live, what sort of hours they keep, how often they come our way. all we know is that atsome point, at uncertain intervals, they trundle across the road down which we are cruising atsixty-six thousand miles an hour. as steven ostro of the 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 has put it,“suppose that there was a button you could push and you could light up all the earth-crossing
    asteroids larger than about ten meters, there would be over 100 million of these objects in thesky.” in short, you would see not a couple of thousand distant twinkling stars, but millionsupon millions upon millions of nearer, randomly moving objects—“all of which are capableof colliding with the earth and all of which are moving on slightly different courses throughthe sky at different rates. it would be deeply unnerving.” well, be unnerved because it isthere. we just can’t see it.

    altogether it is thought—though it is really only a guess, based on extrapolating fromcratering rates on the moon—that some two thousand asteroids big enough to imperilcivilized existence regularly cross our orbit. but even a small asteroid—the size of a house,say—could destroy a city. the number of these relative tiddlers in earth-crossing orbits isalmost certainly in the hundreds of thousands and possibly in the millions, and they are nearlyimpossible to track.

    the first one wasn’t spotted until 1991, and that was after it had already gone by. named1991 ba, it was noticed as it sailed past us at a distance of 106,000 miles—in cosmic termsthe equivalent of a bullet passing through one’s sleeve without touching the arm. two yearslater, another, somewhat larger asteroid missed us by just 90,000 miles—the closest pass yetrecorded. it, too, was not seen until it had passed and would have arrived without warning.

    according to timothy ferris, writing in the new yorker, such near misses probably happentwo or three times a week and go unnoticed.

    an object a hundred yards across couldn’t be picked up by any earth-based telescope untilit was within just a few days of us, and that is only if a telescope happened to be trained on it,which is unlikely because even now the number of people searching for such objects ismodest. the arresting analogy that is always made is that the number of people in the worldwho are actively searching for asteroids is fewer than the staff of a typical mcdonald’srestaurant. (it is actually somewhat higher now. but not much.)while gene shoemaker was trying to get people galvanized about the potential dangers ofthe inner solar system, another development—wholly unrelated on the face of it—was quietlyunfolding in italy with the work of a young geologist from the lamont doherty laboratory atcolumbia university. in the early 1970s, walter alvarez was doing fieldwork in a comelydefile known as the bottaccione gorge, near the umbrian hill town of gubbio, when he grewcurious about a thin band of reddish clay that divided two ancient layers of limestone—onefrom the cretaceous period, the other from the tertiary. this is a point known to geology asthe kt boundary,1and it marks the time, sixty-five million years ago, when the dinosaurs androughly half the world’s other species of animals abruptly vanish from the fossil record.

    alvarez wondered what it was about a thin lamina of clay, barely a quarter of an inch thick,that could account for such a dramatic moment in earth’s history.

    at the time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about the dinosaur extinction was the same as it hadbeen in charles lyell’s day a century earlier—namely that the dinosaurs had died out overmillions of years. but the thinness of the clay layer clearly suggested that in umbria, if1it is kt rather than ct because c had already been appropriated for cambrian. depending on which sourceyou credit, the k comes either from the greek kreta or german kreide. both conveniently mean “chalk,” whichis also what cretaceous means.

    nowhere else, something rather more abrupt had happened. unfortunately in the 1970s notests existed for determining how long such a deposit might have taken to accumulate.

    in the normal course of things, alvarez almost certainly would have had to leave theproblem at that, but luckily he had an impeccable connection to someone outside hisdiscipline who could help—his father, luis. luis alvarez was an eminent nuclear physicist;he had won the nobel prize for physics the previous decade. he had always been mildlyscornful of his son’s attachment to rocks, but this problem intrigued him. it occurred to himthat the answer might lie in dust from space.

    every year the earth accumulates some thirty thousand metric tons of “cosmicspherules”—space dust in plainer language—which would be quite a lot if you swept it intoone pile, but is infinitesimal when spread across the globe. scattered through this thin dustingare exotic elements not normally much found on earth. among these is the element iridium,which is a thousand times more abundant in space than in the earth’s crust (because, it isthought, most of the iridium on earth sank to the core when the planet was young).

    alvarez knew that a colleague of his at the lawrence berkeley laboratory in california,frank asaro, had developed a technique for measuring very precisely the chemicalcomposition of clays using a process called neutron activation analysis. this involvedbombarding samples with neutrons in a small nuclear reactor and carefully counting thegamma rays that were emitted; it was extremely finicky work. previously asaro had used thetechnique to analyze pieces of pottery, but alvarez reasoned that if they measured the amountof one of the exotic elements in his son’s soil samples and compared that with its annual rateof deposition, they would know how long it had taken the samples to form. on an octoberafternoon in 1977, luis and walter alvarez dropped in on asaro and asked him if he wouldrun the necessary tests for them.

    it was really quite a presumptuous request. they were asking asaro to devote months tomaking the most painstaking measurements of geological samples merely to confirm whatseemed entirely self-evident to begin with—that the thin layer of clay had been formed asquickly as its thinness suggested. certainly no one expected his survey to yield any dramaticbreakthroughs.

    “well, they were very charming, very persuasive,” asaro recalled in an interview in 2002.

    “and it seemed an interesting challenge, so i agreed to try. unfortunately, i had a lot of otherwork on, so it was eight months before i could get to it.” he consulted his notes from theperiod. “on june 21, 1978, at 1:45 p.m., we put a sample in the detector. it ran for 224minutes and we could see we were getting interesting results, so we stopped it and had alook.”

    the results were so unexpected, in fact, that the three scientists at first thought they had tobe wrong. the amount of iridium in the alvarez sample was more than three hundred timesnormal levels—far beyond anything they might have predicted. over the following monthsasaro and his colleague helen michel worked up to thirty hours at a stretch (“once youstarted you couldn’t stop,” asaro explained) analyzing samples, always with the same results.

    tests on other samples—from denmark, spain, france, new zealand, antarctica—showedthat the iridium deposit was worldwide and greatly elevated everywhere, sometimes by asmuch as five hundred times normal levels. clearly something big and abrupt, and probablycataclysmic, had produced this arresting spike.

    after much thought, the alvarezes concluded that the most plausible explanation—plausible to them, at any rate—was that the earth had been struck by an asteroid or comet.

    the idea that the earth might be subjected to devastating impacts from time to time was notquite as new as it is now sometimes presented. as far back as 1942, a northwesternuniversity astrophysicist named ralph b. baldwin had suggested such a possibility in anarticle in popular astronomy magazine. (he published the article there because no academicpublisher was prepared to run it.) and at least two well-known scientists, the astronomerernst ?pik and the chemist and nobel laureate harold urey, had also voiced support for thenotion at various times. even among paleontologists it was not unknown. in 1956 a professorat oregon state university, m. w. de laubenfels, writing in the journal of paleontology, hadactually anticipated the alvarez theory by suggesting that the dinosaurs may have been dealt adeath blow by an impact from space, and in 1970 the president of the americanpaleontological society, dewey j. mclaren, proposed at the group’s annual conference thepossibility that an extraterrestrial impact may have been the cause of an earlier event knownas the frasnian extinction.

    as if to underline just how un-novel the idea had become by this time, in 1979 ahollywood studio actually produced a movie called meteor (“it’s five miles wide . . . it’scoming at 30,000 m.p.h.—and there’s no place to hide!”) starring henry fonda, nataliewood, karl malden, and a very large rock.

    so when, in the first week of 1980, at a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advancement of science, the alvarezes announced their belief that the dinosaur extinctionhad not taken place over millions of years as part of some slow inexorable process, butsuddenly in a single explosive event, it shouldn’t have come as a shock.

    but it did. it was received everywhere, but particularly in the paleontological community,as an outrageous heresy.

    “well, you have to remember,” asaro recalls, “that we were amateurs in this field. walterwas a geologist specializing in paleomagnetism, luis was a physicist and i was a nuclearchemist. and now here we were telling paleontologists that we had solved a problem that hadeluded them for over a century. it’s not terribly surprising that they didn’t embrace itimmediately.” as luis alvarez joked: “we were caught practicing geology without alicense.”

    but there was also something much deeper and more fundamentally abhorrent in the impacttheory. the belief that terrestrial processes were gradual had been elemental in natural historysince the time of lyell. by the 1980s, catastrophism had been out of fashion for so long that ithad become literally unthinkable. for most geologists the idea of a devastating impact was, aseugene shoemaker noted, “against their scientific religion.”

    nor did it help that luis alvarez was openly contemptuous of paleontologists and theircontributions to scientific knowledge. “they’re really not very good scientists. they’re morelike stamp collectors,” he wrote in the new york times in an article that stings yet.

    opponents of the alvarez theory produced any number of alternative explanations for theiridium deposits—for instance, that they were generated by prolonged volcanic eruptions inindia called the deccan traps—and above all insisted that there was no proof that thedinosaurs disappeared abruptly from the fossil record at the iridium boundary. one of the
    most vigorous opponents was charles officer of dartmouth college. he insisted that theiridium had been deposited by volcanic action even while conceding in a newspaper interviewthat he had no actual evidence of it. as late as 1988 more than half of all americanpaleontologists contacted in a survey continued to believe that the extinction of the dinosaurswas in no way related to an asteroid or cometary impact.

    the one thing that would most obviously support the alvarezes’ theory was the one thingthey didn’t have—an impact site. enter eugene shoemaker. shoemaker had an iowaconnection—his daughter-in-law taught at the university of iowa—and he was familiar withthe manson crater from his own studies. thanks to him, all eyes now turned to iowa.

    geology is a profession that varies from place to place. in iowa, a state that is flat andstratigraphically uneventful, it tends to be comparatively serene. there are no alpine peaks orgrinding glaciers, no great deposits of oil or precious metals, not a hint of a pyroclastic flow.

    if you are a geologist employed by the state of iowa, a big part of the work you do is toevaluate manure management plans, which all the state’s “animal confinement operators”—hog farmers to the rest of us—are required to file periodically. there are fifteen million hogsin iowa, so a lot of manure to manage. i’m not mocking this at all—it’s vital and enlightenedwork; it keeps iowa’s water clean—but with the best will in the world it’s not exactly dodginglava bombs on mount pinatubo or scrabbling over crevasses on the greenland ice sheet insearch of ancient life-bearing quartzes. so we may well imagine the flutter of excitement thatswept through the iowa depart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when in the mid-1980s the world’sgeological attention focused on manson and its crater.

    trowbridge hall in iowa city is a turn-of-the-century pile of red brick that houses theuniversity of iowa’s earth sciences department and—way up in a kind of garret—thegeologists of the iowa depart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no one now can remember quitewhen, still less why, the state geologists were placed in an academic facility, but you get theimpression that the space was conceded grudgingly, for the offices are cramped and low-ceilinged and not very accessible. when being shown the way, you half expect to be taken outonto a roof ledge and helped in through a window.

    ray anderson and brian witzke spend their working lives up here amid disordered heapsof papers, journals, furled charts, and hefty specimen stones. (geologists are never at a lossfor paperweights.) it’s the kind of space where if you want to find anything—an extra chair, acoffee cup, a ringing telephone—you have to move stacks of documents around.

    “suddenly we were at the center of things,” anderson told me, gleaming at the memory ofit, when i met him and witzke in their offices on a dismal, rainy morning in june. “it was awonderful time.”

    i asked them about gene shoemaker, a man who seems to have been universally revered.

    “he was just a great guy,” witzke replied without hesitation. “if it hadn’t been for him, thewhole thing would never have gotten off the ground. even with his support, it took two yearsto get it up and running. drilling’s an expensive business—about thirty-five dollars a footback then, more now, and we needed to go down three thousand feet.”

    “sometimes more than that,” anderson added.

    “sometimes more than that,” witzke agreed. “and at several locations. so you’re talking alot of money. certainly more than our budget would allow.”

    so  a  collaboration  was  formed  between the Iowa geological survey and the u.s. geological survey.

    “at least we thought it was a collaboration,” said Anderson, producing a small pained smile.

    “it was a real learning curve for us,” witzke went on. “there was actually quite a lot of badscience going on throughout the period—people rushing in with results that didn’t alwaysstand up to scrutiny.” one of those moments came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geophysical union in 1985, when glenn izett and c. l. pillmore of the u.s. geologicalsurvey announced that the manson crater was of the right age to have been involved with thedinosaurs’ extinction. the declaration attracted a good deal of press attention but wasunfortunately premature. a more careful examination of the data revealed that manson wasnot only too small, but also nine million years too early.

    the first anderson or witzke learned of this setback to their careers was when they arrivedat a conference in south dakota and found people coming up to them with sympathetic looksand saying: “we hear you lost your crater.” it was the first they knew that izett and the otherusgs scientists had just announced refined figures revealing that manson couldn’t after allhave been the extinction crater.

    “it was pretty stunning,” recalls anderson. “i mean, we had this thing that was reallyimportant and then suddenly we didn’t have it anymore. but even worse was the realizationthat the people we thought we’d been collaborating with hadn’t bothered to share with us theirnew findings.”

    “why not?”

    he shrugged. “who knows? anyway, it was a pretty good insight into how unattractivescience can get when you’re playing at a certain level.”

    the search moved elsewhere. by chance in 1990 one of the searchers, alan hildebrand of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met a reporter from the houston chronicle who happened to knowabout a large, unexplained ring formation, 120 miles wide and 30 miles deep, under mexico’syucatán peninsula at chicxulub, near the city of progreso, about 600 miles due south of neworleans. the formation had been found by pemex, the mexican oil company, in 1952—theyear, coincidentally, that gene shoemaker first visited meteor crater in arizona—but thecompany’s geologists had concluded that it was volcanic, in line with the thinking of the day.

    hildebrand traveled to the site and decided fairly swiftly that they had their crater. by early1991 it had been established to nearly everyone’s satisfaction that chicxulub was the impactsite.

    still, many people didn’t quite grasp what an impact could do. as stephen jay gouldrecalled in one of his essays: “i remember harboring some strong initial doubts about theefficacy of such an event . . . [w]hy should an object only six miles across wreak such havocupon a planet with a diameter of eight thousand miles?”

    conveniently a natural test of the theory arose when the shoemakers and levy discoveredcomet shoemaker-levy 9, which they soon realized was headed for jupiter. for the first time,humans would be able to witness a cosmic collision—and witness it very well thanks to thenew hubble space telescope. most astronomers, according to curtis peebles, expected little,particularly as the comet was not a coherent sphere but a string of twenty-one fragments. “mysense,” wrote one, “is that jupiter will swallow these comets up without so much as a burp.”

    one week before the impact, nature ran an article, “the big fizzle is coming,” predictingthat the impact would constitute nothing more than a meteor shower.

    the impacts began on july 16, 1994, went on for a week and were bigger by far thananyone—with the possible exception of gene shoemaker—expected. one fragment, knownas nucleus g, struck with the force of about six million megatons—seventy-five times morethan all the nuclear weaponry in existence. nucleus g was only about the size of a smallmountain, but it created wounds in the jovian surface the size of earth. it was the final blowfor critics of the alvarez theory.

    luis alvarez never knew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chicxulub crater or of the shoemaker-levy comet, as he died in 1988. shoemaker also died early. on the third anniversary of theshoemaker-levy impact, he and his wife were in the australian outback, where they wentevery year to search for impact sites. on a dirt track in the tanami desert—normally one ofthe emptiest places on earth—they came over a slight rise just as another vehicle wasapproaching. shoemaker was killed instantly, his wife injured. part of his ashes were sent tothe moon aboard the lunar prospector spacecraft. the rest were scattered around meteorcrater.

    anderson and witzke no longer had the crater that killed the dinosaurs, “but we still hadthe largest and most perfectly preserved impact crater in the mainland united states,”

    anderson said. (a little verbal dexterity is required to keep manson’s superlative status. othercraters are larger—notably, chesapeake bay, which was recognized as an impact site in1994—but they are either offshore or deformed.) “chicxulub is buried under two to threekilometers of limestone and mostly offshore,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study,” andersonwent on, “while manson is really quite accessible. it’s because it is buried that it is actuallycomparatively pristine.”

    i asked them how much warning we would receive if a similar hunk of rock was comingtoward us today.

    “oh, probably none,” said anderson breezily. “it wouldn’t be visible to the naked eye untilit warmed up, and that wouldn’t happen until it hit the atmosphere, which would be about onesecond before it hit the earth. you’re talking about something moving many tens of timesfaster than the fastest bullet. unless it had been seen by someone with a telescope, and that’sby no means a certainty, it would take us completely by surprise.”

    how hard an impactor hits depends on a lot of variables—angle of entry, velocity andtrajectory, whether the collision is head-on or from the side, and the mass and density of theimpacting object, among much else—none of which we can know so many millions of yearsafter the fact. but what scientists can do—and anderson and witzke have done—is measurethe impact site and calculate the amount of energy released. from that they can work out
    plausible scenarios of what it must have been like—or, more chillingly, would be like if ithappened now.

    an asteroid or comet traveling at cosmic velocities would enter the earth’s atmosphere atsuch a speed that the air beneath it couldn’t get out of the way and would be compressed, as ina bicycle pump. as anyone who has used such a pump knows, compressed air grows swiftlyhot, and the temperature below it would rise to some 60,000 kelvin, or ten times the surfacetemperature of the sun. in this instant of its arrival in our atmosphere, everything in themeteor’s path—people, houses, factories, cars—would crinkle and vanish like cellophane in aflame.

    one second after entering the atmosphere, the meteorite would slam into the earth’ssurface, where the people of manson had a moment before been going about their business.

    the meteorite itself would vaporize instantly, but the blast would blow out a thousand cubickilometers of rock, earth, and superheated gases. every living thing within 150 miles thathadn’t been killed by the heat of entry would now be killed by the blast. radiating outward atalmost the speed of light would be the initial shock wave, sweeping everything before it.

    for those outside the zone of immediate devastation, the first inkling of catastrophe wouldbe a flash of blinding light—the brightest ever seen by human eyes—followed an instant to aminute or two later by an apocalyptic sight of unimaginable grandeur: a roiling wall ofdarkness reaching high into the heavens, filling an entire field of view and traveling atthousands of miles an hour. its approach would be eerily silent since it would be moving farbeyond the speed of sound. anyone in a tall building in omaha or des moines, say, whochanced to look in the right direction would see a bewildering veil of turmoil followed byinstantaneous oblivion.

    within minutes, over an area stretching from denver to detroit and encompassing what hadonce been chicago, st. louis, kansas city, the twin cities—the whole of the midwest, inshort—nearly every standing thing would be flattened or on fire, and nearly every living thingwould be dead. people up to a thousand miles away would be knocked off their feet and slicedor clobbered by a blizzard of flying projectiles. beyond a thousand miles the devastation fromthe blast would gradually diminish.

    but that’s just the initial shockwave. no one can do more than guess what the associateddamage would be, other than that it would be brisk and global. the impact would almostcertainly set off a chain of devastating earthquakes. volcanoes across the globe would beginto rumble and spew. tsunamis would rise up and head devastatingly for distant shores. withinan hour, a cloud of blackness would cover the planet, and burning rock and other debriswould be pelting down everywhere, setting much of the planet ablaze. it has been estimatedthat at least a billion and a half people would be dead by the end of the first day. the massivedisturbances to the ionosphere would knock out communications systems everywhere, sosurvivors would have no idea what was happening elsewhere or where to turn. it would hardlymatter. as one commentator has put it, fleeing would mean “selecting a slow death over aquick one. the death toll would be very little affected by any plausible relocation effort, sinceearth’s ability to support life would be universally diminished.”

    the amount of soot and floating ash from the impact and following fires would blot out thesun, certainly for months, possibly for years, disrupting growing cycles. in 2001 researchers atthe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alyzed helium isotopes from sediments left from thelater kt impact and concluded that it affected earth’s climate for about ten thousand years.

    this was actually used as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notion that the extinction of dinosaurs wasswift and emphatic—and so it was in geological terms. we can only guess how well, orwhether, humanity would cope with such an event.

    and in all likelihood, remember, this would come without warning, out of a clear sky.

    but let’s assume we did see the object coming. what would we do? everyone assumes wewould send up a nuclear warhead and blast it to smithereens. the idea has some problems,however. first, as john s. lewis notes, our missiles are not designed for space work. theyhaven’t the oomph to escape earth’s gravity and, even if they did, there are no mechanisms toguide them across tens of millions of miles of space. still less could we send up a shipload ofspace cowboys to do the job for us, as in the movie armageddon; we no longer possess arocket powerful enough to send humans even as far as the moon. the last rocket that could,saturn 5, was retired years ago and has never been replaced. nor could we quickly build anew one because, amazingly, the plans for saturn launchers were destroyed as part of anasa housecleaning exercise.

    even if we did manage somehow to get a warhead to the asteroid and blasted it to pieces,the chances are that we would simply turn it into a string of rocks that would slam into us oneafter the other in the manner of comet shoemaker-levy on jupiter—but with the differencethat now the rocks would be intensely radioactive. tom gehrels, an asteroid hunter at theuniversity of arizona, thinks that even a year’s warning would probably be insufficient totake appropriate action. the greater likelihood, however, is that we wouldn’t see any object—even a comet—until it was about six months away, which would be much too late.

    shoemaker-levy 9 had been orbiting jupiter in a fairly conspicuous manner since 1929, but ittook over half a century before anyone noticed.

    interestingly, because these things are so difficult to compute and must incorporate such asignificant margin of error, even if we knew an object was heading our way we wouldn’tknow until nearly the end—the last couple of weeks anyway—whether collision was certain.

    for most of the time of the object’s approach we would exist in a kind of cone of uncertainty.

    it would certainly be the most interesting few months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and imaginethe party if it passed safely.

    “so how often does something like the manson impact happen?” i asked anderson andwitzke before leaving.

    “oh, about once every million years on average,” said witzke.

    “and remember,” added anderson, “this was a relatively minor event. do you know howmany extinctions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manson impact?”

    “no idea,” i replied.

    “none,” he said, with a strange air of satisfaction. “not one.”

    of course, witzke and anderson added hastily and more or less in unison, there wouldhave been terrible devastation across much of the earth, as just described, and completeannihilation for hundreds of miles around ground zero. but life is hardy, and when the smokecleared there were enough lucky survivors from every species that none permanentlyperished.

    the good news, it appears, is that it takes an awful lot to extinguish a species. the badnews is that the good news can never be counted on. worse still, it isn’t actually necessary tolook to space for petrifying danger. as we are about to see, earth can provide plenty of dangerof its own.

    14    THE FIRE BELOW

    in the summer of 1971, a young geologist named mike voorhies was scouting around onsome grassy farmland in eastern nebraska, not far from the little town of orchard, where hehad grown up. passing through a steep-sided gully, he spotted a curious glint in the brushabove and clambered up to have a look. what he had seen was the perfectly preserved skull ofa young rhinoceros, which had been washed out by recent heavy rains.

    a few yards beyond, it turned out, was one of the most extraordinary fossil beds everdiscovered in north america, a dried-up water hole that had served as a mass grave for scoresof animals—rhinoceroses, zebra-like horses, saber-toothed deer, camels, turtles. all had diedfrom some mysterious cataclysm just under twelve million years ago in the time known togeology as the miocene. in those days nebraska stood on a vast, hot plain very like theserengeti of africa today. the animals had been found buried under volcanic ash up to tenfeet deep. the puzzle of it was that there were not, and never had been, any volcanoes innebraska.

    today, the site of voorhies’s discovery is called ashfall fossil beds state park, and it has astylish new visitors’ center and museum, with thoughtful displays on the geology of nebraskaand the history of the fossil beds. the center incorporates a lab with a glass wall throughwhich visitors can watch paleontologists cleaning bones. working alone in the lab on themorning i passed through was a cheerfully grizzled-looking fellow in a blue work shirt whomi recognized as mike voorhies from a bbc television documentary in which he featured.

    they don’t get a huge number of visitors to ashfall fossil beds state park—it’s slightly inthe middle of nowhere—and voorhies seemed pleased to show me around. he took me to thespot atop a twenty-foot ravine where he had made his find.

    “it was a dumb place to look for bones,” he said happily. “but i wasn’t looking for bones. iwas thinking of making a geological map of eastern nebraska at the time, and really just kindof poking around. if i hadn’t gone up this ravine or the rains hadn’t just washed out that skull,i’d have walked on by and this would never have been found.” he indicated a roofedenclosure nearby, which had become the main excavation site. some two hundred animalshad been found lying together in a jumble.

    i asked him in what way it was a dumb place to hunt for bones. “well, if you’re looking forbones, you really need exposed rock. that’s why most paleontology is done in hot, dry places.

    it’s not that there are more bones there. it’s just that you have some chance of spotting them.

    in a setting like this”—he made a sweeping gesture across the vast and unvarying prairie—“you wouldn’t know where to begin. there could be really magnificent stuff out there, butthere’s no surface clues to show you where to start looking.”

    at first they thought the animals were buried alive, and voorhies stated as much in anational geographic article in 1981. “the article called the site a ‘pompeii of prehistoric
    animals,’ ” he told me, “which was unfortunate because just afterward we realized that theanimals hadn’t died suddenly at all. they were all suffering from something calledhypertrophic pulmonary osteodystrophy, which is what you would get if you were breathing alot of abrasive ash—and they must have been breathing a lot of it because the ash was feetthick for hundreds of miles.” he picked up a chunk of grayish, claylike dirt and crumbled itinto my hand. it was powdery but slightly gritty. “nasty stuff to have to breathe,” he went on,“because it’s very fine but also quite sharp. so anyway they came here to this watering hole,presumably seeking relief, and died in some misery. the ash would have ruined everything. itwould have buried all the grass and coated every leaf and turned the water into an undrinkablegray sludge. it couldn’t have been very agreeable at all.”

    the bbc documentary had suggested that the existence of so much ash in nebraska was asurprise. in fact, nebraska’s huge ash deposits had been known about for a long time. foralmost a century they had been mined to make household cleaning powders like comet andajax. but curiously no one had ever thought to wonder where all the ash came from.

    “i’m a little embarrassed to tell you,” voorhies said, smiling briefly, “that the first i thoughtabout it was when an editor at the national geographic asked me the source of all the ash andi had to confess that i didn’t know. nobody knew.”

    voorhies sent samples to colleagues all over the western united states asking if there wasanything about it that they recognized. several months later a geologist named billbonnichsen from the idaho geological survey got in touch and told him that the ash matcheda volcanic deposit from a place called bruneau-jarbidge in southwest idaho. the event thatkilled the plains animals of nebraska was a volcanic explosion on a scale previouslyunimagined—but big enough to leave an ash layer ten feet deep almost a thousand miles awayin eastern nebraska. it turned out that under the western united states there was a hugecauldron of magma, a colossal volcanic hot spot, which erupted cataclysmically every600,000 years or so. the last such eruption was just over 600,000 years ago. the hot spot isstill there. these days we call it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we know amazingly little about what happens beneath our feet. it is fairly remarkable tothink that ford has been building cars and baseball has been playing world series for longerthan we have known that the earth has a core. and of course the idea that the continents moveabout on the surface like lily pads has been common wisdom for much less than a generation.

    “strange as it may seem,” wrote richard feynman, “we understand the distribution of matterin the interior of the sun far better than we understand the interior of the earth.”

    the distance from the surface of earth to the center is 3,959 miles, which isn’t so very far.

    it has been calculated that if you sunk a well to the center and dropped a brick into it, it wouldtake only forty-five minutes for it to hit the bottom (though at that point it would beweightless since all the earth’s gravity would be above and around it rather than beneath it).

    our own attempts to penetrate toward the middle have been modest indeed. one or two southafrican gold mines reach to a depth of two miles, but most mines on earth go no more thanabout a quarter of a mile beneath the surface. if the planet were an apple, we wouldn’t yethave broken through the skin. indeed, we haven’t even come close.

    until slightly under a century ago, what the best-informed scientific minds knew aboutearth’s interior was not much more than what a coal miner knew—namely, that you could dig
    down through soil for a distance and then you’d hit rock and that was about it. then in 1906,an irish geologist named r. d. oldham, while examining some seismograph readings from anearthquake in guatemala, noticed that certain shock waves had penetrated to a point deepwithin the earth and then bounced off at an angle, as if they had encountered some kind ofbarrier. from this he deduced that the earth has a core. three years later a croatianseismologist named andrija mohorovi?i′c was studying graphs from an earthquake in zagrebwhen he noticed a similar odd deflection, but at a shallower level. he had discovered theboundary between the crust and the layer immediately below, the mantle; this zone has beenknown ever since as the mohorovi?i′c discontinuity, or moho for short.

    we were beginning to get a vague idea of the earth’s layered interior—though it really wasonly vague. not until 1936 did a danish scientist named inge lehmann, studyingseismographs of earthquakes in new zealand, discover that there were two cores—an innerone that we now believe to be solid and an outer one (the one that oldham had detected) thatis thought to be liquid and the seat of magnetism.

    at just about the time that lehmann was refining our basic understanding of the earth’sinterior by studying the seismic waves of earthquakes, two geologists at caltech in californiawere devising a way to make comparisons between one earthquake and the next. they werecharles richter and beno gutenberg, though for reasons that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fairnessthe scale became known almost at once as richter’s alone.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richtereither. a modest fellow, he never referred to the scale by his own name, but always called it“the magnitude scale.”)the richter scale has always been widely misunderstood by nonscientists, though perhapsa little less so now than in its early days when visitors to richter’s office often asked to seehis celebrated scale, thinking it was some kind of machine. the scale is of course more anidea than an object, an arbitrary measure of the earth’s tremblings based on surfacemeasurements. it rises exponentially, so that a 7.3 quake is fifty times more powerful than a6.3 earthquake and 2,500 times more powerful than a 5.3 earthquake.

    at least theoretically, there is no upper limit for an earthquake—nor, come to that, a lowerlimit. the scale is a simple measure of force, but says nothing about damage. a magnitude 7quake happening deep in the mantle—say, four hundred miles down—might cause no surfacedamage at all, while a significantly smaller one happening just four miles under the surfacecould wreak widespread devastation. much, too, depends on the nature of the subsoil, thequake’s duration, the frequency and severity of aftershocks, and the physical setting of theaffected area. all this means that the most fearsome quakes are not necessarily the mostforceful, though force obviously counts for a lot.

    the largest earthquake since the scale’s invention was (depending on which source youcredit) either one centered on prince william sound in alaska in march 1964, whichmeasured 9.2 on the richter scale, or one in the pacific ocean off the coast of chile in 1960,which was initially logged at 8.6 magnitude but later revised upward by some authorities(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 to a truly grand-scale 9.5. as you will gatherfrom this, measuring earthquakes is not always an exact science, particularly wheninterpreting readings from remote locations. at all events, both quakes were whopping. the1960 quake not only caused widespread damage across coastal south america, but also set offa giant tsunami that rolled six thousand miles across the pacific and slapped away much ofdowntown hilo, hawaii, destroying five hundred buildings and killing sixty people. similarwave surges claimed yet more victims as far away as japan and the philippines.

    for pure, focused, devastation, however, probably the most intense earthquake in recordedhistory was one that struck—and essentially shook to pieces—lisbon, portugal, on all saintsday (november 1), 1755. just before ten in the morning, the city was hit by a suddensideways lurch now estimated at magnitude 9.0 and shaken ferociously for seven full minutes.

    the convulsive force was so great that the water rushed out of the city’s harbor and returnedin a wave fifty feet high, adding to the destruction. when at last the motion ceased, survivorsenjoyed just three minutes of calm before a second shock came, only slightly less severe thanthe first. a third and final shock followed two hours later. at the end of it all, sixty thousandpeople were dead and virtually every building for miles reduced to rubble. the san franciscoearthquake of 1906, for comparison, measured an estimated 7.8 on the richter scale andlasted less than thirty seconds.

    earthquakes are fairly common. every day on average somewhere in the world there aretwo of magnitude 2.0 or greater—that’s enough to give anyone nearby a pretty good jolt.

    although they tend to cluster in certain places—notably around the rim of the pacific—theycan occur almost anyw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only florida, eastern texas, and the uppermidwest seem—so far—to be almost entirely immune. new england has had two quakes ofmagnitude 6.0 or greater in the last two hundred years. in april 2002, the region experienceda 5.1 magnitude shaking in a quake near lake champlain on the new york–vermont border,causing extensive local damage and (i can attest) knocking pictures from walls and childrenfrom beds as far away as new hampshire.

    the most common types of earthquakes are those where two plates meet, as in californiaalong the san andreas fault. as the plates push against each other, pressures build up untilone or the other gives way. in general, the longer the interval between quakes, the greater thepent-up pressure and thus the greater the scope for a really big jolt. this is a particular worryfor tokyo, which bill mcguire, a hazards specialist at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describesas “the city waiting to die” (not a motto you will find on many tourism leaflets). tokyo standson the boundary of three tectonic plates in a country already well known for its seismicinstability. in 1995, as you will remember, the city of kobe, three hundred miles to the west,was struck by a magnitude 7.2 quake, which killed 6,394 people. the damage was estimatedat $99 billion. but that was as nothing—well, as comparatively little—compared with whatmay await tokyo.

    tokyo has already suffered one of the most devastating earthquakes in modern times. onseptember 1, 1923, just before noon, the city was hit by what is known as the great kantoquake—an event more than ten times more powerful than kobe’s earthquake. two hundredthousand people were killed. since that time, tokyo has been eerily quiet, so the strainbeneath the surface has been building for eighty years. eventually it is bound to snap. in 1923,tokyo had a population of about three million. today it is approaching thirty million. nobodycares to guess how many people might die, but the potential economic cost has been put ashigh as $7 trillion.

    even more unnerving, because they are less well understood and capable of occurringanywhere at any time, are the rarer type of shakings known as intraplate quakes. thesehappen away from plate boundaries, which makes them wholly unpredictable. and becausethey come from a much greater depth, they tend to propagate over much wider areas. themost notorious such quakes ever to hit the united states were a series of three in newmadrid, missouri, in the winter of 1811–12. the adventure started just after midnight on
    december 16 when people were awakened first by the noise of panicking farm animals (therestiveness of animals before quakes is not an old wives’ tale, but is in fact well established,though not at all understood) and then by an almighty rupturing noise from deep within theearth. emerging from their houses, locals found the land rolling in waves up to three feet highand opening up in fissures several feet deep. a strong smell of sulfur filled the air. theshaking lasted for four minutes with the usual devastating effects to property. among thewitnesses was the artist john james audubon, who happened to be in the area. the quakeradiated outward with such force that it knocked down chimneys in cincinnati four hundredmiles away and, according to at least one account, “wrecked boats in east coast harbors and .

    . . even collapsed scaffolding erected around the capitol building in washington, d.c.” onjanuary 23 and february 4 further quakes of similar magnitude followed. new madrid hasbeen silent ever since—but not surprisingly, since such episodes have never been known tohappen in the same place twice. as far as we know, they are as random as lightning. the nextone could be under chicago or paris or kinshasa. no one can even begin to guess. and whatcauses these massive intraplate rupturings? something deep within the earth. more than thatwe don’t know.

    by the 1960s scientists had grown sufficiently frustrated by how little they understood ofthe earth’s interior that they decided to try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specifically, they got theidea to drill through the ocean floor (the continental crust was too thick) to the mohodiscontinuity and to extract a piece of the earth’s mantle for examination at leisure. thethinking was that if they could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he rocks inside the earth, they mightbegin to understand how they interacted, and thus possibly be able to predict earthquakes andother unwelcome events.

    the project became known, all but inevitably, as the mohole and it was pretty welldisastrous. the hope was to lower a drill through 14,000 feet of pacific ocean water off thecoast of mexico and drill some 17,000 feet through relatively thin crustal rock. drilling froma ship in open waters is, in the words of one oceanographer, “like trying to drill a hole in thesidewalks of new york from atop the empire state building using a strand of spaghetti.”

    every attempt ended in failure. the deepest they penetrated was only about 600 feet. themohole became known as the no hole. in 1966, exasperated with ever-rising costs and noresults, congress killed the project.

    four years later, soviet scientists decided to try their luck on dry land. they chose a spot onrussia’s kola peninsula, near the finnish border, and set to work with the hope of drilling toa depth of fifteen kilometers. the work proved harder than expected, but the soviets werecommendably persistent. when at last they gave up, nineteen years later, they had drilled to adepth of 12,262 meters, or about 7.6 miles. bearing in mind that the crust of the earthrepresents only about 0.3 percent of the planet’s volume and that the kola hole had not cuteven one-third of the way through the crust, we can hardly claim to have conquered theinterior.

    interestingly, even though the hole was modest, nearly everything about it was surprising.

    seismic wave studies had led the scientists to predict, and pretty confidently, that they wouldencounter sedimentary rock to a depth of 4,700 meters, followed by granite for the next 2,300meters and basalt from there on down. in the event, the sedimentary layer was 50 percentdeeper than expected and the basaltic layer was never found at all. moreover, the world downthere was far warmer than anyone had expected, with a temperature at 10,000 meters of 180
    degrees centigrade, nearly twice the forecasted level. most surprising of all was that the rockat that depth was saturated with water—something that had not been thought possible.

    because we can’t see into the earth, we have to use other techniques, which mostly involvereading waves as they travel through the interior. we also know a little bit about the mantlefrom what are known as kimberlite pipes, where diamonds are formed. what happens is thatdeep in the earth there is an explosion that fires, in effect, a cannonball of magma to thesurface at supersonic speeds. it is a totally random event. a kimberlite pipe could explode inyour backyard as you read this. because they come up from such depths—up to 120 milesdown—kimberlite pipes bring up all kinds of things not normally found on or near thesurface: a rock called peridotite, crystals of olivine, and—just occasionally, in about one pipein a hundred—diamonds. lots of carbon comes up with kimberlite ejecta, but most isvaporized or turns to graphite. only occasionally does a hunk of it shoot up at just the rightspeed and cool down with the necessary swiftness to become a diamond. it was such a pipethat made johannesburg the most productive diamond mining city in the world, but there maybe others even bigger that we don’t know about. geologists know that somewhere in thevicinity of northeastern indiana there is evidence of a pipe or group of pipes that may be trulycolossal. diamonds up to twenty carats or more have been found at scattered sites throughoutthe region. but no one has ever found the source. as john mcphee notes, it may be buriedunder glacially deposited soil, like the manson crater in iowa, or under the great lakes.

    so how much do we know about what’s inside the earth? very little. scientists aregenerally agreed that the world beneath us is composed of four layers—rocky outer crust, amantle of hot, viscous rock, a liquid outer core, and a solid inner core.

    1we know that thesurface is dominated by silicates, which are relatively light and not heavy enough to accountfor the planet’s overall density. therefore there must be heavier stuff inside. we know that togenerate our magnetic field somewhere in the interior there must be a concentrated belt ofmetallic elements in a liquid state. that much is universally agreed upon. almost everythingbeyond that—how the layers interact, what causes them to behave in the way they do, whatthey will do at any time in the future—is a matter of at least some uncertainty, and generallyquite a lot of uncertainty.

    even the one part of it we can see, the crust, is a matter of some fairly strident debate.

    nearly all geology texts tell you that continental crust is three to six miles thick under theoceans, about twenty-five miles thick under the continents, and forty to sixty miles thickunder big mountain chains, but there are many puzzling variabilities within thesegeneralizations. the crust beneath the sierra nevada mountains, for instance, is only aboutnineteen to twenty-five miles thick, and no one knows why. by all the laws of geophysics thesierra nevadas should be sinking, as if into quicksand. (some people think they may be.)1for those who crave a more detailed picture of the earths interior, here are the dimensions of the variouslayers, using average figures: from 0 to 40 km (25 mi) is the crust. from 40 to 400 km (25 to 250 mi) is theupper mantle. from 400 to 650 km (250 to 400 mi) is a transition zone between the upper and lower mantle.

    from 650 to 2,700 km (400 to 1,700 mi) is the lower mantle. from 2,700 to 2,890 km (1,700 to 1,900 mi) is the”d” layer. from 2,890 to 5,150 km (1,900 to 3,200 mi) is the outer core, and from 5,150 to 6,378 km (3,200 to3,967 mi) is the inner core.

    how and when the earth got its crust are questions that divide geologists into two broadcamps—those who think it happened abruptly early in the earth’s history and those who thinkit happened gradually and rather later. strength of feeling runs deep on such matters. richardarmstrong of yale proposed an early-burst theory in the 1960s, then spent the rest of hiscareer fighting those who did not agree with him. he died of cancer in 1991, but shortlybefore his death he “lashed out at his critics in a polemic in an australian earth science journalthat charged them with perpetuating myths,” according to a report inearth magazine in 1998.

    “he died a bitter man,” reported a colleague.

    the crust and part of the outer mantle together are called the lithosphere (from the greeklithos, meaning “stone”), which in turn floats on top of a layer of softer rock called theasthenosphere (from greek words meaning “without strength”), but such terms are neverentirely satisfactory. to say that the lithosphere floats on top of the asthenosphere suggests adegree of easy buoyancy that isn’t quite right. similarly it is misleading to think of the rocksas flowing in anything like the way we think of materials flowing on the surface. the rocksare viscous, but only in the same way that glass is. it may not look it, but all the glass on earthis flowing downward under the relentless drag of gravity. remove a pane of really old glassfrom the window of a european cathedral and it will be noticeably thicker at the bottom thanat the top. that is the sort of “flow” we are talking about. the hour hand on a clock movesabout ten thousand times faster than the “flowing” rocks of the mantle.

    the movements occur not just laterally as the earth’s plates move across the surface, but upand down as well, as rocks rise and fall under the churning process known as convection.

    convection as a process was first deduced by the eccentric count von rumford at the end ofthe eighteenth century. sixty years later an english vicar named osmond fisher prescientlysuggested that the earth’s interior might well be fluid enough for the contents to move about,but that idea took a very long time to gain support.

    in about 1970, when geophysicists realized just how much turmoil was going on downthere, it came as a considerable shock. as shawna vogel put it in the book naked earth: thenew geophysics: “it was as if scientists had spent decades figuring out the layers of theearth’s atmosphere—troposphere, stratosphere, and so forth—and then had suddenly foundout about wind.”

    how deep the convection process goes has been a matter of controversy ever since. somesay it begins four hundred miles down, others two thousand miles below us. the problem, asdonald trefil has observed, is that “there are two sets of data, from two different disciplines,that cannot be reconciled.” geochemists say that certain elements on earth’s surface cannothave come from the upper mantle, but must have come from deeper within the earth.

    therefore the materials in the upper and lower mantle must at least occasionally mix.

    seismologists insist that there is no evidence to support such a thesis.

    so all that can be said is that at some slightly indeterminate point as we head toward thecenter of earth we leave the asthenosphere and plunge into pure mantle. considering that itaccounts for 82 percent of the earth’s volume and 65 percent of its mass, the mantle doesn’tattract a great deal of attention, largely because the things that interest earth scientists andgeneral readers alike happen either deeper down (as with magnetism) or nearer the surface (aswith earthquakes). we know that to a depth of about a hundred miles the mantle consistspredominantly of a type of rock known as peridotite, but what fills the space beyond isuncertain. according to a nature report, it seems not to be peridotite. more than this we donot know.

    beneath the mantle are the two cores—a solid inner core and a liquid outer one. needless tosay,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ure of these cores is indirect, but scientists can make somereasonable assumptions. they know that the pressures at the center of the earth aresufficiently high—something over three million times those found at the surface—to turn anyrock there solid. they also know from earth’s history (among other clues) that the inner coreis very good at retaining its heat. although it is little more than a guess, it is thought that inover four billion years the temperature at the core has fallen by no more than 200°f. no oneknows exactly how hot the earth’s core is, but estimates range from something over 7,000°fto 13,000°f—about as hot as the surface of the sun.

    the outer core is in many ways even less well understood, though everyone is in agreementthat it is fluid and that it is the seat of magnetism. the theory was put forward by e. c.

    bullard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in 1949 that this fluid part of the earth’s core revolves in away that makes it, in effect, an electrical motor, creating the earth’s magnetic field. theassumption is that the convecting fluids in the earth act somehow like the currents in wires.

    exactly what happens isn’t known, but it is felt pretty certain that it is connected with the corespinning and with its being liquid. bodies that don’t have a liquid core—the moon and mars,for instance—don’t have magnetism.

    we know that earth’s magnetic field changes in power from time to time: during the age ofthe dinosaurs, it was up to three times as strong as now. we also know that it reverses itselfevery 500,000 years or so on average, though that average hides a huge degree ofunpredictability. the last reversal was about 750,000 years ago. sometimes it stays put formillions of years—37 million years appears to be the longest stretch—and at other times it hasreversed after as little as 20,000 years. altogether in the last 100 million years it has reverseditself about two hundred times, and we don’t have any real idea why. it has been called “thegreatest unanswered question in the geological sciences.”

    we may be going through a reversal now. the earth’s magnetic field has diminished byperhaps as much as 6 percent in the last century alone. any diminution in magnetism is likelyto be bad news, because magnetism, apart from holding notes to refrigerators and keeping ourcompasses pointing the right way, plays a vital role in keeping us alive. space is full ofdangerous cosmic rays that in the absence of magnetic protection would tear through ourbodies, leaving much of our dna in useless tatters. when the magnetic field is working,these rays are safely herded away from the earth’s surface and into two zones in near spacecalled the van allen belts. they also interact with particles in the upper atmosphere to createthe bewitching veils of light known as the auroras.

    a big part of the reason for our ignorance, interestingly enough, is that traditionally therehas been little effort to coordinate what’s happening on top of the earth with what’s going oninside. according to shawna vogel: “geologists and geophysicists rarely go to the samemeetings or collaborate on the same problems.”

    perhaps nothing better demonstrates our inadequate grasp of the dynamics of the earth’sinterior than how badly we are caught out when it acts up, and it would be hard to come upwith a more salutary reminder of the limitations of our understanding than the eruption ofmount st. helens in washington in 1980.

    at that time, the lower forty-eight united states had not seen a volcanic eruption for oversixty-five years. therefore the government volcanologists called in to monitor and forecast st.

    helens’s behavior primarily had seen only hawaiian volcanoes in action, and they, it turnedout, were not the same thing at all.

    1. helens started its ominous rumblings on march 20. within a week it was eruptingmagma, albeit in modest amounts, up to a hundred times a day, and being constantly shakenwith earthquakes. people were evacuated to what was assumed to be a safe distance of eightmiles. as the mountain’s rumblings grew st. helens became a tourist attraction for the world.

    newspapers gave daily reports on the best places to get a view. television crews repeatedlyflew in helicopters to the summit, and people were even seen climbing over the mountain. onone day, more than seventy copters and light aircraft circled the summit. but as the dayspassed and the rumblings failed to develop into anything dramatic, people grew restless, andthe view became general that the volcano wasn’t going to blow after all.

    on april 19 the northern flank of the mountain began to bulge conspicuously. remarkably,no one in a position of responsibility saw that this strongly signaled a lateral blast. theseismologists resolutely based their conclusions on the behavior of hawaiian volcanoes,which don’t blow out sideways. almost the only person who believed that something reallybad might happen was jack hyde, a geology professor at a community college in tacoma. hepointed out that st. helens didn’t have an open vent, as hawaiian volcanoes have, so anypressure building up inside was bound to be released dramatically and probablycatastrophically. however, hyde was not part of the official team and his observationsattracted little notice.

    we all know what happened next. at 8:32 a.m. on a sunday morning, may 18, the northside of the volcano collapsed, sending an enormous avalanche of dirt and rock rushing downthe mountain slope at 150 miles an hour. it was the biggest landslide in human history andcarried enough material to bury the whole of manhattan to a depth of four hundred feet. aminute later, its flank severely weakened, st. helens exploded with the force of five hundredhiroshima-sized atomic bombs, shooting out a murderous hot cloud at up to 650 miles anhour—much too fast, clearly, for anyone nearby to outrace. many people who were thought tobe in safe areas, often far out of sight of the volcano, were overtaken. fifty-seven people werekilled. twenty-three of the bodies were never found. the toll would have been much higherexcept that it was a sunday. had it been a weekday many lumber workers would have beenworking within the death zone. as it was, people were killed eighteen miles away.

    the luckiest person on that day was a graduate student named harry glicken. he had beenmanning an observation post 5.7 miles from the mountain, but he had a college placementinterview on may 18 in california, and so had left the site the day before the eruption. hisplace was taken by david johnston. johnston was the first to report the volcano exploding;moments later he was dead. his body was never found. glicken’s luck, alas, was temporary.

    eleven years later he was one of forty-three scientists and journalists fatally caught up in alethal outpouring of superheated ash, gases, and molten rock—what is known as a pyroclasticflow—at mount unzen in japan when yet another volcano was catastrophically misread.

    volcanologists may or may not be the worst scientists in the world at making predictions,but they are without question the worst in the world at realizing how bad their predictions are.

    less than two years after the unzen catastrophe another group of volcano watchers, led bystanley williams of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descended into the rim of an active volcanocalled galeras in colombia. despite the deaths of recent years, only two of the sixteenmembers of williams’s party wore safety helmets or other protective gear. the volcano
    erupted, killing six of the scientists, along with three tourists who had followed them, andseriously injuring several others, including williams himself.

    in an extraordinarily unself-critical book called surviving galeras, williams said he could“only shake my head in wonder” when he learned afterward that his colleagues in the worldof volcanology had suggested that he had overlooked or disregarded important seismic signalsand behaved recklessly. “how easy it is to snipe after the fact, to apply the knowledge wehave now to the events of 1993,” he wrote. he was guilty of nothing worse, he believed, thanunlucky timing when galeras “behaved capriciously, as natural forces are wont to do. i wasfooled, and for that i will take responsibility. but i do not feel guilty about the deaths of mycolleagues. there is no guilt. there was only an eruption.”

    but to return to washington. mount st. helens lost thirteen hundred feet of peak, and 230square miles of forest were devastated. enough trees to build 150,000 homes (or 300,000 insome reports) were blown away. the damage was placed at $2.7 billion. a giant column ofsmoke and ash rose to a height of sixty thousand feet in less than ten minutes. an airlinersome thirty miles away reported being pelted with rocks.

    ninety  minutes  after  the  blast, ash  began to rain down on yakima, washington, acommunity of fifty thousand people about eighty miles away. as you would expect, the ashturned day to night and got into everything, clogging motors, generators, and electricalswitching equipment, choking pedestrians, blocking filtration systems, and generally bringingthings to a halt. the airport shut down and highways in and out of the city were closed.

    all this was happening, you will note, just downwind of a volcano that had been rumblingmenacingly for two months. yet yakima had no volcano emergency procedures. the city’semergency broadcast system, which was supposed to swing into action during a crisis, did notgo on the air because “the sunday-morning staff did not know how to operate the equipment.”

    for three days, yakima was paralyzed and cut off from the world, its airport closed, itsapproach roads impassable. altogether the city received just five-eighths of an inch of ashafter the eruption of mount st. helens. now bear that in mind, please, as we consider what ayellowstone blast would do.

    15    DANGEROUS BEAUTY

    in the 1960s, while studying the volcanic history of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bobchristiansen of the united states geological survey became puzzled about something that,oddly, had not troubled anyone before: he couldn’t find the park’s volcano. it had been knownfor a long time that yellowstone was volcanic in nature—that’s what accounted for all itsgeysers and other steamy features—and the one thing about volcanoes is that they aregenerally pretty conspicuous. but christiansen couldn’t find the yellowstone volcanoanywhere. in particular what he couldn’t find was a structure known as a caldera.

    most of us, when we think of volcanoes, think of the classic cone shapes of a fuji orkilimanjaro, which are created when erupting magma accumulates in a symmetrical mound.

    these can form remarkably quickly. in 1943, at parícutin in mexico, a farmer was startled tosee smoke rising from a patch on his land. in one week he was the bemused owner of a conefive hundred feet high. within two years it had topped out at almost fourteen hundred feet andwas more than half a mile across. altogether there are some ten thousand of these intrusivelyvisible volcanoes on earth, all but a few hundred of them extinct. but there is a second, lesscelebrated type of volcano that doesn’t involve mountain building. these are volcanoes soexplosive that they burst open in a single mighty rupture, leaving behind a vast subsided pit,the caldera (from a latin word for cauldron). yellowstone obviously was of this second type,but christiansen couldn’t find the caldera anywhere.

    by coincidence just at this time nasa decided to test some new high-altitude cameras bytaking photographs of yellowstone, copies of which some thoughtful official passed on to thepark authorities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y might make a nice blow-up for one of thevisitors’ centers. as soon as christiansen saw the photos he realized why he had failed to spotthe caldera: virtually the whole park—2.2 million acres—was caldera. the explosion had lefta crater more than forty miles across—much too huge to be perceived from anywhere atground level. at some time in the past yellowstone must have blown up with a violence farbeyond the scale of anything known to humans.

    yellowstone, it turns out, is a supervolcano. it sits on top of an enormous hot spot, areservoir of molten rock that rises from at least 125 miles down in the earth. the heat fromthe hot spot is what powers all of yellowstone’s vents, geysers, hot springs, and popping mudpots. beneath the surface is a magma chamber that is about forty-five miles across—roughlythe same dimensions as the park—and about eight miles thick at its thickest point. imagine apile of tnt about the size of rhode island and reaching eight miles into the sky, to about theheight of the highest cirrus clouds, and you have some idea of what visitors to yellowstoneare shuffling around on top of. the pressure that such a pool of magma exerts on the crustabove has lifted yellowstone and about three hundred miles of surrounding territory about1,700 feet higher than they would otherwise be. if it blew, the cataclysm is pretty well beyondimagining. according to professor bill mcguire of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youwouldn’t be able to get within a thousand kilometers of it” while it was erupting. theconsequences that followed would be even worse.

    superplumes of the type on which yellowstone sits are rather like martini glasses—thin onthe way up, but spreading out as they near the surface to create vast bowls of unstable magma.

    some of these bowls can be up to 1,200 miles across. according to theories, they don’talways erupt explosively but sometimes burst forth in a vast, continuous outpouring—aflood—of molten rock, such as with the deccan traps in india sixty-five million years ago.

    (trap in this context comes from a swedish word for a type of lava; deccan is simply anarea.) these covered an area of 200,000 square miles and probably contributed to the demiseof the dinosaurs—they certainly didn’t help—with their noxious outgassings. superplumesmay also be responsible for the rifts that cause continents to break up.

    such plumes are not all that rare. there are about thirty active ones on the earth at themoment, and they are responsible for many of the world’s best-known islands and islandchains—iceland, hawaii, the azores, canaries, and galápagos archipelagos, little pitcairn inthe middle of the south pacific, and many others—but apart from yellowstone they are alloceanic. no one has the faintest idea how or why yellowstone’s ended up beneath acontinental plate. only two things are certain: that the crust at yellowstone is thin and that theworld beneath it is hot. but whether the crust is thin because of the hot spot or whether the hotspot is there because the crust is thin is a matter of heated (as it were) debate. the continentalnature of the crust makes a huge difference to its eruptions. where the other supervolcanoestend to bubble away steadily and in a comparatively benign fashion, yellowstone blowsexplosively. it doesn’t happen often, but when it does you want to stand well back.

    since its first known eruption 16.5 million years ago, it has blown up about a hundredtimes, but the most recent three eruptions are the ones that get written about. the last eruptionwas a thousand times greater than that of mount st. helens; the one before that was 280 timesbigger, and the one before was so big that nobody knows exactly how big it was. it was atleast twenty-five hundred times greater than st. helens, but perhaps eight thousand timesmore monstrous.

    we have absolutely nothing to compare it to. the biggest blast in recent times was that ofkrakatau in indonesia in august 1883, which made a bang that reverberated around the worldfor nine days, and made water slosh as far away as the english channel. but if you imaginethe volume of ejected material from krakatau as being about the size of a golf ball, then thebiggest of the yellowstone blasts would be the size of a sphere you could just about hidebehind. on this scale, mount st. helens’s would be no more than a pea.

    the yellowstone eruption of two million years ago put out enough ash to bury new yorkstate to a depth of sixty-seven feet or california to a depth of twenty. this was the ash thatmade mike voorhies’s fossil beds in eastern nebraska. that blast occurred in what is nowidaho, but over millions of years, at a rate of about one inch a year, the earth’s crust hastraveled over it, so that today it is directly under northwest wyoming. (the hot spot itselfstays in one place, like an acetylene torch aimed at a ceiling.) in its wake it leaves the sort ofrich volcanic plains that are ideal for growing potatoes, as idaho’s farmers long agodiscovered. in another two million years, geologists like to joke, yellowstone will beproducing french fries for mcdonald’s, and the people of billings, montana, will be steppingaround geysers.

    the ash fall from the last yellowstone eruption covered all or parts of nineteen westernstates (plus parts of canada and mexico)—nearly the wh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west of themississippi. this, bear in mind, is the breadbasket of america, an area that produces roughlyhalf the world’s cereals. and ash, it is worth remembering, is not like a big snowfall that will melt in the spring. if you wanted to grow crops again, you would have to find some place toput all the ash. it took thousands of workers eight months to clear 1.8 billion tons of debrisfrom the sixteen acres of the world trade center site in new york. imagine what it wouldtake to clear kansas.

    and that’s not even to consider the climatic consequences. the last supervolcano eruptionon earth was at toba, in northern sumatra, seventy-four thousand years ago. no one knowsquite how big it was other than that it was a whopper. greenland ice cores show that the tobablast was followed by at least six years of “volcanic winter” and goodness knows how manypoor growing seasons after that. the event, it is thought, may have carried humans right to thebrink of extinction, reducing the global population to no more than a few thousandindividuals. that means that all modern humans arose from a very small population base,which would explain our lack of genetic diversity. at all events, there is some evidence tosuggest that for the next twenty thousand years the total number of people on earth was nevermore than a few thousand at any time. that is, needless to say, a long time to recover from asingle volcanic blast.

    all this was hypothetically interesting until 1973, when an odd occurrence made itsuddenly momentous: water in yellowstone lake, in the heart of the park, began to run overthe banks at the lake’s southern end, flooding a meadow, while at the opposite end of the lakethe water mysteriously flowed away. geologists did a hasty survey and discovered that a largearea of the park had developed an ominous bulge. this was lifting up one end of the lake andcausing the water to run out at the other, as would happen if you lifted one side of a child’swading pool. by 1984, the whole central region of the park—several dozen square miles—was more than three feet higher than it had been in 1924, when the park was last formallysurveyed. then in 1985, the whole of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park subsided by eight inches. itnow seems to be swelling again.

    the geologists realized that only one thing could cause this—a restless magma chamber.

    yellowstone wasn’t the site of an ancient supervolcano; it was the site of an active one. it wasalso at about this time that they were able to work out that the cycle of yellowstone’seruptions averaged one massive blow every 600,000 years. the last one, interestingly enough,was 630,000 years ago. yellowstone, it appears, is due.

    “it may not feel like it, but you’re standing on the largest active volcano in the world,” pauldoss,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geologist, told me soon after climbing off an enormousharley-davidson motorcycle and shaking hands when we met at the park headquarters atmammoth hot springs early on a lovely morning in june. a native of indiana, doss is anamiable, soft-spoken, extremely thoughtful man who looks nothing like a national parkservice employee. he has a graying beard and hair tied back in a long ponytail. a smallsapphire stud graces one ear. a slight paunch strains against his crisp park service uniform.

    he looks more like a blues musician than a government employee. in fact, he is a bluesmusician (harmonica). but he sure knows and loves geology. “and i’ve got the best place inthe world to do it,” he says as we set off in a bouncy, battered four-wheel-drive vehicle in thegeneral direction of old faithful. he has agreed to let me accompany him for a day as he goesabout doing whatever it is a park geologist does. the first assignment today is to give anintroductory talk to a new crop of tour guides.

    yellowstone, i hardly need point out, is sensationally beautiful, with plump, statelymountains, bison-specked meadows, tumbling streams, a sky-blue lake, wildlife beyondcounting. “it really doesn’t get any better than this if you’re a geologist,” doss says. “you’vegot rocks up at beartooth gap that are nearly three billion years old—three-quarters of theway back to earth’s beginning—and then you’ve got mineral springs here”—he points at thesulfurous hot springs from which mammoth takes its title—“where you can see rocks as theyare being born. and in between there’s everything you could possibly imagine. i’ve neverbeen any place where geology is more evident—or prettier.”

    “so you like it?” i say.

    “oh, no, i love it,” he answers with profound sincerity. “i mean i really love it here. thewinters are tough and the pay’s not too hot, but when it’s good, it’s just—”

    he interrupted himself to point out a distant gap in a range of mountains to the west, whichhad just come into view over a rise. the mountains, he told me, were known as the gallatins.

    “that gap is sixty or maybe seventy miles across. for a long time nobody could understandwhy that gap was there, and then bob christiansen realized that it had to be because themountains were just blown away. when you’ve got sixty miles of mountains just obliterated,you know you’re dealing with something pretty potent. it took christiansen six years to figureit all out.”

    i asked him what caused yellowstone to blow when it did.

    “don’t know. nobody knows. volcanoes are strange things. we really don’t understandthem at all. vesuvius, in italy, was active for three hundred years until an eruption in 1944and then it just stopped. it’s been silent ever since. some volcanologists think that it isrecharging in a big way, which is a little worrying because two million people live on oraround it. but nobody knows.”

    “and how much warning would you get if yellowstone was going to go?”

    he shrugged. “nobody was around the last time it blew, so nobody knows what thewarning signs are. probably you would have swarms of earthquakes and some surface upliftand possibly some changes in the patterns of behavior of the geysers and steam vents, butnobody really knows.”

    “so it could just blow without warning?”

    he nodded thoughtfully. the trouble, he explained, is that nearly all the things that wouldconstitute warning signs already exist in some measure at yellowstone. “earthquakes aregenerally a precursor of volcanic eruptions, but the park already has lots of earthquakes—1,260 of them last year. most of them are too small to be felt, but they are earthquakesnonetheless.”

    a change in the pattern of geyser eruptions might also be taken as a clue, he said, but thesetoo vary unpredictably. once the most famous geyser in the park was excelsior geyser. itused to erupt regularly and spectacularly to heights of three hundred feet, but in 1888 it juststopped. then in 1985 it erupted again, though only to a height of eighty feet. steamboatgeyser is the biggest geyser in the world when it blows, shooting water four hundred feet intothe air, but the intervals between its eruptions have ranged from as little as four days to almost
    fifty years. “if it blew today and again next week, that wouldn’t tell us anything at all aboutwhat it might do the following week or the week after or twenty years from now,” doss says.

    “the whole park is so volatile that it’s essentially impossible to draw conclusions from almostanything that happens.”

    evacuating yellowstone would never be easy. the park gets some three million visitors ayear, mostly in the three peak months of summer. the park’s roads are comparatively few andthey are kept intentionally narrow, partly to slow traffic, partly to preserve an air ofpicturesqueness, and partly because of topographical constraints. at the height of summer, itcan easily take half a day to cross the park and hours to get anywhere within it. “wheneverpeople see animals, they just stop, wherever they are,” doss says. “we get bear jams. we getbison jams. we get wolf jams.”

    in the autumn of 2000, representatives from the u.s. geological survey and national parkservice, along with some academics, met and formed something called the yellowstonevolcanic observatory. four such bodies were in existence already—in hawaii, california,alaska, and washington—but oddly none in the largest volcanic zone in the world. the yvois not actually a thing, but more an idea—an agreement to coordinate efforts at studying andanalyzing the park’s diverse geology. one of their first tasks, doss told me, was to draw up an“earthquake and volcano hazards plan”—a plan of action in the event of a crisis.

    “there isn’t one already?” i said.

    “no. afraid not. but there will be soon.”

    “isn’t that just a little tardy?”

    he smiled. “well, let’s just say that it’s not any too soon.”

    once it is in place, the idea is that three people—christiansen in menlo park, california,professor robert b. smith at the university of utah, and doss in the park—would assess thedegree of danger of any potential cataclysm and advise the park superintendent. thesuperintendent would take the decision whether to evacuate the park. as for surroundingareas, there are no plans. if yellowstone were going to blow in a really big way, you would beon your own once you left the park gates.

    of course it may be tens of thousands of years before that day comes. doss thinks such aday may not come at all. “just because there was a pattern in the past doesn’t mean that it stillholds true,” he says. “there is some evidence to suggest that the pattern may be a series ofcatastrophic explosions, then a long period of quiet. we may be in that now. the evidencenow is that most of the magma chamber is cooling and crystallizing. it is releasing itsvolatiles; you need to trap volatiles for an explosive eruption.”

    in the meantime there are plenty of other dangers in and around yellowstone, as was madedevastatingly evident on the night of august 17, 1959, at a place called hebgen lake justoutside the park. at twenty minutes to midnight on that date, hebgen lake suffered acatastrophic quake. it was magnitude 7.5, not vast as earthquakes go, but so abrupt andwrenching that it collapsed an entire mountainside. it was the height of the summer season,though fortunately not so many people went to yellowstone in those days as now. eighty
    million tons of rock, moving at more than one hundred miles an hour, just fell off themountain, traveling with such force and momentum that the leading edge of the landslide ranfour hundred feet up a mountain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valley. along its path lay part of therock creek campground. twenty-eight campers were killed, nineteen of them buried toodeep ever to be found again. the devastation was swift but heartbreakingly fickle. threebrothers, sleeping in one tent, were spared. their parents, sleeping in another tent besidethem, were swept away and never seen again.

    “a big earthquake—and i mean big—will happen sometime,” doss told me. “you cancount on that. this is a big fault zone for earthquakes.”

    despite the hebgen lake quake and the other known risks, yellowstone didn’t getpermanent seismometers until the 1970s.

    if you needed a way to appreciate the grandeur and inexorable nature of geologic processes,you could do worse than to consider the tetons, the sumptuously jagged range that stands justto the south of 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nine million years ago, the tetons didn’t exist.

    the land around jackson hole was just a high grassy plain. but then a forty-mile-long faultopened within the earth, and since then, about once every nine hundred years, the tetonsexperience a really big earthquake, enough to jerk them another six feet higher. it is theserepeated jerks over eons that have raised them to their present majestic heights of seventhousand feet.

    that nine hundred years is an average—and a somewhat misleading one. according torobert b. smith and lee j. siegel in windows into the earth , a geological history of theregion, the last major teton quake was somewhere between about five and seven thousandyears ago. the tetons, in short, are about the most overdue earthquake zone on the planet.

    hydrothermal explosions are also a significant risk. they can happen anytime, pretty muchanywhere, and without any predictability. “you know, by design we funnel visitors intothermal basins,” doss told me after we had watched old faithful blow. “it’s what they cometo see. did you know there are more geysers and hot springs at yellowstone than in all therest of the world combined?”

    “i didn’t know that.”

    he nodded. “ten thousand of them, and nobody knows when a new vent might open.” wedrove to a place called duck lake, a body of water a couple of hundred yards across. “it lookscompletely innocuous,” he said. “it’s just a big pond. but this big hole didn’t used to be here.

    at some time in the last fifteen thousand years this blew in a really big way. you’d have hadseveral tens of millions of tons of earth and rock and superheated water blowing out athypersonic speeds. you can imagine what it would be like if this happened under, say, theparking lot at old faithful or one of the visitors’ centers.” he made an unhappy face.

    “would there be any warning?”

    “probably not. the last significant explosion in the park was at a place called pork chopgeyser in 1989. that left a crater about five meters across—not huge by any means, but bigenough if you happened to be standing there at the time. fortunately, nobody was around so
    nobody was hurt, but that happened without warning. in the very ancient past there have beenexplosions that have made holes a mile across. and nobody can tell you where or when thatmight happen again. you just have to hope that you’re not standing there when it does.”

    big rockfalls are also a danger. there was a big one at gardiner canyon in 1999, but againfortunately no one was hurt. late in the afternoon, doss and i stopped at a place where therewas a rock overhang poised above a busy park road. cracks were clearly visible. “it could goat any time,” doss said thoughtfully.

    “you’re kidding,” i said. there wasn’t a moment when there weren’t two cars passingbeneath it, all filled with, in the most literal sense, happy campers.

    “oh, it’s not likely,” he added. “i’m just saying it could. equally it could stay like that fordecades. there’s just no telling. people have to accept that there is risk in coming here. that’sall there is to it.”

    as we walked back to his vehicle to head back to mammoth hot springs, doss added: “butthe thing is, most of the time bad things don’t happen. rocks don’t fall. earthquakes don’toccur. new vents don’t suddenly open up. for all the instability, it’s mostly remarkably andamazingly tranquil.”

    “like earth itself,” i remarked.

    “precisely,” he agreed.

    the risks at yellowstone apply to park employees as much as to visitors. doss got ahorrific sense of that in his first week on the job five years earlier. late one night, three youngsummer employees engaged in an illicit activity known as “hot-potting”—swimming orbasking in warm pools. though the park, for obvious reasons, doesn’t publicize it, not all thepools in yellowstone are dangerously hot. some are extremely agreeable to lie in, and it wasthe habit of some of the summer employees to have a dip late at night even though it wasagainst the rules to do so. foolishly the threesome had failed to take a flashlight, which wasextremely dangerous because much of the soil around the warm pools is crusty and thin andone can easily fall through into a scalding vent below. in any case, as they made their wayback to their dorm, they came across a stream that they had had to leap over earlier. theybacked up a few paces, linked arms and, on the count of three, took a running jump. in fact, itwasn’t the stream at all. it was a boiling pool. in the dark they had lost their bearings. none ofthe three survived.

    i thought about this the next morning as i made a brief call, on my way out of the park, at aplace called emerald pool, in the upper geyser basin. doss hadn’t had time to take me therethe day before, but i thought i ought at least to have a look at it, for emerald pool is a historicsite.

    in 1965, a husband-and-wife team of biologists named thomas and louise brock, while ona summer study trip, had done a crazy thing. they had scooped up some of the yellowy-brown scum that rimmed the pool and examined it for life. to their, and eventually the widerworld’s, deep surprise, it was full of living microbes. they had found the world’s firstextremophiles—organisms that could live in water that had previously been assumed to be
    much too hot or acid or choked with sulfur to bear life. emerald pool, remarkably, was allthese things, yet at least two types of living things, sulpholobus acidocaldarius andthermophilus aquaticus as they became known, found it congenial. it had always beensupposed that nothing could survive above temperatures of 50°c (122°f), but here wereorganisms basking in rank, acidic waters nearly twice that hot.

    for almost twenty years, one of the brocks’ two new bacteria, thermophilus aquaticus,remained a laboratory curiosity until a scientist in california named kary b. mullis realizedthat heat-resistant enzymes within it could be used to create a bit of chemical wizardry knownas a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which allows scientists to generate lots of dna from verysmall amounts—as little as a single molecule in ideal conditions. it’s a kind of geneticphotocopying, and it became the basis for all subsequent genetic science, from academicstudies to police forensic work. it won mullis the nobel prize in chemistry in 1993.

    meanwhile,  scientists  were  finding even hardier microbes, now known ashyperthermophiles, which demand temperatures of 80°c (176°f) or more. the warmestorganism found so far, according to frances ashcroft in life at the extremes, is pyrolobusfumarii, which dwells in the walls of ocean vents where the temperature can reach 113°c(235.4°f). the upper limit for life is thought to be about 120°c (248°f), though no oneactually knows. at all events, the brocks’ findings completely changed our perception of theliving world. as nasa scientist jay bergstralh has put it: “wherever we go on earth—eveninto what’s seemed like the most hostile possible environments for life—as long as there is liquid water and some source of chemical energy we find life.”

    life, it turns out, is infinitely more clever and adaptable than anyone had ever supposed.

    this is a very good thing, for as we are about to see, we live in a world that doesn’t altogether seem to want us here.

  • Bill Bryson《A Short History of Nearly Everything》1-7

    CONTENTS

    introduction

    part i lost in the cosmos 1 how to build a universe 2 welcome to the solar system 3 the reverend evanss universe

    part ii the size of the earth 4 the measure of things 5 the stone-breakers 6 science red in tooth and claw 7 elemental matters

    part iii anew age dawns 8 einsteins universe 9 the mighty atom 10 getting the lead out 11 muster marks quarks 12 the earth moves

    part iv dangerous planet 13 bang! 14 the fire below 15 dangerous beauty

    part v life itself 16 lonely planet 17 into the troposphere 18 the bounding main 19 the rise of life 20 small world 21 life goes on 22 good-bye to all that 23 the richness of being 24 cells 25 darwins singular notion 26 the stuff of life

    part vi the road to us 27 ice time 28 the mysterious biped 29 the restless ape 30 good-bye

    notes

    bibliography

    acknowledgments

    the physicist leo szilard once announced to his friend hans bethe that he was thinking of keeping a diary: “i dont intend to publish. iam merely going to record the facts for the information of god.””dont you think god knows the facts?” bethe asked.

    “yes,” said szilard.

    “he knows the facts, but he does not know this version of the facts.”

    -hans christian von baeyer,taming the atom

    INTRODUCTION

    welcome. and congratulations. i am delighted that you could make it. getting here wasnteasy, i know. in fact, i suspect it was a little tougher than you realize.

    to begin with, for you to be here now trillions of drifting atoms had somehow to assemblein an intricate and intriguingly obliging manner to create you. its an arrangement sospecialized and particular that it has never been tried before and will only exist this once. forthe next many years (we hope) these tiny particles will uncomplainingly engage in all thebillions of deft, cooperative efforts necessary to keep you intact and let you experience thesupremely agreeable but generally underappreciated state known as existence.

    why atoms take this trouble is a bit of a puzzle. being you is not a gratifying experience atthe atomic level. for all their devoted attention, your atoms dont actually care about you-indeed, dont even know that you are there. they dont even know that they are there. they aremindless particles, after all, and not even themselves alive. (it is a slightly arresting notionthat if you were to pick yourself apart with tweezers, one atom at a time, you would produce amound of fine atomic dust, none of which had ever been alive but all of which had once beenyou.) yet somehow for the period of your existence they will answer to a single overarching impulse: to keep you.

    the bad news is that atoms are fickle and their time of devotion is fleeting-fleeting indeed.

    even a long human life adds up to only about 650,000 hours. and when that modest milestone flashes past, or at some other point thereabouts, for reasons unknown your atoms will shut you down, silently disassemble, and go off to be other things. and that’s it for you.

    still, you may rejoice that it happens at all. generally speaking in the universe it doesn’t, so far as we can tell. this is decidedly odd because the atoms that so liberally and congenially flock together to form living things on earth are exactly the same atoms that decline to do it elsewhere. whatever else it may be, at the level of chemistry life is curiously mundane:

    carbon, hydrogen, oxygen, and nitrogen, a little calcium, a dash of sulfur, a light dusting of other very ordinary elements-nothing you wouldn’t find in any ordinary drugstore-and thats all you need. the only thing special about the atoms that make you is that they make you.

    that is of course the miracle of life.

    whether or not atoms make life in other corners of the universe, they make plenty else;indeed, they make everything else. without them there would be no water or air or rocks, no stars and planets, no distant gassy clouds or swirling nebulae or any of the other things that make the universe so usefully material. atoms are so numerous and necessary that we easily overlook that they needn’t actually exist at all. there is no law that requires the universe to fill itself with small particles of matter or to produce light and gravity and the other physical properties on which our existence hinges. there needn’t actually be a universe at all. for the longest time there wasn’t. there were no atoms and no universe for them to float about in.

    there was nothing-nothing at all anywhere.

    so thank goodness for atoms. but the fact that you have atoms and that they assemble insuch a willing manner is only part of what got you here. to be here now, alive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d smart enough to know it, you also had to be the beneficiary of anextraordinary string of biological good fortune. survival on earth is a surprisingly trickybusiness. of the billions and billions of species of living thing that have existed since thedawn of time, most-99.99 percent-are no longer around. life on earth, you see, is not only brief but dismayingly tenuous. it is a curious feature of our existence that we come from aplanet that is very good at promoting life but even better at extinguishing it.

    the average species on earth lasts for only about four million years, so if you wish to bearound for billions of years, you must be as fickle as the atoms that made you. you must beprepared to change everything about yourself-shape, size, color, species affiliation,everything-and to do so repeatedly. thats much easier said than done, because the process ofchange is random. to get from “protoplasmal primordial atomic globule” (as the gilbert andsullivan song put it) to sentient upright modern human has required you to mutate new traitsover and over in a precisely timely manner for an exceedingly long while. so at variousperiods over the last 3.8 billion years you have abhorred oxygen and then doted on it, grownfins and limbs and jaunty sails, laid eggs, flicked the air with a forked tongue, been sleek,been furry, lived underground, lived in trees, been as big as a deer and as small as a mouse,and a million things more. the tiniest deviation from any of these evolutionary shifts, and youmight now be licking algae from cave walls or lolling walrus-like on some stony shore ordisgorging air through a blowhole in the top of your head before diving sixty feet for amouthful of delicious sandworms.

    not only have you been lucky enough to be attached since time immemorial to a favoredevolutionary line, but you have also been extremely-make that miraculously-fortunate in yourpersonal ancestry. consider the fact that for 3.8 billion years, a period of time older than theearths mountains and rivers and oceans, every one of your forebears on both sides has beenattractive enough to find a mate, healthy enough to reproduce, and sufficiently blessed by fateand circumstances to live long enough to do so. not one of your pertinent ancestors wassquashed, devoured, drowned, starved, stranded, stuck fast, untimely wounded, or otherwisedeflected from its lifes quest of delivering a tiny charge of genetic material to the rightpartner at the right moment in order to perpetuate the only possible sequence of hereditarycombinations that could result-eventually, astoundingly, and all too briefly-in you.

    this is a book about how it happened-in particular how we went from there being nothing atall to there being something, and then how a little of that something turned into us, and alsosome of what happened in between and since. thats a great deal to cover, of course, which iswhy the book is called a short history of nearly everything, even though it isnt really. itcouldnt be. but with luck by the time we finish it will feel as if it is.

    my own starting point, for what its worth, was an illustrated science book that i had as aclassroom text when i was in fourth or fifth grade. the book was a standard-issue 1950sschoolbookbattered, unloved, grimly hefty-but near the front it had an illustration that justcaptivated me: a cutaway diagram showing the earths interior as it would look if you cut intothe planet with a large knife and carefully withdrew a wedge representing about a quarter ofits bulk.

    its hard to believe that there was ever a time when i had not seen such an illustrationbefore, but evidently i had not for i clearly remember being transfixed. i suspect, in honesty,my initial interest was based on a private image of streams of unsuspecting eastboundmotorists in the american plains states plunging over the edge of a sudden 4,000-mile-highcliff running between central america and the north pole, but gradually my attention did turnin a more scholarly manner to the scientific import of the drawing and the realization that theearth consisted of discrete layers, ending in the center with a glowing sphere of iron andnickel, which was as hot as the surface of the sun, according to the caption, and i rememberthinking with real wonder: “how do they know that?”i didnt doubt the correctness of the information for an instant-i still tend to trust thepronouncements of scientists in the way i trust those of surgeons, plumbers, and otherpossessors of arcane and privileged information-but i couldnt for the life of me conceive how any human mind could work out what spaces thousands of miles below us, that no eye hadever seen and no x ray could penetrate, could look like and be made of. to me that was just amiracle. that has been my position with science ever since.

    excited, i took the book home that night and opened it before dinner-an action that i expect prompted my mother to feel my forehead and ask if i was all right-and, starting with the first page, i read.

    and heres the thing. it wasnt exciting at all. it wasnt actually altogether comprehensible.

    above all, it didnt answer any of the questions that the illustration stirred up in a normal inquiring mind: how did we end up with a sun in the middle of our planet? and if it is　burning away down there, why isnt the ground under our feet hot to the touch? and why isn’t the rest of the interior melting-or is it? and when the core at last burns itself out, will some of the earth slump into the void, leaving a giant sinkhole on the surface? and how do you know　this? how did you figure it out?

    but the author was strangely silent on such details-indeed, silent on everything butanticlines, synclines, axial faults, and the like. it was as if he wanted to keep the good stuffsecret by making all of it soberly unfathomable. as the years passed, i began to suspect thatthis was not altogether a private impulse. there seemed to be a mystifying universalconspiracy among textbook authors to make certain the material they dealt with never strayedtoo near the realm of the mildly interesting and was always at least a longdistance phone callfrom the frankly interesting.

    i now know that there is a happy abundance of science writers who pen the most lucid andthrilling prose-timothy ferris, richard fortey, and tim flannery are three that jump out froma single station of the alphabet (and thats not even to mention the late but godlike richardfeynman)-but sadly none of them wrote any textbook i ever used. all mine were written bymen (it was always men) who held the interesting notion that everything became clear whenexpressed as a formula and the amusingly deluded belief that the children of america wouldappreciate having chapters end with a section of questions they could mull over in their owntime. so i grew up convinced that science was supremely dull, but suspecting that it needntbe, and not really thinking about it at all if i could help it. this, too, became my position for along time.

    then much later-about four or five years ago-i was on a long flight across the pacific,staring idly out the window at moonlit ocean, when it occurred to me with a certainuncomfortable forcefulness that i didnt know the first thing about the only planet i was evergoing to live on. i had no idea, for example, why the oceans were salty but the great lakeswerent. didnt have the faintest idea. i didnt know if the oceans were growing more saltywith time or less, and whether ocean salinity levels was something i should be concernedabout or not. (i am very pleased to tell you that until the late 1970s scientists didnt know the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either. they just didnt talk about it very audibly.)and ocean salinity of course represented only the merest sliver of my ignorance. i didntknow what a proton was, or a protein, didnt know a quark from a quasar, didnt understandhow geologists could look at a layer of rock on a canyon wall and tell you how old it was,didnt know anything really. i became gripped by a quiet, unwonted urge to know a littleabout these matters and to understand how people figured them out. that to me remained thegreatest of all amazements-how scientists work things out. how does anybody know howmuch the earth weighs or how old its rocks are or what really is way down there in thecenter? how can they know how and when the universe started and what it was like when itdid? how do they know what goes on inside an atom? and how, come to that-or perhapsabove all-can scientists so often seem to know nearly everything but then still cant predict anearthquake or even tell us whether we should take an umbrella with us to the races nextwednesday?

    so i decided that i would devote a portion of my life-three years, as it now turns out-toreading books and journals and finding saintly, patient experts prepared to answer a lot ofoutstandingly dumb questions. the idea was to see if it isnt possible to understand andappreciate-marvel at, enjoy even-the wonder and accomplishments of science at a level thatisnt too technical or demanding, but isnt entirely superficial either.

    that was my idea and my hope, and that is what the book that follows is intended to be.

    anyway, we have a great deal of ground to cover and much less than 650,000 hours in whichto do it, so lets begin.

    PART  I  LOST IN THE COSMOS

    they’re all in the same plane.

    they’re all going around in the same direction. . . .

    it’s perfect, you know.

    it’s gorgeous.

    it’s almost uncanny.

    -astronomer Geoffrey Marcy describing the solar system

    1   HOW TO BUILD A UNIVERSENO MATTER

    how hard you try you will never be able to grasp just how tiny, how spatiallyunassuming, is a proton. it is just way too small.

    a proton is an infinitesimal part of an atom, which is itself of course an insubstantial thing.

    protons are so small that a little dib of ink like the dot on this i can hold something in theregion of 500,000,000,000 of them, rather more than the number of seconds contained in halfa million years. so protons are exceedingly microscopic, to say the very least.

    now imagine if you can (and of course you can’t) shrinking one of those protons down to abillionth of its normal size into a space so small that it would make a proton look enormous.

    now pack into that tiny, tiny space about an ounce of matter. excellent. you are ready to starta universe.

    i’m assuming of course that you wish to build an inflationary universe. if you’d preferinstead to build a more old-fashioned, standard big bang universe, you’ll need additionalmaterials. in fact, you will need to gather up everything there is every last mote and particle ofmatter between here and the edge of creation and squeeze it into a spot so infinitesimallycompact that it has no dimensions at all. it is known as a singularity.

    in either case, get ready for a really big bang. naturally, you will wish to retire to a safeplace to observe the spectacle. unfortunately, there is nowhere to retire to because outside thesingularity there is no where. when the universe begins to expand, it won’t be spreading outto fill a larger emptiness. the only space that exists is the space it creates as it goes.

    it is natural but wrong to visualize the singularity as a kind of pregnant dot hanging in adark, boundless void. but there is no space, no darkness. the singularity has no “around”

    around it. there is no space for it to occupy, no place for it to be. we can’t even ask how longit has been there—whether it has just lately popped into being, like a good idea, or whether ithas been there forever, quietly awaiting the right moment. time doesn’t exist. there is no pastfor it to emerge from.

    and so, from nothing, our universe begins.

    in a single blinding pulse, a moment of glory much too swift and expansive for any form ofwords, the singularity assumes heavenly dimensions, space beyond conception. in the firstlively second (a second that many cosmologists will devote careers to shaving into ever-finerwafers) is produced gravity and the other forces that govern physics. in less than a minute theuniverse is a million billion miles across and growing fast. there is a lot of heat now, tenbillion degrees of it, enough to begin the nuclear reactions that create the lighter elements—principally hydrogen and helium, with a dash (about one atom in a hundred million) oflithium. in three minutes, 98 percent of all the matter there is or will ever be has beenproduced. we have a universe. it is a place of the most wondrous and gratifying possibility,and beautiful, too. and it was all done in about the time it takes to make a sandwich.

    when this moment happened is a matter of some debate. cosmologists have long arguedover whether the moment of creation was 10 billion years ago or twice that or something inbetween. the consensus seems to be heading for a figure of about 13.7 billion years, but thesethings are notoriously difficult to measure, as we shall see further on. all that can really besaid is that at some indeterminate point in the very distant past, for reasons unknown, therecame the moment known to science as t = 0. we were on our way.

    there is of course a great deal we don’t know, and much of what we think we know wehaven’t known, or thought we’ve known, for long. even the notion of the big bang is quite arecent one. the idea had been kicking around since the 1920s, when georges lema?tre, abelgian priest-scholar, first tentatively proposed it, but it didn’t really become an activenotion in cosmology until the mid-1960s when two young radio astronomers made anextraordinary and inadvertent discovery.

    their names were arno penzias and robert wilson. in 1965, they were trying to make useof a large communications antenna owned by bell laboratories at holmdel, new jersey, butthey were troubled by a persistent background noise—a steady, steamy hiss that made anyexperimental work impossible. the noise was unrelenting and unfocused. it came from everypoint in the sky, day and night, through every season. for a year the young astronomers dideverything they could think of to track down and eliminate the noise. they tested everyelectrical system. they rebuilt instruments, checked circuits, wiggled wires, dusted plugs.

    they climbed into the dish and placed duct tape over every seam and rivet. they climbedback into the dish with brooms and scrubbing brushes and carefully swept it clean of whatthey referred to in a later paper as “white dielectric material,” or what is known morecommonly as bird shit. nothing they tried worked.

    unknown to them, just thirty miles away at princeton university, a team of scientists led byrobert dicke was working on how to find the very thing they were trying so diligently to getrid of. the princeton researchers were pursuing an idea that had been suggested in the 1940sby the russian-born astrophysicist george gamow that if you looked deep enough into spaceyou should find some cosmic background radiation left over from the big bang. gamowcalculated that by the time it crossed the vastness of the cosmos, the radiation would reachearth in the form of microwaves. in a more recent paper he had even suggested an instrumentthat might do the job: the bell antenna at holmdel. unfortunately, neither penzias andwilson, nor any of the princeton team, had read gamow’s paper.

    the noise that penzias and wilson were hearing was, of course, the noise that gamow hadpostulated. they had found the edge of the universe, or at least the visible part of it, 90 billiontrillion miles away. they were “seeing” the first photons—the most ancient light in theuniverse—though time and distance had converted them to microwaves, just as gamow hadpredicted. in his book the inflationary universe , alan guth provides an analogy that helps toput this finding in perspective. if you think of peering into the depths of the universe as likelooking down from the hundredth floor of the empire state building (with the hundredth floorrepresenting now and street level representing the moment of the big bang), at the time ofwilson and penzias’s discovery the most distant galaxies anyone had ever detected were onabout the sixtieth floor, and the most distant things—quasars—were on about the twentieth.

    penzias and wilson’s finding pushed our acquaintance with the visible universe to within halfan inch of the sidewalk.

    still unaware of what caused the noise, wilson and penzias phoned dicke at princeton anddescribed their problem to him in the hope that he might suggest a solution. dicke realized at
    once what the two young men had found. “well, boys, we’ve just been scooped,” he told hiscolleagues as he hung up the phone.

    soon afterward 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 published two articles: one by penzias andwilson describing their experience with the hiss, the other by dicke’s team explaining itsnature. although penzias and wilson had not been looking for cosmic background radiation,didn’t know what it was when they had found it, and hadn’t described or interpreted itscharacter in any paper, they received the 1978 nobel prize in physics. the princetonresearchers got only sympathy. according to dennis overbye in lonely hearts of the cosmos, neither penzias nor wilson altogether understood the significance of what they had founduntil they read about it in the new york times .

    incidentally, disturbance from cosmic background radiation is something we have allexperienced. tune your television to any channel it doesn’t receive, and about 1 percent of thedancing static you see is accounted for by this ancient remnant of the big bang. the next timeyou complain that there is nothing on, remember that you can always watch the birth of theuniverse.

    although everyone calls it the big bang, many books caution us not to think of it as anexplosion in the conventional sense. it was, rather, a vast, sudden expansion on a whoppingscale. so what caused it?

    one notion is that perhaps the singularity was the relic of an earlier, collapsed universe—that we’re just one of an eternal cycle of expanding and collapsing universes, like the bladderon an oxygen machine. others attribute the big bang to what they call “a false vacuum” or “ascalar field” or “vacuum energy”—some quality or thing, at any rate, that introduced ameasure of instability into the nothingness that was. it seems impossible that you could getsomething from nothing, but the fact that once there was nothing and now there is a universeis evident proof that you can. it may be that our universe is merely part of many largeruniverses, some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and that big bangs are going on all the time all overthe place. or it may be that space and time had some other forms altogether before the bigbang—forms too alien for us to imagine—and that the big bang represents some sort oftransition phase, where the universe went from a form we can’t understand to one we almostcan. “these are very close to religious questions,” dr. andrei linde, a cosmologist atstanford, told the new york times in 2001.

    the big bang theory isn’t about the bang itself but about what happened after the bang.

    not long after, mind you. by doing a lot of math and watching carefully what goes on inparticle accelerators, scientists believe they can look back to 10-43seconds after the moment ofcreation, when the universe was still so small that you would have needed a microscope tofind it. we mustn’t swoon over every extraordinary number that comes before us, but it isperhaps worth latching on to one from time to time just to be reminded of their ungraspableand amazing breadth. thus 10-43is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 orone 10 million trillion trillion trillionths of a second.

    **a word on scientific notation: since very large numbers are cumbersome to write and nearly impossible to read, scientistsuse a shorthand involving powers (or multiples) of ten in which, for instance, 10,000,000,000 is written 1010 and 6,500,000becomes 6.5 x 106. the principle is based very simply on multiples of ten: 10 x 10 (or 100) becomes 102; 10 x 10 x 10 (or1,000) is 103; and so on, obviously and indefinitely. the little superscript number signifies the number of zeroes followingthe larger principal number. negative notations provide latter in print (especially essentially a mirror image, with thesuperscript number indicating the number of spaces to the right of the decimal point (so 10-4 means 0.0001). though i salutethe principle, it remains an amazement to me that anyone seeing “1.4 x 109 km3’ would see at once that that signifies 1.4
    most of what we know, or believe we know, about the early moments of the universe isthanks to an idea called inflation theory first propounded in 1979 by a junior particlephysicist, then at stanford, now at mit, named alan guth. he was thirty-two years old and,by his own admission, had never done anything much before. he would probably never havehad his great theory except that he happened to attend a lecture on the big bang given bynone other than robert dicke. the lecture inspired guth to take an interest in cosmology, andin particular in the birth of the universe.

    the eventual result was the inflation theory, which holds that a fraction of a moment afterthe dawn of creation, the universe underwent a sudden dramatic expansion. it inflated—ineffect ran away with itself, doubling in size every 10-34seconds. the whole episode may havelasted no more than 10-30seconds—that’s one million million million million millionths of asecond—but it changed the universe from something you could hold in your hand tosomething at least 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times bigger. inflation theoryexplains the ripples and eddies that make our universe possible. without it, there would be noclumps of matter and thus no stars, just drifting gas and everlasting darkness.

    according to guth’s theory, at one ten-millionth of a trillionth of a trillionth of a trillionthof a second, gravity emerged. after another ludicrously brief interval it was joined byelectromagnetism and the strong and weak nuclear forces—the stuff of physics. these werejoined an instant later by swarms of elementary particles—the stuff of stuff. from nothing atall, suddenly there were swarms of photons, protons, electrons, neutrons, and much else—between 1079and 1089of each,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big bang theory.

    such quantities are of course ungraspable. it is enough to know that in a single crackinginstant we were endowed with a universe that was vast—at least a hundred billion light-yearsacross,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but possibly any size up to infinite—and perfectly arrayed forthe creation of stars, galaxies, and other complex systems.

    what is extraordinary from our point of view is how well it turned out for us. if theuniverse had formed just a tiny bit differently—if gravity were fractionally stronger orweaker, if the expansion had proceeded just a little more slowly or swiftly—then there mightnever have been stable elements to make you and me and the ground we stand on. had gravitybeen a trifle stronger, the universe itself might have collapsed like a badly erected tent,without precisely the right values to give it the right dimensions and density and componentparts. had it been weaker, however, nothing would have coalesced. the universe would haveremained forever a dull, scattered void.

    this is one reason that some experts believe there may have been many other big bangs,perhaps trillions and trillions of them, spread through the mighty span of eternity, and that thereason we exist in this particular one is that this is one we could exist in. as edward p. tryonof columbia university once put it: “i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of why it happened, i offer themodest proposal that our universe is simply one of those things which happen from time tobillion cubic kilometers, and no less a wonder that they would choose the former over the in a book designed for the generalreader, where the example was foun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many general readers are as unmathematical as i am, i will usethem sparingly, though they are occasionally unavoidable, not least in a chapter dealing with things on a cosmic scale.

    time.” to which adds guth: “although the creation of a universe might be very unlikely,tryon emphasized that no one had counted the failed attempts.”

    martin rees, britain’s astronomer royal, believes that there are many universes, possibly aninfinite number, each with different attributes, in different combinations, and that we simplylive in one that combines things in the way that allows us to exist. he makes an analogy witha very large clothing store: “if there is a large stock of clothing, you’re not surprised to find asuit that fits. if there are many universes, each governed by a differing set of numbers, therewill be one where there is a particular set of numbers suitable to life. we are in that one.”

    rees maintains that six numbers in particular govern our universe, and that if any of thesevalues were changed even very slightly things could not be as they are. for example, for theuniverse to exist as it does requires that hydrogen be converted to helium in a precise butcomparatively stately manner—specifically, in a way that converts seven one-thousandths ofits mass to energy. lower that value very slightly—from 0.007 percent to 0.006 percent,say—and no transformation could take place: the universe would consist of hydrogen andnothing else. raise the value very slightly—to 0.008 percent—and bonding would be sowildly prolific that the hydrogen would long since have been exhausted. in either case, withthe slightest tweaking of the numbers the universe as we know and need it would not be here.

    i should say that everything is just right so far. in the long term, gravity may turn out to be alittle too strong, and one day it may halt the expansion of the universe and bring it collapsingin upon itself, till it crushes itself down into another singularity, possibly to start the wholeprocess over again. on the other hand it may be too weak and the universe will keep racingaway forever until everything is so far apart that there is no chance of material interactions, sothat the universe becomes a place that is inert and dead, but very roomy. the third option isthat gravity is just right—“critical density” is the cosmologists’ term for it—and that it willhold the universe together at just the right dimensions to allow things to go on indefinitely.

    cosmologists in their lighter moments sometimes call this the goldilocks effect—thateverything is just right. (for the record, these three possible universes are known respectivelyas closed, open, and flat.)now the question that has occurred to all of us at some point is: what would happen if youtraveled out to the edge of the universe and, as it were, put your head through the curtains?

    where would your head be if it were no longer in the universe? what would you find beyond?

    the answer, disappointingly, is that you can never get to the edge of the universe. that’s notbecause it would take too long to get there—though of course it would—but because even ifyou traveled outward and outward in a straight line, indefinitely and pugnaciously, you wouldnever arrive at an outer boundary. instead, you would come back to where you began (atwhich point, presumably, you would rather lose heart in the exercise and give up). the reasonfor this is that the universe bends, in a way we can’t adequately imagine, in conformance witheinstein’s theory of relativity (which we will get to in due course). for the moment it isenough to know that we are not adrift in some large, ever-expanding bubble. rather, spacecurves, in a way that allows it to be boundless but finite. space cannot even properly be saidto be expanding because, as the physicist and nobel laureate steven weinberg notes, “solar
    systems and galaxies are not expanding, and space itself is not expanding.” rather, thegalaxies are rushing apart. it is all something of a challenge to intuition. or as the biologist j.

    1. s. haldane once famously observed: “the universe is not only queerer than we suppose; itis queerer than we can suppose.”

    the analogy that is usually given for explaining the curvature of space is to try to imaginesomeone from a universe of flat surfaces, who had never seen a sphere, being brought toearth. no matter how far he roamed across the planet’s surface, he would never find an edge.

    he might eventually return to the spot where he had started, and would of course be utterlyconfounded to explain how that had happened. well, we are in the same position in space asour puzzled flatlander, only we are flummoxed by a higher dimension.

    just as there is no place where you can find the edge of the universe, so there is no placewhere you can stand at the center and say: “this is where it all began. this is the centermostpoint of it all.” we are all at the center of it all. actually, we don’t know that for sure; wecan’t prove it mathematically. scientists just assume that we can’t really be the center of theuniverse—think what that would imply—but that the phenomenon must be the same for allobservers in all places. still, we don’t actually know.

    for us, the universe goes only as far as light has traveled in the billions of years since theuniverse was formed. this visible universe—the universe we know and can talk about—is amillion million million million (that’s 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miles across. butaccording to most theories the universe at large—the meta-universe, as it is sometimescalled—is vastly roomier still. according to rees, the number of light-years to the edge ofthis larger, unseen universe would be written not “with ten zeroes, not even with a hundred,but with millions.” in short, there’s more space than you can imagine already without going tothe trouble of trying to envision some additional beyond.

    for a long time the big bang theory had one gaping hole that troubled a lot of people—namely that it couldn’t begin to explain how we got here. although 98 percent of all thematter that exists was created with the big bang, that matter consisted exclusively of lightgases: the helium, hydrogen, and lithium that we mentioned earlier. not one particle of theheavy stuff so vital to our own being—carbon, nitrogen, oxygen, and all the rest—emergedfrom the gaseous brew of creation. but—and here’s the troubling point—to forge these heavyelements, you need the kind of heat and energy of a big bang. yet there has been only onebig bang and it didn’t produce them. so where did they come from?

    interestingly, the man who found the answer to that question was a cosmologist who heartily despised the big bang as a theory and coined the term “big bang” sarcastically, as away of mocking it. we’ll get to him shortly, but before we turn to the question of how we gothere, it might be worth taking a few minutes to consider just where exactly “here” is.

    2  WELCOME TO THE SOLAR SYSTEMAS

    astronomers these days can do the most amazing things. if someone struck a matchon the moon, they could spot the flare. from the tiniest throbs and wobbles of distant starsthey can infer the size and character and even potential habitability of planets much tooremote to be seen—planets so distant that it would take us half a million years in a spaceship to get there. with their radio telescopes they can capture wisps of radiation so preposterously faint that the total amount of energy collected from outside the solar system by all of them together since collecting began (in 1951) is “less than the energy of a single snowflakestriking the ground,” in the words of carl sagan.

    in short, there isn’t a great deal that goes on in the universe that astronomers can’t findwhen they have a mind to. which is why it is all the more remarkable to reflect that until 1978no one had ever noticed that pluto has a moon. in the summer of that year, a youngastronomer named james christy at the u.s. naval observatory in flagstaff, arizona, wasmaking a routine examination of photographic images of pluto when he saw that there wassomething there—something blurry and uncertain but definitely other than pluto. consulting acolleague named robert harrington, he concluded that what he was looking at was a moon.

    and it wasn’t just any moon. relative to the planet, it was the biggest moon in the solarsystem.

    this was actually something of a blow to pluto’s status as a planet, which had never beenterribly robust anyway. since previously the space occupied by the moon and the spaceoccupied by pluto were thought to be one and the same, it meant that pluto was much smallerthan anyone had supposed—smaller even than mercury. indeed, seven moons in the solarsystem, including our own, are larger.

    now a natural question is why it took so long for anyone to find a moon in our own solarsystem. the answer is that it is partly a matter of where astronomers point their instrumentsand partly a matter of what their instruments are designed to detect, and partly it’s just pluto.

    mostly it’s where they point their instruments. in the words of the astronomer clarkchapman: “most people think that astronomers get out at night in observatories and scan theskies. that’s not true. almost all the telescopes we have in the world are designed to peer atvery tiny little pieces of the sky way off in the distance to see a quasar or hunt for black holesor look at a distant galaxy. the only real network of telescopes that scans the skies has beendesigned and built by the military.”

    we have been spoiled by artists’ renderings into imagining a clarity of resolution thatdoesn’t exist in actual astronomy. pluto in christy’s photograph is faint and fuzzy—a piece ofcosmic lint—and its moon is not the romantically backlit, crisply delineated companion orbyou would get in a national geographic painting, but rather just a tiny and extremelyindistinct hint of additional fuzziness. such was the fuzziness, in fact, that it took seven yearsfor anyone to spot the moon again and thus independently confirm its existence.

    one nice touch about christy’s discovery was that it happened in flagstaff, for it was therein 1930 that pluto had been found in the first place. that seminal event in astronomy waslargely to the credit of the astronomer percival lowell. lowell, who came from one of theoldest and wealthiest boston families (the one in the famous ditty about boston being thehome of the bean and the cod, where lowells spoke only to cabots, while cabots spoke onlyto god), endowed the famous observatory that bears his name, but is most indeliblyremembered for his belief that mars was covered with canals built by industrious martians for purposes of conveying water from polar regions to the dry but productive lands nearer theequator.

    lowell’s other abiding conviction was that there existed, somewhere out beyond neptune,an undiscovered ninth planet, dubbed planet x. lowell based this belief on irregularities hedetected in the orbits of uranus and neptune, and devoted the last years of his life to trying tofind the gassy giant he was certain was out there. unfortunately, he died suddenly in 1916, atleast partly exhausted by his quest, and the search fell into abeyance while lowell’s heirssquabbled over his estate. however, in 1929, partly as a way of deflecting attention awayfrom the mars canal saga (which by now had become a serious embarrassment), the lowellobservatory directors decided to resume the search and to that end hired a young man fromkansas named clyde tombaugh.

    tombaugh had no formal training as an astronomer, but he was diligent and he was astute,and after a year’s patient searching he somehow spotted pluto, a faint point of light in aglittery firmament. it was a miraculous find, and what made it all the more striking was thatthe observations on which lowell had predicted the existence of a planet beyond neptuneproved to be comprehensively erroneous. tombaugh could see at once that the new planetwas nothing like the massive gasball lowell had postulated, but any reservations he or anyoneelse had about the character of the new planet were soon swept aside in the delirium thatattended almost any big news story in that easily excited age. this was the first american-discovered planet, and no one was going to be distracted by the thought that it was really justa distant icy dot. it was named pluto at least partly because the first two letters made amonogram from lowell’s initials. lowell was posthumously hailed everywhere as a genius ofthe first order, and tombaugh was largely forgotten, except among planetary astronomers,who tend to revere him.

    a few astronomers continue to think there may be a planet x out there—a real whopper,perhaps as much as ten times the size of jupiter, but so far out as to be invisible to us. (itwould receive so little sunlight that it would have almost none to reflect.) the idea is that itwouldn’t be a conventional planet like jupiter or saturn—it’s much too far away for that;we’re talking perhaps 4.5 trillion miles—but more like a sun that never quite made it. moststar systems in the cosmos are binary (double-starred), which makes our solitary sun a slightoddity.

    as for pluto itself, nobody is quite sure how big it is, or what it is made of, what kind ofatmosphere it has, or even what it really is. a lot of astronomers believe it isn’t a planet at all,but merely the largest object so far found in a zone of galactic debris known as the kuiperbelt. the kuiper belt was actually theorized by an astronomer named f. c. leonard in 1930,but the name honors gerard kuiper, a dutch native working in america, who expanded theidea. the kuiper belt is the source of what are known as short-period comets—those thatcome past pretty regularly—of which the most famous is halley’s comet. the more reclusivelong-period comets (among them the recent visitors hale-bopp and hyakutake) come fromthe much more distant oort cloud, about which more presently.

    it is certainly true that pluto doesn’t act much like the other planets. not only is it runty andobscure, but it is so variable in its motions that no one can tell you exactly where pluto will bea century hence. whereas the other planets orbit on more or less the same plane, pluto’sorbital path is tipped (as it were) out of alignment at an angle of seventeen degrees, like thebrim of a hat tilted rakishly on someone’s head. its orbit is so irregular that for substantialperiods on each of its lonely circuits around the sun it is closer to us than neptune is. for most of the 1980s and 1990s, neptune was in fact the solar system’s most far-flung planet.

    only on february 11, 1999, did pluto return to the outside lane, there to remain for the next228 years.

    so if pluto really is a planet, it is certainly an odd one. it is very tiny: just one-quarter of 1percent as massive as earth. if you set it down on top of the united states, it would cover notquite half the lower forty-eight states. this alone makes it extremely anomalous; it means thatour planetary system consists of four rocky inner planets, four gassy outer giants, and a tiny,solitary iceball. moreover, there is every reason to suppose that we may soon begin to findother even larger icy spheres in the same portion of space. then we will have problems. afterchristy spotted pluto’s moon, astronomers began to regard that section of the cosmos moreattentively and as of early december 2002 had found over six hundred additional trans-neptunian objects, or plutinos as they are alternatively called. one, dubbed varuna, is nearlyas big as pluto’s moon. astronomers now think there may be billions of these objects. thedifficulty is that many of them are awfully dark. typically they have an albedo, orreflectiveness, of just 4 percent, about the same as a lump of charcoal—and of course theselumps of charcoal are about four billion miles away.

    and how far is that exactly? it’s almost beyond imagining. space, you see, is justenormous—just enormous. let’s imagine, for purposes of edification and entertainment, thatwe are about to go on a journey by rocketship. we won’t go terribly far—just to the edge ofour own solar system—but we need to get a fix on how big a place space is and what a smallpart of it we occupy.

    now the bad news, i’m afraid, is that we won’t be home for supper. even at the speed oflight, it would take seven hours to get to pluto. but of course we can’t travel at anything likethat speed. we’ll have to go at the speed of a spaceship, and these are rather more lumbering.

    the best speeds yet achieved by any human object are those of the voyager 1 and2 spacecraft,which are now flying away from us at about thirty-five thousand miles an hour.

    the reason the voyager craft were launched when they were (in august and september1977) was that jupiter, saturn, uranus, and neptune were aligned in a way that happens onlyonce every 175 years. this enabled the two voyagers to use a “gravity assist” technique inwhich the craft were successively flung from one gassy giant to the next in a kind of cosmicversion of “crack the whip.” even so, it took them nine years to reach uranus and a dozen tocross the orbit of pluto. the good news is that if we wait until january 2006 (which is whennasa’s new horizons spacecraft is tentatively scheduled to depart for pluto) we can takeadvantage of favorable jovian positioning, plus some advances in technology, and get there inonly a decade or so—though getting home again will take rather longer, i’m afraid. at allevents, it’s going to be a long trip.

    now the first thing you are likely to realize is that space is extremely well named and ratherdismayingly uneventful. our solar system may be the liveliest thing for trillions of miles, butall the visible stuff in it—the sun, the planets and their moons, the billion or so tumblingrocks of the asteroid belt, comets, and other miscellaneous drifting detritus—fills less than atrillionth of the available space. you also quickly realize that none of the maps you have everseen of the solar system were remotely drawn to scale. most schoolroom charts show theplanets coming one after the other at neighborly intervals—the outer giants actually castshadows over each other in many illustrations—but this is a necessary deceit to get them all
    on the same piece of paper. neptune in reality isn’t just a little bit beyond jupiter, it’s waybeyond jupiter—five times farther from jupiter than jupiter is from us, so far out that itreceives only 3 percent as much sunlight as jupiter.

    such are the distances, in fact, that it isn’t possible, in any practical terms, to draw the solarsystem to scale. even if you added lots of fold-out pages to your textbooks or used a reallylong sheet of poster paper, you wouldn’t come close. on a diagram of the solar system toscale, with earth reduced to about the diameter of a pea, jupiter would be over a thousand feetaway and pluto would be a mile and a half distant (and about the size of a bacterium, so youwouldn’t be able to see it anyway). on the same scale, proxima centauri, our nearest star,would be almost ten thousand miles away. even if you shrank down everything so that jupiterwas as small as the period at the end of this sentence, and pluto was no bigger than amolecule, pluto would still be over thirty-five feet away.

    so the solar system is really quite enormous. by the time we reach pluto, we have come sofar that the sun—our dear, warm, skin-tanning, life-giving sun—has shrunk to the size of apinhead. it is little more than a bright star. in such a lonely void you can begin to understandhow even the most significant objects—pluto’s moon, for example—have escaped attention.

    in this respect, pluto has hardly been alone. until the voyager expeditions, neptune wasthought to have two moons; voyager found six more. when i was a boy, the solar system wasthought to contain thirty moons. the total now is “at least ninety,” about a third of which havebeen found in just the last ten years.

    the point to remember, of course, is that when considering the universe at large we don’tactually know what is in our own solar system.

    now the other thing you will notice as we speed past pluto is that we are speeding pastpluto. if you check your itinerary, you will see that this is a trip to the edge of our solarsystem, and i’m afraid we’re not there yet. pluto may be the last object marked onschoolroom charts, but the system doesn’t end there. in fact, it isn’t even close to endingthere. we won’t get to the solar system’s edge until we have passed through the oort cloud, avast celestial realm of drifting comets, and we won’t reach the oort cloud for another—i’m sosorry about this—ten thousand years. far from marking the outer edge of the solar system, asthose schoolroom maps so cavalierly imply, pluto is barely one-fifty-thousandth of the way.

    of course we have no prospect of such a journey. a trip of 240,000 miles to the moon stillrepresents a very big undertaking for us. a manned mission to mars, called for by the firstpresident bush in a moment of passing giddiness, was quietly dropped when someone workedout that it would cost $450 billion and probably result in the deaths of all the crew (their dnatorn to tatters by high-energy solar particles from which they could not be shielded).

    based on what we know now and can reasonably imagine, there is absolutely no prospectthat any human being will ever visit the edge of our own solar system—ever. it is just too far.

    as it is, even with the hubble telescope, we can’t see even into the oort cloud, so we don’tactually know that it is there. its existence is probable but entirely hypothetical.

    *about all that can be said with confidence about the oort cloud is that it starts somewherebeyond pluto and stretches some two light-years out into the cosmos. the basic unit ofmeasure in the solar system is the astronomical unit, or au, representing the distance from*properly called the opik-oort cloud, it is named for the estonian astronomer ernst opik, who hypothesized itsexistence in 1932, and for the dutch astronomer jan oort, who refined the calculations eighteen years later.

    the sun to the earth. pluto is about forty aus from us, the heart of the oort cloud about fiftythousand. in a word, it is remote.

    but let’s pretend again that we have made it to the oort cloud. the first thing you mightnotice is how very peaceful it is out here. we’re a long way from anywhere now—so far fromour own sun that it’s not even the brightest star in the sky. it is a remarkable thought that thatdistant tiny twinkle has enough gravity to hold all these comets in orbit. it’s not a very strongbond, so the comets drift in a stately manner, moving at only about 220 miles an hour. fromtime to time some of these lonely comets are nudged out of their normal orbit by some slightgravitational perturbation—a passing star perhaps. sometimes they are ejected into theemptiness of space, never to be seen again, but sometimes they fall into a long orbit aroundthe sun. about three or four of these a year, known as long-period comets, pass through theinner solar system. just occasionally these stray visitors smack into something solid, likeearth. that’s why we’ve come out here now—because the comet we have come to see hasjust begun a long fall toward the center of the solar system. it is headed for, of all places,manson, iowa. it is going to take a long time to get there—three or four million years atleast—so we’ll leave it for now, and return to it much later in the story.

    so that’s your solar system. and what else is out there, beyond the solar system? well,nothing and a great deal, depending on how you look at it.

    in the short term, it’s nothing. the most perfect vacuum ever created by humans is not asempty as the emptiness of interstellar space. and there is a great deal of this nothingness untilyou get to the next bit of something. our nearest neighbor in the cosmos, proxima centauri,which is part of the three-star cluster known as alpha centauri, is 4.3 light-years away, a sissyskip in galactic terms, but that is still a hundred million times farther than a trip to the moon.

    to reach it by spaceship would take at least twenty-five thousand years, and even if you madethe trip you still wouldn’t be anywhere except at a lonely clutch of stars in the middle of avast nowhere. to reach the next landmark of consequence, sirius, would involve another 4.6light-years of travel. and so it would go if you tried to star-hop your way across the cosmos.

    just reaching the center of our own galaxy would take far longer than we have existed asbeings.

    space, let me repeat, is enormous. the average distance between stars out there is 20million million miles. even at speeds approaching those of light, these are fantasticallychallenging distances for any traveling individual. of course, it is possible that alien beingstravel billions of miles to amuse themselves by planting crop circles in wiltshire orfrightening the daylights out of some poor guy in a pickup truck on a lonely road in arizona(they must have teenagers, after all), but it does seem unlikely.

    still, statistically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re are other thinking beings out there is good.

    nobody knows how many stars there are in the milky way—estimates range from 100 billionor so to perhaps 400 billion—and the milky way is just one of 140 billion or so othergalaxies, many of them even larger than ours. in the 1960s, a professor at cornell namedfrank drake, excited by such whopping numbers, worked out a famous equation designed tocalculate the chances of advanced life in the cosmos based on a series of diminishingprobabilities.

    under drake’s equation you divide the number of stars in a selected portion of the universeby the number of stars that are likely to have planetary systems; divide that by the number ofplanetary systems that could theoretically support life; divide that by the number on whichlife, having arisen, advances to a state of intelligence; and so on. at each such division, thenumber shrinks colossally—yet even with the most conservative inputs the number ofadvanced civilizations just in the milky way always works out to be somewhere in themillions.

    what an interesting and exciting thought. we may be only one of millions of advancedcivilizations. unfortunately, space being spacious, the average distance between any two ofthese civilizations is reckoned to be at least two hundred light-years, which is a great dealmore than merely saying it makes it sound. it means for a start that even if these beings knowwe are here and are somehow able to see us in their telescopes, they’re watching light that leftearth two hundred years ago. so they’re not seeing you and me. they’re watching the frenchrevolution and thomas jefferson and people in silk stockings and powdered wigs—peoplewho don’t know what an atom is, or a gene, and who make their electricity by rubbing a rodof amber with a piece of fur and think that’s quite a trick. any message we receive from themis likely to begin “dear sire,” and congratulate us on the handsomeness of our horses and ourmastery of whale oil. two hundred light-years is a distance so far beyond us as to be, well,just beyond us.

    so even if we are not really alone, in all practical terms we are. carl sagan calculated thenumber of probable planets in the universe at large at 10 billion trillion—a number vastlybeyond imagining. but what is equally beyond imagining is the amount of space throughwhich they are lightly scattered. “if we were randomly inserted into the universe,” saganwrote, “the chances that you would be on or near a planet would be less than one in a billiontrillion trillion.” (that’s 1033, or a one followed by thirty-three zeroes.) “worlds are precious.”

    which is why perhaps it is good news that in February 1999 the international astronomical union ruled officially that pluto is a planet. the universe is a big and lonely place. we can do with all the neighbors we can get.

    3  THE REVEREND EVANS’S UNIVERSE

    when the skies are clear and the moon is not too bright, the reverend robert evans, aquiet and cheerful man, lugs a bulky telescope onto the back deck of his home in the blue mountains of Australia, about fifty miles west of Sydney, and does an extraordinary thing. helooks deep into the past and finds dying stars.

    looking into the past is of course the easy part. glance at the night sky and what you see ishistory and lots of it—the stars not as they are now but as they were when their light left them. for all we know, the north star, our faithful companion, might actually have burnedout last january or in 1854 or at any time since the early fourteenth century and news of it justhasn’t reached us yet. the best we can say—can ever say—is that it was still burning on thisdate 680 years ago. stars die all the time. what bob evans does better than anyone else whohas ever tried is spot these moments of celestial farewell.

    by day, evans is a kindly and now semiretired minister in the uniting church in australia,who does a bit of freelance work and researches the history of nineteenth-century religiousmovements. but by night he is, in his unassuming way, a titan of the skies. he huntssupernovae.

    supernovae occur when a giant star, one much bigger than our own sun, collapses and thenspectacularly explodes, releasing in an instant the energy of a hundred billion suns, burningfor a time brighter than all the stars in its galaxy. “it’s like a trillion hydrogen bombs going offat once,” says evans. if a supernova explosion happened within five hundred light-years of us,we would be goners, according to evans—“it would wreck the show,” as he cheerfully puts it.

    but the universe is vast, and supernovae are normally much too far away to harm us. in fact,most are so unimaginably distant that their light reaches us as no more than the faintesttwinkle. for the month or so that they are visible, all that distinguishes them from the otherstars in the sky is that they occupy a point of space that wasn’t filled before. it is theseanomalous, very occasional pricks in the crowded dome of the night sky that the reverendevans finds.

    to understand what a feat this is, imagine a standard dining room table covered in a blacktablecloth and someone throwing a handful of salt across it. the scattered grains can bethought of as a galaxy. now imagine fifteen hundred more tables like the first one—enough tofill a wal-mart parking lot, say, or to make a single line two miles long—each with a randomarray of salt across it. now add one grain of salt to any table and let bob evans walk amongthem. at a glance he will spot it. that grain of salt is the supernova.

    evans’s is a talent so exceptional that oliver sacks, in an anthropologist on mars, devotesa passage to him in a chapter on autistic savants—quickly adding that “there is no suggestionthat he is autistic.” evans, who has not met sacks, laughs at the suggestion that he might beeither autistic or a savant, but he is powerless to explain quite where his talent comes from.

    “i just seem to have a knack for memorizing star fields,” he told me, with a franklyapologetic look, when i visited him and his wife, elaine, in their picture-book bungalow on atranquil edge of the village of hazelbrook, out where sydney finally ends and the boundlessaustralian bush begins. “i’m not particularly good at other things,” he added. “i don’tremember names well.”

    “or where he’s put things,” called elaine from the kitchen.

    he nodded frankly again and grinned, then asked me if i’d like to see his telescope. i hadimagined that evans would have a proper observatory in his backyard—a scaled-downversion of a mount wilson or palomar, with a sliding domed roof and a mechanized chair thatwould be a pleasure to maneuver. in fact, he led me not outside but to a crowded storeroomoff the kitchen where he keeps his books and papers and where his telescope—a whitecylinder that is about the size and shape of a household hot-water tank—rests in a homemade,swiveling plywood mount. when he wishes to observe, he carries them in two trips to a smalldeck off the kitchen. between the overhang of the roof and the feathery tops of eucalyptustrees growing up from the slope below, he has only a letter-box view of the sky, but he says itis more than good enough for his purposes. and there, when the skies are clear and the moonnot too bright, he finds his supernovae.

    the term supernova was coined in the 1930s by a memorably odd astrophysicist namedfritz zwicky. born in bulgaria and raised in switzerland, zwicky came to the california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 the 1920s and there at once distinguished himself by his abrasivepersonality and erratic talents. he didn’t seem to be outstandingly bright, and many of hiscolleagues considered him little more than “an irritating buffoon.” a fitness buff, he wouldoften drop to the floor of the caltech dining hall or other public areas and do one-armedpushups to demonstrate his virility to anyone who seemed inclined to doubt it. he wasnotoriously aggressive, his manner eventually becoming so intimidating that his closestcollaborator, a gentle man named walter baade, refused to be left alone with him. amongother things, zwicky accused baade, who was german, of being a nazi, which he was not. onat least one occasion zwicky threatened to kill baade, who worked up the hill at the mountwilson observatory, if he saw him on the caltech campus.

    but zwicky was also capable of insights of the most startling brilliance. in the early 1930s,he turned his attention to a question that had long troubled astronomers: the appearance in thesky of occasional unexplained points of light, new stars. improbably he wondered if theneutron—the subatomic particle that had just been discovered in england by jameschadwick, and was thus both novel and rather fashionable—might be at the heart of things. itoccurred to him that if a star collapsed to the sort of densities found in the core of atoms, theresult would be an unimaginably compacted core. atoms would literally be crushed together,their electrons forced into the nucleus, forming neutrons. you would have a neutron star.

    imagine a million really weighty cannonballs squeezed down to the size of a marble and—well, you’re still not even close. the core of a neutron star is so dense that a single spoonfulof matter from it would weigh 200 billion pounds. a spoonful! but there was more. zwickyrealized that after the collapse of such a star there would be a huge amount of energy leftover—enough to make the biggest bang in the universe. he called these resultant explosionssupernovae. they would be—they are—the biggest events in creation.

    on january 15, 1934, the journal physical review published a very concise abstract of apresentation that had been conducted by zwicky and baade the previous month at stanforduniversity. despite its extreme brevity—one paragraph of twenty-four lines—the abstractcontained an enormous amount of new science: it provided the first reference to supernovaeand to neutron stars; convincingly explained their method of formation; correctly calculatedthe scale of their explosiveness; and, as a kind of concluding bonus, connected supernovaexplosions to the production of a mysterious new phenomenon called cosmic rays, which hadrecently been found swarming through the universe. these ideas were revolutionary to say theleast. neutron stars wouldn’t be confirmed for thirty-four years. the cosmic rays notion,
    though considered plausible, hasn’t been verified yet. altogether, the abstract was, in thewords of caltech astrophysicist kip s. thorne, “one of the most prescient documents in thehistory of physics and astronomy.”

    interestingly, zwicky had almost no understanding of why any of this would happen.

    according to thorne, “he did not understand the laws of physics well enough to be able tosubstantiate his ideas.” zwicky’s talent was for big ideas. others—baade mostly—were leftto do the mathematical sweeping up.

    zwicky also was the first to recognize that there wasn’t nearly enough visible mass in theuniverse to hold galaxies together and that there must be some other gravitational influence—what we now call dark matter. one thing he failed to see was that if a neutron star shrankenough it would become so dense that even light couldn’t escape its immense gravitationalpull. you would have a black hole. unfortunately, zwicky was held in such disdain by mostof his colleagues that his ideas attracted almost no notice. when, five years later, the greatrobert oppenheimer turned his attention to neutron stars in a landmark paper, he made not asingle reference to any of zwicky’s work even though zwicky had been working for years onthe same problem in an office just down the hall. zwicky’s deductions concerning dark matterwouldn’t attract serious attention for nearly four decades. we can only assume that he did alot of pushups in this period.

    surprisingly little of the universe is visible to us when we incline our heads to the sky. onlyabout 6,000 stars are visible to the naked eye from earth, and only about 2,000 can be seenfrom any one spot. with binoculars the number of stars you can see from a single locationrises to about 50,000, and with a small two-inch telescope it leaps to 300,000. with a sixteen-inch telescope, such as evans uses, you begin to count not in stars but in galaxies. from hisdeck, evans supposes he can see between 50,000 and 100,000 galaxies, each containing tensof billions of stars. these are of course respectable numbers, but even with so much to take in,supernovae are extremely rare. a star can burn for billions of years, but it dies just once andquickly, and only a few dying stars explode. most expire quietly, like a campfire at dawn. in atypical galaxy, consisting of a hundred billion stars, a supernova will occur on average onceevery two or three hundred years. finding a supernova therefore was a little bit like standingon the observation platform of the empire state building with a telescope and searchingwindows around manhattan in the hope of finding, let us say, someone lighting a twenty-first-birthday cake.

    so when a hopeful and softspoken minister got in touch to ask if they had any usable fieldcharts for hunting supernovae, the astronomical community thought he was out of his mind.

    at the time evans had a ten-inch telescope—a very respectable size for amateur stargazingbut hardly the sort of thing with which to do serious cosmology—and he was proposing tofind one of the universe’s rarer phenomena. in the whole of astronomical history before evansstarted looking in 1980, fewer than sixty supernovae had been found. (at the time i visitedhim, in august of 2001, he had just recorded his thirty-fourth visual discovery; a thirty-fifthfollowed three months later and a thirty-sixth in early 2003.)evans, however, had certain advantages. most observers, like most people generally, are inthe northern hemisphere, so he had a lot of sky largely to himself, especially at first. he alsohad speed and his uncanny memory. large telescopes are cumbersome things, and much oftheir operational time is consumed with being maneuvered into position. evans could swing his little sixteen-inch telescope around like a tail gunner in a dogfight, spending no more thana couple of seconds on any particular point in the sky. in consequence, he could observeperhaps four hundred galaxies in an evening while a large professional telescope would belucky to do fifty or sixty.

    looking for supernovae is mostly a matter of not finding them. from 1980 to 1996 heaveraged two discoveries a year—not a huge payoff for hundreds of nights of peering andpeering. once he found three in fifteen days, but another time he went three years withoutfinding any at all.

    “there is actually a certain value in not finding anything,” he said. “it helps cosmologists towork out the rate at which galaxies are evolving. it’s one of those rare areas where theabsence of evidenceis evidence.”

    on a table beside the telescope were stacks of photos and papers relevant to his pursuits,and he showed me some of them now. if you have ever looked through popular astronomicalpublications, and at some time you must have, you will know that they are generally full ofrichly luminous color photos of distant nebulae and the like—fairy-lit clouds of celestial lightof the most delicate and moving splendor. evans’s working images are nothing like that. theyare just blurry black-and-white photos with little points of haloed brightness. one he showedme depicted a swarm of stars with a trifling flare that i had to put close to my face to see.

    this, evans told me, was a star in a constellation called fornax from a galaxy known toastronomy as ngc1365. (ngc stands for new general catalogue, where these things arerecorded. once it was a heavy book on someone’s desk in dublin; today, needless to say, it’sa database.) for sixty million silent years, the light from the star’s spectacular demise traveledunceasingly through space until one night in august of 2001 it arrived at earth in the form ofa puff of radiance, the tiniest brightening, in the night sky. it was of course robert evans onhis eucalypt-scented hillside who spotted it.

    “there’s something satisfying, i think,” evans said, “about the idea of light traveling formillions of years through space and just at the right moment as it reaches earth someonelooks at the right bit of sky and sees it. it just seems right that an event of that magnitudeshould be witnessed.”

    supernovae do much more than simply impart a sense of wonder. they come in severaltypes (one of them discovered by evans) and of these one in particular, known as a iasupernova, is important to astronomy because it always explodes in the same way, with thesame critical mass. for this reason it can be used as a standard candle to measure theexpansion rate of the universe.

    in 1987 saul perlmutter at the lawrence berkeley lab in california, needing more iasupernovae than visual sightings were providing, set out to find a more systematic method ofsearching for them. perlmutter devised a nifty system using sophisticated computers andcharge-coupled devices—in essence, really good digital cameras. it automated supernovahunting. telescopes could now take thousands of pictures and let a computer detect thetelltale bright spots that marked a supernova explosion. in five years, with the new technique,perlmutter and his colleagues at berkeley found forty-two supernovae. now even amateursare finding supernovae with charge-coupled devices. “with ccds you can aim a telescope atthe sky and go watch television,” evans said with a touch of dismay. “it took all the romanceout of it.”

    i asked him if he was tempted to adopt the new technology. “oh, no,” he said, “i enjoy myway too much. besides”—he gave a nod at the photo of his latest supernova and smiled—“ican still beat them sometimes.”

    the question that naturally occurs is “what would it be like if a star exploded nearby?” ournearest stellar neighbor, as we have seen, is alpha centauri, 4.3 light-years away. i hadimagined that if there were an explosion there we would have 4.3 years to watch the light ofthis magnificent event spreading across the sky, as if tipped from a giant can. what would itbe like if we had four years and four months to watch an inescapable doom advancing towardus, knowing that when it finally arrived it would blow the skin right off our bones? wouldpeople still go to work? would farmers plant crops? would anyone deliver them to the stores?

    weeks later, back in the town in new hampshire where i live, i put these questions to johnthorstensen, an astronomer at dartmouth college. “oh no,” he said, laughing. “the news ofsuch an event travels out at the speed of light, but so does the destructiveness, so you’d learnabout it and die from it in the same instant. but don’t worry because it’s not going to happen.”

    for the blast of a supernova explosion to kill you, he explained, you would have to be“ridiculously close”—probably within ten light-years or so. “the danger would be varioustypes of radiation—cosmic rays and so on.” these would produce fabulous auroras,shimmering curtains of spooky light that would fill the whole sky. this would not be a goodthing. anything potent enough to put on such a show could well blow away themagnetosphere, the magnetic zone high above the earth that normally protects us fromultraviolet rays and other cosmic assaults. without the magnetosphere anyone unfortunateenough to step into sunlight would pretty quickly take on the appearance of, let us say, anovercooked pizza.

    the reason we can be reasonably confident that such an event won’t happen in our cornerof the galaxy, thorstensen said, is that it takes a particular kind of star to make a supernova inthe first place. a candidate star must be ten to twenty times as massive as our own sun and“we don’t have anything of the requisite size that’s that close. the universe is a mercifully bigplace.” the nearest likely candidate he added, is betelgeuse, whose various sputterings havefor years suggested that something interestingly unstable is going on there. but betelgeuse isfifty thousand light-years away.

    only half a dozen times in recorded history have supernovae been close enough to bevisible to the naked eye. one was a blast in 1054 that created the crab nebula. another, in1604, made a star bright enough to be seen during the day for over three weeks. the mostrecent was in 1987, when a supernova flared in a zone of the cosmos known as the largemagellanic cloud, but that was only barely visible and only in the southern hemisphere—andit was a comfortably safe 169,000 light-years away.

    supernovae are significant to us in one other decidedly central way. without them wewouldn’t be here. you will recall the cosmological conundrum with which we ended the firstchapter—that the big bang created lots of light gases but no heavy elements. those camelater, but for a very long time nobody could figure out  how they came later. the problem wasthat you needed something really hot—hotter even than the middle of the hottest stars—toforge carbon and iron and the other elements without which we would be distressingly
    immaterial. supernovae provided the explanation, and it was an english cosmologist almostas singular in manner as fritz zwicky who figured it out.

    he was a yorkshireman named fred hoyle. hoyle, who died in 2001, was described in anobituary in nature as a “cosmologist and controversialist” and both of those he most certainlywas. he was, according to nature ’s obituary, “embroiled in controversy for most of his life”

    and “put his name to much rubbish.” he claimed, for instance, and without evidence, that thenatural history museum’s treasured fossil of an archaeopteryx was a forgery along the linesof the piltdown hoax, causing much exasperation to the museum’s paleontologists, who had tospend days fielding phone calls from journalis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he also believed thatearth was not only seeded by life from space but also by many of its diseases, such asinfluenza and bubonic plague, and suggested at one point that humans evolved projectingnoses with the nostrils underneath as a way of keeping cosmic pathogens from falling intothem.

    it was he who coined the term “big bang,” in a moment of facetiousness, for a radiobroadcast in 1952. he pointed out that nothing in our understanding of physics could accountfor why everything, gathered to a point, would suddenly and dramatically begin to expand.

    hoyle favored a steady-state theory in which the universe was constantly expanding andcontinually creating new matter as it went. hoyle also realized that if stars imploded theywould liberate huge amounts of heat—100 million degrees or more, enough to begin togenerate the heavier elements in a process known as nucleosynthesis. in 1957, working withothers, hoyle showed how the heavier elements were formed in supernova explosions. forthis work, w. a. fowler, one of his collaborators, received a nobel prize. hoyle, shamefully,did not.

    according to hoyle’s theory, an exploding star would generate enough heat to create all thenew elements and spray them into the cosmos where they would form gaseous clouds—theinterstellar medium as it is known—that could eventually coalesce into new solar systems.

    with the new theories it became possible at last to construct plausible scenarios for how wegot here. what we now think we know is this:

    about 4.6 billion years ago, a great swirl of gas and dust some 15 billion miles acrossaccumulated in space where we are now and began to aggregate. virtually all of it—99.9percent of the mass of the solar system—went to make the sun. out of the floating materialthat was left over, two microscopic grains floated close enough together to be joined byelectrostatic forces. this was the moment of conception for our planet. all over the inchoatesolar system, the same was happening. colliding dust grains formed larger and larger clumps.

    eventually the clumps grew large enough to be called planetesimals. as these endlesslybumped and collided, they fractured or split or recombined in endless random permutations,but in every encounter there was a winner, and some of the winners grew big enough todominate the orbit around which they traveled.

    it all happened remarkably quickly. to grow from a tiny cluster of grains to a baby planetsome hundreds of miles across is thought to have taken only a few tens of thousands of years.

    in just 200 million years, possibly less, the earth was essentially formed, though still moltenand subject to constant bombardment from all the debris that remained floating about.

    at this point, about 4.5 billion years ago, an object the size of mars crashed into earth,blowing out enough material to form a companion sphere, the moon. within weeks, it isthought, the flung material had reassembled itself into a single clump, and within a year it had
    formed into the spherical rock that companions us yet. most of the lunar material, it isthought, came from the earth’s crust, not its core, which is why the moon has so little ironwhile we have a lot. the theory, incidentally, is almost always presented as a recent one, butin fact it was first proposed in the 1940s by reginald daly of harvard. the only recent thingabout it is people paying any attention to it.

    when earth was only about a third of its eventual size, it was probably already beginning toform an atmosphere, mostly of carbon dioxide, nitrogen, methane, and sulfur. hardly the sortof stuff that we would associate with life, and yet from this noxious stew life formed. carbondioxide is a powerful greenhouse gas. this was a good thing because the sun wassignificantly dimmer back then. had we not had the benefit of a greenhouse effect, the earthmight well have frozen over permanently, and life might never have gotten a toehold. butsomehow life did.

    for the next 500 million years the young earth continued to be pelted relentlessly bycomets, meteorites, and other galactic debris, which brought water to fill the oceans and thecomponents necessary for the successful formation of life. it was a singularly hostileenvironment and yet somehow life got going. some tiny bag of chemicals twitched andbecame animate. we were on our way.

    four billion years later people began to wonder how it had all happened. and it is there thatour story next takes us.

    part  ii the size of the earthnature and nature’s laws lay hid innight;god said, let newton be! and allwas light.

    -alexander p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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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THE MEASURE OF THINGS

    if you had to select the least convivial scientific field trip of all time, you could certainlydo worse than the french royal academy of sciences’ peruvian expedition of 1735. led by ahydrologist named pierre bouguer and a soldier-mathematician named charles marie de lacondamine, it was a party of scientists and adventurers who traveled to peru with the purposeof triangulating distances through the andes.

    at the time people had lately become infected with a powerful desire to understand theearth—to determine how old it was, and how massive, where it hung in space, and how it hadcome to be. the french party’s goal was to help settle the question of the circumference ofthe planet by measuring the length of one degree of meridian (or 1/360 of the distance aroundthe planet) along a line reaching from yarouqui, near quito, to just beyond cuenca in what isnow ecuador, a distance of about two hundred miles.

    1almost at once things began to go wrong, sometimes spectacularly so. in quito, the visitorssomehow provoked the locals and were chased out of town by a mob armed with stones. soonafter, the expedition’s doctor was murdered in a misunderstanding over a woman. thebotanist became deranged. others died of fevers and falls. the third most senior member ofthe party, a man named pierre godin, ran off with a thirteen-year-old girl and could not beinduced to return.

    at one point the group had to suspend work for eight months while la condamine rode off tolima to sort out a problem with their permits. eventually he and bouguer stopped speakingand refused to work together. everywhere the dwindling party went it was met with thedeepest suspicions from officials who found it difficult to believe that a group of frenchscientists would travel halfway around the world to measure the world. that made no sense atall. two and a half centuries later it still seems a reasonable question. why didn’t the frenchmake their measurements in france and save themselves all the bother and discomfort of theirandean adventure?

    the answer lies partly with the fact that eighteenth-century scientists, the french in particular,seldom did things simply if an absurdly demanding alternative was available, and partly witha practical problem that had first arisen with the english astronomer edmond halley manyyears before—long before bouguer and la condamine dreamed of going to south america,much less had a reason for doing so.

    * triangulation, their chosen method, was a popular technique based on the geometric fact that if you know thelength of one side of a triangle and the angles of two corners, you can work out all its other dimensions withoutleaving your chair. suppose, by way of example, that you and i decided we wished to know how far it is to themoon. using triangulation, the first thing we must do is put some distance between us, so lets say for argumentthat you stay in paris and i go to moscow and we both look at the moon at the same time. now if you imagine aline connecting the three principals of this exercise-that is, you and i and the moon-it forms a triangle. measurethe length of the baseline between you and me and the angles of our two corners and the rest can be simplycalculated. (because the interior angles of a triangle always add up to 180 degrees, if you know the sum of twoof the angles you can instantly calculate the third; and knowing the precise shape of a triangle and the length ofone side tells you the lengths of the other sides.) this was in fact the method use by a greek astronomer,hipparchus of nicaea, in 150 b.c. to work out the moons distance from earth. at ground level, the principles oftriangulation are the same, except that the triangles dont reach into space but rather are laid side to side on amap. in measuring a degree of meridian, the surveyors would create a sort of chain of triangles marching acrossthe landscape.

    halley was an exceptional figure. in the course of a long and productive career, he was asea captain, a cartographer, a professor of geometry at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deputycontroller of the royal mint, astronomer royal, and inventor of the deep-sea diving bell. hewrote authoritatively on magnetism, tides, and the motions of the planets, and fondly on theeffects of opium. he invented the weather map and actuarial table, proposed methods forworking out the age of the earth and its distance from the sun, even devised a practicalmethod for keeping fish fresh out of season. the one thing he didn’t do, interestingly enough,was discover the comet that bears his name. he merely recognized that the comet he saw in1682 was the same one that had been seen by others in 1456, 1531, and 1607. it didn’tbecome halley’s comet until 1758, some sixteen years after his death.

    for all his achievements, however, halley’s greatest contribution to human knowledge maysimply have been to take part in a modest scientific wager with two other worthies of his day:

    robert hooke, who is perhaps best remembered now as the first person to describe a cell, andthe great and stately sir christopher wren, who was actually an astronomer first and architectsecond, though that is not often generally remembered now. in 1683, halley, hooke, andwren were dining in london when the conversation turned to the motions of celestial objects.

    it was known that planets were inclined to orbit in a particular kind of oval known as anellipse—“a very specific and precise curve,” to quote richard feynman—but it wasn’tunderstood why. wren generously offered a prize worth forty shillings (equivalent to a coupleof weeks’ pay) to whichever of the men could provide a solution.

    hooke, who was well known for taking credit for ideas that weren’t necessarily his own,claimed that he had solved the problem already but declined now to share it on the interestingand inventive grounds that it would rob others of the satisfaction of discovering the answer forthemselves. he would instead “conceal it for some time, that others might know how to valueit.” if he thought any more on the matter, he left no evidence of it. halley, however, becameconsumed with finding the answer, to the point that the following year he traveled tocambridge and boldly called upon the university’s lucasian professor of mathematics, isaacnewton, in the hope that he could help.

    newton was a decidedly odd figure—brilliant beyond measure, but solitary, joyless, pricklyto the point of paranoia, famously distracted (upon swinging his feet out of bed in the morninghe would reportedly sometimes sit for hours, immobilized by the sudden rush of thoughts tohis head), and capable of the most riveting strangeness. he built his own laboratory, the firstat cambridge, but then engaged in the most bizarre experiments. once he inserted a bodkin—a long needle of the sort used for sewing leather—into his eye socket and rubbed it around“betwixt my eye and the bone as near to [the] backside of my eye as i could” just to see whatwould happen. what happened, miraculously, was nothing—at least nothing lasting. onanother occasion, he stared at the sun for as long as he could bear, to determine what effect itwould have upon his vision. again he escaped lasting damage, though he had to spend somedays in a darkened room before his eyes forgave him.

    set atop these odd beliefs and quirky traits, however, was the mind of a supreme genius—though even when working in conventional channels he often showed a tendency topeculiarity. as a student, frustrated by the limitations of conventional mathematics, heinvented an entirely new form, the calculus, but then told no one about it for twenty-sevenyears. in like manner, he did work in optics that transformed our understanding of light and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cience of spectroscopy, and again chose not to share the results forthree decades.

    for all his brilliance, real science accounted for only a part of his interests. at least half hisworking life was given over to alchemy and wayward religious pursuits. these were not meredabblings but wholehearted devotions. he was a secret adherent of a dangerously hereticalsect called arianism, whose principal tenet was the belief that there had been no holy trinity(slightly ironic since newton’s college at cambridge was trinity). he spent endless hoursstudying the floor plan of the lost temple of king solomon in jerusalem (teaching himselfhebrew in the process, the better to scan original texts) in the belief that it held mathematicalclues to the dates of the second coming of christ and the end of the world. his attachment toalchemy was no less ardent. in 1936, the economist john maynard keynes bought a trunk ofnewton’s papers at auction and discovered with astonishment that they were overwhelminglypreoccupied not with optics or planetary motions, but with a single-minded quest to turn basemetals into precious ones. an analysis of a strand of newton’s hair in the 1970s found itcontained mercury—an element of interest to alchemists, hatters, and thermometer-makersbut almost no one else—at a concentration some forty times the natural level. it is perhapslittle wonder that he had trouble remembering to rise in the morning.

    quite what halley expected to get from him when he made his unannounced visit in august1684 we can only guess. but thanks to the later account of a newton confidant, abrahamdemoivre, we do have a record of one of science’s most historic encounters:

    in 1684 drhalley came to visit at cambridge [and] after they had some timetogether the drasked him what he thought the curve would be that would bedescribed by the planets supposing the force of attraction toward the sun to bereciprocal to the square of their distance from it.

    this was a reference to a piece of mathematics known as the inverse square law, which halleywas convinced lay at the heart of the explanation, though he wasn’t sure exactly how.

    srisaac replied immediately that it would be an [ellipse]. the doctor, struck withjoy & amazement, asked him how he knew it. ‘why,’ saith he, ‘i have calculatedit,’ whereupon drhalley asked him for his calculation without farther delay,srisaac looked among his papers but could not find it.

    this was astounding—like someone saying he had found a cure for cancer but couldn’tremember where he had put the formula. pressed by halley, newton agreed to redo thecalculations and produce a paper. he did as promised, but then did much more. he retired fortwo years of intensive reflection and scribbling, and at length produced his masterwork: thephilosophiae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 or mathematical principles of naturalphilosophy, better known as the principia .

    once in a great while, a few times in history, a human mind produces an observation soacute and unexpected that people can’t quite decide which is the more amazing—the fact orthe thinking of it. principia was one of those moments. it made newton instantly famous. for
    the rest of his life he would be draped with plaudits and honors, becoming, among much else,the first person in britain knighted for scientific achievement. even the great germanmathematician gottfried von leibniz, with whom newton had a long, bitter fight over priorityfor the invention of the calculus, thought his contributions to mathematics equal to all theaccumulated work that had preceded him. “nearer the gods no mortal may approach,” wrotehalley in a sentiment that was endlessly echoed by his contemporaries and by many otherssince.

    although the principia has been called “one of the most inaccessible books ever written”

    (newton intentionally made it difficult so that he wouldn’t be pestered by mathematical“smatterers,” as he called them), it was a beacon to those who could follow it. it not onlyexplained mathematically the orbits of heavenly bodies, but also identified the attractive forcethat got them moving in the first place—gravity. suddenly every motion in the universe madesense.

    at principia ’s heart were newton’s three laws of motion (which state, very baldly, that athing moves in the direction in which it is pushed; that it will keep moving in a straight lineuntil some other force acts to slow or deflect it; and that every action has an opposite andequal reaction) and his universal law of gravitation. this states that every object in theuniverse exerts a tug on every other. it may not seem like it, but as you sit here now you arepulling everything around you—walls, ceiling, lamp, pet cat—toward you with your own little(indeed, very little) gravitational field. and these things are also pulling on you. it wasnewton who realized that the pull of any two objects is, to quote feynman again,“proportional to the mass of each and varies inversely as the square of the distance betweenthem.” put another way, if you double the distance between two objects, the attractionbetween them becomes four times weaker. this can be expressed with the formulaf = gmmr2which is of course way beyond anything that most of us could make practical use of, but atleast we can appreciate that it is elegantly compact. a couple of brief multiplications, a simpledivision, and, bingo, you know your gravitational position wherever you go. it was the firstreally universal law of nature ever propounded by a human mind, which is why newton isregarded with such universal esteem.

    principia’s production was not without drama. to halley’s horror, just as work wasnearing completion newton and hooke fell into dispute over the priority for the inversesquare law and newton refused to release the crucial third volume, without which the firsttwo made little sense. only with some frantic shuttle diplomacy and the most liberalapplications of flattery did halley manage finally to extract the concluding volume from theerratic professor.

    halley’s traumas were not yet quite over. the royal society had promised to publish thework, but now pulled out, citing financial embarrassment. the year before the society hadbacked a costly flop called the history of fishes , and they now suspected that the market fora book on mathematical principles would be less than clamorous. halley, whose means werenot great, paid for the book’s publication out of his own pocket. newton, as was his custom,contributed nothing. to make matters worse, halley at this time had just accepted a positionas the society’s clerk, and he was informed that the society could no longer afford to provide him with a promised salary of ￡50 per annum. he was to be paid instead in copies of thehistory of fishes .

    newton’s laws explained so many things—the slosh and roll of ocean tides, the motions ofplanets, why cannonballs trace a particular trajectory before thudding back to earth, why wearen’t flung into space as the planet spins beneath us at hundreds of miles an hour2—that ittook a while for all their implications to seep in. but one revelation became almostimmediately controversial.

    this was the suggestion that the earth is not quite round. according to newton’s theory,the centrifugal force of the earth’s spin should result in a slight flattening at the poles and abulging at the equator, which would make the planet slightly oblate. that meant that thelength of a degree wouldn’t be the same in italy as it was in scotland. specifically, the lengthwould shorten as you moved away from the poles. this was not good news for those peoplewhose measurements of the earth were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that the earth was a perfectsphere, which was everyone.

    for half a century people had been trying to work out the size of the earth, mostly bymaking very exacting measurements. one of the first such attempts was by an englishmathematician named richard norwood. as a young man norwood had traveled to bermudawith a diving bell modeled on halley’s device, intending to make a fortune scooping pearlsfrom the seabed. the scheme failed because there were no pearls and anyway norwood’s belldidn’t work, but norwood was not one to waste an experience. in the early seventeenthcentury bermuda was well known among ships’ captains for being hard to locate. theproblem was that the ocean was big, bermuda small, and the navigational tools for dealingwith this disparity hopelessly inadequate. there wasn’t even yet an agreed length for anautical mile. over the breadth of an ocean the smallest miscalculations would becomemagnified so that ships often missed bermuda-sized targets by dismaying margins. norwood,whose first love was trigonometry and thus angles, decided to bring a little mathematical rigorto navigation and to that end he determined to calculate the length of a degree.

    starting with his back against the tower of london, norwood spent two devoted yearsmarching 208 miles north to york, repeatedly stretching and measuring a length of chain ashe went, all the while making the most meticulous adjustments fo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andand the meanderings of the road. the final step was to measure the angle of the sun at york atthe same time of day and on the same day of the year as he had made his first measurement inlondon. from this, he reasoned he could determine the length of one degree of the earth’smeridian and thus calculate the distance around the whole. it was an almost ludicrouslyambitious undertaking—a mistake of the slightest fraction of a degree would throw the wholething out by miles—but in fact, as norwood proudly declaimed, he was accurate to “within ascantling”—or, more precisely, to within about six hundred yards. in metric terms, his figureworked out at 110.72 kilometers per degree of arc.

    in 1637, norwood’s masterwork of navigation, the seaman’s practice , was published andfound an immediate following. it went through seventeen editions and was still in printtwenty-five years after his death. norwood returned to bermuda with his family, becoming a2how fast you are spinning depends on where you are. the speed of the earth’s spin varies from a little over1,000 miles an hour at the equator to 0 at the poles.

    successful planter and devoting his leisure hours to his first love, trigonometry. he survivedthere for thirty-eight years and it would be pleasing to report that he passed this span inhappiness and adulation. in fact, he didn’t. on the crossing from england, his two young sonswere placed in a cabin with the reverend nathaniel white, and somehow so successfullytraumatized the young vicar that he devoted much of the rest of his career to persecutingnorwood in any small way he could think of.

    norwood’s two daughters brought their father additional pain by making poor marriages.

    one of the husbands, possibly incited by the vicar, continually laid small charges againstnorwood in court, causing him much exasperation and necessitating repeated trips acrossbermuda to defend himself. finally in the 1650s witch trials came to bermuda and norwoodspent his final years in severe unease that his papers on trigonometry, with their arcanesymbols, would be taken as communications with the devil and that he would be treated to adreadful execution. so little is known of norwood that it may in fact be that he deserved hisunhappy declining years. what is certainly true is that he got them.

    meanwhile, the momentum for determining the earth’s circumference passed to france.

    there, the astronomer jean picard devised an impressively complicated method oftriangulation involving quadrants, pendulum clocks, zenith sectors, and telescopes (forobserving the motions of the moons of jupiter). after two years of trundling and triangulatinghis way across france, in 1669 he announced a more accurate measure of 110.46 kilometersfor one degree of arc. this was a great source of pride for the french, but it was predicated onthe assumption that the earth was a perfect sphere—which newton now said it was not.

    to complicate matters, after picard’s death the father-and-son team of giovanni andjacques cassini repeated picard’s experiments over a larger area and came up with results thatsuggested that the earth was fatter not at the equator but at the poles—that newton, in otherwords, was exactly wrong. it was this that prompted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to dispatchbouguer and la condamine to south america to take new measurements.

    they chose the andes because they needed to measure near the equator, to determine ifthere really was a difference in sphericity there, and because they reasoned that mountainswould give them good sightlines. in fact, the mountains of peru were so constantly lost incloud that the team often had to wait weeks for an hour’s clear surveying. on top of that, theyhad selected one of the most nearly impossible terrains on earth. peruvians refer to theirlandscape as muy accidentado —“much accidented”—and this it most certainly is. thefrench had not only to scale some of the world’s most challenging mountains—mountainsthat defeated even their mules—but to reach the mountains they had to ford wild rivers, hacktheir way through jungles, and cross miles of high, stony desert, nearly all of it uncharted andfar from any source of supplies. but bouguer and la condamine were nothing if nottenacious, and they stuck to the task for nine and a half long, grim, sun-blistered years.

    shortly before concluding the project, they received word that a second french team, takingmeasurements in northern scandinavia (and facing notable discomforts of their own, fromsquelching bogs to dangerous ice floes), had found that a degree was in fact longer near thepoles, as newton had promised. the earth was forty-three kilometers stouter when measuredequatorially than when measured from top to bottom around the poles.

    bouguer and la condamine thus had spent nearly a decade working toward a result theydidn’t wish to find only to learn now that they weren’t even the first to find it. listlessly, they
    completed their survey, which confirmed that the first french team was correct. then, still notspeaking, they returned to the coast and took separate ships home.

    something else conjectured by newton in the principia was that a plumb bob hung near amountain would incline very slightly toward the mountain, affected by the mountain’sgravitational mass as well as by the earth’s. this was more than a curious fact. if youmeasured the deflection accurately and worked out the mass of the mountain, you couldcalculate the universal gravitational constant—that is, the basic value of gravity, known asg—and along with it the mass of the earth.

    bouguer and la condamine had tried this on peru’s mount chimborazo, but had beendefeated by both the technical difficulties and their own squabbling, and so the notion laydormant for another thirty years until resurrected in england by nevil maskelyne, theastronomer royal. in dava sobel’s popular book longitude, maskelyne is presented as a ninnyand villain for failing to appreciate the brilliance of the clockmaker john harrison, and thismay be so, but we are indebted to him in other ways not mentioned in her book, not least forhis successful scheme to weigh the earth. maskelyne realized that the nub of the problem laywith finding a mountain of sufficiently regular shape to judge its mass.

    at his urging, the royal society agreed to engage a reliable figure to tour the british islesto see if such a mountain could be found. maskelyne knew just such a person—theastronomer and surveyor charles mason. maskelyne and mason had become friends elevenyears earlier while engaged in a project to measure an astronomical event of great importance:

    the passage of the planet venus across the face of the sun. the tireless edmond halley hadsuggested years before that if you measured one of these passages from selected points on theearth, you could use the principles of triangulation to work out the distance to the sun, andfrom that calibrate the distances to all the other bodies in the solar system.

    unfortunately, transits of venus, as they are known, are an irregular occurrence. theycome in pairs eight years apart, but then are absent for a century or more, and there were nonein halley’s lifetime.

    3but the idea simmered and when the next transit came due in 1761,nearly two decades after halley’s death, the scientific world was ready—indeed, more readythan it had been for an astronomical event before.

    with the instinct for ordeal that characterized the age, scientists set off for more than ahundred locations around the globe—to siberia, china, south africa, indonesia, and thewoods of wisconsin, among many others. france dispatched thirty-two observers, britaineighteen more, and still others set out from sweden, russia, italy, germany, ireland, andelsewhere.

    it was history’s first cooperative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venture, and almost everywhere itran into problems. many observers were waylaid by war, sickness, or shipwreck. others madetheir destinations but opened their crates to find equipment broken or warped by tropical heat.

    once again the french seemed fated to provide the most memorably unlucky participants.

    jean chappe spent months traveling to siberia by coach, boat, and sleigh, nursing his delicateinstruments over every perilous bump, only to find the last vital stretch blocked by swollen3the next transit will be on june 8, 2004, with a second in 2012. there were non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rivers, the result of unusually heavy spring rains, which the locals were swift to blame on himafter they saw him pointing strange instruments at the sky. chappe managed to escape withhis life, but with no useful measurements.

    unluckier still was guillaume le gentil, whose experiences are wonderfully summarizedby timothy ferris in coming of age in the milky way . le gentil set off from france a yearahead of time to observe the transit from india, but various setbacks left him still at sea on theday of the transit—just about the worst place to be since steady measurements wereimpossible on a pitching ship.

    undaunted, le gentil continued on to india to await the next transit in 1769. with eightyears to prepare, he erected a first-rate viewing station, tested and retested his instruments,and had everything in a state of perfect readiness. on the morning of the second transit, june4, 1769, he awoke to a fine day, but, just as venus began its pass, a cloud slid in front of thesun and remained there for almost exactly the duration of the transit: three hours, fourteenminutes, and seven seconds.

    stoically, le gentil packed up his instruments and set off for the nearest port, but en routehe contracted dysentery and was laid up for nearly a year. still weakened, he finally made itonto a ship. it was nearly wrecked in a hurricane off the african coast. when at last hereached home, eleven and a half years after setting off, and having achieved nothing, hediscovered that his relatives had had him declared dead in his absence and hadenthusiastically plundered his estate.

    in comparison, the disappointments experienced by britain’s eighteen scattered observerswere mild. mason found himself paired with a young surveyor named jeremiah dixon andapparently they got along well, for they formed a lasting partnership. their instructions wereto travel to sumatra and chart the transit there, but after just one night at sea their ship wasattacked by a french frigate. (although scientists were in an internationally cooperativemood, nations weren’t.) mason and dixon sent a note to the royal society observing that itseemed awfully dangerous on the high seas and wondering if perhaps the whole thingoughtn’t to be called off. in reply they received a swift and chilly rebuke, noting that they hadalready been paid, that the nation and scientific community were counting on them, and thattheir failure to proceed would result in the irretrievable loss of their reputations. chastened,they sailed on, but en route word reached them that sumatra had fallen to the french and sothey observed the transit inconclusively from the cape of good hope. on the way home theystopped on the lonely atlantic outcrop of st. helena, where they met maskelyne, whoseobservations had been thwarted by cloud cover. mason and maskelyne formed a solidfriendship and spent several happy, and possibly even mildly useful, weeks charting tidalflows.

    soon afterward, maskelyne returned to england where he became astronomer royal, andmason and dixon—now evidently more seasoned—set off for four long and often perilousyears surveying their way through 244 miles of dangerous american wilderness to settle aboundary dispute between the estates of william penn and lord baltimore and theirrespective colonies of pennsylvania and maryland. the result was the famous mason anddixon line, which later took on symbolic importance as the dividing line between the slaveand free states. (although the line was their principal task, they also contributed severalastronomical surveys, including one of the century’s most accurate measurements of a degree
    of meridian—an achievement that brought them far more acclaim in england than the settlingof a boundary dispute between spoiled aristocrats.)back in europe, maskelyne and his counterparts in germany and france were forced to theconclusion that the transit measurements of 1761 were essentially a failure. one of theproblems, ironically, was that there were too many observations, which when broughttogether often proved contradictory and impossible to resolve. the successful charting of avenusian transit fell instead to a little-known yorkshire-born sea captain named james cook,who watched the 1769 transit from a sunny hilltop in tahiti, and then went on to chart andclaim australia for the british crown. upon his return there was now enough information forthe french astronomer joseph lalande to calculate that the mean distance from the earth tothe sun was a little over 150 million kilometers. (two further transits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allowed astronomers to put the figure at 149.59 million kilometers, where it hasremained ever since. the precise distance, we now know, is 149.597870691 millionkilometers.) the earth at last had a position in space.

    as for mason and dixon, they returned to england as scientific heroes and, for reasonsunknown, dissolved their partnership. considering the frequency with which they turn up atseminal events in eighteenth-century science, remarkably little is known about either man. nolikenesses exist and few written references. of dixon the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notes intriguingly that he was “said to have been born in a coal mine,” but then leaves it to thereader’s imagination to supply a plausible explanatory circumstance, and adds that he died atdurham in 1777. apart from his name and long association with mason, nothing more isknown.

    mason is only slightly less shadowy. we know that in 1772, at maskelyne’s behest, heaccepted the commission to find a suitable mountain for the gravitational deflectionexperiment, at length reporting back that the mountain they needed was in the central scottishhighlands, just above loch tay, and was called schiehallion. nothing, however, wouldinduce him to spend a summer surveying it. he never returned to the field again. his nextknown movement was in 1786 when, abruptly and mysteriously, he turned up in philadelphiawith his wife and eight children, apparently on the verge of destitution. he had not been backto america since completing his survey there eighteen years earlier and had no known reasonfor being there, or any friends or patrons to greet him. a few weeks later he was dead.

    with mason refusing to survey the mountain, the job fell to maskelyne. so for four monthsin the summer of 1774, maskelyne lived in a tent in a remote scottish glen and spent his daysdirecting a team of surveyors, who took hundreds of measurements from every possibleposition. to find the mass of the mountain from all these numbers required a great deal oftedious calculating, for which a mathematician named charles hutton was engaged. thesurveyors had covered a map with scores of figures, each marking an elevation at some pointon or around the mountain. it was essentially just a confusing mass of numbers, but huttonnoticed that if he used a pencil to connect points of equal height, it all became much moreorderly. indeed, one could instantly get a sense of the overall shape and slope of the mountain.

    he had invented contour lines.

    extrapolating from his schiehallion measurements, hutton calculated the mass of the earthat 5,000 million million tons, from which could reasonably be deduced the masses of all theother major bodies in the solar system, including the sun. so from this one experiment welearned the masses of the earth, the sun, the moon, the other planets and their moons, and gotcontour lines into the bargain—not bad for a summer’s work.

    not everyone was satisfied with the results, however. the shortcoming of the schiehallionexperiment was that it was not possible to get a truly accurate figure without knowing theactual density of the mountain. for convenience, hutton had assumed that the mountain hadthe same density as ordinary stone, about 2.5 times that of water, but this was little more thanan educated guess.

    one improbable-seeming person who turned his mind to the matter was a country parsonnamed john michell, who resided in the lonely yorkshire village of thornhill. despite hisremote and comparatively humble situation, michell was one of the great scientific thinkers ofthe eighteenth century and much esteemed for it.

    among a great deal else, he perceived the wavelike nature of earthquakes, conducted muchoriginal research into magnetism and gravity, and, quite extraordinarily, envisioned thepossibility of black holes two hundred years before anyone else—a leap of intuitive deductionthat not even newton could make. when the german-born musician william herscheldecided his real interest in life was astronomy, it was michell to whom he turned forinstruction in making telescopes, a kindness for which planetary science has been in his debtever since.

    4but of all that michell accomplished, nothing was more ingenious or had greater impactthan a machine he designed and built for measuring the mass of the earth. unfortunately, hedied before he could conduct the experiments and both the idea and the necessary equipmentwere passed on to a brilliant but magnificently retiring london scientist named henrycavendish.

    cavendish is a book in himself. born into a life of sumptuous privilege—his grandfatherswere dukes, respectively, of devonshire and kent—he was the most gifted english scientistof his age, but also the strangest. he suffered, in the words of one of his few biographers,from shyness to a “degree bordering on disease.” any human contact was for him a source ofthe deepest discomfort.

    once he opened his door to find an austrian admirer, freshly arrived from vienna, on thefront step. excitedly the austrian began to babble out praise. for a few moments cavendishreceived the compliments as if they were blows from a blunt object and then, unable to takeany more, fled down the path and out the gate, leaving the front door wide open. it was somehours before he could be coaxed back to the property. even his housekeeper communicatedwith him by letter.

    although he did sometimes venture into society—he was particularly devoted to the weeklyscientific soirées of the great naturalist sir joseph banks—it was always made clear to theother guests that cavendish was on no account to be approached or even looked at. thosewho sought his views were advised to wander into his vicinity as if by accident and to “talk as4in 1781 herschel became the first person in the modern era to discover a planet. he wanted to call it george,after the british monarch, but was overruled. instead it became uranus.

    it were into vacancy.” if their remarks were scientifically worthy they might receive amumbled reply, but more often than not they would hear a peeved squeak (his voice appearsto have been high pitched) and turn to find an actual vacancy and the sight of cavendishfleeing for a more peaceful corner.

    his wealth and solitary inclinations allowed him to turn his house in clapham into a largelaboratory where he could range undisturbed through every corner of the physical sciences—electricity, heat, gravity, gases, anything to do with the composition of matter. the secondhalf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as a time when people of a scientific bent grew intenselyinterested in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of fundamental things—gases and electricity inparticular—and began seeing what they could do with them, often with more enthusiasm thansense. in america, benjamin franklin famously risked his life by flying a kite in an electricalstorm. in france, a chemist named pilatre de rozier tested the flammability of hydrogen bygulping a mouthful and blowing across an open flame, proving at a stroke that hydrogen isindeed explosively combustible and that eyebrows are not necessarily a permanent feature ofone’s face. cavendish, for his part, conducted experiments in which he subjected himself tograduated jolts of electrical current, diligently noting the increasing levels of agony until hecould keep hold of his quill, and sometimes his consciousness, no longer.

    in the course of a long life cavendish made a string of signal discoveries—among muchelse he was the first person to isolate hydrogen and the first to combine hydrogen and oxygento form water—but almost nothing he did was entirely divorced from strangeness. to thecontinuing exasperation of his fellow scientists, he often alluded in published work to theresults of contingent experiments that he had not told anyone about. in his secretiveness hedidn’t merely resemble newton, but actively exceeded him. his experiments with electricalconductivity were a century ahead of their time, but unfortunately remained undiscovereduntil that century had passed. indeed the greater part of what he did wasn’t known until thelate nineteenth century when the cambridge physicist james clerk maxwell took on the taskof editing cavendish’s papers, by which time credit had nearly always been given to others.

    among much else, and without telling anyone, cavendish discovered or anticipated the lawof the conservation of energy, ohm’s law, dalton’s law of partial pressures, richter’s lawof reciprocal proportions, charles’s law of gases, and the principles of electricalconductivity. that’s just some of it. according to the science historian j. g. crowther, he alsoforeshadowed “the work of kelvin and g. h. darwin on the effect of tidal friction on slowingthe rotation of the earth, and larmor’s discovery, published in 1915, on the effect of localatmospheric cooling . . . the work of pickering on freezing mixtures, and some of the work ofrooseboom on heterogeneous equilibria.” finally, he left clues that led directly to thediscovery of the group of elements known as the noble gases, some of which are so elusivethat the last of them wasn’t found until 1962. but our interest here is in cavendish’s lastknown experiment when in the late summer of 1797, at the age of sixty-seven, he turned hisattention to the crates of equipment that had been left to him—evidently out of simplescientific respect—by john michell.

    when assembled, michell’s apparatus looked like nothing so much as an eighteenth-century version of a nautilus weight-training machine. it incorporated weights,counterweights, pendulums, shafts, and torsion wires. at the heart of the machine were two350-pound lead balls, which were suspended beside two smaller spheres. the idea was tomeasure the gravitational deflection of the smaller spheres by the larger ones, which would allow the first measurement of the elusive force known as the gravitational constant, and fromwhich the weight (strictly speaking, the mass)5of the earth could be deduced.

    because gravity holds planets in orbit and makes falling objects land with a bang, we tendto think of it as a powerful force, but it is not really. it is only powerful in a kind of collectivesense, when one massive object, like the sun, holds on to another massive object, like theearth. at an elemental level gravity is extraordinarily unrobust. each time you pick up a bookfrom a table or a dime from the floor you effortlessly overcome the combined gravitationalexertion of an entire planet. what cavendish was trying to do was measure gravity at thisextremely featherweight level.

    delicacy was the key word. not a whisper of disturbance could be allowed into the roomcontaining the apparatus, so cavendish took up a position in an adjoining room and made hisobservations with a telescope aimed through a peephole. the work was incredibly exactingand involved seventeen delicate, interconnected measurements, which together took nearly ayear to complete. when at last he had finished his calculations, cavendish announced that theearth weighed a little over 13,000,000,000,000,000,000,000 pounds, or six billion trillionmetric tons, to use the modern measure. (a metric ton is 1,000 kilograms or 2,205 pounds.)today, scientists have at their disposal machines so precise they can detect the weight of asingle bacterium and so sensitive that readings can be disturbed by someone yawning seventy-five feet away, but they have not significantly improved on cavendish’s measurements of1797. the current best estimate for earth’s weight is 5.9725 billion trillion metric tons, adifference of only about 1 percent from cavendish’s finding. interestingly, all of this merelyconfirmed estimates made by newton 110 years before cavendish without any experimentalevidence at all.

    so, by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 scientists knew very precisely the shape and dimensionsof the earth and its distance from the sun and planets; and now cavendish, without evenleaving home, had given them its weight. so you might think that determining the age of theearth would be relatively straightforward. after all, the necessary materials were literally attheir feet. but no. human beings would split the atom and invent television, nylon, and instantcoffee before they could figure out the age of their own planet.

    to understand why, we must travel north to scotland and begin with a brilliant and genialman, of whom few have ever heard, who had just invented a new science called geology.

    5to a physicist, mass and weight are two quite different things. your mass stays the same wherever you go, butyour weight varies depending on how far you are from the center of some other massive object like a planet.

    travel to the moon and you will be much lighter but no less massive. on earth, for all practical purposes, massand weight are the same and so the terms can be treated as synonymous. at least outside the classroom.

    5    THE STONE-BREAKERS

    at just the time that henry cavendish was completing his experiments in london, fourhundred miles away in edinburgh another kind of concluding moment was about to take placewith the death of james hutton. this was bad news for hutton, of course, but good news forscience as it cleared the way for a man named john playfair to rewrite hutton’s work withoutfear of embarrassment.

    hutton was by all accounts a man of the keenest insights and liveliest conversation, a delightin company, and without rival when it came to understanding the mysterious slow processesthat shaped the earth. unfortunately, it was beyond him to set down his notions in a form thatanyone could begin to understand. he was, as one biographer observed with an all but audiblesigh, “almost entirely innocent of rhetorical accomplishments.” nearly every line he pennedwas an invitation to slumber. here he is in his 1795 masterwork, a theory of the earth withproofs and illustrations , discussing . . . something:

    the world which we inhabit is composed of the materials, not of the earth whichwas the immediate predecessor of the present, but of the earth which, in ascendingfrom the present, we consider as the third, and which had preceded the land thatwas above the surface of the sea, while our present land was yet beneath the waterof the ocean.

    yet almost singlehandedly, and quite brilliantly, he created the science of geology andtransforme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earth. hutton was born in 1726 into a prosperousscottish family, and enjoyed the sort of material comfort that allowed him to pass much of hislife in a genially expansive round of light work and intellectual betterment. he studiedmedicine, but found it not to his liking and turned instead to farming, which he followed in arelaxed and scientific way on the family estate in berwickshire. tiring of field and flock, in1768 he moved to edinburgh, where he founded a successful business producing salammoniac from coal soot, and busied himself with various scientific pursuits. edinburgh atthat time was a center of intellectual vigor, and hutton luxuriated in its enriching possibilities.

    he became a leading member of a society called the oyster club, where he passed hisevenings in the company of men such as the economist adam smith, the chemist josephblack, and the philosopher david hume, as well as such occasional visiting sparks asbenjamin franklin and james watt.

    in the tradition of the day, hutton took an interest in nearly everything, from mineralogy tometaphysics. he conducted experiments with chemicals, investigated methods of coal miningand canal building, toured salt mines, speculated on the mechanisms of heredity, collectedfossils, and propounded theories on rain, the composition of air, and the laws of motion,among much else. but his particular interest was geology.

    among the questions that attracted interest in that fanatically inquisitive age was one thathad puzzled people for a very long time—namely, why ancient clamshells and other marinefossils were so often found on mountaintops. how on earth did they get there? those whothought they had a solution fell into two opposing camps. one group, known as theneptunists, was convinced that everything on earth, including seashells in improbably lofty places, could be explained by rising and falling sea levels. they believed that mountains,hills, and other features were as old as the earth itself, and were changed only when watersloshed over them during periods of global flooding.

    opposing them were the plutonists, who noted that volcanoes and earthquakes, amongother enlivening agents, continually changed the face of the planet but clearly owed nothing towayward seas. the plutonists also raised awkward questions about where all the water wentwhen it wasn’t in flood. if there was enough of it at times to cover the alps, then where, pray,was it during times of tranquility, such as now? their belief was that the earth was subject toprofound internal forces as well as surface ones. however, they couldn’t convincingly explainhow all those clamshells got up there.

    it was while puzzling over these matters that hutton had a series of exceptional insights.

    from looking at his own farmland, he could see that soil was created by the erosion of rocksand that particles of this soil were continually washed away and carried off by streams andrivers and redeposited elsewhere. he realized that if such a process were carried to its naturalconclusion then earth would eventually be worn quite smooth. yet everywhere around himthere were hills. clearly there had to be some additional process, some form of renewal anduplift, that created new hills and mountains to keep the cycle going. the marine fossils onmountaintops, he decided, had not been deposited during floods, but had risen along with themountains themselves. he also deduced that it was heat within the earth that created newrocks and continents and thrust up mountain chains. it is not too much to say that geologistswouldn’t grasp the full implications of this thought for two hundred years, when finally theyadopted plate tectonics. above all, what hutton’s theories suggested was that earth processesrequired huge amounts of time, far more than anyone had ever dreamed. there were enoughinsights here to transform utterly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earth.

    in 1785, hutton worked his ideas up into a long paper, which was read at consecutivemeet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edinburgh. it attracted almost no notice at all. it’s not hardto see why. here, in part, is how he presented it to his audience:

    in the one case, the forming cause is in the body which is separated; for, after thebody has been actuated by heat, it is by the reaction of the proper matter of thebody, that the chasm which constitutes the vein is formed. in the other case, again,the cause is extrinsic in relation to the body in which the chasm is formed. therehas been the most violent fracture and divulsion; but the cause is still to seek; andit appears not in the vein; for it is not every fracture and dislocation of the solidbody of our earth, in which minerals, or the proper substances of mineral veins,are found.

    needless to say, almost no one in the audience had the faintest idea what he was talkingabout. encouraged by his friends to expand his theory, in the touching hope that he mightsomehow stumble onto clarity in a more expansive format, hutton spent the next ten yearspreparing his magnum opus, which was published in two volumes in 1795.

    together the two books ran to nearly a thousand pages and were, remarkably, worse thaneven his most pessimistic friends had feared. apart from anything else, nearly half the completed work now consisted of quotations from french sources, still in the original french.

    a third volume was so unenticing that it wasn’t published until 1899, more than a centuryafter hutton’s death, and the fourth and concluding volume was never published at all.

    hutton’s theory of the earth is a strong candidate for the least read important book in science(or at least would be if there weren’t so many others). even charles lyell, the greatestgeologist of the following century and a man who read everything, admitted he couldn’t getthrough it.

    luckily hutton had a boswell in the form of john playfair, a professor of mathematics at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and a close friend, who could not only write silken prose but—thanks to many years at hutton’s elbow—actually understood what hutton was trying to say,most of the time. in 1802, five years after hutton’s death, playfair produced a simplifiedexposition of the huttonian principles, entitled illustrations of the huttonian theory of theearth. the book was gratefully received by those who took an active interest in geology,which in 1802 was not a large number. that, however, was about to change. and how.

    in the winter of 1807, thirteen like-minded souls in london got together at the freemasonstavern at long acre, in covent garden, to form a dining club to be called the geologicalsociety. the idea was to meet once a month to swap geological notions over a glass or two ofmadeira and a convivial dinner. the price of the meal was set at a deliberately hefty fifteenshillings to discourage those whose qualifications were merely cerebral. it soon becameapparent, however, that there was a demand for something more properly institutional, with apermanent headquarters, where people could gather to share and discuss new findings. inbarely a decade membership grew to four hundred—still all gentlemen, of course—and thegeological was threatening to eclipse the royal as the premier scientific society in thecountry.

    the members met twice a month from november until june, when virtually all of themwent off to spend the summer doing fieldwork. these weren’t people with a pecuniary interestin minerals, you understand, or even academics for the most part, but simply gentlemen withthe wealth and time to indulge a hobby at a more or less professional level. by 1830, therewere 745 of them, and the world would never see the like again.

    it is hard to imagine now, but geology excited the nineteenth century—positively grippedit—in a way that no science ever had before or would again. in 1839, when roderickmurchison published the silurian system, a plump and ponderous study of a type of rockcalled greywacke, it was an instant bestseller, racing through four editions, even though it costeight guineas a copy and was, in true huttonian style, unreadable. (as even a murchisonsupporter conceded, it had “a total want of literary attractiveness.”) and when, in 1841, thegreat charles lyell traveled to america to give a series of lectures in boston, selloutaudiences of three thousand at a time packed into the lowell institute to hear his tranquilizingdescriptions of marine zeolites and seismic perturbations in campania.

    throughout the modern, thinking world, but especially in britain, men of learning venturedinto the countryside to do a little “stone-breaking,” as they called it. it was a pursuit takenseriously, and they tended to dress with appropriate gravity, in top hats and dark suits, exceptfor the reverend william buckland of oxford, whose habit it was to do his fieldwork in anacademic gown.

    the field attracted many extraordinary figures, not least the aforementioned murchison,who spent the first thirty or so years of his life galloping after foxes, converting aeronauticallychallenged birds into puffs of drifting feathers with buckshot, and showing no mental agilitywhatever beyond that needed to read the times or play a hand of cards. then he discoveredan interest in rocks and became with rather astounding swiftness a titan of geologicalthinking.

    then there was dr. james parkinson, who was also an early socialist and author of manyprovocative pamphlets with titles like “revolution without bloodshed.” in 1794, he wasimplicated in a faintly lunatic-sounding conspiracy called “the pop-gun plot,” in which it wasplanned to shoot king george iii in the neck with a poisoned dart as he sat in his box at thetheater. parkinson was hauled before the privy council for questioning and came within anace of being dispatched in irons to australia before the charges against him were quietlydropped. adopting a more conservative approach to life, he developed an interest in geologyand became one of the founding members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and the author of animportant geological text, organic remains of a former world, which remained in print forhalf a century. he never caused trouble again. today, however, we remember him for hislandmark study of the affliction then called the “shaking palsy,” but known ever since asparkinson’s disease. (parkinson had one other slight claim to fame. in 1785, he becamepossibly the only person in history to win a natural history museum in a raffle. the museum,in london’s leicester square, had been founded by sir ashton lever, who had driven himselfbankrupt with his unrestrained collecting of natural wonders. parkinson kept the museum until1805, when he could no longer support it and the collection was broken up and sold.)not quite as remarkable in character but more influential than all the others combined wascharles lyell. lyell was born in the year that hutton died and only seventy miles away, in thevillage of kinnordy. though scottish by birth, he grew up in the far south of england, in thenew forest of hampshire, because his mother was convinced that scots were feckless drunks.

    as was generally the pattern with nineteenth-century gentlemen scientists, lyell came from abackground of comfortable wealth and intellectual vigor. his father, also named charles, hadthe unusual distinction of being a leading authority on the poet dante and on mosses.

    (orthotricium lyelli, which most visitors to the english countryside will at some time have saton, is named for him.) from his father lyell gained an interest in natural history, but it was atoxford, where he fell under the spell of the reverend william buckland—he of the flowinggowns—that the young lyell began his lifelong devotion to geology.

    buckland was a bit of a charming oddity. he had some real achievements, but he isremembered at least as much for his eccentricities. he was particularly noted for a menagerieof wild animals, some large and dangerous, that were allowed to roam through his house andgarden, and for his desire to eat his way through every animal in creation. depending onwhim and availability, guests to buckland’s house might be served baked guinea pig, mice inbatter, roasted hedgehog, or boiled southeast asian sea slug. buckland was able to find meritin them all, except the common garden mole, which he declared disgusting. almostinevitably, he became the leading authority on coprolites—fossilized feces—and had a tablemade entirely out of his collection of specimens.

    even when conducting serious science his manner was generally singular. once mrs.

    buckland found herself being shaken awake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her husband crying inexcitement: “my dear, i believe that cheirotherium ’s footsteps are undoubtedly testudinal.”

    together they hurried to the kitchen in their nightclothes. mrs. buckland made a flour paste,which she spread across the table, while the reverend buckland fetched the family tortoise.

    plunking it onto the paste, they goaded it forward and discovered to their delight that itsfootprints did indeed match those of the fossil buckland had been studying. charles darwinthought buckland a buffoon—that was the word he used—but lyell appeared to find himinspiring and liked him well enough to go touring with him in scotland in 1824. it was soonafter this trip that lyell decided to abandon a career in law and devote himself to geology full-time.

    lyell was extremely shortsighted and went through most of his life with a pained squint,which gave him a troubled air. (eventually he would lose his sight altogether.) his other slightpeculiarity was the habit, when distracted by thought, of taking up improbable positions onfurniture—lying across two chairs at once or “resting his head on the seat of a chair, whilestanding up” (to quote his friend darwin). often when lost in thought he would slink so lowin a chair that his buttocks would all but touch the floor. lyell’s only real job in life was asprofessor of geology at king’s college in london from 1831 to 1833. it was around this timethat he produced the principles of geology, published in three volumes between 1830 and1833, which in many ways consolidated and elaborated upon the thoughts first voiced byhutton a generation earlier. (although lyell never read hutton in the original, he was a keenstudent of playfair’s reworked version.)between hutton’s day and lyell’s there arose a new geological controversy, which largelysuperseded, but is often confused with, the old neptunian–plutonian dispute. the new battlebecame an argument between catastrophism and uniformitarianism—unattractive terms for animportant and very long-running dispute. catastrophists, as you might expect from the name,believed that the earth was shaped by abrupt cataclysmic events—floods principally, which iswhy catastrophism and neptunism are often wrongly bundled together. catastrophism wasparticularly comforting to clerics like buckland because it allowed them to incorporate thebiblical flood of noah into serious scientific discussions. uniformitarians by contrast believedthat changes on earth were gradual and that nearly all earth processes happened slowly, overimmense spans of time. hutton was much more the father of the notion than lyell, but it waslyell most people read, and so he became in most people’s minds, then and now, the father ofmodern geological thought.

    lyell believed that the earth’s shifts were uniform and steady—that everything that hadever happened in the past could be explained by events still going on today. lyell and hisadherents didn’t just disdain catastrophism, they detested it. catastrophists believed thatextinctions were part of a series in which animals were repeatedly wiped out and replacedwith new sets—a belief that the naturalist t. h. huxley mockingly likened to “a succession ofrubbers of whist, at the end of which the players upset the table and called for a new pack.” itwas too convenient a way to explain the unknown. “never was there a dogma more calculatedto foster indolence, and to blunt the keen edge of curiosity,” sniffed lyell.

    lyell’s  oversights  were  not  inconsiderable. he failed to explain convincingly howmountain ranges were formed and overlooked glaciers as an agent of change. he refused toaccept louis agassiz’s idea of ice ages—“the refrigeration of the globe,” as he dismissivelytermed it—and was confident that mammals “would be found in the oldest fossiliferousbeds.” he rejected the notion that animals and plants suffered sudden annihilations, andbelieved that all the principal animal groups—mammals, reptiles, fish, and so on—hadcoexisted since the dawn of time. on all of these he would ultimately be proved wrong.

    yet it would be nearly impossible to overstate lyell’s influence. the principles of geologywent through twelve editions in lyell’s lifetime and contained notions that shaped geological
    thinking far in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darwin took a first edition with him on thebeaglevoyage and wrote afterward that “the great merit of the principles was that it altered thewhole tone of one’s mind, and therefore that, when seeing a thing never seen by lyell, one yetsaw it partially through his eyes.” in short, he thought him nearly a god, as did many of hisgeneration. it is a testament to the strength of lyell’s sway that in the 1980s when geologistshad to abandon just a part of it to accommodate the impact theory of extinctions, it nearlykilled them. but that is another chapter.

    meanwhile, geology had a great deal of sorting out to do, and not all of it went smoothly.

    from the outset geologists tried to categorize rocks by the periods in which they were laiddown, but there were often bitter disagreements about where to put the dividing lines—nonemore so than a long-running debate that became known as the great devonian controversy.

    the issue arose when the reverend adam sedgwick of cambridge claimed for the cambrianperiod a layer of rock that roderick murchison believed belonged rightly to the silurian. thedispute raged for years and grew extremely heated. “de la beche is a dirty dog,” murchisonwrote to a friend in a typical outburst.

    some sense of the strength of feeling can be gained by glancing through the chapter titlesof martin j. s. rudwick’s excellent and somber account of the issue, the great devoniancontroversy. these begin innocuously enough with headings such as “arenas of gentlemanlydebate” and “unraveling the greywacke,” but then proceed on to “the greywacke defendedand attacked,” “reproofs and recriminations,” “the spread of ugly rumors,” “weaverrecants his heresy,” “putting a provincial in his place,” and (in case there was any doubtthat this was war) “murchison opens the rhineland campaign.” the fight was finally settledin 1879 with the simple expedient of coming up with a new period, the ordovician, to beinserted between the two.

    because the british were the most active in the early years, british names are predominantin the geological lexicon. devonian is of course from the english county of devon. cambriancomes from the roman name for wales, while ordovician and silurian recall ancient welshtribes, the ordovices and silures. but with the rise of geological prospecting elsewhere,names began to creep in from all over.jurassic refers to the jura mountains on the border offrance and switzerland.permian recalls the former russian province of perm in the uralmountains. forcretaceous (from the latin for “chalk”) we are indebted to a belgian geologistwith the perky name of j. j. d’omalius d’halloy.

    originally, geological history was divided into four spans of time: primary, secondary,tertiary, and quaternary. the system was too neat to last, and soon geologists werecontributing additional divisions while eliminating others. primary and secondary fell out ofuse altogether, while quaternary was discarded by some but kept by others. today onlytertiary remains as a common designation everywhere, even though it no longer represents athird period of anything.

    lyell, in his principles, introduced additional units known as epochs or series to cover theperiod since the age of the dinosaurs, among them pleistocene (“most recent”), pliocene(“more recent”), miocene (“moderately recent”), and the rather endearingly vague oligocene(“but a little recent”). lyell originally intended to employ “-synchronous” for his endings,giving us such crunchy designations as meiosynchronous and pleiosynchronous. thereverend william whewell, an influential man, objected on etymological grounds andsuggested instead an “-eous” pattern, producing meioneous, pleioneous, and so on. the “-cene” terminations were thus something of a compromise.

    nowadays, and speaking very generally, geological time is divided first into four greatchunks known as eras: precambrian, paleozoic (from the greek meaning “old life”),mesozoic (“middle life”), and cenozoic (“recent life”). these four eras are further dividedinto anywhere from a dozen to twenty subgroups, usually called periods though sometimesknown as systems. most of these are also reasonably well known: cretaceous, jurassic,triassic, silurian, and so on.

    1then come lyell’s epochs—the pleistocene, miocene, and so on—which apply only to themost recent (but paleontologically busy) sixty-five million years, and finally we have a massof finer subdivisions known as stages or ages. most of these are named, nearly alwaysawkwardly, after places: illinoian, desmoinesian, croixian, kimmeridgian, and so on in likevein. altogether, according to john mcphee, these number in the “tens of dozens.”

    fortunately, unless you take up geology as a career, you are unlikely ever to hear any of themagain.

    further confusing the matter is that the stages or ages in north america have differentnames from the stages in europe and often only roughly intersect in time. thus the northamerican cincinnatian stage mostly corresponds with the ashgillian stage in europe, plus atiny bit of the slightly earlier caradocian stage.

    also, all this changes from textbook to textbook and from person to person, so that someauthorities describe seven recent epochs, while others are content with four. in some books,too, you will find the tertiary and quaternary taken out and replaced by periods of differentlengths called the palaeogene and neogene. others divide the precambrian into two eras, thevery ancient archean and the more recent proterozoic. sometimes too you will see the termphanerozoic used to describe the span encompassing the cenozoic, mesozoic, and paleozoiceras.

    moreover, all this applies only to units of time . rocks are divided into quite separate unitsknown as systems, series, and stages. a distinction is also made between late and early(referring to time) and upper and lower (referring to layers of rock). it can all get terriblyconfusing to nonspecialists, but to a geologist these can be matters of passion. “i have seengrown men glow incandescent with rage over this metaphorical millisecond in life’s history,”

    the british paleontologist richard fortey has written with regard to a long-running twentieth-century dispute over where the boundary lies between the cambrian and ordovician.

    at least today we can bring some sophisticated dating techniques to the table. for most ofthe nineteenth century geologists could draw on nothing more than the most hopefulguesswork. the frustrating position then was that although they could place the various rocksand fossils in order by age, they had no idea how long any of those ages were. whenbuckland speculated on the antiquity of an ichthyosaurus skeleton he could do no better thansuggest that it had lived somewhere between “ten thousand, or more than ten thousand timesten thousand” years earlier.

    although there was no reliable way of dating periods, there was no shortage of peoplewilling to try. the most well known early attempt was in 1650 when archbishop jamesussher of the church of ireland made a careful study of the bible and other historical sourcesand concluded, in a hefty tome called annals of the old testament , that the earth had been1there will be no testing here, but if you are ever required to memorize them you might wish to remember johnwilfords helpful advice to think of the eras (precambrian, paleozoic, mesozoic, an( cenozoic) as seasons in ayear and the periods (permian, triassic jurassic, etc.) as the months.

    created at midday on october 23, 4004b.c. , an assertion that has amused historians andtextbook writers ever since.

    2there is a persistent myth, incidentally—and one propounded in many serious books—thatussher’s views dominated scientific beliefs well in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that it waslyell who put everyone straight. stephen jay gould, in time’s arrow, cites as a typicalexample this sentence from a popular book of the 1980s: “until lyell published his book,most thinking people accepted the idea that the earth was young.” in fact, no. as martin j. s.

    rudwick puts it, “no geologist of any nationality whose work was taken seriously by othergeologists advocated a timescale confined within the limits of a literalistic exegesis ofgenesis.” even the reverend buckland, as pious a soul as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roduced,noted that nowhere did the bible suggest that god made heaven and earth on the first day,but merely “in the beginning.” that beginning, he reasoned, may have lasted “millions uponmillions of years.” everyone agreed that the earth was ancient. the question was simply howancient.

    one of the better early attempts at dating the planet came from the ever-reliable edmondhalley, who in 1715 suggested that if you divided the total amount of salt in the world’s seasby the amount added each year, you would get the number of years that the oceans had beenin existence, which would give you a rough idea of earth’s age. the logic was appealing, butunfortunately no one knew how much salt was in the sea or by how much it increased eachyear, which rendered the experiment impracticable.

    the first attempt at measurement that could be called remotely scientific was made by thefrenchman georges-louis leclerc, comte de buffon, in the 1770s. it had long been knownthat the earth radiated appreciable amounts of heat—that was apparent to anyone who wentdown a coal mine—but there wasn’t any way of estimating the rate of dissipation. buffon’sexperiment consisted of heating spheres until they glowed white hot and then estimating therate of heat loss by touching them (presumably very lightly at first) as they cooled. from thishe guessed the earth’s age to be somewhere between 75,000 and 168,000 years old. this wasof course a wild underestimate, but a radical notion nonetheless, and buffon found himselfthreatened with excommunication for expressing it. a practical man, he apologized at oncefor his thoughtless heresy, then cheerfully repeated the assertions throughout his subsequentwritings.

    by the middl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ost learned people thought the earth was at leasta few million years old, perhaps even some tens of millions of years old, but probably notmore than that. so it came as a surprise when, in 1859 in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 charlesdarwin announced that the geological processes that created the weald, an area of southernengland stretching across kent, surrey, and sussex, had taken, by his calculations,306,662,400 years to complete. the assertion was remarkable partly for being so arrestinglyspecific but even more for flying in the face of accepted wisdom about the age of the earth.

    3itproved so contentious that darwin withdrew it from the third edition of the book. the2although virtually all books find a space for him, there is a striking variability in the details associated withussher. some books say he made his pronouncement in 1650, others in 1654, still others in 1664. many cite thedate of earths reputed beginning as october 26. at least one book of note spells his name “usher.” the matter isinterestingly surveyed in stephen jay goulds eight little piggies.

    3darwin loved an exact number. in a later work, he announced that the number of worms to be found in anaverage acre of english country soil was 53,767.

    problem at its heart remained, however. darwin and his geological friends needed the earth tobe old, but no one could figure out a way to make it so.

    unfortunately for darwin, and for progress, the question came to the attention of the greatlord kelvin (who, though indubitably great, was then still just plain william thomson; hewouldn’t be elevated to the peerage until 1892, when he was sixty-eight years old and nearingthe end of his career, but i shall follow the convention here of using the name retroactively).

    kelvin was one of the most extraordinary figure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indeed of anycentury. the german scientist hermann von helmholtz, no intellectual slouch himself, wrotethat kelvin had by far the greatest “intelligence and lucidity, and mobility of thought” of anyman he had ever met. “i felt quite wooden beside him sometimes,” he added, a bit dejectedly.

    the sentiment is understandable, for kelvin really was a kind of victorian superman. hewas born in 1824 in belfast, the son of a professor of mathematics at the royal academicalinstitution who soon after transferred to glasgow. there kelvin proved himself such aprodigy that he was admitted to glasgow university at the exceedingly tender age of ten. bythe time he had reached his early twenties, he had studied at institutions in london and paris,graduated from cambridge (where he won the university’s top prizes for rowing andmathematics, and somehow found time to launch a musical society as well), been elected afellow of peterhouse, and written (in french and english) a dozen papers in pure and appliedmathematics of such dazzling originality that he had to publish them anonymously for fear ofembarrassing his superiors. at the age of twenty-two he returned to glasgow university totake up a professorship in natural philosophy, a position he would hold for the next fifty-threeyears.

    in the course of a long career (he lived till 1907 and the age of eighty-three), he wrote 661papers, accumulated 69 patents (from which he grew abundantly wealthy), and gained renownin nearly every branch of the physical sciences. among much else, he suggested the methodthat led directly to the invention of refrigeration, devised the scale of absolute temperaturethat still bears his name, invented the boosting devices that allowed telegrams to be sentacross oceans, and made innumerable improvements to shipping and navigation, from theinvention of a popular marine compass to the creation of the first depth sounder. and thosewere merely his practical achievements.

    his theoretical work, in electromagnetism, thermodynamics, and the wave theory of light,was equally revolutionary.

    4he had really only one flaw and that was an inability to calculatethe correct age of the earth. the question occupied much of the second half of his career, buthe never came anywhere near getting it right. his first effort, in 1862 for an article in apopular magazine called macmillan’s , suggested that the earth was 98 million years old, butcautiously allowed that the figure could be as low as 20 million years or as high as 400million. with remarkable prudence he acknowledged that his calculations could be wrong if4in particular he elaborated the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 a discussion of these laws would be a book initself, but i offer here this crisp summation by the chemist p. w atkins, just to provide a sense of them: “thereare four laws. the third of them, the second law, was recognized first; the first, the zeroth law, wasformulated last; the first law was second; the third law might not even be a law in the same sense as theothers.” in briefest terms, the second la\\ states that a little energy is always wasted. you cant have a perpetualmotion device because no matter how efficient, it will always lose energy and eventually run down. the first lawsays that you cant create energy and the third that you cant reduce temperatures to absolute zero; there willalways be some residual warmth. as dennis overbye notes, the three principal laws are sometimes expressedjocularly as (1) you cant win, (2) you cant break even, and (3) you cant get out of the game.

    “sources now unknown to us are prepared in the great storehouse of creation”—but it wasclear that he thought that unlikely.

    with the passage of time kelvin would become more forthright in his assertions and lesscorrect. he continually revised his estimates downward, from a maximum of 400 millionyears, to 100 million years, to 50 million years, and finally, in 1897, to a mere 24 millionyears. kelvin wasn’t being willful. it was simply that there was nothing in physics that couldexplain how a body the size of the sun could burn continuously for more than a few tens ofmillions of years at most without exhausting its fuel. therefore it followed that the sun and itsplanets were relatively, but inescapably, youthful.

    the problem was that nearly all the fossil evidence contradicted this, and suddenly in thenineteenth century there was a lot of fossil evidence.

    6    SCIENCE RED IN TOOTH AND CLAW

    in 1787, someone in new jersey—exactly who now seems to be forgotten—found anenormous thighbone sticking out of a stream bank at a place called woodbury creek. thebone clearly didn’t belong to any species of creature still alive, certainly not in new jersey.

    from what little is known now, it is thought to have belonged to a hadrosaur, a large duck-billed dinosaur. at the time, dinosaurs were unknown.

    the bone was sent to dr. caspar wistar, the nation’s leading anatomist, who described it ata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in philadelphia that autumn. unfortunately,wistar failed completely to recognize the bone’s significance and merely made a few cautiousand uninspired remarks to the effect that it was indeed a whopper. he thus missed the chance,half a century ahead of anyone else, to be the discoverer of dinosaurs. indeed, the boneexcited so little interest that it was put in a storeroom and eventually disappeared altogether.

    so the first dinosaur bone ever found was also the first to be lost.

    that the bone didn’t attract greater interest is more than a little puzzling, for its appearancecame at a time when america was in a froth of excitement about the remains of large, ancientanimals. the cause of this froth was a strange assertion by the great french naturalist thecomte de buffon—he of the heated spheres from the previous chapter—that living things inthe new world were inferior in nearly every way to those of the old world. america, buffonwrote in his vast and much-esteemed histoire naturelle , was a land where the water wasstagnant, the soil unproductive, and the animals without size or vigor, their constitutionsweakened by the “noxious vapors” that rose from its rotting swamps and sunless forests. insuch an environment even the native indians lacked virility. “they have no beard or bodyhair,” buffon sagely confided, “and no ardor for the female.” their reproductive organs were“small and feeble.”

    buffon’s observations found surprisingly eager support among other writers, especiallythose whose conclusions were not complicated by actual familiarity with the country. adutchman named comeille de pauw announced in a popular work called recherchesphilosophiques sur les américains that native american males were not only reproductivelyunimposing, but “so lacking in virility that they had milk in their breasts.” such viewsenjoyed an improbable durability and could be found repeated or echoed in european texts tillnear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ot surprisingly, such aspersions were indignantly met in america. thomas jeffersonincorporated a furious (and, unless the context is understood, quite bewildering) rebuttal in hisnotes on the state of virginia , and induced his new hampshire friend general john sullivanto send twenty soldiers into the northern woods to find a bull moose to present to buffon asproof of the stature and majesty of american quadrupeds. it took the men two weeks to trackdown a suitable subject. the moose, when shot, unfortunately lacked the imposing horns thatjefferson had specified, but sullivan thoughtfully included a rack of antlers from an elk orstag with the suggestion that these be attached instead. who in france, after all, would know?

    meanwhile in philadelphia—wistar’s city—naturalists had begun to assemble the bones ofa giant elephant-like creature known at first as “the great american incognitum” but lateridentified, not quite correctly, as a mammoth. the first of these bones had been discovered ata place called big bone lick in kentucky, but soon others were turning up all over. america,it appeared, had once been the home of a truly substantial creature—one that would surelydisprove buffon’s foolish gallic contentions.

    in their keenness to demonstrate the incognitum’s bulk and ferocity, the americannaturalists appear to have become slightly carried away. they overestimated its size by afactor of six and gave it frightening claws, which in fact came from a megalonyx, or giantground sloth, found nearby. rather remarkably, they persuaded themselves that the animalhad enjoyed “the agility and ferocity of the tiger,” and portrayed it in illustrations as pouncingwith feline grace onto prey from boulders. when tusks were discovered, they were forced intothe animal’s head in any number of inventive ways. one restorer screwed the tusks in upsidedown, like the fangs of a saber-toothed cat, which gave it a satisfyingly aggressive aspect.

    another arranged the tusks so that they curved backwards on the engaging theory that thecreature had been aquatic and had used them to anchor itself to trees while dozing. the mostpertinent consideration about the incognitum, however, was that it appeared to be extinct—afact that buffon cheerfully seized upon as proof of its incontestably degenerate nature.

    buffon died in 1788, but the controversy rolled on. in 1795 a selection of bones made theirway to paris, where they were examined by the rising star of paleontology, the youthful andaristocratic georges cuvier. cuvier was already dazzling people with his genius for takingheaps of disarticulated bones and whipping them into shapely forms. it was said that he coulddescribe the look and nature of an animal from a single tooth or scrap of jaw, and often namethe species and genus into the bargain. realizing that no one in america had thought to writea formal description of the lumbering beast, cuvier did so, and thus became its officialdiscoverer. he called it a mastodon (which means, a touch unexpectedly, “nipple-teeth”).

    inspired by the controversy, in 1796 cuvier wrote a landmark paper, note on the species ofliving and fossil elephants, in which he put forward for the first time a formal theory ofextinctions. his belief was that from time to time the earth experienced global catastrophes inwhich groups of creatures were wiped out. for religious people, including cuvier himself, theidea raised uncomfortable implications since it suggested an unaccountable casualness on thepart of providence. to what end would god create species only to wipe them out later? thenotion was contrary to the belief in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which held that the world wascarefully ordered and that every living thing within it had a place and purpose, and always hadand always would. jefferson for one couldn’t abide the thought that whole species would everbe permitted to vanish (or, come to that, to evolve). so when it was put to him that theremight be scientific and political value in sending a party to explore the interior of americabeyond the mississippi he leapt at the idea, hoping the intrepid adventurers would find herdsof healthy mastodons and other outsized creatures grazing on the bounteous plains.

    jefferson’s personal secretary and trusted friend meriwether lewis was chosen co-leader andchief naturalist for the expedition. the person selected to advise him on what to look out forwith regard to animals living and deceased was none other than caspar wistar.

    in the same year—in fact, the same month—that the aristocratic and celebrated cuvier waspropounding his extinction theories in pari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english channel a rathermore obscure englishman was having an insight into the value of fossils that would also havelasting ramifications. william smith was a young supervisor of construction on the somersetcoal canal. on the evening of january 5, 1796, he was sitting in a coaching inn in somersetwhen he jotted down the notion that would eventually make his reputation. to interpret rocks,there needs to be some means of correlation, a basis on which you can tell that thosecarboniferous rocks from devon are younger than these cambrian rocks from wales. smith’sinsight was to realize that the answer lay with fossils. at every change in rock strata certainspecies of fossils disappeared while others carried on into subsequent levels. by noting which
    species appeared in which strata, you could work out the relative ages of rocks wherever theyappeared. drawing on his knowledge as a surveyor, smith began at once to make a map ofbritain’s rock strata, which would be published after many trials in 1815 and would become acornerstone of modern geology. (the story is comprehensively covered in simonwinchester’s popular book the map that changed the world .)unfortunately, having had his insight, smith was curiously uninterested in understandingwhy rocks were laid down in the way they were. “i have left off puzzling about the origin ofstrata and content myself with knowing that it is so,” he recorded. “the whys and whereforescannot come within the province of a mineral surveyor.”

    smith’s  revelation  regarding  strata  heightened the moral awkwardness concerningextinctions. to begin with, it confirmed that god had wiped out creatures not occasionally butrepeatedly. this made him seem not so much careless as peculiarly hostile. it also made itinconveniently necessary to explain how some species were wiped out while others continuedunimpeded into succeeding eons. clearly there was more to extinctions than could beaccounted for by a single noachian deluge, as the biblical flood was known. cuvier resolvedthe matter to his own satisfaction by suggesting that genesis applied only to the most recentinundation. god, it appeared, hadn’t wished to distract or alarm moses with news of earlier,irrelevant extinctions.

    so b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fossils had taken on a certain inescapableimportance, which makes wistar’s failure to see the significance of his dinosaur bone all themore unfortunate. suddenly, in any case, bones were turning up all over. several otheropportunities arose for americans to claim the discovery of dinosaurs but all were wasted. in1806 the lewis and clark expedition passed through the hell creek formation in montana, anarea where fossil hunters would later literally trip over dinosaur bones, and even examinedwhat was clearly a dinosaur bone embedded in rock, but failed to make anything of it. otherbones and fossilized footprints were found in the connecticut river valley of new englandafter a farm boy named plinus moody spied ancient tracks on a rock ledge at south hadley,massachusetts. some of these at least survive—notably the bones of an anchisaurus, whichare in the collection of the peabody museum at yale. found in 1818, they were the firstdinosaur bones to be examined and saved, but unfortunately weren’t recognized for what theywere until 1855. in that same year, 1818, caspar wistar died, but he did gain a certainunexpected immortality when a botanist named thomas nuttall named a delightful climbingshrub after him. some botanical purists still insist on spelling it wistaria .

    by this time, however, paleontological momentum had moved to england. in 1812, atlyme regis on the dorset coast, an extraordinary child named mary anning—aged eleven,twelve, or thirteen, depending on whose account you read—found a strange fossilized seamonster, seventeen feet long and now known as the ichthyosaurus, embedded in the steep anddangerous cliffs along the english channel.

    it was the start of a remarkable career. anning would spend the next thirty-five yearsgathering fossils, which she sold to visitors. (she is commonly held to be the source for thefamous tongue twister “she sells seashells on the seashore.”) she would also find the firstplesiosaurus, another marine monster, and one of the first and best pterodactyls. though noneof these was technically a dinosaur, that wasn’t terribly relevant at the time since nobody then
    knew what a dinosaur was. it was enough to realize that the world had once held creaturesstrikingly unlike anything we might now find.

    it wasn’t simply that anning was good at spotting fossils—though she was unrivalled atthat—but that she could extract them with the greatest delicacy and without damage. if youever have the chance to visit the hall of ancient marine reptiles at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in london, i urge you to take it for there is no other way to appreciate the scale and beauty ofwhat this young woman achieved working virtually unaided with the most basic tools innearly impossible conditions. the plesiosaur alone took her ten years of patient excavation.

    although untrained, anning was also able to provide competent drawings and descriptions forscholars. but even with the advantage of her skills, significant finds were rare and she passedmost of her life in poverty.

    it would be hard to think of a more overlooked person in the history of paleontology thanmary anning, but in fact there was one who came painfully close. his name was gideonalgernon mantell and he was a country doctor in sussex.

    mantell was a lanky assemblage of shortcomings—he was vain, self-absorbed, priggish,neglectful of his family—but never was there a more devoted amateur paleontologist. he wasalso lucky to have a devoted and observant wife. in 1822, while he was making a house callon a patient in rural sussex, mrs. mantell went for a stroll down a nearby lane and in a pile ofrubble that had been left to fill potholes she found a curious object—a curved brown stone,about the size of a small walnut. knowing her husband’s interest in fossils, and thinking itmight be one, she took it to him. mantell could see at once it was a fossilized tooth, and aftera little study became certain that it was from an animal that was herbivorous, reptilian,extremely large—tens of feet long—and from the cretaceous period. he was right on allcounts, but these were bold conclusions since nothing like it had been seen before or evenimagined.

    aware that his finding would entirely upend what was understood about the past, and urgedby his friend the reverend william buckland—he of the gowns and experimental appetite—to proceed with caution, mantell devoted three painstaking years to seeking evidence tosupport his conclusions. he sent the tooth to cuvier in paris for an opinion, but the greatfrenchman dismissed it as being from a hippopotamus. (cuvier later apologized handsomelyfor this uncharacteristic error.) one day while doing research at the hunterian museum inlondon, mantell fell into conversation with a fellow researcher who told him the tooth lookedvery like those of animals he had been studying, south american iguanas. a hastycomparison confirmed the resemblance. and so mantell’s creature became iguanodon , aftera basking tropical lizard to which it was not in any manner related.

    mantell prepared a paper for delivery to the royal society. unfortunately it emerged thatanother dinosaur had been found at a quarry in oxfordshire and had just been formallydescribed—by the reverend buckland, the very man who had urged him not to work in haste.

    it was the megalosaurus, and the name was actually suggested to buckland by his friend dr.

    james parkinson, the would-be radical and eponym for parkinson’s disease. buckland, it maybe recalled, was foremost a geologist, and he showed it with his work on megalosaurus. in hisreport, for the transactions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 he noted that the creature’steeth were not attached directly to the jawbone as in lizards but placed in sockets in themanner of crocodiles. but having noticed this much, buckland failed to realize what it meant:

    megalosaurus was an entirely new type of creature. so although his report demonstrated littleacuity or insight, it was still the first published description of a dinosaur, and so to him rather
    than the far more deserving mantell goes the credit for the discovery of this ancient line ofbeings.

    unaware that disappointment was going to be a continuing feature of his life, mantellcontinued hunting for fossils—he found another giant, the hylaeosaurus, in 1833—andpurchasing others from quarrymen and farmers until he had probably the largest fossilcollection in britain. mantell was an excellent doctor and equally gifted bone hunter, but hewas unable to support both his talents. as his collecting mania grew, he neglected his medicalpractice. soon fossils filled nearly the whole of his house in brighton and consumed much ofhis income. much of the rest went to underwriting the publication of books that few cared toown. illustrations of the geology of sussex , published in 1827, sold only fifty copies and lefthim ￡300 out of pocket—an uncomfortably substantial sum for the times.

    in some desperation mantell hit on the idea of turning his house into a museum andcharging admission, then belatedly realized that such a mercenary act would ruin his standingas a gentleman, not to mention as a scientist, and so he allowed people to visit the house forfree. they came in their hundreds, week after week, disrupting both his practice and his homelife. eventually he was forced to sell most of his collection to pay off his debts. soon after, hiswife left him, taking their four children with her.

    remarkably, his troubles were only just beginning.

    in the district of sydenham in south london, at a place called crystal palace park, therestands a strange and forgotten sight: the world’s first life-sized models of dinosaurs. not manypeople travel there these days, but once this wa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attractions inlondon—in effect, as richard fortey has noted, the world’s first theme park. quite a lotabout the models is not strictly correct. the iguanodon’s thumb has been placed on its nose,as a kind of spike, and it stands on four sturdy legs, making it look like a rather stout andawkwardly overgrown dog. (in life, the iguanodon did not crouch on all fours, but wasbipedal.) looking at them now you would scarcely guess that these odd and lumbering beastscould cause great rancor and bitterness, but they did. perhaps nothing in natural history hasbeen at the center of fiercer and more enduring hatreds than the line of ancient beasts knownas dinosaurs.

    at the time of the dinosaurs’ construction, sydenham was on the edge of london and itsspacious park was considered an ideal place to re-erect the famous crystal palace, the glassand cast-iron structure that had been the centerpiece of the great exhibition of 1851, and fromwhich the new park naturally took its name. the dinosaurs, built of concrete, were a kind ofbonus attraction. on new year’s eve 1853 a famous dinner for twenty-one prominentscientists was held inside the unfinished iguanodon. gideon mantell, the man who had foundand identified the iguanodon, was not among them. the person at the head of the table wasthe greatest star of the young science of paleontology. his name was richard owen and bythis time he had already devoted several productive years to making gideon mantell’s lifehell.

    owen had grown up in lancaster, in the north of england, where he had trained as a doctor.

    he was a born anatomist and so devoted to his studies that he sometimes illicitly borrowedlimbs, organs, and other parts from cadavers and took them home for leisurely dissection.

    once while carrying a sack containing the head of a black african sailor that he had just
    removed, owen slipped on a wet cobble and watched in horror as the head bounced awayfrom him down the lane and through the open doorway of a cottage, where it came to rest inthe front parlor. what the occupants had to say upon finding an unattached head rolling to ahalt at their feet can only be imagined. one assumes that they had not formed any terriblyadvanced conclusions when, an instant later, a fraught-looking young man rushed in,wordlessly retrieved the head, and rushed out again.

    in 1825, aged just twenty-one, owen moved to london and soon after was engaged by the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to help organize their extensive, but disordered, collections ofmedical and anatomical specimens. most of these had been left to the institution by johnhunter, a distinguished surgeon and tireless collector of medical curiosities, but had neverbeen catalogued or organized, largely because the paperwork explaining the significance ofeach had gone missing soon after hunter’s death.

    owen swiftly distinguished himself with his powers of organization and deduction. at thesame time he showed himself to be a peerless anatomist with instincts for reconstructionalmost on a par with the great cuvier in paris. he become such an expert on the anatomy ofanimals that he was granted first refusal on any animal that died at the london zoologicalgardens, and these he would invariably have delivered to his house for examination. once hiswife returned home to find a freshly deceased rhinoceros filling the front hallway. he quicklybecame a leading expert on all kinds of animals living and extinct—from platypuses,echidnas, and other newly discovered marsupials to the hapless dodo and the extinct giantbirds called moas that had roamed new zealand until eaten out of existence by the maoris. hewas the first to describe the archaeopteryx after its discovery in bavaria in 1861 and the firstto write a formal epitaph for the dodo. altogether he produced some six hundred anatomicalpapers, a prodigious output.

    but it was for his work with dinosaurs that owen is remembered. he coined the termdinosauria in 1841. it means “terrible lizard” and was a curiously inapt name. dinosaurs, aswe now know, weren’t all terrible—some were no bigger than rabbits and probably extremelyretiring—and the one thing they most emphatically were not was lizards, which are actually ofa much older (by thirty million years) lineage. owen was well aware that the creatures werereptilian and had at his disposal a perfectly good greek word, herpeton, but for some reasonchose not to use it. another, more excusable error (given the paucity of specimens at the time)was that dinosaurs constitute not one but two orders of reptiles: the bird-hipped ornithischiansand the lizard-hipped saurischians.

    owen was not an attractive person, in appearance or in temperament. a photograph fromhis late middle years shows him as gaunt and sinister, like the villain in a victorianmelodrama, with long, lank hair and bulging eyes—a face to frighten babies. in manner hewas cold and imperious, and he was without scruple in the furtherance of his ambitions. hewas the only person charles darwin was ever known to hate. even owen’s son (who soonafter killed himself) referred to his father’s “lamentable coldness of heart.”

    his undoubted gifts as an anatomist allowed him to get away with the most barefaceddishonesties. in 1857, the naturalist t. h. huxley was leafing through a new edition ofchurchill’s medical directory when he noticed that owen was listed as professor ofcomparative anatomy and physiology at the government school of mines, which rathersurprised huxley as that was the position he held. upon inquiring how churchill’s had madesuch an elemental error, he was told that the information had been provided to them by dr.

    owen himself. a fellow naturalist named hugh falconer, meanwhile, caught owen taking
    credit for one of his discoveries. others accused him of borrowing specimens, then denyinghe had done so. owen even fell into a bitter dispute with the queen’s dentist over the creditfor a theory concerning the physiology of teeth.

    he did not hesitate to persecute those whom he disliked. early in his career owen used hisinfluence at the zoological society to blackball a young man named robert grant whose onlycrime was to have shown promise as a fellow anatomist. grant was astonished to discover thathe was suddenly denied access to the anatomical specimens he needed to conduct hisresearch. unable to pursue his work, he sank into an understandably dispirited obscurity.

    but no one suffered more from owen’s unkindly attentions than the hapless andincreasingly tragic gideon mantell. after losing his wife, his children, his medical practice,and most of his fossil collection, mantell moved to london. there in 1841—the fateful yearin which owen would achieve his greatest glory for naming and identifying the dinosaurs—mantell was involved in a terrible accident. while crossing clapham common in a carriage,he somehow fell from his seat, grew entangled in the reins, and was dragged at a gallop overrough ground by the panicked horses. the accident left him bent, crippled, and in chronicpain, with a spine damaged beyond repair.

    capitalizing  on  mantell’s  enfeebled  state, owen set about systematically expungingmantell’s contributions from the record, renaming species that mantell had named yearsbefore and claiming credit for their discovery for himself. mantell continued to try to dooriginal research but owen used his influence at the royal society to ensure that most of hispapers were rejected. in 1852, unable to bear any more pain or persecution, mantell took hisown life. his deformed spine was removed and sent to the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where—and now here’s an irony for you—it was placed in the care of richard owen, directorof the college’s hunterian museum.

    but the insults had not quite finished. soon after mantell’s death an arrestingly uncharitableobituary appeared in the literary gazette. in it mantell was characterized as a mediocreanatomist whose modest contributions to paleontology were limited by a “want of exactknowledge.” the obituary even removed the discovery of the iguanodon from him andcredited it instead to cuvier and owen, among others. though the piece carried no byline, thestyle was owen’s and no one in the world of the natural sciences doubted the authorship.

    by this stage, however, owen’s transgressions were beginning to catch up with him. hisundoing began when a committee of the royal society—a committee of which he happenedto be chairman—decided to award him its highest honor, the royal medal, for a paper he hadwritten on an extinct mollusc called the belemnite. “however,” as deborah cadbury notes inher excellent history of the period, terrible lizard, “this piece of work was not quite asoriginal as it appeared.” the belemnite, it turned out, had been discovered four years earlierby an amateur naturalist named chaning pearce, and the discovery had been fully reported ata meeting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wen had been at that meeting, but failed to mentionthis when he presented a report of his own to the royal society—in which, not incidentally,he rechristened the creature belemnites owenii in his own honor. although owen was allowedto keep the royal medal, the episode left a permanent tarnish on his reputation, even amonghis few remaining supporters.

    eventually huxley managed to do to owen what owen had done to so many others: he hadhim voted off the councils of the zoological and royal societies. as a final insult huxleybecame the new hunterian professor at the royal college of surgeons.

    owen would never again do important research, but the latter half of his career was devotedto one unexceptionable pursuit for which we can all be grateful. in 1856 he became head ofthe natural history section of the british museum, in which capacity he became the drivingforce behind the creation of london’s natural history museum. the grand and belovedgothic heap in south kensington, opened in 1880, is almost entirely a testament to his vision.

    before owen, museums were designed primarily for the use and edification of the elite, andeven then it was difficult to gain access.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british museum, prospectivevisitors had to make a written application and undergo a brief interview to determine if theywere fit to be admitted at all. they then had to return a second time to pick up a ticket—that isassuming they had passed the interview—and finally come back a third time to view themuseum’s treasures. even then they were whisked through in groups and not allowed tolinger. owen’s plan was to welcome everyone, even to the point of encouraging workingmento visit in the evening, and to devote most of the museum’s space to public displays. he evenproposed, very radically, to put informative labels on each display so that people couldappreciate what they were viewing. in this, somewhat unexpectedly, he was opposed by t. h.

    huxley, who believed that museums should be primarily research institutes. by making thenatural history museum an institution for everyone, owen transformed our expectations ofwhat museums are for.

    still, his altruism in general toward his fellow man did not deflect him from more personalrivalries. one of his last official acts was to lobby against a proposal to erect a statue inmemory of charles darwin. in this he failed—though he did achieve a certain belated,inadvertent triumph. today his statue commands a masterly view from the staircase of themain hall in 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 while darwin and t. h. huxley are consignedsomewhat obscurely to the museum coffee shop, where they stare gravely over peoplesnacking on cups of tea and jam doughnuts.

    it would be reasonable to suppose that richard owen’s petty rivalries marked the low pointof nineteenth-century paleontology, but in fact worse was to come, this time from overseas. inamerica in the closing decades of the century there arose a rivalry even more spectacularlyvenomous, if not quite as destructive. it was between two strange and ruthless men, edwarddrinker cope and othniel charles marsh.

    they had much in common. both were spoiled, driven, self-centered, quarrelsome, jealous,mistrustful, and ever unhappy. between them they changed the world of paleontology.

    they began as mutual friends and admirers, even naming fossil species after each other,and spent a pleasant week together in 1868. however, something then went wrong betweenthem—nobody is quite sure what—and by the following year they had developed an enmitythat would grow into consuming hatred over the next thirty years. it is probably safe to saythat no two people in the natural sciences have ever despised each other more.

    marsh, the elder of the two by eight years, was a retiring and bookish fellow, with a trimbeard and dapper manner, who spent little time in the field and was seldom very good atfinding things when he was there. on a visit to the famous dinosaur fields of como bluff,wyoming, he failed to notice the bones that were, in the words of one historian, “lyingeverywhere like logs.” but he had the means to buy almost anything he wanted. although hecame from a modest background—his father was a farmer in upstate new york—his uncle
    was the supremely rich and extraordinarily indulgent financier george peabody. when marshshowed an interest in natural history, peabody had a museum built for him at yale andprovided funds sufficient for marsh to fill it with almost whatever took his fancy.

    cope was born more directly into privilege—his father was a rich philadelphiabusinessman—and was by far the more adventurous of the two. in the summer of 1876 inmontana while george armstrong custer and his troops were being cut down at little bighorn, cope was out hunting for bones nearby. when it was pointed out to him that this wasprobably not the most prudent time to be taking treasures from indian lands, cope thought fora minute and decided to press on anyway. he was having too good a season. at one point heran into a party of suspicious crow indians, but he managed to win them over by repeatedlytaking out and replacing his false teeth.

    for a decade or so, marsh and cope’s mutual dislike primarily took the form of quietsniping, but in 1877 it erupted into grandiose dimensions. in that year a coloradoschoolteacher named arthur lakes found bones near morrison while out hiking with a friend.

    recognizing the bones as coming from a “gigantic saurian,” lakes thoughtfully dispatchedsome samples to both marsh and cope. a delighted cope sent lakes a hundred dollars for histrouble and asked him not to tell anyone of his discovery, especially marsh. confused, lakesnow asked marsh to pass the bones on to cope. marsh did so, but it was an affront that hewould never forget.

    it also marked the start of a war between the two that became increasingly bitter,underhand, and often ridiculous. they sometimes stooped to one team’s diggers throwingrocks at the other team’s. cope was caught at one point jimmying open crates that belonged tomarsh. they insulted each other in print and each poured scorn on the other’s results.

    seldom—perhaps never—has science been driven forward more swiftly and successfully byanimosity. over the next several years the two men between them increased the number ofknown dinosaur species in america from 9 to almost 150. nearly every dinosaur that theaverage person can name—stegosaurus, brontosaurus, diplodocus, triceratops—was found byone or the other of them.

    1unfortunately, they worked in such reckless haste that they oftenfailed to note that a new discovery was something already known. between them theymanaged to “discover” a species calleduintatheres anceps no fewer than twenty-two times. ittook years to sort out some of the classification messes they made. some are not sorted outyet.

    of the two, cope’s scientific legacy was much the more substantial. in a breathtakinglyindustrious career, he wrote some 1,400 learned papers and described almost 1,300 newspecies of fossil (of all types, not just dinosaurs)—more than double marsh’s output in bothcases. cope might have done even more, but unfortunately he went into a rather precipitatedescent in his later years. having inherited a fortune in 1875, he invested unwisely in silverand lost everything. he ended up living in a single room in a philadelphia boarding house,surrounded by books, papers, and bones. marsh by contrast finished his days in a splendidmansion in new haven. cope died in 1897, marsh two years later.

    in his final years, cope developed one other interesting obsession. it became his earnestwish to be declared the type specimen forhomo sapiens —that is, that his bones would be theofficial set for the human race. normally, the type specimen of a species is the first set of1the notable exception being the tyrannosaurus rex, which was found by barnum brown in 1902.

    bones found, but since no first set of homo sapiens bones exists, there was a vacancy, whichcope desired to fill. it was an odd and vain wish, but no one could think of any grounds tooppose it. to that end, cope willed his bones to the wistar institute, a learned society inphiladelphia endowed by the descendants of the seemingly inescapable caspar wistar.

    unfortunately, after his bones were prepared and assembled, it was found that they showedsigns of incipient syphilis, hardly a feature one would wish to preserve in the type specimenfor one’s own race. so cope’s petition and his bones were quietly shelved. there is still notype specimen for modern humans.

    as for the other players in this drama, owen died in 1892, a few years before cope ormarsh. buckland ended up by losing his mind and finished his days a gibbering wreck in alunatic asylum in clapham, not far from where mantell had suffered his crippling accident.

    mantell’s twisted spine remained on display at the hunterian museum for nearly a centurybefore being mercifully obliterated by a german bomb in the blitz. what remained ofmantell’s collection after his death passed on to his children, and much of it was taken to newzealand by his son walter, who emigrated there in 1840. walter became a distinguished kiwi,eventually attaining the office of minister of native affairs. in 1865 he donated the primespecimens from his father’s collection, including the famous iguanodon tooth, to the colonialmuseum (now the museum of new zealand) in wellington, where they have remained eversince. the iguanodon tooth that started it all—arguably the most important tooth inpaleontology—is no longer on display.

    of course dinosaur hunting didn’t end with the deaths of the great nineteenth-century fossilhunters. indeed, to a surprising extent it had only just begun. in 1898, the year that fellbetween the deaths of cope and marsh, a trove greater by far than anything found before wasdiscovered—noticed, really—at a place called bone cabin quarry, only a few miles frommarsh’s prime hunting ground at como bluff, wyoming. there, hundreds and hundreds offossil bones were to be found weathering out of the hills. they were so numerous, in fact, thatsomeone had built a cabin out of them—hence the name. in just the first two seasons, 100,000pounds of ancient bones were excavated from the site, and tens of thousands of pounds morecame in each of the half dozen years that followed.

    the upshot is that by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aleontologists had literally tons ofold bones to pick over. the problem was that they still didn’t have any idea how old any ofthese bones were. worse, the agreed ages for the earth couldn’t comfortably support thenumbers of eons and ages and epochs that the past obviously contained. if earth were reallyonly twenty million years old or so, as the great lord kelvin insisted, then whole orders ofancient creatures must have come into being and gone out again practically in the samegeological instant. it just made no sense.

    other scientists besides kelvin turned their minds to the problem and came up with resultsthat only deepened the uncertainty. samuel haughton, a respected geologist at trinity collegein dublin, announced an estimated age for the earth of 2,300 million years—way beyondanything anybody else was suggesting. when this was drawn to his attention, he recalculatedusing the same data and put the figure at 153 million years. john joly, also of trinity, decidedto give edmond halley’s ocean salts idea a whirl, but his method was based on so manyfaulty assumptions that he was hopelessly adrift. he calculated that the earth was 89 millionyears old—an age that fit neatly enough with kelvin’s assumptions but unfortunately not withreality.

    such was the confusion that by the clos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depending on whichtext you consulted, you could learn that the number of years that stood between us and thedawn of complex life in the cambrian period was 3 million, 18 million, 600 million, 794million, or 2.4 billion—or some other number within that range. as late as 1910, one of themost respected estimates, by the american george becker, put the earth’s age at perhaps aslittle as 55 million years.

    just when matters seemed most intractably confused, along came another extraordinaryfigure with a novel approach. he was a bluff and brilliant new zealand farm boy namedernest rutherford, and he produced pretty well irrefutable evidence that the earth was at leastmany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years old, probably rather more.

    remarkably, his evidence was based on alchemy—natural, spontaneous, scientificallycredible, and wholly non-occult, but alchemy nonetheless. newton, it turned out, had not beenso wrong after all. and exactly how that came to be is of course another story.

    7    ELEMENTAL MATTERSCHEMISTRY

    as an earnest and respectable science is often said to date from 1661, whenrobert boyle of oxford published the sceptical chymist —the first work to distinguishbetween chemists and alchemists—but it was a slow and often erratic transition. into theeighteenth century scholars could feel oddly comfortable in both camps—like the germanjohann becher, who produced an unexceptionable work on mineralogy called physicasubterranea , but who also was certain that, given the right materials, he could make himselfinvisible.

    perhaps nothing better typifies the strange and often accidental nature of chemical sciencein its early days than a discovery made by a german named hennig brand in 1675. brandbecame convinced that gold could somehow be distilled from human urine. (the similarity ofcolor seems to have been a factor in his conclusion.) he assembled fifty buckets of humanurine, which he kept for months in his cellar. by various recondite processes, he converted theurine first into a noxious paste and then into a translucent waxy substance. none of it yieldedgold, of course, but a strange and interesting thing did happen. after a time, the substancebegan to glow. moreover, when exposed to air, it often spontaneously burst into flame.

    the commercial potential for the stuff—which soon became known as phosphorus, fromgreek and latin roots meaning “light bearing”—was not lost on eager businesspeople, but thedifficulties of manufacture made it too costly to exploit. an ounce of phosphorus retailed forsix guineas—perhaps five hundred dollars in today’s money—or more than gold.

    at first, soldiers were called on to provide the raw material, but such an arrangement washardly conducive to industrial-scale production. in the 1750s a swedish chemist named karl(or carl) scheele devised a way to manufacture phosphorus in bulk without the slop or smellof urine. it was largely because of this mastery of phosphorus that sweden became, andremains, a leading producer of matches.

    scheele was both an extraordinary and extraordinarily luckless fellow. a poor pharmacistwith little in the way of advanced apparatus, he discovered eight elements—chlorine, fluorine,manganese, barium, molybdenum, tungsten, nitrogen, and oxygen—and got credit for none ofthem. in every case, his finds were either overlooked or made it into publication aftersomeone else had made the same discovery independently. he also discovered many usefulcompounds, among them ammonia, glycerin, and tannic acid, and was the first to see thecommercial potential of chlorine as a bleach—all breakthroughs that made other peopleextremely wealthy.

    scheele’s one notable shortcoming was a curious insistence on tasting a little of everythinghe worked with, including such notoriously disagreeable substances as mercury, prussic acid(another of his discoveries), and hydrocyanic acid—a compound so famously poisonous that150 years later erwin schr?dinger chose it as his toxin of choice in a famous thoughtexperiment (see page 146). scheele’s rashness eventually caught up with him. in 1786, agedjust forty-three, he was found dead at his workbench surrounded by an array of toxicchemicals, any one of which could have accounted for the stunned and terminal look on hisface.

    were the world just and swedish-speaking, scheele would have enjoyed universal acclaim.

    instead credit has tended to lodge with more celebrated chemists, mostly from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scheele discovered oxygen in 1772, but for various heartbreakingly complicated reasons could not get his paper published in a timely manner. instead credit wentto joseph priestley, who discovered the same element independently, but latterly, in thesummer of 1774. even more remarkable was scheele’s failure to receive credit for thediscovery of chlorine. nearly all textbooks still attribute chlorine’s discovery to humphrydavy, who did indeed find it, but thirty-six years after scheele had.

    although chemistry had come a long way in the century that separated newton and boylefrom scheele and priestley and henry cavendish, it still had a long way to go. right up to theclosing year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nd in priestley’s case a little beyond) scientistseverywhere searched for, and sometimes believed they had actually found, things that justweren’t there: vitiated airs, dephlogisticated marine acids, phloxes, calxes, terraqueousexhalations, and, above all, phlogiston, the substance that was thought to be the active agentin combustion. somewhere in all this, it was thought, there also resided a mysterious élanvital, the force that brought inanimate objects to life. no one knew where this ethereal essencelay, but two things seemed probable: that you could enliven it with a jolt of electricity (anotion mary shelley exploited to full effect in her novel frankenstein ) and that it existed insome substances but not others, which is why we ended up with two branches of chemistry:

    organic (for those substances that were thought to have it) and inorganic (for those that didnot).

    someone of insight was needed to thrust chemistry into the modern age, and it was thefrench who provided him. his name was antoine-laurent lavoisier. born in 1743, lavoisierwas a member of the minor nobility (his father had purchased a title for the family). in 1768,he bought a practicing share in a deeply despised institution called the ferme générale (orgeneral farm), which collected taxes and fees on behalf of the government. althoughlavoisier himself was by all accounts mild and fair-minded, the company he worked for wasneither. for one thing, it did not tax the rich but only the poor, and then often arbitrarily. forlavoisier, the appeal of the institution was that it provided him with the wealth to follow hisprincipal devotion, science. at his peak, his personal earnings reached 150,000 livres a year—perhaps $20 million in today’s money.

    three years after embarking on this lucrative career path, he married the fourteen-year-olddaughter of one of his bosses. the marriage was a meeting of hearts and minds both. madamelavoisier had an incisive intellect and soon was working productively alongside her husband.

    despite the demands of his job and busy social life, they managed to put in five hours ofscience on most days—two in the early morning and three in the evening—as well as thewhole of sunday, which they called their jour de bonheur (day of happiness). somehowlavoisier also found the time to be commissioner of gunpowder, supervise the building of awall around paris to deter smugglers, help found the metric system, and coauthor thehandbook méthode de nomenclature chimique , which became the bible for agreeing on thenames of the elements.

    as a leading member of the académie royale des sciences, he was also required to take aninformed and active interest in whatever was topical—hypnotism, prison reform, therespiration of insects, the water supply of paris. it was in such a capacity in 1780 thatlavoisier made some dismissive remarks about a new theory of combustion that had beensubmitted to the academy by a hopeful young scientist. the theory was indeed wrong, but thescientist never forgave him. his name was jean-paul marat.

    the one thing lavoisier never did was discover an element. at a time when it seemed as ifalmost anybody with a beaker, a flame, and some interesting powders could discover something new—and when, not incidentally, some two-thirds of the elements were yet to befound—lavoisier failed to uncover a single one. it certainly wasn’t for want of beakers.

    lavoisier had thirteen thousand of them in what was, to an almost preposterous degree, thefinest private laboratory in existence.

    instead he took the discoveries of others and made sense of them. he threw out phlogistonand mephitic airs. he identified oxygen and hydrogen for what they were and gave them boththeir modern names. in short, he helped to bring rigor, clarity, and method to chemistry.

    and his fancy equipment did in fact come in very handy. for years, he and madamelavoisier occupied themselves with extremely exacting studies requiring the finestmeasurements. they determined, for instance, that a rusting object doesn’t lose weight, aseveryone had long assumed, but gains weight—an extraordinary discovery. somehow as itrusted the object was attracting elemental particles from the air. it was the first realization thatmatter can be transformed but not eliminated. if you burned this book now, its matter wouldbe changed to ash and smoke, but the net amount of stuff in the universe would be the same.

    this became known as the conservation of mass, and it was a revolutionary concept.

    unfortunately, it coincided with another type of revolution—the french one—and for this onelavoisier was entirely on the wrong side.

    not only was he a member of the hated ferme générale, but he had enthusiastically builtthe wall that enclosed paris—an edifice so loathed that it was the first thing attacked by therebellious citizens. capitalizing on this, in 1791 marat, now a leading voice in the nationalassembly, denounced lavoisier and suggested that it was well past time for his hanging.

    soon afterward the ferme générale was shut down. not long after this marat was murderedin his bath by an aggrieved young woman named charlotte corday, but by this time it was toolate for lavoisier.

    in 1793, the reign of terror, already intense, ratcheted up to a higher gear. in octobermarie antoinette was sent to the guillotine. the following month, as lavoisier and his wifewere making tardy plans to slip away to scotland, lavoisier was arrested. in may he andthirty-one fellow farmers-general were brought before the revolutionary tribunal (in acourtroom presided over by a bust of marat). eight were granted acquittals, but lavoisier andthe others were taken directly to the place de la revolution (now the place de la concorde),site of the busiest of french guillotines. lavoisier watched his father-in-law beheaded, thenstepped up and accepted his fate. less than three months later, on july 27, robespierrehimself was dispatched in the same way and in the same place, and the reign of terrorswiftly ended.

    a hundred years after his death, a statue of lavoisier was erected in paris and muchadmired until someone pointed out that it looked nothing like him. under questioning thesculptor admitted that he had used the head of the mathematician and philosopher the marquisde condorcet—apparently he had a spare—in the hope that no one would notice or, havingnoticed, would care. in the second regard he was correct. the statue of lavoisier-cum-condorcet was allowed to remain in place for another half century until the second worldwar when, one morning, it was taken away and melted down for scrap.

    in the early 1800s there arose in england a fashion for inhaling nitrous oxide, or laughinggas, after it was discovered that its use “was attended by a highly pleasurable thrilling.” for
    the next half century it would be the drug of choice for young people. one learned body, theaskesian society, was for a time devoted to little else. theaters put on “laughing gasevenings” where volunteers could refresh themselves with a robust inhalation and thenentertain the audience with their comical staggerings.

    it wasn’t until 1846 that anyone got around to finding a practical use for nitrous oxide, asan anesthetic. goodness knows how many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suffered unnecessaryagonies under the surgeon’s knife because no one thought of the gas’s most obvious practicalapplication.

    i mention this to make the point that chemistry, having come so far in the eighteenthcentury, rather lost its bearings in the first decades of the nineteenth, in much the way thatgeology would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twentieth. partly it was to do with the limitations ofequipment—there were, for instance, no centrifuges until the second half of the century,severely restricting many kinds of experiments—and partly it was social. chemistry was,generally speaking, a science for businesspeople, for those who worked with coal and potashand dyes, and not gentlemen, who tended to be drawn to geology, natural history, and physics.

    (this was slightly less true in continental europe than in britain, but only slightly.) it isperhaps telling that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observations of the century, brownian motion,which established the active nature of molecules, was made not by a chemist but by a scottishbotanist, robert brown. (what brown noticed, in 1827, was that tiny grains of pollensuspended in water remained indefinitely in motion no matter how long he gave them tosettle. the cause of this perpetual motion—namely the actions of invisible molecules—waslong a mystery.)things might have been worse had it not been for a splendidly improbable character namedcount von rumford, who, despite the grandeur of his title, began life in woburn,massachusetts, in 1753 as plain benjamin thompson. thompson was dashing and ambitious,“handsome in feature and figure,” occasionally courageous and exceedingly bright, butuntroubled by anything so inconveniencing as a scruple. at nineteen he married a rich widowfourteen years his senior, but at the outbreak of revolution in the colonies he unwisely sidedwith the loyalists, for a time spying on their behalf. in the fateful year of 1776, facing arrest“for lukewarmness in the cause of liberty,” he abandoned his wife and child and fled justahead of a mob of anti-royalists armed with buckets of hot tar, bags of feathers, and anearnest desire to adorn him with both.

    he decamped first to england and then to germany, where he served as a military advisorto the government of bavaria, so impressing the authorities that in 1791 he was named countvon rumford of the holy roman empire. while in munich, he also designed and laid out thefamous park known as the english garden.

    in between these undertakings, he somehow found time to conduct a good deal of solidscience. he became the world’s foremost authority on thermodynamics and the first toelucidate the principles of the convection of fluids and the circulation of ocean currents. healso invented several useful objects, including a drip coffeemaker, thermal underwear, and atype of range still known as the rumford fireplace. in 1805, during a sojourn in france, hewooed and married madame lavoisier, widow of antoine-laurent. the marriage was not asuccess and they soon parted. rumford stayed on in france, where he died, universallyesteemed by all but his former wives, in 1814.

    but our purpose in mentioning him here is that in 1799, during a comparatively briefinterlude in london, he founded the royal institution, yet another of the many learnedsocieties that popped into being all over britain in the late eighteenth and early nineteenthcenturies. for a time it was almost the only institution of standing to actively promote theyoung science of chemistry, and that was thanks almost entirely to a brilliant young mannamed humphry davy, who was appointed the institution’s professor of chemistry shortlyafter its inception and rapidly gained fame as an outstanding lecturer and productiveexperimentalist.

    soon after taking up his position, davy began to bang out new elements one afteranother—potassium, sodium, magnesium, calcium, strontium, and aluminum or aluminium,depending on which branch of english you favor.

    1he discovered so many elements not somuch because he was serially astute as because he developed an ingenious technique ofapplying electricity to a molten substance—electrolysis, as it is known. altogether hediscovered a dozen elements, a fifth of the known total of his day. davy might have done farmore, but unfortunately as a young man he developed an abiding attachment to the buoyantpleasures of nitrous oxide. he grew so attached to the gas that he drew on it (literally) three orfour times a day. eventually, in 1829, it is thought to have killed him.

    fortunately more sober types were at work elsewhere. in 1808, a dour quaker named johndalton became the first person to intimate the nature of an atom (progress that will bediscussed more completely a little further on), and in 1811 an italian with the splendidlyoperatic name of lorenzo romano amadeo carlo avogadro, count of quarequa and cerreto,made a discovery that would prove highly significant in the long term—namely, that twoequal volumes of gases of any type, if kept at the same pressure and temperature, will containidentical numbers of molecules.

    two things were notable about avogadro’s principle, as it became known. first, itprovided a basis for more accurately measuring the size and weight of atoms. usingavogadro’s mathematics, chemists were eventually able to work out, for instance, that atypical atom had a diameter of 0.00000008 centimeters, which is very little indeed. andsecond, almost no one knew about avogadro’s appealingly simple principle for almost fiftyyears.

    2partly this was because avogadro himself was a retiring fellow—he worked alone,corresponded very little with fellow scientists, published few papers, and attended nomeetings—but also it was because there were no meetings to attend and few chemicaljournals in which to publish. this is a fairly extraordinary fact.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was1the confusion over the aluminum/aluminium spelling arose b cause of some uncharacteristic indecisiveness ondavys part. when he first isolated the element in 1808, he called it alumium. for son reason he thought better ofthat and changed it to aluminum four years later. americans dutifully adopted the new term, but mai britishusers disliked aluminum, pointing out that it disrupted the -ium pattern established by sodium, calcium, andstrontium, so they added a vowel and syllable.

    2the principle led to the much later adoption of avogadros number, a basic unit of measure in chemistry, whichwas named for avogadro long after his death. it is the number of molecules found in 2.016 grams of hydrogengas (or an equal volume of any other gas). its value is placed at 6.0221367 x 1023, which is an enormously largenumber. chemistry students have long amused themselves by computing just how large a number it is, so i canreport that it is equivalent to the number of popcorn kernels needed to cover the united states to a depth of ninemiles, or cupfuls of water in the pacific ocean, or soft drink cans that would, evenly stacked, cover the earth to adepth of 200 miles. an equivalent number of american pennies would be enough to make every person on eartha dollar trillionaire. it is a big number.

    driven in large part by developments in chemistry, and yet as an organized science chemistrybarely existed for decades.

    the chemical society of london was not founded until 1841 and didn’t begin to produce aregular journal until 1848, by which time most learned societies in britain—geological,geographical, zoological, horticultural, and linnaean (for naturalists and botanists)—were atleast twenty years old and often much more. the rival institute of chemistry didn’t come intobeing until 1877, a year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becausechemistry was so slow to get organized, news of avogadro’s important breakthrough of 1811didn’t begin to become general until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hemistry congress, in karlsruhe,in 1860.

    because chemists for so long worked in isolation, conventions were slow to emerge. untilwell into the second half of the century, the formula h2o2might mean water to one chemistbut hydrogen peroxide to another. c2h4could signify ethylene or marsh gas. there was hardlya molecule that was uniformly represented everywhere.

    chemists also used a bewildering variety of symbols and abbreviations, often self-invented.

    sweden’s j. j. berzelius brought a much-needed measure of order to matters by decreeing thatthe elements be abbreviated on the basis of their greek or latin names, which is why theabbreviation for iron is fe (from the latin ferrum ) and that for silver is ag (from the latinargentum ). that so many of the other abbreviations accord with their english names (n fornitrogen, o for oxygen, h for hydrogen, and so on) reflects english’s latinate nature, not itsexalted status. to indicate the number of atoms in a molecule, berzelius employed asuperscript notation, as in h2o. later, for no special reason, the fashion became to render thenumber as subscript: h2o.

    despite the occasional tidyings-up, chemistry by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was in something of a mess, which is why everybody was so pleased by the rise toprominence in 1869 of an odd and crazed-looking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st. petersburgnamed dmitri ivanovich mendeleyev.

    mendeleyev (also sometimes spelled mendeleev or mendeléef) was born in 1834 attobolsk, in the far west of siberia, into a well-educated, reasonably prosperous, and verylarge family—so large, in fact, that history has lost track of exactly how many mendeleyevsthere were: some sources say there were fourteen children, some say seventeen. all agree, atany rate, that dmitri was the youngest. luck was not always with the mendeleyevs. whendmitri was small his father, the headmaster of a local school, went blind and his mother hadto go out to work. clearly an extraordinary woman, she eventually became the manager of asuccessful glass factory. all went well until 1848, when the factory burned down and thefamily was reduced to penury. determined to get her youngest child an education, theindomitable mrs. mendeleyev hitchhiked with young dmitri four thousand miles to st.

    petersburg—that’s equivalent to traveling from london to equatorial guinea—and depositedhim at the institute of pedagogy. worn out by her efforts, she died soon after.

    mendeleyev dutifully completed his studies and eventually landed a position at the localuniversity. there he was a competent but not terribly outstanding chemist, known more forhis wild hair and beard, which he had trimmed just once a year, than for his gifts in thelaboratory.

    however, in 1869, at the age of thirty-five, he began to toy with a way to arrange theelements. at the time, elements were normally grouped in two ways—either by atomic weight(using avogadro’s principle) or by common properties (whether they were metals or gases,for instance). mendeleyev’s breakthrough was to see that the two could be combined in asingle table.

    as is often the way in science, the principle had actually been anticipated three yearspreviously by an amateur chemist in england named john newlands. he suggested that whenelements were arranged by weight they appeared to repeat certain properties—in a sense toharmonize—at every eighth place along the scale. slightly unwisely, for this was an ideawhose time had not quite yet come, newlands called it the law of octaves and likened thearrangement to the octaves on a piano keyboard. perhaps there was something in newlands’smanner of presentation, but the idea was considered fundamentally preposterous and widelymocked. at gatherings, droller members of the audience would sometimes ask him if he couldget his elements to play them a little tune. discouraged, newlands gave up pushing the ideaand soon dropped from view altogether.

    mendeleyev used a slightly different approach, placing his elements into groups of seven,but employed fundamentally the same principle. suddenly the idea seemed brilliant andwondrously perceptive. because the properties repeated themselves periodically, the inventionbecame known as the periodic table.

    mendeleyev was said to have been inspired by the card game known as solitaire in northamerica and patience elsewhere, wherein cards are arranged by suit horizontally and bynumber vertically. using a broadly similar concept, he arranged the elements in horizontalrows called periods and vertical columns called groups. this instantly showed one set ofrelationships when read up and down and another when read from side to side. specifically,the vertical columns put together chemicals that have similar properties. thus copper sits ontop of silver and silver sits on top of gold because of their chemical affinities as metals, whilehelium, neon, and argon are in a column made up of gases. (the actual, formal determinant inthe ordering is something called their electron valences, for which you will have to enroll innight classes if you wish an understanding.) the horizontal rows, meanwhile, arrange thechemicals in ascending order by the number of protons in their nuclei—what is known as theiratomic number.

    the structure of atom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protons will come in a following chapter, sofor the moment all that is necessary is to appreciate the organizing principle: hydrogen hasjust one proton, and so it has an atomic number of one and comes first on the chart; uraniumhas ninety-two protons, and so it comes near the end and has an atomic number of ninety-two.

    in this sense, as philip ball has pointed out, chemistry really is just a matter of counting.

    (atomic number, incidentally, is not to be confused with atomic weight, which is the numberof protons plus the number of neutrons in a given element.) there was still a great deal thatwasn’t known or understood. hydrogen is the most common element in the universe, and yetno one would guess as much for another thirty years. helium, the second most abundantelement, had only been found the year before—its existence hadn’t even been suspectedbefore that—and then not on earth but in the sun, where it was found with a spectroscopeduring a solar eclipse, which is why it honors the greek sun god helios. it wouldn’t beisolated until 1895. even so, thanks to mendeleyev’s invention, chemistry was now on a firmfooting.

    for most of us, the periodic table is a thing of beauty in the abstract, but for chemists itestablished an immediate orderliness and clarity that can hardly be overstated. “without adoubt, the periodic table of the chemical elements is the most elegant organizational chartever devised,” wrote robert e. krebs in the history and use of our earth’s chemicalelements, and you can find similar sentiments in virtually every history of chemistry in print.

    today we have “120 or so” known elements—ninety-two naturally occurring ones plus acouple of dozen that have been created in labs. the actual number is slightly contentiousbecause the heavy, synthesized elements exist for only millionths of seconds and chemistssometimes argue over whether they have really been detected or not. in mendeleyev’s dayjust sixty-three elements were known, but part of his cleverness was to realize that theelements as then known didn’t make a complete picture, that many pieces were missing. histable predicted, with pleasing accuracy, where new elements would slot in when they werefound.

    no one knows, incidentally, how high the number of elements might go, though anythingbeyond 168 as an atomic weight is considered “purely speculative,” but what is certain is thatanything that is found will fit neatly into mendeleyev’s great scheme.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eld one last great surprise for chemists. it began in 1896 whenhenri becquerel in paris carelessly left a packet of uranium salts on a wrapped photographicplate in a drawer. when he took the plate out some time later, he was surprised to discoverthat the salts had burned an impression in it, just as if the plate had been exposed to light. thesalts were emitting rays of some sort.

    considering the importance of what he had found, becquerel did a very strange thing: heturned the matter over to a graduate student for investigation. fortunately the student was arecent émigré from poland named marie curie. working with her new husband, pierre, curiefound that certain kinds of rocks poured out constant and extraordinary amounts of energy,yet without diminishing in size or changing in any detectable way. what she and her husbandcouldn’t know—what no one could know until einstein explained things the followingdecade—was that the rocks were converting mass into energy in an exceedingly efficient way.

    marie curie dubbed the effect “radioactivity.” in the process of their work, the curies alsofound two new elements—polonium, which they named after her native country, and radium.

    in 1903 the curies and becquerel were jointly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in physics. (mariecurie would win a second prize, in chemistry, in 1911, the only person to win in bothchemistry and physics.)at mcgill university in montreal the young new zealand–born ernest rutherford becameinterested in the new radioactive materials. with a colleague named frederick soddy hediscovered that immense reserves of energy were bound up in these small amounts of matter,and that the radioactive decay of these reserves could account for most of the earth’s warmth.

    they also discovered that radioactive elements decayed into other elements—that one dayyou had an atom of uranium, say, and the next you had an atom of lead. this was trulyextraordinary. it was alchemy, pure and simple; no one had ever imagined that such a thingcould happen naturally and spontaneously.

    ever the pragmatist, rutherford was the first to see that there could be a valuable practicalapplication in this. he noticed that in any sample of radioactive material, it always took the
    same amount of time for half the sample to decay—the celebrated half-life—and that thissteady, reliable rate of decay could be used as a kind of clock. by calculating backwards fromhow much radiation a material had now and how swiftly it was decaying, you could work outits age. he tested a piece of pitchblende, the principal ore of uranium, and found it to be 700million years old—very much older than the age most people were prepared to grant theearth.

    in the spring of 1904, rutherford traveled to london to give a lecture at the royalinstitution—the august organization founded by count von rumford only 105 years before,though that powdery and periwigged age now seemed a distant eon compared with the roll-your-sleeves-up robustness of the late victorians. rutherford was there to talk about his newdisintegration theory of radioactivity, as part of which he brought out his piece of pitchblende.

    tactfully—for the aging kelvin was present, if not always fully awake—rutherford notedthat kelvin himself had suggested that the discovery of some other source of heat wouldthrow his calculations out. rutherford had found that other source. thanks to radioactivity theearth could be—and self-evidently was—much older than the twenty-four million yearskelvin’s calculations allowed.

    kelvin beamed at rutherford’s respectful presentation, but was in fact unmoved. he neveraccepted the revised figures and to his dying day believed his work on the age of the earth hismost astute and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science—far greater than his work onthermodynamics.

    as  with  most  scientific  revolutions,  rutherford’s new findings were not universallyaccepted. john joly of dublin strenuously insisted well into the 1930s that the earth was nomore than eighty-nine million years old, and was stopped only then by his own death. othersbegan to worry that rutherford had now given them too much time. but even withradiometric dating, as decay measurements became known, it would be decades before we gotwithin a billion years or so of earth’s actual age. science was on the right track, but still wayout.

    kelvin died in 1907. that year also saw the death of dmitri mendeleyev. like kelvin, hisproductive work was far behind him, but his declining years were notably less serene. as heaged, mendeleyev became increasingly eccentric—he refused to acknowledge the existenceof radiation or the electron or anything else much that was new—and difficult. his finaldecades were spent mostly storming out of labs and lecture halls all across europe. in 1955,element 101 was named mendelevium in his honor. “appropriately,” notes paul strathern, “itis an unstable element.”

    radiation, of course, went on and on, literally and in ways nobody expected. in the early1900s pierre curie began to experience clear signs of radiation sickness—notably dull achesin his bones and chronic feelings of malaise—which doubtless would have progressedunpleasantly. we shall never know for certain because in 1906 he was fatally run over by acarriage while crossing a paris street.

    marie curie spent the rest of her life working with distinction in the field, helping to foundthe celebrated radium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in 1914. despite her two nobelprizes, she was never elected to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in large part because after the deathof pierre she conducted an affair with a married physicist that was sufficiently indiscreet toscandalize even the french—or at least the old men who ran the academy, which is perhapsanother matter.

    for a long time it was assumed that anything so miraculously energetic as radioactivitymust be beneficial. for years, manufacturers of toothpaste and laxatives put radioactivethorium in their products, and at least until the late 1920s the glen springs hotel in the fingerlakes region of new york (and doubtless others as well) featured with pride the therapeuticeffects of its “radioactive mineral springs.” radioactivity wasn’t banned in consumerproducts until 1938. by this time it was much too late for madame curie, who died ofleukemia in 1934. radiation, in fact, is so pernicious and long lasting that even now herpapers from the 1890s—even her cookbooks—are too dangerous to handle. her lab books arekept in lead-lined boxes, and those who wish to see them must don protective clothing.

    thanks to the devoted and unwittingly high-risk work of the first atomic scientists, by the early yea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it was becoming clear that earth was unquestionably venerable, though another half century of science would have to be done before anyone could confidently say quite how venerable. science, meanwhile, was about to get a new age of it sown—the atomic one.

  • Edward Gibbon《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LXIX-LXXI

    Chapter LXIX: State Of Rome From The Twelfth Century.

    Part I. State Of Rome From The Twelfth Century. – Temporal Dominion Of The Popes. – Seditions Of The City. – Political Heresy Of Arnold Of Brescia. – Restoration Of The Republic. – The Senators. – Pride Of The Romans. – Their Wars. – They Are Deprived Of The Election And Presence Of The Popes, Who Retire To Avignon. – The Jubilee. – Noble Families Of Rome. – Feud Of The Colonna And Ursini.

    In the first ages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our eye is invariably fixed on the royal city, which had given laws to the fairest portion of the globe. We contemplate her fortunes, at first with admiration, at length with pity, always with attention, and when that attention is diverted from the capital to the provinces, they are considered as so many branches which have been successively severed from the Imperial trunk. The foundation of a second Rome, on the shores of the Bosphorus, has compelled the historian to follow the successors of Constantine; and our curiosity has been tempted to visit the most remote countries of Europe and Asia, to explore the causes and the authors of the long decay of the Byzantine monarchy. By the conquest of Justinian, we have been recalled to the banks of the Tyber, to the deliverance of the ancient metropolis; but that deliverance was a change, or perhaps an aggravation, of servitude. Rome had been already stripped of her trophies, her gods, and her Caesars; nor was the Gothic dominion more inglorious and oppressive than the tyranny of the Greeks. In the eighth century of the Christian aera, a religious quarrel, the worship of images, provoked the Romans to assert their independence: their bishop became the temporal, as well as the spiritual, father of a free people; and of the Western empire, which was restored by Charlemagne, the title and image still decorate the singular constitution of modern Germany. The name of Rome must yet command our involuntary respect: the climate (whatsoever may be its influence) was no longer the same: ^1 the purity of blood had been contaminated through a thousand channels; but the venerable aspect of her ruins, and the memory of past greatness, rekindled a spark of the national character. The darkness of the middle ages exhibits some scenes not unworthy of our notice. Nor shall I dismiss the present work till I have reviewed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s of the Roman City, which acquiesced under the absolute dominion of the popes, about the same time that Constantinople was enslaved by the Turkish arms.

    [Footnote 1: The abbe Dubos, who, with less genius than his successor Montesquieu, has asserted and magnified the influence of climate, objects to himself the degeneracy of the Romans and Batavians. To the first of these examples he replies, 1. That the change is less real than apparent, and that the modern Romans prudently conceal in themselves the virtues of their ancestors. 2. That the air, the soil, and the climate of Rome have suffered a great and visible alteration, (Reflexions sur la Poesie et sur la Peinture, part ii. sect. 16.)

    Note: This question is discussed at considerable length in Dr. Arnold’s History of Rome, ch. xxiii. See likewise Bunsen’s Dissertation on the Aria Cattiva Roms Beschreibung, pp. 82, 108. – M.]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lfth century, ^2 the aera of the first crusade, Rome was revered by the Latins, as the metropolis of the world, as the throne of the pope and the emperor, who, from the eternal city, derived their title, their honors, and the right or exercise of temporal dominion. After so long an interruption, it may not be useless to repeat that the successors of Charlemagne and the Othos were chosen beyond the Rhine in a national diet; but that these princes were content with the humble names of kings of Germany and Italy, till they had passed the Alps and the Apennine, to seek their Imperial crown on the banks of the Tyber. ^3 At some distance from the city, their approach was saluted by a long procession of the clergy and people with palms and crosses; and the terrific emblems of wolves and lions, of dragons and eagles, that floated in the military banners, represented the departed legions and cohorts of the republic. The royal path to maintain the liberties of Rome was thrice reiterated, at the bridge, the gate, and on the stairs of the Vatica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a customary donative feebly imitated the magnificence of the first Caesars. In the church of St. Peter, the coronation was performed by his successor: the voice of God was confounded with that of the people; and the public consent was declared in the acclamations of “Long life and victory to our lord the pope! long life and victory to our lord the emperor! long life and victory to the Roman and Teutonic armies!” ^4 The names of Caesar and Augustus, the laws of Constantine and Justinian, the example of Charlemagne and Otho, established the supreme dominion of the emperors: their title and image was engraved on the papal coins; ^5 and their jurisdiction was marked by the sword of justice, which they delivered to the praefect of the city. But every Roman prejudice was awakened by the name, the language, and the manners, of a Barbarian lord. The Caesars of Saxony or Franconia were the chiefs of a feudal aristocracy; nor could they exercise the discipline of civil and military power, which alone secures the obedience of a distant people, impatient of servitude, though perhaps incapable of freedom. Once, and once only, in his life, each emperor, with an army of Teutonic vassals, descended from the Alps. I have described the peaceful order of his entry and coronation; but that order was commonly disturbed by the clamor and sedition of the Romans, who encountered their sovereign as a foreign invader: his departure was always speedy, and often shameful; and, in the absence of a long reign, his authority was insulted, and his name was forgotten. The progress of independence in Germany and Italy undermined the foundations of the Imperial sovereignty, and the triumph of the popes was the deliverance of Rome.

    [Footnote 2: The reader has been so long absent from Rome, that I would advise him to recollect or review the xlixth chapter of this History.] [Footnote 3: The coronation of the German emperors at Rome, more especially in the xith century, is best represented from the original monuments by Muratori (Antiquitat. Italiae Medii Aevi, tom. i. dissertat. ii. p. 99, &c.) and Cenni, (Monument. Domin. Pontif. tom. ii. diss. vi. p. 261,) the latter of whom I only know from the copious extract of Schmidt, (Hist. des Allemands tom. iii. p. 255 – 266.)]

    [Footnote 4: Exercitui Romano et Teutonico! The latter was both seen and felt; but the former was no more than magni nominis umbra.] [Footnote 5: Muratori has given the series of the papal coins, (Antiquitat. tom. ii. diss. xxvii. p. 548 – 554.) He finds only two more early than the year 800: fifty are still extant from Leo III. to Leo IX., with the addition of the reigning emperor none remain of Gregory VII. or Urban II.; but in those of Paschal II. he seems to have renounced this badge of dependence.]

    Of her two sovereigns, the emperor had precariously reigned

    by the right of conquest; but the authority of the pope was founded on the soft, though more solid, basis of opinion and habit. The removal of a foreign influence restored and endeared the shepherd to his flock. Instead of the arbitrary or venal nomination of a German court, the vicar of Christ was freely chosen by the college of cardinals, most of whom were either natives or inhabitants of the city. The applause of the magistrates and people confirmed his election, and the ecclesiastical power that was obeyed in Sweden and Britain had been ultimately derived from the suffrage of the Romans. The same suffrage gave a prince, as well as a pontiff, to the capital. It was universally believed, that Constantine had invested the popes with the temporal dominion of Rome; and the boldest civilians, the most profane skeptics, were satisfied with disputing the right of the emperor and the validity of his gift. The truth of the fact, the authenticity of his donation, was deeply rooted in the ignorance and tradition of four centuries; and the fabulous origin was lost in the real and permanent effects. The name of Dominus or Lord was inscribed on the coin of the bishops: their title was acknowledged by acclamations and oaths of allegiance, and with the free, or reluctant, consent of the German Caesars, they had long exercised a supreme or subordinate jurisdiction over the city and patrimony of St. Peter. The reign of the popes, which gratified the prejudices, was not incompatible with the liberties, of Rome; and a more critical inquiry would have revealed a still nobler source of their power; the gratitude of a nation, whom they had rescued from the heresy and oppression of the Greek tyrant. In an age of superstition, it should seem that the union of the royal and sacerdotal characters would mutually fortify each other; and that the keys of Paradise would be the surest pledge of earthly obedience. The sanctity of the office might indeed be degraded by the personal vices of the man. But the scandals of the tenth century were obliterated by the austere and more dangerous virtues of Gregory the Seventh and his successors; and in the ambitious contests which they maintained for the rights of the church, their sufferings or their success must equally tend to increase the popular veneration. They sometimes wandered in poverty and exile, the victims of persecution; and the apostolic zeal with which they offered themselves to martyrdom must engage the favor and sympathy of every Catholic breast. And sometimes, thundering from the Vatican, they created, judged, and deposed the kings of the world; nor could the proudest Roman be disgraced by submitting to a priest, whose feet were kissed, and whose stirrup was held, by the successors of Charlemagne. ^6 Even the temporal interest of the city should have protected in peace and honor the residence of the popes; from whence a vain and lazy people derived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ir subsistence and riches.

    The fixed revenue of the popes was probably impaired; many of the old patrimonial estates, both in Italy and the provinces, had been invaded by sacrilegious hands; nor could the loss be compensated by the claim, rather than the possession, of the more ample gifts of Pepin and his descendants. But the Vatican and Capitol were nourished by the incessant and increasing swarms of pilgrims and suppliants: the pale of Christianity was enlarged, and the pope and cardinals were overwhelmed by the judgment of ecclesiastical and secular causes. A new jurisprudence had established in the Latin church the right and practice of appeals; ^7 and from the North and West the bishops and abbots were invited or summoned to solicit, to complain, to accuse, or to justify, before the threshold of the apostles. A rare prodigy is once recorded, that two horses, belonging to the archbishops of Mentz and Cologne, repassed the Alps, yet laden with gold and silver: ^8 but it was soon understood, that the success, both of the pilgrims and clients, depended much less on the justice of their cause than on the value of their offering. The wealth and piety of these strangers were ostentatiously displayed; and their expenses, sacred or profane, circulated in various channels for the emolument of the Romans.

    [Footnote 6: See Ducange, Gloss. mediae et infimae Latinitat. tom. vi. p. 364, 365, Staffa. This homage was paid by kings to archbishops, and by vassals to their lords, (Schmidt, tom. iii. p. 262;) and it was the nicest policy of Rome to confound the marks of filial and of feudal subjection]

    [Footnote 7: The appeals from all the churches to the Roman pontiff are deplored by the zeal of St. Bernard (de Consideratione, l. iii. tom. ii. p. 431 – 442, edit. Mabillon, Venet. 1750) and the judgment of Fleury, (Discours sur l’Hist. Ecclesiastique, iv. et vii.) But the saint, who believed in the false decretals condemns only the abuse of these appeals; the more enlightened historian investigates the origin, and rejects the principles, of this new jurisprudence.]

    [Footnote 8: Germanici . . . . summarii non levatis sarcinis onusti nihilominus repatriant inviti. Nova res! quando hactenus aurum Roma refudit? Et nunc Romanorum consilio id usurpatum non credimus, (Bernard, de Consideratione, l. iii. c. 3, p. 437.) The first words of the passage are obscure, and probably corrupt.]

    Such powerful motives should have firmly attached the voluntary and pious obedience of the Roman people to their spiritual and temporal father. But the operation of prejudice and interest is often disturbed by the sallies of ungovernable passion. The Indian who fells the tree, that he may gather the fruit, ^9 and the Arab who plunders the caravans of commerce, are actuated by the same impulse of savage nature, which overlooks the future in the present, and relinquishes for momentary rapine the long and secure possession of the most important blessings. And it was thus, that the shrine of St. Peter was profaned by the thoughtless Romans; who pillaged the offerings, and wounded the pilgrims, without computing the number and value of similar visits, which they prevented by their inhospitable sacrilege. Even the influence of superstition is fluctuating and precarious; and the slave, whose reason is subdued, will often be delivered by his avarice or pride. A credulous devotion for the fables and oracles of the priesthood most powerfully acts on the mind of a Barbarian; yet such a mind is the least capable of preferring imagination to sense, of sacrificing to a distant motive, to an invisible, perhaps an ideal, object, the appetites and interests of the present world. In the vigor of health and youth, his practice will perpetually contradict his belief; till the pressure of age, or sickness, or calamity, awakens his terrors, and compels him to satisfy the double debt of piety and remorse. I have already observed, that the modern times of religious indifference are the most favorable to the peace and security of the clergy. Under the reign of superstition, they had much to hope from the ignorance, and much to fear from the violence, of mankind. The wealth, whose constant increase must have rendered them the sole proprietors of the earth, was alternately bestowed by the repentant father and plundered by the rapacious son: their persons were adored or violated; and the same idol, by the hands of the same votaries, was placed on the altar, or trampled in the dust. In the feudal system of Europe, arms were the title of distinction and the measure of allegiance; and amidst their tumult, the still voice of law and reason was seldom heard or obeyed. The turbulent Romans disdained the yoke, and insulted the impotence, of their bishop: ^10 nor would his education or character allow him to exercise, with decency or effect, the power of the sword. The motives of his election and the frailties of his life were exposed to their familiar observation; and proximity must diminish the reverence which his name and his decrees impressed on a barbarous world. This difference has not escaped the notice of our philosophic historian: “Though the name and authority of the court of Rome were so terrible in the remote countries of Europe, which were sunk in profound ignorance, and were entirely unacquainted with its character and conduct, the pope was so little revered at home, that his inveterate enemies surrounded the gates of Rome itself, and even controlled his government in that city; and the ambassadors, who, from a distant extremity of Europe, carried to him the humble, or rather abject, submissions of the greatest potentate of the age, found the utmost difficulty to make their way to him, and to throw themselves at his feet.” ^11

    [Footnote 9: Quand les sauvages de la Louisiane veulent avoir du fruit, ils coupent l’arbre au pied et cueillent le fruit. Voila le gouvernement despotique, (Esprit des Loix, l. v. c. 13;) and passion and ignorance are always despotic.]

    [Footnote 10: In a free conversation with his countryman Adrian IV., John of Salisbury accuses the avarice of the pope and clergy: Provinciarum diripiunt spolia, ac si thesauros Croesi studeant reparare. Sed recte cum eis agit Altissimus, quoniam et ipsi aliis et saepe vilissimis hominibus dati sunt in direptionem, (de Nugis Curialium, l. vi. c. 24, p. 387.) In the next page, he blames the rashness and infidelity of the Romans, whom their bishops vainly strove to conciliate by gifts, instead of virtues. It is pity that this miscellaneous writer has not given us less morality and erudition, and more pictures of himself and the times.]

    [Footnote 11: Hume’s History of England, vol. i. p. 419. The same writer has given us, from Fitz-Stephen, a singular act of cruelty perpetrated on the clergy by Geoffrey, the father of Henry II. “When he was master of Normandy, the chapter of Seez presumed, without his consent, to proceed to the election of a bishop: upon which he ordered all of them, with the bishop elect, to be castrated, and made all their testicles be brought him in a platter.” Of the pain and danger they might justly complain; yet since they had vowed chastity he deprived them of a superfluous treasure.]

    Since the primitive times, the wealth of the popes was exposed to envy, their powers to opposition, and their persons to violence. But the long hostility of the mitre and the crown increased the numbers, and inflamed the passions, of their enemies. The deadly factions of the Guelphs and Ghibelines, so fatal to Italy, could never be embraced with truth or constancy by the Romans, the subjects and adversaries both of the bishop and emperor; but their support was solicited by both parties, and they alternately displayed in their banners the keys of St. Peter and the German eagle. Gregory the Seventh, who may be adored or detested as the founder of the papal monarchy, was driven from Rome, and died in exile at Salerno. Six- and-thirty of his successors, ^12 till their retreat to Avignon, maintained an unequal contest with the Romans: their age and dignity were often violated; and the churches, in the solemn rites of religion, were polluted with sedition and murder. A repetition ^13 of such capricious brutality, without connection or design, would be tedious and disgusting; and I shall content myself with some events of the twelfth century, which represent the state of the popes and the city. On Holy Thursday, while Paschal officiated before the altar, he was interrupted by the clamors of the multitude, who imperiously demanded the confirmation of a favorite magistrate. His silence exasperated their fury; his pious refusal to mingle the affairs of earth and heaven was encountered with menaces, and oaths, that he should be the cause and the witness of the public ruin. During the festival of Easter, while the bishop and the clergy, barefooted and in procession, visited the tombs of the martyrs, they were twice assaulted, at the bridge of St. Angelo, and before the Capitol, with volleys of stones and darts. The houses of his adherents were levelled with the ground: Paschal escaped with difficulty and danger; he levied an army in the patrimony of St. Peter; and his last days were embittered by suffering and inflicting the calamities of civil war. The scenes that followed the election of his successor Gelasius the Second were still more scandalous to the church and city. Cencio Frangipani, ^14 a potent and factious baron, burst into the assembly furious and in arms: the cardinals were stripped, beaten, and trampled under foot; and he seized, without pity or respect, the vicar of Christ by the throat. Gelasius was dragged by the hair along the ground, buffeted with blows, wounded with spurs, and bound with an iron chain in the house of his brutal tyrant. An insurrection of the people delivered their bishop: the rival families opposed the violence of the Frangipani; and Cencio, who sued for pardon, repented of the failure, rather than of the guilt, of his enterprise. Not many days had elapsed, when the pope was again assaulted at the altar. While his friends and enemies were engaged in a bloody contest, he escaped in his sacerdotal garments. In this unworthy flight, which excited the compassion of the Roman matrons, his attendants were scattered or unhorsed; and, in the fields behind the church of St. Peter, his successor was found alone and half dead with fear and fatigue. Shaking the dust from his feet, the apostle withdrew from a city in which his dignity was insulted and his person was endangered; and the vanity of sacerdotal ambition is revealed in the involuntary confession, that one emperor was more tolerable than twenty. ^15 These examples might suffice; but I cannot forget the sufferings of two pontiffs of the same age, the second and third of the name of Lucius. The former, as he ascended in battle array to assault the Capitol, was struck on the temple by a stone, and expired in a few days. The latter was severely wounded in the person of his servants. In a civil commotion, several of his priests had been made prisoners; and the inhuman Romans, reserving one as a guide for his brethren, put out their eyes, crowned them with ludicrous mitres, mounted them on asses with their faces towards the tail, and extorted an oath, that, in this wretched condition, they should offer themselves as a lesson to the head of the church. Hope or fear, lassitude or remorse, the characters of the men, and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times, might sometimes obtain an interval of peace and obedience; and the pope was restored with joyful acclamations to the Lateran or Vatican, from whence he had been driven with threats and violence. But the root of mischief was deep and perennial; and a momentary calm was preceded and followed by such tempests as had almost sunk the bark of St. Peter. Rome continually presented the aspect of war and discord: the churches and palaces were fortified and assaulted by the factions and families; and, after giving peace to Europe, Calistus the Second alone had resolution and power to prohibit the use of private arms in the metropolis. Among the nations who revered the apostolic throne, the tumults of Rome provoked a general indignation; and in a letter to his disciple Eugenius the Third, St. Bernard, with the sharpness of his wit and zeal, has stigmatized the vices of the rebellious people. ^16 “Who is ignorant,” says the monk of Clairvaux, “of the vanity and arrogance of the Romans? a nation nursed in sedition, untractable, and scorning to obey, unless they are too feeble to resist. When they promise to serve, they aspire to reign; if they swear allegiance, they watch the opportunity of revolt; yet they vent their discontent in loud clamors, if your doors, or your counsels, are shut against them. Dexterous in mischief, they have never learned the science of doing good. Odious to earth and heaven, impious to God, seditious among themselves, jealous of their neighbors, inhuman to strangers, they love no one, by no one are they beloved; and while they wish to inspire fear, they live in base and continual apprehension. They will not submit; they know not how to govern faithless to their superiors, intolerable to their equals, ungrateful to their benefactors, and alike impudent in their demands and their refusals. Lofty in promise, poor in execution; adulation and calumny, perfidy and treason, are the familiar arts of their policy.” Surely this dark portrait is not colored by the pencil of Christian charity; ^17 yet the features, however harsh or ugly, express a lively resemblance of the Roman of the twelfth century. ^18 [Footnote 12: From Leo IX. and Gregory VII. an authentic and contemporary series of the lives of the popes by the cardinal of Arragon, Pandulphus Pisanus, Bernard Guido, &c., is inserted in the Italian Historians of Muratori, (tom. iii. P. i. p. 277 – 685,) and has been always before my eyes.] [Footnote 13: The dates of years int he in the contents may throughout his this chapter be understood as tacit references to the Annals of Muratori, my ordinary and excellent guide. He uses, and indeed quotes, with the freedom of a master, his great collection of the Italian Historians, in xxviii. volumes; and as that treasure is in my library, I have thought it an amusement, if not a duty, to consult the originals.]

    [Footnote 14: I cannot refrain from transcribing the high-colored words of Pandulphus Pisanus, (p. 384.) Hoc audiens inimicus pacis atque turbator jam fatus Centius Frajapane, more draconis immanissimi sibilans, et ab imis pectoribus trahens longa suspiria, accinctus retro gladio sine more cucurrit, valvas ac fores confregit. Ecclesiam furibundus introiit, inde custode remoto papam per gulam accepit, distraxit pugnis calcibusque percussit, et tanquam brutum animal intra limen ecclesiae acriter calcaribus cruentavit; et latro tantum dominum per capillos et brachia, Jesu bono interim dormiente, detraxit, ad domum usque deduxit, inibi catenavit et inclusit.]

    [Footnote 15: Ego coram Deo et Ecclesia dico, si unquam possibile esset, mallem unum imperatorem quam tot dominos, (Vit. Gelas. II. p. 398.)] [Footnote 16: Quid tam notum seculis quam protervia et cervicositas Romanorum? Gens insueta paci, tumultui assueta, gens immitis et intractabilis usque adhuc, subdi nescia, nisi cum non valet resistere, (de Considerat. l. iv. c. 2, p. 441.) The saint takes breath, and then begins again: Hi, invisi terrae et coelo, utrique injecere manus, &c., (p. 443.)]

    [Footnote 17: As a Roman citizen, Petrarch takes leave to observe, that Bernard, though a saint, was a man; that he might be provoked by resentment, and possibly repent of his hasty passion, &c. (Memoires sur la Vie de Petrarque, tom. i. p. 330.)]

    [Footnote 18: Baronius, in his index to the xiith volume of his Annals, has found a fair and easy excuse. He makes two heads, of Romani Catholici and Schismatici: to the former he applies all the good, to the latter all the evil, that is told of the city.]

    The Jews had rejected the Christ when he appeared among them in a plebeian character; and the Romans might plead their ignorance of his vicar when he assumed the pomp and pride of a temporal sovereign. In the busy age of the crusades, some sparks of curiosity and reason were rekindled in the Western world: the heresy of Bulgaria, the Paulician sect, was successfully transplanted into the soil of Italy and France; the Gnostic visions were mingled with the simplicity of the gospel; and the enemies of the clergy reconciled their passions with their conscience, the desire of freedom with the profession of piety. ^19 The trumpet of Roman liberty was first sounded by Arnold of Brescia, ^20 whose promotion in the church was confined to the lowest rank, and who wore the monastic habit rather as a garb of poverty than as a uniform of obedience. His adversaries could not deny the wit and eloquence which they severely felt; they confess with reluctance the specious purity of his morals; and his errors were recommended to the public by a mixture of important and beneficial truths. In his theological studies, he had been the disciple of the famous and unfortunate Abelard, ^21 who was likewise involved in the suspicion of heresy: but the lover of Eloisa was of a soft and flexible nature; and his ecclesiastic judges were edified and disarmed by the humility of his repentance. From this master, Arnold most probably imbibed some metaphysical definitions of the Trinity, repugnant to the taste of the times: his ideas of baptism and the eucharist are loosely censured; but a political heresy was the source of his fame and misfortunes. He presumed to quote the declaration of Christ, that his kingdom is not of this world: he boldly maintained, that the sword and the sceptre were intrusted to the civil magistrate; that temporal honors and possessions were lawfully vested in secular persons; that the abbots, the bishops, and the pope himself, must renounce either their state or their salvation; and that after the loss of their revenues, the voluntary tithes and oblations of the faithful would suffice, not indeed for luxury and avarice, but for a frugal life in the exercise of spiritual labors. During a short time, the preacher was revered as a patriot; and the discontent, or revolt, of Brescia against her bishop, was the first fruits of his dangerous lessons. But the favor of the people is less permanent than the resentment of the priest; and after the heresy of Arnold had been condemned by Innocent the Second, ^22 in the general council of the Lateran, the magistrates themselves were urged by prejudice and fear to execute the sentence of the church. Italy could no longer afford a refuge; and the disciple of Abelard escaped beyond the Alps, till he found a safe and hospitable shelter in Zurich, now the first of the Swiss cantons. From a Roman station, ^23 a royal villa, a chapter of noble virgins, Zurich had gradually increased to a free and flourishing city; where the appeals of the Milanese were sometimes tried by the Imperial commissaries. ^24 In an age less ripe for reformation, the precursor of Zuinglius was heard with applause: a brave and simple people imbibed, and long retained, the color of his opinions; and his art, or merit, seduced the bishop of Constance, and even the pope’s legate, who forgot, for his sake, the interest of their master and their order. Their tardy zeal was quickened by the fierce exhortations of St. Bernard; ^25 and the enemy of the church was driven by persecution to the desperate measures of erecting his standard in Rome itself, in the face of the successor of St. Peter.

    [Footnote 19: The heresies of the xiith century may be found in Mosheim, (Institut. Hist. Eccles. p. 419 – 427,) who entertains a favorable opinion of Arnold of Brescia. In the vth volume I have described the sect of the Paulicians, and followed their migration from Armenia to Thrace and Bulgaria, Italy and France.]

    [Footnote 20: The original pictures of Arnold of Brescia are drawn by Otho, bishop of Frisingen, (Chron. l. vii. c. 31, de Gestis Frederici I. l. i. c. 27, l. ii. c. 21,) and in the iiid book of the Ligurinus, a poem of Gunthur, who flourished A.D. 1200, in the monastery of Paris near Basil, (Fabric. Bibliot. Latin. Med. et Infimae Aetatis, tom. iii. p. 174, 175.) The long passage that relates to Arnold is produced by Guilliman, (de Rebus Helveticis, l. iii. c. 5, p. 108.)

    Note: Compare Franke, Arnold von Brescia und seine Zeit.

    Zarich, 1828 – M.]

    [Footnote 21: The wicked wit of Bayle was amused in composing, with much levity and learning, the articles of Abelard, Foulkes, Heloise, in his Dictionnaire Critique. The dispute of Abelard and St. Bernard, of scholastic and positive divinity, is well understood by Mosheim, (Institut. Hist. Eccles. p. 412 – 415.)]

    [Footnote 22: – Damnatus ab illo Praesule,

    qui numeros vetitum contingere nostros Nomen ad innocua ducit laudabile

    vita. We may applaud the dexterity and correctness of Ligurinus, who turns the unpoetical name of Innocent II. into a compliment.]

    [Footnote 23: A Roman inscription of Statio Turicensis has been found at Zurich, (D’Anville, Notice de l’ancienne Gaul, p. 642 – 644;) but it is without sufficient warrant, that the city

    and canton have usurped, and even monopolized, the names of Tigurum and Pagus Tigurinus.]

    [Footnote 24: Guilliman (de Rebus Helveticis, l. iii. c. 5, p. 106) recapitulates the donation (A.D. 833) of the emperor Lewis the Pious to his daughter the abbess Hildegardis. Curtim nostram Turegum in ducatu Alamanniae in pago Durgaugensi, with villages, woods, meadows, waters, slaves, churches, &c.; a noble gift. Charles the Bald gave the jus monetae, the city was walled under Otho I., and the line of the bishop of Frisingen,

    Nobile Turegum multarum copia rerum,

    is repeated with pleasure by the antiquaries of Zurich.]

    [Footnote 25: Bernard, Epistol. cxcv. tom. i. p. 187 – 190. Amidst his invectives he drops a precious acknowledgment, qui, utinam quam sanae esset doctrinae quam districtae est vitae. He owns that Arnold would be a valuable acquisition for the church.]

    Part III.

    While they expected the descent of the tardy angel, the doors were broken with axes; and as the Turks encountered no resistance, their bloodless hands were employed in selecting and securing the multitude of their prisoners. Youth, beauty, and the appearance of wealth, attracted their choice; and the right of property was decided among themselves by a prior seizure, by personal strength, and by the authority of command. In the space of an hour, the male captives were bound with cords, the females with their veils and girdles. The senators were linked with their slaves; the prelates, with the porters of the church; and young men of the plebeian class, with noble maids, whose faces had been invisible to the sun and their nearest kindred. In this common captivity, the ranks of society were confounded; the ties of nature were cut asunder; and the inexorable soldier was careless of the father’s groans, the tears of the mother, and the lamentations of the children. The loudest in their wailings were the nuns, who were torn from the altar with naked bosoms, outstretched hands, and dishevelled hair; and we should piously believe that few could be tempted to prefer the vigils of the harem to those of the monastery. Of these unfortunate Greeks, of these domestic animals, whole strings were rudely driven through the streets; and as the conquerors were eager to return for more prey, their trembling pace was quickened with menaces and blows. At the same hour, a similar rapine was exercised in all the churches and monasteries, in all the palaces and habitations, of the capital; nor could any place, however sacred or sequestered, protect the persons or the property of the Greeks. Above sixty thousand of this devoted people were transported from the city to the camp and fleet; exchanged or sold according to the caprice or interest of their masters, and dispersed in remote servitude through the provinces of the Ottoman empire. Among these we may notice some remarkable characters. The historian Phranza, first chamberlain and principal secretary, was involved with his family in the common lot. After suffering four months the hardships of slavery, he recovered his freedom: in the ensuing winter he ventured to Adrianople, and ransomed his wife from the mir bashi, or master of the horse; but his two children, in the flower of youth and beauty, had been seized for the use of Mahomet himself.

    The daughter of Phranza died in the seraglio, perhaps a virgin: his son, in the fifteenth year of his age, preferred death to infamy, and was stabbed by the hand of the royal lover. ^66 A deed thus inhuman cannot surely be expiated by the taste and liberality with which he released a Grecian matron and her two daughters, on receiving a Latin doe From ode from Philelphus, who had chosen a wife in that noble family. ^67 The pride or cruelty of Mahomet would have been most sensibly gratified by the capture of a Roman legate; but the dexterity of Cardinal Isidore eluded the search, and he escaped from Galata in a plebeian habit. ^68 The chain and entrance of the outward harbor was still occupied by the Italian ships of merchandise and war. They had signalized their valor in the siege: they embraced the moment of retreat, while the Turkish mariners were dissipated in the pillage of the city. When they hoisted sail, the beach was covered with a suppliant and lamentable crowd; but the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were scanty: the Venetians and Genoese selected their countrymen; and, notwithstanding the fairest promises of the sultan, the inhabitants of Galata evacuated their houses, and embarked with their most precious effects.

    [Footnote 66: See Phranza, l. iii. c. 20, 21. His expressions are positive: Ameras sua manu jugulavit . . . . volebat enim eo turpiter et nefarie abuti. Me miserum et infelicem! Yet he could only learn from report the bloody or impure scenes that were acted in the dark recesses of the seraglio.] [Footnote 67: See Tiraboschi (tom. vi. P. i. p. 290) and Lancelot, (Mem. de l’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 tom. x. p. 718.) I should be curious to learn how he could praise the public enemy, whom he so often reviles as the most corrupt and inhuman of tyrants.]

    [Footnote 68: The commentaries of Pius II. suppose that he craftily placed his cardinal’s hat on the head of a corpse which was cut off and exposed in triumph, while the legate himself was bought and delivered as a captive of no value. The great Belgic Chronicle adorns his escape with new adventures, which he suppressed (says Spondanus, A.D. 1453, No. 15) in his own letters, lest he should lose the merit and reward of suffering for Christ.

    Note: He was sold as a slave in Galata, according to Von Hammer, p. 175. See the somewhat vague and declamatory letter of Cardinal Isidore, in the appendix to Clarke’s Travels, vol. ii. p. 653. – M.]

    In the fall and the sack of great cities, an historian is condemned to repeat the tale of uniform calamity: the same effects must be produced by the same passions; and when those passions may be indulged without control, small, alas!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ivilized and savage man. Amidst the vague exclamations of bigotry and hatred, the Turks are not accused of a wanton or immoderate effusion of Christian blood: but according to their maxims, (the maxims of antiquity,) the lives of the vanquished were forfeited; and the legitimate reward of the conqueror was derived from the service, the sale, or the ransom, of his captives of both sexes. ^69 The wealth of Constantinople had been granted by the sultan to his victorious troops; and the rapine of an hour is more productive than the industry of years. But as no regular division was attempted of the spoil, the respective shares were not determined by merit; and the rewards of valor were stolen away by the followers of the camp, who had declined the toil and danger of the battle. The narrative of their depredations could not afford either amusement or instruction: the total amount, in the last poverty of the empire, has been valued at four millions of ducats; ^70 and of this sum a small part was the property of the Venetians, the Genoese, the Florentines, and the merchants of Ancona. Of these foreigners, the stock was improved in quick and perpetual circulation: but the riches of the Greeks were displayed in the idle ostentation of palaces and wardrobes, or deeply buried in treasures of ingots and old coin, lest it should be demanded at their hands for the defence of their country. The profanation and plunder of the monasteries and churches excited the most tragic complaints. The dome of St. Sophia itself, the earthly heaven, the second firmament, the vehicle of the cherubim, the throne of the glory of God, ^71 was despoiled of the oblation of ages; and the gold and silver, the pearls and jewels, the vases and sacerdotal ornaments, were most wickedly converted to the service of mankind. After the divine images had been stripped of all that could be valuable to a profane eye, the canvas, or the wood, was torn, or broken, or burnt, or trod under foot, or applied, in the stables or the kitchen, to the vilest uses. The example of sacrilege was imitated, however, from the Latin conquerors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treatment which Christ, the Virgin, and the saints, had sustained from the guilty Catholic, might be inflicted by the zealous Mussulman on the monuments of idolatry. Perhaps, instead of joining the public clamor, a philosopher will observe, that in the decline of the arts the workmanship could not be more valuable than the work, and that a fresh supply of visions and miracles would speedily be renewed by the craft of the priests and the credulity of the people. He will more seriously deplore the loss of the Byzantine libraries, which were destroyed or scattered in the general confusion: one hundred and twenty thousand manuscripts are said to have disappeared; ^72 ten volumes might be purchased for a single ducat; and the same ignominious price, too high perhaps for a shelf of theology, included the whole works of Aristotle and Homer, the noblest productions of the science and literature of ancient Greece. We may reflect with pleasure that an inestimable portion of our classic treasures was safely deposited in Italy; and that the mechanics of a German town had invented an art which derides the havoc of time and barbarism. [Footnote 69: Busbequius expatiates with pleasure and applause on the rights of war, and the use of slavery, among the ancients and the Turks, (de Legat. Turcica, epist. iii. p. 161.)]

    [Footnote 70: This sum is specified in a marginal note of Leunclavius, (Chalcondyles, l. viii. p. 211,) but in the distribution to Venice, Genoa, Florence, and Ancona, of 50, 20, and 15,000 ducats, I suspect that a figure has been dropped. Even with the restitution, the foreign property would scarcely exceed one fourth.]

    [Footnote 71: See the enthusiastic praises and lamentations of Phranza, (l. iii. c. 17.)]

    [Footnote 72: See Ducas, (c. 43,) and an epistle, July 15th, 1453, from Laurus Quirinus to Pope Nicholas V., (Hody de Graecis, p. 192, from a MS. in the Cotton library.)]

    From the first hour ^73 of the memorable twenty-ninth of May, disorder and rapine prevailed in Constantinople, till the eighth hour of the same day; when the sultan himself passed in triumph through the gate of St. Romanus. He was attended by his viziers, bashaws, and guards, each of whom (says a Byzantine historian) was robust as Hercules, dexterous as Apollo, and equal in battle to any ten of the race of ordinary mortals. The conqueror ^74 gazed with satisfaction and wonder on the strange, though splendid, appearance of the domes and palaces, so dissimilar from the style of Oriental architecture. In the hippodrome, or atmeidan, his eye was attracted by the twisted column of the three serpents; and, as a trial of his strength, he shattered with his iron mace or battle-axe the under jaw of one of these monsters, ^75 which in the eyes of the Turks were the idols or talismans of the city. ^* At the principal door of St. Sophia, he alighted from his horse, and entered the dome; and such was his jealous regard for that monument of his glory, that on observing a zealous Mussulman in the act of breaking the marble pavement, he admonished him with his cimeter, that, if the spoil and captives were granted to the soldiers, the public and private buildings had been reserved for the prince. By his command the metropolis of the Eastern church was transformed into a mosque: the rich and portable instruments of superstition had been removed; the crosses were thrown down; and the walls, which were covered with images and mosaics, were washed and purified, and restored to a state of naked simplicity. On the same day, or on the ensuing Friday, the muezin, or crier, ascended the most lofty turret, and proclaimed the ezan, or public invitation in the name of God and his prophet; the imam preached; and Mahomet and Second performed the namaz of prayer and thanksgiving on the great altar, where the Christian mysteries had so lately been celebrated before the last of the Caesars. ^76 From St. Sophia he proceeded to the august, but desolate mansion of a hundred successors of the great Constantine, but which in a few hours had been stripped of the pomp of royalty. A melancholy reflection on the vicissitudes of human greatness forced itself on his mind; and he repeated an elegant distich of Persian poetry: “The spider has wove his web in the Imperial palace; and the owl hath sung her watch-song on the towers of Afrasiab.” ^77

    [Footnote 73: The Julian Calendar, which reckons the days and hours from midnight, was used at Constantinople. But Ducas seems to understand the natural hours from sunrise.]

    [Footnote 74: See the Turkish Annals, p. 329, and the Pandects of Leunclarius, p. 448.]

    [Footnote 75: I have had occasion (vol. ii. p. 100) to mention this curious relic of Grecian antiquity.]

    [Footnote *: Von Hammer passes over this circumstance, which is treated by Dr. Clarke (Travels, vol. ii. p. 58, 4to. edit,) as a fiction of Thevenot. Chishull states that the monument was broken by some attendants of the Polish ambassador. – M.]

    [Footnote 76: We are obliged to Cantemir (p. 102) for the Turkish account of the conversion of St. Sophia, so bitterly deplored by Phranza and Ducas. It is amusing enough to observe, in what opposite lights the same object appears to a Mussulman and a Christian eye.]

    [Footnote 77: This distich, which Cantemir gives in the original, derives new beauties from the application. It was thus that Scipio repeated, in the sack of Carthage, the famous prophecy of Homer. The same generous feeling carried the mind of the conqueror to the past or the future.]

    Yet his mind was not satisfied, nor did the victory seem complete, till he was informed of the fate of Constantine; whether he had escaped, or been made prisoner, or had fallen in the battle. Two Janizaries claimed the honor and reward of his death: the body, under a heap of slain, was discovered by the golden eagles embroidered on his shoes; the Greeks acknowledged, with tears, the head of their late emperor; and, after exposing the bloody trophy, ^78 Mahomet bestowed on his rival the honors of a decent funeral. After his decease,

    Lucas Notaras, great duke, ^79 and first minister of the empire, was the most important prisoner. When he offered his person and his treasures at the foot of the throne, “And why,” said the indignant sultan, “did you not employ these treasures in the defence of your prince and country?” – “They were yours,” answered the slave; “God had reserved them for your hands.” – “If he reserved them for me,” replied the despot, “how have you presumed to withhold them so long by a fruitless and fatal resistance?” The great duke alleged the obstinacy of the strangers, and some secret encouragement from the Turkish vizier; and from this perilous interview he was at length dismissed with the assurance of pardon and protection. Mahomet condescended to visit his wife, a venerable princess oppressed with sickness and grief; and his consolation for her misfortunes was in the most tender strain of humanity and filial reverence. A similar clemency was extended to the principal officers of state, of whom several were ransomed at his expense; and during some days he declared himself the friend and father of the vanquished people. But the scene was soon changed; and before his departure, the hippodrome streamed with the blood of his noblest captives. His perfidious cruelty is execrated by the Christians: they adorn with the colors of heroic martyrdom the execution of the great duke and his two sons; and his death is ascribed to the generous refusal of delivering his children to the tyrant’s lust. ^* Yet a Byzantine historian has dropped an unguarded word of conspiracy, deliverance, and Italian succor: such treason may be glorious; but the rebel who bravely ventures, has justly forfeited his life; nor should we blame a conqueror for destroying the enemies whom he can no longer trust. On the eighteenth of June the victorious sultan returned to Adrianople; and smiled at the base and hollow embassies of the Christian princes, who viewed their approaching ruin in the fall of the Eastern empire.

    [Footnote 78: I cannot believe with Ducas (see Spondanus, A.D. 1453, No. 13) that Mahomet sent round Persia, Arabia, &c., the head of the Greek emperor: he would surely content himself with a trophy less inhuman.]

    [Footnote 79: Phranza was the personal enemy of the great duke; nor could time, or death, or his own retreat to a monastery, extort a feeling of sympathy or forgiveness. Ducas is inclined to praise and pity the martyr; Chalcondyles is neuter, but we are indebted to him for the hint of the Greek conspiracy.]

    [Footnote *: Von Hammer relates this undoubtingly, apparently on good authority, p. 559. – M.]

    Constantinople had been left naked and desolate, without a prince or a people. But she could not be despoiled of the incomparable situation which marks her for the metropolis of a great empire; and the genius of the place will ever triumph over the accidents of time and fortune. Boursa and Adrianople, the ancient seats of the Ottomans, sunk into provincial towns; and Mahomet the Second established his own residence, and that of his successors, on the same commanding spot which had been chosen by Constantine. ^80 The fortifications of Galata, which might afford a shelter to the Latins, were prudently destroyed; but the damage of the Turkish cannon was soon repaired; and before the month of August, great quantities of lime had been burnt for the restoration of the walls of the capital. As the entire property of the soil and buildings, whether public or private, or profane or sacred, was now transferred to the conqueror, he first separated a space of eight furlongs from the point of the triangl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his seraglio or palace. It is here, in the bosom of luxury, that the Grand Signor (as he has been emphatically named by the Italians) appears to reign over Europe and Asia; but his person on the shores of the Bosphorus may not always be secure from the insults of a hostile navy. In the new character of a mosque, the cathedral of St. Sophia was endowed with an ample revenue, crowned with lofty minarets, and surrounded with groves and fountains, for the devotion and refreshment of the Moslems. The same model was imitated in the jami, or royal mosques; and the first of these was built, by Mahomet himself, on the ruins of the church of

    the holy apostles, and the tombs of the Greek emperors. On the third day after the conquest, the grave of Abu Ayub, or Job, who had fallen in the first siege of the Arabs, was revealed in a vision; and it is before the sepulchre of the martyr that the new sultans are girded with the sword of empire. ^81 Constantinople no longer appertains to the Roman historian; nor shall I enumerate the civil and religious edifices that were profaned or erected by its Turkish masters: the population was speedily renewed; and before the end of September, five thousand families of Anatolia and Romania had obeyed the royal mandate, which enjoined them, under pain of death, to occupy their new habitations in the capital. The throne of Mahomet was guarded by the numbers and fidelity of his Moslem subjects: but his rational policy aspired to collect the remnant of the Greeks; and they returned in crowds, as soon as they were assured of their lives, their liberties, and the free exercise of their religion. In the election and investiture of a patriarch, the ceremonial of the Byzantine court was revived and imitated. With a mixture of satisfaction and horror, they beheld the sultan on his throne; who delivered into the hands of Gennadius the crosier or pastoral staff, the symbol of his ecclesiastical office; who conducted the patriarch to the gate of the seraglio, presented him with a horse richly caparisoned, and directed the viziers and bashaws to lead him to the palace which had been allotted for his residence. ^82 The churches of Constantinople were shared between the two religions: their limits were marked; and, till it was infringed by Selim, the grandson of Mahomet, the Greeks ^83 enjoyed above sixty years the benefit of this equal partition. Encouraged by the ministers of the divan, who wished to elude the fanaticism of the sultan, the Christian advocates presumed to allege that this division had been an act, not of generosity, but of justice; not a concession, but a compact; and that if one half of the city had been taken by storm, the other moiety had surrendered on the faith of a sacred capitulation. The original grant had indeed been consumed by fire: but the loss was supplied by the testimony of three aged Janizaries who remembered the transaction; and their venal oaths are of more weight in the opinion of

    Cantemir, than the positive and unanimous consent of the history of the times. ^84

    [Footnote 80: For the restitution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Turkish foundations, see Cantemir, (p. 102 – 109,) Ducas, (c. 42,) with Thevenot, Tournefort, and the rest of our modern travellers. From a gigantic picture of the greatness, population, &c.,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Ottoman empire, (Abrege de l’Histoire Ottomane, tom. i. p. 16 – 21,) we may learn, that in the year 1586 the Moslems were less numerous in the capital than the Christians, or even the Jews.]

    [Footnote 81: The Turbe, or sepulchral monument of Abu Ayub, is described and engraved in the Tableau Generale de l’Empire Ottoman, (Paris 1787, in large folio,) a work of less use, perhaps, than magnificence, (tom. i. p. 305, 306.)]

    [Footnote 82: Phranza (l. iii. c. 19) relates the ceremony, which has possibly been adorned in the Greek reports to each other, and to the Latins. The fact is confirmed by Emanuel Malaxus, who wrote, in vulgar Greek, the History of the Patriarchs after the taking of Constantinople, inserted in the Turco-Graecia of Crusius, (l. v. p. 106 – 184.) But the most patient reader will not believe that Mahomet adopted the Catholic form, “Sancta Trinitas quae mihi donavit imperium te in patriarcham novae Romae deligit.”] [Footnote 83: From the Turco-Graecia of Crusius, &c. Spondanus (A.D. 1453, No. 21, 1458, No. 16) describes the slavery and domestic quarrels of the Greek church. The patriarch who succeeded Gennadius threw himself in despair into a well.]

    [Footnote 84: Cantemir (p. 101 – 105) insists on the unanimous consent of the Turkish historians, ancient as well as modern, and argues, that they would not have violated the truth to diminish their national glory, since it is esteemed more honorable to take a city by force than by composition. But, 1. I doubt this consent, since he quotes no particular historian, and the Turkish Annals of Leunclavius affirm, without exception, that Mahomet took Constantinople per vim,

    (p. 329.) 2 The same argument may be turned in favor of the Greeks of the times, who would not have forgotten this honorable and salutary treaty. Voltaire, as usual, prefers the Turks to the Christians.]

    The remaining fragments of the Greek kingdom in Europe and Asia I shall abandon to the Turkish arms; but the final extinction of the two last dynasties ^85 which have reigned in Constantinople should terminate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East. The despots of the Morea, Demetrius and Thomas, ^86 the two surviving brothers of the name of Palaeologus, were astonished by the death of the emperor Constantine, and the ruin of the monarchy. Hopeless of defence, they prepared, with the noble Greeks who adhered to their fortune, to seek a refuge in Italy, beyond the reach of the Ottoman thunder. Their first apprehensions were dispelled by the victorious sultan, who contented himself with a tribute of twelve thousand ducats; and while his ambition explored the continent and the islands, in search of prey, he indulged the Morea in a respite of seven years. But this respite was a period of grief, discord, and misery. The hexamilion, the rampart of the Isthmus, so often raised and so often subverted, could not long be defended by three hundred Italian archers: the keys of Corinth were seized by the Turks: they returned from their summer excursions with a train of captives and spoil; and the complaints of the injured Greeks were heard with indifference and disdain. The Albanians, a vagrant tribe of shepherds and robbers, filled the peninsula with rapine and murder: the two despots implored the dangerous and humiliating aid of a neighboring bashaw; and when he had quelled the revolt, his lessons inculcated the rule of their future conduct. Neither the ties of blood, nor the oaths which they repeatedly pledged in the communion and before the altar, nor the stronger pressure of necessity, could reconcile or suspend their domestic quarrels. They ravaged each other’s patrimony with fire and sword: the alms and succors of the West were consumed in civil hostility; and their power was only exerted in savage and arbitrary executions.

    The distress and revenge of the weaker rival invoked their supreme lord; and, in the season of maturity and revenge, Mahomet declared himself the friend of Demetrius, and marched into the Morea with an irresistible force. When he had taken possession of Sparta, “You are too weak,” said the sultan, “to control this turbulent province: I will take your daughter to my bed; and you shall pass the remainder of your life in security and honor.” Demetrius sighed and obeyed; surrendered his daughter and his castles; followed to Adrianople his sovereign and his son; and received for his own maintenance, and that of his followers, a city in Thrace and the adjacent isles of Imbros, Lemnos, and Samothrace. He was joined the next year by a companion ^* of misfortune, the last of the Comnenian race, who, after the taking of Constantinople by the Latins, had founded a new empire on the coast of the Black Sea. ^87 In the progress of his Anatolian conquest, Mahomet invested with a fleet and army the capital of David, who presumed to style himself emperor of Trebizond; ^88 and the negotiation was comprised in a short and peremptory question, “Will you secure your life and treasures by resigning your kingdom? or had you rather forfeit your kingdom, your treasures, and your life?” The feeble Comnenus was subdued by his own fears, ^! and the example of a Mussulman neighbor, the prince of Sinope, ^89 who, on a similar summons, had yielded a fortified city, with four hundred cannon and ten or twelve thousand soldiers. The capitulation of Trebizond was faithfully performed: ^* and the emperor, with his family, was transported to a castle in Romania; but on a slight suspicion of corresponding with the Persian king, David, and the whole Comnenian race, were sacrificed to the jealousy or avarice of the conqueror. ^!! Nor could the name of father long protect the unfortunate Demetrius from exile and confiscation; his abject submission moved the pity and contempt of the sultan; his followers were transplanted to Constantinople; and his poverty was alleviated by a pension of fifty thousand aspers, till a monastic habit and a tardy death released Palaeologus from an earthly master. It is not easy to pronounce whether the servitude of Demetrius, or the exile of his brother Thomas, ^90 be the most inglorious. On the conquest of the Morea, the despot escaped to Corfu, and from thence to Italy, with some naked adherents: his name, his sufferings, and the head of the apostle St. Andrew, entitled him to the hospitality of the Vatican; and his misery was prolonged by a pension of six thousand ducats from the pope and cardinals. His two sons, Andrew and Manuel, were educated in Italy; but the eldest, contemptible to his enemies and burdensome to his friends, was degraded by the baseness of his life and marriage. A title was his sole inheritance; and that inheritance he successively sold to the kings of France and Arragon. ^91 During his transient prosperity, Charles the Eighth was ambitious of joining the empire of the East with the kingdom of Naples: in a public festival, he assumed the appellation and the purple of Augustus: the Greeks rejoiced and the Ottoman already trembled, at the approach of the French chivalry. ^92 Manuel Palaeologus, the second son, was tempted to revisit his native country: his return might be grateful, and could not be dangerous, to the Porte: he was maintained at Constantinople in safety and ease; and an honorable train of Christians and Moslems attended him to the grave. If there be some animals of so generous a nature that they refuse to propagate in a domestic state, the last of the Imperial race must be ascribed to an inferior kind: he accepted from the sultan’s liberality two beautiful females; and his surviving son was lost in the habit and religion of a Turkish slave.

    [Footnote 85: For the genealogy and fall of the Comneni of Trebizond, see Ducange, (Fam. Byzant. p. 195;) for the last Palaeologi, the same accurate antiquarian, (p. 244, 247, 248.) The Palaeologi of Montferrat were not extinct till the next century; but they had forgotten their Greek origin and kindred.] [Footnote 86: In the worthless story of the disputes and misfortunes of the two brothers, Phranza (l. iii. c. 21 – 30) is too partial on the side of Thomas Ducas (c. 44, 45) is too brief, and Chalcondyles (l. viii. ix. x.) too diffuse and digressive.]

    [Footnote *: Kalo-Johannes, the predecessor of David his brother, the last emperor of Trebizond, had attempted to organize a confederacy against Mahomet it comprehended Hassan Bei, sultan of Mesopotamia, the Christian princes of Georgia and Iberia, the emir of Sinope, and the sultan of Caramania. The negotiations were interrupted by his sudden death, A.D. 1458. Fallmerayer, p. 257 – 260. – M.]

    [Footnote 87: See the loss or conquest of Trebizond in Chalcondyles, (l. ix. p. 263 – 266,) Ducas, (c. 45,) Phranza, (l. iii. c. 27,) and Cantemir, (p. 107.)]

    [Footnote 88: Though Tournefort (tom. iii. lettre xvii. p. 179) speaks of Trebizond as mal peuplee, Peysonnel, the latest and most accurate observer, can find 100,000 inhabitants, (Commerce de la Mer Noire, tom. ii. p. 72, and for the province, p. 53 – 90.) Its prosperity and trade are perpetually disturbed by the factious quarrels of two odas of Janizaries, in one which 30,000 Lazi are commonly enrolled, (Memoires de Tott, tom. iii. p. 16, 17.)] [Footnote !: According to the Georgian account of these transactions, (translated by M. Brosset, additions to Le Beau, vol. xxi. p. 325,) the emperor of Trebizond humbly entreated the sultan to have the goodness to marry one of his daughters. – M.]

    [Footnote 89: Ismael Beg, prince of Sinope or Sinople, was possessed (chiefly from his copper mines) of a revenure of 200,000 ducats, (Chalcond. l. ix. p. 258, 259.) Peysonnel (Commerce de la Mer Noire, tom. ii. p. 100) ascribes to the modern city 60,000 inhabitants. This account seems enormous; yet it is by trading with people that we become acquainted with their wealth and numbers.] [Footnote *: M. Boissonade has published, in the fifth volume of his Anecdota Graeca (p. 387, 401.) a very interesting letter from George Amiroutzes, protovestia rius of Trebizond, to Bessarion, describing the surrender of Trebizond, and the fate of its chief inhabitants. – M.]

    [Footnote !!: See in Von Hammer, vol. ii. p. 60, the striking account of the mother, the empress Helena the Cantacuzene, who, in defiance of the edict, like that of Creon in the Greek

    tragedy, dug the grave for her murdered children with her own hand, and sank into it herself. – M.] [Footnote 90: Spondanus (from Gobelin Comment. Pii II. l. v.) relates the arrival and reception of of the despot Thomas at Rome,. (A.D. 1461 No. NO. 3.)]

    [Footnote 91: By an act dated A.D. 1494, Sept. 6, and lately transmitted 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Capitol to the royal library of Paris, the despot Andrew Palaeologus, reserving the Morea, and stipulating some private advantages, conveys to Charles VIII., king of France, the empires of Constantinople and Trebizond, (Spondanus, A.D. 1495, No. 2.) M. D. Foncemagne (Mem. de l’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 tom. xvii. p. 539 – 578) has bestowed a dissertation on his national title, of which he had obtained a copy from Rome.] [Footnote 92: See Philippe de Comines, (l. vii. c. 14,) who reckons with pleasure the number of Greeks who were prepared to rise, 60 miles of an easy navigation, eighteen days’ journey from Valona to Constantinople, &c. On this occasion the Turkish empire was saved by the policy of Venice.]

    The importance of Constantinople was felt and magnified in

    its loss: the pontificate of Nicholas the Fifth, however peaceful and prosperous, was dishonored by the fall of the Eastern empire; and the grief and terror of the Latins revived, or seemed to revive, the old enthusiasm of the crusades. In one of the most distant countries of the West, Philip duke of Burgundy entertained, at Lisle in Flanders, an assembly of his nobles; and the pompous pageants of the feast were skilfully adapted to their fancy and feelings. ^93 In the midst of the banquet a gigantic Saracen entered the hall, leading a fictitious elephant with a castle on his back: a matron in a mourning robe, the symbol of religion, was seen to issue from the castle: she deplored her oppression, and accused the slowness of her champions: the principal herald of the golden fleece advanced, bearing on his fist a live pheasant, which, according to the rites of chivalry, he presented to the duke. At this extraordinary summons, Philip, a wise and aged prince,

    engaged his person and powers in the holy war against the Turks: his example was imitated by the barons and knights of the assembly: they swore to God, the Virgin, the ladies and the pheasant; and their particular vows were not less extravagant than the general sanction of their oath. But the performance was made to depend on some future and foreign contingency; and during twelve years, till the last hour of his life, the duke of Burgundy might be scrupulously, and perhaps sincerely, on the eve of his departure. Had every breast glowed with the same ardor; had the union of the Christians corresponded with their bravery; had every country, from Sweden ^94 to Naples, supplied a just proportion of cavalry and infantry, of men and money, it is indeed probable that Constantinople would have been delivered, and that the Turks might have been chased beyond the Hellespont or the Euphrates. But the secretary of the emperor, who composed every epistle, and attended every meeting, Aeneas Sylvius, ^95 a statesman and orator, describes from his own experience the repugnant state and spirit of Christendom. “It is a body,” says he, “without a head; a republic without laws or magistrates. The pope and the emperor may shine as lofty titles, as splendid images; but they are unable to command, and none are willing to obey: every state has a separate prince, and every prince has a separate interest. What eloquence could unite so many discordant and hostile powers under the same standard? Could they be assembled in arms, who would dare to assume the office of general? What order could be maintained? – what military discipline? Who would undertake to feed such an enormous multitude? Who would understand their various languages, or direct their stranger and incompatible manners? What mortal could reconcile the English with the French, Genoa with Arragon the Germans with the natives of Hungary and Bohemia?

    If a small number enlisted in the holy war, they must be overthrown by the infidels; if many, by their own weight and confusion.” Yet the same Aeneas, when he was raised to the papal throne, under the name of Pius the Second, devoted his life to the prosecution of the Turkish war. In the council of

    Mantua he excited some sparks of a false or feeble enthusiasm; but when the pontiff appeared at Ancona, to embark in person with the troops, engagements vanished in excuses; a precise day was adjourned to an indefinite term; and his effective army consisted of some German pilgrims, whom he was obliged to disband with indulgences and arms. Regardless of futurity, his successors and the powers of Italy were involved in the schemes of present and domestic ambition; and the distance or proximity of each object determined in their eyes its apparent magnitude. A more enlarged view of their interest would have taught them to maintain a defensive and naval war against the common enemy; and the support of Scanderbeg and his brave Albanians might have prevented the subsequent invasion of the kingdom of Naples. The siege and sack of Otranto by the Turks diffused a general consternation; and Pope Sixtus was preparing to fly beyond the Alps, when the storm was instantly dispelled by the death of Mahomet the Second, in the fifty-first year of his age. ^96 His lofty genius aspired to the conquest of Italy: he was possessed of a strong city and a capacious harbor; and the same reign might have been decorated with the trophies of the New and the Ancient Rome. ^97 [Footnote 93: See the original feast in Olivier de la Marche, (Memoires, P. i. c. 29, 30,) with the abstract and observations of M. de Ste. Palaye, (Memoires sur la Chevalerie, tom. i. P. iii. p. 182 – 185.) The peacock and the pheasant were distinguished as royal birds.]

    [Footnote 94: It was found by an actual enumeration, that Sweden, Gothland, and Finland, contained 1,800,000 fighting men, and consequently were far more populous than at present.]

    [Footnote 95: In the year 1454, Spondanus has given, from Aeneas Sylvius, a view of the state of Europe, enriched with his own observations. That valuable annalist, and the Italian Muratori, will continue the series of events from the year 1453 to 1481, the end of Mahomet’s life, and of this chapter.]

    [Footnote 96: Besides the two annalists, the reader may consult Giannone (Istoria Civile, tom. iii. p. 449 – 455) for the Turkish invasion of the kingdom of Naples. For the reign and conquests of Mahomet II., I have occasionally used the Memorie Istoriche de Monarchi Ottomanni di Giovanni Sagredo, (Venezia, 1677, in 4to.) In peace and war, the Turks have ever engaged the attention of the republic of Venice. All her despatches and archives were open to a procurator of St. Mark, and Sagredo is not contemptible either in sense or style. Yet he too bitterly hates the infidels: he is ignorant of their language and manners; and his narrative, which allows only 70 pages to Mahomet II., (p. 69 – 140,) becomes more copious and authentic as he approaches the years 1640 and 1644, the term of the historic labors of John Sagredo.]

    [Footnote 97: As I am now taking an everlasting farewell of the Greek empire, I shall briefly mention the great collection of Byzantine writers whose names and testimonies have been successively repeated in this work. The Greeks presses of Aldus and the Italians were confined to the classics of a better age; and the first rude editions of Procopius, Agathias, Cedrenus, Zonaras, &c., were published by the learned diligence of the Germans. The whole Byzantine series (xxxvi. volumes in folio) has gradually issued (A.D. 1648, &c.) from the royal press of the Louvre, with some collateral aid from Rome and Leipsic; but the Venetian edition, (A.D. 1729,) though cheaper and more copious, is not less inferior in correctness than in magnificence to that of Paris. The merits of the French editors are various; but the value of Anna Comnena, Cinnamus, Villehardouin, &c., is enhanced by the historical notes of Charles de Fresne du Cange. His supplemental works, the Greek Glossary, the Constantinopolis Christiana, the Familiae Byzantinae, diffuse a steady light over the darkness of the Lower Empire.

    Note: The new edition of the Byzantines, projected by

    Niebuhr, and continued under the patronage of the Prussian government, is the most convenient in size, and contains some

    authors (Leo Diaconus, Johannes Lydus, Corippus, the new fragment of Dexippus, Eunapius, &c., discovered by Mai) which could not be comprised in the former collections; but the names of such editors as Bekker, the Dindorfs, &c., raised hopes of something more than the mere republication of the text, and the notes of former editors. Little, I regret to say, has been added of annotation, and in some cases, the old incorrect versions have been retained. – M.]

    Chapter LXIX: State Of Rome From The Twelfth Century.Part II.

    Yet the courage of Arnold was not devoid of discretion: he

    was protected, and had perhaps been invited, by the nobles and people; and in the service of freedom, his eloquence thundered over the seven hills. Blending in the same discourse the texts of Livy and St. Paul, uniting the motives of gospel, and of classic, enthusiasm, he admonished the Romans, how strangely their patience and the vices of the clergy had degenerated from the primitive times of the church and the city. He exhorted them to assert the inalienable rights of men and Christians; to restore the laws and magistrates of the republic; to respect the name of the emperor; but to confine their shepherd to the spiritual government of his flock. ^26 Nor could his spiritual government escape the censure and control of the reformer; and the inferior clergy were taught by his lessons to resist the cardinals, who had usurped a despotic command over the twenty-eight regions or parishes of Rome. ^27 The revolution was not accomplished without rapine and violence, the diffusion of blood and the demolition of houses: the victorious faction was enriched with the spoils of the clergy and the adverse nobles. Arnold of Brescia enjoyed, or deplored, the effects of his mission: his reign continued above ten years, while two popes, Innocent the

    Second and Anastasius the Fourth, either trembled in the Vatican, or wandered as exiles in the adjacent cities. They were succeeded by a more vigorous and fortunate pontiff. Adrian the Fourth, ^28 the only Englishman who has ascended the throne of St. Peter; and whose merit emerged from the mean condition of a monk, and almost a beggar, in the monastery of St. Albans. On the first provocation, of a cardinal killed or wounded in the streets, he cast an interdict on the guilty people; and from Christmas to Easter, Rome was deprived of the real or imaginary comforts of religious worship. The Romans had despised their temporal prince: they submitted with grief and terror to the censures of their spiritual father: their guilt was expiated by penance, and the banishment of the seditious preacher was the price of their absolution. But the revenge of Adrian was yet unsatisfied, and the approaching coronation of Frederic Barbarossa was fatal to the bold reformer, who had offended, though not in an equal degree, the heads of the church and state.

    In their interview at Viterbo, the pope represented to the emperor the furious, ungovernable spirit of the Romans; the insults, the injuries, the fears, to which his person and his clergy were continually exposed; and the pernicious tendency of the heresy of Arnold, which must subvert the principles of civil, as well as ecclesiastical, subordination. Frederic was convinced by these arguments, or tempted by the desire of the Imperial crown: in the balance of ambition, the innocence or life of an individual is of small account; and their common enemy was sacrificed to a moment of political concord. After his retreat from Rome, Arnold had been protected by the viscounts of Campania, from whom he was extorted by the power of Caesar: the praefect of the city pronounced his sentence: the martyr of freedom was burned alive in the presence of a careless and ungrateful people; and his ashes were cast into the Tyber, lest the heretics should collect and worship the relics of their master. ^29 The clergy triumphed in his death: with his ashes, his sect was dispersed; his memory still lived in the minds of the Romans. From his school they had probably derived a new article of faith, that the metropoli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s exempt from the penalties of excommunication and interdict. Their bishops might argue, that the supreme jurisdiction, which they exercised over kings and nations, more especially embraced the city and diocese of the prince of the apostles. But they preached to the winds, and the same principle that weakened the effect, must temper the abuse, of the thunders of the Vatican.

    [Footnote 26: He advised the Romans,

    Consiliis armisque sua moderamina summa Arbitrio tractare suo: nil juris in hac re Pontifici summo, modicum concedere regi Suadebat populo. Sic laesa stultus utraque Majestate, reum geminae se fecerat aulae.

    Nor is the poetry of Gunther different from the prose of Otho.] [Footnote 27: See Baronius (A.D. 1148, No. 38, 39) from the Vatican MSS. He loudly condemns Arnold (A.D. 1141, No. 3) as the father of the political heretics, whose influence then hurt him in France.]

    [Footnote 28: The English reader may consult the Biographia Britannica, Adrian IV.; but our own writers have added nothing to the fame or merits of their countrymen.]

    [Footnote 29: Besides the historian and poet already quoted, the last adventures of Arnold are related by the biographer of Adrian IV. (Muratori. Script. Rerum Ital. tom. iii. P. i. p. 441, 442.)]

    The love of ancient freedom has encouraged a belief that as

    early as the tenth century, in their first struggles against the Saxon Othos, the commonwealth was vindicated and restored by the senate and people of Rome; that two consuls were annually elected among the nobles, and that ten or twelve plebeian magistrates revived the name and office of the tribunes of the commons. ^30 But this venerable structure disappears before the light of criticism. In the darkness of the middle ages, the appellations of senators, of consuls, of the

    sons of consuls, may sometimes be discovered. ^31 They were bestowed by the emperors, or assumed by the most powerful citizens, to denote their rank, their honors, ^32 and perhaps the claim of a pure and patrician descent: but they float on the surface, without a series or a substance, the titles of men, not the orders of government; ^33 and it is only from the year of Christ one thousand one hundred and forty-four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enate is dated, as a glorious aera, in the acts of the city. A new constitution was hastily framed by private ambition or popular enthusiasm; nor could Rome, in the twelfth century, produce an antiquary to explain, or a legislator to restore, the harmony and proportions of the ancient model. The assembly of a free, of an armed, people, will ever speak in loud and weighty acclamations. But the regular distribution of the thirty-five tribes, the nice balance of the wealth and numbers of the centuries, the debates of the adverse orators, and the slow operations of votes and ballots, could not easily be adapted by a blind multitude, ignorant of the arts, and insensible of the benefits, of legal government. It was proposed by Arnold to revive and discriminate the equestrian order; but what could be the motive or measure of such distinction? ^34 The pecuniary qualification of the knights must have been reduced to the poverty of the times: those times no longer required their civil functions of judges and farmers of the revenue; and their primitive duty, their military service on horseback, was more nobly supplied by feudal tenures and the spirit of chivalry. The jurisprudence of the republic was useless and unknown: the nations and families of Italy who lived under the Roman and Barbaric laws were insensibly mingled in a common mass; and some faint tradition, some imperfect fragments, preserved the memory of the Code and Pandects of Justinian. With their liberty the Romans might doubtless have restored the appellation and office of consuls; had they not disdained a title so promiscuously adopted in the Italian cities, that it has finally settled on the humble station of the agents of commerce in a foreign land. But the rights of the tribunes, the formidable word that arrested the public counsels, suppose or must produce a legitimate democracy. The old patricians were the

    subjects, the modern barons the tyrants, of the state; nor would the enemies of peace and order, who insulted the vicar of Christ, have long respected the unarmed sanctity of a plebeian magistrate. ^35

    [Footnote 30: Ducange (Gloss. Latinitatis Mediae et Infimae Aetatis, Decarchones, tom. ii. p. 726) gives me a quotation from Blondus, (Decad. ii. l. ii.:) Duo consules ex nobilitate quotannis fiebant, qui ad vetustum consulum exemplar summaererum praeessent. And in Sigonius (de Regno Italiae, l. v. Opp. tom. ii. p. 400) I read of the consuls and tribunes of the xth century. Both Blondus, and even Sigonius, too freely copied the classic method of supplying from reason or fancy the deficiency of records.] [Footnote 31: In the panegyric of Berengarius (Muratori, Script. Rer. Ital. tom. ii. P. i. p. 408) a Roman is mentioned as consulis natus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xth century. Muratori (Dissert. v.) discovers, in the years 952 and 956, Gratianus in Dei nomine consul et dux, Georgius consul et dux; and in 1015, Romanus, brother of Gregory VIII., proudly, but vaguely, styles himself consul et dux et omnium Roma norum senator.]

    [Footnote 32: As late as the xth century, the Greek emperors conferred on the dukes of Venice, Naples, Amalphi, &c., the title of consuls, (see Chron. Sagornini, passim;) and the successors of Charlemagne would not abdicate any of their prerogative. But in general the names of consul and senator, which may be found among the French and Germans, signify no more than count and lord, (Signeur, Ducange Glossar.) The monkish writers are often ambitious of fine classic words.]

    [Footnote 33: The most constitutional form is a diploma of Otho III., (A. D 998,) consulibus senatus populique Romani; but the act is probably spurious. At the coronation of Henry I., A.D. 1014, the historian Dithmar (apud Muratori, Dissert. xxiii.) describes him, a senatoribus duodecem vallatum, quorum sex rasi barba, alii prolixa, mystice incedebant cum baculis. The senate is mentioned in the panegyric of Berengarius, (p. 406.)] [Footnote 34: In ancient Rome the equestrian order was not ranked with the senate and people as

    a third branch of the republic till the consulship of Cicero, who assumes the merit of the establishment, (Plin. Hist. Natur. xxxiii. 3. Beaufort, Republique Romaine, tom. i. p. 144 – 155.)] [Footnote 35: The republican plan of Arnold of Brescia is thus stated by Gunther: –

    Quin etiam titulos urbis renovare vetustos; Nomine plebeio secernere nomen equestre, Jura tribunorum, sanctum reparare senatum, Et senio fessas mutasque reponere leges. Lapsa ruinosis, et adhuc pendentia muris Reddere primaevo Capitolia prisca nitori.

    But of these reformations, some were no more than ideas, others no more than words.]

    In the revolution of the twelfth century, which gave a new

    existence and aera to Rome, we may observe the real and important events that marked or confirmed her political independence. I. The Capitoline hill, one of her seven eminences, ^36 is about four hundred yards in length, and two hundred in breadth. A flight of a hundred steps led to the summit of the Tarpeian rock; and far steeper was the ascent before the declivities had been smoothed and the precipices filled by the ruins of fallen edifices. From the earliest ages, the Capitol had been used as a temple in peace, a fortress in war: after the loss of the city, it maintained a siege against the victorious Gauls, and the sanctuary of the empire was occupied, assaulted, and burnt, in the civil wars of Vitellius and Vespasian. ^37 The temples of Jupiter and his kindred deities had crumbled into dust; their place was supplied by monasteries and houses; and the solid walls, the long and shelving porticos, were decayed or ruined by the lapse of time. It was the first act of the Romans, an act of freedom, to restore the strength, though not the beauty, of the Capitol; to fortify the seat of their arms and counsels; and as often as they ascended the hill, the coldest minds must have glowed with the remembrance of their ancestors. II. The first Caesars had

    been invested with the exclusive coinage of the gold and silver; to the senate they abandoned the baser metal of bronze or copper: ^38 the emblems and legends were inscribed on a more ample field by the genius of flattery; and the prince was relieved from the care of celebrating his own virtues. The successors of Diocletian despised even the flattery of the senate: their royal officers at Rome, and in the provinces, assumed the sole direction of the mint; and the same prerogative was inherited by the Gothic kings of Italy, and the long series of the Greek, the French, and the German dynasties. After an abdication of eight hundred years, the Roman senate asserted this honorable and lucrative privilege; which was tacitly renounced by the popes, from Paschal the Secon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ir residence beyond the Alps. Some of these republican coins of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are shown in the cabinets of the curious. On one of these, a gold medal, Christ is depictured holding in his left hand a book with this inscription: “The vow of the Roman senate and people: Rome the capital of the world;” on the reverse, St. Peter delivering a banner to a kneeling senator in his cap and gown, with the name and arms of his family impressed on a shield. ^39 III. With the empire, the praefect of the city had declined to a municipal officer; yet he still exercised in the last appeal the civil and criminal jurisdiction; and a drawn sword, which he received from the successors of Otho, was the mode of his investiture and the emblem of his functions. ^40 The dignity was confined to the noble families of Rome: the choice of the people was ratified by the pope; but a triple oath of fidelity must have often embarrassed the praefect in the conflict of adverse duties. ^41 A servant, in whom they possessed but a third share, was dismissed by the independent Romans: in his place they elected a patrician; but this title, which Charlemagne had not disdained, was too lofty for a citizen or a subject; and, after the first fervor of rebellion, they consented without reluctance to the restoration of the praefect. About fifty years after this event, Innocent the Third, the most ambitious, or at least the most fortunate, of the Pontiffs, delivered the Romans and himself from this badge of foreign dominion: he invested the praefect with a banner

    instead of a sword, and absolved him from all dependence of oaths or service to the German emperors. ^42 In his place an ecclesiastic, a present or future cardinal, was named by the pope to the civil government of Rome; but his jurisdiction has been reduced to a narrow compass; and in the days of freedom, the right or exercise was derived from the senate and people. IV. After the revival of the senate, ^43 the conscript fathers (if I may use the expression) were invested with the legislative and executive power; but their views seldom reached beyond the present day; and that day was most frequently disturbed by violence and tumult. In its utmost plenitude, the order or assembly consisted of fifty-six senators, ^44 the most eminent of whom were distinguished by the title of counsellors: they were nominated, perhaps annually, by the people; and a previous choice of their electors, ten persons in each region, or parish, might afford a basis for a free and permanent constitution. The popes, who in this tempest submitted rather to bend than to break, confirmed by treaty the establishment and privileges of the senate, and expected from time, peace, and religion, the restoration of their government. The motives of public and private interest might sometimes draw from the Romans an occasional and temporary sacrifice of their claims; and they renewed their oath of allegiance to the successor of St. Peter and Constantine, the lawful head of the church and the republic. ^45

    [Footnote 36: After many disputes among the antiquaries of Rome, it seems determined, that the summit of the Capitoline hill next the river is strictly the Mons Tarpeius, the Arx; and that on the other summit, the church and convent of Araceli, the barefoot friars of St. Francis occupy the temple of Jupiter, (Nardini, Roma Antica, l. v. c. 11 – 16.)

    Note: The authority of Nardini is now vigorously impugned,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Arx and the Temple of Jupiter revived, with new arguments by Niebuhr and his accomplished

    follower, M. Bunsen. Roms Beschreibung, vol. iii. p. 12, et seqq – M.]

    [Footnote 37: Tacit. Hist. iii. 69, 70.]

    [Footnote 38: This partition of the noble and baser metals between the emperor and senate must, however, be adopted, not as a positive fact, but as the probable opinion of the best antiquaries, (see the Science des Medailles of the Pere Joubert, tom. ii. p. 208 – 211, in the improved and scarce edition of the Baron de la Bastie.)

    Note: Dr Cardwell (Lecture on Ancient Coins, p. 70, et seq.)

    assigns convincing reasons in support of this opinion. – M.]

    [Footnote 39: In his xxviith dissertation on the Antiquities of Italy, (tom. ii. p. 559 – 569,) Muratori exhibits a series of the senatorian coins, which bore the obscure names of Affortiati, Infortiati, Provisini, Paparini. During this period, all the popes, without excepting Boniface VIII, abstained from the right of coining, which was resumed by his successor Benedict XI., and regularly exercised in the court of Avignon.]

    [Footnote 40: A German historian, Gerard of Reicherspeg (in Baluz. Miscell. tom. v. p. 64, apud Schmidt, Hist. des Allemands, tom. iii. p. 265) thus describes the constitution of Rome in the xith century: Grandiora urbis et orbis negotia spectant ad Romanum pontificem itemque ad Romanum Imperatorem, sive illius vicarium urbis praefectum, qui de sua dignitate respicit utrumque, videlicet dominum papam cui facit hominum, et dominum imperatorem a quo accipit suae potestatis insigne, scilicet gladium exertum.] [Footnote 41: The words of a contemporary writer (Pandulph. Pisan. in Vit. Paschal. II. p. 357, 358) describe the election and oath of the praefect in 1118, inconsultis patribus …. loca praefectoria …. Laudes praefectoriae …. comitiorum applausum …. juraturum populo in ambonem sublevant …. confirmari eum in urbe praefectum petunt.]

    [Footnote 42: Urbis praefectum ad ligiam fidelitatem recepit, et per mantum quod illi donavit de praefectura eum publice investivit, qui usque ad id tempus juramento fidelitatis imperatori fuit obligatus et ab eo praefecturae tenuit honorem, (Gesta Innocent. III. in Muratori, tom. iii. P. i. p. 487.)] [Footnote 43: See Otho Frising. Chron. vii. 31, de Gest. Frederic. I., l. i. c. 27]

    [Footnote 44: Cur countryman, Roger Hoveden, speaks of the single senators, of the Capuzzi family, &c., quorum temporibus melius regebatur Roma quam nunc (A.D. 1194) est temporibus lvi. senatorum, (Ducange, Gloss. tom. vi. p. 191, Senatores.)]

    [Footnote 45: Muratori (dissert. xlii. tom. iii. p. 785 – 788) has published an original treaty: Concordia inter D. nostrum papam Clementem III. et senatores populi Romani super regalibus et aliis dignitatibus urbis, &c., anno 44 Degrees senatus. The senate speaks, and speaks with authority: Reddimus ad praesens …. habebimus …. dabitis presbyteria …. jurabimus pacem et fidelitatem, &c. A chartula de Tenementis Tusculani, dated in the 47th year of the same aera, and confirmed decreto amplissimi ordinis senatus, acclamatione P. R. publice Capitolio consistentis. It is there we find the difference of senatores consiliarii and simple senators, (Muratori, dissert. xlii. tom. iii. p. 787 – 789.)]

    The union and vigor of a public council was dissolved in a

    lawless city; and the Romans soon adopted a more strong and simple mode of administration. They condensed the name and authority of the senate in a single magistrate, or two colleagues; and as they were changed at the end of a year, or of six months, the greatness of the trust was compensated by the shortness of the term. But in this transient reign, the senators of Rome indulged their avarice and ambition: their justice was perverted by the interest of their family and faction; and as they punished only their enemies, they were obeyed only by their adherents. Anarchy, no longer tempered

    by the pastoral care of their bishop, admonished the Romans that they were incapable of governing themselves; and they sought abroad those blessings which they were hopeless of finding at home. In the same age, and from the same motives, most of the Italian republics were prompted to embrace a measure, which, however strange it may seem, was adapted to their situation, and productive of the most salutary effects. ^46 They chose, in some foreign but friendly city, an impartial magistrate of noble birth and unblemished character, a soldier and a statesman, recommended by the voice of fame and his country, to whom they delegated for a time the supreme administration of peace and war. The compact between the governor and the governed was sealed with oaths and subscriptions; and the duration of his power, the measure of his stipend, the nature of their mutual obligations, were defined with scrupulous precision. They swore to obey him as their lawful superior: he pledged his faith to unite the indifference of a stranger with the zeal of a patriot. At his choice, four or six knights and civilians, his assessors in arms and justice, attended the Podesta, ^47 who maintained at his own expense a decent retinue of servants and horses: his wife, his son, his brother, who might bias the affections of the judge, were left behind: during the exercise of his office he was not permitted to purchase land, to contract an alliance, or even to accept an invitation in the house of a citizen; nor could he honorably depart till he had satisfied the complaints that might be urged against his government.

    [Footnote 46: Muratori (dissert. xlv. tom. iv. p. 64 – 92) has fully explained this mode of government; and the Occulus Pastoralis, which he has given at the end, is a treatise or sermon on the duties of these foreign magistrates.]

    [Footnote 47: In the Latin writers, at least of the silver age, the title of Potestas was transferred from the office to the magistrate: –

    Hujus qui trahitur praetextam sumere mavis; An Fidenarum Gabiorumque esse Potestas.

    Juvenal. Satir. x. 99.]

    Chapter LXIX: State Of Rome From The Twelfth Century.Part III.

    It was thus,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that the Romans called from Bologna the senator Brancaleone, ^48 whose fame and merit have been rescued from oblivion by the pen of an English historian. A just anxiety for his reputation, a clear foresight of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task, had engaged him to refuse the honor of their choice: the statutes of Rome were suspended, and his office prolonged to the term of three years. By the guilty and licentious he was accused as cruel; by the clergy he was suspected as partial; but the friends of peace and order applauded the firm and upright magistrate by whom those blessings were restored. No criminals were so powerful as to brave, so obscure as to elude, the justice of the senator. By his sentence two nobles of the Annibaldi family were executed on a gibbet; and he inexorably demolished, in the city and neighborhood, one hundred and forty towers, the strong shelters of rapine and mischief. The bishop, as a simple bishop, was compelled to reside in his diocese; and the standard of Brancaleone was displayed in the field with terror and effect. His services were repaid by the ingratitude of a people unworthy of the happiness which they enjoyed. By the public robbers, whom he had provoked for their sake, the Romans were excited to depose and imprison their benefactor; nor would his life have been spared, if Bologna had not possessed a pledge for his safety. Before his departure, the prudent senator had required the exchange of thirty hostages of the noblest families of Rome: on the news of his danger, and at the prayer of his wife, they were more strictly guarded; and Bologna, in the cause of honor, sustained the thunders of a papal interdict. This generous

    resistance allowed the Romans to compare the present with the past; and Brancaleone was conducted from the prison to the Capitol amidst the acclamations of a repentant people. The remainder of his government was firm and fortunate; and as soon as envy was appeased by death, his head, enclosed in a precious vase, was deposited on a lofty column of marble. ^49 [Footnote 48: See the life and death of Brancaleone, in the Historia Major of Matthew Paris, p. 741, 757, 792, 797, 799, 810, 823, 833, 836, 840. The multitude of pilgrims and suitors connected Rome and St. Albans, and the resentment of the English clergy prompted them to rejoice when ever the popes were humbled and oppressed.]

    [Footnote 49: Matthew Paris thus ends his account: Caput vero ipsius Branca leonis in vase pretioso super marmoream columnam collocatum, in signum sui valoris et probitatis, quasi reliquias, superstitiose nimis et pompose sustulerunt. Fuerat enim superborum potentum et malefactorum urbis malleus et extirpator, et populi protector et defensor veritatis et justitiae imitator et amator, (p. 840.) A biographer of Innocent IV. (Muratori, Script. tom. iii. P. i. p. 591, 592) draws a less favorable portrait of this Ghibeline senator.]

    The impotence of reason and virtue recommended in Italy a

    more effectual choice: instead of a private citizen, to whom they yielded a voluntary and precarious obedience, the Romans elected for their senator some prince of independent power, who could defend them from their enemies and themselves. Charles of Anjou and Provence, the most ambitious and warlike monarch of the age, accepted at the same time the kingdom of Naples from the pope, and the office of senator from the Roman people. ^50 As he passed through the city, in his road to victory, he received their oath of allegiance, lodged in the Lateran palace, and smoothed in a short visit the harsh features of his despotic character. Yet even Charles was exposed to the inconstancy of the people, who saluted with the same acclamations the passage of his rival, the unfortunate Conradin; and a powerful avenger, who

    reigned in the Capitol, alarmed the fears and jealousy of the popes. The absolute term of his life was superseded by a renewal every third year; and the enmity of Nicholas the Third obliged the Sicilian king to abdicate the government of Rome. In his bull, a perpetual law, the imperious pontiff asserts the truth, validity, and use of the donation of Constantine, not less essential to the peace of the city than to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church; establishes the annual election of the senator; and formally disqualifies all emperors, kings, princes, and persons of an eminent and conspicuous rank. ^51 This prohibitory clause was repealed in his own behalf by Martin the Fourth, who humbly solicited the suffrage of the Romans. In the presence, and by the authority, of the people, two electors conferred, not on the pope, but on the noble and faithful Martin, the dignity of senator, and the supreme administration of the republic, ^52 to hold during his natural life, and to exercise at pleasure by himself or his deputies. About fifty years afterwards, the same title was granted to the emperor Lewis of Bavaria; and the liberty of Rome was acknowledged by her two sovereigns, who accepted a municipal office in the government of their own metropolis.

    [Footnote 50: The election of Charles of Anjou to the office of perpetual senator of Rome is mentioned by the historians in the viiith volume of the Collection of Muratori, by Nicholas de Jamsilla, (p. 592,) the monk of Padua, (p. 724,) Sabas Malaspina, (l. ii. c. 9, p. 308,) and Ricordano Malespini, (c. 177, p. 999.)]

    [Footnote 51: The high-sounding bull of Nicholas III., which founds his temporal sovereignty on the donation of Constantine, is still extant; and as it has been inserted by Boniface VIII. in the Sexte of the Decretals, it must be received by the Catholics, or at least by the Papists, as a sacred and perpetual law.]

    [Footnote 52: I am indebted to Fleury (Hist. Eccles. tom. xviii. p. 306) for an extract of this Roman act, which he has taken from the Ecclesiastical Annals of Odericus Raynaldus, A.D. 1281, No. 14, 15]

    In the first moments of rebellion, when Arnold of Brescia

    had inflamed their minds against the church, the Romans artfully labored to conciliate the favor of the empire, and to recommend their merit and services in the cause of Caesar. The style of their ambassadors to Conrad the Third and Frederic the First is a mixture of flattery and pride, the tradition and the ignorance of their own history. ^53 After some complaint of his silence and neglect, they exhort the former of these princes to pass the Alps, and assume from their hands the Imperial crown. “We beseech your majesty not to disdain the humility of your sons and vassals, not to listen to the accusations of our common enemies; who calumniate the senate as hostile to your throne, who sow the seeds of discord, that they may reap the harvest of destruction. The pope and the Sicilian are united in an impious league to oppose our liberty and your coronation. With the blessing of God, our zeal and courage has hitherto defeated their attempts. Of their powerful and factious adherents, more especially the Frangipani, we have taken by assault the houses and turrets: some of these are occupied by our troops, and some are levelled with the ground. The Milvian bridge, which they had broken, is restored and fortified for your safe passage; and your army may enter the city without being annoyed from the castle of St. Angelo. All that we have done, and all that we design, is for your honor and service, in the loyal hope, that you will speedily appear in person, to vindicate those rights which have been invaded by the clergy, to revive the dignity of the empire, and to surpass the fame and glory of your predecessors. May you fix your residence in Rome, the capital of the world; give laws to Italy, and the Teutonic kingdom; and imitate the example of Constantine and Justinian, ^54 who, by the vigor of the senate and people, obtained the sceptre of the earth.” ^55 But these splendid and fallacious wishes were not cherished by Conrad the Franconian, whose eyes were fixed on the Holy Land, and who died without visiting Rome soon after his return from the Holy Land.

    [Footnote 53: These letters and speeches are preserved by Otho bishop of Frisingen, (Fabric. Bibliot. Lat. Med. et Infim. tom. v. p. 186, 187,) perhaps the noblest of historians: he was son of Leopold marquis of Austria; his mother, Agnes, was daughter of the emperor Henry IV., and he was half- brother and uncle to Conrad III. and Frederic I. He has left, in seven books, a Chronicle of the Times; in two, the Gesta Frederici I., the last of which is inserted in the vith volume of Muratori’s historians.]

    [Footnote 54: We desire (said the ignorant Romans) to restore the empire in um statum, quo fuit tempore Constantini et Justiniani, qui totum orbem vigore senatus et populi Romani suis tenuere manibus.]

    [Footnote 55: Otho Frising. de Gestis Frederici I. l. i. c. 28, p. 662 – 664.]

    His nephew and successor, Frederic Barbarossa, was more

    ambitious of the Imperial crown; nor had any of the successors of Otho acquired such absolute sway over the kingdom of Italy. Surrounded by his ecclesiastical and secular princes, he gave audience in his camp at Sutri to the ambassadors of Rome, who thus addressed him in a free and florid oration: “Incline your ear to the queen of cities; approach with a peaceful and friendly mind the precincts of Rome, which has cast away the yoke of the clergy, and is impatient to crown her legitimate emperor. Under your auspicious influence, may the primitive times be restored. Assert the prerogatives of the eternal city, and reduce under her monarchy the insolence of the world. You are not ignorant, that, in former ages, by the wisdom of the senate, by the valor and discipline of the equestrian order, she extended her victorious arms to the East and West, beyond the Alps, and over the islands of the ocean. By our sins, in the absence of our princes, the noble institution of the senate has sunk in oblivion; and with our prudence, our strength has likewise decreased. We have revived the senate, and the equestrian

    order: the counsels of the one, the arms of the other, will be devoted to your person and the service of the empire. Do you not hear the language of the Roman matron? You were a guest, I have adopted you as a citizen; a Transalpine stranger, I have elected you for my sovereign; ^56 and given you myself, and all that is mine. Your first and most sacred duty is to swear and subscribe, that you will shed your blood for the republic; that you will maintain in peace and justice the laws of the city and the charters of your predecessors; and that you will reward with five thousand pounds of silver the faithful senators who shall proclaim your titles in the Capitol. With the name, assume the character, of Augustus.” The flowers of Latin rhetoric were not yet exhausted; but Frederic, impatient of their vanity, interrupted the orators in the high tone of royalty and conquest. “Famous indeed have been the fortitude and wisdom of the ancient Romans; but your speech is not seasoned with wisdom, and I could wish that fortitude were conspicuous in your actions. Like all sublunary things, Rome has felt the vicissitudes of time and fortune. Your noblest families were translated to the East, to the royal city of Constantine; and the remains of your strength and freedom have long since been exhausted by the Greeks and Franks. Are you desirous of beholding the ancient glory of Rome, the gravity of the senate, the spirit of the knights, the discipline of the camp, the valor of the legions? you will find them in the German republic. It is not empire, naked and alone, the ornaments and virtues of empire have likewise migrated beyond the Alps to a more deserving people: ^57 they will be employed in your defence, but they claim your obedience. You pretend that myself or my predecessors have been invited by the Romans: you mistake the word; they were not invited, they were implored. From its foreign and domestic tyrants, the city was rescued by Charlemagne and Otho, whose ashes repose in our country; and their dominion was the price of your deliverance. Under that dominion your ancestors lived and died. I claim by the right of inheritance and possession, and who shall dare to extort you from my hands? Is the hand of the Franks ^58 and Germans enfeebled by age? Am I vanquished? Am I a captive? Am I not encompassed with the

    banners of a potent and invincible army? You impose conditions on your master; you require oaths: if the conditions are just, an oath is superfluous; if unjust, it is criminal. Can you doubt my equity?

    It is extended to the meanest of my subjects. Will not my sword be unsheathed in the defence of the Capitol? By that sword the northern kingdom of Denmark has been restored to the Roman empire. You prescribe the measure and the objects of my bounty, which flows in a copious but a voluntary stream. All will be given to patient merit; all will be denied to rude importunity.” ^59 Neither the emperor nor the senate could maintain these lofty pretensions of dominion and liberty. United with the pope, and suspicious of the Romans, Frederic continued his march to the Vatican; his coronation was disturbed by a sally from the Capitol; and if the numbers and valor of the Germans prevailed in the bloody conflict, he could not safely encamp in the presence of a city of which he styled himself the sovereign. About twelve years afterwards, he besieged Rome, to seat an antipope in the chair of St. Peter; and twelve Pisan galleys were introduced into the Tyber: but the senate and people were saved by the arts of negotiation and the progress of disease; nor did Frederic or his successors reiterate the hostile attempt. Their laborious reigns were exercised by the popes, the crusades,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Lombardy and Germany: they courted the alliance of the Romans; and Frederic the Second offered in the Capitol the great standard, the Caroccio of Milan. ^60 After the extinction of the house of Swabia, they were banished beyond the Alps: and their last coronations betrayed the impotence and poverty of the Teutonic Caesars. ^61

    [Footnote 56: Hospes eras, civem feci. Advena fuisti ex Transalpinis partibus principem constitui.]

    [Footnote 57: Non cessit nobis nudum imperium, virtute sua amictum venit, ornamenta sua secum traxit. Penes nos sunt consules tui, &c. Cicero or Livy would not have rejected these images, the eloquence of a Barbarian born and educated in the Hercynian forest.]

    [Footnote 58: Otho of Frisingen, who surely understood the language of the court and diet of Germany, speaks of the Franks in the xiith century as the reigning nation, (Proceres Franci, equites Franci, manus Francorum:) he adds, however, the epithet of Teutonici.]

    [Footnote 59: Otho Frising. de Gestis Frederici I., l. ii. c. 22, p. 720 – 733. These original and authentic acts I have translated and abridged with freedom, yet with fidelity.]

    [Footnote 60: From the Chronicles of Ricobaldo and Francis Pipin, Muratori (dissert. xxvi. tom. ii. p. 492) has translated this curious fact with the doggerel verses that accompanied the gift: –

    Ave decus orbis, ave! victus tibi destinor, ave! Currus ab Augusto Frederico Caesare justo. Vae Mediolanum! jam sentis spernere vanum Imperii vires, proprias tibi tollere vires. Ergo triumphorum urbs potes memor esse priorum Quos tibi mittebant reges qui bella gerebant.

    Ne si dee tacere (I now use the Italian Dissertations, tom.

    1. p. 444) che nell’ anno 1727, una copia desso Caroccio in marmo dianzi ignoto si scopri, nel campidoglio, presso alle carcere di quel luogo, dove Sisto V. l’avea falto rinchiudere. Stava esso posto sopra quatro colonne di marmo fino colla sequente inscrizione, &c.; to the same purpose as the old inscription.] [Footnote 61: The decline of the Imperial arms and authority in Italy is related with impartial learning in the Annals of Muratori, (tom. x. xi. xii.;) and the reader may compare his narrative with the Histoires des Allemands (tom. iii. iv.) by Schmidt, who has deserved the esteem of his countrymen.]

    Under the reign of Adrian, when the empire extended from the

    Euphrates to the ocean, from Mount Atlas to the Grampian hills, a fanciful historian ^62 amused the Romans with the

    picture of their ancient wars. “There was a time,” says Florus, “when Tibur and Praeneste, our summer retreats, were the objects of hostile vows in the Capitol, when we dreaded the shades of the Arician groves, when we could triumph without a blush over the nameless villages of the Sabines and Latins, and even Corioli could afford a title not unworthy of a victorious general.” The pride of his contemporaries was gratified by the contrast of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they would have been humbled by the prospect of futurity; by the prediction, that after a thousand years, Rome, despoiled of empire, and contracted to her primaeval limits, would renew the same hostilities, on the same ground which was then decorated with her villas and gardens. The adjacent territory on either side of the Tyber was always claimed, and sometimes possessed, as the patrimony of St. Peter; but the barons assumed a lawless independence, and the cities too faithfully copied the revolt and discord of the metropolis.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 the Romans incessantly labored to reduce or destroy the contumacious vassals of the church and senate; and if their headstrong and selfish ambition was moderated by the pope, he often encouraged their zeal by the alliance of his spiritual arms. Their warfare was that of the first consuls and dictators, who were taken from the plough. The assembled in arms at the foot of the Capitol; sallied from the gates, plundered or burnt the harvests of their neighbors, engaged in tumultuary conflict, and returned home after an expedition of fifteen or twenty days. Their sieges were tedious and unskilful: in the use of victory, they indulged the meaner passions of jealousy and revenge; and instead of adopting the valor, they trampled on the misfortunes, of their adversaries. The captives, in their shirts, with a rope round their necks, solicited their pardon: the fortifications, and even the buildings, of the rival cities, were demolished, and the inhabitants were scattered in the adjacent villages. It was thus that the seats of the cardinal bishops, Porto, Ostia, Albanum, Tusculum, Praeneste, and Tibur or Tivoli, were successively overthrown by the ferocious hostility of the Romans. ^63 Of these, ^64 Porto and Ostia, the two keys of the Tyber, are still vacant and desolate: the marshy and unwholesome banks are

    peopled with herds of buffaloes, and the river is lost to every purpose of navigation and trade. The hills, which afford a shady retirement from the autumnal heats, have again smiled with the blessings of peace; Frescati has arisen near the ruins of Tusculum; Tibur or Tivoli has resumed the honors of a city, ^65 and the meaner towns of Albano and Palestrina are decorated with the villas of the cardinals and princes of Rome. In the work of destruction, the ambition of the Romans was often checked and repulsed by the neighboring cities and their allies: in the first siege of Tibur, they were driven from their camp; and the battles of Tusculum ^66 and Viterbo ^67 might be compared in their relative state to the memorable fields of Thrasymene and Cannae. In the first of these petty wars, thirty thousand Romans were overthrown by a thousand German horse, whom Frederic Barbarossa had detached to the relief of Tusculum: and if we number the slain at three, the prisoners at two, thousand, we shall embrace the most authentic and moderate account. Sixty- eight years afterwards they marched against Viterbo in the ecclesiastical state with the whole force of the city; by a rare coalition the Teutonic eagle was blended, in the adverse banners, with the keys of St. Peter; and the pope’s auxiliaries were commanded by a count of Thoulouse and a bishop of Winchester. The Romans were discomfited with shame and slaughter: but the English prelate must have indulged the vanity of a pilgrim, if he multiplied their numbers to one hundred, and their loss in the field to thirty, thousand men. Had the policy of the senate and the discipline of the legions been restored with the Capitol, the divided condition of Italy would have offered the fairest opportunity of a second conquest. But in arms, the modern Romans were not above, and in arts, they were far below, the common level of the neighboring republics. Nor was their warlike spirit of any long continuance; after some irregular sallies, they subsided in the national apathy, in the neglect of military institutions, and in the disgraceful and dangerous use of foreign mercenaries. [Footnote 62: Tibur nunc suburbanum, et aestivae Praeneste deliciae, nuncupatia in Capitolio votis petebantur. The whole passage of Florus (l. i. c. 11) may be read with pleasure, and

    has deserved the praise of a man of genius, (Oeuvres de Montesquieu, tom. iii. p. 634, 635, quarto edition)] [Footnote 63: Ne a feritate Romanorum, sicut fuerant Hostienses, Portuenses, Tusculanenses, Albanenses, Labicenses, et nuper Tiburtini destruerentur, (Matthew Paris, p. 757.) These events are marked in the Annals and Index (the xviiith volume) of Muratori.]

    [Footnote 64: For the state or ruin of these suburban cities, the banks of the Tyber, &c., see the lively picture of the P. Labat, (Voyage en Espagne et en Italiae,) who had long resided in the neighborhood of Rome, and the more accurate description of which P. Eschinard (Roma, 1750, in octavo) has added to the topographical map of Cingolani.]

    [Footnote 65: Labat (tom. iii. p. 233) mentions a recent decree of the Roman government, which has severely mortified the pride and poverty of Tivoli: in civitate Tiburtina non vivitur civiliter.]

    [Footnote 66: I depart from my usual method, of quoting only by the date the Annals of Muratori,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critical balance in which he has weighed nine contemporary writers who mention the battle of Tusculum, (tom. x. p. 42 – 44.)]

    [Footnote 67: Matthew Paris, p. 345. This bishop of Winchester was Peter de Rupibus, who occupied the see thirty-two years, (A.D. 1206 – 1238.) and is described, by the English historian, as a soldier and a statesman. (p. 178, 399.)]

    Ambition is a weed of quick and early vegetation in the

    vineyard of Christ. Under the first Christian princes, the chair of St. Peter was disputed by the votes, the venality, the violence, of a popular election: the sanctuaries of Rome were polluted with blood; and, from the third to the twelfth century, the church was distracted by the mischief of frequent schisms. As long as the final appeal was determined by the civil magistrate, these mischiefs were transient and local: the

    merits were tried by equity or favor; nor could the unsuccessful competitor long disturb the triumph of his rival. But after the emperors had been divested of their prerogatives, after a maxim had been established that the vicar of Christ is amenable to no earthly tribunal, each vacancy of the holy see might involve Christendom in controversy and war. The claims of the cardinals and inferior clergy, of the nobles and people, were vague and litigious: the freedom of choice was overruled by the tumults of a city that no longer owned or obeyed a superior. On the decease of a pope, two factions proceeded in different churches to a double election: the number and weight of votes, the priority of time, the merit of the candidates, might balance each other: the most respectable of the clergy were divided; and the distant princes, who bowed before the spiritual throne, could not distinguish the spurious, from the legitimate, idol. The emperors were often the authors of the schism, from the political motive of opposing a friendly to a hostile pontiff; and each of the competitors was reduced to suffer the insults of his enemies, who were not awed by conscience, and to purchase the support of his adherents, who were instigated by avarice or ambition a peaceful and perpetual succession was ascertained by Alexander the Third, ^68 who finally abolished the tumultuary votes of the clergy and people, and defined the right of election in the sole college of cardinals. ^69 The three orders of bishops, priests, and deacons, were assimilated to each other by this important privilege; the parochial clergy of Rome obtained the first rank in the hierarchy: they were indifferently chosen among the nations of Christendom; and the possession of the richest benefices, of the most important bishoprics, was not incompatible with their title and office. The senator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the coadjutors and legates of the supreme pontiff, were robed in purple, the symbol of martyrdom or royalty; they claimed a proud equality with kings; and their dignity was enhanced by the smallness of their number, which, till the reign of Leo the Tenth, seldom exceeded twenty or twenty-five persons. By this wise regulation, all doubt and scandal were removed, and the root of schism was so effectually destroyed, that in a period of six hundred years a

    double choice has only once divided the unity of the sacred college. But as the concurrence of two thirds of the votes had been made necessary, the election was often delayed by the private interest and passions of the cardinals; and while they prolonged their independent reign, the Christian world was left destitute of a head. A vacancy of almost three years had preceded the elevation of George the Tenth, who resolved to prevent the future abuse; and his bull, after some opposition, has been consecrated in the code of the canon law. ^70 Nine days are allowed for the obsequies of the deceased pope, and the arrival of the absent cardinals; on the tenth, they are imprisoned, each with one domestic, in a common apartment or conclave, without any separation of walls or curtains: a small window is reserved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necessaries; but the door is locked on both sides and guarded by the magistrates of the city, to seclude them from all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world.

    If the election be not consummated in three days, the luxury of their table is contracted to a single dish at dinner and supper; and after the eighth day, they are reduced to a scanty allowance of bread, water, and wine. During the vacancy of the holy see, the cardinals are prohibited from touching the revenues, or assuming, unless in some rare emergency, the government of the church: all agreements and promises among the electors are formally annulled; and their integrity is fortified by their solemn oath and the prayers of the Catholics. Some articles of inconvenient or superfluous rigor have been gradually relaxed, but the principle of confinement is vigorous and entire: they are still urged, by the personal motives of health and freedom, to accelerate the moment of their deliveranc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ballot or secret votes has wrapped the struggles of the conclave ^71 in the silky veil of charity and politeness. ^72 By these institutions the Romans were excluded from the election of their prince and bishop; and in the fever of wild and precarious liberty, they seemed insensible of the loss of this inestimable privilege. The emperor Lewis of Bavaria revived the example of the great Otho. After some negotiation with the magistrates, the Roman people were

    assembled ^73 in the square before St. Peter’s: the pope of Avignon, John the Twenty-second, was deposed: the choice of his successor was ratified by their consent and applause. They freely voted for a new law, that their bishop should never be absent more than three months in the year, and two days’ journey from the city; and that if he neglected to return on the third summons, the public servant should be degraded and dismissed. ^74 But Lewis forgot his own debility and the prejudices of the times: beyond the precincts of a German camp, his useless phantom was rejected; the Romans despised their own workmanship; the antipope implored the mercy of his lawful sovereign; ^75 and the exclusive right of the cardinals was more firmly established by this unseasonable attack.

    [Footnote 68: See Mosheim, Institut. Histor. Ecclesiast. p. 401, 403. Alexander himself had nearly been the victim of a contested election; and the doubtful merits of Innocent had only preponderated by the weight of genius and learning which St. Bernard cast into the scale, (see his life and writings.)] [Footnote 69: The origin, titles, importance, dress, precedency, &c., of the Roman cardinals, are very ably discussed by Thomassin, (Discipline de l’Eglise, tom. i. p. 1262 – 1287;) but their purple is now much faded. The sacred college was raised to the definite number of seventy-two, to represent, under his vicar, the disciples of Christ.]

    [Footnote 70: See the bull of Gregory X. approbante sacro concilio, in the Sexts of the Canon Law, (l. i. tit. 6, c. 3,) a supplement to the Decretals, which Boniface VIII. promulgated at Rome in 1298, and addressed in all 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Footnote 71: The genius of Cardinal de Retz had a right to paint a conclave, (of 1665,) in which he was a spectator and an actor, (Memoires, tom. iv. p. 15 – 57;) but I am at a loss to appreciate the knowledge or authority of an anonymous Italian, whose history (Conclavi de’ Pontifici Romani, in 4to. 1667) has been continued since the reign of Alexander VII. The accidental form of the work furnishes a lesson, though not an

    antidote, to ambition. From a labyrinth of intrigues, we emerge to the adoration of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but the next page opens with his funeral.]

    [Footnote 72: The expressions of Cardinal de Retz are positive and picturesque: On y vecut toujours ensemble avec le meme respect, et la meme civilite que l’on observe dans le cabinet des rois, avec la meme politesse qu’on avoit dans la cour de Henri III., avec la meme familiarite que l’on voit dans les colleges; avec la meme modestie, qui se remarque dans les noviciats; et avec la meme charite, du moins en apparence, qui pourroit otre entre des freres parfaitement unis.]

    [Footnote 73: Richiesti per bando (says John Villani) sanatori di Roma, e 52 del popolo, et capitani de’ 25, e consoli, (consoli?) et 13 buone huomini, uno per rione. Our knowledge is too imperfect to pronounce how much of this constitution was temporary, and how much ordinary and permanent. Yet it is faintly illustrated by the ancient statutes of Rome.]

    [Footnote 74: Villani (l. x. c. 68 – 71, in Muratori, Script. tom. xiii. p. 641 – 645) relates this law, and the whole transaction, with much less abhorrence than the prudent Muratori.

    Any one conversant with the darker ages must have observed how much the sense (I mean the nonsense) of superstition is fluctuating and inconsistent.]

    [Footnote 75: In the first volume of the Popes of Avignon, see the second original Life of John XXII. p. 142 – 145, the confession of the antipope p. 145 – 152, and the laborious notes of Baluze, p. 714, 715.]

    Had the election been always held in the Vatican, the rights

    of the senate and people would not have been violated with impunity. But the Romans forgot, and were forgotten. in the absence of the successors of Gregory the Seventh, who did not keep as a divine precept their ordinary residence in the city and diocese. The care of that diocese was less important than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versal church; nor could the popes

    delight in a city in which their authority was always opposed, and their person was often endangered. From the persecution of the emperors, and the wars of Italy, they escaped beyond the Alps into the hospitable bosom of France; from the tumults of Rome they prudently withdrew to live and die in the more tranquil stations of Anagni, Perugia, Viterbo, and the adjacent cities. When the flock was offended or impoverished by the absence of the shepherd, they were recalled by a stern admonition, that St. Peter had fixed his chair, not in an obscure village, but in the capital of the world; by a ferocious menace, that the Romans would march in arms to destroy the place and people that should dare to afford them a retreat. They returned with timorous obedience; and were saluted with the account of a heavy debt, of all the losses which their desertion had occasioned, the hire of lodgings, the sale of provisions, and the various expenses of servants and strangers who attended the court. ^76 After a short interval of peace, and perhaps of authority, they were again banished by new tumults, and again summoned by the imperious or respectful invitation of the senate. In these occasional retreats, the exiles and fugitives of the Vatican were seldom long, or far, distant from the metropolis; but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the apostolic throne was transported, as it might seem forever, from the Tyber to the Rhone; and the cause of the transmigration may be deduced from the furious contest between Boniface the Eighth and the king of France. ^77 The spiritual arms of excommunication and interdict were repulsed by the union of the three estates, and the privileges of the Gallican church; but the pope was not prepared against the carnal weapons which Philip the Fair had courage to employ. As the pope resided at Anagni, without the suspicion of danger, his palace and person were assaulted by three hundred horse, who had been secretly levied by William of Nogaret, a French minister, and Sciarra Colonna, of a noble but hostile family of Rome. The cardinals fled; the inhabitants of Anagni were seduced from their allegiance and gratitude; but the dauntless Boniface, unarmed and alone, seated himself in his chair, and awaited, like the conscript fathers of old, the swords of the Gauls. Nogaret, a foreign adversary, was

    content to execute the orders of his master: by the domestic enmity of Colonna, he was insulted with words and blows; and during a confinement of three days his life was threatened by the hardships which they inflicted on the obstinacy which they provoked. Their strange delay gave time and courage to the adherents of the church, who rescued him from sacrilegious violence; but his imperious soul was wounded in the vital part; and Boniface expired at Rome in a frenzy of rage and revenge. His memory is stained with the glaring vices of avarice and pride; nor has the courage of a martyr promoted this ecclesiastical champion to the honors of a saint; a magnanimous sinner, (say the chronicles of the times,) who entered like a fox, reigned like a lion, and died like a dog. He was succeeded by Benedict the Eleventh, the mildest of mankind. Yet he excommunicated the impious emissaries of Philip, and devoted the city and people of Anagni by a tremendous curse, whose effects are still visible to the eyes of superstition. ^78 [Footnote 76: Romani autem non valentes nec volentes ultra suam celare cupiditatem gravissimam, contra papam movere coeperunt questionem, exigentes ab eo urgentissime omnia quae subierant per ejus absentiam damna et jacturas, videlicet in hispitiis locandis, in mercimoniis, in usuris, in redditibus, in provisionibus, et in aliis modis innumerabilibus. Quod cum audisset papa, praecordialiter ingemuit, et se comperiens muscipulatum, &c., Matt. Paris, p. 757. For the ordinary history of the popes, their life and death, their residence and absence, it is enough to refer to the ecclesiastical annalists, Spondanus and Fleury.]

    [Footnote 77: Besides the general historians of the church of Italy and of France, we possess a valuable treatise composed by a learned friend of Thuanus, which his last and best editors have published in the appendix (Histoire particuliere du grand Differend entre Boniface VIII et Philippe le Bel, par Pierre du Puis, tom. vii. P. xi. p. 61 – 82.)]

    [Footnote 78: It is difficult to know whether Labat (tom. iv. p. 53 – 57) be in jest or in earnest, when he supposes that Anagni still feels the weight of this curse, and that the cornfields, or

    vineyards, or olive-trees, are annually blasted by Nature, the obsequious handmaid of the popes.]

    Chapter LXIX: State Of Rome From The Twelfth Century.

    Part IV.

    After his decease, the tedious and equal suspense of the

    conclave was fixed by the dexterity of the French faction. A specious offer was made and accepted, that, in the term of forty days, they would elect one of the three candidates who should be named by their opponents. The archbishop of Bourdeaux, a furious enemy of his king and country, was the first on the list; but his ambition was known; and his conscience obeyed the calls of fortune and the commands of a benefactor, who had been informed by a swift messenger that the choice of a pope was now in his hands. The terms were regulated in a private interview; and with such speed and secrecy was the business transacted, that the unanimous conclave applauded the elevation of Clement the Fifth. ^79 The cardinals of both parties were soon astonished by a summons to attend him beyond the Alps; from whence, as they soon discovered, they must never hope to return. He was engaged, by promise and affection, to prefer the residence of France; and, after dragging his court through Poitou and Gascony, and devouring, by his expense, the cities and convents on the road, he finally reposed at Avignon, ^80 which flourished above seventy years ^81 the seat of the Roman pontiff and the metropolis of Christendom. By land, by sea, by the Rhone, the position of Avignon was on all sides accessible; the southern provinces of France do not yield to Italy itself; new palaces arose for the accommodation of the pope and cardinals; and the arts of luxury were soon attracted by the treasures of the church. They were already possessed of the adjacent territory, the Venaissin county, ^82 a populous and

    fertile spot; and the sovereignty of Avignon was afterwards purchased from the youth and distress of Jane, the first queen of Naples and countess of Provence, for the inadequate price of fourscore thousand florins. ^83 Under the shadow of a French monarchy, amidst an obedient people, the popes enjoyed an honorable and tranquil state, to which they long had been strangers: but Italy deplored their absence; and Rome, in solitude and poverty, might repent of the ungovernable freedom which had driven from the Vatican the successor of St. Peter. Her repentance was tardy and fruitless: after the death of the old members, the sacred college was filled with French cardinals, ^84 who beheld Rome and Italy with abhorrence and contempt, and perpetuated a series of national, and even provincial, popes, attached by the most indissoluble ties to their native country.

    [Footnote 79: See, in the Chronicle of Giovanni Villani, (l. viii. c. 63, 64, 80, in Muratori, tom. xiii.,) the imprisonment of Boniface VIII., and the election of Clement V., the last of which, like most anecdotes, is embarrassed with some difficulties.]

    [Footnote 80: The original lives of the eight popes of Avignon, Clement V., John XXII., Benedict XI., Clement VI., Innocent VI., Urban V., Gregory XI., and Clement VII., are published by Stephen Baluze, (Vitae Paparum Avenionensium; Paris, 1693, 2 vols. in 4to.,) with copious and elaborate notes, and a second volume of acts and documents. With the true zeal of an editor and a patriot, he devoutly justifies or excuses the characters of his countrymen.]

    [Footnote 81: The exile of Avignon is compared by the Italians with Babylon, and the Babylonish captivity. Such furious metaphors, more suitable to the ardor of Petrarch than to the judgment of Muratori, are gravely refuted in Baluze’s preface. The abbe de Sade is distracted between the love of Petrarch and of his country. Yet he modestly pleads, that many of the local inconveniences of Avignon are now removed; and many of the vices against which the poet declaims, had been imported

    with the Roman court by the strangers of Italy, (tom. i. p. 23 – 28.)]

    [Footnote 82: The comtat Venaissin was ceded to the popes in 1273 by Philip III. king of France, after he had inherited the dominions of the count of Thoulouse. Forty years before, the heresy of Count Raymond had given them a pretence of seizure, and they derived some obscure claim from the xith century to some lands citra Rhodanum, (Valesii Notitia Galliarum, p. 495, 610. Longuerue, Description de la France, tom. i. p. 376 – 381.)] [Footnote 83: If a possession of four centuries were not itself a title, such objections might annul the bargain; but the purchase money must be refunded, for indeed it was paid. Civitatem Avenionem emit . . . per ejusmodi venditionem pecunia redundates, &c., (iida Vita Clement. VI. in Baluz. tom. i. p. 272. Muratori, Script. tom. iii. P. ii. p. 565.) The only temptation for Jane and her second husband was ready money, and without it they could not have returned to the throne of Naples.]

    [Footnote 84: Clement V immediately promoted ten cardinals, nine French and one English, (Vita ivta, p. 63, et Baluz. p. 625, &c.) In 1331, the pope refused two candidates recommended by the king of France, quod xx. Cardinales, de quibus xvii. de regno Fraciae originem traxisse noscuntur in memorato collegio existant, (Thomassin, Discipline de l’Eglise, tom. i. p. 1281.)]

    The progress of industry had produced and enriched the

    Italian republics: the aera of their liberty is the most flourishing period of population and agriculture, of manufactures and commerce; and their mechanic labors were gradually refined into the arts of elegance and genius. But the position of Rome was less favorable, the territory less fruitful: the character of the inhabitants was debased by indolence and elated by pride; and they fondly conceived that the tribute of subjects must forever nourish the metropolis of the church and empire. This prejudice was encouraged in some degree by

    the resort of pilgrims to the shrines of the apostles; and the last legacy of the popes, the institution of the holy year, ^85 was not less beneficial to the people than to the clergy. Since the loss of Palestine, the gift of plenary indulgences, which had been applied to the crusades, remained without an object; and the most valuable treasure of the church was sequestered above eight years from public circulation.

    A new channel was opened by the diligence of Boniface the Eighth, who reconciled the vices of ambition and avarice; and the pope had sufficient learning to recollect and revive the secular games which were celebrated in Rome at the conclusion of every century.

    To sound without danger the depth of popular credulity, a sermon was seasonably pronounced, a report was artfully scattered, some aged witnesses were produced; and on the first of January of the year thirteen hundred, the church of St. Peter was crowded with the faithful, who demanded the customary indulgence of the holy time. The pontiff, who watched and irritated their devout impatience, was soon persuaded by ancient testimony of the justice of their claim; and he proclaimed a plenary absolution to all Catholics who, in the course of that year, and at every similar period, should respectfully visit the apostolic churches of St. Peter and St. Paul. The welcome sound was propagated through Christendom; and at first from the nearest provinces of Italy, and at length from the remote kingdoms of Hungary and Britain, the highways were thronged with a swarm of pilgrims who sought to expiate their sins in a journey, however costly or laborious, which was exempt from the perils of military service. All exceptions of rank or sex, of age or infirmity, were forgotten in the common transport; and in the streets and churches many persons were trampled to death by the eagerness of devotion. The calculation of their numbers could not be easy nor accurate; and they have probably been magnified by a dexterous clergy, well apprised of the contagion of example: yet we are assured by a judicious historian, who assisted at the ceremony, that Rome was never replenished with less than two hundred thousand strangers; and another

    spectator has fixed at two millions the total concourse of the year. A trifling oblation from each individual would accumulate a royal treasure; and two priests stood night and day, with rakes in their hands, to collect, without counting, the heaps of gold and silver that were poured on the altar of St. Paul. ^86 It was fortunately a season of peace and plenty; and if forage was scarce, if inns and lodgings were extravagantly dear, an inexhaustible supply of bread and wine, of meat and fish, was provided by the policy of Boniface and the venal hospitality of the Romans. From a city without trade or industry, all casual riches will speedily evaporate: but the avarice and envy of the next generation solicited Clement the Sixth ^87 to anticipate the distant period of the century. The gracious pontiff complied with their wishes; afforded Rome this poor consolation for his loss; and justified the change by the name and practice of the Mosaic Jubilee. ^88 His summons was obeyed; and the number, zeal, and liberality of the pilgrims did not yield to the primitive festival. But they encountered the triple scourge of war, pestilence, and famine: many wives and virgins were violated in the castles of Italy; and many strangers were pillaged or murdered by the savage Romans, no longer moderated by the presence of their bishops. ^89 To the impatience of the popes we may ascribe the successive reduction to fifty, thirty-three, and twenty-five years; although the second of these terms is commensurate with the life of Christ. The profusion of indulgences, the revolt of the Protestants, and the decline of superstition, have much diminished the value of the jubilee; yet even the nineteenth and last festival was a year of pleasure and profit to the Romans; and a philosophic smile will not disturb the triumph of the priest or the happiness of the people. ^90 [Footnote 85: Our primitive account is from Cardinal James Caietan, (Maxima Bibliot. Patrum, tom. xxv.;) and I am at a loss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 nephew of Boniface VIII. be a fool or a knave: the uncle is a much clearer character.]

    [Footnote 86: See John Villani (l. viii. c. 36) in the xiith, and the Chronicon Astense, in the xith volume (p. 191, 192) of

    Muratori’s Collection Papa innumerabilem pecuniam abeisdem accepit, nam duo clerici, cum rastris, &c.]

    [Footnote 87: The two bulls of Boniface VIII. and Clement VI. are inserted on the Corpus Juris Canonici, Extravagant. Commun. l. v. tit. ix c 1, 2.)] [Footnote 88: The sabbatic years and jubilees of the Mosaic law, (Car. Sigon. de Republica Hebraeorum, Opp. tom. iv. l. iii. c. 14, 14, p. 151, 152,) the suspension of all care and labor, the periodical release of lands, debts, servitude, &c., may seem a noble idea, but the execution would be impracticable in a profane republic; and I should be glad to learn that this ruinous festival was observed by the Jewish people.]

    [Footnote 89: See the Chronicle of Matteo Villani, (l. i. c. 56,) in the xivth vol. of Muratori, and the Memoires sur la Vie de Petrarque, tom. iii. p. 75 – 89.]

    [Footnote 90: The subject is exhausted by M. Chais, a French minister at the Hague, in his Lettres Historiques et Dogmatiques, sur les Jubiles et es Indulgences; la Haye, 1751, 3 vols. in 12mo.; an elaborate and pleasing work, had not the author preferred the character of a polemic to that of a philosopher.]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eleventh century, Italy was exposed

    to the feudal tyranny, alike oppressive to the sovereign and the people. The rights of human nature were vindicated by her numerous republics, who soon extended their liberty and dominion from the city to the adjacent country. The sword of the nobles was broken; their slaves were enfranchised; their castles were demolished; they assumed the habits of society and obedience; their ambition was confined to municipal honors, and in the proudest aristocracy of Venice on Genoa, each patrician was subject to the laws. ^91 But the feeble and disorderly government of Rome was unequal to the task of curbing her rebellious sons, who scorned the authority of the magistrate within and without the walls. It was no longer a civil contention between the nobles and plebeians f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state: the barons asserted in arms their personal independence; their palaces and castles were fortified against a siege; and their private quarrels were maintained by the numbers of their vassals and retainers. In origin and affection, they were aliens to their country: ^92 and a genuine Roman, could such have been produced, might have renounced these haughty strangers, who disdained the appellation of citizens, and proudly styled themselves the princes, of Rome. ^93 After a dark series of revolutions, all records of pedigree were lost; the distinction of surnames was abolished; the blood of the nations was mingled in a thousand channels; and the Goths and Lombards, the Greeks and Franks, the Germans and Normans, had obtained the fairest possessions by royal bounty, or the prerogative of valor. These examples might be readily presumed; but the elevation of a Hebrew race to the rank of senators and consuls is an event without a parallel in the long captivity of these miserable exiles. ^94 In the time of Leo the Ninth, a wealthy and learned Jew was converted to Christianity, and honored at his baptism with the name of his godfather, the reigning Pope. The zeal and courage of Peter the son of Leo were signalized in the cause of Gregory the Seventh, who intrusted his faithful adherent with the government of Adrian’s mole, the tower of Crescentius, or, as it is now called, the castle of St. Angelo. Both the father and the son were the parents of a numerous progeny: their riches, the fruits of usury, were shared with the noblest families of the city; and so extensive was their alliance, that the grandson of the proselyte was exalted by the weight of his kindred to the throne of St. Peter. A majority of the clergy and people supported his cause: he reigned several years in the Vatican; and it is only the eloquence of St. Bernard, and the final triumph of Innocence the Second, that has branded Anacletus with the epithet of antipope. After his defeat and death, the posterity of Leo is no longer conspicuous; and none will be found of the modern nobles ambitious of descending from a Jewish stock. It is not my design to enumerate the Roman families which have failed at different periods, or those which are continued in different degrees of splendor to the present time. ^95 The old consular line of the Frangipani

    discover their name in the generous act of breaking or dividing bread in a time of famine; and such benevolence is more truly glorious than to have enclosed, with their allies the Corsi, a spacious quarter of the city in the chains of their fortifications; the Savelli, as it should seem a Sabine race, have maintained their original dignity; the obsolete surname of the Capizucchi is inscribed on the coins of the first senators; the Conti preserve the honor, without the estate, of the counts of Signia; and the Annibaldi must have been very ignorant, or very modest, if they had not descended from the Carthaginian hero. ^96

    [Footnote 91: Muratori (Dissert. xlvii.) alleges the Annals of Florence, Padua, Genoa, &c., the analogy of the rest, the evidence of Otho of Frisingen, (de Gest. Fred. I. l. ii. c. 13,) and the submission of the marouis of Este.] [Footnote 92: As early as the year 824, the emperor Lothaire I. found it expedient to interrogate the Roman people, to learn from each individual by what national law he chose to be governed. (Muratori, Dissertat xxii.)] [Footnote 93: Petrarch attacks these foreigners, the tyrants of Rome, in a declamation or epistle, full of bold truths and absurd pedantry, in which he applies the maxims, and even prejudices, of the old republic to the state of the xivth century, (Memoires, tom. iii. p. 157 – 169.)]

    [Footnote 94: The origin and adventures of the Jewish family are noticed by Pagi, (Critica, tom. iv. p. 435, A.D. 1124, No. 3, 4,) who draws his information from the Chronographus Maurigniacensis, and Arnulphus Sagiensis de Schismate, (in Muratori, Script. Ital. tom. iii. P. i. p. 423 – 432.) The fact must in some degree be true; yet I could wish that it had been coolly related, before it was turned into a reproach against the antipope.] [Footnote 95: Muratori has given two dissertations (xli. and xlii.) to the names, surnames, and families of Italy. Some nobles, who glory in their domestic fables, may be offended with his firm and temperate criticism; yet surely some ounces of pure gold are of more value than many pounds of base metal.]

    [Footnote 96: The cardinal of St. George, in his poetical, or rather metrical history of the election and coronation of Boniface VIII., (Muratori Script. Ital. tom. iii. P. i. p. 641, &c.,) describes the state and families of Rome at the coronation of Boniface VIII., (A.D. 1295.)

    Interea titulis redimiti sanguine et armis Illustresque viri Romana a stirpe trahentes Nomen in emeritos tantae virtutis honores Insulerant sese medios festumque colebant Aurata fulgente toga, sociante caterva. Ex ipsis devota domus praestantis ab Ursa Ecclesiae, vultumque gerens demissius altum Festa Columna jocis, necnon Sabellia mitis; Stephanides senior, Comites Annibalica proles, Praefectusque urbis magnum sine viribus nomen.

    (l. ii. c. 5, 100, p. 647, 648.)

    The ancient statutes of Rome (l. iii. c. 59, p. 174, 175)

    distinguish eleven families of barons, who are obliged to swear in concilio communi, before the senator, that they would not harbor or protect any malefactors, outlaws, &c. – a feeble security!]

    But among, perhaps above, the peers and princes of the city,

    I distinguish the rival houses of Colonna and Ursini, whose private story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annals of modern Rome. I. The name and arms of Colonna ^97 have been the theme of much doubtful etymology; nor have the orators and antiquarians overlooked either Trajan’s pillar, or the columns of Hercules, or the pillar of Christ’s flagellation, or the luminous column that guided the Israelites in the desert. Their first historical appearance in the year eleven hundred and four attests the power and antiquity, while it explains the simple meaning, of the name.

    By the usurpation of Cavae, the Colonna provoked the arms of Paschal the Second; but they lawfully held in the Campagna of Rome the hereditary fiefs of Zagarola and Colonna; and the

    latter of these towns was probably adorned with some lofty pillar, the relic of a villa or temple. ^98 They likewise possessed one moiety of the neighboring city of Tusculum, a strong presumption of their descent from the counts of Tusculum, who in the tenth century were the tyrants of the apostolic see. According to their own and the public opinion, the primitive and remote source was derived from the banks of the Rhine; ^99 and the sovereigns of Germany were not ashamed of a real or fabulous affinity with a noble race, which in the revolutions of seven hundred years has been often illustrated by merit and always by fortune. ^100 About the end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the most powerful branch was composed of an uncle and six bothers, all conspicuous in arms, or in the honors of the church. Of these, Peter was elected senator of Rome, introduced to the Capitol in a triumphal car, and hailed in some vain acclamations with the title of Caesar; while John and Stephen were declared marquis of Ancona and count of Romagna, by Nicholas the Fourth, a patron so partial to their family, that he has been delineated in satirical portraits, imprisoned as it were in a hollow pillar. ^101 After his decease their haughty behavior provoked the displeasure of the most implacable of mankind. The two cardinals, the uncle and the nephew, denied the election of Boniface the Eighth; and the Colonna were oppressed for a moment by his temporal and spiritual arms. ^102 He proclaimed a crusade against his personal enemies; their estates were confiscated; their fortresses on either side of the Tyber were besieged by the troops of St. Peter and those of the rival nobles; and after the ruin of Palestrina or Praeneste, their principal seat, the ground was marked with a ploughshare, the emblem of perpetual desolation. Degraded, banished, proscribed, the six brothers, in disguise and danger, wandered over Europe without renouncing the hope of deliverance and revenge. In this double hope, the French court was their surest asylum; they prompted and directed the enterprise of Philip; and I should praise their magnanimity, had they respected the misfortune and courage of the captive tyrant. His civil acts were annulled by the Roman people, who restored the honors and possessions of the Colonna; and some

    estimate may be formed of their wealth by their losses, of their losses by the damages of one hundred thousand gold florins which were granted them against the accomplices and heirs of the deceased pope. All the spiritual censures and disqualifications were abolished ^103 by his prudent successors; and the fortune of the house was more firmly established by this transient hurricane. The boldness of Sciarra Colonna was signalized in the captivity of Boniface, and long afterwards in the coronation of Lewis of Bavaria; and by the gratitude of the emperor, the pillar in their arms was encircled with a royal crown. But the first of the family in fame and merit was the elder Stephen, whom Petrarch loved and esteemed as a hero superior to his own times, and not unworthy of ancient Rome. Persecution and exile displayed to the nations his abilities in peace and war; in his distress he was an object, not of pity, but of reverence; the aspect of danger provoked him to avow his name and country; and when he was asked, “Where is now your fortress?” he laid his hand on his heart, and answered, “Here.” He supported with the same virtue the return of prosperity; and, till the ruin of his declining age, the ancestors, the character, and the children of Stephen Colonna, exalted his dignity in the Roman republic, and at the court of Avignon. II. The Ursini migrated from Spoleto; ^104 the sons of Ursus, as they are styled in the twelfth century, from some eminent person, who is only known as the father of their race. But they were soon distinguished among the nobles of Rome, by the number and bravery of their kinsmen, the strength of their towers, the honors of the senate and sacred college, and the elevation of two popes, Celestin the Third and Nicholas the Third, of their name and lineage. ^105 Their riches may be accused as an early abuse of nepotism: the estates of St. Peter were alienated in their favor by the liberal Celestin; ^106 and Nicholas was ambitious for their sake to solicit the alliance of monarchs; to found new kingdoms in Lombardy and Tuscany; and to invest them with the perpetual office of senators of Rome. All that has been observed of the greatness of the Colonna will likewise redeemed to the glory of the Ursini, their constant and equal antagonists in the long hereditary feud, which distracted

    above two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the ecclesiastical state. The jealously of preeminence and power was the true ground of their quarrel; but as a specious badge of distinction, the Colonna embraced the name of Ghibelines and the party of the empire; the Ursini espoused the title of Guelphs and the cause of the church.

    The eagle and the keys were displayed in their adverse banners; and the two factions of Italy most furiously raged when the origin and nature of the dispute were long since forgotten. ^107 After the retreat of the popes to Avignon they disputed in arms the vacant republic; and the mischiefs of discord were perpetuated by the wretched compromise of electing each year two rival senators. By their private hostilities the city and country were desolated, and the fluctuating balance inclined with their alternate success. But none of either family had fallen by the sword, till the most renowned champion of the Ursini was surprised and slain by the younger Stephen Colonna. ^108 His triumph is stained with the reproach of violating the truce; their defeat was basely avenged by the assassination, before the church door, of an innocent boy and his two servants. Yet the victorious Colonna, with an annual colleague, was declared senator of Rome during the term of five years. And the muse of Petrarch inspired a wish, a hope, a prediction, that the generous youth, the son of his venerable hero, would restore Rome and Italy to their pristine glory; that his justice would extirpate the wolves and lions, the serpents and bears, who labored to subvert the eternal basis of the marble column. ^109

    [Footnote 97: It is pity that the Colonna themselves have not favored the world with a complete and critical history of their illustrious house. I adhere to Muratori, (Dissert. xlii. tom. iii. p. 647, 648.)] [Footnote 98: Pandulph. Pisan. in Vit. Paschal. II. in Muratori, Script. Ital. tom. iii. P. i. p. 335. The family has still great possessions in the Campagna of Rome; but they have alienated to the Rospigliosi this original fief of Colonna, Eschinard, p. 258, 259.)]

    [Footnote 99: Te longinqua dedit tellus et pascua Rheni, says Petrarch; and, in 1417, a duke of Guelders and Juliers acknowledges (Lenfant, Hist. du Concile de Constance, tom. ii. p. 539) his descent from the ancestors of Martin V., (Otho Colonna:) but the royal author of the Memoirs of Brandenburg observes, that the sceptre in his arms has been confounded with the column. To maintain the Roman origin of the Colonna, it was ingeniously supposed (Diario di Monaldeschi, in the Script. Ital. tom. xii. p. 533) that a cousin of the emperor Nero escaped from the city, and founded Mentz in Germany] [Footnote 100: I cannot overlook the Roman triumph of ovation on Marce Antonio Colonna, who had commanded the pope’s galleys at the naval victory of Lepanto, (Thuan. Hist. l. 7, tom. iii. p. 55, 56. Muret. Oratio x. Opp. tom. i. p. 180 – 190.)]

    [Footnote 101: Muratori, Annali d’Italia, tom. x. p. 216, 220.] [Footnote 102: Petrarch’s attachment to the Colonna has authorized the abbe de Sade to expatiate on the state of the family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the persecution of Boniface VIII., the character of Stephen and his sons, their quarrels with the Ursini, &c., (Memoires sur Petrarque, tom. i. p. 98 – 110, 146 – 148, 174 – 176, 222 – 230, 275 – 280.) His criticism often rectifies the hearsay stories of Villani, and the errors of the less diligent moderns. I understand the branch of Stephen to be now extinct.]

    [Footnote 103: Alexander III. had declared the Colonna who adhered to the emperor Frederic I. incapable of holding any ecclesiastical benefice, (Villani, l. v. c. 1;) and the last stains of annual excommunication were purified by Sixtus V., (Vita di Sisto V. tom. iii. p. 416.) Treason, sacrilege, and proscription are often the best titles of ancient nobility.] [Footnote 104: – Vallis te proxima misit,

    Appenninigenae qua prata virentia sylvae Spoletana metunt armenta gregesque protervi.

    Monaldeschi (tom. xii. Script. Ital. p. 533) gives the Ursini a French origin, which may be remotely true.]

    [Footnote 105: In the metrical life of Celestine V. by the cardinal of St. George (Muratori, tom. iii. P. i. p. 613, &c.,) we find a luminous, and not inelegant, passage, (l. i. c. 3, p. 203 &c.:) –

    – genuit quem nobilis Ursae (Ursi?) Progenies, Romana domus, veterataque magnis Fascibus in clero, pompasque experta senatus, Bellorumque manu grandi stipata parentum Cardineos apices necnon fastigia dudum Papatus iterata tenens.

    Muratori (Dissert. xlii. tom. iii.) observes, that the first Ursini pontificate of Celestine III. was unknown: he is inclined to read Ursi progenies.]

    [Footnote 106: Filii Ursi, quondam Coelestini papae nepotes, de bonis ecclesiae Romanae ditati, (Vit. Innocent. III. in Muratori, Script. tom. iii. P. i.) The partial prodigality of Nicholas III. is more conspicuous in Villani and Muratori. Yet the Ursini would disdain the nephews of a modern pope.]

    [Footnote 107: In his fifty-first Dissertation on the Italian Antiquities, Muratori explains the factions of the Guelphs and Ghibelines.]

    [Footnote 108: Petrarch (tom. i. p. 222 – 230) has celebrated this victory according to the Colonna; but two contemporaries, a Florentine (Giovanni Villani, l. x. c. 220) and a Roman, (Ludovico Monaldeschi, p. 532 – 534,) are less favorable to their arms.]

    [Footnote 109: The abbe de Sade (tom. i. Notes, p. 61 – 66) has applied the vith Canzone of Petrarch, Spirto Gentil, &c., to Stephen Colonna the younger:

    Orsi, lupi, leoni, aquile e serpi Al una gran marmorea colonna Fanno noja sovente e a se danno]

    Chapter LXX:

    Final Settlement Of The Ecclesiastical State.

    Part I.

    Character And Coronation Of Petrarch. – Restoration Of The

    Freedom And Government Of Rome By The Tribune Rienzi. – His Virtues And Vices, His Expulsion And Death. – Return Of The Popes From Avignon. – Great Schism Of The West. – Reunion Of The Latin Church. – Last Struggles Of Roman Liberty. – Statutes Of Rome. – Final Settlement Of The Ecclesiastical State.

    In the apprehension of modern times, Petrarch ^1 is the

    Italian songster of Laura and love. In the harmony of his Tuscan rhymes, Italy applauds, or rather adores, the father of her lyric poetry; and his verse, or at least his name, is repeated by the enthusiasm, or affectation, of amorous sensibility. Whatever may be the private taste of a stranger, his slight and superficial knowledge should humbly acquiesce in the judgment of a learned nation; yet I may hope or presume, that the Italians do not compare the tedious uniformity of sonnets and elegies with the sublime compositions of their epic muse, the original wildness of Dante, the regular beauties of Tasso, and the boundless variety of the incomparable Ariosto. The merits of the lover I am still less qualified to appreciate: nor am I deeply interested in a metaphysical passion for a nymph so shadowy, that her existence has been questioned; ^2 for a matron so prolific, ^3

    that she was delivered of eleven legitimate children, ^4 while her amorous swain sighed and sung at the fountain of Vaucluse. ^5 But in the eyes of Petrarch, and those of his graver contemporaries, his love was a sin, and Italian verse a frivolous amusement. His Latin works of philosophy, poetry, and eloquence, established his serious reputation, which was soon diffused from Avignon over France and Italy: his friends and disciples were multiplied in every city; and if the ponderous volume of his writings ^6 be now abandoned to a long repose, our gratitude must applaud the man, who by precept and example revived the spirit and study of the Augustan age. From his earliest youth, Petrarch aspired to the poetic crown. The academical honors of the three faculties had introduced a royal degree of master or doctor in the art of poetry; ^7 and the title of poet- laureate, which custom, rather than vanity, perpetuates in the English court, ^8 was first invented by the Caesars of Germany. In the musical games of antiquity, a prize was bestowed on the victor: ^9 the belief that Virgil and Horace had been crowned in the Capitol inflamed the emulation of a Latin bard; ^10 and the laurel ^11 was endeared to the lover by a verbal resemblance with the name of his mistress. The value of either object was enhanced by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pursuit; and if the virtue or prudence of Laura was inexorable, ^12 he enjoyed, and might boast of enjoying, the nymph of poetry. His vanity was not of the most delicate kind, since he applauds the success of his own labors; his name was popular; his friends were active; the open or secret opposition of envy and prejudice was surmounted by the dexterity of patient merit. In the thirty-sixth year of his age, he was solicited to accept the object of his wishes; and on the same day, in the solitude of Vaucluse, he received a similar and solemn invitation from the senate of Rome and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The learning of a theological school, and the ignorance of a lawless city, were alike unqualified to bestow the ideal though immortal wreath which genius may obtain from the free applause of the public and of posterity: but the candidate dismissed this troublesome reflection; and after some moments of complacency and suspense, preferred the summons of the metropolis of the world.

    [Footnote 1: The Memoires sur la Vie de Francois Petrarque, (Amsterdam, 1764, 1767, 3 vols. in 4to.,) form a copious, original, and entertaining work, a labor of love, composed from the accurate study of Petrarch and his contemporaries; but the hero is too often lost in the general history of the age, and the author too often languishes in the affectation of politeness and gallantry. In the preface to his first volume, he enumerates and weighs twenty Italian biographers, who have professedly treated of the same subject.] [Footnote 2: The 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 prevailed in the xvth century; but the wise commentators were not agreed whether they should understand by Laura, religion, or virtue, or the blessed virgin, or – see the prefaces to the first and second volume.]

    [Footnote 3: Laure de Noves, born about the year 1307, was married in January 1325, to Hugues de Sade, a noble citizen of Avignon, whose jealousy was not the effect of love, since he married a second wife within seven months of her death, which happened the 6th of April, 1348, precisely one-and-twenty years after Petrarch had seen and loved her.]

    [Footnote 4: Corpus crebris partubus exhaustum: from one of these is issued, in the tenth degree, the abbe de Sade, the fond and grateful biographer of Petrarch; and this domestic motive most probably suggested the idea of his work, and urged him to inquire into every circumstance that could affect the history and character of his grandmother, (see particularly tom. i. p. 122 – 133, notes, p. 7 – 58, tom. ii. p. 455 – 495 not. p. 76 – 82.)] [Footnote 5: Vaucluse, so familiar to our English travellers, is described from the writings of Petrarch, and the local knowledge of his biographer, (Memoires, tom. i. p. 340 – 359.) It was, in truth, the retreat of a hermit; and the moderns are much mistaken, if they place Laura and a happy lover in the grotto.]

    [Footnote 6: Of 1250 pages, in a close print, at Basil in the xvith century, but without the date of the year. The abbe de Sade calls aloud for a new edition of Petrarch’s Latin works; but I much doubt whether it would redound to the profit of the

    bookseller, or the amusement of the public.] [Footnote 7: Consult Selden’s Titles of Honor, in his works, (vol. iii. p. 457 – 466.) A hundred years before Petrarch, St. Francis received the visit of a poet, qui ab imperatore fuerat coronatus et exinde rex versuum dictus.] [Footnote 8: From Augustus to Louis, the muse has too often been false and venal: but I much doubt whether any age or court can produce a similar establishment of a stipendiary poet, who in every reign, and at all events, is bound to furnish twice a year a measure of praise and verse, such as may be sung in the chapel, and, I believe, in the presence, of the sovereign. I speak the more freely, as the best time for abolishing this ridiculous custom is while the prince is a man of virtue and the poet a man of genius.] [Footnote 9: Isocrates (in Panegyrico, tom. i. p. 116, 117, edit. Battie, Cantab. 1729) claims for his native Athens the glory of first instituting and recommending. The example of the Panathenaea was imitated at Delphi; but the Olympic games were ignorant of a musical crown, till it was extorted by the vain tyranny of Nero, (Sueton. in Nerone, c. 23; Philostrat. apud Casaubon ad locum; Dion Cassius, or Xiphilin, l. lxiii. p. 1032, 1041. Potter’s Greek Antiquities, vol. i. p. 445, 450.)]

    [Footnote 10: The Capitoline games (certamen quinquenale, musicum, equestre, gymnicum) were instituted by Domitian (Sueton. c. 4) in the year of Christ 86, (Censorin. de Die Natali, c. 18, p. 100, edit. Havercamp.) and were not abolished in the ivth century, (Ausonius de Professoribus Burdegal. V.) If the crown were given to superior merit, the exclusion of Statius (Capitolia nostrae inficiata lyrae, Sylv. l. iii. v. 31) may do honor to the games of the Capitol; but the Latin poets who lived before Domitian were crowned only in the public opinion.]

    [Footnote 11: Petrarch and the senators of Rome were ignorant that the laurel was not the Capitoline, but the Delphic crown, (Plin. Hist. Natur p. 39. Hist. Critique de la Republique des Lettres, tom. i. p. 150 – 220.) The victors in the Capitol were crowned with a garland of oak eaves, (Martial, l. iv. epigram 54.)]

    [Footnote 12: The pious grandson of Laura has labored, and not without success, to vindicate her immaculate chastity against the censures of the grave and the sneers of the profane, (tom. ii. notes, p. 76 – 82.)]

    The ceremony of his coronation ^13 was performed in the

    Capitol, by his friend and patron the supreme magistrate of the republic. Twelve patrician youths were arrayed in scarlet; six representatives of the most illustrious families, in green robes, with garlands of flowers, accompanied the procession; in the midst of the princes and nobles, the senator, count of Anguillara, a kinsman of the Colonna, assumed his throne; and at the voice of a herald Petrarch arose. After discoursing on a text of Virgil, and thrice repeating his vows for the prosperity of Rome, he knelt before the throne, and received from the senator a laurel crown, with a more precious declaration, “This is the reward of merit.” The people shouted, “Long life to the Capitol and the poet!” A sonnet in praise of Rome was accepted as the effusion of genius and gratitude; and after the whole procession had visited the Vatican, the profane wreath was suspended before the shrine of St. Peter. In the act or diploma ^14 which was presented to Petrarch, the title and prerogatives of poet-laureate are revived in the Capitol, after the lapse of thirteen hundred years; and he receives the perpetual privilege of wearing, at his choice, a crown of laurel, ivy, or myrtle, of assuming the poetic habit, and of teaching, disputing, interpreting, and composing, in all places whatsoever, and on all subjects of literature. The grant was ratified by the authority of the senate and people; and the character of citizen was the recompense of his affection for the Roman name. They did him honor, but they did him justice. In the familiar society of Cicero and Livy, he had imbibed the ideas of an ancient patriot; and his ardent fancy kindled every idea to a sentiment, and every sentiment to a passion. The aspect of the seven hills and their majestic ruins confirmed these lively impressions; and he loved a country by whose liberal spirit he had been crowned and adopted. The poverty and debasement of Rome excited the indignation and pity of

    her grateful son; he dissembled the faults of his fellow-citizens; applauded with partial fondness the last of their heroes and matrons; and in the remembrance of the past, in the hopes of the future, was pleased to forget the miseries of the present time. Rome was still the lawful mistress of the world: the pope and the emperor, the bishop and general, had abdicated their station by an inglorious retreat to the Rhone and the Danube; but if she could resume her virtue, the republic might again vindicate her liberty and dominion. Amidst the indulgence of enthusiasm and eloquence, ^15 Petrarch, Italy, and Europe, were astonished by a revolution which realized for a moment his most splendid vision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ribune Rienzi will occupy the following pages: ^16 the subject is interesting, the materials are rich, and the glance of a patriot bard ^17 will sometimes vivify the copious, but simple, narrative of the Florentine, ^18 and more especially of the Roman, historian. ^19 [Footnote 13: The whole process of Petrarch’s coronation is accurately described by the abbe de Sade, (tom. i. p. 425 – 435, tom. ii. p. 1 – 6, notes, p. 1 – 13,) from his own writings, and the Roman diary of Ludovico, Monaldeschi, without mixing in this authentic narrative the more recent fables of Sannuccio Delbene.]

    [Footnote 14: The original act is printed among the Pieces Justificatives in the Memoires sur Petrarque, tom. iii. p. 50 – 53.]

    [Footnote 15: To find the proofs of his enthusiasm for Rome, I need only request that the reader would open, by chance, either Petrarch, or his French biographer. The latter has described the poet’s first visit to Rome, (tom. i. p. 323 – 335.) But in the place of much idle rhetoric and morality, Petrarch might have amused the present and future age with an original account of the city and his coronation.]

    [Footnote 16: It has been treated by the pen of a Jesuit, the P. de Cerceau whose posthumous work (Conjuration de Nicolas Gabrini, dit de Rienzi, Tyran de Rome, en 1347) was published at Paris, 1748, in 12mo. I am indebted to him for some facts

    and documents in John Hocsemius, canon of Liege, a contemporary historian, (Fabricius Bibliot. Lat. Med. Aevi, tom. iii. p. 273, tom. iv. p. 85.)]

    [Footnote 17: The abbe de Sade, who so freely expatiat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xivth century, might treat, as his proper subject, a revolution in which the heart of Petrarch was so deeply engaged, (Memoires, tom. ii. p. 50, 51, 320 – 417, notes, p. 70 – 76, tom. iii. p. 221 – 243, 366 – 375.) Not an idea or a fact in the writings of Petrarch has probably escaped him.] [Footnote 18: Giovanni Villani, l. xii. c. 89, 104, in Muratori,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tom. xiii. p. 969, 970, 981 – 983.] [Footnote 19: In his third volume of Italian antiquities, (p. 249 – 548,) Muratori has inserted the Fragmenta Historiae Romanae ab Anno 1327 usque ad Annum 1354, in the original dialect of Rome or Naples in the xivth century, and a Latin version for the benefit of strangers. It contains the most particular and authentic life of Cola (Nicholas) di Rienzi; which had been printed at Bracciano, 1627, in 4to., under the name of Tomaso Fortifiocca, who is only mentioned in this work as having been punished by the tribune for forgery. Human nature is scarcely capable of such sublime or stupid impartiality: but whosoever in the author of these Fragments, he wrote on the spot and at the time, and paints, without design or art, the manners of Rome and the character of the tribune.

    Note: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my first edition of Gibbon,

    some new and very remarkable documents have been brought to light in a life of Nicolas Rienzi, – Cola di Rienzo und seine Zeit, – by Dr. Felix Papencordt.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se documents are letters from Rienzi to Charles the Fourth, emperor and king of Bohemia, and to the archbishop of Praque; they enter into the whole history of his adventurous career during its first period, and throw a strong light upon his extraordinary character. These documents were first discovered and made use of, to a certain extent, by Pelzel, the historian of Bohemia. The originals have disappeared, but a

    copy made by Pelzel for his own use is now in the library of Count Thun at Teschen. There seems no doubt of their authenticity. Dr. Papencordt has printed the whole in his i:Urkunden, with the exception of one long theological paper. – M. 1845.]

    In a quarter of the city which was inhabited only by

    mechanics and Jews, the marriage of an innkeeper and a washer woman produced the future deliverer of Rome. ^20 ^! From such parents Nicholas Rienzi Gabrini could inherit neither dignity nor fortune; and the gift of a liberal education, which they painfully bestowed, was the cause of his glory and untimely end. The study of history and eloquence, the writings of Cicero, Seneca, Livy, Caesar, and Valerius Maximus, elevated above his equals and contemporaries the genius of the young plebeian: he perused with indefatigable diligence the manuscripts and marbles of antiquity; loved to dispense his knowledge in familiar language; and was often provoked to exclaim, “Where are now these Romans? their virtue, their justice, their power? why was I not born in those happy times?” ^21 When the republic addressed to the throne of Avignon an embassy of the three orders, the spirit and eloquence of Rienzi recommended him to a place among the thirteen deputies of the commons. The orator had the honor of haranguing Pope Clement the Sixth,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conversing with Petrarch, a congenial mind: but his aspiring hopes were chilled by disgrace and poverty and the patriot was reduced to a single garment and the charity of the hospital. ^* From this misery he was relieved by the sense of merit or the smile of favor; and the employment of apostolic notary afforded him a daily stipend of five gold florins, a more honorable and extensive connection, and the right of contrasting, both in words and actions, his own integrity with the vices of the state. The eloquence of Rienzi was prompt and persuasive: the multitude is always prone to envy and censure: he was stimulated by the loss of a brother and the impunity of the assassins; nor was it possible to excuse or exaggerate the public calamities. The blessings of peace and justice, for which civil society has been instituted, were banished from Rome:

    the jealous citizens, who might have endured every personal or pecuniary injury, were most deeply wounded in the dishonor of their wives and daughters: ^22 they were equally oppressed by the arrogance of the nobles and the corruption of the magistrates; ^!! and the abuse of arms or of laws was the only circumstance that distinguished the lions from the dogs and serpents of the Capitol. These allegorical emblems were variously repeated in the pictures which Rienzi exhibited in the streets and churches; and while the spectators gazed with curious wonder, the bold and ready orator unfolded the meaning, applied the satire, inflamed their passions, and announced a distant hope of comfort and deliverance. The privileges of Rome, her eternal sovereignty over her princes and provinces, was the theme of his public and private discourse; and a monument of servitude became in his hands a title and incentive of liberty. The decree of the senate, which granted the most ample prerogatives to the emperor Vespasian, had been inscribed on a copper plate still extant in the choir of the church of St. John Lateran. ^23 A numerous assembly of nobles and plebeians was invited to this political lecture, and a convenient theatre was erected for their reception. The notary appeared in a magnificent and mysterious habit, explained the inscription by a version and commentary, ^24 and descanted with eloquence and zeal on the ancient glories of the senate and people, from whom all legal authority was derived. The supine ignorance of the nobles was incapable of discerning the serious tendency of such representations: they might sometimes chastise with words and blows the plebeian reformer; but he was often suffered in the Colonna palace to amuse the company with his threats and predictions; and the modern Brutus ^25 was concealed under the mask of folly and the character of a buffoon. While they indulged their contempt, the restoration of the good estate, his favorite expression, was entertained among the people as a desirable, a possible, and at length as an approaching, event; and while all had the disposition to applaud, some had the courage to assist, their promised deliverer.

    [Footnote 20: The first and splendid period of Rienzi, his tribunitian government, is contained in the xviiith chapter of the Fragments, (p. 399 – 479,) which, in the new division, forms the iid book of the history in xxxviii. smaller chapters or sections.]

    [Footnote !: But see in Dr. Papencordt’s work, and in Rienzi’s own words, his claim to be a bastard son of the emperor Henry the Seventh, whose intrigue with his mother Rienzi relates with a sort of proud shamelessness. Compare account by the editor of Dr. Papencordt’s work in Quarterly Review vol. lxix. – M. 1845.]

    [Footnote 21: The reader may be pleased with a specimen of the original idiom: Fo da soa juventutine nutricato di latte de eloquentia, bono gramatico, megliore rettuorico, autorista bravo.

    Deh como et quanto era veloce leitore! moito usava Tito Livio, Seneca, et Tullio, et Balerio Massimo, moito li dilettava le magnificentie di Julio Cesare raccontare. Tutta la die se speculava negl’ intagli di marmo lequali iaccio intorno Roma. Non era altri che esso, che sapesse lejere li antichi pataffii. Tutte scritture antiche vulgarizzava; quesse fiure di marmo justamente interpretava. On come spesso diceva, “Dove suono quelli buoni Romani? dove ene loro somma justitia? poleramme trovare in tempo che quessi fiuriano!”]

    [Footnote *: Sir J. Hobhouse published (in his Illustrations of Childe Harold) Rienzi’s joyful letter to the people of Rome on the apparently favorable termination of this mission. – M. 1845.]

    [Footnote 22: Petrarch compares the jealousy of the Romans with the easy temper of the husbands of Avignon, (Memoires, tom. i. p. 330.)] [Footnote !!: All this Rienzi, writing at a later period to the archbishop of Prague, attributed to the criminal abandonment of his flock by the supreme pontiff. See Urkunde apud Papencordt, p. xliv. Quarterly Review, p. 255. – M. 1845.]

    [Footnote 23: The fragments of the Lex regia may be found in the Inscriptions of Gruter, tom. i. p. 242, and at the end of the Tacitus of Ernesti, with some learned notes of the editor, tom. ii.]

    [Footnote 24: I cannot overlook a stupendous and laughable blunder of Rienzi. The Lex regia empowers Vespasian to enlarge the Pomoerium, a word familiar to every antiquary. It was not so to the tribune; he confounds it with pomarium, an orchard, translates lo Jardino de Roma cioene Italia, and is copied by the less excusable ignorance of the Latin translator (p. 406) and the French historian, (p. 33.) Even the learning of Muratori has slumbered over the passage.]

    [Footnote 25: Priori (Bruto) tamen similior, juvenis uterque, longe ingenic quam cujus simulationem induerat, ut sub hoc obtentu liberator ille P R. aperiretur tempore suo …. Ille regibus, hic tyrannis contemptus, (Opp (Opp. p. 536.)

    Note: Fatcor attamen quod – nunc fatuum. nunc hystrionem,

    nunc gravem nunc simplicem, nunc astutum, nunc fervidum, nunc timidum simulato rem, et dissimulatorem ad hunc caritativum finem, quem dixi, constitusepius memet ipsum. Writing to an archbishop, (of Prague,) Rienzi alleges scriptural examples. Saltator coram archa David et insanus apparuit coram Rege; blanda, astuta, et tecta Judith astitit Holoferni; et astate Jacob meruit benedici, Urkunde xlix. – M. 1845.]

    A prophecy, or rather a summons, affixed on the church door

    of St. George, was the first public evidence of his designs; a nocturnal assembly of a hundred citizens on Mount Aventine, the first step to their execution. After an oath of secrecy and aid, he represented to the conspirators the importance and facility of their enterprise; that the nobles, without union or resources, were strong only in the fear nobles, of their imaginary strength; that all power, as well as right, was in the hands of the people; that the revenues of the apostolical

    chamber might relieve the public distress; and that the pope himself would approve their victory over the common enemies of government and freedom. After securing a faithful band to protect his first declaration, he proclaimed through the city, by sound of trumpet, that on the evening of the following day, all persons should assemble without arms before the church of St. Angelo, to provide for the reestablishment of the good estate. The whole night was employed in the celebration of thirty masses of the Holy Ghost; and in the morning, Rienzi, bareheaded, but in complete armor, issued from the church, encompassed by the hundred conspirators. The pope’s vicar, the simple bishop of Orvieto, who had been persuaded to sustain a part in this singular ceremony, marched on his right hand; and three great standards were borne aloft as the emblems of their design. In the first, the banner of liberty, Rome was seated on two lions, with a palm in one hand and a globe in the other; St. Paul, with a drawn sword, was delineated in the banner of justice; and in the third, St. Peter held the keys of concord and peace. Rienzi was encouraged by the presence and applause of an innumerable crowd, who understood little, and hoped much; and the procession slowly rolled forwards from the castle of St. Angelo to the Capitol. His triumph was disturbed by some secret emotions which he labored to suppress: he ascended without opposition, and with seeming confidence, the citadel of the republic; harangued the people from the balcony; and received the most flattering confirmation of his acts and laws. The nobles, as if destitute of arms and counsels, beheld in silent consternation this strange revolution; and the moment had been prudently chosen, when the most formidable, Stephen Colonna, was absent from the city. On the first rumor, he returned to his palace, affected to despise this plebeian tumult, and declared to the messenger of Rienzi, that at his leisure he would cast the madman from the windows of the Capitol. The great bell instantly rang an alarm, and so rapid was the tide, so urgent was the danger, that Colonna escaped with precipitation to the suburb of St. Laurence: from thence, after a moment’s refreshment, he continued the same speedy career till he reached in safety his castle of Palestrina; lamenting his own imprudence, which had

    not trampled the spark of this mighty conflagration. A general and peremptory order was issued from the Capitol to all the nobles, that they should peaceably retire to their estates: they obeyed; and their departure secured the tranquillity of the free and obedient citizens of Rome.

    But such voluntary obedience evaporates with the first

    transports of zeal; and Rienzi felt the importance of justifying his usurpation by a regular form and a legal title. At his own choice, the Roman people would have displayed their attachment and authority, by lavishing on his head the names of senator or consul, of king or emperor: he preferred the ancient and modest appellation of tribune; ^* the protection of the commons was the essence of that sacred office; and they were ignorant, that it had never been invested with any share in the legislative or executive powers of the republic. In this character, and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Roman, the tribune enacted the most salutary laws for the restor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the good estate. By the first he fulfils the wish of honesty and inexperience, that no civil suit should be protracted beyond the term of fifteen days. The danger of frequent perjury might justify the pronouncing against a false accuser the same penalty which his evidence would have inflicted: the disorders of the times might compel the legislator to punish every homicide with death, and every injury with equal retaliation. But the execution of justice was hopeless till he had previously abolished the tyranny of the nobles. It was formally provided, that none, except the supreme magistrate, should possess or command the gates, bridges, or towers of the state; that no private garrisons should be introduced into the towns or castles of the Roman territory; that none should bear arms, or presume to fortify their houses in the city or country; that the barons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e safety of the highways, and the free passage of provisions; and that the protection of malefactors and robbers should be expiated by a fine of a thousand marks of silver. But these regulations would have been impotent and nugatory, had not the licentious nobles been awed by the sword of the civil power. A

    sudden alarm from the bell of the Capitol could still summon to the standard above twenty thousand volunteers: the support of the tribune and the laws required a more regular and permanent force. In each harbor of the coast a vessel was stationed for the assurance of commerce; a standing militia of three hundred and sixty horse and thirteen hundred foot was levied, clothed, and paid in the thirteen quarters of the city: and the spirit of a commonwealth may be traced in the grateful allowance of one hundred florins, or pounds, to the heirs of every soldier who lost his life in the service of his country. For the maintenance of the public defenc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granaries, for the relief of widows, orphans, and indigent convents, Rienzi applied, without fear of sacrilege, the revenues of the apostolic chamber: the three branches of hearth-money, the salt-duty, and the customs, were each of the annual produce of one hundred thousand florins; ^26 and scandalous were the abuses, if in four or five months the amount of the salt-duty could be trebled by his judicious economy. After thus restoring the forces and finances of the republic, the tribune recalled the nobles from their solitary independence; required their personal appearance in the Capitol; and imposed an oath of allegiance to the new government, and of submission to the laws of the good estate. Apprehensive for their safety, but still more apprehensive of the danger of a refusal, the princes and barons returned to their houses at Rome in the garb of simple and peaceful citizens: the Colonna and Ursini, the Savelli and Frangipani, were confounded before the tribunal of a plebeian, of the vile buffoon whom they had so often derided, and their disgrace was aggravated by the indignation which they vainly struggled to disguise. The same oath was successively pronounced by the several orders of society, the clergy and gentlemen, the judges and notaries, the merchants and artisans, and the gradual descent was marked by the increase of sincerity and zeal. They swore to live and die with the republic and the church, whose interest was artfully united by the nominal association of the bishop of Orvieto, the pope’s vicar, to the office of tribune. It was the boast of Rienzi, that he had delivered the throne and patrimony of St. Peter from a

    rebellious aristocracy; and Clement the Sixth, who rejoiced in its fall, affected to believe the professions, to applaud the merits, and to confirm the title, of his trusty servant. The speech, perhaps the mind, of the tribune, was inspired with a lively regard for the purity of the faith: he insinuated his claim to a supernatural mission from the Holy Ghost; enforced by a heavy forfeiture the annual duty of confession and communion; and strictly guarded the spiritual as well as temporal welfare of his faithful people. ^27 [Footnote *: Et ego, Deo semper auctore, ipsa die pristina (leg. prima) Tribunatus, quae quidem dignitas a tempore deflorati Imperii, et per annos Vo et ultra sub tyrannica occupatione vacavit, ipsos omnes potentes indifferenter Deum at justitiam odientes, a mea, ymo a Dei facie fugiendo vehementi Spiritu dissipavi, et nullo effuso cruore trementes expuli, sine ictu remanents Romane terre facie renovata. Libellus Tribuni ad Caesarem, p. xxxiv – M. 1845.] [Footnote 26: In one MS. I read (l. ii. c. 4, p. 409) perfumante quatro solli, in another, quatro florini, an important variety, since the florin was worth ten Roman solidi, (Muratori, dissert. xxviii.) The former reading would give us a population of 25,000, the latter of 250,000 families; and I much fear, that the former is more consistent with the decay of Rome and her territory.] [Footnote 27: Hocsemius, p. 498, apud du Cerceau, Hist. de Rienzi, p. 194. The fifteen tribunitian laws may be found in the Roman historian (whom for brevity I shall name) Fortifiocca, l. ii. c. 4]

    Chapter LXX: Final Settlement Of The Ecclesiastical State.

    Part II.

    Never perhaps has the energy and effect of a single mind

    been more remarkably felt than in the sudden, though transient, reformation of Rome by the tribune Rienzi. A den of

    robbers was converted to the discipline of a camp or convent: patient to hear, swift to redress, inexorable to punish, his tribunal was always accessible to the poor and stranger; nor could birth, or dignity, or the immunities of the church, protect the offender or his accomplices. The privileged houses, the private sanctuaries in Rome, on which no officer of justice would presume to trespass, were abolished; and he applied the timber and iron of their barricades in the fortifications of the Capitol. The venerable father of the Colonna was exposed in his own palace to the double shame of being desirous, and of being unable, to protect a criminal. A mule, with a jar of oil, had been stolen near Capranica; and the lord of the Ursini family was condemned to restore the damage, and to discharge a fine of four hundred florins for his negligence in guarding the highways. Nor were the persons of the barons more inviolate than their lands or houses; and, either from accident or design, the same impartial rigor was exercised against the heads of the adverse factions. Peter Agapet Colonna, who had himself been senator of Rome, was arrested in the street for injury or debt; and justice was appeased by the tardy execution of Martin Ursini, who, among his various acts of violence and rapine, had pillaged a shipwrecked vessel at the mouth of the Tyber. ^28 His name, the purple of two cardinals, his uncles, a recent marriage, and a mortal disease were disregarded by the inflexible tribune, who had chosen his victim. The public officers dragged him from his palace and nuptial bed: his trial was short and satisfactory: the bell of the Capitol convened the people: stripped of his mantle, on his knees, with his hands bound behind his back, he heard the sentence of death; and after a brief confession, Ursini was led away to the gallows. After such an example, none who were conscious of guilt could hope for impunity, and the flight of the wicked, the licentious, and the idle, soon purified the city and territory of Rome. In this time (says the historian,) the woods began to rejoice that they were no longer infested with robbers; the oxen began to plough; the pilgrims visited the sanctuaries; the roads and inns were replenished with travellers; trade, plenty, and good faith, were restored in the markets; and a purse of gold might be exposed without danger

    in the midst of the highway. As soon as the life and property of the subject are secure, the labors and rewards of industry spontaneously revive: Rome was still the metropolis of the Christian world; and the fame and fortunes of the tribune were diffused in every country by the strangers who had enjoyed the blessings of his government.

    [Footnote 28: Fortifiocca, l. ii. c. 11. From the account of this shipwreck, we learn some circumstances of the trade and navigation of the age. 1. The ship was built and freighted at Naples for the ports of Marseilles and Avignon. 2. The sailors were of Naples and the Isle of Oenaria less skilful than those of Sicily and Genoa. 3. The navigation from Marseilles was a coasting voyage to the mouth of the Tyber, where they took shelter in a storm; but, instead of finding the current, unfortunately ran on a shoal: the vessel was stranded, the mariners escaped. 4. The cargo, which was pillaged, consisted of the revenue of Provence for the royal treasury, many bags of pepper and cinnamon, and bales of French cloth, to the value of 20,000 florins; a rich prize.]

    The deliverance of his country inspired Rienzi with a vast,

    and perhaps visionary, idea of uniting Italy in a great federative republic, of which Rome should be the ancient and lawful head, and the free cities and princes the members and associates. His pen was not less eloquent than his tongue; and his numerous epistles were delivered to swift and trusty messengers. On foot, with a white wand in their hand, they traversed the forests and mountains; enjoyed, in the most hostile states, the sacred security of ambassadors; and reported, in the style of flattery or truth, that the highways along their passage were lined with kneeling multitudes, who implored Heaven for the success of their undertaking. Could passion have listened to reason; could private interest have yielded to the public welfare; the supreme tribunal and confederate union of the Italian republic might have healed their intestine discord, and closed the Alps against the Barbarians of the North. But the propitious season had

    elapsed; and if Venice, Florence, Sienna, Perugia, and many inferior cities offered their lives and fortunes to the good estate, the tyrants of Lombardy and Tuscany must despise, or hate, the plebeian author of a free constitution. From them, however, and from every part of Italy, the tribune received the most friendly and respectful answers: they were followed by the ambassadors of the princes and republics; and in this foreign conflux, on all the occasions of pleasure or business, the low born notary could assume the familiar or majestic courtesy of a sovereign. ^29 The most glorious circumstance of his reign was an appeal to his justice from Lewis, king of Hungary, who complained, that his brother and her husband had been perfidiously strangled by Jane, queen of Naples: ^30 her guilt or innocence was pleaded in a solemn trial at Rome; but after hearing the advocates, ^31 the tribune adjourned this weighty and invidious cause, which was soon determined by the sword of the Hungarian. Beyond the Alps, more especially at Avignon, the revolution was the theme of curiosity, wonder, and applause. ^* Petrarch had been the private friend, perhaps the secret counsellor, of Rienzi: his writings breathe the most ardent spirit of patriotism and joy; and all respect for the pope, all gratitude for the Colonna, was lost in the superior duties of a Roman citizen. The poet-laureate of the Capitol maintains the act, applauds the hero, and mingles with some apprehension and advice, the most lofty hopes of the permanent and rising greatness of the republic. ^32

    [Footnote 29: It was thus that Oliver Cromwell’s old acquaintance, who remembered his vulgar and ungracious entrance into the House of Commons, were astonished at the ease and majesty of the protector on his throne, (See Harris’s Life of Cromwell, p. 27 – 34, from Clarendon Warwick, Whitelocke, Waller, &c.) The consciousness of merit and power will sometimes elevate the manners to the station.]

    [Footnote 30: See the causes, circumstances, and effects of the death of Andrew in Giannone, (tom. iii. l. xxiii. p. 220 – 229,) and the Life of Petrarch (Memoires, tom. ii. p. 143 – 148, 245 –

    250, 375 – 379, notes, p. 21 – 37.) The abbe de Sade wishes to extenuate her guilt.]

    [Footnote 31: The advocate who pleaded against Jane could add nothing to the logical force and brevity of his master’s epistle.

    Johanna! inordinata vita praecedens, retentio potestatis in regno, neglecta vindicta, vir alter susceptus, et excusatio subsequens, necis viri tui te probant fuisse participem et consortem. Jane of Naples, and Mary of Scotland, have a singular conformity.]

    [Footnote *: In his letter to the archbishop of Prague, Rienzi thus describes the effect of his elevation on Italy and on the world: “Did I not restore real peace among the cities which were distracted by factions? did I not cause all the citizens, exiled by party violence, with their wretched wives and children, to be readmitted? had I not begun to extinguish the factious names (scismatica nomina) of Guelf and Ghibelline, for which countless thousands had perished body and soul, under the eyes of their pastors, by the reduction of the city of Rome and all Italy into one amicable, peaceful, holy, and united confederacy? the consecrated standards and banners having been by me collected and blended together, and, in witness to our holy association and perfect union, offered up in the presence of the ambassadors of all the cities of Italy, on the day of the assumption of our Blessed Lady.” p. xlvii.

    In the Libellus ad Caesarem: “I received the homage and

    submission of all the sovereigns of Apulia, the barons and counts, and almost all the people of Italy. I was honored by solemn embassies and letters by the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king of England. The queen of Naples submitted herself and her kingdom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tribune. The king of Hungary, by two solemn embassies, brought his cause against his queen and his nobles before my tribunal; and I venture to say further, that the fame of the tribune alarmed the soldan of Babylon. When the Christian

    pilgrims to the sepulchre of our Lord related to the Christian and Jewish inhabitants of Jerusalem all the yet unheard-of and wonderful circumstances of the reformation in Rome, both Jews and Christians celebrated the event with unusual festivities. When the soldan inquired the cause of these rejoicings, and received this intelligence about Rome, he ordered all the havens and cities on the coast to be fortified, and put in a state of defence,” p. xxxv. – M. 1845.]

    [Footnote 32: See the Epistola Hortatoria de Capessenda Republica, from Petrarch to Nicholas Rienzi, (Opp. p. 535 – 540,) and the vth eclogue or pastoral, a perpetual and obscure allegory.]

    While Petrarch indulged these prophetic visions, the Roman

    hero was fast declining from the meridian of fame and power; and the people, who had gazed with astonishment on the ascending meteor, began to mark the irregularity of its course, and the vicissitudes of light and obscurity. More eloquent than judicious, more enterprising than resolute, the faculties of Rienzi were not balanced by cool and commanding reason: he magnified in a tenfold proportion the objects of hope and fear; and prudence, which could not have erected, did not presume to fortify, his throne. In the blaze of prosperity, his virtues were insensibly tinctured with the adjacent vices; justice with cruelly, cruelty, liberality with profusion, and the desire of fame with puerile and ostentatious vanity. ^* He might have learned, that the ancient tribunes, so strong and sacred in the public opinion, were not distinguished in style, habit, or appearance, from an ordinary plebeian; ^33 and that as often as they visited the city on foot, a single viator, or meadle, attended the exercise of their office. The Gracchi would have frowned or smiled, could they have read the sonorous titles and epithets of their successor, “Nicholas, severe and merciful; deliverer of Rome; defender of Italy; ^34 friend of mankind, and of liberty, peace, and justice; tribune august:” his theatrical pageants had prepared the revolution; but Rienzi abused, in luxury and pride, the political maxim of speaking to

    the eyes, as well a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multitude. From nature he had received the gift of a handsome person, ^35 till it was swelled and disfigured by intemperance: and his propensity to laughter was corrected in the magistrate by the affectation of gravity and sternness. He was clothed, at least on public occasions, in a party-colored robe of velvet or satin, lined with fur, and embroidered with gold: the rod of justice, which he carried in his hand, was a sceptre of polished steel, crowned with a globe and cross of gold, and enclosing a small fragment of the true and holy wood. In his civil and religious processions through the city, he rode on a white steed, the symbol of royalty: the great banner of the republic, a sun with a circle of stars, a dove with an olive branch, was displayed over his head; a shower of gold and silver was scattered among the populace, fifty guards with halberds encompassed his person; a troop of horse preceded his march; and their tymbals and trumpets were of massy silver.

    [Footnote *: An illustrious female writer has drawn, with a single stroke, the character of Rienzi, Crescentius, and Arnold of Brescia, the fond restorers of Roman liberty: ‘Qui ont pris les souvenirs pour les esperances.’ Corinne, tom. i. p. 159. Could Tacitus have excelled this?” Hallam, vol i p. 418. – M.] [Footnote 33: In his Roman Questions, Plutarch (Opuscul. tom. i. p. 505, 506, edit. Graec. Hen. Steph.) states, on the most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the simple greatness of the tribunes, who were not properly magistrates, but a check on magistracy. It was their duty and interest. Rienzi, and Petrarch himself, were incapable perhaps of reading a Greek philosopher; but they might have imbibed the same modest doctrines from their favorite Latins, Livy and Valerius Maximus.]

    [Footnote 34: I could not express in English the forcible, though barbarous, title of Zelator Italiae, which Rienzi assumed.]

    [Footnote 35: Era bell’ homo, (l. ii. c. l. p. 399.) It is remarkable, that the riso sarcastico of the Bracciano edition is

    wanting in the Roman MS., from which Muratori has given the text.

    In his second reign, when he is painted almost as a monster, Rienzi travea una ventresca tonna trionfale, a modo de uno Abbate Asiano, or Asinino, (l. iii. c. 18, p. 523.)]

    The ambition of the honors of chivalry ^36 betrayed the

    meanness of his birth, and degraded the importance of his office; and the equestrian tribune was not less odious to the nobles, whom he adopted, than to the plebeians, whom he deserted. All that yet remained of treasure, or luxury, or art, was exhausted on that solemn day. Rienzi led the procession from the Capitol to the Lateran; the tediousness of the way was relieved with decorations and games; the ecclesiastical, civil, and military orders marched under their various banners; the Roman ladies attended his wife; and the ambassadors of Italy might loudly applaud or secretly deride the novelty of the pomp. In the evening, which they had reached the church and palace of Constantine, he thanked and dismissed the numerous assembly, with an invitation to the festival of the ensuing day. From the hands of a venerable knight he received the order of the Holy Ghost; the purification of the bath was a previous ceremony; but in no step of his life did Rienzi excite such scandal and censure as by the profane use of the porphyry vase, in which Constantine (a foolish legend) had been healed of his leprosy by Pope Sylvester. ^37 With equal presumption the tribune watched or reposed within the consecrated precincts of the baptistery; and the failure of his state-bed was interpreted as an omen of his approaching downfall. At the hour of worship, he showed himself to the returning crowds in a majestic attitude, with a robe of purple, his sword, and gilt spurs; but the holy rites were soon interrupted by his levity and insolence. Rising from his throne, and advancing towards the congregation, he proclaimed in a loud voice: “We summon to our tribunal Pope Clement: and command him to reside in his diocese of Rome: we also summon the sacred college of cardinals. ^38 We again

    summon the two pretenders, Charles of Bohemia and Lewis of Bavaria, who style themselves emperors: we likewise summon all the electors of Germany, to inform us on what pretence they have usurped the inalienable right of the Roman people, the ancient and lawful sovereigns of the empire.” ^39 Unsheathing his maiden sword, he thrice brandished it to the three parts of the world, and thrice repeated the extravagant declaration, “And this too is mine!” The pope’s vicar, the bishop of Orvieto, attempted to check this career of folly; but his feeble protest was silenced by martial music; and instead of withdrawing from the assembly, he consented to dine with his brother tribune, at a table which had hitherto been reserved for the supreme pontiff. A banquet, such as the Caesars had given, was prepared for the Romans. The apartments, porticos, and courts of the Lateran were spread with innumerable tables for either sex, and every condition; a stream of wine flowed from the nostrils of Constantine’s brazen horse; no complaint, except of the scarcity of water, could be heard; and the licentiousness of the multitude was curbed by discipline and fear. A subsequent day was appointed for the coronation of Rienzi; ^40 seven crowns of different leaves or metals were successively placed on his head by the most eminent of the Roman clergy; they represented the seven gifts of the Holy Ghost; and he still professed to imitate the example of the ancient tribunes. ^* These extraordinary spectacles might deceive or flatter the people; and their own vanity was gratified in the vanity of their leader. But in his private life he soon deviated from the strict rule of frugality and abstinence; and the plebeians, who were awed by the splendor of the nobles, were provoked by the luxury of their equal. His wife, his son, his uncle, (a barber in name and profession,) exposed the contrast of vulgar manners and princely expense; and without acquiring the majesty, Rienzi degenerated into the vices, of a king.

    [Footnote 36: Strange as it may seem, this festival was not without a precedent. In the year 1327, two barons, a Colonna and an Ursini, the usual balance, were created knights by the Roman people: their bath was of rose- water, their beds were

    decked with royal magnificence, and they were served at St. Maria of Araceli in the Capitol, by the twenty-eight buoni huomini. They afterwards received from Robert, king of Naples, the sword of chivalry, (Hist. Rom. l. i. c. 2, p. 259.)]

    [Footnote 37: All parties believed in the leprosy and bath of Constantine (Petrarch. Epist. Famil. vi. 2,) and Rienzi justified his own conduct by observing to the court of Avignon, that a vase which had been used by a Pagan could not be profaned by a pious Christian. Yet this crime is specified in the bull of excommunication, (Hocsemius, apud du Cerceau, p. 189, 190.)] [Footnote 38: This verbal summons of Pope Clement VI., which rests on the authority of the Roman historian and a Vatican Ms., is disputed by the biographer of Petrarch, (tom. ii. not. p. 70 – 76, with arguments rather of decency than of weight. The court of Avignon might not choose to agitate this delicate question.]

    [Footnote 39: The summons of the two rival emperors, a monument of freedom and folly, is extant in Hocsemius, (Cerceau, p. 163 – 166.)]

    [Footnote 40: It is singular, that the Roman historian should have overlooked this sevenfold coronation, which is sufficiently proved by internal evidence, and the testimony of Hocsemius, and even of Rienzi, (Cercean p. 167 – 170, 229.)]

    [Footnote *: It was on this occasion that he made the profane comparison between himself and our Lord; and the striking circumstance took place which he relates in his letter to the archbishop of Prague. In the midst of all the wild and joyous exultation of the people, one of his most zealous supporters, a monk, who was in high repute for his sanctity, stood apart in a corner of the church and wept bitterly! A domestic chaplain of Rienzi’s inquired the cause of his grief. “Now,” replied the man of God, “is thy master cast down from heaven – never saw I man so proud. By the aid of the Holy Ghost he has driven the tyrants from the city without drawing a sword; the cities and the sovereigns of Italy have submitted to his power. Why is he so arrogant and ungrateful towards the Most High? Why does

    he seek earthly and transitory rewards for his labors, and in his wanton speech liken himself to the Creator? Tell thy master that he can only atone for this offence by tears of penitence.” In the evening the chaplain communicated this solemn rebuke to the tribune: it appalled him for the time, but was soon forgotten in the tumult and hurry of business. – M. 1845.]

    A simple citizen describes with pity, or perhaps with

    pleasure, the humiliation of the barons of Rome. “Bareheaded, their hands crossed on their breast, they stood with downcast looks in the presence of the tribune; and they trembled, good God, how they trembled!” ^41 As long as the yoke of Rienzi was that of justice and their country, their conscience forced them to esteem the man, whom pride and interest provoked them to hate: his extravagant conduct soon fortified their hatred by contempt; and they conceived the hope of subverting a power which was no longer so deeply rooted in the public confidence. The old animosity of the Colonna and Ursini was suspended for a moment by their common disgrace: they associated their wishes, and perhaps their designs; an assassin was seized and tortured; he accused the nobles; and as soon as Rienzi deserved the fate, he adopted the suspicions and maxims, of a tyrant. On the same day, under various pretences, he invited to the Capitol his principal enemies, among whom were five members of the Ursini and three of the Colonna name. But instead of a council or a banquet, they found themselves prisoners under the sword of despotism or justice;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innocence or guilt might inspire them with equal apprehensions of danger. At the sound of the great bell the people assembled; they were arraigned for a conspiracy against the tribune’s life; and though some might sympathize in their distress, not a hand, nor a voice, was raised to rescue the first of the nobility from their impending doom. Their apparent boldness was prompted by despair; they passed in separate chambers a sleepless and painful night; and the venerable hero, Stephen Colonna, striking against the door of his prison, repeatedly urged his guards to deliver him by a speedy death from such

    ignominious servitude. In the morning they understood their sentence from the visit of a confessor and the tolling of the bell. The great hall of the Capitol had been decorated for the bloody scene with red and white hangings: the countenance of the tribune was dark and severe; the swords of the executioners were unsheathed; and the barons were interrupted in their dying speeches by the sound of trumpets. But in this decisive moment, Rienzi was not less anxious or apprehensive than his captives: he dreaded the splendor of their names, their surviving kinsmen, the inconstancy of the people the reproaches of the world, and, after rashly offering a mortal injury, he vainly presumed that, if he could forgive, he might himself be forgiven. His elaborate oration was that of a Christian and a suppliant; and, as the humble minister of the commons, he entreated his masters to pardon these noble criminals, for whose repentance and future service he pledged his faith and authority.

    “If you are spared,” said the tribune, “by the mercy of the Romans, will you not promise to support the good estate with your lives and fortunes?” Astonished by this marvellous clemency, the barons bowed their heads; and while they devoutly repeated the oath of allegiance, might whisper a secret, and more sincere, assurance of revenge. A priest, in the name of the people, pronounced their absolution: they received the communion with the tribune, assisted at the banquet, followed the procession; and, after every spiritual and temporal sign of reconciliation, were dismissed in safety to their respective homes, with the new honors and titles of generals, consuls, and patricians. ^42

    [Footnote 41: Puoi se faceva stare denante a se, mentre sedeva, li baroni tutti in piedi ritti co le vraccia piecate, e co li capucci tratti. Deh como stavano paurosi! (Hist. Rom. l. ii. c. 20, p. 439.) He saw them, and we see them.]

    [Footnote 42: The original letter, in which Rienzi justifies his treatment of the Colonna, (Hocsemius, apud du Cerceau, p. 222 – 229,) displays, in genuine colors, the mixture of the knave and the madman.]

    During some weeks they were checked by the memory of their

    danger, rather than of their deliverance, till the most powerful of the Ursini, escaping with the Colonna from the city, erected at Marino the standard of rebellion. The fortifications of the castle were instantly restored; the vassals attended their lord; the outlaws armed against the magistrate; the flocks and herds, the harvests and vineyards, from Marino to the gates of Rome, were swept away or destroyed; and the people arraigned Rienzi as the author of the calamities which his government had taught them to forget. In the camp, Rienzi appeared to less advantage than in the rostrum; and he neglected the progress of the rebel barons till their numbers were strong, and their castles impregnable. From the pages of Livy he had not imbibed the art, or even the courage, of a general: an army of twenty thousand Romans returned without honor or effect from the attack of Marino; and his vengeance was amused by painting his enemies, their heads downwards, and drowning two dogs (at least they should have been bears) as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Ursini. The belief of his incapacity encouraged their operations: they were invited by their secret adherents; and the barons attempted, with four thousand foot, and sixteen hundred horse, to enter Rome by force or surprise. The city was prepared for their reception; the alarm-bell rung all night; the gates were strictly guarded, or insolently open; and after some hesitation they sounded a retreat. The two first divisions had passed along the walls, but the prospect of a free entrance tempted the headstrong valor of the nobles in the rear; and after a successful skirmish, they were overthrown and massacred without quarter by the crowds of the Roman people. Stephen Colonna the younger, the noble spirit to whom Petrarch ascribed the restoration of Italy, was preceded or accompanied in death by his son John, a gallant youth, by his brother Peter, who might regret the ease and honors of the church, by a nephew of legitimate birth, and by two bastards of the Colonna race; and the number of seven, the seven crowns, as Rienzi styled them, of the Holy Ghost, was completed by the agony of the deplorable parent, and the

    veteran chief, who had survived the hope and fortune of his house. The vision and prophecies of St. Martin and Pope Boniface had been used by the tribune to animate his troops: ^43 he displayed, at least in the pursuit, the spirit of a hero; but he forgot the maxims of the ancient Romans, who abhorred the triumphs of civil war. The conqueror ascended the Capitol; deposited his crown and sceptre on the altar; and boasted, with some truth, that he had cut off an ear, which neither pope nor emperor had been able to amputate. ^44 His base and implacable revenge denied the honors of burial; and the bodies of the Colonna, which he threatened to expose with those of the vilest malefactors, were secretly interred by the holy virgins of their name and family. ^45 The people sympathized in their grief, repented of their own fury, and detested the indecent joy of Rienzi, who visited the spot where these illustrious victims had fallen. It was on that fatal spot that he conferred on his son the honor of knighthood: and the ceremony was accomplished by a slight blow from each of the horsemen of the guard, and by a ridiculous and inhuman ablution from a pool of water, which was yet polluted with patrician blood. ^46

    [Footnote 43: Rienzi, in the above-mentioned letter, ascribes to St. Martin the tribune, Boniface VIII. the enemy of Colonna, himself, and the Roman people, the glory of the day, which Villani likewise (l. 12, c. 104) describes as a regular battle. The disorderly skirmish, the flight of the Romans, and the cowardice of Rienzi, are painted in the simple and minute narrative of Fortifiocca, or the anonymous citizen, (l. i. c. 34 – 37.)] [Footnote 44: In describing the fall of the Colonna, I speak only of the family of Stephen the elder, who is often confounded by the P. du Cerceau with his son. That family was extinguished, but the house has been perpetuated in the collateral branches, of which I have not a very accurate knowledge. Circumspice (says Petrarch) familiae tuae statum, Columniensium domos: solito pauciores habeat columnas. Quid ad rem modo fundamentum stabile, solidumque permaneat.]

    [Footnote 45: The convent of St. Silvester was founded, endowed, and protected by the Colonna cardinals, for the daughters of the family who embraced a monastic life, and who, in the year 1318, were twelve in number. The others were allowed to marry with their kinsmen in the fourth degree, and the dispensation was justified by the small number and close alliances of the noble families of Rome, (Memoires sur Petrarque, tom. i. p. 110, tom. ii. p. 401.)]

    [Footnote 46: Petrarch wrote a stiff and pedantic letter of consolation, (Fam. l. vii. epist. 13, p. 682, 683.) The friend was lost in the patriot. Nulla toto orbe principum familia carior; carior tamen respublica, carior Roma, carior Italia.

    Je rends graces aux Dieux de n’etre pas Romain.]

    A short delay would have saved the Colonna, the delay of a

    single month, which elapsed between the triumph and the exile of Rienzi. In the pride of victory, he forfeited what yet remained of his civil virtues, without acquiring the fame of military prowess. A free and vigorous opposition was formed in the city; and when the tribune proposed in the public council ^47 to impose a new tax, and to regulate the government of Perugia, thirty-nine members voted against his measures; repelled the injurious charge of treachery and corruption; and urged him to prove, by their forcible exclusion, that if the populace adhered to his cause, it was already disclaimed by the most respectable citizens. The pope and the sacred college had never been dazzled by his specious professions; they were justly offended by the insolence of his conduct; a cardinal legate was sent to Italy, and after some fruitless treaty, and two personal interviews, he fulminated a bull of excommunication, in which the tribune is degraded from his office, and branded with the guilt of rebellion, sacrilege, and heresy. ^48 The surviving barons of Rome were now humbled to a sense of allegiance; their interest and revenge engaged them in the service of the church; but as the fate of the Colonna was before their eyes, they abandoned to a private

    adventurer the peril and glory of the revolution. John Pepin, count of Minorbino, ^49 in the kingdom of Naples, had been condemned for his crimes, or his riches, to perpetual imprisonment; and Petrarch, by soliciting his release, indirectly contributed to the ruin of his friend. At the head of one hundred and fifty soldiers, the count of Minorbino introduced himself into Rome; barricaded the quarter of the Colonna: and found the enterprise as easy as it had seemed impossible. From the first alarm, the bell of the Capitol incessantly tolled; but, instead of repairing to the well-known sound, the people were silent and inactive; and the pusillanimous Rienzi, deploring their ingratitude with sighs and tears, abdicated the government and palace of the republic.

    [Footnote 47: This council and opposition is obscurely mentioned by Pollistore, a contemporary writer, who has preserved some curious and original facts, (Rer. Italicarum, tom. xxv. c. 31, p. 798 – 804.)]

    [Footnote 48: The briefs and bulls of Clement VI. against Rienzi are translated by the P. du Cerceau, (p. 196, 232,) from the Ecclesiastical Annals of Odericus Raynaldus, (A.D. 1347, No. 15, 17, 21, &c.,) who found them in the archives of the Vatican.]

    [Footnote 49: Matteo Villani describes the origin, character, and death of this count of Minorbino, a man da natura inconstante e senza fede, whose grandfather, a crafty notary, was enriched and ennobled by the spoils of the Saracens of Nocera, (l. vii. c. 102, 103.) See his imprisonment, and the efforts of Petrarch, tom. ii. p. 149 – 151)]

    Chapter LXX: Final Settlement Of The Ecclesiastical State.

    Part III.

    Without drawing his sword, count Pepin restored the

    aristocracy and the church; three senators were chosen, and the legate, assuming the first rank, accepted his two colleagues from the rival families of Colonna and Ursini. The acts of the tribune were abolished, his head was proscribed; yet such was the terror of his name, that the barons hesitated three days before they would trust themselves in the city, and Rienzi was left above a month in the castle of St. Angelo, from whence he peaceably withdrew, after laboring, without effect, to revive the affection and courage of the Romans. The vision of freedom and empire had vanished: their fallen spirit would have acquiesced in servitude, had it been smoothed by tranquillity and order; and it was scarcely observed, that the new senators derived their authority from the Apostolic See; that four cardinals were appointed to reform, with dictatorial power, the state of the republic. Rome was again agitated by the bloody feuds of the barons, who detested each other, and despised the commons: their hostile fortresses, both in town and country, again rose, and were again demolished: and the peaceful citizens, a flock of sheep, were devoured, says the Florentine historian, by these rapacious wolves. But when their pride and avarice had exhausted the patience of the Romans, a confraternity of the Virgin Mary protected or avenged the republic: the bell of the Capitol was again tolled, the nobles in arms trembled in the presence of an unarmed multitude; and of the two senators, Colonna escaped from the window of the palace, and Ursini was stoned at the foot of the altar. The dangerous office of tribune was successively occupied by two plebeians, Cerroni and Baroncelli. The mildness of Cerroni was unequal to the times; and after a faint struggle, he retired with a fair reputation and a decent fortune to the comforts of rural life. Devoid of eloquence or genius, Baroncelli was distinguished by a resolute spirit: he spoke the language of a patriot, and trod in the footsteps of tyrants; his suspicion was a sentence of death, and his own death was the reward of his cruelties. Amidst the public misfortunes, the

    faults of Rienzi were forgotten; and the Romans sighed for the peace and prosperity of their good estate. ^50

    [Footnote 50: The troubles of Rome, from the departure to the return of Rienzi, are related by Matteo Villani (l. ii. c. 47, l. iii. c. 33, 57, 78) and Thomas Fortifiocca, (l. iii. c. 1 – 4.) I have slightly passed over these secondary characters, who imitated the original tribune.]

    After an exile of seven years, the first deliverer was again

    restored to his country. In the disguise of a monk or a pilgrim, he escaped from the castle of St. Angelo, implored the friendship of the king of Hungary at Naples, tempted the ambition of every bold adventurer, mingled at Rome with the pilgrims of the jubilee, lay concealed among the hermits of the Apennine, and wandered through the cities of Italy, Germany, and Bohemia. His person was invisible, his name was yet formidable; and the anxiety of the court of Avignon supposes, and even magnifies, his personal merit. The emperor Charles the Fourth gave audience to a stranger, who frankly revealed himself as the tribune of the republic; and astonished an assembly of ambassadors and princes, by the eloquence of a patriot and the visions of a prophet, the downfall of tyranny and the kingdom of the Holy Ghost. ^51 Whatever had been his hopes, Rienzi found himself a captive; but he supported a character of independence and dignity, and obeyed, as his own choice, the irresistible summons of the supreme pontiff. The zeal of Petrarch, which had been cooled by the unworthy conduct, was rekindled by the sufferings and the presence, of his friend; and he boldly complains of the times, in which the savior of Rome was delivered by her emperor into the hands of her bishop. Rienzi was transported slowly, but in safe custody, from Prague to Avignon: his entrance into the city was that of a malefactor; in his prison he was chained by the leg; and four cardinals were named to inquire into the crimes of heresy and rebellion. But his trial and condemnation would have involved some questions, which it was more prudent to leave under the veil of mystery: the temporal supremacy of the popes; the duty

    of residence; the civil and ecclesiastical privileges of the clergy and people of Rome. The reigning pontiff well deserved the appellation of Clement: the strange vicissitudes and magnanimous spirit of the captive excited his pity and esteem; and Petrarch believes that he respected in the hero the name and sacred character of a poet. ^52 Rienzi was indulged with an easy confinement and the use of books; and in the assiduous study of Livy and the Bible, he sought the cause and the consolation of his misfortunes.

    [Footnote 51: These visions, of which the friends and enemies of Rienzi seem alike ignorant, are surely magnified by the zeal of Pollistore, a Dominican inquisitor, (Rer. Ital. tom. xxv. c. 36, p. 819.) Had the tribune taught, that Christ was succeeded by the Holy Ghost, that the tyranny of the pope would be abolished, he might have been convicted of heresy and treason, without offending the Roman people.

    Note: So far from having magnified these visions, Pollistore

    is more than confirmed by the documents published by Papencordt. The adoption of all the wild doctrines of the Fratricelli, the Spirituals, in which, for the time at least, Rienzi appears to have been in earnest; his magnificent offers to the emperor, and the whole history of his life, from his first escape from Rome to his imprisonment at Avignon, are among the most curious chapters of his eventful life. – M. 1845.]

    [Footnote 52: The astonishment, the envy almost, of Petrarch is a proof, if not of the truth of this incredible fact, at least of his own veracity. The abbe de Sade (Memoires, tom. iii. p. 242) quotes the vith epistle of the xiiith book of Petrarch, but it is of the royal Ms., which he consulted, and not of the ordinary Basil edition, (p. 920.)]

    The succeeding pontificate of Innocent the Sixth opened a

    new prospect of his deliverance and restoration; and the court of Avignon was persuaded, that the successful rebel could

    alone appease and reform the anarchy of the metropolis. After a solemn profession of fidelity, the Roman tribune was sent into Italy, with the title of senator; but the death of Baroncelli appeared to supersede the use of his mission; and the legate, Cardinal Albornoz, ^53 a consummate statesman, allowed him with reluctance, and without aid, to undertake the perilous experiment. His first reception was equal to his wishes: the day of his entrance was a public festival; and his eloquence and authority revived the laws of the good estate. But this momentary sunshine was soon clouded by his own vices and those of the people: in the Capitol, he might often regret the prison of Avignon; and after a second administration of four months, Rienzi was massacred in a tumult which had been fomented by the Roman barons. In the society of the Germans and Bohemians, he is said to have contracted the habits of intemperance and cruelty: adversity had chilled his enthusiasm, without fortifying his reason or virtue; and that youthful hope, that lively assurance, which is the pledge of success, was now succeeded by the cold impotence of distrust and despair. The tribune had reigned with absolute dominion, by the choice, and in the hearts, of the Romans: the senator was the servile minister of a foreign court; and while he was suspected by the people, he was abandoned by the prince. The legate Albornoz, who seemed desirous of his ruin, inflexibly refused all supplies of men and money; a faithful subject could no longer presume to touch the revenues of the apostolical chamber; and the first idea of a tax was the signal of clamor and sedition. Even his justice was tainted with the guilt or reproach of selfish cruelty: the most virtuous citizen of Rome was sacrificed to his jealousy; and in the execution of a public robber, from whose purse he had been assisted, the magistrate too much forgot, or too much remembered, the obligations of the debtor. ^54 A civil war exhausted his treasures, and the patience of the city: the Colonna maintained their hostile station at Palestrina; and his mercenaries soon despised a leader whose ignorance and fear were envious of all subordinate merit. In the death, as in the life, of Rienzi, the hero and the coward were strangely mingled. When the Capitol was invested by a furious multitude, when

    he was basely deserted by his civil and military servants, the intrepid senator, waving the banner of liberty, presented himself on the balcony, addressed his eloquence to the various passions of the Romans, and labored to persuade them, that in the same cause himself and the republic must either stand or fall. His oration was interrupted by a volley of imprecations and stones; and after an arrow had transpierced his hand, he sunk into abject despair, and fled weeping to the inner chambers, from whence he was let down by a sheet before the windows of the prison. Destitute of aid or hope, he was besieged till the evening: the doors of the Capitol were destroyed with axes and fire; and while the senator attempted to escape in a plebeian habit, he was discovered and dragged to the platform of the palace, the fatal scene of his judgments and executions. A whole hour, without voice or motion, he stood amidst the multitude half naked and half dead: their rage was hushed into curiosity and wonder: the last feelings of reverence and compassion yet struggled in his favor; and they might have prevailed, if a bold assassin had not plunged a dagger in his breast. He fell senseless with the first stroke: the impotent revenge of his enemies inflicted a thousand wounds: and the senator’s body was abandoned to the dogs, to the Jews, and to the flames. Posterity will compare the virtues and failings of this extraordinary man; but in a long period of anarchy and servitude, the name of Rienzi has often been celebrated as the deliverer of his country, and the last of the Roman patriots. ^55

    [Footnote 53: Aegidius, or Giles Albornoz, a noble Spaniard, archbishop of Toledo, and cardinal legate in Italy, (A.D. 1353 -1367,) restored, by his arms and counsels, the temporal dominion of the popes. His life has been separately written by Sepulveda; but Dryden could not reasonably suppose, that his name, or that of Wolsey, had reached the ears of the Mufti in Don Sebastian.]

    [Footnote 54: From Matteo Villani and Fortifiocca, the P. du Cerceau (p. 344 – 394) has extracted 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 chevalier Montreal, the life of a robber and the death of a hero. At the head of a free company, the first that desolated Italy, he

    became rich and formidable be had money in all the banks, – 60,000 ducats in Padua alone.]

    [Footnote 55: The exile, second government, and death of Rienzi, are minutely related by the anonymous Roman, who appears neither his friend nor his enemy, (l. iii. c. 12 – 25.) Petrarch, who loved the tribune, was indifferent to the fate of the senator.]

    The first and most generous wish of Petrarch was the

    restoration of a free republic; but after the exile and death of his plebeian hero, he turned his eyes from the tribune, to the king, of the Romans. The Capitol was yet stained with the blood of Rienzi, when Charles the Fourth descended from the Alps to obtain the Italian and Imperial crowns. In his passage through Milan he received the visit, and repaid the flattery, of the poet-laureate; accepted a medal of Augustus; and promised, without a smile, to imitate the founder of the Roman monarchy. A false application of the name and maxims of antiquity was the source of the hopes and disappointments of Petrarch; yet he could not overlook the difference of times and characters; the immeasurable distance between the first Caesars and a Bohemian prince, who by the favor of the clergy had been elected the titular head of the German aristocracy. Instead of restoring to Rome her glory and her provinces, he had bound himself by a secret treaty with the pope, to evacuate the city on the day of his coronation; and his shameful retreat was pursued by the reproaches of the patriot bard. ^56

    [Footnote 56: The hopes and the disappointment of Petrarch are agreeably described in his own words by the French biographer, (Memoires, tom. iii. p. 375 – 413;) but the deep, though secret, wound was the coronation of Zanubi, the poet-laureate, by Charles IV.]

    After the loss of liberty and empire, his third and more

    humble wish was to reconcile the shepherd with his flock; to recall the Roman bishop to his ancient and peculiar diocese. In the fervor of youth, with the authority of age, Petrarch addressed his exhortations to five successive popes, and his eloquence was always inspired by the enthusiasm of sentiment and the freedom of language. ^57 The son of a citizen of Florence invariably preferred the country of his birth to that of his education; and Italy, in his eyes, was the queen and garden of the world. Amidst her domestic factions, she was doubtless superior to France both in art and science, in wealth and politeness; but the difference could scarcely support the epithet of barbarous, which he promiscuously bestows on the countries beyond the Alps. Avignon, the mystic Babylon, the sink of vice and corruption, was the object of his hatred and contempt; but he forgets that her scandalous vices were not the growth of the soil, and that in every residence they would adhere to the power and luxury of the papal court. He confesses that the successor of St. Peter is the bishop of the universal church; yet it was not on the banks of the Rhone, but of the Tyber, that the apostle had fixed his everlasting throne; and while every city in the Christian world was blessed with a bishop, the metropolis alone was desolate and forlorn. Since the removal of the Holy See, the sacred buildings of the Lateran and the Vatican, their altars and their saints, were left in a state of poverty and decay; and Rome was often painted under the image of a disconsolate matron, as if the wandering husband could be reclaimed by the homely portrait of the age and infirmities of his weeping spouse. ^58 But the cloud which hung over the seven hills would be dispelled by the presence of their lawful sovereign: eternal fame, the prosperity of Rome, and the peace of Italy, would be the recompense of the pope who should dare to embrace this generous resolution. Of the five whom Petrarch exhorted, the three first, John the Twenty-second, Benedict the Twelfth, and Clement the Sixth, were importuned or amused by the boldness of the orator; but the memorable change which had been attempted by Urban the Fifth was finally accomplished by Gregory the Eleventh. The execution of their design was opposed by weighty and almost insuperable obstacles. A king of France,

    who has deserved the epithet of wise, was unwilling to release them from a local dependence: the cardinals, for the most part his subjects, were attached to the language, manners, and climate of Avignon; to their stately palaces; above all, to the wines of Burgundy. In their eyes, Italy was foreign or hostile; and they reluctantly embarked at Marseilles, as if they had been sold or banished into the land of the Saracens. Urban the Fifth resided three years in the Vatican with safety and honor: his sanctity was protected by a guard of two thousand horse; and the king of Cyprus, the queen of Naples, and the emperors of the East and West, devoutly saluted their common father in the chair of St. Peter. But the joy of Petrarch and the Italians was soon turned into grief and indignation. Some reasons of public or private moment, his own impatience or the prayers of the cardinals, recalled Urban to France; and the approaching election was saved from the tyrannic patriotism of the Romans. The powers of heaven were interested in their cause: Bridget of Sweden, a saint and pilgrim, disapproved the return, and foretold the death, of Urban the Fifth: the migration of Gregory the Eleventh was encouraged by St. Catharine of Sienna, the spouse of Christ and ambassadress of the Florentines; and the popes themselves, the great masters of human credulity, appear to have listened to these visionary females. ^59 Yet those celestial admonitions were supported by some arguments of temporal policy. The residents of Avignon had been invaded by hostile violence: at the head of thirty thousand robbers, a hero had extorted ransom and absolution from the vicar of Christ and the sacred college; and the maxim of the French warriors, to spare the people and plunder the church, was a new heresy of the most dangerous import. ^60 While the pope was driven from Avignon, he was strenuously invited to Rome. The senate and people acknowledged him as their lawful sovereign, and laid at his feet the keys of the gates, the bridges, and the fortresses; of the quarter at least beyond the Tyber. ^61 But this loyal offer was accompanied by a declaration, that they could no longer suffer the scandal and calamity of his absence; and that his obstinacy would finally provoke them to revive and assert the primitive right of election. The abbot of Mount Cassin had

    been consulted, whether he would accept the triple crown ^62 from the clergy and people: “I am a citizen of Rome,” ^63 replied that venerable ecclesiastic, “and my first law is, the voice of my country.” ^64

    [Footnote 57: See, in his accurate and amusing biographer, the application of Petrarch and Rome to Benedict XII. in the year 1334, (Memoires, tom. i. p. 261 – 265,) to Clement VI. in 1342, (tom. ii. p. 45 – 47,) and to Urban V. in 1366, (tom. iii. p. 677 – 691:) his praise (p. 711 – 715) and excuse (p. 771) of the last of these pontiffs. His angry controversy on the respective merits of France and Italy may be found, Opp. p. 1068 – 1085.]

    [Footnote 58: Squalida sed quoniam facies, neglectaque cultu

    Caesaries; multisque malis lassata senectus Eripuit solitam effigiem: vetus accipe nomen;

    Roma vocor.

    (Carm. l. 2, p. 77.)

    He spins this allegory beyond all measure or patience. The Epistles to Urban V in prose are more simple and persuasive, (Senilium, l. vii. p. 811 – 827 l. ix. epist. i. p. 844 – 854.)]

    [Footnote 59: I have not leisure to expatiate on the legends of St. Bridget or St. Catharine, the last of which might furnish some amusing stories. Their effect on the mind of Gregory XI. is attested by the last solemn words of the dying pope, who admonished the assistants, ut caverent ab hominibus, sive viris, sive mulieribus, sub specie religionis loquentibus visiones sui capitis, quia per tales ipse seductus, &c., (Baluz. Not ad Vit. Pap. Avenionensium, tom. i. p. 1224.)]

    [Footnote 60: This predatory expedition is related by Froissard, (Chronique, tom. i. p. 230,) and in the life of Du Guesclin, (Collection Generale des Memoires Historiques, tom. iv. c. 16, p. 107 – 113.) As early as the year 1361, the court of Avignon had been molested by similar freebooters, who afterwards passed the Alps, (Memoires sur Petrarque, tom. iii. p. 563 – 569.)] [Footnote 61: Fleury alleges, from the annals of

    Odericus Raynaldus, the original treaty which was signed the 21st of December, 1376, between Gregory XI. and the Romans, (Hist. Eccles. tom. xx. p. 275.)]

    [Footnote 62: The first crown or regnum (Ducange, Gloss. Latin. tom. v. p. 702) on the episcopal mitre of the popes, is ascribed to the gift of Constantine, or Clovis. The second was added by Boniface VIII., as the emblem not only of a spiritual, but of a temporal, kingdom. The three states of the church are represented by the triple crown which was introduced by John XXII. or Benedict XII., (Memoires sur Petrarque, tom. i. p. 258, 259.)] [Footnote 63: Baluze (Not. ad Pap. Avenion. tom. i. p. 1194, 1195) produces the original evidence which attests the threats of the Roman ambassadors, and the resignation of the abbot of Mount Cassin, qui, ultro se offerens, respondit se civem Romanum esse, et illud velle quod ipsi vellent.] [Footnote 64: The return of the popes from Avignon to Rome, and their reception by the people, are related in the original lives of Urban V. and Gregory XI., in Baluze (Vit. Paparum Avenionensium, tom. i. p. 363 – 486) and Muratori, (Script. Rer. Italicarum, tom. iii. P. i. p. 613 – 712.) In the disputes of the schism, every circumstance was severely, though partially, scrutinized; more especially in the great inquest, which decided the obedience of Castile, and to which Baluze, in his notes, so often and so largely appeals from a Ms. volume in the Harley library, (p. 1281, &c.)]

    If superstition will interpret an untimely death, ^65 if the

    merit of counsels be judged from the event, the heavens may seem to frown on a measure of such apparent season and propriety. Gregory the Eleventh did not survive above fourteen months his return to the Vatican; and his decease was followed by the great schism of the West, which distracted the Latin church above forty years. The sacred college was then composed of twenty-two cardinals: six of these had remained at Avignon; eleven Frenchmen, one Spaniard, and four Italians, entered the conclave in the usual form. Their choice

    was not yet limited to the purple; and their unanimous votes acquiesced in the archbishop of Bari, a subject of Naples, conspicuous for his zeal and learning, who ascended the throne of St. Peter under the name of Urban the Sixth. The epistle of the sacred college affirms his free, and regular, election; which had been inspired, as usual, by the Holy Ghost; he was adored, invested, and crowned, with the customary rites; his temporal authority was obeyed at Rome and Avignon, and his ecclesiastical supremacy was acknowledged in the Latin world.

    During several weeks, the cardinals attended their new master with the fairest professions of attachment and loyalty; till the summer heats permitted a decent escape from the city. But as soon as they were united at Anagni and Fundi, in a place of security, they cast aside the mask, accused their own falsehood and hypocrisy, excommunicated the apostate and antichrist of Rome, and proceeded to a new election of Robert of Geneva, Clement the Seventh, whom they announced to the nations as the true and rightful vicar of Christ. Their first choice, an involuntary and illegal act, was annulled by fear of death and the menaces of the Romans; and their complaint is justified by the strong evidence of probability and fact. The twelve French cardinals, above two thirds of the votes, were masters of the election; and whatever might be their provincial jealousies, it cannot fairly be presumed that they would have sacrificed their right and interest to a foreign candidate, who would never restore them to their native country. In the various, and often inconsistent, narratives, ^66 the shades of popular violence are more darkly or faintly colored: but the licentiousness of the seditious Romans was inflamed by a sense of their privileges, and the danger of a second emigration. The conclave was intimidated by the shouts, and encompassed by the arms, of thirty thousand rebels; the bells of the Capitol and St. Peter’s rang an alarm: “Death, or an Italian pope!” was the universal cry; the same threat was repeated by the twelve bannerets or chiefs of the quarters, in the form of charitable advice; some preparations were made for burning the obstinate cardinals; and had they chosen a

    Transalpine subject, it is probable that they would never have departed alive from the Vatican. The same constraint imposed the necessity of dissembling in the eyes of Rome and of the world; the pride and cruelty of Urban presented a more inevitable danger; and they soon discovered the features of the tyrant, who could walk in his garden and recite his breviary, while he heard from an adjacent chamber six cardinals groaning on the rack. His inflexible zeal, which loudly censured their luxury and vice, would have attached them to the stations and duties of their parishes at Rome; and had he not fatally delayed a new promotion, the French cardinals would have been reduced to a helpless minority in the sacred college. For these reasons, and the hope of repassing the Alps, they rashly violated the peace and unity of the church; and the merits of their double choice are yet agitated in the Catholic schools. ^67 The vanity, rather than the interest, of the nation determined the court and clergy of France. ^68 The states of Savoy, Sicily, Cyprus, Arragon, Castille, Navarre, and Scotland were inclined by their example and authority to the obedience of Clement the Seventh, and after his decease, of Benedict the Thirteenth. Rome and the principal states of Italy, Germany, Portugal, England, ^69 the Low Countries, and the kingdoms of the North, adhered to the prior election of Urban the Sixth, who was succeeded by Boniface the Ninth, Innocent the Seventh, and Gregory the Twelfth. [Footnote 65: Can the death of a good man be esteemed a punishment by those who believe in the immortality of the soul? They betray the instability of their faith. Yet as a mere philosopher, I cannot agree with the Greeks (Brunck, Poetae Gnomici, p. 231.) See in Herodotus (l. i. c. 31) the moral and pleasing tale of the Argive youths.]

    [Footnote 66: In the first book of the Histoire du Concile de Pise, M. Lenfant has abridged and compared the original narratives of the adherents of Urban and Clement, of the Italians and Germans, the French and Spaniards. The latter appear to be the most active and loquacious, and every fact and word in the original lives of Gregory XI. and Clement VII. are supported in the notes of their editor Baluze.]

    [Footnote 67: The ordinal numbers of the popes seems to decide the question against Clement VII. and Benedict XIII., who are boldly stigmatized as antipopes by the Italians, while the French are content with authorities and reasons to plead the cause of doubt and toleration, (Baluz. in Praefat.) It is singular, or rather it is not singular, that saints, visions and miracles should be common to both parties.]

    [Footnote 68: Baluze strenuously labors (Not. p. 1271 – 1280) to justify the pure and pious motives of Charles V. king of France: he refused to hear the arguments of Urban; but were not the Urbanists equally deaf to the reasons of Clement, &c.?]

    [Footnote 69: An epistle, or declamation, in the name of Edward III., (Baluz. Vit. Pap. Avenion. tom. i. p. 553,) displays the zeal of the English nation against the Clementines. Nor was their zeal confined to words: the bishop of Norwich led a crusade of 60,000 bigots beyond sea, (Hume’s History, vol. iii. p. 57, 58.)]

    From the banks of the Tyber and the Rhone, the hostile

    pontiffs encountered each other with the pen and the sword: the civil and ecclesiastical order of society was disturbed; and the Romans had their full share of the mischiefs of which they may be arraigned as the primary authors. ^70 They had vainly flattered themselves with the hope of restoring the seat of the ecclesiastical monarchy, and of relieving their poverty with the tributes and offerings of the nations; but the separation of France and Spain diverted the stream of lucrative devotion; nor could the loss be compensated by the two jubilees which were crowded into the space of ten years. By the avocations of the schism, by foreign arms, and popular tumults, Urban the Sixth and his three successors were often compelled to interrupt their residence in the Vatican. The Colonna and Ursini still exercised their deadly feuds: the bannerets of Rome asserted and abused the privileges of a republic: the vicars of Christ, who had levied a military force, chastised their rebellion with the gibbet, the sword, and the dagger; and, in a

    friendly conference, eleven deputies of the people were perfidiously murdered and cast into the street. Since the invasion of Robert the Norman, the Romans had pursued their domestic quarrels without the dangerous interposition of a stranger. But in the disorders of the schism, an aspiring neighbor, Ladislaus king of Naples, alternately supported and betrayed the pope and the people; by the former he was declared gonfalonier, or general, of the church, while the latter submitted to his choice the nomination of their magistrates. Besieging Rome by land and water, he thrice entered the gates as a Barbarian conqueror; profaned the altars, violated the virgins, pillaged the merchants, performed his devotions at St. Peter’s, and left a garrison in the castle of St. Angelo. His arms were sometimes unfortunate, and to a delay of three days he was indebted for his life and crown: but Ladislaus triumphed in his turn; and it was only his premature death that could save the metropolis and the ecclesiastical state from the ambitious conqueror, who had assumed the title, or at least the powers, of king of Rome. ^71

    [Footnote 70: Besides the general historians, the Diaries of Delphinus Gentilia Peter Antonius, and Stephen Infessura, in the great collection of Muratori, represented the state and misfortunes of Rome.]

    [Footnote 71: It is supposed by Giannone (tom. iii. p. 292) that he styled himself Rex Romae, a title unknown to the world since the expulsion of Tarquin. But a nearer inspection has justified the reading of Rex Ramae, of Rama, an obscure kingdom annexed to the crown of Hungary.]

    I have not undertaken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schism; but Rome, the object of these last chapters, is deeply interested in the disputed succession of her sovereigns. The first counsels for the peace and union of Christendom aros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from the faculty of the Sorbonne, whose doctors were esteemed, at least in the Gallican church, as the most consummate masters of theological science. ^72

    Prudently waiving all invidious inquiry into the origin and merits of the dispute, they proposed, as a healing measure, that the two pretenders of Rome and Avignon should abdicate at the same time, after qualifying the cardinals of the adverse factions to join in a legitimate election; and that the nations should subtract ^73 their obedience, if either of the competitor preferred his own interest to that of the public. At each vacancy, these physicians of the church deprecated the mischiefs of a hasty choice; but the policy of the conclave and the ambition of its members were deaf to reason and entreaties; and whatsoever promises were made, the pope could never be bound by the oaths of the cardinal. During fifteen years, the pacific designs of the university were eluded by the arts of the rival pontiffs, the scruples or passions of their adherents, and the vicissitudes of French factions, that ruled the insanity of Charles the Sixth. At length a vigorous resolution was embraced; and a solemn embassy, of the titular patriarch of Alexandria, two archbishops, five bishops, five abbots, three knights, and twenty doctors, was sent to the courts of Avignon and Rome, to require, in the name of the church and king, the abdication of the two pretenders, of Peter de Luna, who styled himself Benedict the Thirteenth, and of Angelo Corrario, who assumed the name of Gregory the Twelfth. For the ancient honor of Rome, and the success of their commission, the ambassadors solicited a conference with the magistrates of the city, whom they gratified by a positive declaration, that the most Christian king did not entertain a wish of transporting the holy see from the Vatican, which he considered as the genuine and proper seat of the successor of St. Peter. In the name of the senate and people, an eloquent Roman asserted their desire to cooperate in the union of the church, deplored the temporal and spiritual calamities of the long schism, and requested the protection of France against the arms of the king of Naples. The answers of Benedict and Gregory were alike edifying and alike deceitful; and, in evading the demand of their abdication, the two rivals were animated by a common spirit. They agreed on the necessity of a previous interview; but the time, the place, and the manner, could never be ascertained by mutual consent. “If the one advances,”

    says a servant of Gregory, “the other retreats; the one appears an animal fearful of the land, the other a creature apprehensive of the water. And thus, for a short remnant of life and power, will these aged priests endanger the peace and salvation of the Christian world.” ^74

    [Footnote 72: The leading and decisive part which France assumed in the schism is stated by Peter du Puis in a separate history, extracted from authentic records, and inserted in the seventh volume of the last and best edition of his friend Thuanus, (P. xi. p. 110 – 184.)]

    [Footnote 73: Of this measure, John Gerson, a stout doctor, was the author of the champion. The proceedings of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and the Gallican church were often prompted by his advice, and are copiously displayed in his theological writings, of which Le Clerc (Bibliotheque Choisie, tom. x. p. 1 – 78) has given a valuable extract. John Gerson acted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councils of Pisa and Constance.]

    [Footnote 74: Leonardus Brunus Aretinus, one of the revivers of classic learning in Italy, who, after serving many years as secretary in the Roman court, retired to the honorable office of chancellor of the republic of Florence, (Fabric. Bibliot. Medii Aevi, tom. i. p. 290.) Lenfant has given the version of this curious epistle, (Concile de Pise, tom. i. p. 192 – 195.)]

    The Christian world was at length provoked by their

    obstinacy and fraud: they were deserted by their cardinals, who embraced each other as friends and colleagues; and their revolt was supported by a numerous assembly of prelates and ambassadors.

    With equal justice, the council of Pisa deposed the popes of Rome and Avignon; the conclave was unanimous in the choice of Alexander the Fifth, and his vacant seat was soon filled by a similar election of John the Twenty-third, the most profligate of mankind. But instead of extinguishing the schism, the rashness of the French and Italians had given a third

    pretender to the chair of St. Peter. Such new claims of the synod and conclave were disputed; three kings, of Germany, Hungary, and Naples, adhered to the cause of Gregory the Twelfth; and Benedict the Thirteenth, himself a Spaniard, was acknowledged by the devotion and patriotism of that powerful nation. The rash proceedings of Pisa were corrected by the council of Constance; the emperor Sigismond acted a conspicuous part as the advocate or protector of the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number and weight of civil and ecclesiastical members might seem to constitute the states-general of Europe. Of the three popes, John the Twenty-third was the first victim: he fled and was brought back a prisoner: the most scandalous charges were suppressed; the vicar of Christ was only accused of piracy, murder, rape, sodomy, and incest; and after subscribing his own condemnation, he expiated in prison the imprudence of trusting his person to a free city beyond the Alps. Gregory the Twelfth, whose obedience was reduced to the narrow precincts of Rimini, descended with more honor from the throne; and his ambassador convened the session, in which he renounced the title and authority of lawful pope. To vanquish the obstinacy of Benedict the Thirteenth or his adherents, the emperor in person undertook a journey from Constance to Perpignan. The kings of Castile, Arragon, Navarre, and Scotland, obtained an equal and honorable treaty; with the concurrence of the Spaniards, Benedict was deposed by the council; but the harmless old man was left in a solitary castle to excommunicate twice each day the rebel kingdoms which had deserted his cause. After thus eradicating the remains of the schism, the synod of Constance proceeded with slow and cautious steps to elect the sovereign of Rome and the head of the church. On this momentous occasion, the college of twenty-three cardinals was fortified with thirty deputies; six of whom were chosen in each of the five great nations of Christendom, – the Italian, the German, the French, the Spanish, and the English: ^75 the interference of strangers was softened by their generous preference of an Italian and a Roman; and the hereditary, as well as personal, merit of Otho Colonna recommended him to the conclave. Rome accepted with joy and obedience the noblest of her sons;

    the ecclesiastical state was defended by his powerful family; and the elevation of Martin the Fifth is the aera of the restoration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popes in the Vatican. ^76

    [Footnote 75: I cannot overlook this great national cause, which was vigorously maintained by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against those of France. The latter contended, that Christendom was essentially distributed into the four great nations and votes, of Italy, Germany, France, and Spain, and that the lesser kingdoms (such as England, Denmark, Portugal, &c.) were comprehended under one or other of these great divisions. The English asserted, that the British islands, of which they were the head,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a fifth and coordinate nation, with an equal vote; and every argument of truth or fable was introduced to exalt the dignity of their country. Including England, Scotland, Wales, the four kingdoms of Ireland, and the Orkneys, the British Islands are decorated with eight royal crowns, and discriminated by four or five languages, English, Welsh, Cornish, Scotch, Irish, &c. The greater island from north to south measures 800 miles, or 40 days’ journey; and England alone contains 32 counties and 52,000 parish churches, (a bold account!) besides cathedrals, colleges, priories, and hospitals. They celebrate the mission of St. Joseph of Arimathea, the birth of Constantine, and the legatine powers of the two primates, without forgetting the testimony of Bartholomey de Glanville, (A.D. 1360,) who reckons only four Christian kingdoms, 1. of Rome, 2. of Constantinople, 3. of Ireland, which had been transferred to the English monarchs, and 4, of Spain. Our countrymen prevailed in the council, but the victories of Henry V. added much weight to their arguments. The adverse pleadings were found at Constance by Sir Robert Wingfield, ambassador of Henry VIII. to the emperor Maximilian I., and by him printed in 1517 at Louvain. From a Leipsic Ms. they are more correctly published in the collection of Von der Hardt, tom. v.; but I have only seen Lenfant’s abstract of these acts, (Concile de Constance, tom. ii. p. 447, 453, &c.)]

    [Footnote 76: The histories of the three successive councils, Pisa, Constance, and Basil, have been written with a tolerable

    degree of candor, industry, and elegance, by a Protestant minister, M. Lenfant, who retired from France to Berlin. They form six volumes in quarto; and as Basil is the worst, so Constance is the best, part of the Collection.]

    Chapter LXX: Final Settlement Of The Ecclesiastical State.

    Part IV.

    The royal prerogative of coining money, which had been

    exercised near three hundred years by the senate, was first resumed by Martin the Fifth, ^77 and his image and superscription introduce the series of the papal medals. Of his two immediate successors, Eugenius the Fourth was the last pope expelled by the tumults of the Roman people, ^78 and Nicholas the Fifth, the last who was importuned by the presence of a Roman emperor. ^79 I. The conflict of Eugenius with the fathers of Basil, and the weight or apprehension of a new excise, emboldened and provoked the Romans to usurp the temporal government of the city. They rose in arms, elected seven governors of the republic, and a constable of the Capitol; imprisoned the pope’s nephew; besieged his person in the palace; and shot volleys of arrows into his bark as he escaped down the Tyber in the habit of a monk. But he still possessed in the castle of St. Angelo a faithful garrison and a train of artillery: their batteries incessantly thundered on the city, and a bullet more dexterously pointed broke down the barricade of the bridge, and scattered with a single shot the heroes of the republic. Their constancy was exhausted by a rebellion of five months. Under the tyranny of the Ghibeline nobles, the wisest patriots regretted the dominion of the church; and their repentance was unanimous and effectual. The troops of St. Peter again occupied the Capitol; the magistrates departed to their homes; the most guilty were executed or exiled; and the legate, at the head of two thousand

    foot and four thousand horse, was saluted as the father of the city. The synods of Ferrara and Florence, the fear or resentment of Eugenius, prolonged his absence: he was received by a submissive people; but the pontiff understood from the acclamations of his triumphal entry, that to secure their loyalty and his own repose, he must grant without delay the abolition of the odious excise. II. Rome was restored, adorned, and enlightened, by the peaceful reign of Nicholas the Fifth. In the midst of these laudable occupations, the pope was alarmed by the approach of Frederic the Third of Austria; though his fears could not be justified by the character or the power of the Imperial candidate. After drawing his military force to the metropolis, and imposing the best security of oaths ^80 and treaties, Nicholas received with a smiling countenance the faithful advocate and vassal of the church. So tame were the times, so feeble was the Austrian, that the pomp of his coronation was accomplished with order and harmony: but the superfluous honor was so disgraceful to an independent nation, that his successors have excused themselves from the toilsome pilgrimage to the Vatican; and rest their Imperial title on the choice of the electors of Germany.

    [Footnote 77: See the xxviith Dissertation of the Antiquities of Muratori, and the 1st Instruction of the Science des Medailles of the Pere Joubert and the Baron de la Bastie. The Metallic History of Martin V. and his successors has been composed by two monks, Moulinet, a Frenchman, and Bonanni, an Italian: but I understand, that the first part of the series is restored from more recent coins.]

    [Footnote 78: Besides the Lives of Eugenius IV., (Rerum Italic. tom. iii. P. i. p. 869, and tom. xxv. p. 256,) the Diaries of Paul Petroni and Stephen Infessura are the best original evidence for the revolt of the Romans against Eugenius IV. The former, who lived at the time and on the spot, speaks the language of a citizen, equally afraid of priestly and popular tyranny.] [Footnote 79: The coronation of Frederic III. is described by Lenfant, (Concile de Basle, tom. ii. p. 276 – 288,) from Aeneas Sylvius, a spectator and actor in that splendid scene.]

    [Footnote 80: The oath of fidelity imposed on the emperor by the pope is recorded and sanctified in the Clementines, (l. ii. tit. ix.;) and Aeneas Sylvius, who objects to this new demand, could not foresee, that in a few years he should ascend the throne, and imbibe the maxims, of Boniface VIII.] A citizen has remarked, with pride and pleasure, that the king of the Romans, after passing with a slight salute the cardinals and prelates who met him at the gate, distinguished the dress and person of the senator of Rome; and in this last farewell, the pageants of the empire and the republic were clasped in a friendly embrace. ^81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Rome, ^82 her first magistrate was required to be a doctor of laws, an alien, of a place at least forty miles from the city; with whose inhabitants he must not be connected in the third canonical degree of blood or alliance. The election was annual: a severe scrutiny was instituted into the conduct of the departing senator; nor could he be recalled to the same office till after the expiration of two years. A liberal salary of three thousand florins was assigned for his expense and reward; and his public appearance represented the majesty of the republic. His robes were of gold brocade or crimson velvet, or in the summer season of a lighter silk: he bore in his hand an ivory sceptre; the sound of trumpets announced his approach; and his solemn steps were preceded at least by four lictors or attendants, whose red wands were enveloped with bands or streamers of the golden color or livery of the city. His oath in the Capitol proclaims his right and duty to observe and assert the laws, to control the proud, to protect the poor, and to exercise justice and mercy within the extent of his jurisdiction. In these useful functions he was assisted by three learned strangers; the two collaterals, and the judge of criminal appeals: their frequent trials of robberies, rapes, and murders, are attested by the laws; and the weakness of these laws connives at the licentiousness of private feuds and armed associations for mutual defence. But the senator was confined to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the Capitol, the treasury,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city and its territory, were intrusted to the three conservators, who were changed four times in each year: the militia of the thirteen regions assembled under the

    banners of their respective chiefs, or caporioni; and the first of these was distinguished by the name and dignity of the prior. The popular legislature consisted of the secret and the common councils of the Romans. The former was composed of the magistrates and their immediate predecessors, with some fiscal and legal officers, and three classes of thirteen, twenty-six, and forty, counsellors: amounting in the whole to about one hundred and twenty persons. In the common council all male citizens had a right to vote; and the value of their privilege was enhanced by the care with which any foreigners were prevented from usurping the title and character of Romans. The tumult of a democracy was checked by wise and jealous precautions: except the magistrates, none could propose a question; none were permitted to speak, except from an open pulpit or tribunal; all disorderly acclamations were suppressed; the sense of the majority was decided by a secret ballot; and their decrees were promulgated in the venerable name of the Roman senate and people. It would not be easy to assign a period in which this theory of government has been reduced to accurate and constant practice,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order has been gradually connected with the decay of liberty. But in the year one thousand five hundred and eighty the ancient statutes were collected, methodized in three books, and adapted to present use, under the pontificate, and with the approbation, of Gregory the Thirteenth: ^83 this civil and criminal code is the modern law of the city; and, if the popular assemblies have been abolished, a foreign senator, with the three conservators, still resides in the palace of the Capitol. ^84 The policy of the Caesars has been repeated by the popes; and the bishop of Rome affected to maintain the form of a republic, while he reigned with the absolute powers of a temporal, as well as a spiritual, monarch. [Footnote 81: Lo senatore di Roma, vestito di brocarto con quella beretta, e con quelle maniche, et ornamenti di pelle, co’ quali va alle feste di Testaccio e Nagone, might escape the eye of Aeneas Sylvius, but he is viewed with admiration and complacency by the Roman citizen, (Diario di Stephano Infessura, p. 1133.)]

    [Footnote 82: See, in the statutes of Rome, the senator and three judges, (l. i. c. 3 – 14,) the conservators, (l. i. c. 15, 16, 17, l. iii. c. 4,) the caporioni (l. i. c. 18, l. iii. c. 8,) the secret council, (l. iii. c. 2,) the common council, (l. iii. c. 3.) The title of feuds, defiances, acts of violence, &c., is spread through many a chapter (c. 14 – 40) of the second book.]

    [Footnote 83: Statuta almoe Urbis Romoe Auctoritate S. D. N. Gregorii XIII Pont. Max. a Senatu Populoque Rom. reformata et edita. Romoe, 1580, in folio. The obsolete, repugnant statutes of antiquity were confounded in five books, and Lucas Paetus, a lawyer and antiquarian, was appointed to act as the modern Tribonian. Yet I regret the old code, with the rugged crust of freedom and barbarism.]

    [Footnote 84: In my time (1765) and in M. Grosley’s, (Observations sur l’Italie torn. ii. p. 361,) the senator of Rome was M. Bielke, a noble Swede and a proselyte to the Catholic faith. The pope’s right to appoint the senator and the conservator is implied, rather than affirmed, in the statutes.]

    It is an obvious truth, that the times must be suited to

    extraordinary characters, and that the genius of Cromwell or Retz might now expire in obscurity. The political enthusiasm of Rienzi had exalted him to a throne; the same enthusiasm, in the next century, conducted his imitator to the gallows. The birth of Stephen Porcaro was noble, his reputation spotless: his tongue was armed with eloquence, his mind was enlightened with learning; and he aspired, beyond the aim of vulgar ambition, to free his country and immortalize his name. The dominion of priests is most odious to a liberal spirit: every scruple was removed by the recent knowledge of the fable and forgery of Constantine’s donation; Petrarch was now the oracle of the Italians; and as often as Porcaro revolved the ode which describes the patriot and hero of Rome, he applied to himself the visions of the prophetic bard. His first trial of the popular feelings was at the funeral of Eugenius the Fourth: in an elaborate speech he called the Romans to liberty and arms;

    and they listened with apparent pleasure, till Porcaro was interrupted and answered by a grave advocate, who pleaded for the church and state. By every law the seditious orator was guilty of treason; but the benevolence of the new pontiff, who viewed his character with pity and esteem, attempted by an honorable office to convert the patriot into a friend. The inflexible Roman returned from Anagni with an increase of reputation and zeal; and, on the first opportunity, the games of the place Navona, he tried to inflame the casual dispute of some boys and mechanics into a general rising of the people. Yet the humane Nicholas was still averse to accept the forfeit of his life; and the traitor was removed from the scene of temptation to Bologna, with a liberal allowance for his support, and the easy obligation of presenting himself each day before the governor of the city. But Porcaro had learned from the younger Brutus, that with tyrants no faith or gratitude should be observed: the exile declaimed against the arbitrary sentence; a party and a conspiracy were gradually formed: his nephew, a daring youth, assembled a band of volunteers; and on the appointed evening a feast was prepared at his house for the friends of the republic. Their leader, who had escaped from Bologna, appeared among them in a robe of purple and gold: his voice, his countenance, his gestures, bespoke the man who had devoted his life or death to the glorious cause. In a studied oration, he expiated on the motives and the means of their enterprise; the name and liberties of Rome; the sloth and pride of their ecclesiastical tyrants; the active or passive consent of their fellow-citizens; three hundred soldiers, and four hundred exiles, long exercised in arms or in wrongs; the license of revenge to edge their swords, and a million of ducats to reward their victory. It would be easy, (he said,) on the next day, the festival of the Epiphany, to seize the pope and his cardinals, before the doors, or at the altar, of St. Peter’s; to lead them in chains under the walls of St. Angelo; to extort by the threat of their instant death a surrender of the castle; to ascend the vacant Capitol; to ring the alarm bell; and to restore in a popular assembly the ancient republic of Rome. While he triumphed, he was already betrayed. The senator, with a strong guard,

    invested the house: the nephew of Porcaro cut his way through the crowd; but the unfortunate Stephen was drawn from a chest, lamenting that his enemies had anticipated by three hours the execution of his design. After such manifest and repeated guilt, even the mercy of Nicholas was silent. Porcaro, and nine of his accomplices, were hanged without the benefit of the sacraments; and, amidst the fears and invectives of the papal court, the Romans pitied, and almost applauded, these martyrs of their country. ^85 But their applause was mute, their pity ineffectual, their liberty forever extinct; and, if they have since risen in a vacancy of the throne or a scarcity of bread, such accidental tumults may be found in the bosom of the most abject servitude. [Footnote 85: Besides the curious, though concise, narrative of Machiavel, (Istoria Florentina, l. vi. Opere, tom. i. p. 210, 211, edit. Londra, 1747, in 4to.) the Porcarian conspiracy is related in the Diary of Stephen Infessura, (Rer. Ital. tom. iii. P. ii. p. 1134, 1135,) and in a separate tract by Leo Baptista Alberti, (Rer. Ital. tom. xxv. p. 609 – 614.) It is amusing to compare the style and sentiments of the courtier and citizen. Facinus profecto quo …. neque periculo horribilius, neque audacia detestabilius, neque crudelitate tetrius, a quoquam perditissimo uspiam excogitatum sit …. Perdette la vita quell’ huomo da bene, e amatore dello bene e liberta di Roma.]

    But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nobles, which was fomented by

    discord, survived the freedom of the commons, which must be founded in union. A privilege of rapine and oppression was long maintained by the barons of Rome; their houses were a fortress and a sanctuary: and the ferocious train of banditti and criminals whom they protected from the law repaid the hospitality with the service of their swords and daggers. The private interest of the pontiffs, or their nephews, sometimes involved them in these domestic feuds. Under the reign of Sixtus the Fourth, Rome was distracted by the battles and sieges of the rival houses: after the conflagration of his palace, the prothonotary Colonna was tortured and beheaded; and Savelli, his captive friend, was murdered on the spot, for

    refusing to join in the acclamations of the victorious Ursini. ^86 But the popes no longer trembled in the Vatican: they had strength to command, if they had resolution to claim, the obedience of their subjects; and the strangers, who observed these partial disorders, admired the easy taxes and wise administration of the ecclesiastical state. ^87

    [Footnote 86: The disorders of Rome, which were much inflamed by the partiality of Sixtus IV. are exposed in the Diaries of two spectators, Stephen Infessura, and an anonymous citizen. See the troubles of the year 1484, and the death of the prothonotary Colonna, in tom. iii. P. ii. p. 1083, 1158.] [Footnote 87: Est toute la terre de l’eglise troublee pour cette partialite (des Colonnes et des Ursins) come nous dirions Luce et Grammont, ou en Hollande Houc et Caballan; et quand ce ne seroit ce differend la terre de l’eglise seroit la plus heureuse habitation pour les sujets qui soit dans toute le monde (car ils ne payent ni tailles ni gueres autres choses,) et seroient toujours bien conduits, (car toujours les papes sont sages et bien consellies;) mais tres souvent en advient de grands et cruels meurtres et pilleries.]

    The spiritual thunders of the Vatican depend on the force of

    opinion; and if that opinion be supplanted by reason or passion, the sound may idly waste itself in the air; and the helpless priest is exposed to the brutal violence of a noble or a plebeian adversary. But after their return from Avignon, the keys of St. Peter were guarded by the sword of St. Paul. Rome was commanded by an impregnable citadel: the use of cannon is a powerful engine against popular seditions: a regular force of cavalry and infantry was enlisted under the banners of the pope: his ample revenues supplied the resources of war: and, from the extent of his domain, he could bring down on a rebellious city an army of hostile neighbors and loyal subjects. ^88 Since the union of the duchies of Ferrara and Urbino, the ecclesiastical state extends from the Mediterranean to the Adriatic, and from the confines of Naples to the banks of the Po; and as early as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greater part of

    that spacious and fruitful country acknowledged the lawful claims and temporal sovereignty of the Roman pontiffs. Their claims were readily deduced from the genuine, or fabulous, donations of the darker ages: the successive steps of their final settlement would engage us too far in the transactions of Italy, and even of Europe; the crimes of Alexander the Sixth, the martial operations of Julius the Second, and the liberal policy of Leo the Tenth, a theme which has been adorned by the pens of the noblest historians of the times. ^89 In the first period of their conquests, till the expedition of Charles the Eighth, the popes might successfully wrestle with the adjacent princes and states, whose military force was equal, or inferior, to their own. But as soon as the monarchs of France, Germany and Spain, contended with gigantic arms for the dominion of Italy, they supplied with art the deficiency of strength; and concealed, in a labyrinth of wars and treaties, their aspiring views, and the immortal hope of chasing the Barbarians beyond the Alps. The nice balance of the Vatican was often subverted by the soldiers of the North and West, who were united under the standard of Charles the Fifth: the feeble and fluctuating policy of Clement the Seventh exposed his person and dominions to the conqueror; and Rome was abandoned seven months to a lawless army, more cruel and rapacious than the Goths and Vandals. ^90 After this severe lesson, the popes contracted their ambition, which was almost satisfied, resumed the character of a common parent, and abstained from all offensive hostilities, except in a hasty quarrel, when the vicar of Christ and the Turkish sultan were armed at the same time against the kingdom of Naples. ^91 The French and Germans at length withdrew from the field of battle: Milan, Naples, Sicily, Sardinia, and the sea-coast of Tuscany, were firmly possessed by the Spaniards; and it became their interest to maintain the peace and dependence of Italy, which continued almost without disturbance from the middle of the sixteenth to the opening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Vatican was swayed and protected by the religious policy of the Catholic king: his prejudice and interest disposed him in every dispute to support the prince against the people; and instead of the encouragement, the aid, and the asylum, which

    they obtained from the adjacent states, the friends of liberty, or the enemies of law, were enclosed on all sides within the iron circle of despotism. The long habits of obedience and education subdued the turbulent spirit of the nobles and commons of Rome. The barons forgot the arms and factions of their ancestors, and insensibly became the servants of luxury and government. Instead of maintaining a crowd of tenants and followers, the produce of their estates was consumed in the private expenses which multiply the pleasures, and diminish the power, of the lord. ^92 The Colonna and Ursini vied with each other in the decoration of their palaces and chapels; and their antique splendor was rivalled or surpassed by the sudden opulence of the papal families. In Rome the voice of freedom and discord is no longer heard; and, instead of the foaming torrent, a smooth and stagnant lake reflects the image of idleness and servitude.

    [Footnote 88: By the oeconomy of Sixtus V. the revenue of the ecclesiastical state was raised to two millions and a half of Roman crowns, (Vita, tom. ii. p. 291 – 296;) and so regular was 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that in one month Clement VIII. could invade the duchy of Ferrara with three thousand horse and twenty thousand foot, (tom. iii. p. 64) Since that time (A.D. 1597) the papal arms are happily rusted: but the revenue must have gained some nominal increase.

    Note: On the financial measures of Sixtus V. see Ranke, Dio

    Romischen Papste, i. p. 459. – M.]

    [Footnote 89: More especially by Guicciardini and Machiavel; in the general history of the former, in the Florentine history, the Prince, and the political discourses of the latter. These, with their worthy successors, Fra Paolo and Davila, were justly esteemed the first historians of modern languages, till, in the present age, Scotland arose, to dispute the prize with Italy herself.]

    [Footnote 90: In the history of the Gothic siege, I have compared the Barbarians with the subjects of Charles V., (vol.

    iii. p. 289, 290;) an anticipation, which, like that of the Tartar conquests, I indulged with the less scruple, as I could scarcely hope to reach the conclusion of my work.] [Footnote 91: The ambitious and feeble hostilities of the Caraffa pope, Paul IV. may be seen in Thuanus (l. xvi. – xviii.) and Giannone, (tom. iv p. 149 – 163.) Those Catholic bigots, Philip II. and the duke of Alva, presumed to separate the Roman prince from the vicar of Christ, yet the holy character, which would have sanctified his victory was decently applied to protect his defeat.

    Note: But compare Ranke, Die Romischen Papste, i. p. 289. –

    M] [Footnote 92: This gradual change of manners and expense is admirably explained by Dr. Adam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vol. i. p. 495 – 504,) who proves, perhaps too severely, that the most salutary effects have flowed from the meanest and most selfish causes.]

    A Christian, a philosopher, ^93 and a patriot, will be

    equally scandalized by the temporal kingdom of the clergy; and the local majesty of Rome, the remembrance of her consuls and triumphs, may seem to imbitter the sense, and aggravate the shame, of her slavery. If we calmly weigh the merits and defects of the ecclesiastical government, it may be praised in its present state, as a mild, decent, and tranquil system, exempt from the dangers of a minority, the sallies of youth, the expenses of luxury, and the calamities of war. But these advantages are overbalanced by a frequent, perhaps a septennial, election of a sovereign, who is seldom a native of the country; the reign of a young statesman of threescore, in the decline of his life and abilities, without hope to accomplish, and without children to inherit, the labors of his transitory reign.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is drawn from the church, and even the convent; from the mode of education and life the most adverse to reason, humanity, and freedom. In the trammels of servile faith, he has learned to believe because it

    is absurd, to revere all that is contemptible, and to despise whatever might deserve the esteem of a rational being; to punish error as a crime, to reward mortification and celibacy as the first of virtues; to place the saints of the calendar ^94 above the heroes of Rome and the sages of Athens; and to consider the missal, or the crucifix, as more useful instruments than the plough or the loom. In the office of nuncio, or the rank of cardinal, he may acquire some knowledge of the world, but the primitive stain will adhere to his mind and manners: from study and experience he may suspect the mystery of his profession; but the sacerdotal artist will imbibe some portion of the bigotry which he inculcates. The genius of Sixtus the Fifth ^95 burst from the gloom of a Franciscan cloister. In a reign of five years, he exterminated the outlaws and banditti, abolished the profane sanctuaries of Rome, ^96 formed a naval and military force, restored and emulated the monuments of antiquity, and after a liberal use and large increase of the revenue, left five millions of crowns in the castle of St. Angelo. But his justice was sullied with cruelty, his activity was prompted by the ambition of conquest: after his decease the abuses revived; the treasure was dissipated; he entailed on posterity thirty-five new taxes and the venality of offices; and, after his death, his statue was demolished by an ungrateful, or an injured, people. ^97 The wild and original character of Sixtus the Fifth stands alone in the series of the pontiffs; the maxims and effects of their temporal government may be collected from the positive and comparative view of the arts and philosophy, the agriculture and trade, the wealth and population, of the ecclesiastical state. For myself, it is my wish to depart in charity with all mankind, nor am I willing, in these last moments, to offend even the pope and clergy of Rome. ^98

    [Footnote 93: Mr. Hume (Hist. of England, vol. i. p. 389) too hastily conclude that if the civil and ecclesiastical powers be united in the same person, it is of little moment whether he be styled prince or prelate since the temporal character will always predominate.]

    [Footnote 94: A Protestant may disdain the unworthy preference of St. Francis or St. Dominic, but he will not rashly condemn the zeal or judgment of Sixtus V., who placed the statues of the apostles St. Peter and St. Paul on the vacant columns of Trajan and Antonine.]

    [Footnote 95: A wandering Italian, Gregorio Leti, has given the Vita di Sisto-Quinto, (Amstel. 1721, 3 vols. in 12mo.,) a copious and amusing work, but which does not command our absolute confidence. Yet the character of the man, and the principal facts, are supported by the annals of Spondanus and Muratori, (A.D. 1585 – 1590,) and the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the great Thuanus, (l. lxxxii. c. 1, 2, l. lxxxiv c. 10, l. c. c. 8.)

    Note: The industry of M. Ranke has discovered the document,

    a kind of scandalous chronicle of the time, from which Leti wrought up his amusing romances. See also M. Ranke’s observations on the Life of Sixtus. by Tempesti, b. iii. p. 317, 324. – M.]

    [Footnote 96: These privileged places, the quartieri or franchises, were adopted from the Roman nobles by the foreign ministers. Julius II. had once abolished the abominandum et detestandum franchitiarum hujusmodi nomen: and after Sixtus V. they again revived. I cannot discern either the justice or magnanimity of Louis XIV., who, in 1687, sent his ambassador, the marquis de Lavardin, to Rome, with an armed force of a thousand officers, guards, and domestics, to maintain this iniquitous claim, and insult Pope Innocent XI. in the heart of his capital, (Vita di Sisto V. tom. iii. p. 260 – 278. Muratori, Annali d’Italia, tom. xv. p. 494 – 496, and Voltaire, Siccle de Louis XIV. tom. i. c. 14, p. 58, 59.)]

    [Footnote 97: This outrage produced a decree, which was inscribed on marble, and placed in the Capitol. It is expressed in a style of manly simplicity and freedom: Si quis, sive privatus, sive magistratum gerens de collocanda vivo pontifici statua mentionem facere ausit, legitimo S. P. Q. R. decreto in

    perpetuum infamis et publicorum munerum expers esto. MDXC. mense Augusto, (Vita di Sisto V. tom. iii. p. 469.) I believe that this decree is still observed, and I know that every monarch who deserves a statue should himself impose the prohibition.]

    [Footnote 98: The histories of the church, Italy, and Christendom,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chapter which I now conclude. In the original Lives of the Popes, we often discover the city and republic of Rome: and the events of the xivth and xvth centuries are preserved in the rude and domestic chronicles which I have carefully inspected, and shall recapitulate in the order of time.

    1. Monaldeschi (Ludovici Boncomitis) Fragmenta Annalium

    Roman. A.D. 1328, in the Scriptores Rerum Italicarum of Muratori, tom. xii. p. 525. N. B. The credit of this fragment is somewhat hurt by a singular interpolation, in which the author relates his own death at the age of 115 years.

    1. Fragmenta Historiae Romanae (vulgo Thomas Fortifioccae)

    in Romana Dialecto vulgari, (A.D. 1327 – 1354, in Muratori, Antiquitat. Medii Aevi Italiae, tom. iii. p. 247 – 548;) the authentic groundwork of the history of Rienzi.

    1. Delphini (Gentilis) Diarium Romanum, (A.D. 1370 – 1410,)

    in the Rerum Italicarum, tom. iii. P. ii. p. 846. 4. Antonii (Petri) Diarium Rom, (A.D. 1404 – 1417,) tom. xxiv. p. 699.

    1. Petroni (Pauli) Miscellanea Historica Romana, (A.D. 1433

    – 1446,) tom. xxiv. p. 1101.

    1. Volaterrani (Jacob.) Diarium Rom., (A.D. 1472 – 1484,)

    tom. xxiii p. 81.

    1. Anonymi Diarium Urbis Romae, (A.D. 1481 – 1492,) tom.

    iii. P. ii. p. 1069.

    1. Infessurae (Stephani) Diarium Romanum, (A.D. 1294, or

    1378 – 1494,) tom. iii. P. ii. p. 1109.

    1. Historia Arcana Alexandri VI. sive Excerpta ex Diario

    Joh. Burcardi, (A.D. 1492 – 1503,) edita a Godefr. Gulielm. Leibnizio, Hanover, 697, in 4to. The large and valuable Journal of Burcard might be completed from the MSS. in different libraries of Italy and France, (M. de Foncemagne, in the Memoires de l’Acad. des Inscrip. tom. xvii. p. 597 – 606.)

    Except the last, all these fragments and diaries are inserted in the Collections of Muratori, my guide and master in the history of Italy. His country, and the public, are indebted to him for the following works on that subject: 1. Rerum Italicarum Scriptores, (A.D. 500 – 1500,) quorum potissima pars nunc primum in lucem prodit, &c., xxviii. vols. in folio, Milan, 1723 – 1738, 1751. A volume of chronological and alphabetical tables is still wanting as a key to this great work, which is yet in a disorderly and defective state. 2. Antiquitates Italiae Medii Aevi, vi. vols. in folio, Milan, 1738 – 1743, in lxxv. curious dissertations, on the manners, government, religion, &c., of the Italians of the darker ages, with a large supplement of charters, chronicles, &c. 3. Dissertazioni sopra le Antiquita Italiane, iii. vols. in 4to., Milano, 1751, a free version by the author, which may be quoted with the same confidence as the Latin text of the Antiquities. Annali d’ Italia, xviii. vols. in octavo, Milan, 1753 – 1756, a dry, though accurate and useful, abridgment of the history of Italy, from the birth of Christ to the middle of the xviiith century. 5. Dell’ Antichita Estense ed Italiane, ii. vols, in folio, Modena, 1717, 1740. In the history of this illustrious race, the parent of our Brunswick kings, the

    critic is not seduced by the loyalty or gratitude of the subject. In all his works, Muratori approves himself a diligent and laborious writer, who aspires above the prejudices of a Catholic priest. He was born in the year 1672, and died in the year 1750, after passing near 60 years in the libraries of Milan and Modena, (Vita del Proposto Ludovico Antonio Muratori, by his nephew and successor Gian. Francesco Soli Muratori Venezia, 1756 m 4to.)]

    Chapter LXXI:

    Prospect Of The Ruins Of Rom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I.

    Prospect Of The Ruins Of Rom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

    Four Causes Of Decay And Destruction. – Example Of The Coliseum. – Renovation Of The City. – Conclusion Of The Whole Work.

    In the last days of Pope Eugenius the Fourth, ^* two of his

    servants, the learned Poggius ^1 and a friend, ascended the Capitoline hill; reposed themselves among the ruins of columns and temples; and viewed from that commanding spot the wide and various prospect of desolation. ^2 The place and the object gave ample scope for moralizing on the vicissitudes of fortune, which spares neither man nor the proudest of his works, which buries empires and cities in a common grave; and it was agreed, that in proportion to her former greatness, the fall of Rome was the more awful and deplorable. “Her primeval state, such as she might appear in a remote age, when Evander entertained the stranger of Troy, ^3 has been delineated by the fancy of Virgil. This Tarpeian rock was then a savage and solitary thicket: in the time of the poet, it was crowned with the golden roofs of a temple; the temple is overthrown, the gold has been pillaged, the wheel of fortune has accomplished her revolution, and the sacred ground is

    again disfigured with thorns and brambles. The hill of the Capitol, on which we sit, was formerly the head of the Roman empire, the citadel of the earth, the terror of kings; illustrated by the footsteps of so many triumphs, enriched with the spoils and tributes of so many nations. This spectacle of the world, how is it fallen! how changed! how defaced! The path of victory is obliterated by vines, and the benches of the senators are concealed by a dunghill. Cast your eyes on the Palatine hill, and seek among the shapeless and enormous fragments the marble theatre, the obelisks, the colossal statues, the porticos of Nero’s palace: survey the other hills of the city, the vacant space is interrupted only by ruins and gardens. The forum of the Roman people, where they assembled to enact their laws and elect their magistrates, is now enclosed for the cultivation of pot-herbs, or thrown open for the reception of swine and buffaloes. The public and private edifices, that were founded for eternity, lie prostrate, naked, and broken, like the limbs of a mighty giant; and the ruin is the more visible, from the stupendous relics that have survived the injuries of time and fortune.” ^4

    [Footnote *: It should be Pope Martin the Fifth. See Gibbon’s own note, ch. lxv, note 51 and Hobhouse, Illustrations of Childe Harold, p. 155. – M.] [Footnote 1: I have already (notes 50, 51, on chap. lxv.) mentioned the age, character, and writings of Poggius; and particularly noticed the date of this elegant moral lecture on the varieties of fortune.]

    [Footnote 2: Consedimus in ipsis Tarpeiae arcis ruinis, pone ingens portae cujusdam, ut puto, templi, marmoreum limen, plurimasque passim confractas columnas, unde magna ex parte prospectus urbis patet, (p. 5.)] [Footnote 3: Aeneid viii. 97 – 369. This ancient picture, so artfully introduced, and so exquisitely finished, must have been highly interesting to an inhabitant of Rome; and our early studies allow us to sympathize in the feelings of a Roman.]

    [Footnote 4: Capitolium adeo . . . . immutatum ut vineae in senatorum subellia successerint, stercorum ac

    purgamentorum receptaculum factum. Respice ad Palatinum montem . . . . . vasta rudera . . . . caeteroscolles perlustra omnia vacua aedificiis, ruinis vineisque oppleta conspicies, (Poggius, de Varietat. Fortunae p. 21.)]

    These relics are minutely described by Poggius, one of the

    first who raised his eyes from the monuments of legendary, to those of classic, superstition. ^5 1. Besides a bridge, an arch, a sepulchre, and the pyramid of Cestius, he could discern, of the age of the republic, a double row of vaults, in the salt-office of the Capitol, which were inscribed with the name and munificence of Catulus. 2. Eleven temples were visible in some degree, from the perfect form of the Pantheon, to the three arches and a marble column of the temple of Peace, which Vespasian erected after the civil wars and the Jewish triumph. 3. Of the number, which he rashly defines, of seven thermoe, or public baths, none were sufficiently entire to represent the use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several parts: but those of Diocletian and Antoninus Caracalla still retained the titles of the founders, and astonished the curious spectator, who, in observing their solidity and extent, the variety of marbles, the size and multitude of the columns, compared the labor and expense with the use and importance. Of the baths of Constantine, of Alexander, of Domitian, or rather of Titus, some vestige might yet be found. 4. The triumphal arches of Titus, Severus, and Constantine, were entire, both the structure and the inscriptions; a falling fragment was honored with the name of Trajan; and two arches, then extant, in the Flaminian way, have been ascribed to the baser memory of Faustina and Gallienus. ^* 5. After the wonder of the Coliseum, Poggius might have overlooked small amphitheatre of brick, most probably for the use of the praetorian camp: the theatres of Marcellus and Pompey were occupied in a great measure by public and private buildings; and in the Circus, Agonalis and Maximus, little more than the situation and the form could be investigated. 6. The columns of Trajan and Antonine were still erect; but the Egyptian obelisks were broken or buried. A people of gods and heroes, the

    workmanship of art, was reduced to one equestrian figure of gilt brass, and to five marble statues, of which the most conspicuous were the two horses of Phidias and Praxiteles. 7. The two mausoleums or sepulchres of Augustus and Hadrian could not totally be lost: but the former was only visible as a mound of earth; and the latter, the castle of St. Angelo, had acquired the name and appearance of a modern fortress. With the addition of some separate and nameless columns, such were the remains of the ancient city; for the marks of a more recent structure might be detected in the walls, which formed a circumference of ten miles, included three hundred and seventy-nine turrets, and opened into the country by thirteen gates.

    [Footnote 5: See Poggius, p. 8 – 22.]

    [Footnote *: One was in the Via Nomentana; est alter praetevea Gallieno principi dicatus, ut superscriptio indicat, Via Nomentana. Hobhouse, p. 154. Poggio likewise mentions the building which Gibbon ambiguously says be “might have overlooked.” – M.]

    This melancholy picture was drawn above nine hundred years

    after the fall of the Western empire, and even of the Gothic kingdom of Italy. A long period of distress and anarchy, in which empire, and arts, and riches had migrated from the banks of the Tyber, was incapable of restoring or adorning the city; and, as all that is human must retrograde if it do not advance, every successive age must have hastened the ruin of the works of antiquity. To measure the progress of decay, and to ascertain, at each aera, the state of each edifice, would be an endless and a useless labor; and I shall content myself with two observations, which will introduce a short inquiry into the general causes and effects. 1. Two hundred years before the eloquent complaint of Poggius, an anonymous writer composed a description of Rome. ^6 His ignorance may repeat the same objects under strange and fabulous names. Yet this barbarous topographer had eyes and ears; he could observe

    the visible remains; he could listen to the tradition of the people; and he distinctly enumerates seven theatres, eleven baths, twelve arches, and eighteen palaces, of which many had disappeared before the time of Poggius. It is apparent, that many stately monuments of antiquity survived till a late period, ^7 and that the principles of destruction acted with vigorous and increasing energy in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2. The same reflection must be applied to the three last ages; and we should vainly seek the Septizonium of Severus; ^8 which is celebrated by Petrarch and the antiquarian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While the Roman edifices were still entire, the first blows, however weighty and impetuous, were resisted by the solidity of the mass and the harmony of the parts; but the slightest touch would precipitate the fragments of arches and columns, that already nodded to their fall.

    [Footnote 6: Liber de Mirabilibus Romae ex Registro Nicolai Cardinalis de Amagonia in Bibliotheca St. Isidori Armario IV., No. 69. This treatise, with some short but pertinent notes, has been published by Montfaucon, (Diarium Italicum, p. 283 – 301,) who thus delivers his own critical opinion: Scriptor xiiimi. circiter saeculi, ut ibidem notatur; antiquariae rei imperitus et, ut ab illo aevo, nugis et anilibus fabellis refertus: sed, quia monumenta, quae iis temporibus Romae supererant pro modulo recenset, non parum inde lucis mutuabitur qu Romanis antiquitatibus indagandis operam navabit, (p. 283.)] [Footnote 7: The Pere Mabillon (Analecta, tom. iv. p. 502) has published an anonymous pilgrim of the ixth century, who, in his visit round the churches and holy places at Rome, touches on several buildings, especially porticos, which had disappeared before the xiiith century.]

    [Footnote 8: On the Septizonium, see the Memoires sur Petrarque, (tom. i. p. 325,) Donatus, (p. 338,) and Nardini, (p. 117, 414.)]

    After a diligent inquiry, I can discern four principal

    causes of the ruin of Rome, which continued to operate in a period of more than a thousand years. I. The injuries of time and nature. II. The hostile attacks of the Barbarians and Christians. III. The use and abuse of the materials. And, IV. The domestic quarrels of the Romans.

    1. The art of man is able to construct monuments far more

    permanent than the narrow span of his own existence; yet these monuments, like himself, are perishable and frail; and in the boundless annals of time, his life and his labors must equally be measured as a fleeting moment. Of a simple and solid edifice, it is not easy, however, to circumscribe the duration. As the wonders of ancient days, the pyramids ^9 attracted the curiosity of the ancients: a hundred generations, the leaves of autumn, have dropped ^10 into the grave; and after the fall of the Pharaohs and Ptolemies, the Caesars and caliphs, the same pyramids stand erect and unshaken above the floods of the Nile. A complex figure of various and minute parts to more accessible to injury and decay; and the silent lapse of time is often accelerated by hurricanes and earthquakes, by fires and inundations. The air and earth have doubtless been shaken; and the lofty turrets of Rome have tottered from their foundations; but the seven hills do not appear to be placed on the great cavities of the globe; nor has the city, in any age, been exposed to the convulsions of nature, which, in the climate of Antioch, Lisbon, or Lima, have crumbled in a few moments the works of ages into dust. Fire is the most powerful agent of life and death: the rapid mischief may be kindled and propagated by the industry or negligence of mankind; and every period of the Roman annals is marked by the repetition of similar calamities. A memorable conflagration, the guilt or misfortune of Nero’s reign, continued, though with unequal fury, either six or nine days. ^11 Innumerable buildings, crowded in close and crooked streets, supplied perpetual fuel for the flames; and when they ceased, four only of the fourteen regions were left entire; three were totally destroyed, and seven were deformed by the relics of smoking and lacerated edifices. ^12 In the full meridian of

    empire, the metropolis arose with fresh beauty from her ashes; yet the memory of the old deplored their irreparable losses, the arts of Greece, the trophies of victory, the monuments of primitive or fabulous antiquity. In the days of distress and anarchy, every wound is mortal, every fall irretrievable; nor can the damage be restored either by the public care of government, or the activity of private interest. Yet two causes may be alleged, which render the calamity of fire more destructive to a flourishing than a decayed city. 1. The more combustible materials of brick, timber, and metals, are first melted or consumed; but the flames may play without injury or effect on the naked walls, and massy arches, that have been despoiled of their ornaments. 2. It is among the common and plebeian habitations, that a mischievous spark is most easily blown to a conflagration; but as soon as they are devoured, the greater edifices, which have resisted or escaped, are left as so many islands in a state of solitude and safety. From her situation, Rome is exposed to the danger of frequent inundations. Without excepting the Tyber, the rivers that descend from either side of the Apennine have a short and irregular course; a shallow stream in the summer heats; an impetuous torrent, when it is swelled in the spring or winter, by the fall of rain, and the melting of the snows. When the current is repelled from the sea by adverse winds, when the ordinary bed is inadequate to the weight of waters, they rise above the banks, and overspread, without limits or control, the plains and cities of the adjacent country. Soon after the triumph of the first Punic war, the Tyber was increased by unusual rains; and the inundation, surpassing all former measure of time and place, destroyed all the buildings that were situated below the hills of Rome. According to the variety of ground, the same mischief was produced by different means; and the edifices were either swept away by the sudden impulse, or dissolved and undermined by the long continuance, of the flood. ^13 Under the reign of Augustus, the same calamity was renewed: the lawless river overturned the palaces and temples on its banks; ^14 and, after the labors of the emperor in cleansing and widening the bed that was encumbered with ruins, ^15 the vigilance of his

    successors was exercised by similar dangers and designs. The project of diverting into new channels the Tyber itself, or some of the dependent streams, was long opposed by superstition and local interests; ^16 nor did the use compensate the toil and cost of the tardy and imperfect execution. The servitude of rivers is the noblest and most important victory which man has obtained over the licentiousness of nature; ^17 and if such were the ravages of the Tyber under a firm and active government, what could oppose, or who can enumerate, the injuries of the city, after the fall of the Western empire? A remedy was at length produced by the evil itself: the accumulation of rubbish and the earth, that has been washed down from the hills, is supposed to have elevated the plain of Rome, fourteen or fifteen feet, perhaps, above the ancient level; ^18 and the modern city is less accessible to the attacks of the river. ^19

    [Footnote 9: The age of the pyramids is remote and unknown, since Diodorus Siculus (tom. i l. i. c. 44, p. 72) is unable to decide whether they were constructed 1000, or 3400, years before the clxxxth Olympiad. Sir John Marsham’s contracted scale of the Egyptian dynasties would fix them about 2000 years before Christ, (Canon. Chronicus, p. 47.)]

    [Footnote 10: See the speech of Glaucus in the Iliad, (Z. 146.) This natural but melancholy image is peculiar to Homer.]

    [Footnote 11: The learning and criticism of M. des Vignoles (Histoire Critique de la Republique des Lettres, tom. viii. p. 47 – 118, ix. p. 172 – 187) dates the fire of Rome from A.D. 64, July 19, and the subsequent persecution of the Christians from November 15 of the same year.]

    [Footnote 12: Quippe in regiones quatuordecim Roma dividitur, quarum quatuor integrae manebant, tres solo tenus dejectae: septem reliquis pauca testorum vestigia supererant, lacera et semiusta. Among the old relics that were irreparably lost, Tacitus enumerates the temple of the moon of Servius Tullius; the fane and altar consecrated by Evander praesenti Herculi; the temple of Jupiter Stator, a vow of Romulus; the

    palace of Numa; the temple of Vesta cum Penatibus populi Romani. He then deplores the opes tot victoriis quaesitae et Graecarum artium decora . . . . multa quae seniores meminerant, quae reparari nequibant, (Annal. xv. 40, 41.)]

    [Footnote 13: A. U. C. 507, repentina subversio ipsius Romae praevenit triumphum Romanorum. . . . . diversae ignium aquarumque cladespene absumsere urbem Nam Tiberis insolitis auctus imbribus et ultra opinionem, vel diuturnitate vel maguitudine redundans omnia Romae aedificia in plano posita delevit. Diversae qualitate locorum ad unam convenere perniciem: quoniam et quae segniori inundatio tenuit madefacta dissolvit, et quae cursus torrentis invenit impulsa dejecit, (Orosius, Hist. l. iv. c. 11, p. 244, edit. Havercamp.) Yet we may observe, that it is the plan and study of the Christian apologist to magnify the calamities of the Pagan world.]

    [Footnote 14: Vidimus flavum Tiberim, retortis

    Littore Etrusco violenter undis, Ire dejectum monumenta Regis Templaque Vestae.

    (Horat. Carm. I. 2.)

    If the palace of Numa and temple of Vesta were thrown down in Horace’s time, what was consumed of those buildings by Nero’s fire could hardly deserve the epithets of vetustissima or incorrupta.]

    [Footnote 15: Ad coercendas inundationes alveum Tiberis laxavit, ac repurgavit, completum olim ruderibus, et aedificiorum prolapsionibus coarctatum, (Suetonius in Augusto, c. 30.)]

    [Footnote 16: Tacitus (Annal. i. 79) reports the petitions of the different towns of Italy to the senate against the measure; and we may applaud the progress of reason. On a similar occasion, local interests would undoubtedly be consulted: but an English House of Commons would reject with contempt the arguments of superstition, “that nature had assigned to the rivers their proper course,” &c.]

    [Footnote 17: See the Epoques de la Nature of the eloquent and philosophic Buffon. His picture of Guyana, in South America, is that of a new and savage land, in which the waters are abandoned to themselves without being regulated by human industry, (p. 212, 561, quarto edition.)]

    [Footnote 18: In his travels in Italy, Mr. Addison (his works, vol. ii. p. 98, Baskerville’s edition) has observed this curious and unquestionable fact.] [Footnote 19: Yet in modern times, the Tyber has sometimes damaged the city, and in the years 1530, 1557, 1598, the annals of Muratori record three mischievous and memorable inundations, (tom. xiv. p. 268, 429, tom. xv. p. 99, &c.)

    Note: The level of the Tyber was at one time supposed to be

    considerably raised: recent investigations seem to be conclusive against this supposition. See a brief, but satisfactory statement of the question in Bunsen and Platner, Roms Beschreibung. vol. i. p. 29. – M.]

    1. The crowd of writers of every nation, who impute the

    destruction of the Roman monuments to the Goths and the Christians, have neglected to inquire how far they were animated by a hostile principle, and how far they possessed the means and the leisure to satiate their enmity. In the preceding volumes of this History, I have described the triumph of barbarism and religion; and I can only resume, in a few words, their real or imaginary connection with the ruin of ancient Rome. Our fancy may create, or adopt, a pleasing romance, that the Goths and Vandals sallied from Scandinavia, ardent to avenge the flight of Odin; ^20 to break the chains, and to chastise the oppressors, of mankind; that they wished to burn the records of classic literature, and to found their national architecture on the broken members of the Tuscan and Corinthian orders. But in simple truth, the northern conquerors were neither sufficiently savage, nor sufficiently refined, to entertain such aspiring ideas of

    destruction and revenge. The shepherds of Scythia and Germany had been educated in the armies of the empire, whose discipline they acquired, and whose weakness they invaded: with the familiar use of the Latin tongue, they had learned to reverence the name and titles of Rome; and, though incapable of emulating, they were more inclined to admire, than to abolish, the arts and studies of a brighter period. In the transient possession of a rich and unresisting capital, the soldiers of Alaric and Genseric were stimulated by the passions of a victorious army; amidst the wanton indulgence of lust or cruelty, portable wealth was the object of their search; nor could they derive either pride or pleasure from the unprofitable reflection, that they had battered to the ground the works of the consuls and Caesars. Their moments were indeed precious; the Goths evacuated Rome on the sixth, ^21 the Vandals on the fifteenth, day: ^22 and, though it be far more difficult to build than to destroy, their hasty assault would have made a slight impression on the solid piles of antiquity. We may remember, that both Alaric and Genseric affected to spare the buildings of the city; that they subsisted in strength and beauty under the auspicious government of Theodoric; ^23 and that the momentary resentment of Totila ^24 was disarmed by his own temper and the advice of his friends and enemies. From these innocent Barbarians, the reproach may be transferred to the Catholics of Rome. The statues, altars, and houses, of the daemons, were an abomination in their eyes; and in the absolute command of the city, they might labor with zeal and perseverance to erase the idolatry of their ancestors. The demolition of the temples in the East ^25 affords to them an example of conduct, and to us an argument of belief; and it is probable that a portion of guilt or merit may be imputed with justice to the Roman proselytes. Yet their abhorrence was confined to the monuments of heathen superstition; and the civil structures that were dedicated to the business or pleasure of society might be preserved without injury or scandal. The change of religion was accomplished, not by a popular tumult, but by the decrees of the emperors, of the senate, and of time. Of the Christian hierarchy, the bishops of Rome were commonly the

    most prudent and least fanatic; nor can any positive charge be opposed to the meritorious act of saving or converting the majestic structure of the Pantheon. ^26 ^* [Footnote 20: I take this opportunity of declaring, that in the course of twelve years, I have forgotten, or renounced, the flight of Odin from Azoph to Sweden, which I never very seriously believed, (vol. i. p. 283.) The Goths are apparently Germans: but all beyond Caesar and Tacitus is darkness or fable, in the antiquities of Germany.]

    [Footnote 21: History of the Decline, &c., vol. iii. p. 291.] [Footnote 22: – vol. iii. p. 464.]

    [Footnote 23: – vol. iv. p. 23 – 25.]

    [Footnote 24: – vol. iv. p. 258.]

    [Footnote 25: – vol. iii. c. xxviii. p. 139 – 148.]

    [Footnote 26: Eodem tempore petiit a Phocate principe templum, quod appellatur Pantheon, in quo fecit ecclesiam Sanctae Mariae semper Virginis, et omnium martyrum; in qua ecclesiae princeps multa bona obtulit, (Anastasius vel potius Liber Pontificalis in Bonifacio IV., in Muratori, Script. Rerum Italicarum, tom. iii. P. i. p. 135.) According to the anonymous writer in Montfaucon, the Pantheon had been vowed by Agrippa to Cybele and Neptune, and was dedicated by Boniface IV., on the calends of November, to the Virgin, quae est mater omnium sanctorum, (p. 297, 298.)]

    [Footnote *: The popes, under the dominion of the emperor and of the exarcha, according to Feas’s just observation, did not possess the power of disposing of the buildings and monuments of the city according to their own will. Bunsen and Platner, vol. i. p. 241. – M.]

    III. The value of any object that supplies the wants or

    pleasures of mankind is compounded of its substance and its form, of the materials and the manufacture. Its price must depend on the number of persons by whom it may be acquired

    and used; on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 and consequently on the ease or difficulty of remote exportation,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the commodity, its local situation, and the temporary circumstances of the world. The Barbarian conquerors of Rome usurped in a moment the toil and treasure of successive ages; but, except the luxuries of immediate consumption, they must view without desire all that could not be removed from the city in the Gothic wagons or the fleet of the Vandals. ^27 Gold and silver were the first objects of their avarice; as in every country, and in the smallest compass, they represent the most ample command of the industry and possessions of mankind. A vase or a statue of those precious metals might tempt the vanity of some Barbarian chief; but the grosser multitude, regardless of the form, was tenacious only of the substance; and the melted ingots might be readily divided and stamped into the current coin of the empire. The less active or less fortunate robbers were reduced to the baser plunder of brass, lead, iron, and copper: whatever had escaped the Goths and Vandals was pillaged by the Greek tyrants; and the emperor Constans, in his rapacious visit, stripped the bronze tiles from the roof of the Pantheon. ^28 The edifices of Rome might be considered as a vast and various mine; the first labor of extracting the materials was already performed; the metals were purified and cast; the marbles were hewn and polished; and after foreign and domestic rapine had been satiated, the remains of the city, could a purchaser have been found, were still venal. The monuments of antiquity had been left naked of their precious ornaments; but the Romans would demolish with their own hands the arches and walls, if the hope of profit could surpass the cost of the labor and exportation. If Charlemagne had fixed in Italy the seat of the Western empire, his genius would have aspired to restore, rather than to violate, the works of the Caesars; but policy confined the French monarch to the forests of Germany; his taste could be gratified only by destruction; and the new palace of Aix la Chapelle was decorated with the marbles of Ravenna ^29 and Rome. ^30 Five hundred years after Charlemagne, a king of Sicily, Robert, the wisest and most liberal sovereign of the age, was supplied with the same materials by the easy navigation

    of the Tyber and the sea; and Petrarch sighs an indignant complaint, that the ancient capital of the world should adorn from her own bowels the slothful luxury of Naples. ^31 But these examples of plunder or purchase were rare in the darker ages; and the Romans, alone and unenvied, might have applied to their private or public use the remaining structures of antiquity, if in their present form and situation they had not been useless in a great measure to the city and its inhabitants. The walls still described the old circumference, but the city had descended from the seven hills into the Campus Martius; and some of the noblest monuments which had braved the injuries of time were left in a desert, far remote from the habitations of mankind. The palaces of the senators were no longer adapted to the manners or fortunes of their indigent successors: the use of baths ^32 and porticos was forgotten: in the sixth century, the games of the theatre, amphitheatre, and circus, had been interrupted: some temples were devoted to the prevailing worship; but the Christian churches preferred the holy figure of the cross; and fashion, or reason, had distributed after a peculiar model the cells and offices of the cloister. Under the ecclesiastical reign, the number of these pious foundations was enormously multiplied; and the city was crowded with forty monasteries of men, twenty of women, and sixty chapters and colleges of canons and priests, ^33 who aggravated, instead of relieving, the depopulation of the tenth century. But if the forms of ancient architecture were disregarded by a people insensible of their use and beauty, the plentiful materials were applied to every call of necessity or superstition; till the fairest columns of the Ionic and Corinthian orders, the richest marbles of Paros and Numidia, were degraded, perhaps to the support of a convent or a stable. The daily havoc which is perpetrated by the Turks in the cities of Greece and Asia may afford a melancholy example; and in the gradual destruction of the monuments of Rome, Sixtus the Fifth may alone be excused for employing the stones of the Septizonium in the glorious edifice of St. Peter’s. ^34 A fragment, a ruin, howsoever mangled or profaned, may be viewed with pleasure and regret; but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marble was deprived of substance,

    as well as of place and proportion; it was burnt to lime for the purpose of cement. ^* Since the arrival of Poggius, the temple of Concord, ^35 and many capital structures, had vanished from his eyes; and an epigram of the same age expresses a just and pious fear, that the continuance of this practice would finally annihilate all the monuments of antiquity. ^36 The smallness of their numbers was the sole check on the demands and depredations of the Romans. The imagination of Petrarch might create the presence of a mighty people; ^37 and I hesitate to believe, that, even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they could be reduced to a contemptible list of thirty-three thousand inhabitants. From that period to the reign of Leo the Tenth, if they multiplied to the amount of eighty-five thousand, ^38 the increase of citizens was in some degree pernicious to the ancient city.

    [Footnote 27: Flaminius Vacca (apud Montfaucon, p. 155, 156. His memoir is likewise printed, p. 21, at the end of the Roman Antica of Nardini) and several Romans, doctrina graves, were persuaded that the Goths buried their treasures at Rome, and bequeathed the secret marks filiis nepotibusque. He relates some anedotes to prove, that in his own time, these places were visited and rifled by the Transalpine pilgrims, the heirs of the Gothic conquerors.]

    [Footnote 28: Omnia quae erant in aere ad ornatum civitatis deposuit, sed e ecclesiam B. Mariae ad martyres quae de tegulis aereis cooperta discooperuit, (Anast. in Vitalian. p. 141.) The base and sacrilegious Greek had not even the poor pretence of plundering a heathen temple, the Pantheon was already a Catholic church.]

    [Footnote 29: For the spoils of Ravenna (musiva atque marmora) see the original grant of Pope Adrian I. to Charlemagne, (Codex Carolin. epist. lxvii. in Muratori, Script. Ital. tom. iii. P. ii. p. 223.)]

    [Footnote 30: I shall quote the authentic testimony of the

    Saxon poet, (A.D. 887 – 899,) de Rebus gestis Caroli magni, l.

    1. 437 – 440, in the Historians of France, (tom. v. p. 180:)

    Ad quae marmoreas praestabat Roma columnas, Quasdam praecipuas pul hra Ravenna dedit. De tam longinqua poterit regiona vetustas Illius ornatum, Francia, ferre tibi.

    And I shall add from the Chronicle of Sigebert, (Historians of France, tom. v. p. 378,) extruxit etiam Aquisgrani basilicam plurimae pulchritudinis, ad cujus structuram a Roma et Ravenna columnas et marmora devehi fecit.] [Footnote 31: I cannot refuse to transcribe a long passage of Petrarch (Opp. p. 536, 537) in Epistola hortatoria ad Nicolaum Laurentium; it is so strong and full to the point: Nec pudor aut pietas continuit quominus impii spoliata Dei templa, occupatas arces, opes publicas, regiones urbis, atque honores magistratuum inter se divisos; (habeant?) quam una in re, turbulenti ac seditiosi homines et totius reliquae vitae consiliis et rationibus discordes, inhumani foederis stupenda societate convenirent, in pontes et moenia atque immeritos lapides desaevirent. Denique post vi vel senio collapsa palatia, quae quondam ingentes tenuerunt viri, post diruptos arcus triumphales, (unde majores horum forsitan corruerunt,) de ipsius vetustatis ac propriae impietatis fragminibus vilem quaestum turpi mercimonio captare non puduit. Itaque nunc, heu dolor! heu scelus indignum!

    de vestris marmoreis columnis, de liminibus templorum, (ad quae nuper ex orbe toto concursus devotissimus fiebat,) de imaginibus sepulchrorum sub quibus patrum vestrorum venerabilis civis (cinis?) erat, ut reliquas sileam, desidiosa Neapolis adornatur. Sic paullatim ruinae ipsae deficiunt. Yet King Robert was the friend of Petrarch.]

    [Footnote 32: Yet Charlemagne washed and swam at Aix la Chapelle with a hundred of his courtiers, (Eginhart, c. 22, p. 108, 109,) and Muratori describes, as late as the year 814, the public baths which were built at Spoleto in Italy, (Annali, tom. vi. p. 416.)]

    [Footnote 33: See the Annals of Italy, A.D. 988. For this and the preceding fact, Muratori himself is indebted to the Benedictine history of Pere Mabillon.]

    [Footnote 34: Vita di Sisto Quinto, da Gregorio Leti, tom. iii. p. 50.] [Footnote *: From the quotations in Bunsen’s Dissertation, it may be suspected that this slow but continual process of destruction was the most fatal. – M] [Footnote 35: Porticus aedis Concordiae, quam cum primum ad urbem accessi vidi fere integram opere marmoreo admodum specioso: Romani postmodum ad calcem aedem totam et porticus partem disjectis columnis sunt demoliti, (p. 12.) The temple of Concord was therefore not destroyed by a sedition in the xiiith century, as I have read in a MS. treatise del’ Governo civile di Rome, lent me formerly at Rome, and ascribed (I believe falsely) to the celebrated Gravina. Poggius likewise affirms that the sepulchre of Caecilia Metella was burnt for lime, (p. 19, 20.)]

    [Footnote 36: Composed by Aeneas Sylvius, afterwards Pope Pius II., and published by Mabillon, from a Ms. of the queen of Sweden, (Musaeum Italicum, tom. i. p. 97.)

    Oblectat me, Roma, tuas spectare ruinas: Ex cujus lapsu gloria prisca patet. Sed tuus hic populus muris defossa vetustis Calcis in obsequium marmora dura coquit. Impia tercentum si sic gens egerit annos Nullum hinc indicium nobilitatis erit.]

    [Footnote 37: Vagabamur pariter in illa urbe tam magna; quae, cum propter spatium vacua videretur, populum habet immensum, (Opp p. 605 Epist. Familiares, ii. 14.)]

    [Footnote 38: These states of the population of Rome at different periods are derived from an ingenious treatise of the physician Lancisi, de Romani Coeli Qualitatibus, (p. 122.)]

    1. I have reserved for the last, the most potent and

    forcible cause of destruction, the domestic hostilities of the Romans themselves. Under the dominion of the Greek and

    French emperors, the peace of the city was disturbed by accidental, though frequent, seditions: it is from the decline of the latter,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tenth century, that we may date the licentiousness of private war, which violated with impunity the laws of the Code and the Gospel, without respecting the majesty of the absent sovereign, or the presence and person of the vicar of Christ. In a dark period of five hundred years, Rome was perpetually afflicted by the sanguinary quarrels of the nobles and the people, the Guelphs and Ghibelines, the Colonna and Ursini; and if much has escaped the knowledge, and much is unworthy of the notice, of history, I have exposed in the two preceding chapters the causes and effects of the public disorders. At such a time, when every quarrel was decided by the sword, and none could trust their lives or properties to the impotence of law, the powerful citizens were armed for safety, or offence, against the domestic enemies whom they feared or hated. Except Venice alone, the same dangers and designs were common to all the free republics of Italy; and the nobles usurped the prerogative of fortifying their houses, and erecting strong towers, ^39 that were capable of resisting a sudden attack. The cities were filled with these hostile edifices; and the example of Lucca, which contained three hundred towers; her law, which confined their height to the measure of fourscore feet, may be extended with suitable latitude to the more opulent and populous states. The first step of the senator Brancaleone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peace and justice, was to demolish (as we have already seen) one hundred and forty of the towers of Rome; and, in the last days of anarchy and discord, as late as the reign of Martin the Fifth, forty-four still stood in one of the thirteen or fourteen regions of the city. To this mischievous purpose the remains of antiquity were most readily adapted: the temples and arches afforded a broad and solid basis for the new structures of brick and stone; and we can name the modern turrets that were raised on the triumphal monuments of Julius Caesar, Titus, and the Antonines. ^40 With some slight alterations, a theatre, an amphitheatre, a mausoleum, was transformed into a strong and spacious citadel. I need not repeat, that the mole of Adrian has assumed the title and form of the castle of St.

    Angelo; ^41 the Septizonium of Severus was capable of standing against a royal army; ^42 the sepulchre of Metella has sunk under its outworks; ^43 ^* the theatres of Pompey and Marcellus were occupied by the Savelli and Ursini families; ^44 and the rough fortress has been gradually softened to the splendor and elegance of an Italian palace. Even the churches were encompassed with arms and bulwarks, and the military engines on the roof of St. Peter’s were the terror of the Vatican and the scandal of the Christian world. Whatever is fortified will be attacked; and whatever is attacked may be destroyed. Could the Romans have wrested from the popes the castle of St. Angelo, they had resolved by a public decree to annihilate that monument of servitude. Every building of defence was exposed to a siege; and in every siege the arts and engines of destruction were laboriously employed. After the death of Nicholas the Fourth, Rome, without a sovereign or a senate, was abandoned six months to the fury of civil war. “The houses,” says a cardinal and poet of the times, ^45 “were crushed by the weight and velocity of enormous stones; ^46 the walls were perforated by the strokes of the battering-ram; the towers were involved in fire and smoke; and the assailants were stimulated by rapine and revenge.” The work was consummated by the tyranny of the laws; and the factions of Italy alternately exercised a blind and thoughtless vengeance on their adversaries, whose houses and castles they razed to the ground. ^47 In comparing the days of foreign, with the ages of domestic, hostility, we must pronounce, that the latter have been far more ruinous to the city; and our opinion is confirmed by the evidence of Petrarch. “Behold,” says the laureate, “the relics of Rome, the image of her pristine greatness! neither time nor the Barbarian can boast the merit of this stupendous destruction: it was perpetrated by her own citizens, by the most illustrious of her sons; and your ancestors (he writes to a noble Annabaldi) have done with the battering-ram what the Punic hero could not accomplish with the sword.” ^48 The influence of the two last principles of decay must in some degree be multiplied by each other; since the houses and towers, which were subverted by

    civil war, required by a new and perpetual supply from the monuments of antiquity. ^*

    [Footnote 39: All the facts that relate to the towers at Rome, and in other free cities of Italy, may be found in the laborious and entertaining compilation of Muratori, Antiquitates Italiae Medii Aevi, dissertat. xxvi., (tom. ii. p. 493 – 496, of the Latin, tom. . p. 446, of the Italian work.)] [Footnote 40: As for instance, templum Jani nunc dicitur, turris Centii Frangipanis; et sane Jano impositae turris lateritiae conspicua hodieque vestigia supersunt, (Montfaucon Diarium Italicum, p. 186.) The anonymous writer (p. 285) enumerates, arcus Titi, turris Cartularia; arcus Julii Caesaris et Senatorum, turres de Bratis; arcus Antonini, turris de Cosectis, &c.]

    [Footnote 41: Hadriani molem . . . . magna ex parte Romanorum injuria . . disturbavit; quod certe funditus evertissent, si eorum manibus pervia, absumptis grandibus saxis, reliqua moles exstisset, (Poggius de Varietate Fortunae, p. 12.)]

    [Footnote 42: Against the emperor Henry IV., (Muratori, Annali d’ Italia, tom. ix. p. 147.)]

    [Footnote 43: I must copy an important passage of Montfaucon: Turris ingens rotunda . . . . Caeciliae Metellae . . . . sepulchrum erat, cujus muri tam solidi, ut spatium perquam minimum intus vacuum supersit; et Torre di Bove dicitur, a boum capitibus muro inscriptis. Huic sequiori aevo, tempore intestinorum bellorum, ceu urbecula adjuncta fuit, cujus moenia et turres etiamnum visuntur; ita ut sepulchrum Metellae quasi arx oppiduli fuerit. Ferventibus in urbe partibus, cum Ursini atque Colum nenses mutuis cladibus perniciem inferrent civitati, in utriusve partia ditionem cederet magni momenti erat, (p. 142.)]

    [Footnote *: This is inaccurately expressed. The sepulchre is still standing See Hobhouse, p. 204. – M.]

    [Footnote 44: See the testimonies of Donatus, Nardini, and Montfaucon. In the Savelli palace, the remains of the theatre of Marcellus are still great and conspicuous.]

    [Footnote 45: James, cardinal of St. George, ad velum aureum, in his metrical life of Pope Celestin V., (Muratori, Script. Ital. tom. i. P. iii. p. 621, l. i. c. l. ver. 132, &c.)

    Hoc dixisse sat est, Romam caruisee Senatu Mensibus exactis heu sex; belloque vocatum (vocatos) In scelus, in socios fraternaque vulnera patres; Tormentis jecisse viros immania saxa; Perfodisse domus trabibus, fecisse ruinas Ignibus; incensas turres, obscuraque fumo Lumina vicino, quo sit spoliata supellex.] [Footnote 46: Muratori (Dissertazione sopra le Antiquita Italiane, tom. i. p. 427 – 431) finds that stone bullets of two or three hundred pounds’ weight were not uncommon; and they are sometimes computed at xii. or xviii cantari of Genoa, each cantaro weighing 150 pounds.]

    [Footnote 47: The vith law of the Visconti prohibits this common and mischievous practice; and strictly enjoins, that the houses of banished citizens should be preserved pro communi utilitate, (Gualvancus de la Flamma in Muratori, Script. Rerum Italicarum, tom. xii. p. 1041.)] [Footnote 48: Petrarch thus addresses his friend, who, with shame and tears had shown him the moenia, lacerae specimen miserable Romae, and declared his own intention of restoring them, (Carmina Latina, l. ii. epist. Paulo Annibalensi, xii. p. 97, 98.)

    Nec te parva manet servatis fama ruinis Quanta quod integrae fuit olim gloria Romae Reliquiae testantur adhuc; quas longior aetas Frangere non valuit; non vis aut ira cruenti Hostis, ab egregiis franguntur civibus, heu! heu’ – Quod ille nequivit (Hannibal.) Perficit hic aries.]

    [Footnote *: Bunsen has shown that the hostile attacks of the emperor Henry the Fourth, but more particularly that of Robert Guiscard, who burned down whole districts, inflicted the worst damage on the ancient city Vol. i. p. 247. – M.]

    Chapter LXXI: Prospect Of The Ruins Of Rom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Part II.

    These general observations may be separately applied to the amphitheatre of Titus, which has obtained the name of the Coliseum, ^49 either from its magnitude, or from Nero’s colossal statue; an edifice, had it been left to time and nature, which might perhaps have claimed an eternal duration. The curious antiquaries, who have computed the numbers and seats, are disposed to believe, that above the upper row of stone steps the amphitheatre was encircled and elevated with several stages of wooden galleries, which were repeatedly consumed by fire, and restored by the emperors. Whatever was precious, or portable, or profane, the statues of gods and heroes, and the costly ornaments of sculpture which were cast in brass, or overspread with leaves of silver and gold, became the first prey of conquest or fanaticism, of the avarice of the Barbarians or the Christians. In the massy stones of the Coliseum, many holes are discerned; and the two most probable conjectures represent the various accidents of its decay. These stones were connected by solid links of brass or iron, nor had the eye of rapine overlooked the value of the baser metals; ^50 the vacant space was converted into a fair or market; the artisans of the Coliseum are mentioned in an ancient survey; and the chasms were perforated or enlarged to receive the poles that supported the shops or tents of the mechanic trades. ^51 Reduced to its naked majesty, the Flavian amphitheatre was contemplated with awe and admiration by the pilgrims of the North; and their rude enthusiasm broke forth in a sublime proverbial expression, which is recorded in the eighth century, in the fragments of the venerable Bede: “As long as the Coliseum stands, Rome shall stand; when the Coliseum falls, Rome will fall; when Rome falls, the world will fall.” ^52 In the modern system of war, a situation commanded by three hills would not be chosen for a fortress; but the strength of the walls and arches could resist the engines of assault; a numerous garrison might be lodged in the enclosure; and while one faction occupied the Vatican and the Capitol, the other was intrenched in the Lateran and the Coliseum. ^53

    [Footnote 49: The fourth part of the Verona Illustrata of the marquis Maffei professedly treats of amphitheatres, particularly those of Rome and Verona, of their dimensions, wooden galleries, &c. It is from magnitude that he derives the name of Colosseum, or Coliseum; since the same appellation was applied to the amphitheatre of Capua, without the aid of a colossal statue; since that of Nero was erected in the court (in atrio) of his palace, and not in the Coliseum, (P. iv. p. 15 – 19, l. i. c. 4.)]

    [Footnote 50: Joseph Maria Suares, a learned bishop, and the author of a history of Praeneste, has composed a separate dissertation on the seven or eight probable causes of these holes, which has been since reprinted in the Roman Thesaurus of Sallengre. Montfaucon (Diarium, p. 233) pronounces the rapine of the Barbarians to be the unam germanamque causam foraminum.

    Note: The improbability of this theory is shown by Bunsen, vol. i. p. 239 – M.]

    [Footnote 51: Donatus, Roma Vetus et Nova, p. 285.

    Note: Gibbon has followed Donatus, who supposes that a silk manufactory was established in the xiith century in the Coliseum.

    The Bandonarii, or Bandererii, were the officers who carried the standards of their school before the pope. Hobhouse, p. 269. – M.]

    [Footnote 52: Quamdiu stabit Colyseus, stabit et Roma; quando cadet Coly seus, cadet Roma; quando cadet Roma, cadet et mundus, (Beda in Excerptis seu Collectaneis apud Ducange Glossar. Med. et Infimae Latinitatis, tom. ii. p. 407, edit. Basil.) This saying must be ascribed to the Anglo-Saxon pilgrims who visited Rome before the year 735 the aera of Bede’s death; for I do not believe that our venerable monk ever passed the sea.]

    [Footnote 53: I cannot recover, in Muratori’s original Lives of the Popes, (Script Rerum Italicarum, tom. iii. P. i.,) the passage that attests this hostile partition, which must be applied to the end of the xiith or the beginning of the xiith century.

    Note: “The division is mentioned in Vit. Innocent. Pap. II.

    ex Cardinale Aragonio, (Script. Rer. Ital. vol. iii. P. i. p. 435,) and Gibbon might have found frequent other records of it at other dates.” Hobhouse’s Illustrations of Childe Harold. p. 130. – M.]

    The abolition at Rome of the ancient games must be understood with some latitude; and the carnival sports, of the Testacean mount and the Circus Agonalis, ^54 were regulated by the law ^55 or custom of the city. The senator presided with dignity and pomp to adjudge and distribute the prizes, the gold ring, or the pallium, ^56 as it was styled, of cloth or silk. A tribute on the Jews supplied the annual expense; ^57 and the races, on foot, on horseback, or in chariots, were ennobled by a tilt and tournament of seventy-two of the Roman youth. In the year one thousand three hundred and thirty-two, a bull-feast, after the fashion of the Moors and Spaniards, was celebrated in the Coliseum itself; and the living manners are painted in a diary of the times. ^58 A convenient order of benches was restored; and a general proclamation, as far as Rimini and Ravenna, invited the nobles to exercise their skill and courage in this perilous adventure. The Roman ladies were marshalled in three squadrons, and seated in three balconies, which, on this day, the third of September, were lined with scarlet cloth. The fair Jacova di Rovere led the matrons from beyond the Tyber, a pure and native race, who still represent the features and character of antiquity. The remainder of the city was divided as usual between the Colonna and Ursini: the two factions were proud of the number and beauty of their female bands: the charms of Savella Ursini are mentioned with praise; and the Colonna regretted the absence of the youngest of their house, who had sprained her ankle in the garden of Nero’s tower. The lots of the champions were drawn by an old and respectable citizen; and they descended into the arena, or pit, to encounter the wild bulls, on foot as it should seem, with a single spear. Amidst the crowd, our annalist has selected the names, colors, and devices, of twenty of the most conspicuous knights. Several of the names are the most illustrious of Rome and the ecclesiastical state: Malatesta, Polenta, della Valle, Cafarello, Savelli, Capoccio, Conti, Annibaldi, Altieri, Corsi: the colors were adapted to their taste and situation; the devices are expressive of hope or despair, and breathe the spirit of gallantry and arms.

    “I am alone, like the youngest of the Horatii,” the confidence of an intrepid stranger: “I live disconsolate,” a weeping widower: “I burn under the ashes,” a discreet lover: “I adore Lavinia, or Lucretia,” the ambiguous declaration of a modern passion: “My faith is as pure,” the motto of a white livery: “Who is stronger than myself?” of a lion’s hide: “If am drowned in blood, what a pleasant death!” the wish of ferocious courage. The pride or prudence of the Ursini restrained them from the field, which was occupied by three of their hereditary rivals, whose inscriptions denoted the lofty greatness of the Colonna name: “Though sad, I am strong:” “Strong as I am great:” “If I fall,” addressing himself to the spectators, “you fall with me;” – intimating (says the contemporary writer) that while the other families were the subjects of the Vatican, they alone were the supporters of the Capitol. The combats of the amphitheatre were dangerous and bloody. Every champion successively encountered a wild bull; and the victory may be ascribed to the quadrupeds, since no more than eleven were left on the field, with the loss of nine wounded and eighteen killed on the side of their adversaries. Some of the noblest families might mourn, but the pomp of the funerals, in the churches of St. John Lateran and St. Maria Maggiore, afforded a second holiday to the people. Doubtless it was not in such conflicts that the blood of the Romans should have been shed; yet, in blaming their rashness, we are compelled to applaud their gallantry; and the noble volunteers, who display their magnificence, and risk their lives, under the balconies of the fair, excite a more generous sympathy than the thousands of captives and malefactors who were reluctantly dragged to the scene of slaughter. ^59

    [Footnote 54: Although the structure of the circus Agonalis be destroyed, it still retains its form and name, (Agona, Nagona, Navona;) and the interior space affords a sufficient level for the purpose of racing. But the Monte Testaceo, that strange pile of broken pottery, seems only adapted for the annual practice of hurling from top to bottom some wagon-loads of live hogs for the diversion of the populace, (Statuta Urbis Romae, p. 186.)] [Footnote 55: See the Statuta Urbis Romae, l. iii. c. 87, 88, 89, p. 185, 186. I have already given an idea of this municipal code.

    The races of Nagona and Monte Testaceo are likewise mentioned in the Diary of Peter Antonius from 1404 to 1417, (Muratori, Script. Rerum Italicarum, tom. xxiv. p. 1124.)] [Footnote 56: The Pallium, which Menage so foolishly derives from Palmarius, is an easy extension of the idea and the words, from the robe or cloak, to the materials, and from thence to their application as a prize, (Muratori, dissert. xxxiii.)]

    [Footnote 57: For these expenses, the Jews of Rome paid each year 1130 florins, of which the odd thirty represented the pieces of silver for which Judas had betrayed his Master to their ancestors. There was a foot-race of Jewish as well as of Christian youths, (Statuta Urbis, ibidem.)] [Footnote 58: This extraordinary bull-feast in the Coliseum is described, from tradition rather than memory, by Ludovico Buonconte Monaldesco, on the most ancient fragments of Roman annals, (Muratori, Script Rerum Italicarum, tom. xii. p. 535, 536;) and however fanciful they may seem, they are deeply marked with the colors of truth and nature.]

    [Footnote 59: Muratori has given a separate dissertation (the xxixth) to the games of the Italians in the Middle Ages.]

    This use of the amphitheatre was a rare, perhaps a singular, festival: the demand for the materials was a daily and continual want which the citizens could gratify without restraint or remorse.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a scandalous act of concord secured to both factions the privilege of extracting stones from the free and common quarry of the Coliseum; ^60 and Poggius laments, that the greater part of these stones had been burnt to lime by the folly of the Romans. ^61 To check this abuse, and to prevent the nocturnal crimes that might be perpetrated in the vast and gloomy recess, Eugenius the Fourth surrounded it with a wall; and, by a charter long extant, granted both the ground and edifice to the monks of an adjacent convent. ^62 After his death, the wall was overthrown in a tumult of the people; and had they themselves respected the noblest monument of their fathers, they might have justified the resolve that it should never be degraded to private property. The inside was damaged: but in the middle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an aera of taste and learning, the exterior circumference of one thousand six hundred and twelve feet was still entire and inviolate; a triple elevation of fourscore arches, which rose to the height of one hundred and eight feet. Of the present ruin, the nephews of Paul the Third are the guilty agents; and every traveller who views the Farnese palace may curse the sacrilege and luxury of these upstart princes. ^63 A similar reproach is applied to the Barberini; and the repetition of injury might be dreaded from every reign, till the Coliseum was placed under the safeguard of religion by the most liberal of the pontiffs, Benedict the Fourteenth, who consecrated a spot which persecution and fable had stained with the blood of so many Christian martyrs. ^64 [Footnote 60: In a concise but instructive memoir, the abbe Barthelemy (Memoires de l’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 tom. xxviii. p. 585) has mentioned this agreement of the factions of the xivth century de Tiburtino faciendo in the Coliseum, from an original act in the archives of Rome.] [Footnote 61: Coliseum . . . . ob stultitiam Romanorum majori ex parte ad cal cem deletum, says the indignant Poggius, (p. 17:) but his expression too strong for the present age, must be very tenderly applied to the xvth century.]

    [Footnote 62: Of the Olivetan monks. Montfaucon (p. 142) affirms this fact from the memorials of Flaminius Vacca, (No. 72.) They still hoped on some future occasion, to revive and vindicate their grant.]

    [Footnote 63: After measuring the priscus amphitheatri gyrus, Montfaucon (p. 142) only adds that it was entire under Paul III.; tacendo clamat. Muratori (Annali d’Italia, tom. xiv. p. 371) more freely reports the guilt of the Farnese pope, and the indignation of the Roman people. Against the nephews of Urban VIII. I have no other evidence than the vulgar saying, “Quod non fecerunt Barbari, fecere Barberini,” which was perhaps suggested by the resemblance of the words.]

    [Footnote 64: As an antiquarian and a priest, Montfaucon thus deprecates the ruin of the Coliseum: Quod si non suopte merito atque pulchritudine dignum fuisset quod improbas arceret manus, indigna res utique in locum tot martyrum cruore sacrum tantopere saevitum esse.]

    When Petrarch first gratified his eyes with a view of those monuments, whose scattered fragments so far surpass the most eloquent descriptions, he was astonished at the supine indifference ^65 of the Romans themselves; ^66 he was humbled rather than elated by the discovery, that, except his friend Rienzi, and one of the Colonna, a stranger of the Rhone was more conversant with these antiquities than the nobles and natives of the metropolis. ^67 The ignorance and credulity of the Romans are elaborately displayed in the old survey of the city which was composed about the beginning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and, without dwelling on the manifold errors of name and place, the legend of the Capitol ^68 may provoke a smile of contempt and indignation. “The Capitol,” says the anonymous writer, “is so named as being the head of the world; where the consuls and senators formerly resided for the government of the city and the globe. The strong and lofty walls were covered with glass and gold, and crowned with a roof of the richest and most curious carving. Below the citadel stood a palace, of gold for the greatest part, decorated with precious stones, and whose value might be esteemed at one third of the world itself. The statues of all the provinces were arranged in order, each with a small bell suspended from its neck; and such was the contrivance of art magic, ^69 that if the province rebelled against Rome, the statue turned round to that quarter of the heavens, the bell rang, the prophet of the Capitol repeated the prodigy, and the senate was admonished of the impending danger.” A second example, of less importance, though of equal absurdity, may be drawn from the two marble horses, led by two naked youths, who have since been transported from the baths of Constantine to the Quirinal hill. The groundless application of the names of Phidias and Praxiteles may perhaps be excused; but these Grecian sculptors should not have been removed above four hundred years from the age of Pericles to that of Tiberius; they should not have been transferred into two philosophers or magicians, whose nakedness was the symbol of truth or knowledge, who revealed to the emperor his most secret actions; and, after refusing all pecuniary recompense, solicited the honor of leaving this eternal monument of themselves. ^70 Thus awake to the power of magic, the Romans were insensible to the beauties of art: no more than five statues were visible to the eyes of Poggius; and of the multitudes which chance or design had buried under the ruins, the resurrection was fortunately delayed till a safer and more enlightened age. ^71 The Nile which now adorns the Vatican, had been explored by some laborers in digging a vineyard near the temple, or convent, of the Minerva; but the impatient proprietor, who was tormented by some visits of curiosity, restored the unprofitable marble to its former grave. ^72 The discovery of a statue of Pompey, ten feet in length, was the occasion of a lawsuit. It had been found under a partition wall: the equitable judge had pronounced, that the head should be separated from the body to satisfy the claims of the contiguous owners; and the sentence would have been executed, if the intercession of a cardinal, and the liberality of a pope, had not rescued the Roman hero from the hands of his barbarous countrymen. ^73

    [Footnote 65: Yet the statutes of Rome (l. iii. c. 81, p. 182) impose a fine of 500 aurei on whosoever shall demolish any ancient edifice, ne ruinis civitas deformetur, et ut antiqua aedificia decorem urbis perpetuo representent.]

    [Footnote 66: In his first visit to Rome (A.D. 1337. See Memoires sur Petrarque, tom. i. p. 322, &c.) Petrarch is struck mute miraculo rerumtantarum, et stuporis mole obrutus . . . . Praesentia vero, mirum dictu nihil imminuit: vere major fuit Roma majoresque sunt reliquiae quam rebar. Jam non orbem ab hac urbe domitum, sed tam sero domitum, miror, (Opp. p. 605, Familiares, ii. 14, Joanni Columnae.)]

    [Footnote 67: He excepts and praises the rare knowledge of John Colonna. Qui enim hodie magis ignari rerum Romanarum, quam Romani cives! Invitus dico, nusquam minus Roma cognoscitur quam Romae.]

    [Footnote 68: After the description of the Capitol, he adds, statuae erant quot sunt mundi provinciae; et habebat quaelibet tintinnabulum ad collum. Et erant ita per magicam artem dispositae, ut quando aliqua regio Romano Imperio rebellis erat, statim imago illius provinciae vertebat se contra illam; unde tintinnabulum resonabat quod pendebat ad collum; tuncque vates Capitolii qui erant custodes senatui,

    &c. He mentions an example of the Saxons and Suevi, who, after they had been subdued by Agrippa, again rebelled: tintinnabulum sonuit; sacerdos qui erat in speculo in hebdomada senatoribus nuntiavit: Agrippa marched back and reduced the – Persians, (Anonym. in Montfaucon, p. 297, 298.)]

    [Footnote 69: The same writer affirms, that Virgil captus a Romanis invisibiliter exiit, ivitque Neapolim. A Roman magician, in the xith century, is introduced by William of Malmsbury, (de Gestis Regum Anglorum, l. ii. p. 86;) and in the time of Flaminius Vacca (No. 81, 103) it was the vulgar belief that the strangers (the Goths) invoked the daemons for the discovery of hidden treasures.]

    [Footnote 70: Anonym. p. 289. Montfaucon (p. 191) justly observes, that if Alexander be represented, these statues cannot be the work of Phidias (Olympiad lxxxiii.) or Praxiteles, (Olympiad civ.,) who lived before that conqueror (Plin. Hist. Natur. xxxiv. 19.)]

    [Footnote 71: William of Malmsbury (l. ii. p. 86, 87) relates a marvellous discovery (A.D. 1046) of Pallas the son of Evander, who had been slain by Turnus; the perpetual light in his sepulchre, a Latin epitaph, the corpse, yet entire, of a young giant, the enormous wound in his breast, (pectus perforat ingens,) &c. If this fable rests on the slightest foundation, we may pity the bodies, as well as the statues, that were exposed to the air in a barbarous age.]

    [Footnote 72: Prope porticum Minervae, statua est recubantis, cujus caput integra effigie tantae magnitudinis, ut signa omnia excedat. Quidam ad plantandas arbores scrobes faciens detexit. Ad hoc visendum cum plures in dies magis concurrerent, strepitum adeuentium fastidiumque vertaesus, horti patronus congesta humo texit, (Poggius de Varietate Fortunae, p. 12.)] [Footnote 73: See the Memorials of Flaminius Vacca, No. 57, p. 11, 12, at the end of the Roma Antica of Nardini, (1704, in 4to).]

    But the clouds of barbarism were gradually dispelled; and the peaceful authority of Martin the Fifth and his successors restored the ornaments of the city as well as the order of the ecclesiastical state. The improvements of Rome, since the fifteenth century, have not been the spontaneous produce of freedom and industry. The first and most natural root of a great city is the labor and populousness of the adjacent country, which supplies the materials of subsistence, of manufactures, and of foreign trade. But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Campagna of Rome is reduced to a dreary and desolate wilderness: the overgrown estates of the princes and the clergy are cultivated by the lazy hands of indigent and hopeless vassals; and the scanty harvests are confined or exported for the benefit of a monopoly. A second and more artificial cause of the growth of a metropolis is the residence of a monarch, the expense of a luxurious court, and the tributes of dependent provinces. Those provinces and tributes had been lost in the fall of the empire; and if some streams of the silver of Peru and the gold of Brazil have been attracted by the Vatican, the revenues of the cardinals, the fees of office, the oblations of pilgrims and clients, and the remnant of ecclesiastical taxes, afford a poor and precarious supply, which maintains, however, the idleness of the court and city. The population of Rome, far below the measure of the great capitals of Europe, does not exceed one hundred and seventy thousand inhabitants; ^74 and within the spacious enclosure of the walls, the largest portion of the seven hills is overspread with vineyards and ruins. The beauty and splendor of the modern city may be ascribed to the abuses of the government, to the influence of superstition. Each reign (the exceptions are rare) has been marked by the rapid elevation of a new family, enriched by the childish pontiff at the expense of the church and country. The palaces of these fortunate nephews are the most costly monuments of elegance and servitude: the perfect arts of architecture, sculpture, and painting, have been prostituted in their service; and their galleries and gardens are decorated with the most precious works of antiquity, which taste or vanity has prompted them to collect. The ecclesiastical revenues were more decently employed by the popes themselves in the pomp of the Catholic worship; but it is superfluous to enumerate their pious foundations of altars, chapels, and churches, since these lesser stars are eclipsed by the sun of the Vatican, by the dome of St. Peter, the most glorious structure that ever has been applied to the use of religion. The fame of Julius the Second, Leo the Tenth, and Sixtus the Fifth, is accompanied by the superior merit of Bramante and Fontana, of Raphael and Michael Angelo; and the same munificence which had been displayed in palaces and temples was directed with equal zeal to revive and emulate the labors of antiquity. Prostrate obelisks were raised from the ground, and erected in the most conspicuous places; of the eleven aqueducts of the Caesars and consuls, three were restored; the artificial rivers were conducted over a long series of old, or of new arches, to discharge into marble basins a flood of salubrious and refreshing waters: and the spectator, impatient to ascend the steps of St. Peter’s, is detained by a column of Egyptian granite, which rises between two lofty and perpetual fountains, to the height of one hundred and twenty feet. The map, the description, the monuments of ancient Rome, have been elucidated by the diligence of the antiquarian and the student: ^75 and the footsteps of heroes, the relics, not of superstition, but of empire, are devoutly visited by a new race of pilgrims from the remote, and once savage countries of the North.

    [Footnote 74: In the year 1709, the inhabitants of Rome (without including eight or ten thousand Jews,) amounted to 138,568 souls, (Labat Voyages en Espagne et en Italie, tom. iii. p. 217, 218.) In 1740, they had increased to 146,080; and in 1765, I left them, without the Jews 161,899. I am ignorant whether they have since continued in a progressive state.]

    [Footnote 75: The Pere Montfaucon distributes his own observations into twenty days; he should have styled them weeks, or months, of his visits to the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ity, (Diarium Italicum, c. 8 – 20, p. 104 – 301.) That learned Benedictine reviews the topographers of ancient Rome; the first efforts of Blondus, Fulvius, Martianus, and Faunus, the superior labors of Pyrrhus Ligorius, had his learning been equal to his labors; the writings of Onuphrius Panvinius, qui omnes obscuravit, and the recent but imperfect books of Donatus and Nardini. Yet Montfaucon still sighs for a more complete plan and description of the old city, which must be attained by the three following methods: 1. The measurement of the space and intervals of the ruins. 2. The study of inscriptions, and the places where they were found. 3. The investigation of all the acts, charters, diaries of the middle ages, which name any spot or building of Rome. The laborious work, such as Montfaucon desired, must be promoted by princely or public munificence: but the great modern plan of Nolli (A.D. 1748) would furnish a solid and accurate basis for the ancient topography of Rome.]

    Of these pilgrims, and of every reader, the attention will be excited by a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the greatest, perhaps, and most awful scene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 The various causes and progressive effects are connected with many of the events most interesting in human annals: the artful policy of the Caesars, who long maintained the name and image of a free republic; the disorders of military despotism; the rise, establishment, and sects of Christianity; the foundation of Constantinople; the division of the monarchy; the invasion and settlements of the Barbarians of Germany and Scythia; the institutions of the civil law; the character and religion of Mahomet; the temporal sovereignty of the popes; the restoration and decay of the Western empire of Charlemagne; the crusades of the Latins in the East: the conquests of the Saracens and Turks; the ruin of the Greek empire;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s of Rome in the middle age. The historian may applaud the importance and variety of his subject; but while he is conscious of his own imperfections, he must often accuse the deficiency of his materials. It was among the ruins of the Capitol that I first conceived the idea of a work which has amused and exercised near twenty years of my life, and which, however inadequate to my own wishes, I finally delivered to the curiosity and candor of the public.

    Lausanne, June 27 1787

  • Edward Gibbon《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LXVI-LXVIII

    Chapter LXVI: Union Of The Greek And Latin Churches.

    Part I. Applications Of The Eastern Emperors To The Popes. – Visits To The West, Of John The First, Manuel, And John The Second, Palaeologus. – Union Of The Greek And Latin Churches, Promoted By The Council Of Basil, And Concluded At Ferrara And Florence. – State Of Literature At Constantinople. – Its Revival In Italy By The Greek Fugitives. – Curiosity And Emulation Of The Latins.

    In the four last centuries of the Greek emperors, their friendly or hostile aspect towards the pope and the Latins may be observed as the thermometer of their prosperity or distress; as the scale of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arbarian dynasties. When the Turks of the house of Seljuk pervaded Asia, and threatened Constantinople, we have seen, at the council of Placentia, the suppliant ambassadors of Alexius imploring the protection of the common father of the Christians. No sooner had the arms of the French pilgrims removed the sultan from Nice to Iconium, than the Greek princes resumed, or avowed, their genuine hatred and contempt for the schismatics of the West, which precipitated the first downfall of their empire. The date of the Mogul invasion is marked in the soft and charitable language of John Vataces. After the recovery of Constantinople, the throne of the first Palaeologus was encompassed by foreign and domestic enemies; as long as the sword of Charles was suspended over his head, he basely courted the favor of the Roman pontiff; and sacrificed to the present danger his faith, his virtue, and the affection of his subjects. On the decease of Michael, the prince and people asserted the independence of their church, and the purity of their creed: the elder Andronicus neither feared nor loved the Latins; in his last distress, pride was the safeguard of superstition; nor could he decently retract in his age the firm and orthodox declarations of his youth. His grandson, the younger Andronicus, was less a slave in his temper and situation; and the conquest of Bithynia by the Turks admonished him to seek a temporal and spiritual alliance with the Western princes. After a separation and silence of fifty years, a secret agent, the monk Barlaam, was despatched to Pope Benedict the Twelfth; and his artful instructions appear to have been drawn by the master-hand of the great domestic. ^1 “Most holy father,” was he commissioned to say, “the emperor is not less desirous than yourself of a union between the two churches: but in this delicate transaction, he is obliged to respect his own dignity and the prejudices of his subjects. The ways of union are twofold; force and persuasion. Of force, the inefficacy has been already tried; since the Latins have subdued the empire, without subduing the minds, of the Greeks. The method of persuasion, though slow, is sure and permanent. A deputation of thirty or forty of our doctors would probably agree with those of the Vatican, in the love of truth and the unity of belief; but on their return, what would be the use, the recompense, of such an agreement? the scorn of their brethren, and the reproaches of a blind and obstinate nation. Yet that nation is accustomed to reverence the general councils, which have fixed the articles of our faith; and if they reprobate the decrees of Lyons, it is because the Eastern churches were neither heard nor represented in that arbitrary meeting. For this salutary end, it will be expedient, and even necessary, that a well-chosen legate should be sent into Greece, to convene the patriarchs of Constantinople, Alexandria, Antioch, and Jerusalem; and, with their aid, to prepare a free and universal synod. But at this moment,” continued the subtle agent, “the empire is assaulted and endangered by the Turks, who have occupied four of the greatest cities of Anatolia. The Christian inhabitants have expressed a wish of returning to their allegiance and religion; but the forces and revenues of the emperor are insufficient for their deliverance: and the Roman legate must be accompanied, or preceded, by an army of Franks, to expel the infidels, and open a way to the holy sepulchre.” If the suspicious Latins should require some pledge, some previous effect of the sincerity of the Greeks, the answers of Barlaam were perspicuous and rational. “1. A general synod can alone consummate the union of the churches; nor can such a synod be held till the three Oriental patriarchs, and a great number of bishops, are enfranchised from the Mahometan yoke. 2. The Greeks are alienated by a long series of oppression and injury: they must be reconciled by some act of brotherly love, some effectual succor, which may fortify the authority and arguments of the emperor, and the friends of the union. 3. If some difference of faith or ceremonies should be found incurable, the Greeks, however, are the disciples of Christ; and the Turks are the common enemies of the Christian name. The Armenians, Cyprians, and Rhodians, are equally attacked; and it will become the piety of the French princes to draw their swords in the general defence of religion. 4. Should the subjects of Andronicus be treated as the worst of schismatics, of heretics, of pagans, a judicious policy may yet instruct the powers of the West to embrace a useful ally, to uphold a sinking empire, to guard the confines of Europe; and rather to join the Greeks against the Turks, than to expect the union of the Turkish arms with the troops and treasures of captive Greece.” The reasons, the offers, and the demands, of Andronicus were eluded with cold and stately indifference. The kings of France and Naples declined the dangers and glory of a crusade; the pope refused to call a new synod to determine old articles of faith; and his regard for the obsolete claims of the Latin emperor and clergy engaged him to use an offensive superscription, – “To the moderator ^2 of the Greeks, and the persons who style themselves the patriarchs of the Eastern churches.” For such an embassy, a time and character less propitious could not easily have been found. Benedict the Twelfth ^3 was a dull peasant, perplexed with scruples, and immersed in sloth and wine: his pride might enrich with a third crown the papal tiara, but he was alike unfit for the regal and the pastoral office.

    [Footnote 1: This curious instruction was transcribed (I believe) from the Vatican archives, by Odoricus Raynaldus, in his Continuation of the Annals of Baronius, (Romae, 1646 – 1677, in x. volumes in folio.) I have contented myself with the Abbe Fleury, (Hist. Ecclesiastique. tom. xx. p. 1 – 8,) whose abstracts I have always found to be clear, accurate, and impartial.] [Footnote 2: The ambiguity of this title is happy or ingenious; and moderator, as synonymous to rector, gubernator, is a word of classical, and even Ciceronian, Latinity, which may be found, not in the Glossary of Ducange, but in the Thesaurus of Robert Stephens.]

    [Footnote 3: The first epistle (sine titulo) of Petrarch exposes the danger of the bark, and the incapacity of the pilot. Haec inter, vino madidus, aeve gravis, ac soporifero rore perfusus, jamjam nutitat, dormitat, jam somno praeceps, atque (utinam solus) ruit . . . . . Heu quanto felicius patrio terram sulcasset aratro, quam scalmum piscatorium ascendisset! This satire engages his biographer to weigh the virtues and vices of Benedict XII. which have been exaggerated by Guelphs and Ghibe lines, by Papists and Protestants, (see Memoires sur la Vie de Petrarque, tom. i. p. 259, ii. not. xv. p. 13 – 16.) He gave occasion to the saying, Bibamus papaliter.]

    After the decease of Andronicus, while the Greeks were distracted by intestine war, they could not presume to agitate a general union of the Christians. But as soon as Cantacuzene had subdued and pardoned his enemies, he was anxious to justify, or at least to extenuate,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Turks into Europe, and the nuptials of his daughter with a Mussulman prince. Two officers of state, with a Latin interpreter, were sent in his name to the Roman court, which was transplanted to Avignon, on the banks of the Rhone, during a period of seventy years: they represented the hard necessity which had urged him to embrace the alliance of the miscreants, and pronounced by his command the specious and edifying sounds of union and crusade. Pope Clement the Sixth, ^4 the successor of Benedict, received them with hospitality and honor, acknowledged the innocence of their sovereign, excused his distress, applauded his magnanimity, and displayed a clear knowledge of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s of the Greek empire, which he had imbibed from the honest accounts of a Savoyard lady, an attendant of the empress Anne. ^5 If Clement was ill endowed with the virtues of a priest, he possessed, however, the spirit and magnificence of a prince, whose liberal hand distributed benefices and kingdoms with equal facility. Under his reign Avignon was the seat of pomp and pleasure: in his youth he had surpassed the licentiousness of a baron; and the palace, nay, the bed-chamber of the pope, was adorned, or polluted, by the visits of his female favorites. The wars of France and England were adverse to the holy enterprise; but his vanity was amused by the splendid idea; and the Greek ambassadors returned with two Latin bishops, the ministers of the pontiff. On their arrival at Constantinople, the emperor and the nuncios admired each other’s piety and eloquence; and their frequent conferences were filled with mutual praises and promises, by which both parties were amused, and neither could be deceived. “I am delighted,” said the devout Cantacuzene, “with the project of our holy war, which must redound to my personal glory, as well as to the public benefit of Christendom. My dominions will give a free passage to the armies of France: my troops, my galleys, my treasures, shall be consecrated to the common cause; and happy would be my fate, could I deserve and obtain the crown of martyrdom. Words are insufficient to express the ardor with which I sigh for the reunion of the scattered members of Christ. If my death could avail, I would gladly present my sword and my neck: if the spiritual phoenix could arise from my ashes, I would erect the pile, and kindle the flame with my own hands.” Yet the Greek emperor presumed to observe, that the articles of faith which divided the two churches had been introduced by the pride and precipitation of the Latins: he disclaimed the servile and arbitrary steps of the first Palaeologus; and firmly declared, that he would never submit his conscience unless to the decrees of a free and universal synod. “The situation of the times,” continued he, “will not allow the pope and myself to meet either at Rome or Constantinople; but some maritime city may be chosen on the verge of the two empires, to unite the bishops, and to instruct the faithful, of the East and West.” The nuncios seemed content with the proposition; and Cantacuzene affects to deplore the failure of his hopes, which were soon overthrown by the death of Clement, and the different temper of his successor. His own life was prolonged, but it was prolonged in a cloister; and, except by his prayers, the humble monk was incapable of directing the counsels of his pupil or the state. ^6 [Footnote 4: See the original Lives of Clement VI. in Muratori, (Script. Rerum Italicarum, tom. iii. P. ii. p. 550 – 589;) Matteo Villani, (Chron. l. iii. c. 43, in Muratori, tom. xiv. p. 186,) who styles him, molto cavallaresco, poco religioso; Fleury, (Hist. Eccles. tom. xx. p. 126;) and the Vie de Petrarque, (tom. ii. p. 42 – 45.) The abbe de Sade treats him with the most indulgence; but he is a gentleman as well as a priest.]

    [Footnote 5: Her name (most probably corrupted) was Zampea. She had accompanied, and alone remained with her mistress at Constantinople, where her prudence, erudition, and politeness deserved the praises of the Greeks themselves, (Cantacuzen. l. i. c. 42.)]

    [Footnote 6: See this whole negotiation in Cantacuzene, (l. iv. c. 9,) who, amidst the praises and virtues which he bestows on himself, reveals the uneasiness of a guilty conscience.]

    Yet of all the Byzantine princes, that pupil, John Palaeologus, was the best disposed to embrace, to believe, and to obey, the shepherd of the West. His mother, Anne of Savoy, was baptized in the bosom of the Latin church: her marriage with Andronicus imposed a change of name, of apparel, and of worship, but her heart was still faithful to her country and religion: she had formed the infancy of her son, and she governed the emperor, after his mind, or at least his stature, was enlarged to the size of man. In the first year of his deliverance and restoration, the Turks were still masters of the Hellespont; the son of Cantacuzene was in arms at Adrianople; and Palaeologus could depend neither on himself nor on his people. By his mother’s advice, and in the hope of foreign aid, he abjured the rights both of the church and state; and the act of slavery, ^7 subscribed in purple ink, and sealed with the golden bull, was privately intrusted to an Italian agent. The first article of the treaty is an oath of fidelity and obedience to Innocent the Sixth and his successors, the supreme pontiffs of the Roman and Catholic church. The emperor promises to entertain with due reverence their legates and nuncios; to assign a palace for their residence, and a temple for their worship; and to deliver his second son Manuel as the hostage of his faith. For these condescensions he requires a prompt succor of fifteen galleys, with five hundred men at arms, and a thousand archers, to serve against his Christian and Mussulman enemies. Palaeologus engages to impose on his clergy and people the same spiritual yoke; but as the resistance of the Greeks might be justly foreseen, he adopts the two effectual methods of corruption and education. The legate was empowered to distribute the vacant benefices among the ecclesiastics who should subscribe the creed of the Vatican: three schools were instituted to instruct the youth of Constantinople in the language and doctrine of the Latins; and the name of Andronicus, the heir of the empire, was enrolled as the first student. Should he fail in the measures of persuasion or force, Palaeologus declares himself unworthy to reign; transferred to the pope all regal and paternal authority; and invests Innocent with full power to regulate the famil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riage, of his son and successor. But this treaty was neither executed nor published: the Roman galleys were as vain and imaginary as the submission of the Greeks; and it was only by the secrecy that their sovereign escaped the dishonor of this fruitless humiliation. [Footnote 7: See this ignominious treaty in Fleury, (Hist.

    Eccles. p. 151 – 154,) from Raynaldus, who drew it from the Vatican archives. It was not worth the trouble of a pious forgery.]

    The tempest of the Turkish arms soon burst on his head; and after the loss of Adrianople and Romania, he was enclosed in his capital, the vassal of the haughty Amurath, with the miserable hope of being the last devoured by the savage. In this abject state, Palaeologus embraced the resolution of embarking for Venice, and casting himself at the feet of the pope: he was the first of the Byzantine princes who had ever visited the unknown regions of the West, yet in them alone he could seek consolation or relief; and with less violation of his dignity he might appear in the sacred college than at the Ottoman Porte. After a long absence, the Roman pontiffs were returning from Avignon to the banks of the Tyber: Urban the Fifth, ^8 of a mild and virtuous character, encouraged or allowed the pilgrimage of the Greek prince; and, within the same year, enjoyed the glory of receiving in the Vatican the two Imperial shadows who represented the majesty of Constantine and Charlemagne. In this suppliant visit, the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whose vanity was lost in his distress, gave more than could be expected of empty sounds and formal submissions. A previous trial was imposed; and, in the presence of four cardinals, he acknowledged, as a true Catholic, the supremacy of the pope, and the double procession of the Holy Ghost. After this purification, he was introduced to a public audience in the church of St. Peter: Urban, in the midst of the cardinals, was seated on his throne; the Greek monarch, after three genuflections, devoutly kissed the feet, the hands, and at length the mouth, of the holy father, who celebrated high mass in his presence, allowed him to lead the bridle of his mule, and treated him with a sumptuous banquet in the Vatican. The entertainment of Palaeologus was friendly and honorable; yet some difference was observed between the emperors of the East and West; ^9 nor could the former be entitled to the rare privilege of chanting the gospel in the rank of a deacon. ^10 In favor of his proselyte, Urban strove to rekindle the zeal of the French king and the other powers of the West; but he found them cold in the general cause, and active only in their domestic quarrels. The last hope of the emperor was in an English mercenary, John Hawkwood, ^11 or Acuto, who, with a band of adventurers, the white brotherhood, had ravaged Italy from the Alps to Calabria; sold his services to the hostile states; and incurred a just excommunication by shooting his arrows against the papal residence. A special license was granted to negotiate with the outlaw, but the forces, or the spirit, of Hawkwood, were unequal to the enterprise: and it was for the advantage, perhaps, of Palaeologus to be disappointed of succor, that must have been costly, that could not be effectual, and which might have been dangerous. ^12 The disconsolate Greek ^13 prepared for his return, but even his return was impeded by a most ignominious obstacle. On his arrival at Venice, he had borrowed large sums at exorbitant usury; but his coffers were empty, his creditors were impatient, and his person was detained as the best security for the payment. His eldest son, Andronicus, the regent of Constantinople, was repeatedly urged to exhaust every resource; and even by stripping the churches, to extricate his father from captivity and disgrace. But the unnatural youth was insensible of the disgrace, and secretly pleased with the captivity of the emperor: the state was poor, the clergy were obstinate; nor could some religious scruple be wanting to excuse the guilt of his indifference and delay. Such undutiful neglect was severely reproved by the piety of his brother Manuel, who instantly sold or mortgaged all that he possessed, embarked for Venice, relieved his father, and pledged his own freedom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 debt. On his return to Constantinople, the parent and king distinguished his two sons with suitable rewards; but the faith and manners of the slothful Palaeologus had not been improved by his Roman pilgrimage; and his apostasy or conversion, devoid of any spiritual or temporal effects, was speedily forgotten by the Greeks and Latins. ^14

    [Footnote 8: See the two first original Lives of Urban V., (in Muratori, Script. Rerum Italicarum, tom. iii. P. ii. p. 623, 635,) and the Ecclesiastical Annals of Spondanus, (tom. i. p. 573, A.D. 1369, No. 7,) and Raynaldus, (Fleury, Hist. Eccles. tom. xx. p. 223, 224.) Yet, from some variations, I suspect the papal writers of slightly magnifying the genuflections of Palaeologus.]

    [Footnote 9: Paullo minus quam si fuisset Imperator Romanorum. Yet his title of Imperator Graecorum was no longer disputed, (Vit. Urban V. p. 623.)] [Footnote 10: It was confined to the successors of Charlemagne, and to them only on Christmas-day. On all other festivals these Imperial deacons were content to serve the pope, as he said mass, with the book and the corporale. Yet the abbe de Sade generously thinks that the merits of Charles IV. might have entitled him, though not on the proper day, (A.D. 1368, November 1,) to the whole privilege. He seems to affix a just value on the privilege and the man, (Vie de Petrarque, tom. iii. p. 735.)]

    [Footnote 11: Through some Italian corruptions, the etymology of Falcone in bosco, (Matteo Villani, l. xi. c. 79, in Muratori, tom. xv. p. 746,) suggests the English word Hawkwood, the true name of our adventurous countryman, (Thomas Walsingham, Hist. Anglican. inter Scriptores Cambdeni, p. 184.) After two-and-twenty victories, and one defeat, he died, in 1394, general of the Florentines, and was buried with such honors as the republic has not paid to Dante or Petrarch, (Muratori, Annali d’Italia, tom. xii. p. 212 – 371.)] [Footnote 12: This torrent of English (by birth or service) overflowed from France into Italy after the peace of Bretigny in 1630. Yet the exclamation of Muratori (Annali, tom. xii. p. 197) is rather true than civil. “Ci mancava ancor questo, che dopo essere calpestrata l’Italia da tanti masnadieri Tedeschi ed Ungheri, venissero fin dall’ Inghliterra nuovi cani a finire di divorarla.”]

    [Footnote 13: Chalcondyles, l. i. p. 25, 26. The Greek supposes his journey to the king of France, which is sufficiently refuted by the silence of the national historians. Nor am I much more inclined to believe, that Palaeologus departed from Italy, valde bene consolatus et contentus, (Vit. Urban V. p. 623.)]

    [Footnote 14: His return in 1370, and the coronation of Manuel, Sept. 25, 1373, (Ducange, Fam. Byzant. p. 241,) leaves some intermediate aera for the conspiracy and punishment of Andronicus.]

    Thirty years after the return of Palaeologus, his son and successor, Manuel, from a similar motive, but on a larger scale, again visited the countries of the West. In a preceding chapter I have related his treaty with Bajazet, the violation of that treaty, the siege or blockade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French succor under the command of the gallant Boucicault. ^15 By his ambassadors, Manuel had solicited the Latin powers; but it was thought that the presence of a distressed monarch would draw tears and supplies from the hardest Barbarians; ^16 and the marshal who advised the journey prepared the reception of the Byzantine prince. The land was occupied by the Turks; but the navigation of Venice was safe and open: Italy received him as the first, or, at least, as the second, of the Christian princes; Manuel was pitied as the champion and confessor of the faith; and the dignity of his behavior prevented that pity from sinking into contempt. From Venice he proceeded to Padua and Pavia; and even the duke of Milan, a secret ally of Bajazet, gave him safe and honorable conduct to the verge of his dominions. ^17 On the confines of France ^18 the royal officers undertook the care of his person, journey, and expenses; and two thousand of the richest citizens, in arms and on horseback, came forth to meet him as far as Charenton, in the neighborhood of the capital. At the gates of Paris, he was saluted by the chancellor and the parliament; and Charles the Sixth, attended by his princes and nobles, welcomed his brother with a cordial embrace. The successor of Constantine was clothed in a robe of white silk, and mounted on a milk-white steed, a circumstance, in the French ceremonial, of singular importance: the white color is considered as the symbol of sovereignty; and, in a late visit, the German emperor, after a haughty demand and a peevish refusal, had been reduced to content himself with a black courser. Manuel was lodged in the Louvre; a succession of feasts and balls, the pleasures of the banquet and the chase, were ingeniously varied by the politeness of the French, to display their magnificence, and amuse his grief: he was indulged in the liberty of his chapel; and the doctors of the Sorbonne were astonished, and possibly scandalized, by the language, the rites, and the vestments, of his Greek clergy. But the slightest glance on the state of the kingdom must teach him to despair of any effectual assistance. The unfortunate Charles, though he enjoyed some lucid intervals, continually relapsed into furious or stupid insanity: the reins of government were alternately seized by his brother and uncle, the dukes of Orleans and Burgundy, whose factious competition prepared the miseries of civil war. The former was a gay youth, dissolved in luxury and love: the latter was the father of John count of Nevers, who had so lately been ransomed from Turkish captivity; and, if the fearless son was ardent to revenge his defeat, the more prudent Burgundy was content with the cost and peril of the first experiment. When Manuel had satiated the curiosity, and perhaps fatigued the patience, of the French, he resolved on a visit to the adjacent island. In his progress from Dover, he was entertained at Canterbury with due reverence by the prior and monks of St. Austin; and, on Blackheath, King Henry the Fourth, with the English court, saluted the Greek hero, (I copy our old historian,) who, during many days, was lodged and treated in London as emperor of the East. ^19 But the state of England was still more adverse to the design of the holy war. In the same year, the hereditary sovereign had been deposed and murdered: the reigning prince was a successful usurper, whose ambition was punished by jealousy and remorse: nor could Henry of Lancaster withdraw his person or forces from the defence of a throne incessantly shaken by conspiracy and rebellion. He pitied, he praised, he feasted, the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but if the English monarch assumed the cross, it was only to appease his people, and perhaps his conscience, by the merit or semblance of his pious intention.

    ^20 Satisfied, however, with gifts and honors, Manuel returned to Paris; and, after a residence of two years in the West, shaped his course through Germany and Italy, embarked at Venice, and patiently expected, in the Morea, the moment of his ruin or deliverance. Yet he had escaped the ignominious necessity of offering his religion to public or private sale. The Latin church was distracted by the great schism; the kings, the nations, the universities, of Europe were divided in their obedience between the popes of Rome and Avignon; and the emperor, anxious to conciliate the friendship of both parties, abstained from any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indigent and unpopular rivals. His journey coincided with the year of the jubilee; but he passed through Italy without desiring, or deserving, the plenary indulgence which abolished the guilt or penance of the sins of the faithful. The Roman pope was offended by this neglect; accused him of irreverence to an image of Christ; and exhorted the princes of Italy to reject and abandon the obstinate schismatic. ^21

    [Footnote 15: Memoires de Boucicault, P. i. c. 35, 36.]

    [Footnote 16: His journey into the west of Europe is slightly, and I believe reluctantly, noticed by Chalcondyles (l. ii. c. 44 – 50) and Ducas, (c. 14.)] [Footnote 17: Muratori, Annali d’Italia, tom. xii. p. 406. John Galeazzo was the first and most powerful duke of Milan. His connection with Bajazet is attested by Froissard; and he contributed to save and deliver the French captives of Nicopolis.]

    [Footnote 18: For the reception of Manuel at Paris, see Spondanus, (Annal. Eccles. tom. i. p. 676, 677, A.D. 1400, No. 5,) who quotes Juvenal des Ursins and the monk of St. Denys; and Villaret, (Hist. de France, tom. xii. p. 331 – 334,) who quotes nobody according to the last fashion of the French writers.] [Footnote 19: A short note of Manuel in England is extracted by Dr. Hody from a Ms. at Lambeth, (de Graecis illustribus, p. 14,) C. P. Imperator, diu variisque et horrendis Paganorum insultibus coarctatus, ut pro eisdem resistentiam triumphalem perquireret, Anglorum Regem visitare decrevit,

    &c. Rex (says Walsingham, p. 364) nobili apparatu . . . suscepit (ut decuit) tantum Heroa, duxitque Londonias, et per multos dies exhibuit gloriose, pro expensis hospitii sui solvens, et eum respiciens tanto fastigio donativis. He repeats the same in his Upodigma Neustriae, (p. 556.)]

    [Footnote 20: Shakspeare begins and ends the play of Henry IV. with that prince’s vow of a crusade, and his belief that he should die in Jerusalem.]

    [Footnote 21: This fact is preserved in the Historia Politica, A.D. 1391 – 1478, published by Martin Crusius, (Turco Graecia, p. 1 – 43.) The image of Christ, which the Greek emperor refused to worship, was probably a work of sculpture.]

    Chapter LXVI: Union Of The Greek And Latin Churches.

    Part II.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crusades, the Greeks beheld with

    astonishment and terror the perpetual stream of emigration that flowed, and continued to flow, from the unknown climates of their West. The visits of their last emperors removed the veil of separation, and they disclosed to their eyes the powerful nations of Europe, whom they no longer presumed to brand with the name of Barbarians. The observations of Manuel, and his more inquisitive followers, have been preserved by a Byzantine historian of the times: ^22 his scattered ideas I shall collect and abridge; and it may be amusing enough, perhaps instructive, to contemplate the rude pictures of Germany, France, and England, whose ancient and modern state are so familiar to our minds. I. Germany (says the Greek Chalcondyles) is of ample latitude from Vienna to the ocean; and it stretches (a strange geography) from Prague in Bohemia to the River Tartessus, and the Pyrenaean Mountains. ^23 The

    soil, except in figs and olives, is sufficiently fruitful; the air is salubrious; the bodies of the natives are robust and healthy; and these cold regions are seldom visited with the calamities of pestilence, or earthquakes. After the Scythians or Tartars, the Germans are the most numerous of nations: they are brave and patient; and were they united under a single head, their force would be irresistible. By the gift of the pope, they have acquired the privilege of choosing the Roman emperor; ^24 nor is any people more devoutly attached to the faith and obedience of the Latin patriarch.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country is divided among the princes and prelates; but Strasburg, Cologne, Hamburgh, and more than two hundred free cities, are governed by sage and equal laws, according to the will, and for the advantage, of the whole community. The use of duels, or single combats on foot, prevails among them in peace and war: their industry excels in all the mechanic arts; and the Germans may boast of the invention of gunpowder and cannon, which is now diffused over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world. II. The kingdom of France is spread above fifteen or twenty days’ journey from Germany to Spain, and from the Alps to the British Ocean; containing many flourishing cities, and among these Paris, the seat of the king, which surpasses the rest in riches and luxury. Many princes and lords alternately wait in his palace, and acknowledge him as their sovereign: the most powerful are the dukes of Bretagne and Burgundy; of whom the latter possesses the wealthy province of Flanders, whose harbors are frequented by the ships and merchants of our own, and the more remote, seas. The French are an ancient and opulent people; and their language and manners, though somewhat different, are not dissimilar from those of the Italians. Vain of the Imperial dignity of Charlemagne, of their victories over the Saracens, and of the exploits of their heroes, Oliver and Rowland, ^25 they esteem themselves the first of the western nations; but this foolish arrogance has been recently humbled by the unfortunate events of their wars against the English, the inhabitants of the British island. III. Britain, in the ocean, and opposite to the shores of Flanders, may be considered either as one, or as three islands; but the whole is united by a

    common interest, by the same manners, and by a similar government. The measure of its circumference is five thousand stadia: the land is overspread with towns and villages: though destitute of wine, and not abounding in fruit-trees, it is fertile in wheat and barley; in honey and wool; and much cloth is manufactured by the inhabitants. In populousness and power, in richness and luxury, London, ^26 the metropolis of the isle, may claim a preeminence over all the cities of the West. It is situate on the Thames, a broad and rapid river, which at the distance of thirty miles falls into the Gallic Sea; and the daily flow and ebb of the tide affords a safe entrance and departure to the vessels of commerce. The king is head of a powerful and turbulent aristocracy: his principal vassals hold their estates by a free and unalterable tenure; and the laws define the limits of his authority and their obedience. The kingdom has been often afflicted by foreign conquest and domestic sedition: but the natives are bold and hardy, renowned in arms and victorious in war. The form of their shields or targets is derived from the Italians, that of their swords from the Greeks; the use of the long bow is the peculiar and decisive advantage of the English. Their language bears no affinity to the idioms of the Continent: in the habits of domestic life, they are not easily distinguished from their neighbors of France: but the most singular circumstance of their manners is their disregard of conjugal honor and of female chastity. In their mutual visits, as the first act of hospitality, the guest is welcomed in the embraces of their wives and daughters: among friends they are lent and borrowed without shame; nor are the islanders offended at this strange commerce, and its inevitable consequences. ^27 Informed as we are of the customs of Old England and assured of the virtue of our mothers, we may smile at the credulity, or resent the injustice, of the Greek, who must have confounded a modest salute ^28 with a criminal embrace. But his credulity and injustice may teach an important lesson; to distrust the accounts of foreign and remote nations, and to suspend our belief of every tale that deviates from the laws of nature and the character of man. ^29

    [Footnote 22: The Greek and Turkish history of Laonicus Chalcondyles ends with the winter of 1463; and the abrupt conclusion seems to mark, that he laid down his pen in the same year. We know that he was an Athenian, and that some contemporaries of the same name contributed to the revival of the Greek language in Italy. But in his numerous digressions, the modest historian has never introduced himself; and his editor Leunclavius, as well as Fabricius, (Bibliot. Graec. tom. vi. p. 474,) seems ignorant of his life and character. For his descriptions of Germany, France, and England, see l. ii. p. 36, 37, 44 – 50.]

    [Footnote 23: I shall not animadvert on the geographical errors of Chalcondyles. In this instance, he perhaps followed, and mistook, Herodotus, (l. ii. c. 33,) whose text may be explained, (Herodote de Larcher, tom. ii. p. 219, 220,) or whose ignorance may be excused. Had these modern Greeks never read Strabo, or any of their lesser geographers?]

    [Footnote 24: A citizen of new Rome, while new Rome survived, would have scorned to dignify the German with titles: but all pride was extinct in the bosom of Chalcondyles; and he describes the Byzantine prince, and his subject, by the proper, though humble, names.]

    [Footnote 25: Most of the old romances were translated in the xivth century into French prose, and soon became the favorite amusement of the knights and ladies in the court of Charles VI. If a Greek believed in the exploits of Rowland and Oliver, he may surely be excused, since the monks of St. Denys, the national historians, have inserted the fables of Archbishop Turpin in their Chronicles of France.]

    [Footnote 26: Even since the time of Fitzstephen, (the xiith century,) London appears to have maintained this preeminence of wealth and magnitude; and her gradual increase has, at least, kept pace with the general improvement of Europe.]

    [Footnote 27: If the double sense of the verb (osculor, and in utero gero) be equivocal, the context and pious horror of

    Chalcondyles can leave no doubt of his meaning and mistake, (p. 49.)

    Note: I can discover no “pious horror” in the plain manner

    in which Chalcondyles relates this strange usage. Gibbon is possibly right as to the origin of this extraordinary mistake. – M.]

    [Footnote 28: Erasmus (Epist. Fausto Andrelino) has a pretty passage on the English fashion of kissing strangers on their arrival and departure, from whence, however, he draws no scandalous inferences.]

    [Footnote 29: Perhaps we may apply this remark to the community of wives among the old Britons, as it is supposed by Caesar and Dion, (Dion Cassius, l. lxii. tom. ii. p. 1007,) with Reimar’s judicious annotation. The Arreoy of Otaheite, so certain at first, is become less visible and scandalous, in proportion as we

    have

    studied the manners of that gentle and amorous people.] After his return, and the victory of Timour, Manuel reigned

    many years in prosperity and peace. As long as the sons of Bajazet solicited his friendship and spared his dominions, he was satisfied with the national religion; and his leisure was employed in composing twenty theological dialogues for its defence. The appearance of the Byzantine ambassadors at the council of Constance, ^30 announces the restoration of the Turkish power, as well as of the Latin church: the conquest of the sultans, Mahomet and Amurath, reconciled the emperor to the Vatican; and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almost tempted him to acquiesce in the double procession of the Holy Ghost. When Martin the Fifth ascended without a rival the chair of St. Peter, a friendly intercourse of letters and embassies was revived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Ambition on one side, and distress on the other, dictated the same decent language of charity and peace: the artful Greek expressed a desire of

    marrying his six sons to Italian princesses; and the Roman, not less artful, despatched the daughter of the marquis of Montferrat, with a company of noble virgins, to soften, by their charms, the obstinacy of the schismatics. Yet under this mask of zeal, a discerning eye will perceive that all was hollow and insincere in the court and church of Constantinople. According to the vicissitudes of danger and repose, the emperor advanced or retreated; alternately instructed and disavowed his ministers; and escaped from the importunate pressure by urging the duty of inquiry, the obligation of collecting the sense of his patriarchs and bishops, and the impossibility of convening them at a time when the Turkish arms were at the gates of his capital. From a review of the public transactions it will appear that the Greeks insisted on three successive measures, a succor, a council, and a final reunion, while the Latins eluded the second, and only promised the first, as a consequential and voluntary reward of the third. But we have an opportunity of unfolding the most secret intentions of Manuel, as he explained them in a private conversation without artifice or disguise. In his declining age, the emperor had associated John Palaeologus, the second of the name, and the eldest of his sons, on whom he devolved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authority and weight of government. One day, in the presence only of the historian Phranza, ^31 his favorite chamberlain, he opened to his colleague and successor the true principle of his negotiations with the pope. ^32 “Our last resource,” said Manuel, against the Turks, “is their fear of our union with the Latins, of the warlike nations of the West, who may arm for our relief and for their destruction. As often as you are threatened by the miscreants, present this danger before their eyes. Propose a council; consult on the means; but ever delay and avoid the convocation of an assembly, which cannot tend either to our spiritual or temporal emolument. The Latins are proud; the Greeks are obstinate; neither party will recede or retract; and the attempt of a perfect union will confirm the schism, alienate the churches, and leave us, without hope or defence, at the mercy of the Barbarians.” Impatient of this salutary lesson, the royal youth arose from his seat, and departed in silence;

    and the wise monarch (continued Phranza) casting his eyes on me, thus resumed his discourse: “My son deems himself a great and heroic prince; but, alas! our miserable age does not afford scope for heroism or greatness. His daring spirit might have suited the happier times of our ancestors; but the present state requires not an emperor, but a cautious steward of the last relics of our fortunes. Well do I remember the lofty expectations which he built on our alliance with Mustapha; and much do I fear, that this rash courage will urge the ruin of our house, and that even religion may precipitate our downfall.” Yet the experience and authority of Manuel preserved the peace, and eluded the council; till, in the seventy-eighth year of his age, and in the habit of a monk, he terminated his career, dividing his precious movables among his children and the poor, his physicians and his favorite servants. Of his six sons, ^33 Andronicus the Second was invested with the principality of Thessalonica, and died of a leprosy soon after the sale of that city to the Venetians and its final conquest by the Turks. Some fortunate incidents had restored Peloponnesus, or the Morea, to the empire; and in his more prosperous days, Manuel had fortified the narrow isthmus of six miles ^34 with a stone wall and one hundred and fifty-three towers. The wall was overthrown by the first blast of the Ottomans; the fertile peninsula might have been sufficient for the four younger brothers, Theodore and Constantine, Demetrius and Thomas; but they wasted in domestic contests the remains of their strength; and the least successful of the rivals were reduced to a life of dependence in the Byzantine palace.

    [Footnote 30: See Lenfant, Hist. du Concile de Constance, tom. ii. p. 576; and or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times, the Annals of Spondanus the Bibliotheque of Dupin, tom. xii., and xxist and xxiid volumes of the History, or rather the Continuation, of Fleury.]

    [Footnote 31: From his early youth, George Phranza, or Phranzes, was employed in the service of the state and palace; and Hanckius (de Script. Byzant. P. i. c. 40) has collected his life from his own writings. He was no more than four-and-

    twenty years of age at the death of Manuel, who recommended him in the strongest terms to his successor: Imprimis vero hunc Phranzen tibi commendo, qui ministravit mihi fideliter et diligenter (Phranzes, l. ii. c. i.) Yet the emperor John was cold, and he preferred the service of the despots of Peloponnesus.]

    [Footnote 32: See Phranzes, l. ii. c. 13. While so many manuscripts of the Greek original are extant in the libraries of Rome, Milan, the Escurial, &c., it is a matter of shame and reproach, that we should be reduced to the Latin version, or abstract, of James Pontanus, (ad calcem Theophylact, Simocattae: Ingolstadt, 1604,) so deficient in accuracy and elegance, (Fabric. Bibliot. Graec. tom. vi. p. 615 – 620.)

    Note: The Greek text of Phranzes was edited by F. C. Alter

    Vindobonae. It has been re-edited by Bekker for the new edition of the Byzantines, Bonn, 1838 – M.]

    [Footnote 33: See Ducange, Fam. Byzant. p. 243 – 248.]

    [Footnote 34: The exact measure of the Hexamilion, from sea to sea, was 3800 orgyiae, or toises, of six Greek feet, (Phranzes, l. i. c. 38,) which would produce a Greek mile, still smaller than that of 660 French toises, which is assigned by D’Anville, as still in use in Turkey. Five miles are commonly reckoned for the breadth of the isthmus. See the Travels of Spon, Wheeler and Chandler.]

    The eldest of the sons of Manuel, John Palaeologus the

    Second, was acknowledged, after his father’s death, as the sole emperor of the Greeks. He immediately proceeded to repudiate his wife, and to contract a new marriage with the princess of Trebizond: beauty was in his eyes the first qualification of an empress; and the clergy had yielded to his firm assurance, that unless he might be indulged in a divorce, he would retire to a cloister, and leave the throne to his brother Constantine. The first, and in truth the only, victory of Palaeologus, was over a Jew, ^35 whom, after a long and learned dispute, he

    converted to the Christian faith; and this momentous conquest is carefully recorded in the history of the times. But he soon resumed the design of uniting the East and West; and, regardless of his father’s advice, listened, as it should seem with sincerity, to the proposal of meeting the pope in a general council beyond the Adriatic. This dangerous project was encouraged by Martin the Fifth, and coldly entertained by his successor Eugenius, till, after a tedious negotiation, the emperor received a summons from the Latin assembly of a new character, the independent prelates of Basil, who styled themselves the representatives and judge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Footnote 35: The first objection of the Jews is on the death of Christ: if it were voluntary, Christ was a suicide; which the emperor parries with a mystery. They then dispute on the conception of the Virgin, the sense of the prophecies, &c., (Phranzes, l. ii. c. 12, a whole chapter.)]

    The Roman pontiff had fought and conquered in the cause of

    ecclesiastical freedom; but the victorious clergy were soon exposed to the tyranny of their deliverer; and his sacred character was invulnerable to those arms which they found so keen and effectual against the civil magistrate. Their great charter, the right of election, was annihilated by appeals, evaded by trusts or commendams, disappointed by reversionary grants, and superseded by previous and arbitrary reservations. ^36 A public auction was instituted in the court of Rome: the cardinals and favorites were enriched with the spoils of nations; and every country might complain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and valuable benefices were accumulated on the heads of aliens and absentees. During their residence at Avignon, the ambition of the popes subsided in the meaner passions of avarice ^37 and luxury: they rigorously imposed on the clergy the tributes of first-fruits and tenths; but they freely tolerated the impunity of vice, disorder, and corruption. These manifold scandals were aggravated by the great schism of the West, which continued above fifty years. In the furious conflicts of Rome and Avignon, the vices of the rivals were

    mutually exposed; and their precarious situation degraded their authority, relaxed their discipline, and multiplied their wants and exactions. To heal the wounds, and restore the monarchy, of the church, the synods of Pisa and Constance ^38 were successively convened; but these great assemblies, conscious of their strength, resolved to vindicate the privileges of the Christian aristocracy. From a personal sentence against two pontiffs, whom they rejected, and a third, their acknowledged sovereign, whom they deposed, the fathers of Constance proceeded to examine the nature and limits of the Roman supremacy; nor did they separate till they had established the authority, above the pope, of a general council. It was enacted, that, for the government and reformation of the church, such assemblies should be held at regular intervals; and that each synod, before its dissolution, should appoint the time and place of the subsequent meeting. By the influence of the court of Rome, the next convocation at Sienna was easily eluded; but the bold and vigorous proceedings of the council of Basil ^39 had almost been fatal to the reigning pontiff, Eugenius the Fourth. A just suspicion of his design prompted the fathers to hasten the promulgation of their first decree, that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hurch-militant on earth were invested with a divine and spiritual jurisdiction over all Christians, without excepting the pope; and that a general council could not be dissolved, prorogued, or transferred, unless by their free deliberation and consent. On the notice that Eugenius had fulminated a bull for that purpose, they ventured to summon, to admonish, to threaten, to censure the contumacious successor of St. Peter. After many delays, to allow time for repentance, they finally declared, that, unless he submitted within the term of sixty days, he was suspended from the exercise of all temporal and ecclesiastical authority. And to mark their jurisdiction over the prince as well as the priest, they assumed the government of Avignon, annulled the alienation of the sacred patrimony, and protected Rome from the imposition of new taxes. Their boldness was justified, not only by the general opinion of the clergy, but by the support and power of the first monarchs of Christendom: the emperor Sigismond declared himself the

    servant and protector of the synod; Germany and France adhered to their cause; the duke of Milan was the enemy of Eugenius; and he was driven from the Vatican by an insurrection of the Roman people. Rejected at the same time by temporal and spiritual subjects, submission was his only choice: by a most humiliating bull, the pope repealed his own acts, and ratified those of the council; incorporated his legates and cardinals with that venerable body; and seemed to resign himself to the decrees of the supreme legislature. Their fame pervaded the countries of the East: and it was in their presence that Sigismond received the ambassadors of the Turkish sultan, ^40 who laid at his feet twelve large vases, filled with robes of silk and pieces of gold. The fathers of Basil aspired to the glory of reducing the Greeks, as well as the Bohemians, within the pale of the church; and their deputies invited the emperor and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to unite with an assembly which possessed the confidence of the Western nations. Palaeologus was not averse to the proposal; and his ambassadors were introduced with due honors into the Catholic senate. But the choice of the place appeared to be an insuperable obstacle, since he refused to pass the Alps, or the sea of Sicily, and positively required that the synod should be adjourned to some convenient city in Italy, or at least on the Danube. The other articles of this treaty were more readily stipulated: it was agreed to defray the travelling expenses of the emperor, with a train of seven hundred persons, ^41 to remit an immediate sum of eight thousand ducats ^42 for the accommodation of the Greek clergy; and in his absence to grant a supply of ten thousand ducats, with three hundred archers and some galleys, for the protection of Constantinople. The city of Avignon advanced the funds for the preliminary expenses; and the embarkation was prepared at Marseilles with some difficulty and delay. [Footnote 36: In the treatise delle Materie Beneficiarie of Fra Paolo, (in the ivth volume of the last, and best, edition of his works,) the papal system is deeply studied and freely described. Should Rome and her religion be annihilated, this golden volume may still survive, a philosophical history, and a salutary warning.]

    [Footnote 37: Pope John XXII. (in 1334) left behind him, at Avignon, eighteen millions of gold florins, and the value of seven millions more in plate and jewels. See the Chronicle of John Villani, (l. xi. c. 20, in Muratori’s Collection, tom. xiii. p. 765,) whose brother received the account from the papal treasurers. A treasure of six or eight millions sterling in the xivth century is enormous, and almost incredible.]

    [Footnote 38: A learned and liberal Protestant, M. Lenfant, has given a fair history of the councils of Pisa, Constance, and Basil, in six volumes in quarto; but the last part is the most hasty and imperfect, except in the account of the troubles of Bohemia.]

    [Footnote 39: The original acts or minutes of the council of Basil are preserved in the public library, in twelve volumes in folio. Basil was a free city, conveniently situate on the Rhine, and guarded by the arms of the neighboring and confederate Swiss.

    In 1459, the university was founded by Pope Pius II., (Aeneas Sylvius,) who had been secretary to the council. But what is a council, or a university, to the presses o Froben and the studies of Erasmus?]

    [Footnote 40: This Turkish embassy, attested only by Crantzius, is related with some doubt by the annalist Spondanus, A.D. 1433, No. 25, tom. i. p. 824] [Footnote 41: Syropulus, p. 19. In this list, the Greeks appear to have exceeded the real numbers of the clergy and laity which afterwards attended the emperor and patriarch, but which are not clearly specified by the great ecclesiarch. The 75,000 florins which they asked in this negotiation of the pope, (p. 9,) were more than they could hope or want.]

    [Footnote 42: I use indifferently the words ducat and florin, which derive their names, the former from the dukes of Milan, the latter from the republic of Florence. These gold pieces, the first that were coined in Italy, perhaps in the Latin world, may be compared in weight and value to one third of the English guinea.]

    In his distress, the friendship of Palaeologus was disputed

    by the ecclesiastical powers of the West; but the dexterous activity of a monarch prevailed over the slow debates and inflexible temper of a republic. The decrees of Basil continually tended to circumscribe the despotism of the pope, and to erect a supreme and perpetual tribunal in the church. Eugenius was impatient of the yoke; and the union of the Greeks might afford a decent pretence for translating a rebellious synod from the Rhine to the Po.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fathers was lost if they passed the Alps: Savoy or Avignon, to which they acceded with reluctance, were described at Constantinople as situate far beyond the pillars of Hercules; ^43 the emperor and his clergy were apprehensive of the dangers of a long navigation; they were offended by a haughty declaration, that after suppressing the new heresy of the Bohemians, the council would soon eradicate the old heresy of the Greeks. ^44 On the side of Eugenius, all was smooth, and yielding, and respectful; and he invited the Byzantine monarch to heal by his presence the schism of the Latin, as well as of the Eastern, church. Ferrara, near the coast of the Adriatic, was proposed for their amicable interview; and with some indulgence of forgery and theft, a surreptitious decree was procured, which transferred the synod, with its own consent, to that Italian city. Nine galleys were equipped for the service at Venice, and in the Isle of Candia; their diligence anticipated the slower vessels of Basil: the Roman admiral was commissioned to burn, sink, and destroy; ^45 and these priestly squadrons might have encountered each other in the same seas where Athens and Sparta had formerly contended for the preeminence of glory. Assaulted by the importunity of the factions, who were ready to fight for the possession of his person, Palaeologus hesitated before he left his palace and country on a perilous experiment. His father’s advice still dwelt on his memory; and reason must suggest, that since the Latins were divided among themselves, they could never unite in a foreign cause. Sigismond dissuaded the unreasonable adventure; his advice was impartial, since he adhered to the

    council; and it was enforced by the strange belief, that the German Caesar would nominate a Greek his heir and successor in the empire of the West. ^46 Even the Turkish sultan was a counsellor whom it might be unsafe to trust, but whom it was dangerous to offend. Amurath was unskilled in the disputes, but he was apprehensive of the union, of the Christians. From his own treasures, he offered to relieve the wants of the Byzantine court; yet he declared with seeming magnanimity, that Constantinople should be secure and inviolate, in the absence of her sovereign. ^47 The resolution of Palaeologus was decided by the most splendid gifts and the most specious promises: he wished to escape for a while from a scene of danger and distress and after dismissing with an ambiguous answer the messengers of the council, he declared his intention of embarking in the Roman galleys. The age of the patriarch Joseph was more susceptible of fear than of hope; he trembled at the perils of the sea, and expressed his apprehension, that his feeble voice, with thirty perhaps of his orthodox brethren, would be oppressed in a foreign land by the power and numbers of a Latin synod. He yielded to the royal mandate, to the flattering assurance, that he would be heard as the oracle of nations, and to the secret wish of learning from his brother of the West, to deliver the church from the yoke of kings. ^48 The five cross-bearers, or dignitaries, of St.Sophia, were bound to attend his person; and one of these, the great ecclesiarch or preacher, Sylvester Syropulus, ^49 has composed a free and curious history ^50 of the false union. ^51 Of the clergy that reluctantly obeyed the summons of the emperor and the patriarch, submission was the first duty, and patience the most useful virtue. In a chosen list of twenty bishops, we discover the metropolitan titles of Heracleae and Cyzicus, Nice and Nicomedia, Ephesus and Trebizond, and the personal merit of Mark and Bessarion who, in the confidence of their learning and eloquence, were promoted to the episcopal rank. Some monks and philosophers were named to display the science and sanctity of the Greek church; and the service of the choir was performed by a select band of singers and musicians. The patriarchs of Alexandria, Antioch, and Jerusalem, appeared by

    their genuine or fictitious deputies; the primate of Russia represented a national church, and the Greeks might contend with the Latins in the extent of their spiritual empire. The precious vases of St. Sophia were exposed to the winds and waves, that the patriarch might officiate with becoming splendor: whatever gold the emperor could procure, was expended in the massy ornaments of his bed and chariot; ^52 and while they affected to maintain the prosperity of their ancient fortune, they quarrelled for the division of fifteen thousand ducats, the first alms of the Roman pontiff. After the necessary preparations, John Palaeologus, with a numerous train, accompanied by his brother Demetrius, and the most respectable persons of the church and state, embarked in eight vessels with sails and oars which steered through the Turkish Straits of Gallipoli to the Archipelago, the Morea, and the Adriatic Gulf. ^53

    [Footnote 43: At the end of the Latin version of Phranzes, we read a long Greek epistle or declamation of George of Trebizond, who advises the emperor to prefer Eugenius and Italy. He treats with contempt the schismatic assembly of Basil, the Barbarians of Gaul and Germany, who had conspired to transport the chair of St. Peter beyond the Alps. Was Constantinople unprovided with a map?]

    [Footnote 44: Syropulus (p. 26 – 31) attests his own indignation, and that of his countrymen; and the Basil deputies, who excused the rash declaration, could neither deny nor alter an act of the council.]

    [Footnote 45: The naval orders of the synod were less peremptory, and, till the hostile squadrons appeared, both parties tried to conceal their quarrel from the Greeks.]

    [Footnote 46: Syropulus mentions the hopes of Palaeologus, (p. 36,) and the last advice of Sigismond,(p. 57.) At Corfu, the Greek emperor was informed of his friend’s death; had he known it sooner, he would have returned home,(p. 79.)]

    [Footnote 47: Phranzes himself, though from different motives, was of the advice of Amurath, (l. ii. c. 13.) Utinam ne synodus

    ista unquam fuisset, si tantes offensiones et detrimenta paritura erat. This Turkish embassy is likewise mentioned by Syropulus, (p. 58;) and Amurath kept his word. He might threaten, (p. 125, 219,) but he never attacked, the city.] [Footnote 48: The reader will smile at the simplicity with which he imparted these hopes to his favorites (p. 92.) Yet it would have been difficult for him to have practised the lessons of Gregory VII.]

    [Footnote 49: The Christian name of Sylvester is borrowed from the Latin calendar. In modern Greek, as a diminutive, is added to the end of words: nor can any reasoning of Creyghton, the editor, excuse his changing into Sguropulus, (Sguros, fuscus,) the Syropulus of his own manuscript, whose name is subscribed with his own hand in the acts of the council of Florence. Why might not the author be of Syrian extraction?]

    [Footnote 50: From the conclusion of the history, I should fix the date to the year 1444, four years after the synod, when great ecclesiarch had abdicated his office, (section xii. p. 330 – 350.) His passions were cooled by time and retirement; and, although Syropulus is often partial, he is never intemperate.]

    [Footnote 51: Vera historia unionis non veroe inter Graecos et Latinos, (Hagae Comitis, 1660, in folio,) was first published with a loose and florid version, by Robert Creyghton, chaplain to Charles II. in his exile. The zeal of the editor has prefixed a polemic title, for the beginning of the original is wanting. Syropulus may be ranked with the best of the Byzantine writers for the merit of his narration, and even of his style; but he is excluded from the orthodox collections of the councils.]

    [Footnote 52: Syropulus (p. 63) simply expresses his intention; and the Latin of Creyghton may afford a specimen of his florid paraphrase. Ut pompa circumductus noster Imperator Italiae populis aliquis deauratus Jupiter crederetur, aut Croesus ex opulenta Lydia.]

    [Footnote 53: Although I cannot stop to quote Syropulus for every fact, I will observe that the navigation of the Greeks from

    Constantinople to Venice and Ferrara is contained in the ivth section, (p. 67 – 100,) and that the historian has the uncommon talent of placing each scene before the reader’s eye.]

    Chapter LXVI: Union Of The Greek And Latin Churches.

    Part III.

    After a tedious and troublesome navigation of seventy-seven

    days, this religious squadron cast anchor before Venice; and their reception proclaimed the joy and magnificence of that powerful republic. In the command of the world, the modest Augustus had never claimed such honors from his subjects as were paid to his feeble successor by an independent state. Seated on the poop on a lofty throne, he received the visit, or, in the Greek style, the adoration of the doge and senators. ^54 They sailed in the Bucentaur, which was accompanied by twelve stately galleys: the sea was overspread with innumerable gondolas of pomp and pleasure; the air resounded with music and acclamations; the mariners, and even the vessels, were dressed in silk and gold; and in all the emblems and pageants, the Roman eagles were blended with the lions of St. Mark. The triumphal procession, ascending the great canal, passed under the bridge of the Rialto; and the Eastern strangers gazed with admiration on the palaces, the churches, and the populousness of a city, that seems to float on the bosom of the waves. ^55 They sighed to behold the spoils and trophies with which it had been decorated after the sack of Constantinople. After a hospitable entertainment of fifteen days, Palaeologus pursued his journey by land and water from Venice to Ferrara; and on this occasion the pride of the Vatican was tempered by policy to indulge the ancient dignity of the emperor of the East. He made his entry on a black horse; but a milk-white steed, whose trappings were

    embroidered with golden eagles, was led before him; and the canopy was borne over his head by the princes of Este, the sons or kinsmen of Nicholas, marquis of the city, and a sovereign more powerful than himself. ^56 Palaeologus did not alight till he reached the bottom of the staircase: the pope advanced to the door of the apartment; refused his proffered genuflection; and, after a paternal embrace, conducted the emperor to a seat on his left hand. Nor would the patriarch descend from his galley, till a ceremony almost equal, had been stipulated between the bishops of Rome and Constantinople. The latter was saluted by his brother with a kiss of union and charity; nor would any of the Greek ecclesiastics submit to kiss the feet of the Western primate. On the opening of the synod, the place of honor in the centre was claimed by the temporal and ecclesiastical chiefs; and it was only by alleging that his predecessors had not assisted in person at Nice or Chalcedon, that Eugenius could evade the ancient precedents of Constantine and Marcian. After much debate, it was agreed that the right and left sides of the church should be occupied by the two nations; that the solitary chair of St. Peter should be raised the first of the Latin line; and that the throne of the Greek emperor, at the head of his clergy, should be equal and opposite to the second place, the vacant seat of the emperor of the West. ^57

    [Footnote 54: At the time of the synod, Phranzes was in Peloponnesus: but he received from the despot Demetrius a faithful account of the honorable reception of the emperor and patriarch both at Venice and Ferrara, (Dux . . . . sedentem Imperatorem adorat,) which are more slightly mentioned by the Latins, (l. ii. c. 14, 15, 16.)]

    [Footnote 55: The astonishment of a Greek prince and a French ambassador (Memoires de Philippe de Comines, l. vii. c. 18,) at the sight of Venice, abundantly proves that in the xvth century it was the first and most splendid of the Christian cities. For the spoils of Constantinople at Venice, see Syropulus, (p. 87.)]

    [Footnote 56: Nicholas III. of Este reigned forty-eight years, (A.D. 1393 – 1441,) and was lord of Ferrara, Modena, Reggio, Parma, Rovigo, and Commachio. See his Life in Muratori, (Antichita Estense, tom. ii. p. 159 – 201.)] [Footnote 57: The Latin vulgar was provoked to laughter at the strange dresses of the Greeks, and especially the length of their garments, their sleeves, and their beards; nor was the emperor distinguished, except by the purple color, and his diadem or tiara, with a jewel on the top, (Hody de Graecis Illustribus, p. 31.) Yet another spectator confesses that the Greek fashion was piu grave e piu degna than the Italian. (Vespasiano in Vit. Eugen. IV. in Muratori, tom. xxv. p. 261.)]

    But as soon as festivity and form had given place to a more

    serious treaty, the Greeks were dissatisfied with their journey, with themselves, and with the pope. The artful pencil of his emissaries had painted him in a prosperous state; at the head of the princes and prelates of Europe, obedient at his voice, to believe and to arm. The thin appearance of the universal synod of Ferrara betrayed his weakness: and the Latins opened the first session with only five archbishops, eighteen bishops, and ten abbots, the greatest part of whom were the subjects or countrymen of the Italian pontiff. Except the duke of Burgundy, none of the potentates of the West condescended to appear in person, or by their ambassadors; nor was it possible to suppress the judicial acts of Basil against the dignity and person of Eugenius, which were finally concluded by a new election.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a truce or delay was asked and granted, till Palaeologus could expect from the consent of the Latins some temporal reward for an unpopular union; and after the first session, the public proceedings were adjourned above six months. The emperor, with a chosen band of his favorites and Janizaries, fixed his summer residence at a pleasant, spacious monastery, six miles from Ferrara; forgot, in the pleasures of the chase, the distress of the church and state; and persisted in destroying the game, without listening to the just complaints of the marquis or the husbandman. ^58 In the mean while, his unfortunate Greeks

    were exposed to all the miseries of exile and poverty; for the support of each stranger, a monthly allowance was assigned of three or four gold florins; and although the entire sum did not amount to seven hundred florins, a long arrear was repeatedly incurred by the indigence or policy of the Roman court. ^59 They sighed for a speedy deliverance, but their escape was prevented by a triple chain: a passport from their superiors was required at the gates of Ferrara; the government of Venice had engaged to arrest and send back the fugitives; and inevitable punishment awaited them at Constantinople; excommunication, fines, and a sentence, which did not respect the sacerdotal dignity, that they should be stripped naked and publicly whipped. ^60 It was only by the alternative of hunger or dispute that the Greeks could be persuaded to open the first conference; and they yielded with extreme reluctance to attend from Ferrara to Florence the rear of a flying synod. This new translation was urged by inevitable necessity: the city was visited by the plague; the fidelity of the marquis might be suspected; the mercenary troops of the duke of Milan were at the gates; and as they occupied Romagna, it was not without difficulty and danger that the pope, the emperor, and the bishops, explored their way through the unfrequented paths of the Apennine. ^61 [Footnote 58: For the emperor’s hunting, see Syropulus, (p. 143, 144, 191.) The pope had sent him eleven miserable hacks; but he bought a strong and swift horse that came from Russia. The name of Janizaries may surprise; but the name, rather than the institution, had passed from the Ottoman, to the Byzantine, court, and is often used in the last age of the empire.] [Footnote 59: The Greeks obtained, with much difficulty, that instead of provisions, money should be distributed, four florins per month to the persons of honorable rank, and three florins to their servants, with an addition of thirty more to the emperor, twenty-five to the patriarch, and twenty to the prince, or despot, Demetrius. The payment of the first month amounted to 691 florins, a sum which will not allow us to reckon above 200 Greeks of every condition. (Syropulus, p. 104, 105.) On the 20th October, 1438, there was an arrear of four months; in April, 1439, of three; and of

    five and a half in July, at the time of the union, (p. 172, 225, 271.)]

    [Footnote 60: Syropulus (p. 141, 142, 204, 221) deplores the imprisonment of the Greeks, and the tyranny of the emperor and patriarch.] [Footnote 61: The wars of Italy are most clearly represented in the xiiith vol. of the Annals of Muratori. The schismatic Greek, Syropulus, (p. 145,) appears to have exaggerated the fear and disorder of the pope in his his retreat from Ferrara to Florence, which is proved by the acts to have been somewhat more decent and deliberate.]

    Yet all these obstacles were surmounted by time and policy.

    The violence of the fathers of Basil rather promoted than injured the cause of Eugenius; the nations of Europe abhorred the schism, and disowned the election, of Felix the Fifth, who was successively a duke of Savoy, a hermit, and a pope; and the great princes were gradually reclaimed by his competitor to a favorable neutrality and a firm attachment. The legates, with some respectable members, deserted to the Roman army, which insensibly rose in numbers and reputation; the council of Basil was reduced to thirty-nine bishops, and three hundred of the inferior clergy; ^62 while the Latins of Florence could produce the subscriptions of the pope himself, eight cardinals, two patriarchs, eight archbishops, fifty two bishops, and forty- five abbots, or chiefs of religious orders. After the labor of nine months, and the debates of twenty-five sessions, they attained the advantage and glory of the reunion of the Greeks. Four principal questions had been agitated between the two churches; 1. The use of unleaven bread in the communion of Christ’s body. 2. The nature of purgatory. 3. The supremacy of the pope. And, 4. The single or double procession of the Holy Ghost. The cause of either nation was managed by ten theological champions: the Latins were supported by the inexhaustible eloquence of Cardinal Julian; and Mark of Ephesus and Bessarion of Nice were the bold and able leaders of the Greek forces. We may bestow some praise

    on the progress of human reason, by observing that the first of these questions was now treated as an immaterial rite, which might innocently vary with the fashion of the age and country. With regard to the second, both parties were agreed in the belief of an intermediate state of purgation for the venial sins of the faithful; and whether their souls were purified by elemental fire was a doubtful point, which in a few years might be conveniently settled on the spot by the disputants. The claims of supremacy appeared of a more weighty and substantial kind; yet by the Orientals the Roman bishop had ever been respected as the first of the five patriarchs; nor did they scruple to admit, that his jurisdiction should be exercised agreeably to the holy canons; a vague allowance, which might be defined or eluded by occasional convenience. The procession of the Holy Ghost from the Father alone, or from the Father and the Son, was an article of faith which had sunk much deeper into the minds of men; and in the sessions of Ferrara and Florence, the Latin addition of filioque was subdivided into two questions, whether it were legal, and whether it were orthodox. Perhaps it may not be necessary to boast on this subject of my own impartial indifference; but I must think that the Greeks were strongly supported by the prohibition of the council of Chalcedon, against adding any article whatsoever to the creed of Nice, or rather of Constantinople. ^63 In earthly affairs, it is not easy to conceive how an assembly equal of legislators can bind their successors invested with powers equal to their own. But the dictates of inspiration must be true and unchangeable; nor should a private bishop, or a provincial synod, have presumed to innovate against the judgment of the Catholic church. On the substance of the doctrine, the controversy was equal and endless: reason is confounded by the procession of a deity: the gospel, which lay on the altar, was silent; the various texts of the fathers might be corrupted by fraud or entangled by sophistry; and the Greeks were ignorant of the characters and writings of the Latin saints. ^64 Of this at least we may be sure, that neither side could be convinced by the arguments of their opponents. Prejudice may be enlightened by reason, and a superficial glance may be rectified by a clear and more

    perfect view of an object adapted to our faculties. But the bishops and monks had been taught from their infancy to repeat a form of mysterious words: their national and personal honor depended on the repetition of the same sounds; and their narrow minds were hardened and inflamed by the acrimony of a public dispute. [Footnote 62: Syropulus is pleased to reckon seven hundred prelates in the council of Basil. The error is manifest, and perhaps voluntary. That extravagant number could not be supplied by all the ecclesiastics of every degree who were present at the council, nor by all the absent bishops of the West, who, expressly or tacitly, might adhere to its decrees.] [Footnote 63: The Greeks, who disliked the union, were unwilling to sally from this strong fortress, (p. 178, 193, 195, 202, of Syropulus.) The shame of the Latins was aggravated by their producing an old MS. of the second council of Nice, with filioque in the Nicene creed. A palpable forgery! (p. 173.)] [Footnote 64: (Syropulus, p. 109.) See the perplexity of the Greeks, (p. 217, 218, 252, 253, 273.)]

    While they were most in a cloud of dust and darkness, the

    Pope and emperor were desirous of a seeming union, which could alone accomplish the purposes of their interview; and the obstinacy of public dispute was softened by the arts of private and personal negotiation. The patriarch Joseph had sunk under the weight of age and infirmities; his dying voice breathed the counsels of charity and concord, and his vacant benefice might tempt the hopes of the ambitious clergy. The ready and active obedience of the archbishops of Russia and Nice, of Isidore and Bessarion, was prompted and recompensed by their speedy promotion to the dignity of cardinals. Bessarion, in the first debates, had stood forth the most strenuous and eloquent champion of the Greek church; and if the apostate, the bastard, was reprobated by his country, ^65 he appears in ecclesiastical story a rare example of a patriot who was recommended to court favor by loud opposition and well-timed compliance. With the aid of his two spiritual coadjutors, the emperor applied his arguments to the

    general situation and personal characters of the bishops, and each was successively moved by authority and example. Their revenues were in the hands of the Turks, their persons in those of the Latins: an episcopal treasure, three robes and forty ducats, was soon exhausted: ^66 the hopes of their return still depended on the ships of Venice and the alms of Rome; and such was their indigence, that their arrears, the payment of a debt, would be accepted as a favor, and might operate as a bribe. ^67 The danger and relief of Constantinople might excuse some prudent and pious dissimulation; and it was insinuated, that the obstinate heretics who should resist the consent of the East and West would be abandoned in a hostile land to the revenge or justice of the Roman pontiff. ^68 In the first private assembly of the Greeks, the formulary of union was approved by twenty-four, and rejected by twelve, members; but the five cross-bearers of St. Sophia, who aspired to represent the patriarch, were disqualified by ancient discipline; and their right of voting was transferred to the obsequious train of monks, grammarians, and profane laymen. The will of the monarch produced a false and servile unanimity, and no more than two patriots had courage to speak their own sentiments and those of their country. Demetrius, the emperor’s brother, retired to Venice, that he might not be witness of the union; and Mark of Ephesus, mistaking perhaps his pride for his conscience, disclaimed all communion with the Latin heretics, and avowed himself the champion and confessor of the orthodox creed. ^69 In the treaty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several forms of consent were proposed, such as might satisfy the Latins, without dishonoring the Greeks; and they weighed the scruples of words and syllables, till the theological balance trembled with a slight preponderance in favor of the Vatican. It was agreed (I must entreat the attention of the reader) that the Holy Ghost proceeds from the Father and the Son, as from one principle and one substance; that he proceeds by the Son, being of the same nature and substance, and that he proceeds from the Father and the Son, by one spiration and production. It is les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the articles of the preliminary treaty; that the pope should defray all the expenses of the

    Greeks in their return home; that he should annually maintain two galleys and three hundred soldiers for the defence of Constantinople: that all the ships which transported pilgrims to Jerusalem should be obliged to touch at that port; that as often as they were required, the pope should furnish ten galleys for a year, or twenty for six months; and that he should powerfully solicit the princes of Europe, if the emperor had occasion for land forces. [Footnote 65: See the polite altercation of Marc and Bessarion in Syropulus, (p. 257,) who never dissembles the vices of his own party, and fairly praises the virtues of the Latins.]

    [Footnote 66: For the poverty of the Greek bishops, see a remarkable passage of Ducas, (c. 31.) One had possessed, for his whole property, three old gowns, &c. By teaching one-and-twenty years in his monastery, Bessarion himself had collected forty gold florins; but of these, the archbishop had expended twenty-eight in his voyage from Peloponnesus, and the remainder at Constantinople, (Syropulus, p. 127.)]

    [Footnote 67: Syropulus denies that the Greeks received any money before they had subscribed the art of union, (p. 283:) yet he relates some suspicious circumstances; and their bribery and corruption are positively affirmed by the historian Ducas.]

    [Footnote 68: The Greeks most piteously express their own fears of exile and perpetual slavery, (Syropul. p. 196;) and they were strongly moved by the emperor’s threats, (p. 260.)]

    [Footnote 69: I had forgot another popular and orthodox protester: a favorite bound, who usually lay quiet on the foot-cloth of the emperor’s throne but who barked most furiously while the act of union was reading without being silenced by the soothing or the lashes of the royal attendants, (Syropul. p. 265, 266.)]

    The same year, and almost the same day, were marked by the

    deposition of Eugenius at Basil; and, at Florence, by his reunion of the Greeks and Latins. In the former synod, (which he styled indeed an assembly of daemons,) the pope was branded with the guilt of simony, perjury, tyranny, heresy, and schism; ^70 and declared to be incorrigible in his vices, unworthy of any title, and incapable of holding any ecclesiastical office. In the latter, he was revered as the true and holy vicar of Christ, who, after a separation of six hundred years, had reconciled the Catholics of the East and West in one fold, and under one shepherd. The act of union was subscribed by the pope, the emperor, and the principal members of both churches; even by those who, like Syropulus, ^71 had been deprived of the right of voting. Two copies might have sufficed for the East and West; but Eugenius was not satisfied, unless four authentic and similar transcripts were signed and attested as the monuments of his victory. ^72 On a memorable day, the sixth of July, the successors of St. Peter and Constantine ascended their thrones the two nations assembled in the cathedral of Florence; their representatives, Cardinal Julian and Bessarion archbishop of Nice, appeared in the pulpit, and, after reading in their respective tongues the act of union, they mutually embraced, in the name and the presence of their applauding brethren. The pope and his ministers then officiated according to the Roman liturgy; the creed was chanted with the addition of filioque; the acquiescence of the Greeks was poorly excused by their ignorance of the harmonious, but inarticulate sounds; ^73 and the more scrupulous Latins refused any public celebration of the Byzantine rite. Yet the emperor and his clergy were not totally unmindful of national honor. The treaty was ratified by their consent: it was tacitly agreed that no innovation should be attempted in their creed or ceremonies: they spared, and secretly respected, the generous firmness of Mark of Ephesus; and, on the decease of the patriarch, they refused to elect his successor, except in the cathedral of St. Sophia. In the distribution of public and private rewards, the liberal pontiff exceeded their hopes and his promises: the Greeks, with less pomp and pride, returned by the same road of Ferrara and Venice; and their reception at Constantinople was such as will

    be described in the following chapter. ^74 The success of the first trial encouraged Eugenius to repeat the same edifying scenes; and the deputies of the Armenians, the Maronites, the Jacobites of Syria and Egypt, the Nestorians and the Aethiopians, were successively introduced, to kiss the feet of the Roman pontiff, and to announce the obedience and the orthodoxy of the East. These Oriental embassies, unknown in the countries which they presumed to represent, ^75 diffused over the West the fame of Eugenius; and a clamor was artfully propagated against the remnant of a schism in Switzerland and Savoy, which alone impeded the harmony of the Christian world. The vigor of opposition was succeeded by the lassitude of despair: the council of Basil was silently dissolved; and Felix, renouncing the tiara, again withdrew to the devout or delicious hermitage of Ripaille. ^76 A general peace was secured by mutual acts of oblivion and indemnity: all ideas of reformation subsided; the popes continued to exercise and abuse their ecclesiastical despotism; nor has Rome been since disturbed by the mischiefs of a contested election. ^77

    [Footnote 70: From the original Lives of the Popes, in Muratori’s Collection, (tom. iii. p. ii. tom. xxv.,) the manners of Eugenius IV. appear to have been decent, and even exemplary. His situation, exposed to the world and to his enemies, was a restraint, and is a pledge.]

    [Footnote 71: Syropulus, rather than subscribe, would have assisted, as the least evil, at the ceremony of the union. He was compelled to do both; and the great ecclesiarch poorly excuses his submission to the emperor, (p. 290 – 292.)]

    [Footnote 72: None of these original acts of union can at present be produced. Of the ten MSS. that are preserved, (five at Rome, and the remainder at Florence, Bologna, Venice, Paris, and London,) nine have been examined by an accurate critic, (M. de Brequigny,) who condemns them for the variety and imperfections of the Greek signatures. Yet several of these may be esteemed as authentic copies, which were subscribed at Florence, before (26th of August, 1439) the final separation

    of the pope and emperor, (Memoires de l’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 tom. xliii. p. 287 – 311.)]

    [Footnote 73: (Syropul. p. 297.)]

    [Footnote 74: In their return, the Greeks conversed at Bologna with the ambassadors of England: and after some questions and answers, these impartial strangers laughed at the pretended union of Florence, (Syropul. p. 307.)] [Footnote 75: So nugatory, or rather so fabulous, are these reunions of the Nestorians, Jacobites, &c., that I have turned over, without success, the Bibliotheca Orientalis of Assemannus, a faithful slave of the Vatican.] [Footnote 76: Ripaille is situate near Thonon in Savoy, on the southern side of the Lake of Geneva. It is now a Carthusian abbey; and Mr. Addison (Travels into Italy, vol. ii. p. 147, 148, of Baskerville’s edition of his works) has celebrated the place and the founder. Aeneas Sylvius, and the fathers of Basil, applaud the austere life of the ducal hermit; but the French and Italian proverbs most unluckily attest the popular opinion of his luxury.] [Footnote 77: In this account of the councils of Basil, Ferrara, and Florence, I have consulted the original acts, which fill the xviith and xviiith tome of the edition of Venice, and are closed by the perspicuous, though partial, history of Augustin Patricius, an Italian of the xvth century. They are digested and abridged by Dupin, (Bibliotheque Eccles. tom. xii.,) and the continuator of Fleury, (tom. xxii.;) and the respect of the Gallican church for the adverse parties confines their members to an awkward moderation.]

    The journeys of three emperors were unavailing for their

    temporal, or perhaps their spiritual, salvation; but they were productive of a beneficial consequence – the revival of the Greek learning in Italy, from whence it was propagated to the last nations of the West and North. In their lowest servitude and depression, the subjects of the Byzantine throne were still possessed of a golden key that could unlock the treasures of antiquity; of a musical and prolific language, that gives a soul

    to the objects of sense, and a body to the abstractions of philosophy. Since the barriers of the monarchy, and even of the capital, had been trampled under foot, the various Barbarians had doubtless corrupted the form and substance of the national dialect; and ample glossaries have been composed, to interpret a multitude of words, of Arabic, Turkish, Sclavonian, Latin, or French origin. ^78 But a purer idiom was spoken in the court and taught in the college; and the flourishing state of the language is described, and perhaps embellished, by a learned Italian, ^79 who, by a long residence and noble marriage, ^80 was naturalized at Constantinople about thirty years before the Turkish conquest. “The vulgar speech,” says Philelphus, ^81 “has been depraved by the people, and infected by the multitude of strangers and merchants, who every day flock to the city and mingle with the inhabitants. It is from the disciples of such a school that the Latin language received the versions of Aristotle and Plato; so obscure in sense, and in spirit so poor. But the Greeks who have escaped the contagion, are those whom we follow; and they alone are worthy of our imitation. In familiar discourse, they still speak the tongue of Aristophanes and Euripides, of the historians and philosophers of Athens; and the style of their writings is still more elaborate and correct. The persons who, by their birth and offices, are attached to the Byzantine court, are those who maintain, with the least alloy, the ancient standard of elegance and purity; and the native graces of language most conspicuously shine among the noble matrons, who are excluded from all intercourse with foreigners. With foreigners do I say? They live retired and sequestered from the eyes of their fellow-citizens. Seldom are they seen in the streets; and when they leave their houses, it is in the dusk of evening, on visits to the churches and their nearest kindred. On these occasions, they are on horseback, covered with a veil, and encompassed by their parents, their husbands, or their servants.” ^82

    [Footnote 78: In the first attempt, Meursius collected 3600 Graeco-barbarous words, to which, in a second edition, he subjoined 1800 more; yet what plenteous gleanings did he

    leave to Portius, Ducange, Fabrotti, the Bollandists, &c.! (Fabric. Bibliot. Graec. tom. x. p. 101, &c.) Some Persic words may be found in Xenophon, and some Latin ones in Plutarch; and such is the inevitable effect of war and commerce; but the form and substance of the language were not affected by this slight alloy.]

    [Footnote 79: The life of Francis Philelphus, a sophist, proud, restless, and rapacious, has been diligently composed by Lancelot (Memoires de l’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 tom. x. p. 691 – 751) (I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Italiana, tom. vii. p. 282 – 294,) for the most part from his own letters. His elaborate writings, and those of his contemporaries, are forgotten; but their familiar epistles still describe the men and the times.]

    [Footnote 80: He married, and had perhaps debauched, the daughter of John, and the granddaughter of Manuel Chrysoloras. She was young, beautiful, and wealthy; and her noble family was allied to the Dorias of Genoa and the emperors of Constantinople.]

    [Footnote 81: Graeci quibus lingua depravata non sit . . . . ita loquuntur vulgo hac etiam tempestate ut Aristophanes comicus, aut Euripides tragicus, ut oratores omnes, ut historiographi, ut philosophi . . . . litterati autem homines et doctius et emendatius . . . . Nam viri aulici veterem sermonis dignitatem atque elegantiam retinebant in primisque ipsae nobiles mulieres; quibus cum nullum esset omnino cum viris peregrinis commercium, merus ille ac purus Graecorum sermo servabatur intactus, (Philelph. Epist. ad ann. 1451, apud Hodium, p. 188, 189.) He observes in another passage, uxor illa mea Theodora locutione erat admodum moderata et suavi et maxime Attica.] [Footnote 82: Philelphus, absurdly enough, derives this Greek or Oriental jealousy from the manners of ancient Rome.]

    Among the Greeks a numerous and opulent clergy was dedicated

    to the service of religion: their monks and bishops have ever been distinguished by the gravity and austerity of their

    manners; nor were they diverted, like the Latin priests, by the pursuits and pleasures of a secular, and even military, life. After a large deduction for the time and talent that were lost in the devotion, the laziness, and the discord, of the church and cloister, the more inquisitive and ambitious minds would explore the sacred and profane erudition of their native language. The ecclesiastics presided over the education of youth; the schools of philosophy and eloquence were perpetuated till the fall of the empire; and it may be affirmed, that more books and more knowledge were included within the walls of Constantinople, than could be dispersed over the extensive countries of the West. ^83 But an important distinction has been already noticed: the Greeks were stationary or retrograde, while the Latins were advancing with a rapid and progressive motion. The nations were excited by the spirit of independence and emulation; and even the little world of the Italian states contained more people and industry than the decreasing circle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In Europe, the lower ranks of society were relieved from the yoke of feudal servitude; and freedom is the first step to curiosity and knowledge. The use, however rude and corrupt, of the Latin tongue had been preserved by superstition; the universities, from Bologna to Oxford, ^84 were peopled with thousands of scholars; and their misguided ardor might be directed to more liberal and manly studies. In the resurrection of science, Italy was the first that cast away her shroud; and the eloquent Petrarch, by his lessons and his example, may justly be applauded as the first harbinger of day. A purer style of composition, a more generous and rational strain of sentiment, flowed from the study and imitation of the writers of ancient Rome; and the disciples of Cicero and Virgil approached, with reverence and love, the sanctuary of their Grecian masters. In the sack of Constantinople, the French, and even the Venetians, had despised and destroyed the works of Lysippus and Homer: the monuments of art may be annihilated by a single blow; but the immortal mind is renewed and multiplied by the copies of the pen; and such copies it was the ambition of Petrarch and his friends to possess and understand. The arms of the Turks undoubtedly

    pressed the flight of the Muses; yet we may tremble at the thought, that Greece might have been overwhelmed, with her schools and libraries, before Europe had emerged from the deluge of barbarism; that the seeds of science might have been scattered by the winds, before the Italian soil was prepared for their cultivation. [Footnote 83: See the state of learning in the xiiith and xivth centuries, in the learned and judicious Mosheim, (Instit. Hist. Eccles. p. 434 – 440, 490 – 494.)]

    [Footnote 84: At the end of the xvth century, there existed in Europe about fifty universities, and of these the foundation of ten or twelve is prior to the year 1300. They were crowded in proportion to their scarcity. Bologna contained 10,000 students, chiefly of the civil law. In the year 1357 the number at Oxford had decreased from 30,000 to 6000 scholars, (Henry’s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 vol. iv. p. 478.) Yet even this decrease is much superior to the present list of the members of the university.]

    Chapter LXVI: Union Of The Greek And Latin Churches.

    Part IV.

    The most learned Italian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have

    confessed and applauded the restoration of Greek literature, after a long oblivion of many hundred years. ^85 Yet in that country, and beyond the Alps, some names are quoted; some profound scholars, who in the darker ages were honorably distinguished by their knowledge of the Greek tongue; and national vanity has been loud in the praise of such rare examples of erudition. Without scrutinizing the merit of individuals, truth must observe, that their science is without a cause, and without an effect; that it was easy for them to satisfy themselves and their more ignorant contemporaries; and that the idiom, which they had so marvellously acquired

    was transcribed in few manuscripts, and was not taught in any university of the West. In a corner of Italy, it faintly existed as the popular, or at least as the ecclesiastical dialect. ^86 The first impression of the Doric and Ionic colonies has never been completely erased: the Calabrian churches were long attached to the throne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monks of St. Basil pursued their studies in Mount Athos and the schools of the East. Calabria was the native country of Barlaam, who has already appeared as a sectary and an ambassador; and Barlaam was the first who revived, beyond the Alps, the memory, or at least the writings, of Homer. ^87 He is described, by Petrarch and Boccace, ^88 as a man of diminutive stature, though truly great in the measure of learning and genius; of a piercing discernment, though of a slow and painful elocution. For many ages (as they affirm) Greece had not produced his equal in the knowledge of history, grammar, and philosophy; and his merit was celebrated in the attestations of the princes and doctors of Constantinople. One of these attestations is still extant; and the emperor Cantacuzene, the protector of his adversaries, is forced to allow, that Euclid, Aristotle, and Plato, were familiar to that profound and subtle logician. ^89 In the court of Avignon, he formed an intimate connection with Petrarch, ^90 the first of the Latin scholars; and the desire of mutual instruction was the principle of their literary commerce. The Tuscan applied himself with eager curiosity and assiduous diligence to the study of the Greek language; and in a laborious struggle with the dryness and difficulty of the first rudiments, he began to reach the sense, and to feel the spirit, of poets and philosophers, whose minds were congenial to his own. But he was soon deprived of the society and lessons of this useful assistant: Barlaam relinquished his fruitless embassy; and, on his return to Greece, he rashly provoked the swarms of fanatic monks, by attempting to substitute the light of reason to that of their navel. After a separation of three years, the two friends again met in the court of Naples: but the generous pupil renounced the fairest occasion of improvement; and by his recommendation Barlaam was finally settled in a small bishopric of his native Calabria. ^91 The manifold

    avocations of Petrarch, love and friendship, his various correspondence and frequent journeys, the Roman laurel, and his elaborate compositions in prose and verse, in Latin and Italian, diverted him from a foreign idiom; and as he advanced in life, the attainment of the Greek language was the object of his wishes rather than of his hopes. When he was about fifty years of age, a Byzantine ambassador, his friend, and a master of both tongues, presented him with a copy of Homer; and the answer of Petrarch is at one expressive of his eloquence, gratitude, and regret. After celebrating the generosity of the donor, and the value of a gift more precious in his estimation than gold or rubies, he thus proceeds: “Your present of the genuine and original text of the divine poet, the fountain of all inventions, is worthy of yourself and of me: you have fulfilled your promise, and satisfied my desires. Yet your liberality is still imperfect: with Homer you should have given me yourself; a guide, who could lead me into the fields of light, and disclose to my wondering eyes the spacious miracles of the Iliad and Odyssey. But, alas! Homer is dumb, or I am deaf; nor is it in my power to enjoy the beauty which I possess. I have seated him by the side of Plato, the prince of poets near the prince of philosophers; and I glory in the sight of my illustrious guests. Of their immortal writings, whatever had been translated into the Latin idiom, I had already acquired; but, if there be no profit, there is some pleasure, in beholding these venerable Greeks in their proper and national habit. I am delighted with the aspect of Homer; and as often as I embrace the silent volume, I exclaim with a sigh, Illustrious bard! with what pleasure should I listen to thy song, if my sense of hearing were not obstructed and lost by the death of one friend, and in the much-lamented absence of another. Nor do I yet despair; and the example of Cato suggests some comfort and hope, since it was in the last period of age that he attained the knowledge of the Greek letters.” ^92

    [Footnote 85: Of those writers who professedly treat of the restoration of the Greek learning in Italy, the two principal are Hodius, Dr. Humphrey Hody, (de Graecis Illustribus, Linguae Graecae Literarumque humaniorum Instauratoribus; Londini,

    1742, in large octavo,) and Tiraboschi, (Istoria della Letteratura Italiana, tom. v. p. 364 – 377, tom. vii. p. 112 – 143.) The Oxford professor is a laborious scholar, but the librarian of Modema enjoys the superiority of a modern and national historian.]

    [Footnote 86: In Calabria quae olim magna Graecia dicebatur, coloniis Graecis repleta, remansit quaedam linguae veteris, cognitio, (Hodius, p. 2.) If it were eradicated by the Romans, it was revived and perpetuated by the monks of St. Basil, who possessed seven convents at Rossano alone, (Giannone, Istoria di Napoli, tom. i. p. 520.)]

    [Footnote 87: Ii Barbari (says Petrarch, the French and Germans) vix, non dicam libros sed nomen Homeri audiverunt. Perhaps, in that respect, the xiiith century was less happy than the age of Charlemagne.] [Footnote 88: See the character of Barlaam, in Boccace de Genealog. Deorum, l. xv. c. 6.]

    [Footnote 89: Cantacuzen. l. ii. c. 36.]

    [Footnote 90: For the connection of Petrarch and Barlaam, and the two interviews at Avignon in 1339, and at Naples in 1342, see the excellent Memoires sur la Vie de Petrarque, tom. i. p. 406 – 410, tom. ii. p. 74 – 77.] [Footnote 91: The bishopric to which Barlaam retired, was the old Locri, in the middle ages. Scta. Cyriaca, and by corruption Hieracium, Gerace, (Dissert. Chorographica Italiae Medii Aevi, p. 312.) The dives opum of the Norman times soon lapsed into poverty, since even the church was poor: yet the town still contains 3000 inhabitants, (Swinburne, p. 340.)] [Footnote 92: I will transcribe a passage from this epistle of Petrarch, (Famil. ix. 2;) Donasti Homerum non in alienum sermonem Alienum sermonen violento alveo derivatum, sed ex ipsis Graeci eloquii scatebris, et qualis divino illi profluxit ingenio . . . . Sine tua voce Homerus tuus apud me mutus, immo vero ego apud illum surdus sum. Gaudeo tamen vel adspectu solo, ac saepe illum amplexus atque suspirans dico, O magne vir, &c.]

    The prize which eluded the efforts of Petrarch, was obtained

    by the fortune and industry of his friend Boccace, the father of the Tuscan prose. That popular writer, who derives his reputation from the Decameron, a hundred novels of pleasantry and love, may aspire to the more serious praise of restoring in Italy the study of the Greek language. In the year one thousand three hundred and sixty, a disciple of Barlaam, whose name was Leo, or Leontius Pilatus, was detained in his way to Avignon by the advice and hospitality of Boccace, who lodged the stranger in his house, prevailed on the republic of Florence to allow him an annual stipend, and devoted his leisure to the first Greek professor, who taught that language in the Western countries of Europe. The appearance of Leo might disgust the most eager disciple, he was clothed in the mantle of a philosopher, or a mendicant; his countenance was hideous; his face was overshadowed with black hair; his beard long an uncombed; his deportment rustic; his temper gloomy and inconstant; nor could he grace his discourse with the ornaments, or even the perspicuity, of Latin elocution. But his mind was stored with a treasure of Greek learning: history and fable, philosophy and grammar, were alike at his command; and he read the poems of Homer in the schools of Florence. It was from his explanation that Boccace composed ^* and transcribed a literal prose version of the Iliad and Odyssey, which satisfied the thirst of his friend Petrarch, and which, perhaps, in the succeeding century, was clandestinely used by Laurentius Valla, the Latin interpreter. It was from his narratives that the same Boccace collected the materials for his treatise on the genealogy of the heathen gods, a work, in that age, of stupendous erudition, and which he ostentatiously sprinkled with Greek characters and passages, to excite the wonder and applause of his more ignorant readers. ^94 The first steps of learning are slow and laborious; no more than ten votaries of Homer could be enumerated in all Italy; and neither Rome, nor Venice, nor Naples, could add a single name to this studious catalogue. But their numbers would have multiplied, their progress would have been accelerated, if the

    inconstant Leo, at the end of three years, had not relinquished an honorable and beneficial station. In his passage, Petrarch entertained him at Padua a short time: he enjoyed the scholar, but was justly offended with the gloomy and unsocial temper of the man. Discontented with the world and with himself, Leo depreciated his present enjoyments, while absent persons and objects were dear to his imagination. In Italy he was a Thessalian, in Greece a native of Calabria: in the company of the Latins he disdained their language, religion, and manners: no sooner was he landed at Constantinople, than he again sighed for the wealth of Venice and the elegance of Florence. His Italian friends were deaf to his importunity: he depended on their curiosity and indulgence, and embarked on a second voyage; but on his entrance into the Adriatic, the ship was assailed by a tempest, and the unfortunate teacher, who like Ulysses had fastened himself to the mast, was struck dead by a flash of lightning. The humane Petrarch dropped a tear on his disaster; but he was most anxious to learn whether some copy of Euripides or Sophocles might not be saved from the hands of the mariners. ^95

    [Footnote 93: For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Boccace, who was born in 1313, and died in 1375, Fabricius (Bibliot. Latin. Medii Aevi, tom. i. p. 248, &c.) and Tiraboschi (tom. v. p. 83, 439 – 451) may be consulted. The editions, versions, imitations of his novels, are innumerable. Yet he was ashamed to communicate that trifling, and perhaps scandalous, work to Petrarch, his respectable friend, in whose letters and memoirs he conspicuously appears.] [Footnote *: This translation of Homer was by Pilatus, not by Boccacio. See Halleza, Hist. of Lit. vol. i. p. 132. – M.]

    [Footnote 94: Boccace indulges an honest vanity: Ostentationis causa Graeca carmina adscripsi . . . . jure utor meo; meum est hoc decus, mea gloria scilicet inter Etruscos Graecis uti carminibus. Nonne ego fui qui Leontium Pilatum, &c., (de Genealogia Deorum, l. xv. c. 7, a work which, though now forgotten, has run through thirteen or fourteen editions.)] [Footnote 95: Leontius, or Leo Pilatus, is sufficiently made known by Hody, (p. 2 – 11,) and the abbe de Sade, (Vie de

    Petrarque, tom. iii. p. 625 – 634, 670 – 673,) who has very happily caught the lively and dramatic manner of his original.]

    But the faint rudiments of Greek learning, which Petrarch

    had encouraged and Boccace had planted, soon withered and expired. The succeeding generation was content for a while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Latin eloquence; nor was it before the end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that a new and perpetual flame was rekindled in Italy. ^96 Previous to his own journey the emperor Manuel despatched his envoys and orators to implore the compassion of the Western princes. Of these envoys, the most conspicuous, or the most learned, was Manuel Chrysoloras, ^97 of noble birth, and whose Roman ancestors are supposed to have migrated with the great Constantine. After visiting the courts of France and England, where he obtained some contributions and more promises, the envoy was invited to assume the office of a professor; and Florence had again the honor of this second invitation. By his knowledge, not only of the Greek, but of the Latin tongue, Chrysoloras deserved the stipend, and surpassed the expectation, of the republic. His school was frequented by a crowd of disciples of every rank and age; and one of these, in a general history, has described his motives and his success. “At that time,” says Leonard Aretin, ^98 “I was a student of the civil law; but my soul was inflamed with the love of letters; and I bestowed some application on the sciences of logic and rhetoric. On the arrival of Manuel, I hesitated whether I should desert my legal studies, or relinquish this golden opportunity; and thus, in the ardor of youth, I communed with my own mind – Wilt thou be wanting to thyself and thy fortune? Wilt thou refuse to be introduced to a familiar converse with Homer, Plato, and Demosthenes; with those poets, philosophers, and orators, of whom such wonders are related, and who are celebrated by every age as the great masters of human science? Of professors and scholars in civil law, a sufficient supply will always be found in our universities; but a teacher, and such a teacher, of the Greek language, if he once be suffered to escape, may never afterwards be retrieved.

    Convinced by these reasons, I gave myself to Chrysoloras; and so strong was my passion, that the lessons which I had imbibed in the day were the constant object of my nightly dreams.” ^99 At the same time and place, the Latin classics were explained by John of Ravenna, the domestic pupil of Petrarch; ^100 the Italians, who illustrated their age and country, were formed in this double school; and Florence became the fruitful seminary of Greek and Roman erudition. ^101 The presence of the emperor recalled Chrysoloras from the college to the court; but he afterwards taught at Pavia and Rome with equal industry and applause. The remainder of his life, about fifteen years, was divided between Italy and Constantinople, between embassies and lessons. In the noble office of enlightening a foreign nation, the grammarian was not unmindful of a more sacred duty to his prince and country; and Emanuel Chrysoloras died at Constance on a public mission from the emperor to the council.

    [Footnote 96: Dr. Hody (p. 54) is angry with Leonard Aretin, Guarinus, Paulus Jovius, &c., for affirming, that the Greek letters were restored in Italy post septingentos annos; as if, says he, they had flourished till the end of the viith century. These writers most probably reckoned from the last period of the exarchate; and the presence of the Greek magistrates and troops at Ravenna and Rome must have preserved, in some degree, the use of their native tongue.] [Footnote 97: See the article of Emanuel, or Manuel Chrysoloras, in Hody (p 12 – 54) and Tiraboschi, (tom. vii. p. 113 – 118.) The precise date of his arrival floats between the years 1390 and 1400, and is only confined by the reign of Boniface IX.]

    [Footnote 98: The name of Aretinus has been assumed by five or six natives of Arezzo in Tuscany, of whom the most famous and the most worthless lived in the xvith century. Leonardus Brunus Aretinus, the disciple of Chrysoloras, was a linguist, an orator, and an historian, the secretary of four successive popes, and the chancellor of the republic of Florence, where he died A.D. 1444, at the age of seventy-five, (Fabric. Bibliot. Medii Aevi, tom. i. p. 190 &c. Tiraboschi, tom. vii. p. 33 – 38)]

    [Footnote 99: See the passage in Aretin. Commentario Rerum suo Tempore in Italia gestarum, apud Hodium, p. 28 – 30.]

    [Footnote 100: In this domestic discipline, Petrarch, who loved the youth, often complains of the eager curiosity, restless temper, and proud feelings, which announce the genius and glory of a riper age, (Memoires sur Petrarque, tom. iii. p. 700 – 709.)]

    [Footnote 101: Hinc Graecae Latinaeque scholae exortae sunt, Guarino Philelpho, Leonardo Aretino, Caroloque, ac plerisque aliis tanquam ex equo Trojano prodeuntibus, quorum emulatione multa ingenia deinceps ad laudem excitata sunt, (Platina in Bonifacio IX.) Another Italian writer adds the names of Paulus Petrus Vergerius, Omnibonus Vincentius, Poggius, Franciscus Barbarus, &c. But I question whether a rigid chronology would allow Chrysoloras all these eminent scholars, (Hodius, p. 25 – 27, &c.)]

    After his example, the restoration of the Greek letters in

    Italy was prosecuted by a series of emigrants, who were destitute of fortune, and endowed with learning, or at least with language.

    From the terror or oppression of the Turkish arms, the natives of Thessalonica and Constantinople escaped to a land of freedom, curiosity, and wealth. The synod introduced into Florence the lights of the Greek church, and the oracles of the Platonic philosophy; and the fugitives who adhered to the union, had the double merit of renouncing their country, not only for the Christian, but for the catholic cause. A patriot, who sacrifices his party and conscience to the allurements of favor, may be possessed, however, of the private and social virtues: he no longer hears the reproachful epithets of slave and apostate; and the consideration which he acquires among his new associates will restore in his own eyes the dignity of his character. The prudent conformity of Bessarion was rewarded with the Roman purple: he fixed his residence in Italy; and the Greek cardinal, the titular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was respected as the chief and protector of his nation: ^102 his abilities were exercised in the legations of Bologna, Venice, Germany, and France; and his election to the chair of St. Peter floated for a moment on the uncertain breath of a conclave. ^103 His ecclesiastical honors diffused a splendor and preeminence over his literary merit and service: his palace was a school; as often as the cardinal visited the Vatican, he was attended by a learned train of both nations; ^104 of men applauded by themselves and the public; and whose writings, now overspread with dust, were popular and useful in their own times. I shall not attempt to enumerate the restorers of Grecian literatur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and it may be sufficient to mention with gratitude the names of Theodore Gaza, of George of Trebizond, of John Argyropulus, and Demetrius Chalcocondyles, who taught their native language in the schools of Florence and Rome. Their labors were not inferior to those of Bessarion, whose purple they revered, and whose fortune was the secret object of their envy. But the lives of these grammarians were humble and obscure: they had declined the lucrative paths of the church; their dress and manners secluded them from the commerce of the world; and since they were confined to the merit, they might be content with the rewards, of learning. From this character, Janus Lascaris ^105 will deserve an exception. His eloquence, politeness, and Imperial descent, recommended him to the French monarch; and in the same cities he was alternately employed to teach and to negotiate. Duty and interest prompted them to cultivate the study of the Latin language; and the most successful attained the faculty of writing and speaking with fluency and elegance in a foreign idiom. But they ever retained the inveterate vanity of their country: their praise, or at least their esteem, was reserved for the national writers, to whom they owed their fame and subsistence; and they sometimes betrayed their contempt in licentious criticism or satire on Virgil’s poetry, and the oratory of Tully. ^106 The superiority of these masters arose from the familiar use of a living language; and their first disciples were incapable of discerning how far they had degenerated from the knowledge, and even the practice of their ancestors. A vicious

    pronunciation, ^107 which they introduced, was banished from the schools by the reason of the succeeding age. Of the power of the Greek accents they were ignorant; and those musical notes, which, from an Attic tongue, and to an Attic ear, must have been the secret soul of harmony, were to their eyes, as to our own, no more than minute and unmeaning marks, in prose superfluous and troublesome in verse. The art of grammar they truly possessed; the valuable fragments of Apollonius and Herodian were transfused into their lessons; and their treatises of syntax and etymology, though devoid of philosophic spirit, are still useful to the Greek student. In the shipwreck of the Byzantine libraries, each fugitive seized a fragment of treasure, a copy of some author, who without his industry might have perished: the transcripts were multiplied by an assiduous, and sometimes an elegant pen; and the text was corrected and explained by their own comments, or those of the elder scholiasts. The sense, though not the spirit, of the Greek classics, was interpreted to the Latin world: the beauties of style evaporate in a version; but the judgment of Theodore Gaza selected the more solid works of Aristotle and Theophrastus, and their natural histories of animals and plants opened a rich fund of genuine and experimental science. [Footnote 102: See in Hody the article of Bessarion, (p. 136 – 177.) Theodore Gaza, George of Trebizond, aud the rest of the Greeks whom I have named or omitted, are inserted in their proper chapters of his learned work. See likewise Tiraboschi, in the 1st and 2d parts of the vith tome.] [Footnote 103: The cardinals knocked at his door, but his conclavist refused to interrupt the studies of Bessarion: “Nicholas,” said he, “thy respect has cost thee a hat, and me the tiara.”

    Note: Roscoe (Life of Lorenzo de Medici, vol. i. p. 75)

    considers that Hody has refuted this “idle tale.” – M.]

    [Footnote 104: Such as George of Trebizond, Theodore Gaza, Argyropulus, Andronicus of Thessalonica, Philelphus, Poggius, Blondus, Nicholas Perrot, Valla, Campanus, Platina, &c. Viri (says Hody, with the pious zeal of a scholar) nullo aevo perituri, p. 156.)]

    [Footnote 105: He was born before the taking of Constantinople, but his honorable life was stretched far into the xvith century, (A.D. 1535.) Leo X. and Francis I. were his noblest patrons, under whose auspices he founded the Greek colleges of Rome and Paris, (Hody, p. 247 – 275.) He left posterity in France; but the counts de Vintimille, and their numerous branches, derive the name of Lascaris from a doubtful marriage in the xiiith century with the daughter of a Greek emperor (Ducange, Fam. Byzant. p. 224 – 230.)] [Footnote 106: Two of his epigrams against Virgil, and three against Tully, are preserved and refuted by Franciscus Floridus, who can find no better names than Graeculus ineptus et impudens, (Hody, p. 274.) In our own times, an English critic has accused the Aeneid of containing multa languida, nugatoria, spiritu et majestate carminis heroici defecta; many such verses as he, the said Jeremiah Markland, would have been ashamed of owning, (praefat. ad Statii Sylvas, p. 21, 22.)]

    [Footnote 107: Emanuel Chrysoloras, and his colleagues, are accused of ignorance, envy, or avarice, (Sylloge, &c., tom. ii. p. 235.) The modern Greeks pronounce it as a V consonant, and confound three vowels, and several diphthongs. Such was the vulgar pronunciation which the stern Gardiner maintained by penal statutes in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but the monosyllable represented to an Attic ear the bleating of sheep, and a bellwether is better evidence than a bishop or a chancellor. The treatises of those scholars, particularly Erasmus, who asserted a more classical pronunciation, are collected in the Sylloge of Havercamp, (2 vols. in octavo, Lugd. Bat. 1736, 1740:) but it is difficult to paint sounds by words: and in their reference to modern use, they can be understood only by their respective countrymen. We may observe, that our peculiar pronunciation of the O, th, is approved by Erasmus, (tom. ii. p. 130.)]

    Yet the fleeting shadows of metaphysics were pursued with

    more curiosity and ardor. After a long oblivion, Plato was revived in Italy by a venerable Greek, ^108 who taught in the house of Cosmo of Medicis. While the synod of Florence was involved in theological debate, some beneficial consequences might flow from the study of his elegant philosophy: his style is the purest standard of the Attic dialect, and his sublime thoughts are sometimes adapted to familiar conversation, and sometimes adorned with the richest colors of poetry and eloquence. The dialogues of Plato are a dramatic picture of the life and death of a sage; and, as often as he descends from the clouds, his moral system inculcates the love of truth, of our country, and of mankind. The precept and example of Socrates recommended a modest doubt and liberal inquiry; and if the Platonists, with blind devotion, adored the visions and errors of their divine master, their enthusiasm might correct the dry, dogmatic method of the Peripatetic school. So equal, yet so opposite, are the merits of Plato and Aristotle, that they may be balanced in endless controversy; but some spark of freedom may be produced by the collision of adverse servitude. The modern Greeks were divided between the two sects: with more fury than skill they fought under the banner of their leaders; and the field of battle was removed in their flight from Constantinople to Rome. But this philosophical debate soon degenerated into an angry and personal quarrel of grammarians; and Bessarion, though an advocate for Plato, protected the national honor, by interposing the advice and authority of a mediator. In the gardens of the Medici, the academical doctrine was enjoyed by the polite and learned: but their philosophic society was quickly dissolved; and if the writings of the Attic sage were perused in the closet, the more powerful Stagyrite continued to reign, the oracle of the church and school. ^109 [Footnote 108: George Gemistus Pletho, a various and voluminous writer, the master of Bessarion, and all the Platonists of the times. He visited Italy in his old age, and soon returned to end his days in Peloponnesus. See the curious Diatribe of Leo Allatius de Georgiis, in Fabricius. (Bibliot. Graec. tom. x. p. 739 – 756.)]

    [Footnote 109: The state of the Platonic philosophy in Italy is illustrated by Boivin, (Mem. de l’Acad. des Inscriptions, tom. ii. p. 715 – 729,) and Tiraboschi, (tom. vi. P. i. p. 259 – 288.)]

    I have fairly represented the literary merits of the Greeks;

    yet it must be confessed, that they were seconded and surpassed by the ardor of the Latins. Italy was divided into many independent states; and at that time it was the ambition of princes and republics to vie with each other in the encouragement and reward of literature. The fame of Nicholas the Fifth ^110 has not been adequate to his merits. From a plebeian origin he raised himself by his virtue and learning: the character of the man prevailed over the interest of the pope; and he sharpened those weapons which were soon pointed against the Roman church. ^111 He had been the friend of the most eminent scholars of the age: he became their patron; and such was the humility of his manners, that the change was scarcely discernible either to them or to himself. If he pressed the acceptance of a liberal gift, it was not as the measure of desert, but as the proof of benevolence; and when modest merit declined his bounty, “Accept it,” would he say, with a consciousness of his own worth: “ye will not always have a Nicholas among you.” The influence of the holy see pervaded Christendom; and he exerted that influence in the search, not of benefices, but of books. From the ruins of the Byzantine libraries, from the darkest monasteries of Germany and Britain, he collected the dusty manuscripts of the writers of antiquity; and wherever the original could not be removed, a faithful copy was transcribed and transmitted for his use. The Vatican, the old repository for bulls and legends, for superstition and forgery, was daily replenished with more precious furniture; and such was the industry of Nicholas, that in a reign of eight years he formed a library of five thousand volumes. To his munificence the Latin world was indebted for the versions of Xenophon, Diodorus, Polybius, Thucydides, Herodotus, and Appian; of Strabo’s Geography, of the Iliad, of the most valuable works of Plato and Aristotle, of Ptolemy and Theophrastus, and of the fathers of the Greek

    church. The example of the Roman pontiff was preceded or imitated by a Florentine merchant, who governed the republic without arms and without a title. Cosmo of Medicis ^112 was the father of a line of princes, whose name and age are almost synonymous with the restoration of learning: his credit was ennobled into fame; his riches were dedicated to the service of mankind; he corresponded at once with Cairo and London: and a cargo of Indian spices and Greek books was often imported in the same vessel. The genius and education of his grandson Lorenzo rendered him not only a patron, but a judge and candidate, in the literary race. In his pallace, distress was entitled to relief, and merit to reward: his leisure hours were delightfully spent in the Platonic academy; he encouraged the emulation of Demetrius Chalcocondyles and Angelo Politian; and his active missionary Janus Lascaris returned from the East with a treasure of two hundred manuscripts, fourscore of which were as yet unknown in the libraries of Europe. ^113 The rest of Italy was animated by a similar spirit, and the progress of the nation repaid the liberality of their princes. The Latins held the exclusive property of their own literature; and these disciples of Greece were soon capable of transmitting and improving the lessons which they had imbibed. After a short succession of foreign teachers, the tide of emigration subsided; but the language of Constantinople was spread beyond the Alps and the natives of France, Germany, and England, ^114 imparted to their country the sacred fire which they had kindled in the schools of Florence and Rome. ^115 In the productions of the mind, as in those of the soil, the gifts of nature are excelled by industry and skill: the Greek authors, forgotten on the banks of the Ilissus, have been illustrated on those of the Elbe and the Thames: and Bessarion or Gaza might have envied the superior science of the Barbarians; the accuracy of Budaeus, the taste of Erasmus, the copiousness of Stephens, the erudition of Scaliger, the discernment of Reiske, or of Bentley. On the side of the Latins, the discovery of printing was a casual advantage: but this useful art has been applied by Aldus, and his innumerable successors, to perpetuate and multiply the works of antiquity. ^116 A single manuscript imported from Greece is revived in ten thousand

    copies; and each copy is fairer than the original. In this form, Homer and Plato would peruse with more satisfaction their own writings; and their scholiasts must resign the prize to the labors of our Western editors.

    [Footnote 110: See the Life of Nicholas V. by two contemporary authors, Janottus Manettus, (tom. iii. P. ii. p. 905 – 962,) and Vespasian of Florence, (tom. xxv. p. 267 – 290,) in the collection of Muratori; and consult Tiraboschi, (tom. vi. P. i. p. 46 – 52, 109,) and Hody in the articles of Theodore Gaza, George of Trebizond, &c.]

    [Footnote 111: Lord Bolingbroke observes, with truth and spirit, that the popes in this instance, were worse politicians than the muftis, and that the charm which had bound mankind for so many ages was broken by the magicians themselves, (Letters on the Study of History, l. vi. p. 165, 166, octavo edition, 1779.)]

    [Footnote 112: See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Cosmo and Lorenzo of Medicis, in Tiraboschi, (tom. vi. P. i. l. i. c. 2,) who bestows a due measure of praise on Alphonso of Arragon, king of Naples, the dukes of Milan, Ferrara Urbino, &c. The republic of Venice has deserved the least from the gratitude of scholars.]

    [Footnote 113: Tiraboschi, (tom. vi. P. i. p. 104,) from the preface of Janus Lascaris to the Greek Anthology, printed at Florence, 1494. Latebant (says Aldus in his preface to the Greek orators, apud Hodium, p. 249) in Atho Thraciae monte. Eas Larcaris . . . . in Italiam reportavit. Miserat enim ipsum Laurentius ille Medices in Graeciam ad inquirendos simul, et quantovis emendos pretio bonos libros. It is remarkable enough, that the research was facilitated by Sultan Bajazet II.]

    [Footnote 114: The Greek language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in the last years of the xvth century, by Grocyn, Linacer, and Latimer, who had all studied at Florence under Demetrius Chalcocondyles. See Dr. Knight’s curious Life of Erasmus. Although a stout academical patriot, he is forced to acknowledge that Erasmus learned Greek at Oxford, and taught it at Cambridge.]

    [Footnote 115: The jealous Italians were desirous of keeping a monopoly of Greek learning. When Aldus was about to publish the Greek scholiasts on Sophocles and Euripides, Cave, (said they,) cave hoc facias, ne Barbari istis adjuti domi maneant, et pauciores in Italiam ventitent, (Dr. Knight, in his Life of Erasmus, p. 365, from Beatus Rhemanus.)]

    [Footnote 116: The press of Aldus Manutius, a Roman, was established at Venice about the year 1494: he printed above sixty considerable works of Greek literature, almost all for the first time; several containing different treatises and authors, and of several authors, two, three, or four editions, (Fabric. Bibliot. Graec. tom. xiii. p. 605, &c.) Yet his glory must not tempt us to forget, that the first Greek book, the Grammar of Constantine Lascaris, was printed at Milan in 1476; and that the Florence Homer of 1488 displays all the luxury of the typographical art. See the Annales Typographical of Mattaire, and the Bibliographie Instructive of De Bure, a knowing bookseller of Paris.]

    Before the revival of classic literature, the Barbarians in

    Europe were immersed in ignorance; and their vulgar tongues were marked with the rudeness and poverty of their manners. The students of the more perfect idioms of Rome and Greece were introduced to a new world of light and science; to the society of the free and polished nations of antiquity; and to a familiar converse with those immortal men who spoke the sublime language of eloquence and reason. Such an intercourse must tend to refine the taste, and to elevate the genius, of the moderns; and yet, from the first experiments, it might appear that the study of the ancients had given fetters, rather than wings, to the human mind. However laudable, the spirit of imitation is of a servile cast; and the first disciples of the Greeks and Romans were a colony of strangers in the midst of their age and country. The minute and laborious diligence which explored the antiquities of remote times might have improved or adorned the present state of society, the critic and metaphysician were the slaves of Aristotle; the

    poets, historians, and orators, were proud to repeat the thoughts and words of the Augustan age: the works of nature were observed with the eyes of Pliny and Theophrastus; and some Pagan votaries professed a secret devotion to the gods of Homer and Plato. ^117 The Italians were oppressed by the strength and number of their ancient auxiliaries: the century after the deaths of Petrarch and Boccace was filled with a crowd of Latin imitators, who decently repose on our shelves; but in that aera of learning it will not be easy to discern a real discovery of science, a work of invention or eloquence, in the popular language of the country. ^118 But as soon as it had been deeply saturated with the celestial dew, the soil was quickened into vegetation and life; the modern idioms were refined; the classics of Athens and Rome inspired a pure taste and a generous emulation; and in Italy, as afterwards in France and England, the pleasing reign of poetry and fiction was succeeded by the light of speculative and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Genius may anticipate the season of maturity; but in the education of a people, as in that of an individual, memory must be exercised, before the powers of reason and fancy can be expanded: nor may the artist hope to equal or surpass, till he has learned to imitate, the works of his predecessors.

    [Footnote 117: I will select three singular examples of this classic enthusiasm. I. At the synod of Florence, Gemistus Pletho said, in familiar conversation to George of Trebizond, that in a short time mankind would unanimously renounce the Gospel and the Koran, for a religion similar to that of the Gentiles, (Leo Allatius, apud Fabricium, tom. x. p. 751.) 2. Paul II. persecuted the Roman academy, which had been founded by Pomponius Laetus; and the principal members were accused of heresy, impiety, and paganism, (Tiraboschi, tom. vi. P. i. p. 81, 82.) 3. In the next century, some scholars and poets in France celebrated the success of Jodelle’s tragedy of Cleopatra, by a festival of Bacchus, and, as it is said, by the sacrifice of a goat, (Bayle, Dictionnaire, Jodelle. Fontenelle, tom. iii. p. 56 – 61.) Yet the spirit of bigotry might often discern a serious impiety in the sportive play of fancy and learning.]

    [Footnote 118: The survivor Boccace died in the year 1375; and we cannot place before 1480 the composition of the Morgante Maggiore of Pulo and the Orlando Innamorato of Boyardo, (Tiraboschi, tom. vi. P. ii. p. 174 – 177.)]

    Chapter LXVII:

    Schism Of The Greeks And Latins.

    Part I.

    Schism Of The Greeks And Latins. – Reign And Character Of

    Amurath The Second. – Crusade Of Ladislaus, King Of Hungary. – His Defeat And Death. – John Huniades. – Scanderbeg. – Constantine Palaeologus, Last Emperor Of The East.

    The respective merits of Rome and Constantinople are

    compared and celebrated by an eloquent Greek, the father of the Italian schools. ^1 The view of the ancient capital, the seat of his ancestors, surpassed the most sanguine expectations of Emanuel Chrysoloras; and he no longer blamed the exclamation of an old sophist, that Rome was the habitation, not of men, but of gods. Those gods, and those men, had long since vanished; but to the eye of liberal enthusiasm, the majesty of ruin restored the image of her ancient prosperity. The monuments of the consuls and Caesars, of the martyrs and apostles, engaged on all sides the curiosity of the philosopher and the Christian; and he confessed that in every age the arms and the religion of Rome were destined to reign over the earth. While Chrysoloras admired the venerable beauties of the mother, he was not forgetful of his native country, her fairest daughter, her Imperial colony; and the Byzantine patriot expatiates with zeal and truth on the eternal advantages of nature, and the more transitory glories of art

    and dominion, which adorned, or had adorned, the city of Constantine. Yet the perfection of the copy still redounds (as he modestly observes) to the honor of the original, and parents are delighted to be renewed, and even excelled, by the superior merit of their children. “Constantinople,” says the orator, “is situate on a commanding point, between Europe and Asia, between the Archipelago and the Euxine. By her interposition, the two seas, and the two continents, are united for the common benefit of nations; and the gates of commerce may be shut or opened at her command. The harbor, encompassed on all sides by the sea, and the continent, is the most secure and capacious in the world.

    The walls and gates of Constantinople may be compared with those of Babylon: the towers many; each tower is a solid and lofty structure; and the second wall, the outer fortification, would be sufficient for the defence and dignity of an ordinary capital. A broad and rapid stream may be introduced into the ditches and the artificial island may be encompassed, like Athens, by land or water.” Two strong and natural causes are alleged for the perfection of the model of new Rome. The royal founder reigned over the most illustrious nations of the globe; and in the accomplishment of his designs, the power of the Romans was combined with the art and science of the Greeks. Other cities have been reared to maturity by accident and time: their beauties are mingled with disorder and deformity; and the inhabitants, unwilling to remove from their natal spot, are incapable of correcting the errors of their ancestors, and the original vices of situation or climate. But the free idea of Constantinople was formed and executed by a single mind; and the primitive model was improved by the obedient zeal of the subjects and successors of the first monarch. The adjacent isles were stored with an inexhaustible supply of marble; but the various materials were transported from the most remote shores of Europe and Asia; and the public and private buildings, the palaces, churches, aqueducts, cisterns, porticos, columns, baths, and hippodromes, were adapted to the greatness of the capital of the East. The superfluity of wealth was spread along the shores of Europe and Asia; and

    the Byzantine territory, as far as the Euxine, the Hellespont, and the long wall, might be considered as a populous suburb and a perpetual garden. In this flattering picture,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the times of prosperity and decay, are art fully confounded; but a sigh and a confession escape, from the orator, that his wretched country was the shadow and sepulchre of its former self. The works of ancient sculpture had been defaced by Christian zeal or Barbaric violence; the fairest structures were demolished; and the marbles of Paros or Numidia were burnt for lime, or applied to the meanest uses. Of many a statue, the place was marked by an empty pedestal; of many a column, the size was determined by a broken capital; the tombs of the emperors were scattered on the ground; the stroke of time was accelerated by storms and earthquakes; and the vacant space was adorned, by vulgar tradition, with fabulous monuments of gold and silver. From these wonders, which lived only in memory or belief, he distinguishes, however, the porphyry pillar, the column and colossus of Justinian, ^3 and the church, more especially the dome, of St. Sophia; the best conclusion, since it could not be described according to its merits, and after it no other object could deserve to be mentioned. But he forgets that, a century before, the trembling fabrics of the colossus and the church had been saved and supported by the timely care of Andronicus the Elder. Thirty years after the emperor had fortified St. Sophia with two new buttresses or pyramids, the eastern hemisphere suddenly gave way: and the images, the altars, and the sanctuary, were crushed by the falling ruin. The mischief indeed was speedily repaired; the rubbish was cleared by the incessant labor of every rank and age; and the poor remains of riches and industry were consecrated by the Greeks to the most stately and venerable temple of the East. ^4

    [Footnote 1: The epistle of Emanuel Chrysoloras to the emperor John Palaeologus will not offend the eye or ear of a classical student, (ad calcem Codini de Antiquitatibus C. P. p. 107 – 126.) The superscription suggests a chronological remark, that John Palaeologus II. was associated in the empire

    before the year 1414, the date of Chrysoloras’s death. A still earlier date, at least 1408, is deduced from the age of his youngest sons, Demetrius and Thomas, who were both Porphyrogeniti (Ducange, Fam. Byzant. p. 244, 247.)] [Footnote 2: Somebody observed that the city of Athens might be circumnavigated. But what may be true in a rhetorical sense of Constantinople, cannot be applied to the situation of Athens, five miles from the sea, and not intersected or surrounded by any navigable streams.] [Footnote 3: Nicephorus Gregoras has described the Colossus of Justinian, (l. vii. 12:) but his measures are false and inconsistent. The editor Boivin consulted his friend Girardon; and the sculptor gave him the true proportions of an equestrian statue. That of Justinian was still visible to Peter Gyllius, not on the column, but in the outward court of the seraglio; and he was at Constantinople when it was melted down, and cast into a brass cannon, (de Topograph. C. P. l. ii. c. 17.)]

    [Footnote 4: See the decay and repairs of St. Sophia, in Nicephorus Gregoras (l. vii. 12, l. xv. 2.) The building was propped by Andronicus in 1317, the eastern hemisphere fell in 1345. The Greeks, in their pompous rhetoric, exalt the beauty and holiness of the church, an earthly heaven the abode of angels, and of God himself, &c.]

    The last hope of the falling city and empire was placed in

    the harmony of the mother and daughter, in the maternal tenderness of Rome, and the filial obedience of Constantinople. In the synod of Florence, the Greeks and Latins had embraced, and subscribed, and promised; but these signs of friendship were perfidious or fruitless; ^5 and the baseless fabric of the union vanished like a dream. ^6 The emperor and his prelates returned home in the Venetian galleys; but as they touched at the Morea and the Isles of Corfu and Lesbos, the subjects of the Latins complained that the pretended union would be an instrument of oppression. No sooner did they land on the Byzantine shore, than they were

    saluted, or rather assailed, with a general murmur of zeal and discontent. During their absence, above two years, the capital had been deprived of its civil and ecclesiastical rulers; fanaticism fermented in anarchy; the most furious monks reigned over the conscience of women and bigots; and the hatred of the Latin name was the first principle of nature and religion. Before his departure for Italy, the emperor had flattered the city with the assurance of a prompt relief and a powerful succor; and the clergy, confident in their orthodoxy and science, had promised themselves and their flocks an easy victory over the blind shepherds of the West. The double disappointment exasperated the Greeks; the conscience of the subscribing prelates was awakened; the hour of temptation was past; and they had more to dread from the public resentment, than they could hope from the favor of the emperor or the pope. Instead of justifying their conduct, they deplored their weakness, professed their contrition, and cast themselves on the mercy of God and of their brethren. To the reproachful question, what had been the event or the use of their Italian synod? they answered with sighs and tears, “Alas! we have made a new faith; we have exchanged piety for impiety; we have betrayed the immaculate sacrifice; and we are become Azymites.” (The Azymites were those who celebrated the communion with unleavened bread; and I must retract or qualify the praise which I have bestowed on the growing philosophy of the times.) “Alas! we have been seduced by distress, by fraud, and by the hopes and fears of a transitory life. The hand that has signed the union should be cut off; and the tongue that has pronounced the Latin creed deserves to be torn from the root.” The best proof of their repentance was an increase of zeal for the most trivial rites and the most incomprehensible doctrines; and an absolute separation from all, without excepting their prince, who preserved some regard for honor and consistency. After the decease of the patriarch Joseph, the archbishops of Heraclea and Trebizond had courage to refuse the vacant office; and Cardinal Bessarion preferred the warm and comfortable shelter of the Vatican. The choice of the emperor and his clergy was confined to Metrophanes of Cyzicus: he was

    consecrated in St. Sophia, but the temple was vacant. The cross-bearers abdicated their service; the infection spread from the city to the villages; and Metrophanes discharged, without effect, some ecclesiastical thunders against a nation of schismatics. The eyes of the Greeks were directed to Mark of Ephesus, the champion of his country; and the sufferings of the holy confessor were repaid with a tribute of admiration and applause. His example and writings propagated the flame of religious discord; age and infirmity soon removed him from the world; but the gospel of Mark was not a law of forgiveness; and he requested with his dying breath, that none of the adherents of Rome might attend his obsequies or pray for his soul.

    [Footnote 5: The genuine and original narrative of Syropulus (p. 312 – 351) opens the schism from the first office of the Greeks at Venice to the general opposition at Constantinople, of the clergy and people.]

    [Footnote 6: On the schism of Constantinople, see Phranza, (l. ii. c. 17,) Laonicus Chalcondyles, (l. vi. p. 155, 156,) and Ducas, (c. 31;) the last of whom writes with truth and freedom. Among the moderns we may distinguish the continuator of Fleury, (tom. xxii. p. 338, &c., 401, 420, &c.,) and Spondanus, (A.D. 1440 – 50.) The sense of the latter is drowned in prejudice and passion, as soon as Rome and religion are concerned.]

    The schism was not confined to the narrow limits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Secure under the Mamaluke sceptre, the three patriarchs of Alexandria, Antioch, and Jerusalem, assembled a numerous synod; disowned their representatives at Ferrara and Florence; condemned the creed and council of the Latins; and threatened the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with the censures of the Eastern church. Of the sectaries of the Greek communion, the Russians were the most powerful, ignorant, and superstitious. Their primate, the cardinal

    Isidore, hastened from Florence to Moscow, ^7 to reduce the independent nation under the Roman yoke.

    But the Russian bishops had been educated at Mount Athos; and the prince and people embraced the theology of their priests. They were scandalized by the title, the pomp, the Latin cross of the legate, the friend of those impious men who shaved their beards, and performed the divine office with gloves on their hands and rings on their fingers: Isidore was condemned by a synod; his person was imprisoned in a monastery; and it was with extreme difficulty that the cardinal could escape from the hands of a fierce and fanatic people. ^8 The Russians refused a passage to the missionaries of Rome who aspired to convert the Pagans beyond the Tanais; ^9 and their refusal was justified by the maxim, that the guilt of idolatry is less damnable than that of schism. The errors of the Bohemians were excused by their abhorrence for the pope; and a deputation of the Greek clergy solicited the friendship of those sanguinary enthusiasts. ^10 While Eugenius triumphed in the union and orthodoxy of the Greeks, his party was contracted to the walls, or rather to the palace of Constantinople. The zeal of Palaeologus had been excited by interest; it was soon cooled by opposition: an attempt to violate the national belief might endanger his life and crown; not could the pious rebels be destitute of foreign and domestic aid. The sword of his brother Demetrius, who in Italy had maintained a prudent and popular silence, was half unsheathed in the cause of religion; and Amurath, the Turkish sultan, was displeased and alarmed by the seeming friendship of the Greeks and Latins.

    [Footnote 7: Isidore was metropolitan of Kiow, but the Greeks subject to Poland have removed that see from the ruins of Kiow to Lemberg, or Leopold, (Herbestein, in Ramusio, tom. ii. p. 127.) On the other hand, the Russians transferred their spiritual obedience to the archbishop, who became, in 1588, the patriarch, of Moscow, (Levesque Hist. de Russie, tom. iii. p. 188, 190, from a Greek Ms. at Turin, Iter et labores Archiepiscopi Arsenii.)] [Footnote 8: The curious narrative of Levesque (Hist. de Russie, tom. ii. p. 242 – 247) is extracted

    from the patriarchal archives. The scenes of Ferrara and Florence are described by ignorance and passion; but the Russians are credible in the account of their own prejudices.]

    [Footnote 9: The Shamanism, the ancient religion of the Samanaeans and Gymnosophists, has been driven by the more popular Bramins from India into the northern deserts: the naked philosophers were compelled to wrap themselves in fur; but they insensibly sunk into wizards and physicians. The Mordvans and Tcheremisses in the European Russia adhere to this religion, which is formed on the earthly model of one king or God, his ministers or angels, and the rebellious spirits who oppose his government. As these tribes of the Volga have no images, they might more justly retort on the Latin missionaries the name of idolaters, (Levesque, Hist. des Peuples soumis a la Domination des Russes, tom. i. p. 194 – 237, 423 – 460.)]

    [Footnote 10: Spondanus, Annal. Eccles. tom ii. A.D. 1451, No. 13. The epistle of the Greeks with a Latin version, is extant in the college library at Prague.]

    “Sultan Murad, or Amurath, lived forty-nine, and reigned

    thirty years, six months, and eight days. He was a just and valiant prince, of a great soul, patient of labors, learned, merciful, religious, charitable; a lover and encourager of the studious, and of all who excelled in any art or science; a good emperor and a great general. No man obtained more or greater victories than Amurath; Belgrade alone withstood his attacks. ^* Under his reign, the soldier was ever victorious, the citizen rich and secure. If he subdued any country, his first care was to build mosques and caravansaras, hospitals, and colleges. Every year he gave a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to the sons of the Prophet; and sent two thousand five hundred to the religious persons of Mecca, Medina, and Jerusalem.” ^11 This portrait is transcribed from the historian of the Othman empire: but the applause of a servile and superstitious people has been lavished on the worst of tyrants; and the virtues of a sultan

    are often the vices most useful to himself, or most agreeable to his subjects. A nation ignorant of the equal benefits of liberty and law, must be awed by the flashes of arbitrary power: the cruelty of a despot will assume the character of justice; his profusion, of liberality; his obstinacy, of firmness. If the most reasonable excuse be rejected, few acts of obedience will be found impossible; and guilt must tremble, where innocence cannot always be secure. The tranquillity of the people, and the discipline of the troops, were best maintained by perpetual action in the field; war was the trade of the Janizaries; and those who survived the peril, and divided the spoil, applauded the generous ambition of their sovereign. To propagate the true religion, was the duty of a faithful Mussulman: the unbelievers were his enemies, and those of the Prophet; and, in the hands of the Turks, the scimeter was the only instrument of conversion.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however, the justice and moderation of Amurath are attested by his conduct, and acknowledged by the Christians themselves; who consider a prosperous reign and a peaceful death as the reward of his singular merits. In the vigor of his age and military power, he seldom engaged in war till he was justified by a previous and adequate provocation: the victorious sultan was disarmed by submission; and in the observance of treaties, his word was inviolate and sacred. ^12 The Hungarians were commonly the aggressors; he was provoked by the revolt of Scanderbeg; and the perfidious Caramanian was twice vanquished, and twice pardoned, by the Ottoman monarch. Before he invaded the Morea, Thebes had been surprised by the despot: in the conquest of Thessalonica, the grandson of Bajazet might dispute the recent purchase of the Venetians; and after the first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the sultan was never tempted, by the distress, the absence, or the injuries of Palaeologus, to extinguish the dying light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Footnote *: See the siege and massacre at Thessalonica. Von Hammer vol. i p. 433 – M.]

    [Footnote 11: See Cantemir, History of the Othman Empire, p. 94. Muraq, or Morad, may be more correct: but I have

    preferred the popular name to that obscure diligence which is rarely successful in translating an Oriental, into the Roman, alphabet.]

    [Footnote 12: See Chalcondyles, (l. vii. p. 186, 198,) Ducas, (c. 33,) and Marinus Barletius, (in Vit. Scanderbeg, p. 145, 146.) In his good faith towards the garrison of Sfetigrade, he was a lesson and example to his son Mahomet.]

    But the most striking feature in the life and character of

    Amurath is the double abdication of the Turkish throne; and, were not his motives debased by an alloy of superstition, we must praise the royal philosopher, ^13 who at the age of forty could discern the vanity of human greatness. Resigning the sceptre to his son, he retired to the pleasant residence of Magnesia; but he retired to the society of saints and hermits. It was not till the fourth century of the Hegira, that the religion of Mahomet had been corrupted by an institution so adverse to his genius; but in the age of the crusades, the various orders of Dervises were multiplied by the example of the Christian, and even the Latin, monks. ^14 The lord of nations submitted to fast, and pray, and turn round ^* in endless rotation with the fanatics, who mistook the giddiness of the head for the illumination of the spirit. ^15 But he was soon awakened from his dreams of enthusiasm by the Hungarian invasion; and his obedient son was the foremost to urge the public danger and the wishes of the people. Under the banner of their veteran leader, the Janizaries fought and conquered but he withdrew from the field of Varna, again to pray, to fast, and to turn round with his Magnesian brethren. These pious occupations were again interrupted by the danger of the state. A victorious army disdained the inexperience of their youthful ruler: the city of Adrianople was abandoned to rapine and slaughter; and the unanimous divan implored his presence to appease the tumult, and prevent the rebellion, of the Janizaries. At the well-known voice of their master, they trembled and obeyed; and the reluctant sultan was compelled to support his splendid servitude, till at the end of four years,

    he was relieved by the angel of death. Age or disease, misfortune or caprice, have tempted several princes to descend from the throne; and they have had leisure to repent of their irretrievable step. But Amurath alone, in the full liberty of choice, after the trial of empire and solitude, has repeated his preference of a private life.

    [Footnote 13: Voltaire (Essai sur l’Histoire Generale, c. 89, p. 283, 284) admires le Philosophe Turc: would he have bestowed the same praise on a Christian prince for retiring to a monastery? In his way, Voltaire was a bigot, an intolerant bigot.]

    [Footnote 14: See the articles Dervische, Fakir, Nasser, Rohbaniat, in D’Herbelot’s Bibliotheque Orientale. Yet the subject is superficially treated from the Persian and Arabian writers. It is among the Turks that these orders have principally flourished.]

    [Footnote *: Gibbon has fallen into a remarkable error. The unmonastic retreat of Amurath was that of an epicurean rather than of a dervis; more like that of Sardanapalus than of Charles the Fifth. Profane, not divine, love was its chief occupation: the only dance, that described by Horace as belonging to the country, motus doceri gaudet Ionicos. See Von Hammer note, p. 652. – M] [Footnote 15: Ricaut (in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Ottoman Empire, p. 242 – 268) affords much information, which he drew from his personal conversation with the heads of the dervises, most of whom ascribed their origin to the time of Orchan. He does not mention the Zichidae of Chalcondyles, (l. vii. p. 286,) among whom Amurath retired: the Seids of that author are the descendants of Mahomet.]

    After the departure of his Greek brethren, Eugenius had not

    been unmindful of their temporal interest; and his tender regard for the Byzantine empire was animated by a just apprehension of the Turks, who approached, and might soon invade, the borders of Italy. But the spirit of the crusades had

    expired; and the coldness of the Franks was not less unreasonable than their headlong passion.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a fanatic monk could precipitate Europe on Asia for the recovery of the holy sepulchre; but in the fifteenth, the most pressing motives of religion and policy were insufficient to unite the Latins in the defence of Christendom. Germany was an inexhaustible storehouse of men and arms: ^16 but that complex and languid body required the impulse of a vigorous hand; and Frederic the Third was alike impotent in his personal character and his Imperial dignity. A long war had impaired the strength, without satiating the animosity, of France and England: ^17 but Philip duke of Burgundy was a vain and magnificent prince; and he enjoyed, without danger or expense, the adventurous piety of his subjects, who sailed, in a gallant fleet, from the coast of Flanders to the Hellespont. The maritime republics of Venice and Genoa were less remote from the scene of action; and their hostile fleets were associated under the standard of St. Peter. The kingdoms of Hungary and Poland, which covered as it were the interior pale of the Latin church, were the most nearly concerned to oppose the progress of the Turks. Arms were the patrimony of the Scythians and Sarmatians; and these nations might appear equal to the contest, could they point, against the common foe, those swords that were so wantonly drawn in bloody and domestic quarrels. But the same spirit was adverse to concord and obedience: a poor country and a limited monarch are incapable of maintaining a standing force; and the loose bodies of Polish and Hungarian horse were not armed with the sentiments and weapons which, on some occasions, have given irresistible weight to the French chivalry. Yet, on this side, the designs of the Roman pontiff, and the eloquence of Cardinal Julian, his legate, were promoted by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times: ^18 by the union of the two crowns on the head of Ladislaus, ^19 a young and ambitious soldier; by the valor of a hero, whose name, the name of John Huniades, was already popular among the Christians, and formidable to the Turks. An endless treasure of pardons and indulgences was scattered by the legate; many private warriors of France and Germany enlisted under the holy banner; and

    the crusade derived some strength, or at least some reputation, from the new allies both of Europe and Asia. A fugitive despot of Servia exaggerated the distress and ardor of the Christians beyond the Danube, who would unanimously rise to vindicate their religion and liberty. The Greek emperor, ^20 with a spirit unknown to his fathers, engaged to guard the Bosphorus, and to sally from Constantinople at the head of his national and mercenary troops. The sultan of Caramania ^21 announced the retreat of Amurath, and a powerful diversion in the heart of Anatolia; and if the fleets of the West could occupy at the same moment the Straits of the Hellespont, the Ottoman monarchy would be dissevered and destroyed. Heaven and earth must rejoice in the perdition of the miscreants; and the legate, with prudent ambiguity, instilled the opinion of the invisible, perhaps the visible, aid of the Son of God, and his divine mother.

    [Footnote 16: In the year 1431, Germany raised 40,000 horse, men-at-arms, against the Hussites of Bohemia, (Lenfant, Hist. du Concile de Basle, tom. i. p. 318.) At the siege of Nuys, on the Rhine, in 1474, the princes, prelates, and cities, sent their respective quotas; and the bishop of Munster (qui n’est pas des plus grands) furnished 1400 horse, 6000 foot, all in green, with 1200 wagons. The united armies of the king of England and the duke of Burgundy scarcely equalled one third of this German host, (Memoires de Philippe de Comines, l. iv. c. 2.) At present, six or seven hundred thousand men are maintained in constant pay and admirable discipline by the powers of Germany.] [Footnote 17: It was not till the year 1444, that France and England could agree on a truce of some months. (See Rymer’s Foedera, and the chronicles of both nations.)]

    [Footnote 18: In the Hungarian crusade, Spondanus (Annal. Eccles. A.D. 1443, 1444) has been my leading guide. He has diligently read, and critically compared, the Greek and Turkish materials, the historians of Hungary, Poland, and the West. His narrative is perspicuous and where he can be free from a religious bias, the judgment of Spondanus is not contemptible.] [Footnote 19: I have curtailed the harsh letter (Wladislaus) which most writers affix to his name, either in

    compliance with the Polish pronunciation, or to distinguish him from his rival the infant Ladislaus of Austria. Their competition for the crown of Hungary is described by Callimachus, (l. i. ii. p. 447 – 486,) Bonfinius, (Decad. iii. l. iv.,) Spondanus, and Lenfant.] [Footnote 20: The Greek historians, Phranza, Chalcondyles, and Ducas, do not ascribe to their prince a very active part in this crusade, which he seems to have promoted by his wishes, and injured by his fears.]

    [Footnote 21: Cantemir (p. 88) ascribes to his policy the original plan, and transcribes his animating epistle to the king of Hungary. But the Mahometan powers are seldom it formed of the state of Christendom and the situation and correspondence of the knights of Rhodes must connect them with the sultan of Caramania.]

    Of the Polish and Hungarian diets, a religious war was the

    unanimous cry; and Ladislaus, after passing the Danube, led an army of his confederate subjects as far as Sophia, the capital of the Bulgarian kingdom. In this expedition they obtained two signal victories, which were justly ascribed to the valor and conduct of Huniades. In the first, with a vanguard of ten thousand men, he surprised the Turkish camp; in the second, he vanquished and made prisoner the most renowned of their generals, who possessed the double advantage of ground and numbers. The approach of winter, and the natural and artificial obstacles of Mount Haemus, arrested the progress of the hero, who measured a narrow interval of six days’ march from the foot of the mountains to the hostile towers of Adrianople, and the friendly capital of the Greek empire. The retreat was undisturbed; and the entrance into Buda was at once a military and religious triumph. An ecclesiastical procession was followed by the king and his warriors on foot: he nicely balanced the merits and rewards of the two nations; and the pride of conquest was blended with the humble temper of Christianity. Thirteen bashaws, nine standards, and four thousand captives, were unquestionable trophies; and as all were willing to believe, and none were

    present to contradict, the crusaders multiplied, with unblushing confidence, the myriads of Turks whom they had left on the field of battle. ^22 The most solid proof, and the most salutary consequence, of victory, was a deputation from the divan to solicit peace, to restore Servia, to ransom the prisoners, and to evacuate the Hungarian frontier. By this treaty, the rational objects of the war were obtained: the king, the despot, and Huniades himself, in the diet of Segedin, were satisfied with public and private emolument; a truce of ten years was concluded; and the followers of Jesus and Mahomet, who swore on the Gospel and the Koran, attested the word of God as the guardian of truth and the avenger of perfidy. In the place of the Gospel, the Turkish ministers had proposed to substitute the Eucharist, the real presence of the Catholic deity; but the Christians refused to profane their holy mysteries; and a superstitious conscience is less forcibly bound by the spiritual energy, than by the outward and visible symbols of an oath. ^23 [Footnote 22: In their letters to the emperor Frederic III. the Hungarians slay 80,000 Turks in one battle; but the modest Julian reduces the slaughter to 6000 or even 2000 infidels, (Aeneas Sylvius in Europ. c. 5, and epist. 44, 81, apud Spondanum.)]

    [Footnote 23: See the origin of the Turkish war, and the first expedition of Ladislaus, in the vth and vith books of the iiid decad of Bonfinius, who, in his division and style, copies Livy with tolerable success Callimachus (l. ii p. 487 – 496) is still more pure and authentic.]

    During the whole transaction, the cardinal legate had

    observed a sullen silence, unwilling to approve, and unable to oppose, the consent of the king and people. But the diet was not dissolved before Julian was fortified by the welcome intelligence, that Anatolia was invaded by the Caramanian, and Thrace by the Greek emperor; that the fleets of Genoa, Venice, and Burgundy, were masters of the Hellespont; and that the allies, informed of the victory, and ignorant of the treaty, of Ladislaus, impatiently waited for the return of his

    victorious army. “And is it thus,” exclaimed the cardinal, ^24 “that you will desert their expectations and your own fortune? It is to them, to your God, and your fellow-Christians, that you have pledged your faith; and that prior obligation annihilates a rash and sacrilegious oath to the enemies of Christ. His vicar on earth is the Roman pontiff; without whose sanction you can neither promise nor perform. In his name I absolve your perjury and sanctify your arms: follow my footsteps in the paths of glory and salvation; and if still ye have scruples, devolve on my head the punishment and the sin.” This mischievous casuistry was seconded by his respectable character, and the levity of popular assemblies: war was resolved, on the same spot where peace had so lately been sworn; and, in the execution of the treaty, the Turks were assaulted by the Christians; to whom, with some reason, they might apply the epithet of Infidels. The falsehood of Ladislaus to his word and oath was palliated by the religion of the times: the most perfect, or at least the most popular, excuse would have been the success of his arms and the deliverance of the Eastern church. But the same treaty which should have bound his conscience had diminished his strength. On the proclamation of the peace, the French and German volunteers departed with indignant murmurs: the Poles were exhausted by distant warfare, and perhaps disgusted with foreign command; and their palatines accepted the first license, and hastily retired to their provinces and castles. Even Hungary was divided by faction, or restrained by a laudable scruple; and the relics of the crusade that marched in the second expedition were reduced to an inadequate force of twenty thousand men. A Walachian chief, who joined the royal standard with his vassals, presumed to remark that their numbers did not exceed the hunting retinue that sometimes attended the sultan; and the gift of two horses of matchless speed might admonish Ladislaus of his secret foresight of the event. But the despot of Servia, after the restoration of his country and children, was tempted by the promise of new realms; and the inexperience of the king, the enthusiasm of the legate, and the martial presumption of Huniades himself, were persuaded that every obstacle must yield to the invincible

    virtue of the sword and the cross. After the passage of the Danube, two roads might lead to Constantinople and the Hellespont: the one direct, abrupt, and difficult through the mountains of Haemus; the other more tedious and secure, over a level country, and along the shores of the Euxine; in which their flanks, according to the Scythian discipline, might always be covered by a movable fortification of wagons. The latter was judiciously preferred: the Catholics marched through the plains of Bulgaria, burning, with wanton cruelty, the churches and villages of the Christian natives; and their last station was at Warna, near the sea-shore; on which the defeat and death of Ladislaus have bestowed a memorable name. ^25 [Footnote 24: I do not pretend to warrant the literal accuracy of Julian’s speech, which is variously worded by Callimachus, (l. iii. p. 505 – 507,) Bonfinius, (dec. iii. l. vi. p. 457, 458,) and other historians, who might indulge their own eloquence, while they represent one of the orators of the age. But they all agree in the advice and arguments for perjury, which in the field of controversy are fiercely attacked by the Protestants, and feebly defended by the Catholics. The latter are discouraged by the misfortune of Warna]

    [Footnote 25: Warna, under the Grecian name of Odessus, was a colony of the Milesians, which they denominated from the hero Ulysses, (Cellarius, tom. i. p. 374. D’Anville, tom. i. p. 312.) According to Arrian’s Periplus of the Euxine, (p. 24, 25, in the first volume of Hudson’s Geographers,) it was situate 1740 stadia, or furlongs, from the mouth of the Danube, 2140 from Byzantium, and 360 to the north of a ridge of promontory of Mount Haemus, which advances into the sea.]

    Chapter LXVII: Schism Of The Greeks And Latins.

    Part II.

    It was on this fatal spot, that, instead of finding a

    confederate fleet to second their operations, they were alarmed by the approach of Amurath himself, who had issued from his Magnesian solitude, and transported the forces of Asia to the defence of Europe. According to some writers, the Greek emperor had been awed, or seduced, to grant the passage of the Bosphorus; and an indelible stain of corruption is fixed on the Genoese, or the pope’s nephew, the Catholic admiral, whose mercenary connivance betrayed the guard of the Hellespont. From Adrianople, the sultan advanced by hasty marches, at the head of sixty thousand men; and when the cardinal, and Huniades, had taken a nearer survey of the numbers and order of the Turks, these ardent warriors proposed the tardy and impracticable measure of a retreat. The king alone was resolved to conquer or die; and his resolution had almost been crowned with a glorious and salutary victory. The princes were opposite to each other in the centre; and the Beglerbegs, or generals of Anatolia and Romania, commanded on the right and left, against the adverse divisions of the despot and Huniades. The Turkish wings were broken on the first onset: but the advantage was fatal; and the rash victors, in the heat of the pursuit, were carried away far from the annoyance of the enemy, or the support of their friends.

    When Amurath beheld the flight of his squadrons, he despaired of his fortune and that of the empire: a veteran Janizary seized his horse’s bridle; and he had magnanimity to pardon and reward the soldier who dared to perceive the terror, and arrest the flight, of his sovereign. A copy of the treaty, the monument of Christian perfidy, had been displayed in the front of battle; and it is said, that the sultan in his distress, lifting his eyes and his hands to heaven, implored the protection of the God of truth; and called on the prophet Jesus himself to avenge the impious mockery of his name and religion. ^26 With inferior numbers and disordered ranks, the king of Hungary rushed forward in the confidence of victory, till his career was stopped by the impenetrable phalanx of the Janizaries. If we may credit the Ottoman annals, his horse was pierced by the javelin of Amurath; ^27 he fell among the

    spears of the infantry; and a Turkish soldier proclaimed with a loud voice, “Hungarians, behold the head of your king!” The death of Ladislaus was the signal of their defeat. On his return from an intemperate pursuit, Huniades deplored his error, and the public loss; he strove to rescue the royal body, till he was overwhelmed by the tumultuous crowd of the victors and vanquished; and the last efforts of his courage and conduct were exerted to save the remnant of his Walachian cavalry. Ten thousand Christians were slain in the disastrous battle of Warna: the loss of the Turks, more considerable in numbers, bore a smaller proportion to their total strength; yet the philosophic sultan was not ashamed to confess, that his ruin must be the consequence of a second and similar victory. ^* At his command a column was erected on the spot where Ladislaus had fallen; but the modest inscription, instead of accusing the rashness, recorded the valor, and bewailed the misfortune, of the Hungarian youth. ^28

    [Footnote 26: Some Christian writers affirm, that he drew from his bosom the host or wafer on which the treaty had not been sworn. The Moslems suppose, with more simplicity, an appeal to God and his prophet Jesus, which is likewise insinuated by Callimachus, (l. iii. p. 516. Spondan. A.D. 1444, No. 8.)]

    [Footnote 27: A critic will always distrust these spolia opima of a victorious general, so difficult for valor to obtain, so easy for flattery to invent, (Cantemir, p. 90, 91.) Callimachus (l. iii. p. 517) more simply and probably affirms, supervenitibus Janizaris, telorum multitudine, non jam confossus est, quam obrutus.]

    [Footnote *: Compare Von Hammer, p. 463. – M.]

    [Footnote 28: Besides some valuable hints from Aeneas Sylvius, which are diligently collected by Spondanus, our best authorities are three historians of the xvth century, Philippus Callimachus, (de Rebus a Vladislao Polonorum atque Hungarorum Rege gestis, libri iii. in Bel. Script. Rerum Hungaricarum, tom. i. p. 433 – 518,) Bonfinius, (decad. iii. l. v. p. 460 – 467,) and Chalcondyles, (l. vii. p. 165 – 179.) The two

    first were Italians, but they passed their lives in Poland and Hungary, (Fabric. Bibliot. Latin. Med. et Infimae Aetatis, tom. i. p. 324.

    Vossius, de Hist. Latin. l. iii. c. 8, 11. Bayle, Dictionnaire, Bonfinius.) A small tract of Faelix Petancius, chancellor of Segnia, (ad calcem Cuspinian. de Caesaribus, p. 716 – 722,) represents the theatre of the war in the xvth century.]

    Before I lose sight of the field of Warna, I am tempted to

    pause on the character and story of two principal actors, the cardinal Julian and John Huniades. Julian ^29 Caesarini was born of a noble family of Rome: his studies had embraced both the Latin and Greek learning, both the sciences of divinity and law; and his versatile genius was equally adapted to the schools, the camp, and the court. No sooner had he been invested with the Roman purple, than he was sent into Germany to arm the empire against the rebels and heretics of Bohemia. The spirit of persecution is unworthy of a Christian; the military profession ill becomes a priest; but the former is excused by the times; and the latter was ennobled by the courage of Julian, who stood dauntless and alone in the disgraceful flight of the German host. As the pope’s legate, he opened the council of Basil; but the president soon appeared the most strenuous champion of ecclesiastical freedom; and an opposition of seven years was conducted by his ability and zeal. After promoting the strongest measures against the authority and person of Eugenius, some secret motive of interest or conscience engaged him to desert on a sudden the popular party. The cardinal withdrew himself from Basil to Ferrara; and, in the debates of the Greeks and Latins, the two nations admired the dexterity of his arguments and the depth of his theological erudition. ^30 In his Hungarian embassy, we have already seen the mischievous effects of his sophistry and eloquence, of which Julian himself was the first victim. The cardinal, who performed the duties of a priest and a soldier, was lost in the defeat of Warna. The circumstances of his death are variously related; but it is believed, that a weighty

    encumbrance of gold impeded his flight, and tempted the cruel avarice of some Christian fugitives.

    [Footnote 29: M. Lenfant has described the origin (Hist. du Concile de Basle, tom. i. p. 247, &c.) and Bohemian campaign (p. 315, &c.) of Cardinal Julian. His services at Basil and Ferrara, and his unfortunate end, are occasionally related by Spondanus, and the continuator of Fleury]

    [Footnote 30: Syropulus honorably praises the talent of an enemy, (p. 117:).]

    From an humble, or at least a doubtful origin, the merit of

    John Huniades promoted him to the command of the Hungarian armies. His father was a Walachian, his mother a Greek: her unknown race might possibly ascend to the emperors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claims of the Walachians, with the surname of Corvinus, from the place of his nativity, might suggest a thin pretence for mingling his blood with the patricians of ancient Rome. ^31 In his youth he served in the wars of Italy, and was retained, with twelve horsemen, by the bishop of Zagrab: the valor of the white knight ^32 was soon conspicuous; he increased his fortunes by a noble and wealthy marriage; and in the defence of the Hungarian borders he won in the same year three battles against the Turks. By his influence, Ladislaus of Poland obtained the crown of Hungary; and the important service was rewarded by the title and office of Waivod of Transylvania. The first of Julian’s crusades added two Turkish laurels on his brow; and in the public distress the fatal errors of Warna were forgotten. During the absence and minority of Ladislaus of Austria, the titular king, Huniades was elected supreme captain and governor of Hungary; and if envy at first was silenced by terror, a reign of twelve years supposes the arts of policy as well as of war. Yet the idea of a consummate general is not delineated in his campaigns; the white knight fought with the hand rather than the head, as the chief of desultory Barbarians, who attack without fear and fly without shame; and his military life is composed of a

    romantic alternative of victories and escapes. By the Turks, who employed his name to frighten their perverse children, he was corruptly denominated Jancus Lain, or the Wicked: their hatred is the proof of their esteem; the kingdom which he guarded was inaccessible to their arms; and they felt him most daring and formidable, when they fondly believed the captain and his country irrecoverably lost. Instead of confining himself to a defensive war, four years after the defeat of Warna he again penetrated into the heart of Bulgaria, and in the plain of Cossova, sustained, till the third day, the shock of the Ottoman army, four times more numerous than his own. As he fled alone through the woods of Walachia, the hero was surprised by two robbers; but while they disputed a gold chain that hung at his neck, he recovered his sword, slew the one, terrified the other, and, after new perils of captivity or death, consoled by his presence an afflicted kingdom. But the last and most glorious action of his life was the defence of Belgrade against the powers of Mahomet the Second in person. After a siege of forty days, the Turks, who had already entered the town, were compelled to retreat; and the joyful nations celebrated Huniades and Belgrade as the bulwarks of Christendom. ^33 About a month after this great deliverance, the champion expired; and his most splendid epitaph is the regret of the Ottoman prince, who sighed that he could no longer hope for revenge against the single antagonist who had triumphed over his arms. On the first vacancy of the throne, Matthias Corvinus, a youth of eighteen years of age, was elected and crowned by the grateful Hungarians. His reign was prosperous and long: Matthias aspired to the glory of a conqueror and a saint: but his purest merit is the encouragement of learning; and the Latin orators and historians, who were invited from Italy by the son, have shed the iustre of their eloquence on the father’s character. ^34

    [Footnote 31: See Bonfinius, decad. iii. l. iv. p. 423. Could the Italian historian pronounce, or the king of Hungary hear, without a blush, the absurd flattery which confounded the name of a Walachian village with the casual, though glorious, epithet of a single branch of the Valerian family at Rome?]

    [Footnote 32: Philip de Comines, (Memoires, l. vi. c. 13,) from the tradition of the times, mentions him with high encomiums, but under the whimsical name of the Chevalier Blanc de Valaigne, (Valachia.) The Greek Chalcondyles, and the Turkish annals of Leunclavius, presume to accuse his fidelity or valor.] [Footnote 33: See Bonfinius (decad. iii. l. viii. p. 492) and Spondanus, (A.D. 456, No. 1 – 7.) Huniades shared the glory of the defence of Belgrade with Capistran, a Franciscan friar; and in their respective narratives, neither the saint nor the hero condescend to take notice of his rival’s merit.] [Footnote 34: See Bonfinius, decad. iii. l. viii. – decad. iv. l. viii. The observations of Spondanus on the life and character of Matthias Corvinus are curious and critical, (A.D. 1464, No. 1, 1475, No. 6, 1476, No. 14 – 16, 1490, No. 4, 5.) Italian fame was the object of his vanity. His actions are celebrated in the Epitome Rerum Hungaricarum (p. 322 – 412) of Peter Ranzanus, a Sicilian. His wise and facetious sayings are registered by Galestus Martius of Narni, (528 – 568,) and we have a particular narrative of his wedding and coronation. These three tracts are all contained in the first vol. of Bel’s Scriptores Rerum Hungaricarum.]

    In the list of heroes, John Huniades and Scanderbeg are

    commonly associated; ^35 and they are both entitled to our notice, since their occupation of the Ottoman arms delayed the ruin of the Greek empire. John Castriot, the father of Scanderbeg, ^36 was the hereditary prince of a small district of Epirus or Albania, between the mountains and the Adriatic Sea. Unable to contend with the sultan’s power, Castriot submitted to the hard conditions of peace and tribute: he delivered his four sons as the pledges of his fidelity; and the Christian youths, after receiving the mark of circumcision, were instructed in the Mahometan religion, and trained in the arms and arts of Turkish policy. ^37 The three elder brothers were confounded in the crowd of slaves; and the poison to which their deaths are ascribed cannot be verified or disproved by any positive evidence. Yet the suspicion is in a great measure removed by the kind and paternal treatment of

    George Castriot, the fourth brother, who, from his tender youth, displayed the strength and spirit of a soldier. The successive overthrow of a Tartar and two Persians, who carried a proud defiance to the Turkish court, recommended him to the favor of Amurath, and his Turkish appellation of Scanderbeg, (Iskender beg,) or the lord Alexander, is an indelible memorial of his glory and servitude. His father’s principality was reduced into a province; but the loss was compensated by the rank and title of Sanjiak, a command of five thousand horse, and the prospect of the first dignities of the empire. He served with honor in the wars of Europe and Asia; and we may smile at the art or credulity of the historian, who supposes, that in every encounter he spared the Christians, while he fell with a thundering arm on his Mussulman foes. The glory of Huniades is without reproach: he fought in the defence of his religion and country; but the enemies who applaud the patriot, have branded his rival with the name of traitor and apostate. In the eyes of the Christian, the rebellion of Scanderberg is justified by his father’s wrongs, the ambiguous death of his three brothers, his own degradation, and the slavery of his country; and they adore the generous, though tardy, zeal, with which he asserted the faith and independence of his ancestors. But he had imbibed from his ninth year the doctrines of the Koran; he was ignorant of the Gospel; the religion of a soldier is determined by authority and habit; nor is it easy to conceive what new illumination at the age of forty ^38 could be poured into his soul. His motives would be less exposed to the suspicion of interest or revenge, had he broken his chain from the moment that he was sensible of its weight: but a long oblivion had surely impaired his original right; and every year of obedience and reward had cemented the mutual bond of the sultan and his subject. If Scanderbeg had long harbored the belief of Christianity and the intention of revolt, a worthy mind must condemn the base dissimulation, that could serve only to betray, that could promise only to be forsworn, that could actively join in the temporal and spiritual perdition of so many thousands of his unhappy brethren. Shall we praise a secret correspondence with Huniades, while he commanded the

    vanguard of the Turkish army? shall we excuse the desertion of his standard, a treacherous desertion which abandoned the victory to the enemies of his benefactor? In the confusion of a defeat, the eye of Scanderbeg was fixed on the Reis Effendi or principal secretary: with the dagger at his breast, he extorted a firman or patent for the government of Albania; and the murder of the guiltless scribe and his train prevented the consequences of an immediate discovery. With some bold companions, to whom he had revealed his design he escaped in the night, by rapid marches, from the field or battle to his paternal mountains. The gates of Croya were opened to the royal mandate; and no sooner did he command the fortress, than George Castriot dropped the mask of dissimulation; abjured the prophet and the sultan, and proclaimed himself the avenger of his family and country. The names of religion and liberty provoked a general revolt: the Albanians, a martial race, were unanimous to live and die with their hereditary prince; and the Ottoman garrisons were indulged in the choice of martyrdom or baptism. In the assembly of the states of Epirus, Scanderbeg was elected general of the Turkish war; and each of the allies engaged to furnish his respective proportion of men and money. From these contributions, from his patrimonial estate, and from the valuable salt-pits of Selina, he drew an annual revenue of two hundred thousand ducats; ^39 and the entire sum, exempt from the demands of luxury, was strictly appropriated to the public use. His manners were popular; but his discipline was severe; and every superfluous vice was banished from his camp: his example strengthened his command; and under his conduct, the Albanians were invincible in their own opinion and that of their enemies. The bravest adventurers of France and Germany were allured by his fame and retained in his service: his standing militia consisted of eight thousand horse and seven thousand foot; the horses were small, the men were active; but he viewed with a discerning eye the difficulties and resources of the mountains; and, at the blaze of the beacons, the whole nation was distributed in the strongest posts. With such unequal arms Scanderbeg resisted twenty-three years the powers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wo conquerors,

    Amurath the Second, and his greater son, were repeatedly baffled by a rebel, whom they pursued with seeming contempt and implacable resentment. At the head of sixty thousand horse and forty thousand Janizaries, Amurath entered Albania: he might ravage the open country, occupy the defenceless towns, convert the churches into mosques, circumcise the Christian youths, and punish with death his adult and obstinate captives: but the conquests of the sultan were confined to the petty fortress of Sfetigrade; and the garrison, invincible to his arms, was oppressed by a paltry artifice and a superstitious scruple. ^40 Amurath retired with shame and loss from the walls of Croya, the castle and residence of the Castriots; the march, the siege, the retreat, were harassed by a vexatious, and almost invisible, adversary; ^41 and the disappointment might tend to imbitter, perhaps to shorten, the last days of the sultan. ^42 In the fulness of conquest, Mahomet the Second still felt at his bosom this domestic thorn: his lieutenants were permitted to negotiate a truce; and the Albanian prince may justly be praised as a firm and able champion of his national independence. The enthusiasm of chivalry and religion has ranked him with the names of Alexander and Pyrrhus; nor would they blush to acknowledge their intrepid countryman: but his narrow dominion, and slender powers, must leave him at an humble distance below the heroes of antiquity, who triumphed over the East and the Roman legions. His splendid achievements, the bashaws whom he encountered, the armies that he discomfited, and the three thousand Turks who were slain by his single hand, must be weighed in the scales of suspicious criticism. Against an illiterate enemy, and in the dark solitude of Epirus, his partial biographers may safely indulge the latitude of romance: but their fictions are exposed by the light of Italian history; and they afford a strong presumption against their own truth, by a fabulous tale of his exploits, when he passed the Adriatic with eight hundred horse to the succor of the king of Naples. ^43 Without disparagement to his fame, they might have owned, that he was finally oppressed by the Ottoman powers: in his extreme danger he applied to Pope Pius the Second for a refuge in the

    ecclesiastical state; and his resources were almost exhausted, since Scanderbeg died a fugitive at Lissus, on the Venetian territory. ^44 His sepulchre was soon violated by the Turkish conquerors; but the Janizaries, who wore his bones enchased in a bracelet, declared by this superstitious amulet their involuntary reverence for his valor. The instant ruin of his country may redound to the hero’s glory; yet, had he balanced the consequences of submission and resistance, a patriot perhaps would have declined the unequal contest which must depend on the life and genius of one man. Scanderbeg might indeed be supported by the rational, though fallacious, hope, that the pope, the king of Naples, and the Venetian republic, would join in the defence of a free and Christian people, who guarded the sea-coast of the Adriatic, and the narrow passage from Greece to Italy. His infant son was saved from the national shipwreck; the Castriots ^45 were invested with a Neapolitan dukedom, and their blood continues to flow in the noblest families of the realm. A colony of Albanian fugitives obtained a settlement in Calabria, and they preserve at this day the language and manners of their ancestors. ^46 [Footnote 35: They are ranked by Sir William Temple, in his pleasing Essay on Heroic Virtue, (Works, vol. iii. p. 385,) among the seven chiefs who have deserved without wearing, a royal crown; Belisarius, Narses, Gonsalvo of Cordova, William first prince of Orange, Alexander duke of Parma, John Huniades, and George Castriot, or Scanderbeg.]

    [Footnote 36: I could wish for some simple authentic memoirs of a friend of Scanderbeg, which would introduce me to the man, the time, and the place. In the old and national history of Marinus Barletius, a priest of Scodra, (de Vita. Moribus, et Rebus gestis Georgii Castrioti, &c. libri xiii. p. 367. Argentorat. 1537, in fol.,) his gaudy and cumbersoms robes are stuck with many false jewels. See likewise Chalcondyles, l vii. p. 185, l. viii. p. 229.] [Footnote 37: His circumcision, education, &c., are marked by Marinus with brevity and reluctance, (l. i. p. 6, 7.)]

    [Footnote 38: Since Scanderbeg died A.D. 1466, in the lxiiid year of his age, (Marinus, l. xiii. p. 370,) he was born in 1403;

    since he was torn from his parents by the Turks, when he was novennis, (Marinus, l. i. p. 1, 6,) that event must have happened in 1412, nine years before the accession of Amurath II., who must have inherited, not acquired the Albanian slave. Spondanus has remarked this inconsistency, A.D. 1431, No. 31, 1443, No. 14.] [Footnote 39: His revenue and forces are luckily given by Marinus, (l. ii. p. 44.)]

    [Footnote 40: There were two Dibras, the upper aud lower, the Bulgarian and Albanian: the former, 70 miles from Croya, (l. i. p. 17,) was contiguous to the fortress of Sfetigrade, whose inhabitants refused to drink from a well into which a dead dog had traitorously been cast, (l. v. p. 139, 140.) We want a good map of Epirus.]

    [Footnote 41: Compare the Turkish narrative of Cantemir (p. 92) with the pompous and prolix declamation in the ivth, vth, and vith books of the Albanian priest, who has been copied by the tribe of strangers and moderns.] [Footnote 42: In honor of his hero, Barletius (l. vi. p. 188 – 192) kills the sultan by disease indeed, under the walls of Croya. But this audacious fiction is disproved by the Greeks and Turks, who agree in the time and manner of Amurath’s death at Adrianople.]

    [Footnote 43: See the marvels of his Calabrian expedition in the ixth and xth books of Marinus Barletius, which may be rectified by the testimony or silence of Muratori, (Annali d’Italia, tom. xiii. p. 291,) and his original authors, (Joh. Simonetta de Rebus Francisci Sfortiae, in Muratori, Script. Rerum Ital. tom. xxi. p. 728, et alios.) The Albanian cavalry, under the name of Stradiots, soon became famous in the wars of Italy, (Memoires de Comines, l. viii. c. 5.)]

    [Footnote 44: Spondanus, from the best evidence, and the most rational criticism, has reduced the giant Scanderbeg to the human size, (A.D. 1461, No. 20, 1463, No. 9, 1465, No. 12, 13, 1467, No. 1.) His own letter to the pope, and the testimony of Phranza, (l. iii. c. 28,) a refugee in the neighboring isle of Corfu, demonstrate his last distress, which is awkwardly concealed by Marinus Barletius, (l. x.)]

    [Footnote 45: See the family of the Castriots, in Ducange, (Fam. Dalmaticae, &c, xviii. p. 348 – 350.)]

    [Footnote 46: This colony of Albanese is mentioned by Mr. Swinburne, (Travels into the Two Sicilies, vol. i. p. 350 – 354.)]

    In the long career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I have reached at length the last reign of the princes of Constantinople, who so feebly sustained the name and majesty of the Caesars. On the decease of John Palaeologus, who survived about four years the Hungarian crusade, ^47 the royal family, by the death of Andronicus and the monastic profession of Isidore, was reduced to three princes, Constantine, Demetrius, and Thomas, the surviving sons of the emperor Manuel. Of these the first and the last were far distant in the Morea; but Demetrius, who possessed the domain of Selybria, was in the suburbs, at the head of a party: his ambition was not chilled by the public distress; and his conspiracy with the Turks and the schismatics had already disturbed the peace of his country. The funeral of the late emperor was accelerated with singular and even suspicious haste: the claim of Demetrius to the vacant throne was justified by a trite and flimsy sophism, that he was born in the purple, the eldest son of his father’s reign. But the empress-mother, the senate and soldiers, the clergy and people, were unanimous in the cause of the lawful successor: and the despot Thomas, who, ignorant of the change, accidentally returned to the capital, asserted with becoming zeal the interest of his absent brother. An ambassador, the historian Phranza, was immediately despatched to the court of Adrianople. Amurath received him with honor and dismissed him with gifts; but the gracious approbation of the Turkish sultan announced his supremacy, and the approaching downfall of the Eastern empire. By the hands of two illustrious deputies, the Imperial crown was placed at Sparta on the head of Constantine. In the spring he sailed from the Morea, escaped the encounter of a Turkish squadron, enjoyed the acclamations of his subjects, celebrated the festival of a new

    reign, and exhausted by his donatives the treasure, or rather the indigence, of the state. The emperor immediately resigned to his brothers the possession of the Morea; and the brittle friendship of the two princes, Demetrius and Thomas, was confirmed in their mother’s presence by the frail security of oaths and embraces. His next occupation was the choice of a consort. A daughter of the doge of Venice had been proposed; but the Byzantine nobles objected the distance between an hereditary monarch and an elective magistrate; and in their subsequent distress, the chief of that powerful republic was not unmindful of the affront. Constantine afterwards hesitated between the royal families of Trebizond and Georgia; and the embassy of Phranza represents in his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the last days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48 [Footnote 47: The Chronology of Phranza is clear and authentic; but instead of four years and seven months, Spondanus (A.D. 1445, No. 7,) assigns seven or eight years to the reign of the last Constantine which he deduces from a spurious epistle of Eugenius IV. to the king of Aethiopia.] [Footnote 48: Phranza (l. iii. c. 1 – 6) deserves credit and esteem.]

    The protovestiare, or great chamberlain, Phranza sailed from

    Constantinople as the minister of a bridegroom; and the relics of wealth and luxury were applied to his pompous appearance. His numerous retinue consisted of nobles and guards, of physicians and monks: he was attended by a band of music; and the term of his costly embassy was protracted above two years. On his arrival in Georgia or Iberia, the natives from the towns and villages flocked around the strangers; and such was their simplicity, that they were delighted with the effects, without understanding the cause, of musical harmony. Among the crowd was an old man, above a hundred years of age, who had formerly been carried away a captive by the Barbarians, ^49 and who amused his hearers with a tale of the wonders of India, ^50 from whence he had returned to Portugal by an unknown sea. ^51 From this hospitable land, Phranza proceeded to the court of Trebizond, where he was informed by

    the Greek prince of the recent decease of Amurath. Instead of rejoicing in the deliverance, the experienced statesman expressed his apprehension, that an ambitious youth would not long adhere to the sage and pacific system of his father. After the sultan’s decease, his Christian wife, Maria, ^52 the daughter of the Servian despot, had been honorably restored to her parents; on the fame of her beauty and merit, she was recommended by the ambassador as the most worthy object of the royal choice; and Phranza recapitulates and refutes the specious objections that might be raised against the proposal. The majesty of the purple would ennoble an unequal alliance; the bar of affinity might be removed by liberal alms and the dispensation of the church; the disgrace of Turkish nuptials had been repeatedly overlooked; and, though the fair Maria was nearly fifty years of age, she might yet hope to give an heir to the empire. Constantine listened to the advice, which was transmitted in the first ship that sailed from Trebizond; but the factions of the court opposed his marriage; and it was finally prevented by the pious vow of the sultana, who ended her days in the monastic profession. Reduced to the first alternative, the choice of Phranza was decided in favor of a Georgian princess; and the vanity of her father was dazzled by the glorious alliance. Instead of demanding, according to the primitive and national custom, a price for his daughter, ^53 he offered a portion of fifty-six thousand, with an annual pension of five thousand, ducats; and the services of the ambassador were repaid by an assurance, that, as his son had been adopted in baptism by the emperor, the establishment of his daughter should be the peculiar care of the empress of Constantinople. On the return of Phranza, the treaty was ratified by the Greek monarch, who with his own hand impressed three vermilion crosses on the golden bull, and assured the Georgian envoy that in the spring his galleys should conduct the bride to her Imperial palace. But Constantine embraced his faithful servant, not with the cold approbation of a sovereign, but with the warm confidence of a friend, who, after a long absence, is impatient to pour his secrets into the bosom of his friend. “Since the death of my mother and of Cantacuzene, who alone advised me without

    interest or passion, ^54 I am surrounded,” said the emperor, “by men whom I can neither love nor trust, nor esteem. You are not a stranger to Lucas Notaras, the great admiral; obstinately attached to his own sentiments, he declares, both in private and public, that his sentiments are the absolute measure of my thoughts and actions. The rest of the courtiers are swayed by their personal or factious views; and how can I consult the monks on questions of policy and marriage? I have yet much employment for your diligence and fidelity. In the spring you shall engage one of my brothers to solicit the succor of the Western powers; from the Morea you shall sail to Cyprus on a particular commission; and from thence proceed to Georgia to receive and conduct the future empress.” – “Your commands,” replied Phranza, “are irresistible; but deign, great sir,” he added, with a serious smile, “to consider, that if I am thus perpetually absent from my family, my wife may be tempted either to seek another husband, or to throw herself into a monastery.” After laughing at his apprehensions, the emperor more gravely consoled him by the pleasing assurance that this should be his last service abroad, and that he destined for his son a wealthy and noble heiress; for himself, the important office of great logothete, or principal minister of state. The marriage was immediately stipulated: but the office, however incompatible with his own, had been usurped by the ambition of the admiral. Some delay was requisite to negotiate a consent and an equivalent; and the nomination of Phranza was half declared, and half suppressed, lest it might be displeasing to an insolent and powerful favorite. The winter was spent in the preparations of his embassy; and Phranza had resolved, that the youth his son should embrace this opportunity of foreign travel, and be left, on the appearance of danger, with his maternal kindred of the Morea. Such were the private and public designs, which were interrupted by a Turkish war, and finally buried in the ruins of the empire. [Footnote 49: Suppose him to have been captured in 1394, in Timour’s first war in Georgia, (Sherefeddin, l. iii. c. 50;) he might follow his Tartar master into Hindostan in 1398, and from thence sail to the spice islands.] [Footnote 50: The happy and pious Indians lived a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and enjoyed

    the most perfect productions of the vegetable and mineral kingdoms. The animals were on a large scale: dragons seventy cubits, ants (the formica Indica) nine inches long, sheep like elephants, elephants like sheep. Quidlibet audendi, &c.]

    [Footnote 51: He sailed in a country vessel from the spice islands to one of the ports of the exterior India; invenitque navem grandem Ibericam qua in Portugalliam est delatus. This passage, composed in 1477, (Phranza, l. iii. c. 30,) twenty years before the discovery of the Cape of Good Hope, is spurious or wonderful. But this new geography is sullied by the old and incompatible error which places the source of the Nile in India.]

    [Footnote 52: Cantemir, (p. 83,) who styles her the daughter of Lazarus Ogli, and the Helen of the Servians, places her marriage with Amurath in the year 1424. It will not easily be believed, that in six-and-twenty years’ cohabitation, the sultan corpus ejus non tetigit. After the taking of Constantinople, she fled to Mahomet II., (Phranza, l. iii. c. 22.)]

    [Footnote 53: The classical reader will recollect the offers of Agamemnon, (Iliad, c. v. 144,) and the general practice of antiquity.]

    [Footnote 54: Cantacuzene (I am ignorant of his relation to the emperor of that name) was great domestic, a firm assertor of the Greek creed, and a brother of the queen of Servia, whom he visited with the character of ambassador, (Syropulus, p. 37, 38, 45.)]

    Chapter LXVIII:

    Reign Of Mahomet The Second, Extinction Of Eastern Empire

    Part I.

    Reign And Character Of Mahomet The Second. – Siege, Assault,

    And Final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By The Turks. – Death Of Constantine Palaeologus. – Servitude Of The Greeks. – Extinction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East. – Consternation Of Europe. – Conquests And Death Of Mahomet The Second.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by the Turks attracts our first

    attention to the person and character of the great destroyer. Mahomet the Second ^1 was the son of the second Amurath; and though his mother has been decorated with the titles of Christian and princess, she is more probably confounded with the numerous concubines who peopled from every climate the harem of the sultan. His first education and sentiments were those of a devout Mussulman; and as often as he conversed with an infidel, he purified his hands and face by the legal rites of ablution. Age and empire appear to have relaxed this narrow bigotry: his aspiring genius disdained to acknowledge a power above his own; and in his looser hours he presumed (it is said) to brand the prophet of Mecca as a robber and impostor. Yet the sultan persevered in a decent reverence for the doctrine and discipline of the Koran: ^2 his private indiscretion must have been sacred from the vulgar ear; and we should suspect the credulity of strangers and sectaries, so

    prone to believe that a mind which is hardened against truth must be armed with superior contempt for absurdity and error. Under the tuition of the most skilful masters, Mahomet advanced with an early and rapid progress in the paths of knowledge; and besides his native tongue it is affirmed that he spoke or understood five languages, ^3 the Arabic, the Persian, the Chaldaean or Hebrew, the Latin, and the Greek. The Persian might indeed contribute to his amusement, and the Arabic to his edification; and such studies are familiar to the Oriental youth. In the intercourse of the Greeks and Turks, a conqueror might wish to converse with the people over which he was ambitious to reign: his own praises in Latin poetry ^4 or prose ^5 might find a passage to the royal ear; but what use or merit could recommend to the statesman or the scholar the uncouth dialect of his Hebrew slaves?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the world were familiar to his memory: the lives of the heroes of the East, perhaps of the West, ^6 excited his emulation: his skill in astrology is excused by the folly of the times, and supposes some rudiments of mathematical science; and a profane taste for the arts is betrayed in his liberal invitation and reward of the painters of Italy. ^7 But the influence of religion and learning were employed without effect on his savage and licentious nature.

    I will not transcribe, nor do I firmly believe, the stories of his fourteen pages, whose bellies were ripped open in search of a stolen melon; or of the beauteous slave, whose head he severed from her body, to convince the Janizaries that their master was not the votary of love. ^* His sobriety is attested by the silence of the Turkish annals, which accuse three, and three only, of the Ottoman line of the vice of drunkenness. ^8 But it cannot be denied that his passions were at once furious and inexorable; that in the palace, as in the field, a torrent of blood was spilt on the slightest provocation; and that the noblest of the captive youth were often dishonored by his unnatural lust. In the Albanian war he studied the lessons, and soon surpassed the example, of his father; and the conquest of two empires, twelve kingdoms, and two hundred

    cities, a vain and flattering account, is ascribed to his invincible sword. He was doubtless a soldier, and possibly a general; Constantinople has sealed his glory; but if we compare the means, the obstacles, and the achievements, Mahomet the Second must blush to sustain a parallel with Alexander or Timour. Under his command, the Ottoman forces were always more numerous than their enemies; yet their progress was bounded by the Euphrates and the Adriatic; and his arms were checked by Huniades and Scanderbeg, by the Rhodian knights and by the Persian king. [Footnote 1: For the character of Mahomet II. it is dangerous to trust either the Turks or the Christians. The most moderate picture appears to be drawn by Phranza, (l. i. c. 33,) whose resentment had cooled in age and solitude; see likewise Spondanus, (A.D. 1451, No. 11,) and the continuator of Fleury, (tom. xxii. p. 552,) the Elogia of Paulus Jovius, (l. iii. p. 164 – 166,) and the Dictionnaire de Bayle, (tom. iii. p. 273 – 279.)]

    [Footnote 2: Cantemir, (p. 115.) and the mosques which he founded, attest his public regard for religion. Mahomet freely disputed with the Gennadius on the two religions, (Spond. A.D. 1453, No. 22.)]

    [Footnote 3: Quinque linguas praeter suam noverat, Graecam, Latinam, Chaldaicam, Persicam. The Latin translator of Phranza has dropped the Arabic, which the Koran must recommend to every Mussulman.

    Note: It appears in the original Greek text, p. 95, edit. Bonn. – M.] [Footnote 4: Philelphus, by a Latin ode, requested and obtained the liberty of his wife’s mother and sisters from the conqueror of Constantinople. It was delivered into the sultan’s hands by the envoys of the duke of Milan. Philelphus himself was suspected of a design of retiring to Constantinople; yet the orator often sounded the trumpet of holy war, (see his Life by M. Lancelot, in the Memoires de l’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 tom. x. p. 718, 724, &c.)]

    [Footnote 5: Robert Valturio published at Verona, in 1483, his xii. books de Re Militari, in which he first mentions the use of bombs. By his patron Sigismund Malatesta, prince of Rimini, it had been addressed with a Latin epistle to Mahomet II.]

    [Footnote 6: According to Phranza, he assiduously studied the lives and actions of Alexander, Augustus, Constantine, and Theodosius. I have read somewhere, that Plutarch’s Lives were translated by his orders into the Turkish language. If the sultan himself understood Greek, it must have been for the benefit of his subjects. Yet these lives are a school of freedom as well as of valor.

    Note: Von Hammer disdainfully rejects this fable of

    Mahomet’s knowledge of languages. Knolles adds, that he delighted in reading the history of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of Julius Caesar. The former, no doubt, was the Persian legend, which, it is remarkable, came back to Europe, and was popular throughout the middle ages as the “Romaunt of Alexander.” The founder of the Imperial dynasty of Rome, according to M. Von Hammer, is altogether unknown in the East. Mahomet was a great patron of Turkish literature: the romantic poems of Persia were translated, or imitated, under his patronage. Von Hammer vol ii. p. 268. – M.]

    [Footnote 7: The famous Gentile Bellino, whom he had invited from Venice, was dismissed with a chain and collar of gold, and a purse of 3000 ducats. With Voltaire I laugh at the foolish story of a slave purposely beheaded to instruct the painter in the action of the muscles.]

    [Footnote *: This story, the subject of Johnson’s Irene, is rejected by M. Von Hammer, vol. ii. p. 208. The German historian’s general estimate of Mahomet’s character agrees in its more marked features with Gibbon’s. – M.] [Footnote 8: These Imperial drunkards were Soliman I., Selim II., and Amurath IV., (Cantemir, p. 61.) The sophis of Persia can produce a more regular succession; and in the last age, our European travellers were the witnesses and companions of their revels.]

    In the reign of Amurath, he twice tasted of royalty, and

    twice descended from the throne: his tender age was incapable of opposing his father’s restoration, but never could he forgive the viziers who had recommended that salutary measure. His nuptials were celebrated with the daughter of a Turkman emir; and, after a festival of two months, he departed from Adrianople with his bride, to reside in the government of Magnesia. Before the end of six weeks, he was recalled by a sudden message from the divan, which announced the decease of Amurath, and the mutinous spirit of the Janizaries. His speed and vigor commanded their obedience: he passed the Hellespont with a chosen guard: and at the distance of a mile from Adrianople, the viziers and emirs, the imams and candhis, the soldiers and the people, fell prostrate before the new sultan. They affected to weep, they affected to rejoice: he ascended the throne at the age of twenty-one years, and removed the cause of sedition by the death, the inevitable death, of his infant brothers. ^9 ^* The ambassadors of Europe and Asia soon appeared to congratulate his accession and solicit his friendship; and to all he spoke the language of moderation and peace. The confidence of the Greek emperor was revived by the solemn oaths and fair assurances with which he sealed the ratification of the treaty: and a rich domain on the banks of the Strymon was assigned for the annual payment of three hundred thousand aspers, the pension of an Ottoman prince, who was detained at his request in the Byzantine court. Yet the neighbors of Mahomet might tremble at the severity with which a youthful monarch reformed the pomp of his father’s household: the expenses of luxury were applied to those of ambition, and a useless train of seven thousand falconers was either dismissed from his service, or enlisted in his troops. ^! In the first summer of his reign, he visited with an army the Asiatic provinces; but after humbling the pride, Mahomet accepted the submission, of the Caramanian, that he might not be diverted by the smallest obstacle from the execution of his great design. ^10

    [Footnote 9: Calapin, one of these royal infants, was saved from his cruel brother, and baptized at Rome under the name of Callistus Othomannus. The emperor Frederic III. presented him with an estate in Austria, where he ended his life; and Cuspinian, who in his youth conversed with the aged prince at Vienna, applauds his piety and wisdom, (de Caesaribus, p. 672, 673.)] [Footnote *: Ahmed, the son of a Greek princess, was the object of his especial jealousy. Von Hammer, p. 501. – M.]

    [Footnote !: The Janizaries obtained, for the first time, a gift on the accession of a new sovereign, p. 504. – M.]

    [Footnote 10: See the accession of Mahomet II. in Ducas, (c. 33,) Phranza, (l. i. c. 33, l. iii. c. 2,) Chalcondyles, (l. vii. p. 199,) and Cantemir, (p. 96.)]

    The Mahometan, and more especially the Turkish casuists,

    have pronounced that no promise can bind the faithful against the interest and duty of their religion; and that the sultan may abrogate his own treaties and those of his predecessors. The justice and magnanimity of Amurath had scorned this immoral privilege; but his son, though the proudest of men, could stoop from ambition to the basest arts of dissimulation and deceit. Peace was on his lips, while war was in his heart: he incessantly sighed for the possession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Greeks, by their own indiscretion, afforded the first pretence of the fatal rupture. ^11 Instead of laboring to be forgotten, their ambassadors pursued his camp, to demand the payment, and even the increase, of their annual stipend: the divan was importuned by their complaints, and the vizier, a secret friend of the Christians, was constrained to deliver the sense of his brethren.

    “Ye foolish and miserable Romans,” said Calil, “we know your devices, and ye are ignorant of your own danger! The scrupulous Amurath is no more; his throne is occupied by a young conqueror, whom no laws can bind, and no obstacles can resist: and if you escape from his hands, give praise to the

    divine clemency, which yet delays the chastisement of your sins. Why do ye seek to affright us by vain and indirect menaces? Release the fugitive Orchan, crown him sultan of Romania; call the Hungarians from beyond the Danube; arm against us the nations of the West; and be assured, that you will only provoke and precipitate your ruin.” But if the fears of the ambassadors were alarmed by the stern language of the vizier, they were soothed by the courteous audience and friendly speeches of the Ottoman prince; and Mahomet assured them that on his return to Adrianople he would redress the grievances, and consult the true interests, of the Greeks. No sooner had he repassed the Hellespont, than he issued a mandate to suppress their pension, and to expel their officers from the banks of the Strymon: in this measure he betrayed a hostile mind; and the second order announced, and in some degree commenced,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In the narrow pass of the Bosphorus, an Asiatic fortress had formerly been raised by his grandfather; in the opposite situation, on the European side, he resolved to erect a more formidable castle; and a thousand masons were commanded to assemble in the spring on a spot named Asomaton, about five miles from the Greek metropolis. ^12 Persuasion is the resource of the feeble; and the feeble can seldom persuade: the ambassadors of the emperor attempted, without success, to divert Mahomet from the execution of his design. They represented, that his grandfather had solicited the permission of Manuel to build a castle on his own territories; but that this double fortification, which would command the strait, could only tend to violate the alliance of the nations; to intercept the Latins who traded in the Black Sea, and perhaps to annihilate the subsistence of the city. “I form the enterprise,” replied the perfidious sultan, “against the city; but the empire of Constantinople is measured by her walls. Have you forgot the distress to which my father was reduced when you formed a league with the Hungarians; when they invaded our country by land, and the Hellespont was occupied by the French galleys? Amurath was compelled to force the passage of the Bosphorus; and your strength was not equal to your malevolence. I was then a child at Adrianople; the Moslems trembled; and, for a while, the

    Gabours ^13 insulted our disgrace. But when my father had triumphed in the field of Warna, he vowed to erect a fort on the western shore, and that vow it is my duty to accomplish. Have ye the right, have ye the power, to control my actions on my own ground? For that ground is my own: as far as the shores of the Bosphorus, Asia is inhabited by the Turks, and Europe is deserted by the Romans. Return, and inform your king, that the present Ottoman is far different from his predecessors; that his resolutions surpass their wishes; and that he performs more than they could resolve. Return in safety – but the next who delivers a similar message may expect to be flayed alive.” After this declaration, Constantine, the first of the Greeks in spirit as in rank, ^14 had determined to unsheathe the sword, and to resist the approach and establishment of the Turks on the Bosphorus. He was disarmed by the advice of his civil and ecclesiastical ministers, who recommended a system less generous, and even less prudent, than his own, to approve their patience and long-suffering, to brand the Ottoman with the name and guilt of an aggressor, and to depend on chance and time for their own safety, and the destruction of a fort which could not long be maintained in the neighborhood of a great and populous city. Amidst hope and fear, the fears of the wise, and the hopes of the credulous, the winter rolled away; the proper business of each man, and each hour, was postponed; and the Greeks shut their eyes against the impending danger, till the arrival of the spring and the sultan decide the assurance of their ruin.

    [Footnote 11: Before I enter on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I shall observe, that except the short hints of Cantemir and Leunclavius, I have not been able to obtain any Turkish account of this conquest; such an account as we possess of the siege of Rhodes by Soliman II., (Memoires de l’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 tom. xxvi. p. 723 – 769.) I must therefore depend on the Greeks, whose prejudices, in some degree, are subdued by their distress. Our standard texts ar those of Ducas, (c. 34 – 42,) Phranza, (l. iii. c. 7 – 20,) Chalcondyles, (l. viii. p. 201 – 214,) and Leonardus Chiensis, (Historia C. P. a Turco expugnatae. Norimberghae, 1544, in 4to., 20 leaves.)

    The last of these narratives is the earliest in date, since it was composed in the Isle of Chios, the 16th of August, 1453, only seventy-nine days after the loss of the city, and in the first confusion of ideas and passions. Some hints may be added from an epistle of Cardinal Isidore (in Farragine Rerum Turcicarum, ad calcem Chalcondyl. Clauseri, Basil, 1556) to Pope Nicholas V., and a tract of Theodosius Zygomala, which he addressed in the year 1581 to Martin Crucius, (Turco-Graecia, l. i. p. 74 – 98, Basil, 1584.) The various facts and materials are briefly, though critically, reviewed by Spondanus, (A.D. 1453, No. 1 – 27.) The hearsay relations of Monstrelet and the distant Latins I shall take leave to disregard.

    Note: M. Von Hammer has added little new information on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and, by his general agreement, has borne an honorable testimony to the truth, and by his close imitation to the graphic spirit and boldness, of Gibbon. – M.]

    [Footnote 12: The situation of the fortress, and the topography of the Bosphorus, are best learned from Peter Gyllius, (de Bosphoro Thracio, l. ii. c. 13,) Leunclavius, (Pandect. p. 445,) and Tournefort, (Voyage dans le Levant, tom. ii. lettre xv. p. 443, 444;) but I must regret the map or plan which Tournefort sent to the French minister of the marine. The reader may turn back to chap. xvii. of this History.]

    [Footnote 13: The opprobrious name which the Turks bestow on the infidels, is expressed by Ducas, and Giaour by Leunclavius and the moderns. The former term is derived by Ducange (Gloss. Graec tom. i. p. 530), in vulgar Greek, a tortoise, as denoting a retrograde motion from the faith. But alas! Gabour is no more than Gheber, which was transferred from the Persian to the Turkish language, from the worshippers of fire to those of the crucifix, (D’Herbelot, Bibliot. Orient. p. 375.)]

    [Footnote 14: Phranza does justice to his master’s sense and courage. Calliditatem hominis non ignorans Imperator prior

    arma movere constituit, and stigmatizes the folly of the cum sacri tum profani proceres, which he had heard, amentes spe vana pasci. Ducas was not a privy-counsellor.]

    Of a master who never forgives, the orders are seldom

    disobeyed. On the twenty-sixth of March, the appointed spot of Asomaton was covered with an active swarm of Turkish artificers; and the materials by sea and land were diligently transported from Europe and Asia. ^15 The lime had been burnt in Cataphrygia; the timber was cut down in the woods of Heraclea and Nicomedia; and the stones were dug from the Anatolian quarries. Each of the thousand masons was assisted by two workmen; and a measure of two cubits was marked for their daily task. The fortress ^16 was built in a triangular form; each angle was flanked by a strong and massy tower; one on the declivity of the hill, two along the sea-shore: a thickness of twenty-two feet was assigned for the walls, thirty for the towers; and the whole building was covered with a solid platform of lead. Mahomet himself pressed and directed the work with indefatigable ardor: his three viziers claimed the honor of finishing their respective towers; the zeal of the cadhis emulated that of the Janizaries; the meanest labor was ennobled by the service of God and the sultan; and the diligence of the multitude was quickened by the eye of a despot, whose smile was the hope of fortune, and whose frown was the messenger of death. The Greek emperor beheld with terror the irresistible progress of the work; and vainly strove, by flattery and gifts, to assuage an implacable foe, who sought, and secretly fomented, the slightest occasion of a quarrel. Such occasions must soon and inevitably be found. The ruins of stately churches, and even the marble columns which had been consecrated to Saint Michael the archangel, were employed without scruple by the profane and rapacious Moslems; and some Christians, who presumed to oppose the removal, received from their hands the crown of martyrdom. Constantine had solicited a Turkish guard to protect the fields and harvests of his subjects: the guard was fixed; but their first order was to allow free pasture to the mules and horses of

    the camp, and to defend their brethren if they should be molested by the natives. The retinue of an Ottoman chief had left their horses to pass the night among the ripe corn; the damage was felt; the insult was resented; and several of both nations were slain in a tumultuous conflict. Mahomet listened with joy to the complaint; and a detachment was commanded to exterminate the guilty village: the guilty had fled; but forty innocent and unsuspecting reapers were massacred by the soldiers. Till this provocation, Constantinople had been opened to the visits of commerce and curiosity: on the first alarm, the gates were shut; but the emperor, still anxious for peace, released on the third day his Turkish captives; ^17 and expressed, in a last message, the firm resignation of a Christian and a soldier. “Since neither oaths, nor treaty, nor submission, can secure peace, pursue,” said he to Mahomet, “your impious warfare. My trust is in God alone; if it should please him to mollify your heart, I shall rejoice in the happy change; if he delivers the city into your hands, I submit without a murmur to his holy will. But until the Judge of the earth shall pronounce between us, it is my duty to live and die in the defence of my people.” The sultan’s answer was hostile and decisive: his fortifications were completed; and before his departure for Adrianople, he stationed a vigilant Aga and four hundred Janizaries, to levy a tribute on the ships of every nation that should pass within the reach of their cannon. A Venetian vessel, refusing obedience to the new lords of the Bosphorus, was sunk with a single bullet. ^* The master and thirty sailors escaped in the boat; but they were dragged in chains to the Porte: the chief was impaled; his companions were beheaded; and the historian Ducas ^18 beheld, at Demotica, their bodies exposed to the wild beasts.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was deferred till the ensuing spring; but an Ottoman army marched into the Morea to divert the force of the brothers of Constantine. At this aera of calamity, one of these princes, the despot Thomas, was blessed or afflicted with the birth of a son; “the last heir,” says the plaintive Phranza, “of the last spark of the Roman empire.” ^19

    [Footnote 15: Instead of this clear and consistent account, the Turkish Annals (Cantemir, p. 97) revived the foolish tale of the ox’s hide, and Dido’s stratagem in the foundation of Carthage. These annals (unless we are swayed by an anti-Christian prejudice) are far less valuable than the Greek historians.]

    [Footnote 16: In the dimensions of this fortress, the old castle of Europe, Phranza does not exactly agree with Chalcondyles, whose description has been verified on the spot by his editor Leunclavius.]

    [Footnote 17: Among these were some pages of Mahomet, so conscious of his inexorable rigor, that they begged to lose their heads in the city unless they could return before sunset.]

    [Footnote *: This was from a model cannon cast by Urban the Hungarian. See p. 291. Von Hammer. p. 510. – M.]

    [Footnote 18: Ducas, c. 35. Phranza, (l. iii. c. 3,) who had sailed in his vessel, commemorates the Venetian pilot as a martyr.]

    [Footnote 19: Auctum est Palaeologorum genus, et Imperii successor, parvaeque Romanorum scintillae haeres natus, Andreas, &c., (Phranza, l. iii. c. 7.) The strong expression was inspired by his feelings.]

    The Greeks and the Turks passed an anxious and sleepless

    winter: the former were kept awake by their fears, the latter by their hopes; both by the preparations of defence and attack; and the two emperors, who had the most to lose or to gain, were the most deeply affected by the national sentiment. In Mahomet, that sentiment was inflamed by the ardor of his youth and temper: he amused his leisure with building at Adrianople ^20 the lofty palace of Jehan Numa, (the watchtower of the world;) but his serious thoughts were irrevocably bent on the conquest of the city of Caesar. At the dead of night, about the second watch, he started from his bed, and commanded the instant attendance of his prime vizier. The message, the hour, the prince, and his own

    situation, alarmed the guilty conscience of Calil Basha; who had possessed the confidence, and advised the restoration, of Amurath. On the accession of the son, the vizier was confirmed in his office and the appearances of favor; but the veteran statesman was not insensible that he trod on a thin and slippery ice, which might break under his footsteps, and plunge him in the abyss. His friendship for the Christians, which might be innocent under the late reign, had stigmatized him with the name of Gabour Ortachi, or foster-brother of the infidels; ^21 and his avarice entertained a venal and treasonable correspondence, which was detected and punished after the conclusion of the war. On receiving the royal mandate, he embraced, perhaps for the last time, his wife and children; filled a cup with pieces of gold, hastened to the palace, adored the sultan, and offered, according to the Oriental custom, the slight tribute of his duty and gratitude. ^22 “It is not my wish,” said Mahomet, “to resume my gifts, but rather to heap and multiply them on thy head. In my turn, I ask a present far more valuable and important; – Constantinople.” As soon as the vizier had recovered from his surprise, “The same God,” said he, “who has already given thee so large a portion of the Roman empire, will not deny the remnant, and the capital. His providence, and thy power, assure thy success; and myself, with the rest of thy faithful slaves, will sacrifice our lives and fortunes.” – “Lala,” ^23 (or preceptor,) continued the sultan, “do you see this pillow? All the night, in my agitation, I have pulled it on one side and the other; I have risen from my bed, again have I lain down; yet sleep has not visited these weary eyes. Beware of the gold and silver of the Romans: in arms we are superior; and with the aid of God, and the prayers of the prophet, we shall speedily become masters of Constantinople.” To sound the disposition of his soldiers, he often wandered through the streets alone, and in disguise; and it was fatal to discover the sultan, when he wished to escape from the vulgar eye. His hours were spent in delineating the plan of the hostile city; in debating with his generals and engineers, on what spot he should erect his batteries; on which side he should assault the walls; where he should spring his mines; to what place he should apply his

    scaling-ladders: and the exercises of the day repeated and proved the lucubrations of the night.

    [Footnote 20: Cantemir, p. 97, 98. The sultan was either doubtful of his conquest, or ignorant of the superior merits of Constantinople. A city or a kingdom may sometimes be ruined by the Imperial fortune of their sovereign.] [Footnote 21: It, by the president Cousin, is translated pere nourricier, most correctly indeed from the Latin version; but in his haste he has overlooked the note by which Ishmael Boillaud (ad Ducam, c. 35) acknowledges and rectifies his own error.]

    [Footnote 22: The Oriental custom of never appearing without gifts before a sovereign or a superior is of high antiquity, and seems analogous with the idea of sacrifice, still more ancient and universal. See the examples of such Persian gifts, Aelian, Hist. Var. l. i. c. 31, 32, 33.]

    [Footnote 23: The Lala of the Turks (Cantemir, p. 34) and the Tata of the Greeks (Ducas, c. 35) are derived from the natural language of children; and it may be observed, that all such primitive words which denote their parents, are the simple repetition of one syllable, composed of a labial or a dental consonant and an open vowel, (Des Brosses, Mechanisme des Langues, tom. i. p. 231 – 247.)]

    Chapter LXVIII: Reign Of Mahomet The Second, Extinction Of Eastern Empire

    Part II.

    Among the implements of destruction, he studied with

    peculiar care the recent and tremendous discovery of the Latins; and his artillery surpassed whatever had yet appeared in the world. A founder of cannon, a Dane ^* or Hungarian, who had been almost starved in the Greek service, deserted to

    the Moslems, and was liberally entertained by the Turkish sultan. Mahomet was satisfied with the answer to his first question, which he eagerly pressed on the artist. “Am I able to cast a cannon capable of throwing a ball or stone of sufficient size to batter the walls of Constantinople? I am not ignorant of their strength; but were they more solid than those of Babylon, I could oppose an engine of superior power: the posi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at engine must be left to your engineers.” On this assurance, a foundry was established at Adrianople: the metal was prepared; and at the end of three months, Urban produced a piece of brass ordnance of stupendous, and almost incredible magnitude; a measure of twelve palms is assigned to the bore; and the stone bullet weighed above six hundred pounds. ^24 ^* A vacant place before the new palace was chosen for the first experiment; but to prevent the sudden and mischievous effects of astonishment and fear, a proclamation was issued, that the cannon would be discharged the ensuing day. The explosion was felt or heard in a circuit of a hundred furlongs: the ball, by the force of gunpowder, was driven above a mile; and on the spot where it fell, it buried itself a fathom deep in the ground. For the conveyance of this destructive engine, a frame or carriage of thirty wagons was linked together and drawn along by a team of sixty oxen: two hundred men on both sides were stationed, to poise and support the rolling weight; two hundred and fifty workmen marched before to smooth the way and repair the bridges; and near two months were employed in a laborious journey of one hundred and fifty miles. A lively philosopher ^25 derides on this occasion the credulity of the Greeks, and observes, with much reason, that we should always distrust the exaggerations of a vanquished people. He calculates, that a ball, even o two hundred pounds, would require a charge of one hundred and fifty pounds of powder; and that the stroke would be feeble and impotent, since not a fifteenth part of the mass could be inflamed at the same moment. A stranger as I am to the art of destruction, I can discern that the modern improvements of artillery prefer the number of pieces to the weight of metal; the quickness of the fire to the sound, or even the consequence, of a single explosion. Yet I dare not reject the

    positive and unanimous evidence of contemporary writers; nor can it seem improbable, that the first artists, in their rude and ambitious efforts, should have transgressed the standard of moderation. A Turkish cannon, more enormous than that of Mahomet, still guards the entrance of the Dardanelles; and if the use be inconvenient, it has been found on a late trial that the effect was far from contemptible. A stone bullet of eleven hundred pounds’ weight was once discharged with three hundred and thirty pounds of powder: at the distance of six hundred yards it shivered into three rocky fragments; traversed the strait; and leaving the waters in a foam, again rose and bounded against the opposite hill. ^26

    [Footnote *: Gibbon has written Dane by mistake for Dace, or Dacian. Chalcondyles, Von Hammer, p. 510. – M.]

    [Footnote 24: The Attic talent weighed about sixty minae, or avoirdupois pounds (see Hooper on Ancient Weights, Measures, &c.;) but among the modern Greeks, that classic appellation was extended to a weight of one hundred, or one hundred and twenty-five pounds, (Ducange.) Leonardus Chiensis measured the ball or stone of the second cannon Lapidem, qui palmis undecim ex meis ambibat in gyro.]

    [Footnote *: 1200, according to Leonardus Chiensis. Von Hammer states that he had himself seen the great cannon of the Dardanelles, in which a tailor who had run away from his creditors, had concealed himself several days Von Hammer had measured balls twelve spans round. Note. p. 666. – M.] [Footnote 25: See Voltaire, (Hist. Generale, c. xci. p. 294, 295.) He was ambitious of universal monarchy; and the poet frequently aspires to the name and style of an astronomer, a chemist, &c.]

    [Footnote 26: The Baron de Tott, (tom. iii. p. 85 – 89,) who fortified the Dardanelles against the Russians, describes in a lively, and even comic, strain his own prowess, and the consternation of the Turks. But that adventurous traveller does not possess the art of gaining our confidence.]

    While Mahomet threatened the capital of the East, the Greek

    emperor implored with fervent prayers the assistance of earth and heaven. But the invisible powers were deaf to his supplications; and Christendom beheld with indifference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while she derived at least some promise of supply from the jealous and temporal policy of the sultan of Egypt. Some states were too weak, and others too remote; by some the danger was considered as imaginary by others as inevitable: the Western princes were involved in their endless and domestic quarrels; and the Roman pontiff was exasperated by the falsehood or obstinacy of the Greeks. Instead of employing in their favor the arms and treasures of Italy, Nicholas the Fifth had foretold their approaching ruin; and his honor was engaged in the accomplishment of his prophecy. ^* Perhaps he was softened by the last extremity o their distress; but his compassion was tardy; his efforts were faint and unavailing; and Constantinople had fallen, before the squadrons of Genoa and Venice could sail from their harbors. ^27 Even the princes of the Morea and of the Greek islands affected a cold neutrality: the Genoese colony of Galata negotiated a private treaty; and the sultan indulged them in the delusive hope, that by his clemency they might survive the ruin of the empire. A plebeian crowd, and some Byzantine nobles basely withdrew from the danger of their country; and the avarice of the rich denied the emperor, and reserved for the Turks, the secret treasures which might have raised in their defence whole armies of mercenaries. ^28 The indigent and solitary prince prepared, however, to sustain his formidable adversary; but if his courage were equal to the peril, his strength was inadequate to the contest.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spring, the Turkish vanguard swept the towns and villages as far as the gates of Constantinople: submission was spared and protected; whatever presumed to resist was exterminated with fire and sword. The Greek places on the Black Sea, Mesembria, Acheloum, and Bizon, surrendered on the first summons; Selybria alone deserved the honors of a siege or blockade; and the bold inhabitants, while they were

    invested by land, launched their boats, pillaged the opposite coast of Cyzicus, and sold their captives in the public market. But on the approach of Mahomet himself all was silent and prostrate: he first halted at the distance of five miles; and from thence advancing in battle array, planted before the gates of St. Romanus the Imperial standard; and on the sixth day of April formed the memorabl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Footnote *: See the curious Christian and Mahometan predictions of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Von Hammer, p. 518. – M.]

    [Footnote 27: Non audivit, indignum ducens, says the honest Antoninus; but as the Roman court was afterwards grieved and ashamed, we find the more courtly expression of Platina, in animo fuisse pontifici juvare Graecos, and the positive assertion of Aeneas Sylvius, structam classem &c. (Spond. A.D. 1453, No. 3.)]

    [Footnote 28: Antonin. in Proem. – Epist. Cardinal. Isidor. apud Spondanum and Dr. Johnson, in the tragedy of Irene, has happily seized this characteristic circumstance: –

    The groaning Greeks dig up the golden caverns. The accumulated wealth of hoarding ages; That wealth which, granted to their weeping prince, Had ranged embattled nations at their gates.]

    The troops of Asia and Europe extended on the right and left

    from the Propontis to the harbor; the Janizaries in the front were stationed before the sultan’s tent; the Ottoman line was covered by a deep intrenchment; and a subordinate army enclosed the suburb of Galata, and watched the doubtful faith of the Genoese. The inquisitive Philelphus, who resided in Greece about thirty years before the siege, is confident, that all the Turkish forces of any name or value could not exceed the number of sixty thousand horse and twenty thousand foot; and he upbraids the pusillanimity of the nations, who had tamely yielded to a handful of Barbarians. Such indeed might be the regular establishment of the Capiculi, ^29 the troops of the Porte who marched with the prince, and were paid from

    his royal treasury. But the bashaws, in their respective governments, maintained or levied a provincial militia; many lands were held by a military tenure; many volunteers were attracted by the hope of spoil and the sound of the holy trumpet invited a swarm of hungry and fearless fanatics, who might contribute at least to multiply the terrors, and in a first attack to blunt the swords, of the Christians. The whole mass of the Turkish powers is magnified by Ducas, Chalcondyles, and Leonard of Chios, to the amount of three or four hundred thousand men; but Phranza was a less remote and more accurate judge; and his precise definition of two hundred and fifty-eight thousand does not exceed the measure of experience and probability. ^30 The navy of the besiegers was less formidable: the Propontis was overspread with three hundred and twenty sail; but of these no more than eighteen could be rated as galleys of war; and the far greater part must be degraded to the condition of store-ships and transports, which poured into the camp fresh supplies of men, ammunition, and provisions. In her last decay, Constantinople was still peopled with more than a hundred thousand inhabitants; but these numbers are found in the accounts, not of war, but of captivity; and they mostly consisted of mechanics, of priests, of women, and of men devoid of that spirit which even women have sometimes exerted for the common safety. I can suppose, I could almost excuse, the reluctance of subjects to serve on a distant frontier, at the will of a tyrant; but the man who dares not expose his life in the defence of his children and his property, has lost in society the first and most active energies of nature. By the emperor’s command, a particular inquiry had been made through the streets and houses, how many of the citizens, or even of the monks, were able and willing to bear arms for their country. The lists were intrusted to Phranza; ^31 and, after a diligent addition, he informed his master, with grief and surprise, that the national defence was reduced to four thousand nine hundred and seventy Romans. Between Constantine and his faithful minister this comfortless secret was preserved; and a sufficient proportion of shields, cross-bows, and muskets, were distributed from the arsenal to the city bands. They derived some accession from a body of

    two thousand strangers, under the command of John Justiniani, a noble Genoese; a liberal donative was advanced to these auxiliaries; and a princely recompense, the Isle of Lemnos, was promised to the valor and victory of their chief. A strong chain was drawn across the mouth of the harbor: it was supported by some Greek and Italian vessels of war and merchandise; and the ships of every Christian nation, that successively arrived from Candia and the Black Sea, were detained for the public service. Against the powers of the Ottoman empire, a city of the extent of thirteen, perhaps of sixteen, miles was defended by a scanty garrison of seven or eight thousand soldiers. Europe and Asia were open to the besiegers; but the strength and provisions of the Greeks must sustain a daily decrease; nor could they indulge the expectation of any foreign succor or supply.

    [Footnote 29: The palatine troops are styled Capiculi, the provincials, Seratculi; and most of the names and institutions of the Turkish militia existed before the Canon Nameh of Soliman II, from which, and his own experience, Count Marsigli has composed his military state of the Ottoman empire.]

    [Footnote 30: The observation of Philelphus is approved by Cuspinian in the year 1508, (de Caesaribus, in Epilog. de Militia Turcica, p. 697.) Marsigli proves, that the effective armies of the Turks are much less numerous than they appear. In the army that besieged Constantinople Leonardus Chiensis reckons no more than 15,000 Janizaries.]

    [Footnote 31: Ego, eidem (Imp.) tabellas extribui non absque dolore et moestitia, mansitque apud nos duos aliis occultus numerus, (Phranza, l. iii. c. 8.) With some indulgence for national prejudices, we cannot desire a more authentic witness, not only of public facts, but of private counsels.]

    The primitive Romans would have drawn their swords in the

    resolution of death or conquest. The primitive Christians might have embraced each other, and awaited in patience and

    charity the stroke of martyrdom. But the Greeks of Constantinople were animated only by the spirit of religion, and that spirit was productive only of animosity and discord. Before his death, the emperor John Palaeologus had renounced the unpopular measure of a union with the Latins; nor was the idea revived, till the distress of his brother Constantine imposed a last trial of flattery and dissimulation. ^32 With the demand of temporal aid, his ambassadors were instructed to mingle the assurance of spiritual obedience: his neglect of the church was excused by the urgent cares of the state; and his orthodox wishes solicited the presence of a Roman legate. The Vatican had been too often deluded; yet the signs of repentance could not decently be overlooked; a legate was more easily granted than an army; and about six months before the final destruction, the cardinal Isidore of Russia appeared in that character with a retinue of priests and soldiers. The emperor saluted him as a friend and father; respectfully listened to his public and private sermons; and with the most obsequious of the clergy and laymen subscribed the act of union, as it had been ratified in the council of Florence. On the twelfth of December, the two nations, in the church of St. Sophia, joined in the communion of sacrifice and prayer; and the names of the two pontiffs were solemnly commemorated; the names of Nicholas the Fifth, the vicar of Christ, and of the patriarch Gregory, who had been driven into exile by a rebellious people.

    [Footnote 32: In Spondanus, the narrative of the union is not only partial, but imperfect. The bishop of Pamiers died in 1642, and the history of Ducas, which represents these scenes (c. 36, 37) with such truth and spirit, was not printed till the year 1649.]

    But the dress and language of the Latin priest who

    officiated at the altar were an object of scandal; and it was observed with horror, that he consecrated a cake or wafer of unleavened bread, and poured cold water into the cup of the sacrament. A national historian acknowledges with a blush, that none of his countrymen, not the emperor himself, were

    sincere in this occasional conformity. ^33 Their hasty and unconditional submission was palliated by a promise of future revisal; but the best, or the worst, of their excuses was the confession of their own perjury. When they were pressed by the reproaches of their honest brethren, “Have patience,” they whispered, “have patience till God shall have delivered the city from the great dragon who seeks to devour us. You shall then perceive whether we are truly reconciled with the Azymites.” But patience is not the attribute of zeal; nor can the arts of a court be adapted to the freedom and violence of popular enthusiasm. From the dome of St. Sophia the inhabitants of either sex, and of every degree, rushed in crowds to the cell of the monk Gennadius, ^34 to consult the oracle of the church. The holy man was invisible; entranced, as it should seem, in deep meditation, or divine rapture: but he had exposed on the door of his cell a speaking tablet; and they successively withdrew, after reading those tremendous words: “O miserable Romans, why will ye abandon the truth? and why, instead of confiding in God, will ye put your trust in the Italians? In losing your faith you will lose your city. Have mercy on me, O Lord! I protest in thy presence that I am innocent of the crime. O miserable Romans, consider, pause, and repent. At the same moment that you renounce the religion of your fathers, by embracing impiety, you submit to a foreign servitude.” According to the advice of Gennadius, the religious virgins, as pure as angels, and as proud as daemons, rejected the act of union, and abjured all communion with the present and future associates of the Latins; and their example was applauded and imitated by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clergy and people. From the monastery, the devout Greeks dispersed themselves in the taverns; drank confusion to the slaves of the pope; emptied their glasses in honor of the image of the holy Virgin; and besought her to defend against Mahomet the city which she had formerly saved from Chosroes and the Chagan. In the double intoxication of zeal and wine, they valiantly exclaimed, “What occasion have we for succor, or union, or Latins? Far from us be the worship of the Azymites!” During the winter that preceded the Turkish conquest, the nation was distracted by this epidemical frenzy; and the season of Lent,

    the approach of Easter, instead of breathing charity and love, served only to fortify the obstinacy and influence of the zealots. The confessors scrutinized and alarmed the conscience of their votaries, and a rigorous penance was imposed on those who had received the communion from a priest who had given an express or tacit consent to the union. His service at the altar propagated the infection to the mute and simple spectators of the ceremony: they forfeited, by the impure spectacle, the virtue of the sacerdotal character; nor was it lawful, even in danger of sudden death, to invoke the assistance of their prayers or absolution. No sooner had the church of St. Sophia been polluted by the Latin sacrifice, than it was deserted as a Jewish synagogue, or a heathen temple, by the clergy and people; and a vast and gloomy silence prevailed in that venerable dome, which had so often smoked with a cloud of incense, blazed with innumerable lights, and resounded with the voice of prayer and thanksgiving. The Latins were the most odious of heretics and infidels; and the first minister of the empire, the great duke, was heard to declare, that he had rather behold in Constantinople the turban of Mahomet, than the pope’s tiara or a cardinal’s hat. ^35 A sentiment so unworthy of Christians and patriots was familiar and fatal to the Greeks: the emperor was deprived of the affection and support of his subjects; and their native cowardice was sanctified by resignation to the divine decree, or the visionary hope of a miraculous deliverance.

    [Footnote 33: Phranza, one of the conforming Greeks, acknowledges that the measure was adopted only propter spem auxilii; he affirms with pleasure, that those who refused to perform their devotions in St. Sophia, extra culpam et in pace essent, (l. iii. c. 20.)]

    [Footnote 34: His primitive and secular name was George Scholarius, which he changed for that of Gennadius, either when he became a monk or a patriarch. His defence, at Florence, of the same union, which he so furiously attacked at Constantinople, has tempted Leo Allatius (Diatrib. de Georgiis, in Fabric. Bibliot. Graec. tom. x. p. 760 – 786) to divide him

    into two men; but Renaudot (p. 343 – 383) has restored the identity of his person and the duplicity of his character.]

    [Footnote 35: It, may be fairly translated a cardinal’s hat. The difference of the Greek and Latin habits imbittered the schism.]

    Of the triangle which composes the figure of Constantinople,

    the two sides along the sea were made inaccessible to an enemy; the Propontis by nature, and the harbor by art. Between the two waters, the basis of the triangle, the land side was protected by a double wall, and a deep ditch of the depth of one hundred feet.

    Against this line of fortification, which Phranza, an eye-witness, prolongs to the measure of six miles, ^36 the Ottomans directed their principal attack; and the emperor, after distributing the service and command of the most perilous stations, undertook the defence of the external wall. In the first days of the siege the Greek soldiers descended into the ditch, or sallied into the field; but they soon discovered, that, in the proportion of their numbers, one Christian was of more value than twenty Turks: and, after these bold preludes, they were prudently content to maintain the rampart with their missile weapons. Nor should this prudence be accused of pusillanimity. The nation was indeed pusillanimous and base; but the last Constantine deserves the name of a hero: his noble band of volunteers was inspired with Roman virtue; and the foreign auxiliaries supported the honor of the Western chivalry. The incessant volleys of lances and arrows were accompanied with the smoke, the sound, and the fire, of their musketry and cannon. Their small arms discharged at the same time either five, or even ten, balls of lead, of the size of a walnut; and, according to the closeness of the ranks and the force of the powder, several breastplates and bodies were transpierced by the same shot. But the Turkish approaches were soon sunk in trenches, or covered with ruins. Each day added to the science of the Christians; but their inadequate

    stock of gunpowder was wasted in the operations of each day. Their ordnance was not powerful, either in size or number; and if they possessed some heavy cannon, they feared to plant them on the walls, lest the aged structure should be shaken and overthrown by the explosion. ^37 The same destructive secret had been revealed to the Moslems; by whom it was employed with the superior energy of zeal, riches, and despotism. The great cannon of Mahomet has been separately noticed; an important and visible object in the history of the times: but that enormous engine was flanked by two fellows almost of equal magnitude: ^38 the long order of the Turkish artillery was pointed against the walls; fourteen batteries thundered at once on the most accessible places; and of one of these it is ambiguously expressed, that it was mounted with one hundred and thirty guns, or that it discharged one hundred and thirty bullets. Yet in the power and activity of the sultan, we may discern the infancy of the new science. Under a master who counted the moments, the great cannon could be loaded and fired no more than seven times in one day. ^39 The heated metal unfortunately burst; several workmen were destroyed; and the skill of an artist ^* was admired who bethought himself of preventing the danger and the accident, by pouring oil, after each explosion, into the mouth of the cannon. [Footnote 36: We are obliged to reduce the Greek miles to the smallest measure which is preserved in the wersts of Russia, of 547 French toises, and of 104 2/5 to a degree. The six miles of Phranza do not exceed four English miles, (D’Anville, Mesures Itineraires, p. 61, 123, &c.)]

    [Footnote 37: At indies doctiores nostri facti paravere contra hostes machina menta, quae tamen avare dabantur. Pulvis erat nitri modica exigua; tela modica; bombardae, si aderant incommoditate loci primum hostes offendere, maceriebus alveisque tectos, non poterant. Nam si quae magnae erant, ne murus concuteretur noster, quiescebant. This passage of Leonardus Chiensis is curious and important.]

    [Footnote 38: According to Chalcondyles and Phranza, the great cannon burst; an incident which, according to Ducas,

    was prevented by the artist’s skill. It is evident that they do not speak of the same gun.

    Note: They speak, one of a Byzantine, one of a Turkish, gun.

    Von Hammer note, p. 669]

    [Footnote 39: Near a hundred years after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the French and English fleets in the Channel were proud of firing 300 shot in an engagement of two hours, (Memoires de Martin du Bellay, l. x., in the Collection Generale, tom. xxi. p. 239.)]

    [Footnote *: The founder of the gun. Von Hammer, p. 526.]

    The first random shots were productive of more sound than

    effect; and it was by the advice of a Christian, that the engineers were taught to level their aim against the two opposite sides of the salient angles of a bastion. However imperfect, the weight and repetition of the fire made some impression on the walls; and the Turks, pushing their approaches to the edge of the ditch, attempted to fill the enormous chasm, and to build a road to the assault. ^40 Innumerable fascines, and hogsheads, and trunks of trees, were heaped on each other; and such was the impetuosity of the throng, that the foremost and the weakest were pushed headlong down the precipice, and instantly buried under the accumulated mass. To fill the ditch was the toil of the besiegers; to clear away the rubbish was the safety of the besieged; and after a long and bloody conflict, the web that had been woven in the day was still unravelled in the night. The next resource of Mahomet was the practice of mines; but the soil was rocky; in every attempt he was stopped and undermined by the Christian engineers; nor had the art been yet invented of replenishing those subterraneous passages with gunpowder, and blowing whole towers and cities into the air. ^41 A circumstance that distinguishes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is the reunion of the ancient and modern

    artillery. The cannon were intermingled with the mechanical engines for casting stones and darts; the bullet and the battering-ram ^* were directed against the same walls: nor had the discovery of gunpowder superseded the use of the liquid and unextinguishable fire. A wooden turret of the largest size was advanced on rollers this portable magazine of ammunition and fascines was protected by a threefold covering of bulls’ hides: incessant volleys were securely discharged from the loop-holes; in the front, three doors were contrived for the alternate sally and retreat of the soldiers and workmen. They ascended by a staircase to the upper platform, and, as high as the level of that platform, a scaling-ladder could be raised by pulleys to form a bridge, and grapple with the adverse rampart. By these various arts of annoyance, some as new as they were pernicious to the Greeks, the tower of St. Romanus was at length overturned: after a severe struggle, the Turks were repulsed from the breach, and interrupted by darkness; but they trusted that with the return of light they should renew the attack with fresh vigor and decisive success. Of this pause of action, this interval of hope, each moment was improved, by the activity of the emperor and Justiniani, who passed the night on the spot, and urged the labors which involved the safety of the church and city. At the dawn of day, the impatient sultan perceived, with astonishment and grief, that his wooden turret had been reduced to ashes: the ditch was cleared and restored; and the tower of St. Romanus was again strong and entire. He deplored the failure of his design; and uttered a profane exclamation, that the word of the thirty-seven thousand prophets should not have compelled him to believe that such a work, in so short a time, could have been accomplished by the infidels.

    [Footnote 40: I have selected some curious facts, without striving to emulate the bloody and obstinate eloquence of the abbe de Vertot, in his prolix descriptions of the sieges of Rhodes, Malta, &c. But that agreeable historian had a turn for romance; and as he wrote to please the order he had adopted the same spirit of enthusiasm and chivalry.]

    [Footnote 41: The first theory of mines with gunpowder appears in 1480 in a Ms. of George of Sienna, (Tiraboschi, tom. vi. P. i. p. 324.) They were first practised by Sarzanella, in 1487; but the honor and improvement in 1503 is ascribed to Peter of Navarre, who used them with success in the wars of Italy, (Hist. de la Ligue de Cambray, tom. ii. p. 93 – 97.)]

    [Footnote *: The battering-ram according to Von Hammer, (p. 670,) was not used – M.]

    Chapter LXVIII: Reign Of Mahomet The Second, Extinction Of Eastern Empire.

    Part III.

    The generosity of the Christian princes was cold and tardy; but in the first apprehension of a siege, Constantine had negotiated, in the isles of the Archipelago, the Morea, and Sicily, the most indispensable supplies. As early as the beginning of April, five ^42 great ships, equipped for merchandise and war, would have sailed from the harbor of Chios, had not the wind blown obstinately from the north. ^43 One of these ships bore the Imperial flag; the remaining four belonged to the Genoese; and they were laden with wheat and barley, with wine, oil, and vegetables, and, above all, with soldiers and mariners for the service of the capital. After a tedious delay, a gentle breeze, and, on the second day, a strong gale from the south, carried them through the Hellespont and the Propontis: but the city was already invested by sea and land; and the Turkish fleet, at the entrance of the Bosphorus, was stretched from shore to shore, in the form of a crescent, to intercept, or at least to repel, these bold auxiliaries. The reader who has present to his mind the geographical picture of Constantinople, will conceive and admire the greatness of the spectacle. The five Christian ships continued to advance with joyful shouts, and a full press both of sails and oars, against a hostile fleet of three hundred vessels; and the rampart, the camp, the coasts of Europe and Asia, were lined with innumerable spectators, who anxiously awaited the event of this momentous succor. At the first view that event could not appear doubtful; the superiority of the Moslems was beyond all measure or account: and, in a calm, their numbers and valor must inevitably have prevailed. But their hasty and imperfect navy had been created, not by the genius of the people, but by the will of the sultan: in the height of their prosperity, the Turks have acknowledged, that if God had given them the earth, he had left the sea to the infidels; ^44 and a series of defeats, a rapid progress of decay, has established the truth of their modest confession. Except eighteen galleys of some force, the rest of their fleet consisted of open boats, rudely constructed and awkwardly managed, crowded with troops, and destitute of cannon; and since courage arises in a great measure from the consciousness of strength, the bravest of the Janizaries might tremble on a new element. In the Christian squadron, five stout and lofty ships were guided by skilful pilots, and manned with the veterans of Italy and Greece, long practised in the arts and perils of the sea. Their weight was directed to sink or scatter the weak obstacles that impeded their passage: their artillery swept the waters: their liquid fire was poured on the heads of the adversaries, who, with the design of boarding, presumed to approach them; and the winds and waves are always on the side of the ablest navigators. In this conflict, the Imperial vessel, which had been almost overpowered, was rescued by the Genoese; but the Turks, in a distant and closer attack, were twice repulsed with considerable loss. Mahomet himself sat on horseback on the beach to encourage their valor by his voice and presence, by the promise of reward, and by fear more potent than the fear of the enemy. The passions of his soul, and even the gestures of his body, ^45 seemed to imitate the actions of the combatants; and, as if he had been the lord of nature, he spurred his horse with a fearless and impotent effort into the sea. His loud reproaches, and the clamors of the camp, urged the Ottomans to a third attack, more fatal and bloody than the two former; and I must repeat, though I cannot credit, the evidence of Phranza, who affirms, from their own mouth, that they lost above twelve thousand men in the slaughter of the day. They fled in disorder to the shores of Europe and Asia, while the Christian squadron, triumphant and unhurt, steered along the Bosphorus, and securely anchored within the chain of the harbor. In the confidence of victory, they boasted that the whole Turkish power must have yielded to their arms; but the admiral, or captain bashaw, found some consolation for a painful wound in his eye, by representing that accident as the cause of his defeat. Balthi Ogli was a renegade of the race of the Bulgarian princes: his military character was tainted with the unpopular vice of avarice; and under the despotism of the prince or people, misfortune is a sufficient evidence of guilt. ^* His rank and services were annihilated by the displeasure of Mahomet. In the royal presence, the captain bashaw was extended on the ground by four slaves, and received one hundred strokes with a golden rod: ^46 his death had been pronounced; and he adored the clemency of the sultan, who was satisfied with the milder punishment of confiscation and exile. The introduction of this supply revived the hopes of the Greeks, and accused the supineness of their Western allies. Amidst the deserts of Anatolia and the rocks of Palestine, the millions of the crusades had buried themselves in a voluntary and inevitable grave; but the situation of the Imperial city was strong against her enemies, and accessible to her friends; and a rational and moderate armament of the marine states might have saved the relics of the Roman name, and maintained a Christian fortress in the heart of the Ottoman empire. Yet this was the sole and feeble attempt for the deliverance of Constantinople: the more distant powers were insensible of its danger; and the ambassador of Hungary, or at least of Huniades, resided in the Turkish camp, to remove the fears, and to direct the operations, of the sultan. ^47

    [Footnote 42: It is singular that the Greeks should not agree in the number of these illustrious vessels; the five of Ducas, the four of Phranza and Leonardus, and the two of Chalcondyles,

    must be extended to the smaller, or confined to the larger, size. Voltaire, in giving one of these ships to Frederic III., confounds the emperors of the East and West.] [Footnote 43: In bold defiance, or rather in gross ignorance, of language and geography, the president Cousin detains them in Chios with a south, and wafts them to Constantinople with a north, wind.]

    [Footnote 44: The perpetual decay and weakness of the Turkish navy may be observed in Ricaut, (State of the Ottoman Empire, p. 372 – 378,) Thevenot, (Voyages, P. i. p. 229 – 242, and Tott, (Memoires, tom. iii;) the last of whom is always solicitous to amuse and amaze his reader]

    [Footnote 45: I must confess that I have before my eyes the living picture which Thucydides (l. vii. c. 71) has drawn of the passions and gestures of the Athenians in a naval engagement in the great harbor of Syracuse.] [Footnote *: According to Ducas, one of the Afabi beat out his eye with a stone Compare Von Hammer. – M.]

    [Footnote 46: According to the exaggeration or corrupt text of Ducas, (c. 38,) this golden bar was of the enormous or incredible weight of 500 librae, or pounds. Bouillaud’s reading of 500 drachms, or five pounds, is sufficient to exercise the arm of Mahomet, and bruise the back of his admiral.] [Footnote 47: Ducas, who confesses himself ill informed of the affairs of Hungary assigns a motive of superstition, a fatal belief that Constantinople would be the term of the Turkish conquests. See Phranza (l. iii. c. 20) and Spondanus.]

    It was difficult for the Greeks to penetrate the secret of the divan; yet the Greeks are persuaded, that a resistance so obstinate and surprising, had fatigued the perseverance of Mahomet. He began to meditate a retreat; and the siege would have been speedily raised, if the ambition and jealousy of the second vizier had not opposed the perfidious advice of Calil Bashaw, who still maintained a secret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Byzantine court. The reduction of the city appeared to be hopeless, unless a double attack could be made from the harbor as well as from the land; but the harbor was inaccessible: an impenetrable chain was now defended by eight large ships, more than twenty of a smaller size, with several galleys and sloops; and, instead of forcing this barrier, the Turks might apprehend a naval sally, and a second encounter in the open sea. In this perplexity, the genius of Mahomet conceived and executed a plan of a bold and marvellous cast, of transporting by land his lighter vessels and military stores from the Bosphorus into the higher part of the harbor. The distance is about ten ^* miles; the ground is uneven, and was overspread with thickets; and, as the road must be opened behind the suburb of Galata, their free passage or total destruction must depend on the option of the Genoese. But these selfish merchants were ambitious of the favor of being the last devoured; and the deficiency of art was supplied by the strength of obedient myraids. A level way was covered with a broad platform of strong and solid planks; and to render them more slippery and smooth, they were anointed with the fat of sheep and oxen. Fourscore light galleys and brigantines, of fifty and thirty oars, were disembarked on the Bosphorus shore; arranged successively on rollers; and drawn forwards by the power of men and pulleys. Two guides or pilots were stationed at the helm, and the prow, of each vessel: the sails were unfurled to the winds; and the labor was cheered by song and acclamation. In the course of a single night, this Turkish fleet painfully climbed the hill, steered over the plain, and was launched from the declivity into the shallow waters of the harbor, far above the molestation of the deeper vessels of the Greeks. The real importance of this operation was magnified by the consternation and confidence which it inspired: but the notorious, unquestionable fact was displayed before the eyes, and is recorded by the pens, of the two nations. ^48 A similar stratagem had been repeatedly practised by the ancients; ^49 the Ottoman galleys (I must again repeat) should be considered as large boats; and, if we compare the magnitude and the distance, the obstacles and the means, the boasted miracle ^50 has perhaps been equalled by the industry of our own times. ^51 As soon as Mahomet had occupied the upper harbor with a fleet and army, he constructed, in the narrowest part, a bridge, or rather mole, of fifty cubits in breadth, and one hundred in length: it was formed of casks and hogsheads; joined with rafters, linked with iron, and covered with a solid floor. On this floating battery he planted one of his largest cannon, while the fourscore galleys, with troops and scaling ladders, approached the most accessible side, which had formerly been stormed by the Latin conquerors. The indolence of the Christians has been accused for not destroying these unfinished works; ^! but their fire, by a superior fire, was controlled and silenced; nor were they wanting in a nocturnal attempt to burn the vessels as well as the bridge of the sultan. His vigilance prevented their approach; their foremost galiots were sunk or taken; forty youths, the bravest of Italy and Greece, were inhumanly massacred at his command; nor could the emperor’s grief be assuaged by the just though cruel retaliation, of exposing from the walls the heads of two hundred and sixty Mussulman captives. After a siege of forty days, the fate of Constantinople could no longer be averted. The diminutive garrison was exhausted by a double attack: the fortifications, which had stood for ages against hostile violence, were dismantled on all sides by the Ottoman cannon: many breaches were opened; and near the gate of St. Romanus, four towers had been levelled with the ground. For the payment of his feeble and mutinous troops, Constantine was compelled to despoil the churches with the promise of a fourfold restitution; and his sacrilege offered a new reproach to the enemies of the union. A spirit of discord impaired the remnant of the Christian strength; the Genoese and Venetian auxiliaries asserted the preeminence of their respective service; and Justiniani and the great duke, whose ambition was not extinguished by the common danger, accused each other of treachery and cowardice.

    [Footnote 48: The unanimous testimony of the four Greeks is confirmed by Cantemir (p. 96) from the Turkish annals; but I could wish to contract the distance of ten miles, and to prolong the term of one night.

    Note: Six miles, not ten. Von Hammer. – M]

    [Footnote 49: Phranza relates two examples of a similar transportation over the six miles of the Isthmus of Corinth; the one fabulous, of Augustus after the battle of Actium; the other true, of Nicetas, a Greek general in the xth century. To these he might have added a bold enterprise of Hannibal, to introduce his vessels into the harbor of Tarentum, (Polybius, l. viii. p. 749, edit. Gronov.)

    Note: Von Hammer gives a longer list of such transportations, p. 533. Dion Cassius distinctly relates the occurrence treated as fabulous by Gibbon. – M.]

    [Footnote 50: A Greek of Candia, who had served the Venetians in a similar undertaking, (Spond. A.D. 1438, No. 37,) might possibly be the adviser and agent of Mahomet.]

    [Footnote 51: I particularly allude to our own embarkations on the lakes of Canada in the years 1776 and 1777, so great in the labor, so fruitless in the event.]

    [Footnote !: They were betrayed, according to some accounts, by the Genoese of Galata. Von Hammer, p. 536. – M.]

    During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the words of peace and capitulation had been sometimes pronounced; and several embassies had passed between the camp and the city. ^52 The Greek emperor was humbled by adversity; and would have yielded to any terms compatible with religion and royalty. The Turkish sultan was desirous of sparing the blood of his soldiers; still more desirous of securing for his own use the Byzantine treasures: and he accomplished a sacred duty in presenting to the Gabours the choice of circumcision, of tribute, or of death. The avarice of Mahomet might have been satisfied with an annual sum of one hundred thousand ducats; but his ambition grasped the capital of the East: to the prince he offered a rich equivalent, to the people a free toleration, or a safe departure: but after some fruitless treaty, he declared his resolution of finding either a throne, or a grave, under the walls of Constantinople. A sense of honor, and the fear of universal reproach, forbade Palaeologus to resign the city into the hands of the Ottomans; and he determined to abide the last extremities of war. Several days were employed by the sultan in the preparations of the assault; and a respite was granted by his favorite science of astrology, which had fixed on the twenty-ninth of May, as the fortunate and fatal hour. On the evening of the twenty-seventh, he issued his final orders; assembled in his presence the military chiefs, and dispersed his heralds through the camp to proclaim the duty, and the motives, of the perilous enterprise. Fear is the first principle of a despotic government; and his menaces were expressed in the Oriental style, that the fugitives and deserters, had they the wings of a bird, ^53 should not escape from his inexorable justice. The greatest part of his bashaws and Janizaries were the offspring of Christian parents: but the glories of the Turkish name were perpetuated by successive adoption; and in the gradual change of individuals, the spirit of a legion, a regiment, or an oda, is kept alive by imitation and discipline. In this holy warfare, the Moslems were exhorted to purify their minds with prayer, their bodies with seven ablutions; and to abstain from food till the close of the ensuing day. A crowd of dervises visited the tents, to instil the desire of martyrdom, and the assurance of spending an immortal youth amidst the rivers and gardens of paradise, and in the embraces of the black-eyed virgins. Yet Mahomet principally trusted to the efficacy of temporal and visible rewards. A double pay was promised to the victorious troops: “The city and the buildings,” said Mahomet, “are mine; but I resign to your valor the captives and the spoil, the treasures of gold and beauty; be rich and be happy. Many are the provinces of my empire: the intrepid soldier who first ascends the walls of Constantinople shall be rewarded with the government of the fairest and most wealthy; and my gratitude shall accumulate his honors and fortunes above the measure of his own hopes.” Such various and potent motives diffused among the Turks a general ardor, regardless of life and impatient for action: the camp reechoed with the Moslem shouts of “God is God: there is but one God, and Mahomet is the apostle of God;” ^54 and the sea and land, from Galata to the seven towers, were illuminated by the blaze of their nocturnal fires. ^*

    [Footnote 52: Chalcondyles and Ducas differ in the time and circumstances of the negotiation; and as it was neither glorious nor salutory, the faithful Phranza spares his prince even the thought of a surrender.] [Footnote 53: These wings (Chalcondyles, l. viii. p. 208) are no more than an Oriental figure: but in the tragedy of Irene, Mahomet’s passion soars above sense and reason: –

    Should the fierce North, upon his frozen wings. Bear him aloft above the wondering clouds, And seat him in the Pleiads’ golden chariot – Then should my fury drag him down to tortures.

    Besides the extravagance of the rant, I must observe, 1. That the operation of the winds must be confined to the lower region of the air. 2. That the name, etymology, and fable of the Pleiads are purely Greek, (Scholiast ad Homer, Sigma 686. Eudocia in Ionia, p. 399. Apollodor. l. iii. c. 10. Heyne, p. 229, Not. 682,) and had no affinity with the astronomy of the East, (Hyde ad Ulugbeg, Tabul. in Syntagma Dissert. tom. i. p. 40, 42. Goguet, Origine des Arts, &c., tom. vi. p. 73 – 78. Gebelin, Hist. du Calendrier, p. 73,) which Mahomet had studied. 3. The golden chariot does not exist either in science or fiction; but I much fear Dr. Johnson has confounded the Pleiades with the great bear or wagon, the zodiac with a northern constalation.] [Footnote 54: Phranza quarrels with these Moslem acclamations, not for the name of God, but for that of the prophet: the pious zeal of Voltaire is excessive, and even ridiculous.]

    [Footnote *: The picture is heightened by the addition of the wailing cries of Kyris, which were heard from the dark interior of the city. Von Hammer p. 539. – M.]

    Far different was the state of the Christians; who, with loud and impotent complaints, deplored the guilt, or the punishment, of their sins. The celestial image of the Virgin had been exposed in solemn procession; but their divine patroness was deaf to their entreaties: they accused the obstinacy of the emperor for refusing a timely surrender; anticipated the horrors of their fate; and sighed for the repose and security of Turkish servitude. The noblest of the Greeks, and the bravest of the allies, were summoned to the palace, to prepare them, on the evening of the twenty-eighth, for the duties and dangers of the general assault. The last speech of Palaeologus was the funeral oration of the Roman empire: ^55 he promised, he conjured, and he vainly attempted to infuse the hope which was extinguished in his own mind. In this world all was comfortless and gloomy; and neither the gospel nor the church have proposed any conspicuous recompense to the heroes who fall in the service of their country. But the example of their prince, and the confinement of a siege, had armed these warriors with the courage of despair, and the pathetic scene is described by the feelings of the historian Phranza, who was himself present at this mournful assembly. They wept, they embraced; regardless of their families and fortunes, they devoted their lives; and each commander, departing to his station, maintained all night a vigilant and anxious watch on the rampart. The emperor, and some faithful companions, entered the dome of St. Sophia, which in a few hours was to be converted into a mosque; and devoutly received, with tears and prayers, the sacrament of the holy communion. He reposed some moments in the palace, which resounded with cries and lamentations; solicited the pardon of all whom he might have injured; ^56 and mounted on horseback to visit the guards, and explore the motions of the enemy. The distress and fall of the last Constantine are more glorious than the long prosperity of the Byzantine Caesars. ^* [Footnote 55: I am afraid that this discourse was composed by Phranza himself; and it smells so grossly of the sermon and the convent, that I almost doubt whether it was pronounced by Constantine. Leonardus assigns him another speech, in which he addresses himself more respectfully to the Latin auxiliaries.]

    [Footnote 56: This abasement, which devotion has sometimes extorted from dying princes, is an improvement of the gospel doctrine of the forgiveness of injuries: it is more easy to forgive 490 times, than once to ask pardon of an inferior.]

    [Footnote *: Compare the very curious Armenian elegy on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translated by M. Bore, in the Journal Asiatique for March, 1835; and by M. Brosset, in the new edition of Le Beau, (tom. xxi. p. 308.) The author thus ends his poem: “I, Abraham, loaded with sins, have composed this elegy with the most lively sorrow; for I have seen Constantinople in the days of its glory.” – M.]

    In the confusion of darkness, an assailant may sometimes succeed; out in this great and general attack, the military judgment and astrological knowledge of Mahomet advised him to expect the morning, the memorable twenty- ninth of May, in the fourteen hundred and fifty-third year of the Christian aera. The preceding night had been strenuously employed: the troops, the cannons, and the fascines, were advanced to the edge of the ditch, which in many parts presented a smooth and level passage to the breach; and his fourscore galleys almost touched, with the prows and their scaling-ladders, the less defensible walls of the harbor. Under pain of death, silence was enjoined: but the physical laws of motion and sound are not obedient to discipline or fear; each individual might suppress his voice and measure his footsteps; but the march and labor of thousands must inevitably produce a strange confusion of dissonant clamors, which reached the ears of the watchmen of the towers. At daybreak, without the customary signal of the morning gun, the Turks assaulted the city by sea and land; and the similitude of a twined or twisted thread has been applied to the closeness and continuity of their line of attack. ^57 The foremost ranks consisted of the refuse of the host, a voluntary crowd who fought without order or command; of the feebleness of age or childhood, of peasants and vagrants, and of all who had joined the camp in the blind hope of plunder and martyrdom. The common impulse drove them onwards to the wall; the most audacious to climb were instantly precipitated; and not a dart, not a bullet, of the Christians, was idly wasted on the accumulated throng. But their strength and ammunition were exhausted in this laborious defence: the ditch was filled with the bodies of the slain; they supported the footsteps of their companions; and of this devoted vanguard the death was more serviceable than the life. Under their respective bashaws and sanjaks, the troops of Anatolia and Romania were successively led to the charge: their progress was various and doubtful; but, after a conflict of two hours, the Greeks still maintained, and improved their advantage; and the voice of the emperor was heard, encouraging his soldiers to achieve, by a last effort, the deliverance of their country. In that fatal moment, the Janizaries arose, fresh, vigorous, and invincible. The sultan himself on horseback, with an iron mace in his hand, was the spectator and judge of their valor: he was surrounded by ten thousand of his domestic troops, whom he reserved for the decisive occasion; and the tide of battle was directed and impelled by his voice and eye. His numerous ministers of justice were posted behind the line, to urge, to restrain, and to punish; and if danger was in the front, shame and inevitable death were in the rear, of the fugitives. The cries of fear and of pain were drowned in the martial music of drums, trumpets, and attaballs; and experience has proved, that the mechanical operation of sounds, by quickening the circulation of the blood and spirits, will act on the human machine more forcibly than the eloquence of reason and honor. From the lines, the galleys, and the bridge, the Ottoman artillery thundered on all sides; and the camp and city, the Greeks and the Turks, were involved in a cloud of smoke which could only be dispelled by the final deliverance or destruction of the Roman empire. The single combats of the heroes of history or fable amuse our fancy and engage our affections: the skilful evolutions of war may inform the mind, and improve a necessary, though pernicious, science. But in the uniform and odious pictures of a general assault, all is blood, and horror, and confusion nor shall I strive, at the distance of three centuries, and a thousand miles, to delineate a scene of which there could be no spectators, and of which the actors themselves were incapable of forming any just or adequate idea.

    [Footnote 57: Besides the 10,000 guards, and the sailors and the marines, Ducas numbers in this general assault 250,000 Turks, both horse and foot.] The immediate loss of Constantinople may be ascribed to the bullet, or arrow, which pierced the gauntlet of John Justiniani. The sight of his blood, and the exquisite pain, appalled the courage of the chief, whose arms and counsels were the firmest rampart of the city. As he withdrew from his station in quest of a surgeon, his flight was perceived and stopped by the indefatigable emperor. “Your wound,” exclaimed Palaeologus, “is slight; the danger is pressing: your presence is necessary; and whither will you retire?” – “I will retire,” said the trembling Genoese, “by the same road which God has opened to the Turks;” and at these words he hastily passed through one of the breaches of the inner wall. By this pusillanimous act he stained the honors of a military life; and the few days which he survived in Galata, or the Isle of Chios, were embittered by his own and the public reproach. ^58 His example was imitated by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Latin auxiliaries, and the defence began to slacken when the attack was pressed with redoubled vigor. The number of the Ottomans was fifty, perhaps a hundred, times superior to that of the Christians; the double walls were reduced by the cannon to a heap of ruins: in a circuit of several miles, some places must be found more easy of access, or more feebly guarded; and if the besiegers could penetrate in a single point, the whole city was irrecoverably lost. The first who deserved the sultan’s reward was Hassan the Janizary, of gigantic stature and strength. With his cimeter in one hand and his buckler in the other, he ascended the outward fortification: of the thirty Janizaries, who were emulous of his valor, eighteen perished in the bold adventure. Hassan and his twelve companions had reached the summit: the giant was precipitated from the rampart: he rose on one knee, and was again oppressed by a shower of darts and stones. But his success had proved that the achievement was possible: the walls and towers were instantly covered with a swarm of Turks; and the Greeks, now driven from the vantage ground, were overwhelmed by increasing multitudes. Amidst these multitudes, the emperor, ^59 who accomplished all the duties of a general and a soldier, was long seen and finally lost. The nobles, who fought round his person, sustained, till their last breath, the honorable names of Palaeologus and Cantacuzene: his mournful exclamation was heard, “Cannot there be found a Christian to cut off my head?” ^60 and his last fear was that of falling alive into the hands of the infidels. ^61 The prudent despair of Constantine cast away the purple: amidst the tumult he fell by an unknown hand, and his body was buried under a mountain of the slain. After his death, resistance and order were no more: the Greeks fled towards the city; and many were pressed and stifled in the narrow pass of the gate of St. Romanus. The victorious Turks rushed through the breaches of the inner wall; and as they advanced into the streets, they were soon joined by their brethren, who had forced the gate Phenar on the side of the harbor. ^62 In the first heat of the pursuit, about two thousand Christians were put to the sword; but avarice soon prevailed over cruelty; and the victors acknowledged, that they should immediately have given quarter if the valor of the emperor and his chosen bands had not prepared them for a similar opposition in every part of the capital. It was thus, after a siege of fifty-three days, that Constantinople, which had defied the power of Chosroes, the Chagan, and the caliphs, was irretrievably subdued by the arms of Mahomet the Second. Her empire only had been subverted by the Latins: her religion was trampled in the dust by the Moslem conquerors. ^63 [Footnote 58: In the severe censure of the flight of Justiniani, Phranza expresses his own feelings and those of the public. For some private reasons, he is treated with more lenity and respect by Ducas; but the words of Leonardus Chiensis express his strong and recent indignation, gloriae salutis suique oblitus. In the whole series of their Eastern policy, his countrymen, the Genoese, were always suspected, and often guilty.

    Note: M. Brosset has given some extracts from the Georgian account of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in which Justiniani’s wound in the left foot is represented as more serious. With charitable ambiguity the chronicler adds that his soldiers carried him away with them in their vessel. – M.] [Footnote 59: Ducas kills him with two blows of Turkish soldiers; Chalcondyles wounds him in the shoulder, and then tramples him in the gate. The grief of Phranza, carrying him among the enemy, escapes from the precise image of his death; but we may, without flattery, apply these noble lines of Dryden: –

    As to Sebastian, let them search the field; And where they find a mountain of the slain, Send one to climb, and looking down beneath, There they will find him at his manly length, With his face up to heaven, in that red monument Which his good sword had digged.]

    [Footnote 60: Spondanus, (A.D. 1453, No. 10,) who has hopes of his salvation, wishes to absolve this demand from the guilt of suicide.]

    [Footnote 61: Leonardus Chiensis very properly observes, that the Turks, had they known the emperor, would have labored to save and secure a captive so acceptable to the sultan.]

    [Footnote 62: Cantemir, p. 96. The Christian ships in the mouth of the harbor had flanked and retarded this naval attack.]

    [Footnote 63: Chalcondyles most absurdly supposes, that Constantinople was sacked by the Asiatics in revenge for the ancient calamities of Troy; and the grammarians of the xvth century are happy to melt down the uncouth appellation of Turks into the more classical name of Teucri.]

    The tidings of misfortune fly with a rapid wing; yet such was the extent of Constantinople, that the more distant quarters might prolong, some moments, the happy ignorance of their ruin. ^64 But in the general consternation, in the feelings of selfish or social anxiety, in the tumult and thunder of the assault, a sleepless night and morning ^* must have elapsed; nor can I believe that many Grecian ladies were awakened by the Janizaries from a sound and tranquil slumber. On the assurance of the public calamity, the houses and convents were instantly deserted; and the trembling inhabitants flocked together in the streets, like a herd of timid animals, as if accumulated weakness could be productive of strength, or in the vain hope, that amid the crowd each individual might be safe and invisible. From every part of the capital, they flowed into the church of St. Sophia: in the space of an hour, the sanctuary, the choir, the nave, the upper and lower galleries, were filled with the multitudes of fathers and husbands, of women and children, of priests, monks, and religious virgins: the doors were barred on the inside, and they sought protection from the sacred dome, which they had so lately abhorred as a profane and polluted edifice. Their confidence was founded on the prophecy of an enthusiast or impostor; that one day the Turks would enter Constantinople, and pursue the Romans as far as the column of Constantine in the square before St. Sophia: but that this would be the term of their calamities: that an angel would descend from heaven, with a sword in his hand, and would deliver the empire, with that celestial weapon, to a poor man seated at the foot of the column. “Take this sword,” would he say, “and avenge the people of the Lord.” At these animating words, the Turks would instantly fly, and the victorious Romans would drive them from the West, and from all Anatolia as far as the frontiers of Persia. It is on this occasion that Ducas, with some fancy and much truth, upbraids the discord and obstinacy of the Greeks. “Had that angel appeared,” exclaims the historian, “had he offered to exterminate your foes if you would consent to the union of the church, even event then, in that fatal moment, you would have rejected your safety, or have deceived your God.” ^65

    [Footnote 64: When Cyrus suppressed Babylon during the celebration of a festival, so vast was the city, and so careless were the inhabitants, that much time elapsed before the distant quarters knew that they were captives. Herodotus, (l. i. c. 191,) and Usher, (Annal. p. 78,) who has quoted from the prophet Jeremiah a passage of similar import.]

    [Footnote *: This refers to an expression in Ducas, who, to heighten the effect of his description, speaks of the “sweet morning sleep resting on the eyes of youths and maidens,” p. 288. Edit. Bekker. – M.]

    [Footnote 65: This lively description is extracted from Ducas, (c. 39,) who two years afterwards was sent ambassador from the prince of Lesbos to the sultan, (c. 44.) Till Lesbos was subdued in 1463, (Phranza, l. iii. c. 27,) that island must have been full of the fugitives of Constantinople, who delighted to repeat, perhaps to adorn, the tale of their misery.]

    The immediate loss of Constantinople may be ascribed to the bullet, or arrow, which pierced the gauntlet of John Justiniani.  The sight of his blood, and the exquisite pain, appalled the courage of the chief, whose arms and counsel were the firmest rampart of the city. As he withdrew from his station in quest of a surgeon, his flight was perceived and stopped by the indefatigable emperor. “Your wound,” exclaimed Palæologus, “is slight; the danger is pressing; your presence is necessary; and whither will you retire?” “I will retire,” said the trembling Genoese, “by the same road which God has opened to the Turks;” and at these words he hastily passed through one of the breaches of the inner wall. By this pusillanimous act, he stained the honours of a military life; and the few days which he survived in Galata, or the isle of Chios, were embittered by his own and the public reproach.81 His example was imitated by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Latin auxiliaries, and the defence began to slacken when the attack was pressed with redoubled vigour. The number of the Ottomans was fifty, perhaps an hundred, times superior to that of the Christians; the double walls were reduced by the cannon to an heap of ruins; in a circuit of several miles, some places must be found more easy of access or more feebly guarded; and, if the besiegers could penetrate in a single point, the whole city was irrecoverably lost. The first who deserved the sultan’s reward was Hassan, the Janizary, of gigantic stature and strength. With his scymetar in one hand and his buckler in the other, he ascended the outward fortification; of the thirty Janizaries, who were emulous of his valour, eighteen perished in the bold adventure. Hassan and his twelve companions had reached the summit: the giant was precipitated from the rampart; he rose on one knee, and was again oppressed by a shower of darts and stones. But his success had proved that the achievement was possible: the walls and towers were instantly covered with a swarm of Turks; and the Greeks, now driven from the vantage-ground, were overwhelmed by increasing multitudes.82 Amidst these multitudes, the emperor,83 who accomplished all the duties of a general and a soldier, was long seen, and finally lost. The nobles who fought round his person sustained, till their last breath, the honourable names of Palæologus and Cantacuzene: his mournful exclamation was heard, “Cannot there be found a Christian to cut off my head?”84 and his last fear was that of falling alive into the hands of the infidels.85 The prudent despair of Constantine cast away the purple; amidst the tumult, he fell by an unknown hand, and his body was buried under a mountain of the slain. After his death, resistance and order were no more; the Greeks fled towards the city; and many were pressed and stifled in the narrow pass of the gate of St. Romanus. The victorious Turks rushed through the breaches of the inner wall; and, as they advanced into the streets, they were soon joined by their brethren, who had forced the gate Phenar on the side of the harbour. In the first heat of the pursuit, about two thousand Christians were put to the sword; but avarice soon prevailed over cruelty; and the victors acknowledged that they should immediately have given quarter, if the valour of the emperor and his chosen bands had not prepared them for a similar opposition in every part of the capital. It was thus, after a siege of fifty-three days, that Constantinople, which had defied the power of Chosroes, the Chagan, and the caliphs, was irretrievably subdued by the arms of Mahomet the Second. Her empire only had been subverted by the Latins; her religion was trampled in the dust by the Moslem conquerors.

    The tidings of misfortune fly with a rapid wing; yet such was the extent of Constantinople that the more distant quarters might prolong, some moments, the happy ignorance of their ruin.88 But in the general consternation, in the feelings of selfish or social anxiety, in the tumult and thunder of the assault, a sleepless night and morning must have elapsed; nor can I believe that many Grecian ladies were awakened by the Janizaries from a sound and tranquil slumber. On the assurance of the public calamity, the houses and convents were instantly deserted; and the trembling inhabitants flocked together in the streets, like an herd of timid animals, as if accumulated weakness could be productive of strength, or in the vain hope that amid the crowd each individual might be safe and invisible. From every part of the capital, they flowed into the church of St. Sophia: in the space of an hour, the sanctuary, the choir, the nave, the upper and lower galleries, were filled with the multitudes of fathers and husbands, of women and children, of priests, monks, and religious virgins; the doors were barred on the inside, and they sought protection from the sacred dome which they had so lately abhorred as a profane and polluted edifice. Their confidence was founded on the prophecy of an enthusiast or impostor, that one day the Turks would enter Constantinople, and pursue the Romans as far as the column of Constantine in the square before St. Sophia; but that this would be the term of their calamities; that an angel would descend from heaven, with a sword in his hand, and would deliver the empire, with that celestial weapon, to a poor man seated at the foot of the column. “Take this sword,” would he say, “and avenge the people of the Lord.” At these animating words, the Turks would instantly fly, and the victorious Romans would drive them from the West, and from all Anatolia, as far as the frontiers of Persia. It is on this occasion that Ducas, with some fancy and much truth, upbraids the discord and obstinacy of the Greeks. “Had that angel appeared,” exclaims the historian, “had he offered to exterminate your foes if you would consent to the union of the church, even then, in that fatal moment, you would have rejected your safety or have deceived your God.”89

    While they expected the descent of the tardy angel, the doors were broken with axes; and, as the Turks encountered no resistance, their bloodless hands were employed in selecting and securing the multitude of their prisoners. Youth, beauty, and the appearance of wealth attracted their choice; and the right of property was decided among themselves by a prior seizure, by personal strength, and by the authority of command. In the space of an hour, the male captives were bound with cords, the females with their veils and girdles. The senators were linked with their slaves; the prelates with the porters of the church; and young men of a plebeian class with noble maids, whose faces had been invisible to the sun and their nearest kindred. In this common captivity, the ranks of society were confounded; the ties of nature were cut asunder; and the inexorable soldier was careless of the father’s groans, the tears of the mother, and the lamentations of the children. The loudest in their wailings were the nuns, who were torn from the altar with naked bosoms, outstretched hands, and dishevelled hair; and we should piously believe that few could be tempted to prefer the vigils of the harem to those of the monastery. Of these unfortunate Greeks, of these domestic animals, whole strings were rudely driven through the streets; and, as the conquerors were eager to return for more prey, their trembling pace was quickened with menaces and blows. At the same hour, a similar rapine was exercised in all the churches and monasteries, in all the palaces and habitations of the capital; nor could any palace, however sacred or sequestered, protect the persons or the property of the Greeks. Above sixty thousand90 of this devoted people were transported from the city to the camp and fleet; exchanged or sold according to the caprice or interest of their masters, and dispersed in remote servitude through the provinces of the Ottoman empire. Among these we may notice some remarkable characters. The historian Phranza, first chamberlain and principal secretary, was involved with his family in the common lot. After suffering four months the hardships of slavery, he recovered his freedom; in the ensuing winter he ventured to Hadrianople, and ransomed his wife from the mir bashi, or master of horse; but his two children, in the flower of youth and beauty, had been seized for the use of Mahomet himself. The daughter of Phranza died in the seraglio, perhaps a virgin; his son, in the fifteenth year of his age, preferred death to infamy, and was stabbed by the hand of the royal lover.91 A deed thus inhuman cannot surely be expiated by the taste and liberality with which he released a Grecian matron and her two daughters, on receiving a Latin ode from Philelphus, who had chosen a wife in that noble family.92 The pride or cruelty of Mahomet would have been most sensibly gratified by the capture of a Roman legate; but the dexterity of Cardinal Isidore eluded the search, and he escaped from Galata in a plebeian habit.93

    The chain and entrance of the outward harbour was still occupied by the Italian ships of merchandise and war. They had signalised their valour in the siege; they embraced the moment of retreat, while the Turkish mariners were dissipated in the pillage of the city. When they hoisted sail, the beach was covered with a suppliant and lamentable crowd; but the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were scanty; the Venetians and Genoese selected their countrymen; and, notwithstanding the fairest promises of the sultan, the inhabitants of Galata evacuated their houses and embarked with their most precious effects.

    In the fall and the sack of great cities, an historian is condemned to repeat the tale of uniform calamity; the same effects must be produced by the same passions; and, when those passions may be indulged without control, small, alas!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ivilised and savage man. Amidst the vague exclamations of bigotry and hatred, the Turks are not accused of a wanton or immoderate effusion of Christian blood; but, according to their maxims (the maxims of antiquity), the lives of the vanquished were forfeited; and the legitimate reward of the conqueror was derived from the service, the sale, or the ransom of his captives of both sexes. The wealth of Constantinople had been granted by the sultan to his victorious troops; and the rapine of an hour is more productive than the industry of years. But, as no regular division was attempted of the spoil, the respective shares were not determined by merit; and the rewards of valour were stolen away by the followers of the camp, who had declined the toil and danger of the battle. The narrative of their depredations could not afford either amusement or instruction; the total amount, in the last poverty of the empire, has been valued at four millions of ducats;95 and of this sum a small part was the property of the Venetians, the Genoese, the Florentines, and the merchants of Ancona. Of these foreigners, the stock was improved in quick and perpetual circulation; but the riches of the Greeks were displayed in the idle ostentation of palaces and wardrobes, or deeply buried in treasures of ingots and old coin, lest it should be demanded at their hands for the defence of their country. The profanation and plunder of the monasteries and churches excited the most tragic complaints. The dome of St. Sophia itself, the earthly heaven, the second firmament, the vehicle of the cherubim, the throne of the glory of God,96 was despoiled of the oblations of ages; and the gold and silver, the pearls and jewels, the vases and sacerdotal ornaments, were most wickedly converted to the service of mankind. After the divine images had been stripped of all that could be valuable to a profane eye, the canvas, or the wood, was torn, or broken, or burnt, or trod under foot, or applied, in the stables or the kitchen, to the vilest uses. The example of sacrilege was imitated, however, from the Latin conquerors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treatment which Christ, the Virgin, and the saints had sustained from the guilty Catholic might be inflicted by the zealous Musulman on the monuments of idolatry. Perhaps, instead of joining the public clamour, a philosopher will observe that in the decline of the arts the workmanship could not be more valuable than the work, and that a fresh supply of visions and miracles would speedily be renewed by the craft of the priest and the credulity of the people. He will more seriously deplore the loss of the Byzantine libraries, which were destroyed or scattered in the general confusion: one hundred and twenty thousand manuscripts are said to have disappeared;97 ten volumes might be purchased for a single ducat; and the same ignominious price, too high perhaps for a shelf of theology, included the whole works of Aristotle and Homer, the noblest productions of the science and literature of ancient Greece. We may reflect with pleasure that an inestimable portion of our classic treasures was safely deposited in Italy; and that the mechanics of a German town had invented an art which derides the havoc of time and barbarism.

    From the first hour98 of the memorable twenty-ninth of May, disorder and rapine prevailed in Constantinople till the eighth hour of the same day; when the sultan himself passed in triumph through the gate of St. Romanus. He was attended by his vizirs, bashaws, and guards, each of whom (says a Byzantine historian) was robust as Hercules, dexterous as Apollo, and equal in battle to any ten of the race of ordinary mortals. The conqueror99 gazed with satisfaction and wonder on the strange though splendid appearance of the domes and palaces, so dissimilar from the style of Oriental architecture. In the hippodrome, or atmeidan, his eye was attracted by the twisted column of the three serpents; and, as a trial of his strength, he shattered with his iron mace or battle-axe the under-jaw of one of these monsters,100 which in the eye of the Turks were the idols or talismans of the city. At the principal door of St. Sophia, he alighted from his horse and entered the dome;101 and such was his jealous regard for that monument of his glory that, on observing a zealous Musulman in the act of breaking the marble pavement, he admonished him with his scymetar that, if the spoil and captives were granted to the soldiers, the public and private buildings had been reserved for the prince. By his command the metropolis of the Eastern church was transformed into a mosch: the rich and portable instruments of superstition had been removed; the crosses were thrown down; and the walls, which were covered with images and mosaics, were washed and purified and restored to a state of naked simplicity. On the same day, or on the ensuing Friday, the muezin or crier ascended the most lofty turret, and proclaimed the ezan, or public invitation, in the name of God and his prophet; the imam preached; and Mahomet the Second performed the namaz of prayer and thanksgiving on the great altar, where the Christian mysteries had so lately been celebrated before the last of the Cæsars. From St. Sophia he proceeded to the august but desolate mansion of an hundred successors of the great Constantine; but which, in a few hours, had been stripped of the pomp of royalty. A melancholy reflection on the vicissitudes of human greatness forced itself on his mind; and he repeated an elegant distich of Persian poetry, “The spider has wove his web in the imperial palace; and the owl hath sung her watch-song on the towers of Afrasiab.”

    Yet his mind was not satisfied, nor did the victory seem complete, till he was informed of the fate of Constantine; whether he had escaped, or been made prisoner, or had fallen in the battle. Two Janizaries claimed the honour and reward of his death: the body, under a heap of slain, was discovered by the golden eagles embroidered on his shoes; the Greeks acknowledged with tears the head of their late emperor; and, after exposing the bloody trophy, Mahomet bestowed on his rival the honours of a decent funeral. After his decease, Lucas Notaras, great duke, and first minister of the empire, was the most important prisoner. When he offered his person and his treasures at the foot of the throne, “And why,” said the indignant sultan, “did you not employ these treasures in the defence of your prince and country?” “They were yours,” answered the slave; “God had reserved them for your hands.” “If he reserved them for me,” replied the despot, “how have you presumed to withhold them so long by a fruitless and fatal resistance?” The great duke alleged the obstinacy of the strangers, and some secret encouragement from the Turkish vizir; and from this perilous interview he was at length dismissed with the assurance of pardon and protection. Mahomet condescended to visit his wife, a venerable princess, oppressed with sickness and grief; and his consolation for her misfortunes was in the most tender strain of humanity and filial reverence. A similar clemency was extended to the principal officers of state, of whom several were ransomed at his expense; and during some days he declared himself the friend and father of the vanquished people. But the scene was soon changed; and before his departure the hippodrome streamed with the blood of his noblest captives. His perfidious cruelty is execrated by the Christians. They adorn with the colours of heroic martyrdom the execution of the great duke and his two sons; and his death is ascribed to the generous refusal of delivering his children to the tyrant’s lust. Yet a Byzantine historian has dropt an unguarded word of conspiracy, deliverance,  and Italian succour: such treason may be glorious; but the rebel who bravely ventures has justly forfeited his life; nor should we blame a conqueror for destroying the enemies whom he can no longer trust. On the eighteenth of June, the victorious sultan returned to Hadrianople; and smiled at the base and hollow embassies of the Christian princes, who viewed their approaching ruin in the fall of the Eastern empire.

    Constantinople had been left naked and desolate, without a prince or a people. But she could not be despoiled of the incomparable situation which marks her for the metropolis of a great empire; and the genius of the place will ever triumph over the accidents of time and fortune. Boursa and Hadrianople, the ancient seats of the Ottomans, sunk into provincial towns; and Mahomet the Second established his own residence, and that of his successors, on the same commanding spot which had been chosen by Constantine.108 The fortifications of Galata, which might afford a shelter to the Latins, were prudently destroyed; but the damage of the Turkish cannon was soon repaired; and before the month of August great quantities of lime had been burnt for the restoration of the walls of the capital. As the entire property of the soil and buildings, whether public or private, or profane or sacred, was now transferred to the conqueror, he first separated a space of eight furlongs from the point of the triangl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his seraglio, or palace. It is here, in the bosom of luxury, that the grand Signor (as he has been emphatically named by the Italians) appears to reign over Europe and Asia; but his person on the shores of the Bosphorus may not always be secure from the insults of an hostile navy. In the new character of a mosch, the cathedral of St. Sophia was endowed with an ample revenue, crowned with lofty minarets, and surrounded with groves and fountains, for the devotion and refreshment of the Moslems. The same model was imitated in the jami, or royal moschs; and the first of these was built by Mahomet himself, on the ruins of the church of the Holy Apostles and the tombs of the Greek emperors. On the third day after the conquest, the grave of Abu Ayub, or Job, who had fallen in the first siege of the Arabs, was revealed in a vision; and it is before the sepulchre of the martyr that the new sultans are girded with the sword of empire.109 Constantinople no longer appertains to the Roman historian; nor shall I enumerate the civil and religious edifices that were profaned or erected by its Turkish masters: the population was speedily renewed; and before the end of September five thousand families of Anatolia and Romania had obeyed the royal mandate, which enjoined them, under pain of death, to occupy their new habitations in the capital.110 The throne of Mahomet was guarded by the numbers and fidelity of his Moslem subjects; but his rational policy aspired to collect the remnant of the Greeks; and they returned in crowds, as soon as they were assured of their lives, their liberties, and the free exercise of their religion.111 In the election and investiture of a patriarch, the ceremonial of the Byzantine  court was revived and imitated. With a mixture of satisfaction and horror, they beheld the sultan on his throne, who delivered into the hands of Gennadius the crosier, or pastoral staff, the symbol of his ecclesiastical office; who conducted the patriarch to the gate of the seraglio, presented him with an horse richly caparisoned, and directed the vizirs and bashaws to lead him to the palace which had been allotted for his residence. The churches of Constantinople were shared between the two religions: their limits were marked; and, till it was infringed by Selim, the grandson of Mahomet, the Greeks enjoyed above sixty years the benefit of this equal partition. Encouraged by the ministers of the divan, who wished to elude the fanaticism of the sultan, the Christian advocates presumed to allege that this division had been an act, not of generosity but of justice; not a concession, but a compact; and that, if one half of the city had been taken by storm, the other moiety had surrendered on the faith of a sacred capitulation. The original grant had indeed been consumed by fire; but the loss was supplied by the testimony of three aged Janizaries who remembered the transaction; and their venal oaths are of more weight in the opinion of Cantemir than the positive and unanimous consent of the history of the times.

    The remaining fragments of the Greek kingdom in Europe and Asia I shall abandon to the Turkish arms; but the final extinction of the two last dynasties115 which have reigned in Constantinople should terminate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East. The despots of the Morea, Demetrius and Thomas,116 the two surviving brothers of the name of Palæologus, were astonished by the death of the emperor Constantine and the ruin of the monarchy. Hopeless of defence, they prepared, with the noble Greeks who adhered to their fortune, to seek a refuge in Italy, beyond the reach of the Ottoman thunder. Their first apprehensions were dispelled by the victorious sultan, who contented himself with a tribute of twelve thousand ducats; and, while his ambition explored the continent and the islands in search of prey, he indulged the Morea in a respite of seven years. But this respite was a period of grief, discord, and misery. The hexamilion, the rampart of the Isthmus, so often raised and so often subverted, could not long be defended by three hundred Italian archers: the keys of Corinth were seized by the Turks; they returned from their summer excursions with a train of captives and spoil; and the complaints of the injured Greeks were heard with indifference and disdain.117 The Albanians, a vagrant tribe of shepherds and robbers, filled the peninsula with rapine and murder; the two despots implored the dangerous and humiliating aid of a neighbouring bashaw; and, when he had quelled the revolt, his lessons inculcated the rule of their future conduct. Neither the ties of blood, nor the oaths which they repeatedly pledged in the communion and before the altar, nor the stronger pressure of necessity, could reconcile or suspend their domestic quarrels. They ravaged each other’s patrimony with fire and sword; the alms and succours of the West were consumed in civil hostility; and their power was only exerted in savage and arbitrary executions. The distress and revenge of the weaker rival invoked their supreme lord; and, in the season of maturity and revenge, Mahomet declared himself the friend of Demetrius, and marched into the Morea with an irresistible force. When he had taken possession of Sparta, “You are too weak,” said the sultan, “to control this turbulent province. I will take your daughter to my bed; and you shall pass the remainder of your life in security and honour.” Demetrius sighed, and obeyed; surrendered his daughter and his castles; followed to Hadrianople his sovereign and son; and received, for his own maintenance, and that of his followers, a city in Thrace, and the adjacent isles of Imbros, Lemnos, and Samothrace. He was joined the next year by a companion of misfortune, the last of the Comnenian race, who, after the taking of Constantinople by the Latins, had founded a new empire on the coast of the Black Sea. In the progress of his Anatolian conquests, Mahomet invested, with a fleet and army, the capital of David, who presumed to style himself Emperor of Trebizond; and the negotiation was comprised in a short and peremptory question, “Will you secure your life and treasures by resigning your kingdom? or had you rather forfeit your kingdom, your treasures, and your life?” The feeble Comnenus was subdued by his own fears, and the example of a Musulman neighbour, the prince of Sinope,120 who, on a similar summons, had yielded a fortified city with four hundred cannon and ten or twelve thousand soldiers. The capitulation of Trebizond was faithfully performed; and the emperor, with his family, was transported to a castle in Romania; but on a slight suspicion of corresponding with the Persian king, David and the whole Comnenian race were sacrificed to the jealousy or avarice of the conqueror. Nor could the name of father long protect the unfortunate Demetrius from exile and confiscation: his abject submission moved the pity and contempt of the sultan; his followers were transplanted to Constantinople; and his poverty was alleviated by a pension of fifty thousand aspers, till a monastic habit and a tardy death released Palæologus from an earthly master. It is not easy to pronounce whether the servitude of Demetrius or the exile of his brother Thomas121 be the most inglorious. On the conquest of the Morea, the despot escaped to Corfu, and from thence to Italy, with some naked adherents; his name, his sufferings, and the head of the apostle St. Andrew entitled him to the hospitality of the Vatican; and his misery was prolonged by a pension of six thousand ducats from the pope and cardinals. His two sons, Andrew and Manuel, were educated in Italy; but the eldest, contemptible to his enemies and burdensome to his friends, was degraded by the baseness of his life and marriage. A title was his sole inheritance; and that inheritance he successively sold to the kings of France and Arragon. During this transient prosperity, Charles the Eighth was ambitious of joining the empire of the East with the kingdom of Naples: in a public festival, he assumed the appellation and the purple of Augustus: the Greeks rejoiced, and the Ottoman already trembled, at the approach of the French chivalry. Manuel Palæologus, the second son, was tempted to revisit his native country: his return might be grateful, and could not be dangerous, to the Porte; he was maintained at Constantinople in safety and ease; and an honourable train of Christians and Moslems attended him to the grave. If there be some animals of so generous a nature that they refuse to propagate in a domestic state, the last of the Imperial race must be ascribed to an inferior kind: he accepted from the sultan’s liberality two beautiful females; and his surviving son was lost in the habit and religion of a Turkish slave.

    The importance of Constantinople was felt and magnified in its loss: the pontificate of Nicholas the Fifth, however peaceful and prosperous, was dishonoured by the fall of the Eastern empire; and the grief and terror of the Latins revived, or seemed to revive, the old enthusiasm of the crusades. In one of the most distant countries of the West, Philip, duke of Burgundy, entertained, at Lisle in Flanders, an assembly of his nobles; and the pompous pageants of the feast were skilfully adapted to their fancy and feelings.124 In the midst of the banquet, a gigantic Saracen entered the hall, leading a fictitious elephant with a castle on his back; a matron in a mourning robe, the symbol of religion, was seen to issue from the castle; she deplored her oppression and accused the slowness of her champions; the principal herald of the golden fleece advanced, bearing on his fist a live pheasant, which, according to the rites of chivalry, he presented to the duke. At this extraordinary summons, Philip, a wise and aged prince, engaged his person and powers in the holy war against the Turks; his example was imitated by the barons and knights of the assembly; they swore to God, the Virgin, the ladies, and the pheasant; and their particular vows were not less extravagant than the general sanction of their oath. But the performance was made to depend on some future and foreign contingency; and, during twelve years, till the last hour of his life, the duke of Burgundy might be scrupulously, and perhaps sincerely, on the eve of his departure. Had every breast glowed with the same ardour; had the union of the Christians corresponded with their bravery;  had every country, from Sweden to Naples, supplied a just proportion of cavalry and infantry, of men and money, it is indeed probable that Constantinople would have been delivered, and that the Turks might have been chased beyond the Hellespont or the Euphrates. But the secretary of the emperor, who composed every epistle and attended every meeting, Æneas Sylvius, a statesman and orator, describes from his own experience the repugnant state and spirit of Christendom. “It is a body,” says he, “without an head; a republic without laws or magistrates. The pope and the emperor may shine as lofty titles, as splendid images; but they are unable to command, and none are willing to obey; every state has a separate prince, and every prince has a separate interest. What eloquence could unite so many discordant and hostile powers under the same standard? Could they be assembled in arms, who would dare to assume the office of general? What order could be maintained? — what military discipline? Who would undertake to feed such an enormous multitude? Who would understand their various languages, or direct their stranger and incompatible manners? What mortal could reconcile the English with the French, Genoa with Arragon, the Germans with the natives of Hungary and Bohemia? If a small number enlisted in the holy war, they must be overthrown by the infidels; if many, by their own weight and confusion.” Yet the same Æneas, when he was raised to the papal throne, under the name of Pius the Second, devoted his life to the prosecution of the Turkish war. In the council of Mantua, he excited some sparks of a false or feeble enthusiasm; but, when the pontiff appeared at Ancona, to embark in person with the troops, engagements vanished in excuses; a precise day was adjourned to an indefinite term; and his effective army consisted of some German pilgrims, whom he was obliged to disband with indulgences and alms. Regardless of futurity, his successors and the powers of Italy were involved in the schemes of present and domestic ambition; and the distance or proximity of each object determined, in their eyes, its apparent magnitude. A more enlarged view of their interest would have taught them to maintain a defensive and naval war against the common enemy; and the support of Scanderbeg and his brave Albanians might have prevented the subsequent invasion of the kingdom of Naples. The siege and sack of Otranto by the Turks diffused a general consternation; and Pope Sixtus was preparing to fly beyond the Alps, when the storm was instantly dispelled by the death of Mahomet the Second, in the fifty-first year of his age. His lofty genius aspired to the conquest of Italy: he was possessed of a strong city and a capacious harbour; and the same reign might have been decorated with the trophies of the New and the Ancient Rome.

  • Edward Gibbon《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LXII-LXV

    Chapter LXII: Greek Emperors Of Nice And Constantinople.

    Part I.The Greek Emperors Of Nice And Constantinople. – Elevation And Reign Of Michael Palaeologus. – His False Union With The Pope And The Latin Church. – Hostile Designs Of Charles Of Anjou. – Revolt Of Sicily. – War Of The Catalans In Asia And Greece. – Revolutions And Present State Of Athens.

    The loss of Constantinople restored a momentary vigor to the Greeks. From their palaces, the princes and nobles were driven into the field; and the fragments of the falling monarchy were grasped by the hands of the most vigorous or the most skilful candidates. In the long and barren pages of the Byzantine annals, ^1 it would not be an easy task to equal the two characters of Theodore Lascaris and John Ducas Vataces, ^2 who replanted and upheld the Roman standard at Nice in Bithynia. The difference of their virtues was happily suited to the diversity of their situation. In his first efforts, the fugitive Lascaris commanded only three cities and two thousand soldiers: his reign was the season of generous and active despair: in every military operation he staked his life and crown; and his enemies of the Hellespont and the Maeander, were surprised by his celerity and subdued by his boldness. A victorious reign of eighteen years expanded the principality of Nice to the magnitude of an empire. The throne of his successor and son-in-law Vataces was founded on a more solid basis, a larger scope, and more plentiful resources; and it was the temper, as well as the interest, of Vataces to calculate the risk, to expect the moment, and to insure the success, of his ambitious designs. In the decline of the Latins, I have briefly exposed the progress of the Greeks; the prudent and gradual advances of a conqueror, who, in a reign of thirty-three years, rescued the provinces from national and foreign usurpers, till he pressed on all sides the Imperial city, a leafless and sapless trunk, which must full at the first stroke of the axe. But his interior and peaceful administration is still more deserving of notice and praise. ^3 The calamities of the times had wasted the numbers and the substance of the Greeks; the motives and the means of agriculture were extirpated; and the most fertile lands were left without cultivation or inhabitants. A portion of this vacant property was occupied and improved by the command, and for the benefit, of the emperor: a powerful hand and a vigilant eye supplied and surpassed, by a skilful management, the minute diligence of a private farmer: the royal domain became the garden and granary of Asia; and without impoverishing the people, the sovereign acquired a fund of innocent and productive wealth. According to the nature of the soil, his lands were sown with corn or planted with vines; the pastures were filled with horses and oxen, with sheep and hogs; and when Vataces presented to the empress a crown of diamonds and pearls, he informed her, with a smile, that this precious ornament arose from the sale of the eggs of his innumerable poultry. The produce of his domain was applied to the maintenance of his palace and hospitals, the calls of dignity and benevolence: the lesson was still more useful than the revenue: the plough was restored to its ancient security and honor; and the nobles were taught to seek a sure and independent revenue from their estates, instead of adorning their splendid beggary by the oppression of the people, or (what is almost the same) by the favors of the court. The superfluous stock of corn and cattle was eagerly purchased by the Turks, with whom Vataces preserved a strict and sincere alliance; but he discouraged the importation of foreign manufactures, the costly silks of the East, and the curious labors of the Italian looms. “The demands of nature and necessity,” was he accustomed to say, “are indispensable; but the influence of fashion may rise and sink at the breath of a monarch;” and both his precept and example recommended simplicity of manners and the use of domestic industry. The education of youth and the revival of learning were the most serious objects of his care; and, without deciding the precedency, he pronounced with truth, that a prince and a philosopher ^4 are the two most eminent characters of human society. His first wife was Irene, the daughter of Theodore Lascaris, a woman more illustrious by her personal merit, the milder virtues of her sex, than by the blood of the Angeli and Comneni that flowed in her veins, and transmitted the inheritance of the empire. After her death he was contracted to Anne, or Constance, a natural daughter of the emperor Frederic ^* the Second; but as the bride had not attained the years of puberty, Vataces placed in his solitary bed an Italian damsel of her train; and his amorous weakness bestowed on the concubine the honors, though not the title, of a lawful empress. His frailty was censured as a flagitious and damnable sin by the monks; and their rude invectives exercised and displayed the patience of the royal lover. A philosophic age may excuse a single vice, which was redeemed by a crowd of virtues; and in the review of his faults, and the more intemperate passions of Lascaris, the judgment of their contemporaries was softened by gratitude to the second founders of the empire. ^5 The slaves of the Latins, without law or peace, applauded the happiness of their brethren who had resumed their national freedom; and Vataces employed the laudable policy of convincing the Greeks of every dominion that it was their interest to be enrolled in the number of his subjects. [Footnote 1: For the reigns of the Nicene emperors, more especially of John Vataces and his son, their minister, George Acropolita, is the only genuine contemporary; but George Pachymer returned to Constantinople with the Greeks at the age of nineteen, (Hanckius de Script. Byzant. c. 33, 34, p. 564 – 578. Fabric. Bibliot. Graec. tom. vi. p. 448 – 460.) Yet the history of Nicephorus Gregoras, though of the xivth century, is a valuable narrative from the taking of Constantinople by the Latins.]

    [Footnote 2: Nicephorus Gregoras (l. ii. c. 1) distinguishes between Lascaris, and Vataces. The two portraits are in a very good style.] [Footnote 3: Pachymer, l. i. c. 23, 24. Nic. Greg. l. ii. c. 6. The reader of the Byzantines must observe how rarely we are indulged with such precious details.]

    [Footnote 4: (Greg. Acropol. c. 32.) The emperor, in a familiar conversation, examined and encouraged the studies of his future logothete.] [Footnote *: Sister of Manfred, afterwards king of Naples. Nic Greg. p. 45. – M.]

    [Footnote 5: Compare Acropolita, (c. 18, 52,) and the two first books of Nicephorus Gregoras.]

    A strong shade of degeneracy is visible between John Vataces and his son Theodore; between the founder who sustained the weight, and the heir who enjoyed the splendor, of the Imperial crown. ^6 Yet the character of Theodore was not devoid of energy; he had been educated in the school of his father, in the exercise of war and hunting; Constantinople was yet spared; but in the three years of a short reign, he thrice led his armies into the heart of Bulgaria. His virtues were sullied by a choleric and suspicious temper: the first of these may be ascribed to the ignorance of control; and the second might naturally arise from a dark and imperfect view of the corruption of mankind. On a march in Bulgaria, he consulted on a question of policy his principal ministers; and the Greek logothete, George Acropolita, presumed to offend him by the declaration of a free and honest opinion. The emperor half unsheathed his cimeter; but his more deliberate rage reserved Acropolita for a baser punishment. One of the first officers of the empire was ordered to dismount, stripped of his robes, and extended on the ground in the presence of the prince and army. In this posture he was chastised with so many and such heavy blows from the clubs of two guards or executioners, that when Theodore commanded them to cease, the great logothete was scarcely able to rise and crawl away to his tent. After a seclusion of some days, he was recalled by a peremptory mandate to his seat in council; and so dead were the Greeks to the sense of honor and shame, that it is from the narrative of the sufferer himself that we acquire the knowledge of his disgrace. ^7 The cruelty of the emperor was exasperated by the pangs of sickness, the approach of a premature end, and the suspicion of poison and magic. The lives and fortunes, the eyes and limbs, of his kinsmen and nobles, were sacrificed to each sally of passion; and before he died, the son of Vataces might deserve from the people, or at least from the court, the appellation of tyrant. A matron of the family of the Palaeologi had provoked his anger by refusing to bestow her beauteous daughter on the vile plebeian who was recommended by his caprice.

    Without regard to her birth or age, her body, as high as the neck, was enclosed in a sack with several cats, who were pricked with pins to irritate their fury against their unfortunate fellow-captive. In his last hours the emperor testified a wish to forgive and be forgiven, a just anxiety for the fate of John his son and successor, who, at the age of eight years, was condemned to the dangers of a long minority. His last choice intrusted the office of guardian to the sanctity of the patriarch Arsenius, and to the courage of George Muzalon, the great domestic, who was equally distinguished by the royal favor and the public hatred. Since their connection with the Latins, the names and privileges of hereditary rank had insinuated themselves into the Greek monarchy; and the noble families ^8 were provoked by the elevation of a worthless favorite, to whose influence they imputed the errors and calamities of the late reign. In the first council, after the emperor’s death, Muzalon, from a lofty throne, pronounced a labored apology of his conduct and intentions: his modesty was subdued by a unanimous assurance of esteem and fidelity; and his most inveterate enemies were the loudest to salute him as the guardian and savior of the Romans. Eight days were sufficient to prepare the execution of the conspiracy. On the ninth, the obsequies of the deceased monarch were solemnized in the cathedral of Magnesia, ^9 an Asiatic city, where he expired, on the banks of the Hermus, and at the foot of Mount Sipylus. The holy rites were interrupted by a sedition of the guards; Muzalon, his brothers, and his adherents, were massacred at the foot of the altar; and the absent patriarch was associated with a new colleague, with Michael Palaeologus, the most illustrious, in birth and merit, of the Greek nobles. ^10

    [Footnote 6: A Persian saying, that Cyrus was the father and Darius the master, of his subjects, was applied to Vataces and his son. But Pachymer (l. i. c. 23) has mistaken the mild Darius for the cruel Cambyses, despot or tyrant of his people. By the institution of taxes, Darius had incurred the less odious, but more contemptible, name of merchant or broker, (Herodotus, iii. 89.)]

    [Footnote 7: Acropolita (c. 63) seems to admire his own firmness in sustaining a beating, and not returning to council till he was called. He relates the exploits of Theodore, and his own services, from c. 53 to c. 74 of his history. See the third book of Nicephorus Gregoras.]

    [Footnote 8: Pachymer (l. i. c. 21) names and discriminates fifteen or twenty Greek families. Does he mean, by this decoration, a figurative or a real golden chain? Perhaps, both.]

    [Footnote 9: The old geographers, with Cellarius and D’Anville, and our travellers, particularly Pocock and Chandler, will teach us to distinguish the two Magnesias of Asia Minor, of the Maeander and of Sipylus. The latter, our present object, is still flourishing for a Turkish city, and lies eight hours, or leagues, to the north-east of Smyrna, (Tournefort, Voyage du Levant, tom. iii. lettre xxii. p. 365 – 370. Chandler’s Travels into Asia Minor, p. 267.)] [Footnote 10: See Acropolita, (c. 75, 76, &c.,) who lived too near the times; Pachymer, (l. i. c. 13 – 25,) Gregoras, (l. iii. c. 3, 4, 5.)]

    Of those who are proud of their ancestors, the far greater part must be content with local or domestic renown; and few there are who dare trust the memorials of their family to the public annals of their country. As early as the middle of the eleventh century, the noble race of the Palaeologi ^11 stands high and conspicuous in the Byzantine history: it was the valiant George Palaeologus who placed the father of the Comneni on the throne; and his kinsmen or descendants continue, in each generation, to lead the armies and councils of the state. The purple was not dishonored by their alliance, and had the law of succession, and female succession, been strictly observed, the wife of Theodore Lascaris must have yielded to her elder sister, the mother of Michael Palaeologus, who afterwards raised his family to the throne. In his person, the splendor of birth was dignified by the merit of the soldier and statesman: in his early youth he was promoted to the office of constable or commander of the French mercenaries; the private expense of a day never exceeded three pieces of gold; but his ambition was rapacious and profuse; and his gifts were doubled by the graces of his conversation and manners. The love of the soldiers and people excited the jealousy of the court, and Michael thrice escaped from the dangers in which he was involved by his own imprudence or that of his friends. I. Under the reign of Justice and Vataces, a dispute arose ^12 between two officers, one of whom accused the other of maintaining the hereditary right of the Palaeologi The cause was decided, according to the new jurisprudence of the Latins, by single combat; the defendant was overthrown; but he persisted in declaring that himself alone was guilty; and that he had uttered these rash or treasonable speeches without the approbation or knowledge of his patron Yet a cloud of suspicion hung over the innocence of the constable; he was still pursued by the whispers of malevolence; and a subtle courtier, the archbishop of Philadelphia, urged him to accept the judgment of God in the fiery proof of the ordeal. ^13 Three days before the trial, the patient’s arm was enclosed in a bag, and secured by the royal signet; and it was incumbent on him to bear a red-hot ball of iron three times from the altar to the rails of the sanctuary, without artifice and without injury. Palaeologus eluded the dangerous experiment with sense and pleasantry. “I am a soldier,” said he, “and will boldly enter the lists with my accusers; but a layman, a sinner like myself, is not endowed with the gift of miracles. Your piety, most holy prelate, may deserve the interposition of Heaven, and from your hands I will receive the fiery globe, the pledge of my innocence.” The archbishop started; the emperor smiled; and the absolution or pardon of Michael was approved by new rewards and new services. II. In the succeeding reign, as he held the government of Nice, he was secretly informed, that the mind of the absent prince was poisoned with jealousy; and that death, or blindness, would be his final reward. Instead of awaiting the return and sentence of Theodore, the constable, with some followers, escaped from the city and the empire; and though he was plundered by the Turkmans of the desert, he found a hospitable refuge in the court of the sultan. In the ambiguous state of an exile, Michael reconciled the duties of gratitude and loyalty: drawing his sword against the Tartars; admonishing the garrisons of the Roman limit; and promoting, by his influence, the restoration of peace, in which his pardon and recall were honorably included. III. While he guarded the West against the despot of Epirus, Michael was again suspected and condemned in the palace; and such was his loyalty or weakness, that he submitted to be led in chains above six hundred miles from Durazzo to Nice. The civility of the messenger alleviated his disgrace; the emperor’s sickness dispelled his danger; and the last breath of Theodore, which recommended his infant son, at once acknowledged the innocence and the power of Palaeologus. [Footnote 11: The pedigree of Palaeologus is explained by Ducange, (Famil. Byzant. p. 230, &c.:) the events of his private life are related by Pachymer (l. i. c. 7 – 12) and Gregoras (l. ii. 8, l. iii. 2, 4, l. iv. 1) with visible favor to the father of the reigning dynasty.]

    [Footnote 12: Acropolita (c. 50) relates the circumstances of this curious adventure, which seem to have escaped the more recent writers.] [Footnote 13: Pachymer, (l. i. c. 12,) who speaks with proper contempt of this barbarous trial, affirms, that he had seen in his youth many person who had sustained, without injury, the fiery ordeal. As a Greek, he is credulous; but the ingenuity of the Greeks might furnish some remedies of art or fraud against their own superstition, or that of their tyrant.]

    But his innocence had been too unworthily treated, and his power was too strongly felt, to curb an aspiring subject in the fair field that was opened to his ambition. ^14 In the council, after the death of Theodore, he was the first to pronounce, and the first to violate, the oath of allegiance to Muzalon; and so dexterous was his conduct, that he reaped the benefit, without incurring the guilt, or at least the reproach, of the subsequent massacre. In the choice of a regent, he balanced the interests and passions of the candidates; turned their envy and hatred from himself against each other, and forced every competitor to own, that after his own claims, those of Palaeologus were best entitled to the preference. Under the title of great duke, he accepted or assumed, during a long minority, the active powers of government; the patriarch was a venerable name; and the factious nobles were seduced, or oppressed, by the ascendant of his genius. The fruits of the economy of Vataces were deposited in a strong castle on the banks of the Hermus, in the custody of the faithful Varangians: the constable retained his command or influence over the foreign troops; he employed the guards to possess the treasure, and the treasure to corrupt the guards; and whatsoever might be the abuse of the public money, his character was above the suspicion of private avarice. By himself, or by his emissaries, he strove to persuade every rank of subjects, that their own prosperity would rise in just proportio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his authority. The weight of taxes was suspended, the perpetual theme of popular complaint; and he prohibited the trials by the ordeal and judicial combat. These Barbaric institutions were already abolished or undermined in France ^15 and England; ^16 and the appeal to the sword offended the sense of a civilized, ^17 and the temper of an unwarlike, people. For the future maintenance of their wives and children, the veterans were grateful: the priests and the philosophers applauded his ardent zeal for the advancement of religion and learning; and his vague promise of rewarding merit was applied by every candidate to his own hopes. Conscious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clergy, Michael successfully labored to secure the suffrage of that powerful order. Their expensive journey from Nice to Magnesia, afforded a decent and ample pretence: the leading prelates were tempted by the liberality of his nocturnal visits; and the incorruptible patriarch was flattered by the homage of his new colleague, who led his mule by the bridle into the town, and removed to a respectful distance the importunity of the crowd. Without renouncing his title by royal descent, Palaeologus encouraged a free discussion into the advantages of elective monarchy; and his adherents asked, with the insolence of triumph, what patient would trust his health, or what merchant would abandon his vessel, to the hereditary skill of a physician or a pilot? The youth of the emperor, and the impending dangers of a minority, required the support of a mature and experienced guardian; of an associate raised above the envy of his equals, and invested with the name and prerogatives of royalty. For the interest of the prince and people, without any selfish views for himself or his family, the great duke consented to guard and instruct the son of Theodore; but he sighed for the happy moment when he might restore to his firmer hands the administration of his patrimony, and enjoy the blessings of a private station. He was first invested with the title and prerogatives of despot, which bestowed the purple ornaments and the second place in the Roman monarchy. It was afterwards agreed that John and Michael should be proclaimed as joint emperors, and raised on the buckler, but that the preeminence should be reserved for the birthright of the former. A mutual league of amity was pledged between the royal partners; and in case of a rupture, the subjects were bound, by their oath of allegiance, to declare themselves against the aggressor; an ambiguous name, the seed of discord and civil war. Palaeologus was content; but, on the day of the coronation, and in the cathedral of Nice, his zealous adherents most vehemently urged the just priority of his age and merit. The unseasonable dispute was eluded by postponing to a more convenient opportunity the coronation of John Lascaris; and he walked with a slight diadem in the train of his guardian, who alone received the Imperial crown from the hands of the patriarch. It was not without extreme reluctance that Arsenius abandoned the cause of his pupil; out the Varangians brandished their battle-axes; a sign of assent was extorted from the trembling youth; and some voices were heard, that the life of a child should no longer impede the settlement of the nation. A full harvest of honors and employments was distributed among his friends by the grateful Palaeologus. In his own family he created a despot and two sebastocrators; Alexius Strategopulus was decorated with the title of Caesar; and that veteran commander soon repaid the obligation, by restoring Constantinople to the Greek emperor. [Footnote 14: Without comparing Pachymer to Thucydides or Tacitus, I will praise his narrative, (l. i. c. 13 – 32, l. ii. c. 1 – 9,) which pursues the ascent of Palaeologus with eloquence, perspicuity, and tolerable freedom. Acropolita is more cautious, and Gregoras more concise.]

    [Footnote 15: The judicial combat was abolished by St. Louis in his own territories; and his example and authority were at length prevalent in France, (Esprit des Loix, l. xxviii. c. 29.)]

    [Footnote 16: In civil cases Henry II. gave an option to the defendant: Glanville prefers the proof by evidence; and that by judicial combat is reprobated in the Fleta. Yet the trial by battle has never been abrogated in the English law, and it was ordered by the judges as late as the beginning of the last century. Note *: And even demanded in the present – M.]

    [Footnote 17: Yet an ingenious friend has urged to me in mitigation of this practice, 1. That in nations emerging from barbarism, it moderates the license of private war and arbitrary revenge. 2. That it is less absurd than the trials by the ordeal, or boiling water, or the cross, which it has contributed to abolish. 3. That it served at least as a test of personal courage; a quality so seldom united with a base disposition, that the danger of a trial might be some check to a malicious prosecutor, and a useful barrier against injustice supported by power. The gallant and unfortunate earl of Surrey might probably have escaped his unmerited fate, had not his demand of the combat against his accuser been overruled]

    It was in the second year of his reign, while he resided in the palace and gardens of Nymphaeum, ^18 near Smyrna, that the first messenger arrived at the dead of night; and the stupendous intelligence was imparted to Michael, after he had been gently waked by the tender precaution of his sister Eulogia. The man was unknown or obscure; he produced no letters from the victorious Caesar; nor could it easily be credited, after the defeat of Vataces and the recent failure of Palaeologus himself, that the capital had been surprised by a detachment of eight hundred soldiers. As a hostage, the doubtful author was confined, with the assurance of death or an ample recompense; and the court was left some hours in the anxiety of hope and fear, till the messengers of Alexius arrived with the authentic intelligence, and displayed the trophies of the conquest, the sword and sceptre, ^19 the buskins and bonnet, ^20 of the usurper Baldwin, which he had dropped in his precipitate flight. A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bishops, senators, and nobles, was immediately convened, and never perhaps was an event received with more heartfelt and universal joy. In a studied oration, the new sovereign of Constantinople congratulated his own and the public fortune. “There was a time,” said he, “a far distant time, when the Roman empire extended to the Adriatic, the Tigris, and the confines of Aethiopia. After the loss of the provinces, our capital itself, in these last and calamitous days, has been wrested from our hands by the Barbarians of the West. From the lowest ebb, the tide of prosperity has again returned in our favor; but our prosperity was that of fugitives and exiles: and when we were asked, which was the country of the Romans, we indicated with a blush the climate of the globe, and the quarter of the heavens. The divine Providence has now restored to our arms the city of Constantine, the sacred seat of religion and empire; and it will depend on our valor and conduct to render this important acquisition the pledge and omen of future victories.” So eager was the impatience of the prince and people, that Michael made his triumphal entry into Constantinople only twenty days after the expulsion of the Latins. The golden gate was thrown open at his approach; the devout conqueror dismounted from his horse; and a miraculous image of Mary the Conductress was borne before him, that the divine Virgin in person might appear to conduct him to the temple of her Son, the cathedral of St. Sophia. But after the first transport of devotion and pride, he sighed at the dreary prospect of solitude and ruin. The palace was defiled with smoke and dirt, and the gross intemperance of the Franks; whole streets had been consumed by fire, or were decayed by the injuries of time; the sacred and profane edifices were stripped of their ornaments: and, as if they were conscious of their approaching exile, the industry of the Latins had been confined to the work of pillage and destruction. Trade had expired under the pressure of anarchy and distress, and the numbers of inhabitants had decreased with the opulence of the city. It was the first care of the Greek monarch to reinstate the nobles in the palaces of their fathers; and the houses or the ground which they occupied were restored to the families that could exhibit a legal right of inheritance. But the far greater part was extinct or lost; the vacant property had devolved to the lord; he repeopled Constantinople by a liberal invitation to the provinces; and the brave volunteers were seated in the capital which had been recovered by their arms. The French barons and the principal families had retired with their emperor; but the patient and humble crowd of Latins was attached to the country, and indifferent to the change of masters. Instead of banishing the factories of the Pisans, Venetians, and Genoese, the prudent conqueror accepted their oaths of allegiance, encouraged their industry, confirmed their privileges, and allowed them to live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ir proper magistrates. Of these nations, the Pisans and Venetians preserved their respective quarters in the city; but the services and power of the Genoese deserved at the same time the gratitude and the jealousy of the Greeks. Their independent colony was first planted at the seaport town of Heraclea in Thrace. They were speedily recalled, and settled in the exclusive possession of the suburb of Galata, an advantageous post, in which they revived the commerce, and insulted the majest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21 [Footnote 18: The site of Nymphaeum is not clearly defined in ancient or modern geography. But from the last hours of Vataces, (Acropolita, c. 52,) it is evident the palace and gardens of his favorite residence were in the neighborhood of Smyrna. Nymphaeum might be loosely placed in Lydia, (Gregoras, l. vi. 6.)]

    [Footnote 19: This sceptre, the emblem of justice and power, was a long staff, such as was used by the heroes in Homer. By the latter Greeks it was named Dicanice, and the Imperial sceptre was distinguished as usual by the red or purple color]

    [Footnote 20: Acropolita affirms (c. 87,) that this bonnet was after the French fashion; but from the ruby at the point or summit, Ducange (Hist. de C. P. l. v. c. 28, 29) believes that it was the high-crowned hat of the Greeks. Could Acropolita mistake the dress of his own court?]

    [Footnote 21: See Pachymer, (l. ii. c. 28 – 33,) Acropolita, (c. 88,) Nicephorus Gregoras, (l. iv. 7,) and for the treatment of the subject Latins, Ducange, (l. v. c. 30, 31.)]

    The recovery of Constantinople was celebrated as the aera of a new empire: the conqueror, alone, and by the right of the sword, renewed his coronation in the church of St. Sophia; and the name and honors of John Lascaris, his pupil and lawful sovereign, were insensibly abolished. But his claims still lived in the minds of the people; and the royal youth must speedily attain the years of manhood and ambition. By fear or conscience, Palaeologus was restrained from dipping his hands in innocent and royal blood; but the anxiety of a usurper and a parent urged him to secure his throne by one of those imperfect crimes so familiar to the modern Greeks. The loss of sight incapacitated the young prince for the active business of the world; instead of the brutal violence of tearing out his eyes, the visual nerve was destroyed by the intense glare of a red-hot basin, ^22 and John Lascaris was removed to a distant castle, where he spent many years in privacy and oblivion. Such cool and deliberate guilt may seem incompatible with remorse; but if Michael could trust the mercy of Heaven, he was not inaccessible to the reproaches and vengeance of mankind, which he had provoked by cruelty and treason. His cruelty imposed on a servile court the duties of applause or silence; but the clergy had a right to speak in the name of their invisible Master; and their holy legions were led by a prelate, whose character was above the temptations of hope or fear. After a short abdication of his dignity, Arsenius ^23 had consented to ascend the ecclesiastical throne of Constantinople, and to preside in the restoration of the church. His pious simplicity was long deceived by the arts of Palaeologus; and his patience and submission might soothe the usurper, and protect the safety of the young prince. On the news of his inhuman treatment, the patriarch unsheathed the spiritual sword; and superstition, on this occasion, was enlisted in the cause of humanity and justice. In a synod of bishops, who were stimulated by the example of his zeal, the patriarch pronounced a sentence of excommunication; though his prudence still repeated the name of Michael in the public prayers. The Eastern prelates had not adopted the dangerous maxims of ancient Rome; nor did they presume to enforce their censures, by deposing princes, or absolving nations from their oaths of allegiance. But the Christian, who had been separated from God and the church, became an object of horror; and, in a turbulent and fanatic capital, that horror might arm the hand of an assassin, or inflame a sedition of the people. Palaeologus felt his danger, confessed his guilt, and deprecated his judge: the act was irretrievable; the prize was obtained; and the most rigorous penance, which he solicited, would have raised the sinner to the reputation of a saint. The unrelenting patriarch refused to announce any means of atonement or any hopes of mercy; and condescended only to pronounce, that for so great a crime, great indeed must be the satisfaction. “Do you require,” said Michael, “that I should abdicate the empire?” and at these words, he offered, or seemed to offer, the sword of state. Arsenius eagerly grasped this pledge of sovereignty; but when he perceived that the emperor was unwilling to purchase absolution at so dear a rate, he indignantly escaped to his cell, and left the royal sinner kneeling and weeping before the door. ^24

    [Footnote 22: This milder invention for extinguishing the sight was tried by the philosopher Democritus on himself, when he sought to withdraw his mind from the visible world: a foolish story! The word abacinare, in Latin and Italian, has furnished Ducange (Gloss. Lat.) with an opportunity to review the various modes of blinding: the more violent were scooping, burning with an iron, or hot vinegar, and binding the head with a strong cord till the eyes burst from their sockets. Ingenious tyrants!]

    [Footnote 23: See the first retreat and restoration of Arsenius, in Pachymer (l. ii. c. 15, l. iii. c. 1, 2) and Nicephorus Gregoras, (l. iii. c. 1, l. iv. c. 1.) Posterity justly accused Arsenius the virtues of a hermit, the vices of a minister, (l. xii. c. 2.)]

    [Footnote 24: The crime and excommunication of Michael are fairly told by Pachymer (l. iii. c. 10, 14, 19, &c.) and Gregoras, (l. iv. c. 4.) His confession and penance restored their freedom.]

    Chapter LXII: Greek Emperors Of Nice And Constantinople.

    Part II.

    The danger and scandal of this excommunication subsisted above three years, till the popular clamor was assuaged by time and repentance; till the brethren of Arsenius condemned his inflexible spirit, so repugnant to the unbounded forgiveness of the gospel. The emperor had artfully insinuated, that, if he were still rejected at home, he might seek, in the Roman pontiff, a more indulgent judge; but it was far more easy and effectual to find or to place that judge at the head of the Byzantine church. Arsenius was involved in a vague rumor of conspiracy and disaffection; ^* some irregular steps in his ordination and government were liable to censure; a synod deposed him from the episcopal office; and he was transported under a guard of soldiers to a small island of the Propontis. Before his exile, he sullenly requested that a strict account might be taken of the treasures of the church; boasted, that his sole riches, three pieces of gold, had been earned by transcribing the psalms; continued to assert the freedom of his mind; and denied, with his last breath, the pardon which was implored by the royal sinner. ^25 After some delay, Gregory, ^* bishop of Adrianople, was translated to the Byzantine throne; but his authority was found insufficient to support the absolution of the emperor; and Joseph, a reverend monk, was substituted to that important function. This edifying scene was represented in the presence of the senate and the people; at the end of six years the humble penitent was restored to the communion of the faithful; and humanity will rejoice, that a milder treatment of the captive Lascaris was stipulated as a proof of his remorse. But the spirit of Arsenius still survived in a powerful faction of the monks and clergy, who persevered about forty-eight years in an obstinate schism. Their scruples were treated with tenderness and respect by Michael and his son; and the reconciliation of the Arsenites was the serious labor of the church and state. In the confidence of fanaticism, they had proposed to try their cause by a miracle; and when the two papers, that contained their own and the adverse cause, were cast into a fiery brazier, they expected that the Catholic verity would be respected by the flames. Alas! the two papers were indiscriminately consumed, and this unforeseen accident produced the union of a day, and renewed the quarrel of an age. ^26 The final treaty displayed the victory of the Arsenites: the clergy abstained during forty days from all ecclesiastical functions; a slight penance was imposed on the laity; the body of Arsenius was deposited in the sanctuary; and, in the name of the departed saint, the prince and people were released from the sins of their fathers. ^27 [Footnote *: Except the omission of a prayer for the emperor, the charges against Arsenius were of different nature: he was accused of having allowed the sultan of Iconium to bathe in vessels signed with the cross, and to have admitted him to the church, though unbaptized, during the service. It was pleaded, in favor of Arsenius, among other proofs of the sultan’s Christianity, that he had offered to eat ham. Pachymer, l. iv. c. 4, p. 265. It was after his exile that he was involved in a charge of conspiracy. – M.] [Footnote 25: Pachymer relates the exile of Arsenius, (l. iv. c. 1 – 16:) he was one of the commissaries who visited him in the desert island. The last testament of the unforgiving patriarch is still extant, (Dupin, Bibliotheque Ecclesiastique, tom. x. p. 95.)]

    [Footnote *: Pachymer calls him Germanus. – M.]

    [Footnote 26: Pachymer (l. vii. c. 22) relates this miraculous trial like a philosopher, and treats with similar contempt a plot of the Arsenites, to hide a revelation in the coffin of some old saint, (l. vii. c. 13.) He compensates this incredulity by an image that weeps, another that bleeds, (l. vii. c. 30,) and the miraculous cures of a deaf and a mute patient, (l. xi. c. 32.)] [Footnote 27: The story of the Arsenites is spread through the thirteen books of Pachymer. Their union and triumph are reserved for Nicephorus Gregoras, (l. vii. c. 9,) who neither loves nor esteems these sectaries.]

    The establishment of his family was the motive, or at least the pretence, of the crime of Palaeologus; and he was impatient to confirm the succession, by sharing with his eldest son the honors of the purple. Andronicus, afterwards surnamed the Elder, was proclaimed and crowned emperor of the Romans, in the fifteenth year of his age; and, from the first aera of a prolix and inglorious reign, he held that august title nine years as the colleague, and fifty as the successor, of his father. Michael himself, had he died in a private station, would have been thought more worthy of the empire; and the assaults of his temporal and spiritual enemies left him few moments to labor for his own fame or the happiness of his subjects. He wrested from the Franks several of the noblest islands of the Archipelago, Lesbos, Chios, and Rhodes: his brother Constantine was sent to command in Malvasia and Sparta; and the eastern side of the Morea, from Argos and Napoli to Cape Thinners, was repossessed by the Greeks. This effusion of Christian blood was loudly condemned by the patriarch; and the insolent priest presumed to interpose his fears and scruples between the arms of princes. But in the prosecution of these western conquests, the countries beyond the Hellespont were left naked to the Turks; and their depredations verified the prophecy of a dying senator, that the recovery of Constantinople would be the ruin of Asia. The victories of Michael were achieved by his lieutenants; his sword rusted in the palace; and, in the transactions of the emperor with the popes and the king of Naples, his political acts were stained with cruelty and fraud. ^28 [Footnote 28: Of the xiii books of Pachymer, the first six (as the ivth and vth of Nicephorus Gregoras) contain the reign of Michael, at the time of whose death he was forty years of age. Instead of breaking, like his editor the Pere Poussin, his history into two parts, I follow Ducange and Cousin, who number the xiii. books in one series.]

    1. The Vatican was the most natural refuge of a Latin

    emperor, who had been driven from his throne; and Pope Urban the Fourth appeared to pity the misfortunes, and vindicate the cause, of the fugitive Baldwin. A crusade, with plenary indulgence, was preached by his command against the schismatic Greeks: he excommunicated their allies and adherents; solicited Louis the Ninth in favor of his kinsman; and demanded a tenth of the ecclesiastical revenues of France and England for the service of the holy war. ^29 The subtle Greek, who watched the rising tempest of the West, attempted to suspend or soothe the hostility of the pope, by suppliant embassies and respectful letters; but he insinuated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peace must prepare the reconciliation and obedience of the Eastern church. The Roman court could not be deceived by so gross an artifice; and Michael was admonished, that the repentance of the son should precede the forgiveness of the father; and that faith (an ambiguous word) was the only basis of friendship and alliance. After a long and affected delay, the approach of danger, and the importunity of Gregory the Tenth, compelled him to enter on a more serious negotiation: he alleged the example of the great Vataces; and the Greek clergy, who understood the intentions of their prince, were not alarmed by the first steps of reconciliation and respect. But when he pressed the conclusion of the treaty, they strenuously declared, that the Latins, though not in name, were heretics in fact, and that they despised those strangers as the vilest and most despicable portion of the human race. ^30 It was the task of the emperor to persuade, to corrupt, to intimidate the most popular ecclesiastics, to gain the vote of each individual, and alternately to urge the arguments of Christian charity and the public welfare. The texts of the fathers and the arms of the Franks were balanced in the th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cale; and without approving the addition to the Nicene creed, the most moderate were taught to confess, that the two hostile propositions of proceeding from the Father by the Son, and of proceeding from the Father and the Son, might be reduced to a safe and Catholic sense. ^31 The supremacy of the pope was a doctrine more easy to conceive, but more painful to acknowledge: yet Michael represented to his monks and prelates, that they might submit to name the Roman bishop as the first of the patriarchs; and that their distance and discretion would guard the liberties of the Eastern church from the mischievous consequences of the right of appeal. He protested that he would sacrifice his life and empire rather than yield the smallest point of orthodox faith or national independence; and this declaration was sealed and ratified by a golden bull. The patriarch Joseph withdrew to a monastery, to resign or resume his throne, according to the event of the treaty: the letters of union and obedience were subscribed by the emperor, his son Andronicus, and thirty-five archbishops and metropolitans, with their respective synods; and the episcopal list was multiplied by many dioceses which were annihilated under the yoke of the infidels. An embassy was composed of some trusty ministers and prelates: they embarked for Italy, with rich ornaments and rare perfumes for the altar of St. Peter; and their secret orders authorized and recommended a boundless compliance. They were received in the general council of Lyons, by Pope Gregory the Tenth, at the head of five hundred bishops. ^32 He embraced with tears his long-lost and repentant children; accepted the oath of the ambassadors, who abjured the schism in the name of the two emperors; adorned the prelates with the ring and mitre; chanted in Greek and Latin the Nicene creed with the addition of filioque; and rejoiced in the union of the East and West, which had been reserved for his reign. To consummate this pious work, the Byzantine deputies were speedily followed by the pope’s nuncios; and their instruction discloses the policy of the Vatican, which could not be satisfied with the vain title of supremacy. After viewing the temper of the prince and people, they were enjoined to absolve the schismatic clergy, who should subscribe and swear their abjuration and obedience; to establish in all the churches the use of the perfect creed; to prepare the entrance of a cardinal legate, with the full powers and dignity of his office; and to instruct the emperor in the advantages which he might derive from the temporal protection of the Roman pontiff. ^33

    [Footnote 29: Ducange, Hist. de C. P. l. v. c. 33, &c., from the Epistles of Urban IV.]

    [Footnote 30: From their mercantile intercourse with the Venetians and Genoese, they branded the Latins: (Pachymer, l. v. c. 10.) “Some are heretics in name; others, like the Latins, in fact,” said the learned Veccus, (l. v. c. 12,) who soon afterwards became a convert (c. 15, 16) and a patriarch, (c. 24.)]

    [Footnote 31: In this class we may place Pachymer himself, whose copious and candid narrative occupies the vth and vith books of his history. Yet the Greek is silent on the council of Lyons, and seems to believe that the popes always resided in Rome and Italy, (l. v. c. 17, 21.)]

    [Footnote 32: See the acts of the council of Lyons in the year 1274. Fleury, Hist. Ecclesiastique, tom. xviii. p. 181 – 199. Dupin, Bibliot. Eccles. tom. x. p. 135.]

    [Footnote 33: This curious instruction, which has been drawn with more or less honesty by Wading and Leo Allatius 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Vatican, is given in an abstract or version by Fleury, (tom. xviii. p. 252 – 258.)]

    But they found a country without a friend, a nation in which the names of Rome and Union were pronounced with abhorrence. The patriarch Joseph was indeed removed: his place was filled by Veccus, an ecclesiastic of learning and moderation; and the emperor was still urged by the same motives, to persevere in the same professions. But in his private language Palaeologus affected to deplore the pride, and to blame the innovations, of the Latins; and while he debased his character by this double hypocrisy, he justified and punished the opposition of his subjects. By the joint suffrage of the new and the ancient Rome, a sentence of excommunication was pronounced against the obstinate schismatics; the censures of the church were executed by the sword of Michael; on the failure of persuasion, he tried the arguments of prison and exile, of whipping and mutilation; those touchstones, says an historian, of cowards and the brave. Two Greeks still reigned in Aetolia, Epirus, and Thessaly, with the appellation of despots: they had yielded to the sovereign of Constantinople, but they rejected the chains of the Roman pontiff, and supported their refusal by successful arms. Under their protection, the fugitive monks and bishops assembled in hostile synods; and retorted the name of heretic with the galling addition of apostate: the

    prince of Trebizond was tempted to assume the forfeit title of emperor; ^* and even the Latins of Negropont, Thebes, Athens, and the Morea, forgot the merits of the convert, to join, with open or clandestine aid, the enemies of Palaeologus. His favorite generals, of his own blood, and family, successively deserted, or betrayed, the sacrilegious trust. His sister Eulogia, a niece, and two female cousins, conspired against him; another niece, Mary queen of Bulgaria, negotiated his ruin with the sultan of Egypt; and, in the public eye, their treason was consecrated as the most sublime virtue. ^34 To the pope’s nuncios, who urged the consummation of the work, Palaeologus exposed a naked recital of all that he had done and suffered for their sake. They were assured that the guilty sectaries, of both sexes and every rank, had been deprived of their honors, their fortunes, and their liberty; a spreading list of confiscation and punishment, which involved many persons, the dearest to the emperor, or the best deserving of his favor. They were conducted to the prison, to behold four princes of the royal blood chained in the four corners, and shaking their fetters in an agony of grief and rage. Two of these captives were afterwards released; the one by submission, the other by death: but the obstinacy of their two companions was chastised by the loss of their eyes; and the Greeks, the least adverse to the union, deplored that cruel and inauspicious tragedy. ^35 Persecutors must expect the hatred of those whom they oppress; but they commonly find some consolation in the testimony of their conscience, the applause of their party, and, perhaps, the success of their undertaking. But the hypocrisy of Michael, which was prompted only by political motives, must have forced him to hate himself, to despise his followers, and to esteem and envy the rebel champions by whom he was detested and despised. While his violence was abhorred at Constantinople, at Rome his slowness was arraigned, and his sincerity suspected; till at length Pope Martin the Fourth excluded the Greek emperor from the pale of a church, into which he was striving to reduce a schismatic people. No sooner had the tyrant expired, than the union was dissolved, and abjured by unanimous consent; the churches were purified; the penitents were reconciled; and

    his son Andronicus, after weeping the sins and errors of his youth most piously denied his father the burial of a prince and a Christian. ^36

    [Footnote *: According to Fallmarayer he had always maintained this title. – M.]

    [Footnote 34: This frank and authentic confession of Michael’s distress is exhibited in barbarous Latin by Ogerius, who signs himself Protonotarius Interpretum, and transcribed by Wading from the MSS. of the Vatican, (A.D. 1278, No. 3.) His annals of the Franciscan order, the Fratres Minores, in xvii. volumes in folio, (Rome, 1741,) I have now accidentally seen among the waste paper of a bookseller.]

    [Footnote 35: See the vith book of Pachymer, particularly the chapters 1, 11, 16, 18, 24 – 27. He is the more credible, as he speaks of this persecution with less anger than sorrow.]

    [Footnote 36: Pachymer, l. vii. c. 1 – ii. 17. The speech of Andronicus the Elder (lib. xii. c. 2) is a curious record, which proves that if the Greeks were the slaves of the emperor, the emperor was not less the slave of superstition and the clergy.]

    1. In the distress of the Latins, the walls and towers of

    Constantinople had fallen to decay: they were restored and fortified by the policy of Michael, who deposited a plenteous store of corn and salt provisions, to sustain the siege which he might hourly expect from the resentment of the Western powers. Of these, the sovereign of the Two Sicilies was the most formidable neighbor: but as long as they were possessed by Mainfroy, the bastard of Frederic the Second, his monarchy was the bulwark, rather than the annoyance, of the Eastern empire. The usurper, though a brave and active prince, was sufficiently employed in the defence of his throne: his proscription by successive popes had separated Mainfroy from the common cause of the Latins; and the forces that might have besieged Constantinople were detained in a crusade against the domestic enemy of Rome. The prize of her avenger,

    the crown of the Two Sicilies, was won and worn by the brother of St Louis, by Charles count of Anjou and Provence, who led the chivalry of France on this holy expedition. ^37 The disaffection of his Christian subjects compelled Mainfroy to enlist a colony of Saracens whom his father had planted in Apulia; and this odious succor will explain the defiance of the Catholic hero, who rejected all terms of accommodation. “Bear this message,” said Charles, “to the sultan of Nocera, that God and the sword are umpire between us; and that he shall either send me to paradise, or I will send him to the pit of hell.” The armies met: and though I am ignorant of Mainfroy’s doom in the other world, in this he lost his friends, his kingdom, and his life, in the bloody battle of Benevento. Naples and Sicily were immediately peopled with a warlike race of French nobles; and their aspiring leader embraced the future conquest of Africa, Greece, and Palestine. The most specious reasons might point his first arms against the Byzantine empire; and Palaeologus, diffident of his own strength, repeatedly appealed from the ambition of Charles to the humanity of St. Louis, who still preserved a just ascendant over the mind of his ferocious brother. For a while the attention of that brother was confined at home by the invasion of Conradin, the last heir to the imperial house of Swabia; but the hapless boy sunk in the unequal conflict; and his execution on a public scaffold taught the rivals of Charles to tremble for their heads as well as their dominions. A second respite was obtained by the last crusade of St. Louis to the African coast; and the double motive of interest and duty urged the king of Naples to assist, with his powers and his presence, the holy enterprise. The death of St. Louis released him from the importunity of a virtuous censor: the king of Tunis confessed himself the tributary and vassal of the crown of Sicily; and the boldest of the French knights were free to enlist under his banner against the Greek empire. A treaty and a marriage united his interest with the house of Courtenay; his daughter Beatrice was promised to Philip, son and heir of the emperor Baldwin; a pension of six hundred ounces of gold was allowed for his maintenance; and his generous father distributed among his aliens the kingdoms and provinces of

    the East, reserving only Constantinople, and one day’s journey round the city for the imperial domain. ^38 In this perilous moment, Palaeologus was the most eager to subscribe the creed, and implore the protection, of the Roman pontiff, who assumed, with propriety and weight, the character of an angel of peace, the common father of the Christians. By his voice, the sword of Charles was chained in the scabbard; and the Greek ambassadors beheld him, in the pope’s antechamber, biting his ivory sceptre in a transport of fury, and deeply resenting the refusal to enfranchise and consecrate his arms. He appears to have respected the disinterested mediation of Gregory the Tenth; but Charles was insensibly disgusted by the pride and partiality of Nicholas the Third; and his attachment to his kindred, the Ursini family, alienated the most strenuous champion from the service of the church. The hostile league against the Greeks, of Philip the Latin emperor, the king of the Two Sicilies, and the republic of Venice, was ripened into execution; and the election of Martin the Fourth, a French pope, gave a sanction to the cause. Of the allies, Philip supplied his name; Martin, a bull of excommunication; the Venetians, a squadron of forty galleys; and the formidable powers of Charles consisted of forty counts, ten thousand men at arms, a numerous body of infantry, and a fleet of more than three hundred ships and transports. A distant day was appointed for assembling this mighty force in the harbor of Brindisi; and a previous attempt was risked with a detachment of three hundred knights, who invaded Albania, and besieged the fortress of Belgrade. Their defeat might amuse with a triumph the vanity of Constantinople; but the more sagacious Michael, despairing of his arms, depended on the effects of a conspiracy; on the secret workings of a rat, who gnawed the bowstring ^39 of the Sicilian tyrant.

    [Footnote 37: The best accounts, the nearest the time, the most full and entertaining, of the conquest of Naples by Charles of Anjou, may be found in the Florentine Chronicles of Ricordano Malespina, (c. 175 – 193,) and Giovanni Villani, (l. vii. c. 1 – 10, 25 – 30,) which are published by Muratori in the viiith and xiiith volumes of the Historians of Italy. In his

    Annals (tom. xi. p. 56 – 72) he has abridged these great events which are likewise described in the Istoria Civile of Giannone. tom. l. xix. tom. iii. l. xx] [Footnote 38: Ducange, Hist. de C. P. l. v. c. 49 – 56, l. vi. c. 1 – 13. See Pachymer, l. iv. c. 29, l. v. c. 7 – 10, 25 l. vi. c. 30, 32, 33, and Nicephorus Gregoras, l. iv. 5, l. v. 1, 6.]

    [Footnote 39: The reader of Herodotus will recollect how miraculously the Assyrian host of Sennacherib was disarmed and destroyed, (l. ii. c. 141.)]

    Among the proscribed adherents of the house of Swabia, John

    of Procida forfeited a small island of that name in the Bay of Naples. His birth was noble, but his education was learned; and in the poverty of exile, he was relieved by the practice of physic, which he had studied in the school of Salerno. Fortune had left him nothing to lose, except life; and to despise life is the first qualification of a rebel. Procida was endowed with the art of negotiation, to enforce his reasons and disguise his motives; and in his various transactions with nations and men, he could persuade each party that he labored solely for their interest. The new kingdoms of Charles were afflicted by every species of fiscal and military oppression; ^40 and the lives and fortunes of his Italian subjects were sacrificed to the greatness of their master and the licentiousness of his followers. The hatred of Naples was repressed by his presence; but the looser government of his vicegerents excited the contempt, as well as the aversion, of the Sicilians: the island was roused to a sense of freedom by the eloquence of Procida; and he displayed to every baron his private interest in the common cause. In the confidence of foreign aid, he successively visited the courts of the Greek emperor, and of Peter king of Arragon, ^41 who possessed the maritime countries of Valentia and Catalonia. To the ambitious Peter a crown was presented, which he might justly claim by his marriage with the sister ^* of Mainfroy, and by the dying voice of Conradin, who from the scaffold had cast a ring to his heir and avenger. Palaeologus was easily persuaded to divert his

    enemy from a foreign war by a rebellion at home; and a Greek subsidy of twenty-five thousand ounces of gold was most profitably applied to arm a Catalan fleet, which sailed under a holy banner to the specious attack of the Saracens of Africa. In the disguise of a monk or beggar, the indefatigable missionary of revolt flew from Constantinople to Rome, and from Sicily to Saragossa: the treaty was sealed with the signet of Pope Nicholas himself, the enemy of Charles; and his deed of gift transferred the fiefs of St. Peter from the house of Anjou to that of Arragon. So widely diffused and so freely circulated, the secret was preserved above two years with impenetrable discretion; and each of the conspirators imbibed the maxim of Peter, who declared that he would cut off his left hand if it were conscious of the intentions of his right. The mine was prepared with deep and dangerous artifice; but it may be questioned, whether the instant explosion of Palermo were the effect of accident or design.

    [Footnote 40: According to Sabas Malaspina, (Hist. Sicula, l. iii. c. 16, in Muratori, tom. viii. p. 832,) a zealous Guelph, the subjects of Charles, who had reviled Mainfroy as a wolf, began to regret him as a lamb; and he justifies their discontent by the oppressions of the French government, (l. vi. c. 2, 7.) See the Sicilian manifesto in Nicholas Specialis, (l. i. c. 11, in Muratori, tom. x. p. 930.)]

    [Footnote 41: See the character and counsels of Peter, king of Arragon, in Mariana, (Hist. Hispan. l. xiv. c. 6, tom. ii. p. 133.) The reader for gives the Jesuit’s defects, in favor, always of his style, and often of his sense.] [Footnote *: Daughter. See Hallam’s Middle Ages, vol. i. p. 517. – M.]

    On the vigil of Easter, a procession of the disarmed

    citizens visited a church without the walls; and a noble damsel was rudely insulted by a French soldier. ^42 The ravisher was instantly punished with death; and if the people was at first scattered by a military force, their numbers and fury prevailed: the conspirators seized the opportunity; the flame spread over the island; and eight thousand French were exterminated in a

    promiscuous massacre, which has obtained the name of the Sicilian Vespers. ^43 From every city the banners of freedom and the church were displayed: the revolt was inspired by the presence or the soul of Procida and Peter of Arragon, who sailed from the African coast to Palermo, was saluted as the king and savior of the isle. By the rebellion of a people on whom he had so long trampled with impunity, Charles was astonished and confounded; and in the first agony of grief and devotion, he was heard to exclaim, “O God! if thou hast decreed to humble me, grant me at least a gentle and gradual descent from the pinnacle of greatness!” His fleet and army, which already filled the seaports of Italy, were hastily recalled from the service of the Grecian war; and the situation of Messina exposed that town to the first storm of his revenge. Feeble in themselves, and yet hopeless of foreign succor, the citizens would have repented, and submitted on the assurance of full pardon and their ancient privileges. But the pride of the monarch was already rekindled; and the most fervent entreaties of the legate could extort no more than a promise, that he would forgive the remainder, after a chosen list of eight hundred rebels had been yielded to his discretion. The despair of the Messinese renewed their courage: Peter of Arragon approached to their relief; ^44 and his rival was driven back by the failure of provision and the terrors of the equinox to the Calabrian shore. At the same moment, the Catalan admiral, the famous Roger de Loria, swept the channel with an invincible squadron: the French fleet, more numerous in transports than in galleys, was either burnt or destroyed; and the same blow assured the independence of Sicily and the safety of the Greek empire. A few days before his death, the emperor Michael rejoiced in the fall of an enemy whom he hated and esteemed; and perhaps he might be content with the popular judgment, that had they not been matched with each other, Constantinople and Italy must speedily have obeyed the same master. ^45 From this disastrous moment, the life of Charles was a series of misfortunes: his capital was insulted, his son was made prisoner, and he sunk into the grave without recovering the Isle of Sicily, which, after a war of twenty years, was finally severed from the throne of Naples,

    and transferred, as an independent kingdom, to a younger branch of the house of Arragon. ^46

    [Footnote 42: After enumerating the sufferings of his country, Nicholas Specialis adds, in the true spirit of Italian jealousy, Quae omnia et graviora quidem, ut arbitror, patienti animo Siculi tolerassent, nisi (quod primum cunctis dominantibus cavendum est) alienas foeminas invasissent, (l. i. c. 2, p. 924.)]

    [Footnote 43: The French were long taught to remember this bloody lesson: “If I am provoked, (said Henry the Fourth,) I will breakfast at Milan, and dine at Naples.” “Your majesty (replied the Spanish ambassador) may perhaps arrive in Sicily for vespers.”]

    [Footnote 44: This revolt, with the subsequent victory, are related by two national writers, Bartholemy a Neocastro (in Muratori, tom. xiii.,) and Nicholas Specialis (in Muratori, tom. x.,) the one a contemporary, the other of the next century. The patriot Specialis disclaims the name of rebellion, and all previous correspondence with Peter of Arragon, (nullo communicato consilio,) who happened to be with a fleet and army on the African coast, (l. i. c. 4, 9.)]

    [Footnote 45: Nicephorus Gregoras (l. v. c. 6) admires the wisdom of Providence in this equal balance of states and princes. For the honor of Palaeologus, I had rather this balance had been observed by an Italian writer.]

    [Footnote 46: See the Chronicle of Villani, the xith volume of the Annali d’Italia of Muratori, and the xxth and xxist books of the Istoria Civile of Giannone.]

    Chapter LXII: Greek Emperors Of Nice And Constantinople.

    Part III.

    I shall not, I trust, be accused of superstition; but I must

    remark that, even in this world, the natural order of events will sometimes afford the strong appearances of moral retribution. The first Palaeologus had saved his empire by involving the kingdoms of the West in rebellion and blood; and from these scenes of discord uprose a generation of iron men, who assaulted and endangered the empire of his son. In modern times our debts and taxes are the secret poison which still corrodes the bosom of peace: but in the weak and disorderly government of the middle ages, it was agitated by the present evil of the disbanded armies. Too idle to work, too proud to beg, the mercenaries were accustomed to a life of rapine: they could rob with more dignity and effect under a banner and a chief; and the sovereign, to whom their service was useless, and their presence importunate, endeavored to discharge the torrent on some neighboring countries. After the peace of Sicily, many thousands of Genoese, Catalans, ^47 &c., who had fought, by sea and land, under the standard of Anjou or Arragon, were blended into one nation by the resemblance of their manners and interest. They heard that the Greek provinces of Asia were invaded by the Turks: they resolved to share the harvest of pay and plunder: and Frederic king of Sicily most liberally contributed the means of their departure. In a warfare of twenty years, a ship, or a camp, was become their country; arms were their sole profession and property; valor was the only virtue which they knew; their women had imbibed the fearless temper of their lovers and husbands: it was reported, that, with a stroke of their broadsword, the Catalans could cleave a horseman and a horse; and the report itself was a powerful weapon. Roger de Flor ^* was the most popular of their chiefs; and his personal merit overshadowed the dignity of his prouder rivals of Arragon. The offspring of a marriage between a German gentleman of the court of Frederic the Second and a damsel of Brindisi, Roger was successively a templar, an apostate, a pirate, and at length the richest and most powerful admiral of the Mediterranean. He sailed from Messina to Constantinople,

    with eighteen galleys, four great ships, and eight thousand adventurers; ^* and his previous treaty was faithfully accomplished by Andronicus the elder, who accepted with joy and terror this formidable succor. A palace was allotted for his reception, and a niece of the emperor was given in marriage to the valiant stranger, who was immediately created great duke or admiral of Romania. After a decent repose, he transported his troops over the Propontis, and boldly led them against the Turks: in two bloody battles thirty thousand of the Moslems were slain: he raised the siege of Philadelphia, and deserved the name of the deliverer of Asia. But after a short season of prosperity, the cloud of slavery and ruin again burst on that unhappy province. The inhabitants escaped (says a Greek historian) from the smoke into the flames; and the hostility of the Turks was less pernicious than the friendship of the Catalans. ^! The lives and fortunes which they had rescued they considered as their own: the willing or reluctant maid was saved from the race of circumcision for the embraces of a Christian soldier: the exaction of fines and supplies was enforced by licentious rapine and arbitrary executions; and, on the resistance of Magnesia, the great duke besieged a city of the Roman empire. ^48 These disorders he excused by the wrongs and passions of a victorious army; nor would his own authority or person have been safe, had he dared to punish his faithful followers, who were defrauded of the just and covenanted price of their services. The threats and complaints of Andronicus disclosed the nakedness of the empire. His golden bull had invited no more than five hundred horse and a thousand foot soldiers; yet the crowds of volunteers, who migrated to the East, had been enlisted and fed by his spontaneous bounty. While his bravest allies were content with three byzants or pieces of gold, for their monthly pay, an ounce, or even two ounces, of gold were assigned to the Catalans, whose annual pension would thus amount to near a hundred pounds sterling: one of their chiefs had modestly rated at three hundred thousand crowns the value of his future merits; and above a million had been issued from the treasury for the maintenance of these costly mercenaries. A cruel tax had been imposed on the corn of the husbandman:

    one third was retrenched from the salaries of the public officers; and the standard of the coin was so shamefully debased, that of the four-and-twenty parts only five were of pure gold. ^49 At the summons of the emperor, Roger evacuated a province which no longer supplied the materials of rapine; ^* but he refused to disperse his troops; and while his style was respectful, his conduct was independent and hostile. He protested, that if the emperor should march against him, he would advance forty paces to kiss the ground before him; but in rising from this prostrate attitude Roger had a life and sword at the service of his friends. The great duke of Romania condescended to accept the title and ornaments of Caesar; but he rejected the new proposal of the government of Asia with a subsidy of corn and money, ^* on condition that he should reduce his troops to the harmless number of three thousand men. Assassination is the last resource of cowards. The Caesar was tempted to visit the royal residence of Adrianople; in the apartment, and before the eyes, of the empress he was stabbed by the Alani guards; and though the deed was imputed to their private revenge, ^!! his countrymen, who dwelt at Constantinople in the security of peace, were involved in the same proscription by the prince or people. The loss of their leader intimidated the crowd of adventurers, who hoisted the sails of flight, and were soon scattered round the coasts of the Mediterranean. But a veteran band of fifteen hundred Catalans, or French, stood firm in the strong fortress of Gallipoli on the Hellespont, displayed the banners of Arragon, and offered to revenge and justify their chief, by an equal combat of ten or a hundred warriors. Instead of accepting this bold defiance, the emperor Michael, the son and colleague of Andronicus, resolved to oppress them with the weight of multitudes: every nerve was strained to form an army of thirteen thousand horse and thirty thousand foot; and the Propontis was covered with the ships of the Greeks and Genoese. In two battles by sea and land, these mighty forces were encountered and overthrown by the despair and discipline of the Catalans: the young emperor fled to the palace; and an insufficient guard of light-horse was left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open country. Victory renewed the hopes and

    numbers of the adventures: every nation was blended under the name and standard of the great company; and three thousand Turkish proselytes deserted from the Imperial service to join this military association. In the possession of Gallipoli, ^!!! the Catalans intercepted the trade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Black Sea, while they spread their devastation on either side of the Hellespont over the confines of Europe and Asia. To prevent their approach,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Byzantine territory was laid waste by the Greeks themselves: the peasants and their cattle retired into the city; and myriads of sheep and oxen, for which neither place nor food could be procured, were unprofitably slaughtered on the same day. Four times the emperor Andronicus sued for peace, and four times he was inflexibly repulsed, till the want of provisions, and the discord of the chiefs, compelled the Catalans to evacuate the banks of the Hellespont and the neighborhood of the capital. After their separation from the Turks, the remains of the great company pursued their march through Macedonia and Thessaly, to seek a new establishment in the heart of Greece. ^50

    [Footnote 47: In this motley multitude, the Catalans and Spaniards, the bravest of the soldiery, were styled by themselves and the Greeks Amogavares. Moncada derives their origin from the Goths, and Pachymer (l. xi. c. 22) from the Arabs; and in spite of national and religious pride, I am afraid the latter is in the right.]

    [Footnote *: On Roger de Flor and his companions, see an historical fragment, detailed and interesting, entitled “The Spaniards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and inserted in “L’Espagne en 1808,” a work 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vol. ii. p. 167. This narrative enables us to detect some slight errors which have crept into that of Gibbon. – G.]

    [Footnote *: The troops of Roger de Flor, according to his companions Ramon de Montaner, were 1500 men at arms, 4000 Almogavares, and 1040 other foot, besides the sailors and mariners, vol. ii. p. 137. – M.]

    [Footnote !: Ramon de Montaner suppresses the cruelties and oppressions of the Catalans, in which, perhaps, he shared. – M]

    [Footnote 48: Some idea may be formed of the population of these cities, from the 36,000 inhabitants of Tralles, which, in the preceding reign, was rebuilt by the emperor, and ruined by the Turks. (Pachymer, l. vi. c. 20, 21.)] [Footnote 49: I have collected these pecuniary circumstances from Pachymer, (l. xi. c. 21, l. xii. c. 4, 5, 8, 14, 19,) who describes the progressive degradation of the gold coin. Even in the prosperous times of John Ducas Vataces, the byzants were composed in equal proportions of the pure and the baser metal. The poverty of Michael Palaeologus compelled him to strike a new coin, with nine parts, or carats, of gold, and fifteen of copper alloy. After his death, the standard rose to ten carats, till in the public distress it was reduced to the moiety. The prince was relieved for a moment, while credit and commerce were forever blasted. In France, the gold coin is of twenty-two carats, (one twelfth alloy,) and the standard of England and Holland is still higher.]

    [Footnote *: Roger de Flor, according to Ramon de Montaner, was recalled from Natolia, on account of the war which had arisen on the death of Asan, king of Bulgaria. Andronicus claimed the kingdom for his nephew, the sons of Asan by his sister. Roger de Flor turned the tide of success in favor of the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and made peace. – M.]

    [Footnote *: Andronicus paid the Catalans in the debased money, much to their indignation. – M.]

    [Footnote !!: According to Ramon de Montaner, he was murdered by order of Kyr Michael, son of the emperor. p. 170. – M.]

    [Footnote !!!: Ramon de Montaner describes his sojourn at Gallipoli: Nous etions si riches, que nous ne semions, ni ne labourions, ni ne faisions enver des vins ni ne cultivions les vignes: et cependant tous les ans nous recucillions tour ce qu’il nous fallait, en vin, froment et avoine. p. 193. This lasted

    for five merry years. Ramon de Montaner is high authority, for he was “chancelier et maitre rational de l’armee,” (commissary of rations.) He was left governor; all the scribes of the army remained with him, and with their aid he kept the books in which were registered the number of horse and foot employed on each expedition. According to this book the plunder was shared, of which he had a fifth for his trouble. p. 197. – M.] [Footnote 50: The Catalan war is most copiously related by Pachymer, in the xith, xiith, and xiiith books, till he breaks off in the year 1308. Nicephorus Gregoras (l. vii. 3 – 6) is more concise and complete. Ducange, who adopts these adventurers as French, has hunted their footsteps with his usual diligence, (Hist. de C. P. l. vi. c. 22 – 46.) He quotes an Arragonese history, which I have read with pleasure, and which the Spaniards extol as a model of style and composition, (Expedicion de los Catalanes y Arragoneses contra Turcos y Griegos: Barcelona, 1623 in quarto: Madrid, 1777, in octavo.) Don Francisco de Moncada Conde de Ossona, may imitate Caesar or Sallust; he may transcribe the Greek or Italian contemporaries: but he never quotes his authorities, and I cannot discern any national records of the exploits of his countrymen.

    Note: Ramon de Montaner, one of the Catalans, who

    accompanied Roger de Flor, and who was governor of Gallipoli, has written, in Spanish, the history of this band of adventurers, to which he belonged, and from which he separated when it left the Thracian Chersonese to penetrate into Macedonia and Greece. – G.

    The autobiography of Ramon de Montaner has been published in

    French by M. Buchon, in the great collection of Memoires relatifs a l’Histoire de France. I quote this edition. – M.]

    After some ages of oblivion, Greece was awakened to new

    misfortunes by the arms of the Latins. In the two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between the first and the last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that venerable land was disputed by a multitude of petty tyrants; without the comforts of freedom and genius, her ancient cities were again plunged in foreign and intestine war; and, if servitude be preferable to anarchy, they might repose with joy under the Turkish yoke. I shall not pursue the obscure and various dynasties, that rose and fell on the continent or in the isles; but our silence on the fate of Athens ^51 would argue a strange ingratitude to the first and purest school of liberal science and amusement. In the partition of the empire, the principality of Athens and Thebes was assigned to Otho de la Roche, a noble warrior of Burgundy, ^52 with the title of great duke, ^53 which the Latins understood in their own sense, and the Greeks more foolishly derived from the age of Constantine. ^54 Otho followed the standard of the marquis of Montferrat: the ample state which he acquired by a miracle of conduct or fortune, ^55 was peaceably inherited by his son and two grandsons, till the family, though not the nation, was changed, by the marriage of an heiress into the elder branch of the house of Brienne. The son of that marriage, Walter de Brienne, succeeded to the duchy of Athens; and, with the aid of some Catalan mercenaries, whom he invested with fiefs, reduced above thirty castles of the vassal or neighboring lords. But when he was informed of the approach and ambition of the great company, he collected a force of seven hundred knights, six thousand four hundred horse, and eight thousand foot, and boldly met them on the banks of the River Cephisus in Boeotia. The Catalans amounted to no more than three thousand five hundred horse, and four thousand foot; but the deficiency of numbers was compensated by stratagem and order. They formed round their camp an artificial inundation; the duke and his knights advanced without fear or precaution on the verdant meadow; their horses plunged into the bog; and he was cut in pieces, with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French cavalry. His family and nation were expelled; and his son Walter de Brienne, the titular duke of Athens, the tyrant of Florence, and the constable of France, lost his life in the field

    of Poitiers Attica and Boeotia were the rewards of the victorious Catalans; they married the widows and daughters of the slain; and during fourteen years, the great company was the terror of the Grecian states. Their factions drove them to acknowledge the sovereignty of the house of Arragon; and during the remainder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Athens, as a government or an appanage, was successively bestowed by the kings of Sicily. After the French and Catalans, the third dynasty was that of the Accaioli, a family, plebeian at Florence, potent at Naples, and sovereign in Greece. Athens, which they embellished with new buildings, became the capital of a state, that extended over Thebes, Argos, Corinth, Delphi, and a part of Thessaly; and their reign was finally determined by Mahomet the Second, who strangled the last duke, and educated his sons in the discipline and religion of the seraglio.

    [Footnote 51: See the laborious history of Ducange, whose accurate table of the French dynasties recapitulates the thirty-five passages, in which he mentions the dukes of Athens.]

    [Footnote 52: He is twice mentioned by Villehardouin with honor, (No. 151, 235;) and under the first passage, Ducange observes all that can be known of his person and family.]

    [Footnote 53: From these Latin princes of the xivth century, Boccace, Chaucer. and Shakspeare, have borrowed their Theseus duke of Athens. An ignorant age transfers its own language and manners to the most distant times.] [Footnote 54: The same Constantine gave to Sicily a king, to Russia the magnus dapifer of the empire, to Thebes the primicerius; and these absurd fables are properly lashed by Ducange, (ad Nicephor. Greg. l. vii. c. 5.) By the Latins, the lord of Thebes was styled, by corruption, the Megas Kurios, or Grand Sire!]

    [Footnote 55: Quodam miraculo, says Alberic. He was probably received by Michael Choniates, the archbishop who had defended Athens against the tyrant Leo Sgurus, (Nicetas urbs capta, p. 805, ed. Bek.) Michael was the brother of the historian Nicetas; and his encomium of Athens is still extant

    in Ms. in the Bodleian library, (Fabric. Bibliot. Graec tom. vi. p. 405.)

    Note: Nicetas says expressly that Michael surrendered the

    Acropolis to the marquis. – M.]

    Athens, ^56 though no more than the shadow of her former

    self, still contains about eight or ten thousand inhabitants; of these, three fourths are Greeks in religion and language; and the Turks, who compose the remainder, have relaxed, in their intercourse with the citizens, somewhat of the pride and gravity of their national character. The olive-tree, the gift of Minerva, flourishes in Attica; nor has the honey of Mount Hymettus lost any part of its exquisite flavor: ^57 but the languid trade is monopolized by strangers, and the agriculture of a barren land is abandoned to the vagrant Walachians. The Athenians are still distinguished by the subtlety and acuteness of their understandings; but these qualities, unless ennobled by freedom, and enlightened by study, will degenerate into a low and selfish cunning: and it is a proverbial saying of the country, “From the Jews of Thessalonica, the Turks of Negropont, and the Greeks of Athens, good Lord deliver us!” This artful people has eluded the tyranny of the Turkish bashaws, by an expedient which alleviates their servitude and aggravates their shame.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last century, the Athenians chose for their protector the Kislar Aga, or chief black eunuch of the seraglio. This Aethiopian slave, who possesses the sultan’s ear, condescends to accept the tribute of thirty thousand crowns: his lieutenant, the Waywode, whom he annually confirms, may reserve for his own about five or six thousand more; and such is the policy of the citizens, that they seldom fail to remove and punish an oppressive governor. Their private differences are decided by the archbishop, one of the richest prelates of the Greek church, since he possesses a revenue of one thousand pounds sterling; and by a tribunal of the eight geronti or

    elders, chosen in the eight quarters of the city: the noble families cannot trace their pedigree above three hundred years; but their principal members are distinguished by a grave demeanor, a fur cap, and the lofty appellation of archon. By some, who delight in the contrast, the modern language of Athens is represented as the most corrupt and barbarous of the seventy dialects of the vulgar Greek: ^58 this picture is too darkly colored: but it would not be easy, in the country of Plato and Demosthenes, to find a reader or a copy of their works. The Athenians walk with supine indifference among the glorious ruins of antiquity; and such is the debasement of their character, that they are incapable of admiring the genius of their predecessors. ^59

    [Footnote 56: The modern account of Athens, and the Athenians, is extracted from Spon, (Voyage en Grece, tom. ii. p. 79 – 199,) and Wheeler, (Travels into Greece, p. 337 – 414,) Stuart, (Antiquities of Athens, passim,) and Chandler, (Travels into Greece, p. 23 – 172.) The first of these travellers visited Greece in the year 1676; the last, 1765; and ninety years had not produced much difference in the tranquil scene.]

    [Footnote 57: The ancients, or at least the Athenians, believed that all the bees in the world had been propagated from Mount Hymettus. They taught, that health might be preserved, and life prolonged, by the external use of oil, and the internal use of honey, (Geoponica, l. xv. c 7, p. 1089 – 1094, edit. Niclas.)]

    [Footnote 58: Ducange, Glossar. Graec. Praefat. p. 8, who quotes for his author Theodosius Zygomalas, a modern grammarian. Yet Spon (tom. ii. p. 194) and Wheeler, (p. 355,) no incompetent judges, entertain a more favorable opinion of the Attic dialect.]

    [Footnote 59: Yet we must not accuse them of corrupting the name of Athens, which they still call Athini. We have formed our own barbarism of Setines.

    Note: Gibbon did not foresee a Bavarian prince on the throne

    of Greece, with Athens as his capital. – M.]

    Chapter LXIII:

    Civil Wars And The Ruin Of The Greek Empire.

    Part I.

    Civil Wars, And Ruin Of The Greek Empire. – Reigns Of

    Andronicus, The Elder And Younger, And John Palaeologus. – Regency, Revolt, Reign, And Abdication Of John Cantacuzene. – Establishment Of A Genoese Colony At Pera Or Galata. – Their Wars With The Empire And City Of Constantinople.

    The long reign of Andronicus ^1 the elder is chiefly

    memorable by the disputes of the Greek church, the invasion of the Catalans, and the rise of the Ottoman power. He is celebrated as the most learned and virtuous prince of the age; but such virtue, and such learning, contributed neither to the perfection of the individual, nor to the happiness of society A slave of the most abject superstition, he was surrounded on all sides by visible and invisible enemies; nor were the flames of hell less dreadful to his fancy, than those of a Catalan or Turkish war. Under the reign of the Palaeologi, the choice of the patriarch was the most important business of the state; the heads of the Greek church were ambitious and fanatic monks; and their vices or virtues, their learning or ignorance, were equally mischievous or contemptible. By his intemperate discipline, the patriarch Athanasius ^2 excited the hatred of the clergy and people: he was heard to declare, that the sinner should swallow the last dregs of the cup of penance; and the foolish tale was propagated of his punishing a sacrilegious ass that had tasted the lettuce of a convent garden. Driven from

    the throne by the universal clamor, Athanasius composed before his retreat two papers of a very opposite cast. His public testament was in the tone of charity and resignation; the private codicil breathed the direst anathemas against the authors of his disgrace, whom he excluded forever from the communion of the holy trinity, the angels, and the saints. This last paper he enclosed in an earthen pot, which was placed, by his order, on the top of one of the pillars, in the dome of St. Sophia, in the distant hope of discovery and revenge. At the end of four years, some youths, climbing by a ladder in search of pigeons’ nests, detected the fatal secret; and, as Andronicus felt himself touched and bound by the excommunication, he trembled on the brink of the abyss which had been so treacherously dug under his feet. A synod of bishops was instantly convened to debate this important question: the rashness of these clandestine anathemas was generally condemned; but as the knot could be untied only by the same hand, as that hand was now deprived of the crosier, it appeared that this posthumous decree was irrevocable by any earthly power. Some faint testimonies of repentance and pardon were extorted from the author of the mischief; but the conscience of the emperor was still wounded, and he desired, with no less ardor than Athanasius himself, the restoration of a patriarch, by whom alone he could be healed. At the dead of night, a monk rudely knocked at the door of the royal bed-chamber, announcing a revelation of plague and famine, of inundations and earthquakes. Andronicus started from his bed, and spent the night in prayer, till he felt, or thought that he felt, a slight motion of the earth. The emperor on foot led the bishops and monks to the cell of Athanasius; and, after a proper resistance, the saint, from whom this message had been sent, consented to absolve the prince, and govern the church of Constantinople. Untamed by disgrace, and hardened by solitude, the shepherd was again odious to the flock, and his enemies contrived a singular, and as it proved, a successful, mode of revenge. In the night, they stole away the footstool or foot-cloth of his throne, which they secretly replaced with the decoration of a satirical picture. The emperor was painted with a bridle in his mouth, and Athanasius

    leading the tractable beast to the feet of Christ. The authors of the libel were detected and punished; but as their lives had been spared, the Christian priest in sullen indignation retired to his cell; and the eyes of Andronicus, which had been opened for a moment, were again closed by his successor.

    [Footnote 1: Andronicus himself will justify our freedom in the invective, (Nicephorus Gregoras, l. i. c. i.,) which he pronounced against historic falsehood. It is true, that his censure is more pointedly urged against calumny than against adulation.]

    [Footnote 2: For the anathema in the pigeon’s nest, see Pachymer, (l. ix. c. 24,) who relates the general history of Athanasius, (l. viii. c. 13 – 16, 20, 24, l. x. c. 27 – 29, 31 – 36, l. xi. c. 1 – 3, 5, 6, l. xiii. c. 8, 10, 23, 35,) and is followed by Nicephorus Gregoras, (l. vi. c. 5, 7, l. vii. c. 1, 9,) who includes the second retreat of this second Chrysostom.]

    If this transaction be one of the most curious and important

    of a reign of fifty years, I cannot at least accuse the brevity of my materials, since I reduce into some few pages the enormous folios of Pachymer, ^3 Cantacuzene, ^4 and Nicephorus Gregoras, ^5 who have composed the prolix and languid story of the times. The name and situation of the emperor John Cantacuzene might inspire the most lively curiosity. His memorials of forty years extend from the revolt of the younger Andronicus to his own abdication of the empire; and it is observed, that, like Moses and Caesar, he was the principal actor in the scenes which he describes. But in this eloquent work we should vainly seek the sincerity of a hero or a penitent. Retired in a cloister from the vices and passions of the world, he presents not a confession, but an apology, of the life of an ambitious statesman. Instead of unfolding the true counsels and characters of men, he displays the smooth and specious surface of events, highly varnished with his own praises and those of his friends. Their motives are always pure; their ends always legitimate: they

    conspire and rebel without any views of interest; and the violence which they inflict or suffer is celebrated as the spontaneous effect of reason and virtue. [Footnote 3: Pachymer, in seven books, 377 folio pages, describes the first twenty-six years of Andronicus the Elder; and marks the date of his composition by the current news or lie of the day, (A.D. 1308.) Either death or disgust prevented him from resuming the pen.]

    [Footnote 4: After an interval of twelve years, from the conclusion of Pachymer, Cantacuzenus takes up the pen; and his first book (c. 1 – 59, p. 9 – 150) relates the civil war, and the eight last years of the elder Andronicus. The ingenious comparison with Moses and Caesar is fancied by his French translator, the president Cousin.]

    [Footnote 5: Nicephorus Gregoras more briefly includes the entire life and reign of Andronicus the elder, (l. vi. c. 1, p. 96 – 291.) This is the part of which Cantacuzene complains as a false and malicious representation of his conduct.]

    After the example of the first of the Palaeologi, the elder

    Andronicus associated his son Michael to the honors of the purple; and from the age of eighteen to his premature death, that prince was acknowledged, above twenty- five years, as the second emperor of the Greeks. ^6 At the head of an army, he excited neither the fears of the enemy, nor the jealousy of the court; his modesty and patience were never tempted to compute the years of his father; nor was that father compelled to repent of his liberality either by the virtues or vices of his son. The son of Michael was named Andronicus from his grandfather, to whose early favor he was introduced by that nominal resemblance. The blossoms of wit and beauty increased the fondness of the elder Andronicus; and, with the common vanity of age, he expected to realize in the second, the hope which had been disappointed in the first, generation. The boy was educated in the palace as an heir and a favorite; and in the oaths and acclamations of the people, the august triad

    was formed by the names of the father, the son, and the grandson. But the younger Andronicus was speedily corrupted by his infant greatness, while he beheld with puerile impatience the double obstacle that hung, and might long hang, over his rising ambition. It was not to acquire fame, or to diffuse happiness, that he so eagerly aspired: wealth and impunity were in his eyes the most precious attributes of a monarch; and his first indiscreet demand was the sovereignty of some rich and fertile island, where he might lead a life of independence and pleasure. The emperor was offended by the loud and frequent intemperance which disturbed his capital; the sums which his parsimony denied were supplied by the Genoese usurers of Pera; and the oppressive debt, which consolidated the interest of a faction, could be discharged only by a revolution. A beautiful female, a matron in rank, a prostitute in manners, had instructed the younger Andronicus in the rudiments of love; but he had reason to suspect the nocturnal visits of a rival; and a stranger passing through the street was pierced by the arrows of his guards, who were placed in ambush at her door. That stranger was his brother, Prince Manuel, who languished and died of his wound; and the emperor Michael, their common father, whose health was in a declining state, expired on the eighth day, lamenting the loss of both his children. ^7 However guiltless in his intention, the younger Andronicus might impute a brother’s and a father’s death to the consequence of his own vices; and deep was the sigh of thinking and feeling men, when they perceived, instead of sorrow and repentance, his ill-dissembled joy on the removal of two odious competitors. By these melancholy events, and the increase of his disorders, the mind of the elder emperor was gradually alienated; and, after many fruitless reproofs, he transferred on another grandson ^8 his hopes and affection. The change was announced by the new oath of allegiance to the reigning sovereign, and the person whom he should appoint for his successor; and the acknowledged heir, after a repetition of insults and complaints, was exposed to the indignity of a public trial. Before the sentence, which would probably have condemned him to a dungeon or a cell, the emperor was informed that the palace courts were filled with

    the armed followers of his grandson; the judgment was softened to a treaty of reconciliation; and the triumphant escape of the prince encouraged the ardor of the younger faction. [Footnote 6: He was crowned May 21st, 1295, and died October 12th, 1320, (Ducange, Fam. Byz. p. 239.) His brother Theodore, by a second marriage, inherited the marquisate of Montferrat, apostatized to the religion and manners of the Latins, (Nic. Greg. l. ix. c. 1,) and founded a dynasty of Italian princes, which was extinguished A.D. 1533, (Ducange, Fam. Byz. p. 249 – 253.)]

    [Footnote 7: We are indebted to Nicephorus Gregoras (l. viii. c. 1) for the knowledge of this tragic adventure; while Cantacuzene more discreetly conceals the vices of Andronicus the Younger, of which he was the witness and perhaps the associate, (l. i. c. 1, &c.)]

    [Footnote 8: His destined heir was Michael Catharus, the bastard of Constantine his second son. In this project of excluding his grandson Andronicus, Nicephorus Gregoras (l. viii. c. 3) agrees with Cantacuzene, (l. i. c. 1, 2.)]

    Yet the capital, the clergy, and the senate, adhered to the

    person, or at least to the government, of the old emperor; and it was only in the provinces, by flight, and revolt, and foreign succor, that the malecontents could hope to vindicate their cause and subvert his throne. The soul of the enterprise was the great domestic John Cantacuzene; the sally from Constantinople is the first date of his actions and memorials; and if his own pen be most descriptive of his patriotism, an unfriendly historian has not refused to celebrate the zeal and ability which he displayed in the service of the young emperor. ^* That prince escaped from the capital under the pretence of hunting; erected his standard at Adrianople; and, in a few days, assembled fifty thousand horse and foot, whom neither honor nor duty could have armed against the Barbarians. Such a force might have saved or commanded the empire; but their counsels were discordant, their motions were slow and

    doubtful, and their progress was checked by intrigue and negotiation. The quarrel of the two Andronici was protracted, and suspended, and renewed, during a ruinous period of seven years. In the first treaty, the relics of the Greek empire were divided: Constantinople, Thessalonica, and the islands, were left to the elder, while the younger acquired the sovereignty of the greatest part of Thrace, from Philippi to the Byzantine limit. By the second treaty, he stipulated the payment of his troops, his immediate coronation, and an adequate share of the power and revenue of the state. The third civil war was terminated by the surprise of Constantinople, the final retreat of the old emperor, and the sole reign of his victorious grandson. The reasons of this delay may be found in the characters of the men and of the times. When the heir of the monarchy first pleaded his wrongs and his apprehensions, he was heard with pity and applause: and his adherents repeated on all sides the inconsistent promise, that he would increase the pay of the soldiers and alleviate the burdens of the people. The grievances of forty years were mingled in his revolt; and the rising generation was fatigued by the endless prospect of a reign, whose favorites and maxims were of other times. The youth of Andronicus had been without spirit, his age was without reverence: his taxes produced an unusual revenue of five hundred thousand pounds; yet the richest of the sovereigns of Christendom was incapable of maintaining three thousand horse and twenty galleys, to resist the destructive progress of the Turks. ^9 “How different,” said the younger Andronicus, “is my situation from that of the son of Philip! Alexander might complain, that his father would leave him nothing to conquer: alas! my grandsire will leave me nothing to lose.” But the Greeks were soon admonished, that the public disorders could not be healed by a civil war; and that their young favorite was not destined to be the savior of a falling empire. On the first repulse, his party was broken by his own levity, their intestine discord, and the intrigues of the ancient court, which tempted each malecontent to desert or betray the cause of the rebellion. Andronicus the younger was touched with remorse, or fatigued with business, or deceived by negotiation: pleasure

    rather than power was his aim; and the license of maintaining a thousand hounds, a thousand hawks, and a thousand huntsmen, was sufficient to sully his fame and disarm his ambition. [Footnote *: The conduct of Cantacuzene, by his own showing, was inexplicable. He was unwilling to dethrone the old emperor, and dissuaded the immediate march on Constantinople. The young Andronicus, he says, entered into his views, and wrote to warn the emperor of his danger when the march was determined. Cantacuzenus, in Nov. Byz. Hist. Collect. vol. i. p. 104, &c. – M.]

    [Footnote 9: See Nicephorus Gregoras, l. viii. c. 6. The younger Andronicus complained, that in four years and four months a sum of 350,000 byzants of gold was due to him for the expenses of his household, (Cantacuzen l. i. c. 48.) Yet he would have remitted the debt, if he might have been allowed to squeeze the farmers of the revenue]

    Let us now survey the catastrophe of this busy plot, and the

    final situation of the principal actors. ^10 The age of Andronicus was consumed in civil discord; and, amidst the events of war and treaty, his power and reputation continually decayed, till the fatal night in which the gates of the city and palace were opened without resistance to his grandson. His principal commander scorned the repeated warnings of danger; and retiring to rest in the vain security of ignorance, abandoned the feeble monarch, with some priests and pages, to the terrors of a sleepless night. These terrors were quickly realized by the hostile shouts, which proclaimed the titles and victory of Andronicus the younger; and the aged emperor, falling prostrate before an image of the Virgin, despatched a suppliant message to resign the sceptre, and to obtain his life at the hands of the conqueror. The answer of his grandson was decent and pious; at the prayer of his friends, the younger Andronicus assumed the sole administration; but the elder still enjoyed the name and preeminence of the first emperor, the use of the great palace, and a pension of twenty-four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one half of which was assigned on the

    royal treasury, and the other on the fishery of Constantinople. But his impotence was soon exposed to contempt and oblivion; the vast silence of the palace was disturbed only by the cattle and poultry of the neighborhood, ^* which roved with impunity through the solitary courts; and a reduced allowance of ten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11 was all that he could ask, and more than he could hope. His calamities were imbittered by the gradual extinction of sight; his confinement was rendered each day more rigorous; and during the absence and sickness of his grandson, his inhuman keepers, by the threats of instant death, compelled him to exchange the purple for the monastic habit and profession. The monk Antony had renounced the pomp of the world; yet he had occasion for a coarse fur in the winter season, and as wine was forbidden by his confessor, and water by his physician, the sherbet of Egypt was his common drink. It was not without difficulty that the late emperor could procure three or four pieces to satisfy these simple wants; and if he bestowed the gold to relieve the more painful distress of a friend, the sacrifice is of some weight in the scale of humanity and religion. Four years after his abdication, Andronicus or Antony expired in a cell, in the seventy-fourth year of his age: and the last strain of adulation could only promise a more splendid crown of glory in heaven than he had enjoyed upon earth. ^12 ^* [Footnote 10: I follow the chronology of Nicephorus Gregoras, who is remarkably exact. It is proved that Cantacuzene has mistaken the dates of his own actions, or rather that his text has been corrupted by ignorant transcribers.]

    [Footnote *: And the washerwomen, according to Nic. Gregoras, p. 431 – M.] [Footnote 11: I have endeavored to reconcile the 24,000 pieces of Cantacuzene (l. ii. c. 1) with the 10,000 of Nicephorus Gregoras, (l. ix. c. 2;) the one of whom wished to soften, the other to magnify, the hardships of the old emperor]

    [Footnote 12: See Nicephorus Gregoras, (l. ix. 6, 7, 8, 10, 14, l. x. c. 1.) The historian had tasted of the prosperity, and shared the retreat, of his benefactor; and that friendship which “waits

    or to the scaffold or the cell,” should not lightly be accused as “a hireling, a prostitute to praise.”

    Note: But it may be accused of unparalleled absurdity. He

    compares the extinction of the feeble old man to that of the sun: his coffin is to be floated like Noah’s ark by a deluge of tears. – M.]

    [Footnote *: Prodigies (according to Nic. Gregoras, p. 460) announced the departure of the old and imbecile Imperial Monk

    from

    his earthly prison. – M.] Nor was the reign of the younger, more glorious or fortunate

    than that of the elder, Andronicus. ^13 He gathered the fruits of ambition; but the taste was transient and bitter: in the supreme station he lost the remains of his early popularity; and the defects of his character became still more conspicuous to the world. The public reproach urged him to march in person against the Turks; nor did his courage fail in the hour of trial; but a defeat and a wound were the only trophies of his expedition in Asia, which confirm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Ottoman monarchy. The abuses of the civil government attained their full maturity and perfection: his neglect of forms, and the confusion of national dresses, are deplored by the Greeks as the fatal symptoms of the decay of the empire. Andronicus was old before his time; the intemperance of youth had accelerated the infirmities of age; and after being rescued from a dangerous malady by nature, or physic, or the Virgin, he was snatched away before he had accomplished his forty-fifth year. He was twice married; and, as the progress of the Latins in arms and arts had softened the prejudices of the Byzantine court, his two wives were chosen in the princely houses of Germany and Italy. The first, Agnes at home, Irene in Greece, was daughter of the duke of Brunswick. Her father ^14 was a petty lord ^15 in the poor and savage regions of the

    north of Germany: ^16 yet he derived some revenue from his silver mines; ^17 and his family is celebrated by the Greeks as the most ancient and noble of the Teutonic name. ^18 After the death of this childish princess, Andronicus sought in marriage Jane, the sister of the count of Savoy; ^19 and his suit was preferred to that of the French king. ^20 The count respected in his sister the superior majesty of a Roman empress: her retinue was composed of knights and ladies; she was regenerated and crowned in St. Sophia, under the more orthodox appellation of Anne; and, at the nuptial feast, the Greeks and Italians vied with each other in the martial exercises of tilts and tournaments.

    [Footnote 13: The sole reign of Andronicus the younger is described by Cantacuzene (l. ii. c. 1 – 40, p. 191 – 339) and Nicephorus Gregoras, (l. ix c. 7 – l. xi. c. 11, p. 262 – 361.)]

    [Footnote 14: Agnes, or Irene, was the daughter of Duke Henry the Wonderful, the chief of the house of Brunswick, and the fourth in descent from the famous Henry the Lion, duke of Saxony and Bavaria, and conqueror of the Sclavi on the Baltic coast. Her brother Henry was surnamed the Greek, from his two journeys into the East: but these journeys were subsequent to his sister’s marriage; and I am ignorant how Agnes was discovered in the heart of Germany, and recommended to the Byzantine court. (Rimius, Memoirs of the House of Brunswick, p. 126 – 137.]

    [Footnote 15: Henry the Wonderful was the founder of the branch of Gruben hagen, extinct in the year 1596, (Rimius, p. 287.) He resided in the castle of Wolfenbuttel, and possessed no more than a sixth part of the allodial estates of Brunswick and Luneburgh, which the Guelph family had saved from the confiscation of their great fiefs. The frequent partitions among brothers had almost ruined the princely houses of Germany, till that just, but pernicious, law was slowly superseded by the right of primogeniture. The principality of Grubenhagen, one of the last remains of the Hercynian forest, is a woody, mountainous, and barren tract, (Busching’s Geography, vol. vi. p. 270 – 286, English translation.)]

    [Footnote 16: The royal author of the Memoirs of Brandenburgh will teach us, how justly, in a much later period, the north of Germany deserved the epithets of poor and barbarous. (Essai sur les Moeurs, &c.) In the year 1306, in the woods of Luneburgh, some wild people of the Vened race were allowed to bury alive their infirm and useless parents. (Rimius, p. 136.)] [Footnote 17: The assertion of Tacitus, that Germany was destitute of the precious metals, must be taken, even in his own time, with some limitation, (Germania, c. 5. Annal. xi. 20.) According to Spener, (Hist. Germaniae Pragmatica, tom. i. p. 351,) Argentifodinae in Hercyniis montibus, imperante Othone magno (A.D. 968) primum apertae, largam etiam opes augendi dederunt copiam: but Rimius (p. 258, 259) defers till the year 1016 the discovery of the silver mines of Grubenhagen, or the Upper Hartz, which were productive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xivth century, and which still yield a considerable revenue to the house of Brunswick.]

    [Footnote 18: Cantacuzene has given a most honorable testimony. The praise is just in itself, and pleasing to an English ear.]

    [Footnote 19: Anne, or Jane, was one of the four daughters of Amedee the Great, by a second marriage, and half-sister of his successor Edward count of Savoy. (Anderson’s Tables, p. 650. See Cantacuzene, (l. i. c. 40 – 42.)] [Footnote 20: That king, if the fact be true, must have been Charles the Fair who in five years (1321 – 1326) was married to three wives, (Anderson, p. 628.) Anne of Savoy arrived at Constantinople in February, 1326.]

    The empress Anne of Savoy survived her husband: their son,

    John Palaeologus, was left an orphan and an emperor in the ninth year of his age; and his weakness was protected by the first and most deserving of the Greeks. The long and cordial friendship of his father for John Cantacuzene is alike honorable to the prince and the subject. It had been formed

    amidst the pleasures of their youth: their families were almost equally noble; ^21 and the recent lustre of the purple was amply compensated by the energy of a private education. We have seen that the young emperor was saved by Cantacuzene from the power of his grandfather; and, after six years of civil war, the same favorite brought him back in triumph to the palace of Constantinople. Under the reign of Andronicus the younger, the great domestic ruled the emperor and the empire; and it was by his valor and conduct that the Isle of Lesbos and the principality of Aetolia were restored to their ancient allegiance. His enemies confess, that, among the public robbers, Cantacuzene alone was moderate and abstemious; and the free and voluntary account which he produces of his own wealth ^22 may sustain the presumption that he was devolved by inheritance, and not accumulated by rapine. He does not indeed specify the value of his money, plate, and jewels; yet, after a voluntary gift of two hundred vases of silver, after much had been secreted by his friends and plundered by his foes, his forfeit treasures were sufficient for the equipment of a fleet of seventy galleys. He does not measure the size and number of his estates; but his granaries were heaped with an incredible store of wheat and barley; and the labor of a thousand yoke of oxen might cultivate, according to the practice of antiquity, about sixty-two thousand five hundred acres of arable land. ^23 His pastures were stocked with two thousand five hundred brood mares, two hundred camels, three hundred mules, five hundred asses, five thousand horned cattle, fifty thousand hogs, and seventy thousand sheep: ^24 a precious record of rural opulence, in the last period of the empire, and in a land, most probably in Thrace, so repeatedly wasted by foreign and domestic hostility. The favor of Cantacuzene was above his fortune. In the moments of familiarity, in the hour of sickness, the emperor was desirous to level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m and pressed his friend to accept the diadem and purple. The virtue of the great domestic, which is attested by his own pen, resisted the dangerous proposal; but the last testament of Andronicus the younger named him the guardian of his son, and the regent of the empire.

    [Footnote 21: The noble race of the Cantacuzeni (illustrious from the xith century in the Byzantine annals) was drawn from the Paladins of France, the heroes of those romances which, in the xiiith century, were translated and read by the Greeks, (Ducange, Fam. Byzant. p. 258.)]

    [Footnote 22: See Cantacuzene, (l. iii. c. 24, 30, 36.)]

    [Footnote 23: Saserna, in Gaul, and Columella, in Italy or Spain, allow two yoke of oxen, two drivers, and six laborers, for two hundred jugera (125 English acres) of arable land, and three more men must be added if there be much underwood, (Columella de Re Rustica, l. ii. c. 13, p 441, edit. Gesner.)] [Footnote 24: In this enumeration (l. iii. c. 30) the French translation of the president Cousin is blotted with three palpable and essential errors. 1. He omits the 1000 yoke of working oxen. 2. He interprets by the number of fifteen hundred. 3. He confounds myriads with chiliads, and gives Cantacuzene no

    more

    than 5000 hogs. Put not your trust in translations!] Note: There seems to be another reading. Niebuhr’s edit. in

    los.

    – M.] Had the regent found a suitable return of obedience and

    gratitude, perhaps he would have acted with pure and zealous fidelity in the service of his pupil. ^25 A guard of five hundred soldiers watched over his person and the palace; the funeral of the late emperor was decently performed; the capital was silent and submissive; and five hundred letters, which Cantacuzene despatched in the first month, informed the provinces of their loss and their duty. The prospect of a tranquil minority was blasted by the great duke or admiral Apocaucus, and to exaggerate his perfidy, the Imperial historian is pleased to magnify his own imprudence, in raising him to that office against the advice of his more sagacious sovereign. Bold and subtle, rapacious and profuse, the avarice and ambition of Apocaucus were by turns subservient to each other; and his talents were applied to the ruin of his country.

    His arrogance was heightened by the command of a naval force and an impregnable castle, and under the mask of oaths and flattery he secretly conspired against his benefactor. The female court of the empress was bribed and directed; he encouraged Anne of Savoy to assert, by the law of nature, the tutelage of her son; the love of power was disguised by the anxiety of maternal tenderness: and the founder of the Palaeologi had instructed his posterity to dread the example of a perfidious guardian. The patriarch John of Apri was a proud and feeble old man, encompassed by a numerous and hungry kindred. He produced an obsolete epistle of Andronicus, which bequeathed the prince and people to his pious care: the fate of his predecessor Arsenius prompted him to prevent, rather than punish, the crimes of a usurper; and Apocaucus smiled at the success of his own flattery, when he beheld the Byzantine priest assuming the state and temporal claims of the Roman pontiff. ^26 Between three persons so different in their situation and character, a private league was concluded: a shadow of authority was restored to the senate; and the people was tempted by the name of freedom. By this powerful confederacy, the great domestic was assaulted at first with clandestine, at length with open, arms. His prerogatives were disputed; his opinions slighted; his friends persecuted; and his safety was threatened both in the camp and city. In his absence on the public service, he was accused of treason; proscribed as an enemy of the church and state; and delivered with all his adherents to the sword of justice, the vengeance of the people, and the power of the devil; his fortunes were confiscated; his aged mother was cast into prison; ^* all his past services were buried in oblivion; and he was driven by injustice to perpetrate the crime of which he was accused. ^27 From the review of his preceding conduct, Cantacuzene appears to have been guiltless of any treasonable designs; and the only suspicion of his innocence must arise from the vehemence of his protestations, and the sublime purity which he ascribes to his own virtue. While the empress and the patriarch still affected the appearances of harmony, he repeatedly solicited the permission of retiring to a private, and even a monastic, life. After he had been declared a public

    enemy, it was his fervent wish to throw himself at the feet of the young emperor, and to receive without a murmur the stroke of the executioner: it was not without reluctance that he listened to the voice of reason, which inculcated the sacred duty of saving his family and friends, and proved that he could only save them by drawing the sword and assuming the Imperial title.

    [Footnote 25: See the regency and reign of John Cantacuzenus, and the whole progress of the civil war, in his own history, (l. iii. c. 1 – 100, p. 348 – 700,) and in that of Nicephorus Gregoras, (l. xii. c. 1 – l. xv. c. 9, p. 353 – 492.)]

    [Footnote 26: He assumes the royal privilege of red shoes or buskins; placed on his head a mitre of silk and gold; subscribed his epistles with hyacinth or green ink, and claimed for the new, whatever Constantine had given to the ancient, Rome, (Cantacuzen. l. iii. c. 36. Nic. Gregoras, l. xiv. c. 3.)]

    [Footnote *: She died there through persecution and neglect. – M.]

    [Footnote 27: Gregoras (l. xii. c. 5.) confesses the innocence and virtues of Cantacuzenus, the guilt and flagitious vices of Apocaucus; nor does he dissemble the motive of his personal and religious enmity to the former.

    Note: They were the religious enemies and persecutors of Nicephorus.]

    Chapter LXIII: Civil Wars And The Ruin Of The Greek Empire.

    Part II.

    In the strong city of Demotica, his peculiar domain, the

    emperor John Cantacuzenus was invested with the purple buskins: his right leg was clothed by his noble kinsmen, the left by the Latin chiefs, on whom he conferred the order of knighthood. But even in this act of revolt, he was still studious of loyalty; and the titles of John Palaeologus and Anne of Savoy were proclaimed before his own name and that of his wife Irene. Such vain ceremony is a thin disguise of rebellion, nor are there perhaps any personal wrongs that can authorize a subject to take arms against his sovereign: but the want of preparation and success may confirm the assurance of the usurper, that this decisive step was the effect of necessity rather than of choice. Constantinople adhered to the young emperor; the king of Bulgaria was invited to the relief of Adrianople: the principal cities of Thrace and Macedonia, after some hesitation, renounced their obedience to the great domestic; and the leaders of the troops and provinces were induced, by their private interest, to prefer the loose dominion of a woman and a priest. ^* The army of Cantacuzene, in sixteen divisions, was stationed on the banks of the Melas to tempt or to intimidate the capital: it was dispersed by treachery or fear; and the officers, more especially the mercenary Latins, accepted the bribes, and embraced the service, of the Byzantine court. After this loss, the rebel emperor (he fluctuated between the two characters) took the road of Thessalonica with a chosen remnant; but he failed in his enterprise on that important place; and he was closely pursued by the great duke, his enemy Apocaucus, at the head of a superior power by sea and land. Driven from the coast, in his march, or rather flight, into the mountains of Servia, Cantacuzene assembled his troops to scrutinize those who were worthy and willing to accompany his broken fortunes. A base majority bowed and retired; and his trusty band was diminished to two thousand, and at last to five hundred, volunteers. The cral, ^28 or despot of the Servians received him with general hospitality; but the ally was insensibly degraded to a suppliant, a hostage, a captive; and in this miserable dependence, he waited at the door of the Barbarian, who could dispose of the life and liberty of a Roman emperor. The most tempting offers could not persuade the cral to violate

    his trust; but he soon inclined to the stronger side; and his friend was dismissed without injury to a new vicissitude of hopes and perils. Near six years the flame of discord burnt with various success and unabated rage: the cities were distracted by the faction of the nobles and the plebeians; the Cantacuzeni and Palaeologi: and the Bulgarians, the Servians, and the Turks, were invoked on both sides as the instruments of private ambition and the common ruin. The regent deplored the calamities, of which he was the author and victim: and his own experience might dictate a just and lively remark on the different nature of foreign and civil war. “The former,” said he, “is the external warmth of summer, always tolerable, and often beneficial; the latter is the deadly heat of a fever, which consumes without a remedy the vitals of the constitution.” ^29

    [Footnote *: Cantacuzene asserts, that in all the cities, the populace were on the side of the emperor, the aristocracy on his.

    The populace took the opportunity of rising and plundering the wealthy as Cantacuzenites, vol. iii. c. 29 Ages of common oppression and ruin had not extinguished these republican factions. – M.]

    [Footnote 28: The princes of Servia (Ducange, Famil. Dalmaticae, &c., c. 2, 3, 4, 9) were styled Despots in Greek, and Cral in their native idiom, (Ducange, Gloss. Graec. p. 751.) That title, the equivalent of king, appears to be of Sclavonic origin, from whence it has been borrowed by the Hungarians, the modern Greeks, and even by the Turks, (Leunclavius, Pandect. Turc. p. 422,) who reserve the name of Padishah for the emperor. To obtain the latter instead of the former is the ambition of the French at Constantinople, (Aversissement a l’Histoire de Timur Bec, p. 39.)]

    [Footnote 29: Nic. Gregoras, l. xii. c. 14. It is surprising that Cantacuzene has not inserted this just and lively image in his own writings.]

    The introduction of barbarians and savages into the contests

    of civilized nations, is a measure pregnant with shame and mischief; which the interest of the moment may compel, but which is reprobated by the best principles of humanity and reason. It is the practice of both sides to accuse their enemies of the guilt of the first alliances; and those who fail in their negotiations are loudest in their censure of the example which they envy and would gladly imitate. The Turks of Asia were less barbarous perhaps than the shepherds of Bulgaria and Servia; but their religion rendered them implacable foes of Rome and Christianity. To acquire the friendship of their emirs, the two factions vied with each other in baseness and profusion: the dexterity of Cantacuzene obtained the preference: but the succor and victory were dearly purchased by the marriage of his daughter with an infidel, the captivity of many thousand Christians, and the passage of the Ottomans into Europe, the last and fatal stroke in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The inclining scale was decided in his favor by the death of Apocaucus, the just though singular retribution of his crimes. A crowd of nobles or plebeians, whom he feared or hated, had been seized by his orders in the capital and the provinces; and the old palace of Constantine was assigned as the place of their confinement. Some alterations in raising the walls, and narrowing the cells, had been ingeniously contrived to prevent their escape, and aggravate their misery; and the work was incessantly pressed by the daily visits of the tyrant. His guards watched at the gate, and as he stood in the inner court to overlook the architects, without fear or suspicion, he was assaulted and laid breathless on the ground, by two ^* resolute prisoners of the Palaeologian race, ^30 who were armed with sticks, and animated by despair. On the rumor of revenge and liberty, the captive multitude broke their fetters, fortified their prison, and exposed from the battlements the tyrant’s head, presuming on the favor of the people and the clemency of the empress. Anne of Savoy might rejoice in the fall of a haughty and ambitious minister, but while she delayed to resolve or to act, the populace, more especially the mariners, were excited by the widow of the great duke to a sedition, an assault, and a massacre. The prisoners (of whom the far greater part were guiltless or inglorious of the deed)

    escaped to a neighboring church: they were slaughtered at the foot of the altar; and in his death the monster was not less bloody and venomous than in his life. Yet his talents alone upheld the cause of the young emperor; and his surviving associates, suspicious of each other, abandoned the conduct of the war, and rejected the fairest terms of accommodation.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dispute, the empress felt, and complained, that she was deceived by the enemies of Cantacuzene: the patriarch was employed to preach against the forgiveness of injuries; and her promise of immortal hatred was sealed by an oath, under the penalty of excommunication. ^31 But Anne soon learned to hate without a teacher: she beheld the misfortunes of the empire with the indifference of a stranger: her jealousy was exasperated by the competition of a rival empress; and on the first symptoms of a more yielding temper, she threatened the patriarch to convene a synod, and degrade him from his office. Their incapacity and discord would have afforded the most decisive advantage; but the civil war was protracted by the weakness of both parties; and the moderation of Cantacuzene has not escaped the reproach of timidity and indolence. He successively recovered the provinces and cities; and the realm of his pupil was measured by the walls of Constantinople; but the metropolis alone counterbalanced the rest of the empire; nor could he attempt that important conquest till he had secured in his favor the public voice and a private correspondence. An Italian, of the name of Facciolati, ^32 had succeeded to the office of great duke: the ships, the guards, and the golden gate, were subject to his command; but his humble ambition was bribed to become the instrument of treachery; and the revolution was accomplished without danger or bloodshed. Destitute of the powers of resistance, or the hope of relief, the inflexible Anne would have still defended the palace, and have smiled to behold the capital in flames, rather than in the possession of a rival. She yielded to the prayers of her friends and enemies; and the treaty was dictated by the conqueror, who professed a loyal and zealous attachment to the son of his benefactor. The marriage of his daughter with John Palaeologus was at length consummated: the hereditary right of the pupil was

    acknowledged; but the sole administration during ten years was vested in the guardian. Two emperors and three empresses were seated on the Byzantine throne; and a general amnesty quieted the apprehensions, and confirmed the property, of the most guilty subjects. The festival of the coronation and nuptials was celebrated with the appearances of concord and magnificence, and both were equally fallacious. During the late troubles, the treasures of the state, and even the furniture of the palace, had been alienated or embezzled; the royal banquet was served in pewter or earthenware; and such was the proud poverty of the times, that the absence of gold and jewels was supplied by the paltry artifices of glass and gilt-leather. ^33

    [Footnote 30: The two avengers were both Palaeologi, who might resent, with royal indignation, the shame of their chains. The tragedy of Apocaucus may deserve a peculiar reference to Cantacuzene (l. iii. c. 86) and Nic. Gregoras, (l. xiv. c. 10.)]

    [Footnote 31: Cantacuzene accuses the patriarch, and spares the empress, the mother of his sovereign, (l. iii. 33, 34,) against whom Nic. Gregoras expresses a particular animosity, (l. xiv. 10, 11, xv. 5.) It is true that they do not speak exactly of the same time.]

    [Footnote *: Nicephorus says four, p.734.]

    [Footnote 32: The traitor and treason are revealed by Nic. Gregoras, (l. xv. c. 8;) but the name is more discreetly suppressed by his great accomplice, (Cantacuzen. l. iii. c. 99.)]

    [Footnote 33: Nic. Greg. l. xv. 11. There were, however, some true pearls, but very thinly sprinkled.]

    I hasten to conclude the personal history of John

    Cantacuzene. ^34 He triumphed and reigned; but his reign and triumph were clouded by the discontent of his own and the adverse faction. His followers might style the general amnesty an act of pardon for his enemies, and of oblivion for his friends: ^35 in his cause their estates had been forfeited or

    plundered; and as they wandered naked and hungry through the streets, they cursed the selfish generosity of a leader, who, on the throne of the empire, might relinquish without merit his private inheritance. The adherents of the empress blushed to hold their lives and fortunes by the precarious favor of a usurper; and the thirst of revenge was concealed by a tender concern for the succession, and even the safety, of her son. They were justly alarmed by a petition of the friends of Cantacuzene, that they might be released from their oath of allegiance to the Palaeologi, and intrusted with the defence of some cautionary towns; a measure supported with argument and eloquence; and which was rejected (says the Imperial historian) “by my sublime, and almost incredible virtue.” His repose was disturbed by the sound of plots and seditions; and he trembled lest the lawful prince should be stolen away by some foreign or domestic enemy, who would inscribe his name and his wrongs in the banners of rebellion. As the son of Andronicus advanced in the years of manhood, he began to feel and to act for himself; and his rising ambition was rather stimulated than checked by the imitation of his father’s vices. If we may trust his own professions, Cantacuzene labored with honest industry to correct these sordid and sensual appetites, and to raise the mind of the young prince to a level with his fortune. In the Servian expedition, the two emperors showed themselves in cordial harmony to the troops and provinces; and the younger colleague was initiated by the elder in the mysteries of war and government. After the conclusion of the peace, Palaeologus was left at Thessalonica, a royal residence, and a frontier station, to secure by his absence the peace of Constantinople, and to withdraw his youth from the temptations of a luxurious capital. But the distance weakened the powers of control, and the son of Andronicus was surrounded with artful or unthinking companions, who taught him to hate his guardian, to deplore his exile, and to vindicate his rights. A private treaty with the cral or despot of Servia was soon followed by an open revolt; and Cantacuzene, on the throne of the elder Andronicus, defended the cause of age and prerogative, which in his youth he had so vigorously attacked. At his request the empress-mother undertook the voyage of

    Thessalonica, and the office of mediation: she returned without success; and unless Anne of Savoy was instructed by adversity, we may doubt the sincerity, or at least the fervor, of her zeal. While the regent grasped the sceptre with a firm and vigorous hand, she had been instructed to declare, that the ten years of his legal administration would soon elapse; and that, after a full trial of the vanity of the world, the emperor Cantacuzene sighed for the repose of a cloister, and was ambitious only of a heavenly crown.

    Had these sentiments been genuine, his voluntary abdication would have restored the peace of the empire, and his conscience would have been relieved by an act of justice. Palaeologus alone was responsible for his future government; and whatever might be his vices, they were surely less formidable than the calamities of a civil war, in which the Barbarians and infidels were again invited to assist the Greeks in their mutual destruction. By the arms of the Turks, who now struck a deep and everlasting root in Europe, Cantacuzene prevailed in the third contest in which he had been involved; and the young emperor, driven from the sea and land, was compelled to take shelter among the Latins of the Isle of Tenedos. His insolence and obstinacy provoked the victor to a step which must render the quarrel irreconcilable; and the association of his son Matthew, whom he invested with the purple, established the succession in the family of the Cantacuzeni. But Constantinople was still attached to the blood of her ancient princes; and this last injury accelerated the restoration of the rightful heir. A noble Genoese espoused the cause of Palaeologus, obtained a promise of his sister, and achieved the revolution with two galleys and two thousand five hundred auxiliaries. Under the pretence of distress, they were admitted into the lesser port; a gate was opened, and the Latin shout of, “Long life and victory to the emperor, John Palaeologus!” was answered by a general rising in his favor. A numerous and loyal party yet adhered to the standard of Cantacuzene: but he asserts in his history (does he hope for belief?) that his tender conscience rejected the assurance of conquest; that, in free obedience to the voice of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he descended from the throne and embraced with pleasure the monastic habit and profession. ^36 So soon as he ceased to be a prince, his successor was not unwilling that he should be a saint: the remainder of his life was devoted to piety and learning; in the cells of Constantinople and Mount Athos, the monk Joasaph was respected as the temporal and spiritual father of the emperor; and if he issued from his retreat, it was as the minister of peace, to subdue the obstinacy, and solicit the pardon, of his rebellious son. ^37

    [Footnote 34: From his return to Constantinople, Cantacuzene continues his history and that of the empire, one year beyond the abdication of his son Matthew, A.D. 1357, (l. iv. c. l – 50, p. 705 – 911.) Nicephorus Gregoras ends with the synod of Constantinople, in the year 1351, (l. xxii. c. 3, p. 660; the rest, to the conclusion of the xxivth book, p. 717, is all controversy;) and his fourteen last books are still Mss. in the king of France’s library.] [Footnote 35: The emperor (Cantacuzen. l. iv. c. 1) represents his own virtues, and Nic. Gregoras (l. xv. c. 11) the complaints of his friends, who suffered by its effects. I have lent them the words of our poor cavaliers after the Restoration.]

    [Footnote 36: The awkward apology of Cantacuzene, (l. iv. c. 39 – 42,) who relates, with visible confusion, his own downfall, may be supplied by the less accurate, but more honest, narratives of Matthew Villani (l. iv. c. 46, in the Script. Rerum Ital. tom. xiv. p. 268) and Ducas, (c 10, 11.)] [Footnote 37: Cantacuzene, in the year 1375, was honored with a letter from the pope, (Fleury, Hist. Eccles. tom. xx. p. 250.) His death is placed by a respectable authority on the 20th of November, 1411, (Ducange, Fam. Byzant. p. 260.) But if he were of the age of his companion Andronicus the Younger, he must have lived 116 years; a rare instance of longevity, which in so illustrious a person would have attracted universal notice.]

    Yet in the cloister, the mind of Cantacuzene was still

    exercised by theological war. He sharpened a controversial pen against the Jews and Mahometans; ^38 and in every state he defended with equal zeal the divine light of Mount Thabor, a memorable question which consummates the religious follies of the Greeks. The fakirs of India, ^39 and the monks of the Oriental church, were alike persuaded, that in the total abstraction of the faculties of the mind and body, the purer spirit may ascend to the enjoyment and vision of the Deity. The opinion and practice of the monasteries of Mount Athos ^40 will be best represented in the words of an abbot, who flourished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When thou art alone in thy cell,” says the ascetic teacher, “shut thy door, and seat thyself in a corner: raise thy mind above all things vain and transitory; recline thy beard and chin on thy breast; turn thy eyes and thy thoughts toward the middle of thy belly, the region of the navel; and search the place of the heart, the seat of the soul. At first, all will be dark and comfortless; but if you persevere day and night, you will feel an ineffable joy; and no sooner has the soul discovered the place of the heart, than it is involved in a mystic and ethereal light.” This light, the production of a distempered fancy, the creature of an empty stomach and an empty brain, was adored by the Quietists as the pure and perfect essence of God himself; and as long as the folly was confined to Mount Athos, the simple solitaries were not inquisitive how the divine essence could be a material substance, or how an immaterial substance could be perceived by the eyes of the body. But in the reign of the younger Andronicus, these monasteries were visited by Barlaam, ^41 a Calabrian monk, who was equally skilled in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who possessed the language of the Greeks and Latins; and whose versatile genius could maintain their opposite creeds, according to the interest of the moment. The indiscretion of an ascetic revealed to the curious traveller the secrets of mental prayer and Barlaam embraced the opportunity of ridiculing the Quietists, who placed the soul in the navel; of accusing the monks of Mount Athos of heresy and blasphemy. His attack compelled the more learned to renounce or dissemble the simple devotion of their brethren; and Gregory Palamas introduced a scholastic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essence and operation of God. His inaccessible essence dwells in the midst of an uncreated and eternal light; and this beatific vision of the saints had been manifested to the disciples on Mount Thabor, in the transfiguration of Christ. Yet this distinction could not escape the reproach of polytheism; the eternity of the light of Thabor was fiercely denied; and Barlaam still charged the Palamites with holding two eternal substances, a visible and an invisible God. From the rage of the monks of Mount Athos, who threatened his life, the Calabrian retired to Constantinople, where his smooth and specious manners introduced him to the favor of the great domestic and the emperor. The court and the city were involved in this theological dispute, which flamed amidst the civil war; but the doctrine of Barlaam was disgraced by his flight and apostasy: the Palamites triumphed; and their adversary, the patriarch John of Apri, was deposed by the consent of the adverse factions of the state. In the character of emperor and theologian, Cantacuzene presided in the synod of the Greek church, which established, as an article of faith, the uncreated light of Mount Thabor; and, after so many insults, the reason of mankind was slightly wounded by the addition of a single absurdity. Many rolls of paper or parchment have been blotted; and the impenitent sectaries, who refused to subscribe the orthodox creed, were deprived of the honors of Christian burial; but in the next age the question was forgotten; nor can I learn that the axe or the fagot were employed for the extirpation of the Barlaamite heresy. ^42

    [Footnote 38: His four discourses, or books, were printed at Bazil, 1543, (Fabric Bibliot. Graec. tom. vi. p. 473.) He composed them to satisfy a proselyte who was assaulted with letters from his friends of Ispahan. Cantacuzene had read the Koran; but I understand from Maracci that he adopts the vulgar prejudices and fables against Mahomet and his religion.] [Footnote 39: See the Voyage de Bernier, tom. i. p. 127.]

    [Footnote 40: Mosheim, Institut. Hist. Eccles. p. 522, 523. Fleury, Hist. Eccles. tom. xx. p. 22, 24, 107 – 114, &c. The former unfolds the causes with the judgment of a philosopher,

    the latter transcribes and transcribes and translates with the prejudices of a Catholic priest.]

    [Footnote 41: Basnage (in Canisii antiq. Lectiones, tom. iv. p. 363 – 368) has investigated the character and story of Barlaam. The duplicity of his opinions had inspired some doubts of the identity of his person. See likewise Fabricius, (Bibliot. Graec. tom. x. p. 427 – 432.)]

    [Footnote 42: See Cantacuzene (l. ii. c. 39, 40, l. iv. c. 3, 23, 24, 25) and Nic. Gregoras, (l. xi. c. 10, l. xv. 3, 7, &c.,) whose last books, from the xixth to xxivth, are almost confined to a subject so interesting to the authors. Boivin, (in Vit. Nic. Gregorae,) from the unpublished books, and Fabricius, (Bibliot. Graec. tom. x. p. 462 – 473,) or rather Montfaucon, from the Mss. of the Coislin library, have added some facts and documents.]

    For the conclusion of this chapter, I have reserved the

    Genoese war, which shook the throne of Cantacuzene, and betrayed the debility of the Greek empire. The Genoese, who, after the recovery of Constantinople, were seated in the suburb of Pera or Galata, received that honorable fief from the bounty of the emperor. They were indulged in the use of their laws and magistrates; but they submitted to the duties of vassals and subjects; the forcible word of liegemen ^43 was borrowed from the Latin jurisprudence; and their podesta, or chief, before he entered on his office, saluted the emperor with loyal acclamations and vows of fidelity. Genoa sealed a firm alliance with the Greeks; and, in case of a defensive war, a supply of fifty empty galleys and a succor of fifty galleys, completely armed and manned, was promised by the republic to the empire. In the revival of a naval force, it was the aim of Michael Palaeologus to deliver himself from a foreign aid; and his vigorous government contained the Genoese of Galata within those limits which the insolence of wealth and freedom provoked them to exceed. A sailor threatened that they should soon be masters of Constantinople, and slew the Greek who

    resented this national affront; and an armed vessel, after refusing to salute the palace, was guilty of some acts of piracy in the Black Sea. Their countrymen threatened to support their cause; but the long and open village of Galata was instantly surrounded by the Imperial troops; till, in the moment of the assault, the prostrate Genoese implored the clemency of their sovereign. The defenceless situation which secured their obedience exposed them to the attack of their Venetian rivals, who, in the reign of the elder Andronicus, presumed to violate the majesty of the throne. On the approach of their fleets, the Genoese, with their families and effects, retired into the city: their empty habitations were reduced to ashes; and the feeble prince, who had viewed the destruction of his suburb, expressed his resentment, not by arms, but by ambassadors. This misfortune, however, was advantageous to the Genoese, who obtained, and imperceptibly abused, the dangerous license of surrounding Galata with a strong wall; of introducing into the ditch the waters of the sea; of erecting lofty turrets; and of mounting a train of military engines on the rampart. The narrow bounds in which they had been circumscribed were insufficient for the growing colony; each day they acquired some addition of landed property; and the adjacent hills were covered with their villas and castles, which they joined and protected by new fortifications. ^44 The navigation and trade of the Euxine was the patrimony of the Greek emperors, who commanded the narrow entrance, the gates, as it were, of that inland sea. In the reign of Michael Palaeologus, their prerogative was acknowledged by the sultan of Egypt, who solicited and obtained the liberty of sending an annual ship for the purchase of slaves in Circassia and the Lesser Tartary: a liberty pregnant with mischief to the Christian cause; since these youths were transformed by education and discipline into the formidable Mamalukes. ^45 From the colony of Pera, the Genoese engaged with superior advantage in the lucrative trade of the Black Sea; and their industry supplied the Greeks with fish and corn; two articles of food almost equally important to a superstitious people. The spontaneous bounty of nature appears to have bestowed the harvests of Ukraine,

    the produce of a rude and savage husbandry; and the endless exportation of salt fish and caviare is annually renewed by the enormous sturgeons that are caught at the mouth of the Don or Tanais, in their last station of the rich mud and shallow water of the Maeotis. ^46 The waters of the Oxus, the Caspian, the Volga, and the Don, opened a rare and laborious passage for the gems and spices of India; and after three months’ march the caravans of Carizme met the Italian vessels in the harbors of Crimaea. ^47 These various branches of trade were monopolized by the diligence and power of the Genoese.

    Their rivals of Venice and Pisa were forcibly expelled; the natives were awed by the castles and cities, which arose on the foundations of their humble factories; and their principal establishment of Caffa ^48 was besieged without effect by the Tartar powers. Destitute of a navy, the Greeks were oppressed by these haughty merchants, who fed, or famished, Constantinople, according to their interest. They proceeded to usurp the customs, the fishery, and even the toll, of the Bosphorus; and while they derived from these objects a revenue of two hundred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a remnant of thirty thousand was reluctantly allowed to the emperor. ^49 The colony of Pera or Galata acted, in peace and war, as an independent state; and, as it will happen in distant settlements, the Genoese podesta too often forgot that he was the servant of his own masters. [Footnote 43: Pachymer (l. v. c. 10) very properly explains (ligios). The use of these words in the Greek and Latin of the feudal times may be amply understood from the Glossaries of Ducange, (Graec. p. 811, 812. Latin. tom. iv. p. 109 – 111.)]

    [Footnote 44: The establishment and progress of the Genoese at Pera, or Galata, is described by Ducange (C. P. Christiana, l. i. p. 68, 69) from the Byzantine historians, Pachymer, (l. ii. c. 35, l. v. 10, 30, l. ix. 15 l. xii. 6, 9,) Nicephorus Gregoras, (l. v. c. 4, l. vi. c. 11, l. ix. c. 5, l. ix. c. 1, l. xv. c. 1, 6,) and Cantacuzene, (l. i. c. 12, l. ii. c. 29, &c.)] [Footnote 45: Both Pachymer (l. iii. c. 3, 4, 5) and Nic. Greg. (l. iv. c. 7) understand and deplore the effects of this dangerous indulgence. Bibars, sultan of Egypt, himself a Tartar, but a

    devout Mussulman, obtained from the children of Zingis the permission to build a stately mosque in the capital of Crimea, (De Guignes, Hist. des Huns, tom. iii. p. 343.)]

    [Footnote 46: Chardin (Voyages en Perse, tom. i. p. 48) was assured at Caffa, that these fishes were sometimes twenty-four or twenty-six feet long, weighed eight or nine hundred pounds, and yielded three or four quintals of caviare. The corn of the Bosphorus had supplied the Athenians in the time of Demosthenes.]

    [Footnote 47: De Guignes, Hist. des Huns, tom. iii. p. 343, 344. Viaggi di Ramusio, tom. i. fol. 400. But this land or water carriage could only be practicable when Tartary was united under a wise and powerful monarch.] [Footnote 48: Nic. Gregoras (l. xiii. c. 12) is judicious and well informed on the trade and colonies of the Black Sea. Chardin describes the present ruins of Caffa, where, in forty days, he saw above 400 sail employed in the corn and fish trade, (Voyages en Perse, tom. i. p. 46 – 48.)]

    [Footnote 49: See Nic. Gregoras, l. xvii. c. 1]

    These usurpations were encouraged by the weakness of the elder Andronicus, and by the civil wars that afflicted his age and the minority of his grandson. The talents of Cantacuzene were employed to the ruin, rather than the restoration, of the empire; and after his domestic victory, he was condemned to an ignominious trial, whether the Greeks or the Genoese should reign in Constantinople. The merchants of Pera were offended by his refusal of some contiguous land, some commanding heights, which they proposed to cover with new fortifications; and in the absence of the emperor, who was detained at Demotica by sickness, they ventured to brave the debility of a female reign. A Byzantine vessel, which had presumed to fish at the mouth of the harbor, was sunk by these audacious strangers; the fishermen were murdered. Instead of suing for pardon, the Genoese demanded satisfaction; required, in a haughty strain, that the Greeks should renounce the exercise of navigation; and encountered

    with regular arms the first sallies of the popular indignation. They instantly occupied the debatable land; and by the labor of a whole people, of either sex and of every age, the wall was raised, and the ditch was sunk, with incredible speed. At the same time, they attacked and burnt two Byzantine galleys; while the three others, the remainder of the Imperial navy, escaped from their hands: the habitations without the gates, or along the shore, were pillaged and destroyed; and the care of the regent, of the empress Irene, was confined to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city. The return of Cantacuzene dispelled the public consternation: the emperor inclined to peaceful counsels; but he yielded to the obstinacy of his enemies, who rejected all reasonable terms, and to the ardor of his subjects, who threatened, in the style of Scripture, to break them in pieces like a potter’s vessel. Yet they reluctantly paid the taxes, that he impose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hips, and the expenses of the war; and as the two nations were masters, the one of the land, the other of the sea, Constantinople and Pera were pressed by the evils of a mutual siege. The merchants of the colony, who had believed that a few days would terminate the war, already murmured at their losses: the succors from their mother-country were delayed by the factions of Genoa; and the most cautious embraced the opportunity of a Rhodian vessel to remove their families and effects from the scene of hostility. In the spring, the Byzantine fleet, seven galleys and a train of smaller vessels, issued from the mouth of the harbor, and steered in a single line along the shore of Pera; unskilfully presenting their sides to the beaks of the adverse squadron. The crews were composed of peasants and mechanics; nor was their ignorance compensated by the native courage of Barbarians: the wind was strong, the waves were rough; and no sooner did the Greeks perceive a distant and inactive enemy, than they leaped headlong into the sea, from a doubtful, to an inevitable peril. The troops that marched to the attack of the lines of Pera were struck at the same moment with a similar panic; and the Genoese were astonished, and almost ashamed, at their double victory. Their triumphant vessels, crowned with flowers, and dragging after them the captive galleys, repeatedly passed and repassed before the

    palace: the only virtue of the emperor was patience; and the hope of revenge his sole consolation. Yet the distress of both parties interposed a temporary agreement; and the shame of the empire was disguised by a thin veil of dignity and power. Summoning the chiefs of the colony, Cantacuzene affected to despise the trivial object of the debate; and, after a mild reproof, most liberally granted the lands, which had been previously resigned to the seeming custody of his officers. ^50 [Footnote 50: The events of this war are related by Cantacuzene (l. iv. c. 11 with obscurity and confusion, and by Nic. Gregoras (l. xvii. c. 1 – 7) in a clear and honest narrative. The priest was less responsible than the prince for the defeat of the fleet.]

    But the emperor was soon solicited to violate the treaty,

    and to join his arms with the Venetians, the perpetual enemies of Genoa and her colonies. While he compared the reasons of peace and war, his moderation was provoked by a wanton insult of the inhabitants of Pera, who discharged from their rampart a large stone that fell in the midst of Constantinople. On his just complaint, they coldly blamed the imprudence of their engineer; but the next day the insult was repeated; and they exulted in a second proof that the royal city was not beyond the reach of their artillery. Cantacuzene instantly signed his treaty with the Venetians; but the weight of the Roman empire was scarcely felt in the balance of these opulent and powerful republics. ^51 From the Straits of Gibraltar to the mouth of the Tanais, their fleets encountered each other with various success; and a memorable battle was fought in the narrow sea, under the walls of Constantinople. It would not be an easy task to reconcile the accounts of the Greeks, the Venetians, and the Genoese; ^52 and while I depend on the narrative of an impartial historian, ^53 I shall borrow from each nation the facts that redound to their own disgrace, and the honor of their foes. The Venetians, with their allies the Catalans, had the advantage of number; and their fleet, with the poor addition of eight Byzantine galleys, amounted to seventy-five sail: the Genoese did not exceed sixty-four; but in

    those times their ships of war were distinguished by the superiority of their size and strength. The names and families of their naval commanders, Pisani and Doria, are illustrious in the annals of their country; but the personal merit of the former was eclipsed by the fame and abilities of his rival. They engaged in tempestuous weather; and the tumultuary conflict was continued from the dawn to the extinction of light. The enemies of the Genoese applaud their prowess; the friends of the Venetians are dissatisfied with their behavior; but all parties agree in praising the skill and boldness of the Catalans, ^* who, with many wounds, sustained the brunt of the action. On the separation of the fleets, the event might appear doubtful; but the thirteen Genoese galleys, that had been sunk or taken, were compensated by a double loss of the allies; of fourteen Venetians, ten Catalans, and two Greeks; ^! and even the grief of the conquerors expressed the assurance and habit of more decisive victories. Pisani confessed his defeat, by retiring into a fortified harbor, from whence, under the pretext of the orders of the senate, he steered with a broken and flying squadron for the Isle of Candia, and abandoned to his rivals the sovereignty of the sea. In a public epistle, ^54 addressed to the doge and senate, Petrarch employs his eloquence to reconcile the maritime powers, the two luminaries of Italy. The orator celebrates the valor and victory of the Genoese, the first of men in the exercise of naval war: he drops a tear on the misfortunes of their Venetian brethren; but he exhorts them to pursue with fire and sword the base and perfidious Greeks; to purge the metropolis of the East from the heresy with which it was infected. Deserted by their friends, the Greeks were incapable of resistance; and three months after the battle, the emperor Cantacuzene solicited and subscribed a treaty, which forever banished the Venetians and Catalans, and granted to the Genoese a monopoly of trade, and almost a right of dominion. The Roman empire (I smile in transcribing the name) might soon have sunk into a province of Genoa, if the ambition of the republic had not been checked by the ruin of her freedom and naval power. A long contest of one hundred and thirty years was determined by the triumph of Venice; and the factions of the

    Genoese compelled them to seek for domestic peace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a foreign lord, the duke of Milan, or the French king. Yet the spirit of commerce survived that of conquest; and the colony of Pera still awed the capital and navigated the Euxine, till it was involved by the Turks in the final servitude of Constantinople itself.

    [Footnote 51: The second war is darkly told by Cantacuzene, (l. iv. c. 18, p. 24, 25, 28 – 32,) who wishes to disguise what he dares not deny. I regret this part of Nic. Gregoras, which is still in Ms. at Paris.

    Note: This part of Nicephorus Gregoras has not been printed

    in the new edition of the Byzantine Historians. The editor expresses a hope that it may be undertaken by Hase. I should join in the regret of Gibbon, if these books contain any historical information: if they are but a continuation of the controversies which fill the last books in our present copies, they may as well sleep their eternal sleep in Ms. as in print. – M.]

    [Footnote 52: Muratori (Annali d’ Italia, tom. xii. p. 144) refers to the most ancient Chronicles of Venice (Caresinus, the continuator of Andrew Dandulus, tom. xii. p. 421, 422) and Genoa, (George Stella Annales Genuenses, tom. xvii. p. 1091, 1092;) both which I have diligently consulted in his great Collection of the Historians of Italy.]

    [Footnote 53: See the Chronicle of Matteo Villani of Florence, l. ii. c. 59, p. 145 – 147, c. 74, 75, p. 156, 157, in Muratori’s Collection, tom.]

    [Footnote *: Cantacuzene praises their bravery, but imputes their losses to their ignorance of the seas: they suffered more by the breakers than by the enemy, vol. iii. p. 224. – M.]

    [Footnote !: Cantacuzene says that the Genoese lost twenty-eight ships with their crews; the Venetians and Catalans sixteen, the Imperials, none Cantacuzene accuses Pisani of cowardice, in not following up the victory, and destroying the

    Genoese. But Pisani’s conduct, and indeed Cantacuzene’s account of the battle, betray the superiority of the Genoese – M]

    [Footnote 54: The Abbe de Sade (Memoires sur la Vie de Petrarque, tom. iii. p. 257 – 263) translates this letter, which he copied from a MS. in the king of France’s library. Though a servant of the duke of Milan, Petrarch pours forth his astonishment and grief at the defeat and despair of the Genoese in the following year, (p. 323 – 332.)]

    Chapter LXIV:

    Moguls, Ottoman Turkds.

    Part I.

    Conquests Of Zingis Khan And The Moguls From China To

    Poland. – Escape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Greeks. – Origin Of The Ottoman Turks In Bithynia. – Reigns And Victories Of Othman, Orchan, Amurath The First, And Bajazet The First. – Foundation And Progress Of The Turkish Monarchy In Asia And Europe. – Danger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Greek Empire.

    From the petty quarrels of a city and her suburbs, from the

    cowardice and discord of the falling Greeks, I shall now ascend to the victorious Turks; whose domestic slavery was ennobled by martial discipline, religious enthusiasm, and the energy of the national character.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the Ottomans, the present sovereigns of Constantinople, are connected with the most important scenes of modern history; but they are founded on a previous knowledge of the great eruption of the Moguls ^* and Tartars; whose rapid conquests may be compared with the primitive convulsions of nature, which have agitated and altered the surface of the globe. I have long since asserted my claim to introduce the nations, the immediate or remote authors of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nor can I refuse myself to those events, which, from their uncommon magnitude, will interest a philosophic mind in the history of blood. ^1

    [Footnote *: Mongol seems to approach the nearest to the proper name of this race. The Chinese call them Mong-kou; the Mondchoux, their neighbors, Monggo or Monggou. They called themselves also Beda. This fact seems to have been proved by M. Schmidt against the French Orientalists. See De Brosset. Note on Le Beau, tom. xxii p. 402.]

    [Footnote 1: The reader is invited to review chapters xxii. to xxvi., and xxiii. to xxxviii., the manners of pastoral nations, the conquests of Attila and the Huns, which were composed at a time when I entertained the wish, rather than the hope, of concluding my history.]

    From the spacious highlands between China, Siberia, and the

    Caspian Sea, the tide of emigration and war has repeatedly been poured. These ancient seats of the Huns and Turks were occupied in the twelfth century by many pastoral tribes, of the same descent and similar manners, which were united and led to conquest by the formidable Zingis. ^* In his ascent to greatness, that Barbarian (whose private appellation was Temugin) had trampled on the necks of his equals. His birth was noble; but it was the pride of victory, that the prince or people deduced his seventh ancestor from 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 of a virgin. His father had reigned over thirteen hordes, which composed about thirty or forty thousand families: above two thirds refused to pay tithes or obedience to his infant son; and at the age of thirteen, Temugin fought a battle against his rebellious subjects. The future conqueror of Asia was reduced to fly and to obey; but he rose superior to his fortune, and in his fortieth year he had established his fame and dominion over the circumjacent tribes. In a state of society, in which policy is rude and valor is universal, the ascendant of one man must be founded on his power and resolution to punish his enemies and recompense his friends. His first military league was ratified by the simple rites of sacrificing a horse and tasting of a running stream: Temugin pledged himself to divide with his followers the sweets and the bitters of life; and when he had shared among them his horses

    and apparel, he was rich in their gratitude and his own hopes. After his first victory, he placed seventy caldrons on the fire, and seventy of the most guilty rebels were cast headlong into the boiling water. The sphere of his attraction was continually enlarged by the ruin of the proud and the submission of the prudent; and the boldest chieftains might tremble, when they beheld, enchased in silver, the skull of the khan of Keraites; ^2 who, under the name of Prester John, had corresponded with the Roman pontiff and the princes of Europe. The ambition of Temugin condescended to employ the arts of superstition; and it was from a naked prophet, who could ascend to heaven on a white horse, that he accepted the title of Zingis, ^3 the most great; and a divine right to the conquest and dominion of the earth. In a general couroultai, or diet, he was seated on a felt, which was long afterwards revered as a relic, and solemnly proclaimed great khan, or emperor of the Moguls ^4 and Tartars. ^5 Of these kindred, though rival, names, the former had given birth to the imperial race; and the latter has been extended by accident or error over the spacious wilderness of the north. [Footnote *: On the traditions of the early life of Zingis, see D’Ohson, Hist des Mongols; Histoire des Mongols, Paris, 1824. Schmidt, Geschichte des Ost- Mongolen, p. 66, &c., and Notes. – M.]

    [Footnote 2: The khans of the Keraites were most probably incapable of reading the pompous epistles composed in their name by the Nestorian missionaries, who endowed them with the fabulous wonders of an Indian kingdom. Perhaps these Tartars (the Presbyter or Priest John) had submitted to the rites of baptism and ordination, (Asseman, Bibliot Orient tom. iii. p. ii. p. 487 – 503.)] [Footnote 3: Since the history and tragedy of Voltaire, Gengis, at least in French, seems to be the more fashionable spelling; but Abulghazi Khan must have known the true name of his ancestor.

    His etymology appears just: Zin, in the Mogul tongue, signifies great, and gis is the superlative termination, (Hist. Genealogique des Tatars, part iii. p. 194, 195.) From the same

    idea of magnitude, the appellation of Zingis is bestowed on the ocean.] [Footnote 4: The name of Moguls has prevailed among the Orientals, and still adheres to the titular sovereign, the Great Mogul of Hindastan.

    Note: M. Remusat (sur les Langues Tartares, p. 233) justly

    observes, that Timour was a Turk, not a Mogul, and, p. 242, that probably there was not Mogul in the army of Baber, who established the Indian throne of the “Great Mogul.” – M.]

    [Footnote 5: The Tartars (more properly Tatars) were descended from Tatar Khan, the brother of Mogul Khan, (see Abulghazi, part i. and ii.,) and once formed a horde of 70,000 families on the borders of Kitay, (p. 103 – 112.) In the great invasion of Europe (A.D. 1238) they seem to have led the vanguard; and the similitude of the name of Tartarei, recommended that of Tartars to the Latins, (Matt. Paris, p. 398, &c.)

    Note: This relationship, according to M. Klaproth, is

    fabulous, and invented by the Mahometan writers, who, from religious zeal, endeavored to connect the traditions of the nomads of Central Asia with those of the Old Testament, as preserved in the Koran. There is no trace of it in the Chinese writers de l’Asie, p. 156. – M.]

    The code of laws which Zingis dictated to his subjects was

    adapted to the preservation of a domestic peace, and the exercise of foreign hostility. The punishment of death was inflicted on the crimes of adultery, murder, perjury, and the capital thefts of a horse or ox; and the fiercest of men were mild and just in their intercourse with each other. The future election of the great khan was vested in the princes of his family and the heads of the tribes; and the regulations of the chase were essential to the pleasures and plenty of a Tartar camp. The victorious nation was held sacred from all servile

    labors, which were abandoned to slaves and strangers; and every labor was servile except the profession of arms. The service and discipline of the troops, who were armed with bows, cimeters, and iron maces, and divided by hundreds, thousands, and ten thousands, were the institutions of a veteran commander. Each officer and soldier was made responsible, under pain of death, for the safety and honor of his companions; and the spirit of conquest breathed in the law, that peace should never be granted unless to a vanquished and suppliant enemy. But it is the religion of Zingis that best deserves our wonder and applause. ^* The Catholic inquisitors of Europe, who defended nonsense by cruelty, might have been confounded by the example of a Barbarian, who anticipated the lessons of philosophy, ^6 and established by his laws a system of pure theism and perfect toleration. His first and only article of faith was the existence of one God, the Author of all good; who fills by his presence the heavens and earth, which he has created by his power. The Tartars and Moguls were addicted to the idols of their peculiar tribes; and many of them had been converted by the foreign missionaries to the religions of Moses, of Mahomet, and of Christ. These various systems in freedom and concord were taught and practised within the precincts of the same camp; and the Bonze, the Imam, the Rabbi, the Nestorian, and the Latin priest, enjoyed the same honorable exemption from service and tribute: in the mosque of Bochara, the insolent victor might trample the Koran under his horse’s feet, but the calm legislator respected the prophets and pontiffs of the most hostile sects. The reason of Zingis was not informed by books: the khan could neither read nor write; and, except the tribe of the Igours,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Moguls and Tartars were as illiterate as their sovereign. ^* The memory of their exploits was preserved by tradition: sixty- eight years after the death of Zingis, these traditions were collected and transcribed; ^7 the brevity of their domestic annals may be supplied by the Chinese, ^8 Persians, ^9 Armenians, ^10 Syrians, ^11 Arabians, ^12 Greeks, ^13 Russians, ^14 Poles, ^15 Hungarians, ^16 and Latins; ^17 and each nation will deserve credit in the relation of their own disasters and defeats. ^18

    [Footnote *: Before his armies entered Thibet, he sent an embassy to Bogdosottnam Dsimmo, a Lama high priest, with a letter to this effect: “I have chosen thee as high priest for myself and my empire. Repair then to me, and promote the present and future happiness of man: I will be thy supporter and protector: let us establish a system of religion, and unite it with the monarchy,” &c. The high priest accepted the invitation; and the Mongol history literally terms this step the period of the first respect for religion; because the monarch, by his public profession, made it the religion of the state. Klaproth. “Travels in Caucasus,” ch. 7, Eng. Trans. p. 92. Neither Dshingis nor his son and successor Oegodah had, on account of their continual wars, much leisure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religion of the Lama. By religion they understand a distinct, independent, sacred moral code, which has but one origin, one source, and one object. This notion they universally propagate, and even believe that the brutes, and all created beings, have a religion adapted to their sphere of action. The different forms of the various religions they ascribe to the difference of individuals, nations, and legislators. Never do you hear of their inveighing against any creed, even against the obviously absurd Schaman paganism, or of their persecuting others on that account. They themselves, on the other hand, endure every hardship, and even persecutions, with perfect resignation, and indulgently excuse the follies of others, nay, consider them as a motive for increased arder in prayer, ch. ix. p. 109. – M.]

    [Footnote 6: A singular conformity may be found between the religious laws of Zingis Khan and of Mr. Locke, (Constitutions of Carolina, in his works, vol. iv. p. 535, 4to. edition, 1777.)]

    [Footnote *: See the notice on Tha-tha-toung-o, the Ouogour minister of Tchingis, in Abel Remusat’s 2d series of Recherch. Asiat. vol. ii. p. 61. He taught the son of Tchingis to write: “He was the instructor of the Moguls in writing, of which they were before ignorant;” and hence the application of the Ouigour characters to the Mogul language cannot be placed earlier than the year 1204 or 1205, nor so late as the time of Pa-sse-

    pa, who lived under Khubilai. A new alphabet, approaching to that of Thibet, was introduced under Khubilai. – M.]

    [Footnote 7: In the year 1294, by the command of Cazan, khan of Persia, the fourth in descent from Zingis. From these traditions, his vizier Fadlallah composed a Mogul history in the Persian language, which has been used by Petit de la Croix, (Hist. de Genghizcan, p. 537 – 539.) The Histoire Genealogique des Tatars (a Leyde, 1726, in 12mo., 2 tomes) was translated by the Swedish prisoners in Siberia from the Mogul MS. of Abulgasi Bahadur Khan, a descendant of Zingis, who reigned over the Usbeks of Charasm, or Carizme, (A.D. 1644 – 1663.) He is of most value and credit for the names, pedigrees, and manners of his nation. Of his nine parts, the ist descends from Adam to Mogul Khan; the iid, from Mogul to Zingis; the iiid is the life of Zingis; the ivth, vth, vith, and viith, the general history of his four sons and their posterity; the viiith and ixth, the particular history of the descendants of Sheibani Khan, who reigned in Maurenahar and Charasm.]

    [Footnote 8: Histoire de Gentchiscan, et de toute la Dinastie des Mongous ses Successeurs, Conquerans de la Chine; tiree de l’Histoire de la Chine par le R. P. Gaubil, de la Societe de Jesus, Missionaire a Peking; a Paris, 1739, in 4to. This translation is stamped with the Chinese character of domestic accuracy and foreign ignorance.]

    [Footnote 9: See the Histoire du Grand Genghizcan, premier Empereur des Moguls et Tartares, par M. Petit de la Croix, a Paris, 1710, in 12mo.; a work of ten years’ labor, chiefly drawn from the Persian writers, among whom Nisavi, the secretary of Sultan Gelaleddin, has the merit and prejudices of a contemporary. A slight air of romance is the fault of the originals, or the compiler. See likewise the articles of Genghizcan, Mohammed, Gelaleddin, &c., in the Bibliotheque Orientale of D’Herbelot.

    Note: The preface to the Hist. des Mongols, (Paris, 1824)

    gives a catalogue of the Arabic and Persian authorities. – M.]

    [Footnote 10: Haithonus, or Aithonus, an Armenian prince, and afterwards a monk of Premontre, (Fabric, Bibliot. Lat. Medii Aevi, tom. i. p. 34,) dictated in the French language, his book de Tartaris, his old fellow-soldiers. It was immediately translated into Latin, and is inserted in the Novus Orbis of Simon Grynaeus, (Basil, 1555, in folio.)

    Note: A precis at the end of the new edition of Le Beau,

    Hist. des Empereurs, vol. xvii., by M. Brosset, gives large extracts from the accounts of the Armenian historians relating to the Mogul conquests. – M.] [Footnote 11: Zingis Khan, and his first successors, occupy the conclusion of the ixth Dynasty of Abulpharagius, (vers. Pocock, Oxon. 1663, in 4to.;) and his xth Dynasty is that of the Moguls of Persia. Assemannus (Bibliot. Orient. tom. ii.) has extracted some facts from his Syriac writings, and the lives of the Jacobite maphrians, or primates of the East.]

    [Footnote 12: Among the Arabians, in language and religion, we may distinguish Abulfeda, sultan of Hamah in Syria, who fought in person, under the Mamaluke standard, against the Moguls.]

    [Footnote 13: Nicephorus Gregoras (l. ii. c. 5, 6) has felt the necessity of connecting the Scythian and Byzantine histories. He describes with truth and elegance the settlement and manners of the Moguls of Persia, but he is ignorant of their origin, and corrupts the names of Zingis and his sons.] [Footnote 14: M. Levesque (Histoire de Russie, tom. ii.) has described the conquest of Russia by the Tartars, from the patriarch Nicon, and the old chronicles.]

    [Footnote 15: For Poland, I am content with the Sarmatia Asiatica et Europaea of Matthew a Michou, or De Michovia, a canon and physician of Cracow, (A.D. 1506,) inserted in the Novus Orbis of Grynaeus. Fabric Bibliot. Latin. Mediae et Infimae Aetatis, tom. v. p. 56.]

    [Footnote 16: I should quote Thuroczius, the oldest general historian (pars ii. c. 74, p. 150) in the 1st volume of the Scriptores Rerum Hungaricarum, did not the same volume contain the original narrative of a contemporary, an eye-witness, and a sufferer, (M. Rogerii, Hungari, Varadiensis Capituli Canonici, Carmen miserabile, seu Historia super Destructione Regni Hungariae Temporibus Belae IV. Regis per Tartaros facta, p. 292 – 321;) the best picture that I have ever seen of all the circumstances of a Barbaric invasion.] [Footnote 17: Matthew Paris has represented, from authentic documents, the danger and distress of Europe, (consult the word Tartari in his copious Index.) From motives of zeal and curiosity, the court of the great khan in the xiiith century was visited by two friars, John de Plano Carpini, and William Rubruquis, and by Marco Polo, a Venetian gentleman. The Latin relations of the two former are inserted in the 1st volume of Hackluyt; the Italian original or version of the third (Fabric. Bibliot. Latin. Medii Aevi, tom. ii. p. 198, tom. v. p. 25) may be found in the second tome of Ramusio.] [Footnote 18: In his great History of the Huns, M. de Guignes has most amply treated of Zingis Khan and his successors. See tom. iii. l. xv. – xix., and in the collateral articles of the Seljukians of Roum, tom. ii. l. xi., the Carizmians, l. xiv., and the Mamalukes, tom. iv. l. xxi.; consult likewise the tables of the 1st volume. He is ever learned and accurate; yet I am only indebted to him for a general view, and some passages of Abulfeda, which are still latent in the Arabic text.

    Note: To this catalogue of the historians of the Moguls may

    be added D’Ohson, Histoire des Mongols; Histoire des Mongols, (from Arabic and Persian authorities,) Paris, 1824. Schmidt, Geschichte der Ost Mongolen, St. Petersburgh, 1829. This curious work, by Ssanang Ssetsen Chungtaidschi, published in the original Mongol, was written after the conversion of the nation to Buddhism: it is enriched with very valuable notes by the editor and translator; but, unfortunately, is very barren of information about the

    European and even the western Asiatic conquests of the Mongols. – M.]

    Chapter LXIV: Moguls, Ottoman Turkds.

    Part II.

    The arms of Zingis and his lieutenants successively reduced

    the hordes of the desert, who pitched their tents between the wall of China and the Volga; and the Mogul emperor became the monarch of the pastoral world, the lord of many millions of shepherds and soldiers, who felt their united strength, and were impatient to rush on the mild and wealthy climates of the south. His ancestors had been the tributaries of the Chinese emperors; and Temugin himself had been disgraced by a title of honor and servitude. The court of Pekin was astonished by an embassy from its former vassal, who, in the tone of the king of nations, exacted the tribute and obedience which he had paid, and who affected to treat the son of heaven as the most contemptible of mankind. A haughty answer disguised their secret apprehensions; and their fears were soon justified by the march of innumerable squadrons, who pierced on all sides the feeble rampart of the great wall. Ninety cities were stormed, or starved, by the Moguls; ten only escaped; and Zingis, from a knowledge of the filial piety of the Chinese, covered his vanguard with their captive parents; an unworthy, and by degrees a fruitless, abuse of the virtue of his enemies. His invasion was supported by the revolt of a hundred thousand Khitans, who guarded the frontier: yet he listened to a treaty; and a princess of China, three thousand horses, five hundred youths, and as many virgins, and a tribute of gold and silk, were the price of his retreat. In his second expedition, he compelled the Chinese emperor to retire beyond the yellow river to a more southern residence. The siege of Pekin ^19 was long and laborious: the inhabitants were reduced by famine to

    decimate and devour their fellow-citizens; when their ammunition was spent, they discharged ingots of gold and silver from their engines; but the Moguls introduced a mine to the centre of the capital; and the conflagration of the palace burnt above thirty days. China was desolated by Tartar war and domestic faction; and the five northern provinces were added to the empire of Zingis.

    [Footnote 19: More properly Yen-king, an ancient city, whose ruins still appear some furlongs to the south-east of the modern Pekin, which was built by Cublai Khan, (Gaubel, p. 146.) Pe-king and Nan-king are vague titles, the courts of the north and of the south. The identity and change of names perplex the most skilful readers of the Chinese geography, (p. 177.)

    Note: And likewise in Chinese history – see Abel Remusat,

    Mel. Asiat. 2d tom. ii. p. 5. – M.]

    In the West, he touched the dominions of Mohammed, sultan of

    Carizime, who reigned from the Persian Gulf to the borders of India and Turkestan; and who, in the proud imitation of Alexander the Great, forgot the servitude and ingratitude of his fathers to the house of Seljuk. It was the wish of Zingis to establish a friendly and commercial intercourse with the most powerful of the Moslem princes: nor could he be tempted by the secret solicitations of the caliph of Bagdad, who sacrificed to his personal wrongs the safety of the church and state. A rash and inhuman deed provoked and justified the Tartar arms in the invasion of the southern Asia. ^! A caravan of three ambassadors and one hundred and fifty merchants were arrested and murdered at Otrar, by the command of Mohammed; nor was it till after a demand and denial of justice, till he had prayed and fasted three nights on a mountain, that the Mogul emperor appealed to the judgment of God and his sword. Our European battles, says a philosophic writer, ^20 are petty skirmishes, if compared to

    the numbers that have fought and fallen in the fields of Asia. Seven hundred thousand Moguls and Tartars are said to have marched under the standard of Zingis and his four sons. In the vast plains that extend to the north of the Sihon or Jaxartes, they were encountered by four hundred thousand soldiers of the sultan; and in the first battle, which was suspended by the night, one hundred and sixty thousand Carizmians were slain. Mohammed was astonished by the multitude and valor of his enemies: he withdrew from the scene of danger, and distributed his troops in the frontier towns; trusting that the Barbarians, invincible in the field, would be repulsed by the length and difficulty of so many regular sieges. But the prudence of Zingis had formed a body of Chinese engineers, skilled in the mechanic arts; informed perhaps of the secret of gunpowder, and capable, under his discipline, of attacking a foreign country with more vigor and success than they had defended their own. The Persian historians will relate the sieges and reduction of Otrar, Cogende, Bochara, Samarcand, Carizme, Herat, Merou, Nisabour, Balch, and Candahar; and the conquest of the rich and populous countries of Transoxiana, Carizme, and Chorazan. ^* The destructive hostilities of Attila and the Huns have long since been elucidated by the example of Zingis and the Moguls; and in this more proper place I shall be content to observe, that, from the Caspian to the Indus, they ruined a tract of many hundred miles, which was adorned with the habitations and labors of mankind, and that five centuries have not been sufficient to repair the ravages of four years. The Mogul emperor encouraged or indulged the fury of his troops: the hope of future possession was lost in the ardor of rapine and slaughter; and the cause of the war exasperated their native fierceness by the pretence of justice and revenge. The downfall and death of the sultan Mohammed, who expired, unpitied and alone, in a desert island of the Caspian Sea, is a poor atonement for the calamities of which he was the author. Could the Carizmian empire have been saved by a single hero, it would have been saved by his son Gelaleddin, whose active valor repeatedly checked the Moguls in the career of victory. Retreating, as he fought, to the banks of the Indus,

    he was oppressed by their innumerable host, till, in the last moment of despair, Gelaleddin spurred his horse into the waves, swam one of the broadest and most rapid rivers of Asia, and extorted the admiration and applause of Zingis himself. It was in this camp that the Mogul conqueror yielded with reluctance to the murmurs of his weary and wealthy troops, who sighed for the enjoyment of their native land. Eucumbered with the spoils of Asia, he slowly measured back his footsteps, betrayed some pity for the misery of the vanquished, and declared his intention of rebuilding the cities which had been swept away by the tempest of his arms. After he had repassed the Oxus and Jaxartes, he was joined by two generals, whom he had detached with thirty thousand horse, to subdue the western provinces of Persia. They had trampled on the nations which opposed their passage, penetrated through the gates of Derbent, traversed the Volga and the desert, and accomplished the circuit of the Caspian Sea, by an expedition which had never been attempted, and has never been repeated. The return of Zingis was signalized by the overthrow of the rebellious or independent kingdoms of Tartary; and he died in the fulness of years and glory, with his last breath exhorting and instructing his sons to achieve the conquest of the Chinese empire. ^* [Footnote !: See the particular account of this transaction, from the Kholauesut Akbaur, in Price, vol. ii. p. 402. – M.]

    [Footnote 20: M. de Voltaire, Essai sur l’Histoire Generale, tom. iii. c. 60, p. 8. His account of Zingis and the Moguls contains, as usual, much general sense and truth, with some particular errors.]

    [Footnote *: Every where they massacred all classes, except the artisans, whom they made slaves. Hist. des Mongols. – M.]

    [Footnote *: Their first duty, which he bequeathed to them, was to massacre the king of Tangcoute and all the inhabitants of Ninhia, the surrender of the city being already agreed upon, Hist. des Mongols. vol. i. p. 286. – M.]

    The harem of Zingis was composed of five hundred wives and

    concubines; and of his numerous progeny, four sons, illustrious by their birth and merit, exercised under their father the principal offices of peace and war. Toushi was his great huntsman, Zagatai ^21 his judge, Octai his minister, and Tuli his general; and their names and actions are often conspicuous in the history of his conquests. Firmly united for their ow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the three brothers and their families were content with dependent sceptres; and Octai, by general consent, was proclaimed great khan, or emperor of the Moguls and Tartars. He was succeeded by his son Gayuk, after whose death the empire devolved to his cousins Mangou and Cublai, the sons of Tuli, and the grandsons of Zingis. In the sixty-eight years of his four first successors, the Mogul subdued almost all Asia, and a large portion of Europe. Without confining myself to the order of time, without expatiating on the detail of events, I shall present a general picture of the progress of their arms; I. In the East; II. In the South; III. In the West; and IV. In the North. [Footnote 21: Zagatai gave his name to his dominions of Maurenahar, or Transoxiana; and the Moguls of Hindostan, who emigrated from that country, are styled Zagatais by the Persians.

    This certain etymology, and the similar example of Uzbek, Nogai, &c., may warn us not absolutely to reject the derivations of a national, from a personal, name.

    Note: See a curious anecdote of Tschagatai. Hist. des

    Mongols, p. 370. M]

    1. Before the invasion of Zingis, China was divided into

    two empires or dynasties of the North and South; ^22 and the difference of origin and interest was smoothed by a general conformity of laws, language, and national manners. The

    Northern empire, which had been dismembered by Zingis, was finally subdued seven years after his death. After the loss of Pekin, the emperor had fixed his residence at Kaifong, a city many leagues in circumference, and which contained,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annals, fourteen hundred thousand families of inhabitants and fugitives. He escaped from thence with only seven horsemen, and made his last stand in a third capital, till at length the hopeless monarch, protesting his innocence and accusing his fortune, ascended a funeral pile, and gave orders, that, as soon as he had stabbed himself, the fire should be kindled by his attendants. The dynasty of the Song, the native and ancient sovereigns of the whole empire, survived about forty-five years the fall of the Northern usurpers; and the perfect conquest was reserved for the arms of Cublai. During this interval, the Moguls were often diverted by foreign wars; and, if the Chinese seldom dared to meet their victors in the field, their passive courage presented and endless succession of cities to storm and of millions to slaughter. In the attack and defence of places, the engines of antiquity and the Greek fire were alternately employed: the use of gunpowder in cannon and bombs appears as a familiar practice; ^23 and the sieges were conducted by the Mahometans and Franks, who had been liberally invited into the service of Cublai. After passing the great river, the troops and artillery were conveyed along a series of canals, till they invested the royal residence of Hamcheu, or Quinsay, in the country of silk, the most delicious climate of China. The emperor, a defenceless youth, surrendered his person and sceptre; and before he was sent in exile into Tartary, he struck nine times the ground with his forehead, to adore in prayer or thanksgiving the mercy of the great khan. Yet the war (it was now styled a rebellion) was still maintained in the southern provinces from Hamcheu to Canton; and the obstinate remnant of independence and hostility was transported from the land to the sea. But when the fleet of the Song was surrounded and oppressed by a superior armament, their last champion leaped into the waves with his infant emperor in his arms. “It is more glorious,” he cried, “to die a prince, than to live a slave.” A hundred thousand Chinese imitated his

    example; and the whole empire, from Tonkin to the great wall, submitted to the dominion of Cublai. His boundless ambition aspired to the conquest of Japan: his fleet was twice shipwrecked; and the lives of a hundred thousand Moguls and Chinese were sacrificed in the fruitless expedition. But the circumjacent kingdoms, Corea, Tonkin, Cochinchina, Pegu, Bengal, and Thibet, were reduced in different degrees of tribute and obedience by the effort or terror of his arms. He explored the Indian Ocean with a fleet of a thousand ships: they sailed in sixty-eight days, most probably to the Isle of Borneo, under the equinoctial line; and though they returned not without spoil or glory, the emperor was dissatisfied that the savage king had escaped from their hands.

    [Footnote 22: In Marco Polo, and the Oriental geographers, the names of Cathay and Mangi distinguish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empires, which, from A.D. 1234 to 1279, were those of the great khan, and of the Chinese. The search of Cathay, after China had been found, excited and misled our navigators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in their attempts to discover the north- east passage.] [Footnote 23: I depend on the knowledge and fidelity of the Pere Gaubil, who translates the Chinese text of the annals of the Moguls or Yuen, (p. 71, 93, 153;) but I am ignorant at what time these annals were composed and published. The two uncles of Marco Polo, who served as engineers at the siege of Siengyangfou, (l. ii. 61, in Ramusio, tom. ii. See Gaubil, p. 155, 157) must have felt and related the effects of this destructive powder, and their silence is a weighty, and almost decisive objection. I entertain a suspicion, that their recent discovery was carried from Europe to China by the caravans of the xvth century and falsely adopted as an old national discovery before the arrival of the Portuguese and Jesuits in the xvith. Yet the Pere Gaubil affirms, that the use of gunpowder has been known to the Chinese above 1600 years.

    Note: Sou-houng-kian-lon. Abel Remusat. – M.

    Note: La poudre a canon et d’autres compositions

    inflammantes, dont ils se servent pour construire des pieces d’artifice d’un effet suprenant, leur etaient connues depuis tres long-temps, et l’on croit que des bombardes et des pierriers, dont ils avaient enseigne l’usage aux Tartares, ont pu donner en Europe l’idee d’artillerie, quoique la forme des fusils et des canons dont ils se servent actuellement, leur ait ete apportee par les Francs, ainsi que l’attestent les noms memes qu’ils donnent a ces sortes d’armes. Abel Remusat, Melanges Asiat. 2d ser tom. i. p. 23. – M.]

    1. The conquest of Hindostan by the Moguls was reserved in

    a later period for the house of Timour; but that of Iran, or Persia, was achieved by Holagou Khan, ^* the grandson of Zingis, the brother and lieutenant of the two successive emperors, Mangou and Cublai. I shall not enumerate the crowd of sultans, emirs, and atabeks, whom he trampled into dust; but the extirpation of the Assassins, or Ismaelians ^24 of Persia, may be considered as a service to mankind. Among the hills to the south of the Caspian, these odious sectaries had reigned with impunity above a hundred and sixty years; and their prince, or Imam, established his lieutenant to lead and govern the colony of Mount Libanus, so famous and formidabl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rusades. ^25 With the fanaticism of the Koran the Ismaelians had blended the Indian transmigration, and the visions of their own prophets; and it was their first duty to devote their souls and bodies in blind obedience to the vicar of God. The daggers of his missionaries were felt both in the East and West: the Christians and the Moslems enumerate, and persons multiply, the illustrious victims that were sacrificed to the zeal, avarice, or resentment of the old man (as he was corruptly styled) of the mountain. But these daggers, his only arms, were broken by the sword of Holagou, and not a vestige is left of the enemies of mankind, except the word assassin, which, in the most odious sense, has been adopted in the languages of Europe. The extinction of the Abbassides cannot be indifferent to the spectators of their greatness and decline. Since the fall of their Seljukian tyrants the caliphs had recovered their lawful dominion of

    Bagdad and the Arabian Irak; but the city was distracted by theological factions, and the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was lost in a harem of seven hundred conubines. The invasion of the Moguls he encountered with feeble arms and haughty embassies. “On the divine decree,” said the caliph Mostasem, “is founded the throne of the sons of Abbas: and their foes shall surely be destroyed in this world and in the next. Who is this Holagou that dares to rise against them? If he be desirous of peace, let him instantly depart from the sacred territory; and perhaps he may obtain from our clemency the pardon of his fault.” This presumption was cherished by a perfidious vizier, who assured his master, that, even if the Barbarians had entered the city, the women and children, from the terraces, would be sufficient to overwhelm them with stones. But when Holagou touched the phantom, it instantly vanished into smoke. After a siege of two months, Bagdad was stormed and sacked by the Moguls; ^* and their savage commander pronounced the death of the caliph Mostasem, the last of the temporal successors of Mahomet; whose noble kinsmen, of the race of Abbas, had reigned in Asia above five hundred years. Whatever might be the designs of the conqueror, the holy cities of Mecca and Medina ^26 were protected by the Arabian desert; but the Moguls spread beyond the Tigris and Euphrates, pillaged Aleppo and Damascus, and threatened to join the Franks in the deliverance of Jerusalem. Egypt was lost, had she been defended only by her feeble offspring; but the Mamalukes had breathed in their infancy the keenness of a Scythian air: equal in valor, superior in discipline, they met the Moguls in many a well-fought field; and drove back the stream of hostility to the eastward of the Euphrates. ^! But it overflowed with resistless violence the kingdoms of Armenia ^!! and Anatolia, of which the former was possessed by the Christians, and the latter by the Turks. The sultans of Iconium opposed some resistance to the Mogul arms, till Azzadin sought a refuge among the Greeks of Constantinople, and his feeble successors, the last of the Seljukian dynasty, were finally extirpated by the khans of Persia. ^*

    [Footnote *: See the curious account of the expedition of Holagou,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by M. Abel Remusat, Melanges Asiat. 2d ser. tom. i. p. 171. – M.]

    [Footnote 24: All that can be known of the Assassins of Persia and Syria is poured from the copious, and even profuse, erudition of M. Falconet, in two Memoires read before the Academy of Inscriptions, (tom. xvii. p. 127 – 170.)

    Note: Von Hammer’s History of the Assassins has now thrown

    Falconet’s Dissertation into the shade. – M.]

    [Footnote 25: The Ismaelians of Syria, 40,000 Assassins, had acquired or founded ten castles in the hills above Tortosa. About the year 1280, they were extirpated by the Mamalukes.]

    [Footnote *: Compare Von Hammer, Geschichte der Assassinen, p. 283, 307. Wilken, Geschichte der Kreuzzuge, vol. vii. p. 406. Price, Chronological Retrospect, vol. ii. p. 217 – 223. – M.]

    [Footnote 26: As a proof of the ignorance of the Chinese in foreign transactions, I must observe, that some of their historians extend the conquest of Zingis himself to Medina, the country of Mahomet, (Gaubil p. 42.)] [Footnote !: Compare Wilken, vol. vii. p. 410 – M.]

    [Footnote !!: On the friendly relations of the Armenians with the Mongols see Wilken, Geschichte der Kreuzzuge, vol. vii. p. 402. They eagerly desired an alliance against the Mahometan powers. – M.]

    [Footnote *: Trebizond escaped, apparently by the dexterous politics of the sovereign, but it acknowledged the Mogul supremacy. Falmerayer, p. 172 – M.]

    III. No sooner had Octai subverted the northern empire of

    China, than he resolved to visit with his arms the most remote countries of the West. Fifteen hundred thousand Moguls and

    Tartars were inscribed on the military roll: of these the great khan selected a third, which he intrusted to the command of his nephew Batou, the son of Tuli; who reigned over his father’s conquests to the north of the Caspian Sea. ^! After a festival of forty days, Batou set forwards on this great expedition; and such was the speed and ardor of his innumerable squadrons, than in less than six years they had measured a line of ninety degrees of longitude, a fourth part of the circumference of the globe. The great rivers of Asia and Europe, the Volga and Kama, the Don and Borysthenes, the Vistula and Danube, they either swam with their horses or passed on the ice, or traversed in leathern boats, which followed the camp, and transported their wagons and artillery. By the first victories of Batou, the remains of national freedom were eradicated in the immense plains of Turkestan and Kipzak. ^27 In his rapid progress, he overran the kingdoms, as they are now styled, of Astracan and Cazan; and the troops which he detached towards Mount Caucasus explored the most secret recesses of Georgia and Circassia. The civil discord of the great dukes, or princes, of Russia, betrayed their country to the Tartars. They spread from Livonia to the Black Sea, and both Moscow and Kiow, the modern and the ancient capitals, were reduced to ashes; a temporary ruin, less fatal than the deep, and perhaps indelible, mark, which a servitude of two hundred years has imprinted on the character of the Russians. The Tartars ravaged with equal fury the countries which they hoped to possess, and those which they were hastening to leave. From the permanent conquest of Russia they made a deadly, though transient, inroad into the heart of Poland, and as far as the borders of Germany. The cities of Lublin and Cracow were obliterated: ^* they approached the shores of the Baltic; and in the battle of Lignitz they defeated the dukes of Silesia, the Polish palatines, and the great master of the Teutonic order, and filled nine sacks with the right ears of the slain. From Lignitz, the extreme point of their western march, they turned aside to the invasion of Hungary; and the presence or spirit of Batou inspired the host of five hundred thousand men: the Carpathian hills could not be long impervious to their divided

    columns; and their approach had been fondly disbelieved till it was irresistibly felt. The king, Bela the Fourth, assembled the military force of his counts and bishops; but he had alienated the nation by adopting a vagrant horde of forty thousand families of Comans, and these savage guests were provoked to revolt by the suspicion of treachery and the murder of their prince. The whole country north of the Danube was lost in a day, and depopulated in a summer; and the ruins of cities and churches were overspread with the bones of the natives, who expiated the sins of their Turkish ancestors. An ecclesiastic, who fled from the sack of Waradin, describes the calamities which he had seen, or suffered; and the sanguinary rage of sieges and battles is far less atrocious than the treatment of the fugitives, who had been allured from the woods under a promise of peace and pardon and who were coolly slaughtered as soon as they had performed the labors of the harvest and vintage. In the winter the Tartars passed the Danube on the ice, and advanced to Gran or Strigonium, a German colony, and the metropolis of the kingdom. Thirty engines were planted against the walls; the ditches were filled with sacks of earth and dead bodies; and after a promiscuous massacre, three hundred noble matrons were slain in the presence of the khan. Of all the cities and fortresses of Hungary, three alone survived the Tartar invasion, and the unfortunate Bata hid his head among the islands of the Adriatic. [Footnote !: See the curious extracts from the Mahometan writers, Hist. des Mongols, p. 707. – M.]

    [Footnote 27: The Dashte Kipzak, or plain of Kipzak, extends on either side of the Volga, in a boundless space towards the Jaik and Borysthenes, and is supposed to contain the primitive name and nation of the Cossacks.] [Footnote *: Olmutz was gallantly and successfully defended by Stenberg, Hist. des Mongols, p. 396. – M.]

    The Latin world was darkened by this cloud of savage

    hostility: a Russian fugitive carried the alarm to Sweden; and the remote nations of the Baltic and the ocean trembled at the

    approach of the Tartars, ^28 whom their fear and ignorance were inclined to separate from the human species. Since the invasion of the Arabs in the eighth century, Europe had never been exposed to a similar calamity: and if the disciples of Mahomet would have oppressed her religion and liberty, it might be apprehended that the shepherds of Scythia would extinguish her cities, her arts, and all the institutions of civil society. The Roman pontiff attempted to appease and convert these invincible Pagans by a mission of Franciscan and Dominican friars; but he was astonished by the reply of the khan, that the sons of God and of Zingis were invested with a divine power to subdue or extirpate the nations; and that the pope would be involved in the universal destruction, unless he visited in person, and as a suppliant, the royal horde.

    The emperor Frederic the Second embraced a more generous mode of defence; and his letters to the kings of France and England, and the princes of Germany, represented the common danger, and urged them to arm their vassals in this just and rational crusade. ^29 The Tartars themselves were awed by the fame and valor of the Franks; the town of Newstadt in Austria was bravely defended against them by fifty knights and twenty crossbows; and they raised the siege on the appearance of a German army. After wasting the adjacent kingdoms of Servia, Bosnia, and Bulgaria, Batou slowly retreated from the Danube to the Volga to enjoyed the rewards of victory in the city and palace of Serai, which started at his command from the midst of the desert.*

    [Footnote 28: In the year 1238, the inhabitants of Gothia (Sweden) and Frise were prevented, by their fear of the Tartars, from sending, as usual, their ships to the herring fishery on the coast of England; and as there was no exportation, forty or fifty of these fish were sold for a shilling, (Matthew Paris, p. 396.) It is whimsical enough, that the orders of a Mogul khan, who reigned on the borders of China, should have lowered the price of herrings in the English market.]

    [Footnote 29: I shall copy his characteristic or flattering epithets of the different countries of Europe: Furens ac fervens ad arma Germania, strenuae militiae genitrix et alumna Francia, bellicosa et audax Hispania, virtuosa viris et classe munita fertilis Anglia, impetuosis bellatoribus referta Alemannia, navalis Dacia, indomita Italia, pacis ignara Burgundia, inquieta Apulia, cum maris Graeci, Adriatici et Tyrrheni insulis pyraticis et invictis, Creta, Cypro, Sicilia, cum Oceano conterminis insulis, et regionibus, cruenta Hybernia, cum agili Wallia palustris Scotia, glacialis Norwegia, suam electam militiam sub vexillo Crucis destinabunt, &c. (Matthew Paris, p. 498.)] [Footnote *: He was recalled by the death of Octai – M.]

    1. Even the poor and frozen regions of the north attracted

    the arms of the Moguls: Sheibani khan, the brother of the great Batou, led a horde of fifteen thousand families into the wilds of Siberia; and his descendants reigned at Tobolskoi above three centuries, till the Russian conquest. The spirit of enterprise which pursued the course of the Oby and Yenisei must have led to the discovery of the icy sea. After brushing away the monstrous fables, of men with dogs’ heads and cloven feet, we shall find, that, fifteen years after the death of Zingis, the Moguls were informed of the name and manners of the Samoyedes in the neighborhood of the polar circle, who dwelt in subterraneous huts, and derived their furs and their food from the sole occupation of hunting. ^30

    [Footnote 30: See Carpin’s relation in Hackluyt, vol. i. p. 30. The pedigree of the khans of Siberia is given by Abulghazi, (part viii. p. 485 – 495.) Have the Russians found no Tartar chronicles at Tobolskoi?

    Note: See the account of the Mongol library in Bergman,

    Nomadische Strensreyen, vol. iii. p. 185, 205, and Remusat, Hist. des Langues Tartares, p. 327, and preface to Schmidt, Geschichte der Ost-Mongolen. – M.]

    While China, Syria, and Poland, were invaded at the same

    time by the Moguls and Tartars, the authors of the mighty mischief were content with the knowledge and declaration, that their word was the sword of death. Like the first caliphs, the first successors of Zingis seldom appeared in person at the head of their victorious armies. On the banks of the Onon and Selinga, the royal or golden horde exhibited the contrast of simplicity and greatness; of the roasted sheep and mare’s milk which composed their banquets; and of a distribution in one day of five hundred wagons of gold and silver. The ambassadors and princes of Europe and Asia were compelled to undertake this distant and laborious pilgrimage; and the life and reign of the great dukes of Russia, the kings of Georgia and Armenia, the sultans of Iconium, and the emirs of Persia, were decided by the frown or smile of the great khan. The sons and grandsons of Zingis had been accustomed to the pastoral life; but the village of Caracorum ^31 was gradually ennobled by their election and residence. A change of manners is implied in the removal of Octai and Mangou from a tent to a house; and their example was imitated by the princes of their family and the great officers of the empire. Instead of the boundless forest, the enclosure of a park afforded the more indolent pleasures of the chase; their new habitations were decorated with painting and sculpture; their superfluous treasures were cast in fountains, and basins, and statues of massy silver; and the artists of China and Paris vied with each other in the service of the great khan. ^32 Caracorum contained two streets, the one of Chinese mechanics, the other of Mahometan traders; and the places of religious worship, one Nestorian church, two mosques, and twelve temples of various idols, may represent in some degree the number and division of inhabitants. Yet a French missionary declares, that the town of St. Denys, near Paris, was more considerable than the Tartar capital; and that the whole palace of Mangou was scarcely equal to a tenth part of that Benedictine abbey. The conquests of Russia and Syria might amuse the vanity of the great khans; but they were seated on the borders of China; the

    acquisition of that empire was the nearest and most interesting object; and they might learn from their pastoral economy, that it is for the advantage of the shepherd to protect and propagate his flock. I have already celebrated the wisdom and virtue of a Mandarin who prevented the desolation of five populous and cultivated provinces. In a spotless administration of thirty years, this friend of his country and of mankind continually labored to mitigate, or suspend, the havoc of war; to save the monuments, and to rekindle the flame, of science; to restrain the military commander by the restoration of civil magistrates; and to instil the love of peace and justice into the minds of the Moguls. He struggled with the barbarism of the first conquerors; but his salutary lessons produced a rich harvest in the second generation. ^* The northern, and by degrees the southern, empire acquiesced in the government of Cublai, the lieutenant, and afterwards the successor, of Mangou; and the nation was loyal to a prince who had been educated in the manners of China. He restored the forms of her venerable constitution; and the victors submitted to the laws, the fashions, and even the prejudices, of the vanquished people. This peaceful triumph, which has been more than once repeated, may be ascribed, in a great measure, to the numbers and servitude of the Chinese. The Mogul army was dissolved in a vast and populous country; and their emperors adopted with pleasure a political system, which gives to the prince the solid substance of despotism, and leaves to the subject the empty names of philosophy, freedom, and filial obedience. ^* Under the reign of Cublai, letters and commerce, peace and justice, were restored; the great canal, of five hundred miles, was opened from Nankin to the capital: he fixed his residence at Pekin; and displayed in his court the magnificence of the greatest monarch of Asia. Yet this learned prince declined from the pure and simple religion of his great ancestor: he sacrificed to the idol Fo; and his blind attachment to the lamas of Thibet and the bonzes of China ^33 provoked the censure of the disciples of Confucius. His successors polluted the palace with a crowd of eunuchs, physicians, and astrologers, while thirteen millions of their subjects were consumed in the

    provinces by famine. One hundred and forty years after the death of Zingis, his degenerate race, the dynasty of the Yuen, was expelled by a revolt of the native Chinese; and the Mogul emperors were lost in the oblivion of the desert. Before this revolution, they had forfeited their supremacy over the dependent branches of their house, the khans of Kipzak and Russia, the khans of Zagatai, or Transoxiana, and the khans of Iran or Persia. By their distance and power, these royal lieutenants had soon been released from the duties of obedience; and after the death of Cublai, they scorned to accept a sceptre or a title from his unworthy successors. According to their respective situations, they maintained the simplicity of the pastoral life, or assumed the luxury of the cities of Asia; but the princes and their hordes were alike disposed for the reception of a foreign worship. After some hesitation between the Gospel and the Koran, they conformed to the religion of Mahomet; and while they adopted for their brethren the Arabs and Persians, they renounced all intercourse with the ancient Moguls, the idolaters of China.

    [Footnote 31: The Map of D’Anville and the Chinese Itineraries (De Guignes, tom. i. part ii. p. 57) seem to mark the position of Holin, or Caracorum, about six hundred miles to the north-west of Pekin. The distance between Selinginsky and Pekin is near 2000 Russian versts, between 1300 and 1400 English miles, (Bell’s Travels, vol. ii. p. 67.)]

    [Footnote 32: Rubruquis found at Caracorum his countryman Guillaume Boucher, orfevre de Paris, who had executed for the khan a silver tree supported by four lions, and ejecting four different liquors. Abulghazi (part iv. p. 366) mentions the painters of Kitay or China.]

    [Footnote *: See the interesting sketch of the life of this minister (Yelin- Thsouthsai) in the second volume of the second series of Recherches Asiatiques, par A Remusat, p. 64. – M.]

    [Footnote *: Compare Hist. des Mongols, p. 616. – M.]

    [Footnote 33: The attachment of the khans, and the hatred of the mandarins, to the bonzes and lamas (Duhalde, Hist. de la Chine, tom. i. p. 502, 503) seems to represent them as the priests of the same god, of the Indian Fo, whose worship prevails among the sects of Hindostan Siam, Thibet, China, and Japan. But this mysterious subject is still lost in a cloud, which the researchers of our Asiatic Society may gradually dispel.]

    Chapter LXIV: Moguls, Ottoman Turkds.

    Part III.

    In this shipwreck of nations, some surprise may be excited

    by the escape of the Roman empire, whose relics, at the time of the Mogul invasion, were dismembered by the Greeks and Latins. Less potent than Alexander, they were pressed, like the Macedonian, both in Europe and Asia, by the shepherds of Scythia; and had the Tartars undertaken the siege, Constantinople must have yielded to the fate of Pekin, Samarcand, and Bagdad. The glorious and voluntary retreat of Batou from the Danube was insulted by the vain triumph of the Franks and Greeks; ^34 and in a second expedition death surprised him in full march to attack the capital of the Caesars. His brother Borga carried the Tartar arms into Bulgaria and Thrace; but he was diverted from the Byzantine war by a visit to Novogorod, in the fifty-seventh degree of latitude, where he numbered the inhabitants and regulated the tributes of Russia. The Mogul khan formed an alliance with the Mamalukes against his brethren of Persia: three hundred thousand horse penetrated through the gates of Derbend; and the Greeks might rejoice in the first example of domestic war. After the recovery of Constantinople, Michael Palaeologus, ^35 at a distance from his court and army, was surprised and surrounded in a Thracian castle, by twenty

    thousand Tartars. But the object of their march was a private interest: they came to the deliverance of Azzadin, the Turkish sultan; and were content with his person and the treasure of the emperor. Their general Noga, whose name is perpetuated in the hordes of Astracan, raised a formidable rebellion against Mengo Timour, the third of the khaus of Kipzak; obtained in marriage Maria, the natural daughter of Palaeologus; and guarded the dominions of his friend and father. The subsequent invasions of a Scythian cast were those of outlaws and fugitives: and some thousands of Alani and Comans, who had been driven from their native zeats, were reclaimed from a vagrant life, and enlisted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ire. Such was the influence in Europe of the invasion of the Moguls. The first terror of their arms secured, rather than disturbed, the peace of the Roman Asia. The sultan of Iconium solicited a personal interview with John Vataces; and his artful policy encouraged the Turks to defend their barrier against the common enemy. ^36 That barrier indeed was soon overthrown; and the servitude and ruin of the Seljukians exposed the nakedness of the Greeks. The formidable Holagou threatened to march to Constantinople at the head of four hundred thousand men; and the groundless panic of the citizens of Nice will present an image of the terror which he had inspired. The accident of a procession, and the sound of a doleful litany, “From the fury of the Tartars, good Lord, deliver us,” had scattered the hasty report of an assault and massacre. In the blind credulity of fear, the streets of Nice were crowded with thousands of both sexes, who knew not from what or to whom they fled; and some hours elapsed before the firmness of the military officers could relieve the city from this imaginary foe. But the ambition of Holagou and his successors was fortunately diverted by the conquest of Bagdad, and a long vicissitude of Syrian wars; their hostility to the Moslems inclined them to unite with the Greeks and Franks; ^37 and their generosity or contempt had offered the kingdom of Anatolia as the reward of an Armenian vassal. The fragments of the Seljukian monarchy were disputed by the emirs who had occupied the cities or the mountains; but they all confessed the supremacy of the khans of Persia; and he

    often interposed his authority, and sometimes his arms, to check their depredations, and to preserve the peace and balance of his Turkish frontier. The death of Cazan, ^38 one of the greatest and most accomplished princes of the house of Zingis, removed this salutary control; and the decline of the Moguls gave a free scope to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the Ottoman Empire. ^39 [Footnote 34: Some repulse of the Moguls in Hungary (Matthew Paris, p. 545, 546) might propagate and color the report of the union and victory of the kings of the Franks on the confines of Bulgaria. Abulpharagius (Dynast. p. 310) after forty years, beyond the Tigris, might be easily deceived.] [Footnote 35: See Pachymer, l. iii. c. 25, and l. ix. c. 26, 27; and the false alarm at Nice, l. iii. c. 27. Nicephorus Gregoras, l. iv. c. 6.] [Footnote 36: G. Acropolita, p. 36, 37. Nic. Greg. l. ii. c. 6, l. iv. c. 5.] [Footnote 37: Abulpharagius, who wrote in the year 1284, declares that the Moguls, since the fabulous defeat of Batou, had not attacked either the Franks or Greeks; and of this he is a competent witness. Hayton likewise, the Armenian prince, celebrates their friendship for himself and his nation.] [Footnote 38: Pachymer gives a splendid character of Cazan Khan, the rival of Cyrus and Alexander, (l. xii. c. 1.) In the conclusion of his history (l. xiii. c. 36) he hopes much from the arrival of 30,000 Tochars, or Tartars, who were ordered by the successor of Cazan to restrain the Turks of Bithynia, A.D. 1308.]

    [Footnote 39: The origin of the Ottoman dynasty is illustrated by the critical learning of Mm. De Guignes (Hist. des Huns, tom. iv. p. 329 – 337) and D’Anville, (Empire Turc, p. 14 – 22,) two inhabitants of Paris, from whom the Orientals may learn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their own country.

    Note: They may be still more enlightened by the Geschichte

    des Osman Reiches, by M. von Hammer Purgstall of Vienna. – M.]

    After the retreat of Zingis, the sultan Gelaleddin of

    Carizme had returned from India to the possession and defence of his Persian kingdoms. In the space of eleven years, than hero fought in person fourteen battles; and such was his activity, that he led his cavalry in seventeen days from Teflia to Kerman, a march of a thousand miles. Yet he was oppressed by the jealousy of the Moslem princes, and the innumerable armies of the Moguls; and after his last defeat, Gelaleddin perished ignobly in the mountains of Curdistan. His death dissolved a veteran and adventurous army, which included under the name of Carizmians or Corasmins many Turkman hordes, that had attached themselves to the sultan’s fortune. The bolder and more powerful chiefs invaded Syria, and violated the holy sepulchre of Jerusalem: the more humble engaged in the service of Aladin, sultan of Iconium; and among these were the obscure fathers of the Ottoman line. They had formerly pitched their tents near the southern banks of the Oxus, in the plains of Mahan and Nesa; and it is somewhat remarkable, that the same spot should have produced the first authors of the

    Parthian and Turkish empires. At the head, or in the rear, of a Carizmian army, Soliman Shah was drowned in the passage of the Euphrates: his son Orthogrul became the soldier and subject of Aladin, and established at Surgut, on the banks of the Sangar, a camp of four hundred families or tents, whom he governed fifty-two years both in peace and war. He was the father of Thaman, or Athman, whose Turkish name has been melted into the appellation of the caliph Othman; and if we describe that pastoral chief as a shepherd and a robber, we must separate from those characters all idea of ignominy and baseness. Othman possessed, and perhaps surpassed, the ordinary virtues of a soldier; and the circumstances of time and place were propitious to his independence and success. The Seljukian dynasty was no more; and the distance and decline of the Mogul khans soon enfranchised him from the control of a superior. He was situate on the verge of the Greek empire: the Koran sanctified his gazi, or holy war, against the infidels; and their political errors unlocked the passes of

    Mount Olympus, and invited him to descend into the plains of Bithynia. Till the reign of Palaeologus, these passes had been vigilantly guarded by the militia of the country, who were repaid by their own safety and an exemption from taxes. The emperor abolished their privilege and assumed their office; but the tribute was rigorously collected, the custody of the passes was neglected, and the hardy mountaineers degenerated into a trembling crowd of peasants without spirit or discipline. It was on the twenty-seventh of July, in the year twelve hundred and ninety-nine of the Christian aera, that Othman first invaded the territory of Nicomedia; ^40 and the singular accuracy of the date seems to disclose some foresight of the rapid and destructive growth of the monster. The annals of the twenty-seven years of his reign would exhibit a repetition of the same inroads; and his hereditary troops were multiplied in each campaign by the accession of captives and volunteers. Instead of retreating to the hills, he maintained the most useful and defensive posts; fortified the towns and castles which he had first pillaged; and renounced the pastoral life for the baths and palaces of his infant capitals. But it was not till Othman was oppressed by age and infirmities, that he received the welcome news of the conquest of Prusa, which had been surrendered by famine or treachery to the arms of his son Orchan. The glory of Othman is chiefly founded on that of his descendants; but the Turks have transcribed or composed a royal testament of his last counsels of justice and moderation. ^41

    [Footnote 40: See Pachymer, l. x. c. 25, 26, l. xiii. c. 33, 34, 36; and concerning the guard of the mountains, l. i. c. 3 – 6: Nicephorus Gregoras, l. vii. c. l., and the first book of Laonicus Chalcondyles, the Athenian.] [Footnote 41: I am ignorant whether the Turks have any writers older than Mahomet II., nor can I reach beyond a meagre chronicle (Annales Turcici ad Annum 1550) translated by John Gaudier, and published by Leunclavius, (ad calcem Laonic. Chalcond. p. 311 – 350,) with copious pandects, or commentaries. The history of the Growth and Decay (A.D. 1300 – 1683) of the Othman empire wa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from the Latin Ms. of Demetrius Cantemir, prince of Moldavia, (London, 1734, in folio.) The

    author is guilty of strange blunders in Oriental history; but he was conversant with the language, the annals, and institutions of the Turks. Cantemir partly draws his materials from the Synopsis of Saadi Effendi of Larissa, dedicated in the year 1696 to Sultan Mustapha, and a valuable abridgment of the original historians. In one of the Ramblers, Dr Johnson praises Knolles (a General History of the Turks to the present Year. London, 1603) as the first of historians, unhappy only in the choice of his subject. Yet I much doubt whether a partial and verbose compilation from Latin writers, thirteen hundred folio pages of speeches and battles, can either instruct or amuse an enlightened age, which requires from the historian some tincture of philosophy and criticism.

    Note: We could have wished that M. von Hammer had given a

    more clear and distinct reply to this question of Gibbon. In a note, vol. i. p. 630. M. von Hammer shows that they had not only sheiks (religious writers) and learned lawyers, but poets and authors on medicine. But the inquiry of Gibbon obviously refers to historians. The oldest of their historical works, of which V. Hammer makes use, is the “Tarichi Aaschik Paschasade,” i. e. the History of the Great Grandson of Aaschik Pasha, who was a dervis and celebrated ascetic poet in the reign of Murad (Amurath) I. Ahmed, the author of the work, lived during the reign of Bajazet II., but, he says, derived much information from the book of Scheik Jachshi, the son of Elias, who was Imaum to Sultan Orchan, (the second Ottoman king) and who related, from the lips of his father,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earliest Ottoman history. This book (having searched for it in vain for five-and-twenty years) our author found at length in the Vatican. All the other Turkish histories on his list, as indeed this, were written during the reign of Mahomet II. It does not appear whether any of the rest cite earlier authorities of equal value with that claimed by the “Tarichi Aaschik Paschasade.” – M. (in Quarterly Review, vol. xlix. p. 292.)]

    From the conquest of Prusa, we may date the true aera of the

    Ottoman empire. The lives and possessions of the Christian subjects were redeemed by a tribute or ransom of thirty thousand crowns of gold; and the city, by the labors of Orchan, assumed the aspect of a Mahometan capital; Prusa was decorated with a mosque, a college, and a hospital, of royal foundation; the Seljukian coin was changed for the name and impression of the new dynasty: and the most skilful professors, of human and divine knowledge, attracted the Persian and Arabian students from the ancient schools of Oriental learning. The office of vizier was instituted for Aladin, the brother of Orchan; ^* and a different habit distinguished the citizens from the peasants, the Moslems from the infidels. All the troops of Othman had consisted of loose squadrons of Turkman cavalry; who served without pay and fought without discipline: but a regular body of infantry was first established and trained by the prudence of his son. A great number of volunteers was enrolled with a small stipend, but with the permission of living at home, unless they were summoned to the field: their rude manners, and seditious temper, disposed Orchan to educate his young captives as his soldiers and those of the prophet; but the Turkish peasants were still allowed to mount on horseback, and follow his standard, with the appellation and the hopes of freebooters. ^! By these arts he formed an army of twenty-five thousand Moslems: a train of battering engines was framed for the use of sieges; and the first successful experiment was made on the cities of Nice and Nicomedia. Orchan granted a safe-conduct to all who were desirous of departing with their families and effects; but the widows of the slain were given in marriage to the conquerors; and the sacrilegious plunder, the books, the vases, and the images, were sold or ransomed at Constantinople. The emperor Andronicus the Younger was vanquished and wounded by the son of Othman: ^42 ^!! he subdued the whole province or kingdom of Bithynia, as far as the shores of the Bosphorus and Hellespont; and the Christians confessed the justice and clemency of a reign which claimed the voluntary

    attachment of the Turks of Asia. Yet Orchan was content with the modest title of emir; and in the list of his compeers, the princes of Roum or Anatolia, ^43 his military forces were surpassed by the emirs of Ghermian and Caramania, each of whom could bring into the field an army of forty thousand men. Their domains were situate in the heart of the Seljukian kingdom; but the holy warriors, though of inferior note, who formed new principalities on the Greek empire, are more conspicuous in the light of history. The maritime country from the Propontis to the Maeander and the Isle of Rhodes, so long threatened and so often pillaged, was finally lost about the thirteenth year of Andronicus the Elder. ^44 Two Turkish chieftains, Sarukhan and Aidin, left their names to their conquests, and their conquests to their posterity. The captivity or ruin of the seven churches of Asia was consummated; and the barbarous lords of Ionia and Lydia still trample on the monuments of classic and Christian antiquity. In the loss of Ephesus, the Christians deplored the fall of the first angel, the extinction of the first candlestick, of the Revelations; ^45 the desolation is complete; and the temple of Diana, or the church of Mary, will equally elude the search of the curious traveller. The circus and three stately theatres of Laodicea are now peopled with wolves and foxes; Sardes is reduced to a miserable village; the God of Mahomet, without a rival or a son, is invoked in the mosques of Thyatira and Pergamus; and the populousness of Smyrna is supported by the foreign trade of the Franks and Armenians. Philadelphia alone has been saved by prophecy, or courage. At a distance from the sea, forgotten by the emperors, encompassed on all sides by the Turks, her valiant citizens defended their religion and freedom above fourscore years; and at length capitulated with the proudest of the Ottomans. Among the Greek colonies and churches of Asia, Philadelphia is still erect; a column in a scene of ruins; a pleasing example, that the paths of honor and safety may sometimes be the same. The servitude of Rhodes was delayed about two centuries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knights of St. John of Jerusalem: ^46 under the discipline of the order, that island emerged into fame and opulence; the noble and warlike monks were renowned by land

    and sea: and the bulwark of Christendom provoked, and repelled, the arms of the Turks and Saracens.

    [Footnote *: Von Hammer, Osm. Geschichte, vol. i. p. 82. – M.] [Footnote !: Ibid. p. 91. – M.]

    [Footnote 42: Cantacuzene, though he relates the battle and heroic flight of the younger Androcinus, (l. ii. c. 6, 7, 8,) dissembles by his silence the loss of Prusa, Nice, and Nicomedia, which are fairly confessed by Nicephorus Gregoras, (l. viii. 15, ix. 9, 13, xi. 6.) It appears that Nice was taken by Orchan in 1330, and Nicomedia in 1339, which are somewhat different from the Turkish dates.]

    [Footnote !!: For the conquests of Orchan over the ten pachaliks, or kingdoms of the Seljukians, in Asia Minor. see V. Hammer, vol. i. p. 112. – M.] [Footnote 43: The partition of the Turkish emirs is extracted from two contemporaries, the Greek Nicephorus Gregoras (l. vii. 1) and the Arabian Marakeschi, (De Guignes, tom. ii. P. ii. p. 76, 77.) See likewise the first book of Laonicus Chalcondyles.]

    [Footnote 44: Pachymer, l. xiii. c. 13.]

    [Footnote 45: See the Travels of Wheeler and Spon, of Pocock and Chandler, and more particularly Smith’s Survey of the Seven Churches of Asia, p. 205 – 276. The more pious antiquaries labor to reconcile the promises and threats of the author of the Revelations with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seven cities. Perhaps it would be more prudent to confine his predictions to the characters and events of his own times.]

    [Footnote 46: Consult the ivth book of the Histoire de ‘Ordre de Malthe, par l’Abbe de Vertot. That pleasing writer betrays his ignorance, in supposing that Othman, a freebooter of the Bithynian hills, could besiege Rhodes by sea and land.]

    The Greeks, by their intestine divisions, were the authors

    of their final ruin. During the civil wars of the elder and younger Andronicus, the son of Othman achieved, almost without resistance, the conquest of Bithynia; and the same disorders encouraged the Turkish emirs of Lydia and Ionia to build a fleet, and to pillage the adjacent islands and the sea-coast of Europe. In the defence of his life and honor, Cantacuzene was tempted to prevent, or imitate, his adversaries, by calling to his aid the public enemies of his religion and country. Amir, the son of Aidin, concealed under a Turkish garb the humanity and politeness of a Greek; he was united with the great domestic by mutual esteem and reciprocal services; and their friendship is compared, in the vain rhetoric of the times, to the perfect union of Orestes and Pylades. ^47 On the report of the danger of his friend, who was persecuted by an ungrateful court, the prince of Ionia assembled at Smyrna a fleet of three hundred vessels, with an army of twenty-nine thousand men; sailed in the depth of winter, and cast anchor at the mouth of the Hebrus. From thence, with a chosen band of two thousand Turks, he marched along the banks of the river, and rescued the empress, who was besieged in Demotica by the wild Bulgarians. At that disastrous moment, the life or death of his beloved Cantacuzene was concealed by his flight into Servia: but the grateful Irene, impatient to behold her deliverer, invited him to enter the city, and accompanied her message with a present of rich apparel and a hundred horses. By a peculiar strain of delicacy, the Gentle Barbarian refused, in the absence of an unfortunate friend, to visit his wife, or to taste the luxuries of the palace; sustained in his tent the rigor of the winter; and rejected the hospitable gift, that he might share the hardships of two thousand companions, all as deserving as himself of that honor and distinction. Necessity and revenge might justify his predatory excursions by sea and land: he left nine thousand five hundred men for the guard of his fleet; and persevered in the fruitless search of Cantacuzene, till his embarkation was hastened by a fictitious letter, the severity of the season, the clamors of his independent troops, and the weight of his spoil and captives. In the prosecution of the civil war, the prince of Ionia twice

    returned to Europe; joined his arms with those of the emperor; besieged Thessalonica, and threatened Constantinople. Calumny might affix some reproach on his imperfect aid, his hasty departure, and a bribe of ten thousand crowns, which he accepted from the Byzantine court; but his friend was satisfied; and the conduct of Amir is excused by the more sacred duty of defending against the Latins his hereditary dominions. The maritime power of the Turks had united the pope, the king of Cyprus, the republic of Venice, and the order of St. John, in a laudable crusade; their galleys invaded the coast of Ionia; and Amir was slain with an arrow, in the attempt to wrest from the Rhodian knights the citadel of Smyrna. ^48 Before his death, he generously recommended another ally of his own nation; not more sincere or zealous than himself, but more able to afford a prompt and powerful succor, by his situation along the Propontis and in the front of Constantinople. By the prospect of a more advantageous treaty, the Turkish prince of Bithynia was detached from his engagements with Anne of Savoy; and the pride of Orchan dictated the most solemn protestations, that if he could obtain the daughter of Cantacuzene, he would invariably fulfil the duties of a subject and a son. Parental tenderness was silenced by the voice of ambition: the Greek clergy connived at the marriage of a Christian princess with a sectary of Mahomet; and the father of Theodora describes, with shameful satisfaction, the dishonor of the purple. ^49 A body of Turkish cavalry attended the ambassadors, who disembarked from thirty vessels, before his camp of Selybria. A stately pavilion was erected, in which the empress Irene passed the night with her daughters. In the morning, Theodora ascended a throne, which was surrounded with curtains of silk and gold: the troops were under arms; but the emperor alone was on horseback. At a signal the curtains were suddenly withdrawn to disclose the bride, or the victim, encircled by kneeling eunuchs and hymeneal torches: the sound of flutes and trumpets proclaimed the joyful event; and her pretended happiness was the theme of the nuptial song, which was chanted by such poets as the age could produce. Without the rites of the church, Theodora was delivered to her barbarous

    lord: but it had been stipulated, that she should preserve her religion in the harem of Bursa; and her father celebrates her charity and devotion in this ambiguous situation. After his peaceful establishment on the throne of Constantinople, the Greek emperor visited his Turkish ally, who with four sons, by various wives, expected him at Scutari, on the Asiatic shore. The two princes partook, with seeming cordiality, of the pleasures of the banquet and the chase; and Theodora was permitted to repass the Bosphorus, and to enjoy some days in the society of her mother. But the friendship of Orchan was subservient to his religion and interest; and in the Genoese war he joined without a blush the enemies of Cantacuzene.

    [Footnote 47: Nicephorus Gregoras has expatiated with pleasure on this amiable character, (l. xii. 7, xiii. 4, 10, xiv. 1, 9, xvi. 6.) Cantacuzene speaks with honor and esteem of his ally, (l. iii. c. 56, 57, 63, 64, 66, 67, 68, 86, 89, 95, 96;) but he seems ignorant of his own sentimental passion for the Turks, and indirectly denies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unnatural friendship, (l. iv. c. 40.)]

    [Footnote 48: After the conquest of Smyrna by the Latins, the defence of this fortress was imposed by Pope Gregory XI. on the knights of Rhodes, (see Vertot, l. v.)]

    [Footnote 49: See Cantacuzenus, l. iii. c. 95. Nicephorus Gregoras, who, for the light of Mount Thabor, brands the emperor with the names of tyrant and Herod, excuses, rather than blames, this Turkish marriage, and alleges the passion and power of Orchan, Turkish, (l. xv. 5.) He afterwards celebrates his kingdom and armies. See his reign in Cantemir, p. 24 – 30.]

    In the treaty with the empress Anne, the Ottoman prince had

    inserted a singular condition, that it should be lawful for him to sell his prisoners at Constantinople, or transport them into Asia. A naked crowd of Christians of both sexes and every age, of priests and monks, of matrons and virgins, was exposed in the public market; the whip was frequently used to quicken

    the charity of redemption; and the indigent Greeks deplored the fate of their brethren, who were led away to the worst evils of temporal and spiritual bondage ^50 Cantacuzene was reduced to subscribe the same terms; and their execution must have been still more pernicious to the empire: a body of ten thousand Turks had been detached to the assistance of the empress Anne; but the entire forces of Orchan were exerted in the service of his father. Yet these calamities were of a transient nature; as soon as the storm had passed away, the fugitives might return to their habitations; and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civil and foreign wars, Europe was completely evacuated by the Moslems of Asia. It was in his last quarrel with his pupil that Cantacuzene inflicted the deep and deadly wound, which could never be healed by his successors, and which is poorly expiated by his theological dialogues against the prophet Mahomet. Ignorant of their own history, the modern Turks confound their first and their final passage of the Hellespont, ^51 and describe the son of Orchan as a nocturnal robber, who, with eighty companions, explores by stratagem a hostile and unknown shore. Soliman, at the head of ten thousand horse, was transported in the vessels, and entertained as the friend, of the Greek emperor. In the civil wars of Romania, he performed some service and perpetrated more mischief; but the Chersonesus was insensibly filled with a Turkish colony; and the Byzantine court solicited in vain the restitution of the fortresses of Thrace. After some artful delays between the Ottoman prince and his son, their ransom was valued at sixty thousand crowns, and the first payment had been made when an earthquake shook the walls and cities of the provinces; the dismantled places were occupied by the Turks; and Gallipoli, the key of the Hellespont, was rebuilt and repeopled by the policy of Soliman. The abdication of Cantacuzene dissolved the feeble bands of domestic alliance; and his last advice admonished his countrymen to decline a rash contest, and to compare their own weakness with the numbers and valor, the discipline and enthusiasm, of the Moslems. His prudent counsels were despised by the headstrong vanity of youth, and soon justified by the victories of the Ottomans. But as he practised in the field the exercise

    of the jerid, Soliman was killed by a fall from his horse; and the aged Orchan wept and expired on the tomb of his valiant son. ^*

    [Footnote 50: The most lively and concise picture of this captivity may be found in the history of Ducas, (c. 8,) who fairly describes what Cantacuzene confesses with a guilty blush!]

    [Footnote 51: In this passage, and the first conquests in Europe, Cantemir (p. 27, &c.) gives a miserable idea of his Turkish guides; nor am I much better satisfied with Chalcondyles, (l. i. p. 12, &c.) They forget to consult the most authentic record, the ivth book of Cantacuzene. I likewise regret the last books, which are still manuscript, of Nicephorus Gregoras.

    Note: Von Hammer excuses the silence with which the Turkish

    historians pass over the earlier intercourse of the Ottomans with the European continent, of which he enumerates sixteen different occasions, as if they disdained those peaceful incursions by which they gained no conquest, and established no permanent footing on the Byzantine territory. Of the romantic account of Soliman’s first expedition, he says, “As yet the prose of history had not asserted its right over the poetry of tradition.” This defence would scarcely be accepted as satisfactory by the historian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 M. (in Quarterly Review, vol. xlix. p. 293.)

    Note: In the 75th year of his age, the 35th of his reign.

    1. Hammer. M.]

    Chapter LXIV: Moguls, Ottoman Turkds.

    Part IV.

    But the Greeks had not time to rejoice in the death of their

    enemies; and the Turkish cimeter was wielded with the same spirit by Amurath the First, the son of Orchan, and the brother of Soliman. By the pale and fainting light of the Byzantine annals, ^52 we can discern, that he subdued without resistance the whole province of Romania or Thrace, from the Hellespont to Mount Haemus, and the verge of the capital; and that Adrianople was chosen for the royal seat of his government and religion in Europe. Constantinople, whose decline is almost coeval with her foundation, had often, in the lapse of a thousand years, been assaulted by the Barbarians of the East and West; but never till this fatal hour had the Greeks been surrounded, both in Asia and Europe, by the arms of the same hostile monarchy. Yet the prudence or generosity of Amurath postponed for a while this easy conquest; and his pride was satisfied with the frequent and humble attendance of the emperor John Palaeologus and his four sons, who followed at his summons the court and camp of the Ottoman prince. He marched against the Sclavonian nations between the Danube and the Adriatic, the Bulgarians, Servians, Bosnians, and Albanians; and these warlike tribes, who had so often insulted the majesty of the empire, were repeatedly broken by his destructive inroads. Their countries did not abound either in gold or silver; nor were their rustic hamlets and townships enriched by commerce or decorated by the arts of luxury. But the natives of the soil have been distinguished in every age by their hardiness of mind and body; and they were converted by a prudent institution into the firmest and most faithful supporters of the Ottoman greatness. ^53 The vizier of Amurath reminded his sovereign that, according to the Mahometan law, he was entitled to a fifth part of the spoil and captives; and that the duty might easily be levied, if vigilant officers were stationed in Gallipoli, to watch the passage, and to select for his use the stoutest and most beautiful of the Christian youth. The advice was followed: the edict was proclaimed; many thousands of the

    European captives were educated in religion and arms; and the new militia was consecrated and named by a celebrated dervis. Standing in the front of their ranks, he stretched the sleeve of his gown over the head of the foremost soldier, and his blessing was delivered in these words: “Let them be called Janizaries, (Yengi cheri, or new soldiers;) may their countenance be ever bright! their hand victorious! their sword keen! may their spear always hang over the heads of their enemies! and wheresoever they go, may they return with a white face!” ^54 ^* Such was the origin of these haughty troops, the terror of the nations, and sometimes of the sultans themselves. Their valor has declined, their discipline is relaxed, and their tumultuary array is incapable of contending with the order and weapons of modern tactics; but at the time of their institution, they possessed a decisive superiority in war; since a regular body of infantry, in constant exercise and pay, was not maintained by any of the princes of Christendom. The Janizaries fought with the zeal of proselytes against their idolatrous countrymen; and in the battle of Cossova, the league and independence of the Sclavonian tribes was finally crushed. As the conqueror walked over the field, he observed that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slain consisted of beardless youths; and listened to the flattering reply of his vizier, that age and wisdom would have taught them not to oppose his irresistible arms. But the sword of his Janizaries could not defend him from the dagger of despair; a Servian soldier started from the crowd of dead bodies, and Amurath was pierced in the belly with a mortal wound. ^* The grandson of Othman was mild in his temper, modest in his apparel, and a lover of learning and virtue; but the Moslems were scandalized at his absence from public worship; and he was corrected by the firmness of the mufti, who dared to reject his testimony in a civil cause: a mixture of servitude and freedom not unfrequent in Oriental history. ^55 [Footnote 52: After the conclusion of Cantacuzene and Gregoras, there follows a dark interval of a hundred years. George Phranza, Michael Ducas, and Laonicus Chalcondyles, all three wrote after the taking of Constantinople.] [Footnote 53: See Cantemir, p. 37 – 41, with his own large and curious annotations.]

    [Footnote 54: White and black face are common and proverbial expressions of praise and reproach in the Turkish language. Hic niger est, hunc tu Romane caveto, was likewise a Latin sentence.]

    [Footnote *: According to Von Hammer. vol. i. p. 90, Gibbon and the European writers assign too late a date to this enrolment of the Janizaries. It took place not in the reign of Amurath, but in that of his predecessor Orchan. – M.]

    [Footnote *: Ducas has related this as a deliberate act of self-devotion on the part of a Servian noble who pretended to desert, and stabbed Amurath during a conference which he had requested. The Italian translator of Ducas, published by Bekker in the new edition of the Byzantines, has still further heightened the romance. See likewise in Von Hammer (Osmanische Geschichte, vol. i. p. 138) the popular Servian account, which resembles that of Ducas, and may have been the source of that of his Italian translator. The Turkish account agrees more nearly with Gibbon; but the Servian, (Milosch Kohilovisch) while he lay among the heap of the dead, pretended to have some secret to impart to Amurath, and stabbed him while he leaned over to listen. – M.] [Footnote 55: See the life and death of Morad, or Amurath I., in Cantemir, (p 33 – 45,) the first book of Chalcondyles, and the Annales Turcici of Leunclavius. According to another story, the sultan was stabbed by a Croat in his tent; and this accident was alleged to Busbequius (Epist i. p. 98) as an excuse for the unworthy precaution of pinioning, as if were, between two attendants, an ambassador’s arms, when he is introduced to the royal presence.]

    The character of Bajazet, the son and successor of Amurath,

    is strongly expressed in his surname of Ilderim, or the lightning; and he might glory in an epithet, which was drawn from the fiery energy of his soul and the rapidity of his destructive march. In the fourteen years of his reign, ^56 he incessantly moved at the head of his armies, from Boursa to

    Adrianople, from the Danube to the Euphrates; and, though he strenuously labored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law, he invaded, with impartial ambition, the Christian and Mahometan princes of Europe and Asia.

    From Angora to Amasia and Erzeroum, the northern regions of Anatolia were reduced to his obedience: he stripped of their hereditary possessions his brother emirs of Ghermian and Caramania, of Aidin and Sarukhan; and after the conquest of Iconium the ancient kingdom of the Seljukians again revived in the Ottoman dynasty. Nor were the conquests of Bajazet less rapid or important in Europe. No sooner had he imposed a regular form of servitude on the Servians and Bulgarians, than he passed the Danube to seek new enemies and new subjects in the heart of Moldavia. ^57 Whatever yet adhered to the Greek empire in Thrace, Macedonia, and Thessaly, acknowledged a Turkish master: an obsequious bishop led him through the gates of Thermopylae into Greece; and we may observe, as a singular fact, that the widow of a Spanish chief, who possessed the ancient seat of the oracle of Delphi, deserved his favor by the sacrifice of a beauteous daughter. The Turkish communication between Europe and Asia had been dangerous and doubtful, till he stationed at Gallipoli a fleet of galleys, to command the Hellespont and intercept the Latin succors of Constantinople. While the monarch indulged his passions in a boundless range of injustice and cruelty, he imposed on his soldiers the most rigid laws of modesty and abstinence; and the harvest was peaceably reaped and sold within the precincts of his camp. Provoked by the loose and corrupt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he collected in a house the judges and lawyers of his dominions, who expected that in a few moments the fire would be kindled to reduce them to ashes. His ministers trembled in silence: but an Aethiopian buffoon presumed to insinuate the true cause of the evil; and future venality was left without excuse, by annexing an adequate salary to the office of cadhi. ^58 The humble title of emir was no longer suitable to the Ottoman greatness; and Bajazet condescended to accept a patent of sultan from the caliphs who served in Egypt under the yoke of the Mamalukes:

    ^59 a last and frivolous homage that was yielded by force to opinion; by the Turkish conquerors to the house of Abbas and the successors of the Arabian prophet. The ambition of the sultan was inflamed by the obligation of deserving this august title; and he turned his arms against the kingdom of Hungary, the perpetual theatre of the Turkish victories and defeats. Sigismond, the Hungarian king, was the son and brother of the emperors of the West: his cause was that of Europe and the church; and, on the report of his danger, the bravest knights of France and Germany were eager to march under his standard and that of the cross. In the battle of Nicopolis, Bajazet defeated a confederate army of a hundred thousand Christians, who had proudly boasted, that if the sky should fall, they could uphold it on their lances. The far greater part were slain or driven into the Danube; and Sigismond, escaping to Constantinople by the river and the Black Sea, returned after a long circuit to his exhausted kingdom. ^60 In the pride of victory, Bajazet threatened that he would besiege Buda; that he would subdue the adjacent countries of Germany and Italy, and that he would feed his horse with a bushel of oats on the altar of St. Peter at Rome. His progress was checked, not by the miraculous interposition of the apostle, not by a crusade of the Christian powers, but by a long and painful fit of the gout. The disorders of the moral, are sometimes corrected by those of the physical, world; and an acrimonious humor falling on a single fibre of one man, may prevent or suspend the misery of nations.

    [Footnote 56: The reign of Bajazet I., or Ilderim Bayazid, is contained in Cantemir, (p. 46,) the iid book of Chalcondyles, and the Annales Turcici. The surname of Ilderim, or lightning, is an example, that the conquerors and poets of every age have felt the truth of a system which derives the sublime from the principle of terror.]

    [Footnote 57: Cantemir, who celebrates the victories of the great Stephen over the Turks, (p. 47,) had composed the ancient and modern state of his principality of Moldavia, which has been long promised, and is still unpublished.]

    [Footnote 58: Leunclav. Annal. Turcici, p. 318, 319. The venality of the cadhis has long been an object of scandal and satire; and if we distrust the observations of our travellers, we may consult the feeling of the Turks themselves, (D’Herbelot, Bibliot. Orientale, p. 216, 217, 229, 230.)] [Footnote 59: The fact, which is attested by the Arabic history of Ben Schounah, a contemporary Syrian, (De Guignes Hist. des Huns. tom. iv. p. 336.) destroys the testimony of Saad Effendi and Cantemir, (p. 14, 15,) of the election of Othman to the dignity of sultan.]

    [Footnote 60: See the Decades Rerum Hungaricarum (Dec. iii. l. ii. p. 379) of Bonfinius, an Italian, who, in the xvth century, was invited into Hungary to compose an eloquent history of that kingdom. Yet, if it be extant and accessible, I should give the preference to some homely chronicle of the time and country.]

    Such is the general idea of the Hungarian war; but the

    disastrous adventure of the French has procured us some memorials which illustrate the victory and character of Bajazet. ^61 The duke of Burgundy, sovereign of Flanders, and uncle of Charles the Sixth, yielded to the ardor of his son, John count of Nevers; and the fearless youth was accompanied by four princes, his cousins, and those of the French monarch. Their inexperience was guided by the Sire de Coucy, one of the best and oldest captain of Christendom; ^62 but the constable, admiral, and marshal of France ^63 commanded an army which did not exceed the number of a thousand knights and squires. ^* These splendid names were the source of presumption and the bane of discipline. So many might aspire to command, that none were willing to obey; their national spirit despised both their enemies and their allies; and in the persuasion that Bajazet would fly, or must fall, they began to compute how soon they should visit Constantinople and deliver the holy sepulchre. When their scouts announced the approach of the Turks, the gay and thoughtless youths were at table, already heated with wine; they instantly clasped their armor, mounted their horses, rode full speed to the

    vanguard, and resented as an affront the advice of Sigismond, which would have deprived them of the right and honor of the foremost attack. The battle of Nicopolis would not have been lost, if the French would have obeyed the prudence of the Hungarians; but it might have been gloriously won, had the Hungarians imitated the valor of the French. They dispersed the first line, consisting of the troops of Asia; forced a rampart of stakes, which had been planted against the cavalry; broke, after a bloody conflict, the Janizaries themselves; and were at length overwhelmed by the numerous squadrons that issued from the woods, and charged on all sides this handful of intrepid warriors. In the speed and secrecy of his march, in the order and evolutions of the battle, his enemies felt and admired the military talents of Bajazet. They accuse his cruelty in the use of victory. After reserving the count of Nevers, and four-and-twenty lords, ^* whose birth and riches were attested by his Latin interpreters, the remainder of the French captives, who had survived the slaughter of the day, were led before his throne; and, as they refused to abjure their faith, were successively beheaded in his presence. The sultan was exasperated by the loss of his bravest Janizaries; and if it be true, that, on the eve of the engagement, the French had massacred their Turkish prisoners, ^64 they might impute to themselves the consequences of a just retaliation. ^! A knight, whose life had been spared, was permitted to return to Paris, that he might relate the deplorable tale, and solicit the ransom of the noble captives. In the mean while, the count of Nevers, with the princes and barons of France, were dragged along in the marches of the Turkish camp, exposed as a grateful trophy to the Moslems of Europe and Asia, and strictly confined at Boursa, as often as Bajazet resided in his capital. The sultan was pressed each day to expiate with their blood the blood of his martyrs; but he had pronounced that they should live, and either for mercy or destruction his word was irrevocable. He was assured of their value and importance by the return of the messenger, and the gifts and intercessions of the kings of France and of Cyprus. Lusignan presented him with a gold saltcellar of curious workmanship, and of the price of ten thousand ducats; and Charles the Sixth despatched by the

    way of Hungary a cast of Norwegian hawks, and six horse-loads of scarlet cloth, of fine linen of Rheims, and of Arras tapestry, representing the battles of the great Alexander. After much delay, the effect of distance rather than of art, Bajazet agreed to accept a ransom of two hundred thousand ducats for the count of Nevers and the surviving princes and barons: the marshal Boucicault, a famous warrior, was of the number of the fortunate; but the admiral of France had been slain in battle; and the constable, with the Sire de Coucy, died in the prison of Boursa. This heavy demand, which was doubled by incidental costs, fell chiefly on the duke of Burgundy, or rather on his Flemish subjects, who were bound by the feudal laws to contribute for the knighthood and captivity of the eldest son of their lord. For the faithful discharge of the debt, some merchants of Genoa gave security to the amount of five times the sum; a lesson to those warlike times, that commerce and credit are the links of the society of nations. It had been stipulated in the treaty, that the French captives should swear never to bear arms against the person of their conqueror; but the ungenerous restraint was abolished by Bajazet himself. “I despise,” said he to the heir of Burgundy, “thy oaths and thy arms. Thou art young, and mayest be ambitious of effacing the disgrace or misfortune of thy first chivalry. Assemble thy powers, proclaim thy design, and be assured that Bajazet will rejoice to meet thee a second time in a field of battle.” Before their departure, they were indulged in the freedom and hospitality of the court of Boursa. The French princes admired the magnificence of the Ottoman, whose hunting and hawking equipage was composed of seven thousand huntsmen and seven thousand falconers. ^65 In their presence, and at his command, the belly of one of his chamberlains was cut open, on a complaint against him for drinking the goat’s milk of a poor woman. The strangers were astonished by this act of justice; but it was the justice of a sultan who disdains to balance the weight of evidence, or to measure the degrees of guilt.

    [Footnote 61: I should not complain of the labor of this work, if my materials were always derived from such books as the

    chronicle of honest Froissard, (vol. iv. c. 67, 72, 74, 79-83, 85, 87, 89,) who read little, inquired much, and believed all. The original Memoires of the Marechal de Boucicault (

    Partie i. c. 22-28) add some facts, but they are dry and deficient, if compared with the pleasant garrulity of Froissard.]

    [Footnote 62: An accurate Memoir on the Life of Enguerrand VII., Sire de Coucy, has been given by the Baron de Zurlauben, (Hist. de l’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 tom. xxv.) His rank and possessions were equally considerable in France and England; and, in 1375, he led an army of adventurers into Switzerland, to recover a large patrimony which he claimed in right of his grandmother, the daughter of the emperor Albert I. of Austria, (Sinner, Voyage dans la Suisse Occidentale, tom. i. p. 118-124.)]

    [Footnote 63: That military office, so respectable at present, was still more conspicuous when it was divided between two persons, (Daniel, Hist. de la Milice Francoise, tom. ii. p. 5.) One of these, the marshal of the crusade, was the famous Boucicault, who afterwards defended Constantinople, governed Genoa, invaded the coast of Asia, and died in the field of Azincour.] [Footnote *: Daru, Hist. de Venice, vol. ii. p. 104, makes the whole French army amount to 10,000 men, of whom 1000 were knights. The curious volume of Schiltberger, a German of Munich, who was taken prisoner in the battle, (edit. Munich, 1813,) and which V. Hammer receives as authentic, gives the whole number at 6000. See Schiltberger. Reise in dem Orient. and V. Hammer, note, p. 610. – M.]

    [Footnote *: According to Shiltberger there were only twelve French lords granted to the prayer of the “duke of Burgundy,” and “Herr Stephan Synther, and Johann von Bodem.” Schiltberger, p. 13. – M.]

    [Footnote 64: For this odious fact, the Abbe de Vertot quotes the Hist. Anonyme de St. Denys, l. xvi. c. 10, 11. (Ordre de Malthe, tom. ii. p. 310.] [Footnote !: See Schiltberger’s very graphic account of the

    massacre. He was led out to be slaughtered in cold blood with the rest f the Christian prisoners, amounting to 10,000. He was spared at the intercession of the son of Bajazet, with a few others, on account of their extreme youth. No one under 20 years of age was put to death. The “duke of Burgundy” was obliged to be a spectator of this butchery which lasted from early in the morning till four o’clock, P. M. It ceased only at the supplication of the leaders of Bajazet’s army. Schiltberger, p. 14. – M.]

    [Footnote 65: Sherefeddin Ali (Hist. de Timour Bec, l. v. c. 13) allows Bajazet a round number of 12,000 officers and servants of the chase. A part of his spoils was afterwards displayed in a hunting-match of Timour, l. hounds with satin housings; 2. leopards with collars set with jewels; 3. Grecian greyhounds; and 4, dogs from Europe, as strong as African lions, (idem, l. vi. c. 15.) Bajazet was particularly fond of flying his hawks at cranes, (Chalcondyles, l. ii. p. 85.)]

    After his enfranchisement from an oppressive guardian, John

    Palaeologus remained thirty-six years, the helpless, and, as it should seem, the careless spectator of the public ruin. ^66 Love, or rather lust, was his only vigorous passion; and in the embraces of the wives and virgins of the city, the Turkish slave forgot the dishonor of the emperor of the Romans Andronicus, his eldest son, had formed, at Adrianople, an intimate and guilty friendship with Sauzes, the son of Amurath; and the two youths conspired against the authority and lives of their parents. The presence of Amurath in Europe soon discovered and dissipated their rash counsels; and, after depriving Sauzes of his sight, the Ottoman threatened his vassal with the treatment of an accomplice and an enemy, unless he inflicted a similar punishment on his own son. Palaeologus trembled and obeyed; and a cruel precaution involved in the same sentence the childhood and innocence of John, the son of the criminal. But the operation was so mildly, or so unskilfully, performed, that the one retained the sight of an eye, and the other was afflicted only with the infirmity of

    squinting. Thus excluded from the succession, the two princes were confined in the tower of Anema; and the piety of Manuel, the second son of the reigning monarch, was rewarded with the gift of the Imperial crown. But at the end of two years, the turbulence of the Latins and the levity of the Greeks, produced a revolution; ^* and the two emperors were buried in the tower from whence the two prisoners were exalted to the throne. Another period of two years afforded Palaeologus and Manuel the means of escape: it was contrived by the magic or subtlety of a monk, who was alternately named the angel or the devil: they fled to Scutari; their adherents armed in their cause; and the two Byzantine factions displayed the ambition and animosity with which Caesar and Pompey had disputed the empire of the world. The Roman world was now contracted to a corner of Thrace, between the Propontis and the Black Sea, about fifty miles in length and thirty in breadth; a space of ground not more extensive than the lesser principalities of Germany or Italy, if the remains of Constantinople had not still represented the wealth and populousness of a kingdom. To restore the public peace, it was found necessary to divide this fragment of the empire; and while Palaeologus and Manuel were left in possession of the capital, almost all that lay without the walls was ceded to the blind princes, who fixed their residence at Rhodosto and Selybria. In the tranquil slumber of royalty, the passions of John Palaeologus survived his reason and his strength: he deprived his favorite and heir of a blooming princess of Trebizond; and while the feeble emperor labored to consummate his nuptials, Manuel, with a hundred of the noblest Greeks, was sent on a peremptory summons to the Ottoman porte. They served with honor in the wars of Bajazet; but a plan of fortifying Constantinople excited his jealousy: he threatened their lives; the new works were instantly demolished; and we shall bestow a praise, perhaps above the merit of Palaeologus, if we impute this last humiliation as the cause of his death.

    [Footnote 66: For the reigns of John Palaeologus and his son Manuel, from 1354 to 1402, see Ducas, c. 9 – 15, Phranza, l. i. c. 16 – 21, and the ist and iid books of Chalcondyles, whose

    proper subject is drowned in a sea of episode.] [Footnote *: According to Von Hammer it was the power of Bajazet, vol. i. p. 218.]

    The earliest intelligence of that event was communicated to

    Manuel, who escaped with speed and secrecy from the palace of Boursa to the Byzantine throne. Bajazet affected a proud indifference at the loss of this valuable pledge; and while he pursued his conquests in Europe and Asia, he left the emperor to struggle with his blind cousin John of Selybria, who, in eight years of civil war, asserted his right of primogeniture. At length, the ambition of the victorious sultan pointed to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but he listened to the advice of his vizier, who represented that such an enterprise might unite the powers of Christendom in a second and more formidable crusade. His epistle to the emperor was conceived in these words: “By the divine clemency, our invincible cimeter has reduced to our obedience almost all Asia, with many and large countries in Europe, excepting only the city of Constantinople; for beyond the walls thou hast nothing left. Resign that city; stipulate thy reward; or tremble, for thyself and thy unhappy people, at the consequences of a rash refusal.” But his ambassadors were instructed to soften their tone, and to propose a treaty, which was subscribed with submission and gratitude. A truce of ten years was purchased by an annual tribute of thirty thousand crowns of gold; the Greeks deplored the public toleration of the law of Mahomet, and Bajazet enjoyed the glory of establishing a Turkish cadhi, and founding a royal mosque in the metropolis of the Eastern church. ^67 Yet this truce was soon violated by the restless sultan: in the cause of the prince of Selybria, the lawful emperor, an army of Ottomans again threatened Constantinople; and the distress of Manuel implored the protection of the king of France. His plaintive embassy obtained much pity and some relief; and the conduct of the succor was intrusted to the marshal Boucicault, ^68 whose religious chivalry was inflamed by the desire of revenging his captivity on the infidels. He sailed with four ships of war, from

    Aiguesmortes to the Hellespont; forced the passage, which was guarded by seventeen Turkish galleys; landed at Constantinople a supply of six hundred men-at-arms and sixteen hundred archers; and reviewed them in the adjacent plain, without condescending to number or array the multitude of Greeks. By his presence, the blockade was raised both by sea and land; the flying squadrons of Bajazet were driven to a more respectful distance; and several castles in Europe and Asia were stormed by the emperor and the marshal, who fought with equal valor by each other’s side. But the Ottomans soon returned with an increase of numbers; and the intrepid Boucicault, after a year’s struggle, resolved to evacuate a country which could no longer afford either pay or provisions for his soldiers. The marshal offered to conduct Manuel to the French court, where he might solicit in person a supply of men and money; and advised, in the mean while, that, to extinguish all domestic discord, he should leave his blind competitor on the throne. The proposal was embraced: the prince of Selybria was introduced to the capital; and such was the public misery, that the lot of the exile seemed more fortunate than that of the sovereign. Instead of applauding the success of his vassal, the Turkish sultan claimed the city as his own; and on the refusal of the emperor John, Constantinople was more closely pressed by the calamities of war and famine. Against such an enemy prayers and resistance were alike unavailing; and the savage would have devoured his prey, if, in the fatal moment, he had not been overthrown by another savage stronger than himself. By the victory of Timour or Tamerlane, the fall of Constantinople was delayed about fifty years; and this important, though accidental, service may justly introduce the life and character of the Mogul conqueror.

    [Footnote 67: Cantemir, p. 50 – 53. Of the Greeks, Ducas alone (c. 13, 15) acknowledges the Turkish cadhi at Constantinople. Yet even Ducas dissembles the mosque.]

    [Footnote 68: Memoires du bon Messire Jean le Maingre, dit Boucicault, Marechal de France, partie c. 30, 35.]

    Chapter LXV:

    Elevation Of Timour Or Tamerlane, And His Death

    Part I.

    Elevation Of Timour Or Tamerlane To The Throne Of Samarcand.

    – His Conquests In Persia, Georgia, Tartary Russia, India, Syria, And Anatolia. – His Turkish War. – Defeat And Captivity Of Bajazet. – Death Of Timour. – Civil War Of The Sons Of Bajazet. – Restoration Of The Turkish Monarchy By Mahomet The First. –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By Amurath The Second.

    The conquest and monarchy of the world was the first object

    of the ambition of Timour. To live in the memory and esteem of future ages was the second wish of his magnanimous spirit. All the civil and military transactions of his reign were diligently recorded in the journals of his secretaries: ^1 the authentic narrative was revised by the persons best informed of each particular transaction; and it is believed in the empire and family of Timour, that the monarch himself composed the commentaries ^2 of his life, and the institutions ^3 of his government. ^4 But these cares were ineffectual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his fame, and these precious memorials in the Mogul or Persian language were concealed from the world, or, at least, from the knowledge of Europe. The nations which he vanquished exercised a base and impotent revenge; and ignorance has long repeated the tale of calumny, ^5 which had disfigured the birth and character, the person, and even the name, of Tamerlane. ^6 Yet his real merit would be enhanced,

    rather than debased, by the elevation of a peasant to the throne of Asia; nor can his lameness be a theme of reproach, unless he had the weakness to blush at a natural, or perhaps an honorable, infirmity. ^*

    [Footnote 1: These journals were communicated to Sherefeddin, or Cherefeddin Ali, a native of Yezd, who composed in the Persian language a history of Timour Beg, which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French by M. Petit de la Croix, (Paris, 1722, in 4 vols. 12 mo.,) and has always been my faithful guide. His geography and chronology are wonderfully accurate; and he may be trusted for public facts, though he servilely praises the virtue and fortune of the hero. Timour’s attention to procure intelligence from his own and foreign countries may be seen in the Institutions, p. 215, 217, 349, 351.]

    [Footnote 2: These Commentaries are yet unknown in Europe: but Mr. White gives some hope that they may be imported and translated by his friend Major Davy, who had read in the East this “minute and faithful narrative of an interesting and eventful period.”

    Note: The manuscript of Major Davy has been translated by

    Major Stewart, and published by the Oriental Translation Committee of London. It contains the life of Timour, from his birth to his forty-first year; but the last thirty years of western war and conquest are wanting. Major Stewart intimates that two manuscripts exist in this country containing the whole work, but excuses himself, on account of his age, from undertaking the laborious task of completing the translation. It is to be hoped that the European public will be soon enabled to judge of the value and authenticity of the Commentaries of the Caesar of the East. Major Stewart’s work commences with the Book of Dreams and Omens – a wild, but characteristic, chronicle of Visions and Sortes Koranicae. Strange that a life of Timour should awaken a reminiscence of the diary of Archbishop Laud! The early dawn and the gradual expression

    of his not less splendid but more real visions of ambition are touched with the simplicity of truth and nature. But we long to escape from the petty feuds of the pastoral chieftain, to the triumphs and the legislation of the conqueror of the world – M.]

    [Footnote 3: I am ignorant whether the original institution, in the Turki or Mogul language, be still extant. The Persic version,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most valuable index, was published (Oxford, 1783, in 4to.) by the joint labors of Major Davy and Mr. White, the Arabic professor. This work has been since translated from the Persic into French, (Paris, 1787,) by M. Langles, a learned Orientalist, who has added the life of Timour, and many curious notes.]

    [Footnote 4: Shaw Allum, the present Mogul, reads, values, but cannot imitate, the institutions of his great ancestor. The English translator relies on their internal evidence; but if any suspicions should arise of fraud and fiction, they will not be dispelled by Major Davy’s letter. The Orientals have never cultivated the art of criticism; the patronage of a prince, less honorable, perhaps, is not less lucrative than that of a bookseller; nor can it be deemed incredible that a Persian, the real author, should renounce the credit, to raise the value and price, of the work.]

    [Footnote 5: The original of the tale is found in the following work, which is much esteemed for its florid elegance of style: Ahmedis Arabsiadae (Ahmed Ebn Arabshah) Vitae et Rerum gestarum Timuri. Arabice et Latine. Edidit Samuel Henricus Manger. Franequerae, 1767, 2 tom. in 4to. This Syrian author is ever a malicious, and often an ignorant enemy: the very titles of his chapters are injurious; as how the wicked, as how the impious, as how the viper, &c. The copious article of Timur, in Bibliotheque Orientale, is of a mixed nature, as D’Herbelot indifferently draws his materials (p. 877 – 888) from Khondemir Ebn Schounah, and the Lebtarikh.]

    [Footnote 6: Demir or Timour signifies in the Turkish language, Iron; and it is the appellation of a lord or prince. By

    the change of a letter or accent, it is changed into Lenc, or Lame; and a European corruption confounds the two words in the name of Tamerlane.

    Note: According to the memoirs he was so called by a Shaikh,

    who, when visited by his mother on his birth, was reading the verse of the Koran, ‘Are you sure that he who dwelleth in heaven will not cause the earth to swallow you up, and behold it shall shake, Tamurn.” The Shaikh then stopped and said, “We have named your son Timur,” p. 21. – M.]

    [Footnote *: He was lamed by a wound at the siege of the capital of Sistan. Sherefeddin, lib. iii. c. 17. p. 136. See Von Hammer,

    vol.

    1. p. 260. – M.] In the eyes of the Moguls, who held the indefeasible

    succession of the house of Zingis, he was doubtless a rebel subject; yet he sprang from the noble tribe of Berlass: his fifth ancestor, Carashar Nevian, had been the vizier ^! of Zagatai, in his new realm of Transoxiana; and in the ascent of some generations, the branch of Timour is confounded, at least by the females, ^7 with the Imperial stem. ^8 He was born forty miles to the south of Samarcand in the village of Sebzar, in the fruitful territory of Cash, of which his fathers were the hereditary chiefs, as well as of a toman of ten thousand horse. ^9 His birth ^10 was cast on one of those periods of anarchy, which announce the fall of the Asiatic dynasties, and open a new field to adventurous ambition. The khans of Zagatai were extinct; the emirs aspired to independence; and their domestic feuds could only be suspended by the conquest and tyranny of the khans of Kashgar, who, with an army of Getes or Calmucks, ^11 invaded the Transoxian kingdom. From the twelfth year of his age, Timour had entered the field of action; in the twenty-fifth ^!! he stood forth as the deliverer of his country; and the eyes and wishes of the people were turned towards a hero who suffered in their cause. The chiefs of the

    law and of the army had pledged their salvation to support him with their lives and fortunes; but in the hour of danger they were silent and afraid; and, after waiting seven days on the hills of Samarcand, he retreated to the desert with only sixty horsemen. The fugitives were overtaken by a thousand Getes, whom he repulsed with incredible slaughter, and his enemies were forced to exclaim, “Timour is a wonderful man: fortune and the divine favor are with him.” But in this bloody action his own followers were reduced to ten, a number which was soon diminished by the desertion of three Carizmians. ^!!! He wandered in the desert with his wife, seven companions, and four horses; and sixty-two days was he plunged in a loathsome dungeon, from whence he escaped by his own courage and the remorse of the oppressor. After swimming the broad and rapid steam of the Jihoon, or Oxus, he led, during some months, the life of a vagrant and outlaw, on the borders of the adjacent states. But his fame shone brighter in adversity; he learned to distinguish the friends of his person, the associates of his fortune, and to apply the various characters of men for their advantage, and, above all, for his own. On his return to his native country, Timour was successively joined by the parties of his confederates, who anxiously sought him in the desert; nor can I refuse to describe, in his pathetic simplicity, one of their fortunate encounters. He presented himself as a guide to three chiefs, who were at the head of seventy horse. “When their eyes fell upon me,” says Timour, “they were overwhelmed with joy; and they alighted from their horses; and they came and kneeled; and they kissed my stirrup. I also came down from my horse, and took each of them in my arms. And I put my turban on the head of the first chief; and my girdle, rich in jewels and wrought with gold, I bound on the loins of the second; and the third I clothed in my own coat. And they wept, and I wept also; and the hour of prayer was arrived, and we prayed. And we mounted our horses, and came to my dwelling; and I collected my people, and made a feast.” His trusty bands were soon increased by the bravest of the tribes; he led them against a superior foe; and, after some vicissitudes of war the Getes were finally driven from the kingdom of Transoxiana. He had

    done much for his own glory; but much remained to be done, much art to be exerted, and some blood to be spilt, before he could teach his equals to obey him as their master. The birth and power of emir Houssein compelled him to accept a vicious and unworthy colleague, whose sister was the best beloved of his wives. Their union was short and jealous; but the policy of Timour, in their frequent quarrels, exposed his rival to the reproach of injustice and perfidy; and, after a final defeat, Houssein was slain by some sagacious friends, who presumed, for the last time, to disobey the commands of their lord. ^* At the age of thirty-four, ^12 and in a general diet or couroultai, he was invested with Imperial command, but he affected to revere the house of Zingis; and while the emir Timour reigned over Zagatai and the East, a nominal khan served as a private officer in the armies of his servant. A fertile kingdom, five hundred miles in length and in breadth, might have satisfied the ambition of a subject; but Timour aspired to the dominion of the world; and before his death, the crown of Zagatai was one of the twenty- seven crowns which he had placed on his head. Without expatiating on the victories of thirty-five campaigns; without describing the lines of march, which he repeatedly traced over the continent of Asia; I shall briefly represent his conquests in, I. Persia, II. Tartary, and, III. India, ^13 and from thence proceed to the more interesting narrative of his Ottoman war.

    [Footnote !: In the memoirs, the title Gurgan is in one place (p. 23) interpreted the son-in-law; in another (p. 28) as Kurkan, great prince, generalissimo, and prime minister of Jagtai. – M.]

    [Footnote 7: After relating some false and foolish tales of Timour Lenc, Arabshah is compelled to speak truth, and to own him for a kinsman of Zingis, per mulieres, (as he peevishly adds,) laqueos Satanae, (pars i. c. i. p. 25.) The testimony of Abulghazi Khan (P. ii. c. 5, P. v. c. 4) is clear, unquestionable, and decisive.]

    [Footnote 8: According to one of the pedigrees, the fourth ancestor of Zingis, and the ninth of timour, were brothers; and they agreed, that the posterity of the elder should succeed to

    the dignity of khan, and that the descendants of the younger should fill the office of their minister and general. This tradition was at least convenient to justify the first steps of Timour’s ambition, (Institutions, p. 24, 25, from the MS. fragments of Timour’s History.)]

    [Footnote 9: See the preface of Sherefeddin, and Abulfeda’s Geography, (Chorasmiae, &c., Descriptio, p. 60, 61,) in the iiid volume of Hudson’s Minor Greek Geographers.]

    [Footnote 10: See his nativity in Dr. Hyde, (Syntagma Dissertat. tom. ii. p. 466,) as it was cast by the astrologers of his grandson Ulugh Beg. He was born, A.D. 1336, April 9, 11 degrees 57 minutes. P. M., lat. 36. I know not whether they can prove the great conjunction of the planets from whence, like other conquerors and prophets, Timour derived the surname of Saheb Keran, or master of the conjunctions, (Bibliot. Orient. p. 878.)]

    [Footnote 11: In the Institutions of Timour, these subjects of the khan of Kashgar are most improperly styled Ouzbegs, or Usbeks, a name which belongs to another branch and country of Tartars, (Abulghazi, P. v. c. v. P. vii. c. 5.) Could I be sure that this word is in the Turkish original, I would boldly pronounce, that the Institutions were framed a century after the death of Timour,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Usbeks in Transoxiana.

    Note: Col. Stewart observes, that the Persian translator has

    sometimes made use of the name Uzbek by anticipation. He observes, likewise, that these Jits (Getes) are not to be confounded with the ancient Getae: they were unconverted Turks. Col. Tod (History of Rajasthan, vol. i. p. 166) would identify the Jits with the ancient race. – M.]

    [Footnote !!: He was twenty-seven before he served his first wars under the emir Houssein, who ruled over Khorasan and Mawerainnehr. Von Hammer, vol. i. p. 262. Neither of these statements agrees with the Memoirs. At twelve he was a boy. “I

    fancied that I perceived in myself all the signs of greatness and wisdom, and whoever came to visit me, I received with great hauteur and dignity.” At seventeen he undertook the management of the flocks and herds of the family, (p. 24.) At nineteen he became religious, and “left off playing chess,” made a kind of Budhist vow never to injure living thing and felt his foot paralyzed from having accidentally trod upon an ant, (p. 30.) At twenty, thoughts of rebellion and greatness rose in his mind; at twenty-one, he seems to have performed his first feat of arms. He was a practised warrior when he served, in his twenty-seventh year, under Emir Houssein.]

    [Footnote !!!: Compare Memoirs, page 61. The imprisonment is there stated at fifty-three days. “At this time I made a vow to God that I would never keep any person, whether guilty or innocent, for any length of time, in prison or in chains.” p. 63. – M.]

    [Footnote *: Timour, on one occasion, sent him this message: “He who wishes to embrace the bride of royalty must kiss her across the edge of the sharp sword,” p. 83. The scene of the trial of Houssein, the resistance of Timour gradually becoming more feeble, the vengeance of the chiefs becoming proportionably more determined, is strikingly portrayed. Mem. p 130 – M.] [Footnote 12: The ist book of Sherefeddin is employed on the private life of the hero: and he himself, or his secretary, (Institutions, p. 3 – 77,) enlarges with pleasure on the thirteen designs and enterprises which most truly constitute his personal merit. It even shines through the dark coloring of Arabshah, (P. i. c. 1 – 12.)]

    [Footnote 13: The conquests of Persia, Tartary, and India, are represented in the iid and iiid books of Sherefeddin, and by Arabshah, (c. 13 – 55.) Consult the excellent Indexes to the Institutions.

    Note: Compare the seventh book of Von Hammer, Geschichte des

    Osman ischen Reiches. – M.]

    1. For every war, a motive of safety or revenge, of honor

    or zeal, of right or convenience, may be readily found in the jurisprudence of conquerors. No sooner had Timour reunited to the patrimony of Zagatai the dependent countries of Carizme and Candahar, than he turned his eyes towards the kingdoms of Iran or Persia. From the Oxus to the Tigris, that extensive country was left without a lawful sovereign since the death of Abousaid, the last of the descendants of the great Holacou. Peace and justice had been banished from the land above forty years; and the Mogul invader might seem to listen to the cries of an oppressed people.

    Their petty tyrants might have opposed him with confederate arms: they separately stood, and successively fell; and the difference of their fate was only marked by the promptitude of submission or the obstinacy of resistance. Ibrahim, prince of Shirwan, or Albania, kissed the footstool of the Imperial throne. His peace-offerings of silks, horses, and jewels, were composed, according to the Tartar fashion, each article of nine pieces; but a critical spectator observed, that there were only eight slaves.

    “I myself am the ninth,” replied Ibrahim, who was prepared for the remark; and his flattery was rewarded by the smile of Timour. ^14 Shah Mansour, prince of Fars, or the proper Persia, was one of the least powerful, but most dangerous, of his enemies. In a battle under the walls of Shiraz, he broke, with three or four thousand soldiers, the coul or main body of thirty thousand horse, where the emperor fought in person. No more than fourteen or fifteen guards remained near the standard of Timour: he stood firm as a rock, and received on his helmet two weighty strokes of a cimeter: ^15 the Moguls rallied; the head of Mansour was thrown at his feet; and he declared his esteem of the valor of a foe, by extirpating all the males of so intrepid a race. From Shiraz, his troops advanced to the Persian Gulf; and the richness and weakness of Ormuz ^16 were displayed in an annual tribute of six hundred thousand dinars of gold. Bagdad was no longer the city of

    peace, the seat of the caliphs; but the noblest conquest of Holacou could not be overlooked by his ambitious successor. The whole course of the Tigris and Euphrates, from the mouth to the sources of those rivers, was reduced to his obedience: he entered Edessa; and the Turkmans of the black sheep were chastised for the sacrilegious pillage of a caravan of Mecca. In the mountains of Georgia, the native Christians still braved the law and the sword of Mahomet, by three expeditions he obtained the merit of the gazie, or holy war; and the prince of Teflis became his proselyte and friend. [Footnote 14: The reverence of the Tartars for the mysterious number of nine is declared by Abulghazi Khan, who, for that reason, divides his Genealogical History into nine parts.]

    [Footnote 15: According to Arabshah, (P. i. c. 28, p. 183,) the coward Timour ran away to his tent, and hid himself from the pursuit of Shah Mansour under the women’s garments. Perhaps Sherefeddin (l. iii. c. 25) has magnified his courage.]

    [Footnote 16: The history of Ormuz is not unlike that of Tyre. The old city, on the continent, was destroyed by the Tartars, and renewed in a neighboring island, without fresh water or vegetation. The kings of Ormuz, rich in the Indian trade and the pearl fishery, possessed large territories both in Persia and Arabia; but they were at first the tributaries of the sultans of Kerman, and at last were delivered (A.D. 1505) by the Portuguese tyrants from the tyranny of their own viziers, (Marco Polo, l. i. c. 15, 16, fol. 7, 8. Abulfeda, Geograph. tabul. xi. p. 261, 262, an original Chronicle of Ormuz, in Texeira, or Stevens’s History of Persia, p. 376 – 416, and the Itineraries inserted in the ist volume of Ramusio, of Ludovico Barthema, (1503,) fol. 167, of Andrea Corsali, (1517) fol. 202, 203, and of Odoardo Barbessa, (in 1516,) fol 313 – 318.)]

    1. A just retaliation might be urged for the invasion of

    Turkestan, or the Eastern Tartary. The dignity of Timour could not endure the impunity of the Getes: he passed the Sihoon, subdued the kingdom of Kashgar, and marched seven times

    into the heart of their country. His most distant camp was two months’ journey, or four hundred and eighty leagues to the north-east of Samarcand; and his emirs, who traversed the River Irtish, engraved in the forests of Siberia a rude memorial of their exploits. The conquest of Kipzak, or the Western Tartary, ^17 was founded on the double motive of aiding the distressed, and chastising the ungrateful. Toctamish, a fugitive prince, was entertained and protected in his court: the ambassadors of Auruss Khan were dismissed with a haughty denial, and followed on the same day by the armies of Zagatai; and their success established Toctamish in the Mogul empire of the North. But, after a reign of ten years, the new khan forgot the merits and the strength of his benefactor; the base usurper, as he deemed him, of the sacred rights of the house of Zingis. Through the gates of Derbend, he entered Persia at the head of ninety thousand horse: with the innumerable forces of Kipzak, Bulgaria, Circassia, and Russia, he passed the Sihoon, burnt the palaces of Timour, and compelled him, amidst the winter snows, to contend for Samarcand and his life. After a mild expostulation, and a glorious victory, the emperor resolved on revenge; and by the east, and the west, of the Caspian, and the Volga, he twice invaded Kipzak with such mighty powers, that thirteen miles were measured from his right to his left wing. In a march of five months, they rarely beheld the footsteps of man; and their daily subsistence was often trusted to the fortune of the chase. At length the armies encountered each other; but the treachery of the standard-bearer, who, in the heat of action, reversed the Imperial standard of Kipzak, determined the victory of the Zagatais; and Toctamish (I peak the language of the Institutions) gave the tribe of Toushi to the wind of desolation. ^18 He fled to the Christian duke of Lithuania; again returned to the banks of the Volga; and, after fifteen battles with a domestic rival, at last perished in the wilds of Siberia. The pursuit of a flying enemy carried Timour into the tributary provinces of Russia: a duke of the reigning family was made prisoner amidst the ruins of his capital; and Yeletz, by the pride and ignorance of the Orientals, might easily be confounded with the genuine metropolis of the nation. Moscow trembled at the approach of

    the Tartar, and the resistance would have been feeble, since the hopes of the Russians were placed in a miraculous image of the Virgin, to whose protection they ascribed the casual and voluntary retreat of the conqueror. Ambition and prudence recalled him to the South, the desolate country was exhausted, and the Mogul soldiers were enriched with an immense spoil of precious furs, of linen of Antioch, ^19 and of ingots of gold and silver. ^20 On the banks of the Don, or Tanais, he received an humble deputation from the consuls and merchants of Egypt, ^21 Venice, Genoa, Catalonia, and Biscay, who occupied the commerce and city of Tana, or Azoph, at the mouth of the river. They offered their gifts, admired his magnificence, and trusted his royal word. But the peaceful visit of an emir, who explored the state of the magazines and harbor, was speedily followed by the destructive presence of the Tartars. The city was reduced to ashes; the Moslems were pillaged and dismissed; but all the Christians, who had not fled to their ships, were condemned either to death or slavery. ^22 Revenge prompted him to burn the cities of Serai and Astrachan, the monuments of rising civilization; and his vanity proclaimed, that he had penetrated to the region of perpetual daylight, a strange phenomenon, which authorized his Mahometan doctors to dispense with the obligation of evening prayer. ^23 [Footnote 17: Arabshah had travelled into Kipzak, and acquired a singular knowledge of the geography, cities, and revolutions, of that northern region, (P. i. c. 45 – 49.)]

    [Footnote 18: Institutions of Timour, p. 123, 125. Mr. White, the editor, bestows some animadversion on the superficial account of Sherefeddin, (l. iii. c. 12, 13, 14,) who was ignorant of the designs of Timour, and the true springs of action.]

    [Footnote 19: The furs of Russia are more credible than the ingots. But the linen of Antioch has never been famous: and Antioch was in ruins. I suspect that it was some manufacture of Europe, which the Hanse merchants had imported by the way of Novogorod.]

    [Footnote 20: M. Levesque (Hist. de Russie, tom. ii. p. 247. Vie de Timour, p. 64 – 67, before the French version of the Institutes) has corrected the error of Sherefeddin, and marked the true limit of Timour’s conquests. His arguments are superfluous; and a simple appeal to the Russian annals is sufficient to prove that Moscow, which six years before had been taken by Toctamish, escaped the arms of a more formidable invader.] [Footnote 21: An Egyptian consul from Grand Cairo is mentioned in Barbaro’s voyage to Tana in 1436, after the city had been rebuilt, (Ramusio, tom. ii. fol. 92.)]

    [Footnote 22: The sack of Azoph is described by Sherefeddin, (l. iii. c. 55,) and much more particularly by the author of an Italian chronicle, (Andreas de Redusiis de Quero, in Chron. Tarvisiano, in Muratori, Script. Rerum Italicarum, tom. xix. p. 802 – 805.) He had conversed with the Mianis, two Venetian brothers, one of whom had been sent a deputy to the camp of Timour, and the other had lost at Azoph three sons and 12,000 ducats.] [Footnote 23: Sherefeddin only says (l. iii. c. 13) that the rays of the setting, and those of the rising sun, were scarcely separated by any interval; a problem which may be solved in the latitude of Moscow, (the 56th degree,) with the aid of the Aurora Borealis, and a long summer twilight. But a day of forty days (Khondemir apud D’Herbelot, p. 880) would rigorously confine us within the polar circle.]

    III. When Timour first proposed to his princes and emirs

    the invasion of India or Hindostan, ^24 he was answered by a murmur of discontent: “The rivers! and the mountains and deserts! and the soldiers clad in armor! and the elephants, destroyers of men!” But the displeasure of the emperor was more dreadful than all these terrors; and his superior reason was convinced, that an enterprise of such tremendous aspect was safe and easy in the execution. He was informed by his spies of the weakness and anarchy of Hindostan: the soubahs of the provinces had erected the standard of rebellion; and the

    perpetual infancy of Sultan Mahmoud was despised even in the harem of Delhi. The Mogul army moved in three great divisions; and Timour observes with pleasure, that the ninety-two squadrons of a thousand horse most fortunately corresponded with the ninety-two names or epithets of the prophet Mahomet. ^* Between the Jihoon and the Indus they crossed one of the ridges of mountains, which are styled by the Arabian geographers The Stony Girdles of the Earth. The highland robbers were subdued or extirpated; but great numbers of men and horses perished in the snow; the emperor himself was let down a precipice on a portable scaffold – the ropes were one hundred and fifty cubits in length; and before he could reach the bottom, this dangerous operation was five times repeated. Timour crossed the Indus at the ordinary passage of Attok; and successively traversed, in the footsteps of Alexander, the Punjab, or five rivers, ^25 that fall into the master stream. From Attok to Delhi, the high road measures no more than six hundred miles; but the two conquerors deviated to the south-east; and the motive of Timour was to join his grandson, who had achieved by his command the conquest of Moultan. On the eastern bank of the Hyphasis, on the edge of the desert, the Macedonian hero halted and wept: the Mogul entered the desert, reduced the fortress of Batmir, and stood in arms before the gates of Delhi, a great and flourishing city, which had subsisted three centuries under the dominion of the Mahometan kings. ^! The siege, more especially of the castle, might have been a work of time; but he tempted, by the appearance of weakness, the sultan Mahmoud and his vizier to descend into the plain, with ten thousand cuirassiers, forty thousand of his foot-guards, and one hundred and twenty elephants, whose tusks are said to have been armed with sharp and poisoned daggers. Against these monsters, or rather against the imagination of his troops, he condescended to use some extraordinary precautions of fire and a ditch, of iron spikes and a rampart of bucklers; but the event taught the Moguls to smile at their own fears; and as soon as these unwieldy animals were routed, the inferior species (the men of India) disappeared from the field. Timour made his triumphal entry into the capital of Hindostan; and

    admired, with a view to imitate,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stately mosque; but the order or license of a general pillage and massacre polluted the festival of his victory. He resolved to purify his soldiers in the blood of the idolaters, or Gentoos, who still surpass, in the proportion of ten to one, the numbers of the Moslems. ^* In this pious design, he advanced one hundred miles to the north-east of Delhi, passed the Ganges, fought several battles by land and water, and penetrated to the famous rock of Coupele, the statue of the cow, ^!! that seems to discharge the mighty river, whose source is far distant among the mountains of Thibet. ^26 His return was along the skirts of the northern hills; nor could this rapid campaign of one year justify the strange foresight of his emirs, that their children in a warm climate would degenerate into a race of Hindoos.

    [Footnote 24: For the Indian war, see the Institutions, (p. 129 – 139,) the fourth book of Sherefeddin, and the history of Ferishta, (in Dow, vol. ii. p. 1 – 20,) which throws a general light on the affairs of Hindostan.] [Footnote *: Gibbon (observes M. von Hammer) is mistaken in the correspondence of the ninety-two squadrons of his army with the ninety-two names of God: the names of God are ninety-nine. and Allah is the hundredth, p. 286, note. But Gibbon speaks of the names or epithets of Mahomet, not of God. – M] [Footnote 25: The rivers of the Punjab, the five eastern branches of the Indus, have been laid down for the first time with truth and accuracy in Major Rennel’s incomparable map of Hindostan. In this Critical Memoir he illustrates with judgment and learning the marches of Alexander and Timour.

    Note *: See vol. i. ch. ii. note 1. – M.]

    [Footnote !: They took, on their march, 100,000 slaves, Guebers they were all murdered. V. Hammer, vol. i. p. 286. They are called idolaters. Briggs’s Ferishta, vol. i. p. 491. – M]

    [Footnote *: See a curious passage on the destruction of the Hindoo idols, Memoirs, p. 15. – M.]

    [Footnote !!: Consult the very striking description of the Cow’s Mouth by Captain Hodgson, Asiat. Res. vol. xiv. p. 117. “A most wonderful scene. The B’hagiratha or Ganges issues from under a very low arch at the foot of the grand snow bed. My guide, an illiterate mountaineer compared the pendent icicles to Mahodeva’s hair.” (Compare Poems, Quarterly Rev. vol. xiv. p. 37, and at the end of my translation of Nala.) “Hindoos of research may formerly have been here; and f so. I cannot think of any place to which they might more aptly give the name of a cow’s mouth than to this extraordinary debouche – M.] [Footnote 26: The two great rivers, the Ganges and Burrampooter, rise in Thibet, from the opposite ridges of the same hills, separate from each other to the distance of 1200 miles, and, after a winding course of 2000 miles, again meet in one point near the Gulf of Bengal. Yet so capricious is Fame, that the Burrampooter is a late discovery, while his brother Ganges has been the theme of ancient and modern story Coupele, the scene of Timour’s last victory, must be situate near Loldong, 1100 miles from Calcutta; and in 1774, a British camp! (Rennel’s Memoir, p. 7, 59, 90, 91, 99.)]

    It was on the banks of the Ganges that Timour was informed,

    by his speedy messengers, of the disturbances which had arisen on the confines of Georgia and Anatolia, of the revolt of the Christians, and the ambitious designs of the sultan Bajazet. His vigor of mind and body was not impaired by sixty-three years, and innumerable fatigues; and, after enjoying some tranquil months in the palace of Samarcand, he proclaimed a new expedition of seven years into the western countries of Asia. ^27 To the soldiers who had served in the Indian war he granted the choice of remaining at home, or following their prince; but the troops of all the provinces and kingdoms of Persia were commanded to assemble at Ispahan, and wait the arrival of the Imperial standard. It was first directed against the Christians of Georgia, who were strong only in their rocks, their castles, and the winter season; but these obstacles were overcome by the zeal and perseverance of Timour: the rebels submitted to the tribute or the Koran; and

    if both religions boasted of their martyrs, that name is more justly due to the Christian prisoners, who were offered the choice of abjuration or death. On his descent from the hills, the emperor gave audience to the first ambassadors of Bajazet, and opened the hostile correspondence of complaints and menaces, which fermented two years before the final explosion. Between two jealous and haughty neighbors, the motives of quarrel will seldom be wanting.

    The Mogul and Ottoman conquests now touched each other in the neighborhood of Erzerum, and the Euphrates; nor had the doubtful limit been ascertained by time and treaty. Each of these ambitious monarchs might accuse his rival of violating his territory, of threatening his vassals, and protecting his rebels; and, by the name of rebels, each understood the fugitive princes, whose kingdoms he had usurped, and whose life or liberty he implacably pursued. The resemblance of character was still more dangerous than the opposition of interest; and in their victorious career, Timour was impatient of an equal, and Bajazet was ignorant of a superior. The first epistle ^28 of the Mogul emperor must have provoked, instead of reconciling, the Turkish sultan, whose family and nation he affected to despise. ^29 “Dost thou not know, that the greatest part of Asia is subject to our arms and our laws? that our invincible forces extend from one sea to the other? that the potentates of the earth form a line before our gate? and that we have compelled Fortune herself to watch over the prosperity of our empire. What is the foundation of thy insolence and folly? Thou hast fought some battles in the woods of Anatolia; contemptible trophies! Thou hast obtained some victories over the Christians of Europe; thy sword was blessed by the apostle of God; and thy obedience to the precept of the Koran, in waging war against the infidels, is the sole consideration that prevents us from destroying thy country, the frontier and bulwark of the Moslem world. Be wise in time; reflect; repent; and avert the thunder of our vengeance, which is yet suspended over thy head. Thou art no more than a pismire; why wilt thou seek to provoke the elephants? Alas! they will trample thee under their feet.” In his

    replies, Bajazet poured forth the indignation of a soul which was deeply stung by such unusual contempt. After retorting the basest reproaches on the thief and rebel of the desert, the Ottoman recapitulates his boasted victories in Iran, Touran, and the Indies; and labors to prove, that Timour had never triumphed unless by his own perfidy and the vices of his foes. “Thy armies are innumerable: be they so; but what are the arrows of the flying Tartar against the cimeters and battle-axes of my firm and invincible Janizaries? I will guard the princes who have implored my protection: seek them in my tents. The cities of Arzingan and Erzeroum are mine; and unless the tribute be duly paid, I will demand the arrears under the walls of Tauris and Sultania.” The ungovernable rage of the sultan at length betrayed him to an insult of a more domestic kind. “If I fly from thy arms,” said he, “may my wives be thrice divorced from my bed: but if thou hast not courage to meet me in the field, mayest thou again receive thy wives after they have thrice endured the embraces of a stranger.” ^30 Any violation by word or deed of the secrecy of the harem is an unpardonable offence among the Turkish nations; ^31 and the political quarrel of the two monarchs was imbittered by private and personal resentment. Yet in his first expedition, Timour was satisfied with the siege and destruction of Siwas or Sebaste, a strong city on the borders of Anatolia; and he revenged the indiscretion of the Ottoman, on a garrison of four thousand Armenians, who were buried alive for the brave and faithful discharge of their duty. ^! As a Mussulman, he seemed to respect the pious occupation of Bajazet, who was still engaged in the blockade of Constantinople; and after this salutary lesson, the Mogul conqueror checked his pursuit, and turned aside to the invasion of Syria and Egypt. In these transactions, the Ottoman prince, by the Orientals, and even by Timour, is styled the Kaissar of Roum, the Caesar of the Romans; a title which, by a small anticipation, might be given to a monarch who possessed the provinces, and threatened the city, of the successors of Constantine. ^32 [Footnote 27: See the Institutions, p. 141, to the end of the 1st book, and Sherefeddin, (l. v. c. 1 – 16,) to the entrance of Timour into Syria.]

    [Footnote 28: We have three copies of these hostile epistles in the Institutions, (p. 147,) in Sherefeddin, (l. v. c. 14,) and in Arabshah, (tom. ii. c. 19 p. 183 – 201;) which agree with each other in the spirit and substance rather than in the style. It is probable, that they have been translated, with various latitude, from the Turkish original into the Arabic and Persian tongues.

    Note: Von Hammer considers the letter which Gibbon inserted

    in the text to be spurious. On the various copies of these letters, see his note, p 11 – 16. – M.]

    [Footnote 29: The Mogul emir distinguishes himself and his countrymen by the name of Turks, and stigmatizes the race and nation of Bajazet with the less honorable epithet of Turkmans. Yet I do not understand how the Ottomans could be descended from a Turkman sailor; those inland shepherds were so remote from the sea, and all maritime affairs.

    Note: Price translated the word pilot or boatman. – M.]

    [Footnote 30: According to the Koran, (c. ii. p. 27, and Sale’s Discourses, p. 134,) Mussulman who had thrice divorced his wife, (who had thrice repeated the words of a divorce,) could not take her again, till after she had been married to, and repudiated by, another husband; an ignominious transaction, which it is needless to aggravate, by supposing that the first husband must see her enjoyed by a second before his face, (Rycaut’s State of the Ottoman Empire, l. ii. c. 21.)]

    [Footnote 31: The common delicacy of the Orientals, in never speaking of their women, is ascribed in a much higher degree by Arabshah to the Turkish nations; and it is remarkable enough, that Chalcondyles (l. ii. p. 55) had some knowledge of the prejudice and the insult.

    Note: See Von Hammer, p. 308, and note, p. 621. – M.]

    [Footnote !: Still worse barbarities were perpetrated on these brave men. Von Hammer, vol. i. p. 295. – M.]

    [Footnote 32: For the style of the Moguls, see the Institutions, (p. 131, 147,) and for the Persians, the Bibliotheque Orientale, (p. 882;) but I do not find that the title of Caesar has been applied by the Arabians, or assumed by the Ottomans themselves.]

    Chapter LXV: Elevation Of Timour Or Tamerlane, And His Death

    Part II.

    The military republic of the Mamalukes still reigned in

    Egypt and Syria: but the dynasty of the Turks was overthrown by that of the Circassians; ^33 and their favorite Barkok, from a slave and a prisoner, was raised and restored to the throne. In the midst of rebellion and discord, he braved the menaces, corresponded with the enemies, and detained the ambassadors, of the Mogul, who patiently expected his decease, to revenge the crimes of the father on the feeble reign of his son Farage. The Syrian emirs ^34 were assembled at Aleppo to repel the invasion: they confided in the fame and discipline of the Mamalukes, in the temper of their swords and lances of the purest steel of Damascus, in the strength of their walled cities, and in the populousness of sixty thousand villages; and instead of sustaining a siege, they threw open their gates, and arrayed their forces in the plain. But these forces were not cemented by virtue and union; and some powerful emirs had been seduced to desert or betray their more loyal companions. Timour’s front was covered with a line of Indian elephants, whose turrets were filled with archers and Greek fire: the rapid evolutions of his cavalry completed the dismay and disorder; the Syrian crowds fell back on each

    other: many thousands were stifled or slaughtered in the entrance of the great street; the Moguls entered with the fugitives; and after a short defence, the citadel, the impregnable citadel of Aleppo, was surrendered by cowardice or treachery. Among the suppliants and captives, Timour distinguished the doctors of the law, whom he invited to the dangerous honor of a personal conference. ^35 The Mogul prince was a zealous Mussulman; but his Persian schools had taught him to revere the memory of Ali and Hosein; and he had imbibed a deep prejudice against the Syrians, as the enemies of the son of the daughter of the apostle of God. To these doctors he proposed a captious question, which the casuists of Bochara, Samarcand, and Herat, were incapable of resolving. “Who are the true martyrs, of those who are slain on my side, or on that of my enemies?” But he was silenced, or satisfied, by the dexterity of one of the cadhis of Aleppo, who replied in the words of Mahomet himself, that the motive, not the ensign, constitutes the martyr; and that the Moslems of either party, who fight only for the glory of God, may deserve that sacred appellation. The true succession of the caliphs was a controversy of a still more delicate nature; and the frankness of a doctor, too honest for his situation, provoked the emperor to exclaim, “Ye are as false as those of Damascus: Moawiyah was a usurper, Yezid a tyrant, and Ali alone is the lawful successor of the prophet.” A prudent explanation restored his tranquillity; and he passed to a more familiar topic of conversation. “What is your age?” said he to the cadhi. “Fifty years.” – “It would be the age of my eldest son: you see me here (continued Timour) a poor lame, decrepit mortal. Yet by my arm has the Almighty been pleased to subdue the kingdoms of Iran, Touran, and the Indies. I am not a man of blood; and God is my witness, that in all my wars I have never been the aggressor, and that my enemies have always been the authors of their own calamity.” During this peaceful conversation the streets of Aleppo streamed with blood, and reechoed with the cries of mothers and children, with the shrieks of violated virgins. The rich plunder that was abandoned to his soldiers might stimulate their avarice; but their cruelty was enforced by the peremptory command of producing an adequate

    number of heads, which, according to his custom, were curiously piled in columns and pyramids: the Moguls celebrated the feast of victory, while the surviving Moslems passed the night in tears and in chains. I shall not dwell on the march of the destroyer from Aleppo to Damascus, where he was rudely encountered, and almost overthrown, by the armies of Egypt. A retrograde motion was imputed to his distress and despair: one of his nephews deserted to the enemy; and Syria rejoiced in the tale of his defeat, when the sultan was driven by the revolt of the Mamalukes to escape with precipitation and shame to his palace of Cairo. Abandoned by their prince, the inhabitants of Damascus still defended their walls; and Timour consented to raise the siege, if they would adorn his retreat with a gift or ransom; each article of nine pieces. But no sooner had he introduced himself into the city, under color of a truce, than he perfidiously violated the treaty; imposed a contribution of ten millions of gold; and animated his troops to chastise the posterity of those Syrians who had executed, or approved, the murder of the grandson of Mahomet. A family which had given honorable burial to the head of Hosein, and a colony of artificers, whom he sent to labor at Samarcand, were alone reserved in the general massacre, and after a period of seven centuries, Damascus was reduced to ashes, because a Tartar was moved by religious zeal to avenge the blood of an Arab. The losses and fatigues of the campaign obliged Timour to renounce the conquest of Palestine and Egypt; but in his return to the Euphrates he delivered Aleppo to the flames; and justified his pious motive by the pardon and reward of two thousand sectaries of Ali, who were desirous to visit the tomb of his son.

    I have expatiated on the personal anecdotes which mark the character of the Mogul hero; but I shall briefly mention, ^36 that he erected on the ruins of Bagdad a pyramid of ninety thousand heads; again visited Georgia; encamped on the banks of Araxes; and proclaimed his resolution of marching against the Ottoman emperor. Conscious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war, he collected his forces from every province: eight hundred thousand men were enrolled on his military list; ^37

    but the splendid commands of five, and ten, thousand horse, may be rather expressive of the rank and pension of the chiefs, than of the genuine number of effective soldiers. ^38 In the pillage of Syria, the Moguls had acquired immense riches: but the delivery of their pay and arrears for seven years more firmly attached them to the Imperial standard.

    [Footnote 33: See the reigns of Barkok and Pharadge, in M. De Guignes, (tom. iv. l. xxii.,) who, from the Arabic texts of Aboulmahasen, Ebn (Schounah, and Aintabi, has added some facts to our common stock of materials.] [Footnote 34: For these recent and domestic transactions, Arabshah, though a partial, is a credible, witness, (tom. i. c. 64 – 68, tom. ii. c. 1 – 14.) Timour must have been odious to a Syrian; but the notoriety of facts would have obliged him, in some measure, to respect his enemy and himself. His bitters may correct the luscious sweets of Sherefeddin, (l. v. c. 17 – 29)] [Footnote 35: These interesting conversations appear to have been copied by Arabshah (tom. i. c. 68, p. 625 – 645) from the cadhi and historian Ebn Schounah, a principal actor. Yet how could he be alive seventy-five years afterwards? (D’Herbelot, p. 792.)]

    [Footnote 36: The marches and occupations of Timour between the Syrian and Ottoman wars are represented by Sherefeddin (l. v. c. 29 – 43) and Arabshah, (tom. ii. c. 15 – 18.)]

    [Footnote 37: This number of 800,000 was extracted by Arabshah, or rather by Ebn Schounah, ex rationario Timuri, on the faith of a Carizmian officer, (tom. i. c. 68, p. 617;) and it is remarkable enough, that a Greek historian (Phranza, l. i. c. 29) adds no more than 20,000 men. Poggius reckons 1,000,000; another Latin contemporary (Chron. Tarvisianum, apud Muratori, tom. xix. p. 800) 1,100,000; and the enormous sum of 1,600,000 is attested by a German soldier, who was present at the battle of Angora, (Leunclay. ad Chalcondyl. l. iii. p. 82.) Timour, in his Institutions, has not deigned to calculate his troops, his subjects, or his revenues.]

    [Footnote 38: A wide latitude of non-effectives was allowed by the Great Mogul for his own pride and the benefit of his officers. Bernier’s patron was Penge-Hazari, commander of 5000 horse; of which he maintained no more than 500, (Voyages, tom. i. p. 288, 289.)]

    During this diversion of the Mogul arms, Bajazet had two

    years to collect his forces for a more serious encounter. They consisted of four hundred thousand horse and foot, ^39 whose merit and fidelity were of an unequal complexion. We may discriminate the Janizaries, who have been gradually raised to an establishment of forty thousand men; a national cavalry, the Spahis of modern times; twenty thousand cuirassiers of Europe, clad in black and impenetrable armor; the troops of Anatolia, whose princes had taken refuge in the camp of Timour, and a colony of Tartars, whom he had driven from Kipzak, and to whom Bajazet had assigned a settlement in the plains of Adrianople. The fearless confidence of the sultan urged him to meet his antagonist; and, as if he had chosen that spot for revenge, he displayed his banner near the ruins of the unfortunate Suvas. In the mean while, Timour moved from the Araxes through the countries of Armenia and Anatolia: his boldness was secured by the wisest precautions; his speed was guided by order and discipline; and the woods, the mountains, and the rivers, were diligently explored by the flying squadrons, who marked his road and preceded his standard. Firm in his plan of fighting in the heart of the Ottoman kingdom, he avoided their camp; dexterously inclined to the left; occupied Caesarea; traversed the salt desert and the River Halys; and invested Angora: while the sultan, immovable and ignorant in his post, compared the Tartar swiftness to the crawling of a snail; ^40 he returned on the wings of indignation to the relief of Angora: and as both generals were alike impatient for action, the plains round that city were the scene of a memorable battle, which has immortalized the glory of Timour and the shame of Bajazet. For this signal victory the Mogul emperor was indebted to himself, to the genius of the moment, and the discipline of

    thirty years. He had improved the tactics, without violating the manners, of his nation, ^41 whose force still consisted in the missile weapons, and rapid evolutions, of a numerous cavalry. From a single troop to a great army, the mode of attack was the same: a foremost line first advanced to the charge, and was supported in a just order by the squadrons of the great vanguard. The general’s eye watched over the field, and at his command the front and rear of the right and left wings successively moved forwards in their several divisions, and in a direct or oblique line: the enemy was pressed by eighteen or twenty attacks; and each attack afforded a chance of victory. If they all proved fruitless or unsuccessful, the occasion was worthy of the emperor himself, who gave the signal of advancing to the standard and main body, which he led in person. ^42 But in the battle of Angora, the main body itself was supported, on the flanks and in the rear, by the bravest squadrons of the reserve, commanded by the sons and grandsons of Timour. The conqueror of Hindostan ostentatiously showed a line of elephants, the trophies, rather than the instruments, of victory; the use of the Greek fire was familiar to the Moguls and Ottomans; but had they borrowed from Europe the recent invention of gunpowder and cannon, the artificial thunder, in the hands of either nation, must have turned the fortune of the day. ^43 In that day Bajazet displayed the qualities of a soldier and a chief: but his genius sunk under a stronger ascendant; and, from various motives, the greatest part of his troops failed him in the decisive moment. His rigor and avarice ^* had provoked a mutiny among the Turks; and even his son Soliman too hastily withdrew from the field. The forces of Anatolia, loyal in their revolt, were drawn away to the banners of their lawful princes. His Tartar allies had been tempted by the letters and emissaries of Timour; ^44 who reproached their ignoble servitude under the slaves of their fathers; and offered to their hopes the dominion of their new, or the liberty of their ancient, country. In the right wing of Bajazet the cuirassiers of Europe charged, with faithful hearts and irresistible arms: but these men of iron were soon broken by an artful flight and headlong pursuit; and the Janizaries, alone, without cavalry or missile

    weapons, were encompassed by the circle of the Mogul hunters. Their valor was at length oppressed by heat, thirst, and the weight of numbers; and the unfortunate sultan, afflicted with the gout in his hands and feet, was transported from the field on the fleetest of his horses. He was pursued and taken by the titular khan of Zagatai; and, after his capture, and the defeat of the Ottoman powers, the kingdom of Anatolia submitted to the conqueror, who planted his standard at Kiotahia, and dispersed on all sides the ministers of rapine and destruction. Mirza Mehemmed Sultan, the eldest and best beloved of his grandsons, was despatched to Boursa, with thirty thousand horse; and such was his youthful ardor, that he arrived with only four thousand at the gates of the capital, after performing in five days a march of two hundred and thirty miles. Yet fear is still more rapid in its course; and Soliman, the son of Bajazet, had already passed over to Europe with the royal treasure. The spoil, however, of the palace and city was immense: the inhabitants had escaped; but the buildings, for the most part of wood, were reduced to ashes From Boursa, the grandson of Timour advanced to Nice, ever yet a fair and flourishing city; and the Mogul squadrons were only stopped by the waves of the Propontis. The same success attended the other mirzas and emirs in their excursions; and Smyrna, defended by the zeal and courage of the Rhodian knights, alone deserved the presence of the emperor himself. After an obstinate defence, the place was taken by storm: all that breathed was put to the sword; and the heads of the Christian heroes were launched from the engines, on board of two carracks, or great ships of Europe, that rode at anchor in the harbor. The Moslems of Asia rejoiced in their deliverance from a dangerous and domestic foe; and a parallel was drawn between the two rivals, by observing that Timour, in fourteen days, had reduced a fortress which had sustained seven years the siege, or at least the blockade, of Bajazet. ^45

    [Footnote 39: Timour himself fixes at 400,000 men the Ottoman army, (Institutions, p. 153,) which is reduced to 150,000 by Phranza, (l. i. c. 29,) and swelled by the German

    soldier to 1,400,000. It is evident that the Moguls were the more numerous.]

    [Footnote 40: It may not be useless to mark the distances between Angora and the neighboring cities, by the journeys of the caravans, each of twenty or twenty-five miles; to Smyrna xx., to Kiotahia x., to Boursa x., to Caesarea, viii., to Sinope x., to Nicomed a ix., to Constantinople xii. or xiii., (see Tournefort, Voyage au Levant, tom. ii. lettre xxi.)]

    [Footnote 41: See the Systems of Tactics in the Institutions, which the English editors have illustrated with elaborate plans, (p. 373 – 407.)] [Footnote 42: The sultan himself (says Timour) must then put the foot of courage into the stirrup of patience. A Tartar metaphor, which is lost in the English, but preserved in the French, version of the Institutes, (p. 156, 157.)]

    [Footnote 43: The Greek fire, on Timour’s side, is attested by Sherefeddin, (l. v. c. 47;) but Voltaire’s strange suspicion, that some cannon, inscribed with strange characters, must have been sent by that monarch to Delhi, is refuted by the universal silence of contemporaries.]

    [Footnote *: See V. Hammer, vol. i. p. 310, for the singular hints which were conveyed to him of the wisdom of unlocking his hoarded treasures. – M.] [Footnote 44: Timour has dissembled this secret and important negotiation with the Tartars, which is indisputably proved by the joint evidence of the Arabian, (tom. i. c. 47, p. 391,) Turkish, (Annal. Leunclav. p. 321,) and Persian historians, (Khondemir, apud d’Herbelot, p. 882.)] [Footnote 45: For the war of Anatolia or Roum, I add some hints in the Institutions, to the copious narratives of Sherefeddin (l. v. c. 44 – 65) and Arabshah, (tom. ii. c. 20 – 35.) On this part only of Timour’s history it is lawful to quote the Turks, (Cantemir, p. 53 – 55, Annal. Leunclav. p. 320 – 322,) and the Greeks, (Phranza, l. i. c. 59, Ducas, c. 15 – 17, Chalcondyles, l. iii.)]

    The iron cage in which Bajazet was imprisoned by Tamerlane,

    so long and so often repeated as a moral lesson, is now rejected as a fable by the modern writers, who smile at the vulgar credulity. ^46 They appeal with confidence to the Persian history of Sherefeddin Ali, which has been given to our curiosity in a French version, and from which I shall collect and abridge a more specious narrative of this memorable transaction. No sooner was Timour informed that the captive Ottoman was at the door of his tent, than he graciously stepped forwards to receive him, seated him by his side, and mingled with just reproaches a soothing pity for his rank and misfortune. “Alas!” said the emperor, “the decree of fate is now accomplished by your own fault; it is the web which you have woven, the thorns of the tree which yourself have planted. I wished to spare, and even to assist, the champion of the Moslems; you braved our threats; you despised our friendship; you forced us to enter your kingdom with our invincible armies. Behold the event. Had you vanquished, I am not ignorant of the fate which you reserved for myself and my troops. But I disdain to retaliate: your life and honor are secure; and I shall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God by my clemency to man.” The royal captive showed some signs of repentance, accepted the humiliation of a robe of honor, and embraced with tears his son Mousa, who, at his request, was sought and found among the captives of the field. The Ottoman princes were lodged in a splendid pavilion; and the respect of the guards could be surpassed only by their vigilance. On the arrival of the harem from Boursa, Timour restored the queen Despina and her daughter to their father and husband; but he piously required, that the Servian princess, who had hitherto been indulged in the profession of Christianity, should embrace without delay the religion of the prophet. In the feast of victory, to which Bajazet was invited, the Mogul emperor placed a crown on his head and a sceptre in his hand, with a solemn assurance of restoring him with an increase of glory to the throne of his ancestors. But the effect of his promise was disappointed by the sultan’s untimely

    death: amidst the care of the most skilful physicians, he expired of an apoplexy at Akshehr, the Antioch of Pisidia, about nine months after his defeat. The victor dropped a tear over his grave: his body, with royal pomp, was conveyed to the mausoleum which he had erected at Boursa; and his son Mousa, after receiving a rich present of gold and jewels, of horses and arms, was invested by a patent in red ink with the kingdom of Anatolia. [Footnote 46: The scepticism of Voltaire (Essai sur l’Histoire Generale, c. 88) is ready on this, as on every occasion, to reject a popular tale, and to diminish the magnitude of vice and virtue; and on most occasions his incredulity is reasonable.]

    Such is the portrait of a generous conqueror, which has been

    extracted from his own memorials, and dedicated to his son and grandson, nineteen years after his decease; ^47 and, at a time when the truth was remembered by thousands, a manifest falsehood would have implied a satire on his real conduct. Weighty indeed is this evidence, adopted by all the Persian histories; ^48 yet flattery, more especially in the East, is base and audacious; and the harsh and ignominious treatment of Bajazet is attested by a chain of witnesses, some of whom shall be produced in the order of their time and country. 1. The reader has not forgot the garrison of French, whom the marshal Boucicault left behind him for the defence of Constantinople. They were on the spot to receive the earliest and most faithful intelligence of the overthrow of their great adversary; and it is more than probable, that some of them accompanied the Greek embassy to the camp of Tamerlane. From their account, the hardships of the prison and death of Bajazet are affirmed by the marshal’s servant and historian, within the distance of seven years. ^49 2. The name of Poggius the Italian ^50 is deservedly famous among the revivers of learning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His elegant dialogue on the vicissitudes of fortune ^51 was composed in his fiftieth year, twenty-eight years after the Turkish victory of Tamerlane; ^52 whom he celebrates as not inferior to the illustrious Barbarians of antiquity. Of his exploits and discipline Poggius

    was informed by several ocular witnesses; nor does he forget an example so apposite to his theme as the Ottoman monarch, whom the Scythian confined like a wild beast in an iron cage, and exhibited a spectacle to Asia. I might add the authority of two Italian chronicles, perhaps of an earlier date, which would prove at least that the same story, whether false or true, was imported into Europe with the first tidings of the revolution. ^53 3. At the time when Poggius flourished at Rome, Ahmed Ebn Arabshah composed at Damascus the florid and malevolent history of Timour, for which he had collected materials in his journeys over Turkey and Tartary. ^54 Without any possibl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Latin and the Arabian writer, they agree in the fact of the iron cage; and their agreement is a striking proof of their common veracity. Ahmed Arabshah likewise relates another outrage, which Bajazet endured, of a more domestic and tender nature. His indiscreet mention of women and divorces was deeply resented by the jealous Tartar: in the feast of victory the wine was served by female cupbearers, and the sultan beheld his own concubines and wives confounded among the slaves, and exposed without a veil to the eyes of intemperance. To escape a similar indignity, it is said that his successors, except in a single instance, have abstained from legitimate nuptials; and the Ottoman practice and belief, at least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is asserted by the observing Busbequius, ^55 ambassador from the court of Vienna to the great Soliman. 4. Such is the separation of language, that the testimony of a Greek is not less independent than that of a Latin or an Arab. I suppress the names of Chalcondyles and Ducas, who flourished in the latter period, and who speak in a less positive tone; but more attention is due to George Phranza, ^56 protovestiare of the last emperors, and who was born a year before the battle of Angora. Twenty-two years after that event, he was sent ambassador to Amurath the Second; and the historian might converse with some veteran Janizaries, who had been made prisoners with the sultan, and had themselves seen him in his iron cage. 5. The last evidence, in every sense, is that of the Turkish annals, which have been consulted or transcribed by Leunclavius, Pocock, and Cantemir. ^57 They

    unanimously deplore the captivity of the iron cage; and some credit may be allowed to national historians, who cannot stigmatize the Tartar without uncovering the shame of their king and country. [Footnote 47: See the History of Sherefeddin, (l. v. c. 49, 52, 53, 59, 60.) This work was finished at Shiraz, in the year 1424, and dedicated to Sultan Ibrahim, the son of Sharokh, the son of Timour, who reigned in Farsistan in his father’s lifetime.]

    [Footnote 48: After the perusal of Khondemir, Ebn Schounah, &c., the learned D’Herbelot (Bibliot. Orientale, p. 882) may affirm, that this fable is not mentioned in the most authentic histories; but his denial of the visible testimony of Arabshah leaves some room to suspect his accuracy.] [Footnote 49: Et fut lui-meme (Bajazet) pris, et mene en prison, en laquelle mourut de dure mort! Memoires de Boucicault, P. i. c. 37. These Memoirs were composed while the marshal was still governor of Genoa, from whence he was expelled in the year 1409, by a popular insurrection, (Muratori, Annali d’Italia, tom. xii. p. 473, 474.)]

    [Footnote 50: The reader will find a satisfactory account of 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Poggius in the Poggiana, an entertaining work of M. Lenfant, and in the Bibliotheca Latina Mediae et Infimae Aetatis of Fabricius, (tom. v. p. 305 – 308.) Poggius was born in the year 1380, and died in 1459.] [Footnote 51: The dialogue de Varietate Fortunae, (of which a complete and elegant edition has been published at Paris in 1723, in 4to.,) was composed a short time before the death of Pope Martin V., (p. 5,) and consequently about the end of the year 1430.]

    [Footnote 52: See a splendid and eloquent encomium of Tamerlane, p. 36 – 39 ipse enim novi (says Poggius) qui fuere in ejus castris . . . . Regen vivum cepit, caveaque in modum ferae inclusum per omnem Asian circumtulit egregium admirandumque spectaculum fortunae.]

    [Footnote 53: The Chronicon Tarvisianum, (in Muratori, Script. Rerum Italicarum tom. xix. p. 800,) and the Annales Estenses, (tom. xviii. p. 974.) The two authors, Andrea de Redusiis de

    Quero, and James de Delayto, were both contemporaries, and both chancellors, the one of Trevigi, the other of Ferrara. The evidence of the former is the most positive.] [Footnote 54: See Arabshah, tom. ii. c. 28, 34. He travelled in regiones Romaeas, A. H. 839, (A.D. 1435, July 27,) tom. i. c. 2, p. 13.] [Footnote 55: Busbequius in Legatione Turcica, epist. i. p. 52. Yet his respectable authority is somewhat shaken by the subsequent marriages of Amurath II. with a Servian, and of Mahomet II. with an Asiatic, princess, (Cantemir, p. 83, 93.)]

    [Footnote 56: See the testimony of George Phranza, (l. i. c. 29,) and his life in Hanckius (de Script. Byzant. P. i. c. 40.) Chalcondyles and Ducas speak in general terms of Bajazet’s chains.]

    [Footnote 57: Annales Leunclav. p. 321. Pocock, Prolegomen. ad Abulpharag Dynast. Cantemir, p. 55.

    Note: Von Hammer, p. 318, cites several authorities unknown

    to Gibbon – M]

    From these opposite premises, a fair and moderate conclusion

    may be deduced. I am satisfied that Sherefeddin Ali has faithfully described the first ostentatious interview, in which the conqueror, whose spirits were harmonized by success, affected the character of generosity. But his mind was insensibly alienated by the unseasonable arrogance of Bajazet; the complaints of his enemies, the Anatolian princes, were just and vehement; and Timour betrayed a design of leading his royal captive in triumph to Samarcand. An attempt to facilitate his escape, by digging a mine under the tent, provoked the Mogul emperor to impose a harsher restraint; and in his perpetual marches, an iron cage on a wagon might be invented, not as a wanton insult, but as a rigorous precaution. Timour had read in some fabulous history a similar treatment of one of his predecessors, a king of Persia; and Bajazet was condemned to represent the person, and expiate the guilt, of

    the Roman Caesar ^58 ^* But the strength of his mind and body fainted under the trial, and his premature death might, without injustice, be ascribed to the severity of Timour. He warred not with the dead: a tear and a sepulchre were all that he could bestow on a captive who was delivered from his power; and if Mousa, the son of Bajazet, was permitted to reign over the ruins of Boursa,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province of Anatolia had been restored by the conqueror to their lawful sovereigns.

    [Footnote 58: Sapor, king of Persia, had been made prisoner, and enclosed in the figure of a cow’s hide by Maximian or Galerius Caesar. Such is the fable related by Eutychius, (Annal. tom. i. p. 421, vers. Pocock. The recollection of the true history (Decline and Fall, &c., vol. ii. p 140 – 152) will teach us to appreciate the knowledge of the Orientals of the ages which precede the Hegira.]

    [Footnote *: Von Hammer’s explanation of this contested point is both simple and satisfactory. It originates in a mistake in the meaning of the Turkish word kafe, which means a covered litter or palanquin drawn by two horses, and is generally used to convey the harem of an Eastern monarch. In such a litter, with the lattice-work made of iron, Bajazet either chose or was constrained to travel. This was either mistaken for, or transformed by, ignorant relaters into a cage. The European Schiltberger, the two oldest of the Turkish historians, and the most valuable of the later compilers, Seadeddin, describe this litter. Seadeddin discusses the question with some degree of historical criticism, and ascribes the choice of such a vehicle to the indignant state of Bajazet’s mind, which would not brook the sight of his Tartar conquerors. Von Hammer, p. 320. – M.]

    From the Irtish and Volga to the Persian Gulf, and from the

    Ganges to Damascus and the Archipelago, Asia was in the hand of Timour: his armies were invincible, his ambition was boundless, and his zeal might aspire to conquer and convert

    the Christian kingdoms of the West, which already trembled at his name. He touched the utmost verge of the land; but an insuperable, though narrow, sea rolled between the two continents of Europe and Asia; ^59 and the lord of so many tomans, or myriads, of horse, was not master of a single galley. The two passages of the Bosphorus and Hellespont, of Constantinople and Gallipoli, were possessed, the one by the Christians, the other by the Turks. On this great occasion, they forgot the difference of religion, to act with union and firmness in the common cause: the double straits were guarded with ships and fortifications; and they separately withheld the transports which Timour demanded of either nation, under the pretence of attacking their enemy. At the same time, they soothed his pride with tributary gifts and suppliant embassies, and prudently tempted him to retreat with the honors of victory. Soliman, the son of Bajazet, implored his clemency for his father and himself; accepted, by a red patent, the investiture of the kingdom of Romania, which he already held by the sword; and reiterated his ardent wish, of casting himself in person at the feet of the king of the world. The Greek emperor ^60 (either John or Manuel) submitted to pay the same tribute which he had stipulated with the Turkish sultan, and ratified the treaty by an oath of allegiance, from which he could absolve his conscience so soon as the Mogul arms had retired from Anatolia. But the fears and fancy of nations ascribed to the ambitious Tamerlane a new design of vast and romantic compass; a design of subduing Egypt and Africa, marching from the Nile to the Atlantic Ocean, entering Europe by the Straits of Gibraltar, and, after imposing his yoke on the kingdoms of Christendom, of returning home by the deserts of Russia and Tartary. This remote, and perhaps imaginary, danger was averted by the submission of the sultan of Egypt: the honors of the prayer and the coin attested at Cairo the supremacy of Timour; and a rare gift of a giraffe, or camelopard, and nine ostriches, represented at Samarcand the tribute of the African world. Our imagination is not less astonished by the portrait of a Mogul, who, in his camp before Smyrna, meditates, and almost accomplishes, the invas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 ^61 Timour was urged to this enterprise

    by national honor and religious zeal. The torrents which he had shed of Mussulman blood could be expiated only by an equal destruction of the infidels; and as he now stood at the gates of paradise, he might best secure his glorious entrance by demolishing the idols of China, founding mosques in every city, and establishing the profession of faith in one God, and his prophet Mahomet. The recent expulsion of the house of Zingis was an insult on the Mogul name; and the disorders of the empire afforded the fairest opportunity for revenge. The illustrious Hongvou, founder of the dynasty of Ming, died four years before the battle of Angora; and his grandson, a weak and unfortunate youth, was burnt in his palace, after a million of Chinese had perished in the civil war. ^62 Before he evacuated Anatolia, Timour despatched beyond the Sihoon a numerous army, or rather colony, of his old and new subjects, to open the road, to subdue the Pagan Calmucks and Mungals, and to found cities and magazines in the desert; and, by the diligence of his lieutenant, he soon received a perfect map and description of the unknown regions, from the source of the Irtish to the wall of China. During these preparations, the emperor achieved the final conquest of Georgia; passed the winter on the banks of the Araxes; appeased the troubles of Persia; and slowly returned to his capital, after a campaign of four years and nine months. [Footnote 59: Arabshah (tom. ii. c. 25) describes, like a curious traveller, the Straits of Gallipoli and Constantinople. To acquire a just idea of these events, I have compared the narratives and prejudices of the Moguls, Turks, Greeks, and Arabians. The Spanish ambassador mentions this hostile union of the Christians and Ottomans, (Vie de Timour, p. 96.)]

    [Footnote 60: Since the name of Caesar had been transferred to the sultans of Roum, the Greek princes of Constantinople (Sherefeddin, l. v. c. 54 were confounded with the Christian lords of Gallipoli, Thessalonica, &c. under the title of Tekkur, which is derived by corruption from the genitive, (Cantemir, p. 51.)]

    [Footnote 61: See Sherefeddin, l. v. c. 4, who marks, in a just itinerary, the road to China, which Arabshah (tom. ii. c. 33) paints in vague and rhetorical colors.]

    [Footnote 62: Synopsis Hist. Sinicae, p. 74 – 76, (in the ivth part of the Relations de Thevenot,) Duhalde, Hist. de la Chine, (tom. i. p. 507, 508, folio edition;) and for the Chronology of the Chinese emperors, De Guignes, Hist. des Huns, (tom. i. p. 71, 72.)]

    Chapter LXV: Elevation Of Timour Or Tamerlane, And His Death. Part III.

    On the throne of Samarcand, ^63 he displayed, in a short repose, his magnificence and power; listened to the complaints of the people; distributed a just measure of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employed his riches in the architecture of palaces and temples; and gave audience to the ambassadors of Egypt, Arabia, India, Tartary, Russia, and Spain, the last of whom presented a suit of tapestry which eclipsed the pencil of the Oriental artists. The marriage of six of the emperor’s grandsons was esteemed an act of religion as well as of paternal tenderness; and the pomp of the ancient caliphs was revived in their nuptials. They were celebrated in the gardens of Canighul, decorated with innumerable tents and pavilions, which displayed the luxury of a great city and the spoils of a victorious camp. Whole forests were cut down to supply fuel for the kitchens; the plain was spread with pyramids of meat, and vases of every liquor, to which thousands of guests were courteously invited: the orders of the state, and the nations of the earth, were marshalled at the royal banquet; nor were the ambassadors of Europe (says the haughty Persian) excluded from the feast; since even the casses, the smallest of fish, find

    their place in the ocean. ^64 The public joy was testified by illuminations and masquerades; the trades of Samarcand passed in review; and every trade was emulous to execute some quaint device, some marvellous pageant, with the materials of their peculiar art. After the marriage contracts had been ratified by the cadhis, the bride-grooms and their brides retired to the nuptial chambers: nine times, according to the Asiatic fashion, they were dressed and undressed; and at each change of apparel, pearls and rubies were showered on their heads, and contemptuously abandoned to their attendants. A general indulgence was proclaimed: every law was relaxed, every pleasure was allowed; the people was free, the sovereign was idle; and the historian of Timour may remark, that, after devoting fifty years to the attainment of empire, the only happy period of his life were the two months in which he ceased to exercise his power. But he was soon awakened to the cares of government and war. The standard was unfurled for the invasion of China: the emirs made their report of two hundred thousand, the select and veteran soldiers of Iran and Touran: their baggage and provisions were transported by five hundred great wagons, and an immense train of horses and camels; and the troops might prepare for a long absence, since more than six months were employed in the tranquil journey of a caravan from Samarcand to Pekin. Neither age, nor the severity of the winter, could retard the impatience of Timour; he mounted on horseback, passed the Sihoon on the ice, marched seventy-six parasangs, three hundred miles, from his capital, and pitched his last camp in the neighborhood of Otrar, where he was expected by the angel of death. Fatigue, and the indiscreet use of iced water, accelerated the progress of his fever; and the conqueror of Asia expired in the seventieth year of his age, thirty-five years after he had ascended the throne of Zagatai. His designs were lost; his armies were disbanded; China was saved; and fourteen years after his decease, the most powerful of his children sent an embassy of friendship and commerce to the court of Pekin. ^65 [Footnote 63: For the return, triumph, and death of Timour, see Sherefeddin (l. vi. c. 1 – 30) and Arabshah, (tom. ii. c. 36 – 47.)]

    [Footnote 64: Sherefeddin (l. vi. c. 24) mentions the ambassadors of one of the most potent sovereigns of Europe. We know that it was Henry III. king of Castile; and the curious relation of his two embassies is still extant, (Mariana, Hist. Hispan. l. xix. c. 11, tom. ii. p. 329, 330. Avertissement a l’Hist. de Timur Bec, p. 28 – 33.) There appears likewise to have been som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Mogul emperor and the court of Charles VII. king of France, (Histoire de France, par Velly et Villaret, tom. xii. p. 336.)] [Footnote 65: See the translation of the Persian account of their embassy, a curious and original piece, (in the ivth part of the Relations de Thevenot.) They presented the emperor of China with an old horse which Timour had formerly rode. It was in the year 1419 that they departed from the court of Herat, to which place they returned in 1422 from Pekin.]

    The fame of Timour has pervaded the East and West: his posterity is still invested with the Imperial title; and the admiration of his subjects, who revered him almost as a deity, may be justified in some degree by the praise or confession of his bitterest enemies. ^66 Although he was lame of a hand and foot, his form and stature were not unworthy of his rank; and his vigorous health, so essential to himself and to the world, was corroborated by temperance and exercise. In his familiar discourse he was grave and modest, and if he was ignorant of the Arabic language, he spoke with fluency and elegance the Persian and Turkish idioms. It was his delight to converse with the learned on topics of history and science; and the amusement of his leisure hours was the game of chess, which he improved or corrupted with new refinements. ^67 In his religion he was a zealous, though not perhaps an orthodox, Mussulman; ^68 but his sound understanding may tempt us to believe, that a superstitious reverence for omens and prophecies, for saints and astrologers, was only affected as an instrument of policy. In the government of a vast empire, he stood alone and absolute, without a rebel to oppose his power, a favorite to seduce his affections, or a minister to mislead his judgment. It was his firmest maxim, that whatever might be the consequence, the word of the prince should never be disputed or recalled; but his foes have maliciously observed, that the commands of anger and destruction were more strictly executed than those of beneficence and favor. His sons and grandsons, of whom Timour left six-and-thirty at his decease, were his first and most submissive subjects; and whenever they deviated from their duty, they were corrected,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Zingis, with the bastinade, and afterwards restored to honor and command. Perhaps his heart was not devoid of the social virtues; perhaps he was not incapable of loving his friends and pardoning his enemies; but the rules of morality are founded on the public interest; and it may be sufficient to applaud the wisdom of a monarch, for the liberality by which he is not impoverished, and for the justice by which he is strengthened and enriched. To maintain the harmony of authority and obedience, to chastise the proud, to protect the weak, to reward the deserving, to banish vice and idleness from his dominions, to secure the traveller and merchant, to restrain the depredations of the soldier, to cherish the labors of the husbandman, to encourage industry and learning, and, by an equal and moderate assessment, to increase the revenue, without increasing the taxes, are indeed the duties of a prince; but, in the discharge of these duties, he finds an ample and immediate recompense. Timour might boast, that, at his accession to the throne, Asia was the prey of anarchy and rapine, whilst under his prosperous monarchy a child, fearless and unhurt, might carry a purse of gold from the East to the West. Such was his confidence of merit, that from this reformation he derived an excuse for his victories, and a title to universal dominion. The four following observations will serve to appreciate his claim to the public gratitude; and perhaps we shall conclude, that the Mogul emperor was rather the scourge than the benefactor of mankind. 1. If some partial disorders, some local oppressions, were healed by the sword of Timour, the remedy was far more pernicious than the disease. By their rapine, cruelty, and discord, the petty tyrants of Persia might afflict their subjects; but whole nations were crushed under the footsteps of the reformer. The ground which had been occupied by flourishing cities was often marked by his abominable trophies, by columns, or pyramids, of human heads.

    Astracan, Carizme, Delhi, Ispahan, Bagdad, Aleppo, Damascus, Boursa, Smyrna, and a thousand others, were sacked, or burnt, or utterly destroyed, in his presence, and by his troops: and perhaps his conscience would have been startled, if a priest or philosopher had dared to number the millions of victims whom he had sacrificed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peace and order. ^69 2. His most destructive wars were rather inroads than conquests. He invaded Turkestan, Kipzak, Russia, Hindostan, Syria, Anatolia, Armenia, and Georgia, without a hope or a desire of preserving those distant provinces. From thence he departed laden with spoil; but he left behind him neither troops to awe the contumacious, nor magistrates to protect the obedient, natives. When he had broken the fabric of their ancient government, he abandoned them to the evils which his invasion had aggravated or caused; nor were these evils compensated by any present or possible benefits. 3. The kingdoms of Transoxiana and Persia were the proper field which he labored to cultivate and adorn, as the perpetual inheritance of his family. But his peaceful labors were often interrupted, and sometimes blasted, by the absence of the conqueror. While he triumphed on the Volga or the Ganges, his servants, and even his sons, forgot their master and their duty. The public and private injuries were poorly redressed by the tardy rigor of inquiry and punishment; and we must be content to praise the Institutions of Timour, as the specious idea of a perfect monarchy. 4. Whatsoever might be the blessings of his administration, they evaporated with his life. To reign, rather than to govern, was the ambition of his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70 the enemies of each other and of the people. A fragment of the empire was upheld with some glory by Sharokh, his youngest son; but after his decease, the scene was again involved in darkness and blood; and before the end of a century, Transoxiana and Persia were trampled by the Uzbeks from the north, and the Turkmans of the black and white sheep. The race of Timour would have

    been extinct, if a hero, his descendant in the fifth degree, had not fled before the Uzbek arms to the conquest of Hindostan. His successors (the great Moguls ^71) extended their sway from the mountains of Cashmir to Cape Comorin, and from Candahar to the Gulf of Bengal. Since the reign of Aurungzebe, their empire had been dissolved; their treasures of Delhi have been rifled by a Persian robber; and the richest of their kingdoms is now possessed by a company of Christian merchants, of a remote island in the Northern Ocean. [Footnote 66: From Arabshah, tom. ii. c. 96. The bright or softer colors are borrowed from Sherefeddin, D’Herbelot, and the Institutions.] [Footnote 67: His new system was multiplied from 32 pieces and 64 squares to 56 pieces and 110 or 130 squares; but, except in his court, the old game has been thought sufficiently elaborate. The Mogul emperor was rather pleased than hurt with the victory of a subject: a chess player will feel the value of this encomium!]

    [Footnote 68: See Sherefeddin, l. v. c. 15, 25. Arabshah tom. ii. c. 96, p. 801, 803) approves the impiety of Timour and the Moguls, who almost preferred to the Koran the Yacsa, or Law of Zingis, (cui Deus male dicat;) nor will he believe that Sharokh had abolished the use and authority of that Pagan code.] [Footnote 69: Besides the bloody passages of this narrative, I must refer to an anticipation in the third volume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which in a single note (p. 234, note 25) accumulates nearly 300,000 heads of the monuments of his cruelty. Except in Rowe’s play on the fifth of November, I did not expect to hear of Timour’s amiable moderation (White’s preface, p. 7.) Yet I can excuse a generous enthusiasm in the reader, and still more in the editor, of the Institutions.]

    [Footnote 70: Consult the last chapters of Sherefeddin and Arabshah, and M. De Guignes, (Hist. des Huns, tom. iv. l. xx.) Fraser’s History of Nadir Shah, (p. 1 – 62.) The story of Timour’s descendants is imperfectly told; and the second and third parts of Sherefeddin are unknown.]

    [Footnote 71: Shah Allum, the present Mogul, is in the fourteenth degree from Timour, by Miran Shah, his third son. See the second volume of Dow’s History of Hindostan.]

    Far different was the fate of the Ottoman monarchy. The massy trunk was bent to the ground, but no sooner did the hurricane pass away, than it again rose with fresh vigor and more lively vegetation. When Timour, in every sense, had evacuated Anatolia, he left the cities without a palace, a treasure, or a king. The open country was overspread with hordes of shepherds and robbers of Tartar or Turkman origin; the recent conquests of Bajazet were restored to the emirs, one of whom, in base revenge, demolished his sepulchre; and his five sons were eager, by civil discord, to consume the remnant of their patrimony. I shall enumerate their names in the order of their age and actions. ^72 1. It is doubtful, whether I relate the story of the true Mustapha, or of an impostor who personated that lost prince. He fought by his father’s side in the battle of Angora: but when the captive sultan was permitted to inquire for his children, Mousa alone could be found; and the Turkish historians, the slaves of the triumphant faction, are persuaded that his brother was confounded among the slain. If Mustapha escaped from that disastrous field, he was concealed twelve years from his friends and enemies; till he emerged in Thessaly, and was hailed by a numerous party, as the son and successor of Bajazet. His first defeat would have been his last, had not the true, or false, Mustapha been saved by the Greeks, and restored, after the decease of his brother Mahomet, to liberty and empire. A degenerate mind seemed to argue his spurious birth; and if, on the throne of Adrianople, he was adored as the Ottoman sultan, his flight, his fetters, and an ignominious gibbet, delivered the impostor to popular contempt. A similar character and claim was asserted by several rival pretenders: thirty persons are said to have suffered under the name of Mustapha; and these frequent executions may perhaps insinuate, that the Turkish court was not perfectly secure of the death of the lawful prince. 2. After his father’s captivity,

    Isa ^73 reigned for some time in the neighborhood of Angora, Sinope, and the Black Sea; and his ambassadors were dismissed from the presence of Timour with fair promises and honorable gifts. But their master was soon deprived of his province and life, by a jealous brother, the sovereign of Amasia; and the final event suggested a pious allusion, that the law of Moses and Jesus, of Isa and Mousa, had been abrogated by the greater Mahomet. 3. Soliman is not numbered in the list of the Turkish emperors: yet he checked the victorious progress of the Moguls; and after their departure, united for a while the thrones of Adrianople and Boursa. In war he was brave, active, and fortuntae; his courage was softened by clemency; but it was likewise inflamed by presumption, and corrupted by intemperance and idleness. He relaxed the nerves of discipline, in a government where either the subject or the sovereign must continually tremble: his vices alienated the chiefs of the army and the law; and his daily drunkenness, so contemptible in a prince and a man, was doubly odious in a disciple of the prophet.

    In the slumber of intoxication he was surprised by his brother Mousa; and as he fled from Adrianople towards the Byzantine capital, Soliman was overtaken and slain in a bath, ^* after a reign of seven years and ten months. 4. The investiture of Mousa degraded him as the slave of the Moguls: his tributary kingdom of Anatolia was confined within a narrow limit, nor could his broken militia and empty treasury contend with the hardy and veteran bands of the sovereign of Romania. Mousa fled in disguise from the palace of Boursa; traversed the Propontis in an open boat; wandered over the Walachian and Servian hills; and after some vain attempts, ascended the throne of Adrianople, so recently stained with the blood of Soliman. In a reign of three years and a half, his troops were victorious against the Christians of Hungary and the Morea; but Mousa was ruined by his timorous disposition and unseasonable clemency. After resigning the sovereignty of Anatolia, he fell a victim to the perfidy of his ministers, and the superior ascendant of his brother Mahomet. 5. The final victory of Mahomet was the just recompense of his prudence

    and moderation. Before his father’s captivity, the royal youth had been intrusted with the government of Amasia, thirty days’ journey from Constantinople, and the Turkish frontier against the Christians of Trebizond and Georgia. The castle, in Asiatic warfare, was esteemed impregnable; and the city of Amasia, ^74 which is equally divided by the River Iris, rises on either side in the form of an amphitheatre, and represents on a smaller scale the image of Bagdad. In his rapid career, Timour appears to have overlooked this obscure and contumacious angle of Anatolia; and Mahomet, without provoking the conqueror, maintained his silent independence, and chased from the province the last stragglers of the Tartar host. ^! He relieved himself from the dangerous neighborhood of Isa; but in the contests of their more powerful brethren his firm neutrality was respected; till, after the triumph of Mousa, he stood forth the heir and avenger of the unfortunate Soliman. Mahomet obtained Anatolia by treaty, and Romania by arms; and the soldier who presented him with the head of Mousa was rewarded as the benefactor of his king and country. The eight years of his sole and peaceful reign were usefully employed in banishing the vices of civil discord, and restoring on a firmer basis the fabric of the Ottoman monarchy. His last care was the choice of two viziers, Bajazet and Ibrahim, ^75 who might guide the youth of his son Amurath; and such was their union and prudence, that they concealed above forty days the emperor’s death, till the arrival of his successor in the palace of Boursa. A new war was kindled in Europe by the prince, or impostor, Mustapha; the first vizier lost his army and his head; but the more fortunate Ibrahim, whose name and family are still revered, extinguished the last pretender to the throne of Bajazet, and closed the scene of domestic hostility.

    [Footnote 72: The civil wars, from the death of Bajazet to that of Mustapha, are related, according to the Turks, by Demetrius Cantemir, (p. 58 – 82.) Of the Greeks, Chalcondyles, (l. iv. and v.,) Phranza, (l. i. c. 30 – 32,) and Ducas, (c. 18 – 27, the last is the most copious and best informed.] [Footnote 73: Arabshah, (tom. ii. c. 26,) whose testimony on this occasion is

    weighty and valuable. The existence of Isa (unknown to the Turks) is likewise confirmed by Sherefeddin, (l. v. c. 57.)]

    [Footnote *: He escaped from the bath, and fled towards Constantinople. Five mothers from a village, Dugundschi, whose inhabitants had suffered severely from the exactions of his officers, recognized and followed him. Soliman shot two of them, the others discharged their arrows in their turn the sultan fell and his head was cut off. V. Hammer, vol. i. p. 349. – M] [Footnote 74: Arabshah, loc. citat. Abulfeda, Geograph. tab. xvii. p. 302. Busbequius, epist. i. p. 96, 97, in Itinere C. P. et Amasiano.] [Footnote !: See his nine battles. V. Hammer, p. 339. – M.] [Footnote 75: The virtues of Ibrahim are praised by a contemporary Greek, (Ducas, c. 25.) His descendants are the sole nobles in Turkey: they content themselves with the administration of his pious foundations, are excused from public offices, and receive two annual visits from the sultan, (Cantemir, p. 76.)]

    In these conflicts, the wisest Turks, and indeed the body of the nation, were strongly attached to the unity of the empire; and Romania and Anatolia, so often torn asunder by private ambition, were animated by a strong and invincible tendency of cohesion. Their efforts might have instructed the Christian powers; and had they occupied, with a confederate fleet, the Straits of Gallipoli, the Ottomans, at least in Europe, must have been speedily annihilated. But the schism of the West, and the factions and wars of France and England, diverted the Latins from this generous enterprise: they enjoyed the present respite, without a thought of futurity; and were often tempted by a momentary interest to serve the common enemy of their religion. A colony of Genoese, ^76 which had been planted at Phocaea ^77 on the Ionian coast, was enriched by the lucrative monopoly of alum; ^78 and their tranquillity, under the Turkish empire, was secured by the annual payment of tribute. In the last civil war of the Ottomans, the Genoese governor, Adorno, a bold and ambitious youth, embraced the party of Amurath; and undertook, with seven stout galleys, to transport him from Asia to Europe. The sultan and five hundred guards embarked on board the admiral’s ship; which was manned by eight hundred of the bravest Franks. His life and liberty were in their hands; nor can we, without reluctance, applaud the fidelity of Adorno, who, in the midst of the passage, knelt before him, and gratefully accepted a discharge of his arrears of tribute. They landed in sight of Mustapha and Gallipoli; two thousand Italians, armed with lances and battle-axes, attended Amurath to the conquest of Adrianople; and this venal service was soon repaid by the ruin of the commerce and colony of Phocaea.

    [Footnote 76: See Pachymer, (l. v. c. 29,) Nicephorus Gregoras, (l. ii. c. 1,) Sherefeddin, (l. v. c. 57,) and Ducas, (c. 25.) The last of these, a curious and careful observer, is entitled, from his birth and station, to particular credit in all that concerns Ionia and the islands. Among the nations that resorted to New Phocaea, he mentions the English; an early evidence of Mediterranean trade.]

    [Footnote 77: For the spirit of navigation, and freedom of ancient Phocaea, or rather the Phocaeans, consult the first book of Herodotus, and the Geographical Index of his last and learned French translator, M. Larcher (tom. vii. p. 299.)]

    [Footnote 78: Phocaea is not enumerated by Pliny (Hist. Nat. xxxv. 52) among the places productive of alum: he reckons Egypt as the first, and for the second the Isle of Melos, whose alum mines are described by Tournefort, (tom. i. lettre iv.,) a traveller and a naturalist. After the loss of Phocaea, the Genoese, in 1459, found that useful mineral in the Isle of Ischia, (Ismael. Bouillaud, ad Ducam, c. 25.)]

    If Timour had generously marched at the request, and to the relief, of the Greek emperor, he might be entitled to the praise and gratitude of the Christians. ^79 But a Mussulman, who carried into Georgia the sword of persecution, and respected the holy warfare of Bajazet, was not disposed to pity or succor the idolaters of Europe. The Tartar followed the impulse of ambition; and the deliverance of Constantinople was the accidental consequence. When Manuel abdicated the government, it was his prayer, rather than his hope, that the ruin of the church and state might be delayed beyond his unhappy days; and after his return from a western pilgrimage, he expected every hour the news of the sad catastrophe. On a sudden, he was astonished and rejoiced by the intelligence of the retreat, the overthrow, and the captivity of the Ottoman. Manuel ^80 immediately sailed from Modon in the Morea; ascended the throne of Constantinople, and dismissed his blind competitor to an easy exile in the Isle of Lesbos. The ambassadors of the son of Bajazet were soon introduced to his presence; but their pride was fallen, their tone was modest: they were awed by the just apprehension, lest the Greeks should open to the Moguls the gates of Europe. Soliman saluted the emperor by the name of father; solicited at his hands the government or gift of Romania; and promised to deserve his favor by inviolable friendship, and the restitution of Thessalonica, with the most important places along the Strymon, the Propontis, and the Black Sea. The alliance of Soliman exposed the emperor to the enmity and revenge of Mousa: the Turks appeared in arms before the gates of Constantinople; but they were repulsed by sea and land; and unless the city was guarded by some foreign mercenaries, the Greeks must have wondered at their own triumph. But, instead of prolonging the division of the Ottoman powers, the policy or passion of Manuel was tempted to assist the most formidable of the sons of Bajazet.

    He concluded a treaty with Mahomet, whose progress was checked by the insuperable barrier of Gallipoli: the sultan and his troops were transported over the Bosphorus; he was hospitably entertained in the capital; and his successful sally was the first step to the conquest of Romania. The ruin was suspended by the prudence and moderation of the conqueror: he faithfully discharged his own obligations and those of Soliman, respected the laws of gratitude and peace; and left the emperor guardian of his two younger sons, in the vain hope of saving them from the jealous cruelty of their brother Amurath. But the execution of his last testament would have offended the national honor and religion; and the divan unanimously pronounced, that the royal youths should never be abandoned to the custody and education of a Christian dog. On this refusal, the Byzantine councils were divided; but the age and caution of Manuel yielded to the presumption of his son John; and they unsheathed a dangerous weapon of revenge, by dismissing the true or false Mustapha, who had long been detained as a captive and hostage, and for whose maintenance they received an annual pension of three hundred thousand aspers. ^81 At the door of his prison, Mustapha subscribed to every proposal; and the keys of Gallipoli, or rather of Europe, were stipulated as the price of his deliverance. But no sooner was he seated on the throne of Romania, than he dismissed the Greek ambassadors with a smile of contempt, declaring, in a pious tone, that, at the day of judgment, he would rather answer for the violation of an oath, than for the surrender of a Mussulman city into the hands of the infidels. The emperor was at once the enemy of the two rivals; from whom he had sustained, and to whom he had offered, an injury; and the victory of Amurath was followed, in the ensuing spring, by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82

    [Footnote 79: The writer who has the most abused this fabulous generosity, is our ingenious Sir William Temple, (his Works, vol. iii. p. 349, 350, octavo edition,) that lover of exotic virtue. After the conquest of Russia, &c., and the passage of the Danube, his Tartar hero relieves, visits, admires, and refuses the city of Constantine. His flattering pencil deviates in every line from the truth of history; yet his pleasing fictions are more excusable than the gross errors of Cantemir.]

    [Footnote 80: For the reigns of Manuel and John, of Mahomet I. and Amurath II., see the Othman history of Cantemir, (p. 70 – 95,) and the three Greeks, Chalcondyles, Phranza, and Ducas, who is still superior to his rivals.] [Footnote 81: The Turkish asper is, or was, a piece of white or silver money, at present much debased, but which was formerly equivalent to

    the 54th part, at least, of a Venetian ducat or sequin; and the 300,000 aspers, a princely allowance or royal tribute, may be computed at 2500l. sterling, (Leunclav. Pandect. Turc. p. 406 – 408.)

    Note: According to Von Hammer, this calculation is much too low. The asper was a century before the time of which writes, the tenth part of a ducat; for the same tribute which the Byzantine writers state at 300,000 aspers the Ottomans state at 30,000 ducats, about 15000l Note, vol. p. 636. – M]

    [Footnote 82: For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in 1422, see the particular and contemporary narrative of John Cananus, published by Leo Allatius, at the end of his edition of Acropolita, (p. 188 – 199.)]

    The religious merit of subduing the city of the Caesars attracted from Asia a crowd of volunteers, who aspired to the crown of martyrdom: their military ardor was inflamed by the promise of rich spoils and beautiful females; and the sultan’s ambition was consecrated by the presence and prediction of Seid Bechar, a descendant of the prophet, ^83 who arrived in the camp, on a mule, with a venerable train of five hundred disciples. But he might blush, if a fanatic could blush, at the failure of his assurances. The strength of the walls resisted an army of two hundred thousand Turks; their assaults were repelled by the sallies of the Greeks and their foreign mercenaries; the old resources of defence were opposed to the new engines of attack; and the enthusiasm of the dervis, who was snatched to heaven in visionary converse with Mahomet, was answered by the credulity of the Christians, who beheld the Virgin Mary, in a violet garment, walking on the rampart and animating their courage. ^84 After a siege of two months, Amurath was recalled to Boursa by a domestic revolt, which had been kindled by Greek treachery, and was soon extinguished by the death of a guiltless brother. While he led his Janizaries to new conquests in Europe and Asia, the Byzantine empire was indulged in a servile and precarious respite of thirty years. Manuel sank into the grave; and John Palaeologus was permitted to reign, for an annual tribute of three hundred thousand aspers, and the dereliction of almost all that he held beyond the suburbs of Constantinople. [Footnote 83: Cantemir, p. 80. Cananus, who describes Seid Bechar, without naming him, supposes that the friend of Mahomet assumed in his amours the privilege of a prophet, and that the fairest of the Greek nuns were promised to the saint and his disciples.]

    [Footnote 84: For this miraculous apparition, Cananus appeals to the Mussulman saint; but who will bear testimony for Seid Bechar?]

    In the establishment and restoration of the Turkish empire, the first merit must doubtless be assigned to the personal qualities of the sultans; since, in human life, the most important scenes will depend on the character of a single actor. By some shades of wisdom and virtue, they may be discriminated from each other; but, except in a single instance, a period of nine reigns, and two hundred and sixty-five years, is occupied, from the elevation of Othman to the death of Soliman, by a rare series of warlike and active princes, who impressed their subjects with obedience and their enemies with terror. Instead of the slothful luxury of the seraglio, the heirs of royalty were educated in the council and the field: from early youth they were intrusted by their fathers with the command of provinces and armies; and this manly institution, which was often productive of civil war, must have essentially contributed to the discipline and vigor of the monarchy. The Ottomans cannot style themselves, like the Arabian caliphs, the descendants or successors of the apostle of God; and the kindred which they claim with the Tartar khans of the house of Zingis appears to be founded in flattery rather than in truth. ^85 Their origin is obscure; but their sacred and indefeasible right, which no time can erase, and no violence can infringe, was soon and unalterably implanted in the minds of their subjects. A weak or vicious sultan may be deposed and strangled; but his inheritance devolves to an infant or an idiot: nor has the most daring rebel presumed to ascend the throne of his lawful sovereign. ^86

    [Footnote 85: See Ricaut, (l. i. c. 13.) The Turkish sultans assume the title of khan. Yet Abulghazi is ignorant of his Ottoman cousins.] [Footnote 86: The third grand vizier of the name of Kiuperli, who was slain at the battle of Salankanen in 1691, (Cantemir, p. 382,) presumed to say that all the successors of Soliman had been fools or tyrants, and that it was time to abolish the race, (Marsigli Stato Militaire, &c., p. 28.) This political heretic was a good Whig, and justified against the French ambassador the revolution of England, (Mignot, Hist. des Ottomans, tom. iii. p. 434.) His presumption condemns the singular exception of continuing offices in the same family.]

    While the transient dynasties of Asia have been continually subverted by a crafty vizier in the palace, or a victorious general in the camp, the Ottoman succession has been confirmed by the practice of five centuries, and is now incorporated with the vital principle of the Turkish nation.

    To the spirit and constitution of that nation, a strong and singular influence may, however, be ascribed. The primitive subjects of Othman were the four hundred families of wandering Turkmans, who had followed his ancestors from the Oxus to the Sangar; and the plains of Anatolia are still covered with the white and black tents of their rustic brethren. But this original drop was dissolved in the mass of voluntary and vanquished subjects, who, under the name of Turks, are united by the common ties of religion, language, and manners. In the cities, from Erzeroum to Belgrade, that national appellation is common to all the Moslems, the first and most honorable inhabitants; but they have abandoned, at least in Romania, the village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the land, to the Christian peasants. In the vigorous age of the Ottoman government, the Turks were themselves excluded from all civil and military honors; and a servile class, an artificial people, was raised by the discipline of education to obey, to conquer, and to command. ^87 From the time of Orchan and the first Amurath, the sultans were persuaded that a government of the sword must be renewed in each generation with new soldiers; and that such soldiers must be sought, not in effeminate Asia, but among the hardy and warlike natives of Europe. The provinces of Thrace, Macedonia, Albania, Bulgaria, and Servia, became the perpetual seminary of the Turkish army; and when the royal fifth of the captives was diminished by conquest, an inhuman tax of the fifth child, or of every fifth year, was rigorously levied on the Christian families. At the age of twelve or fourteen years, the most robust youths were torn from their parents; their names were enrolled in a book; and from that moment they were clothed, taught, and maintained, for the public service. According to the promise of their appearance, they were selected for the royal schools of Boursa, Pera, and Adrianople, intrusted to the care of the bashaws, or dispersed in the houses of the Anatolian peasantry. It was the first care of their masters to instruct them in the Turkish language: their bodies were exercised by every labor that could fortify their strength; they learned to wrestle, to leap, to run, to shoot with the bow, and afterwards with the musket; till they were drafted into the chambers and companies of the Janizaries, and severely trained in the military or monastic discipline of the order. The youths most conspicuous for birth, talents, and beauty, were admitted into the inferior class of Agiamoglans, or the more liberal rank of Ichoglans, of whom the former were attached to the palace, and the latter to the person, of the prince. In four successive schools, under the rod of the white eunuchs, the arts of horsemanship and of darting the javelin were their daily exercise, while those of a more studious cast applied themselves to the study of the Koran, and the knowledge of the Arabic and Persian tongues. As they advanced in seniority and merit, they were gradually dismissed to military, civil, and even ecclesiastical employments: the longer their stay, the higher was their expectation; till, at a mature period, they were admitted into the number of the forty agas, who stood before the sultan, and were promoted by his choice to the government of provinces and the first honors of the empire. ^88 Such a mode of institution was admirably adapted to the form and spirit of a despotic monarchy. The ministers and generals were, in the strictest sense, the slaves of the emperor, to whose bounty they were indebted for their instruction and support. When they left the seraglio, and suffered their beards to grow as the symbol of enfranchisement, they found themselves in an important office, without faction or friendship, without parents and without heirs, dependent on the hand which had raised them from the dust, and which, on the slightest displeasure, could break in pieces these statues of glass, as they were aptly termed by the Turkish proverb. ^89 In the slow and painful steps of education, their characters and talents were unfolded to a discerning eye: the man, naked and alone, was reduced to the standard of his personal merit; and, if the sovereign had wisdom to choose, he possessed a pure and boundless liberty of choice. The Ottoman candidates were trained by the virtues of abstinence to those of action; by the habits of submission to those of command. A similar spirit was diffused among the troops; and their silence and sobriety, their patience and modesty, have extorted the reluctant praise of their Christian enemies. ^90 Nor can the victory appear doubtful, if we compare the discipline and exercise of the Janizaries with the pride of birth, the independence of chivalry, the ignorance of the new levies, the mutinous temper of the veterans, and the vices of intemperance and disorder, which so long contaminated the armies of Europe.

    [Footnote 87: Chalcondyles (l. v.) and Ducas (c. 23) exhibit the rude lineament of the Ottoman policy, and the transmutation of Christian children into Turkish soldiers.]

    [Footnote 88: This sketch of the Turkish education and discipline is chiefly borrowed from Ricaut’s State of the Ottoman Empire, the Stato Militaire del’ Imperio Ottomano of Count Marsigli, (in Hava, 1732, in folio,) and a description of the Seraglio, approved by Mr. Greaves himself, a curious traveller, and inserted in the second volume of his works.] [Footnote 89: From the series of cxv. viziers, till the siege of Vienna, (Marsigli, p. 13,) their place may be valued at three years and a half purchase.]

    [Footnote 90: See the entertaining and judicious letters of Busbequius.]

    The only hope of salvation for the Greek empire, and the adjacent kingdoms, would have been some more powerful weapon, some discovery in the art of war, that would give them a decisive superiority over their Turkish foes. Such a weapon was in their hands; such a discovery had been made in the critical moment of their fate. The chemists of China or Europe had found, by casual or elaborate experiments, that a mixture of saltpetre, sulphur, and charcoal, produces, with a spark of fire, a tremendous explosion. It was soon observed, that if the expansive force were compressed in a strong tube, a ball of stone or iron might be expelled with irresistible and destructive velocity. The precise aera of the invention and application of gunpowder ^91 is involved in doubtful traditions and equivocal language; yet we may clearly discern, that it was known before the middle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and that before the end of the same, the use of artillery in battles and sieges, by sea and land, was familiar to the states of Germany, Italy, Spain, France, and England. ^92 The priority of nations is of small account; none could derive any exclusive benefit from their previous or superior knowledge; and in the common improvement, they stood on the same level of relative power and military science. Nor was it possible to circumscribe the secret within the pale of the church; it was disclosed to the Turks by the treachery of apostates and the selfish policy of rivals; and the sultans had sense to adopt, and wealth to reward, the talents of a Christian engineer. The Genoese, who transported Amurath into Europe, must be accused as his preceptors; and it was probably by their hands that his cannon was cast and directed at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93 The first attempt was indeed unsuccessful; but in the general warfare of the age, the advantage was on their side, who were most commonly the assailants: for a while the proportion of the attack and defence was suspended; and this thundering artillery was pointed against the walls and towers which had been erected only to resist the less potent engines of antiquity. By the Venetians, the use of gunpowder was communicated without reproach to the sultans of Egypt and Persia, their allies against the Ottoman power; the secret was soon propagated to the extremities of Asia; and the advantage of the European was confined to his easy victories over the savages of the new world. If we contrast the rapid progress of this mischievous discovery with the slow and laborious advances of reason, science, and the arts of peace, a philosopher, according to his temper, will laugh or weep at the folly of mankind.

    [Footnote 91: The first and second volumes of Dr. Watson’s Chemical Essays contain two valuable discourses on the discovery and composition of gunpowder.]

    [Footnote 92: On this subject modern testimonies cannot be trusted. The original passages are collected by Ducange, (Gloss. Latin. tom. i. p. 675, Bombarda.) But in the early doubtful twilight, the name, sound, fire, and effect, that seem to express our artillery, may be fairly interpreted of the old engines and the Greek fire. For the English cannon at Crecy, the authority of John Villani (Chron. l. xii. c. 65) must be weighed against the silence of Froissard. Yet Muratori (Antiquit. Italiae Medii Aevi, tom. ii. Dissert. xxvi. p. 514, 515) has produced a decisive passage from Petrarch, (De Remediis utriusque Fortunae Dialog.,) who, before the year 1344, execrates this terrestrial thunder, nuper rara, nunc communis.

    Note: Mr. Hallam makes the following observation on the objection thrown our by Gibbon: “The positive testimony of Villani, who died within two years afterwards, and had

    manifestly obtained much information as to the great events passing in France, cannot be rejected. He ascribes a material effect to the cannon of Edward, Colpi delle bombarde, which I suspect, from his strong expressions, had not been employed before, except against stone walls. It seems, he says, as if God thundered con grande uccisione di genti e efondamento di cavalli.” Middle Ages, vol. i. p. 510. – M.]

    [Footnote 93: The Turkish cannon, which Ducas (c. 30) first introduces before Belgrade, (A.D. 1436,) is mentioned by Chalcondyles (l. v. p. 123) in 1422, at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 Edward Gibbon《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LIX-LXI

    Volume 6

    Chapter LIX: The Crusades.

    Part I.Preservation Of The Greek Empire. – Numbers, Passage, And Event, Of The Second And Third Crusades. – St. Bernard. – Reign Of Saladin In Egypt And Syria. – His Conquest Of Jerusalem. – Naval Crusades. – Richard The First Of England. – Pope Innocent The Third; And The Fourth And Fifth Crusades. – The Emperor Frederic The Second. – Louis The Ninth Of France; And The Two Last Crusades. – Expulsion Of The Latins Or Franks By The Mamelukes.

    In a style less grave than that of history, I should perhaps compare the emperor Alexius ^1 to the jackal, who is said to follow the steps, and to devour the leavings, of the lion. Whatever had been his fears and toils in the passage of the first crusade, they were amply recompensed by the subsequent benefits which he derived from the exploits of the Franks. His dexterity and vigilance secured their first conquest of Nice; and from this threatening station the Turks were compelled to evacuate the neighborhood of Constantinople. While the crusaders, with blind valor, advanced into the midland countries of Asia, the crafty Greek improved the favorable occasion when the emirs of the sea-coast were recalled to the standard of the sultan. The Turks were driven from the Isles of Rhodes and Chios: the cities of Ephesu and Smyrna, of Sardes, Philadelphia, and Laodicea, were restored to the empire, which Alexius enlarged from the Hellespont to the banks of the Maeander, and the rocky shores of Pamphylia. The churches resumed their splendor: the towns were rebuilt and fortified; and the desert country was peopled with colonies of Christians, who were gently removed from the more distant and dangerous frontier. In these paternal cares, we may forgive Alexius, if he forgot the deliverance of the holy sepulchre; but, by the Latins, he was stigmatized with the foul reproach of treason and desertion. They had sworn fidelity and obedience to his throne; but he had promised to assist their enterprise in person, or, at least, with his troops and treasures: his base retreat dissolved their obligations; and the sword, which had been the instrument of their victory, was the pledge and title of their just independence. It does not appear that the emperor attempted to revive his obsolete claims over the kingdom of Jerusalem; ^2 but the borders of Cilicia and Syria were more recent in his possession, and more accessible to his arms. The great army of the crusaders was annihilated or dispersed; the principality of Antioch was left without a head, by the surprise and captivity of Bohemond; his ransom had oppressed him with a heavy debt; and his Norman followers were insufficient to repel the hostilities of the Greeks and Turks. In this distress, Bohemond embraced a magnanimous resolution, of leaving the defence of Antioch to his kinsman, the faithful Tancred; of arming the West against the Byzantine empire; and of executing the design which he inherited from the lessons and example of his father Guiscard. His embarkation was clandestine: and, if we may credit a tale of the princess Anne, he passed the hostile sea closely secreted in a coffin. ^3 But his reception in France was dignified by the public applause, and his marriage with the king’s daughter: his return was glorious, since the bravest spirits of the age enlisted under his veteran command; and he repassed the Adriatic at the head of five thousand horse and forty thousand foot, assembled from the most remote climates of Europe. ^4 The strength of Durazzo, and prudence of Alexius, the progress of famine and approach of winter, eluded his ambitious hopes; and the venal confederates were seduced from his standard. A treaty of peace ^5 suspended the fears of the Greeks; and they were finally delivered by the death of an adversary, whom neither oaths could bind, nor dangers could appal, nor prosperity could satiate. His children succeeded to the principality of Antioch; but the boundaries were strictly defined, the homage was clearly stipulated, and the cities of Tarsus and Malmistra were restored to the Byzantine emperors. Of the coast of Anatolia, they possessed the entire circuit from Trebizond to the Syrian gates. The Seljukian dynasty of Roum ^6 was separated on all sides from the sea and their Mussulman brethren; the power of the sultan was shaken by the victories and even the defeats of the Franks; and after the loss of Nice, they removed their throne to Cogni or Iconium, an obscure and in land town above three hundred miles from Constantinople. ^7 Instead of trembling for their capital, the Comnenian princes waged an offensive war against the Turks, and the first crusade prevented the fall of the declining empire.

    [Footnote 1: Anna Comnena relates her father’s conquests in Asia Minor Alexiad, l. xi. p. 321 – 325, l. xiv. p. 419; his Cilician war against Tancred and Bohemond, p. 328 – 324; the war of Epirus, with tedious prolixity, l. xii. xiii. p. 345 – 406; the death of Bohemond, l. xiv. p. 419.] [Footnote 2: The kings of Jerusalem submitted, however, to a nominal dependence, and in the dates of their inscriptions, (one is still legible in the church of Bethlem,) they respectfully placed before their own the name of the reigning emperor, (Ducange, Dissertations sur Joinville xxvii. p. 319.)] [Footnote 3: Anna Comnena adds, that, to complete the imitation, he was shut up with a dead cock; and condescends to wonder how the Barbarian could endure the confinement and putrefaction.

    This absurd tale is unknown to the Latins. Note: The Greek writers, in general, Zonaras, p. 2, 303, and Glycas, p. 334 agree in this story with the princess Anne, except in the absurd addition of the dead cock. Ducange has already quoted some instances where a similar stratagem had been adopted by Norman princes. On this authority Wilker inclines to believe the fact. Appendix to vol. ii. p. 14. – M.]

    [Footnote 4: In the Byzantine geography, must mean England; yet we are more credibly informed, that our Henry I. would not suffer him to levy any troops in his kingdom, (Ducange, Not. ad Alexiad. p. 41.)]

    [Footnote 5: The copy of the treaty (Alexiad. l. xiii. p. 406 – 416) is an original and curious piece, which would require, and might afford, a good map of the principality of Antioch.]

    [Footnote 6: See, in the learned work of M. De Guignes, (tom. ii. part ii.,) the history of the Seljukians of Iconium, Aleppo, and Damascus, as far as it may be collected from the Greeks, Latins, and Arabians. The last are ignorant or regardless of the affairs of Roum.]

    [Footnote 7: Iconium is mentioned as a station by Xenophon, and by Strabo, with an ambiguous title, (Cellarius, tom. ii. p. 121.) Yet St. Paul found in that place a multitude of Jews and Gentiles. under the corrupt name of Kunijah, it is described as a great city, with a river and garden, three leagues from the mountains, and decorated (I know not why) with Plato’s tomb, (Abulfeda, tabul. xvii. p. 303 vers. Reiske; and the Index Geographicus of Schulrens from Ibn Said.)]

    In the twelfth century, three great emigrations marched by land from the West for the relief of Palestine. The soldiers and pilgrims of Lombardy, France, and Germany were excited by the example and success of the first crusade. ^8 Forty-eight years after the deliverance of the holy sepulchre, the emperor, and the French king, Conrad the Third and Louis the Seventh, undertook the second crusade to support the falling fortunes of the Latins. ^9 A grand division of the third crusade was led by the emperor Frederic Barbarossa, ^10 who sympathized with his brothers of France and England in the common loss of Jerusalem. These three expeditions may be compared in their resemblance of the greatness of numbers, their passage through the Greek empire, and the nature and event of their Turkish warfare, and a brief parallel may save the repetition of a tedious narrative. However splendid it may seem, a regular story of the crusades would exhibit the perpetual return of the same causes and effects; and the frequent attempts for the defence or recovery of the Holy Land would appear so many faint and unsuccessful copies of the original.

    [Footnote 8: For this supplement to the first crusade, see Anna Comnena, Alexias, l. xi. p. 331, &c., and the viiith book of Albert Aquensis.)] [Footnote 9: For the second crusade, of Conrad III. and Louis VII., see William of Tyre, (l. xvi. c. 18 – 19,) Otho of Frisingen, (l. i. c. 34 – 45 59, 60,) Matthew Paris, (Hist. Major. p. 68,) Struvius, (Corpus Hist Germanicae, p. 372, 373,) Scriptores Rerum Francicarum a Duchesne tom. iv.: Nicetas, in Vit. Manuel, l. i. c. 4, 5, 6, p. 41 – 48 Cinnamus l. ii. p. 41 – 49.]

    [Footnote 10: For the third crusade, of Frederic Barbarossa, see Nicetas in Isaac Angel. l. ii. c. 3 – 8, p. 257 – 266. Struv. (Corpus. Hist. Germ. p. 414,) and two historians, who probably were spectators, Tagino, (in Scriptor. Freher. tom. i. p. 406 – 416, edit Struv.,) and the Anonymus de Expeditione Asiatica Fred. I. (in Canisii Antiq. Lection. tom. iii. p. ii. p. 498 – 526, edit. Basnage.)]

    1. Of the swarms that so closely trod in the footsteps of the first pilgrims, the chiefs were equal in rank, though unequal in fame and merit, to Godfrey of Bouillon and his fellow-adventurers. At their head were displayed the banners of the dukes of Burgundy, Bavaria, and Aquitain; the first a descendant of Hugh Capet, the second, a father of the Brunswick line: the archbishop of Milan, a temporal prince, transported, for the benefit of the Turks, the treasures and ornaments of his church and palace; and the veteran crusaders, Hugh the Great and Stephen of Chartres, returned to consummate their unfinished vow.

    The huge and disorderly bodies of their followers moved forward in two columns; and if the first consisted of two hundred and sixty thousand persons, the second might possibly amount to sixty thousand horse and one hundred thousand foot. ^11 ^* The armies of the second crusade might have claimed the conquest of Asia; the nobles of France and Germany were animated by the presence of their sovereigns; and both the rank and personal character of Conrad and Louis gave a dignity to their cause, and a discipline to their force, which might be vainly expected from the feudatory chiefs. The cavalry of the emperor, and that of the king, was each composed of seventy thousand knights, and their immediate attendants in the field; ^12 and if the light-armed troops, the peasant infantry, the women and children, the priests and monks, be rigorously excluded, the full account will scarcely be satisfied with four hundred thousand souls. The West, from Rome to Britain, was called into action; the kings of Poland and Bohemia obeyed the summons of Conrad; and it is affirmed by the Greeks and Latins, that, in the passage of a strait or river, the Byzantine agents, after a tale of nine hundred thousand, desisted from the endless and formidable computation. ^13 In the third crusade, as the French and English preferred the navigation of the Mediterranean, the host of Frederic Barbarossa was less numerous. Fifteen thousand knights, and as many squires, were the flower of the German chivalry: sixty thousand horse, and one hundred thousand foot, were mustered by the emperor in the plains of Hungary; and after such repetitions, we shall no longer be startled at the six hundred thousand pilgrims, which credulity has ascribed to this last emigration. ^14 Such extravagant reckonings prove only the astonishment of contemporaries; but their astonishment most strongly bears testimony to the existence of an enormous, though indefinite, multitude. The Greeks might applaud their superior knowledge of the arts and stratagems of war, but they confessed the strength and courage of the French cavalry, and the infantry of the Germans; ^15 and the strangers are described as an iron race, of gigantic stature, who darted fire from their eyes, and spilt blood like water on the ground. Under the banners of Conrad, a troop of females rode in the attitude and armor of men; and the chief of these Amazons, from her gilt spurs and buskins, obtained the epithet of the Golden- footed Dame.

    [Footnote 11: Anne, who states these later swarms at 40,000 horse and 100,000 foot, calls them Normans, and places at their head two brothers of Flanders. The Greeks were strangely ignorant of the names, families, and possessions of the Latin princes.]

    [Footnote *: It was this army of pilgrims, the first body of which was headed by the archbishop of Milan and Count Albert of Blandras, which set forth on the wild, yet, with a more disciplined army, not impolitic, enterprise of striking at the heart of the Mahometan power, by attacking the sultan in Bagdad. For their adventures and fate, see Wilken, vol. ii. p. 120, &c., Wichaud, book iv. – M.]

    [Footnote 12: William of Tyre, and Matthew Paris, reckon 70,000 loricati in each of the armies.]

    [Footnote 13: The imperfect enumeration is mentioned by Cinnamus, and confirmed by Odo de Diogilo apud Ducange ad Cinnamum, with the more precise sum of 900,556. Why must therefore the version and comment suppose the modest and insufficient reckoning of 90,000? Does not Godfrey of Viterbo (Pantheon, p. xix. in Muratori, tom. vii. p. 462) exclaim?

    – Numerum si poscere quaeras, Millia millena militis agmen erat.] [Footnote 14: This extravagant account is given by Albert of Stade, (apud Struvium, p. 414;) my calculation is borrowed from Godfrey of Viterbo, Arnold of Lubeck, apud eundem, and Bernard Thesaur. (c. 169, p. 804.) The original writers are silent. The Mahometans gave him 200,000, or 260,000, men, (Bohadin, in Vit. Saladin, p. 110.)]

    [Footnote 15: I must observe, that, in the second and third crusades, the subjects of Conrad and Frederic are styled by the Greeks and Orientals Alamanni. The Lechi and Tzechi of Cinnamus are the Poles and Bohemians; and it is for the French that he reserves the ancient appellation of Germans.

    Note: He names both – M.]

    1. The number and character of the strangers was an object of terror to the effeminate Greeks, and the sentiment of fear is nearly allied to that of hatred. This aversion was suspended or softened by the apprehension of the Turkish power; and the invectives of the Latins will not bias our more candid belief, that the emperor Alexius dissembled their insolence, eluded their hostilities, counselled their rashness, and opened to their ardor the road of pilgrimage and conquest. But when the Turks had been driven from Nice and the sea-coast, when the Byzantine princes no longer dreaded the distant sultans of Cogni, they felt with purer indignation the free and frequent passage of the western Barbarians, who violated the majesty, and endangered the safety, of the empire. The second and third crusades were undertaken under the reign of Manuel Comnenus and Isaac Angelus. Of the former, the passions were always impetuous, and often malevolent; and the natural union of a cowardly and a mischievous temper was exemplified in the latter, who, without merit or mercy, could punish a tyrant, and occupy his throne. It was secretly, and perhaps tacitly, resolved by the prince and people to destroy, or at least to discourage, the pilgrims, by every species of injury and oppression; and their want of prudence and discipline continually afforded the pretence or the opportunity. The Western monarchs had stipulated a safe passage and fair market in the country of their Christian brethren; the treaty had been ratified by oaths and hostages; and the poorest soldier of Frederic’s army was furnished with three marks of silver to defray his expenses on the road. But every engagement was violated by treachery and injustice; and the complaints of the Latins are attested by the honest confession of a Greek historian, who has dared to prefer truth to his country. ^16 Instead of a hospitable reception, the gates of the cities, both in Europe and Asia, were closely barred against the crusaders; and the scanty pittance of food was let down in baskets from the walls. Experience or foresight might excuse this timid jealousy; but the common duties of humanity prohibited the mixture of chalk, or other poisonous ingredients, in the bread; and should Manuel be acquitted of any foul connivance, he is guilty of coining base money for the purpose of trading with the pilgrims. In every step of their march they were stopped or misled: the governors had private orders to fortify the passes and break down the bridges against them: the stragglers were pillaged and murdered: the soldiers and horses were pierced in the woods by arrows from an invisible hand; the sick were burnt in their beds; and the dead bodies were hung on gibbets along the highways. These injuries exasperated the champions of the cross, who were not endowed with evangelical patience; and the Byzantine princes, who had provoked the unequal conflict, promoted the embarkation and march of these formidable guests. On the verge of the Turkish frontier Barbarossa spared the guilty Philadelphia, ^17 rewarded the hospitable Laodicea, and deplored the hard necessity that had stained his sword with any drops of Christian blood. In their intercourse with the monarchs of Germany and France, the pride of the Greeks was exposed to an anxious trial. They might boast that on the first interview the seat of Louis was a low stool, beside the throne of Manuel; ^18 but no sooner had the French king transported his army beyond the Bosphorus, than he refused the offer of a second conference, unless his brother would meet him on equal terms, either on the sea or land. With Conrad and Frederic, the ceremonial was still nicer and more difficult: like the successors of Constantine, they styled themselves emperors of the Romans; ^19 and firmly maintained the purity of their title and dignity. The first of these representatives of Charlemagne would only converse with Manuel on horseback in the open field; the second, by passing the Hellespont rather than the Bosphorus, declined the view of Constantinople and its sovereign. An emperor, who had been crowned at Rome, was reduced in the Greek epistles to the humble appellation of Rex, or prince, of the Alemanni; and the vain and feeble Angelus affected to be ignorant of the name of one of the greatest men and monarchs of the age. While they viewed with hatred and suspicion the Latin pilgrims the Greek emperors maintained a strict, though secret, alliance with the Turks and Saracens. Isaac Angelus complained, that by his friendship for the great Saladin he had incurred the enmity of the Franks; and a mosque was founded at Constantinople for the public exercise of the religion of Mahomet. ^20

    [Footnote 16: Nicetas was a child at the second crusade, but in the third he commanded against the Franks the important post of Philippopolis. Cinnamus is infected with national prejudice and pride.]

    [Footnote 17: The conduct of the Philadelphians is blamed by Nicetas, while the anonymous German accuses the rudeness of his countrymen, (culpa nostra.) History would be pleasant, if we were embarrassed only by such contradictions. It is likewise from Nicetas, that we learn the pious and humane sorrow of Frederic.]

    [Footnote 18: Cinnamus translates into Latin. Ducange works very hard to save his king and country from such ignominy, (sur Joinville, dissertat. xxvii. p. 317 – 320.) Louis afterwards insisted on a meeting in mari ex aequo, not ex equo, according to the laughable readings of some MSS.]

    [Footnote 19: Ego Romanorum imperator sum, ille Romaniorum, (Anonym Canis. p. 512.)]

    [Footnote 20: In the Epistles of Innocent III., (xiii. p. 184,) and the History of Bohadin, (p. 129, 130,) see the views of a pope and a cadhi on this singular toleration.]

    III. The swarms that followed the first crusade were destroyed in Anatolia by famine, pestilence, and the Turkish arrows; and the princes only escaped with some squadrons of horse to accomplish their lamentable pilgrimage. A just opinion may be formed of their knowledge and humanity; of their knowledge, from the design of subduing Persia and Chorasan in their way to Jerusalem; ^* of their humanity, from the massacre of the Christian people, a friendly city, who came out to meet them with palms and crosses in their hands. The arms of Conrad and Louis were less cruel and imprudent; but the event of the second crusade was still more ruinous to Christendom; and the Greek Manuel is accused by his own

    subjects of giving seasonable intelligence to the sultan, and treacherous guides to the Latin princes. Instead of crushing the common foe, by a double attack at the same time but on different sides, the Germans were urged by emulation, and the French were retarded by jealousy. Louis had scarcely passed the Bosphorus when he was met by the returning emperor, who had lost the greater part of his army in glorious, but unsuccessful, actions on the banks of the Maender. The contrast of the pomp of his rival hastened the retreat of Conrad: ^! the desertion of his independent vassals reduced him to his hereditary troops; and he borrowed some Greek vessels to execute by sea the pilgrimage of Palestine. Without studying the lessons of experience, or the nature of the war, the king of France advanced through the same country to a similar fate. The vanguard, which bore the royal banner and the oriflamme of St. Denys, ^21 had doubled their march with rash and inconsiderate speed; and the rear, which the king commanded in person, no longer found their companions in the evening camp. In darkness and disorder, they were encompassed, assaulted, and overwhelmed, by the innumerable host of Turks, who, in the art of war, were superior to the Christians of the twelfth century. ^* Louis, who climbed a tree in the general discomfiture, was saved by his own valor and the ignorance of his adversaries; and with the dawn of day he escaped alive, but almost alone, to the camp of the vanguard. But instead of pursuing his expedition by land, he was rejoiced to shelter the relics of his army in the friendly seaport of Satalia. From thence he embarked for Antioch; but so penurious was the supply of Greek vessels, that they could only afford room for his knights and nobles; and the plebeian crowd of infantry was left to perish at the foot of the Pamphylian hills. The emperor and the king embraced and wept at Jerusalem; their martial trains, the remnant of mighty armies, were joined to the Christian powers of Syria, and a fruitless siege of Damascus was the final effort of the second crusade. Conrad and Louis embarked for Europe with the personal fame of piety and courage; but the Orientals had braved these potent monarchs of the Franks, with whose names and military forces they had been so often threatened.

    ^22 Perhaps they had still more to fear from the veteran genius of Frederic the First, who in his youth had served in Asia under his uncle Conrad. Forty campaigns in Germany and Italy had taught Barbarossa to command; and his soldiers, even the princes of the empire, were accustomed under his reign to obey. As soon as he lost sight of Philadelphia and Laodicea, the last cities of the Greek frontier, he plunged into the salt and barren desert, a land (says the historian) of horror and tribulation. ^23 During twenty days, every step of his fainting and sickly march was besieged by the innumerable hordes of Turkmans, ^24 whose numbers and fury seemed after each defeat to multiply and inflame. The emperor continued to struggle and to suffer; and such was the measure of his calamities, that when he reached the gates of Iconium, no more than one thousand knights were able to serve on horseback. By a sudden and resolute assault he defeated the guards, and stormed the capital of the sultan, ^25 who humbly sued for pardon and peace. The road was now open, and Frederic advanced in a career of triumph, till he was unfortunately drowned in a petty torrent of Cilicia. ^26 The remainder of his Germans was consumed by sickness and desertion: and the emperor’s son expired with the greatest part of his Swabian vassals at the siege of Acre. Among the Latin heroes, Godfrey of Bouillon and Frederic Barbarossa could alone achieve the passage of the Lesser Asia; yet even their success was a warning; and in the last and most experienced age of the crusades, every nation preferred the sea to the toils and perils of an inland expedition. ^27

    [Footnote *: This was the design of the pilgrims under the archbishop of Milan. See note, p. 102. – M.]

    [Footnote !: Conrad had advanced with part of his army along a central road, between that on the coast and that which led to Iconium. He had been betrayed by the Greeks, his army destroyed without a battle. Wilken, vol. iii. p. 165. Michaud, vol. ii. p. 156. Conrad advanced again with Louis as far as Ephesus, and from thence, at the invitation of Manuel, returned to Constantinople. It was Louis who, at the passage of the Maeandes, was engaged in a “glorious action.” Wilken, vol. iii. p. 179. Michaud vol. ii. p. 160. Gibbon followed Nicetas. – M.]

    [Footnote 21: As counts of Vexin, the kings of France were the vassals and advocates of the monastery of St. Denys. The saint’s peculiar banner, which they received from the abbot, was of a square form, and a red or flaming color. The oriflamme appeared at the head of the French armies from the xiith to the xvth century, (Ducange sur Joinville, Dissert. xviii. p. 244 – 253.)] [Footnote *: They descended the heights to a beautiful valley which by beneath them. The Turks seized the heights which separated the two divisions of the army. The modern historians represent differently the act to which Louis owed his safety, which Gibbon has described by the undignified phrase, “he climbed a tree.” According to Michaud, vol. ii. p. 164, the king got upon a rock, with his back against a tree; according to Wilken, vol. iii., he dragged himself up to the top of the rock by the roots of a tree, and continued to defend himself till nightfall. – M.]

    [Footnote 22: The original French histories of the second crusade are the Gesta Ludovici VII. published in the ivth volume of Duchesne’s collection. The same volume contains many original letters of the king, of Suger his minister, &c., the best documents of authentic history.]

    [Footnote 23: Terram horroris et salsuginis, terram siccam sterilem, inamoenam. Anonym. Canis. p. 517. The emphatic language of a sufferer.] [Footnote 24: Gens innumera, sylvestris, indomita, praedones sine ductore. The sultan of Cogni might sincerely rejoice in their defeat. Anonym. Canis. p. 517, 518.]

    [Footnote 25: See, in the anonymous writer in the Collection of Canisius, Tagino and Bohadin, (Vit. Saladin. p. 119, 120,) the ambiguous conduct of Kilidge Arslan, sultan of Cogni, who hated and feared both Saladin and Frederic.]

    [Footnote 26: The desire of comparing two great men has tempted many writers to drown Frederic in the River Cydnus, in which Alexander so imprudently bathed, (Q. Curt. l. iii c. 4,

    5.) But, from the march of the emperor, I rather judge, that his Saleph is the Calycadnus, a stream of less fame, but of a longer course.

    Note: It is now called the Girama: its course is described in M’Donald Kinneir’s Travels. – M.]

    [Footnote 27: Marinus Sanutus, A.D. 1321, lays it down as a precept, Quod stolus ecclesiae per terram nullatenus est ducenda.

    He resolves, by the divine aid, the objection, or rather exception, of the first crusade, (Secreta Fidelium Crucis, l. ii. pars ii. c. i. p. 37.)]

    The enthusiasm of the first crusade is a natural and simple event, while hope was fresh, danger untried, and enterprise congenial to the spirit of the times. But the obstinate perseverance of Europe may indeed excite our pity and admiration; that no instruction should have been drawn from constant and adverse experience; that the same confidence should have repeatedly grown from the same failures; that six succeeding generations should have rushed headlong down the precipice that was open before them; and that men of every condition should have staked their public and private fortunes on the desperate adventure of possessing or recovering a tombstone two thousand miles from their country. In a period of two centuries after the council of Clermont, each spring and summer produced a new emigration of pilgrim warriors for the defence of the Holy Land; but the seven great armaments or crusades were excited by some impending or recent calamity: the nations were moved by the authority of their pontiffs, and the example of their kings: their zeal was kindled, and their reason was silenced, by the voice of their holy orators; and among these, Bernard, ^28 the monk, or the saint, may claim the most honorable place. ^* About eight years before the first conquest of

    Jerusalem, he was born of a noble family in Burgundy; at the age of three- and-twenty he buried himself in the monastery of Citeaux, then in the primitive fervor of the institution; at the end of two years he led forth her third colony, or daughter, to the valley of Clairvaux ^29 in Champagne; and was content, till the hour of his death, with the humble station of abbot of his own community. A philosophic age has abolished, with too liberal and indiscriminate disdain, the honors of these spiritual heroes. The meanest among them are distinguished by some energies of the mind; they were at least superior to their votaries and disciples; and, in the race of superstition, they attained the prize for which such numbers contended. In speech, in writing, in action, Bernard stood high above his rivals and contemporaries; his compositions are not devoid of wit and eloquence; and he seems to have preserved as much reason and humanity as may be reconciled with the character of a saint. In a secular life, he would have shared the seventh part of a private inheritance; by a vow of poverty and penance, by closing his eyes against the visible world, ^30 by the refusal of all ecclesiastical dignities, the abbot of Clairvaux became the oracle of Europe, and the founder of one hundred and sixty convents. Princes and pontiffs trembled at the freedom of his apostolical censures: France, England, and Milan, consulted and obeyed his judgment in a schism of the church: the debt was repaid by the gratitude of Innocent the Second; and his successor, Eugenius the Third, was the friend and disciple of the holy Bernard. It was in the proclamation of the second crusade that he shone as the missionary and prophet of God, who called the nations to the defence of his holy sepulchre. ^31 At the parliament of Vezelay he spoke before the king; and Louis the Seventh, with his nobles, received their crosses from his hand. The abbot of Clairvaux then marched to the less easy conquest of the emperor Conrad: ^* a phlegmatic people, ignorant of his language, was transported by the pathetic vehemence of his tone and gestures; and his progress, from Constance to Cologne, was the triumph of eloquence and zeal. Bernard applauds his own success in the depopulation of Europe; affirms that cities and castles were emptied of their inhabitants; and computes, that only one man

    was left behind for the consolation of seven widows. ^32 The blind fanatics were desirous of electing him for their general; but the example of the hermit Peter was before his eyes; and while he assured the crusaders of the divine favor, he prudently declined a military command, in which failure and victory would have been almost equally disgraceful to his character. ^33 Yet, after the calamitous event, the abbot of Clairvaux was loudly accused as a false prophet, the author of the public and private mourning; his enemies exulted, his friends blushed, and his apology was slow and unsatisfactory. He justifies his obedience to the commands of the pope; expatiates on the mysterious ways of Providence; imputes the misfortunes of the pilgrims to their own sins; and modestly insinuates, that his mission had been approved by signs and wonders. ^34 Had the fact been certain, the argument would be decisive; and his faithful disciples, who enumerate twenty or thirty miracles in a day, appeal to the public assemblies of France and Germany, in which they were performed. ^35 At the present hour, such prodigies will not obtain credit beyond the precincts of Clairvaux; but in the preternatural cures of the blind, the lame, and the sick, who were presented to the man of God, it is impossible for us to ascertain the separate shares of accident, of fancy, of imposture, and of fiction.

    [Footnote 28: The most authentic information of St. Bernard must be drawn from his own writings, published in a correct edition by Pere Mabillon, and reprinted at Venice, 1750, in six volumes in folio. Whatever friendship could recollect, or superstition could add, is contained in the two lives, by his disciples, in the vith volume: whatever learning and criticism could ascertain, may be found in the prefaces of the Benedictine editor] [Footnote *: Gibbon, whose account of the crusades is perhaps the least accurate and satisfactory chapter in his History, has here failed in that lucid arrangement, which in general gives perspicuity to his most condensed and crowded narratives. He has unaccountably, and to the great perplexity of the reader, placed the preaching of St Bernard after the second crusade to which i led. – M.]

    [Footnote 29: Clairvaux, surnamed the valley of Absynth, is situate among the woods near Bar sur Aube in Champagne. St. Bernard would blush at the pomp of the church and monastery; he would ask for the library, and I know not whether he would be much edified by a tun of 800 muids, (914 1-7 hogsheads,) which almost rivals that of Heidelberg, (Melanges tires d’une Grande Bibliotheque, tom. xlvi. p. 15 – 20.)]

    [Footnote 30: The disciples of the saint (Vit. ima, l. iii. c. 2, p. 1232. Vit. iida, c. 16, No. 45, p. 1383) record a marvellous example of his pious apathy. Juxta lacum etiam Lausannensem totius diei itinere pergens, penitus non attendit aut se videre non vidit. Cum enim vespere facto de eodem lacu socii colloquerentur, interrogabat eos ubi lacus ille esset, et mirati sunt universi. To admire or despise St. Bernard as he ought, the reader, like myself, should have before the windows of his library the beauties of that incomparable landscape.]

    [Footnote 31: Otho Frising. l. i. c. 4. Bernard. Epist. 363, ad Francos Orientales Opp. tom. i. p. 328. Vit. ima, l. iii. c. 4, tom. vi. p. 1235.] [Footnote *: Bernard had a nobler object in his expedition into Germany – to arrest the fierce and merciless persecution of the Jews, which was preparing, under the monk Radulph, to renew the frightful scenes which had preceded the first crusade, in the flourishing cities on the banks of the Rhine. The Jews acknowledge the Christian intervention of St. Bernard. See the curious extract from the History of Joseph ben Meir. Wilken, vol. iii. p. 1. and p. 63 – M]

    [Footnote 32: Mandastis et obedivi . . . . multiplicati sunt super numerum; vacuantur urbes et castella; et pene jam non inveniunt quem apprehendant septem mulieres unum virum; adeo ubique viduae vivis remanent viris. Bernard. Epist. p. 247. We must be careful not to construe pene as a substantive.] [Footnote 33: Quis ego sum ut disponam acies, ut egrediar ante facies armatorum, aut quid tam remotum a professione mea, si vires, si peritia, &c. Epist. 256, tom. i. p.

    1. He speaks with contempt of the hermit Peter, vir quidam, Epist. 363.]

    [Footnote 34: Sic dicunt forsitan isti, unde scimus quod a Domino sermo egressus sit? Quae signa tu facis ut credamus tibi? Non est quod ad ista ipse respondeam; parcendum verecundiae meae, responde tu pro me, et pro te ipso, secundum quae vidisti et audisti, et secundum quod te inspiraverit Deus. Consolat. l. ii. c. 1. Opp. tom. ii. p. 421 – 423.]

    [Footnote 35: See the testimonies in Vita ima, l. iv. c. 5, 6. Opp. tom. vi. p. 1258 – 1261, l. vi. c. 1 – 17, p. 1286 – 1314.]

    Omnipotence itself cannot escape the murmurs of its

    discordant votaries; since the same dispensation which was applauded as a deliverance in Europe, was deplored, and perhaps arraigned, as a calamity in Asia. After the loss of Jerusalem, the Syrian fugitives diffused their consternation and sorrow; Bagdad mourned in the dust; the cadhi Zeineddin of Damascus tore his beard in the caliph’s presence; and the whole divan shed tears at his melancholy tale. ^36 But the commanders of the faithful could only weep; they were themselves captives in the hands of the Turks: some temporal power was restored to the last age of the Abbassides; but their humble ambition was confined to Bagdad and the adjacent province. Their tyrants, the Seljukian sultans, had followed the common law of the Asiatic dynasties, the unceasing round of valor, greatness, discord, degeneracy, and decay; their spirit and power were unequal to the defence of religion; and, in his distant realm of Persia, the Christians were strangers to the name and the arms of Sangiar, the last hero of his race. ^37 While the sultans were involved in the silken web of the harem, the pious task was undertaken by their slaves, the Atabeks, ^38 a Turkish name, which, like the Byzantine patricians, may be translated by Father of the Prince. Ascansar, a valiant Turk, had been the favorite of Malek Shaw, from whom he received the privilege of standing on the right

    hand of the throne; but, in the civil wars that ensued on the monarch’s death, he lost his head and the government of Aleppo. His domestic emirs persevered in their attachment to his son Zenghi, who proved his first arms against the Franks in the defeat of Antioch: thirty campaigns in the service of the caliph and sultan established his military fame; and he was invested with the command of Mosul, as the only champion that could avenge the cause of the prophet. The public hope was not disappointed: after a siege of twenty-five days, he stormed the city of Edessa, and recovered from the Franks their conquests beyond the Euphrates: ^39 the martial tribes of Curdistan were subdued by the independent sovereign of Mosul and Aleppo: his soldiers were taught to behold the camp as their only country; they trusted to his liberality for their rewards; and their absent families were protected by the vigilance of Zenghi. At the head of these veterans, his son Noureddin gradually united the Mahometan powers; ^* added the kingdom of Damascus to that of Aleppo, and waged a long and successful war against the Christians of Syria; he spread his ample reign from the Tigris to the Nile, and the Abbassides rewarded their faithful servant with all the titles and prerogatives of royalty. The Latins themselves were compelled to own the wisdom and courage, and even the justice and piety, of this implacable adversary. ^40 In his life and government the holy warrior revived the zeal and simplicity of the first caliphs. Gold and silk were banished from his palace; the use of wine from his dominions; the public revenue was scrupulously applied to the public service; and the frugal household of Noureddin was maintained from his legitimate share of the spoil which he vested in the purchase of a private estate.

    His favorite sultana sighed for some female object of expense. “Alas,” replied the king, “I fear God, and am no more than the treasurer of the Moslems. Their property I cannot alienate; but I still possess three shops in the city of Hems: these you may take; and these alone can I bestow.” His chamber of justice was the terror of the great and the refuge of the poor. Some years after the sultan’s death, an oppressed subject called

    aloud in the streets of Damascus, “O Noureddin, Noureddin, where art thou now? Arise, arise, to pity and protect us!” A tumult was apprehended, and a living tyrant blushed or trembled at the name of a departed monarch.

    [Footnote 36: Abulmahasen apud de Guignes, Hist. des Huns, tom. ii. p. ii. p. 99.]

    [Footnote 37: See his article in the Bibliotheque Orientale of D’Herbelot, and De Guignes, tom. ii. p. i. p. 230 – 261. Such was his valor, that he was styled the second Alexander; and such the extravagant love of his subjects, that they prayed for the sultan a year after his decease. Yet Sangiar might have been made prisoner by the Franks, as well as by the Uzes. He reigned near fifty years, (A.D. 1103 – 1152,) and was a munificent patron of Persian poetry.]

    [Footnote 38: See the Chronology of the Atabeks of Irak and Syria, in De Guignes, tom. i. p. 254; and the reigns of Zenghi and Noureddin in the same writer, (tom. ii. p. ii. p. 147 – 221,) who uses the Arabic text of Benelathir, Ben Schouna and Abulfeda; the Bibliotheque Orientale, under the articles Atabeks and Noureddin, and the Dynasties of Abulpharagius, p. 250 – 267, vers. Pocock.]

    [Footnote 39: William of Tyre (l. xvi. c. 4, 5, 7) describes the loss of Edessa, and the death of Zenghi. The corruption of his name into Sanguin, afforded the Latins a comfortable allusion to his sanguinary character and end, fit sanguine sanguinolentus.]

    [Footnote *: On Noureddin’s conquest of Damascus, see extracts from Arabian writers prefixed to the second part of the third volume of Wilken. – M.]

    [Footnote 40: Noradinus (says William of Tyre, l. xx. 33) maximus nominis et fidei Christianae persecutor; princeps tamen justus, vafer, providus’ et secundum gentis suae traditiones religiosus. To this Catholic witness we may add the primate of the Jacobites, (Abulpharag. p. 267,) quo non alter erat inter reges vitae ratione magis laudabili, aut quae

    pluribus justitiae experimentis abundaret. The true praise of kings is after their death, and from the mouth of their enemies.]

    Chapter LIX: The Crusades.

    Part II.

    By the arms of the Turks and Franks, the Fatimites had been

    deprived of Syria. In Egypt the decay of their character and influence was still more essential. Yet they were still revered as the descendants and successors of the prophet; they maintained their invisible state in the palace of Cairo; and their person was seldom violated by the profane eyes of subjects or strangers. The Latin ambassadors ^41 have described their own introduction, through a series of gloomy passages, and glittering porticos: the scene was enlivened by the warbling of birds and the murmur of fountains: it was enriched by a display of rich furniture and rare animals; of the Imperial treasures, something was shown, and much was supposed; and the long order of unfolding doors was guarded by black soldiers and domestic eunuchs. The sanctuary of the presence chamber was veiled with a curtain; and the vizier, who conducted the ambassadors, laid aside the cimeter, and prostrated himself three times on the ground; the veil was then removed; and they beheld the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who signified his pleasure to the first slave of the throne. But this slave was his master: the viziers or sultans had usurped the supreme administration of Egypt; the claims of the rival candidates were decided by arms; and the name of the most worthy, of the strongest, was inserted in the royal patent of command. The factions of Dargham and Shawer alternately expelled each other from the capital and country; and the weaker side implored the dangerous protection of the sultan of Damascus, or the king of Jerusalem, the perpetual enemies of

    the sect and monarchy of the Fatimites. By his arms and religion the Turk was most formidable; but the Frank, in an easy, direct march, could advance from Gaza to the Nile; while the intermediate situation of his realm compelled the troops of Noureddin to wheel round the skirts of Arabia, a long and painful circuit, which exposed them to thirst, fatigue, and the burning winds of the desert. The secret zeal and ambition of the Turkish prince aspired to reign in Egypt under the name of the Abbassides; but the restoration of the suppliant Shawer was the ostensible motive of the first expedition; and the success was intrusted to the emir Shiracouh, a valiant and veteran commander. Dargham was oppressed and slain; but the ingratitude, the jealousy, the just apprehensions, of his more fortunate rival, soon provoked him to invite the king of Jerusalem to deliver Egypt from his insolent benefactors. To this union the forces of Shiracouh were unequal: he relinquished the premature conquest; and the evacuation of Belbeis or Pelusium was the condition of his safe retreat. As the Turks defiled before the enemy, and their general closed the rear, with a vigilant eye, and a battle axe in his hand, a Frank presumed to ask him if he were not afraid of an attack. “It is doubtless in your power to begin the attack,” replied the intrepid emir; “but rest assured, that not one of my soldiers will go to paradise till he has sent an infidel to hell.” His report of the riches of the land, the effeminacy of the natives, and the disorders of the government, revived the hopes of Noureddin; the caliph of Bagdad applauded the pious design; and Shiracouh descended into Egypt a second time with twelve thousand Turks and eleven thousand Arabs. Yet his forces were still inferior to the confederate armies of the Franks and Saracens; and I can discern an unusual degree of military art, in his passage of the Nile, his retreat into Thebais, his masterly evolutions in the battle of Babain, the surprise of Alexandria, and his marches and countermarches in the flats and valley of Egypt, from the tropic to the sea. His conduct was seconded by the courage of his troops, and on the eve of action a Mamaluke ^42 exclaimed, “If we cannot wrest Egypt from the Christian dogs, why do we not renounce the honors and rewards of the sultan, and retire to labor with the

    peasants, or to spin with the females of the harem?” Yet, after all his efforts in the field, ^43 after the obstinate defence of Alexandria ^44 by his nephew Saladin, an honorable capitulation and retreat ^* concluded the second enterprise of Shiracouh; and Noureddin reserved his abilities for a third and more propitious occasion. It was soon offered by the ambition and avarice of Amalric or Amaury, king of Jerusalem, who had imbibed the pernicious maxim, that no faith should be kept with the enemies of God. ^! A religious warrior, the great master of the hospital, encouraged him to proceed; the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either gave, or promised, a fleet to act with the armies of Syria; and the perfidious Christian, unsatisfied with spoil and subsidy, aspired to the conquest of Egypt. In this emergency, the Moslems turned their eyes towards the sultan of Damascus; the vizier, whom danger encompassed on all sides, yielded to their unanimous wishes, and Noureddin seemed to be tempted by the fair offer of one third of the revenue of the kingdom. The Franks were already at the gates of Cairo; but the suburbs, the old city, were burnt on their approach; they were deceived by an insidious negotiation, and their vessels were unable to surmount the barriers of the Nile. They prudently declined a contest with the Turks in the midst of a hostile country; and Amaury retired into Palestine with the shame and reproach that always adhere to unsuccessful injustice. After this deliverance, Shiracouh was invested with a robe of honor, which he soon stained with the blood of the unfortunate Shawer. For a while, the Turkish emirs condescended to hold the office of vizier; but this foreign conquest precipitated the fall of the Fatimites themselves; and the bloodless change was accomplished by a message and a word. The caliphs had been degraded by their own weakness and the tyranny of the viziers: their subjects blushed, when the descendant and successor of the prophet presented his naked hand to the rude gripe of a Latin ambassador; they wept when he sent the hair of his women, a sad emblem of their grief and terror, to excite the pity of the sultan of Damascus. By the command of Noureddin, and the sentence of the doctors, the holy names of Abubeker, Omar, and Othman, were solemnly restored: the caliph Mosthadi, of

    Bagdad, was acknowledged in the public prayers as the true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and the green livery of the sons of Ali was exchanged for the black color of the Abbassides. The last of his race, the caliph Adhed, who survived only ten days, expired in happy ignorance of his fate; his treasures secured the loyalty of the soldiers, and silenced the murmurs of the sectaries; and in all subsequent revolutions, Egypt has never departed from the orthodox tradition of the Moslems. ^45

    [Footnote 41: From the ambassador, William of Tyre (l. xix. c. 17, 18,) describes the palace of Cairo. In the caliph’s treasure were found a pearl as large as a pigeon’s egg, a ruby weighing seventeen Egyptian drams, an emerald a palm and a half in length, and many vases of crystal and porcelain of China, (Renaudot, p. 536.)]

    [Footnote 42: Mamluc, plur. Mamalic, is defined by Pocock, (Prolegom. ad Abulpharag. p. 7,) and D’Herbelot, (p. 545,) servum emptitium, seu qui pretio numerato in domini possessionem cedit. They frequently occur in the wars of Saladin, (Bohadin, p. 236, &c.;) and it was only the Bahartie Mamalukes that were first introduced into Egypt by his descendants.]

    [Footnote 43: Jacobus a Vitriaco (p. 1116) gives the king of Jerusalem no more than 374 knights. Both the Franks and the Moslems report the superior numbers of the enemy; a difference which may be solved by counting or omitting the unwarlike Egyptians.]

    [Footnote 44: It was the Alexandria of the Arabs, a middle term in extent and riches between the period of the Greeks and Romans, and that of the Turks, (Savary, Lettres sur l’Egypte, tom. i. p. 25, 26.)]

    [Footnote *: The treaty stipulated that both the Christians and the Arabs should withdraw from Egypt. Wilken, vol. iii. part ii. p. 113. – M.] [Footnote !: The Knights Templars, abhorring the perfidious breach of treaty partly, perhaps, out of jealousy of the Hospitallers, refused to join in this enterprise. Will. Tyre c. xx.

    1. 5. Wilken, vol. iii. part ii. p. 117 – M.] [Footnote 45: For this great revolution of Egypt, see William of Tyre, (l. xix. 5, 6, 7, 12 – 31, xx. 5 – 12,) Bohadin, (in Vit. Saladin, p. 30 – 39,) Abulfeda, (in Excerpt. Schultens, p. 1 – 12,) D’Herbelot, (Bibliot. Orient. Adhed, Fathemah, but very incorrect,) Renaudot, (Hist. Patriarch. Alex. p. 522 – 525, 532 – 537,) Vertot, (Hist. des Chevaliers de Malthe, tom. i. p. 141 –

    163,

    in 4to.,) and M. de Guignes, (tom. ii. p. 185 – 215.)] The hilly country beyond the Tigris is occupied by the

    pastoral tribes of the Curds; ^46 a people hardy, strong, savage impatient of the yoke, addicted to rapine, and tenacious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ir national chiefs. The resemblance of name, situation, and manners, seems to identify them with the Carduchians of the Greeks; ^47 and they still defend against the Ottoman Porte the antique freedom which they asserted against the successors of Cyrus. Poverty and ambition prompted them to embrace the profession of mercenary soldiers: the service of his father and uncle prepared the reign of the great Saladin; ^48 and the son of Job or Ayud, a simple Curd, magnanimously smiled at his pedigree, which flattery deduced from the Arabian caliphs. ^49 So unconscious was Noureddin of the impending ruin of his house, that he constrained the reluctant youth to follow his uncle Shiracouh into Egypt: his military character was established by the defence of Alexandria; and, if we may believe the Latins, he solicited and obtained from the Christian general the profane honors of knighthood. ^50 On the death of Shiracouh, the office of grand vizier was bestowed on Saladin, as the youngest and least powerful of the emirs; but with the advice of his father, whom he invited to Cairo, his genius obtained the ascendant over his equals, and attached the army to his person and interest. While Noureddin lived, these ambitious Curds were the most humble of his slaves; and the indiscreet murmurs of the divan were silenced by the prudent Ayub, who loudly protested that at the command of the sultan he himself would lead his sons in chains to the foot of the throne. “Such language,” he added in private, “was prudent

    and proper in an assembly of your rivals; but we are now above fear and obedience; and the threats of Noureddin shall not extort the tribute of a sugar-cane.” His seasonable death relieved them from the odious and doubtful conflict: his son, a minor of eleven years of age, was left for a while to the emirs of Damascus; and the new lord of Egypt was decorated by the caliph with every title ^51 that could sanctify his usurpation in the eyes of the people. Nor was Saladin long content with the possession of Egypt; he despoiled the Christians of Jerusalem, and the Atabeks of Damascus, Aleppo, and Diarbekir: Mecca and Medina acknowledged him for their temporal protector: his brother subdued the distant regions of Yemen, or the happy Arabia; and at the hour of his death, his empire was spread from the African Tripoli to the Tigris, and from the Indian Ocean to the mountains of Armenia. In the judgment of his character, the reproaches of treason and ingratitude strike forcibly on our minds, impressed, as they are, with the principle and experience of law and loyalty. But his ambition may in some measure be excused by the revolutions of Asia, ^52 which had erased every notion of legitimate succession; by the recent example of the Atabeks themselves; by his reverence to the son of his benefactor; his humane and generous behavior to the collateral branches; by their incapacity and his merit; by the approbation of the caliph, the sole source of all legitimate power; and, above all, by the wishes and interest of the people, whose happiness is the first object of government. In his virtues, and in those of his patron, they admired the singular union of the hero and the saint; for both Noureddin and Saladin are ranked among the Mahometan saints; and the constant meditation of the holy war appears to have shed a serious and sober color over their lives and actions. The youth of the latter ^53 was addicted to wine and women: but his aspiring spirit soon renounced the temptations of pleasure for the graver follies of fame and dominion: the garment of Saladin was of coarse woollen; water was his only drink; and, while he emulated the temperance, he surpassed the chastity, of his Arabian prophet. Both in faith and practice he was a rigid Mussulman: he ever deplored that the defence of religion had not allowed

    him to accomplish the pilgrimage of Mecca; but at the stated hours, five times each day, the sultan devoutly prayed with his brethren: the involuntary omission of fasting was scrupulously repaid; and his perusal of the Koran, on horseback between the approaching armies, may be quoted as a proof, however ostentatious, of piety and courage. ^54 The superstitious doctrine of the sect of Shafei was the only study that he deigned to encourage: the poets were safe in his contempt; but all profane science was the object of his aversion; and a philosopher, who had invented some speculative novelties, was seized and strangled by the command of the royal saint. The justice of his divan was accessible to the meanest suppliant against himself and his ministers; and it was only for a kingdom that Saladin would deviate from the rule of equity. While the descendants of Seljuk and Zenghi held his stirrup and smoothed his garments, he was affable and patient with the meanest of his servants. So boundless was his liberality, that he distributed twelve thousand horses at the siege of Acre; and, at the time of his death, no more than forty-seven drams of silver and one piece of gold coin were found in the treasury; yet, in a martial reign, the tributes were diminished, and the wealthy citizens enjoyed, without fear or danger, the fruits of their industry. Egypt, Syria, and Arabia, were adorned by the royal foundations of hospitals, colleges, and mosques; and Cairo was fortified with a wall and citadel; but his works were consecrated to public use: ^55 nor did the sultan indulge himself in a garden or palace of private luxury. In a fanatic age, himself a fanatic, the genuine virtues of Saladin commanded the esteem of the Christians; the emperor of Germany gloried in his friendship; ^56 the Greek emperor solicited his alliance; ^57 and the conquest of Jerusalem diffused, and perhaps magnified, his fame both in the East and West.

    [Footnote 46: For the Curds, see De Guignes, tom. ii. p. 416, 417, the Index Geographicus of Schultens and Tavernier, Voyages, p. i. p. 308, 309. The Ayoubites descended from the tribe of the Rawadiaei, one of the noblest; but as they were infected with the heresy of the Metempsychosis, the orthodox

    sultans insinuated that their descent was only on the mother’s side, and that their ancestor was a stranger who settled among the Curds.] [Footnote 47: See the ivth book of the Anabasis of Xenophon. The ten thousand suffered more from the arrows of the free Carduchians, than from the splendid weakness of the great king.]

    [Footnote 48: We are indebted to the professor Schultens (Lugd. Bat, 1755, in folio) for the richest and most authentic materials, a life of Saladin by his friend and minister the Cadhi Bohadin, and copious extracts from the history of his kinsman the prince Abulfeda of Hamah. To these we may add, the article of Salaheddin in the Bibliotheque Orientale, and all that may be gleaned from the Dynasties of Abulpharagius.]

    [Footnote 49: Since Abulfeda was himself an Ayoubite, he may share the praise, for imitating, at least tacitly, the modesty of the founder.] [Footnote 50: Hist. Hierosol. in the Gesta Dei per Francos, p. 1152. A similar example may be found in Joinville, (p. 42, edition du Louvre;) but the pious St. Louis refused to dignify infidels with the order of Christian knighthood, (Ducange, Observations, p 70.)]

    [Footnote 51: In these Arabic titles, religionis must always be understood; Noureddin, lumen r.; Ezzodin, decus; Amadoddin, columen: our hero’s proper name was Joseph, and he was styled Salahoddin, salus; Al Malichus, Al Nasirus, rex defensor; Abu Modaffer, pater victoriae, Schultens, Praefat.] [Footnote 52: Abulfeda, who descended from a brother of Saladin, observes, from many examples, that the founders of dynasties took the guilt for themselves, and left the reward to their innocent collaterals, (Excerpt p. 10.)]

    [Footnote 53: See his life and character in Renaudot, p. 537 – 548.]

    [Footnote 54: His civil and religious virtues are celebrated in the first chapter of Bohadin, (p. 4 – 30,) himself an eye-witness, and an honest bigot.]

    [Footnote 55: In many works, particularly Joseph’s well in the castle of Cairo, the Sultan and the Patriarch have been confounded by the ignorance of natives and travellers.]

    [Footnote 56: Anonym. Canisii, tom. iii. p. ii. p. 504.]

    [Footnote 57: Bohadin, p. 129, 130.]

    During his short existence, the kingdom of Jerusalem ^58 was

    supported by the discord of the Turks and Saracens; and both the Fatimite caliphs and the sultans of Damascus were tempted to sacrifice the cause of their religion to the meaner considerations of private and present advantage. But the powers of Egypt, Syria, and Arabia, were now united by a hero, whom nature and fortune had armed against the Christians. All without now bore the most threatening aspect; and all was feeble and hollow in the internal state of Jerusalem. After the two first Baldwins, the brother and cousin of Godfrey of Bouillon, the sceptre devolved by female succession to Melisenda, daughter of the second Baldwin, and her husband Fulk, count of Anjou, the father, by a former marriage, of our English Plantagenets. Their two sons, Baldwin the Third, and Amaury, waged a strenuous, and not unsuccessful, war against the infidels; but the son of Amaury, Baldwin the Fourth, was deprived, by the leprosy, a gift of the crusades, of the faculties both of mind and body. His sister Sybilla, the mother of Baldwin the Fifth, was his natural heiress: after the suspicious death of her child, she crowned her second husband, Guy of Lusignan, a prince of a handsome person, but of such base renown, that his own brother Jeffrey was heard to exclaim, “Since they have made him a king, surely they would have made me a god!” The choice was generally blamed; and the most powerful vassal, Raymond count of Tripoli, who had been excluded from the succession and regency, entertained an implacable hatred against the king, and exposed his honor and conscience to the temptations of the sultan. Such were the guardians of the holy city; a leper, a child, a woman, a coward, and a traitor: yet its fate was

    delayed twelve years by some supplies from Europe, by the valor of the military orders, and by the distant or domestic avocations of their great enemy. At length, on every side, the sinking state was encircled and pressed by a hostile line: and the truce was violated by the Franks, whose existence it protected. A soldier of fortune, Reginald of Chatillon, had seized a fortress on the edge of the desert, from whence he pillaged the caravans, insulted Mahomet, and threatened the cities of Mecca and Medina. Saladin condescended to complain; rejoiced in the denial of justice, and at the head of fourscore thousand horse and foot invaded the Holy Land. The choice of Tiberias for his first siege was suggested by the count of Tripoli, to whom it belonged; and the king of Jerusalem was persuaded to drain his garrison, and to arm his people, for the relief of that important place. ^59 By the advice of the perfidious Raymond, the Christians were betrayed into a camp destitute of water: he fled on the first onset, with the curses of both nations: ^60 Lusignan was overthrown, with the loss of thirty thousand men; and the wood of the true cross (a dire misfortune!) was left in the power of the infidels. ^* The royal captive was conducted to the tent of Saladin; and as he fainted with thirst and terror, the generous victor presented him with a cup of sherbet, cooled in snow, without suffering his companion, Reginald of Chatillon, to partake of this pledge of hospitality and pardon. “The person and dignity of a king,” said the sultan, “are sacred, but this impious robber must instantly acknowledge the prophet, whom he has blasphemed, or meet the death which he has so often deserved.” On the proud or conscientious refusal of the Christian warrior, Saladin struck him on the head with his cimeter, and Reginald was despatched by the guards. ^61 The trembling Lusignan was sent to Damascus, to an honorable prison and speedy ransom; but the victory was stained by the execution of two hundred and thirty knights of the hospital, the intrepid champions and martyrs of their faith. The kingdom was left without a head; and of the two grand masters of the military orders, the one was slain and the other was a prisoner. From all the cities, both of the sea-coast and the inland country, the garrisons had been drawn away for this fatal field: Tyre and

    Tripoli alone could escape the rapid inroad of Saladin; and three months after the battle of Tiberias, he appeared in arms before the gates of Jerusalem. ^62

    [Footnote 58: For the Latin kingdom of Jerusalem, see William of Tyre, from the ixth to the xxiid book. Jacob a Vitriaco, Hist. Hierosolem l i., and Sanutus Secreta Fidelium Crucis, l. iii. p. vi. vii. viii. ix.] [Footnote 59: Templarii ut apes bombabant et Hospitalarii ut venti stridebant, et barones se exitio offerebant, et Turcopuli (the Christian light troops) semet ipsi in ignem injiciebant, (Ispahani de Expugnatione Kudsitica, p. 18, apud Schultens;) a specimen of Arabian eloquence, somewhat different from the style of Xenophon!]

    [Footnote 60: The Latins affirm, the Arabians insinuate, the treason of Raymond; but had he really embraced their religion, he would have been a saint and a hero in the eyes of the latter.]

    [Footnote *: Raymond’s advice would have prevented the abandonment of a secure camp abounding with water near Sepphoris.

    The rash and insolent valor of the master of the order of Knights Templars, which had before exposed the Christians to a fatal defeat at the brook Kishon, forced the feeble king to annul the determination of a council of war, and advance to a camp in an enclosed valley among the mountains, near Hittin, without water. Raymond did not fly till the battle was irretrievably lost, and then the Saracens seem to have opened their ranks to allow him free passage. The charge of suggesting the siege of Tiberias appears ungrounded Raymond, no doubt, played a double part: he was a man of strong sagacity, who foresaw the desperate nature of the contest with Saladin, endeavored by every means to maintain the treaty, and, though he joined both his arms and his still more valuable counsels to the Christian army, yet kept up a kind of amicable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Mahometans. See Wilken, vol. iii. part ii. p. 276, et seq. Michaud, vol. ii. p. 278, et seq. M.

    Michaud is still more friendly than Wilken to the memory of Count Raymond, who died suddenly, shortly after the battle of Hittin. He quotes a letter written in the name of Saladin by the caliph Alfdel, to show that Raymond was considered by the Mahometans their most dangerous and detested enemy. “No person of distinction among the Christians escaped, except the count, (of Tripoli) whom God curse. God made him die shortly afterwards, and sent him from the kingdom of death to hell.” – M.] [Footnote 61: Benaud, Reginald, or Arnold de Chatillon, is celebrated by the Latins in his life and death; but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latter are more distinctly related by Bohadin and Abulfeda; and Joinville (Hist. de St. Louis, p. 70) alludes to the practice of Saladin, of never putting to death a prisoner who had tasted his bread and salt. Some of the companions of Arnold had been slaughtered, and almost sacrificed, in a valley of Mecca, ubi sacrificia mactantur, (Abulfeda, p. 32.)]

    [Footnote 62: Vertot, who well describes the loss of the kingdom and city (Hist. des Chevaliers de Malthe, tom. i. l. ii. p. 226 – 278,) inserts two original epistles of a Knight Templar.]

    He might expect that the siege of a city so venerable on

    earth and in heaven, so interesting to Europe and Asia, would rekindle the last sparks of enthusiasm; and that, of sixty thousand Christians, every man would be a soldier, and every soldier a candidate for martyrdom. But Queen Sybilla trembled for herself and her captive husband; and the barons and knights, who had escaped from the sword and chains of the Turks, displayed the same factious and selfish spirit in the public ruin. The most numerous portion of the inhabitants was composed of the Greek and Oriental Christians, whom experience had taught to prefer the Mahometan before the Latin yoke; ^63 and the holy sepulchre attracted a base and needy crowd, without arms or courage, who subsisted only on the charity of the pilgrims. Some feeble and hasty efforts were

    made for the defence of Jerusalem: but in the space of fourteen days, a victorious army drove back the sallies of the besieged, planted their engines, opened the wall to the breadth of fifteen cubits, applied their scaling-ladders, and erected on the breach twelve banners of the prophet and the sultan. It was in vain that a barefoot procession of the queen, the women, and the monks, implored the Son of God to save his tomb and his inheritance from impious violation. Their sole hope was in the mercy of the conqueror, and to their first suppliant deputation that mercy was sternly denied. “He had sworn to avenge the patience and long-suffering of the Moslems; the hour of forgiveness was elapsed, and the moment was now arrived to expiate, in blood, the innocent blood which had been spilt by Godfrey and the first crusaders.” But a desperate and successful struggle of the Franks admonished the sultan that his triumph was not yet secure; he listened with reverence to a solemn adjuration in the name of the common Father of mankind; and a sentiment of human sympathy mollified the rigor of fanaticism and conquest. He consented to accept the city, and to spare the inhabitants. The Greek and Oriental Christians were permitted to live under his dominion, but it was stipulated, that in forty days all the Franks and Latins should evacuate Jerusalem, and be safely conducted to the seaports of Syria and Egypt; that ten pieces of gold should be paid for each man, five for each woman, and one for every child; and that those who were unable to purchase their freedom should be detained in perpetual slavery. Of some writers it is a favorite and invidious theme to compare the humanity of Saladin with the massacre of the first crusade. The difference would be merely personal; but we should not forget that the Christians had offered to capitulate, and that the Mahometans of Jerusalem sustained the last extremities of an assault and storm. Justice is indeed due to the fidelity with which the Turkish conqueror fulfilled the conditions of the treaty; and he may be deservedly praised for the glance of pity which he cast on the misery of the vanquished. Instead of a rigorous exaction of his debt, he accepted a sum of thirty thousand byzants, for the ransom of seven thousand poor; two or three thousand more were

    dismissed by his gratuitous clemency; and the number of slaves was reduced to eleven or fourteen thousand persons. In this interview with the queen, his words, and even his tears suggested the kindest consolations; his liberal alms were distributed among those who had been made orphans or widows by the fortune of war; and while the knights of the hospital were in arms against him, he allowed their more pious brethren to continue, during the term of a year, the care and service of the sick. In these acts of mercy the virtue of Saladin deserves our admiration and love: he was above the necessity of dissimulation, and his stern fanaticism would have prompted him to dissemble, rather than to affect, this profane compassion for the enemies of the Koran. After Jerusalem had been delivered from the presence of the strangers, the sultan made his triumphal entry, his banners waving in the wind, and to the harmony of martial music. The great mosque of Omar, which had been converted into a church, was again consecrated to one God and his prophet Mahomet: the walls and pavement were purified with rose-water; and a pulpit, the labor of Noureddin, was erected in the sanctuary. But when the golden cross that glittered on the dome was cast down, and dragged through the streets, the Christians of every sect uttered a lamentable groan, which was answered by the joyful shouts of the Moslems. In four ivory chests the patriarch had collected the crosses, the images, the vases, and the relics of the holy place; they were seized by the conqueror, who was desirous of presenting the caliph with the trophies of Christian idolatry. He was persuaded, however, to intrust them to the patriarch and prince of Antioch; and the pious pledge was redeemed by Richard of England, at the expense of fifty-two thousand byzants of gold. ^64

    [Footnote 63: Renaudot, Hist. Patriarch. Alex. p. 545.]

    [Footnote 64: For the conquest of Jerusalem, Bohadin (p. 67 – 75) and Abulfeda (p. 40 – 43) are our Moslem witnesses. Of the Christian, Bernard Thesaurarius (c. 151 – 167) is the most copious and authentic; see likewise Matthew Paris, (p. 120 – 124.)]

    The nations might fear and hope the immediate and final

    expulsion of the Latins from Syria; which was yet delayed above a century after the death of Saladin. ^65 In the career of victory, he was first checked by the resistance of Tyre; the troops and garrisons, which had capitulated, were imprudently conducted to the same port: their numbers were adequate to the defence of the place; and the arrival of Conrad of Montferrat inspired the disorderly crowd with confidence and union. His father, a venerable pilgrim, had been made prisoner in the battle of Tiberias; but that disaster was unknown in Italy and Greece, when the son was urged by ambition and piety to visit the inheritance of his royal nephew, the infant Baldwin. The view of the Turkish banners warned him from the hostile coast of Jaffa; and Conrad was unanimously hailed as the prince and champion of Tyre, which was already besieged by the conqueror of Jerusalem. The firmness of his zeal, and perhaps his knowledge of a generous foe, enabled him to brave the threats of the sultan, and to declare, that should his aged parent be exposed before the walls, he himself would discharge the first arrow, and glory in his descent from a Christian martyr. ^66 The Egyptian fleet was allowed to enter the harbor of Tyre; but the chain was suddenly drawn, and five galleys were either sunk or taken: a thousand Turks were slain in a sally; and Saladin, after burning his engines, concluded a glorious campaign by a disgraceful retreat to Damascus. He was soon assailed by a more formidable tempest. The pathetic narratives, and even the pictures, that represented in lively colors the servitude and profanation of Jerusalem, awakened the torpid sensibility of Europe: the emperor Frederic Barbarossa, and the kings of France and England, assumed the cross; and the tardy magnitude of their armaments was anticipated by the maritime states of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Ocean. The skilful and provident Italians first embarked in the ships of Genoa, Pisa, and Venice. They were speedily followed by the most eager pilgrims of France, Normandy, and the Western Isles. The powerful succor of Flanders, Frise, and Denmark,

    filled near a hundred vessels: and the Northern warriors were distinguished in the field by a lofty stature and a ponderous battle- axe. ^67 Their increasing multitudes could no longer be confined within the walls of Tyre, or remain obedient to the voice of Conrad. They pitied the misfortunes, and revered the dignity, of Lusignan, who was released from prison, perhaps, to divide the army of the Franks. He proposed the recovery of Ptolemais, or Acre, thirty miles to the south of Tyre; and the place was first invested by two thousand horse and thirty thousand foot under his nominal command. I shall not expatiate on the story of this memorable siege; which lasted near two years, and consumed, in a narrow space, the forces of Europe and Asia. Never did the flame of enthusiasm burn with fiercer and more destructive rage; nor could the true believers, a common appellation, who consecrated their own martyrs, refuse some applause to the mistaken zeal and courage of their adversaries. At the sound of the holy trumpet, the Moslems of Egypt, Syria, Arabia, and the Oriental provinces, assembled under the servant of the prophet: ^68 his camp was pitched and removed within a few miles of Acre; and he labored, night and day, for the relief of his brethren and the annoyance of the Franks. Nine battles, not unworthy of the name, were fought in the neighborhood of Mount Carmel, with such vicissitude of fortune, that in one attack, the sultan forced his way into the city; that in one sally, the Christians penetrated to the royal tent. By the means of divers and pigeons, a regular correspondence was maintained with the besieged; and, as often as the sea was left open, the exhausted garrison was withdrawn, and a fresh supply was poured into the place. The Latin camp was thinned by famine, the sword and the climate; but the tents of the dead were replenished with new pilgrims, who exaggerated the strength and speed of their approaching countrymen. The vulgar was astonished by the report, that the pope himself, with an innumerable crusade, was advanced as far as Constantinople. The march of the emperor filled the East with more serious alarms: the obstacles which he encountered in Asia, and perhaps in Greece, were raised by the policy of Saladin: his joy on the death of Barbarossa was measured by his esteem; and

    the Christians were rather dismayed than encouraged at the sight of the duke of Swabia and his way-worn remnant of five thousand Germans. At length, in the spring of the second year, the royal fleets of France and England cast anchor in the Bay of Acre, and the siege was more vigorously prosecuted by the youthful emulation of the two kings, Philip Augustus and Richard Plantagenet. After every resource had been tried, and every hope was exhausted, the defenders of Acre submitted to their fate; a capitulation was granted, but their lives and liberties were taxed at the hard conditions of a ransom of two hundred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the deliverance of one hundred nobles, and fifteen hundred inferior captives, and the restoration of the wood of the holy cross. Some doubts in the agreement, and some delay in the execution, rekindled the fury of the Franks, and three thousand Moslems, almost in the sultan’s view, were beheaded by the command of the sanguinary Richard. ^69 By the conquest of Acre, the Latin powers acquired a strong town and a convenient harbor; but the advantage was most dearly purchased. The minister and historian of Saladin computes, from the report of the enemy, that their numbers, at different periods, amounted to five or six hundred thousand; that more than one hundred thousand Christians were slain; that a far greater number was lost by disease or shipwreck; and that a small portion of this mighty host could return in safety to their native countries. ^70

    [Footnote 65: The sieges of Tyre and Acre are most copiously described by Bernard Thesaurarius, (de Acquisitione Terrae Sanctae, c. 167 – 179,) the author of the Historia Hierosolymitana, (p. 1150 – 1172, in Bongarnius,) Abulfeda, (p. 43 – 50,) and Bohadin, (p. 75 – 179.)]

    [Footnote 66: I have followed a moderate and probable representation of the fact; by Vertot, who adopts without reluctance a romantic tale the old marquis is actually exposed to the darts of the besieged.]

    [Footnote 67: Northmanni et Gothi, et caeteri populi insularum quae inter occidentem et septentrionem sitae sunt, gentes bellicosae, corporis proceri mortis intrepidae,

    bipenbibus armatae, navibus rotundis, quae Ysnachiae dicuntur, advectae.]

    [Footnote 68: The historian of Jerusalem (p. 1108) adds the nations of the East from the Tigris to India, and the swarthy tribes of Moors and Getulians, so that Asia and Africa fought against Europe.]

    [Footnote 69: Bohadin, p. 180; and this massacre is neither denied nor blamed by the Christian historians. Alacriter jussa complentes, (the English soldiers,) says Galfridus a Vinesauf, (l. iv. c. 4, p. 346,) who fixes at 2700 the number of victims; who are multiplied to 5000 by Roger Hoveden, (p. 697, 698.) The humanity or avarice of Philip Augustus was persuaded to ransom his prisoners, (Jacob a Vitriaco, l. i. c. 98, p. 1122.)]

    [Footnote 70: Bohadin, p. 14. He quotes the judgment of Balianus, and the prince of Sidon, and adds, ex illo mundo quasi hominum paucissimi redierunt. Among the Christians who died before St. John d’Acre, I find the English names of De Ferrers earl of Derby, (Dugdale, Baronage, part i. p. 260,) Mowbray, (idem, p. 124,) De Mandevil, De Fiennes, St. John, Scrope, Bigot, Talbot, &c.]

    Chapter LIX: The Crusades.

    Part III.

    Philip Augustus, and Richard the First, are the only kings

    of France and England who have fought under the same banners; but the holy service in which they were enlisted was incessantly disturbed by their national jealousy; and the two factions, which they protected in Palestine, were more averse to each other than to the common enemy. In the eyes of the Orientals; the French monarch was superior in dignity and power; and, in the emperor’s absence, the Latins revered him

    as their temporal chief. ^71 His exploits were not adequate to his fame. Philip was brave, but the statesman predominated in his character; he was soon weary of sacrificing his health and interest on a barren coast: the surrender of Acre became the signal of his departure; nor could he justify this unpopular desertion, by leaving the duke of Burgundy with five hundred knights and ten thousand foot, for the service of the Holy Land. The king of England, though inferior in dignity, surpassed his rival in wealth and military renown; ^72 and if heroism be confined to brutal and ferocious valor, Richard Plantagenet will stand high among the heroes of the age. The memory of Coeur de Lion, of the lion-hearted prince, was long dear and glorious to his English subjects; and, at the distance of sixty years, it was celebrated in proverbial sayings by the grandsons of the Turks and Saracens, against whom he had fought: his tremendous name was employed by the Syrian mothers to silence their infants; and if a horse suddenly started from the way, his rider was wont to exclaim, “Dost thou think King Richard is in that bush?” ^73 His cruelty to the Mahometans was the effect of temper and zeal; but I cannot believe that a soldier, so free and fearless in the use of his lance, would have descended to whet a dagger against his valiant brother Conrad of Montferrat, who was slain at Tyre by some secret assassins. ^74 After the surrender of Acre, and the departure of Philip, the king of England led the crusaders to the recovery of the sea-coast; and the cities of Caesarea and Jaffa were added to the fragments of the kingdom of Lusignan. A march of one hundred miles from Acre to Ascalon was a great and perpetual battle of eleven days. In the disorder of his troops, Saladin remained on the field with seventeen guards, without lowering his standard, or suspending the sound of his brazen kettle-drum: he again rallied and renewed the charge; and his preachers or heralds called aloud on the unitarians, manfully to stand up against the Christian idolaters. But the progress of these idolaters was irresistible; and it was only by demolishing the walls and buildings of Ascalon, that the sultan could prevent them from occupying an important fortress on the confines of Egypt. During a severe winter, the armies slept; but in the spring, the Franks advanced within a

    day’s march of Jerusalem, under the leading standard of the English king; and his active spirit intercepted a convoy, or caravan, of seven thousand camels. Saladin ^75 had fixed his station in the holy city; but the city was struck with consternation and discord: he fasted; he prayed; he preached; he offered to share the dangers of the siege; but his Mamalukes, who remembered the fate of their companions at Acre, pressed the sultan with loyal or seditious clamors, to reserve his person and their courage for the future defence of the religion and empire. ^76 The Moslems were delivered by the sudden, or, as they deemed, the miraculous, retreat of the Christians; ^77 and the laurels of Richard were blasted by the prudence, or envy, of his companions. The hero, ascending a hill, and veiling his face, exclaimed with an indignant voice, “Those who are unwilling to rescue, are unworthy to view, the sepulchre of Christ!” After his return to Acre, on the news that Jaffa was surprised by the sultan, he sailed with some merchant vessels, and leaped foremost on the beach: the castle was relieved by his presence; and sixty thousand Turks and Saracens fled before his arms. The discovery of his weakness, provoked them to return in the morning; and they found him carelessly encamped before the gates with only seventeen knights and three hundred archers. Without counting their numbers, he sustained their charge; and we learn from the evidence of his enemies, that the king of England, grasping his lance, rode furiously along their front, from the right to the left wing, without meeting an adversary who dared to encounter his career. ^78 Am I writing the history of Orlando or Amadis? [Footnote 71: Magnus hic apud eos, interque reges eorum tum virtute tum majestate eminens . . . . summus rerum arbiter, (Bohadin, p. 159.) He does not seem to have known the names either of Philip or Richard.] [Footnote 72: Rex Angliae, praestrenuus . . . . rege Gallorum minor apud eos censebatur ratione regni atque dignitatis; sed tum divitiis florentior, tum bellica virtute multo erat celebrior, (Bohadin, p. 161.) A stranger might admire those riches; the national historians will tell with what lawless and wasteful oppression they were collected.]

    [Footnote 73: Joinville, p. 17. Cuides-tu que ce soit le roi Richart?] [Footnote 74: Yet he was guilty in the opinion of the Moslems, who attest the confession of the assassins, that they were sent by the king of England, (Bohadin, p. 225;) and his only defence is an absurd and palpable forgery, (Hist. de l’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 tom. xv. p. 155 – 163,) a pretended letter from the prince of the assassins, the Sheich, or old man of the mountain, who justified Richard, by assuming to himself the guilt or merit of the murder.

    Note: Von Hammer (Geschichte der Assassinen, p. 202) sums up

    against Richard, Wilken (vol. iv. p. 485) as strongly for acquittal. Michaud (vol. ii. p. 420) delivers no decided opinion. This crime was also attributed to Saladin, who is said, by an Oriental authority, (the continuator of Tabari,) to have employed the assassins to murder both Conrad and Richard. It is a melancholy admission, but it must be acknowledged, that such an act would be less inconsistent with the character of the Christian than of the Mahometan king. – M.]

    [Footnote 75: See the distress and pious firmness of Saladin, as they are described by Bohadin, (p. 7 – 9, 235 – 237,) who himself harangued the defenders of Jerusalem; their fears were not unknown to the enemy, (Jacob. a Vitriaco, l. i. c. 100, p. 1123. Vinisauf, l. v. c. 50, p. 399.)] [Footnote 76: Yet unless the sultan, or an Ayoubite prince, remained in Jerusalem, nec Curdi Turcis, nec Turci essent obtemperaturi Curdis, (Bohadin, p. 236.) He draws aside a corner of the political curtain.] [Footnote 77: Bohadin, (p. 237,) and even Jeffrey de Vinisauf, (l. vi. c. 1 – 8, p. 403 – 409,) ascribe the retreat to Richard himself; and Jacobus a Vitriaco observes, that in his impatience to depart, in alterum virum muta tus est, (p. 1123.) Yet Joinville, a French knight, accuses the envy of Hugh duke of Burgundy, (p. 116,) without supposing, like Matthew Paris, that he was bribed by Saladin.]

    [Footnote 78: The expeditions to Ascalon, Jerusalem, and Jaffa, are related by Bohadin (p. 184 – 249) and Abulfeda, (p. 51, 52.) The author of the Itinerary, or the monk of St. Alban’s, cannot exaggerate the cadhi’s account of the prowess of Richard, (Vinisauf, l. vi. c. 14 – 24, p. 412 – 421. Hist. Major, p. 137 – 143;) and on the whole of this war there is a marvellous agreement between the Christian and Mahometan writers, who mutually praise the virtues of their enemies.]

    During these hostilities, a languid and tedious negotiation

    ^79 between the Franks and Moslems was started, and continued, and broken, and again resumed, and again broken. Some acts of royal courtesy, the gift of snow and fruit, the exchange of Norway hawks and Arabian horses, softened the asperity of religious war: from the vicissitude of success, the monarchs might learn to suspect that Heaven was neutral in the quarrel; nor, after the trial of each other, could either hope for a decisive victory. ^80 The health both of Richard and Saladin appeared to be in a declining state; and they respectively suffered the evils of distant and domestic warfare: Plantagenet was impatient to punish a perfidious rival who had invaded Normandy in his absence; and the indefatigable sultan was subdued by the cries of the people, who was the victim, and of the soldiers, who were the instruments, of his martial zeal. The first demands of the king of England were the restitution of Jerusalem, Palestine, and the true cross; and he firmly declared, that himself and his brother pilgrims would end their lives in the pious labor, rather than return to Europe with ignominy and remorse. But the conscience of Saladin refused, without some weighty compensation, to restore the idols, or promote the idolatry, of the Christians; he asserted, with equal firmness, his religious and civil claim to the sovereignty of Palestine; descanted on the importance and sanctity of Jerusalem; and rejected all terms of the establishment, or partition of the Latins. The marriage which Richard proposed, of his sister with the sultan’s brother, was defeated by the difference of faith; the princess abhorred the embraces of a Turk; and Adel, or Saphadin, would not easily

    renounce a plurality of wives. A personal interview was declined by Saladin, who alleged their mutual ignorance of each other’s language; and the negotiation was managed with much art and delay by their interpreters and envoys. The final agreement was equally disapproved by the zealots of both parties, by the Roman pontiff and the caliph of Bagdad. It was stipulated that Jerusalem and the holy sepulchre should be open, without tribute or vexation, to the pilgrimage of the Latin Christians; that, after the demolition of Ascalon, they should inclusively possess the sea-coast from Jaffa to Tyre; that the count of Tripoli and the prince of Antioch should be comprised in the truce; and that, during three years and three months, all hostilities should cease. The principal chiefs of the two armies swore to the observance of the treaty; but the monarchs were satisfied with giving their word and their right hand; and the royal majesty was excused from an oath, which always implies some suspicion of falsehood and dishonor. Richard embarked for Europe, to seek a long captivity and a premature grave; and the space of a few months concluded the life and glories of Saladin. The Orientals describe his edifying death, which happened at Damascus; but they seem ignorant of the equal distribution of his alms among the three religions, ^81 or of the display of a shroud, instead of a standard, to admonish the East of the instability of human greatness. The unity of empire was dissolved by his death; his sons were oppressed by the stronger arm of their uncle Saphadin; the hostile interests of the sultans of Egypt, Damascus, and Aleppo, ^82 were again revived; and the Franks or Latins stood and breathed, and hoped, in their fortresses along the Syrian coast.

    [Footnote 79: See the progress of negotiation and hostility in Bohadin, (p. 207 – 260,) who was himself an actor in the treaty. Richard declared his intention of returning with new armies to the conquest of the Holy Land; and Saladin answered the menace with a civil compliment, (Vinisauf l. vi. c. 28, p. 423.)]

    [Footnote 80: The most copious and original account of this holy war is Galfridi a Vinisauf, Itinerarium Regis Anglorum

    Richardi et aliorum in Terram Hierosolymorum, in six books, published in the iid volume of Gale’s Scriptores Hist. Anglicanae, (p. 247 – 429.) Roger Hoveden and Matthew Paris afford likewise many valuable materials; and the former describes, with accuracy, the discipline and navigation of the English fleet.]

    [Footnote 81: Even Vertot (tom. i. p. 251) adopts the foolish notion of the indifference of Saladin, who professed the Koran with his last breath.] [Footnote 82: See the succession of the Ayoubites, in Abulpharagius, (Dynast. p. 277, &c.,) and the tables of M. De Guignes, l’Art de Verifier les Dates, and the Bibliotheque Orientale.]

    The noblest monument of a conqueror’s fame, and of the

    terror which he inspired, is the Saladine tenth, a general tax which was imposed on the laity, and even the clergy, of the Latin church, for the service of the holy war. The practice was too lucrative to expire with the occasion: and this tribute became the foundation of all the tithes and tenths on ecclesiastical benefices, which have been granted by the Roman pontiffs to Catholic sovereigns, or reserved for the immediate use of the apostolic see. ^83 This pecuniary emolument must have tended to increase the interest of the popes in the recovery of Palestine: after the death of Saladin, they preached the crusade, by their epistles, their legates, and their missionaries; and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pious work might have been expected from the zeal and talents of Innocent the Third. ^84 Under that young and ambitious priest, the successors of St. Peter attained the full meridian of their greatness: and in a reign of eighteen years, he exercised a despotic command over the emperors and kings, whom he raised and deposed; over the nations, whom an interdict of months or years deprived, for the offence of their rulers, of the exercise of Christian worship. In the council of the Lateran he acted as the ecclesiastical, almost as the temporal, sovereign of the East and West. It was at the feet of his legate that John

    of England surrendered his crown; and Innocent may boast of the two most signal triumphs over sense and humanity, the establishment of transubstantiation, and the origin of the inquisition. At his voice, two crusades, the fourth and the fifth, were undertaken; but, except a king of Hungary, the princes of the second order were at the head of the pilgrims: the forces were inadequate to the design; nor did the effects correspond with the hopes and wishes of the pope and the people. The fourth crusade was diverted from Syria to Constantinople; and the conquest of the Greek or Roman empire by the Latins will form the proper and important subject of the next chapter. In the fifth, ^85 two hundred thousand Franks were landed at the eastern mouth of the Nile. They reasonably hoped that Palestine must be subdued in Egypt, the seat and storehouse of the sultan; and, after a siege of sixteen months, the Moslems deplored the loss of Damietta. But the Christian army was ruined by the pride and insolence of the legate Pelagius, who, in the pope’s name, assumed the character of general: the sickly Franks were encompassed by the waters of the Nile and the Oriental forces; and it was by the evacuation of Damietta that they obtained a safe retreat, some concessions for the pilgrims, and the tardy restitution of the doubtful relic of the true cross. The failure may in some measure be ascribed to the abuse and multiplication of the crusades, which were preached at the same time against the Pagans of Livonia, the Moors of Spain, the Albigeois of France, and the kings of Sicily of the Imperial family. ^86 In these meritorious services, the volunteers might acquire at home the same spiritual indulgence, and a larger measure of temporal rewards; and even the popes, in their zeal against a domestic enemy, were sometimes tempted to forget the distress of their Syrian brethren. From the last age of the crusades they derived the occasional command of an army and revenue; and some deep reasoners have suspected that the whole enterprise, from the first synod of Placentia, was contrived and executed by the policy of Rome. The suspicion is not founded, either in nature or in fact. The successors of St. Peter appear to have followed, rather than guided, the impulse of manners and prejudice; without much foresight of the seasons, or

    cultivation of the soil, they gathered the ripe and spontaneous fruits of the superstition of the times. They gathered these fruits without toil or personal danger: in the council of the Lateran, Innocent the Third declared an ambiguous resolution of animating the crusaders by his example; but the pilot of the sacred vessel could not abandon the helm; nor was Palestine ever blessed with the presence of a Roman pontiff. ^87 [Footnote 83: Thomassin (Discipline de l’Eglise, tom. iii. p. 311 – 374) has copiously treated of the origin, abuses, and restrictions of these tenths. A theory was started, but not pursued, that they were rightfully due to the pope, a tenth of the Levite’s tenth to the high priest, (Selden on Tithes; see his Works, vol. iii. p. ii. p. 1083.)]

    [Footnote 84: See the Gesta Innocentii III. in Murat. Script. Rer. Ital., (tom. iii. p. 486 – 568.)]

    [Footnote 85: See the vth crusade, and the siege of Damietta, in Jacobus a Vitriaco, (l. iii. p. 1125 – 1149, in the Gesta Dei of Bongarsius,) an eye- witness, Bernard Thesaurarius, (in Script. Muratori, tom. vii. p. 825 – 846, c. 190 – 207,) a contemporary, and Sanutus, (Secreta Fidel Crucis, l. iii. p. xi. c. 4 – 9,) a diligent compiler; and of the Arabians Abulpharagius, (Dynast. p. 294,) and the Extracts at the end of Joinville, (p. 533, 537, 540, 547, &c.)]

    [Footnote 86: To those who took the cross against Mainfroy, the pope (A.D. 1255) granted plenissimam peccatorum remissionem. Fideles mirabantur quod tantum eis promitteret pro sanguine Christianorum effundendo quantum pro cruore infidelium aliquando, (Matthew Paris p. 785.) A high flight for the reason of the xiiith century.]

    [Footnote 87: This simple idea is agreeable to the good sense of Mosheim, (Institut. Hist. Eccles. p. 332,) and the fine philosophy of Hume, (Hist. of England, vol. i. p. 330.)]

    The persons, the families, and estates of the pilgrims, were

    under the immediate protection of the popes; and these spiritual patrons soon claimed the prerogative of directing their operations, and enforcing, by commands and censures,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ir vow. Frederic the Second, ^88 the grandson of Barbarossa, was successively the pupil, the enemy, and the victim of the church. At the age of twenty-one years, and in obedience to his guardian Innocent the Third, he assumed the cross; the same promise was repeated at his royal and imperial coronations; and his marriage with the heiress of Jerusalem forever bound him to defend the kingdom of his son Conrad. But as Frederic advanced in age and authority, he repented of the rash engagements of his youth: his liberal sense and knowledge taught him to despise the phantoms of superstition and the crowns of Asia: he no longer entertained the same reverence for the successors of Innocent: and his ambition was occupied by the restoration of the Italian monarchy from Sicily to the Alps. But the success of this project would have reduced the popes to their primitive simplicity; and, after the delays and excuses of twelve years, they urged the emperor, with entreaties and threats, to fix the time and place of his departure for Palestine. In the harbors of Sicily and Apulia, he prepared a fleet of one hundred galleys, and of one hundred vessels, that were framed to transport and land two thousand five hundred knights, with their horses and attendants; his vassals of Naples and Germany formed a powerful army; and the number of English crusaders was magnified to sixty thousand by the report of fame. But the inevitable or affected slowness of these mighty preparations consumed the strength and provisions of the more indigent pilgrims: the multitude was thinned by sickness and desertion; and the sultry summer of Calabria anticipated the mischiefs of a Syrian campaign. At length the emperor hoisted sail at Brundusium, with a fleet and army of forty thousand men: but he kept the sea no more than three days; and his hasty retreat, which was ascribed by his friends to a grievous indisposition, was accused by his enemies as a voluntary and obstinate disobedience. For suspending his vow was Frederic excommunicated by Gregory the Ninth; for presuming, the next year, to accomplish his vow, he was again

    excommunicated by the same pope. ^89 While he served under the banner of the cross, a crusade was preached against him in Italy; and after his return he was compelled to ask pardon for the injuries which he had suffered. The clergy and military orders of Palestine were previously instructed to renounce his communion and dispute his commands; and in his own kingdom, the emperor was forced to consent that the orders of the camp should be issued in the name of God and of the Christian republic. Frederic entered Jerusalem in triumph; and with his own hands (for no priest would perform the office) he took the crown from the altar of the holy sepulchre. But the patriarch cast an interdict on the church which his presence had profaned; and the knights of the hospital and temple informed the sultan how easily he might be surprised and slain in his unguarded visit to the River Jordan. In such a state of fanaticism and faction, victory was hopeless, and defence was difficult; but the conclusion of an advantageous peace may be imputed to the discord of the Mahometans, and their personal esteem for the character of Frederic. The enemy of the church is accused of maintaining with the miscreants an intercourse of hospitality and friendship unworthy of a Christian; of despising the barrenness of the land; and of indulging a profane thought, that if Jehovah had seen the kingdom of Naples he never would have selected Palestine for the inheritance of his chosen people. Yet Frederic obtained from the sultan the restitution of Jerusalem, of Bethlem and Nazareth, of Tyre and Sidon; the Latins were allowed to inhabit and fortify the city; an equal code of civil and religious freedom was ratified for the sectaries of Jesus and those of Mahomet; and, while the former worshipped at the holy sepulchre, the latter might pray and preach in the mosque of the temple, ^90 from whence the prophet undertook his nocturnal journey to heaven. The clergy deplored this scandalous toleration; and the weaker Moslems were gradually expelled; but every rational object of the crusades was accomplished without bloodshed; the churches were restored, the monasteries were replenished; and, in the space of fifteen years, the Latins of Jerusalem exceeded the number of six thousand. This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which they were ungrateful to their

    benefactor, was terminated by the irruption of the strange and savage hordes of Carizmians. ^91 Flying from the arms of the Moguls, those shepherds ^* of the Caspian rolled headlong on Syria; and the union of the Franks with the sultans of Aleppo, Hems, and Damascus, was insufficient to stem the violence of the torrent. Whatever stood against them was cut off by the sword, or dragged into captivity: the military orders were almost exterminated in a single battle; and in the pillage of the city, in the profanation of the holy sepulchre, the Latins confess and regret the modesty and discipline of the Turks and Saracens. [Footnote 88: The original materials for the crusade of Frederic II. may be drawn from Richard de St. Germano (in Muratori, Script. Rerum Ital. tom. vii. p. 1002 – 1013) and Matthew Paris, (p. 286, 291, 300, 302, 304.) The most rational moderns are Fleury, (Hist. Eccles. tom. xvi.,) Vertot, (Chevaliers de Malthe, tom. i. l. iii.,) Giannone, (Istoria Civile di Napoli, tom. ii. l. xvi.,) and Muratori, (Annali d’ Italia, tom. x.)]

    [Footnote 89: Poor Muratori knows what to think, but knows not what to say: “Chino qui il capo,’ &c. p. 322]

    [Footnote 90: The clergy artfully confounded the mosque or church of the temple with the holy sepulchre, and their wilful error has deceived both Vertot and Muratori.]

    [Footnote 91: The irruption of the Carizmians, or Corasmins, is related by Matthew Paris, (p. 546, 547,) and by Joinville, Nangis, and the Arabians, (p. 111, 112, 191, 192, 528, 530.)]

    [Footnote *: They were in alliance with Eyub, sultan of Syria. Wilken vol. vi. p. 630. – M.]

    Of the seven crusades, the two last were undertaken by Louis

    the Ninth, king of France; who lost his liberty in Egypt, and his life on the coast of Africa. Twenty-eight years after his death, he was canonized at Rome; and sixty-five miracles were readily found, and solemnly attested, to justify the claim of the royal saint. ^92 The voice of history renders a more honorable

    testimony, that he united the virtues of a king, a hero, and a man; that his martial spirit was tempered by the love of private and public justice; and that Louis was the father of his people, the friend of his neighbors, and the terror of the infidels. Superstition alone, in all the extent of her baleful influence, ^93 corrupted his understanding and his heart: his devotion stooped to admire and imitate the begging friars of Francis and Dominic: he pursued with blind and cruel zeal the enemies of the faith; and the best of kings twice descended from his throne to seek the adventures of a spiritual knight-errant. A monkish historian would have been content to applaud the most despicable part of his character; but the noble and gallant Joinville, ^94 who shared the friendship and captivity of Louis, has traced with the pencil of nature the free portrait of his virtues as well as of his failings. From this intimate knowledge we may learn to suspect the political views of depressing their great vassals, which are so often imputed to the royal authors of the crusades. Above all the princes of the middle ages, Louis the Ninth successfully labored to restore the prerogatives of the crown; but it was at home and not in the East, that he acquired for himself and his posterity: his vow was the result of enthusiasm and sickness; and if he were the promoter, he was likewise the victim, of his holy madness. For the invasion of Egypt, France was exhausted of her troops and treasures; he covered the sea of Cyprus with eighteen hundred sails; the most modest enumeration amounts to fifty thousand men; and, if we might trust his own confession, as it is reported by Oriental vanity, he disembarked nine thousand five hundred horse, and one hundred and thirty thousand foot, who performed their pilgrimage under the shadow of his power. ^95

    [Footnote 92: Read, if you can, the Life and Miracles of St. Louis, by the confessor of Queen Margaret, (p. 291 – 523. Joinville, du Louvre.)] [Footnote 93: He believed all that mother church taught, (Joinville, p. 10,) but he cautioned Joinville against disputing with infidels. “L’omme lay (said he in his old language) quand il ot medire de la loi Crestienne, ne doit pas deffendre la loi

    Crestienne ne mais que de l’espee, dequoi il doit donner parmi le ventre dedens, tant comme elle y peut entrer’ (p. 12.)] [Footnote 94: I have two editions of Joinville, the one (Paris, 1668) most valuable for the observations of Ducange; the other (Paris, au Louvre, 1761) most precious for the pure and authentic text, a MS. of which has been recently discovered. The last edition proves that the history of St. Louis was finished A.D. 1309, without explaining, or even admiring, the age of the author, which must have exceeded ninety years, (Preface, p. x. Observations de Ducange, p. 17.)]

    [Footnote 95: Joinville, p. 32. Arabic Extracts, p. 549.

    Note: Compare Wilken, vol. vii. p. 94. – M.]

    In complete armor, the oriflamme waving before him, Louis

    leaped foremost on the beach; and the strong city of Damietta, which had cost his predecessors a siege of sixteen months, was abandoned on the first assault by the trembling Moslems. But Damietta was the first and the last of his conquests; and in the fifth and sixth crusades, the same causes, almost on the same ground, were productive of similar calamities. ^96 After a ruinous delay, which introduced into the camp the seeds of an epidemic disease, the Franks advanced from the sea-coast towards the capital of Egypt, and strove to surmount the unseasonable inundation of the Nile, which opposed their progress. Under the eye of their intrepid monarch, the barons and knights of France displayed their invincible contempt of danger and discipline: his brother, the count of Artois, stormed with inconsiderate valor the town of Massoura; and the carrier pigeons announced to the inhabitants of Cairo that all was lost. But a soldier, who afterwards usurped the sceptre, rallied the flying troops: the main body of the Christians was far behind the vanguard; and Artois was overpowered and slain. A shower of Greek fire was incessantly poured on the invaders; the Nile was commanded by the Egyptian galleys, the open country by the Arabs; all provisions were intercepted; each day aggravated the sickness and

    famine; and about the same time a retreat was found to be necessary and impracticable. The Oriental writers confess, that Louis might have escaped, if he would have deserted his subjects; he was made prisoner, with the greatest part of his nobles; all who could not redeem their lives by service or ransom were inhumanly massacred; and the walls of Cairo were decorated with a circle of Christian heads. ^97 The king of France was loaded with chains; but the generous victor, a great-grandson of the brother of Saladin, sent a robe of honor to his royal captive, and his deliverance, with that of his soldiers, was obtained by the restitution of Damietta ^98 and the payment of four hundred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In a soft and luxurious climate, the degenerate children of the companions of Noureddin and Saladin were incapable of resisting the flower of European chivalry: they triumphed by the arms of their slaves or Mamalukes, the hardy natives of Tartary, who at a tender age had been purchased of the Syrian merchants, and were educated in the camp and palace of the sultan. But Egypt soon afforded a new example of the danger of praetorian bands; and the rage of these ferocious animals, who had been let loose on the strangers, was provoked to devour their benefactor. In the pride of conquest, Touran Shaw, the last of his race, was murdered by his Mamalukes; and the most daring of the assassins entered the chamber of the captive king, with drawn cimeters, and their hands imbrued in the blood of their sultan. The firmness of Louis commanded their respect; ^99 their avarice prevailed over cruelty and zeal; the treaty was accomplished; and the king of France, with the relics of his army, was permitted to embark for Palestine. He wasted four years within the walls of Acre, unable to visit Jerusalem, and unwilling to return without glory to his native country.

    [Footnote 96: The last editors have enriched their Joinville with large and curious extracts from the Arabic historians, Macrizi, Abulfeda, &c. See likewise Abulpharagius, (Dynast. p. 322 – 325,) who calls him by the corrupt name of Redefrans. Matthew Paris (p. 683, 684) has described the rival folly of the French and English who fought and fell at Massoura.]

    [Footnote 97: Savary, in his agreeable Letters sur L’Egypte, has given a description of Damietta, (tom. i. lettre xxiii. p. 274 – 290,) and a narrative of the exposition of St. Louis, (xxv. p. 306 – 350.)]

    [Footnote 98: For the ransom of St. Louis, a million of byzants was asked and granted; but the sultan’s generosity reduced that sum to 800,000 byzants, which are valued by Joinville at 400,000 French livres of his own time, and expressed by Matthew Paris by 100,000 marks of silver, (Ducange, Dissertation xx. sur Joinville.)]

    [Footnote 99: The idea of the emirs to choose Louis for their sultan is seriously attested by Joinville, (p. 77, 78,) and does not appear to me so absurd as to M. de Voltaire, (Hist. Generale, tom. ii. p. 386, 387.) The Mamalukes themselves were strangers, rebels, and equals: they had felt his valor, they hoped his conversion; and such a motion, which was not seconded, might be made, perhaps by a secret Christian in their tumultuous assembly.

    Note: Wilken, vol. vii. p. 257, thinks the proposition could

    not have been made in earnest. – M.]

    The memory of his defeat excited Louis, after sixteen years

    of wisdom and repose, to undertake the seventh and last of the crusades. His finances were restored, his kingdom was enlarged; a new generation of warriors had arisen, and he advanced with fresh confidence at the head of six thousand horse and thirty thousand foot. The loss of Antioch had provoked the enterprise; a wild hope of baptizing the king of Tunis tempted him to steer for the African coast; and the report of an immense treasure reconciled his troops to the delay of their voyage to the Holy Land. Instead of a proselyte, he found a siege: the French panted and died on the burning sands: St. Louis expired in his tent; and no sooner had he closed his eyes, than his son and successor gave the signal of

    the retreat. ^100 “It is thus,” says a lively writer, “that a Christian king died near the ruins of Carthage, waging war against the sectaries of Mahomet, in a land to which Dido had introduced the deities of Syria.” ^101

    [Footnote 100: See the expedition in the annals of St. Louis, by William de Nangis, p. 270 – 287; and the Arabic extracts, p. 545, 555, of the Louvre edition of Joinville.]

    [Footnote 101: Voltaire, Hist. Generale, tom. ii. p. 391.]

    A more unjust and absurd constitution cannot be devised than

    that which condemns the natives of a country to perpetual servitude, under the arbitrary dominion of strangers and slaves. Yet such has been the state of Egypt above five hundred years. The most illustrious sultans of the Baharite and Borgite dynasties ^102 were themselves promoted from the Tartar and Circassian bands; and the four-and-twenty beys, or military chiefs, have ever been succeeded, not by their sons, but by their servants. They produce the great charter of their liberties, the treaty of Selim the First with the republic: ^103 and the Othman emperor still accepts from Egypt a slight acknowledgment of tribute and subjection. With some breathing intervals of peace and order, the two dynasties are marked as a period of rapine and bloodshed: ^104 but their throne, however shaken, reposed on the two pillars of discipline and valor: their sway extended over Egypt, Nubia, Arabia, and Syria: their Mamalukes were multiplied from eight hundred to twenty-five thousand horse; and their numbers were increased by a provincial militia of one hundred and seven thousand foot, and the occasional aid of sixty-six thousand Arabs. ^105 Princes of such power and spirit could not long endure on their coast a hostile and independent nation; and if the ruin of the Franks was postponed about forty years, they were indebted to the cares of an unsettled reign, to the invasion of the Moguls, and to the occasional aid of some warlike pilgrims. Among these, the English reader will observe the name of our first Edward, who assumed the cross

    in the lifetime of his father Henry. At the head of a thousand soldiers the future conqueror of Wales and Scotland delivered Acre from a siege; marched as far as Nazareth with an army of nine thousand men; emulated the fame of his uncle Richard; extorted, by his valor, a ten years’ truce; ^* and escaped, with a dangerous wound, from the dagger of a fanatic assassin. ^106 ^! Antioch, ^107 whose situation had been less exposed to the calamities of the holy war, was finally occupied and ruined by Bondocdar, or Bibars, sultan of Egypt and Syria; the Latin principality was extinguished; and the first seat of the Christian name was dispeopled by the slaughter of seventeen, and the captivity of one hundred, thousand of her inhabitants. The maritime towns of Laodicea, Gabala, Tripoli, Berytus, Sidon, Tyre and Jaffa, and the stronger castles of the Hospitallers and Templars, successively fell; and the whole existence of the Franks was confined to the city and colony of St. John of Acre, which is sometimes described by the more classic title of Ptolemais. [Footnote 102: The chronology of the two dynasties of Mamalukes, the Baharites, Turks or Tartars of Kipzak, and the Borgites, Circassians, is given by Pocock (Prolegom. ad Abulpharag. p. 6 – 31) and De Guignes (tom. i. p. 264 – 270;) their history from Abulfeda, Macrizi, &c.,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xvth century, by the same M. De Guignes, (tom. iv. p. 110 – 328.)] [Footnote 103: Savary, Lettres sur l’Egypte, tom. ii. lettre xv. p. 189 – 208. I much question the authenticity of this copy; yet it is true, that Sultan Selim concluded a treaty with the Circassians or Mamalukes of Egypt, and left them in possession of arms, riches, and power. See a new Abrege de l’Histoire Ottomane, composed in Egypt, and translated by M. Digeon, (tom. i. p. 55 – 58, Paris, 1781,) a curious, authentic, and national history.] [Footnote 104: Si totum quo regnum occuparunt tempus respicias, praesertim quod fini propius, reperies illud bellis, pugnis, injuriis, ac rapinis refertum, (Al Jannabi, apud Pocock, p. 31.) The reign of Mohammed (A.D. 1311 – 1341) affords a happy exception, (De Guignes, tom. iv. p. 208 – 210.)] [Footnote 105: They are now reduced to 8500: but the expense of each Mamaluke may be rated at a hundred louis: and Egypt

    groans under the avarice and insolence of these strangers, (Voyages de Volney, tom. i. p. 89 – 187.)] [Footnote *: Gibbon colors rather highly the success of Edward. Wilken is more accurate vol. vii. p. 593, &c. – M.]

    [Footnote 106: See Carte’s History of England, vol. ii. p. 165 – 175, and his original authors, Thomas Wikes and Walter Hemingford, (l. iii. c. 34, 35,) in Gale’s Collection, tom. ii. p. 97, 589 – 592.) They are both ignorant of the princess Eleanor’s piety in sucking the poisoned wound, and saving her husband at the risk of her own life.]

    [Footnote !: The sultan Bibars was concerned in this attempt at assassination Wilken, vol. vii. p. 602. Ptolemaeus Lucensis is the earliest authority for the devotion of Eleanora. Ibid. 605. – M.]

    [Footnote 107: Sanutus, Secret. Fidelium Crucis, 1. iii. p. xii. c. 9, and De Guignes, Hist. des Huns, tom. iv. p. 143, from the Arabic historians.]

    After the loss of Jerusalem, Acre, ^108 which is distant

    about seventy miles, became the metropolis of the Latin Christians, and was adorned with strong and stately buildings, with aqueducts, an artificial port, and a double wall. The population was increased by the incessant streams of pilgrims and fugitives: in the pauses of hostility the trade of the East and West was attracted to this convenient station; and the market could offer the produce of every clime and the interpreters of every tongue. But in this conflux of nations, every vice was propagated and practised: of all the disciples of Jesus and Mahomet, the male and female inhabitants of Acre were esteemed the most corrupt; nor could the abuse of religion be corrected by the discipline of law. The city had many sovereigns, and no government. The kings of Jerusalem and Cyprus, of the house of Lusignan, the princes of Antioch, the counts of Tripoli and Sidon, the great masters of the hospital, the temple, and the Teutonic order, the republics of Venice, Genoa, and Pisa, the pope’s legate, the kings of France

    and England, assumed an independent command: seventeen tribunals exercised the power of life and death; every criminal was protected in the adjacent quarter; and the perpetual jealousy of the nations often burst forth in acts of violence and blood. Some adventurers, who disgraced the ensign of the cross, compensated their want of pay by the plunder of the Mahometan villages: nineteen Syrian merchants, who traded under the public faith, were despoiled and hanged by the Christians; and the denial of satisfaction justified the arms of the sultan Khalil. He marched against Acre, at the head of sixty thousand horse and one hundred and forty thousand foot: his train of artillery (if I may use the word) was numerous and weighty: the separate timbers of a single engine were transported in one hundred wagons; and the royal historian Abulfeda, who served with the troops of Hamah, was himself a spectator of the holy war. Whatever might be the vices of the Franks, their courage was rekindled by enthusiasm and despair; but they were torn by the discord of seventeen chiefs, and overwhelmed on all sides by the powers of the sultan. After a siege of thirty three days, the double wall was forced by the Moslems; the principal tower yielded to their engines; the Mamalukes made a general assault; the city was stormed; and death or slavery was the lot of sixty thousand Christians. The convent, or rather fortress, of the Templars resisted three days longer; but the great master was pierced with an arrow; and, of five hundred knights, only ten were left alive, less happy than the victims of the sword, if they lived to suffer on a scaffold, in the unjust and cruel proscription of the whole order. The king of Jerusalem, the patriarch and the great master of the hospital, effected their retreat to the shore; but the sea was rough, the vessels were insufficient; and great numbers of the fugitives were drowned before they could reach the Isle of Cyprus, which might comfort Lusignan for the loss of Palestine. By the command of the sultan, the churches and fortifications of the Latin cities were demolished: a motive of avarice or fear still opened the holy sepulchre to some devout and defenceless pilgrims; and a mournful and solitary silence prevailed along the coast which had so long resounded with the world’s debate. ^109 [Footnote 108: The state of Acre is

    represented in all the chronicles of te times, and most accurately in John Villani, l. vii. c. 144, in Muratoru Scriptores Rerum Italicarum, tom. xiii. 337, 338.]

    [Footnote 109: See the final expulsion of the Franks, in Sanutus, l. iii. p. xii. c. 11 – 22; Abulfeda, Macrizi, &c., in De Guignes, tom. iv. p. 162, 164; and Vertot, tom. i. l. iii. p. 307 – 428.

    Note: After these chapters of Gibbon, the masterly prize

    composition, “Essai sur ‘Influence des Croisades sur l’Europe, par A H. L. Heeren: traduit de l’Allemand par Charles Villars, Paris, 1808,’ or the original German, in Heeren’s “Vermischte Schriften,” may be read with great advantage. – M.]

    Chapter LX:

    The Fourth Crusade.

    Part I.

    Schism Of The Greeks And Latins. – State Of Constantinople.

    – Revolt Of The Bulgarians. – Isaac Angelus Dethroned By His Brother Alexius. – Origin Of The Fourth Crusade. – Alliance Of The French And Venetians With The Son Of Isaac. – Their Naval Expedition To Constantinople. – The Two Sieges And Final Conquest Of The City By The Latins.

    The restoration of the Western empire by Charlemagne was

    speedily followed by the separation of the Greek and Latin churches. ^1 A religious and national animosity still divides the two largest communions of the Christian world; and the schism of Constantinople, by alienating her most useful allies, and provoking her most dangerous enemies, has precipitated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East.

    [Footnote 1: In the successive centuries, from the ixth to the xviiith, Mosheim traces the schism of the Greeks with learning, clearness, and impartiality; the filioque (Institut. Hist. Eccles. p. 277,) Leo III. p. 303 Photius, p. 307, 308. Michael Cerularius, p. 370, 371, &c.]

    In the course of the present History, the aversion of the

    Greeks for the Latins has been often visible and conspicuous. It was originally derived from the disdain of servitude, inflamed, after the time of Constantine, by the pride of equality or dominion; and finally exasperated by the preference which their rebellious subjects had given to the alliance of the Franks. In every age the Greeks were proud of their superiority in profane and religious knowledge: they had first received the light of Christianity; they had pronounced the decrees of the seven general councils; they alone possessed the language of Scripture and philosophy; nor should the Barbarians, immersed in the darkness of the West, ^2 presume to argue on the high and mysterious questions of theological science. Those Barbarians despised in then turn the restless and subtile levity of the Orientals, the authors of every heresy; and blessed their own simplicity, which was content to hold the tradition of the apostolic church. Yet in the seventh century, the synods of Spain, and afterwards of France, improved or corrupted the Nicene creed, on the mysterious subject of the third person of the Trinity. ^3 In the long controversies of the East, the nature and generation of the Christ had been scrupulously defined; and the well-known relation of father and son seemed to convey a faint image to the human mind. The idea of birth was less analogous to the Holy Spirit, who, instead of a divine gift or attribute, was considered by the Catholics as a substance, a person, a god; he was not begotten, but in the orthodox style he proceeded. Did he proceed from the Father alone, perhaps by the Son? or from the Father and the Son? The first of these opinions was asserted by the Greeks, the second by the Latins; and the addition to the Nicene creed of the word filioque, kindled the flame of discord between the Oriental and the Gallic churches. In the origin of the disputes the Roman pontiffs affected a character of neutrality and moderation: ^4 they condemned the innovation, but they acquiesced in the sentiment, of their Transalpine brethren: they seemed desirous of casting a veil of silence and charity over the superfluous research; and in the correspondence of Charlemagne and Leo the Third, the pope assumes the liberality of a statesman, and the prince descends to the passions and prejudices of a priest. ^5 But the

    orthodoxy of Rome spontaneously obeyed the impulse of the temporal policy; and the filioque, which Leo wished to erase, was transcribed in the symbol and chanted in the liturgy of the Vatican. The Nicene and Athanasian creeds are held as the Catholic faith, without which none can be saved; and both Papists and Protestants must now sustain and return the anathemas of the Greeks, who deny the procession of the Holy Ghost from the Son, as well as from the Father. Such articles of faith are not susceptible of treaty; but the rules of discipline will vary in remote and independent churches; and the reason, even of divines, might allow, that the difference is inevitable and harmless. The craft or superstition of Rome has imposed on her priests and deacons the rigid obligation of celibacy; among the Greeks it is confined to the bishops; the loss is compensated by dignity or annihilated by age; and the parochial clergy, the papas, enjoy the conjugal society of the wives whom they have married before their entrance into holy orders. A question concerning the Azyms was fiercely debated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and the essence of the Eucharist was supposed in the East and West to depend on the use of leavened or unleavened bread. Shall I mention in a serious history the furious reproaches that were urged against the Latins, who for a long while remained on the defensive? They neglected to abstain, according to the apostolical decree, from things strangled, and from blood: they fasted (a Jewish observance!) on the Saturday of each week: during the first week of Lent they permitted the use of milk and cheese; ^6 their infirm monks were indulged in the taste of flesh; and animal grease was substituted for the want of vegetable oil: the holy chrism or unction in baptism was reserved to the episcopal order: the bishops, as the bridegrooms of their churches, were decorated with rings; their priests shaved their faces, and baptized by a single immersion. Such were the crimes which provoked the zeal of the patriarchs of Constantinople; and which were justified with equal zeal by the doctors of the Latin church. ^7

    [Footnote 2: (Phot. Epist. p. 47, edit. Montacut.) The Oriental patriarch continues to apply the images of thunder, earthquake, hail, wild boar, precursors of Antichrist, &c., &c.]

    [Footnote 3: The mysterious subject of the procession of the Holy Ghost is discussed in the historical, theological, and controversial sense, or nonsense, by the Jesuit Petavius. (Dogmata Theologica, tom. ii. l. vii. p. 362 – 440.)]

    [Footnote 4: Before the shrine of St. Peter he placed two shields of the weight of 94 1/2 pounds of pure silver; on which he inscribed the text of both creeds, (utroque symbolo,) pro amore et cautela orthodoxae fidei, (Anastas. in Leon. III. in Muratori, tom. iii. pars. i. p. 208.) His language most clearly proves, that neither the filioque, nor the Athanasian creed were received at Rome about the year 830.]

    [Footnote 5: The Missi of Charlemagne pressed him to declare, that all who rejected the filioque, or at least the doctrine, must be damned. All, replies the pope, are not capable of reaching the altiora mysteria qui potuerit, et non voluerit, salvus esse non potest, (Collect. Concil. tom. ix. p. 277 – 286.) The potuerit would leave a large loophole of salvation!] [Footnote 6: In France, after some harsher laws, the ecclesiastical discipline is now relaxed: milk, cheese, and butter, are become a perpetual, and eggs an annual, indulgence in Lent, (Vie privee des Francois, tom. ii. p. 27 – 38.)] [Footnote 7: The original monuments of the schism, of the charges of the Greeks against the Latins, are deposited in the epistles of Photius, (Epist Encyclica, ii. p. 47 – 61,) and of Michael Cerularius, (Canisii Antiq. Lectiones, tom. iii. p. i. p. 281 – 324, edit. Basnage, with the prolix answer of Cardinal Humbert.)]

    Bigotry and national aversion are powerful magnifiers of

    every object of dispute; but the immediate cause of the schism of the Greeks may be traced in the emulation of the leading prelates, who maintained the supremacy of the old metropolis superior to all, and of the reigning capital, inferior to none, in the Christian world.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ninth century,

    Photius, ^8 an ambitious layman, the captain of the guards and principal secretary, was promoted by merit and favor to the more desirable office of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In science, even ecclesiastical science, he surpassed the clergy of the age; and the purity of his morals has never been impeached: but his ordination was hasty, his rise was irregular; and Ignatius, his abdicated predecessor, was yet supported by the public compassion and the obstinacy of his adherents. They appealed to the tribunal of Nicholas the First, one of the proudest and most aspiring of the Roman pontiffs, who embraced the welcome opportunity of judging and condemning his rival of the East. Their quarrel was embittered by a conflict of jurisdiction over the king and nation of the Bulgarians; nor was their recent conversion to Christianity of much avail to either prelate, unless he could number the proselytes among the subjects of his power. With the aid of his court the Greek patriarch was victorious; but in the furious contest he deposed in his turn the successor of St. Peter, and involved the Latin church in the reproach of heresy and schism. Photius sacrificed the peace of the world to a short and precarious reign: he fell with his patron, the Caesar Bardas; and Basil the Macedonian performed an act of justice in the restoration of Ignatius, whose age and dignity had not been sufficiently respected. From his monastery, or prison, Photius solicited the favor of the emperor by pathetic complaints and artful flattery; and the eyes of his rival were scarcely closed, when he was again restored to the throne of Constantinople. After the death of Basil he experienced the vicissitudes of courts and the ingratitude of a royal pupil: the patriarch was again deposed, and in his last solitary hours he might regret the freedom of a secular and studious life. In each revolution, the breath, the nod, of the sovereign had been accepted by a submissive clergy; and a synod of three hundred bishops was always prepared to hail the triumph, or to stigmatize the fall, of the holy, or the execrable, Photius. ^9 By a delusive promise of succor or reward, the popes were tempted to countenance these various proceedings; and the synods of Constantinople were ratified by their epistles or legates. But the court and the people, Ignatius and Photius,

    were equally adverse to their claims; their ministers were insulted or imprisoned; the procession of the Holy Ghost was forgotten; Bulgaria was forever annexed to the Byzantine throne; and the schism was prolonged by their rigid censure of all the multiplied ordinations of an irregular patriarch. The darkness and corruption of the tenth century suspended the intercourse, without reconciling the minds, of the two nations. But when the Norman sword restored the churches of Apulia to the jurisdiction of Rome, the departing flock was warned, by a petulant epistle of the Greek patriarch, to avoid and abhor the errors of the Latins.

    The rising majesty of Rome could no longer brook the insolence of a rebel; and Michael Cerularius was excommunicated in the heart of Constantinople by the pope’s legates. Shaking the dust from their feet, they deposited on the altar of St. Sophia a direful anathema, ^10 which enumerates the seven mortal heresies of the Greeks, and devotes the guilty teachers, and their unhappy sectaries, to the eternal society of the devil and his angels. According to the emergencies of the church and state, a friendly correspondence was some times resumed; the language of charity and concord was sometimes affected; but the Greeks have never recanted their errors; the popes have never repealed their sentence; and from this thunderbolt we may date the consummation of the schism. It was enlarged by each ambitious step of the Roman pontiffs: the emperors blushed and trembled at the ignominious fate of their royal brethren of Germany; and the people were scandalized by the temporal power and military life of the Latin clergy. ^11

    [Footnote 8: The xth volume of the Venice edition of the Councils contains all the acts of the synods, and history of Photius: they are abridged, with a faint tinge of prejudice or prudence, by Dupin and Fleury.] [Footnote 9: The synod of Constantinople, held in the year 869, is the viiith of the general councils, the last assembly of the East which is recognized by the Roman church. She rejects the synods of Constantinople of the years 867 and 879,

    which were, however, equally numerous and noisy; but they were favorable to Photius.]

    [Footnote 10: See this anathema in the Councils, tom. xi. p. 1457 – 1460.] [Footnote 11: Anna Comnena (Alexiad, l. i. p. 31 – 33) represents the abhorrence, not only of the church, but of the palace, for Gregory VII., the popes and the Latin communion. The style of Cinnamus and Nicetas is still more vehement. Yet how calm is the voice of history compared with that of polemics!]

    The aversion of the Greeks and Latins was nourished and

    manifested in the three first expeditions to the Holy Land. Alexius Comnenus contrived the absence at least of the formidable pilgrims: his successors, Manuel and Isaac Angelus, conspired with the Moslems for the ruin of the greatest princes of the Franks; and their crooked and malignant policy was seconded by the active and voluntary obedience of every order of their subjects. Of this hostile temper, a large portion may doubtless be ascribed to the difference of language, dress, and manners, which severs and alienates the nations of the globe. The pride, as well as the prudence, of the sovereign was deeply wounded by the intrusion of foreign armies, that claimed a right of traversing his dominions, and passing under the walls of his capital: his subjects were insulted and plundered by the rude strangers of the West: and the hatred of the pusillanimous Greeks was sharpened by secret envy of the bold and pious enterprises of the Franks. But these profane causes of national enmity were fortified and inflamed by the venom of religious zeal. Instead of a kind embrace, a hospitable reception from their Christian brethren of the East, every tongue was taught to repeat the names of schismatic and heretic, more odious to an orthodox ear than those of pagan and infidel: instead of being loved for the general conformity of faith and worship, they were abhorred for some rules of discipline, some questions of theology, in which themselves or their teachers might differ

    from the Oriental church. In the crusade of Louis the Seventh, the Greek clergy washed and purified the altars which had been defiled by the sacrifice of a French priest. The companions of Frederic Barbarossa deplore the injuries which they endured, both in word and deed, from the peculiar rancor of the bishops and monks. Their prayers and sermons excited the people against the impious Barbarians; and the patriarch is accused of declaring, that the faithful might obtain the redemption of all their sins by the extirpation of the schismatics. ^12 An enthusiast, named Dorotheus, alarmed the fears, and restored the confidence, of the emperor, by a prophetic assurance, that the German heretic, after assaulting the gate of Blachernes, would be made a signal example of the divine vengeance. The passage of these mighty armies were rare and perilous events; but the crusades introduced a frequent and familiar intercourse between the two nations, which enlarged their knowledge without abating their prejudices. The wealth and luxury of Constantinople demanded the productions of every climate these imports were balanced by the art and labor of her numerous inhabitants; her situation invites the commerce of the world; and, in every period of her existence, that commerce has been in the hands of foreigners. After the decline of Amalphi, the Venetians, Pisans, and Genoese, introduced their factories and settlements into the capital of the empire: their services were rewarded with honors and immunities; they acquired the possession of lands and houses; their families were multiplied by marriages with the natives; and, after the toleration of a Mahometan mosque, it was impossible to interdict the churches of the Roman rite. ^13 The two wives of Manuel Comnenus ^14 were of the race of the Franks: the first, a sister-in-law of the emperor Conrad; the second, a daughter of the prince of Antioch: he obtained for his son Alexius a daughter of Philip Augustus, king of France; and he bestowed his own daughter on a marquis of Montferrat, who was educated and dignified in the palace of Constantinople. The Greek encountered the arms, and aspired to the empire, of the West: he esteemed the valor, and trusted the fidelity, of the Franks; ^15 their military talents were unfitly recompensed by

    the lucrative offices of judges and treasures; the policy of Manuel had solicited the alliance of the pope; and the popular voice accused him of a partial bias to the nation and religion of the Latins. ^16 During his reign, and that of his successor Alexius, they were exposed at Constantinople to the reproach of foreigners, heretics, and favorites; and this triple guilt was severely expiated in the tumult, which announced the return and elevation of Andronicus. ^17 The people rose in arms: from the Asiatic shore the tyrant despatched his troops and galleys to assist the national revenge; and the hopeless resistance of the strangers served only to justify the rage, and sharpen the daggers, of the assassins. Neither age, nor sex, nor the ties of friendship or kindred, could save the victims of national hatred, and avarice, and religious zeal; the Latins were slaughtered in their houses and in the streets; their quarter was reduced to ashes; the clergy were burnt in their churches, and the sick in their hospitals; and some estimate may be formed of the slain from the clemency which sold above four thousand Christians in perpetual slavery to the Turks. The priests and monks were the loudest and most active in the destruction of the schismatics; and they chanted a thanksgiving to the Lord, when the head of a Roman cardinal, the pope’s legate, was severed from his body, fastened to the tail of a dog, and dragged, with savage mockery, through the city. The more diligent of the strangers had retreated, on the first alarm, to their vessels, and escaped through the Hellespont from the scene of blood. In their flight, they burnt and ravaged two hundred miles of the sea-coast; inflicted a severe revenge on the guiltless subjects of the empire; marked the priests and monks as their peculiar enemies; and compensated, by the accumulation of plunder, the loss of their property and friends. On their return, they exposed to Italy and Europe the wealth and weakness, the perfidy and malice, of the Greeks, whose vices were painted as the genuine characters of heresy and schism. The scruples of the first crusaders had neglected the fairest opportunities of securing, by the possession of Constantinople, the way to the Holy Land: domestic revolution invited, and almost compelled, the French and Venetians to achieve the conquest of the

    Roman empire of the East. [Footnote 12: His anonymous historian (de Expedit. Asiat. Fred. I. in Canisii Lection. Antiq. tom. iii. pars ii. p. 511, edit. Basnage) mentions the sermons of the Greek patriarch, quomodo Graecis injunxerat in remissionem peccatorum peregrinos occidere et delere de terra. Tagino observes, (in Scriptores Freher. tom. i. p. 409, edit. Struv.,) Graeci haereticos nos appellant: clerici et monachi dictis et factis persequuntur. We may add the declaration of the emperor Baldwin fifteen years afterwards: Haec est (gens) quae Latinos omnes non hominum nomine, sed canum dignabatur; quorum sanguinem effundere pene inter merita reputabant, (Gesta Innocent. III., c. 92, in Muratori, Script. Rerum Italicarum, tom. iii. pars i. p. 536.) There may be some exaggeration, but it was as effectual for the action and reaction of hatred.] [Footnote 13: See Anna Comnena, (Alexiad, l. vi. p. 161, 162,) and a remarkable passage of Nicetas, (in Manuel, l. v. c. 9,) who observes of the Venetians, &c.]

    [Footnote 14: Ducange, Fam. Byzant. p. 186, 187.]

    [Footnote 15: Nicetas in Manuel. l. vii. c. 2. Regnante enim (Manuele) . . apud eum tantam Latinus populus repererat gratiam ut neglectis Graeculis suis tanquam viris mollibus et effoeminatis, . . . . solis Latinis grandia committeret negotia . . . . erga eos profusa liberalitate abundabat . . . . ex omni orbe ad eum tanquam ad benefactorem nobiles et ignobiles concurrebant. Willelm. Tyr. xxii. c. 10.]

    [Footnote 16: The suspicions of the Greeks would have been confirmed, if they had seen the political epistles of Manuel to Pope Alexander III., the enemy of his enemy Frederic I., in which the emperor declares his wish of uniting the Greeks and Latins as one flock under one shephero, &c (See Fleury, Hist. Eccles. tom. xv. p. 187, 213, 243.)]

    [Footnote 17: See the Greek and Latin narratives in Nicetas (in Alexio Comneno, c. 10) and William of Tyre, (l. xxii. c. 10, 11, 12, 13;) the first soft and concise, the second loud, copious, and tragical.]

    In the series of the Byzantine princes, I have exhibited the

    hypocrisy and ambition, the tyranny and fall, of Andronicus, the last male of the Comnenian family who reigned at Constantinople. The revolution, which cast him headlong from the throne, saved and exalted Isaac Angelus, ^18 who descended by the females from the same Imperial dynasty. The successor of a second Nero might have found it an easy task to deserve the esteem and affection of his subjects; they sometimes had reason to regret the administration of Andronicus. The sound and vigorous mind of the tyrant was capable of discern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his ow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and while he was feared by all who could inspire him with fear, the unsuspected people, and the remote provinces, might bless the inexorable justice of their master. But his successor was vain and jealous of the supreme power, which he wanted courage and abilities to exercise: his vices were pernicious, his virtues (if he possessed any virtues) were useless, to mankind; and the Greeks, who imputed their calamities to his negligence, denied him the merit of any transient or accidental benefits of the times. Isaac slept on the throne, and was awakened only by the sound of pleasure: his vacant hours were amused by comedians and buffoons, and even to these buffoons the emperor was an object of contempt: his feasts and buildings exceeded the examples of royal luxury: the number of his eunuchs and domestics amounted to twenty thousand; and a daily sum of four thousand pounds of silver would swell to four millions sterling the annual expense of his household and table. His poverty was relieved by oppression; and the public discontent was inflamed by equal abuses in the collection,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evenue. While the Greeks numbered the days of their servitude, a flattering prophet, whom he rewarded with the dignity of patriarch, assured him of a long and victorious reign of thirty-two years; during which he should extend his sway to Mount Libanus, and his conquests beyond the Euphrates. But his only step towards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prediction was a splendid and scandalous embassy to Saladin, ^19 to

    demand the restitution of the holy sepulchre, and to propose an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league with the enemy of the Christian name. In these unworthy hands, of Isaac and his brother, the remains of the Greek empire crumbled into dust. The Island of Cyprus, whose name excites the ideas of elegance and pleasure, was usurped by his namesake, a Comnenian prince; and by a strange concatenation of events, the sword of our English Richard bestowed that kingdom on the house of Lusignan, a rich compensation for the loss of Jerusalem.

    [Footnote 18: The history of the reign of Isaac Angelus is composed, in three books, by the senator Nicetas, (p. 228 – 290;) and his offices of logothete, or principal secretary, and judge of the veil or palace, could not bribe the impartiality of the historian. He wrote, it is true, after the fall and death of his benefactor.]

    [Footnote 19: See Bohadin, Vit. Saladin. p. 129 – 131, 226, vers. Schultens. The ambassador of Isaac was equally versed in the Greek, French, and Arabic languages; a rare instance in those times. His embassies were received with honor, dismissed without effect, and reported with scandal in the West.]

    The honor of the monarchy and the safety of the capital were

    deeply wounded by the revolt of the Bulgarians and Walachians. Since the victory of the second Basil, they had supported, above a hundred and seventy years, the loose dominion of the Byzantine princes; but no effectual measures had been adopted to impose the yoke of laws and manners on these savage tribes. By the command of Isaac, their sole means of subsistence, their flocks and herds, were driven away, to contribute towards the pomp of the royal nuptials; and their fierce warriors were exasperated by the denial of equal rank and pay in the military service. Peter and Asan, two powerful chiefs, of the race of the ancient kings, ^20 asserted their own rights and the national freedom; their

    daemoniac impostors proclaimed to the crowd, that their glorious patron St. Demetrius had forever deserted the cause of the Greeks; and the conflagration spread from the banks of the Danube to the hills of Macedonia and Thrace. After some faint efforts, Isaac Angelus and his brother acquiesced in their independence; and the Imperial troops were soon discouraged by the bones of their fellow-soldiers, that were scattered along the passes of Mount Haemus. By the arms and policy of John or Joannices, the second kingdom of Bulgaria was firmly established. The subtle Barbarian sent an embassy to Innocent the Third, to acknowledge himself a genuine son of Rome in descent and religion, ^21 and humbly received from the pope the license of coining money, the royal title, and a Latin archbishop or patriarch. The Vatican exulted in the spiritual conquest of Bulgaria, the first object of the schism; and if the Greeks could have preserved the prerogatives of the church, they would gladly have resigned the rights of the monarchy.

    [Footnote 20: Ducange, Familiae, Dalmaticae, p. 318, 319, 320. The original correspondence of the Bulgarian king and the Roman pontiff is inscribed in the Gesta Innocent. III. c. 66 – 82, p. 513 – 525.]

    [Footnote 21: The pope acknowledges his pedigree, a nobili urbis Romae prosapia genitores tui originem traxerunt. This tradition, and the strong resemblance of the Latin and Walachian idioms, is explained by M. D’Anville, (Etats de l’Europe, p. 258 – 262.) The Italian colonies of the Dacia of Trajan were swept away by the tide of emigration from the Danube to the Volga, and brought back by another wave from the Volga to the Danube. Possible, but strange!]

    The Bulgarians were malicious enough to pray for the long

    life of Isaac Angelus, the surest pledge of their freedom and prosperity. Yet their chiefs could involve in the same indiscriminate contempt the family and nation of the emperor. “In all the Greeks,” said Asan to his troops, “the same climate,

    and character, and education, will be productive of the same fruits. Behold my lance,” continued the warrior, “and the long streamers that float in the wind. They differ only in color; they are formed of the same silk, and fashioned by the same workman; nor has the stripe that is stained in purple any superior price or value above its fellows.” ^22 Several of these candidates for the purple successively rose and fell under the empire of Isaac; a general, who had repelled the fleets of Sicily, was driven to revolt and ruin by the ingratitude of the prince; and his luxurious repose was disturbed by secret conspiracies and popular insurrections. The emperor was saved by accident, or the merit of his servants: he was at length oppressed by an ambitious brother, who, for the hope of a precarious diadem, forgot the obligations of nature, of loyalty, and of friendship. ^23 While Isaac in the Thracian valleys pursued the idle and solitary pleasures of the chase, his brother, Alexius Angelus, was invested with the purple, by the unanimous suffrage of the camp; the capital and the clergy subscribed to their choice; and the vanity of the new sovereign rejected the name of his fathers for the lofty and royal appellation of the Comnenian race. On the despicable character of Isaac I have exhausted the language of contempt, and can only add, that, in a reign of eight years, the baser Alexius ^24 was supported by the masculine vices of his wife Euphrosyne. The first intelligence of his fall was conveyed to the late emperor by the hostile aspect and pursuit of the guards, no longer his own: he fled before them above fifty miles, as far as Stagyra, in Macedonia; but the fugitive, without an object or a follower, was arrested, brought back to Constantinople, deprived of his eyes, and confined in a lonesome tower, on a scanty allowance of bread and water. At the moment of the revolution, his son Alexius, whom he educated in the hope of empire, was twelve years of age. He was spared by the usurper, and reduced to attend his triumph both in peace and war; but as the army was encamped on the sea-shore, an Italian vessel facilitated the escape of the royal youth; and, in the disguise of a common sailor, he eluded the search of his enemies, passed the Hellespont, and found a secure refuge in the Isle of Sicily. After saluting the threshold

    of the apostles, and imploring the protection of Pope Innocent the Third, Alexius accepted the kind invitation of his sister Irene, the wife of Philip of Swabia, king of the Romans. But in his passage through Italy, he heard that the flower of Western chivalry was assembled at Venice for the deliverance of the Holy Land; and a ray of hope was kindled in his bosom, that their invincible swords might be employed in his father’s restoration. [Footnote 22: This parable is in the best savage style; but I wish the Walach had not introduced the classic name of Mysians, the experiment of the magnet or loadstone, and the passage of an old comic poet, (Nicetas in Alex. Comneno, l. i. p. 299, 300.)]

    [Footnote 23: The Latins aggravate the ingratitude of Alexius, by supposing that he had been released by his brother Isaac from Turkish captivity This pathetic tale had doubtless been repeated at Venice and Zara but I do not readily discover its grounds in the Greek historians.]

    [Footnote 24: See the reign of Alexius Angelus, or Comnenus, in the three books of Nicetas, p. 291 – 352.]

    About ten or twelve years after the loss of Jerusalem, the

    nobles of France were again summoned to the holy war by the voice of a third prophet, less extravagant, perhaps, than Peter the hermit, but far below St. Bernard in the merit of an orator and a statesman. An illiterate priest of the neighborhood of Paris, Fulk of Neuilly, ^25 forsook his parochial duty, to assume the more flattering character of a popular and itinerant missionary. The fame of his sanctity and miracles was spread over the land; he declaimed, with severity and vehemence, against the vices of the age; and his sermons, which he preached in the streets of Paris, converted the robbers, the usurers, the prostitutes, and even the doctors and scholars of the university. No sooner did Innocent the Third ascend the chair of St. Peter, than he proclaimed in Italy, Germany, and France, the obligation of a new crusade.

    ^26 The eloquent pontiff described the ruin of Jerusalem, the triumph of the Pagans, and the shame of Christendom; his liberality proposed the redemption of sins, a plenary indulgence to all who should serve in Palestine, either a year in person, or two years by a substitute; ^27 and among his legates and orators who blew the sacred trumpet, Fulk of Neuilly was the loudest and most successful. The situation of the principal monarchs was averse to the pious summons. The emperor Frederic the Second was a child; and his kingdom of Germany was disputed by the rival houses of Brunswick and Swabia, the memorable factions of the Guelphs and Ghibelines. Philip Augustus of France had performed, and could not be persuaded to renew, the perilous vow; but as he was not less ambitious of praise than of power, he cheerfully instituted a perpetual fund for the defence of the Holy Land Richard of England was satiated with the glory and misfortunes of his first adventure; and he presumed to deride the exhortations of Fulk of Neuilly, who was not abashed in the presence of kings. “You advise me,” said Plantagenet, “to dismiss my three daughters, pride, avarice, and incontinence: I bequeath them to the most deserving; my pride to the knights templars, my avarice to the monks of Cisteaux, and my incontinence to the prelates.” But the preacher was heard and obeyed by the great vassals, the princes of the second order; and Theobald, or Thibaut, count of Champagne, was the foremost in the holy race. The valiant youth, at the age of twenty-two years, was encouraged by the domestic examples of his father, who marched in the second crusade, and of his elder brother, who had ended his days in Palestine with the title of King of Jerusalem; two thousand two hundred knights owed service and homage to his peerage; ^28 the nobles of Champagne excelled in all the exercises of war; ^29 and, by his marriage with the heiress of Navarre, Thibaut could draw a band of hardy Gascons from either side of the Pyrenaean mountains. His companion in arms was Louis, count of Blois and Chartres; like himself of regal lineage, for both the princes were nephews, at the same time, of the kings of France and England. In a crowd of prelates and barons, who imitated their zeal, I distinguish the birth and merit of Matthew of

    Montmorency; the famous Simon of Montfort, the scourge of the Albigeois; and a valiant noble, Jeffrey of Villehardouin, ^30 marshal of Champagne, ^31 who has condescended, in the rude idiom of his age and country, ^32 to write or dictate ^33 an original narrative of the councils and actions in which he bore a memorable part. At the same time, Baldwin, count of Flanders, who had married the sister of Thibaut, assumed the cross at Bruges, with his brother Henry, and the principal knights and citizens of that rich and industrious province. ^34 The vow which the chiefs had pronounced in churches, they ratified in tournaments; the operations of the war were debated in full and frequent assemblies; and it was resolved to seek the deliverance of Palestine in Egypt, a country, since Saladin’s death, which was almost ruined by famine and civil war.

    But the fate of so many royal armies displayed the toils and perils of a land expedition; and if the Flemings dwelt along the ocean, the French barons were destitute of ships and ignorant of navigation. They embraced the wise resolution of choosing six deputies or representatives, of whom Villehardouin was one, with a discretionary trust to direct the motions, and to pledge the faith, of the whole confederacy. The maritime states of Italy were alone possessed of the means of transporting the holy warriors with their arms and horses; and the six deputies proceeded to Venice, to solicit, on motives of piety or interest, the aid of that powerful republic.

    [Footnote 25: See Fleury, Hist. Eccles. tom. xvi. p. 26, &c., and Villehardouin, No. 1, with the observations of Ducange, which I always mean to quote with the original text.]

    [Footnote 26: The contemporary life of Pope Innocent III., published by Baluze and Muratori, (Scriptores Rerum Italicarum, tom. iii. pars i. p. 486 – 568, is most valuable for the important and original documents which are inserted in the text. The bull of the crusade may be read, c. 84, 85.] [Footnote 27: Por-ce que cil pardon, fut issi gran, si s’en esmeurent mult licuers des genz, et mult s’en croisierent, porce que li pardons ere su gran. Villehardouin, No. 1. Our

    philosophers may refine on the causes of the crusades, but such were the genuine feelings of a French knight.] [Footnote 28: This number of fiefs (of which 1800 owed liege homage) was enrolled in the church of St. Stephen at Troyes, and attested A.D. 1213, by the marshal and butler of Champagne, (Ducange, Observ. p. 254.)] [Footnote 29: Campania . . . . militiae privilegio singularius excellit . . . . in tyrociniis . . . . prolusione armorum, &c., Duncage, p. 249, from the old Chronicle of Jerusalem, A.D. 1177 – 1199.]

    [Footnote 30: The name of Villehardouin was taken from a village and castle in the diocese of Troyes, near the River Aube, between Bar and Arcis. The family was ancient and noble; the elder branch of our historian existed after the year 1400, the younger, which acquired the principality of Achaia, merged in the house of Savoy, (Ducange, p. 235 – 245.)]

    [Footnote 31: This office was held by his father and his descendants; but Ducange has not hunted it with his usual sagacity. I find that, in the year 1356, it was in the family of Conflans; but these provincial have been long since eclipsed by the national marshals of France.]

    [Footnote 32: This language, of which I shall produce some specimens, is explained by Vigenere and Ducange, in a version and glossary. The president Des Brosses (Mechanisme des Langues, tom. ii. p. 83) gives it as the example of a language which has ceased to be French, and is understood only by grammarians.]

    [Footnote 33: His age, and his own expression, moi qui ceste oeuvre dicta. (No. 62, &c.,) may justify the suspicion (more probable than Mr. Wood’s on Homer) that he could neither read nor write. Yet Champagne may boast of the two first historians, the noble authors of French prose, Villehardouin and Joinville.]

    [Footnote 34: The crusade and reigns of the counts of Flanders, Baldwin and his brother Henry, are the subject of a particular history by the Jesuit Doutremens, (Constantinopolis

    Belgica; Turnaci, 1638, in 4to.,) which I have only seen with the eyes of Ducange.]

    In the invasion of Italy by Attila, I have mentioned ^35 the

    flight of the Venetians from the fallen cities of the continent, and their obscure shelter in the chain of islands that line the extremity of the Adriatic Gulf. In the midst of the waters, free, indigent, laborious, and inaccessible, they gradually coalesced into a republic: the first foundations of Venice were laid in the Island of Rialto; and the annual election of the twelve tribunes was superseded by the permanent office of a duke or doge. On the verge of the two empires, the Venetians exult in the belief of primitive and perpetual independence. ^36 Against the Latins, their antique freedom has been asserted by the sword, and may be justified by the pen. Charlemagne himself resigned all claims of sovereignty to the islands of the Adriatic Gulf: his son Pepin was repulsed in the attacks of the lagunas or canals, too deep for the cavalry, and too shallow for the vessels; and in every age, under the German Caesars, the lands of the republic have been clearly distinguished from the kingdom of Italy. But the inhabitants of Venice were considered by themselves, by strangers, and by their sovereigns, as an inalienable portion of the Greek empire: ^37 in the ninth and tenth centuries, the proofs of their subjection are numerous and unquestionable; and the vain titles, the servile honors, of the Byzantine court, so ambitiously solicited by their dukes, would have degraded the magistrates of a free people. But the bands of this dependence, which was never absolute or rigid, were imperceptibly relaxed by the ambition of Venice and the weakness of Constantinople. Obedience was softened into respect, privilege ripened into prerogative, and the freedom of domestic government was fortified by the independence of foreign dominion. The maritime cities of Istria and Dalmatia bowed to the sovereigns of the Adriatic; and when they armed against the Normans in the cause of Alexius, the emperor applied, not to the duty of his subjects, but to the gratitude and generosity of his faithful allies. The sea was their patrimony: ^38 the western parts of the Mediterranean, from

    Tuscany to Gibraltar, were indeed abandoned to their rivals of Pisa and Genoa; but the Venetians acquired an early and lucrative share of the commerce of Greece and Egypt. Their riches increased with the increasing demand of Europe; their manufactures of silk and glass, perhaps the institution of their bank, are of high antiquity; and they enjoyed the fruits of their industry in the magnificence of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To assert her flag, to avenge her injuries, to protect the freedom of navigation, the republic could launch and man a fleet of a hundred galleys; and the Greeks, the Saracens, and the Normans, were encountered by her naval arms. The Franks of Syria were assisted by the Venetians in the reduction of the sea coast; but their zeal was neither blind nor disinterested; and in the conquest of Tyre, they shared the sovereignty of a city, the first seat of the commerce of the world. The policy of Venice was marked by the avarice of a trading, and the insolence of a maritime, power; yet her ambition was prudent: nor did she often forget that if armed galleys were the effect and safeguard, merchant vessels were the cause and supply, of her greatness. In her religion, she avoided the schisms of the Greeks, without yielding a servile obedience to the Roman pontiff; and a free intercourse with the infidels of every clime appears to have allayed betimes the fever of superstition. Her primitive government was a loose mixture of democracy and monarchy; the doge was elected by the votes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as long as he was popular and successful, he reigned with the pomp and authority of a prince; but in the frequent revolutions of the state, he was deposed, or banished, or slain, by the justice or injustice of the multitude. The twelfth century produced the first rudiments of the wise and jealous aristocracy, which has reduced the doge to a pageant, and the people to a cipher. ^39

    [Footnote 35: History, &c., vol. iii. p. 446, 447.]

    [Footnote 36: The foundation and independence of Venice, and Pepin’s invasion, are discussed by Pagi (Critica, tom. iii. A.D. 81), No. 4, &c.) and Beretti, (Dissert. Chorograph. Italiae Medii Aevi, in Muratori, Script. tom. x. p. 153.) The two critics have a

    slight bias, the Frenchman adverse, the Italian favorable, to the republic.]

    [Footnote 37: When the son of Charlemagne asserted his right of sovereignty, he was answered by the loyal Venetians, (Constantin. Porphyrogenit. de Administrat Imperii, pars ii. c. 28, p. 85;) and the report of the ixth establishes the fact of the xth century, which is confirmed by the embassy of Liutprand of Cremona. The annual tribute, which the emperor allows them to pay to the king of Italy, alleviates, by doubling, their servitude; but the hateful word must be translated, as in the charter of 827, (Laugier, Hist. de Venice, tom. i. p. 67, &c.,) by the softer appellation of subditi, or fideles.]

    [Footnote 38: See the xxvth and xxxth dissertations of the Antiquitates Medii Aevi of Muratori. From Anderson’s History of Commerce, I understand that the Venetians did not trade to England before the year 1323. The most flourishing state of their wealth and commerce,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xvth century, is agreeably described by the Abbe Dubos, (Hist. de la Ligue de Cambray, tom. ii. p. 443 – 480.)]

    [Footnote 39: The Venetians have been slow in writing and publishing their history. Their most ancient monuments are, 1. The rude Chronicle (perhaps) of John Sagorninus, (Venezia, 1765, in octavo,) which represents the state and manners of Venice in the year 1008. 2. The larger history of the doge, (1342 – 1354,) Andrew Dandolo, publish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xiith tom. of Muratori, A.D. 1728. The History of Venice by the Abbe Laugier, (Paris, 1728,) is a work of some merit, which I have chiefly used for the constitutional part.

    Note: It is scarcely necessary to mention the valuable work

    of Count Daru, “History de Venise,” of which I hear that an Italian translation has been published, with notes defensive of the ancient republic. I have not yet seen this work. – M.]

    Chapter LX: The Fourth Crusade.

    Part II.

    When the six ambassadors of the French pilgrims arrived at

    Venice, they were hospitably entertained in the palace of St. Mark, by the reigning duke; his name was Henry Dandolo; ^40 and he shone in the last period of human life as one of the most illustrious characters of the times. Under the weight of years, and after the loss of his eyes, ^41 Dandolo retained a sound understanding and a manly courage: the spirit of a hero, ambitious to signalize his reign by some memorable exploits; and the wisdom of a patriot, anxious to build his fame on the glory and advantage of his country. He praised the bold enthusiasm and liberal confidence of the barons and their deputies: in such a cause, and with such associates, he should aspire, were he a private man, to terminate his life; but he was the servant of the republic, and some delay was requisite to consult, on this arduous business, the judgment of his colleagues. The proposal of the French was first debated by the six sages who had been recently appointed to control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doge: it was next disclosed to the forty members of the council of state; and finally communicated to the legislative assembly of four hundred and fifty representatives, who were annually chosen in the six quarters of the city. In peace and war, the doge was still the chief of the republic; his legal authority was supported by the personal reputation of Dandolo: his arguments of public interest were balanced and approved; and he was authorized to inform the ambassadors of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of the treaty. ^42 It was proposed that the crusaders should assemble at Venice, on the feast of St. John of the ensuing year; that flat-bottomed vessels should be prepared for four thousand five hundred horses, and nine thousand squires, with a number of ships sufficient for the embarkation of four thousand five hundred knights, and twenty thousand foot; that during a term of nine months they should be supplied

    with provisions, and transported to whatsoever coast the service of God and Christendom should require; and that the republic should join the armament with a squadron of fifty galleys. It was required, that the pilgrims should pay, before their departure, a sum of eighty-five thousand marks of silver; and that all conquests, by sea and land, should be equally divided between the confederates. The terms were hard; but the emergency was pressing, and the French barons were not less profuse of money than of blood. A general assembly was convened to ratify the treaty: the stately chapel and place of St. Mark were filled with ten thousand citizens; and the noble deputies were taught a new lesson of humbling themselves before the majesty of the people. “Illustrious Venetians,” said the marshal of Champagne, “we are sent by the greatest and most powerful barons of France to implore the aid of the masters of the sea for the deliverance of Jerusalem. They have enjoined us to fall prostrate at your feet; nor will we rise from the ground till you have promised to avenge with us the injuries of Christ.” The eloquence of their words and tears, ^43 their martial aspect, and suppliant attitude, were applauded by a universal shout; as it were, says Jeffrey, by the sound of an earthquake. The venerable doge ascended the pulpit to urge their request by those motives of honor and virtue, which alone can be offered to a popular assembly: the treaty was transcribed on parchment, attested with oaths and seals, mutually accepted by the weeping and joyful representatives of France and Venice; and despatched to Rome for the approbation of Pope Innocent the Third. Two thousand marks were borrowed of the merchants for the first expenses of the armament. Of the six deputies, two repassed the Alps to announce their success, while their four companions made a fruitless trial of the zeal and emulation of the republics of Genoa and Pisa. [Footnote 40: Henry Dandolo was eighty-four at his election, (A.D. 1192,) and ninety-seven at his death, (A.D. 1205.) See the Observations of Ducange sur Villehardouin, No. 204. But this extraordinary longevity is not observed by the original writers, nor does there exist another example of a hero near a hundred years of age. Theophrastus might afford an instance

    of a writer of ninety-nine; but instead of Prooem. ad Character.,)I am much inclined to read with his last editor Fischer, and the first thoughts of Casaubon. It is scarcely possible that the powers of the mind and body should support themselves till such a period of life.]

    [Footnote 41: The modern Venetians (Laugier, tom. ii. p. 119) accuse the emperor Manuel; but the calumny is refuted by Villehardouin and the older writers, who suppose that Dandolo lost his eyes by a wound, (No. 31, and Ducange.)

    Note: The accounts differ, both as to the extent and the

    cause of his blindness According to Villehardouin and others, the sight was totally lost; according to the Chronicle of Andrew Dandolo. (Murat. tom. xii. p. 322,) he was vise debilis. See Wilken, vol. v. p. 143. – M.]

    [Footnote 42: See the original treaty in the Chronicle of Andrew Dandolo, p. 323 – 326.]

    [Footnote 43: A reader of Villehardouin must observe the frequent tears of the marshal and his brother knights. Sachiez que la ot mainte lerme ploree de pitie, (No. 17;) mult plorant, (ibid;) mainte lerme ploree, (No. 34;) si orent mult pitie et plorerent mult durement, (No. 60;) i ot mainte lerme ploree de pitie, (No. 202.) They weep on every occasion of grief, joy, or devotion.]

    The execution of the treaty was still opposed by unforeseen

    difficulties and delays. The marshal, on his return to Troyes, was embraced and approved by Thibaut count of Champagne, who had been unanimously chosen general of the confederates. But the health of that valiant youth already declined, and soon became hopeless; and he deplored the untimely fate, which condemned him to expire, not in a field of battle, but on a bed of sickness. To his brave and numerous vassals, the dying prince distributed his treasures: they swore in his presence to accomplish his vow and their own; but some

    there were, says the marshal, who accepted his gifts and forfeited their words. The more resolute champions of the cross held a parliament at Soissons for the election of a new general; but such was the incapacity, or jealousy, or reluctance, of the princes of France, that none could be found both able and willing to assume the conduct of the enterprise. They acquiesced in the choice of a stranger, of Boniface marquis of Montferrat, descended of a race of heroes, and himself of conspicuous fame in the wars and negotiations of the times; ^44 nor could the piety or ambition of the Italian chief decline this honorable invitation. After visiting the French court, where he was received as a friend and kinsman, the marquis, in the church of Soissons, was invested with the cross of a pilgrim and the staff of a general; and immediately repassed the Alps, to prepare for the distant expedition of the East. About the festival of the Pentecost he displayed his banner, and marched towards Venice at the head of the Italians: he was preceded or followed by the counts of Flanders and Blois, and the most respectable barons of France; and their numbers were swelled by the pilgrims of Germany, ^45 whose object and motives were similar to their own. The Venetians had fulfilled, and even surpassed, their engagements: stables were constructed for the horses, and barracks for the troops: the magazines were abundantly replenished with forage and provisions; and the fleet of transports, ships, and galleys, was ready to hoist sail as soon as the republic had received the price of the freight and armament. But that price far exceeded the wealth of the crusaders who were assembled at Venice. The Flemings, whose obedience to their count was voluntary and precarious, had embarked in their vessels for the long navigation of the ocean and Mediterranean; and many of the French and Italians had preferred a cheaper and more convenient passage from Marseilles and Apulia to the Holy Land. Each pilgrim might complain, that after he had furnished his own contribution, he was made responsible for the deficiency of his absent brethren: the gold and silver plate of the chiefs, which they freely delivered to the treasury of St. Marks, was a generous but inadequate sacrifice; and after all their efforts,

    thirty-four thousand marks were still wanting to complete the stipulated sum. The obstacle was removed by the policy and patriotism of the doge, who proposed to the barons, that if they would join their arms in reducing some revolted cities of Dalmatia, he would expose his person in the holy war, and obtain from the republic a long indulgence, till some wealthy conquest should afford the means of satisfying the debt. After much scruple and hesitation, they chose rather to accept the offer than to relinquish the enterprise; and the first hostilities of the fleet and army were directed against Zara, ^46 a strong city of the Sclavonian coast, which had renounced its allegiance to Venice, and implored the protection of the king of Hungary. ^47 The crusaders burst the chain or boom of the harbor; landed their horses, troops, and military engines; and compelled the inhabitants, after a defence of five days, to surrender at discretion: their lives were spared, but the revolt was punished by the pillage of their houses and the demolition of their walls. The season was far advanced; the French and Venetians resolved to pass the winter in a secure harbor and plentiful country; but their repose was disturbed by national and tumultuous quarrels of the soldiers and mariners. The conquest of Zara had scattered the seeds of discord and scandal: the arms of the allies had been stained in their outset with the blood, not of infidels, but of Christians: the king of Hungary and his new subjects were themselves enlisted under the banner of the cross; and the scruples of the devout were magnified by the fear of lassitude of the reluctant pilgrims. The pope had excommunicated the false crusaders who had pillaged and massacred their brethren, ^48 and only the marquis Boniface and Simon of Montfort ^* escaped these spiritual thunders; the one by his absence from the siege, the other by his final departure from the camp. Innocent might absolve the simple and submissive penitents of France; but he was provoked by the stubborn reason of the Venetians, who refused to confess their guilt, to accept their pardon, or to allow, in their temporal concerns, the interposition of a priest.

    [Footnote 44: By a victory (A.D. 1191) over the citizens of Asti, by a crusade to Palestine, and by an embassy from the pope to

    the German princes, (Muratori, Annali d’Italia, tom. x. p. 163, 202.)]

    [Footnote 45: See the crusade of the Germans in the Historia C. P. of Gunther, (Canisii Antiq. Lect. tom. iv. p. v. – viii.,) who celebrates the pilgrimage of his abbot Martin, one of the preaching rivals of Fulk of Neuilly. His monastery, of the Cistercian order, was situate in the diocese of Basil] [Footnote 46: Jadera, now Zara, was a Roman colony, which acknowledged Augustus for its parent. It is now only two miles round, and contains five or six thousand inhabitants; but the fortifications are strong, and it is joined to the main land by a bridge. See the travels of the two companions, Spon and Wheeler, (Voyage de Dalmatie, de Grece, &c., tom. i. p. 64 – 70. Journey into Greece, p. 8 – 14;) the last of whom, by mistaking Sestertia for Sestertii, values an arch with statues and columns at twelve pounds. If, in his time, there were no trees near Zara, the cherry-trees were not yet planted which produce our incomparable marasquin.]

    [Footnote 47: Katona (Hist. Critica Reg. Hungariae, Stirpis Arpad. tom. iv. p. 536 – 558) collects all the facts and testimonies most adverse to the conquerors of Zara.]

    [Footnote 48: See the whole transaction, and the sentiments of the pope, in the Epistles of Innocent III. Gesta, c. 86, 87, 88.]

    [Footnote *: Montfort protested against the siege. Guido, the abbot of Vaux de Sernay, in the name of the pope, interdicted the attack on a Christian city; and the immediate surrender of the town was thus delayed for five days of fruitless resistance. Wilken, vol. v. p. 167. See likewise, at length, the history of the interdict issued by the pope. Ibid. – M.]

    The assembly of such formidable powers by sea and land had

    revived the hopes of young ^49 Alexius; and both at Venice and Zara, he solicited the arms of the crusaders, for his own restoration and his father’s ^50 deliverance. The royal youth was recommended by Philip king of Germany: his prayers and

    presence excited the compassion of the camp; and his cause was embraced and pleaded by the marquis of Montferrat and the doge of Venice. A double alliance, and the dignity of Caesar, had connected with the Imperial family the two elder brothers of Boniface: ^51 he expected to derive a kingdom from the important service; and the more generous ambition of Dandolo was eager to secure the inestimable benefits of trade and dominion that might accrue to his country. ^52 Their influence procured a favorable audience for the ambassadors of Alexius; and if the magnitude of his offers excited some suspicion, the motives and rewards which he displayed might justify the delay and diversion of those forces which had been consecrated to the deliverance of Jerusalem. He promised in his own and his father’s name, that as soon as they should be seated on the throne of Constantinople, they would terminate the long schism of the Greeks, and submit themselves and their people to the lawful supremacy of the Roman church. He engaged to recompense the labors and merits of the crusaders, by the immediate payment of two hundred thousand marks of silver; to accompany them in person to Egypt; or, if it should be judged more advantageous, to maintain, during a year, ten thousand men, and, during his life, five hundred knights, for the service of the Holy Land. These tempting conditions were accepted by the republic of Venice; and the eloquence of the doge and marquis persuaded the counts of Flanders, Blois, and St. Pol, with eight barons of France, to join in the glorious enterprise. A treaty of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alliance was confirmed by their oaths and seals; and each individual, according to his situation and character, was swayed by the hope of public or private advantage; by the honor of restoring an exiled monarch; or by the sincere and probable opinion, that their efforts in Palestine would be fruitless and unavailing, and that the acquisition of Constantinople must precede and prepare the recovery of Jerusalem. But they were the chiefs or equals of a valiant band of freemen and volunteers, who thought and acted for themselves: the soldiers and clergy were divided; and, if a large majority subscribed to the alliance, the numbers and arguments of the dissidents were strong and respectable. ^53 The boldest hearts were

    appalled by the report of the naval power and impregnable strength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ir apprehensions were disguised to the world, and perhaps to themselves, by the more decent objections of religion and duty. They alleged the sanctity of a vow, which had drawn them from their families and homes to the rescue of the holy sepulchre; nor should the dark and crooked counsels of human policy divert them from a pursuit, the event of which was in the hands of the Almighty. Their first offence, the attack of Zara, had been severely punished by the reproach of their conscience and the censures of the pope; nor would they again imbrue their hands in the blood of their fellow-Christians.

    The apostle of Rome had pronounced; nor would they usurp the right of avenging with the sword the schism of the Greeks and the doubtful usurpation of the Byzantine monarch. On these principles or pretences, many pilgrims, the most distinguished for their valor and piety, withdrew from the camp; and their retreat was less pernicious than the open or secret opposition of a discontented party, that labored, on every occasion, to separate the army and disappoint the enterprise.

    [Footnote 49: A modern reader is surprised to hear of the valet de Constantinople, as applied to young Alexius, on account of his youth, like the infants of Spain, and the nobilissimus puer of the Romans. The pages and valets of the knights were as noble as themselves, (Villehardouin and Ducange, No. 36.)]

    [Footnote 50: The emperor Isaac is styled by Villehardouin, Sursac, (No. 35, &c.,) which may be derived from the French Sire, or the Greek melted into his proper name; the further corruptions of Tursac and Conserac will instruct us what license may have been used in the old dynasties of Assyria and Egypt.] [Footnote 51: Reinier and Conrad: the former married Maria, daughter of the emperor Manuel Comnenus; the latter was the husband of Theodora Angela, sister of the emperors Isaac and Alexius. Conrad abandoned the Greek court and princess for the glory of defending Tyre against Saladin, (Ducange, Fam. Byzant. p. 187, 203.)]

    [Footnote 52: Nicetas (in Alexio Comneno, l. iii. c. 9) accuses the doge and Venetians as the first authors of the war against Constantinople, and considers the arrival and shameful offers of the royal exile.

    Note: He admits, however, that the Angeli had committed

    depredations on the Venetian trade, and the emperor himself had refused the payment of part of the stipulated compensation for the seizure of the Venetian merchandise by the emperor Manuel. Nicetas, in loc. – M.]

    [Footnote 53: Villehardouin and Gunther represent the sentiments of the two parties. The abbot Martin left the army at Zara, proceeded to Palestine, was sent ambassador to Constantinople, and became a reluctant witness of the second siege.]

    Notwithstanding this defection, the departure of the fleet

    and army was vigorously pressed by the Venetians, whose zeal for the service of the royal youth concealed a just resentment to his nation and family. They were mortified by the recent preference which had been given to Pisa, the rival of their trade; they had a long arrear of debt and injury to liquidate with the Byzantine court; and Dandolo might not discourage the popular tale, that he had been deprived of his eyes by the emperor Manuel, who perfidiously violated the sanctity of an ambassador. A similar armament, for ages, had not rode the Adriatic: it was composed of one hundred and twenty flat- bottomed vessels or palanders for the horses; two hundred and forty transports filled with men and arms; seventy store-ships laden with provisions; and fifty stout galleys, well prepared for the encounter of an enemy. ^54 While the wind was favorable, the sky serene, and the water smooth, every eye was fixed with wonder and delight on the scene of military and naval pomp which overspread the sea. ^* The shields of the knights and squires, at once an ornament and a defence, were arranged on either side of the ships; the banners of the

    nations and families were displayed from the stern; our modern artillery was supplied by three hundred engines for casting stones and darts: the fatigues of the way were cheered with the sound of music; and the spirits of the adventurers were raised by the mutual assurance, that forty thousand Christian heroes were equal to the conquest of the world. ^55 In the navigation ^56 from Venice and Zara, the fleet was successfully steered by the skill and experience of the Venetian pilots: at Durazzo, the confederates first landed on the territories of the Greek empire: the Isle of Corfu afforded a station and repose; they doubled, without accident, the perilous cape of Malea, the southern point of Peloponnesus or the Morea; made a descent in the islands of Negropont and Andros; and cast anchor at Abydus on the Asiatic side of the Hellespont. These preludes of conquest were easy and bloodless: the Greeks of the provinces, without patriotism or courage, were crushed by an irresistible force: the presence of the lawful heir might justify their obedience; and it was rewarded by the modesty and discipline of the Latins. As they penetrated through the Hellespont, the magnitude of their navy was compressed in a narrow channel, and the face of the waters was darkened with innumerable sails. They again expanded in the basin of the Propontis, and traversed that placid sea, till they approached the European shore, at the abbey of St. Stephen, three leagues to the west of Constantinople. The prudent doge dissuaded them from dispersing themselves in a populous and hostile land; and, as their stock of provisions was reduced, it was resolved, in the season of harvest, to replenish their store-ships in the fertile islands of the Propontis. With this resolution, they directed their course: but a strong gale, and their own impatience, drove them to the eastward; and so near did they run to the shore and the city, that some volleys of stones and darts were exchanged between the ships and the rampart. As they passed along, they gazed with admiration on the capital of the East, or, as it should seem, of the earth; rising from her seven hills, and towering over the continents of Europe and Asia.

    The swelling domes and lofty spires of five hundred palaces and churches were gilded by the sun and reflected in the waters: the walls were crowded with soldiers and spectators, whose numbers they beheld, of whose temper they were ignorant; and each heart was chilled by the reflection, that,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ld, such an enterprise had never been undertaken by such a handful of warriors. But the momentary apprehension was dispelled by hope and valor; and every man, says the marshal of Champagne, glanced his eye on the sword or lance which he must speedily use in the glorious conflict. ^57 The Latins cast anchor before Chalcedon; the mariners only were left in the vessels: the soldiers, horses, and arms, were safely landed; and, in the luxury of an Imperial palace, the barons tasted the first fruits of their success. On the third day, the fleet and army moved towards Scutari, the Asiatic suburb of Constantinople: a detachment of five hundred Greek horse was surprised and defeated by fourscore French knights; and in a halt of nine days, the camp was plentifully supplied with forage and provisions. [Footnote 54: The birth and dignity of Andrew Dandolo gave him the motive and the means of searching in the archives of Venice the memorable story of his ancestor. His brevity seems to accuse the copious and more recent narratives of Sanudo, (in Muratori, Script. Rerum Italicarum, tom. xxii.,) Blondus, Sabellicus, and Rhamnusius.]

    [Footnote *: This description rather belongs to the first setting sail of the expedition from Venice, before the siege of Zara. The armament did not return to Venice. – M.]

    [Footnote 55: Villehardouin, No. 62. His feelings and expressions are original: he often weeps, but he rejoices in the glories and perils of war with a spirit unknown to a sedentary writer.]

    [Footnote 56: In this voyage, almost all the geographical names are corrupted by the Latins. The modern appellation of Chalcis, and all Euboea, is derived from its Euripus, Euripo, Negri-po, Negropont, which dishonors our maps, (D’Anville, Geographie Ancienne, tom. i. p. 263.)]

    [Footnote 57: Et sachiez que il ni ot si hardi cui le cuer ne fremist, (c. 66.) . . Chascuns regardoit ses armes . . . . que par tems en arons mestier, (c. 67.) Such is the honesty of courage.]

    In relating the invasion of a great empire, it may seem

    strange that I have not described the obstacles which should have checked the progress of the strangers. The Greeks, in truth, were an unwarlike people; but they were rich, industrious, and subject to the will of a single man: had that man been capable of fear, when his enemies were at a distance, or of courage, when they approached his person. The first rumor of his nephew’s alliance with the French and Venetians was despised by the usurper Alexius: his flatterers persuaded him, that in this contempt he was bold and sincere; and each evening, in the close of the banquet, he thrice discomfited the Barbarians of the West.

    These Barbarians had been justly terrified by the report of his naval power; and the sixteen hundred fishing boats of Constantinople ^58 could have manned a fleet, to sink them in the Adriatic, or stop their entrance in the mouth of the Hellespont. But all force may be annihilated by the negligence of the prince and the venality of his ministers. The great duke, or admiral, made a scandalous, almost a public, auction of the sails, the masts, and the rigging: the royal forests were reserved for the more important purpose of the chase; and the trees, says Nicetas, were guarded by the eunuchs, like the groves of religious worship. ^59 From his dream of pride, Alexius was awakened by the siege of Zara, and the rapid advances of the Latins; as soon as he saw the danger was real, he thought it inevitable, and his vain presumption was lost in abject despondency and despair. He suffered these contemptible Barbarians to pitch their camp in the sight of the palace; and his apprehensions were thinly disguised by the pomp and menace of a suppliant embassy. The sovereign of the Romans was astonished (his ambassadors were instructed to say) at the hostile appearance of the strangers. If these pilgrims were sincere in their vow for the deliverance of

    Jerusalem, his voice must applaud, and his treasures should assist, their pious design but should they dare to invade the sanctuary of empire, their numbers, were they ten times more considerable, should not protect them from his just resentment. The answer of the doge and barons was simple and magnanimous. “In the cause of honor and justice,” they said, “we despise the usurper of Greece, his threats, and his offers. Our friendship and his allegiance are due to the lawful heir, to the young prince, who is seated among us, and to his father, the emperor Isaac, who has been deprived of his sceptre, his freedom, and his eyes, by the crime of an ungrateful brother. Let that brother confess his guilt, and implore forgiveness, and we ourselves will intercede, that he may be permitted to live in affluence and security. But let him not insult us by a second message; our reply will be made in arms, in the palace of Constantinople.”

    [Footnote 58: Eandem urbem plus in solis navibus piscatorum abundare, quam illos in toto navigio. Habebat enim mille et sexcentas piscatorias naves ….. Bellicas autem sive mercatorias habebant infinitae multitudinis et portum tutissimum. Gunther, Hist. C. P. c. 8, p. 10.]

    [Footnote 59: Nicetas in Alex. Comneno, l. iii. c. 9, p. 348.]

    On the tenth day of their encampment at Scutari, the

    crusaders prepared themselves, as soldiers and as Catholics, for the passage of the Bosphorus. Perilous indeed was the adventure; the stream was broad and rapid: in a calm the current of the Euxine might drive down the liquid and unextinguishable fires of the Greeks; and the opposite shores of Europe were defended by seventy thousand horse and foot in formidable array. On this memorable day, which happened to be bright and pleasant, the Latins were distributed in six battles or divisions; the first, or vanguard, was led by the count of Flanders,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of the Christian princes in the skill and number of his crossbows. The four successive battles of the French were commanded by his

    brother Henry, the counts of St. Pol and Blois, and Matthew of Montmorency; the last of whom was honored by the voluntary service of the marshal and nobles of Champagne. The sixth division, the rear-guard and reserve of the army, was conducted by the marquis of Montferrat, at the head of the Germans and Lombards. The chargers, saddled, with their long comparisons dragging on the ground, were embarked in the flat palanders; ^60 and the knights stood by the side of their horses, in complete armor, their helmets laced, and their lances in their hands. The numerous train of sergeants ^61 and archers occupied the transports; and each transport was towed by the strength and swiftness of a galley. The six divisions traversed the Bosphorus, without encountering an enemy or an obstacle: to land the foremost was the wish, to conquer or die was the resolution, of every division and of every soldier. Jealous of the preeminence of danger, the knights in their heavy armor leaped into the sea, when it rose as high as their girdle; the sergeants and archers were animated by their valor; and the squires, letting down the draw-bridges of the palanders, led the horses to the shore. Before their squadrons could mount, and form, and couch their Lances, the seventy thousand Greeks had vanished from their sight: the timid Alexius gave the example to his troops; and it was only by the plunder of his rich pavilions that the Latins were informed that they had fought against an emperor. In the first consternation of the flying enemy, they resolved, by a double attack, to open the entrance of the harbor. The tower of Galata, ^62 in the suburb of Pera, was attacked and stormed by the French, while the Venetians assumed the more difficult task of forcing the boom or chain that was stretched from that tower to the Byzantine shore. After some fruitless attempts, their intrepid perseverance prevailed: twenty ships of war, the relics of the Grecian navy, were either sunk or taken: the enormous and massy links of iron were cut asunder by the shears, or broken by the weight, of the galleys; ^63 and the Venetian fleet, safe and triumphant, rode at anchor in the port of Constantinople. By these daring achievements, a remnant of twenty thousand Latins solicited the license of besieging a capital which contained above four hundred

    thousand inhabitants, ^64 able, though not willing, to bear arms in defence of their country. Such an account would indeed suppose a population of near two millions; but whatever abatement may be required in the numbers of the Greeks, the belief of those numbers will equally exalt the fearless spirit of their assailants.

    [Footnote 60: From the version of Vignere I adopt the well-sounding word palander, which is still used, I believe, in the Mediterranean. But had I written in French, I should have preserved the original and expressive denomination of vessiers or huissiers, from the huis or door which was let down as a draw-bridge; but which, at sea, was closed into the side of the ship, (see Ducange au Villehardouin, No. 14, and Joinville. p. 27, 28, edit. du Louvre.)]

    [Footnote 61: To avoid the vague expressions of followers, &c., I use, after Villehardouin, the word sergeants for all horsemen who were not knights. There were sergeants at arms, and sergeants at law; and if we visit the parade and Westminster Hall, we may observe the strange result of the distinction, (Ducange, Glossar. Latin, Servientes, &c., tom. vi. p. 226 – 231.)] [Footnote 62: It is needless to observe, that on the subject of Galata, the chain, &c., Ducange is accurate and full. Consult likewise the proper chapters of the C. P. Christiana of the same author. The inhabitants of Galata were so vain and ignorant, that they applied to themselves St. Paul’s Epistle to the Galatians.]

    [Footnote 63: The vessel that broke the chain was named the Eagle, Aquila, (Dandolo, Chronicon, p. 322,) which Blondus (de Gestis Venet.) has changed into Aquilo, the north wind. Ducange (Observations, No. 83) maintains the latter reading; but he had not seen the respectable text of Dandolo, nor did he enough consider the topography of the harbor. The south-east would have been a more effectual wind. (Note to Wilken, vol. v. p. 215.)] [Footnote 64: Quatre cens mil homes ou plus, (Villehardouin, No. 134,) must be understood of men of a military age. Le Beau (Hist. du. Bas Empire, tom. xx. p. 417) allows Constantinople a million of inhabitants, of whom

    60,000 horse, and an infinite number of foot-soldiers. In its present decay, the capital of the Ottoman empire may contain 400,000 souls, (Bell’s Travels, vol. ii. p. 401, 402;) but as the Turks keep no registers, and as circumstances are fallacious, it is impossible to ascertain (Niebuhr, Voyage en Arabie, tom. i. p. 18, 19) the real populousness of their cities.]

    In the choice of the attack, the French and Venetians were

    divided by their habits of life and warfare. The former affirmed with truth, that Constantinople was most accessible on the side of the sea and the harbor. The latter might assert with honor, that they had long enough trusted their lives and fortunes to a frail bark and a precarious element, and loudly demanded a trial of knighthood, a firm ground, and a close onset, either on foot or on horseback. After a prudent compromise, of employing the two nations by sea and land, in the service best suited to their character, the fleet covering the army, they both proceeded from the entrance to the extremity of the harbor: the stone bridge of the river was hastily repaired; and the six battles of the French formed their encampment against the front of the capital, the basis of the triangle which runs about four miles from the port to the Propontis. ^65 On the edge of a broad ditch, at the foot of a lofty rampart, they had leisure to contemplate the difficulties of their enterprise. The gates to the right and left of their narrow camp poured forth frequent sallies of cavalry and light-infantry, which cut off their stragglers, swept the country of provisions, sounded the alarm five or six times in the course of each day, and compelled them to plant a palisade, and sink an intrenchment, for their immediate safety. In the supplies and convoys the Venetians had been too sparing, or the Franks too voracious: the usual complaints of hunger and scarcity were heard, and perhaps felt their stock of flour would be exhausted in three weeks; and their disgust of salt meat tempted them to taste the flesh of their horses. The trembling usurper was supported by Theodore Lascaris, his son-in-law, a valiant youth, who aspired to save and to rule his country; the Greeks, regardless of that country, were awakened to the

    defence of their religion; but their firmest hope was in the strength and spirit of the Varangian guards, of the Danes and English, as they are named in the writers of the times. ^66 After ten days’ incessant labor, the ground was levelled, the ditch filled, the approaches of the besiegers were regularly made, and two hundred and fifty engines of assault exercised their various powers to clear the rampart, to batter the walls, and to sap the foundations. On the first appearance of a breach, the scaling-ladders were applied: the numbers that defended the vantage ground repulsed and oppressed the adventurous Latins; but they admired the resolution of fifteen knights and sergeants, who had gained the ascent, and maintained their perilous station till they were precipitated or made prisoners by the Imperial guards. On the side of the harbor the naval attack was more successfully conducted by the Venetians; and that industrious people employed every resource that was known and practiced before the invention of gunpowder. A double line, three bow-shots in front, was formed by the galleys and ships; and the swift motion of the former was supported by the weight and loftiness of the latter, whose decks, and poops, and turret, were the platforms of military engines, that discharged their shot over the heads of the first line. The soldiers, who leaped from the galleys on shore, immediately planted and ascended their scaling-ladders, while the large ships, advancing more slowly into the intervals, and lowering a draw-bridge, opened a way through the air from their masts to the rampart. In the midst of the conflict, the doge, a venerable and conspicuous form, stood aloft in complete armor on the prow of his galley. The great standard of St. Mark was displayed before him; his threats, promises, and exhortations, urged the diligence of the rowers; his vessel was the first that struck; and Dandolo was the first warrior on the shore. The nations admired the magnanimity of the blind old man, without reflecting that his age and infirmities diminished the price of life, and enhanced the value of immortal glory. On a sudden, by an invisible hand, (for the standard-bearer was probably slain,) the banner of the republic was fixed on the rampart: twenty-five towers were rapidly occupied; and, by the cruel expedient of fire, the

    Greeks were driven from the adjacent quarter. The doge had despatched the intelligence of his success, when he was checked by the danger of his confederates. Nobly declaring that he would rather die with the pilgrims than gain a victory by their destruction, Dandolo relinquished his advantage, recalled his troops, and hastened to the scene of action. He found the six weary diminutive battles of the French encompassed by sixty squadrons of the Greek cavalry, the least of which was more numerous than the largest of their divisions. Shame and despair had provoked Alexius to the last effort of a general sally; but he was awed by the firm order and manly aspect of the Latins; and, after skirmishing at a distance, withdrew his troops in the close of the evening. The silence or tumult of the night exasperated his fears; and the timid usurper, collecting a treasure of ten thousand pounds of gold, basely deserted his wife, his people, and his fortune; threw himself into a bark; stole through the Bosphorus; and landed in shameful safety in an obscure harbor of Thrace. As soon as they were apprised of his flight, the Greek nobles sought pardon and peace in the dungeon where the blind Isaac expected each hour the visit of the executioner. Again saved and exalted by the vicissitudes of fortune, the captive in his Imperial robes was replace on the throne, and surrounded with prostrate slaves, whose real terror and affected joy he was incapable of discerning. At the dawn of day, hostilities were suspended, and the Latin chiefs were surprised by a message from the lawful and reigning emperor, who was impatient to embrace his son, and to reward his generous deliverers. ^67

    [Footnote 65: On the most correct plans of Constantinople, I know not how to measure more than 4000 paces. Yet Villehardouin computes the space at three leagues, (No. 86.) If his eye were not deceived, he must reckon by the old Gallic league of 1500 paces, which might still be used in Champagne.] [Footnote 66: The guards, the Varangi, are styled by Villehardouin, (No. 89, 95) Englois et Danois avec leurs haches. Whatever had been their origin, a French pilgrim could not be mistaken in the nations of which they were at that time composed.]

    [Footnote 67: For the first siege and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we may read the original letter of the crusaders to Innocent III., Gesta, c. 91, p. 533, 534. Villehardouin, No. 75 – 99. Nicetas, in Alexio Comnen. l. iii. c. 10, p. 349 – 352. Dandolo, in Chron. p. 322. Gunther, and his abbot Martin, were not yet returned from their obstinate pilgrim age to Jerusalem, or St. John d’Acre, where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company had died of the plague.]

    Chapter LX: The Fourth Crusade.

    Part III.

    But these generous deliverers were unwilling to release

    their hostage, till they had obtained from his father the payment, or at least the promise, of their recompense. They chose four ambassadors, Matthew of Montmorency, our historian the marshal of Champagne, and two Venetians, to congratulate the emperor. The gates were thrown open on their approach, the streets on both sides were lined with the battle axes of the Danish and English guard: the presence-chamber glittered with gold and jewels, the false substitute of virtue and power: by the side of the blind Isaac his wife was seated, the sister of the king of Hungary: and by her appearance, the noble matrons of Greece were drawn from their domestic retirement, and mingled with the circle of senators and soldiers. The Latins, by the mouth of the marshal, spoke like men conscious of their merits, but who respected the work of their own hands; and the emperor clearly understood, that his son’s engagements with Venice and the pilgrims must be ratified without hesitation or delay. Withdrawing into a private chamber with the empress, a chamberlain, an interpreter, and the four ambassadors, the father of young Alexius inquired with some anxiety into the nature of his stipulations. The submission of the Eastern

    empire to the pope, the succor of the Holy Land, and a present contribution of two hundred thousand marks of silver. – “These conditions are weighty,” was his prudent reply: “they are hard to accept, and difficult to perform. But no conditions can exceed the measure of your services and deserts.” After this satisfactory assurance, the barons mounted on horseback, and introduced the heir of Constantinople to the city and palace: his youth and marvellous adventures engaged every heart in his favor, and Alexius was solemnly crowned with his father in the dome of St. Sophia. In the first days of his reign, the people, already blessed with the restoration of plenty and peace, was delighted by the joyful catastrophe of the tragedy; and the discontent of the nobles, their regret, and their fears, were covered by the polished surface of pleasure and loyalty The mixture of two discordant nations in the same capital might have been pregnant with mischief and danger; and the suburb of Galata, or Pera, was assigned for the quarters of the French and Venetians. But the liberty of trade and familiar intercourse was allowed between the friendly nations: and each day the pilgrims were tempted by devotion or curiosity to visit the churches and palaces of Constantinople. Their rude minds, insensible perhaps of the finer arts, were astonished by the magnificent scenery: and the poverty of their native towns enhanced the populousness and riches of the first metropolis of Christendom. ^68 Descending from his state, young Alexius was prompted by interest and gratitude to repeat his frequent and familiar visits to his Latin allies; and in the freedom of the table, the gay petulance of the French sometimes forgot the emperor of the East. ^69 In their most serious conferences, it was agreed, that the reunion of the two churches must be the result of patience and time; but avarice was less tractable than zeal; and a larger sum was instantly disbursed to appease the wants, and silence the importunity, of the crusaders. ^70 Alexius was alarmed by the approaching hour of their departure: their absence might have relieved him from the engagement which he was yet incapable of performing; but his friends would have left him, naked and alone, to the caprice and prejudice of a perfidious nation. He wished to bribe their stay, the delay of a year, by undertaking

    to defray their expense, and to satisfy, in their name, the freight of the Venetian vessels. The offer was agitated in the council of the barons; and, after a repetition of their debates and scruples, a majority of votes again acquiesced in the advice of the doge and the prayer of the young emperor. At the price of sixteen hundred pounds of gold, he prevailed on the marquis of Montferrat to lead him with an army round the provinces of Europe; to establish his authority, and pursue his uncle, while Constantinople was awed by the presence of Baldwin and his confederates of France and Flanders. The expedition was successful: the blind emperor exulted in the success of his arms, and listened to the predictions of his flatterers, that the same Providence which had raised him from the dungeon to the throne, would heal his gout, restore his sight, and watch over the long prosperity of his reign. Yet the mind of the suspicious old man was tormented by the rising glories of his son; nor could his pride conceal from his envy, that, while his own name was pronounced in faint and reluctant acclamations, the royal youth was the theme of spontaneous and universal praise. ^71

    [Footnote 68: Compare, in the rude energy of Villehardouin, (No. 66, 100,) the inside and outside views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ir impression on the minds of the pilgrims: cette ville (says he) que de toutes les autres ere souveraine. See the parallel passages of Fulcherius Carnotensis, Hist. Hierosol. l. i. c. 4, and Will. Tyr. ii. 3, xx. 26.]

    [Footnote 69: As they played at dice, the Latins took off his diadem, and clapped on his head a woollen or hairy cap, (Nicetas, p. 358.) If these merry companions were Venetians, it was the insolence of trade and a commonwealth.] [Footnote 70: Villehardouin, No. 101. Dandolo, p. 322. The doge affirms, that the Venetians were paid more slowly than the French; but he owns, that the histories of the two nations differed on that subject. Had he read Villehardouin? The Greeks complained, however, good totius Graeciae opes transtulisset, (Gunther, Hist. C. P. c 13) See the lamentations and invectives of Nicetas, (p. 355.)]

    [Footnote 71: The reign of Alexius Comnenus occupies three books in Nicetas, p. 291-352. The short restoration of Isaac and his son is despatched in five chapters, p. 352 – 362.]

    By the recent invasion, the Greeks were awakened from a

    dream of nine centuries; from the vain presumption that the capital of the Roman empire was impregnable to foreign arms. The strangers of the West had violated the city, and bestowed the sceptre, of Constantine: their Imperial clients soon became as unpopular as themselves: the well-known vices of Isaac were rendered still more contemptible by his infirmities, and the young Alexius was hated as an apostate, who had renounced the manners and religion of his country. His secret covenant with the Latins was divulged or suspected; the people, and especially the clergy, were devoutly attached to their faith and superstition; and every convent, and every shop, resounded with the danger of the church and the tyranny of the pope. ^72 An empty treasury could ill supply the demands of regal luxury and foreign extortion: the Greeks refused to avert, by a general tax, the impending evils of servitude and pillage; the oppression of the rich excited a more dangerous and personal resentment; and if the emperor melted the plate, and despoiled the images, of the sanctuary, he seemed to justify the complaints of heresy and sacrilege. During the absence of Marquis Boniface and his Imperial pupil, Constantinople was visited with a calamity which might be justly imputed to the zeal and indiscretion of the Flemish pilgrims. ^73 In one of their visits to the city, they were scandalized by the aspect of a mosque or synagogue, in which one God was worshipped, without a partner or a son. Their effectual mode of controversy was to attack the infidels with the sword, and their habitation with fire: but the infidels, and some Christian neighbors, presumed to defend their lives and properties; and the flames which bigotry had kindled, consumed the most orthodox and innocent structures. During eight days and nights, the conflagration spread above a league in front, from the harbor to the Propontis, over the thickest and most populous regions of the city. It is not easy to count

    the stately churches and palaces that were reduced to a smoking ruin, to value the merchandise that perished in the trading streets, or to number the families that were involved in the common destruction.

    By this outrage, which the doge and the barons in vain affected to disclaim, the name of the Latins became still more unpopular; and the colony of that nation, above fifteen thousand persons, consulted their safety in a hasty retreat from the city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ir standard in the suburb of Pera. The emperor returned in triumph; but the firmest and most dexterous policy would have been insufficient to steer him through the tempest, which overwhelmed the person and government of that unhappy youth. His own inclination, and his father’s advice, attached him to his benefactors; but Alexius hesitated between gratitude and patriotism, between the fear of his subjects and of his allies. ^74 By his feeble and fluctuating conduct he lost the esteem and confidence of both; and, while he invited the marquis of Monferrat to occupy the palace, he suffered the nobles to conspire, and the people to arm, for the deliverance of their country. Regardless of his painful situation, the Latin chiefs repeated their demands, resented his delays, suspected his intentions, and exacted a decisive answer of peace or war. The haughty summons was delivered by three French knights and three Venetian deputies, who girded their swords, mounted their horses, pierced through the angry multitude, and entered, with a fearful countenance, the palace and presence of the Greek emperor. In a peremptory tone, they recapitulated their services and his engagements; and boldly declared, that unless their just claims were fully and immediately satisfied, they should no longer hold him either as a sovereign or a friend. After this defiance, the first that had ever wounded an Imperial ear, they departed without betraying any symptoms of fear; but their escape from a servile palace and a furious city astonished the ambassadors themselves; and their return to the camp was the signal of mutual hostility.

    [Footnote 72: When Nicetas reproaches Alexius for his impious league, he bestows the harshest names on the pope’s new

    religion, (p. 348.) Such was the sincere language of every Greek to the last gasp of the empire.] [Footnote 73: Nicetas (p. 355) is positive in the charge, and specifies the Flemings, though he is wrong in supposing it an ancient name. Villehardouin (No. 107) exculpates the barons, and is ignorant (perhaps affectedly ignorant) of the names of the guilty.]

    [Footnote 74: Compare the suspicions and complaints of Nicetas (p. 359 – 362) with the blunt charges of Baldwin of Flanders, (Gesta Innocent III. c. 92, p. 534,) cum patriarcha et mole nobilium, nobis promises perjurus et mendax.]

    Among the Greeks, all authority and wisdom were overborne by

    the impetuous multitude, who mistook their rage for valor, their numbers for strength, and their fanaticism for the support and inspiration of Heaven. In the eyes of both nations Alexius was false and contemptible; the base and spurious race of the Angeli was rejected with clamorous disdain; and the people of Constantinople encompassed the senate, to demand at their hands a more worthy emperor. To every senator, conspicuous by his birth or dignity, they successively presented the purple: by each senator the deadly garment was repulsed: the contest lasted three days; and we may learn from the historian Nicetas, one of the members of the assembly, that fear and weaknesses were the guardians of their loyalty. A phantom, who vanished in oblivion, was forcibly proclaimed by the crowd: ^75 but the author of the tumult, and the leader of the war, was a prince of the house of Ducas; and his common appellation of Alexius must be discriminated by the epithet of Mourzoufle, ^76 which in the vulgar idiom expressed the close junction of his black and shaggy eyebrows. At once a patriot and a courtier, the perfidious Mourzoufle, who was not destitute of cunning and courage, opposed the Latins both in speech and action, inflamed the passions and prejudices of the Greeks, and insinuated himself into the favor and confidence of Alexius, who trusted him with the office of great chamberlain, and tinged his buskins with the colors of royalty.

    At the dead of night, he rushed into the bed-chamber with an affrighted aspect, exclaiming, that the palace was attacked by the people and betrayed by the guards. Starting from his couch, the unsuspecting prince threw himself into the arms of his enemy, who had contrived his escape by a private staircase. But that staircase terminated in a prison: Alexius was seized, stripped, and loaded with chains; and, after tasting some days the bitterness of death, he was poisoned, or strangled, or beaten with clubs, at the command, or in the presence, of the tyrant. The emperor Isaac Angelus soon followed his son to the grave; and Mourzoufle, perhaps, might spare the superfluous crime of hastening the extinction of impotence and blindness. [Footnote 75: His name was Nicholas Canabus: he deserved the praise of Nicetas and the vengeance of Mourzoufle, (p. 362.)]

    [Footnote 76: Villehardouin (No. 116) speaks of him as a favorite, without knowing that he was a prince of the blood, Angelus and Ducas. Ducange, who pries into every corner, believes him to be the son of Isaac Ducas Sebastocrator, and second cousin of young Alexius.]

    The death of the emperors, and the usurpation of Mourzoufle,

    had changed the nature of the quarrel. It was no longer the disagreement of allies who overvalued their services, or neglected their obligations: the French and Venetians forgot their complaints against Alexius, dropped a tear on the untimely fate of their companion, and swore revenge against the perfidious nation who had crowned his assassin. Yet the prudent doge was still inclined to negotiate: he asked as a debt, a subsidy, or a fine, fifty thousand pounds of gold, about two millions sterling; nor would the conference have been abruptly broken, if the zeal, or policy, of Mourzoufle had not refused to sacrifice the Greek church to the safety of the state. ^77 Amidst the invectives of his foreign and domestic enemies, we may discern, that he was not unworthy of the character which he had assumed, of the public champion: the second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was far more laborious than the first;

    the treasury was replenished, and discipline was restored, by a severe inquisition into the abuses of the former reign; and Mourzoufle, an iron mace in his hand, visiting the posts, and affecting the port and aspect of a warrior, was an object of terror to his soldiers, at least, and to his kinsmen. Before and after the death of Alexius, the Greeks made two vigorous and well-conducted attempts to burn the navy in the harbor; but the skill and courage of the Venetians repulsed the fire-ships; and the vagrant flames wasted themselves without injury in the sea. ^78 In a nocturnal sally the Greek emperor was vanquished by Henry, brother of the count of Flanders: the advantages of number and surprise aggravated the shame of his defeat: his buckler was found on the field of battle; and the Imperial standard, ^79 a divine image of the Virgin, was presented, as a trophy and a relic to the Cistercian monks, the disciples of St. Bernard. Near three months, without excepting the holy season of Lent, were consumed in skirmishes and preparations, before the Latins were ready or resolved for a general assault. The land fortifications had been found impregnable; and the Venetian pilots represented, that, on the shore of the Propontis, the anchorage was unsafe, and the ships must be driven by the current far away to the straits of the Hellespont; a prospect not unpleasing to the reluctant pilgrims, who sought every opportunity of breaking the army. From the harbor, therefore, the assault was determined by the assailants, and expected by the besieged; and the emperor had placed his scarlet pavilions on a neighboring height, to direct and animate the efforts of his troops. A fearless spectator, whose mind could entertain the ideas of pomp and pleasure, might have admired the long array of two embattled armies, which extended above half a league, the one on the ships and galleys, the other on the walls and towers raised above the ordinary level by several stages of wooden turrets. Their first fury was spent in the discharge of darts, stones, and fire, from the engines; but the water was deep; the French were bold; the Venetians were skilful; they approached the walls; and a desperate conflict of swords, spears, and battle- axes, was fought on the trembling bridges that grappled the floating, to the stable, batteries. In more than a hundred places, the

    assault was urged, and the defence was sustained; till the superiority of ground and numbers finally prevailed, and the Latin trumpets sounded a retreat. On the ensuing days, the attack was renewed with equal vigor, and a similar event; and, in the night, the doge and the barons held a council, apprehensive only for the public danger: not a voice pronounced the words of escape or treaty; and each warrior, according to his temper, embraced the hope of victory, or the assurance of a glorious death. ^80 By the experience of the former siege, the Greeks were instructed, but the Latins were animated; and the knowledge that Constantinople might be taken, was of more avail than the local precautions which that knowledge had inspired for its defence. In the third assault, two ships were linked together to double their strength; a strong north wind drove them on the shore; the bishops of Troyes and Soissons led the van; and the auspicious names of the pilgrim and the paradise resounded along the line. ^81 The episcopal banners were displayed on the walls; a hundred marks of silver had been promised to the first adventurers; and if their reward was intercepted by death, their names have been immortalized by fame. ^* Four towers were scaled; three gates were burst open; and the French knights, who might tremble on the waves, felt themselves invincible on horseback on the solid ground. Shall I relate that the thousands who guarded the emperor’s person fled on the approach, and before the lance, of a single warrior? Their ignominious flight is attested by their countryman Nicetas: an army of phantoms marched with the French hero, and he was magnified to a giant in the eyes of the Greeks. ^82 While the fugitives deserted their posts and cast away their arms, the Latins entered the city under the banners of their leaders: the streets and gates opened for their passage; and either design or accident kindled a third conflagration, which consumed in a few hours the measure of three of the largest cities of France. ^83 In the close of evening, the barons checked their troops, and fortified their stations: They were awed by the extent and populousness of the capital, which might yet require the labor of a month, if the churches and palaces were conscious of their internal strength. But in the morning, a suppliant

    procession, with crosses and images, announced the submission of the Greeks, and deprecated the wrath of the conquerors: the usurper escaped through the golden gate: the palaces of Blachernae and Boucoleon were occupied by the count of Flanders and the marquis of Montferrat; and the empire, which still bore the name of Constantine, and the title of Roman, was subverted by the arms of the Latin pilgrims. ^84 [Footnote 77: This negotiation, probable in itself, and attested by Nicetas, (p 65,) is omitted as scandalous by the delicacy of Dandolo and Villehardouin.

    Note: Wilken places it before the death of Alexius, vol. v.

    1. 276. – M] [Footnote 78: Baldwin mentions both attempts to fire the fleet, (Gest. c. 92, p. 534, 535;) Villehardouin, (No. 113 – 15) only describes the first. It is remarkable that neither of these warriors observe any peculiar properties in the Greek fire.]

    [Footnote 79: Ducange (No. 119) pours forth a torrent of learning on the Gonfanon Imperial. This banner of the Virgin is shown at Venice as a trophy and relic: if it be genuine the pious doge must have cheated the monks of Citeaux]

    [Footnote 80: Villehardouin (No. 126) confesses, that mult ere grant peril; and Guntherus (Hist. C. P. c. 13) affirms, that nulla spes victoriae arridere poterat. Yet the knight despises those who thought of flight, and the monk praises his countrymen who were resolved on death.]

    [Footnote 81: Baldwin, and all the writers, honor the names of these two galleys, felici auspicio.]

    [Footnote *: Pietro Alberti, a Venetion noble and Andrew d’Amboise a French knight. – M.]

    [Footnote 82: With an allusion to Homer, Nicetas calls him eighteen yards high, a stature which would, indeed, have excused the terror of the Greek. On this occasion, the historian seems fonder of the marvellous than of his country,

    or perhaps of truth. Baldwin exclaims in the words of the psalmist, persequitur unus ex nobis centum alienos.]

    [Footnote 83: Villehardouin (No. 130) is again ignorant of the authors of this more legitimate fire, which is ascribed by Gunther to a quidam comes Teutonicus, (c. 14.) They seem ashamed, the incendiaries!] [Footnote 84: For the second siege and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see Villehardouin (No. 113 – 132,) Baldwin’s iid Epistle to Innocent III., (Gesta c. 92, p. 534 – 537,) with the whole reign of Mourzoufle, in Nicetas, (p 363 – 375;) and borrowed some hints from Dandolo (Chron. Venet. p. 323 – 330) and Gunther, (Hist. C. P. c. 14 – 18,) who added the decorations of prophecy and vision. The former produces an oracle of the Erythraean sibyl, of a great armament on the Adriatic, under a blind chief, against Byzantium, &c. Curious enough, were the prediction anterior to the fact.]

    Constantinople had been taken by storm; and no restraints,

    except those of religion and humanity, were imposed on the conquerors by the laws of war. Boniface, marquis of Montferrat, still acted as their general; and the Greeks, who revered his name as that of their future sovereign, were heard to exclaim in a lamentable tone, “Holy marquis-king, have mercy upon us!” His prudence or compassion opened the gates of the city to the fugitives; and he exhorted the soldiers of the cross to spare the lives of their fellow- Christians. The streams of blood that flowed down the pages of Nicetas may be reduced to the slaughter of two thousand of his unresisting countrymen; ^85 and the greater part was massacred, not by the strangers, but by the Latins, who had been driven from the city, and who exercised the revenge of a triumphant faction. Yet of these exiles, some were less mindful of injuries than of benefits; and Nicetas himself was indebted for his safety to the generosity of a Venetian merchant. Pope Innocent the Third accuses the pilgrims for respecting, in their lust, neither age nor sex, nor religious profession; and bitterly laments that the deeds of darkness, fornication, adultery, and incest, were

    perpetrated in open day; and that noble matrons and holy nuns were polluted by the grooms and peasants of the Catholic camp. ^86 It is indeed probable that the license of victory prompted and covered a multitude of sins: but it is certain, that the capital of the East contained a stock of venal or willing beauty, sufficient to satiate the desires of twenty thousand pilgrims; and female prisoners were no longer subject to the right or abuse of domestic slavery. The marquis of Montferrat was the patron of discipline and decency; the count of Flanders was the mirror of chastity: they had forbidden, under pain of death, the rape of married women, or virgins, or nuns; and the proclamation was sometimes invoked by the vanquished ^87 and respected by the victors. Their cruelty and lust were moderated by the authority of the chiefs, and feelings of the soldiers; for we are no longer describing an irruption of the northern savages; and however ferocious they might still appear, time, policy, and religion had civilized the manners of the French, and still more of the Italians. But a free scope was allowed to their avarice, which was glutted, even in the holy week, by the pillage of Constantinople. The right of victory, unshackled by any promise or treaty, had confiscated the public and private wealth of the Greeks; and every hand, according to its size and strength, might lawfully execute the sentence and seize the forfeiture. A portable and universal standard of exchange was found in the coined and uncoined metals of gold and silver, which each captor, at home or abroad, might convert into the possessions most suitable to his temper and situation. Of the treasures, which trade and luxury had accumulated, the silks, velvets, furs, the gems, spices, and rich movables, were the most precious, as they could not be procured for money in the ruder countries of Europe. An order of rapine was instituted; nor was the share of each individual abandoned to industry or chance. Under the tremendous penalties of perjury, excommunication, and death, the Latins were bound to deliver their plunder into the common stock: three churches were selected for the deposit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spoil: a single share was allotted to a foot-soldier; two for a sergeant on horseback; four to a knight; and larger proportions according to the rank and merit of the

    barons and princes. For violating this sacred engagement, a knight belonging to the count of St. Paul was hanged with his shield and coat of arms round his neck; his example might render similar offenders more artful and discreet; but avarice was more powerful than fear; and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hat the secret far exceeded the acknowledged plunder. Yet the magnitude of the prize surpassed the largest scale of experience or expectation. ^88 After the whole had been equally divided between the French and Venetians, fifty thousand marks were deducted to satisfy the debts of the former and the demands of the latter. The residue of the French amounted to four hundred thousand marks of silver, ^89 about eight hundred thousand pounds sterling; nor can I better appreciate the value of that sum i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transactions of the age, than by defining it as seven times the annual revenue of the kingdom of England. ^90 [Footnote 85: Ceciderunt tamen ea die civium quasi duo millia, &c., (Gunther, c. 18.) Arithmetic is an excellent touchstone to try the amplifications of passion and rhetoric.]

    [Footnote 86: Quidam (says Innocent III., Gesta, c. 94, p. 538) nec religioni, nec aetati, nec sexui pepercerunt: sed fornicationes, adulteria, et incestus in oculis omnium exercentes, non solum maritatas et viduas, sed et matronas et virgines Deoque dicatas, exposuerunt spurcitiis garcionum. Villehardouin takes no notice of these common incidents.]

    [Footnote 87: Nicetas saved, and afterwards married, a noble virgin, (p. 380,) whom a soldier, had almost violated.]

    [Footnote 88: Of the general mass of wealth, Gunther observes, ut de pauperius et advenis cives ditissimi redderentur, (Hist. C. P. c. 18; (Villehardouin, (No. 132,) that since the creation, ne fu tant gaaignie dans une ville; Baldwin, (Gesta, c. 92,) ut tantum tota non videatur possidere Latinitas.] [Footnote 89: Villehardouin, No. 133 – 135. Instead of 400,000, there is a various reading of 500,000. The Venetians had offered to take the whole booty, and to give 400 marks to each knight, 200 to each priest and horseman, and 100 to each foot-soldier: they would have been great losers, (Le

    Beau, Hist. du. Bas Empire tom. xx. p. 506. I know not from whence.)] [Footnote 90: At the council of Lyons (A.D. 1245) the English ambassadors stated the revenue of the crown as below that of the foreign clergy, which amounted to 60,000 marks a year, (Matthew Paris, p. 451 Hume’s Hist. of England, vol. ii. p. 170.)]

    In this great revolution we enjoy the singular felicity of

    comparing the narratives of Villehardouin and Nicetas, the opposite feelings of the marshal of Champagne and the Byzantine senator. ^91 At the first view it should seem that the wealth of Constantinople was only transferred from one nation to another; and that the loss and sorrow of the Greeks is exactly balanced by the joy and advantage of the Latins. But in the miserable account of war, the gain is never equivalent to the loss, the pleasure to the pain; the smiles of the Latins were transient and fallacious; the Greeks forever wept over the ruins of their country; and their real calamities were aggravated by sacrilege and mockery. What benefits accrued to the conquerors from the three fires which annihilated so vast a portion of the buildings and riches of the city? What a stock of such things, as could neither be used nor transported, was maliciously or wantonly destroyed! How much treasure was idly wasted in gaming, debauchery, and riot! And what precious objects were bartered for a vile price by the impatience or ignorance of the soldiers, whose reward was stolen by the base industry of the last of the Greeks! These alone, who had nothing to lose, might derive some profit from the revolution; but the misery of the upper ranks of society is strongly painted in the personal adventures of Nicetas himself His stately palace had been reduced to ashes in the second conflagration; and the senator, with his family and friends, found an obscure shelter in another house which he possessed near the church of St. Sophia. It was the door of this mean habitation that his friend, the Venetian merchant, guarded in the disguise of a soldier, till Nicetas could save, by a precipitate flight, the relics of his fortune and the chastity of his daughter. In a cold, wintry season, these fugitives, nursed

    in the lap of prosperity, departed on foot; his wife was with child; the desertion of their slaves compelled them to carry their baggage on their own shoulders; and their women, whom they placed in the centre, were exhorted to conceal their beauty with dirt, instead of adorning it with paint and jewels Every step was exposed to insult and danger: the threats of the strangers were less painful than the taunts of the plebeians, with whom they were now levelled; nor did the exiles breathe in safety till their mournful pilgrimage was concluded at Sclymbria, above forty miles from the capital. On the way they overtook the patriarch, without attendance and almost without apparel, riding on an ass, and reduced to a state of apostolical poverty, which, had it been voluntary, might perhaps have been meritorious. In the mean while, his desolate churches were profaned by the licentiousness and party zeal of the Latins. After stripping the gems and pearls, they converted the chalices into drinking-cups; their tables, on which they gamed and feasted, were covered with the pictures of Christ and the saints; and they trampled under foot the most venerable objects of the Christian worship. In the cathedral of St. Sophia, the ample veil of the sanctuary was rent asunder for the sake of the golden fringe; and the altar, a monument of art and riches, was broken in pieces and shared among the captors. Their mules and horses were laden with the wrought silver and gilt carvings, which they tore down from the doors and pulpit; and if the beasts stumbled under the burden, they were stabbed by their impatient drivers, and the holy pavement streamed with their impure blood. A prostitute was seated on the throne of the patriarch; and that daughter of Belial, as she is styled, sung and danced in the church, to ridicule the hymns and processions of the Orientals. Nor were the repositories of the royal dead secure from violation: in the church of the Apostles, the tombs of the emperors were rifled; and it is said, that after six centuries the corpse of Justinian was found without any signs of decay or putrefaction. In the streets, the French and Flemings clothed themselves and their horses in painted robes and flowing head-dresses of linen; and the coarse intemperance of their feasts ^92 insulted the splendid sobriety of the East. To

    expose the arms of a people of scribes and scholars, they affected to display a pen, an inkhorn, and a sheet of paper, without discerning that the instruments of science and valor were alike feeble and useless in the hands of the modern Greeks.

    [Footnote 91: The disorders of the sack of Constantinople, and his own adventures, are feelingly described by Nicetas, p. 367 – 369, and in the Status Urb. C. P. p. 375 – 384. His complaints, even of sacrilege, are justified by Innocent III., (Gesta, c. 92;) but Villehardouin does not betray a symptom of pity or remorse]

    [Footnote 92: If I rightly apprehend the Greek of Nicetas’s receipts, their favorite dishes were boiled buttocks of beef, salt pork and peas, and soup made of garlic and sharp or sour herbs, (p. 382.)]

    Their reputation and their language encouraged them,

    however, to despise the ignorance and to overlook the progress of the Latins. ^93 In the love of the arts, the national difference was still more obvious and real; the Greeks preserved with reverence the works of their ancestors, which they could not imitate; and, in the destruction of the statues of Constantinople, we are provoked to join in the complaints and invectives of the Byzantine historian. ^94 We have seen how the rising city was adorned by the vanity and despotism of the Imperial founder: in the ruins of paganism, some gods and heroes were saved from the axe of superstition; and the forum and hippodrome were dignified with the relics of a better age. Several of these are described by Nicetas, ^95 in a florid and affected style; and from his descriptions I shall select some interesting particulars. 1. The victorious charioteers were cast in bronze, at their own or the public charge, and fitly placed in the hippodrome: they stood aloft in their chariots, wheeling round the goal: the spectators could admire their attitude, and judge of the resemblance; and of these figures, the most perfect might have been transported from the Olympic

    stadium. 2. The sphinx, river-horse, and crocodile, denote the climate and manufacture of Egypt and the spoils of that ancient province. 3. The she-wolf suckling Romulus and Remus, a subject alike pleasing to the old and the new Romans, but which could really be treated before the decline of the Greek sculpture. 4. An eagle holding and tearing a serpent in his talons, a domestic monument of the Byzantines, which they ascribed, not to a human artist, but to the magic power of the philosopher Apollonius, who, by this talisman, delivered the city from such venomous reptiles. 5. An ass and his driver, which were erected by Augustus in his colony of Nicopolis, to commemorate a verbal omen of the victory of Actium. 6. An equestrian statue which passed, in the vulgar opinion, for Joshua, the Jewish conqueror, stretching out his hand to stop the course of the descending sun. A more classical tradition recognized the figures of Bellerophon and Pegasus; and the free attitude of the steed seemed to mark that he trod on air, rather than on the earth. 7. A square and lofty obelisk of brass; the sides were embossed with a variety of picturesque and rural scenes, birds singing; rustics laboring, or playing on their pipes; sheep bleating; lambs skipping; the sea, and a scene of fish and fishing; little naked cupids laughing, playing, and pelting each other with apples; and, on the summit, a female figure, turning with the slightest breath, and thence denominated the wind’s attendant. 8. The Phrygian shepherd presenting to Venus the prize of beauty, the apple of discord. 9. The incomparable statue of Helen, which is delineated by Nicetas in the words of admiration and love: her well-turned feet, snowy arms, rosy lips, bewitching smiles, swimming eyes, arched eyebrows, the harmony of her shape, the lightness of her drapery, and her flowing locks that waved in the wind; a beauty that might have moved her Barbarian destroyers to pity and remorse. 10. The manly or divine form of Hercules, ^96 as he was restored to life by the masterhand of Lysippus; of such magnitude, that his thumb was equal to his waist, his leg to the stature, of a common man: ^97 his chest ample, his shoulders broad, his limbs strong and muscular, his hair curled, his aspect commanding. Without his bow, or quiver, or club, his lion’s skin carelessly

    thrown over him, he was seated on an osier basket, his right leg and arm stretched to the utmost, his left knee bent, and supporting his elbow, his head reclining on his left hand, his countenance indignant and pensive. 11. A colossal statue of Juno, which had once adorned her temple of Samos, the enormous head by four yoke of oxen was laboriously drawn to the palace. 12. Another colossus, of Pallas or Minerva, thirty feet in height, and representing with admirable spirit the attributes and character of the martial maid. Before we accuse the Latins, it is just to remark, that this Pallas was destroyed after the first siege, by the fear and superstition of the Greeks themselves. ^98 The other statues of brass which I have enumerated were broken and melted by the unfeeling avarice of the crusaders: the cost and labor were consumed in a moment; the soul of genius evaporated in smoke; and the remnant of base metal was coined into money for the payment of the troops. Bronze is not the most durable of monuments: from the marble forms of Phidias and Praxiteles, the Latins might turn aside with stupid contempt; ^99 but unless they were crushed by some accidental injury, those useless stones stood secure on their pedestals. ^100 The most enlightened of the strangers, above the gross and sensual pursuits of their countrymen, more piously exercised the right of conquest in the search and seizure of the relics of the saints. ^101 Immense was the supply of heads and bones, crosses and images, that were scattered by this revolution over the churches of Europe; and such was the increase of pilgrimage and oblation, that no branch, perhaps, of more lucrative plunder was imported from the East. ^102 Of the writings of antiquity, many that still existed in the twelfth century, are now lost. But the pilgrims were not solicitous to save or transport the volumes of an unknown tongue: the perishable substance of paper or parchment can only be preserved by the multiplicity of copies; the literature of the Greeks had almost centred in the metropolis; and, without computing the extent of our loss, we may drop a tear over the libraries that have perished in the triple fire of Constantinople. ^103

    [Footnote 93: Nicetas uses very harsh expressions, (Fragment, apud Fabric. Bibliot. Graec. tom. vi. p. 414.) This reproach, it is true, applies most strongly to their ignorance of Greek and of Homer. In their own language, the Latins of the xiith and xiiith centuries were not destitute of literature. See Harris’s Philological Inquiries, p. iii. c. 9, 10, 11.] [Footnote 94: Nicetas was of Chonae in Phrygia, (the old Colossae of St. Paul:) he raised himself to the honors of senator, judge of the veil, and great logothete; beheld the fall of the empire, retired to Nice, and composed an elaborate history from the death of Alexius Comnenus to the reign of Henry.]

    [Footnote 95: A manuscript of Nicetas in the Bodleian library contains this curious fragment on the statues of Constantinople, which fraud, or shame, or rather carelessness, has dropped in the common editions. It is published by Fabricius, (Bibliot. Graec. tom. vi. p. 405 – 416,) and immoderately praised by the late ingenious Mr. Harris of Salisbury, (Philological Inquiries, p. iii. c. 5, p. 301 – 312.)]

    [Footnote 96: To illustrate the statue of Hercules, Mr. Harris quotes a Greek epigram, and engraves a beautiful gem, which does not, however, copy the attitude of the statue: in the latter, Hercules had not his club, and his right leg and arm were extended.]

    [Footnote 97: I transcribe these proportions, which appear to me inconsistent with each other; and may possibly show, that the boasted taste of Nicetas was no more than affectation and vanity.]

    [Footnote 98: Nicetas in Isaaco Angelo et Alexio, c. 3, p. 359. The Latin editor very properly observes, that the historian, in his bombast style, produces ex pulice elephantem.]

    [Footnote 99: In two passages of Nicetas (edit. Paris, p. 360. Fabric. p. 408) the Latins are branded with the lively reproach and their avarice of brass is clearly expressed. Yet the Venetians had the merit of removing four bronze horses from Constantinople to the place of St. Mark, (Sanuto, Vite del Dogi, in Muratori, Script. Rerum Italicarum, tom. xxii. p. 534.)]

    [Footnote 100: Winckelman, Hist. de l’Art. tom. iii. p. 269, 270.] [Footnote 101: See the pious robbery of the abbot Martin, who transferred a rich cargo to his monastery of Paris, diocese of Basil, (Gunther, Hist. C. P. c. 19, 23, 24.) Yet in secreting this booty, the saint incurred an excommunication, and perhaps broke his oath. (Compare Wilken vol. v. p. 308. – M.)]

    [Footnote 102: Fleury, Hist. Eccles tom. xvi. p. 139 – 145.]

    [Footnote 103: I shall conclude this chapter with the notice of a modern history, which illustrates the taking of Constantinople by the Latins; but which has fallen somewhat late into my hands. Paolo Ramusio, the son of the compiler of Voyages, was directed by the senate of Venice to write the history of the conquest: and this order, which he received in his youth, he executed in a mature age, by an elegant Latin work, de Bello Constantinopolitano et Imperatoribus Comnenis per Gallos et Venetos restitutis, (Venet. 1635, in folio.) Ramusio, or Rhamnusus, transcribes and translates, sequitur ad unguem, a Ms. of Villehardouin, which he possessed; but he enriches his narrative with Greek and Latin materials, and we are indebted to him for a correct state of the fleet, the names of the fifty Venetian nobles who commanded the galleys of the republic, and the patriot opposition of Pantaleon Barbus to the choice of the doge for emperor.]

    Chapter LXI:

    Partition Of The Empire By The French And Venetians.

    Part I.

    Partition Of The Empire By The French And Venetians, – Five

    Latin Emperors Of The Houses Of Flanders And Courtenay. – Their Wars Against The Bulgarians And Greeks. – Weakness And Poverty Of The Latin Empire. – Recovery Of Constantinople By The Greeks. – General Consequences Of The Crusades.

    After the death of the lawful princes, the French and

    Venetians, confident of justice and victory, agreed to divide and regulate their future possessions. ^1 It was stipulated by treaty, that twelve electors, six of either nation, should be nominated; that a majority should choose the emperor of the East; and that, if the votes were equal, the decision of chance should ascertain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To him, with all the titles and prerogatives of the Byzantine throne, they assigned the two palaces of Boucoleon and Blachernae, with a fourth part of the Greek monarchy. It was defined that the three remaining portions should be equally shared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Venice and the barons of France; that each feudatory, with an honorable exception for the doge, should acknowledge and perform the duties of homage and military

    service to the supreme head of the empire; that the nation which gave an emperor, should resign to their brethren the choice of a patriarch; and that the pilgrims, whatever might be their impatience to visit the Holy Land, should devote another year to the conquest and defence of the Greek provinces. After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by the Latins, the treaty was confirmed and executed; and the first and most important step was the creation of an emperor. The six electors of the French nation were all ecclesiastics, the abbot of Loces, the archbishop elect of Acre in Palestine, and the bishops of Troyes, Soissons, Halberstadt, and Bethlehem, the last of whom exercised in the camp the office of pope’s legate: their profession and knowledge were respectable; and as they could not be the objects, they were best qualified to be the authors of the choice. The six Venetians were the principal servants of the state, and in this list the noble families of Querini and Contarini are still proud to discover their ancestors. The twelve assembled in the chapel of the palace; and after the solemn invocation of the Holy Ghost, they proceeded to deliberate and vote. A just impulse of respect and gratitude prompted them to crown the virtues of the doge; his wisdom had inspired their enterprise; and the most youthful knights might envy and applaud the exploits of blindness and age. But the patriot Dandolo was devoid of all personal ambition, and fully satisfied that he had been judged worthy to reign. His nomination was overruled by the Venetians themselves: his countrymen, and perhaps his friends, ^2 represented, with the eloquence of truth, the mischiefs that might arise to national freedom and the common cause, from the union of two incompatible characters, of the first magistrate of a republic and the emperor of the East. The exclusion of the doge left room for the more equal merits of Boniface and Baldwin; and at their names all meaner candidates respectfully withdrew. The marquis of Montferrat was recommended by his mature age and fair reputation, by the choice of the adventurers, and the wishes of the Greeks; nor can I believe that Venice, the mistress of the sea, could be seriously apprehensive of a petty lord at the foot of the Alps. ^3 But the count of Flanders was the chief of a wealthy and warlike people: he was valiant,

    pious, and chaste; in the prime of life, since he was only thirty- two years of age; a descendant of Charlemagne, a cousin of the king of France, and a compeer of the prelates and barons who had yielded with reluctance to the command of a foreigner. Without the chapel, these barons, with the doge and marquis at their head, expected the decision of the twelve electors. It was announced by the bishop of Soissons, in the name of his colleagues: “Ye have sworn to obey the prince whom we should choose: by our unanimous suffrage, Baldwin count of Flanders and Hainault is now your sovereign, and the emperor of the East.” He was saluted with loud applause, and the proclamation was reechoed through the city by the joy of the Latins, and the trembling adulation of the Greeks.

    Boniface was the first to kiss the hand of his rival, and to raise him on the buckler: and Baldwin was transported to the cathedral, and solemnly invested with the purple buskins. At the end of three weeks he was crowned by the legate, in the vacancy of the patriarch; but the Venetian clergy soon filled the chapter of St. Sophia, seated Thomas Morosini on the ecclesiastical throne, and employed every art to perpetuate in their own nation the honors and benefices of the Greek church. ^4 Without delay the successor of Constantine instructed Palestine, France, and Rome, of this memorable revolution. To Palestine he sent, as a trophy, the gates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chain of the harbor; ^5 and adopted, from the Assise of Jerusalem, the laws or customs best adapted to a French colony and conquest in the East. In his epistles, the natives of France are encouraged to swell that colony, and to secure that conquest, to people a magnificent city and a fertile land, which will reward the labors both of the priest and the soldier. He congratulates the Roman pontiff on the restoration of his authority in the East; invites him to extinguish the Greek schism by his presence in a general council; and implores his blessing and forgiveness for the disobedient pilgrims. Prudence and dignity are blended in the answer of Innocent. ^6 In the subversion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he arraigns the vices of man, and adores the providence of God; the conquerors will be absolved or

    condemned by their future conduct; the validity of their treaty depends on the judgment of St. Peter; but he inculcates their most sacred duty of establishing a just subordination of obedience and tribute, from the Greeks to the Latins, from the magistrate to the clergy, and from the clergy to the pope.

    [Footnote 1: See the original treaty of partition, in the Venetian Chronicle of Andrew Dandolo, p. 326 – 330, and the subsequent election in Ville hardouin, No. 136 – 140, with Ducange in his Observations, and the book of his Histoire de Constantinople sous l’Empire des Francois]

    [Footnote 2: After mentioning the nomination of the doge by a French elector his kinsman Andrew Dandolo approves his exclusion, quidam Venetorum fidelis et nobilis senex, usus oratione satis probabili, &c., which has been embroidered by modern writers from Blondus to Le Beau.]

    [Footnote 3: Nicetas, (p. 384,) with the vain ignorance of a Greek, describes the marquis of Montferrat as a maritime power. Was he deceived by the Byzantine theme of Lombardy which extended along the coast of Calabria?] [Footnote 4: They exacted an oath from Thomas Morosini to appoint no canons of St. Sophia the lawful electors, except Venetians who had lived ten years at Venice, &c. But the foreign clergy was envious, the pope disapproved this national monopoly, and of the six Latin patriarchs of Constantinople, only the first and the last were Venetians.]

    [Footnote 5: Nicetas, p. 383.]

    [Footnote 6: The Epistles of Innocent III. are a rich fund for the ecclesiastical and civil institution of the Latin empire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se epistles (of which the collection in 2 vols. in folio is published by Stephen Baluze) are inserted in his Gesta, in Muratori, Script. Rerum Italicarum,, tom. iii. p. l. c. 94 – 105.]

    In the division of the Greek provinces, ^7 the share of the

    Venetians was more ample than that of the Latin emperor. No more than one fourth was appropriated to his domain; a clear moiety of the remainder was reserved for Venice; and the other moiety was distributed among the adventures of France and Lombardy. The venerable Dandolo was proclaimed despot of Romania, and invested after the Greek fashion with the purple buskins. He ended at Constantinople his long and glorious life; and if the prerogative was personal, the title was used by his successors till the middle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with the singular, though true, addition of lords of one fourth and a half of the Roman empire. ^8 The doge, a slave of state, was seldom permitted to depart from the helm of the republic; but his place was supplied by the bail, or regent, who exercised a supreme jurisdiction over the colony of Venetians: they possessed three of the eight quarters of the city; and his independent tribunal was composed of six judges, four counsellors, two chamberlains two fiscal advocates, and a constable. Their long experience of the Eastern trade enabled them to select their portion with discernment: they had rashly accepted the dominion and defence of Adrianople; but it was the more reasonable aim of their policy to form a chain of factories, and cities, and islands, along the maritime coast, from the neighborhood of Ragusa to the Hellespont and the Bosphorus. The labor and cost of such extensive conquests exhausted their treasury: they abandoned their maxims of government, adopted a feudal system, and contented themselves with the homage of their nobles, ^9 for the possessions which these private vassals undertook to reduce and maintain. And thus it was that the family of Sanut acquired the duchy of Naxos, which involved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archipelago. For the price of ten thousand marks, the republic purchased of the marquis of Montferrat the fertile Island of Crete or Candia, with the ruins of a hundred cities; ^10 but its improvement was stinted by the proud and narrow spirit of an aristocracy; ^11 and the wisest senators would confess that the sea, not the land, was the treasury of St. Mark. In the moiety of the adventurers the marquis Boniface might claim the most liberal reward; and, besides the Isle of Crete, his exclusion from the throne was compensated by the

    royal title and the provinces beyond the Hellespont. But he prudently exchanged that distant and difficult conquest for the kingdom of Thessalonica Macedonia, twelve days’ journey from the capital, where he might be supported by the neighboring powers of his brother-in-law the king of Hungary. His progress was hailed by the voluntary or reluctant acclamations of the natives; and Greece, the proper and ancient Greece, again received a Latin conqueror, ^12 who trod with indifference that classic ground. He viewed with a careless eye the beauties of the valley of Tempe; traversed with a cautious step the straits of Thermopylae; occupied the unknown cities of Thebes, Athens, and Argos; and assaulted the fortifications of Corinth and Napoli, ^13 which resisted his arms. The lots of the Latin pilgrims were regulated by chance, or choice, or subsequent exchange; and they abused, with intemperate joy, their triumph over the lives and fortunes of a great people. After a minute survey of the provinces, they weighed in the scales of avarice the revenue of each district, the advantage of the situation, and the ample on scanty supplies for the maintenance of soldiers and horses. Their presumption claimed and divided the long-lost dependencies of the Roman sceptre: the Nile and Euphrates rolled through their imaginary realms; and happy was the warrior who drew for his prize the palace of the Turkish sultan of Iconium. ^14 I shall not descend to the pedigree of families and the rent- roll of estates, but I wish to specify that the counts of Blois and St. Pol were invested with the duchy of Nice and the lordship of Demotica: ^15 the principal fiefs were held by the service of constable, chamberlain, cup- bearer, butler, and chief cook; and our historian, Jeffrey of Villehardouin, obtained a fair establishment on the banks of the Hebrus, and united the double office of marshal of Champagne and Romania. At the head of his knights and archers, each baron mounted on horseback to secure the possession of his share, and their first efforts were generally successful. But the public force was weakened by their dispersion; and a thousand quarrels must arise under a law, and among men, whose sole umpire was the sword. Within three months after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the emperor and the king of Thessalonica

    drew their hostile followers into the field; they were reconciled by the authority of the doge, the advice of the marshal, and the firm freedom of their peers. ^16

    [Footnote 7: In the treaty of partition, most of the names are corrupted by the scribes: they might be restored, and a good map, suited to the last age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would be an improvement of geography. But, alas D’Anville is no more!]

    [Footnote 8: Their style was dominus quartae partis et dimidiae imperii Romani, till Giovanni Dolfino, who was elected doge in the year of 1356, (Sanuto, p. 530, 641.) For the government of Constantinople, see Ducange, Histoire de C. P. i. 37.]

    [Footnote 9: Ducange (Hist. de C. P. ii. 6) has marked the conquests made by the state or nobles of Venice of the Islands of Candia, Corfu, Cephalonia, Zante, Naxos, Paros, Melos, Andros, Mycone, Syro, Cea, and Lemnos.] [Footnote 10: Boniface sold the Isle of Candia, August 12, A.D. 1204. See the act in Sanuto, p. 533: but I cannot understand how it could be his mother’s portion, or how she could be the daughter of an emperor Alexius.] [Footnote 11: In the year 1212, the doge Peter Zani sent a colony to Candia, drawn from every quarter of Venice. But in their savage manners and frequent rebellions, the Candiots may be compared to the Corsicans under the yoke of Genoa; and when I compare the accounts of Belon and Tournefort, I cannot discern much difference between the Venetian and the Turkish island.] [Footnote 12: Villehardouin (No. 159, 160, 173 – 177) and Nicetas (p. 387 – 394) describe the expedition into Greece of the marquis Boniface. The Choniate might derive his information from his brother Michael, archbishop of Athens, whom he paints as an orator, a statesman, and a saint. His encomium of Athens, and the description of Tempe, should be published from the Bodleian MS. of Nicetas, (Fabric. Bibliot. Graec. tom. vi. p. 405,) and would have deserved Mr. Harris’s inquiries.]

    [Footnote 13: Napoli de Romania, or Nauplia, the ancient seaport of Argos, is still a place of strength and consideration, situate on a rocky peninsula, with a good harbor, (Chandler’s Travels into Greece, p. 227.)] [Footnote 14: I have softened the expression of Nicetas, who strives to expose the presumption of the Franks. See the Rebus post C.P. expugnatam, p. 375 – 384.]

    [Footnote 15: A city surrounded by the River Hebrus, and six leagues to the south of Adrianople, received from its double wall the Greek name of Didymoteichos, insensibly corrupted into Demotica and Dimot. I have preferred the more convenient and modern appellation of Demotica. This place was the last Turkish residence of Charles XII.]

    [Footnote 16: Their quarrel is told by Villehardouin (No. 146 – 158) with the spirit of freedom. The merit and reputation of the marshal are so knowledged by the Greek historian (p. 387): unlike some modern heroes, whose exploits are only visible in their own memoirs.

    Note: William de Champlite, brother of the count of Dijon,

    assumed the title of Prince of Achaia: on the death of his brother, he returned, with regret, to France, to assume his paternal inheritance, and left Villehardouin his “bailli,” on condition that if he did not return within a year Villehardouin was to retain an investiture. Brosset’s Add. to Le Beau, vol. xvii. p. 200. M. Brosset adds, from the Greek chronicler edited by M. Buchon, the somewhat unknightly trick by which Villehardouin disembarrassed himself from the troublesome claim of Robert, the cousin of the count of Dijon. to the succession. He contrived that Robert should arrive just fifteen days too late; and with the general concurrence of the assembled knights was himself invested with the principality. Ibid p. 283. M.]

    Two fugitives, who had reigned at Constantinople, still

    asserted the title of emperor; and the subjects of their fallen throne might be moved to pity by the misfortunes of the elder Alexius, or excited to revenge by the spirit of Mourzoufle. A domestic alliance, a common interest, a similar guilt, and the merit of extinguishing his enemies, a brother and a nephew, induced the more recent usurper to unite with the former the relics of his power. Mourzoufle was received with smiles and honors in the camp of his father Alexius; but the wicked can never love, and should rarely trust, their fellow-criminals; he was seized in the bath, deprived of his eyes, stripped of his troops and treasures, and turned out to wander an object of horror and contempt to those who with more propriety could hate, and with more justice could punish, the assassin of the emperor Isaac and his son. As the tyrant, pursued by fear or remorse, was stealing over to Asia, he was seized by the Latins of Constantinople, and condemned, after an open trial, to an ignominious death. His judges debated the mode of his execution, the axe, the wheel, or the stake; and it was resolved that Mourzoufle ^17 should ascend the Theodosian column, a pillar of white marble of one hundred and forty-seven feet in height. ^18 From the summit he was cast down headlong, and dashed in pieces on the pavement, in the presence of innumerable spectators, who filled the forum of Taurus, and admired the accomplishment of an old prediction, which was explained by this singular event. ^19 The fate of Alexius is less tragical: he was sent by the marquis a captive to Italy, and a gift to the king of the Romans; but he had not much to applaud his fortune, if the sentence of imprisonment and exile were changed from a fortress in the Alps to a monastery in Asia. But his daughter, before the national calamity, had been given in marriage to a young hero who continued the succession, and restored the throne, of the Greek princes. ^20 The valor of Theodore Lascaris was signalized in the two sieges of Constantinople. After the flight of Mourzoufle, when the Latins were already in the city, he offered himself as their emperor to the soldiers and people; and his ambition, which might be virtuous, was undoubtedly brave. Could he have infused a soul into the multitude, they might have crushed the strangers under their feet: their abject despair refused his aid;

    and Theodore retired to breathe the air of freedom in Anatolia, beyond the immediate view and pursuit of the conquerors. Under the title, at first of despot, and afterwards of emperor, he drew to his standard the bolder spirits, who were fortified against slavery by the contempt of life; and as every means was lawful for the public safety implored without scruple the alliance of the Turkish sultan Nice, where Theodore established his residence, Prusa and Philadelphia, Smyrna and Ephesus, opened their gates to their deliverer: he derived strength and reputation from his victories, and even from his defeats; and the successor of Constantine preserved a fragment of the empire from the banks of the Maeander to the suburbs of Nicomedia, and at length of Constantinople. Another portion, distant and obscure, was possessed by the lineal heir of the Comneni, a son of the virtuous Manuel, a grandson of the tyrant Andronicus. His name was Alexius; and the epithet of great ^* was applied perhaps to his stature, rather than to his exploits. By the indulgence of the Angeli, he was appointed governor or duke of Trebizond: ^21 ^! his birth gave him ambition, the revolution independence; and, without changing his title, he reigned in peace from Sinope to the Phasis, along the coast of the Black Sea. His nameless son and successor ^!! is described as the vassal of the sultan, whom he served with two hundred lances: that Comnenian prince was no more than duke of Trebizond, and the title of emperor was first assumed by the pride and envy of the grandson of Alexius. In the West, a third fragment was saved from the common shipwreck by Michael, a bastard of the house of Angeli, who, before the revolution, had been known as a hostage, a soldier, and a rebel. His flight from the camp of the marquis Boniface secured his freedom; by his marriage with the governor’s daughter, he commanded the important place of Durazzo, assumed the title of despot, and founded a strong and conspicuous principality in Epirus, Aetolia, and Thessaly, which have ever been peopled by a warlike race. The Greeks, who had offered their service to their new sovereigns, were excluded by the haughty Latins ^22 from all civil and military honors, as a nation born to tremble and obey. Their resentment prompted them to show that they might have been

    useful friends, since they could be dangerous enemies: their nerves were braced by adversity: whatever was learned or holy, whatever was noble or valiant, rolled away into the independent states of Trebizond, Epirus, and Nice; and a single patrician is marked by the ambiguous praise of attachment and loyalty to the Franks. The vulgar herd of the cities and the country would have gladly submitted to a mild and regular servitude; and the transient disorders of war would have been obliterated by some years of industry and peace. But peace was banished, and industry was crushed, in the disorders of the feudal system. The Roman emperors of Constantinople, if they were endowed with abilities, were armed with power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ir subjects: their laws were wise, and their administration was simple. The Latin throne was filled by a titular prince, the chief, and often the servant, of his licentious confederates; the fiefs of the empire, from a kingdom to a castle, were held and ruled by the sword of the barons; and their discord, poverty, and ignorance, extended the ramifications of tyranny to the most sequestered villages. The Greeks were oppressed by the double weight of the priest, who were invested with temporal power, and of the soldier, who was inflamed by fanatic hatred; and the insuperable bar of religion and language forever separated the stranger and the native. As long as the crusaders were united at Constantinople, the memory of their conquest, and the terror of their arms, imposed silence on the captive land: their dispersion betrayed the smallness of their numbers and the defects of their discipline; and some failures and mischances revealed the secret, that they were not invincible. As the fears of the Greeks abated, their hatred increased. They murdered; they conspired; and before a year of slavery had elapsed, they implored, or accepted, the succor of a Barbarian, whose power they had felt, and whose gratitude they trusted. ^23

    [Footnote 17: See the fate of Mourzoufle in Nicetas, (p. 393,) Villehardouin, (No. 141 – 145, 163,) and Guntherus, (c. 20, 21.) Neither the marshal nor the monk afford a grain of pity for a tyrant or rebel, whose punishment, however, was more unexampled than his crime.]

    [Footnote 18: The column of Arcadius, which represents in basso relievo his victories, or those of his father Theodosius, is still extant at Constantinople. It is described and measured, Gyllius, (Topograph. iv. 7,) Banduri, (ad l. i. Antiquit. C.P. p. 507, &c.,) and Tournefort, (Voyage du Levant, tom. ii. lettre xii. p. 231.) (Compare Wilken, note, vol. v p. 388. – M.)]

    [Footnote 19: The nonsense of Gunther and the modern Greeks concerning this columna fatidica, is unworthy of notice; but it is singular enough, that fifty years before the Latin conquest, the poet Tzetzes, (Chiliad, ix. 277) relates the dream of a matron, who saw an army in the forum, and a man sitting on the column, clapping his hands, and uttering a loud exclamation.

    Note: We read in the “Chronicle of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and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rench in the Morea,” translated by J A Buchon, Paris, 1825, p. 64 that Leo VI., called the Philosopher, had prophesied that a perfidious emperor should be precipitated from the top of this column. The crusaders considered themselves under an obligation to fulfil this prophecy. Brosset, note on Le Beau, vol. xvii. p. 180. M Brosset announces that a complete edition of this work, of which the original Greek of the first book only has been published by M. Buchon in preparation, to form part of the new series of the Byzantine historian – M.]

    [Footnote 20: The dynasties of Nice, Trebizond, and Epirus (of which Nicetas saw the origin without much pleasure or hope) are learnedly explored, and clearly represented, in the Familiae Byzantinae of Ducange.] [Footnote *: This was a title, not a personal appellation. Joinville speaks of the “Grant Comnenie, et sire de Traffezzontes.” Fallmerayer, p. 82. – M.] [Footnote 21: Except some facts in Pachymer and Nicephorus Gregoras, which will hereafter be used, the Byzantine writers disdain to speak of the empire of Trebizond, or principality of the Lazi; and among the Latins, it is conspicuous only in the romancers of the xivth or xvth centuries. Yet the indefatigable Ducange has dug out

    (Fam. Byz. p. 192) two authentic passages in Vincent of Beauvais (l. xxxi. c. 144) and the prothonotary Ogerius, (apud Wading, A.D. 1279, No. 4.)]

    [Footnote !: On the revolutions of Trebizond under the later empire down to this period, see Fallmerayer, Geschichte des Kaiserthums von Trapezunt, ch. iii. The wife of Manuel fled with her infant sons and her treasure from the relentless enmity of Isaac Angelus. Fallmerayer conjectures that her arrival enabled the Greeks of that region to make head against the formidable Thamar, the Georgian queen of Teflis, p. 42. They gradually formed a dominion on the banks of the Phasis, which the distracted government of the Angeli neglected or were unable to suppress. On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by the Latins, Alexius was joined by many noble fugitives from Constantinople. He had always retained the name of Caesar. He now fixed the seat of his empire at Trebizond; but he had never abandoned his pretensions to the Byzantine throne, ch. iii. Fallmerayer appears to make out a triumphant case as to the assumption of the royal title by Alexius the First.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M. Fallmerayer’s work, (Munchen, 1827,) M. Tafel has published, at the end of the opuscula of Eustathius, a curious chronicle of Trebizond by Michael Panaretas, (Frankfort, 1832.) It gives the succession of the emperors, and some other curious circumstances of their wars with the several Mahometan powers. – M.]

    [Footnote !!: The successor of Alexius was his son-in-law Andronicus I., of the Comnenian family, surnamed Gidon. There were five successions between Alexius and John, according to Fallmerayer, p. 103. The troops of Trebizond fought in the army of Dschelaleddin, the Karismian, against Alleddin, the Seljukian sultan of Roum, but as allies rather than vassals, p. 107. It was after the defeat of Dschelaleddin that they furnished their contingent to Alai-eddin. Fallmerayer struggles in vain to mitigate this mark of the subjection of the Comneni to the sultan. p. 116. – M.]

    [Footnote 22: The portrait of the French Latins is drawn in Nicetas by the hand of prejudice and resentment. (P. 791 Ed. Bak.)]

    [Footnote 23: I here begin to use, with freedom and confidence, the eight books of the Histoire de C. P. sous l’Empire des Francois, which Ducange has given as a supplement to Villehardouin; and which, in a barbarous style, deserves the praise of an original and classic work.]

    The Latin conquerors had been saluted with a solemn and

    early embassy from John, or Joannice, or Calo-John, the revolted chief of the Bulgarians and Walachians. He deemed himself their brother, as the votary of the Roman pontiff, from whom he had received the regal title and a holy banner; and in the subversion of the Greek monarchy, he might aspire to the name of their friend and accomplice. But Calo-John was astonished to find, that the Count of Flanders had assumed the pomp and pride of the successors of Constantine; and his ambassadors were dismissed with a haughty message, that the rebel must deserve a pardon, by touching with his forehead the footstool of the Imperial throne. His resentment ^24 would have exhaled in acts of violence and blood: his cooler policy watched the rising discontent of the Greeks; affected a tender concern for their sufferings; and promised, that their first struggles for freedom should be supported by his person and kingdom. The conspiracy was propagated by national hatred, the firmest band of association and secrecy: the Greeks were impatient to sheathe their daggers in the breasts of the victorious strangers; but the execution was prudently delayed, till Henry, the emperor’s brother, had transported the flower of his troops beyond the Hellespont. Most of the towns and villages of Thrace were true to the moment and the signal; and the Latins, without arms or suspicion, were slaughtered by the vile and merciless revenge of their slaves. From Demotica, the first scene of the massacre, the surviving vassals of the count of St. Pol escaped to Adrianople; but the French and Venetians, who occupied that

    city, were slain or expelled by the furious multitude: the garrisons that could effect their retreat fell back on each other towards the metropolis; and the fortresses, that separately stood against the rebels, were ignorant of each other’s and of their sovereign’s fate. The voice of fame and fear announced the revolt of the Greeks and the rapid approach of their Bulgarian ally; and Calo-John, not depending on the forces of his own kingdom, had drawn from the Scythian wilderness a body of fourteen thousand Comans, who drank, as it was said, the blood of their captives, and sacrificed the Christians on the altars of their gods. ^25

    [Footnote 24: In Calo-John’s answer to the pope we may find his claims and complaints, (Gesta Innocent III. c. 108, 109:) he was cherished at Rome as the prodigal son.]

    [Footnote 25: The Comans were a Tartar or Turkman horde, which encamped in the xiith and xiiith centuries on the verge of Moldavia. The greater part were pagans, but some were Mahometans, and the whole horde was converted to Christianity (A.D. 1370) by Lewis, king of Hungary]

    Alarmed by this sudden and growing danger, the emperor

    despatched a swift messenger to recall Count Henry and his troops; and had Baldwin expected the return of his gallant brother, with a supply of twenty thousand Armenians, he might have encountered the invader with equal numbers and a decisive superiority of arms and discipline. But the spirit of chivalry could seldom discriminate caution from cowardice; and the emperor took the field with a hundred and forty knights, and their train of archers and sergeants. The marshal, who dissuaded and obeyed, led the vanguard in their march to Adrianople; the main body was commanded by the count of Blois; the aged doge of Venice followed with the rear; and their scanty numbers were increased from all sides by the fugitive Latins. They undertook to besiege the rebels of Adrianople; and such was the pious tendency of the crusades that they employed the holy week in pillaging the country for

    their subsistence, and in framing engines for the destruction of their fellow- Christians. But the Latins were soon interrupted and alarmed by the light cavalry of the Comans, who boldly skirmished to the edge of their imperfect lines: and a proclamation was issued by the marshal of Romania, that, on the trumpet’s sound, the cavalry should mount and form; but that none, under pain of death, should abandon themselves to a desultory and dangerous pursuit. This wise injunction was first disobeyed by the count of Blois, who involved the emperor in his rashness and ruin. The Comans, of the

    Parthian or Tartar school, fled before their first charge; but after a career of two leagues, when the knights and their horses were almost breathless, they suddenly turned, rallied, and encompassed the heavy squadrons of the Franks. The count was slain on the field; the emperor was made prisoner; and if the one disdained to fly, if the other refused to yield, their personal bravery made a poor atonement for their ignorance, or neglect, of the duties of a general. ^26

    [Footnote 26: Nicetas, from ignorance or malice, imputes the defeat to the cowardice of Dandolo, (p. 383;) but Villehardouin shares his own glory with his venerable friend, qui viels home ere et gote ne veoit, mais mult ere sages et preus et vigueros, (No. 193.)

    Note: Gibbon appears to me to have misapprehended the

    passage of Nicetas. He says, “that principal and subtlest mischief. that primary cause of all the horrible miseries suffered by the Romans,” i. e. the Byzantines. It is an effusion of malicious triumph against the Venetians, to whom he always ascribes the capture of Constantinople. – M.]

    Chapter LXI:

    Partition Of The Empire By The French And Venetians.

    Part II.

    Proud of his victory and his royal prize, the Bulgarian

    advanced to relieve Adrianople and achieve the destruction of the Latins. They must inevitably have been destroyed, if the marshal of Romania had not displayed a cool courage and consummate skill; uncommon in all ages, but most uncommon in those times, when war was a passion, rather than a science. His grief and fears were poured into the firm and faithful bosom of the doge; but in the camp he diffused an assurance of safety, which could only be realized by the general belief. All day he maintained his perilous station between the city and the Barbarians: Villehardouin decamped in silence at the dead of night; and his masterly retreat of three days would have deserved the praise of Xenophon and the ten thousand. In the rear, the marshal supported the weight of the pursuit; in the front, he moderated the impatience of the fugitives; and wherever the Comans approached, they were repelled by a line of impenetrable spears. On the third day, the weary troops beheld the sea, the solitary town of Rodosta, ^27 and their friends, who had landed from the Asiatic shore. They embraced, they wept; but they united their arms and counsels; and in his brother’s absence, Count Henry assumed the regency of the empire, at once in a state of childhood and caducity. ^28 If the Comans withdrew from the summer heats, seven thousand Latins, in the hour of danger, deserted Constantinople, their brethren, and their vows. Some partial success was overbalanced by the loss of one hundred and twenty knights in the field of Rusium; and of the Imperial domain, no more was left than the capital, with two or three adjacent fortresses on the shores of Europe and Asia. The king of Bulgaria was resistless and inexorable; and Calo-John respectfully eluded the demands of the pope, who conjured his new proselyte to restore peace and the emperor to the afflicted Latins. The deliverance of Baldwin was

    no longer, he said, in the power of man: that prince had died in prison; and the manner of his death is variously related by ignorance and credulity. The lovers of a tragic legend will be pleased to hear, that the royal captive was tempted by the amorous queen of the Bulgarians; that his chaste refusal exposed him to the falsehood of a woman and the jealousy of a savage; that his hands and feet were severed from his body; that his bleeding trunk was cast among the carcasses of dogs and horses; and that he breathed three days, before he was devoured by the birds of prey. ^29 About twenty years afterwards, in a wood of the Netherlands, a hermit announced himself as the true Baldwin, the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and lawful sovereign of Flanders. He related the wonders of his escape, his adventures, and his penance, among a people prone to believe and to rebel; and, in the first transport, Flanders acknowledged her long-lost sovereign. A short examination before the French court detected the impostor, who was punished with an ignominious death; but the Flemings still adhered to the pleasing error; and the countess Jane is accused by the gravest historians of sacrificing to her ambition the life of an unfortunate father. ^30

    [Footnote 27: The truth of geography, and the original text of Villehardouin, (No. 194,) place Rodosto three days’ journey (trois jornees) from Adrianople: but Vigenere, in his version, has most absurdly substituted trois heures; and this error, which is not corrected by Ducange has entrapped several moderns, whose names I shall spare.]

    [Footnote 28: The reign and end of Baldwin are related by Villehardouin and Nicetas, (p. 386 – 416;) and their omissions are supplied by Ducange in his Observations, and to the end of his first book.]

    [Footnote 29: After brushing away all doubtful and improbable circumstances, we may prove the death of Baldwin, 1. By the firm belief of the French barons, (Villehardouin, No. 230.) 2. By the declaration of Calo-John himself, who excuses his not releasing the captive emperor, quia debitum carnis exsolverat cum carcere teneretur, (Gesta Innocent III. c. 109.)

    Note: Compare Von Raumer. Geschichte der Hohenstaufen, vol.

    1. p. 237. Petitot, in his preface to Villehardouin in the Collection des Memoires, relatifs a l’Histoire de France, tom. i. p. 85, expresses his belief in the first part of the “tragic legend.” – M.]

    [Footnote 30: See the story of this impostor from the French and Flemish writers in Ducange, Hist. de C. P. iii. 9; and the ridiculous fables that were believed by the monks of St. Alban’s, in Matthew Paris, Hist. Major, p. 271, 272.

    In all civilized hostility, a treaty is established for the

    exchange or ransom of prisoners; and if their captivity be prolonged, their condition is known, and they are treated according to their rank with humanity or honor. But the savage Bulgarian was a stranger to the laws of war: his prisons were involved in darkness and silence; and above a year elapsed before the Latins could be assured of the death of Baldwin, before his brother, the regent Henry, would consent to assume the title of emperor. His moderation was applauded by the Greeks as an act of rare and inimitable virtue. Their light and perfidious ambition was eager to seize or anticipate the moment of a vacancy, while a law of succession, the guardian both of the prince and people, was gradually defined and confirmed in the hereditary monarchies of Europe. In the support of the Eastern empire, Henry was gradually left without an associate, as the heroes of the crusade retired from the world or from the war. The doge of Venice, the venerable Dandolo, in the fulness of years and glory, sunk into the grave. The marquis of Montferrat was slowly recalled from the Peloponnesian war to the revenge of Baldwin and the defence of Thessalonica. Some nice disputes of feudal homage and service were reconciled in a personal interview between the emperor and the king; they were firmly united by mutual esteem and the common danger; and their alliance was sealed by the nuptials of Henry with the daughter of the Italian

    prince. He soon deplored the loss of his friend and father. At the persuasion of some faithful Greeks, Boniface made a bold and successful inroad among the hills of Rhodope: the Bulgarians fled on his approach; they assembled to harass his retreat. On the intelligence that his rear was attacked, without waiting for any defensive armor, he leaped on horseback, couched his lance, and drove the enemies before him; but in the rash pursuit he was pierced with a mortal wound; and the head of the king of Thessalonica was presented to Calo-John, who enjoyed the honors, without the merit, of victory.

    It is here, at this melancholy event, that the pen or the voice of Jeffrey of Villehardouin seems to drop or to expire; ^31 and if he still exercised his military office of marshal of Romania, his subsequent exploits are buried in oblivion. ^32 The character of Henry was not unequal to his arduous situation: in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and beyond the Hellespont, he had deserved the fame of a valiant knight and a skilful commander; and his courage was tempered with a degree of prudence and mildness unknown to his impetuous brother. In the double war against the Greeks of Asia and the Bulgarians of Europe, he was ever the foremost on shipboard or on horseback; and though he cautiously provided for the success of his arms, the drooping Latins were often roused by his example to save and to second their fearless emperor. But such efforts, and some supplies of men and money from France, were of less avail than the errors, the cruelty, and death, of their most formidable adversary. When the despair of the Greek subjects invited Calo- John as their deliverer, they hoped that he would protect their liberty and adopt their laws: they were soon taught to compare the degrees of national ferocity, and to execrate the savage conqueror, who no longer dissembled his intention of dispeopling Thrace, of demolishing the cities, and of transplanting the inhabitants beyond the Danube. Many towns and villages of Thrace were already evacuated: a heap of ruins marked the place of Philippopolis, and a similar calamity was expected at Demotica and Adrianople, by the first authors of the revolt. They raised a cry of grief and repentance to the throne of Henry; the emperor

    alone had the magnanimity to forgive and trust them. No more than four hundred knights, with their sergeants and archers, could be assembled under his banner; and with this slender force he fought ^* and repulsed the Bulgarian, who, besides his infantry, was at the head of forty thousand horse. In this expedition, Henry fel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 hostile and a friendly country: the remaining cities were preserved by his arms; and the savage, with shame and loss, was compelled to relinquish his prey. The siege of Thessalonica was the last of the evils which Calo-John inflicted or suffered: he was stabbed in the night in his tent; and the general, perhaps the assassin, who found him weltering in his blood, ascribed the blow, with general applause, to the lance of St. Demetrius. ^33 After several victories, the prudence of Henry concluded an honorable peace with the successor of the tyrant, and with the Greek princes of Nice and Epirus. If he ceded some doubtful limits, an ample kingdom was reserved for himself and his feudatories; and his reign, which lasted only ten years, afforded a short interval of prosperity and peace. Far above the narrow policy of Baldwin and Boniface, he freely intrusted to the Greeks the most important offices of the state and army; and this liberality of sentiment and practice was the more seasonable, as the princes of Nice and Epirus had already learned to seduce and employ the mercenary valor of the Latins. It was the aim of Henry to unite and reward his deserving subjects, of every nation and language; but he appeared less solicitous to accomplish the impracticable union of the two churches. Pelagius, the pope’s legate, who acted as the sovereign of Constantinople, had interdicted the worship of the Greeks, and sternly imposed the payment of tithes, the double procession of the Holy Ghost, and a blind obedience to the Roman pontiff. As the weaker party, they pleaded the duties of conscience, and implored the rights of toleration: “Our bodies,” they said, “are Caesar’s, but our souls belong only to God. The persecution was checked by the firmness of the emperor: ^34 and if we can believe that the same prince was poisoned by the Greeks themselves, we must entertain a contemptible idea of the sense and gratitude of mankind. His valor was a vulgar attribute, which he shared with ten

    thousand knights; but Henry possessed the superior courage to oppose, in a superstitious age, the pride and avarice of the clergy. In the cathedral of St. Sophia he presumed to place his throne on the right hand of the patriarch; and this presumption excited the sharpest censure of Pope Innocent the Third. By a salutary edict, one of the first examples of the laws of mortmain, he prohibited the alienation of fiefs: many of the Latins, desirous of returning to Europe, resigned their estates to the church for a spiritual or temporal reward; these holy lands were immediately discharged from military service, and a colony of soldiers would have been gradually transformed into a college of priests. ^35

    [Footnote 31: Villehardouin, No. 257. I quote, with regret, this lamentable conclusion, where we lose at once the original history, and the rich illustrations of Ducange. The last pages may derive some light from Henry’s two epistles to Innocent III., (Gesta, c. 106, 107.)]

    [Footnote 32: The marshal was alive in 1212, but he probably died soon afterwards, without returning to France, (Ducange, Observations sur Villehardouin, p. 238.) His fief of Messinople, the gift of Boniface, was the ancient Maximianopolis, which flourished in the time of Ammianus Marcellinus, among the cities of Thrace, (No. 141.)]

    [Footnote *: There was no battle. On the advance of the Latins, John suddenly broke up his camp and retreated. The Latins considered this unexpected deliverance almost a miracle. Le Beau suggests the probability that the detection of the Comans, who usually quitted the camp during the heats of summer, may have caused the flight of the Bulgarians. Nicetas, c. 8 Villebardouin, c. 225. Le Beau, vol. xvii. p. 242. – M.]

    [Footnote 33: The church of this patron of Thessalonica was served by the canons of the holy sepulchre, and contained a divine ointment which distilled daily and stupendous miracles, (Ducange, Hist. de C. P. ii. 4.)] [Footnote 34: Acropolita (c. 17)

    observes the persecution of the legate, and the toleration of Henry, (‘Eon, as he calls him).]

    [Footnote 35: See the reign of Henry, in Ducange, (Hist. de C. P. l. i. c. 35 – 41, l. ii. c. 1 – 22,) who is much indebted to the Epistles of the Popes. Le Beau (Hist. du Bas Empire, tom. xxi. p. 120 – 122) has found, perhaps in Doutreman, some laws of Henry, which determined the service of fiefs, and the prerogatives of the emperor.]

    The virtuous Henry died at Thessalonica, in the defence of

    that kingdom, and of an infant, the son of his friend Boniface. In the two first emperors of Constantinople the male line of the counts of Flanders was extinct. But their sister Yolande was the wife of a French prince, the mother of a numerous progeny; and one of her daughters had married Andrew king of Hungary, a brave and pious champion of the cross. By seating him on the Byzantine throne, the barons of Romania would have acquired the forces of a neighboring and warlike kingdom; but the prudent Andrew revered the laws of succession; and the princess Yolande, with her husband Peter of Courtenay, count of Auxerre, was invited by the Latins to assume the empire of the East. The royal birth of his father, the noble origin of his mother, recommended to the barons of France the first cousin of their king. His reputation was fair, his possessions were ample, and in the bloody crusade against the Albigeois, the soldiers and the priests had been abundantly satisfied of his zeal and valor. Vanity might applaud the elevation of a French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but prudence must pity, rather than envy, his treacherous and imaginary greatness. To assert and adorn his title, he was reduced to sell or mortgage the best of his patrimony. By these expedients, the liberality of his royal kinsman Philip Augustus, and the national spirit of chivalry, he was enabled to pass the Alps at the head of one hundred and forty knights, and five thousand five hundred sergeants and archers. After some hesitation, Pope Honorius the Third was persuaded to crown the successor of Constantine: but he performed the ceremony

    in a church without the walls, lest he should seem to imply or to bestow any right of sovereignty over the ancient capital of the empire. The Venetians had engaged to transport Peter and his forces beyond the Adriatic, and the empress, with her four children, to the Byzantine palace; but they required, as the price of their service, that he should recover Durazzo from the despot of Epirus. Michael Angelus, or Comnenus, the first of his dynasty, had bequeathed the succession of his power and ambition to Theodore, his legitimate brother, who already threatened and invaded the establishments of the Latins. After discharging his debt by a fruitless assault, the emperor raised the siege to prosecute a long and perilous journey over land from Durazzo to Thessalonica. He was soon lost in the mountains of Epirus: the passes were fortified; his provisions exhausted; he was delayed and deceived by a treacherous negotiation; and, after Peter of Courtenay and the Roman legate had been arrested in a banquet, the French troops, without leaders or hopes, were eager to exchange their arms for the delusive promise of mercy and bread. The Vatican thundered; and the impious Theodore was threatened with the vengeance of earth and heaven; but the captive emperor and his soldiers were forgotten, and the reproaches of the pope are confined to the imprisonment of his legate. No sooner was he satisfied by the deliverance of the priests and a promise of spiritual obedience, than he pardoned and protected the despot of Epirus. His peremptory commands suspended the ardor of the Venetians and the king of Hungary; and it was only by a natural or untimely death ^36 that Peter of Courtenay was released from his hopeless captivity. ^37 [Footnote 36: Acropolita (c. 14) affirms, that Peter of Courtenay died by the sword, but from his dark expressions, I should conclude a previous captivity. The Chronicle of Auxerre delays the emperor’s death till the year 1219; and Auxerre is in the neighborhood of Courtenay.

    Note: Whatever may have been the fact, this can hardly be

    made out from the expressions of Acropolita. – M.]

    [Footnote 37: See the reign and death of Peter of Courtenay, in Ducange, (Hist. de C. P. l. ii. c. 22 – 28,) who feebly strives to excuse the neglect of the emperor by Honorius III.]

    The long ignorance of his fate, and the presence of the

    lawful sovereign, of Yolande, his wife or widow, delayed the proclamation of a new emperor. Before her death, and in the midst of her grief, she was delivered of a son, who was named Baldwin, the last and most unfortunate of the Latin princes of Constantinople. His birth endeared him to the barons of Romania; but his childhood would have prolonged the troubles of a minority, and his claims were superseded by the elder claims of his brethren. The first of these, Philip of Courtenay, who derived from his mother the inheritance of Namur, had the wisdom to prefer the substance of a marquisate to the shadow of an empire; and on his refusal, Robert, the second of the sons of Peter and Yolande, was called to the throne of Constantinople. Warned by his father’s mischance, he pursued his slow and secure journey through Germany and along the Danube: a passage was opened by his sister’s marriage with the king of Hungary; and the emperor Robert was crowned by the patriarch in the cathedral of St. Sophia. But his reign was an aera of calamity and disgrace; and the colony, as it was styled, of New France yielded on all sides to the Greeks of Nice and Epirus. After a victory, which he owed to his perfidy rather than his courage, Theodore Angelus entered the kingdom of Thessalonica, expelled the feeble Demetrius, the son of the marquis Boniface, erected his standard on the walls of Adrianople; and added, by his vanity, a third or a fourth name to the list of rival emperors. The relics of the Asiatic province were swept away by John Vataces, the son-in-law and successor of Theodore Lascaris, and who, in a triumphant reign of thirty-three years, displayed the virtues both of peace and war. Under his discipline, the swords of the French mercenaries were the most effectual instruments of his conquests, and their desertion from the service of their country was at once a symptom and a cause of the rising ascendant of the Greeks. By the construction of a fleet, he

    obtained the command of the Hellespont, reduced the islands of Lesbos and Rhodes, attacked the Venetians of Candia, and intercepted the rare and parsimonious succors of the West. Once, and once only, the Latin emperor sent an army against Vataces; and in the defeat of that army, the veteran knights, the last of the original conquerors, were left on the field of battle. But the success of a foreign enemy was less painful to the pusillanimous Robert than the insolence of his Latin subjects, who confounded the weakness of the emperor and of the empire. His personal misfortunes will prove the anarchy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ferociousness of the times. The amorous youth had neglected his Greek bride, the daughter of Vataces, to introduce into the palace a beautiful maid, of a private, though noble family of Artois; and her mother had been tempted by the lustre of the purple to forfeit her engagements with a gentleman of Burgundy. His love was converted into rage; he assembled his friends, forced the palace gates, threw the mother into the sea, and inhumanly cut off the nose and lips of the wife or concubine of the emperor. Instead of punishing the offender, the barons avowed and applauded the savage deed, ^38 which, as a prince and as a man, it was impossible that Robert should forgive. He escaped from the guilty city to implore the justice or compassion of the pope: the emperor was coolly exhorted to return to his station; before he could obey, he sunk under the weight of grief, shame, and impotent resentment. ^39 [Footnote 38: Marinus Sanutus (Secreta Fidelium Crucis, l. ii. p. 4, c. 18, p. 73) is so much delighted with this bloody deed, that he has transcribed it in his margin as a bonum exemplum. Yet he acknowledges the damsel for the lawful wife of Robert.]

    [Footnote 39: See the reign of Robert, in Ducange, (Hist. de C. P. l. ii. c. – 12.)]

    It was only in the age of chivalry, that valor could ascend

    from a private station to the thrones of Jerusalem and Constantinople. The titular kingdom of Jerusalem had

    devolved to Mary, the daughter of Isabella and Conrad of Montferrat, and the granddaughter of Almeric or Amaury. She was given to John of Brienne, of a noble family in Champagne, by the public voice, and the judgment of Philip Augustus, who named him as the most worthy champion of the Holy Land. ^40 In the fifth crusade, he led a hundred thousand Latins to the conquest of Egypt: by him the siege of Damietta was achieved; and the subsequent failure was justly ascribed to the pride and avarice of the legate. After the marriage of his daughter with Frederic the Second, ^41 he was provoked by the emperor’s ingratitude to accept the command of the army of the church; and though advanced in life, and despoiled of royalty, the sword and spirit of John of Brienne were still ready for the service of Christendom. In the seven years of his brother’s reign, Baldwin of Courtenay had not emerged from a state of childhood, and the barons of Romania felt the strong necessity of placing the sceptre in the hands of a man and a hero. The veteran king of Jerusalem might have disdained the name and office of regent; they agreed to invest him for his life with the title and prerogatives of emperor, on the sole condition that Baldwin should marry his second daughter, and succeed at a mature age to the throne of Constantinople. The expectation, both of the Greeks and Latins, was kindled by the renown, the choice, and the presence of John of Brienne; and they admired his martial aspect, his green and vigorous age of more than fourscore years, and his size and stature, which surpassed the common measure of mankind. ^42 But avarice, and the love of ease, appear to have chilled the ardor of enterprise: ^* his troops were disbanded, and two years rolled away without action or honor, till he was awakened by the dangerous alliance of Vataces emperor of Nice, and of Azan king of Bulgaria. They besieged Constantinople by sea and land, with an army of one hundred thousand men, and a fleet of three hundred ships of war; while the entire force of the Latin emperor was reduced to one hundred and sixty knights, and a small addition of sergeants and archers. I tremble to relate, that instead of defending the city, the hero made a sally at the head of his cavalry; and that of forty- eight squadrons of the enemy, no more than three

    escaped from the edge of his invincible sword. Fired by his example, the infantry and the citizens boarded the vessels that anchored close to the walls; and twenty-five were dragged in triumph into the harbor of Constantinople. At the summons of the emperor, the vassals and allies armed in her defence; broke through every obstacle that opposed their passage; and, in the succeeding year, obtained a second victory over the same enemies.

    By the rude poets of the age, John of Brienne is compared to Hector, Roland, and Judas Machabaeus: ^43 but their credit, and his glory, receive some abatement from the silence of the Greeks. The empire was soon deprived of the last of her champions; and the dying monarch was ambitious to enter paradise in the habit of a Franciscan friar. ^44

    [Footnote 40: Rex igitur Franciae, deliberatione habita, respondit nuntiis, se daturum hominem Syriae partibus aptum; in armis probum (preux) in bellis securum, in agendis providum, Johannem comitem Brennensem. Sanut. Secret. Fidelium, l. iii. p. xi. c. 4, p. 205 Matthew Paris, p. 159.] [Footnote 41: Giannone (Istoria Civile, tom. ii. l. xvi. p. 380 – 385) discusses the marriage of Frederic II. with the daughter of John of Brienne, and the double union of the crowns of Naples and Jerusalem.] [Footnote 42: Acropolita, c. 27. The historian was at that time a boy, and educated at Constantinople. In 1233, when he was eleven years old, his father broke the Latin chain, left a splendid fortune, and escaped to the Greek court of Nice, where his son was raised to the highest honors.]

    [Footnote *: John de Brienne, elected emperor 1229, wasted two years in preparations, and did not arrive at Constantinople till 1231. Two years more glided away in inglorious inaction; he then made some ineffective warlike expeditions. Constantinople was not besieged till 1234. – M.] [Footnote 43: Philip Mouskes, bishop of Tournay, (A.D. 1274 – 1282,) has composed a poem, or rather string of verses, in bad old Flemish French, on the Latin emperors of Constantinople, which Ducange has published at the end of Villehardouin; see

    1. 38, for the prowess of John of Brienne. N’Aie, Ector, Roll’ ne Ogiers Ne Judas Machabeus li fiers Tant ne fit d’armes en estors Com fist li Rois Jehans cel jors Et il defors et il dedans La paru sa force et ses sens Et li hardiment qu’il avoit.]

    [Footnote 44: See the reign of John de Brienne, in Ducange, Hist. de C. P. l. ii. c. 13 – 26.]

    In the double victory of John of Brienne, I cannot discover

    the name or exploits of his pupil Baldwin, who had attained the age of military service, and who succeeded to the imperial dignity on the decease of his adoptive father. ^45 The royal youth was employed on a commission more suitable to his temper; he was sent to visit the Western courts, of the pope more especially, and of the king of France; to excite their pity by the view of his innocence and distress; and to obtain some supplies of men or money for the relief of the sinking empire. He thrice repeated these mendicant visits, in which he seemed to prolong his stay and postpone his return; of the five-and-twenty years of his reign, a greater number were spent abroad than at home; and in no place did the emperor deem himself less free and secure than in his native country and his capital. On some public occasions, his vanity might be soothed by the title of Augustus, and by the honors of the purple; and at the general council of Lyons, when Frederic the Second was excommunicated and deposed, his Oriental colleague was enthroned on the right hand of the pope. But how often was the exile, the vagrant, the Imperial beggar, humbled with scorn, insulted with pity, and degraded in his own eyes and those of the nations! In his first visit to England, he was stopped at Dover by a severe reprimand, that he should presume, without leave, to enter an independent kingdom. After some delay, Baldwin, however, was permitted to pursue his journey, was entertained with cold civility, and thankfully departed with a present of seven hundred marks. ^46 From the avarice of Rome he could only obtain the proclamation of a crusade, and a treasure of indulgences; a coin whose currency was depreciated by too frequent and indiscriminate abuse. His

    birth and misfortunes recommended him to the generosity of his cousin Louis the Ninth; but the martial zeal of the saint was diverted from Constantinople to Egypt and Palestine; and the public and private poverty of Baldwin was alleviated, for a moment, by the alienation of the marquisate of Namur and the lordship of Courtenay, the last remains of his inheritance. ^47 By such shameful or ruinous expedients, he once more returned to Romania, with an army of thirty thousand soldiers, whose numbers were doubled in the apprehension of the Greeks. His first despatches to France and England announced his victories and his hopes: he had reduced the country round the capital to the distance of three days’ journey; and if he succeeded against an important, though nameless, city, (most probably Chiorli,) the frontier would be safe and the passage accessible. But these expectations (if Baldwin was sincere) quickly vanished like a dream: the troops and treasures of France melted away in his unskilful hands; and the throne of the Latin emperor was protected by a dishonorable alliance with the Turks and Comans. To secure the former, he consented to bestow his niece on the unbelieving sultan of Cogni; to please the latter, he complied with their Pagan rites; a dog was sacrificed between the two armies; and the contracting parties tasted each other’s blood, as a pledge of their fidelity. ^48 In the palace, or prison, of Constantinople, the successor of Augustus demolished the vacant houses for winter fuel, and stripped the lead from the churches for the daily expense of his family. Some usurious loans were dealt with a scanty hand by the merchants of Italy; and Philip, his son and heir, was pawned at Venice as the security for a debt. ^49 Thirst, hunger, and nakedness, are positive evils: but wealth is relative; and a prince who would be rich in a private station, may be exposed by the increase of his wants to all the anxiety and bitterness of poverty. [Footnote 45: See the reign of Baldwin II. till his expulsion from Constantinople, in Ducange, Hist. de C. P. l. iv. c. 1 – 34, the end l. v. c. 1 – 33]

    [Footnote 46: Matthew Paris relates the two visits of Baldwin II. to the English court, p. 396, 637; his return to Greece

    armata manu, p. 407 his letters of his nomen formidabile, &c., p. 481, (a passage which has escaped Ducange;) his expulsion, p. 850.]

    [Footnote 47: Louis IX. disapproved and stopped the alienation of Courtenay (Ducange, l. iv. c. 23.) It is now annexed to the royal demesne but granted for a term (engage) to the family of Boulainvilliers. Courtenay, in the election of Nemours in the Isle de France, is a town of 900 inhabitants, with the remains of a castle, (Melanges tires d’une Grande Bibliotheque, tom. xlv. p. 74 – 77.)]

    [Footnote 48: Joinville, p. 104, edit. du Louvre. A Coman prince, who died without baptism, was buried at the gates of Constantinople with a live retinue of slaves and horses.]

    [Footnote 49: Sanut. Secret. Fidel. Crucis, l. ii. p. iv. c. 18, p. 73.]

    Chapter LXI:

    Partition Of The Empire By The French And Venetians.

    Part III.

    But in this abject distress, the emperor and empire were

    still possessed of an ideal treasure, which drew its fantastic value from the superstition of the Christian world. The merit of the true cross was somewhat impaired by its frequent division; and a long captivity among the infidels might shed some suspicion on the fragments that were produced in the East and West. But another relic of the Passion was preserved in the Imperial chapel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crown of thorns which had been placed on the head of Christ was equally precious and authentic. It had formerly been the practice of the Egyptian debtors to deposit, as a security, the mummies of

    their parents; and both their honor and religion were bound for the redemption of the pledge. In the same manner, and in the absence of the emperor, the barons of Romania borrowed the sum of thirteen thousand one hundred and thirty-four pieces of gold ^50 on the credit of the holy crown: they failed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eir contract; and a rich Venetian, Nicholas Querini, undertook to satisfy their impatient creditors, on condition that the relic should be lodged at Venice, to become his absolute property, if it were not redeemed within a short and definite term. The barons apprised their sovereign of the hard treaty and impending loss and as the empire could not afford a ransom of seven thousand pounds sterling, Baldwin was anxious to snatch the prize from the Venetians, and to vest it with more honor and emolument in the hands of the most Christian king. ^51 Yet the negotiation was attended with some delicacy. In the purchase of relics, the saint would have started at the guilt of simony; but if the mode of expression were changed, he might lawfully repay the debt, accept the gift, and acknowledge the obligation. His ambassadors, two Dominicans, were despatched to Venice to redeem and receive the holy crown which had escaped the dangers of the sea and the galleys of Vataces. On opening a wooden box, they recognized the seals of the doge and barons, which were applied on a shrine of silver; and within this shrine the monument of the Passion was enclosed in a golden vase. The reluctant Venetians yielded to justice and power: the emperor Frederic granted a free and honorable passage; the court of France advanced as far as Troyes in Champagne, to meet with devotion this inestimable relic: it was borne in triumph through Paris by the king himself, barefoot, and in his shirt; and a free gift of ten thousand marks of silver reconciled Baldwin to his loss. The success of this transaction tempted the Latin emperor to offer with the same generosity the remaining furniture of his chapel; ^52 a large and authentic portion of the true cross; the baby-linen of the Son of God, the lance, the sponge, and the chain, of his Passion; the rod of Moses, and part of the skull of St. John the Baptist. For the reception of these spiritual treasures, twenty thousand marks were expended by St. Louis

    on a stately foundation, the holy chapel of Paris, on which the muse of Boileau has bestowed a comic immortality. The truth of such remote and ancient relics, which cannot be proved by any human testimony, must be admitted by those who believe in the miracles which they have performed.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last age, an inveterate ulcer was touched and cured by a holy prickle of the holy crown: ^53 the prodigy is attested by the most pious and enlightened Christians of France; nor will the fact be easily disproved, except by those who are armed with a general antidote against religious credulity. ^54

    [Footnote 50: Under the words Perparus, Perpera, Hyperperum, Ducange is short and vague: Monetae genus. From a corrupt passage of Guntherus, (Hist. C. P. c. 8, p. 10,) I guess that the Perpera was the nummus aureus, the fourth part of a mark of silver, or about ten shillings sterling in value. In lead it would be too contemptible.]

    [Footnote 51: For the translation of the holy crown, &c., from Constantinople to Paris, see Ducange (Hist. de C. P. l. iv. c. 11 – 14, 24, 35) and Fleury, (Hist. Eccles. tom. xvii. p. 201 – 204.)]

    [Footnote 52: Melanges tires d’une Grande Bibliotheque, tom. xliii. p. 201 – 205. The Lutrin of Boileau exhibits the inside, the soul and manners of the Sainte Chapelle; and many facts relative to the institution are collected and explained by his commentators, Brosset and De St. Marc.]

    [Footnote 53: It was performed A.D. 1656, March 24, on the niece of Pascal; and that superior genius, with Arnauld, Nicole, &c., were on the spot, to believe and attest a miracle which confounded the Jesuits, and saved Port Royal, (Oeuvres de Racine, tom. vi. p. 176 – 187, in his eloquent History of Port Royal.)]

    [Footnote 54: Voltaire (Siecle de Louis XIV. c. 37, (Oeuvres, tom. ix. p. 178, 179) strives to invalidate the fact: but Hume, (Essays, vol. ii. p. 483, 484,) with more skill and success, seizes the battery, and turns the cannon against his enemies.]

    The Latins of Constantinople ^55 were on all sides

    encompassed and pressed; their sole hope, the last delay of their ruin, was in the division of their Greek and Bulgarian enemies; and of this hope they were deprived by the superior arms and policy of Vataces, emperor of Nice. From the Propontis to the rocky coast of Pamphylia, Asia was peaceful and prosperous under his reign; and the events of every campaign extended his influence in Europe. The strong cities of the hills of Macedonia and Thrace were rescued from the Bulgarians; and their kingdom was circumscribed by its present and proper limits, along the southern banks of the Danube. The sole emperor of the Romans could no longer brook that a lord of Epirus, a Comnenian prince of the West, should presume to dispute or share the honors of the purple; and the humble Demetrius changed the color of his buskins, and accepted with gratitude the appellation of despot. His own subjects were exasperated by his baseness and incapacity; they implored the protection of their supreme lord. After some resistance, the kingdom of Thessalonica was united to the empire of Nice; and Vataces reigned without a competitor from the Turkish borders to the Adriatic Gulf. The princes of Europe revered his merit and power; and had he subscribed an orthodox creed, it should seem that the pope would have abandoned without reluctance the Latin throne of Constantinople. But the death of Vataces, the short and busy reign of Theodore his son, and the helpless infancy of his grandson John, suspended the restoration of the Greeks. In the next chapter, I shall explain their domestic revolutions; in this place, it will be sufficient to observe, that the young prince was oppressed by the ambition of his guardian and colleague, Michael Palaeologus, who displayed the virtues and vices that belong to the founder of a new dynasty. The emperor Baldwin had flattered himself, that he might recover some provinces or cities by an impotent negotiation. His ambassadors were dismissed from Nice with mockery and contempt. At every place which they named, Palaeologus alleged some special reason, which rendered it dear and valuable in his eyes: in the one he was born; in another he had been first promoted to military command; and in a third he had enjoyed, and hoped long to enjoy, the pleasures of the chase.

    “And what then do you propose to give us?” said the astonished deputies. “Nothing,” replied the Greek, “not a foot of land. If your master be desirous of peace, let him pay me, as an annual tribute, the sum which he receives from the trade and customs of Constantinople. On these terms, I may allow him to reign. If he refuses, it is war. I am not ignorant of the art of war, and I trust the event to God and my sword.” ^56 An expedition against the despot of Epirus was the first prelude of his arms. If a victory was followed by a defeat; if the race of the Comneni or Angeli survived in those mountains his efforts and his reign; the captivity of Villehardouin, prince of Achaia, deprived the Latins of the most active and powerful vassal of their expiring monarchy. The republics of Venice and Genoa disputed, in the first of their naval wars, the command of the sea and the commerce of the East. Pride and interest attached the Venetians to the defence of Constantinople; their rivals were tempted to promote the designs of her enemies, and the alliance of the Genoese with the schismatic conqueror provoked the indignation of the Latin church. ^57

    [Footnote 55: The gradual losses of the Latins may be traced in the third fourth, and fifth books of the compilation of Ducange: but of the Greek conquests he has dropped many circumstances, which may be recovered from the larger history of George Acropolita, and the three first books of Nicephorus, Gregoras, two writers of the Byzantine series, who have had the good fortune to meet with learned editors Leo Allatius at Rome, and John Boivin in the Academy of Inscriptions of Paris.]

    [Footnote 56: George Acropolita, c. 78, p. 89, 90. edit. Paris.] [Footnote 57: The Greeks, ashamed of any foreign aid, disguise the alliance and succor of the Genoese: but the fact is proved by the testimony of J Villani (Chron. l. vi. c. 71, in Muratori, Script. Rerum Italicarum, tom. xiii. p. 202, 203) and William de Nangis, (Annales de St. Louis, p. 248 in the Louvre Joinville,) two impartial foreigners; and Urban IV threatened to deprive Genoa of her archbishop.]

    Intent on his great object, the emperor Michael visited in

    person and strengthened the troops and fortifications of Thrace. The remains of the Latins were driven from their last possessions: he assaulted without success the suburb of Galata; and corresponded with a perfidious baron, who proved unwilling, or unable, to open the gates of the metropolis. The next spring, his favorite general, Alexius Strategopulus, whom he had decorated with the title of Caesar, passed the Hellespont with eight hundred horse and some infantry, ^58 on a secret expedition. His instructions enjoined him to approach, to listen, to watch, but not to risk any doubtful or dangerous enterprise against the city. The adjacent territory between the Propontis and the Black Sea was cultivated by a hardy race of peasants and outlaws, exercised in arms, uncertain in their allegiance, but inclined by language, religion, and present advantage, to the party of the Greeks. They were styled the volunteers; ^59 and by their free service the army of Alexius, with the regulars of Thrace and the Coman auxiliaries, ^60 was augmented to the number of five-and-twenty thousand men. By the ardor of the volunteers, and by his own ambition, the Caesar was stimulated to disobey the precise orders of his master, in the just confidence that success would plead his pardon and reward. The weakness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distress and terror of the Latins, were familiar to the observation of the volunteers; and they represented the present moment as the most propitious to surprise and conquest. A rash youth, the new governor of the Venetian colony, had sailed away with thirty galleys, and the best of the French knights, on a wild expedition to Daphnusia, a town on the Black Sea, at the distance of forty leagues; ^* and the remaining Latins were without strength or suspicion. They were informed that Alexius had passed the Hellespont; but their apprehensions were lulled by the smallness of his original numbers; and their imprudence had not watched the subsequent increase of his army. If he left his main body to second and support his operations, he might advance unperceived in the night with a chosen detachment. While

    some applied scaling-ladders to the lowest part of the walls, they were secure of an old Greek, who would introduce their companions through a subterraneous passage into his house; they could soon on the inside break an entrance through the golden gate, which had been long obstructed; and the conqueror would be in the heart of the city before the Latins were conscious of their danger. After some debate, the Caesar resigned himself to the faith of the volunteers; they were trusty, bold, and successful; and in describing the plan, I have already related the execution and success. ^61 But no sooner had Alexius passed the threshold of the golden gate, than he trembled at his own rashness; he paused, he deliberated; till the desperate volunteers urged him forwards, by the assurance that in retreat lay the greatest and most inevitable danger. Whilst the Caesar kept his regulars in firm array, the Comans dispersed themselves on all sides; an alarm was sounded, and the threats of fire and pillage compelled the citizens to a decisive resolution. The Greeks of Constantinople remembered their native sovereigns; the Genoese merchants their recent alliance and Venetian foes; every quarter was in arms; and the air resounded with a general acclamation of “Long life and victory to Michael and John, the august emperors of the Romans!” Their rival, Baldwin, was awakened by the sound; but the most pressing danger could not prompt him to draw his sword in the defence of a city which he deserted, perhaps, with more pleasure than regret: he fled from the palace to the seashore, where he descried the welcome sails of the fleet returning from the vain and fruitless attempt on Daphnusia. Constantinople was irrecoverably lost; but the Latin emperor and the principal families embarked on board the Venetian galleys, and steered for the Isle of Euboea, and afterwards for Italy, where the royal fugitive was entertained by the pope and Sicilian king with a mixture of contempt and pity. From the loss of Constantinople to his death, he consumed thirteen years, soliciting the Catholic powers to join in his restoration: the lesson had been familiar to his youth; nor was his last exile more indigent or shameful than his three former pilgrimages to the courts of Europe. His son Philip was the heir of an ideal empire; and the pretensions

    of his daughter Catherine were transported by her marriage to Charles of Valois, the brother of Philip the Fair, king of France. The house of Courtenay was represented in the female line by successive alliances, till the title of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too bulky and sonorous for a private name, modestly expired in silence and oblivion. ^62 [Footnote 58: Some precautions must be used in reconciling the discordant numbers; the 800 soldiers of Nicetas, the 25,000 of Spandugino, (apud Ducange, l. v. c. 24;) the Greeks and Scythians of Acropolita; and the numerous army of Michael, in the Epistles of Pope Urban IV. (i. 129.)]

    [Footnote 59: They are described and named by Pachymer, (l. ii. c. 14.)] [Footnote 60: It is needless to seek these Comans in the deserts of Tartary, or even of Moldavia. A part of the horde had submitted to John Vataces, and was probably settled as a nursery of soldiers on some waste lands of Thrace, (Cantacuzen. l. i. c. 2.)]

    [Footnote *: According to several authorities, particularly Abulfaradj. Chron. Arab. p. 336, this was a stratagem on the part of the Greeks to weaken the garrison of Constantinople. The Greek commander offered to surrender the town on the appearance of the Venetians. – M.]

    [Footnote 61: The loss of Constantinople is briefly told by the Latins: the conquest is described with more satisfaction by the Greeks; by Acropolita, (c. 85,) Pachymer, (l. ii. c. 26, 27,) Nicephorus Gregoras, (l. iv. c. 1, 2) See Ducange, Hist. de C. P. l. v. c. 19 – 27.]

    [Footnote 62: See the three last books (l. v. – viii.) and the genealogical tables of Ducange. In the year 1382, the titular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was James de Baux, duke of Andria in the kingdom of Naples, the son of Margaret, daughter of Catherine de Valois, daughter of Catharine, daughter of Philip, son of Baldwin II., (Ducange, l. viii. c. 37, 38.) It is uncertain whether he left any posterity.]

    After this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s of the Latins to

    Palestine and Constantinople, I cannot dismiss the subject without resolving the general consequences on the countries that were the scene, and on the nations that were the actors, of these memorable crusades. ^63 As soon as the arms of the Franks were withdrawn, the impression, though not the memory, was erased in the Mahometan realms of Egypt and Syria. The faithful disciples of the prophet were never tempted by a profane desire to study the laws or language of the idolaters; nor did the simplicity of their primitive manners receive the slightest alteration from their intercourse in peace and war with the unknown strangers of the West. The Greeks, who thought themselves proud, but who were only vain, showed a disposition somewhat less inflexible. In the efforts for the recovery of their empire, they emulated the valor, discipline, and tactics of their antagonists. The modern literature of the West they might justly despise; but its free spirit would instruct them in the rights of man; and some institutions of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were adopted from the French. The correspondence of Constantinople and Italy diffused the knowledge of the Latin tongue; and several of the fathers and classics were at length honored with a Greek version. ^64 But the national and religious prejudices of the Orientals were inflamed by persecution, and the reign of the Latins confirmed the separation of the two churches.

    [Footnote 63: Abulfeda, who saw the conclusion of the crusades, speaks of the kingdoms of the Franks, and those of the Negroes, as equally unknown, (Prolegom. ad Geograph.) Had he not disdained the Latin language, how easily might the Syrian prince have found books and interpreters!] [Footnote 64: A short and superficial account of these versions from Latin into Greek is given by Huet, (de Interpretatione et de claris Interpretibus (p. 131 – 135.) Maximus Planudes, a monk of Constantinople, (A.D. 1327 – 1353) has translated Caesar’s Commentaries, the Somnium Scipionis, the Metamorphoses and Heroides of Ovid, &c., (Fabric. Bib. Graec. tom. x. p. 533.)]

    If we compare the aera of the crusades, the Latins of Europe

    with the Greeks and Arabians, their respective degrees of knowledge, industry, and art, our rude ancestors must be content with the third rank in the scale of nations. Their successive improvement and present superiority may be ascribed to a peculiar energy of character, to an active and imitative spirit, unknown to their more polished rivals, who at that time were in a stationary or retrograde state. With such a disposition, the Latins should have derived the most early and essential benefits from a series of events which opened to their eyes the prospect of the world, and introduced them to a long and frequent intercourse with the more cultivated regions of the East. The first and most obvious progress was in trade and manufactures, in the arts which are strongly prompted by the thirst of wealth, the calls of necessity, and the gratification of the sense or vanity.

    Among the crowd of unthinking fanatics, a captive or a pilgrim might sometimes observe the superior refinements of Cairo and Constantinople: the first importer of windmills ^65 was the benefactor of nations; and if such blessings are enjoyed without any grateful remembrance, history has condescended to notice the more apparent luxuries of silk and sugar, which were transported into Italy from Greece and Egypt. But the intellectual wants of the Latins were more slowly felt and supplied; the ardor of studious curiosity was awakened in Europe by different causes and more recent events; and, in the age of the crusades, they viewed with careless indifference the literature of the Greeks and Arabians. Some rudiments of mathematical and medicinal knowledge might be imparted in practice and in figures; necessity might produce some interpreters for the grosser business of merchants and soldiers; but the commerce of the Orientals had not diffused the study and knowledge of their languages in the schools of Europe. ^66 If a similar principle of religion repulsed the idiom of the Koran, it should have excited their patience and curiosity to understand the original text of the gospel; and the same grammar would have unfolded the sense of Plato and the

    beauties of Homer. Yet in a reign of sixty years, the Latins of Constantinople disdained the speech and learning of their subjects; and the manuscripts were the only treasures which the natives might enjoy without rapine or envy. Aristotle was indeed the oracle of the Western universities, but it was a barbarous Aristotle; and, instead of ascending to the fountain head, his Latin votaries humbly accepted a corrupt and remote version, from the Jews and Moors of Andalusia. The principle of the crusades was a savage fanaticism; and the most important effects were analogous to the cause. Each pilgrim was ambitious to return with his sacred spoils, the relics of Greece and Palestine; ^67 and each relic was preceded and followed by a train of miracles and visions. The belief of the Catholics was corrupted by new legends, their practice by new superstition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inquisition, the mendicant orders of monks and friars, the last abuse of indulgences, and the final progress of idolatry, flowed from the baleful fountain of the holy war. The active spirit of the Latins preyed on the vitals of their reason and religion; and if the ninth and tenth centuries were the times of darkness,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were the age of absurdity and fable.

    [Footnote 65: Windmills, first invented in the dry country of Asia Minor, were used in Normandy as early as the year 1105, (Vie privee des Francois, tom. i. p. 42, 43. Ducange, Gloss. Latin. tom. iv. p. 474)]

    [Footnote 66: See the complaints of Roger Bacon, (Biographia Britannica, vol. i. p. 418, Kippis’s edition.) If Bacon himself, or Gerbert, understood some Greek, they were prodigies, and owed nothing to the commerce of the East.]

    [Footnote 67: Such was the opinion of the great Leibnitz, (Oeuvres de Fontenelle, tom. v. p. 458,) a master of the history of the middle ages. I shall only instance the pedigree of the Carmelites, and the flight of the house of Loretto, which were both derived from Palestine.]

    Chapter LXI: Partition Of The Empire By The French And Venetians. Part III.

    In the profession of Christianity, in the cultivation of a fertile land, the northern conquerors of the Roman empire insensibly mingled with the provincials, and rekindled the embers of the arts of antiquity. Their settlements about the age of Charlemagne had acquired some degree of order and stability, when they were overwhelmed by new swarms of invaders, the Normans, Saracens, ^68 and Hungarians, who replunged the western countries of Europe into their former state of anarchy and barbarism. About the eleventh century, the second tempest had subsided by the expulsion or conversion of the enemies of Christendom: the tide of civilization, which had so long ebbed, began to flow with a steady and accelerated course; and a fairer prospect was opened to the hopes and efforts of the rising generations. Great was the increase, and rapid the progress, during the two hundred years of the crusades; and some philosophers have applauded the propitious influence of these holy wars, which appear to me to have checked rather than forwarded the maturity of Europe. ^69 The lives and labors of millions, which were buried in the East, would have been more profitably employed in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native country: the accumulated stock of industry and wealth would have overflowed in navigation and trade; and the Latins would have been enriched and enlightened by a pure and friendly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climates of the East. In one respect I can indeed perceive the accidental operation of the crusades, not so much in producing a benefit as in removing an evil. The larger portion of the inhabitants of Europe was chained to the soil, without freedom, or property, or knowledge; and the two

    orders of ecclesiastics and nobles, whose numbers were comparatively small, alone deserved the name of citizens and men. This oppressive system was supported by the arts of the clergy and the swords of the barons. The authority of the priests operated in the darker ages as a salutary antidote: they prevented the total extinction of letters, mitigated the fierceness of the times, sheltered the poor and defenceless, and preserved or revived the peace and order of civil society. But the independence, rapine, and discord of the feudal lords were unmixed with any semblance of good; and every hope of industry and improvement was crushed by the iron weight of the martial aristocracy. Among the causes that undermined that Gothic edifice, a conspicuous place must be allowed to the crusades. The estates of the barons were dissipated, and their race was often extinguished, in these costly and perilous expeditions. Their poverty extorted from their pride those charters of freedom which unlocked the fetters of the slave, secured the farm of the peasant and the shop of the artificer, and gradually restored a substance and a soul to the most numerous and useful part of the community. The conflagration which destroyed the tall and barren trees of the forest gave air and scope to the vegetation of the smaller and nutritive plants of the soil. ^*

    [Footnote 68: If I rank the Saracens with the Barbarians, it is only relative to their wars, or rather inroads, in Italy and France, where their sole purpose was to plunder and destroy.]

    [Footnote 69: On this interesting subject, the progress of society in Europe, a strong ray of philosophical light has broke from Scotland in our own times; and it is with private, as well as public regard, that I repeat the names of Hume, Robertson, and Adam Smith.]

    [Footnote *: On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crusades, compare the valuable Essay of Reeren, that of M. Choiseul d’Aillecourt, and a chapter of Mr. Forster’s “Mahometanism Unveiled.” I may admire this gentleman’s learning and industry, without pledging myself to his wild theory of prophets interpretation. – M.] Digression On The Family Of Courtenay.

    The purple of three emperors, who have reigned at Constantinople, will authorize or excuse a digression on the origin and singular fortunes of the house of Courtenay, ^70 in the three principal branches: I. Of Edessa; II. Of France; and III. Of England; of which the last only has survived the revolutions of eight hundred years.

    [Footnote 70: I have applied, but not confined, myself to A genealogical History of the noble and illustrious Family of Courtenay, by Ezra Cleaveland, Tutor to Sir William Courtenay, and Rector of Honiton; Exon. 1735, in folio. The first part is extracted from William of Tyre; the second from Bouchet’s French history; and the third from various memorials, public, provincial, and private, of the Courtenays of Devonshire The rector of Honiton has more gratitude than industry, and more industry than criticism.]

    1. Before the introduction of trade, which scatters riches, and of knowledge, which dispels prejudice, the prerogative of birth is most strongly felt and most humbly acknowledged. In every age, the laws and manners of the Germans have discriminated the ranks of society; the dukes and counts, who shared the empire of Charlemagne, converted their office to an inheritance; and to his children, each feudal lord bequeathed his honor and his sword. The proudest families are content to lose, in the darkness of the middle ages, the tree of their pedigree, which, however deep and lofty, must ultimately rise from a plebeian root; and their historians must descend ten centuries below the Christian aera, before they can ascertain any lineal succession by the evidence of surnames, of arms, and of authentic records. With the first rays of light, ^71 we discern the nobility and opulence of Atho, a French knight; his nobility, in the rank and title of a nameless father; his opulence, in the foundation of the castle of Courtenay in the district of Gatinois, about fifty-six miles to the south of Paris. From the reign of Robert, the son of Hugh Capet, the barons of Courtenay are conspicuous among the immediate vassals of the crown; and Joscelin, the grandson of Atho and a noble dame, is enrolled among the heroes of the first crusade. A domestic alliance (their mothers were sisters) attached him to the standard of Baldwin of Bruges, the second count of Edessa; a princely fief, which he was worthy to receive, and able to maintain, announces the number of his martial followers; and after the departure of his cousin, Joscelin himself was invested with the county of Edessa on both sides of the Euphrates. By economy in peace, his territories were replenished with Latin and Syrian subjects; his magazines with corn, wine, and oil; his castles with gold and silver, with arms and horses. In a holy warfare of thirty years, he was alternately a conqueror and a captive: but he died like a soldier, in a horse litter at the head of his troops; and his last glance beheld the flight of the Turkish invaders who had presumed on his age and infirmities. His son and successor, of the same name, was less deficient in valor than in vigilance; but he sometimes forgot that dominion is acquired and maintained by the same arms. He challenged the hostility of the Turks, without securing the friendship of the prince of Antioch; and, amidst the peaceful luxury of Turbessel, in Syria, ^72 Joscelin neglected the defence of the Christian frontier beyond the Euphrates. In his absence, Zenghi, the first of the Atabeks, besieged and stormed his capital, Edessa, which was feebly defended by a timorous and disloyal crowd of Orientals: the Franks were oppressed in a bold attempt for its recovery, and Courtenay ended his days in the prison of Aleppo. He still left a fair and ample patrimony But the victorious Turks oppressed on all sides the weakness of a widow and orphan; and, for the equivalent of an annual pension, they resigned to the Greek emperor the charge of defending, and the shame of losing, the last relics of the Latin conquest. The countess-dowager of Edessa retired to Jerusalem with her two children; the daughter, Agnes, became the wife and mother of a king; the son, Joscelin the Third, accepted the office of seneschal, the first of the kingdom, and held his new estates in Palestine by the service of fifty knights. His name appears with honor in the transactions of peace and war; but he finally vanishes in the fall of Jerusalem; and the name of Courtenay, in this branch of Edessa, was lost by the marriage of his two daughters with a French and German baron. ^73

    [Footnote 71: The primitive record of the family is a passage of the continuator of Aimoin, a monk of Fleury, who wrote in the xiith century. See his Chronicle, in the Historians of France, (tom. xi. p. 276.)] [Footnote 72: Turbessel, or, as it is now styled, Telbesher, is fixed by D’Anville four-and-twenty miles from the great passage over the Euphrates at Zeugma.]

    [Footnote 73: His possessions are distinguished in the Assises of Jerusalem (c. B26) among the feudal tenures of the kingdom, which must therefore have been collected between the years 1153 and 1187. His pedigree may be found in the Lignages d’Outremer, c. 16.]

    1. While Joscelin reigned beyond the Euphrates, his elder brother Milo, the son of Joscelin, the son of Atho, continued, near the Seine, to possess the castle of their fathers, which was at length inherited by Rainaud, or Reginald, the youngest of his three sons. Examples of genius or virtue must be rare in the annals of the oldest families; and, in a remote age their pride will embrace a deed of rapine and violence; such, however, as could not be perpetrated without some superiority of courage, or, at least, of power. A descendant of Reginald of Courtenay may blush for the public robber, who stripped and imprisoned several merchants, after they had satisfied the king’s duties at Sens and Orleans. He will glory in the offence, since the bold offender could not be compelled to obedience and restitution, till the regent and the count of Champagne prepared to march against him at the head of an army. ^74 Reginald bestowed his estates on his eldest daughter, and his daughter on the seventh son of King Louis the Fat; and their marriage was crowned with a numerous offspring. We might expect that a private should have merged in a royal name; and that the descendants of Peter of France and Elizabeth of Courtenay would have enjoyed the titles and honors of princes of the blood. But this legitimate claim was long neglected, and finally denied; and the causes of their disgrace will represent the story of this second branch. 1. Of all the families now extant, the most ancient, doubtless, and the most illustrious, is the house of France, which has occupied the same throne above eight hundred years, and descends, in a clear and lineal series of males, from the middle of the ninth century. ^75 In the age of the crusades, it was already revered both in the East and West. But from Hugh Capet to the marriage of Peter, no more than five reigns or generations had elapsed; and so precarious was their title, that the eldest sons, as a necessary precaution, were previously crowned during the lifetime of their fathers. The peers of France have long maintained their precedency before the younger branches of the royal line, nor had the princes of the blood, in the twelfth century, acquired that hereditary lustre which is now diffused over the most remote candidates for the succession. 2. The barons of Courtenay must have stood high in their own estimation, and in that of the world, since they could impose on the son of a king the obligation of adopting for himself and all his descendants the name and arms of their daughter and his wife. In the marriage of an heiress with her inferior or her equal, such exchange often required and allowed: but as they continued to diverge from the regal stem, the sons of Louis the Fat were insensibly confounded with their maternal ancestors; and the new Courtenays might deserve to forfeit the honors of their birth, which a motive of interest had tempted them to renounce. 3. The shame was far more permanent than the reward, and a momentary blaze was followed by a long darkness. The eldest son of these nuptials, Peter of Courtenay, had married, as I have already mentioned, the sister of the counts of Flanders, the two first emperors of Constantinople: he rashly accepted the invitation of the barons of Romania; his two sons, Robert and Baldwin, successively held and lost the remains of the Latin empire in the East, and the granddaughter of Baldwin the Second again mingled her blood with the blood of France and of Valois. To support the expenses of a troubled and transitory reign, their patrimonial estates were mortgaged or sold: and the last emperors of Constantinople depended on the annual charity of Rome and Naples. [Footnote 74: The rapine and satisfaction of Reginald de Courtenay, are preposterously arranged in the Epistles of the abbot and regent Suger, (cxiv. cxvi.,) the best memorials of the age, (Duchesne, Scriptores Hist. Franc. tom. iv. p. 530.)]

    [Footnote 75: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xith century, after naming the father and grandfather of Hugh Capet, the monk Glaber is obliged to add, cujus genus valde in-ante reperitur obscurum. Yet we are assured that the great- grandfather of Hugh Capet was Robert the Strong count of Anjou, (A.D. 863 – 873,) a noble Frank of Neustria, Neustricus . . . generosae stirpis, who was slain in the defence of his country against the Normans, dum patriae fines tuebatur. Beyond Robert, all is conjecture or fable. It is a probable conjecture, that the third race descended from the second by Childebrand, the brother of Charles Martel. It is an absurd fable that the second was allied to the first by the marriage of Ansbert, a Roman senator and the ancestor of St. Arnoul, with Blitilde, a daughter of Clotaire I. The Saxon origin of the house of France is an ancient but incredible opinion. See a judicious memoir of M. de Foncemagne, (Memoires de l’Academie des Inscriptions, tom. xx. p. 548 – 579.) He had promised to declare his own opinion in a second memoir, which has never appeared.]

    While the elder brothers dissipated their wealth in romantic adventures, and the castle of Courtenay was profaned by a plebeian owner, the younger branches of that adopted name were propagated and multiplied. But their splendor was clouded by poverty and time: after the decease of Robert, great butler of France, they descended from princes to barons; the next generations were confounded with the simple gentry; the descendants of Hugh Capet could no longer be visible in the rural lords of Tanlay and of Champignelles. The more adventurous embraced without dishonor the profession of a soldier: the least active and opulent might sink, like their cousins of the branch of Dreux, into the condition of peasants.

    Their royal descent, in a dark period of four hundred years, became each day more obsolete and ambiguous; and their pedigree, instead of being enrolled in the annals of the kingdom, must be painfully searched by the minute diligence of heralds and genealogists. It was not till the end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on the accession of a family almost as remote as their own, that the princely spirit of the Courtenays again revived; and the question of the nobility provoked them to ascertain the royalty of their blood. They appealed to the justice and compassion of Henry the Fourth; obtained a favorable opinion from twenty lawyers of Italy and Germany, and modestly compared themselves to the descendants of King David, whose prerogatives were not impaired by the lapse of ages or the trade of a carpenter. ^76 But every ear was deaf, and every circumstance was adverse, to their lawful claims. The Bourbon kings were justified by the neglect of the Valois; the princes of the blood, more recent and lofty, disdained the alliance of his humble kindred: the parliament, without denying their proofs, eluded a dangerous precedent by an arbitrary distinction, and established St. Louis as the first father of the royal line. ^77 A repetition of complaints and protests was repeatedly disregarded; and the hopeless pursuit was terminated in the present century by the death of the last male of the family. ^78 Their painful and anxious situation was alleviated by the pride of conscious virtue: they sternly rejected the temptations of fortune and favor; and a dying Courtenay would have sacrificed his son, if the youth could have renounced, for any temporal interest, the right and title of a legitimate prince of the blood of France. ^79

    [Footnote 76: Of the various petitions, apologies, &c., published by the princes of Courtenay, I have seen the three following, all in octavo: 1. De Stirpe et Origine Domus de Courtenay: addita sunt Responsa celeberrimorum Europae Jurisconsultorum; Paris, 1607. 2. Representation du Procede tenu a l’instance faicte devant le Roi, par Messieurs de Courtenay, pour la conservation de l’Honneur et Dignite de leur Maison, branche de la royalle Maison de France; a Paris, 1613. 3. Representation du subject qui a porte Messieurs de Salles et de Fraville, de la Maison de Courtenay, a se retirer hors du Royaume, 1614. It was a homicide, for which the Courtenays expected to be pardoned, or tried, as princes of the blood.]

    [Footnote 77: The sense of the parliaments is thus expressed by Thuanus Principis nomen nusquam in Gallia tributum, nisi iis qui per mares e regibus nostris originem repetunt; qui nunc tantum a Ludovico none beatae memoriae numerantur; nam Cortinoei et Drocenses, a Ludovico crasso genus ducentes, hodie inter eos minime recensentur. A distinction of expediency rather than justice. The sanctity of Louis IX. could not invest him with any special prerogative, and all the descendants of Hugh Capet must be included in his original compact with the French nation.]

    [Footnote 78: The last male of the Courtenays was Charles Roger, who died in the year 1730, without leaving any sons. The last female was Helene de Courtenay, who married Louis de Beaufremont.

    Her title of Princesse du Sang Royal de France was suppressed (February 7th, 1737) by an arret of the parliament of Paris.]

    [Footnote 79: The singular anecdote to which I allude is related in the Recueil des Pieces interessantes et peu connues, (Maestricht, 1786, in 4 vols. 12mo.;) and the unknown editor quotes his author, who had received it from Helene de Courtenay, marquise de Beaufremont.]

    III. According to the old register of Ford Abbey, the Courtenays of Devonshire are descended from Prince Florus, the second son of Peter, and the grandson of Louis the Fat. ^80 This fable of the grateful or venal monks was too respectfully entertained by our antiquaries, Cambden ^81 and Dugdale: ^82 but it is so clearly repugnant to truth and time, that the rational pride of the family now refuses to accept this imaginary founder.

    Their most faithful historians believe, that, after giving his daughter to the king’s son, Reginald of Courtenay abandoned his possessions in France, and obtained from the English monarch a second wife and a new inheritance. It is certain, at least, that Henry the Second distinguished in his camps and councils a Reginald, of the name and arms, and, as it may be fairly presumed, of the genuine race, of the Courtenays of France. The right of wardship enabled a feudal lord to reward his vassal with the marriage and estate of a noble heiress; and Reginald of Courtenay acquired a fair establishment in Devonshire, where his posterity has been seated above six hundred years. ^83 From a Norman baron, Baldwin de Brioniis, who had been invested by the Conqueror, Hawise, the wife of Reginald, derived the honor of Okehampton, which was held by the service of ninety-three knights; and a female might claim the manly offices of hereditary viscount or sheriff, and of captain of the royal castle of Exeter. Their son Robert married the sister of the earl of Devon: at the end of a century, on the failure of the family of Rivers, ^84 his great-grandson, Hugh the Second, succeeded to a title which was still considered as a territorial dignity; and twelve earls of Devonshire, of the name of Courtenay, have flourished in a period of two hundred and twenty years. They were ranked among the chief of the barons of the realm; nor was it till after a strenuous dispute, that they yielded to the fief of Arundel the first place in the parliament of England: their alliances were contracted with the noblest families, the Veres, Despensers, St. Johns, Talbots, Bohuns, and even the Plantagenets themselves; and in a contest with John of Lancaster, a Courtenay, bishop of London, and afterwards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might be accused of profane confidence in the strength and number of his kindred. In peace, the earls of Devon resided in their numerous castles and manors of the west; their ample revenue was appropriated to devotion and hospitality; and the epitaph of Edward, surnamed from his misfortune, the blind, from his virtues, the good, earl, inculcates with much ingenuity a moral sentence, which may, however, be abused by thoughtless generosity. After a grateful commemoration of the fifty-five years of union and happiness which he enjoyed with Mabel his wife, the good earl thus speaks from the tomb: –

    “What we gave, we have; What we spent, we had; What we left, we lost.” ^85

    But their losses, in this sense, were far superior to their gifts and expenses; and their heirs, not less than the poor, were the objects of their paternal care. The sums which they paid for livery and seizin attest the greatness of their possessions; and several estates have remained in their family since the thirteenth and fourteenth centuries. In war, the Courtenays of England fulfilled the duties, and deserved the honors, of chivalry. They were often intrusted to levy and command the militia of Devonshire and Cornwall; they often attended their supreme lord to the borders of Scotland; and in foreign service, for a stipulated price, they sometimes maintained fourscore men-at-arms and as many archers. By sea and land they fought under the standard of the Edwards and Henries: their names are conspicuous in battles, in tournaments, and in the original list of the Order of the Garter; three brothers shared the Spanish victory of the Black Prince; and in the lapse of six generations, the English Courtenays had learned to despise the nation and country from which they derived their origin. In the quarrel of the two roses, the earls of Devon adhered to the house of Lancaster; and three brothers successively died either in the field or on the scaffold. Their honors and estates were restored by Henry the Seventh; a daughter of Edward the Fourth was not disgraced by the nuptials of a Courtenay; their son, who was created Marquis of Exeter, enjoyed the favor of his cousin Henry the Eighth; and in the camp of Cloth of Gold, he broke a lance against the French monarch. But the favor of Henry was the prelude of disgrace; his disgrace was the signal of death; and of the victims of the jealous tyrant, the marquis of Exeter is one of the most noble and guiltless. His son Edward lived a prisoner in the Tower, and died in exile at Padua; and the secret love of Queen Mary, whom he slighted, perhaps for the princess Elizabeth, has shed a romantic color on the story of this beautiful youth. The relics of his patrimony were conveyed into strange families by the marriages of his four aunts; and his

    personal honors, as if they had been legally extinct, were revived by the patents of succeeding princes. But there still survived a lineal descendant of Hugh, the first earl of Devon, a younger branch of the Courtenays, who have been seated at Powderham Castle above four hundred years, from the reign of Edward the Third to the present hour. Their estates have been increased by the grant and improvement of lands in Ireland, and they have been recently restored to the honors of the peerage. Yet the Courtenays still retain the plaintive motto, which asserts the innocence, and deplores the fall, of their ancient house. ^86 While they sigh for past greatness, they are doubtless sensible of present blessings: in the long series of the Courtenay annals, the most splendid aera is likewise the most unfortunate; nor can an opulent peer of Britain be inclined to envy the emperors of Constantinople, who wandered over Europe to solicit alms for the support of their dignity and the defence of their capital.

    [Footnote 80: Dugdale, Monasticon Anglicanum, vol. i. p. 786. Yet this fable must have been invented before the reign of Edward III. The profuse devotion of the three first generations to Ford Abbey was followed by oppression on one side and ingratitude on the other; and in the sixth generation, the monks ceased to register the births, actions, and deaths of their patrons.] [Footnote 81: In his Britannia, in the list of the earls of Devonshire. His expression, e regio sanguine ortos, credunt, betrays, however, some doubt or suspicion.]

    [Footnote 82: In his Baronage, P. i. p. 634, he refers to his own Monasticon. Should he not have corrected the register of Ford Abbey, and annihilated the phantom Florus, by the unquestionable evidence of the French historians?] [Footnote 83: Besides the third and most valuable book of Cleaveland’s History, I have consulted Dugdale, the father of our genealogical science, (Baronage, P. i. p. 634 – 643.)]

    [Footnote 84: This great family, de Ripuariis, de Redvers, de Rivers, ended, in Edward the Fifth’s time, in Isabella de Fortibus, a famous and potent dowager, who long survived her brother and husband, (Dugdale, Baronage, P i. p. 254 – 257.)]

    [Footnote 85: Cleaveland p. 142. By some it is assigned to a Rivers earl of Devon; but the English denotes the xvth, rather than the xiiith century.] [Footnote 86: Ubi lapsus!) Quid feci? a motto which was probably adopted by the Powderham branch, after the loss of the earldom of Devonshire, &c. The primitive arms of the Courtenays were, Or, three torteaux, Gules, which seem to denote their affinity with Godfrey of Bouillon, and the ancient counts of Boulogne.]

  • Edward Gibbon《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LIV-LVIII

    Chapter LIV: Origin And Doctrine Of The Paulicians.

    Part I. Origin And Doctrine Of The Paulicians. — Their Persecution By The Greek Emperors. — Revolt In Armenia &c. — Transplantation Into Thrace. — Propagation In The West. — The Seeds, Character,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Reformation.

    In the profession of Christianity, the variety of national characters may be clearly distinguished. The natives of Syria and Egypt abandoned their lives to lazy and contemplative devotion: Rome again aspired to the dominion of the world; and the wit of the lively and loquacious Greeks was consumed in the disputes of metaphysical theology. The incomprehensible mysteries of the Trinity and Incarnation, instead of commanding their silent submission, were agitated in vehement and subtile controversies, which enlarged their faith at the expense, perhaps, of their charity and reason. From the council of Nice to the end of the seventh century, the peace and unity of the church was invaded by these spiritual wars; and so deeply did they affect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empire, that the historian has too often been compelled to attend the synods, to explore the creeds, and to enumerate the sects, of this busy period of ecclesiastical annals.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eighth century to the last ages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the sound of controversy was seldom heard: curiosity was exhausted, zeal was fatigued, and, in the decrees of six councils, the articles of the Catholic faith had been irrevocably defined. The spirit of dispute, however vain and pernicious, requires some energy and exercise of the mental faculties; and the prostrate Greeks were content to fast, to pray, and to believe in blind obedience to the patriarch and his clergy. During a long dream of superstition, the Virgin and the Saints, their visions and miracles, their relics and images, were preached by the monks, and worshipped by the people; and the appellation of people might be extended, without injustice, to the first ranks of civil society. At an unseasonable moment, the Isaurian emperors attempted somewhat rudely to awaken their subjects: under their influence reason might obtain some proselytes, a far greater number was swayed by interest or fear; but the Eastern world embraced or deplored their visible deities, and the restoration of images was celebrated as the feast of orthodoxy. In this passive and unanimous state the ecclesiastical rulers were relieved from the toil, or deprived of the pleasure, of persecution. The Pagans had disappeared; the Jews were silent and obscure; the disputes with the Latins were rare and remote hostilities against a national enemy; and the sects of Egypt and Syria enjoyed a free toleration under the shadow of the Arabian caliphs.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seventh century, a branch of Manichæans was selected as the victims of spiritual tyranny; their patience was at length exasperated to despair and rebellion; and their exile has scattered over the West the seeds of reformation. These important events will justify some inquiry into the doctrine and story of the Paulicians; and, as they cannot plead for themselves, our candid criticism will magnify the good, and abate or suspect the evil, that is reported by their adversaries.

    The Gnostics, who had distracted the infancy, were oppressed by the greatness and authority, of the church. Instead of emulating or surpassing the wealth, learning, and numbers of the Catholics, their obscure remnant was driven from the capitals of the East and West, and confined to the villages and mountains along the borders of the Euphrates. Some vestige of the Marcionites may be detected in the fifth century; but the numerous sects were finally lost in the odious name of the Manichæans; and these heretics, who presumed to reconcile the doctrines of Zoroaster and Christ, were pursued by the two religions with equal and unrelenting hatred. Under the grandson of Heraclius, in the neighborhood of Samosata, more famous for the birth of Lucian than for the title of a Syrian kingdom, a reformer arose, esteemed by the Paulicians as the chosen messenger of truth. In his humble dwelling of Mananalis, Constantine entertained a deacon, who returned from Syrian captivity, and received the inestimable gift of the New Testament, which was already concealed from the vulgar by the prudence of the Greek, and perhaps of the Gnostic, clergy. These books became the measure of his studies and the rule of his faith; and the Catholics, who dispute his interpretation, acknowledge that his text was genuine and sincere. But he attached himself with peculiar devotion to the writings and character of St. Paul: the name of the Paulicians is derived by their enemies from some unknown and domestic teacher; but I am confident that they gloried in their affinity to the apostle of the Gentiles. His disciples, Titus, Timothy, Sylvanus, Tychicus, were represented by Constantine and his fellow-laborers: the names of the apostolic churches were applied to the congregations which they assembled in Armenia and Cappadocia; and this innocent allegory revived the example and memory of the first ages. In the Gospel, and the Epistles of St. Paul, his faithful follower investigated the Creed of primitive Christianity; and, whatever might be the success, a Protestant reader will applaud the spirit, of the inquiry. But if the Scriptures of the Paulicians were pure, they were not perfect. Their founders rejected the two Epistles of St. Peter, the apostle of the circumcision, whose dispute with their favorite for the observance of the law could not easily be forgiven. They agreed with their Gnostic brethren in the universal contempt for the Old Testament, the books of Moses and the prophets, which have been consecrated by the decree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With equal boldness, and doubtless with more reason, Constantine, the new Sylvanus, disclaimed the visions, which, in so many bulky and splendid volumes, had been published by the Oriental sects; the fabulous productions of the Hebrew patriarchs and the sages of the East; the spurious gospels, epistles, and acts, which in the first age had overwhelmed the orthodox code; the theology of Manes, and the authors of the kindred heresies; and the thirty generations, or æons, which had been created by the fruitful fancy of Valentine. The Paulicians sincerely condemned the memory and opinions of the Manichæan sect, and complained of the injustice which impressed that invidious name on the simple votaries of St. Paul and of Christ.

    Of the ecclesiastical chain, many links had been broken by the Paulician reformers; and their liberty was enlarged, as they reduced the number of masters, at whose voice profane reason must bow to mystery and miracle. The early separation of the Gnostics had preced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atholic worship; and against the gradual innovations of discipline and doctrine they were as strongly guarded by habit and aversion, as by the silence of St. Paul and the evangelists. The objects which had been transformed by the magic of superstition, appeared to the eyes of the Paulicians in their genuine and naked colors. An image made without hands was the common workmanship of a mortal artist, to whose skill alone the wood and canvas must be indebted for their merit or value. The miraculous relics were a heap of bones and ashes, destitute of life or virtue, or of any relation, perhaps, with the person to whom they were ascribed. The true and vivifying cross was a piece of sound or rotten timber, the body and blood of Christ, a loaf of bread and a cup of wine, the gifts of nature and the symbols of grace. The mother of God was degraded from her celestial honors and immaculate virginity; and the saints and angels were no longer solicited to exercise the laborious office of meditation in heaven, and ministry upon earth. In the practice, or at least in the theory, of the sacraments, the Paulicians were inclined to abolish all visible objects of worship, and the words of the gospel were, in their judgment, the baptism and communion of the faithful. They indulged a convenient latitude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Scripture: and as often as they were pressed by the literal sense, they could escape to the intricate mazes of figure and allegory. Their utmost diligence must have been employed to dissolve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Old and the New Testament; since they adored the latter as the oracles of God, and abhorred the former as the fabulous and absurd invention of men or dæmons. We cannot be surprised, that they should have found in the Gospel the orthodox mystery of the Trinity: but, instead of confessing the human nature and substantial sufferings of Christ, they amused their fancy with a celestial body that passed through the virgin like water through a pipe; with a fantastic crucifixion, that eluded the vain and important malice of the Jews. A creed thus simple and spiritual was not adapted to the genius of the times; and the rational Christian, who might have been contented with the light yoke and easy burden of Jesus and his apostles, was justly offended, that the Paulicians should dare to violate the unity of God, the first article of natural and revealed religion. Their belief and their trust was in the Father, of Christ, of the human soul, and of the invisible world. But they likewise held the eternity of matter; a stubborn and rebellious substance, the origin of a second principle of an active being, who has created this visible world, and exercises his temporal reign till the final consummation of death and sin. The appearances of moral and physical evil had established the two principles in the ancient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of the East; from whence this doctrine was transfused to the various swarms of the Gnostics. A thousand shades may be devised in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 of Ahriman, from a rival god to a subordinate dæmon, from passion and frailty to pure and perfect malevolence: but, in spite of our efforts, the goodness, and the power, of Ormusd are placed at the opposite extremities of the line; and every step that approaches the one must recede in equal proportion from the other.

    The apostolic labors of Constantine Sylvanus soon multiplied the number of his disciples, the secret recompense of spiritual ambition. The remnant of the Gnostic sects, and especially the Manichæans of Armenia, were united under his standard; many Catholics were converted or seduced by his arguments; and he preached with success in the regions of Pontus and Cappadocia, which had long since imbibed the religion of Zoroaster. The Paulician teachers were distinguished only by their Scriptural names, by the modest title of Fellow-pilgrims, by the austerity of their lives, their zeal or knowledge, and the credit of some extraordinary gifts of the Holy Spirit. But they were incapable of desiring, or at least of obtaining, the wealth and honors of the Catholic prelacy; such anti-Christian pride they bitterly censured; and even the rank of elders or presbyters was condemned as an institution of the Jewish synagogue. The new sect was loosely spread over the provinces of Asia Minor to the westward of the Euphrates; six of their principal congregations represented the churches to which St. Paul had addressed his epistles; and their founder chose his residence in the neighborhood of Colonia, in the same district of Pontus which had been celebrated by the altars of Bellona and the miracles of Gregory. After a mission of twenty-seven years, Sylvanus, who had retired from the tolerating government of the Arabs, fell a sacrifice to Roman persecution. The laws of the pious emperors, which seldom touched the lives of less odious heretics, proscribed without mercy or disguise the tenets, the books, and the persons of the Montanists and Manichæans: the books were delivered to the flames; and all who should presume to secrete such writings, or to profess such opinions, were devoted to an ignominious death. A Greek minister, armed with legal and military powers, appeared at Colonia to strike the shepherd, and to reclaim, if possible, the lost sheep. By a refinement of cruelty, Simeon placed the unfortunate Sylvanus before a line of his disciples, who were commanded, as the price of their pardon and the proof of their repentance, to massacre their spiritual father. They turned aside from the impious office; the stones dropped from their filial hands, and of the whole number, only one executioner could be found, a new David, as he is styled by the Catholics, who boldly overthrew the giant of heresy. This apostate (Justin was his name) again deceived and betrayed his unsuspecting brethren, and a new conformity to the acts of St. Paul may be found in the conversion of Simeon: like the apostle, he embraced the doctrine which he had been sent to persecute, renounced his honors and fortunes, and required among the Paulicians the fame of a missionary and a martyr. They were not ambitious of martyrdom, but in a calamitous period of one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their patience sustained whatever zeal could inflict; and power was insufficient to eradicate the obstinate vegetation of fanaticism and reason. From the blood and ashes of the first victims, a succession of teachers and congregations repeatedly arose: amidst their foreign hostilities, they found leisure for domestic quarrels: they preached, they disputed, they suffered; and the virtues, the apparent virtues, of Sergius, in a pilgrimage of thirty-three years, are reluctantly confessed by the orthodox historians. The native cruelty of Justinian the Second was stimulated by a pious cause; and he vainly hoped to extinguish, in a single conflagration, the name and memory of the Paulicians. By their primitive simplicity, their abhorrence of popular superstition, the Iconoclast princes might have been reconciled to some erroneous doctrines; but they themselves were exposed to the calumnies of the monks, and they chose to be the tyrants, lest they should be accused as the accomplices, of the Manichæans. Such a reproach has sullied the clemency of Nicephorus, who relaxed in their favor the severity of the penal statutes, nor will his character sustain the honor of a more liberal motive. The feeble Michael the First, the rigid Leo the Armenian, were foremost in the race of persecution; but the prize must doubtless be adjudged to the sanguinary devotion of Theodora, who restored the images to the Oriental church. Her inquisitors explored the cities and mountains of the Lesser Asia, and the flatterers of the empress have affirmed that, in a short reign, one hundred thousand Paulicians were extirpated by the sword, the gibbet, or the flames. Her guilt or merit has perhaps been stretched beyond the measure of truth: but if the account be allowed, it must be presumed that many simple Iconoclasts were punished under a more odious name; and that some who were driven from the church, unwillingly took refuge in the bosom of heresy.

    The most furious and desperate of rebels are the sectaries of a religion long persecuted, and at length provoked. In a holy cause they are no longer susceptible of fear or remorse: the justice of their arms hardens them against the feelings of humanity; and they revenge their fathers’ wrongs on the children of their tyrants. Such have been the Hussites of Bohemia and the Calvinists of France, and such, in the ninth century, were the Paulicians of Armenia and the adjacent provinces. They were first awakened to the massacre of a governor and bishop, who exercised the Imperial mandate of converting or destroying the heretics; and the deepest recesses of Mount Argæus protected their independence and revenge. A more dangerous and consuming flame was kindled by the persecution of Theodora, and the revolt of Carbeas, a valiant Paulician, who commanded the guards of the general of the East. His father had been impaled by the Catholic inquisitors; and religion, or at least nature, might justify his desertion and revenge. Five thousand of his brethren were united by the same motives; they renounced the allegiance of anti-Christian Rome; a Saracen emir introduced Carbeas to the caliph; and the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extended his sceptre to the implacable enemy of the Greeks. In the mountains between Siwas and Trebizond he founded or fortified the city of Tephrice, which is still occupied by a fierce or licentious people, and the neighboring hills were covered with the Paulician fugitives, who now reconciled the use of the Bible and the sword. During more than thirty years, Asia was afflicted by the calamities of foreign and domestic war; in their hostile inroads, the disciples of St. Paul were joined with those of Mahomet; and the peaceful Christians, the aged parent and tender virgin, who were delivered into barbarous servitude, might justly accuse the intolerant spirit of their sovereign. So urgent was the mischief, so intolerable the shame, that even the dissolute Michael, the son of Theodora, was compelled to march in person against the Paulicians: he was defeated under the walls of Samosata; and the Roman emperor fled before the heretics whom his mother had condemned to the flames. The Saracens fought under the same banners, but the victory was ascribed to Carbeas; and the captive generals, with more than a hundred tribunes, were either released by his avarice, or tortured by his fanaticism. The valor and ambition of Chrysocheir, his successor, embraced a wider circle of rapine and revenge. In alliance with his faithful Moslems, he boldly penetrated into the heart of Asia; the troops of the frontier and the palace were repeatedly overthrown; the edicts of persecution were answered by the pillage of Nice and Nicomedia, of Ancyra and Ephesus; nor could the apostle St. John protect from violation his city and sepulchre. The cathedral of Ephesus was turned into a stable for mules and horses; and the Paulicians vied with the Saracens in their contempt and abhorrence of images and relics. It is not unpleasing to observe the triumph of rebellion over the same despotism which had disdained the prayers of an injured people. The emperor Basil, the Macedonian, was reduced to sue for peace, to offer a ransom for the captives, and to request, in the language of moderation and charity, that Chrysocheir would spare his fellow-Christians, and content himself with a royal donative of gold and silver and silk garments. “If the emperor,” replied the insolent fanatic, “be desirous of peace, let him abdicate the East, and reign without molestation in the West. If he refuse, the servants of the Lord will precipitate him from the throne.” The reluctant Basil suspended the treaty, accepted the defiance, and led his army into the land of heresy, which he wasted with fire and sword. The open country of the Paulicians was exposed to the same calamities which they had inflicted; but when he had explored the strength of Tephrice, the multitude of the Barbarians, and the ample magazines of arms and provisions, he desisted with a sigh from the hopeless siege. On his return to Constantinople, he labored, by the foundation of convents and churches, to secure the aid of his celestial patrons, of Michael the archangel and the prophet Elijah; and it was his daily prayer that he might live to transpierce, with three arrows, the head of his impious adversary. Beyond his expectations, the wish was accomplished: after a successful inroad, Chrysocheir was surprised and slain in his retreat; and the rebel’s head was triumphantly presented at the foot of the throne. On the reception of this welcome trophy, Basil instantly called for his bow, discharged three arrows with unerring aim, and accepted the applause of the court, who hailed the victory of the royal archer. With Chrysocheir, the glory of the Paulicians faded and withered: on the second expedition of the emperor, the impregnable Tephrice, was deserted by the heretics, who sued for mercy or escaped to the borders. The city was ruined, but the spirit of independence survived in the mountains: the Paulicians defended, above a century, their religion and liberty, infested the Roman limits, and maintained their perpetual alliance with the enemies of the empire and the gospel.

    Chapter LIV: Origin And Doctrine Of The Paulicians. Part II.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eight century, Constantine, surnamed Copronymus by the worshippers of images, had made an expedition into Armenia, and found, in the cities of Melitene and Theodosiopolis, a great number of Paulicians, his kindred heretics. As a favor, or punishment, he transplanted them from the banks of the Euphrates to Constantinople and Thrace; and by this emigration their doctrine was introduced and diffused in Europe. If the sectaries of the metropolis were soon mingled with the promiscuous mass, those of the country struck a deep root in a foreign soil. The Paulicians of Thrace resisted the storms of persecution, maintained a secret correspondence with their Armenian brethren, and gave aid and comfort to their preachers, who solicited, not without success, the infant faith of the Bulgarians. In the tenth century, they were restored and multiplied by a more powerful colony, which John Zimisces transported from the Chalybian hills to the valleys of Mount Hæmus. The Oriental clergy who would have preferred the destruction, impatiently sighed for the absence, of the Manichæans: the warlike emperor had felt and esteemed their valor: their attachment to the Saracens was pregnant with mischief; but, on the side of the Danube, against the Barbarians of Scythia, their service might be useful, and their loss would be desirable. Their exile in a distant land was softened by a free toleration: the Paulicians held the city of Philippopolis and the keys of Thrace; the Catholics were their subjects; the Jacobite emigrants their associates: they occupied a line of villages and castles in Macedonia and Epirus; and many native Bulgarians were associated to the communion of arms and heresy. As long as they were awed by power and treated with moderation, their voluntary bands were distinguished in the armies of the empire; and the courage of these dogs, ever greedy of war, ever thirsty of human blood, is noticed with astonishment, and almost with reproach, by the pusillanimous Greeks. The same spirit rendered them arrogant and contumacious: they were easily provoked by caprice or injury; and their privileges were often violated by the faithless bigotry of the government and clergy. In the midst of the Norman war, two thousand five hundred Manichæans deserted the standard of Alexius Comnenus, and retired to their native homes. He dissembled till the moment of revenge; invited the chiefs to a friendly conference; and punished the innocent and guilty by imprisonment, confiscation, and baptism. In an interval of peace, the emperor undertook the pious office of reconciling them to the church and state: his winter quarters were fixed at Philippopolis; and the thirteenth apostle, as he is styled by his pious daughter, consumed whole days and nights in theological controversy. His arguments were fortified, their obstinacy was melted, by the honors and rewards which he bestowed on the most eminent proselytes; and a new city, surrounded with gardens, enriched with immunities, and dignified with his own name, was founded by Alexius for the residence of his vulgar converts. The important station of Philippopolis was wrested from their hands; the contumacious leaders were secured in a dungeon, or banished from their country; and their lives were spared by the prudence, rather than the mercy, of an emperor, at whose command a poor and solitary heretic was burnt alive before the church of St. Sophia. But the proud hope of eradicating the prejudices of a nation was speedily overturned by the invincible zeal of the Paulicians, who ceased to dissemble or refused to obey. After the departure and death of Alexius, they soon resumed their civil and religious laws.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their pope or primate (a manifest corruption) resided on the confines of Bulgaria, Croatia, and Dalmatia, and governed, by his vicars, the filial congregations of Italy and France. From that æra, a minute scrutiny might prolong and perpetuate the chain of tradition. At the end of the last age, the sect or colony still inhabited the valleys of Mount Hæmus, where their ignorance and poverty were more frequently tormented by the Greek clergy than by the Turkish government. The modern Paulicians have lost all memory of their origin; and their religion is disgraced by the worship of the cross, and the practice of bloody sacrifice, which some captives have imported from the wilds of Tartary.

    In the West, the first teachers of the Manichæan theology had been repulsed by the people, or suppressed by the prince. The favor and success of the Paulicians in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ies must be imputed to the strong, though secret, discontent which armed the most pious Christians against the church of Rome. Her avarice was oppressive, her despotism odious; less degenerate perhaps than the Greeks in the worship of saints and images, her innovations were more rapid and scandalous: she had rigorously defined and imposed the doctrine of transubstantiation: the lives of the Latin clergy were more corrupt, and the Eastern bishops might pass for the successors of the apostles, if they were compared with the lordly prelates, who wielded by turns the crosier, the sceptre, and the sword. Three different roads might introduce the Paulicians into the heart of Europe. After the conversion of Hungary, the pilgrims who visited Jerusalem might safely follow the course of the Danube: in their journey and return they passed through Philippopolis; and the sectaries, disguising their name and heresy, might accompany the French or German caravans to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 The trade and dominion of Venice pervaded the coast of the Adriatic, and the hospitable republic opened her bosom to foreigners of every climate and religion. Under the Byzantine standard, the Paulicians were often transported to the Greek provinces of Italy and Sicily: in peace and war, they freely conversed with strangers and natives, and their opinions were silently propagated in Rome, Milan, and the kingdoms beyond the Alps. It was soon discovered, that many thousand Catholics of every rank, and of either sex, had embraced the Manichæan heresy; and the flames which consumed twelve canons of Orleans was the first act and signal of persecution. The Bulgarians, a name so innocent in its origin, so odious in its application, spread their branches over the face of Europe. United in common hatred of idolatry and Rome, they were connected by a form of episcopal and presbyterian government; their various sects were discriminated by some fainter or darker shades of theology; but they generally agreed in the two principles, the contempt of the Old Testament and the denial of the body of Christ, either on the cross or in the eucharist. A confession of simple worship and blameless manners is extorted from their enemies; and so high was their standard of perfection, that the increasing congregations were divided into two classes of disciples, of those who practised, and of those who aspired. It was in the country of the Albigeois, in the southern provinces of France, that the Paulicians were most deeply implanted; and the same vicissitudes of martyrdom and revenge which had been displayed in the neighborhood of the Euphrates, were repeated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on the banks of the Rhone. The laws of the Eastern emperors were revived by Frederic the Second. The insurgents of Tephrice were represented by the barons and cities of Languedoc: Pope Innocent III. surpassed the sanguinary fame of Theodora. It was in cruelty alone that her soldiers could equal the heroes of the Crusades, and the cruelty of her priests was far excelled by the founders of the Inquisition; an office more adapted to confirm, than to refute, the belief of an evil principle. The visible assemblies of the Paulicians, or Albigeois, were extirpated by fire and sword; and the bleeding remnant escaped by flight, concealment, or Catholic conformity. But the invincible spirit which they had kindled still lived and breathed in the Western world. In the state, in the church, and even in the cloister, a latent succession was preserved of the disciples of St. Paul; who protested against the tyranny of Rome, embraced the Bible as the rule of faith, and purified their creed from all the visions of the Gnostic theology. * The struggles of Wickliff in England, of Huss in Bohemia, were premature and ineffectual; but the names of Zuinglius, Luther, and Calvin, are pronounced with gratitude as the deliverers of nations.

    A philosopher, who calculates the degree of their merit and the value of their reformation, will prudently ask from what articles of faith, above or against our reason, they have enfranchised the Christians; for such enfranchisement is doubtless a benefit so far as it may be compatible with truth and piety. After a fair discussion, we shall rather be surprised by the timidity, than scandalized by the freedom, of our first reformers. With the Jews, they adopted the belief and defence of all the Hebrew Scriptures, with all their prodigies, from the garden of Eden to the visions of the prophet Daniel; and they were bound, like the Catholics, to justify against the Jews the abolition of a divine law. In the great mysteries of the Trinity and Incarnation the reformers were severely orthodox: they freely adopted the theology of the four, or the six first councils; and with the Athanasian creed, they pronounced the eternal damnation of all who did not believe the Catholic faith. Transubstantiation, the invisible change of the bread and wine into the body and blood of Christ, is a tenet that may defy the power of argument and pleasantry; but instead of consulting the evidence of their senses, of their sight, their feeling, and their taste, the first Protestants were entangled in their own scruples, and awed by the words of Jesus in the institution of the sacrament. Luther maintained a corporeal, and Calvin a real, presence of Christ in the eucharist; and the opinion of Zuinglius, that it is no more than a spiritual communion, a simple memorial, has slowly prevailed in the reformed churches. But the loss of one mystery was amply compensated by the stupendous doctrines of original sin, redemption, faith, grace, and predestination, which have been strained from the epistles of St. Paul. These subtile questions had most assuredly been prepared by the fathers and schoolmen; but the final improvement and popular use may be attributed to the first reformers, who enforced them as the absolute and essential terms of salvation. Hitherto the weight of supernatural belief inclines against the Protestants; and many a sober Christian would rather admit that a wafer is God, than that God is a cruel and capricious tyrant.

    Yet the services of Luther and his rivals are solid and important; and the philosopher must own his obligations to these fearless enthusiasts. I. By their hands the lofty fabric of superstition, from the abuse of indulgences to the intercession of the Virgin, has been levelled with the ground. Myriads of both sexes of the monastic profession were restored to the liberty and labors of social life. A hierarchy of saints and angels, of imperfect and subordinate deities, were stripped of their temporal power, and reduced to the enjoyment of celestial happiness; their images and relics were banished from the church; and the credulity of the people was no longer nourished with the daily repetition of miracles and visions. The imitation of Paganism was supplied by a pure and spiritual worship of prayer and thanksgiving, the most worthy of man, the least unworthy of the Deity. It only remains to observe, whether such sublime simplicity be consistent with popular devotion; whether the vulgar, in the absence of all visible objects, will not be inflamed by enthusiasm, or insensibly subside in languor and indifference. II. The chain of authority was broken, which restrains the bigot from thinking as he pleases, and the slave from speaking as he thinks: the popes, fathers, and councils, were no longer the supreme and infallible judges of the world; and each Christian was taught to acknowledge no law but the Scriptures, no interpreter but his own conscience. This freedom, however, was the consequence, rather than the design, of the Reformation. The patriot reformers were ambitious of succeeding the tyrants whom they had dethroned. They imposed with equal rigor their creeds and confessions; they asserted the right of the magistrate to punish heretics with death. The pious or personal animosity of Calvin proscribed in Servetus the guilt of his own rebellion; and the flames of Smithfield, in which he was afterwards consumed, had been kindled for the Anabaptists by the zeal of Cranmer. The nature of the tiger was the same, but he was gradually deprived of his teeth and fangs. A spiritual and temporal kingdom was possessed by the Roman pontiff; the Protestant doctors were subjects of an humble rank, without revenue or jurisdiction. Hisdecrees were consecrated by the antiquit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their arguments and disputes were submitted to the people; and their appeal to private judgment was accepted beyond their wishes, by curiosity and enthusiasm. Since the days of Luther and Calvin, a secret reformation has been silently working in the bosom of the reformed churches; many weeds of prejudice were eradicated; and the disciples of Erasmus diffused a spirit of freedom and moderation. The liberty of conscience has been claimed as a common benefit, an inalienable right: the free governments of Holland and England introduced the practice of toleration; and the narrow allowance of the laws has been enlarged by the prudence and humanity of the times. In the exercise, the mind has understood the limits of its powers, and the words and shadows that might amuse the child can no longer satisfy his manly reason. The volumes of controversy are overspread with cobwebs: the doctrine of a Protestant church is far removed from the knowledge or belief of its private members; and the forms of orthodoxy, the articles of faith, are subscribed with a sigh, or a smile, by the modern clergy. Yet the friends of Christianity are alarmed at the boundless impulse of inquiry and scepticism. The predictions of the Catholics are accomplished: the web of mystery is unravelled by the Arminians, Arians, and Socinians, whose number must not be computed from their separate congregations; and the pillars of Revelation are shaken by those men who preserve the name without the substance of religion, who indulge the license without the temper of philosophy. *

    Chapter LV: The Bulgarians, The Hungarians And The Russians.Part I

    The Bulgarians. — Origin, Migrations, And Settlement Of The Hungarians. — Their Inroads In The East And West. — The Monarchy Of Russia. — Geography And Trade. — Wars Of The Russians Against The Greek Empire. — Conversion Of The Barbarians.

    Under the reign of Constantine the grandson of Heraclius, the ancient barrier of the Danube, so often violated and so often restored, was irretrievably swept away by a new deluge of Barbarians. Their progress was favored by the caliphs, their unknown and accidental auxiliaries: the Roman legions were occupied in Asia; and after the loss of Syria, Egypt, and Africa, the Cæsars were twice reduced to the danger and disgrace of defending their capital against the Saracens. If, in the account of this interesting people, I have deviated from the strict and original line of my undertaking, the merit of the subject will hide my transgression, or solicit my excuse. In the East, in the West, in war, in religion, in science, in their prosperity, and in their decay, the Arabians press themselves on our curiosity: the first overthrow of the church and empire of the Greeks may be imputed to their arms; and the disciples of Mahomet still hold the civil and religious sceptre of the Oriental world. But the same labor would be unworthily bestowed on the swarms of savages, who, between the seventh and the twelfth century, descended from the plains of Scythia, in transient

    inroad or perpetual emigration. Their names are uncouth, their origins doubtful, their actions obscure, their superstition was blind, their valor brutal, and the uniformity of their public and private lives was neither softened by innocence nor refined by policy. The majesty of the Byzantine throne repelled and survived their disorderly attacks; the greater part of these Barbarians has disappeared without leaving any memorial of their existence, and the despicable remnant continues, and may long continue, to groan under the dominion of a foreign tyrant. From the antiquities of, I. Bulgarians, II. Hungarians, and, III. Russians, I shall content myself with selecting such facts as yet deserve to be remembered. The conquests of the, IV. Normans, and the monarchy of the, V. Turks, will naturally terminate in the memorable Crusades to the Holy Land, and the double fall of the city and empire of Constantine.

    1. In his march to Italy, Theodoric the Ostrogoth had trampled on the arms of the Bulgarians. After this defeat, the name and the nation are lost during a century and a half; and it may be suspected that the same or a similar appellation was revived by strange colonies from the Borysthenes, the Tanais, or the Volga. A king of the ancient Bulgaria bequeathed to his five sons a last lesson of moderation and concord. It was received as youth has ever received the counsels of age and experience: the five princes buried their father; divided his subjects and cattle; forgot his advice; separated from each other; and wandered in quest of fortune till we find the most adventurous in the heart of Italy,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the exarch of Ravenna. But the stream of emigration was directed or impelled towards the capital. The modern Bulgaria, along the southern banks of the Danube, was stamped with the name and image which it has retained to the present hour: the new conquerors successively acquired, by war or treaty, the Roman provinces of Dardania, Thessaly, and the two Epirus; the ecclesiastical supremacy was translated from the native city of Justinian; and, in their prosperous age, the obscure town of Lychnidus, or Achrida, was honored with the throne of a king and a patriarch. The unquestionable evidence of language

    attests the descent of the Bulgarians from the original stock of the Sclavonian, or more properly Slavonian, race; and the kindred bands of Servians, Bosnians, Rascians, Croatians, Walachians, &c., followed either the standard or the example of the leading tribe. From the Euxine to the Adriatic, in the state of captives, or subjects, or allies, or enemies, of the Greek empire, they overspread the land; and the national appellation of the slaves has been degraded by chance or malice from the signification of glory to that of servitude. Among these colonies, the Chrobatians, or Croats, who now attend the motions of an Austrian army, are the descendants of a mighty people, the conquerors and sovereigns of Dalmatia. The maritime cities, and of these the infant republic of Ragusa, implored the aid and instructions of the Byzantine court: they were advised by the magnanimous Basil to reserve a small acknowledgment of their fidelity to the Roman empire, and to appease, by an annual tribute, the wrath of these irresistible Barbarians. The kingdom of Croatia was shared by eleven Zoupans, or feudatory lords; and their united forces were numbered at sixty thousand horse and one hundred thousand foot. A long sea-coast, indented with capacious harbors, covered with a string of islands, and almost in sight of the Italian shores, disposed both the natives and strangers to the practice of navigation. The boats or brigantines of the Croats were constructed after the fashion of the old Liburnians: one hundred and eighty vessels may excite the idea of a respectable navy; but our seamen will smile at the allowance of ten, or twenty, or forty, men for each of these ships of war. They were gradually converted to the more honorable service of commerce; yet the Sclavonian pirates were still frequent and dangerous; and it was not before the close of the tenth century that the freedom and sovereignty of the Gulf were effectually vindicated by the Venetian republic. The ancestors of these Dalmatian kings were equally removed from the use and abuse of navigation: they dwelt in the White Croatia, in the inland regions of Silesia and Little Poland, thirty days’ journey, according to the Greek computation, from the sea of darkness.

    The glory of the Bulgarians was confined to a narrow scope both of time and place. In the ninth and tenth centuries, they reigned to the south of the Danube; but the more powerful nations that had followed their emigration repelled all return to the north and all progress to the west. Yet in the obscure catalogue of their exploits, they might boast an honor which had hitherto been appropriated to the Goths: that of slaying in battle one of the successors of Augustus and Constantine. The emperor Nicephorus had lost his fame in the Arabian, he lost his life in the Sclavonian, war. In his first operations he advanced with boldness and success into the centre of Bulgaria, and burnt the royal court, which was probably no more than an edifice and village of timber. But while he searched the spoil and refused all offers of treaty, his enemies collected their spirits and their forces: the passes of retreat were insuperably barred; and the trembling Nicephorus was heard to exclaim, “Alas, alas! unless we could assume the wings of birds, we cannot hope to escape.” Two days he waited his fate in the inactivity of despair; but, on the morning of the third, the Bulgarians surprised the camp, and the Roman prince, with the great officers of the empire, were slaughtered in their tents. The body of Valens had been saved from insult; but the head of Nicephorus was exposed on a spear, and his skull, enchased with gold, was often replenished in the feasts of victory. The Greeks bewailed the dishonor of the throne; but they acknowledged the just punishment of avarice and cruelty. This savage cup was deeply tinctured with the manners of the Scythian wilderness; but they were softened before the end of the same century by a peaceful intercourse with the Greeks, the possession of a cultivated region,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hristian worship. The nobles of Bulgaria were educated in the schools and palace of Constantinople; and Simeon, a youth of the royal line, was instructed in the rhetoric of Demosthenes and the logic of Aristotle. He relinquished the profession of a monk for that of a king and warrior; and in his reign of more than forty years, Bulgaria assumed a rank among the civilized powers of the earth. The Greeks, whom he repeatedly attacked, derived a faint consolation from indulging

    themselves in the reproaches of perfidy and sacrilege. They purchased the aid of the Pagan Turks; but Simeon, in a second battle, redeemed the loss of the first, at a time when it was esteemed a victory to elude the arms of that formidable nation. The Servians were overthrown, made captive and dispersed; and those who visited the country before their restoration could discover no more than fifty vagrants, without women or children, who extorted a precarious subsistence from the chase. On classic ground, on the banks of Achelöus, the Greeks were defeated; their horn was broken by the strength of the Barbaric Hercules. He formed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and, in a personal conference with the emperor, Simeon imposed the conditions of peace. They met with the most jealous precautions: the royal gallery was drawn close to an artificial and well-fortified platform; and the majesty of the purple was emulated by the pomp of the Bulgarian. “Are you a Christian?” said the humble Romanus: “it is your duty to abstain from the blood of your fellow-Christians. Has the thirst of riches seduced you from the blessings of peace? Sheathe your sword, open your hand, and I will satiate the utmost measure of your desires.” The reconciliation was sealed by a domestic alliance; the freedom of trade was granted or restored; the first honors of the court were secured to the friends of Bulgaria, above the ambassadors of enemies or strangers; and her princes were dignified with the high and invidious title of Basileus, or emperor. But this friendship was soon disturbed: after the death of Simeon, the nations were again in arms; his feeble successors were divided and extinguished; and,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eleventh century, the second Basil, who was born in the purple, deserved the appellation of conqueror of the Bulgarians. His avarice was in some measure gratified by a treasure of four hundred thousand pounds sterling, (ten thousand pounds’ weight of gold,) which he found in the palace of Lychnidus. His cruelty inflicted a cool and exquisite vengeance on fifteen thousand captives who had been guilty of the defence of their country. They were deprived of sight; but to one of each hundred a single eye was left, that he might conduct his blind century to the presence of their king. Their

    king is said to have expired of grief and horror; the nation was awed by this terrible example; the Bulgarians were swept away from their settlements, and circumscribed within a narrow province; the surviving chiefs bequeathed to their children the advice of patience and the duty of revenge.

    1. When the black swarm of Hungarians first hung over Europe, above nine hundred years after the Christian æra, they were mistaken by fear and superstition for the Gog and Magog of the Scriptures, the signs and forerunners of the end of the world. Since the introduction of letters, they have explored their own antiquities with a strong and laudable impulse of patriotic curiosity. Their rational criticism can no longer be amused with a vain pedigree of Attila and the Huns; but they complain that their primitive records have perished in the Tartar war; that the truth or fiction of their rustic songs is long since forgotten; and that the fragments of a rude chronicle must be painfully reconciled with the contemporary though foreign intelligence of the imperial geographer. Magiar is the national and oriental denomination of the Hungarians; but, among the tribes of Scythia, they are distinguished by the Greeks under the proper and peculiar name of Turks, as the descendants of that mighty people who had conquered and reigned from China to the Volga. The Pannonian colony preserved a correspondence of trade and amity with the eastern Turks on the confines of Persia and after a separation of three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the missionaries of the king of Hungary discovered and visited their ancient country near the banks of the Volga. They were hospitably entertained by a people of Pagans and Savages who still bore the name of Hungarians; conversed in their native tongue, recollected a tradition of their long-lost brethren, and listened with amazement to the marvellous tale of their new kingdom and religion. The zeal of conversion was animated by the interest of consanguinity; and one of the greatest of their princes had formed the generous, though fruitless, design of replenishing the solitude of Pannonia by this domestic colony from the heart of Tartary. From this primitive country they were driven

    to the West by the tide of war and emigration, by the weight of the more distant tribes, who at the same time were fugitives and conquerors. * Reason or fortune directed their course towards the frontiers of the Roman empire: they halted in the usual stations along the banks of the great rivers; and in the territories of Moscow, Kiow, and Moldavia, some vestiges have been discovered of their temporary residence. In this long and various peregrination, they could not always escape the dominion of the stronger; and the purity of their blood was improved or sullied by the mixture of a foreign race: from a motive of compulsion, or choice, several tribes of the Chazars were associated to the standard of their ancient vassals; introduced the use of a second language; and obtained by their superior renown the most honorable place in the front of battle. The military force of the Turks and their allies marched in seven equal and artificial divisions; each division was formed of thirty thousand eight hundred and fifty-seven warriors, and the proportion of women, children, and servants, supposes and requires at least a million of emigrants. Their public counsels were directed by seven vayvods, or hereditary chiefs; but the experience of discord and weakness recommended the more simple and vigorous administration of a single person. The sceptre, which had been declined by the modest Lebedias, was granted to the birth or merit of Almus and his son Arpad, and the authority of the supreme khan of the Chazars confirmed the engagement of the prince and people; of the people to obey his commands, of the prince to consult their happiness and glory.

    With this narrative we might be reasonably content, if the penetration of modern learning had not opened a new and larger prospect of the antiquities of nations. The Hungarian language stands alone, and as it were insulated, among the Sclavonian dialects; but it bears a close and clear affinity to the idioms of the Fennic race, of an obsolete and savage race, which formerly occupied the northern regions of Asia and Europe. * The genuine appellation of Ugri or Igours is found on the western confines of China; their migration to the banks of

    the Irtish is attested by Tartar evidence; a similar name and language are detected in the southern parts of Siberia; and the remains of the Fennic tribes are widely, though thinly scattered from the sources of the Oby to the shores of Lapland. The consanguinity of the Hungarians and Laplanders would display the powerful energy of climate on the children of a common parent; the lively contrast between the bold adventurers who are intoxicated with the wines of the Danube, and the wretched fugitives who are immersed beneath the snows of the polar circle. Arms and freedom have ever been the ruling, though too often the unsuccessful, passion of the Hungarians, who are endowed by nature with a vigorous constitution of soul and body. Extreme cold has diminished the stature and congealed the faculties of the Laplanders; and the arctic tribes, alone among the sons of men, are ignorant of war, and unconscious of human blood; a happy ignorance, if reason and virtue were the guardians of their peace!

    Chapter LV: The Bulgarians, The Hungarians And The Russians. —

    Part II.

    It is the observation of the Imperial author of the Tactics, that all the Scythian hordes resembled each other in their pastoral and military life, that they all practised the same means of subsistence, and employed the same instruments of destruction. But he adds, that the two nations of Bulgarians and Hungarians were superior to their brethren, and similar to each other in the improvements, however rude, of their discipline and government: their visible likeness determines Leo to confound his friends and enemies in one common description; and the picture may be heightened by some strokes from their contemporaries of the tenth century. Except the merit and fame of military prowess, all that is valued by mankind appeared vile and contemptible to these Barbarians, whose native fierceness was stimulated by the consciousness of numbers and freedom. The tents of the Hungarians were of

    leather, their garments of fur; they shaved their hair, and scarified their faces: in speech they were slow, in action prompt, in treaty perfidious; and they shared the common reproach of Barbarians, too ignorant to conceive the importance of truth, too proud to deny or palliate the breach of their most solemn engagements. Their simplicity has been praised; yet they abstained only from the luxury they had never known; whatever they saw they coveted; their desires were insatiate, and their sole industry was the hand of violence and rapine. By the definition of a pastoral nation, I have recalled a long description of the economy, the warfare, and the government that prevail in that state of society; I may add, that to fishing, as well as to the chase, the Hungarians were indebted for a part of their subsistence; and since they seldom cultivated the ground, they must, at least in their new settlements, have sometimes practised a slight and unskilful husbandry. In their emigrations, perhaps in their expeditions, the host was accompanied by thousands of sheep and oxen which increased the cloud of formidable dust, and afforded a constant and wholesale supply of milk and animal food. A plentiful command of forage was the first care of the general, and if the flocks and herds were secure of their pastures, the hardy warrior was alike insensible of danger and fatigue. The confusion of men and cattle that overspread the country exposed their camp to a nocturnal surprise, had not a still wider circuit been occupied by their light cavalry, perpetually in motion to discover and delay the approach of the enemy. After some experience of the Roman tactics, they adopted the use of the sword and spear, the helmet of the soldier, and the iron breastplate of his steed: but their native and deadly weapon was the Tartar bow: from the earliest infancy their children and servants were exercised in the double science of archery and horsemanship; their arm was strong; their aim was sure; and in the most rapid career, they were taught to throw themselves backwards, and to shoot a volley of arrows into the air. In open combat, in secret ambush, in flight, or pursuit, they were equally formidable; an appearance of order was maintained in the foremost ranks, but their charge was driven forwards by the impatient pressure of succeeding

    crowds. They pursued, headlong and rash, with loosened reins and horrific outcries; but, if they fled, with real or dissembled fear, the ardor of a pursuing foe was checked and chastised by the same habits of irregular speed and sudden evolution. In the abuse of victory, they astonished Europe, yet smarting from the wounds of the Saracen and the Dane: mercy they rarely asked, and more rarely bestowed: both sexes were accused is equally inaccessible to pity, and their appetite for raw flesh might countenance the popular tale, that they drank the blood, and feasted on the hearts of the slain. Yet the Hungarians were not devoid of those principles of justice and humanity, which nature has implanted in every bosom. The license of public and private injuries was restrained by laws and punishments; and in the security of an open camp, theft is the most tempting and most dangerous offence. Among the Barbarians there were many, whose spontaneous virtue supplied their laws and corrected their manners, who performed the duties, and sympathized with the affections, of social life.

    After a long pilgrimage of flight or victory, the Turkish hordes approached the common limits of the French and Byzantine empires. Their first conquests and final settlements extended on either side of the Danube above Vienna, below Belgrade, and beyond the measure of the Roman province of Pannonia, or the modern kingdom of Hungary. That ample and fertile land was loosely occupied by the Moravians, a Sclavonian name and tribe, which were driven by the invaders into the compass of a narrow province. Charlemagne had stretched a vague and nominal empire as far as the edge of Transylvania; but, after the failure of his legitimate line, the dukes of Moravia forgot their obedience and tribute to the monarchs of Oriental France. The bastard Arnulph was provoked to invite the arms of the Turks: they rushed through the real or figurative wall, which his indiscretion had thrown open; and the king of Germany has been justly reproached as a traitor to the civil and ecclesiastical society of the Christians. During the life of Arnulph, the Hungarians were checked by gratitude or

    fear; but in the infancy of his son Lewis they discovered and invaded Bavaria; and such was their Scythian speed, that in a single day a circuit of fifty miles was stripped and consumed. In the battle of Augsburgh the Christians maintained their advantage till the seventh hour of the day, they were deceived and vanquished by the flying stratagems of the Turkish cavalry. The conflagration spread over the provinces of Bavaria, Swabia, and Franconia; and the Hungarians promoted the reign of anarchy, by forcing the stoutest barons to discipline their vassals and fortify their castles. The origin of walled towns is ascribed to this calamitous period; nor could any distance be secure against an enemy, who, almost at the same instant, laid in ashes the Helvetian monastery of St. Gall, and the city of Bremen, on the shores of the northern ocean. Above thirty years the Germanic empire, or kingdom, was subject to the ignominy of tribute; and resistance was disarmed by the menace, the serious and effectual menace of dragging the women and children into captivity, and of slaughtering the males above the age of ten years. I have neither power nor inclination to follow the Hungarians beyond the Rhine; but I must observe with surprise, that the southern provinces of France were blasted by the tempest, and that Spain, behind her Pyrenees, was astonished at the approach of these formidable strangers. The vicinity of Italy had tempted their early inroads; but from their camp on the Brenta, they beheld with some terror the apparent strength and populousness of the new discovered country. They requested leave to retire; their request was proudly rejected by the Italian king; and the lives of twenty thousand Christians paid the forfeit of his obstinacy and rashness. Among the cities of the West, the royal Pavia was conspicuous in fame and splendor; and the preëminence of Rome itself was only derived from the relics of the apostles. The Hungarians appeared; Pavia was in flames; forty-three churches were consumed; and, after the massacre of the people, they spared about two hundred wretches who had gathered some bushels of gold and silver (a vague exaggeration) from the smoking ruins of their country. In these annual excursions from the Alps to the neighborhood of Rome and Capua, the churches, that yet escaped,

    resounded with a fearful litany: “O, save and deliver us from the arrows of the Hungarians!” But the saints were deaf or inexorable; and the torrent rolled forwards, till it was stopped by the extreme land of Calabria. A composition was offered and accepted for the head of each Italian subject; and ten bushels of silver were poured forth in the Turkish camp. But falsehood is the natural antagonist of violence; and the robbers were defrauded both in the numbers of the assessment and the standard of the metal. On the side of the East, the Hungarians were opposed in doubtful conflict by the equal arms of the Bulgarians, whose faith forbade an alliance with the Pagans, and whose situation formed the barrier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The barrier was overturned; the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beheld the waving banners of the Turks; and one of their boldest warriors presumed to strike a battle-axe into the golden gate. The arts and treasures of the Greeks diverted the assault; but the Hungarians might boast, in their retreat, that they had imposed a tribute on the spirit of Bulgaria and the majesty of the Cæsars. The remote and rapid operations of the same campaign appear to magnify the power and numbers of the Turks; but their courage is most deserving of praise, since a light troop of three or four hundred horse would often attempt and execute the most daring inroads to the gates of Thessalonica and Constantinople. At this disastrous æra of the ninth and tenth centuries, Europe was afflicted by a triple scourge from the North, the East, and the South: the Norman, the Hungarian, and the Saracen, sometimes trod the same ground of desolation; and these savage foes might have been compared by Homer to the two lions growling over the carcass of a mangled stag.

    The deliverance of Germany and Christendom was achieved by the Saxon princes, Henry the Fowler and Otho the Great, who, in two memorable battles, forever broke the power of the Hungarians. The valiant Henry was roused from a bed of sickness by the invasion of his country; but his mind was vigorous and his prudence successful. “My companions,” said he, on the morning of the combat, “maintain your ranks,

    receive on your bucklers the first arrows of the Pagans, and prevent their second discharge by the equal and rapid career of your lances.” They obeyed and conquered: and the historical picture of the castle of Merseburgh expressed the features, or at least the character, of Henry, who, in an age of ignorance, intrusted to the finer arts the perpetuity of his name. At the end of twenty years, the children of the Turks who had fallen by his sword invaded the empire of his son; and their force is defined, in the lowest estimate, at one hundred thousand horse. They were invited by domestic faction; the gates of Germany were treacherously unlocked; and they spread, far beyond the Rhine and the Meuse, into the heart of Flanders. But the vigor and prudence of Otho dispelled the conspiracy; the princes were made sensible that unless they were true to each other, their religion and country were irrecoverably lost; and the national powers were reviewed in the plains of Augsburgh. They marched and fought in eight legions, according to the division of provinces and tribes; the first, second, and third, were composed of Bavarians; the fourth, of Franconians; the fifth, of Saxons, under the immediate command of the monarch; the sixth and seventh consisted of Swabians; and the eighth legion, of a thousand Bohemians, closed the rear of the host. The resources of discipline and valor were fortified by the arts of superstition, which, on this occasion, may deserve the epithets of generous and salutary. The soldiers were purified with a fast; the camp was blessed with the relics of saints and martyrs; and the Christian hero girded on his side the sword of Constantine, grasped the invincible spear of Charlemagne, and waved the banner of St. Maurice, the præfect of the Thebæan legion. But his firmest confidence was placed in the holy lance, whose point was fashioned of the nails of the cross, and which his father had extorted from the king of Burgundy, by the threats of war, and the gift of a province. The Hungarians were expected in the front; they secretly passed the Lech, a river of Bavaria that falls into the Danube; turned the rear of the Christian army; plundered the baggage, and disordered the legion of Bohemia and Swabia. The battle was restored by the Franconians, whose duke, the valiant Conrad, was pierced with an arrow as

    he rested from his fatigues: the Saxons fought under the eyes of their king; and his victory surpassed, in merit and importance, the triumphs of the last two hundred years. The loss of the Hungarians was still greater in the flight than in the action; they were encompassed by the rivers of Bavaria; and their past cruelties excluded them from the hope of mercy. Three captive princes were hanged at Ratisbon, the multitude of prisoners was slain or mutilated, and the fugitives, who presumed to appear in the face of their country, were condemned to everlasting poverty and disgrace. Yet the spirit of the nation was humbled, and the most accessible passes of Hungary were fortified with a ditch and rampart. Adversity suggested the counsels of moderation and peace: the robbers of the West acquiesced in a sedentary life; and the next generation was taught, by a discerning prince, that far more might be gained by multiplying and exchanging the produce of a fruitful soil. The native race, the Turkish or Fennic blood, was mingled with new colonies of Scythian or Sclavonian origin; many thousands of robust and industrious captives had been imported from all the countries of Europe; and after the marriage of Geisa with a Bavarian princess, he bestowed honors and estates on the nobles of Germany. The son of Geisa was invested with the regal title, and the house of Arpad reigned three hundred years in the kingdom of Hungary. But the freeborn Barbarians were not dazzled by the lustre of the diadem, and the people asserted their indefeasible right of choosing, deposing, and punishing the hereditary servant of the state.

    III. The name of Russians was first divulged, in the ninth century, by an embassy of Theophilus, emperor of the East, to the emperor of the West, Lewis, the son of Charlemagne. The Greeks were accompanied by the envoys of the great duke, or chagan, or czar, of the Russians. In their journey to Constantinople, they had traversed many hostile nations; and they hoped to escape the dangers of their return, by requesting the French monarch to transport them by sea to their native country. A closer examination detected their

    origin: they were the brethren of the Swedes and Normans, whose name was already odious and formidable in France; and it might justly be apprehended, that these Russian strangers were not the messengers of peace, but the emissaries of war. They were detained, while the Greeks were dismissed; and Lewis expected a more satisfactory account, that he might obey the laws of hospitality or prudence, according to the interest of both empires. This Scandinavian origin of the people, or at least the princes, of Russia, may be confirmed and illustrated by the national annals and the general history of the North. The Normans, who had so long been concealed by a veil of impenetrable darkness, suddenly burst forth in the spirit of naval and military enterprise. The vast, and, as it is said, the populous regions of Denmark, Sweden, and Norway, were crowded with independent chieftains and desperate adventurers, who sighed in the laziness of peace, and smiled in the agonies of death. Piracy was the exercise, the trade, the glory, and the virtue, of the Scandinavian youth. Impatient of a bleak climate and narrow limits, they started from the banquet, grasped their arms, sounded their horn, ascended their vessels, and explored every coast that promised either spoil or settlement. The Baltic was the first scene of their naval achievements they visited the eastern shores, the silent residence of Fennic and Sclavonic tribes, and the primitive Russians of the Lake Ladoga paid a tribute, the skins of white squirrels, to these strangers, whom they saluted with the title of Varangians or Corsairs. Their superiority in arms, discipline, and renown, commanded the fear and reverence of the natives. In their wars against the more inland savages, the Varangians condescended to serve as friends and auxiliaries, and gradually, by choice or conquest, obtained the dominion of a people whom they were qualified to protect. Their tyranny was expelled, their valor was again recalled, till at length Ruric, a Scandinavian chief, became the father of a dynasty which reigned above seven hundred years. His brothers extended his influence: the example of service and usurpation was imitated by his companions in the southern provinces of Russia; and their establishments, by the

    usual methods of war and assassination, were cemented into the fabric of a powerful monarchy.

    As long as the descendants of Ruric were considered as aliens and conquerors, they ruled by the sword of the Varangians, distributed estates and subjects to their faithful captains, and supplied their numbers with fresh streams of adventurers from the Baltic coast. But when the Scandinavian chiefs had struck a deep and permanent root into the soil, they mingled with the Russians in blood, religion, and language, and the first Waladimir had the merit of delivering his country from these foreign mercenaries. They had seated him on the throne; his riches were insufficient to satisfy their demands; but they listened to his pleasing advice, that they should seek, not a more grateful, but a more wealthy, master; that they should embark for Greece, where, instead of the skins of squirrels, silk and gold would be the recompense of their service. At the same time, the Russian prince admonished his Byzantine ally to disperse and employ, to recompense and restrain, these impetuous children of the North. Contemporary writers have recorded the introduction, name, and character, of the Varangians: each day they rose in confidence and esteem; the whole body was assembled at Constantinople to perform the duty of guards; and their strength was recruited by a numerous band of their countrymen from the Island of Thule. On this occasion, the vague appellation of Thule is applied to England; and the new Varangians were a colony of English and Danes who fled from the yoke of the Norman conqueror. The habits of pilgrimage and piracy had approximated the countries of the earth; these exiles were entertained in the Byzantine court; and they preserved, till the last age of the empire, the inheritance of spotless loyalty, and the use of the Danish or English tongue. With their broad and double-edged battle-axes on their shoulders, they attended the Greek emperor to the temple, the senate, and the hippodrome; he slept and feasted under their trusty guard; and the keys of the palace, the treasury, and the capital, were held by the firm and faithful hands of the Varangians.

    In the tenth century, the geography of Scythia was extended far beyond the limits of ancient knowledge; and the monarchy of the Russians obtains a vast and conspicuous place in the map of Constantine. The sons of Ruric were masters of the spacious province of Wolodomir, or Moscow; and, if they were confined on that side by the hordes of the East, their western frontier in those early days was enlarged to the Baltic Sea and the country of the Prussians. Their northern reign ascended above the sixtieth degree of latitude over the Hyperborean regions, which fancy had peopled with monsters, or clouded with eternal darkness. To the south they followed the course of the Borysthenes, and approached with that river the neighborhood of the Euxine Sea. The tribes that dwelt, or wandered, in this ample circuit were obedient to the same conqueror, and insensibly blended into the same nation. The language of Russia is a dialect of the Sclavonian; but in the tenth century, these two modes of speech were different from each other; and, as the Sclavonian prevailed in the South, it may be presumed that the original Russians of the North, the primitive subjects of the Varangian chief, were a portion of the Fennic race. With the emigration, union, or dissolution, of the wandering tribes, the loose and indefinite picture of the Scythian desert has continually shifted. But the most ancient map of Russia affords some places which still retain their name and position; and the two capitals, Novogorod and Kiow, are coeval with the first age of the monarchy. Novogorod had not yet deserved the epithet of great, nor the alliance of the Hanseatic League, which diffused the streams of opulence and the principles of freedom. Kiow could not yet boast of three hundred churches, an innumerable people, and a degree of greatness and splendor which was compared with Constantinople by those who had never seen the residence of the Cæsars. In their origin, the two cities were no more than camps or fairs, the most convenient stations in which the Barbarians might assemble for the occasional business of war or trade. Yet even these assemblies announce some progress in the arts of society; a new breed of cattle was imported from the southern provinces; and the spirit of commercial

    enterprise pervaded the sea and land, from the Baltic to the Euxine, from the mouth of the Oder to the port of Constantinople. In the days of idolatry and barbarism, the Sclavonic city of Julin was frequented and enriched by the Normans, who had prudently secured a free mart of purchase and exchange. From this harbor, at the entrance of the Oder, the corsair, or merchant, sailed in forty-three days to the eastern shores of the Baltic, the most distant nations were intermingled, and the holy groves of Curland are said to have been decorated with Grecian and Spanish gold. Between the sea and Novogorod an easy intercourse was discovered; in the summer, through a gulf, a lake, and a navigable river; in the winter season, over the hard and level surface of boundless snows. From the neighborhood of that city, the Russians descended the streams that fall into the Borysthenes; their canoes, of a single tree, were laden with slaves of every age, furs of every species, the spoil of their beehives, and the hides of their cattle; and the whole produce of the North was collected and discharged in the magazines of Kiow. The month of June was the ordinary season of the departure of the fleet: the timber of the canoes was framed into the oars and benches of more solid and capacious boats; and they proceeded without obstacle down the Borysthenes, as far as the seven or thirteen ridges of rocks, which traverse the bed, and precipitate the waters, of the river. At the more shallow falls it was sufficient to lighten the vessels; but the deeper cataracts were impassable; and the mariners, who dragged their vessels and their slaves six miles over land, were exposed in this toilsome journey to the robbers of the desert. At the first island below the falls, the Russians celebrated the festival of their escape: at a second, near the mouth of the river, they repaired their shattered vessels for the longer and more perilous voyage of the Black Sea. If they steered along the coast, the Danube was accessible; with a fair wind they could reach in thirty-six or forty hours the opposite shores of Anatolia; and Constantinople admitted the annual visit of the strangers of the North. They returned at the stated season with a rich cargo of corn, wine, and oil, the manufactures of Greece, and the spices of India. Some of their countrymen resided in the

    capital and provinces; and the national treaties protected the persons, effects, and privileges, of the Russian merchant.

    Chapter LV: The Bulgarians, The Hungarians And The Russians. —

    Part III.

    But the same communication which had been opened for the benefit, was soon abused for the injury, of mankind. In a period of one hundred and ninety years, the Russians made four attempts to plunder the treasures of Constantinople: the event was various, but the motive, the means, and the object, were the same in these naval expeditions. The Russian traders had seen the magnificence, and tasted the luxury of the city of the Cæsars. A marvellous tale, and a scanty supply, excited the desires of their savage countrymen: they envied the gifts of nature which their climate denied; they coveted the works of art, which they were too lazy to imitate and too indigent to purchase; the Varangian princes unfurled the banners of piratical adventure, and their bravest soldiers were drawn from the nations that dwelt in the northern isles of the ocean. The image of their naval armaments was revived in the last century, in the fleets of the Cossacks, which issued from the Borysthenes, to navigate the same seas for a similar purpose. The Greek appellation of monoxyla, or single canoes, might justly be applied to the bottom of their vessels. It was scooped out of the long stem of a beech or willow, but the slight and narrow foundation was raised and continued on either side with planks, till it attained the length of sixty, and the height of about twelve, feet. These boats were built without a deck, but with two rudders and a mast; to move with sails and oars; and to contain from forty to seventy men, with their arms, and provisions of fresh water and salt fish. The first trial of the Russians was made with two hundred boats; but when the national force was exerted, they might arm against Constantinople a thousand or twelve hundred vessels. Their fleet was not much inferior to the royal navy of Agamemnon,

    but it was magnified in the eyes of fear to ten or fifteen times the real proportion of its strength and numbers. Had the Greek emperors been endowed with foresight to discern, and vigor to prevent, perhaps they might have sealed with a maritime force the mouth of the Borysthenes. Their indolence abandoned the coast of Anatolia to the calamities of a piratical war, which, after an interval of six hundred years, again infested the Euxine; but as long as the capital was respected, the sufferings of a distant province escaped the notice both of the prince and the historian. The storm which had swept along from the Phasis and Trebizond, at length burst on the Bosphorus of Thrace; a strait of fifteen miles, in which the rude vessels of the Russians might have been stopped and destroyed by a more skilful adversary. In their first enterprise under the princes of Kiow, they passed without opposition, and occupied the port of Constantinople in the absence of the emperor Michael, the son of Theophilus. Through a crowd of perils, he landed at the palace-stairs, and immediately repaired to a church of the Virgin Mary. By the advice of the patriarch, her garment, a precious relic, was drawn from the sanctuary and dipped in the sea; and a seasonable tempest, which determined the retreat of the Russians, was devoutly ascribed to the mother of God. The silence of the Greeks may inspire some doubt of the truth, or at least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second attempt by Oleg, the guardian of the sons of Ruric. A strong barrier of arms and fortifications defended the Bosphorus: they were eluded by the usual expedient of drawing the boats over the isthmus; and this simple operation is described in the national chronicles, as if the Russian fleet had sailed over dry land with a brisk and favorable gale. The leader of the third armament, Igor, the son of Ruric, had chosen a moment of weakness and decay, when the naval powers of the empire were employed against the Saracens. But if courage be not wanting, the instruments of defence are seldom deficient. Fifteen broken and decayed galleys were boldly launched against the enemy; but instead of the single tube of Greek fire usually planted on the prow, the sides and stern of each vessel were abundantly supplied with that liquid combustible. The engineers were dexterous; the weather was

    propitious; many thousand Russians, who chose rather to be drowned than burnt, leaped into the sea; and those who escaped to the Thracian shore were inhumanly slaughtered by the peasants and soldiers. Yet one third of the canoes escaped into shallow water; and the next spring Igor was again prepared to retrieve his disgrace and claim his revenge. After a long peace, Jaroslaus, the great grandson of Igor, resumed the same project of a naval invasion. A fleet, under the command of his son, was repulsed at the entrance of the Bosphorus by the same artificial flames. But in the rashness of pursuit, the vanguard of the Greeks was encompassed by an irresistible multitude of boats and men; their provision of fire was probably exhausted; and twenty-four galleys were either taken, sunk, or destroyed.

    Yet the threats or calamities of a Russian war were more frequently diverted by treaty than by arms. In these naval hostilities, every disadvantage was on the side of the Greeks; their savage enemy afforded no mercy: his poverty promised no spoil; his impenetrable retreat deprived the conqueror of the hopes of revenge; and the pride or weakness of empire indulged an opinion, that no honor could be gained or lost in the intercourse with Barbarians. At first their demands were high and inadmissible, three pounds of gold for each soldier or mariner of the fleet: the Russian youth adhered to the design of conquest and glory; but the counsels of moderation were recommended by the hoary sages. “Be content,” they said, “with the liberal offers of Cæsar; it is not far better to obtain without a combat the possession of gold, silver, silks, and all the objects of our desires? Are we sure of victory? Can we conclude a treaty with the sea? We do not tread on the land; we float on the abyss of water, and a common death hangs over our heads.” The memory of these Arctic fleets that seemed to descend from the polar circle left deep impression of terror on the Imperial city. By the vulgar of every rank, it was asserted and believed, that an equestrian statue in the square of Taurus was secretly inscribed with a prophecy, how the Russians, in the last days, should become masters of

    Constantinople. In our own time, a Russian armament, instead of sailing from the Borysthenes, has circumnavigated the continent of Europe; and the Turkish capital has been threatened by a squadron of strong and lofty ships of war, each of which, with its naval science and thundering artillery, could have sunk or scattered a hundred canoes, such as those of their ancestors. Perhaps the present generation may yet behold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prediction, of a rare prediction, of which the style is unambiguous and the date unquestionable.

    By land the Russians were less formidable than by sea; and as they fought for the most part on foot, their irregular legions must often have been broken and overthrown by the cavalry of the Scythian hordes. Yet their growing towns, however slight and imperfect, presented a shelter to the subject, and a barrier to the enemy: the monarchy of Kiow, till a fatal partition, assumed the dominion of the North; and the nations from the Volga to the Danube were subdued or repelled by the arms of Swatoslaus, the son of Igor, the son of Oleg, the son of Ruric. The vigor of his mind and body was fortified by the hardships of a military and savage life. Wrapped in a bear-skin, Swatoslaus usually slept on the ground, his head reclining on a saddle; his diet was coarse and frugal, and, like the heroes of Homer, his meat (it was often horse-flesh) was broiled or roasted on the coals. The exercise of war gave stability and discipline to his army; and it may be presumed, that no soldier was permitted to transcend the luxury of his chief. By an embassy from Nicephorus, the Greek emperor, he was moved to undertake the conquest of Bulgaria; and a gift of fifteen hundred pounds of gold was laid at his feet to defray the expense, or reward the toils, of the expedition. An army of sixty thousand men was assembled and embarked; they sailed from the Borysthenes to the Danube; their landing was effected on the Mæsian shore; and, after a sharp encounter, the swords of the Russians prevailed against the arrows of the Bulgarian horse. The vanquished king sunk into the grave; his children were made captive; and his dominions, as far as

    Mount Hæmus, were subdued or ravaged by the northern invaders. But instead of relinquishing his prey, and performing his engagements, the Varangian prince was more disposed to advance than to retire; and, had his ambition been crowned with success, the seat of empire in that early period might have been transferred to a more temperate and fruitful climate. Swatoslaus enjoyed and acknowledged the advantages of his new position, in which he could unite, by exchange or rapine, the various productions of the earth. By an easy navigation he might draw from Russia the native commodities of furs, wax, and hydromel: Hungary supplied him with a breed of horses and the spoils of the West; and Greece abounded with gold, silver, and the foreign luxuries, which his poverty had affected to disdain. The bands of Patzinacites, Chozars, and Turks, repaired to the standard of victory; and the ambassador of Nicephorus betrayed his trust, assumed the purple, and promised to share with his new allies the treasures of the Eastern world. From the banks of the Danube the Russian prince pursued his march as far as Adrianople; a formal summons to evacuate the Roman province was dismissed with contempt; and Swatoslaus fiercely replied, that Constantinople might soon expect the presence of an enemy and a master.

    Nicephorus could no longer expel the mischief which he had introduced; but his throne and wife were inherited by John Zimisces, who, in a diminutive body, possessed the spirit and abilities of a hero. The first victory of his lieutenants deprived the Russians of their foreign allies, twenty thousand of whom were either destroyed by the sword, or provoked to revolt, or tempted to desert. Thrace was delivered, but seventy thousand Barbarians were still in arms; and the legions that had been recalled from the new conquests of Syria, prepared, with the return of the spring, to march under the banners of a warlike prince, who declared himself the friend and avenger of the injured Bulgaria. The passes of Mount Hæmus had been left unguarded; they were instantly occupied; the Roman vanguard was formed of the immortals, (a proud imitation of

    the Persian style;) the emperor led the main body of ten thousand five hundred foot; and the rest of his forces followed in slow and cautious array, with the baggage and military engines. The first exploit of Zimisces was the reduction of Marcianopolis, or Peristhlaba, in two days; the trumpets sounded; the walls were scaled; eight thousand five hundred Russians were put to the sword; and the sons of the Bulgarian king were rescued from an ignominious prison, and invested with a nominal diadem. After these repeated losses, Swatoslaus retired to the strong post of Drista, on the banks of the Danube, and was pursued by an enemy who alternately employed the arms of celerity and delay. The Byzantine galleys ascended the river, the legions completed a line of circumvallation; and the Russian prince was encompassed, assaulted, and famished, in the fortifications of the camp and city. Many deeds of valor were performed; several desperate sallies were attempted; nor was it till after a siege of sixty-five days that Swatoslaus yielded to his adverse fortune. The liberal terms which he obtained announce the prudence of the victor, who respected the valor, and apprehended the despair, of an unconquered mind. The great duke of Russia bound himself, by solemn imprecations, to relinquish all hostile designs; a safe passage was opened for his return; the liberty of trade and navigation was restored; a measure of corn was distributed to each of his soldiers; and the allowance of twenty-two thousand measures attests the loss and the remnant of the Barbarians. After a painful voyage, they again reached the mouth of the Borysthenes; but their provisions were exhausted; the season was unfavorable; they passed the winter on the ice; and, before they could prosecute their march, Swatoslaus was surprised and oppressed by the neighboring tribes with whom the Greeks entertained a perpetual and useful correspondence. Far different was the return of Zimisces, who was received in his capital like Camillus or Marius, the saviors of ancient Rome. But the merit of the victory was attributed by the pious emperor to the mother of God; and the image of the Virgin Mary, with the divine infant in her arms, was placed on a triumphal car, adorned with the spoils of war, and the ensigns of Bulgarian

    royalty. Zimisces made his public entry on horseback; the diadem on his head, a crown of laurel in his hand; and Constantinople was astonished to applaud the martial virtues of her sovereign.

    Photius of Constantinople, a patriarch, whose ambition was equal to his curiosity, congratulates himself and the Greek church on the conversion of the Russians. Those fierce and bloody Barbarians had been persuaded, by the voice of reason and religion, to acknowledge Jesus for their God, the Christian missionaries for their teachers, and the Romans for their friends and brethren. His triumph was transient and premature. In the various fortune of their piratical adventures, some Russian chiefs might allow themselves to be sprinkled with the waters of baptism; and a Greek bishop, with the name of metropolitan, might administer the sacraments in the church of Kiow, to a congregation of slaves and natives. But the seed of the gospel was sown on a barren soil: many were the apostates, the converts were few; and the baptism of Olga may be fixed as the æra of Russian Christianity. A female, perhaps of the basest origin, who could revenge the death, and assume the sceptre, of her husband Igor, must have been endowed with those active virtues which command the fear and obedience of Barbarians. In a moment of foreign and domestic peace, she sailed from Kiow to Constantinople; and the emperor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 has described, with minute diligence, the ceremonial of her reception in his capital and palace. The steps, the titles, the salutations, the banquet, the presents, were exquisitely adjusted to gratify the vanity of the stranger, with due reverence to the superior majesty of the purple. In the sacrament of baptism, she received the venerable name of the empress Helena; and her conversion might be preceded or followed by her uncle, two interpreters, sixteen damsels of a higher, and eighteen of a lower rank, twenty-two domestics or ministers, and forty-four Russian merchants, who composed the retinue of the great princess Olga. After her return to Kiow and Novogorod, she firmly persisted in her new religion; but her labors in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 were not crowned with success; and both her family and nation adhered with obstinacy or indifference to the gods of their fathers. Her son Swatoslaus was apprehensive of the scorn and ridicule of his companions; and her grandson Wolodomir devoted his youthful zeal to multiply and decorate the monuments of ancient worship. The savage deities of the North were still propitiated with human sacrifices: in the choice of the victim, a citizen was preferred to a stranger, a Christian to an idolater; and the father, who defended his son from the sacerdotal knife, was involved in the same doom by the rage of a fanatic tumult. Yet the lessons and example of the pious Olga had made a deep, though secret, impression in the minds of the prince and people: the Greek missionaries continued to preach, to dispute, and to baptize: and the ambassadors or merchants of Russia compared the idolatry of the woods with the elegant superstition of Constantinople. They had gazed with admiration on the dome of St. Sophia: the lively pictures of saints and martyrs, the riches of the altar, the number and vestments of the priests, the pomp and order of the ceremonies; they were edified by the alternate succession of devout silence and harmonious song; nor was it difficult to persuade them, that a choir of angels descended each day from heaven to join in the devotion of the Christians. But the conversion of Wolodomir was determined, or hastened, by his desire of a Roman bride. At the same time, and in the city of Cherson, the rites of baptism and marriage were celebrated by the Christian pontiff: the city he restored to the emperor Basil, the brother of his spouse; but the brazen gates were transported, as it is said, to Novogorod, and erected before the first church as a trophy of his victory and faith. At his despotic command, Peround, the god of thunder, whom he had so long adored, was dragged through the streets of Kiow; and twelve sturdy Barbarians battered with clubs the misshapen image, which was indignantly cast into the waters of the Borysthenes. The edict of Wolodomir had proclaimed, that all who should refuse the rites of baptism would be treated as the enemies of God and their prince; and the rivers were instantly filled with many thousands of obedient Russians, who acquiesced in the truth and excellence of a

    doctrine which had been embraced by the great duke and his boyars. In the next generation, the relics of Paganism were finally extirpated; but as the two brothers of Wolodomir had died without baptism, their bones were taken from the grave, and sanctified by an irregular and posthumous sacrament.

    In the ninth, tenth, and eleventh centuries of the Christian æra, the reign of the gospel and of the church was extended over Bulgaria, Hungary, Bohemia, Saxony, Denmark, Norway, Sweden, Poland, and Russia. The triumphs of apostolic zeal were repeated in the iron age of Christianity; and the northern and eastern regions of Europe submitted to a religion, more different in theory than in practice, from the worship of their native idols. A laudable ambition excited the monks both of Germany and Greece, to visit the tents and huts of the Barbarians: poverty, hardships, and dangers, were the lot of the first missionaries; their courage was active and patient; their motive pure and meritorious; their present reward consisted in the testimony of their conscience and the respect of a grateful people; but the fruitful harvest of their toils was inherited and enjoyed by the proud and wealthy prelates of succeeding times. The first conversions were free and spontaneous: a holy life and an eloquent tongue were the only arms of the missionaries; but the domestic fables of the Pagans were silenced by the miracles and visions of the strangers; and the favorable temper of the chiefs was accelerated by the dictates of vanity and interest. The leaders of nations, who were saluted with the titles of kings and saints, held it lawful and pious to impose the Catholic faith on their subjects and neighbors; the coast of the Baltic, from Holstein to the Gulf of Finland, was invaded under the standard of the cross; and the reign of idolatry was closed by the conversion of Lithuania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Yet truth and candor must acknowledge, that the conversion of the North imparted many temporal benefits both to the old and the new Christians. The rage of war, inherent to the human species, could not be healed by the evangelic precepts of charity and peace; and the ambition of Catholic princes has

    renewed in every age the calamities of hostile contention. But the admission of the Barbarians into the pale of civil and ecclesiastical society delivered Europe from the depredations, by sea and land, of the Normans, the Hungarians, and the Russians, who learned to spare their brethren and cultivate their possessions. The establishment of law and order was promoted by the influence of the clergy; and the rudiments of art and science were introduced into the savage countries of the globe. The liberal piety of the Russian princes engaged in their service the most skilful of the Greeks, to decorate the cities and instruct the inhabitants: the dome and the paintings of St. Sophia were rudely copied in the churches of Kiow and Novogorod: the writings of the fathers were translated into the Sclavonic idiom; and three hundred noble youths were invited or compelled to attend the lessons of the college of Jaroslaus. It should appear that Russia might have derived an early and rapid improvement from her peculiar connection with the church and state of Constantinople, which at that age so justly despised the ignorance of the Latins. But the Byzantine nation was servile, solitary, and verging to a hasty decline: after the fall of Kiow, the navigation of the Borysthenes was forgotten; the great princes of Wolodomir and Moscow were separated from the sea and Christendom; and the divided monarchy was oppressed by the ignominy and blindness of Tartar servitude. The Sclavonic and Scandinavian kingdoms, which had been converted by the Latin missionaries, were exposed, it is true, to the spiritual jurisdiction and temporal claims of the popes; but they were united in language and religious worship, with each other, and with Rome; they imbibed the free and generous spirit of the European republic, and gradually shared the light of knowledge which arose on the western world.

    Chapter LVI:

    The Saracens, The Franks And The Normans.

    Part I.

    The Saracens, Franks, And Greeks, In Italy. — First Adventures And Settlement Of The Normans. — Character And Conquest Of Robert Guiscard, Duke Of Apulia — Deliverance Of Sicily By His Brother Roger. — Victories Of Robert Over The Emperors Of The East And West. — Roger, King Of Sicily, Invades Africa And Greece. — The Emperor Manuel Comnenus. — Wars Of The Greeks And Normans. — Extinction Of The Normans.

    The three great nations of the world, the Greeks, the Saracens, and the Franks, encountered each other on the theatre of Italy. The southern provinces, which now compose the kingdom of Naples, were subject, for the most part, to the Lombard dukes and princes of Beneventum; so powerful in war, that they checked for a moment the genius of Charlemagne; so liberal in peace, that they maintained in their capital an academy of thirty-two philosophers and grammarians. The division of this flourishing state produced the rival principalities of Benevento, Salerno, and Capua; and the thoughtless ambition or revenge of the competitors invited the Saracens to the ruin of their common inheritance. During a calamitous period of two hundred years, Italy was exposed to a repetition of wounds, which the invaders were not capable of healing by the union and tranquility of a perfect conquest. Their frequent and almost annual squadrons issued from the

    port of Palermo, and were entertained with too much indulgence by the Christians of Naples: the more formidable fleets were prepared on the African coast; and even the Arabs of Andalusia were sometimes tempted to assist or oppose the Moslems of an adverse sect. In the revolution of human events, a new ambuscade was concealed in the Caudine Forks, the fields of Cannæ were bedewed a second time with the blood of the Africans, and the sovereign of Rome again attacked or defended the walls of Capua and Tarentum. A colony of Saracens had been planted at Bari, which commands the entrance of the Adriatic Gulf; and their impartial depredations provoked the resentment, and conciliated the union of the two emperors. An offensive alliance was concluded between Basil the Macedonian, the first of his race, and Lewis the great-grandson of Charlemagne; and each party supplied the deficiencies of his associate. It would have been imprudent in the Byzantine monarch to transport his stationary troops of Asia to an Italian campaign; and the Latin arms would have been insufficient if his superior navy had not occupied the mouth of the Gulf. The fortress of Bari was invested by the infantry of the Franks, and by the cavalry and galleys of the Greeks; and, after a defence of four years, the Arabian emir submitted to the clemency of Lewis, who commanded in person the operations of the siege. This important conquest had been achieved by the concord of the East and West; but their recent amity was soon imbittered by the mutual complaints of jealousy and pride. The Greeks assumed as their own the merit of the conquest and the pomp of the triumph; extolled the greatness of their powers, and affected to deride the intemperance and sloth of the handful of Barbarians who appeared under the banners of the Carlovingian prince. His reply is expressed with the eloquence of indignation and truth: “We confess the magnitude of your preparation,” says the great-grandson of Charlemagne. “Your armies were indeed as numerous as a cloud of summer locusts, who darken the day, flap their wings, and, after a short flight, tumble weary and breathless to the ground. Like them, ye sunk after a feeble effort; ye were vanquished by your own cowardice; and withdrew from the scene of action to

    injure and despoil our Christian subjects of the Sclavonian coast. We were few in number, and why were we few? Because, after a tedious expectation of your arrival, I had dismissed my host, and retained only a chosen band of warriors to continue the blockade of the city. If they indulged their hospitable feasts in the face of danger and death, did these feasts abate the vigor of their enterprise? Is it by your fasting that the walls of Bari have been overturned? Did not these valiant Franks, diminished as they were by languor and fatigue, intercept and vanish the three most powerful emirs of the Saracens? and did not their defeat precipitate the fall of the city? Bari is now fallen; Tarentum trembles; Calabria will be delivered; and, if we command the sea, the Island of Sicily may be rescued from the hands of the infidels. My brother,” accelerate (a name most offensive to the vanity of the Greek,) “accelerate your naval succors, respect your allies, and distrust your flatterers.”

    These lofty hopes were soon extinguished by the death of Lewis, and the decay of the Carlovingian house; and whoever might deserve the honor, the Greek emperors, Basil, and his son Leo, secured the advantage, of the reduction of Bari The Italians of Apulia and Calabria were persuaded or compelled to acknowledge their supremacy, and an ideal line from Mount Garganus to the Bay of Salerno, leaves the far greater part of the kingdom of Naples under the dominion of the Eastern empire. Beyond that line, the dukes or republics of Amalfi and Naples, who had never forfeited their voluntary allegiance, rejoiced in the neighborhood of their lawful sovereign; and Amalfi was enriched by supplying Europe with the produce and manufactures of Asia. But the Lombard princes of Benevento, Salerno, and Capua, were reluctantly torn from the communion of the Latin world, and too often violated their oaths of servitude and tribute. The city of Bari rose to dignity and wealth, as the metropolis of the new theme or province of Lombardy: the title of patrician, and afterwards the singular name of Catapan, was assigned to the supreme governor; and the policy both of the church and state was modelled in exact subordination to the throne of Constantinople. As long as the

    sceptre was disputed by the princes of Italy, their efforts were feeble and adverse; and the Greeks resisted or eluded the forces of Germany, which descended from the Alps under the Imperial standard of the Othos. The first and greatest of those Saxon princes was compelled to relinquish the siege of Bari: the second, after the loss of his stoutest bishops and barons, escaped with honor from the bloody field of Crotona. On that day the scale of war was turned against the Franks by the valor of the Saracens. These corsairs had indeed been driven by the Byzantine fleets from the fortresses and coasts of Italy; but a sense of interest was more prevalent than superstition or resentment, and the caliph of Egypt had transported forty thousand Moslems to the aid of his Christian ally. The successors of Basil amused themselves with the belief, that the conquest of Lombardy had been achieved, and was still preserved by the justice of their laws, the virtues of their ministers, and the gratitude of a people whom they had rescued from anarchy and oppression. A series of rebellions might dart a ray of truth into the palace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illusions of flattery were dispelled by the easy and rapid success of the Norman adventurers.

    The revolution of human affairs had produced in Apulia and Calabria a melancholy contrast between the age of Pythagoras and the tenth century of the Christian æra. At the former period, the coast of Great Greece (as it was then styled) was planted with free and opulent cities: these cities were peopled with soldiers, artists, and philosophers; and the military strength of Tarentum; Sybaris, or Crotona, was not inferior to that of a powerful kingdom. At the second æra, these once flourishing provinces were clouded with ignorance impoverished by tyranny, and depopulated by Barbarian war nor can we severely accuse the exaggeration of a contemporary, that a fair and ample district was reduced to the same desolation which had covered the earth after the general deluge. Among the hostilities of the Arabs, the Franks, and the Greeks, in the southern Italy, I shall select two or three anecdotes expressive of their national manners. 1. It was

    the amusement of the Saracens to profane, as well as to pillage, the monasteries and churches. At the siege of Salerno, a Mussulman chief spread his couch on the communion-table, and on that altar sacrificed each night the virginity of a Christian nun. As he wrestled with a reluctant maid, a beam in the roof was accidentally or dexterously thrown down on his head; and the death of the lustful emir was imputed to the wrath of Christ, which was at length awakened to the defence of his faithful spouse. 2. The Saracens besieged the cities of Beneventum and Capua: after a vain appeal to the successors of Charlemagne, the Lombards implored the clemency and aid of the Greek emperor. A fearless citizen dropped from the walls, passed the intrenchments, accomplished his commission, and fell into the hands of the Barbarians as he was returning with the welcome news. They commanded him to assist their enterprise, and deceive his countrymen, with the assurance that wealth and honors should be the reward of his falsehood, and that his sincerity would be punished with immediate death. He affected to yield, but as soon as he was conducted within hearing of the Christians on the rampart, “Friends and brethren,” he cried with a loud voice, “be bold and patient, maintain the city; your sovereign is informed of your distress, and your deliverers are at hand. I know my doom, and commit my wife and children to your gratitude.” The rage of the Arabs confirmed his evidence; and the self-devoted patriot was transpierced with a hundred spears. He deserves to live in the memory of the virtuous, but the repetition of the same story in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may sprinkle some doubts on the reality of this generous deed. 3. The recital of a third incident may provoke a smile amidst the horrors of war. Theobald, marquis of Camerino and Spoleto, supported the rebels of Beneventum; and his wanton cruelty was not incompatible in that age with the character of a hero. His captives of the Greek nation or party were castrated without mercy, and the outrage was aggravated by a cruel jest, that he wished to present the emperor with a supply of eunuchs, the most precious ornaments of the Byzantine court. The garrison of a castle had been defeated in a sally, and the prisoners were sentenced to the customary operation. But the

    sacrifice was disturbed by the intrusion of a frantic female, who, with bleeding cheeks dishevelled hair, and importunate clamors, compelled the marquis to listen to her complaint. “Is it thus,” she cried, ‘ye magnanimous heroes, that ye wage war against women, against women who have never injured ye, and whose only arms are the distaff and the loom?” Theobald denied the charge, and protested that, since the Amazons, he had never heard of a female war. “And how,” she furiously exclaimed, “can you attack us more directly, how can you wound us in a more vital part, than by robbing our husbands of what we most dearly cherish, the source of our joys, and the hope of our posterity? The plunder of our flocks and herds I have endured without a murmur, but this fatal injury, this irreparable loss, subdues my patience, and calls aloud on the justice of heaven and earth.” A general laugh applauded her eloquence; the savage Franks, inaccessible to pity, were moved by her ridiculous, yet rational despair; and with the deliverance of the captives, she obtained the restitution of her effects. As she returned in triumph to the castle, she was overtaken by a messenger, to inquire, in the name of Theobald, what punishment should be inflicted on her husband, were he again taken in arms. “Should such,” she answered without hesitation, “be his guilt and misfortune, he has eyes, and a nose, and hands, and feet. These are his own, and these he may deserve to forfeit by his personal offences. But let my lord be pleased to spare what his little handmaid presumes to claim as her peculiar and lawful propert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ormans in the kingdoms of Naples and Sicily is an event most romantic in its origin, and in its consequences most important both to Italy and the Eastern empire. The broken provinces of the Greeks, Lombards, and Saracens, were exposed to every invader, and every sea and land were invaded by the adventurous spirit of the Scandinavian pirates. After a long indulgence of rapine and slaughter, a fair and ample territory was accepted, occupied, and named, by the Normans of France: they renounced their gods for the God of the Christians; and the dukes of Normandy

    acknowledged themselves the vassals of the successors of Charlemagne and Capet. The savage fierceness which they had brought from the snowy mountains of Norway was refined, without being corrupted, in a warmer climate; the companions of Rollo insensibly mingled with the natives; they imbibed the manners, language, and gallantry, of the French nation; and in a martial age, the Normans might claim the palm of valor and glorious achievements. Of the fashionable superstitions, they embraced with ardor the pilgrimages of Rome, Italy, and the Holy Land. In this active devotion, the minds and bodies were invigorated by exercise: danger was the incentive, novelty the recompense; and the prospect of the world was decorated by wonder, credulity, and ambitious hope. They confederated for their mutual defence; and the robbers of the Alps, who had been allured by the garb of a pilgrim, were often chastised by the arm of a warrior. In one of these pious visits to the cavern of Mount Garganus in Apulia, which had been sanctified by the apparition of the archangel Michael, they were accosted by a stranger in the Greek habit, but who soon revealed himself as a rebel, a fugitive, and a mortal foe of the Greek empire. His name was Melo; a noble citizen of Bari, who, after an unsuccessful revolt, was compelled to seek new allies and avengers of his country. The bold appearance of the Normans revived his hopes and solicited his confidence: they listened to the complaints, and still more to the promises, of the patriot. The assurance of wealth demonstrated the justice of his cause; and they viewed, as the inheritance of the brave, the fruitful land which was oppressed by effeminate tyrants. On their return to Normandy, they kindled a spark of enterprise, and a small but intrepid band was freely associated for the deliverance of Apulia. They passed the Alps by separate roads, and in the disguise of pilgrims; but in the neighborhood of Rome they were saluted by the chief of Bari, who supplied the more indigent with arms and horses, and instantly led them to the field of action. In the first conflict, their valor prevailed; but in the second engagement they were overwhelmed by the numbers and military engines of the Greeks, and indignantly retreated with their faces to the enemy. * The unfortunate Melo ended his life a suppliant at the court of Germany: his

    Norman followers, excluded from their native and their promised land, wandered among the hills and valleys of Italy, and earned their daily subsistence by the sword. To that formidable sword the princes of Capua, Beneventum, Salerno, and Naples, alternately appealed in their domestic quarrels; the superior spirit and discipline of the Normans gave victory to the side which they espoused; and their cautious policy observed the balance of power, lest the preponderance of any rival state should render their aid less important, and their service less profitable. Their first asylum was a strong camp in the depth of the marshes of Campania: but they were soon endowed by the liberality of the duke of Naples with a more plentiful and permanent seat. Eight miles from his residence, as a bulwark against Capua, the town of Aversa was built and fortified for their use; and they enjoyed as their own the corn and fruits, the meadows and groves, of that fertile district. The report of their success attracted every year new swarms of pilgrims and soldiers: the poor were urged by necessity; the rich were excited by hope; and the brave and active spirits of Normandy were impatient of ease and ambitious of renown. The independent standard of Aversa afforded shelter and encouragement to the outlaws of the province, to every fugitive who had escaped from the injustice or justice of his superiors; and these foreign associates were quickly assimilated in manners and language to the Gallic colony. The first leader of the Normans was Count Rainulf; and, in the origin of society, preëminence of rank is the reward and the proof of superior merit. *

    Since the conquest of Sicily by the Arabs, the Grecian emperors had been anxious to regain that valuable possession; but their efforts, however strenuous, had been opposed by the distance and the sea. Their costly armaments, after a gleam of success, added new pages of calamity and disgrace to the Byzantine annals: twenty thousand of their best troops were lost in a single expedition; and the victorious Moslems derided the policy of a nation which intrusted eunuchs not only with the custody of their women, but with

    the command of their men After a reign of two hundred years, the Saracens were ruined by their divisions. The emir disclaimed the authority of the king of Tunis; the people rose against the emir; the cities were usurped by the chiefs; each meaner rebel was independent in his village or castle; and the weaker of two rival brothers implored the friendship of the Christians. In every service of danger the Normans were prompt and useful; and five hundred knights, or warriors on horseback, were enrolled by Arduin, the agent and interpreter of the Greeks, under the standard of Maniaces, governor of Lombardy. Before their landing, the brothers were reconciled; the union of Sicily and Africa was restored; and the island was guarded to the water’s edge. The Normans led the van and the Arabs of Messina felt the valor of an untried foe. In a second action the emir of Syracuse was unhorsed and transpierced by the iron arm of William of Hauteville. In a third engagement, his intrepid companions discomfited the host of sixty thousand Saracens, and left the Greeks no more than the labor of the pursuit: a splendid victory; but of which the pen of the historian may divide the merit with the lance of the Normans. It is, however, true, that they essentially promoted the success of Maniaces, who reduced thirteen cities, and the greater part of Sicily, under the obedience of the emperor. But his military fame was sullied by ingratitude and tyranny. In the division of the spoils, the deserts of his brave auxiliaries were forgotten; and neither their avarice nor their pride could brook this injurious treatment. They complained by the mouth of their interpreter: their complaint was disregarded; their interpreter was scourged; the sufferings were his; the insult and resentment belonged to those whose sentiments he had delivered. Yet they dissembled till they had obtained, or stolen, a safe passage to the Italian continent: their brethren of Aversa sympathized in their indignation, and the province of Apulia was invaded as the forfeit of the debt. Above twenty years after the first emigration, the Normans took the field with no more than seven hundred horse and five hundred foot; and after the recall of the Byzantine legions from the Sicilian war, their numbers are magnified to the amount of threescore thousand men. Their herald proposed the option of battle or

    retreat; “of battle,” was the unanimous cry of the Normans; and one of their stoutest warriors, with a stroke of his fist, felled to the ground the horse of the Greek messenger. He was dismissed with a fresh horse; the insult was concealed from the Imperial troops; but in two successive battles they were more fatally instructed of the prowess of their adversaries. In the plains of Cannæ, the Asiatics fled before the adventurers of France; the duke of Lombardy was made prisoner; the Apulians acquiesced in a new dominion; and the four places of Bari, Otranto, Brundusium, and Tarentum, were alone saved in the shipwreck of the Grecian fortunes. From this æra we may dat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orman power, which soon eclipsed the infant colony of Aversa. Twelve counts were chosen by the popular suffrage; and age, birth, and merit, were the motives of their choice. The tributes of their peculiar districts were appropriated to their use; and each count erected a fortress in the midst of his lands, and at the head of his vassals. In the centre of the province, the common habitation of Melphi was reserved as the metropolis and citadel of the republic; a house and separate quarter was allotted to each of the twelve counts: and the national concerns were regulated by this military senate. The first of his peers, their president and general, was entitled count of Apulia; and this dignity was conferred on William of the iron arm, who, in the language of the age, is styled a lion in battle, a lamb in society, and an angel in council. The manners of his countrymen are fairly delineated by a contemporary and national historian. “The Normans,” says Malaterra, “are a cunning and revengeful people; eloquence and dissimulation appear to be their hereditary qualities: they can stoop to flatter; but unless they are curbed by the restraint of law, they indulge the licentiousness of nature and passion. Their princes affect the praises of popular munificence; the people observe the medium, or rather blond the extremes, of avarice and prodigality; and in their eager thirst of wealth and dominion, they despise whatever they possess, and hope whatever they desire. Arms and horses, the luxury of dress, the exercises of hunting and hawking are the delight of the Normans; but, on pressing occasions, they can endure with

    incredible patience the inclemency of every climate, and the toil and absence of a military life.”

    Chapter LVI: The Saracens, The Franks And The Normans. —

    Part II.

    The Normans of Apulia were seated on the verge of the two empires; and, according to the policy of the hour, they accepted the investiture of their lands, from the sovereigns of Germany or Constantinople. But the firmest title of these adventurers was the right of conquest: they neither loved nor trusted; they were neither trusted nor beloved: the contempt of the princes was mixed with fear, and the fear of the natives was mingled with hatred and resentment. Every object of desire, a horse, a woman, a garden, tempted and gratified the rapaciousness of the strangers; and the avarice of their chiefs was only colored by the more specious names of ambition and glory. The twelve counts were sometimes joined in the league of injustice: in their domestic quarrels they disputed the spoils of the people: the virtues of William were buried in his grave; and Drogo, his brother and successor, was better qualified to lead the valor, than to restrain the violence, of his peers. Under the reign of Constantine Monomachus, the policy, rather than benevolence, of the Byzantine court, attempted to relieve Italy from this adherent mischief, more grievous than a flight of Barbarians; and Argyrus, the son of Melo, was invested for this purpose with the most lofty titles and the most ample commission. The memory of his father might recommend him to the Normans; and he had already engaged their voluntary service to quell the revolt of Maniaces, and to avenge their own and the public injury. It was the design of Constantine to transplant the warlike colony from the Italian provinces to the Persian war; and the son of Melo distributed among the chiefs the gold and manufactures of Greece, as the first-fruits of the Imperial bounty. But his arts were baffled by the sense and spirit of the conquerors of Apulia: his gifts, or at least his proposals, were rejected; and they unanimously

    refused to relinquish their possessions and their hopes for the distant prospect of Asiatic fortune. After the means of persuasion had failed, Argyrus resolved to compel or to destroy: the Latin powers were solicited against the common enemy; and an offensive alliance was formed of the pope and the two emperors of the East and West. The throne of St. Peter was occupied by Leo the Ninth, a simple saint, of a temper most apt to deceive himself and the world, and whose venerable character would consecrate with the name of piety the measures least compatible with the practice of religion. His humanity was affected by the complaints, perhaps the calumnies, of an injured people: the impious Normans had interrupted the payment of tithes; and the temporal sword might be lawfully unsheathed against the sacrilegious robbers, who were deaf to the censures of the church. As a German of noble birth and royal kindred, Leo had free access to the court and confidence of the emperor Henry the Third; and in search of arms and allies, his ardent zeal transported him from Apulia to Saxony, from the Elbe to the Tyber. During these hostile preparations, Argyrus indulged himself in the use of secret and guilty weapons: a crowd of Normans became the victims of public or private revenge; and the valiant Drogo was murdered in a church. But his spirit survived in his brother Humphrey, the third count of Apulia. The assassins were chastised; and the son of Melo, overthrown and wounded, was driven from the field, to hide his shame behind the walls of Bari, and to await the tardy succor of his allies.

    But the power of Constantine was distracted by a Turkish war; the mind of Henry was feeble and irresolute; and the pope, instead of repassing the Alps with a German army, was accompanied only by a guard of seven hundred Swabians and some volunteers of Lorraine. In his long progress from Mantua to Beneventum, a vile and promiscuous multitude of Italians was enlisted under the holy standard: the priest and the robber slept in the same tent; the pikes and crosses were intermingled in the front; and the martial saint repeated the lessons of his youth in the order of march, of encampment,

    and of combat. The Normans of Apulia could muster in the field no more than three thousand horse, with a handful of infantry: the defection of the natives intercepted their provisions and retreat; and their spirit, incapable of fear, was chilled for a moment by superstitious awe. On the hostile approach of Leo, they knelt without disgrace or reluctance before their spiritual father. But the pope was inexorable; his lofty Germans affected to deride the diminutive stature of their adversaries; and the Normans were informed that death or exile was their only alternative. Flight they disdained, and, as many of them had been three days without tasting food, they embraced the assurance of a more easy and honorable death. They climbed the hill of Civitella, descended into the plain, and charged in three divisions the army of the pope. On the left, and in the centre, Richard count of Aversa, and Robert the famous Guiscard, attacked, broke, routed, and pursued the Italian multitudes, who fought without discipline, and fled without shame. A harder trial was reserved for the valor of Count Humphrey, who led the cavalry of the right wing. The Germans have been described as unskillful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horse and the lance, but on foot they formed a strong and impenetrable phalanx; and neither man, nor steed, nor armor, could resist the weight of their long and two-handed swords. After a severe conflict, they were encompassed by the squadrons returning from the pursuit; and died in the ranks with the esteem of their foes,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revenge. The gates of Civitella were shut against the flying pope, and he was overtaken by the pious conquerors, who kissed his feet, to implore his blessing and the absolution of their sinful victory. The soldiers beheld in their enemy and captive the vicar of Christ; and, though we may suppose the policy of the chiefs, it is probable that they were infected by the popular superstition. In the calm of retirement, the well-meaning pope deplored the effusion of Christian blood, which must be imputed to his account: he felt, that he had been the author of sin and scandal; and as his undertaking had failed, the indecency of his military character was universally condemned. With these dispositions, he listened to the offers of a beneficial treaty; deserted an

    alliance which he had preached as the cause of God; and ratified the past and future conquests of the Normans. By whatever hands they had been usurped, the provinces of Apulia and Calabria were a part of the donation of Constantine and the patrimony of St. Peter: the grant and the acceptance confirmed the mutual claims of the pontiff and the adventurers. They promised to support each other with spiritual and temporal arms; a tribute or quitrent of twelve pence was afterwards stipulated for every ploughland; and since this memorable transaction, the kingdom of Naples has remained above seven hundred years a fief of the Holy See.

    The pedigree of Robert of Guiscard is variously deduced from the peasants and the dukes of Normandy: from the peasants, by the pride and ignorance of a Grecian princess; from the dukes, by the ignorance and flattery of the Italian subjects. His genuine descent may be ascribed to the second or middle order of private nobility. He sprang from a race of valvassors or bannerets, of the diocese of Coutances, in the Lower Normandy: the castle of Hauteville was their honorable seat: his father Tancred was conspicuous in the court and army of the duke; and his military service was furnished by ten soldiers or knights. Two marriages, of a rank not unworthy of his own, made him the father of twelve sons, who were educated at home by the impartial tenderness of his second wife. But a narrow patrimony was insufficient for this numerous and daring progeny; they saw around the neighborhood the mischiefs of poverty and discord, and resolved to seek in foreign wars a more glorious inheritance. Two only remained to perpetuate the race, and cherish their father’s age: their ten brothers, as they successfully attained the vigor of manhood, departed from the castle, passed the Alps, and joined the Apulian camp of the Normans. The elder were prompted by native spirit; their success encouraged their younger brethren, and the three first in seniority, William, Drogo, and Humphrey, deserved to be the chiefs of their nation and the founders of the new republic. Robert was the eldest of the seven sons of the second marriage; and even the

    reluctant praise of his foes has endowed him with the heroic qualities of a soldier and a statesman. His lofty stature surpassed the tallest of his army: his limbs were cast in the true proportion of strength and gracefulness; and to the decline of life, he maintained the patient vigor of health and the commanding dignity of his form. His complexion was ruddy, his shoulders were broad, his hair and beard were long and of a flaxen color, his eyes sparkled with fire, and his voice, like that of Achilles, could impress obedience and terror amidst the tumult of battle. In the ruder ages of chivalry, such qualifications are not below the notice of the poet or historians: they may observe that Robert, at once, and with equal dexterity, could wield in the right hand his sword, his lance in the left; that in the battle of Civitella he was thrice unhorsed; and that in the close of that memorable day he was adjudged to have borne away the prize of valor from the warriors of the two armies. His boundless ambition was founded on the consciousness of superior worth: in the pursuit of greatness, he was never arrested by the scruples of justice, and seldom moved by the feelings of humanity: though not insensible of fame, the choice of open or clandestine means was determined only by his present advantage. The surname of Guiscard was applied to this master of political wisdom, which is too often confounded with the practice of dissimulation and deceit; and Robert is praised by the Apulian poet for excelling the cunning of Ulysses and the eloquence of Cicero. Yet these arts were disguised by an appearance of military frankness: in his highest fortune, he was accessible and courteous to his fellow-soldiers; and while he indulged the prejudices of his new subjects, he affected in his dress and manners to maintain the ancient fashion of his country. He grasped with a rapacious, that he might distribute with a liberal, hand: his primitive indigence had taught the habits of frugality; the gain of a merchant was not below his attention; and his prisoners were tortured with slow and unfeeling cruelty, to force a discovery of their secret treasure. According to the Greeks, he departed from Normandy with only five followers on horseback and thirty on foot; yet even this allowance appears too bountiful: the sixth son of Tancred of

    Hauteville passed the Alps as a pilgrim; and his first military band was levied among the adventurers of Italy. His brothers and countrymen had divided the fertile lands of Apulia; but they guarded their shares with the jealousy of avarice; the aspiring youth was driven forwards to the mountains of Calabria, and in his first exploits against the Greeks and the natives, it is not easy to discriminate the hero from the robber. To surprise a castle or a convent, to ensnare a wealthy citizen, to plunder the adjacent villages for necessary food, were the obscure labors which formed and exercised the powers of his mind and body. The volunteers of Normandy adhered to his standard; and, under his command, the peasants of Calabria assumed the name and character of Normans.

    As the genius of Robert expanded with his fortune, he awakened the jealousy of his elder brother, by whom, in a transient quarrel, his life was threatened and his liberty restrained. After the death of Humphrey, the tender age of his sons excluded them from the command; they were reduced to a private estate, by the ambition of their guardian and uncle; and Guiscard was exalted on a buckler, and saluted count of Apulia and general of the republic. With an increase of authority and of force, he resumed the conquest of Calabria, and soon aspired to a rank that should raise him forever above the heads of his equals. By some acts of rapine or sacrilege, he had incurred a papal excommunication; but Nicholas the Second was easily persuaded that the divisions of friends could terminate only in their mutual prejudice; that the Normans were the faithful champions of the Holy See; and it was safer to trust the alliance of a prince than the caprice of an aristocracy. A synod of one hundred bishops was convened at Melphi; and the count interrupted an important enterprise to guard the person and execute the decrees of the Roman pontiff. His gratitude and policy conferred on Robert and his posterity the ducal title, with the investiture of Apulia, Calabria, and all the lands, both in Italy and Sicily, which his sword could rescue from the schismatic Greeks and the unbelieving Saracens. This apostolic sanction might justify his

    arms; but the obedience of a free and victorious people could not be transferred without their consent; and Guiscard dissembled his elevation till the ensuing campaign had been illustrated by the conquest of Consenza and Reggio. In the hour of triumph, he assembled his troops, and solicited the Normans to confirm by their suffrage the judgment of the vicar of Christ: the soldiers hailed with joyful acclamations their valiant duke; and the counts, his former equals, pronounced the oath of fidelity with hollow smiles and secret indignation. After this inauguration, Robert styled himself, “By the grace of God and St. Peter, duke of Apulia, Calabria, and hereafter of Sicily;” and it was the labor of twenty years to deserve and realize these lofty appellations. Such tardy progress, in a narrow space, may seem unworthy of the abilities of the chief and the spirit of the nation; but the Normans were few in number; their resources were scanty; their service was voluntary and precarious. The bravest designs of the duke were sometimes opposed by the free voice of his parliament of barons: the twelve counts of popular election conspired against his authority; and against their perfidious uncle, the sons of Humphrey demanded justice and revenge. By his policy and vigor, Guiscard discovered their plots, suppressed their rebellions, and punished the guilty with death or exile: but in these domestic feuds, his years, and the national strength, were unprofitably consumed. After the defeat of his foreign enemies, the Greeks, Lombards, and Saracens, their broken forces retreated to the strong and populous cities of the sea-coast. They excelled in the arts of fortification and defence; the Normans were accustomed to serve on horseback in the field, and their rude attempts could only succeed by the efforts of persevering courage. The resistance of Salerno was maintained above eight months; the siege or blockade of Bari lasted near four years. In these actions the Norman duke was the foremost in every danger; in every fatigue the last and most patient. As he pressed the citadel of Salerno, a huge stone from the rampart shattered one of his military engines; and by a splinter he was wounded in the breast. Before the gates of Bari, he lodged in a miserable hut or barrack, composed of dry branches, and thatched with straw; a

    perilous station, on all sides open to the inclemency of the winter and the spears of the enemy.

    The Italian conquests of Robert correspond with the limits of the present kingdom of Naples; and the countries united by his arms have not been dissevered by the revolutions of seven hundred years. The monarchy has been composed of the Greek provinces of Calabria and Apulia, of the Lombard principality of Salerno, the republic of Amalphi, and the inland dependencies of the large and ancient duchy of Beneventum. Three districts only were exempted from the common law of subjection; the first forever, the two last till the middle of the succeeding century. The city and immediate territory of Benevento had been transferred, by gift or exchange, from the German emperor to the Roman pontiff; and although this holy land was sometimes invaded, the name of St. Peter was finally more potent than the sword of the Normans. Their first colony of Aversa subdued and held the state of Capua; and her princes were reduced to beg their bread before the palace of their fathers. The dukes of Naples, the present metropolis, maintained the popular freedom, under the shadow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Among the new acquisitions of Guiscard, the science of Salerno, and the trade of Amalphi, may detain for a moment the curiosity of the reader. I. Of the learned faculties, jurisprudence implies the previous establishment of laws and property; and theology may perhaps be superseded by the full light of religion and reason. But the savage and the sage must alike implore the assistance of physic; and, if our diseases are inflamed by luxury, the mischiefs of blows and wounds would be more frequent in the ruder ages of society. The treasures of Grecian medicine had been communicated to the Arabian colonies of Africa, Spain, and Sicily; and in the intercourse of peace and war, a spark of knowledge had been kindled and cherished at Salerno, an illustrious city, in which the men were honest and the women beautiful. A school, the first that arose in the darkness of Europe, was consecrated to the healing art: the conscience of monks and bishops was reconciled to that salutary and lucrative profession; and a

    crowd of patients, of the most eminent rank, and most distant climates, invited or visited the physicians of Salerno. They were protected by the Norman conquerors; and Guiscard, though bred in arms, could discern the merit and value of a philosopher. After a pilgrimage of thirty-nine years, Constantine, an African Christian, returned from Bagdad, a master of the language and learning of the Arabians; and Salerno was enriched by the practice, the lessons, and the writings of the pupil of Avicenna. The school of medicine has long slept in the name of a university; but her precepts are abridged in a string of aphorisms, bound together in the Leonine verses, or Latin rhymes, of the twelfth century. II. Seven miles to the west of Salerno, and thirty to the south of Naples, the obscure town of Amalphi displayed the power and rewards of industry. The land, however fertile, was of narrow extent; but the sea was accessible and open: the inhabitants first assumed the office of supplying the western world with the manufactures and productions of the East; and this useful traffic was the source of their opulence and freedom. The government was popular, under the administration of a duke and the supremacy of the Greek emperor. Fifty thousand citizens were numbered in the walls of Amalphi; nor was any city more abundantly provided with gold, silver, and the objects of precious luxury. The mariners who swarmed in her port, excelled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navigation and astronomy: and the discovery of the compass, which has opened the globe, is owing to their ingenuity or good fortune. Their trade was extended to the coasts, or at least to the commodities, of Africa, Arabia, and India: and their settlements in Constantinople, Antioch, Jerusalem, and Alexandria, acquired the privileges of independent colonies. After three hundred years of prosperity, Amalphi was oppressed by the arms of the Normans, and sacked by the jealousy of Pisa; but the poverty of one thousand * fisherman is yet dignified by the remains of an arsenal, a cathedral, and the palaces of royal merchants.

    Chapter LVI: The Saracens, The Franks And The Normans. —

    Part III.

    Roger, the twelfth and last of the sons of Tancred, had been long detained in Normandy by his own and his father’ age. He accepted the welcome summons; hastened to the Apulian camp; and deserved at first the esteem, and afterwards the envy, of his elder brother. Their valor and ambition were equal; but the youth, the beauty, the elegant manners, of Roger engaged the disinterested love of the soldiers and people. So scanty was his allowance for himself and forty followers, that he descended from conquest to robbery, and from robbery to domestic theft; and so loose were the notions of property, that, by his own historian, at his special command, he is accused of stealing horses from a stable at Melphi. His spirit emerged from poverty and disgrace: from these base practices he rose to the merit and glory of a holy war; and the invasion of Sicily was seconded by the zeal and policy of his brother Guiscard. After the retreat of the Greeks, the idolaters, a most audacious reproach of the Catholics, had retrieved their losses and possessions; but the deliverance of the island, so vainly undertaken by the forces of the Eastern empire, was achieved by a small and private band of adventurers. In the first attempt, Roger braved, in an open boat, the real and fabulous dangers of Scylla and Charybdis; landed with only sixty soldiers on a hostile shore; drove the Saracens to the gates of Messina and safely returned with the spoils of the adjacent country. In the fortress of Trani, his active and patient courage were equally conspicuous. In his old age he related with pleasure, that, by the distress of the siege, himself, and the countess his wife, had been reduced to a single cloak or mantle, which they wore alternately; that in a sally his horse had been slain, and he was dragged away by the Saracens; but that he owed his rescue to his good sword, and had retreated with his saddle on his back, lest the meanest trophy might be left in the hands of the miscreants. In the siege of Trani, three hundred Normans withstood and repulsed the forces of the island. In the field of Ceramio, fifty thousand horse and foot were overthrown by one hundred and thirty-six Christian

    soldiers, without reckoning St. George, who fought on horseback in the foremost ranks. The captive banners, with four camels, were reserved for the successor of St. Peter; and had these barbaric spoils been exposed, not in the Vatican, but in the Capitol, they might have revived the memory of the Punic triumphs. These insufficient numbers of the Normans most probably denote their knights, the soldiers of honorable and equestrian rank, each of whom was attended by five or six followers in the field; yet, with the aid of this interpretation, and after every fair allowance on the side of valor, arms, and reputation, the discomfiture of so many myriads will reduce the prudent reader to the alternative of a miracle or a fable. The Arabs of Sicily derived a frequent and powerful succor from their countrymen of Africa: in the siege of Palermo, the Norman cavalry was assisted by the galleys of Pisa; and, in the hour of action, the envy of the two brothers was sublimed to a generous and invincible emulation. After a war of thirty years, Roger, with the title of great count, obtained the sovereignty of the largest and most fruitful island of the Mediterranean; and his administration displays a liberal and enlightened mind, above the limits of his age and education. The Moslems were maintained in the free enjoyment of their religion and property: a philosopher and physician of Mazara, of the race of Mahomet, harangued the conqueror, and was invited to court; his geography of the seven climates was translated into Latin; and Roger, after a diligent perusal, preferred the work of the Arabian to the writings of the Grecian Ptolemy. A remnant of Christian natives had promoted the success of the Normans: they were rewarded by the triumph of the cross. The island was restored to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Roman pontiff; new bishops were planted in the principal cities; and the clergy was satisfied by a liberal endowment of churches and monasteries. Yet the Catholic hero asserted the rights of the civil magistrate. Instead of resigning the investiture of benefices, he dexterously applied to his own profit the papal claims: the supremacy of the crown was secured and enlarged, by the singular bull, which declares the princes of Sicily hereditary and perpetual legates of the Holy See.

    To Robert Guiscard, the conquest of Sicily was more glorious than beneficial: the possession of Apulia and Calabria was inadequate to his ambition; and he resolved to embrace or create the first occasion of invading, perhaps of subduing, the Roman empire of the East. From his first wife, the partner of his humble fortune, he had been divorced under the pretence of consanguinity; and her son Bohemond was destined to imitate, rather than to succeed, his illustrious father. The second wife of Guiscard was the daughter of the princes of Salerno; the Lombards acquiesced in the lineal succession of their son Roger; their five daughters were given in honorable nuptials, and one of them was betrothed, in a tender age, to Constantine, a beautiful youth, the son and heir of the emperor Michael. But the throne of Constantinople was shaken by a revolution: the Imperial family of Ducas was confined to the palace or the cloister; and Robert deplored, and resented, the disgrace of his daughter and the expulsion of his ally. A Greek, who styled himself the father of Constantine, soon appeared at Salerno, and related the adventures of his fall and flight. That unfortunate friend was acknowledged by the duke, and adorned with the pomp and titles of Imperial dignity: in his triumphal progress through Apulia and Calabria, Michael was saluted with the tears and acclamations of the people; and Pope Gregory the Seventh exhorted the bishops to preach, and the Catholics to fight, in the pious work of his restoration. His conversations with Robert were frequent and familiar; and their mutual promises were justified by the valor of the Normans and the treasures of the East. Yet this Michael, by the confession of the Greeks and Latins, was a pageant and an impostor; a monk who had fled from his convent, or a domestic who had served in the palace. The fraud had been contrived by the subtle Guiscard; and he trusted, that after this pretender had given a decent color to his arms, he would sink, at the nod of the conqueror, into his primitive obscurity. But victory was the only argument that could determine the belief of the Greeks; and the ardor of the Latins was much inferior to their credulity: the Norman veterans wished to enjoy the harvest of their toils, and the

    unwarlike Italians trembled at the known and unknown dangers of a transmarine expedition. In his new levies, Robert exerted the influence of gifts and promises, the terrors of civil and ecclesiastical authority; and some acts of violence might justify the reproach, that age and infancy were pressed without distinction into the service of their unrelenting prince. After two years’ incessant preparations the land and naval forces were assembled at Otranto, at the heel, or extreme promontory, of Italy; and Robert was accompanied by his wife, who fought by his side, his son Bohemond, and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emperor Michael. Thirteen hundred knights of Norman race or discipline, formed the sinews of the army, which might be swelled to thirty thousand followers of every denomination. The men, the horses, the arms, the engines, the wooden towers, covered with raw hides, were embarked on board one hundred and fifty vessels: the transports had been built in the ports of Italy, and the galleys were supplied by the alliance of the republic of Ragusa.

    At the mouth of the Adriatic Gulf, the shores of Italy and Epirus incline towards each other. The space between Brundusium and Durazzo, the Roman passage, is no more than one hundred miles; at the last station of Otranto, it is contracted to fifty; and this narrow distance had suggested to Pyrrhus and Pompey the sublime or extravagant idea of a bridge. Before the general embarkation, the Norman duke despatched Bohemond with fifteen galleys to seize or threaten the Isle of Corfu, to survey the opposite coast, and to secure a harbor in the neighborhood of Vallona for the landing of the troops. They passed and landed without perceiving an enemy; and this successful experiment displayed the neglect and decay of the naval power of the Greeks. The islands of Epirus and the maritime towns were subdued by the arms or the name of Robert, who led his fleet and army from Corfu (I use the modern appellation) to the siege of Durazzo. That city, the western key of the empire, was guarded by ancient renown, and recent fortifications, by George Palæologus, a patrician, victorious in the Oriental wars, and a numerous garrison of

    Albanians and Macedonians, who, in every age, have maintained the character of soldiers. In the prosecution of his enterprise, the courage of Guiscard was assailed by every form of danger and mischance. In the most propitious season of the year, as his fleet passed along the coast, a storm of wind and snow unexpectedly arose: the Adriatic was swelled by the raging blast of the south, and a new shipwreck confirmed the old infamy of the Acroceraunian rocks. The sails, the masts, and the oars, were shattered or torn away; the sea and shore were covered with the fragments of vessels, with arms and dead bodies; and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provisions were either drowned or damaged. The ducal galley was laboriously rescued from the waves, and Robert halted seven days on the adjacent cape, to collect the relics of his loss, and revive the drooping spirits of his soldiers. The Normans were no longer the bold and experienced mariners who had explored the ocean from Greenland to Mount Atlas, and who smiled at the petty dangers of the Mediterranean. They had wept during the tempest; they were alarmed by the hostile approach of the Venetians, who had been solicited by the prayers and promises of the Byzantine court. The first day’s action was not disadvantageous to Bohemond, a beardless youth, who led the naval powers of his father. All night the galleys of the republic lay on their anchors in the form of a crescent; and the victory of the second day was decided by the dexterity of their evolutions, the station of their archers, the weight of their javelins, and the borrowed aid of the Greek fire. The Apulian and Ragusian vessels fled to the shore, several were cut from their cables, and dragged away by the conqueror; and a sally from the town carried slaughter and dismay to the tents of the Norman duke. A seasonable relief was poured into Durazzo, and as soon as the besiegers had lost the command of the sea, the islands and maritime towns withdrew from the camp the supply of tribute and provision. That camp was soon afflicted with a pestilential disease; five hundred knights perished by an inglorious death; and the list of burials (if all could obtain a decent burial) amounted to ten thousand persons. Under these calamities, the mind of Guiscard alone was firm and invincible; and while he collected new forces from Apulia and

    Sicily, he battered, or scaled, or sapped, the walls of Durazzo. But his industry and valor were encountered by equal valor and more perfect industry. A movable turret, of a size and capacity to contain five hundred soldiers, had been rolled forwards to the foot of the rampart: but the descent of the door or drawbridge was checked by an enormous beam, and the wooden structure was constantly consumed by artificial flames.

    While the Roman empire was attacked by the Turks in the East, east, and the Normans in the West, the aged successor of Michael surrendered the sceptre to the hands of Alexius, an illustrious captain, and the founder of the Comnenian dynasty. The princess Anne, his daughter and historian, observes, in her affected style, that even Hercules was unequal to a double combat; and, on this principle, she approves a hasty peace with the Turks, which allowed her father to undertake in person the relief of Durazzo. On his accession, Alexius found the camp without soldiers, and the treasury without money; yet such were the vigor and activity of his measures, that in six months he assembled an army of seventy thousand men, and performed a march of five hundred miles. His troops were levied in Europe and Asia, from Peloponnesus to the Black Sea; his majesty was displayed in the silver arms and rich trappings of the companies of Horse-guards; and the emperor was attended by a train of nobles and princes, some of whom, in rapid succession, had been clothed with the purple, and were indulged by the lenity of the times in a life of affluence and dignity. Their youthful ardor might animate the multitude; but their love of pleasure and contempt of subordination were pregnant with disorder and mischief; and their importunate clamors for speedy and decisive action disconcerted the prudence of Alexius, who might have surrounded and starved the besieging army. The enumeration of provinces recalls a sad comparison of the past and present limits of the Roman world: the raw levies were drawn together in haste and terror; and the garrisons of Anatolia, or Asia Minor, had been purchased

    by the evacuation of the cities which were immediately occupied by the Turks. The strength of the Greek army consisted in the Varangians, the Scandinavian guards, whose numbers were recently augmented by a colony of exiles and volunteers from the British Island of Thule. Under the yoke of the Norman conqueror, the Danes and English were oppressed and united; a band of adventurous youths resolved to desert a land of slavery; the sea was open to their escape; and, in their long pilgrimage, they visited every coast that afforded any hope of liberty and revenge. They were entertained in the service of the Greek emperor; and their first station was in a new city on the Asiatic shore: but Alexius soon recalled them to the defence of his person and palace; and bequeathed to his successors the inheritance of their faith and valor. The name of a Norman invader revived the memory of their wrongs: they marched with alacrity against the national foe, and panted to regain in Epirus the glory which they had lost in the battle of Hastings. The Varangians were supported by some companies of Franks or Latins; and the rebels, who had fled to Constantinople from the tyranny of Guiscard, were eager to signalize their zeal and gratify their revenge. In this emergency, the emperor had not disdained the impure aid of the Paulicians or Manichæans of Thrace and Bulgaria; and these heretics united with the patience of martyrdom the spirit and discipline of active valor. The treaty with the sultan had procured a supply of some thousand Turks; and the arrows of the Scythian horse were opposed to the lances of the Norman cavalry. On the report and distant prospect of these formidable numbers, Robert assembled a council of his principal officers. “You behold,” said he, “your danger: it is urgent and inevitable. The hills are covered with arms and standards; and the emperor of the Greeks is accustomed to wars and triumphs. Obedience and union are our only safety; and I am ready to yield the command to a more worthy leader.” The vote and acclamation even of his secret enemies, assured him, in that perilous moment, of their esteem and confidence; and the duke thus continued: “Let us trust in the rewards of victory, and deprive cowardice of the means of escape. Let us burn our vessels and our baggage, and give battle on this spot, as if it

    were the place of our nativity and our burial.” The resolution was unanimously approved; and, without confining himself to his lines, Guiscard awaited in battle-array the nearer approach of the enemy. His rear was covered by a small river; his right wing extended to the sea; his left to the hills: nor was he conscious, perhaps, that on the same ground Cæsar and Pompey had formerly disputed the empire of the world.

    Against the advice of his wisest captains, Alexius resolved to risk the event of a general action, and exhorted the garrison of Durazzo to assist their own deliverance by a well-timed sally from the town. He marched in two columns to surprise the Normans before daybreak on two different sides: his light cavalry was scattered over the plain; the archers formed the second line; and the Varangians claimed the honors of the vanguard. In the first onset, the battle-axes of the strangers made a deep and bloody impression on the army of Guiscard, which was now reduced to fifteen thousand men. The Lombards and Calabrians ignominiously turned their backs; they fled towards the river and the sea; but the bridge had been broken down to check the sally of the garrison, and the coast was lined with the Venetian galleys, who played their engines among the disorderly throng. On the verge of ruin, they were saved by the spirit and conduct of their chiefs. Gaita, the wife of Robert, is painted by the Greeks as a warlike Amazon, a second Pallas; less skilful in arts, but not less terrible in arms, than the Athenian goddess: though wounded by an arrow, she stood her ground, and strove, by her exhortation and example, to rally the flying troops. Her female voice was seconded by the more powerful voice and arm of the Norman duke, as calm in action as he was magnanimous in council: “Whither,” he cried aloud, “whither do ye fly? Your enemy is implacable; and death is less grievous than servitude.” The moment was decisive: as the Varangians advanced before the line, they discovered the nakedness of their flanks: the main battle of the duke, of eight hundred knights, stood firm and entire; they couched their lances, and the Greeks deplore the furious and irresistible shock of the

    French cavalry. Alexius was not deficient in the duties of a soldier or a general; but he no sooner beheld the slaughter of the Varangians, and the flight of the Turks, than he despised his subjects, and despaired of his fortune. The princess Anne, who drops a tear on this melancholy event, is reduced to praise the strength and swiftness of her father’s horse, and his vigorous struggle when he was almost overthrown by the stroke of a lance, which had shivered the Imperial helmet. His desperate valor broke through a squadron of Franks who opposed his flight; and after wandering two days and as many nights in the mountains, he found some repose, of body, though not of mind, in the walls of Lychnidus. The victorious Robert reproached the tardy and feeble pursuit which had suffered the escape of so illustrious a prize: but he consoled his disappointment by the trophies and standards of the field, the wealth and luxury of the Byzantine camp, and the glory of defeating an army five times more numerous than his own. A multitude of Italians had been the victims of their own fears; but only thirty of his knights were slain in this memorable day. In the Roman host, the loss of Greeks, Turks, and English, amounted to five or six thousand: the plain of Durazzo was stained with noble and royal blood; and the end of the impostor Michael was more honorable than his life.

    It is more than probable that Guiscard was not afflicted by the loss of a costly pageant, which had merited only the contempt and derision of the Greeks. After their defeat, they still persevered in the defence of Durazzo; and a Venetian commander supplied the place of George Palæologus, who had been imprudently called away from his station. The tents of the besiegers were converted into barracks, to sustain the inclemency of the winter; and in answer to the defiance of the garrison, Robert insinuated, that his patience was at least equal to their obstinacy. Perhaps he already trusted to his secret correspondence with a Venetian noble, who sold the city for a rich and honorable marriage. At the dead of night, several rope-ladders were dropped from the walls; the light Calabrians ascended in silence; and the Greeks were

    awakened by the name and trumpets of the conqueror. Yet they defended the streets three days against an enemy already master of the rampart; and near seven months elapsed between the first investment and the final surrender of the place. From Durazzo, the Norman duke advanced into the heart of Epirus or Albania; traversed the first mountains of Thessaly; surprised three hundred English in the city of Castoria; approached Thessalonica; and made Constantinople tremble. A more pressing duty suspended the prosecution of his ambitious designs. By shipwreck, pestilence, and the sword, his army was reduced to a third of the original numbers; and instead of being recruited from Italy, he was informed, by plaintive epistles, of the mischiefs and dangers which had been produced by his absence: the revolt of the cities and barons of Apulia; the distress of the pope; and the approach or invasion of Henry king of Germany. Highly presuming that his person was sufficient for the public safety, he repassed the sea in a single brigantine, and left the remains of the army under the command of his son and the Norman counts, exhorting Bohemond to respect the freedom of his peers, and the counts to obey the authority of their leader. The son of Guiscard trod in the footsteps of his father; and the two destroyers are compared, by the Greeks, to the caterpillar and the locust, the last of whom devours whatever has escaped the teeth of the former. After winning two battles against the emperor, he descended into the plain of Thessaly, and besieged Larissa, the fabulous realm of Achilles, which contained the treasure and magazines of the Byzantine camp. Yet a just praise must not be refused to the fortitude and prudence of Alexius, who bravely struggled with the calamities of the times. In the poverty of the state, he presumed to borrow the superfluous ornaments of the churches: the desertion of the Manichæans was supplied by some tribes of Moldavia: a reënforcement of seven thousand Turks replaced and revenged the loss of their brethren; and the Greek soldiers were exercised to ride, to draw the bow, and to the daily practice of ambuscades and evolutions. Alexius had been taught by experience, that the formidable cavalry of the Franks on foot was unfit for action, and almost incapable of

    motion; his archers were directed to aim their arrows at the horse rather than the man; and a variety of spikes and snares were scattered over the ground on which he might expect an attack. In the neighborhood of Larissa the events of war were protracted and balanced. The courage of Bohemond was always conspicuous, and often successful; but his camp was pillaged by a stratagem of the Greeks; the city was impregnable; and the venal or discontented counts deserted his standard, betrayed their trusts, and enlisted in the service of the emperor. Alexius returned to Constantinople with the advantage, rather than the honor, of victory. After evacuating the conquests which he could no longer defend, the son of Guiscard embarked for Italy, and was embraced by a father who esteemed his merit, and sympathized in his misfortune.

    Chapter LVI: The Saracens, The Franks And The Normans. —

    Part IV.

    Of the Latin princes, the allies of Alexius and enemies of Robert, the most prompt and powerful was Henry the Third or Fourth, king of Germany and Italy, and future emperor of the West. The epistle of the Greek monarch to his brother is filled with the warmest professions of friendship, and the most lively desire of strengthening their alliance by every public and private tie. He congratulates Henry on his success in a just and pious war; and complains that the prosperity of his own empire is disturbed by the audacious enterprises of the Norman Robert. The lists of his presents expresses the manners of the age — a radiated crown of gold, a cross set with pearls to hang on the breast, a case of relics, with the names and titles of the saints, a vase of crystal, a vase of sardonyx, some balm, most probably of Mecca, and one hundred pieces of purple. To these he added a more solid present, of one hundred and forty-four thousand Byzantines of gold, with a further assurance of two hundred and sixteen thousand, so soon as Henry should have entered in arms the Apulian territories, and confirmed by an oath the league against the

    common enemy. The German, who was already in Lombardy at the head of an army and a faction, accepted these liberal offers, and marched towards the south: his speed was checked by the sound of the battle of Durazzo; but the influence of his arms, or name, in the hasty return of Robert, was a full equivalent for the Grecian bribe. Henry was the severe adversary of the Normans, the allies and vassals of Gregory the Seventh, his implacable foe. The long quarrel of the throne and mitre had been recently kindled by the zeal and ambition of that haughty priest: the king and the pope had degraded each other; and each had seated a rival on the temporal or spiritual throne of his antagonist. After the defeat and death of his Swabian rebel, Henry descended into Italy, to assume the Imperial crown, and to drive from the Vatican the tyrant of the church. But the Roman people adhered to the cause of Gregory: their resolution was fortified by supplies of men and money from Apulia; and the city was thrice ineffectually besieged by the king of Germany. In the fourth year he corrupted, as it is said, with Byzantine gold, the nobles of Rome, whose estates and castles had been ruined by the war. The gates, the bridges, and fifty hostages, were delivered into his hands: the anti-pope, Clement the Third, was consecrated in the Lateran: the grateful pontiff crowned his protector in the Vatican; and the emperor Henry fixed his residence in the Capitol, as the lawful successor of Augustus and Charlemagne. The ruins of the Septizonium were still defended by the nephew of Gregory: the pope himself was invested in the castle of St. Angelo; and his last hope was in the courage and fidelity of his Norman vassal. Their friendship had been interrupted by some reciprocal injuries and complaints; but, on this pressing occasion, Guiscard was urged by the obligation of his oath, by his interest, more potent than oaths, by the love of fame, and his enmity to the two emperors. Unfurling the holy banner, he resolved to fly to the relief of the prince of the apostles: the most numerous of his armies, six thousand horse, and thirty thousand foot, was instantly assembled; and his march from Salerno to Rome was animated by the public applause and the promise of the divine favor. Henry, invincible in sixty-six battles, trembled at his

    approach; recollected some indispensable affairs that required his presence in Lombardy; exhorted the Romans to persevere in their allegiance; and hastily retreated three days before the entrance of the Normans. In less than three years, the son of Tancred of Hauteville enjoyed the glory of delivering the pope, and of compelling the two emperors, of the East and West, to fly before his victorious arms. But the triumph of Robert was clouded by the calamities of Rome. By the aid of the friends of Gregory, the walls had been perforated or scaled; but the Imperial faction was still powerful and active; on the third day, the people rose in a furious tumult; and a hasty word of the conqueror, in his defence or revenge, was the signal of fire and pillage. The Saracens of Sicily, the subjects of Roger, and auxiliaries of his brother, embraced this fair occasion of rifling and profaning the holy city of the Christians: many thousands of the citizens, in the sight, and by the allies, of their spiritual father were exposed to violation, captivity, or death; and a spacious quarter of the city, from the Lateran to the Coliseum, was consumed by the flames, and devoted to perpetual solitude. From a city, where he was now hated, and might be no longer feared, Gregory retired to end his days in the palace of Salerno. The artful pontiff might flatter the vanity of Guiscard with the hope of a Roman or Imperial crown; but this dangerous measure, which would have inflamed the ambition of the Norman, must forever have alienated the most faithful princes of Germany.

    The deliverer and scourge of Rome might have indulged himself in a season of repose; but in the same year of the flight of the German emperor, the indefatigable Robert resumed the design of his eastern conquests. The zeal or gratitude of Gregory had promised to his valor the kingdoms of Greece and Asia; his troops were assembled in arms, flushed with success, and eager for action. Their numbers, in the language of Homer, are compared by Anna to a swarm of bees; yet the utmost and moderate limits of the powers of Guiscard have been already defined; they were contained on this second occasion in one hundred and twenty vessels; and as the

    season was far advanced, the harbor of Brundusium was preferred to the open road of Otranto. Alexius, apprehensive of a second attack, had assiduously labored to restore the naval forces of the empire; and obtained from the republic of Venice an important succor of thirty-six transports, fourteen galleys, and nine galiots or ships of extra-ordinary strength and magnitude. Their services were liberally paid by the license or monopoly of trade, a profitable gift of many shops and houses in the port of Constantinople, and a tribute to St. Mark, the more acceptable, as it was the produce of a tax on their rivals at Amalphi. By the union of the Greeks and Venetians, the Adriatic was covered with a hostile fleet; but their own neglect, or the vigilance of Robert, the change of a wind, or the shelter of a mist, opened a free passage; and the Norman troops were safely disembarked on the coast of Epirus. With twenty strong and well-appointed galleys, their intrepid duke immediately sought the enemy, and though more accustomed to fight on horseback, he trusted his own life, and the lives of his brother and two sons, to the event of a naval combat. The dominion of the sea was disputed in three engagements, in sight of the Isle of Corfu: in the two former, the skill and numbers of the allies were superior; but in the third, the Normans obtained a final and complete victory. The light brigantines of the Greeks were scattered in ignominious flight: the nine castles of the Venetians maintained a more obstinate conflict; seven were sunk, two were taken; two thousand five hundred captives implored in vain the mercy of the victor; and the daughter of Alexius deplores the loss of thirteen thousand of his subjects or allies. The want of experience had been supplied by the genius of Guiscard; and each evening, when he had sounded a retreat, he calmly explored the causes of his repulse, and invented new methods how to remedy his own defects, and to baffle the advantages of the enemy. The winter season suspended his progress: with the return of spring he again aspired to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but, instead of traversing the hills of Epirus, he turned his arms against Greece and the islands, where the spoils would repay the labor, and where the land and sea forces might pursue their joint operations with vigor and effect. But, in the Isle of

    Cephalonia, his projects were fatally blasted by an epidemical disease: Robert himself, in the seventieth year of his age, expired in his tent; and a suspicion of poison was imputed, by public rumor, to his wife, or to the Greek emperor. This premature death might allow a boundless scope for the imagination of his future exploits; and the event sufficiently declares, that the Norman greatness was founded on his life. Without the appearance of an enemy, a victorious army dispersed or retreated in disorder and consternation; and Alexius, who had trembled for his empire, rejoiced in his deliverance. The galley which transported the remains of Guiscard was ship-wrecked on the Italian shore; but the duke’s body was recovered from the sea, and deposited in the sepulchre of Venusia, a place more illustrious for the birth of Horace than for the burial of the Norman heroes. Roger, his second son and successor, immediately sunk to the humble station of a duke of Apulia: the esteem or partiality of his father left the valiant Bohemond to the inheritance of his sword. The national tranquillity was disturbed by his claims, till the first crusade against the infidels of the East opened a more splendid field of glory and conquest.

    Of human life, the most glorious or humble prospects are alike and soon bounded by the sepulchre. The male line of Robert Guiscard was extinguished, both in Apulia and at Antioch, in the second generation; but his younger brother became the father of a line of kings; and the son of the great count was endowed with the name, the conquests, and the spirit, of the first Roger. The heir of that Norman adventurer was born in Sicily; and, at the age of only four years, he succeeded to the sovereignty of the island, a lot which reason might envy, could she indulge for a moment the visionary, though virtuous wish of dominion. Had Roger been content with his fruitful patrimony, a happy and grateful people might have blessed their benefactor; and if a wise administration could have restored the prosperous times of the Greek colonies, the opulence and power of Sicily alone might have equalled the widest scope that could be acquired and desolated by the

    sword of war. But the ambition of the great count was ignorant of these noble pursuits; it was gratified by the vulgar means of violence and artifice. He sought to obtain the undivided possession of Palermo, of which one moiety had been ceded to the elder branch; struggled to enlarge his Calabrian limits beyond the measure of former treaties; and impatiently watched the declining health of his cousin William of Apulia, the grandson of Robert. On the first intelligence of his premature death, Roger sailed from Palermo with seven galleys, cast anchor in the Bay of Salerno, received, after ten days’ negotiation, an oath of fidelity from the Norman capital, commanded the submission of the barons, and extorted a legal investiture from the reluctant popes, who could not long endure either the friendship or enmity of a powerful vassal. The sacred spot of Benevento was respectfully spared, as the patrimony of St. Peter; but the reduction of Capua and Naples completed the design of his uncle Guiscard; and the sole inheritance of the Norman conquests was possessed by the victorious Roger. A conscious superiority of power and merit prompted him to disdain the titles of duke and of count; and the Isle of Sicily, with a third perhaps of the continent of Italy, might form the basis of a kingdom which would only yield to the monarchies of France and England. The chiefs of the nation who attended his coronation at Palermo might doubtless pronounce under what name he should reign over them; but the example of a Greek tyrant or a Saracen emir was insufficient to justify his regal character; and the nine kings of the Latin world might disclaim their new associate, unless he were consecrated by the authority of the supreme pontiff. The pride of Anacletus was pleased to confer a title, which the pride of the Norman had stooped to solicit; but his own legitimacy was attacked by the adverse election of Innocent the Second; and while Anacletus sat in the Vatican, the successful fugitive was acknowledged by the nations of Europe. The infant monarchy of Roger was shaken, and almost overthrown, by the unlucky choice of an ecclesiastical patron; and the sword of Lothaire the Second of Germany, the excommunications of Innocent, the fleets of Pisa, and the zeal of St. Bernard, were united for the ruin of the Sicilian robber.

    After a gallant resistance, the Norman prince was driven from the continent of Italy: a new duke of Apulia was invested by the pope and the emperor, each of whom held one end of the gonfanon, or flagstaff, as a token that they asserted their right, and suspended their quarrel. But such jealous friendship was of short and precarious duration: the German armies soon vanished in disease and desertion: the Apulian duke, with all his adherents, was exterminated by a conqueror who seldom forgave either the dead or the living; like his predecessor Leo the Ninth, the feeble though haughty pontiff became the captive and friend of the Normans; and their reconciliation was celebrated by the eloquence of Bernard, who now revered the title and virtues of the king of Sicily.

    As a penance for his impious war against the successor of St. Peter, that monarch might have promised to display the banner of the cross, and he accomplished with ardor a vow so propitious to his interest and revenge. The recent injuries of Sicily might provoke a just retaliation on the heads of the Saracens: the Normans, whose blood had been mingled with so many subject streams, were encouraged to remember and emulate the naval trophies of their fathers, and in the maturity of their strength they contended with the decline of an African power. When the Fatimite caliph departed for the conquest of Egypt, he rewarded the real merit and apparent fidelity of his servant Joseph with a gift of his royal mantle, and forty Arabian horses, his palace with its sumptuous furniture,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kingdoms of Tunis and Algiers. The Zeirides, the descendants of Joseph, forgot their allegiance and gratitude to a distant benefactor, grasped and abused the fruits of prosperity; and after running the little course of an Oriental dynasty, were now fainting in their own weakness. On the side of the land, they were pressed by the Almohades, the fanatic princes of Morocco, while the sea-coast was open to the enterprises of the Greeks and Franks, who, before the close of the eleventh century, had extorted a ransom of two hundred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By the first arms of Roger, the island or rock of Malta, which has been

    since ennobled by a military and religious colony, was inseparably annexed to the crown of Sicily. Tripoli, a strong and maritime city, was the next object of his attack; and the slaughter of the males, the captivity of the females, might be justified by the frequent practice of the Moslems themselves. The capital of the Zeirides was named Africa from the country, and Mahadia from the Arabian founder: it is strongly built on a neck of land, but the imperfection of the harbor is not compensated by the fertility of the adjacent plain. Mahadia was besieged by George the Sicilian admiral, with a fleet of one hundred and fifty galleys, amply provided with men and the instruments of mischief: the sovereign had fled, the Moorish governor refused to capitulate, declined the last and irresistible assault, and secretly escaping with the Moslem inhabitants abandoned the place and its treasures to the rapacious Franks. In successive expeditions, the king of Sicily or his lieutenants reduced the cities of Tunis, Safax, Capsia, Bona, and a long tract of the sea-coast; the fortresses were garrisoned, the country was tributary, and a boast that it held Africa in subjection might be inscribed with some flattery on the sword of Roger. After his death, that sword was broken; and these transmarine possessions were neglected, evacuated, or lost, under the troubled reign of his successor. The triumphs of Scipio and Belisarius have proved, that the African continent is neither inaccessible nor invincible; yet the great princes and powers of Christendom have repeatedly failed in their armaments against the Moors, who may still glory in the easy conquest and long servitude of Spain.

    Since the decease of Robert Guiscard, the Normans had relinquished, above sixty years, their hostile designs against the empire of the East. The policy of Roger solicited a public and private union with the Greek princes, whose alliance would dignify his regal character: he demanded in marriage a daughter of the Comnenian family, and the first steps of the treaty seemed to promise a favorable event. But the contemptuous treatment of his ambassadors exasperated the vanity of the new monarch; and the insolence of the Byzantine

    court was expiated,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nations, by the sufferings of a guiltless people. With the fleet of seventy galleys, George, the admiral of Sicily, appeared before Corfu; and both the island and city were delivered into his hands by the disaffected inhabitants, who had yet to learn that a siege is still more calamitous than a tribute. In this invasion, of some moment in the annals of commerce, the Normans spread themselves by sea, and over the provinces of Greece; and the venerable age of Athens, Thebes, and Corinth, was violated by rapine and cruelty. Of the wrongs of Athens, no memorial remains. The ancient walls, which encompassed, without guarding, the opulence of Thebes, were scaled by the Latin Christians; but their sole use of the gospel was to sanctify an oath, that the lawful owners had not secreted any relic of their inheritance or industry. On the approach of the Normans, the lower town of Corinth was evacuated; the Greeks retired to the citadel, which was seated on a lofty eminence, abundantly watered by the classic fountain of Pirene; an impregnable fortress, if the want of courage could be balanced by any advantages of art or nature. As soon as the besiegers had surmounted the labor (their sole labor) of climbing the hill, their general, from the commanding eminence, admired his own victory, and testified his gratitude to Heaven, by tearing from the altar the precious image of Theodore, the tutelary saint. The silk weavers of both sexes, whom George transported to Sicily, composed the most valuable part of the spoil; and in comparing the skilful industry of the mechanic with the sloth and cowardice of the soldier, he was heard to exclaim that the distaff and loom were the only weapons which the Greeks were capable of using. The progress of this naval armament was marked by two conspicuous events, the rescue of the king of France, and the insult of the Byzantine capital. In his return by sea from an unfortunate crusade, Louis the Seventh was intercepted by the Greeks, who basely violated the laws of honor and religion. The fortunate encounter of the Norman fleet delivered the royal captive; and after a free and honorable entertainment in the court of Sicily, Louis continued his journey to Rome and Paris. In the absence of the emperor, Constantinople and the Hellespont were left

    without defence and without the suspicion of danger. The clergy and people (for the soldiers had followed the standard of Manuel) were astonished and dismayed at the hostile appearance of a line of galleys, which boldly cast anchor in the front of the Imperial city. The forces of the Sicilian admiral were inadequate to the siege or assault of an immense and populous metropolis; but George enjoyed the glory of humbling the Greek arrogance, and of marking the path of conquest to the navies of the West. He landed some soldiers to rifle the fruits of the royal gardens, and pointed with silver, or most probably with fire, the arrows which he discharged against the palace of the Cæsars. This playful outrage of the pirates of Sicily, who had surprised an unguarded moment, Manuel affected to despise, while his martial spirit, and the forces of the empire, were awakened to revenge. The Archipelago and Ionian Sea were covered with his squadrons and those of Venice; but I know not by what favorable allowance of transports, victuallers, and pinnaces, our reason, or even our fancy, can be reconciled to the stupendous account of fifteen hundred vessels, which is proposed by a Byzantine historian. These operations were directed with prudence and energy: in his homeward voyage George lost nineteen of his galleys, which were separated and taken: after an obstinate defence, Corfu implored the clemency of her lawful sovereign; nor could a ship, a soldier, of the Norman prince, be found, unless as a captive, within the limits of the Eastern empire. The prosperity and the health of Roger were already in a declining state: while he listened in his palace of Palermo to the messengers of victory or defeat, the invincible Manuel, the foremost in every assault, was celebrated by the Greeks and Latins as the Alexander or the Hercules of the age.

    Chapter LVI: The Saracens, The Franks And The Normans. —

    Part V.

    A prince of such a temper could not be satisfied with having repelled the insolence of a Barbarian. It was the right and

    duty, it might be the interest and glory, of Manuel to restore the ancient majesty of the empire, to recover the provinces of Italy and Sicily, and to chastise this pretended king, the grandson of a Norman vassal. The natives of Calabria were still attached to the Greek language and worship, which had been inexorably proscribed by the Latin clergy: after the loss of her dukes, Apulia was chained as a servile appendage to the crown of Sicily; the founder of the monarchy had ruled by the sword; and his death had abated the fear, without healing the discontent, of his subjects: the feudal government was always pregnant with the seeds of rebellion; and a nephew of Roger himself invited the enemies of his family and nation. The majesty of the purple, and a series of Hungarian and Turkish wars, prevented Manuel from embarking his person in the Italian expedition. To the brave and noble Palæologus, his lieutenant, the Greek monarch intrusted a fleet and army: the siege of Bari was his first exploit; and, in every operation, gold as well as steel was the instrument of victory. Salerno, and some places along the western coast, maintained their fidelity to the Norman king; but he lost in two campaigns the greater part of his continental possessions; and the modest emperor, disdaining all flattery and falsehood, was content with the reduction of three hundred cities or villages of Apulia and Calabria, whose names and titles were inscribed on all the walls of the palace. The prejudices of the Latins were gratified by a genuine or fictitious donation under the seal of the German Cæsars; but the successor of Constantine soon renounced this ignominious pretence, claimed the indefeasible dominion of Italy, and professed his design of chasing the Barbarians beyond the Alps. By the artful speeches, liberal gifts, and unbounded promises, of their Eastern ally, the free cities were encouraged to persevere in their generous struggle against the despotism of Frederic Barbarossa: the walls of Milan were rebuilt by the contributions of Manuel; and he poured, says the historian, a river of gold into the bosom of Ancona, whose attachment to the Greeks was fortified by the jealous enmity of the Venetians. The situation and trade of Ancona rendered it an important garrison in the heart of Italy: it was twice besieged by the arms of Frederic; the imperial

    forces were twice repulsed by the spirit of freedom; that spirit was animated by the ambassador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most intrepid patriots, the most faithful servants, were rewarded by the wealth and honors of the Byzantine court. The pride of Manuel disdained and rejected a Barbarian colleague; his ambition was excited by the hope of stripping the purple from the German usurpers, and of establishing, in the West, as in the East, his lawful title of sole emperor of the Romans. With this view, he solicited the alliance of the people and the bishop of Rome. Several of the nobles embraced the cause of the Greek monarch; the splendid nuptials of his niece with Odo Frangipani secured the support of that powerful family, and his royal standard or image was entertained with due reverence in the ancient metropolis. During the quarrel between Frederic and Alexander the Third, the pope twice received in the Vatican the ambassadors of Constantinople. They flattered his piety by the long-promised union of the two churches, tempted the avarice of his venal court, and exhorted the Roman pontiff to seize the just provocation, the favorable moment, to humble the savage insolence of the Alemanni and to acknowledge the true representative of Constantine and Augustus.

    But these Italian conquests, this universal reign, soon escaped from the hand of the Greek emperor. His first demands were eluded by the prudence of Alexander the Third, who paused on this deep and momentous revolution; nor could the pope be seduced by a personal dispute to renounce the perpetual inheritance of the Latin name. After the reunion with Frederic, he spoke a more peremptory language, confirmed the acts of his predecessors, excommunicated the adherents of Manuel, and pronounced the final separation of the churches, or at least the empires, of Constantinople and Rome. The free cities of Lombardy no longer remembered their foreign benefactor, and without preserving the friendship of Ancona, he soon incurred the enmity of Venice. By his own avarice, or the complaints of his subjects, the Greek emperor was provoked to arrest the persons, and confiscate the effects, of the Venetian

    merchants. This violation of the public faith exasperated a free and commercial people: one hundred galleys were launched and armed in as many days; they swept the coasts of Dalmatia and Greece: but after some mutual wounds, the war was terminated by an agreement, inglorious to the empire, insufficient for the republic; and a complete vengeance of these and of fresh injuries was reserved for the succeeding generation. The lieutenant of Manuel had informed his sovereign that he was strong enough to quell any domestic revolt of Apulia and Calabria; but that his forces were inadequate to resist the impending attack of the king of Sicily. His prophecy was soon verified: the death of Palæologus devolved the command on several chiefs, alike eminent in rank, alike defective in military talents; the Greeks were oppressed by land and sea; and a captive remnant that escaped the swords of the Normans and Saracens, abjured all future hostility against the person or dominions of their conqueror. Yet the king of Sicily esteemed the courage and constancy of Manuel, who had landed a second army on the Italian shore; he respectfully addressed the new Justinian; solicited a peace or truce of thirty years, accepted as a gift the regal title; and acknowledged himself the military vassal of the Roman empire. The Byzantine Cæsars acquiesced in this shadow of dominion, without expecting, perhaps without desiring, the service of a Norman army; and the truce of thirty years was not disturbed by any hostilities between Sicily and Constantinople. About the end of that period, the throne of Manuel was usurped by an inhuman tyrant, who had deserved the abhorrence of his country and mankind: the sword of William the Second, the grandson of Roger, was drawn by a fugitive of the Comnenian race; and the subjects of Andronicus might salute the strangers as friends, since they detested their sovereign as the worst of enemies. The Latin historians expatiate on the rapid progress of the four counts who invaded Romania with a fleet and army, and reduced many castles and cities to the obedience of the king of Sicily. The Greeks accuse and magnify the wanton and sacrilegious cruelties that were perpetrated in the sack of Thessalonica, the second city of the empire. The former deplore the fate of those

    invincible but unsuspecting warriors who were destroyed by the arts of a vanquished foe. The latter applaud, in songs of triumph, the repeated victories of their countrymen on the Sea of Marmora or Propontis, on the banks of the Strymon, and under the walls of Durazzo. A revolution which punished the crimes of Andronicus, had united against the Franks the zeal and courage of the successful insurgents: ten thousand were slain in battle, and Isaac Angelus, the new emperor, might indulge his vanity or vengeance in the treatment of four thousand captives. Such was the event of the last contest between the Greeks and Normans: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twenty years, the rival nations were lost or degraded in foreign servitude; and the successors of Constantine did not long survive to insult the fall of the Sicilian monarchy.

    The sceptre of Roger successively devolved to his son and grandson: they might be confounded under the name of William: they are strongly discriminated by the epithets of the bad and the good; but these epithets, which appear to describe the perfection of vice and virtue, cannot strictly be applied to either of the Norman princes. When he was roused to arms by danger and shame, the first William did not degenerate from the valor of his race; but his temper was slothful; his manners were dissolute; his passions headstrong and mischievous; and the monarch is responsible, not only for his personal vices, but for those of Majo, the great admiral, who abused the confidence, and conspired against the life, of his benefactor. From the Arabian conquest, Sicily had imbibed a deep tincture of Oriental manners; the despotism, the pomp, and even the harem, of a sultan; and a Christian people was oppressed and insulted by the ascendant of the eunuchs, who openly professed, or secretly cherished, the religion of Mahomet. An eloquent historian of the times has delineated the misfortunes of his country: the ambition and fall of the ungrateful Majo; the revolt and punishment of his assassins; the imprisonment and deliverance of the king himself; the private feuds that arose from the public confusion; and the various forms of calamity and discord which afflicted Palermo, the island, and

    the continent, during the reign of William the First, and the minority of his son. The youth, innocence, and beauty of William the Second, endeared him to the nation: the factions were reconciled; the laws were revived; and from the manhood to the premature death of that amiable prince, Sicily enjoyed a short season of peace, justice, and happiness, whose value was enhanced by the remembrance of the past and the dread of futurity. The legitimate male posterity of Tancred of Hauteville was extinct in the person of the second William; but his aunt, the daughter of Roger, had married the most powerful prince of the age; and Henry the Sixth, the son of Frederic Barbarossa, descended from the Alps to claim the Imperial crown and the inheritance of his wife. Against the unanimous wish of a free people, this inheritance could only be acquired by arms; and I am pleased to transcribe the style and sense of the historian Falcandus, who writes at the moment, and on the spot, with the feelings of a patriot, and the prophetic eye of a statesman. “Constantia, the daughter of Sicily, nursed from her cradle in the pleasures and plenty, and educated in the arts and manners, of this fortunate isle, departed long since to enrich the Barbarians with our treasures, and now returns, with her savage allies, to contaminate the beauties of her venerable parent. Already I behold the swarms of angry Barbarians: our opulent cities, the places flourishing in a long peace, are shaken with fear, desolated by slaughter, consumed by rapine, and polluted by intemperance and lust. I see the massacre or captivity of our citizens, the rapes of our virgins and matrons. In this extremity (he interrogates a friend) how must the Sicilians act? By the unanimous election of a king of valor and experience, Sicily and Calabria might yet be preserved; for in the levity of the Apulians, ever eager for new revolutions, I can repose neither confidence nor hope. Should Calabria be lost, the lofty towers, the numerous youth, and the naval strength, of Messina, might guard the passage against a foreign invader. If the savage Germans coalesce with the pirates of Messina; if they destroy with fire the fruitful region, so often wasted by the fires of Mount Ætna, what resource will be left for the interior parts of the island, these noble cities which should never be

    violated by the hostile footsteps of a Barbarian? Catana has again been overwhelmed by an earthquake: the ancient virtue of Syracuse expires in poverty and solitude; but Palermo is still crowned with a diadem, and her triple walls enclose the active multitudes of Christians and Saracens. If the two nations, under one king, can unite for their common safety, they may rush on the Barbarians with invincible arms. But if the Saracens, fatigued by a repetition of injuries, should now retire and rebel; if they should occupy the castles of the mountains and sea-coast, the unfortunate Christians, exposed to a double attack, and placed as it were between the hammer and the anvil, must resign themselves to hopeless and inevitable servitude.” We must not forget, that a priest here prefers his country to his religion; and that the Moslems, whose alliance he seeks, were still numerous and powerful in the state of Sicily.

    The hopes, or at least the wishes, of Falcandus were at first gratified by the free and unanimous election of Tancred, the grandson of the first king, whose birth was illegitimate, but whose civil and military virtues shone without a blemish. During four years, the term of his life and reign, he stood in arms on the farthest verge of the Apulian frontier, against the powers of Germany; and the restitution of a royal captive, of Constantia herself, without injury or ransom, may appear to surpass the most liberal measure of policy or reason. After his decease, the kingdom of his widow and infant son fell without a struggle; and Henry pursued his victorious march from Capua to Palermo. The political balance of Italy was destroyed by his success; and if the pope and the free cities had consulted their obvious and real interest, they would have combined the powers of earth and heaven to prevent the dangerous union of the German empire with the kingdom of Sicily. But the subtle policy, for which the Vatican has so often been praised or arraigned, was on this occasion blind and inactive; and if it were true that Celestine the Third had kicked away the Imperial crown from the head of the prostrate Henry, such an act of impotent pride could serve only to cancel an

    obligation and provoke an enemy. The Genoese, who enjoyed a beneficial trade and establishment in Sicily, listened to the promise of his boundless gratitude and speedy departure: their fleet commanded the straits of Messina, and opened the harbor of Palermo; and the first act of his government was to abolish the privileges, and to seize the property, of these imprudent allies. The last hope of Falcandus was defeated by the discord of the Christians and Mahometans: they fought in the capital; several thousands of the latter were slain; but their surviving brethren fortified the mountains, and disturbed above thirty years the peace of the island. By the policy of Frederic the Second, sixty thousand Saracens were transplanted to Nocera in Apulia. In their wars against the Roman church, the emperor and his son Mainfroy were strengthened and disgraced by the service of the enemies of Christ; and this national colony maintained their religion and manners in the heart of Italy, till they were extirpated, at the end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by the zeal and revenge of the house of Anjou. All the calamities which the prophetic orator had deplored were surpassed by the cruelty and avarice of the German conqueror. He violated the royal sepulchres, * and explored the secret treasures of the palace, Palermo, and the whole kingdom: the pearls and jewels, however precious, might be easily removed; but one hundred and sixty horses were laden with the gold and silver of Sicily. The young king, his mother and sisters, and the nobles of both sexes, were separately confined in the fortresses of the Alps; and, on the slightest rumor of rebellion, the captives were deprived of life, of their eyes, or of the hope of posterity. Constantia herself was touched with sympathy for the miseries of her country; and the heiress of the Norman line might struggle to check her despotic husband, and to save the patrimony of her new-born son, of an emperor so famous in the next age under the name of Frederic the Second. Ten years after this revolution, the French monarchs annexed to their crown the duchy of Normandy: the sceptre of her ancient dukes had been transmitted, by a granddaughter of William the Conqueror, to the house of Plantagenet; and the adventurous Normans, who had raised so many trophies in France, England, and Ireland,

    in Apulia, Sicily, and the East, were lost, either in victory or servitude, among the vanquished nations.

    Chapter LVII:

    The Turks.

    Part I.

    The Turks Of The House Of Seljuk. — Their Revolt Against Mahmud Conqueror Of Hindostan. — Togrul Subdues Persia, And Protects The Caliphs. — Defeat And Captivity Of The Emperor Romanus Diogenes By Alp Arslan. — Power And Magnificence Of Malek Shah. — Conquest Of Asia Minor And Syria. — State And Oppression Of Jerusalem. — Pilgrimages To The Holy Sepulchre.

    From the Isle of Sicily, the reader must transport himself beyond the Caspian Sea, to the original seat of the Turks or Turkmans, against whom the first crusade was principally directed. Their Scythian empire of the sixth century was long since dissolved; but the name was still famous among the Greeks and Orientals; and the fragments of the nation, each a powerful and independent people, were scattered over the desert from China to the Oxus and the Danube: the colony of Hungarians was admitted into the republic of Europe, and the thrones of Asia were occupied by slaves and soldiers of Turkish extraction. While Apulia and Sicily were subdued by the Norman lance, a swarm of these northern shepherds overspread the kingdoms of Persia; their princes of the race of Seljuk erected a splendid and solid empire from Samarcand to the confines of Greece and Egypt; and the Turks have maintained their dominion in Asia Minor, till the victorious crescent has been planted on the dome of St. Sophia.

    One of the greatest of the Turkish princes was Mahmood or Mahmud, the Gaznevide, who reigned in the eastern provinces of Persia, one thousand years after the birth of Christ. His father Sebectagi was the slave of the slave of the slave of the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But in this descent of servitude, the first degree was merely titular, since it was filled by the sovereign of Transoxiana and Chorasan, who still paid a nominal allegiance to the caliph of Bagdad. The second rank was that of a minister of state, a lieutenant of the Samanides, who broke, by his revolt, the bonds of political slavery. But the third step was a state of real and domestic servitude in the family of that rebel; from which Sebectagi, by his courage and dexterity, ascended to the supreme command of the city and provinces of Gazna, as the son-in-law and successor of his grateful master. The falling dynasty of the Samanides was at first protected, and at last overthrown, by their servants; and, in the public disorders, the fortune of Mahmud continually increased. From him the title of Sultan was first invented; and his kingdom was enlarged from Transoxiana to the neighborhood of Ispahan, from the shores of the Caspian to the mouth of the Indus. But the principal source of his fame and riches was the holy war which he waged against the Gentoos of Hindostan. In this foreign narrative I may not consume a page; and a volume would scarcely suffice to recapitulate the battles and sieges of his twelve expeditions. Never was the Mussulman hero dismayed by the inclemency of the seasons, the height of the mountains, the breadth of the rivers, the barrenness of the desert, the multitudes of the enemy, or the formidable array of their elephants of war. The sultan of Gazna surpassed the limits of the conquests of Alexander: after a march of three months, over the hills of Cashmir and Thibet, he reached the famous city of Kinnoge, on the Upper Ganges; and, in a naval combat on one of the branches of the Indus, he fought and vanquished four thousand boats of the natives. Delhi, Lahor, and Multan, were compelled to open their gates: the fertile kingdom of Guzarat attracted his ambition and tempted his stay; and his avarice indulged the fruitless project of discovering the golden and

    aromatic isles of the Southern Ocean. On the payment of a tribute, the rajahs preserved their dominions; the people, their lives and fortunes; but to the religion of Hindostan the zealous Mussulman was cruel and inexorable: many hundred temples, or pagodas, were levelled with the ground; many thousand idols were demolished; and the servants of the prophet were stimulated and rewarded by the precious materials of which they were composed. The pagoda of Sumnat was situate on the promontory of Guzarat, in the neighborhood of Diu, one of the last remaining possessions of the Portuguese. It was endowed with the revenue of two thousand villages; two thousand Brahmins were consecrated to the service of the Deity, whom they washed each morning and evening in water from the distant Ganges: the subordinate ministers consisted of three hundred musicians, three hundred barbers, and five hundred dancing girls, conspicuous for their birth or beauty. Three sides of the temple were protected by the ocean, the narrow isthmus was fortified by a natural or artificial precipice; and the city and adjacent country were peopled by a nation of fanatics. They confessed the sins and the punishment of Kinnoge and Delhi; but if the impious stranger should presume to approach their holy precincts, he would surely be overwhelmed by a blast of the divine vengeance. By this challenge, the faith of Mahmud was animated to a personal trial of the strength of this Indian deity. Fifty thousand of his worshippers were pierced by the spear of the Moslems; the walls were scaled; the sanctuary was profaned; and the conqueror aimed a blow of his iron mace at the head of the idol. The trembling Brahmins are said to have offered ten millions * sterling for his ransom; and it was urged by the wisest counsellors, that the destruction of a stone image would not change the hearts of the Gentoos; and that such a sum might be dedicated to the relief of the true believers. “Your reasons,” replied the sultan, “are specious and strong; but never in the eyes of posterity shall Mahmud appear as a merchant of idols.” * He repeated his blows, and a treasure of pearls and rubies, concealed in the belly of the statue, explained in some degree the devout prodigality of the Brahmins. The fragments of the idol were distributed to

    Gazna, Mecca, and Medina. Bagdad listened to the edifying tale; and Mahmud was saluted by the caliph with the title of guardian of the fortune and faith of Mahomet.

    From the paths of blood (and such is the history of nations) I cannot refuse to turn aside to gather some flowers of science or virtue. The name of Mahmud the Gaznevide is still venerable in the East: his subjects enjoyed the blessings of prosperity and peace; his vices were concealed by the veil of religion; and two familiar examples will testify his justice and magnanimity. I. As he sat in the Divan, an unhappy subject bowed before the throne to accuse the insolence of a Turkish soldier who had driven him from his house and bed. “Suspend your clamors,” said Mahmud; “inform me of his next visit, and ourself in person will judge and punish the offender.” The sultan followed his guide, invested the house with his guards, and extinguishing the torches, pronounced the death of the criminal, who had been seized in the act of rapine and adultery. After the execution of his sentence, the lights were rekindled, Mahmud fell prostrate in prayer, and rising from the ground, demanded some homely fare, which he devoured with the voraciousness of hunger. The poor man, whose injury he had avenged, was unable to suppress his astonishment and curiosity; and the courteous monarch condescended to explain the motives of this singular behavior. “I had reason to suspect that none, except one of my sons, could dare to perpetrate such an outrage; and I extinguished the lights, that my justice might be blind and inexorable. My prayer was a thanksgiving on the discovery of the offender; and so painful was my anxiety, that I had passed three days without food since the first moment of your complaint.” II. The sultan of Gazna had declared war against the dynasty of the Bowides, the sovereigns of the western Persia: he was disarmed by an epistle of the sultana mother, and delayed his invasion till the manhood of her son. “During the life of my husband,” said the artful regent, “I was ever apprehensive of your ambition: he was a prince and a soldier worthy of your arms. He is now no more his sceptre has passed to a woman and a child, and you

    dare not attack their infancy and weakness. How inglorious would be your conquest, how shameful your defeat! and yet the event of war is in the hand of the Almighty.” Avarice was the only defect that tarnished the illustrious character of Mahmud; and never has that passion been more richly satiated. * The Orientals exceed the measure of credibility in the account of millions of gold and silver, such as the avidity of man has never accumulated; in the magnitude of pearls, diamonds, and rubies, such as have never been produced by the workmanship of nature. Yet the soil of Hindostan is impregnated with precious minerals: her trade, in every age, has attracted the gold and silver of the world; and her virgin spoils were rifled by the first of the Mahometan conquerors. His behavior, in the last days of his life, evinces the vanity of these possessions, so laboriously won, so dangerously held, and so inevitably lost. He surveyed the vast and various chambers of the treasury of Gazna, burst into tears, and again closed the doors, without bestowing any portion of the wealth which he could no longer hope to preserve. The following day he reviewed the state of his military force; one hundred thousand foot, fifty-five thousand horse, and thirteen hundred elephants of battle. He again wept the instability of human greatness; and his grief was imbittered by the hostile progress of the Turkmans, whom he had introduced into the heart of his Persian kingdom.

    In the modern depopulation of Asia, the regular operation of government and agriculture is confined to the neighborhood of cities; and the distant country is abandoned to the pastoral tribes of Arabs, Curds, and Turkmans. Of the last-mentioned people, two considerable branches extend on either side of the Caspian Sea: the western colony can muster forty thousand soldiers; the eastern, less obvious to the traveller, but more strong and populous, has increased to the number of one hundred thousand families. In the midst of civilized nations, they preserve the manners of the Scythian desert, remove their encampments with a change of seasons, and feed their cattle among the ruins of palaces and temples. Their flocks and

    herds are their only riches; their tents, either black or white, according to the color of the banner, are covered with felt, and of a circular form; their winter apparel is a sheep-skin; a robe of cloth or cotton their summer garment: the features of the men are harsh and ferocious; the countenance of their women is soft and pleasing. Their wandering life maintains the spirit and exercise of arms; they fight on horseback; and their courage is displayed in frequent contests with each other and with their neighbors. For the license of pasture they pay a slight tribute to the sovereign of the land; but the domestic jurisdiction is in the hands of the chiefs and elders. The first emigration of the Eastern Turkmans, the most ancient of the race, may be ascribed to the tenth century of the Christian æra. In the decline of the caliphs, and the weakness of their lieutenants, the barrier of the Jaxartes was often violated; in each invasion, after the victory or retreat of their countrymen, some wandering tribe, embracing the Mahometan faith, obtained a free encampment in the spacious plains and pleasant climate of Transoxiana and Carizme. The Turkish slaves who aspired to the throne encouraged these emigrations which recruited their armies, awed their subjects and rivals, and protected the frontier against the wilder natives of Turkestan; and this policy was abused by Mahmud the Gaznevide beyond the example of former times. He was admonished of his error by the chief of the race of Seljuk, who dwelt in the territory of Bochara. The sultan had inquired what supply of men he could furnish for military service. “If you send,” replied Ismael, “one of these arrows into our camp, fifty thousand of your servants will mount on horseback.” — “And if that number,” continued Mahmud, “should not be sufficient?” — “Send this second arrow to the horde of Balik, and you will find fifty thousand more.” — “But,” said the Gaznevide, dissembling his anxiety, “if I should stand in need of the whole force of your kindred tribes?” — “Despatch my bow,” was the last reply of Ismael, “and as it is circulated around, the summons will be obeyed by two hundred thousand horse.” The apprehension of such formidable friendship induced Mahmud to transport the most obnoxious tribes into the heart of Chorasan, where they would be

    separated from their brethren of the River Oxus, and enclosed on all sides by the walls of obedient cities. But the face of the country was an object of temptation rather than terror; and the vigor of government was relaxed by the absence and death of the sultan of Gazna. The shepherds were converted into robbers; the bands of robbers were collected into an army of conquerors: as far as Ispahan and the Tigris, Persia was afflicted by their predatory inroads; and the Turkmans were not ashamed or afraid to measure their courage and numbers with the proudest sovereigns of Asia. Massoud, the son and successor of Mahmud, had too long neglected the advice of his wisest Omrahs. “Your enemies,” they repeatedly urged, “were in their origin a swarm of ants; they are now little snakes; and, unless they be instantly crushed, they will acquire the venom and magnitude of serpents.” After some alternatives of truce and hostility, after the repulse or partial success of his lieutenants, the sultan marched in person against the Turkmans, who attacked him on all sides with barbarous shouts and irregular onset. “Massoud,” says the Persian historian, “plunged singly to oppose the torrent of gleaming arms, exhibiting such acts of gigantic force and valor as never king had before displayed. A few of his friends, roused by his words and actions, and that innate honor which inspires the brave, seconded their lord so well, that wheresoever he turned his fatal sword, the enemies were mowed down, or retreated before him. But now, when victory seemed to blow on his standard, misfortune was active behind it; for when he looked round, be beheld almost his whole army, excepting that body he commanded in person, devouring the paths of flight.” The Gaznevide was abandoned by the cowardice or treachery of some generals of Turkish race; and this memorable day of Zendecan founded in Persia the dynasty of the shepherd kings.

    The victorious Turkmans immediately proceeded to the election of a king; and, if the probable tale of a Latin historian deserves any credit, they determined by lot the choice of their new master. A number of arrows were successively inscribed

    with the name of a tribe, a family, and a candidate; they were drawn from the bundle by the hand of a child; and the important prize was obtained by Togrul Beg, the son of Michael the son of Seljuk, whose surname was immortalized in the greatness of his posterity. The sultan Mahmud, who valued himself on his skill in national genealogy, professed his ignorance of the family of Seljuk; yet the father of that race appears to have been a chief of power and renown. For a daring intrusion into the harem of his prince. Seljuk was banished from Turkestan: with a numerous tribe of his friends and vassals, he passed the Jaxartes, encamped in the neighborhood of Samarcand, embraced the religion of Mahomet, and acquired the crown of martyrdom in a war against the infidels. His age, of a hundred and seven years, surpassed the life of his son, and Seljuk adopted the care of his two grandsons, Togrul and Jaafar; the eldest of whom, at the age of forty-five, was invested with the title of Sultan, in the royal city of Nishabur. The blind determination of chance was justified by the virtues of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 It would be superfluous to praise the valor of a Turk; and the ambition of Togrul was equal to his valor. By his arms, the Gasnevides were expelled from the eastern kingdoms of Persia, and gradually driven to the banks of the Indus, in search of a softer and more wealthy conquest. In the West he annihilated the dynasty of the Bowides; and the sceptre of Irak passed from the Persian to the Turkish nation. The princes who had felt, or who feared, the Seljukian arrows, bowed their heads in the dust; by the conquest of Aderbijan, or Media, he approached the Roman confines; and the shepherd presumed to despatch an ambassador, or herald, to demand the tribute and obedience of the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In his own dominions, Togrul was the father of his soldiers and people; by a firm and equal administration, Persia was relieved from the evils of anarchy; and the same hands which had been imbrued in blood became the guardians of justice and the public peace. The more rustic, perhaps the wisest, portion of the Turkmans continued to dwell in the tents of their ancestors; and, from the Oxus to the Euphrates, these military colonies were protected and propagated by their native princes. But the

    Turks of the court and city were refined by business and softened by pleasure: they imitated the dress, language, and manners of Persia; and the royal palaces of Nishabur and Rei displayed the order and magnificence of a great monarchy. The most deserving of the Arabians and Persians were promoted to the honors of the state; and the whole body of the Turkish nation embraced, with fervor and sincerity, the religion of Mahomet. The northern swarms of Barbarians, who overspread both Europe and Asia, have been irreconcilably separated by the consequences of a similar conduct. Among the Moslems, as among the Christians, their vague and local traditions have yielded to the reason and authority of the prevailing system, to the fame of antiquity, and the consent of nations. But the triumph of the Koran is more pure and meritorious, as it was not assisted by any visible splendor of worship which might allure the Pagans by some resemblance of idolatry. The first of the Seljukian sultans was conspicuous by his zeal and faith: each day he repeated the five prayers which are enjoined to the true believers; of each week, the two first days were consecrated by an extraordinary fast; and in every city a mosch was completed, before Togrul presumed to lay the foundations of a palace.

    With the belief of the Koran, the son of Seljuk imbibed a lively reverence for the successor of the prophet. But that sublime character was still disputed by the caliphs of Bagdad and Egypt, and each of the rivals was solicitous to prove his title in the judgment of the strong, though illiterate Barbarians. Mahmud the Gaznevide had declared himself in favor of the line of Abbas; and had treated with indignity the robe of honor which was presented by the Fatimite ambassador. Yet the ungrateful Hashemite had changed with the change of fortune; he applauded the victory of Zendecan, and named the Seljukian sultan his temporal vicegerent over the Moslem world. As Togrul executed and enlarged this important trust, he was called to the deliverance of the caliph Cayem, and obeyed the holy summons, which gave a new kingdom to his arms. In the palace of Bagdad, the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still slumbered, a venerable phantom. His servant or master, the prince of the Bowides, could no longer protect him from the insolence of meaner tyrants; and the Euphrates and Tigris were oppressed by the revolt of the Turkish and Arabian emirs. The presence of a conqueror was implored as a blessing; and the transient mischiefs of fire and sword were excused as the sharp but salutary remedies which alone could restore the health of the republic. At the head of an irresistible force, the sultan of Persia marched from Hamadan: the proud were crushed, the prostrate were spared; the prince of the Bowides disappeared; the heads of the most obstinate rebels were laid at the feet of Togrul; and he inflicted a lesson of obedience on the people of Mosul and Bagdad. After the chastisement of the guilty, and the restoration of peace, the royal shepherd accepted the reward of his labors; and a solemn comedy represented the triumph of religious prejudice over Barbarian power. The Turkish sultan embarked on the Tigris, landed at the gate of Racca, and made his public entry on horseback. At the palace-gate he respectfully dismounted, and walked on foot, preceded by his emirs without arms. The caliph was seated behind his black veil: the black garment of the Abbassides was cast over his shoulders, and he held in his hand the staff of the apostle of God. The conqueror of the East kissed the ground, stood some time in a modest posture, and was led towards the throne by the vizier and interpreter. After Togrul had seated himself on another throne, his commission was publicly read, which declared him the temporal lieutenant of the vicar of the prophet. He was successively invested with seven robes of honor, and presented with seven slaves, the natives of the seven climates of the Arabian empire. His mystic veil was perfumed with musk; two crowns * were placed on his head; two cimeters were girded to his side, as the symbols of a double reign over the East and West. After this inauguration, the sultan was prevented from prostrating himself a second time; but he twice kissed the hand of the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and his titles were proclaimed by the voice of heralds and the applause of the Moslems. In a second visit to Bagdad, the Seljukian prince again rescued the caliph from his enemies and devoutly, on foot, led the bridle of his mule from

    the prison to the palace. Their alliance was cemented by the marriage of Togrul’s sister with the successor of the prophet. Without reluctance he had introduced a Turkish virgin into his harem; but Cayem proudly refused his daughter to the sultan, disdained to mingle the blood of the Hashemites with the blood of a Scythian shepherd; and protracted the negotiation many months, till the gradual diminution of his revenue admonished him that he was still in the hands of a master. The royal nuptials were followed by the death of Togrul himself; as he left no children, his nephew Alp Arslan succeeded to the title and prerogatives of sultan; and his name, after that of the caliph, was pronounced in the public prayers of the Moslems. Yet in this revolution, the Abbassides acquired a larger measure of liberty and power. On the throne of Asia, the Turkish monarchs were less jealous of the domestic administration of Bagdad; and the commanders of the faithful were relieved from the ignominious vexations to which they had been exposed by the presence and poverty of the Persian dynasty.

    Chapter LVII: The Turks. —

    Part II.

    Since the fall of the caliphs, the discord and degeneracy of the Saracens respected the Asiatic provinces of Rome; which, by the victories of Nicephorus, Zimisces, and Basil, had been extended as far as Antioch and the eastern boundaries of Armenia. Twenty-five years after the death of Basil, his successors were suddenly assaulted by an unknown race of Barbarians, who united the Scythian valor with the fanaticism of new proselytes, and the art and riches of a powerful monarchy. The myriads of Turkish horse overspread a frontier of six hundred miles from Tauris to Arzeroum, and the blood of one hundred and thirty thousand Christians was a grateful sacrifice to the Arabian prophet. Yet the arms of Togrul did not make any deep or lasting impression on the Greek empire. The torrent rolled away from the open country; the sultan retired

    without glory or success from the siege of an Armenian city; the obscure hostilities were continued or suspended with a vicissitude of events; and the bravery of the Macedonian legions renewed the fame of the conqueror of Asia. The name of Alp Arslan, the valiant lion, is expressive of the popular idea of the perfection of man; and the successor of Togrul displayed the fierceness and generosity of the royal animal. He passed the Euphrates at the head of the Turkish cavalry, and entered Cæsarea, the metropolis of Cappadocia, to which he had been attracted by the fame and wealth of the temple of St. Basil. The solid structure resisted the destroyer: but he carried away the doors of the shrine incrusted with gold and pearls, and profaned the relics of the tutelar saint, whose mortal frailties were now covered by the venerable rust of antiquity. The final conquest of Armenia and Georgia was achieved by Alp Arslan. In Armenia, the title of a kingdom, and the spirit of a nation, were annihilated: the artificial fortifications were yielded by the mercenaries of Constantinople; by strangers without faith, veterans without pay or arms, and recruits without experience or discipline. The loss of this important frontier was the news of a day; and the Catholics were neither surprised nor displeased, that a people so deeply infected with the Nestorian and Eutychian errors had been delivered by Christ and his mother into the hands of the infidels. The woods and valleys of Mount Caucasus were more strenuously defended by the native Georgians or Iberians; but the Turkish sultan and his son Malek were indefatigable in this holy war: their captives were compelled to promise a spiritual, as well as temporal, obedience; and, instead of their collars and bracelets, an iron horseshoe, a badge of ignominy, was imposed on the infidels who still adhered to the worship of their fathers. The change, however, was not sincere or universal; and, through ages of servitude, the Georgians have maintained the succession of their princes and bishops. But a race of men, whom nature has cast in her most perfect mould, is degraded by poverty, ignorance, and vice; their profession, and still more their practice, of Christianity is an empty name; and if they have emerged from heresy, it is only because they are too illiterate to remember a metaphysical creed.

    The false or genuine magnanimity of Mahmud the Gaznevide was not imitated by Alp Arslan; and he attacked without scruple the Greek empress Eudocia and her children. His alarming progress compelled her to give herself and her sceptre to the hand of a soldier; and Romanus Diogenes was invested with the Imperial purple. His patriotism, and perhaps his pride, urged him from Constantinople within two months after his accession; and the next campaign he most scandalously took the field during the holy festival of Easter. In the palace, Diogenes was no more than the husband of Eudocia: in the camp, he was the emperor of the Romans, and he sustained that character with feeble resources and invincible courage. By his spirit and success the soldiers were taught to act, the subjects to hope, and the enemies to fear. The Turks had penetrated into the heart of Phrygia; but the sultan himself had resigned to his emirs the prosecution of the war; and their numerous detachments were scattered over Asia in the security of conquest. Laden with spoil, and careless of discipline, they were separately surprised and defeated by the Greeks: the activity of the emperor seemed to multiply his presence: and while they heard of his expedition to Antioch, the enemy felt his sword on the hills of Trebizond. In three laborious campaigns, the Turks were driven beyond the Euphrates; in the fourth and last, Romanus undertook the deliverance of Armenia. The desolation of the land obliged him to transport a supply of two months’ provisions; and he marched forwards to the siege of Malazkerd, an important fortress in the midway between the modern cities of Arzeroum and Van. His army amounted, at the least, to one hundred thousand men. The troops of Constantinople were reënforced by the disorderly multitudes of Phrygia and Cappadocia; but the real strength was composed of the subjects and allies of Europe, the legions of Macedonia, and the squadrons of Bulgaria; the Uzi, a Moldavian horde, who were themselves of the Turkish race; and, above all, the mercenary and adventurous bands of French and Normans. Their lances were commanded by the valiant Ursel of Baliol, the kinsman or father of the Scottish kings, and were allowed to excel in the

    exercise of arms, or, according to the Greek style, in the practice of the Pyrrhic dance.

    On the report of this bold invasion, which threatened his hereditary dominions, Alp Arslan flew to the scene of action at the head of forty thousand horse. His rapid and skilful evolutions distressed and dismayed the superior numbers of the Greeks; and in the defeat of Basilacius, one of their principal generals, he displayed the first example of his valor and clemency. The imprudence of the emperor had separated his forces after the reduction of Malazkerd. It was in vain that he attempted to recall the mercenary Franks: they refused to obey his summons; he disdained to await their return: the desertion of the Uzi filled his mind with anxiety and suspicion; and against the most salutary advice he rushed forwards to speedy and decisive action. Had he listened to the fair proposals of the sultan, Romanus might have secured a retreat, perhaps a peace; but in these overtures he supposed the fear or weakness of the enemy, and his answer was conceived in the tone of insult and defiance. “If the Barbarian wishes for peace, let him evacuate the ground which he occupies for the encampment of the Romans, and surrender his city and palace of Rei as a pledge of his sincerity.” Alp Arslan smiled at the vanity of the demand, but he wept the death of so many faithful Moslems; and, after a devout prayer, proclaimed a free permission to all who were desirous of retiring from the field. With his own hands he tied up his horse’s tail, exchanged his bow and arrows for a mace and cimeter, clothed himself in a white garment, perfumed his body with musk, and declared that if he were vanquished, that spot should be the place of his burial. The sultan himself had affected to cast away his missile weapons: but his hopes of victory were placed in the arrows of the Turkish cavalry, whose squadrons were loosely distributed in the form of a crescent. Instead of the successive lines and reserves of the Grecian tactics, Romulus led his army in a single and solid phalanx, and pressed with vigor and impatience the artful and yielding resistance of the Barbarians. In this desultory and fruitless

    combat he spent the greater part of a summer’s day, till prudence and fatigue compelled him to return to his camp. But a retreat is always perilous in the face of an active foe; and no sooner had the standard been turned to the rear than the phalanx was broken by the base cowardice, or the baser jealousy, of Andronicus, a rival prince, who disgraced his birth and the purple of the Cæsars. The Turkish squadrons poured a cloud of arrows on this moment of confusion and lassitude; and the horns of their formidable crescent were closed in the rear of the Greeks. In the destruction of the army and pillage of the camp, it would be needless to mention the number of the slain or captives. The Byzantine writers deplore the loss of an inestimable pearl: they forgot to mention, that in this fatal day the Asiatic provinces of Rome were irretrievably sacrificed.

    As long as a hope survived, Romanus attempted to rally and save the relics of his army. When the centre, the Imperial station, was left naked on all sides, and encompassed by the victorious Turks, he still, with desperate courage, maintained the fight till the close of day, at the head of the brave and faithful subjects who adhered to his standard. They fell around him; his horse was slain; the emperor was wounded; yet he stood alone and intrepid, till he was oppressed and bound by the strength of multitudes. The glory of this illustrious prize was disputed by a slave and a soldier; a slave who had seen him on the throne of Constantinople, and a soldier whose extreme deformity had been excused on the promise of some signal service. Despoiled of his arms, his jewels, and his purple, Romanus spent a dreary and perilous night on the field of battle, amidst a disorderly crowd of the meaner Barbarians. In the morning the royal captive was presented to Alp Arslan, who doubted of his fortune, till the identity of the person was ascertained by the report of his ambassadors, and by the more pathetic evidence of Basilacius, who embraced with tears the feet of his unhappy sovereign. The successor of Constantine, in a plebeian habit, was led into the Turkish divan, and commanded to kiss the ground before the lord of Asia. He reluctantly obeyed; and Alp Arslan,

    starting from his throne, is said to have planted his foot on the neck of the Roman emperor. But the fact is doubtful; and if, in this moment of insolence, the sultan complied with the national custom, the rest of his conduct has extorted the praise of his bigoted foes, and may afford a lesson to the most civilized ages. He instantly raised the royal captive from the ground; and thrice clasping his hand with tender sympathy, assured him, that his life and dignity should be inviolate in the hands of a prince who had learned to respect the majesty of his equals and the vicissitudes of fortune. From the divan, Romanus was conducted to an adjacent tent, where he was served with pomp and reverence by the officers of the sultan, who, twice each day, seated him in the place of honor at his own table. In a free and familiar conversation of eight days, not a word, not a look, of insult escaped from the conqueror; but he severely censured the unworthy subjects who had deserted their valiant prince in the hour of danger, and gently admonished his antagonist of some errors which he had committed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war. In the preliminaries of negotiation, Alp Arslan asked him what treatment he expected to receive, and the calm indifference of the emperor displays the freedom of his mind. “If you are cruel,” said he, “you will take my life; if you listen to pride, you will drag me at your chariot-wheels; if you consult your interest, you will accept a ransom, and restore me to my country.” “And what,” continued the sultan, “would have been your own behavior, had fortune smiled on your arms?” The reply of the Greek betrays a sentiment, which prudence, and even gratitude, should have taught him to suppress. “Had I vanquished,” he fiercely said, “I would have inflicted on thy body many a stripe.” The Turkish conqueror smiled at the insolence of his captive observed that the Christian law inculcated the love of enemies and forgiveness of injuries; and nobly declared, that he would not imitate an example which he condemned. After mature deliberation, Alp Arslan dictated the terms of liberty and peace, a ransom of a million, * an annual tribute of three hundred and sixty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the marriage of the royal children, and the deliverance of all the Moslems, who were in the power of the Greeks. Romanus, with a sigh,

    subscribed this treaty, so disgraceful to the majesty of the empire; he was immediately invested with a Turkish robe of honor; his nobles and patricians were restored to their sovereign; and the sultan, after a courteous embrace, dismissed him with rich presents and a military guard. No sooner did he reach the confines of the empire, than he was informed that the palace and provinces had disclaimed their allegiance to a captive: a sum of two hundred thousand pieces was painfully collected; and the fallen monarch transmitted this part of his ransom, with a sad confession of his impotence and disgrace. The generosity, or perhaps the ambition, of the sultan, prepared to espouse the cause of his ally; but his designs were prevented by the defeat, imprisonment, and death, of Romanus Diogenes.

    In the treaty of peace, it does not appear that Alp Arslan extorted any province or city from the captive emperor; and his revenge was satisfied with the trophies of his victory, and the spoils of Anatolia, from Antioch to the Black Sea. The fairest part of Asia was subject to his laws: twelve hundred princes, or the sons of princes, stood before his throne; and two hundred thousand soldiers marched under his banners. The sultan disdained to pursue the fugitive Greeks; but he meditated the more glorious conquest of Turkestan, the original seat of the house of Seljuk. He moved from Bagdad to the banks of the Oxus; a bridge was thrown over the river; and twenty days were consumed in the passage of his troops. But the progress of the great king was retarded by the governor of Berzem; and Joseph the Carizmian presumed to defend his fortress against the powers of the East. When he was produced a captive in the royal tent, the sultan, instead of praising his valor, severely reproached his obstinate folly: and the insolent replies of the rebel provoked a sentence, that he should be fastened to four stakes, and left to expire in that painful situation. At this command, the desperate Carizmian, drawing a dagger, rushed headlong towards the throne: the guards raised their battle-axes; their zeal was checked by Alp Arslan, the most skilful archer of the age: he drew his bow,

    but his foot slipped, the arrow glanced aside, and he received in his breast the dagger of Joseph, who was instantly cut in pieces. The wound was mortal; and the Turkish prince bequeathed a dying admonition to the pride of kings. “In my youth,” said Alp Arslan, “I was advised by a sage to humble myself before God; to distrust my own strength; and never to despise the most contemptible foe. I have neglected these lessons; and my neglect has been deservedly punished. Yesterday, as from an eminence I beheld the numbers, the discipline, and the spirit, of my armies, the earth seemed to tremble under my feet; and I said in my heart, Surely thou art the king of the world, the greatest and most invincible of warriors. These armies are no longer mine; and, in the confidence of my personal strength, I now fall by the hand of an assassin.” Alp Arslan possessed the virtues of a Turk and a Mussulman; his voice and stature commanded the reverence of mankind; his face was shaded with long whiskers; and his ample turban was fashioned in the shape of a crown. The remains of the sultan were deposited in the tomb of the Seljukian dynasty; and the passenger might read and meditate this useful inscription: “O ye who have seen the glory of Alp Arslan exalted to the heavens, repair to Maru, and you will behold it buried in the dust.” The annihilation of the inscription, and the tomb itself, more forcibly proclaims the instability of human greatness.

    During the life of Alp Arslan, his eldest son had been acknowledged as the future sultan of the Turks. On his father’s death the inheritance was disputed by an uncle, a cousin, and a brother: they drew their cimeters, and assembled their followers; and the triple victory of Malek Shah established his own reputation and the right of primogeniture. In every age, and more especially in Asia, the thirst of power has inspired the same passions, and occasioned the same disorders; but, from the long series of civil war, it would not be easy to extract a sentiment more pure and magnanimous than is contained in the saying of the Turkish prince. On the eve of the battle, he performed his devotions at Thous, before the

    tomb of the Imam Riza. As the sultan rose from the ground, he asked his vizier Nizam, who had knelt beside him, what had been the object of his secret petition: “That your arms may be crowned with victory,” was the prudent, and most probably the sincere, answer of the minister. “For my part,” replied the generous Malek, “I implored the Lord of Hosts that he would take from me my life and crown, if my brother be more worthy than myself to reign over the Moslems.” The favorable judgment of heaven was ratified by the caliph; an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sacred title of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was communicated to a Barbarian. But this Barbarian, by his personal merit, and the extent of his empire, was the greatest prince of his age. After the settlement of Persia and Syria, he marched at the head of innumerable armies to achieve the conquest of Turkestan, which had been undertaken by his father. In his passage of the Oxus, the boatmen, who had been employed in transporting some troops, complained, that their payment was assigned on the revenues of Antioch. The sultan frowned at this preposterous choice; but he smiled at the artful flattery of his vizier. “It was not to postpone their reward, that I selected those remote places, but to leave a memorial to posterity, that, under your reign, Antioch and the Oxus were subject to the same sovereign.” But this description of his limits was unjust and parsimonious: beyond the Oxus, he reduced to his obedience the cities of Bochara, Carizme, and Samarcand, and crushed each rebellious slave, or independent savage, who dared to resist. Malek passed the Sihon or Jaxartes, the last boundary of Persian civilization: the hordes of Turkestan yielded to his supremacy: his name was inserted on the coins, and in the prayers of Cashgar, a Tartar kingdom on the extreme borders of China. From the Chinese frontier, he stretched his immediate jurisdiction or feudatory sway to the west and south, as far as the mountains of Georgia, the neighborhood of Constantinople, the holy city of Jerusalem, and the spicy groves of Arabia Felix. Instead of resigning himself to the luxury of his harem, the shepherd king, both in peace and war, was in action and in the field. By the perpetual motion of the royal camp, each province was successively blessed with his presence; and he is said to have

    perambulated twelve times the wide extent of his dominions, which surpassed the Asiatic reign of Cyrus and the caliphs. Of these expeditions, the most pious and splendid was the pilgrimage of Mecca: the freedom and safety of the caravans were protected by his arms; the citizens and pilgrims were enriched by the profusion of his alms; and the desert was cheered by the places of relief and refreshment, which he instituted for the use of his brethren. Hunting was the pleasure, and even the passion, of the sultan, and his train consisted of forty-seven thousand horses; but after the massacre of a Turkish chase, for each piece of game, he bestowed a piece of gold on the poor, a slight atonement, at the expense of the people, for the cost and mischief of the amusement of kings. In the peaceful prosperity of his reign, the cities of Asia were adorned with palaces and hospitals with moschs and colleges; few departed from his Divan without reward, and none without justice. 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Persia revived under the house of Seljuk; and if Malek emulated the liberality of a Turk less potent than himself, his palace might resound with the songs of a hundred poets. The sultan bestowed a more serious and learned care on the reformation of the calendar, which was effected by a general assembly of the astronomers of the East. By a law of the prophet, the Moslems are confined to the irregular course of the lunar months; in Persia, since the age of Zoroaster, the revolution of the sun has been known and celebrated as an annual festival; but after the fall of the Magian empire, the intercalation had been neglected; the fractions of minutes and hours were multiplied into days; and the date of the springs was removed from the sign of Aries to that of Pisces. The reign of Malek was illustrated by the Gelalan æra; and all errors, either past or future, were corrected by a computation of time, which surpasses the Julian, and approaches the accuracy of the Gregorian, style.

    In a period when Europe was plunged in the deepest barbarism, the light and splendor of Asia may be ascribed to

    the docility rather than the knowledge of the Turkish conquerors. An ample share of their wisdom and virtue is due to a Persian vizier, who ruled the empire under the reigns of Alp Arslan and his son. Nizam, one of the most illustrious ministers of the East, was honored by the caliph as an oracle of religion and science; he was trusted by the sultan as the faithful vicegerent of his power and justice. After an administration of thirty years, the fame of the vizier, his wealth, and even his services, were transformed into crimes. He was overthrown by the insidious arts of a woman and a rival; and his fall was hastened by a rash declaration, that his cap and ink-horn, the badges of his office, were connected by the divine decree with the throne and diadem of the sultan. At the age of ninety-three years, the venerable statesman was dismissed by his master, accused by his enemies, and murdered by a fanatic: * the last words of Nizam attested his innocence, and the remainder of Malek’s life was short and inglorious. From Ispahan, the scene of this disgraceful transaction, the sultan moved to Bagdad, with the design of transplanting the caliph, and of fixing his own residence in the capital of the Moslem world. The feeble successor of Mahomet obtained a respite of ten days; and before the expiration of the term, the Barbarian was summoned by the angel of death. His ambassadors at Constantinople had asked in marriage a Roman princess; but the proposal was decently eluded; and the daughter of Alexius, who might herself have been the victim, expresses her abhorrence of his unnatural conjunction. The daughter of the sultan was bestowed on the caliph Moctadi, with the imperious condition, that, renouncing the society of his wives and concubines, he should forever confine himself to this honorable alliance.

    Chapter LVII: The Turks. —

    Part III.

    The greatness and unity of the Turkish empire expired in the person of Malek Shah. His vacant throne was disputed by his

    brother and his four sons; and, after a series of civil wars, the treaty which reconciled the surviving candidates confirmed a lasting separation in the Persian dynasty, the eldest and principal branch of the house of Seljuk. The three younger dynasties were those of Kerman, of Syria, and of Roum: the first of these commanded an extensive, though obscure, dominion on the shores of the Indian Ocean: the second expelled the Arabian princes of Aleppo and Damascus; and the third, our peculiar care, invaded the Roman provinces of Asia Minor. The generous policy of Malek contributed to their elevation: he allowed the princes of his blood, even those whom he had vanquished in the field, to seek new kingdoms worthy of their ambition; nor was he displeased that they should draw away the more ardent spirits, who might have disturbed the tranquillity of his reign. As the supreme head of his family and nation, the great sultan of Persia commanded the obedience and tribute of his royal brethren: the thrones of Kerman and Nice, of Aleppo and Damascus; the Atabeks, and emirs of Syria and Mesopotamia, erected their standards under the shadow of his sceptre: and the hordes of Turkmans overspread the plains of the Western Asia. After the death of Malek, the bands of union and subordination were relaxed and finally dissolved: the indulgence of the house of Seljuk invested their slaves with the inheritance of kingdoms; and, in the Oriental style, a crowd of princes arose from the dust of their feet.

    A prince of the royal line, Cutulmish, * the son of Izrail, the son of Seljuk, had fallen in a battle against Alp Arslan and the humane victor had dropped a tear over his grave. His five sons, strong in arms, ambitious of power, and eager for revenge, unsheathed their cimeters against the son of Alp Arslan. The two armies expected the signal when the caliph, forgetful of the majesty which secluded him from vulgar eyes, interposed his venerable mediation. “Instead of shedding the blood of your brethren, your brethren both in descent and faith, unite your forces in a holy war against the Greeks, the enemies of God and his apostle.” They listened to his voice; the

    sultan embraced his rebellious kinsmen; and the eldest, the valiant Soliman, accepted the royal standard, which gave him the free conquest and hereditary command of the provinces of the Roman empire, from Arzeroum to Constantinople, and the unknown regions of the West. Accompanied by his four brothers, he passed the Euphrates; the Turkish camp was soon seated in the neighborhood of Kutaieh in Phrygia; and his flying cavalry laid waste the country as far as the Hellespont and the Black Sea. Since the decline of the empire, the peninsula of Asia Minor had been exposed to the transient, though destructive, inroads of the Persians and Saracens; but the fruits of a lasting conquest were reserved for the Turkish sultan; and his arms were introduced by the Greeks, who aspired to reign on the ruins of their country. Since the captivity of Romanus, six years the feeble son of Eudocia had trembled under the weight of the Imperial crown, till the provinces of the East and West were lost in the same month by a double rebellion: of either chief Nicephorus was the common name; but the surnames of Bryennius and Botoniates distinguish the European and Asiatic candidates. Their reasons, or rather their promises, were weighed in the Divan; and, after some hesitation, Soliman declared himself in favor of Botoniates, opened a free passage to his troops in their march from Antioch to Nice, and joined the banner of the Crescent to that of the Cross. After his ally had ascended the throne of Constantinople, the sultan was hospitably entertained in the suburb of Chrysopolis or Scutari; and a body of two thousand Turks was transported into Europe, to whose dexterity and courage the new emperor was indebted for the defeat and captivity of his rival, Bryennius. But the conquest of Europe was dearly purchased by the sacrifice of Asia: Constantinople was deprived of the obedience and revenue of the provinces beyond the Bosphorus and Hellespont; and the regular progress of the Turks, who fortified the passes of the rivers and mountains, left not a hope of their retreat or expulsion. Another candidate implored the aid of the sultan: Melissenus, in his purple robes and red buskins, attended the motions of the Turkish camp; and the desponding cities were tempted by the summons of a Roman

    prince, who immediately surrendered them into the hands of the Barbarians. These acquisitions were confirmed by a treaty of peace with the emperor Alexius: his fear of Robert compelled him to seek the friendship of Soliman; and it was not till after the sultan’s death that he extended as far as Nicomedia, about sixty miles from Constantinople, the eastern boundary of the Roman world. Trebizond alone, defended on either side by the sea and mountains, preserved at the extremity of the Euxine the ancient character of a Greek colony, and the future destiny of a Christian empire.

    Since the first conquests of the caliph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urks in Anatolia or Asia Minor was the most deplorable loss which the church and empire had sustained. By the propagation of the Moslem faith, Soliman deserved the name of Gazi, a holy champion; and his new kingdoms, of the Romans, or of Roum, was added to the tables of Oriental geography. It is described as extending from the Euphrates to Constantinople, from the Black Sea to the confines of Syria; pregnant with mines of silver and iron, of alum and copper, fruitful in corn and wine, and productive of cattle and excellent horses. The wealth of Lydia, the arts of the Greeks, the splendor of the Augustan age, existed only in books and ruins, which were equally obscure in the eyes of the Scythian conquerors. Yet, in the present decay, Anatolia still contains some wealthy and populous cities; and, under the Byzantine empire, they were far more flourishing in numbers, size, and opulence. By the choice of the sultan, Nice, the metropolis of Bithynia, was preferred for his palace and fortress: the seat of the Seljukian dynasty of Roum was planted one hundred miles from Constantinople; and the divinity of Christ was denied and derided in the same temple in which it had been pronounced by the first general synod of the Catholics. The unity of God, and the mission of Mahomet, were preached in the moschs; the Arabian learning was taught in the schools; the Cadhis judged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the Koran; the Turkish manners and language prevailed in the cities; and Turkman camps were scattered over the plains and mountains of Anatolia. On the

    hard conditions of tribute and servitude, the Greek Christians might enjoy the exercise of their religion; but their most holy churches were profaned; their priests and bishops were insulted; they were compelled to suffer the triumph of the Pagans, and the apostasy of their brethren; many thousand children were marked by the knife of circumcision; and many thousand captives were devoted to the service or the pleasures of their masters. After the loss of Asia, Antioch still maintained her primitive allegiance to Christ and Cæsar; but the solitary province was separated from all Roman aid, and surrounded on all sides by the Mahometan powers. The despair of Philaretus the governor prepared the sacrifice of his religion and loyalty, had not his guilt been prevented by his son, who hastened to the Nicene palace, and offered to deliver this valuable prize into the hands of Soliman. The ambitious sultan mounted on horseback, and in twelve nights (for he reposed in the day) performed a march of six hundred miles. Antioch was oppressed by the speed and secrecy of his enterprise; and the dependent cities, as far as Laodicea and the confines of Aleppo, obeyed the example of the metropolis. From Laodicea to the Thracian Bosphorus, or arm of St. George, the conquests and reign of Soliman extended thirty days’ journey in length, and in breadth about ten or fifteen, between the rocks of Lycia and the Black Sea. The Turkish ignorance of navigation protected, for a while, the inglorious safety of the emperor; but no sooner had a fleet of two hundred ships been constructed by the hands of the captive Greeks, than Alexius trembled behind the walls of his capital. His plaintive epistles were dispersed over Europe, to excite the compassion of the Latins, and to paint the danger, the weakness, and the riches of the city of Constantine.

    But the most interesting conquest of the Seljukian Turks was that of Jerusalem, which soon became the theatre of nations. In their capitulation with Omar, the inhabitants had stipulated the assurance of their religion and property; but the articles were interpreted by a master against whom it was dangerous to dispute; and in the four hundred years of the

    reign of the caliphs, the political climate of Jerusalem was exposed to the vicissitudes of storm and sunshine. By the increase of proselytes and population, the Mahometans might excuse the usurpation of three fourths of the city: but a peculiar quarter was resolved for the patriarch with his clergy and people; a tribute of two pieces of gold was the price of protection; and the sepulchre of Christ, with the church of the Resurrection, was still left in the hands of his votaries. Of these votaries, the most numerous and respectable portion were strangers to Jerusalem: the pilgrimages to the Holy Land had been stimulated, rather than suppressed, by the conquest of the Arabs; and the enthusiasm which had always prompted these perilous journeys, was nourished by the congenial passions of grief and indignation. A crowd of pilgrims from the East and West continued to visit the holy sepulchre, and the adjacent sanctuaries, more especially at the festival of Easter; and the Greeks and Latins, the Nestorians and Jacobites, the Copts and Abyssinians, the Armenians and Georgians, maintained the chapels, the clergy, and the poor of their respective communions. The harmony of prayer in so many various tongues, the worship of so many nations in the common temple of their religion, might have afforded a spectacle of edification and peace; but the zeal of the Christian sects was imbittered by hatred and revenge; and in the kingdom of a suffering Messiah, who had pardoned his enemies, they aspired to command and persecute their spiritual brethren. The preëminence was asserted by the spirit and numbers of the Franks; and the greatness of Charlemagne protected both the Latin pilgrims and the Catholics of the East. The poverty of Carthage, Alexandria, and Jerusalem, was relieved by the alms of that pious emperor; and many monasteries of Palestine were founded or restored by his liberal devotion. Harun Alrashid, the greatest of the Abbassides, esteemed in his Christian brother a similar supremacy of genius and power: their friendship was cemented by a frequent intercourse of gifts and embassies; and the caliph, without resigning the substantial dominion, presented the emperor with the keys of the holy sepulchre, and perhaps of the city of Jerusalem. In the decline of the

    Carlovingian monarchy, the republic of Amalphi promoted the interest of trade and religion in the East. Her vessels transported the Latin pilgrims to the coasts of Egypt and Palestine, and deserved, by their useful imports, the favor and alliance of the Fatimite caliphs: an annual fair was instituted on Mount Calvary: and the Italian merchants founded the convent and hospital of St. John of Jerusalem, the cradle of the monastic and military order, which has since reigned in the isles of Rhodes and of Malta. Had the Christian pilgrims been content to revere the tomb of a prophet, the disciples of Mahomet, instead of blaming, would have imitated, their piety: but these rigid Unitarians were scandalized by a worship which represents the birth, death, and resurrection, of a God; the Catholic images were branded with the name of idols; and the Moslems smiled with indignation at the miraculous flame which was kindled on the eve of Easter in the holy sepulchre. This pious fraud, first devised in the ninth century, was devoutly cherished by the Latin crusaders, and is annually repeated by the clergy of the Greek, Armenian, and Coptic sects, who impose on the credulous spectators for their own benefit, and that of their tyrants. In every age, a principle of toleration has been fortified by a sense of interest: and the revenue of the prince and his emir was increased each year, by the expense and tribute of so many thousand strangers.

    The revolution which transferred the sceptre from the Abbassides to the Fatimites was a benefit, rather than an injury, to the Holy Land. A sovereign resident in Egypt was more sensible of the importance of Christian trade; and the emirs of Palestine were less remote from the justice and power of the throne. But the third of these Fatimite caliphs was the famous Hakem, a frantic youth, who was delivered by his impiety and despotism from the fear either of God or man; and whose reign was a wild mixture of vice and folly. Regardless of the most ancient customs of Egypt, he imposed on the women an absolute confinement; the restraint excited the clamors of both sexes; their clamors provoked his fury; a part of Old Cairo was delivered to the flames and the guards and citizens

    were engaged many days in a bloody conflict. At first the caliph declared himself a zealous Mussulman, the founder or benefactor of moschs and colleges: twelve hundred and ninety copies of the Koran were transcribed at his expense in letters of gold; and his edict extirpated the vineyards of the Upper Egypt. But his vanity was soon flattered by the hope of introducing a new religion; he aspired above the fame of a prophet, and styled himself the visible image of the Most High God, who, after nine apparitions on earth, was at length manifest in his royal person. At the name of Hakem, the lord of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every knee was bent in religious adoration: his mysteries were performed on a mountain near Cairo: sixteen thousand converts had signed his profession of faith; and at the present hour, a free and warlike people, the Druses of Mount Libanus, are persuaded of the life and divinity of a madman and tyrant. In his divine character, Hakem hated the Jews and Christians, as the servants of his rivals; while some remains of prejudice or prudence still pleaded in favor of the law of Mahomet. Both in Egypt and Palestine, his cruel and wanton persecution made some martyrs and many apostles: the common rights and special privileges of the sectaries were equally disregarded; and a general interdict was laid on the devotion of strangers and natives. The temple of the Christian world, the church of the Resurrection, was demolished to its foundations; the luminous prodigy of Easter was interrupted, and much profane labor was exhausted to destroy the cave in the rock which properly constitutes the holy sepulchre. At the report of this sacrilege, the nations of Europe were astonished and afflicted: but instead of arming in the defence of the Holy Land, they contented themselves with burning, or banishing, the Jews, as the secret advisers of the impious Barbarian. Yet the calamities of Jerusalem were in some measure alleviated by the inconstancy or repentance of Hakem himself; and the royal mandate was sealed for the restitution of the churches, when the tyrant was assassinated by the emissaries of his sister. The succeeding caliphs resumed the maxims of religion and policy: a free toleration was again granted; with the pious aid of the emperor of Constantinople, the holy sepulchre arose

    from its ruins; and, after a short abstinence, the pilgrims returned with an increase of appetite to the spiritual feast. In the sea-voyage of Palestine, the dangers were frequent, and the opportunities rare: but the conversion of Hungary opened a safe communication between Germany and Greece. The charity of St. Stephen, the apostle of his kingdom, relieved and conducted his itinerant brethren; and from Belgrade to Antioch, they traversed fifteen hundred miles of a Christian empire. Among the Franks, the zeal of pilgrimage prevailed beyond the example of former times: and the roads were covered with multitudes of either sex, and of every rank, who professed their contempt of life, so soon as they should have kissed the tomb of their Redeemer. Princes and prelates abandoned the care of their dominions; and the numbers of these pious caravans were a prelude to the armies which marched in the ensuing age under the banner of the cross. About thirty years before the first crusade, the arch bishop of Mentz, with the bishops of Utrecht, Bamberg, and Ratisbon, undertook this laborious journey from the Rhine to the Jordan; and the multitude of their followers amounted to seven thousand persons. At Constantinople, they were hospitably entertained by the emperor; but the ostentation of their wealth provoked the assault of the wild Arabs: they drew their swords with scrupulous reluctance, and sustained siege in the village of Capernaum, till they were rescued by the venal protection of the Fatimite emir. After visiting the holy places, they embarked for Italy, but only a remnant of two thousand arrived in safety in their native land. Ingulphus, a secretary of William the Conqueror, was a companion of this pilgrimage: he observes that they sailed from Normandy, thirty stout and well-appointed horsemen; but that they repassed the Alps, twenty miserable palmers, with the staff in their hand, and the wallet at their back.

    After the defeat of the Romans, the tranquillity of the Fatimite caliphs was invaded by the Turks. One of the lieutenants of Malek Shah, Atsiz the Carizmian, marched into Syria at the head of a powerful army, and reduced Damascus by famine

    and the sword. Hems, and the other cities of the province, acknowledged the caliph of Bagdad and the sultan of Persia; and the victorious emir advanced without resistance to the banks of the Nile: the Fatimite was preparing to fly into the heart of Africa; but the negroes of his guard and the inhabitants of Cairo made a desperate sally, and repulsed the Turk from the confines of Egypt. In his retreat he indulged the license of slaughter and rapine: the judge and notaries of Jerusalem were invited to his camp; and their execution was followed by the massacre of three thousand citizens. The cruelty or the defeat of Atsiz was soon punished by the sultan Toucush, the brother of Malek Shah, who, with a higher title and more formidable powers, asserted the dominion of Syria and Palestine. The house of Seljuk reigned about twenty years in Jerusalem; but the hereditary command of the holy city and territory was intrusted or abandoned to the emir Ortok, the chief of a tribe of Turkmans, whose children, after their expulsion from Palestine, formed two dynasties on the borders of Armenia and Assyria. The Oriental Christians and the Latin pilgrims deplored a revolution, which, instead of the regular government and old alliance of the caliphs, imposed on their necks the iron yoke of the strangers of the North. In his court and camp the great sultan had adopted in some degree the arts and manners of Persia; but the body of the Turkish nation, and more especially the pastoral tribes, still breathed the fierceness of the desert. From Nice to Jerusalem, the western countries of Asia were a scene of foreign and domestic hostility; and the shepherds of Palestine, who held a precarious sway on a doubtful frontier, had neither leisure nor capacity to await the slow profits of commercial and religious freedom. The pilgrims, who, through innumerable perils, had reached the gates of Jerusalem, were the victims of private rapine or public oppression, and often sunk under the pressure of famine and disease, before they were permitted to salute the holy sepulchre. A spirit of native barbarism, or recent zeal, prompted the Turkmans to insult the clergy of every sect: the patriarch was dragged by the hair along the pavement, and cast into a dungeon, to extort a ransom from the sympathy of his flock; and the divine worship in the

    church of the Resurrection was often disturbed by the savage rudeness of its masters. The pathetic tale excited the millions of the West to march under the standard of the cross to the relief of the Holy Land; and yet how trifling is the sum of these accumulated evils, if compared with the single act of the sacrilege of Hakem, which had been so patiently endured by the Latin Christians! A slighter provocation inflamed the more irascible temper of their descendants: a new spirit had arisen of religious chivalry and papal dominion; a nerve was touched of exquisite feeling; and the sensation vibrated to the heart of Europe.

    Chapter LVIII:

    The First Crusade.

    Part I.

    Origin And Numbers Of The First Crusade. — Characters Of The Latin Princes. — Their March To Constantinople. — Policy Of The Greek Emperor Alexius. — Conquest Of Nice, Antioch, And Jerusalem, By The Franks. — Deliverance Of The Holy Sepulchre. — Godfrey Of Bouillon, First King Of Jerusalem. — Institutions Of The French Or Latin Kingdom.

    About twenty years after the conquest of Jerusalem by the Turks, the holy sepulchre was visited by a hermit of the name of Peter, a native of Amiens, in the province of Picardy in France. His resentment and sympathy were excited by his own injuries and the oppression of the Christian name; he mingled his tears with those of the patriarch, and earnestly inquired, if no hopes of relief could be entertained from the Greek emperors of the East. The patriarch exposed the vices and weakness of the successors of Constantine. “I will rouse,” exclaimed the hermit, “the martial nations of Europe in your cause;” and Europe was obedient to the call of the hermit. The astonished patriarch dismissed him with epistles of credit and complaint; and no sooner did he land at Bari, than Peter hastened to kiss the feet of the Roman pontiff. His stature was small, his appearance contemptible; but his eye was keen and lively; and he possessed that vehemence of speech, which seldom fails to impart the persuasion of the soul. He was born of a gentleman’s family, (for we must now adopt a modern

    idiom,) and his military service was under the neighboring counts of Boulogne, the heroes of the first crusade. But he soon relinquished the sword and the world; and if it be true, that his wife, however noble, was aged and ugly, he might withdraw, with the less reluctance, from her bed to a convent, and at length to a hermitage. * In this austere solitude, his body was emaciated, his fancy was inflamed; whatever he wished, he believed; whatever he believed, he saw in dreams and revelations. From Jerusalem the pilgrim returned an accomplished fanatic; but as he excelled in the popular madness of the times, Pope Urban the Second received him as a prophet, applauded his glorious design, promised to support it in a general council, and encouraged him to proclaim the deliverance of the Holy Land. Invigorated by the approbation of the pontiff, his zealous missionary traversed. with speed and success, the provinces of Italy and France. His diet was abstemious, his prayers long and fervent, and the alms which he received with one hand, he distributed with the other: his head was bare, his feet naked, his meagre body was wrapped in a coarse garment; he bore and displayed a weighty crucifix; and the ass on which he rode was sanctified, in the public eye, by the service of the man of God. He preached to innumerable crowds in the churches, the streets, and the highways: the hermit entered with equal confidence the palace and the cottage; and the people (for all was people) was impetuously moved by his call to repentance and arms. When he painted the sufferings of the natives and pilgrims of Palestine, every heart was melted to compassion; every breast glowed with indignation, when he challenged the warriors of the age to defend their brethren, and rescue their Savior: his ignorance of art and language was compensated by sighs, and tears, and ejaculations; and Peter supplied the deficiency of reason by loud and frequent appeals to Christ and his mother, to the saints and angels of paradise, with whom he had personally conversed. The most perfect orator of Athens might have envied the success of his eloquence; the rustic enthusiast inspired the passions which he felt, and Christendom expected with impatience the counsels and decrees of the supreme pontiff.

    The magnanimous spirit of Gregory the Seventh had already embraced the design of arming Europe against Asia; the ardor of his zeal and ambition still breathes in his epistles: from either side of the Alps, fifty thousand Catholics had enlisted under the banner of St. Peter; and his successor reveals his intention of marching at their head against the impious sectaries of Mahomet. But the glory or reproach of executing, though not in person, this holy enterprise, was reserved for Urban the Second, the most faithful of his disciples. He undertook the conquest of the East, whilst the larger portion of Rome was possessed and fortified by his rival Guibert of Ravenna, who contended with Urban for the name and honors of the pontificate. He attempted to unite the powers of the West, at a time when the princes were separated from the church, and the people from their princes, by the excommunication which himself and his predecessors had thundered against the emperor and the king of France. Philip the First, of France, supported with patience the censures which he had provoked by his scandalous life and adulterous marriage. Henry the Fourth, of Germany, asserted the right of investitures, the prerogative of confirming his bishops by the delivery of the ring and crosier. But the emperor’s party was crushed in Italy by the arms of the Normans and the Countess Mathilda; and the long quarrel had been recently envenomed by the revolt of his son Conrad and the shame of his wife, who, in the synods of Constance and Placentia, confessed the manifold prostitutions to which she had been exposed by a husband regardless of her honor and his own. So popular was the cause of Urban, so weighty was his influence, that the council which he summoned at Placentia was composed of two hundred bishops of Italy, France, Burgandy, Swabia, and Bavaria. Four thousand of the clergy, and thirty thousand of the laity, attended this important meeting; and, as the most spacious cathedral would have been inadequate to the multitude, the session of seven days was held in a plain adjacent to the city. The ambassadors of the Greek emperor, Alexius Comnenus, were introduced to plead the distress of their sovereign, and the danger of Constantinople, which was

    divided only by a narrow sea from the victorious Turks, the common enemies of the Christian name. In their suppliant address they flattered the pride of the Latin princes; and, appealing at once to their policy and religion, exhorted them to repel the Barbarians on the confines of Asia, rather than to expect them in the heart of Europe. At the sad tale of the misery and perils of their Eastern brethren, the assembly burst into tears; the most eager champions declared their readiness to march; and the Greek ambassadors were dismissed with the assurance of a speedy and powerful succor. The relief of Constantinople was included in the larger and most distant project of the deliverance of Jerusalem; but the prudent Urban adjourned the final decision to a second synod, which he proposed to celebrate in some city of France in the autumn of the same year. The short delay would propagate the flame of enthusiasm; and his firmest hope was in a nation of soldiers still proud of the preëminence of their name, and ambitious to emulate their hero Charlemagne, who, in the popular romance of Turpin, had achieved the conquest of the Holy Land. A latent motive of affection or vanity might influence the choice of Urban: he was himself a native of France, a monk of Clugny, and the first of his countrymen who ascended the throne of St. Peter. The pope had illustrated his family and province; nor is there perhaps a more exquisite gratification than to revisit, in a conspicuous dignity, the humble and laborious scenes of our youth.

    It may occasion some surprise that the Roman pontiff should erect, in the heart of France, the tribunal from whence he hurled his anathemas against the king; but our surprise will vanish so soon as we form a just estimate of a king of France of the eleventh century. Philip the First was the great-grandson of Hugh Capet, the founder of the present race, who, in the decline of Charlemagne’s posterity, added the regal title to his patrimonial estates of Paris and Orleans. In this narrow compass, he was possessed of wealth and jurisdiction; but in the rest of France, Hugh and his first descendants were no more than the feudal lords of about sixty dukes and counts, of

    independent and hereditary power, who disdained the control of laws and legal assemblies, and whose disregard of their sovereign was revenged by the disobedience of their inferior vassals. At Clermont, in the territories of the count of Auvergne, the pope might brave with impunity the resentment of Philip; and the council which he convened in that city was not less numerous or respectable than the synod of Placentia. Besides his court and council of Roman cardinals, he was supported by thirteen archbishops and two hundred and twenty-five bishops: the number of mitred prelates was computed at four hundred; and the fathers of the church were blessed by the saints and enlightened by the doctors of the age. From the adjacent kingdoms, a martial train of lords and knights of power and renown attended the council, in high expectation of its resolves; and such was the ardor of zeal and curiosity, that the city was filled, and many thousands, in the month of November, erected their tents or huts in the open field. A session of eight days produced some useful or edifying canons for the reformation of manners; a severe censure was pronounced against the license of private war; the Truce of God was confirmed, a suspension of hostilities during four days of the week; women and priests were placed under the safeguard of the church; and a protection of three years was extended to husbandmen and merchants, the defenceless victims of military rapine. But a law, however venerable be the sanction, cannot suddenly transform the temper of the times; and the benevolent efforts of Urban deserve the less praise, since he labored to appease some domestic quarrels that he might spread the flames of war from the Atlantic to the Euphrates. From the synod of Placentia, the rumor of his great design had gone forth among the nations: the clergy on their return had preached in every diocese the merit and glory of the deliverance of the Holy Land; and when the pope ascended a lofty scaffold in the market-place of Clermont, his eloquence was addressed to a well-prepared and impatient audience. His topics were obvious, his exhortation was vehement, his success inevitable. The orator was interrupted by the shout of thousands, who with one voice, and in their rustic idiom, exclaimed aloud, “God wills it, God wills it.” “It is indeed the

    will of God,” replied the pope; “and let this memorable word, the inspiration surely of the Holy Spirit, be forever adopted as your cry of battle, to animate the devotion and courage of the champions of Christ. His cross is the symbol of your salvation; wear it, a red, a bloody cross, as an external mark, on your breasts or shoulders, as a pledge of your sacred and irrevocable engagement.” The proposal was joyfully accepted; great numbers, both of the clergy and laity, impressed on their garments the sign of the cross, and solicited the pope to march at their head. This dangerous honor was declined by the more prudent successor of Gregory, who alleged the schism of the church, and the duties of his pastoral office, recommending to the faithful, who were disqualified by sex or profession, by age or infirmity, to aid, with their prayers and alms, the personal service of their robust brethren. The name and powers of his legate he devolved on Adhemar bishop of Puy, the first who had received the cross at his hands. The foremost of the temporal chiefs was Raymond count of Thoulouse, whose ambassadors in the council excused the absence, and pledged the honor, of their master. After the confession and absolution of their sins, the champions of the cross were dismissed with a superfluous admonition to invite their countrymen and friends; and their departure for the Holy Land was fixed to the festival of the Assumption, the fifteenth of August, of the ensuing year.

    So familiar, and as it were so natural to man, is the practice of violence, that our indulgence allows the slightest provocation, the most disputable right, as a sufficient ground of national hostility. But the name and nature of a holy war demands a more rigorous scrutiny; nor can we hastily believe, that the servants of the Prince of Peace would unsheathe the sword of destruction, unless the motive were pure, the quarrel legitimate, and the necessity inevitable. The policy of an action may be determined from the tardy lessons of experience; but, before we act, our conscience should be satisfied of the justice and propriety of our enterprise. In the age of the crusades, the Christians, both of the East and West, were persuaded of their

    lawfulness and merit; their arguments are clouded by the perpetual abuse of Scripture and rhetoric; but they seem to insist on the right of natural and religious defence, their peculiar title to the Holy Land, and the impiety of their Pagan and Mahometan foes. I. The right of a just defence may fairly include our civil and spiritual allies: it depends on the existence of danger; and that danger must be estimated by the twofold consideration of the malice, and the power, of our enemies. A pernicious tenet has been imputed to the Mahometans, the duty of extirpating all other religions by the sword. This charge of ignorance and bigotry is refuted by the Koran, by the history of the Mussulman conquerors, and by their public and legal toleration of the Christian worship. But it cannot be denied, that the Oriental churches are depressed under their iron yoke; that, in peace and war, they assert a divine and indefeasible claim of universal empire; and that, in their orthodox creed, the unbelieving nations are continually threatened with the loss of religion or liberty.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the victorious arms of the Turks presented a real and urgent apprehension of these losses. They had subdued, in less than thirty years, the kingdoms of Asia, as far as Jerusalem and the Hellespont; and the Greek empire tottered on the verge of destruction. Besides an honest sympathy for their brethren, the Latins had a right and interest in the support of Constantinople, the most important barrier of the West; and the privilege of defence must reach to prevent, as well as to repel, an impending assault. But this salutary purpose might have been accomplished by a moderate succor; and our calmer reason must disclaim the innumerable hosts, and remote operations, which overwhelmed Asia and depopulated Europe. * II. Palestine could add nothing to the strength or safety of the Latins; and fanaticism alone could pretend to justify the conquest of that distant and narrow province. The Christians affirmed that their inalienable title to the promised land had been sealed by the blood of their divine Savior; it was their right and duty to rescue their inheritance from the unjust possessors, who profaned his sepulchre, and oppressed the pilgrimage of his disciples. Vainly would it be alleged that the preëminence of Jerusalem, and the sanctity of

    Palestine, have been abolished with the Mosaic law; that the God of the Christians is not a local deity, and that the recovery of Bethlem or Calvary, his cradle or his tomb, will not atone for the violation of the moral precepts of the gospel. Such arguments glance aside from the leaden shield of superstition; and the religious mind will not easily relinquish its hold on the sacred ground of mystery and miracle. III. But the holy wars which have been waged in every climate of the globe, from Egypt to Livonia, and from Peru to Hindostan, require the support of some more general and flexible tenet. It has been often supposed, and sometimes affirmed, that a difference of religion is a worthy cause of hostility; that obstinate unbelievers may be slain or subdued by the champions of the cross; and that grace is the sole fountain of dominion as well as of mercy. * Above four hundred years before the first crusade,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provinces of the Roman empire had been acquired about the same time, and in the same manner, by the Barbarians of Germany and Arabia. Time and treaties had legitimated the conquest of the Christian Franks; but in the eyes of their subjects and neighbors, the Mahometan princes were still tyrants and usurpers, who, by the arms of war or rebellion, might be lawfully driven from their unlawful possession.

    As the manners of the Christians were relaxed, their discipline of penance was enforced; and with the multiplication of sins, the remedies were multiplied. In the primitive church, a voluntary and open confession prepared the work of atonement. In the middle ages, the bishops and priests interrogated the criminal; compelled him to account for his thoughts, words, and actions; and prescribed the terms of his reconciliation with God. But as this discretionary power might alternately be abused by indulgence and tyranny, a rule of discipline was framed, to inform and regulate the spiritual judges. This mode of legislation was invented by the Greeks; their penitentials were translated, or imitated, in the Latin church; and, in the time of Charlemagne, the clergy of every diocese were provided with a code, which they prudently

    concealed from the knowledge of the vulgar. In this dangerous estimate of crimes and punishments, each case was supposed, each difference was remarked, by the experience or penetration of the monks; some sins are enumerated which innocence could not have suspected, and others which reason cannot believe; and the more ordinary offences of fornication and adultery, of perjury and sacrilege, of rapine and murder, were expiated by a penance, which, according to the various circumstances, was prolonged from forty days to seven years. During this term of mortification, the patient was healed, the criminal was absolved, by a salutary regimen of fasts and prayers: the disorder of his dress was expressive of grief and remorse; and he humbly abstained from all the business and pleasure of social life. But the rigid execution of these laws would have depopulated the palace, the camp, and the city; the Barbarians of the West believed and trembled; but nature often rebelled against principle; and the magistrate labored without effect to enforce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priest. A literal accomplishment of penance was indeed impracticable: the guilt of adultery was multiplied by daily repetition; that of homicide might involve the massacre of a whole people; each act was separately numbered; and, in those times of anarchy and vice, a modest sinner might easily incur a debt of three hundred years. His insolvency was relieved by a commutation, or indulgence: a year of penance was appreciated at twenty-six solidi of silver, about four pounds sterling, for the rich; at three solidi, or nine shillings, for the indigent: and these alms were soon appropriated to the use of the church, which derived, from the redemption of sins, an inexhaustible source of opulence and dominion. A debt of three hundred years, or twelve hundred pounds, was enough to impoverish a plentiful fortune; the scarcity of gold and silver was supplied by the alienation of land; and the princely donations of Pepin and Charlemagne are expressly given for the remedy of their soul. It is a maxim of the civil law, that whosoever cannot pay with his purse, must pay with his body; and the practice of flagellation was adopted by the monks, a cheap, though painful equivalent. By a fantastic arithmetic, a year of penance was taxed at three thousand lashes; and such was the skill

    and patience of a famous hermit, St. Dominic of the iron Cuirass, that in six days he could discharge an entire century, by a whipping of three hundred thousand stripes. His example was followed by many penitents of both sexes; and, as a vicarious sacrifice was accepted, a sturdy disciplinarian might expiate on his own back the sins of his benefactors. These compensations of the purse and the person introduced,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a more honorable mode of satisfaction. The merit of military service against the Saracens of Africa and Spain had been allowed by the predecessors of Urban the Second. In the council of Clermont, that pope proclaimed a plenary indulgence to those who should enlist under the banner of the cross; the absolution of all their sins, and a full receipt for all that might be due of canonical penance. The cold philosophy of modern times is incapable of feeling the impression that was made on a sinful and fanatic world. At the voice of their pastor, the robber, the incendiary, the homicide, arose by thousands to redeem their souls, by repeating on the infidels the same deeds which they had exercised against their Christian brethren; and the terms of atonement were eagerly embraced by offenders of every rank and denomination. None were pure; none were exempt from the guilt and penalty of sin; and those who were the least amenable to the justice of God and the church were the best entitled to the temporal and eternal recompense of their pious courage. If they fell, the spirit of the Latin clergy did not hesitate to adorn their tomb with the crown of martyrdom; and should they survive, they could expect without impatience the delay and increase of their heavenly reward. They offered their blood to the Son of God, who had laid down his life for their salvation: they took up the cross, and entered with confidence into the way of the Lord. His providence would watch over their safety; perhaps his visible and miraculous power would smooth the difficulties of their holy enterprise. The cloud and pillar of Jehovah had marched before the Israelites into the promised land. Might not the Christians more reasonably hope that the rivers would open for their passage; that the walls of their strongest cities would fall at the sound of their trumpets;

    and that the sun would be arrested in his mid career, to allow them time for the destruction of the infidels?

    Chapter LVIII: The First Crusade. —

    Part II.

    Of the chiefs and soldiers who marched to the holy sepulchre, I will dare to affirm, that all were prompted by the spirit of enthusiasm; the belief of merit, the hope of reward, and the assurance of divine aid. But I am equally persuaded, that in many it was not the sole, that in some it was not the leading, principle of action. The use and abuse of religion are feeble to stem, they are strong and irresistible to impel, the stream of national manners. Against the private wars of the Barbarians, their bloody tournaments, licentious love, and judicial duels, the popes and synods might ineffectually thunder. It is a more easy task to provoke the metaphysical disputes of the Greeks, to drive into the cloister the victims of anarchy or despotism, to sanctify the patience of slaves and cowards, or to assume the merit of the humanity and benevolence of modern Christians. War and exercise were the reigning passions of the Franks or Latins; they were enjoined, as a penance, to gratify those passions, to visit distant lands, and to draw their swords against the nation of the East. Their victory, or even their attempt, would immortalize the names of the intrepid heroes of the cross; and the purest piety could not be insensible to the most splendid prospect of military glory. In the petty quarrels of Europe, they shed the blood of their friends and countrymen, for the acquisition perhaps of a castle or a village. They could march with alacrity against the distant and hostile nations who were devoted to their arms; their fancy already grasped the golden sceptres of Asia; and the conquest of Apulia and Sicily by the Normans might exalt to royalty the hopes of the most private adventurer. Christendom, in her rudest state, must have yielded to the climate and cultivation of the Mahometan countries; and their natural and artificial wealth had been magnified by the tales of pilgrims, and the

    gifts of an imperfect commerce. The vulgar, both the great and small, were taught to believe every wonder, of lands flowing with milk and honey, of mines and treasures, of gold and diamonds, of palaces of marble and jasper, and of odoriferous groves of cinnamon and frankincense. In this earthly paradise, each warrior depended on his sword to carve a plenteous and honorable establishment, which he measured only by the extent of his wishes. Their vassals and soldiers trusted their fortunes to God and their master: the spoils of a Turkish emir might enrich the meanest follower of the camp; and the flavor of the wines, the beauty of the Grecian women, were temptations more adapted to the nature, than to the profession, of the champions of the cross. The love of freedom was a powerful incitement to the multitudes who were oppressed by feudal or ecclesiastical tyranny. Under this holy sign, the peasants and burghers, who were attached to the servitude of the glebe, might escape from a haughty lord, and transplant themselves and their families to a land of liberty. The monk might release himself from the discipline of his convent: the debtor might suspend the accumulation of usury, and the pursuit of his creditors; and outlaws and malefactors of every cast might continue to brave the laws and elude the punishment of their crimes.

    These motives were potent and numerous: when we have singly computed their weight on the mind of each individual, we must add the infinite series, the multiplying powers, of example and fashion. The first proselytes became the warmest and most effectual missionaries of the cross: among their friends and countrymen they preached the duty, the merit, and the recompense, of their holy vow; and the most reluctant hearers were insensibly drawn within the whirlpool of persuasion and authority. The martial youths were fired by the reproach or suspicion of cowardice; the opportunity of visiting with an army the sepulchre of Christ was embraced by the old and infirm, by women and children, who consulted rather their zeal than their strength; and those who in the evening had derided the folly of their companions, were the most eager,

    the ensuing day, to tread in their footsteps. The ignorance, which magnified the hopes, diminished the perils, of the enterprise. Since the Turkish conquest, the paths of pilgrimage were obliterated; the chiefs themselves had an imperfect notion of the length of the way and the state of their enemies; and such was the stupidity of the people, that, at the sight of the first city or castle beyond the limits of their knowledge, they were ready to ask whether that was not the Jerusalem, the term and object of their labors. Yet the more prudent of the crusaders, who were not sure that they should be fed from heaven with a shower of quails or manna, provided themselves with those precious metals, which, in every country, ar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every commodity. To defray, according to their rank, the expenses of the road, princes alienated their provinces, nobles their lands and castles, peasants their cattle and the instruments of husbandry. The value of property was depreciated by the eager competition of multitudes; while the price of arms and horses was raised to an exorbitant height by the wants and impatience of the buyers. Those who remained at home, with sense and money, were enriched by the epidemical disease: the sovereigns acquired at a cheap rate the domains of their vassals; and the ecclesiastical purchasers completed the payment by the assurance of their prayers. The cross, which was commonly sewed on the garment, in cloth or silk, was inscribed by some zealots on their skin: a hot iron, or indelible liquor, was applied to perpetuate the mark; and a crafty monk, who showed the miraculous impression on his breast was repaid with the popular veneration and the richest benefices of Palestine.

    The fifteenth of August had been fixed in the council of Clermont for the departure of the pilgrims; but the day was anticipated by the thoughtless and needy crowd of plebeians, and I shall briefly despatch the calamities which they inflicted and suffered, before I enter on the more serious and successful enterprise of the chiefs. Early in the spring, from the confines of France and Lorraine, above sixty thousand of

    the populace of both sexes flocked round the first missionary of the crusade, and pressed him with clamorous importunity to lead them to the holy sepulchre. The hermit, assuming the character, without the talents or authority, of a general, impelled or obeyed the forward impulse of his votaries along the banks of the Rhine and Danube. Their wants and numbers soon compelled them to separate, and his lieutenant, Walter the Penniless, a valiant though needy soldier, conducted a van guard of pilgrims, whose condition may be determined from the proportion of eight horsemen to fifteen thousand foot. The example and footsteps of Peter were closely pursued by another fanatic, the monk Godescal, whose sermons had swept away fifteen or twenty thousand peasants from the villages of Germany. Their rear was again pressed by a herd of two hundred thousand, the most stupid and savage refuse of the people, who mingled with their devotion a brutal license of rapine, prostitution, and drunkenness. Some counts and gentlemen, at the head of three thousand horse, attended the motions of the multitude to partake in the spoil; but their genuine leaders (may we credit such folly?) were a goose and a goat, who were carried in the front, and to whom these worthy Christians ascribed an infusion of the divine spirit. Of these, and of other bands of enthusiasts, the first and most easy warfare was against the Jews, the murderers of the Son of God. In the trading cities of the Moselle and the Rhine, their colonies were numerous and rich; and they enjoyed,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the emperor and the bishops, the free exercise of their religion. At Verdun, Treves, Mentz, Spires, Worms, many thousands of that unhappy people were pillaged and massacred: nor had they felt a more bloody stroke since the persecution of Hadrian. A remnant was saved by the firmness of their bishops, who accepted a feigned and transient conversion; but the more obstinate Jews opposed their fanaticism to the fanaticism of the Christians, barricadoed their houses, and precipitating themselves, their families, and their wealth, into the rivers or the flames, disappointed the malice, or at least the avarice, of their implacable foes.

    Between the frontiers of Austria and the seat of the Byzan tine monarchy, the crusaders were compelled to traverse as interval of six hundred miles; the wild and desolate countries of Hungary and Bulgaria. The soil is fruitful, and intersected with rivers; but it was then covered with morasses and forests, which spread to a boundless extent, whenever man has ceased to exercise his dominion over the earth. Both nations had imbibed the rudiments of Christianity; the Hungarians were ruled by their native princes; the Bulgarians by a lieutenant of the Greek emperor; but, on the slightest provocation, their ferocious nature was rekindled, and ample provocation was afforded by the disorders of the first pilgrims Agriculture must have been unskilful and languid among a people, whose cities were built of reeds and timber, which were deserted in the summer season for the tents of hunters and shepherds. A scanty supply of provisions was rudely demanded, forcibly seized, and greedily consumed; and on the first quarrel, the crusaders gave a loose to indignation and revenge. But their ignorance of the country, of war, and of discipline, exposed them to every snare. The Greek præfect of Bulgaria commanded a regular force; * at the trumpet of the Hungarian king, the eighth or the tenth of his martial subjects bent their bows and mounted on horseback; their policy was insidious, and their retaliation on these pious robbers was unrelenting and bloody. About a third of the naked fugitives (and the hermit Peter was of the number) escaped to the Thracian mountains; and the emperor, who respected the pilgrimage and succor of the Latins, conducted them by secure and easy journeys to Constantinople, and advised them to await the arrival of their brethren. For a while they remembered their faults and losses; but no sooner were they revived by the hospitable entertainment, than their venom was again inflamed; they stung their benefactor, and neither gardens, nor palaces, nor churches, were safe from their depredations. For his own safety, Alexius allured them to pass over to the Asiatic side of the Bosphorus; but their blind impetuosity soon urged them to desert the station which he had assigned, and to rush headlong against the Turks, who occupied the road to

    Jerusalem. The hermit, conscious of his shame, had withdrawn from the camp to Constantinople; and his lieutenant, Walter the Penniless, who was worthy of a better command, attempted without success to introduce some order and prudence among the herd of savages. They separated in quest of prey, and themselves fell an easy prey to the arts of the sultan. By a rumor that their foremost companions were rioting in the spoils of his capital, Soliman * tempted the main body to descend into the plain of Nice: they were overwhelmed by the Turkish arrows; and a pyramid of bones informed their companions of the place of their defeat. Of the first crusaders, three hundred thousand had already perished, before a single city was rescued from the infidels, before their graver and more noble brethren had completed the preparations of their enterprise.

    “To save time and space, I shall represent, in a short table, the particular references to the great events of the first crusade.”

    [See Table 1.: Events Of The First Crusade. ##]

    None of the great sovereigns of Europe embarked their persons in the first crusade. The emperor Henry the Fourth was not disposed to obey the summons of the pope: Philip the First of France was occupied by his pleasures; William Rufus of England by a recent conquest; the kings of Spain were engaged in a domestic war against the Moors; and the northern monarchs of Scotland, Denmark, Sweden, and Poland, were yet strangers to the passions and interests of the South. The religious ardor was more strongly felt by the princes of the second order, who held an important place in the feudal system. Their situation will naturally cast under four distinct heads the review of their names and characters; but I may escape some needless repetition, by observing at once, that courage and the exercise of arms are the common attribute of these Christian adventurers. I. The first rank both in war and council is justly due to Godfrey of Bouillon; and

    happy would it have been for the crusaders, if they had trusted themselves to the sole conduct of that accomplished hero, a worthy representative of Charlemagne, from whom he was descended in the female line. His father was of the noble race of the counts of Boulogne: Brabant, the lower province of Lorraine, was the inheritance of his mother; and by the emperor’s bounty he was himself invested with that ducal title, which has been improperly transferred to his lordship of Bouillon in the Ardennes. In the service of Henry the Fourth, he bore the great standard of the empire, and pierced with his lance the breast of Rodolph, the rebel king: Godfrey was the first who ascended the walls of Rome; and his sickness, his vow, perhaps his remorse for bearing arms against the pope, confirmed an early resolution of visiting the holy sepulchre, not as a pilgrim, but a deliverer. His valor was matured by prudence and moderation; his piety, though blind, was sincere; and, in the tumult of a camp, he practised the real and fictitious virtues of a convent. Superior to the private factions of the chiefs, he reserved his enmity for the enemies of Christ; and though he gained a kingdom by the attempt, his pure and disinterested zeal was acknowledged by his rivals. Godfrey of Bouillon was accompanied by his two brothers, by Eustace the elder, who had succeeded to the county of Boulogne, and by the younger, Baldwin, a character of more ambiguous virtue. The duke of Lorraine, was alike celebrated on either side of the Rhine: from his birth and education, he was equally conversant with the French and Teutonic languages: the barons of France, Germany, and Lorraine, assembled their vassals; and the confederate force that marched under his banner was composed of fourscore thousand foot and about ten thousand horse. II. In the parliament that was held at Paris, in the king’s presence, about two months after the council of Clermont, Hugh, count of Vermandois, was the most conspicuous of the princes who assumed the cross. But the appellation of the Great was applied, not so much to his merit or possessions, (though neither were contemptible,) as to the royal birth of the brother of the king of France. Robert, duke of Normandy, was the eldest son of William the Conqueror; but on his father’s death

    he was deprived of the kingdom of England, by his own indolence and the activity of his brother Rufus. The worth of Robert was degraded by an excessive levity and easiness of temper: his cheerfulness seduced him to the indulgence of pleasure; his profuse liberality impoverished the prince and people; his indiscriminate clemency multiplied the number of offenders; and the amiable qualities of a private man became the essential defects of a sovereign. For the trifling sum of ten thousand marks, he mortgaged Normandy during his absence to the English usurper; but his engagement and behavior in the holy war announced in Robert a reformation of manners, and restored him in some degree to the public esteem. Another Robert was count of Flanders, a royal province, which, in this century, gave three queens to the thrones of France, England, and Denmark: he was surnamed the Sword and Lance of the Christians; but in the exploits of a soldier he sometimes forgot the duties of a general. Stephen, count of Chartres, of Blois, and of Troyes, was one of the richest princes of the age; and the number of his castles has been compared to the three hundred and sixty-five days of the year. His mind was improved by literature; and, in the council of the chiefs, the eloquent Stephen was chosen to discharge the office of their president. These four were the principal leaders of the French, the Normans, and the pilgrims of the British isles: but the list of the barons who were possessed of three or four towns would exceed, says a contemporary, the catalogue of the Trojan war. III. In the south of France, the command was assumed by Adhemar bishop of Puy, the pope legate, and by Raymond count of St. Giles and Thoulouse who added the prouder titles of duke of Narbonne and marquis of Provence. The former was a respectable prelate, alike qualified for this world and the next. The latter was a veteran warrior, who had fought against the Saracens of Spain, and who consecrated his declining age, not only to the deliverance, but to the perpetual service, of the holy sepulchre. His experience and riches gave him a strong ascendant in the Christian camp, whose distress he was often able, and sometimes willing, to relieve. But it was easier for him to extort the praise of the Infidels, than to preserve the love of his subjects and associates. His eminent qualities were

    clouded by a temper haughty, envious, and obstinate; and, though he resigned an ample patrimony for the cause of God, his piety, in the public opinion, was not exempt from avarice and ambition. A mercantile, rather than a martial, spirit prevailed among his provincials, a common name, which included the natives of Auvergne and Languedoc, the vassals of the kingdom of Burgundy or Arles. From the adjacent frontier of Spain he drew a band of hardy adventurers; as he marched through Lombardy, a crowd of Italians flocked to his standard, and his united force consisted of one hundred thousand horse and foot. If Raymond was the first to enlist and the last to depart, the delay may be excused by the greatness of his preparation and the promise of an everlasting farewell. IV. The name of Bohemond, the son of Robert Guiscard, was already famous by his double victory over the Greek emperor; but his father’s will had reduced him to the principality of Tarentum, and the remembrance of his Eastern trophies, till he was awakened by the rumor and passage of the French pilgrims. It is in the person of this Norman chief that we may seek for the coolest policy and ambition, with a small allay of religious fanaticism. His conduct may justify a belief that he had secretly directed the design of the pope, which he affected to second with astonishment and zeal: at the siege of Amalphi, his example and discourse inflamed the passions of a confederate army; he instantly tore his garment to supply crosses for the numerous candidates, and prepared to visit Constantinople and Asia at the head of ten thousand horse and twenty thousand foot. Several princes of the Norman race accompanied this veteran general; and his cousin Tancred was the partner, rather than the servant, of the war. In the accomplished character of Tancred we discover all the virtues of a perfect knight, the true spirit of chivalry, which inspired the generous sentiments and social offices of man far better than the base philosophy, or the baser religion, of the times.

    Chapter LVIII: The First Crusade. —

    Part III.

    Between the age of Charlemagne and that of the crusades, a revolution had taken place among the Spaniards, the Normans, and the French, which was gradually extended to the rest of Europe. The service of the infantry was degraded to the plebeians; the cavalry formed the strength of the armies, and the honorable name of miles, or soldier, was confined to the gentlemen who served on horseback, and were invested with the character of knighthood. The dukes and counts, who had usurped the rights of sovereignty, divided the provinces among their faithful barons: the barons distributed among their vassals the fiefs or benefices of their jurisdiction; and these military tenants, the peers of each other and of their lord, composed the noble or equestrian order, which disdained to conceive the peasant or burgher as of the same species with themselves. The dignity of their birth was preserved by pure and equal alliances; their sons alone, who could produce four quarters or lines of ancestry without spot or reproach, might legally pretend to the honor of knighthood; but a valiant plebeian was sometimes enriched and ennobled by the sword, and became the father of a new race. A single knight could impart, according to his judgment, the character which he received; and the warlike sovereigns of Europe derived more glory from this personal distinction than from the lustre of their diadem. This ceremony, of which some traces may be found in Tacitus and the woods of Germany, was in its origin simple and profane; the candidate, after some previous trial, was invested with the sword and spurs; and his cheek or shoulder was touched with a slight blow, as an emblem of the last affront which it was lawful for him to endure. But superstition mingled in every public and private action of life: in the holy wars, it sanctified the profession of arms; and the order of chivalry was assimilated in its rights and privileges to the sacred orders of priesthood. The bath and white garment of the novice were an indecent copy of the regeneration of baptism: his sword, which he offered on the altar, was blessed by the ministers of religion: his solemn reception was preceded by fasts and vigils; and he was created a knight in the name of God, of St. George, and of St. Michael the archangel. He swore

    to accomplish the duties of his profession; and education, example, and the public opinion, were the inviolable guardians of his oath. As the champion of God and the ladies, (I blush to unite such discordant names,) he devoted himself to speak the truth; to maintain the right; to protect the distressed; to practise courtesy, a virtue less familiar to the ancients; to pursue the infidels; to despise the allurements of ease and safety; and to vindicate in every perilous adventure the honor of his character. The abuse of the same spirit provoked the illiterate knight to disdain the arts of industry and peace; to esteem himself the sole judge and avenger of his own injuries; and proudly to neglect the laws of civil society and military discipline. Yet the benefits of this institution, to refine the temper of Barbarians, and to infuse some principles of faith, justice, and humanity, were strongly felt, and have been often observed. The asperity of national prejudice was softened; and the community of religion and arms spread a similar color and generous emulation over the face of Christendom. Abroad in enterprise and pilgrimage, at home in martial exercise, the warriors of every country were perpetually associated; and impartial taste must prefer a Gothic tournament to the Olympic games of classic antiquity. Instead of the naked spectacles which corrupted the manners of the Greeks, and banished from the stadium the virgins and matrons, the pompous decoration of the lists was crowned with the presence of chaste and high-born beauty, from whose hands the conqueror received the prize of his dexterity and courage. The skill and strength that were exerted in wrestling and boxing bear a distant and doubtful relation to the merit of a soldier; but the tournaments, as they were invented in France, and eagerly adopted both in the East and West, presented a lively image of the business of the field. The single combats, the general skirmish, the defence of a pass, or castle, were rehearsed as in actual service; and the contest, both in real and mimic war, was decided by the superior management of the horse and lance. The lance was the proper and peculiar weapon of the knight: his horse was of a large and heavy breed; but this charger, till he was roused by the approaching danger, was usually led by an attendant, and he quietly rode a

    pad or palfrey of a more easy pace. His helmet and sword, his greaves and buckler, it would be superfluous to describe; but I may remark, that, at the period of the crusades, the armor was less ponderous than in later times; and that, instead of a massy cuirass, his breast was defended by a hauberk or coat of mail. When their long lances were fixed in the rest, the warriors furiously spurred their horses against the foe; and the light cavalry of the Turks and Arabs could seldom stand against the direct and impetuous weight of their charge. Each knight was attended to the field by his faithful squire, a youth of equal birth and similar hopes; he was followed by his archers and men at arms, and four, or five, or six soldiers were computed as the furniture of a complete lance. In the expeditions to the neighboring kingdoms or the Holy Land, the duties of the feudal tenure no longer subsisted; the voluntary service of the knights and their followers were either prompted by zeal or attachment, or purchased with rewards and promises; and the numbers of each squadron were measured by the power, the wealth, and the fame, of each independent chieftain. They were distinguished by his banner, his armorial coat, and his cry of war; and the most ancient families of Europe must seek in these achievements the origin and proof of their nobility. In this rapid portrait of chivalry I have been urged to anticipate on the story of the crusades, at once an effect and a cause, of this memorable institution.

    Such were the troops, and such the leaders, who assumed the cross for the deliverance of the holy sepulchre. As soon as they were relieved by the absence of the plebeian multitude, they encouraged each other, by interviews and messages, to accomplish their vow, and hasten their departure. Their wives and sisters were desirous of partaking the danger and merit of the pilgrimage: their portable treasures were conveyed in bars of silver and gold; and the princes and barons were attended by their equipage of hounds and hawks to amuse their leisure and to supply their table. The difficulty of procuring subsistence for so many myriads of men and horses engaged them to separate their forces: their choice or situation

    determined the road; and it was agreed to meet in the neighborhood of Constantinople, and from thence to begin their operations against the Turks. From the banks of the Meuse and the Moselle, Godfrey of Bouillon followed the direct way of Germany, Hungary, and Bulgaria; and, as long as he exercised the sole command every step afforded some proof of his prudence and virtue. On the confines of Hungary he was stopped three weeks by a Christian people, to whom the name, or at least the abuse, of the cross was justly odious. The Hungarians still smarted with the wounds which they had received from the first pilgrims: in their turn they had abused the right of defence and retaliation; and they had reason to apprehend a severe revenge from a hero of the same nation, and who was engaged in the same cause. But, after weighing the motives and the events, the virtuous duke was content to pity the crimes and misfortunes of his worthless brethren; and his twelve deputies, the messengers of peace, requested in his name a free passage and an equal market. To remove their suspicions, Godfrey trusted himself, and afterwards his brother, to the faith of Carloman, * king of Hungary, who treated them with a simple but hospitable entertainment: the treaty was sanctified by their common gospel; and a proclamation, under pain of death, restrained the animosity and license of the Latin soldiers. From Austria to Belgrade, they traversed the plains of Hungary, without enduring or offering an injury; and the proximity of Carloman, who hovered on their flanks with his numerous cavalry, was a precaution not less useful for their safety than for his own. They reached the banks of the Save; and no sooner had they passed the river, than the king of Hungary restored the hostages, and saluted their departure with the fairest wishes for the success of their enterprise. With the same conduct and discipline, Godfrey pervaded the woods of Bulgaria and the frontiers of Thrace; and might congratulate himself that he had almost reached the first term of his pilgrimage, without drawing his sword against a Christian adversary. After an easy and pleasant journey through Lombardy, from Turin to Aquileia, Raymond and his provincials marched forty days through the savage country of Dalmatia and Sclavonia. The

    weather was a perpetual fog; the land was mountainous and desolate; the natives were either fugitive or hostile: loose in their religion and government, they refused to furnish provisions or guides; murdered the stragglers; and exercised by night and day the vigilance of the count, who derived more security from the punishment of some captive robbers than from his interview and treaty with the prince of Scodra. His march between Durazzo and Constantinople was harassed, without being stopped, by the peasants and soldiers of the Greek emperor; and the same faint and ambiguous hostility was prepared for the remaining chiefs, who passed the Adriatic from the coast of Italy. Bohemond had arms and vessels, and foresight and discipline; and his name was not forgotten in the provinces of Epirus and Thessaly. Whatever obstacles he encountered were surmounted by his military conduct and the valor of Tancred; and if the Norman prince affected to spare the Greeks, he gorged his soldiers with the full plunder of an heretical castle. The nobles of France pressed forwards with the vain and thoughtless ardor of which their nation has been sometimes accused. From the Alps to Apulia the march of Hugh the Great, of the two Roberts, and of Stephen of Chartres, through a wealthy country, and amidst the applauding Catholics, was a devout or triumphant progress: they kissed the feet of the Roman pontiff; and the golden standard of St. Peter was delivered to the brother of the French monarch. But in this visit of piety and pleasure, they neglected to secure the season, and the means of their embarkation: the winter was insensibly lost: their troops were scattered and corrupted in the towns of Italy. They separately accomplished their passage, regardless of safety or dignity; and within nine months from the feast of the Assumption, the day appointed by Urban, all the Latin princes had reached Constantinople. But the count of Vermandois was produced as a captive; his foremost vessels were scattered by a tempest; and his person, against the law of nations, was detained by the lieutenants of Alexius. Yet the arrival of Hugh had been announced by four-and-twenty knights in golden armor, who commanded the emperor to revere the general of the Latin Christians, the brother of the king of kings. *

    In some oriental tale I have read the fable of a shepherd, who was ruined by the accomplishment of his own wishes: he had prayed for water; the Ganges was turned into his grounds, and his flock and cottage were swept away by the inundation. Such was the fortune, or at least the apprehension of the Greek emperor Alexius Comnenus, whose name has already appeared in this history, and whose conduct is so differently represented by his daughter Anne, and by the Latin writers. In the council of Placentia, his ambassadors had solicited a moderate succor, perhaps of ten thousand soldiers, but he was astonished by the approach of so many potent chiefs and fanatic nations. The emperor fluctuated between hope and fear, between timidity and courage; but in the crooked policy which he mistook for wisdom, I cannot believe, I cannot discern, that he maliciously conspired against the life or honor of the French heroes. The promiscuous multitudes of Peter the Hermit were savage beasts, alike destitute of humanity and reason: nor was it possible for Alexius to prevent or deplore their destruction. The troops of Godfrey and his peers were less contemptible, but not less suspicious, to the Greek emperor. Their motives might be pure and pious: but he was equally alarmed by his knowledge of the ambitious Bohemond, * and his ignorance of the Transalpine chiefs: the courage of the French was blind and headstrong; they might be tempted by the luxury and wealth of Greece, and elated by the view and opinion of their invincible strength: and Jerusalem might be forgotten in the prospect of Constantinople. After a long march and painful abstinence, the troops of Godfrey encamped in the plains of Thrace; they heard with indignation, that their brother, the count of Vermandois, was imprisoned by the Greeks; and their reluctant duke was compelled to indulge them in some freedom of retaliation and rapine. They were appeased by the submission of Alexius: he promised to supply their camp; and as they refused, in the midst of winter, to pass the Bosphorus, their quarters were assigned among the gardens and palaces on the shores of that narrow sea. But an incurable jealousy still rankled in the minds of the two nations, who despised each other as slaves and Barbarians.

    Ignorance is the ground of suspicion, and suspicion was inflamed into daily provocations: prejudice is blind, hunger is deaf; and Alexius is accused of a design to starve or assault the Latins in a dangerous post, on all sides encompassed with the waters. Godfrey sounded his trumpets, burst the net, overspread the plain, and insulted the suburbs; but the gates of Constantinople were strongly fortified; the ramparts were lined with archers; and, after a doubtful conflict, both parties listened to the voice of peace and religion. The gifts and promises of the emperor insensibly soothed the fierce spirit of the western strangers; as a Christian warrior, he rekindled their zeal for the prosecution of their holy enterprise, which he engaged to second with his troops and treasures. On the return of spring, Godfrey was persuaded to occupy a pleasant and plentiful camp in Asia; and no sooner had he passed the Bosphorus, than the Greek vessels were suddenly recalled to the opposite shore. The same policy was repeated with the succeeding chiefs, who were swayed by the example, and weakened by the departure, of their foremost companions. By his skill and diligence, Alexius prevented the union of any two of the confederate armies at the same moment under the walls of Constantinople; and before the feast of the Pentecost not a Latin pilgrim was left on the coast of Europe.

    The same arms which threatened Europe might deliver Asia, and repel the Turks from the neighboring shores of the Bosphorus and Hellespont. The fair provinces from Nice to Antioch were the recent patrimony of the Roman emperor; and his ancient and perpetual claim still embraced the kingdoms of Syria and Egypt. In his enthusiasm, Alexius indulged, or affected, the ambitious hope of leading his new allies to subvert the thrones of the East; but the calmer dictates of reason and temper dissuaded him from exposing his royal person to the faith of unknown and lawless Barbarians. His prudence, or his pride, was content with extorting from the French princes an oath of homage and fidelity, and a solemn promise, that they would either restore, or hold, their Asiatic conquests as the humble and loyal vassals of the Roman

    empire. Their independent spirit was fired at the mention of this foreign and voluntary servitude: they successively yielded to the dexterous application of gifts and flattery; and the first proselytes became the most eloquent and effectual missionaries to multiply the companions of their shame. The pride of Hugh of Vermandois was soothed by the honors of his captivity; and in the brother of the French king, the example of submission was prevalent and weighty. In the mind of Godfrey of Bouillon every human consideration was subordinate to the glory of God and the success of the crusade. He had firmly resisted the temptations of Bohemond and Raymond, who urged the attack and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Alexius esteemed his virtues, deservedly named him the champion of the empire, and dignified his homage with the filial name and the rights of adoption. The hateful Bohemond was received as a true and ancient ally; and if the emperor reminded him of former hostilities, it was only to praise the valor that he had displayed, and the glory that he had acquired, in the fields of Durazzo and Larissa. The son of Guiscard was lodged and entertained, and served with Imperial pomp: one day, as he passed through the gallery of the palace, a door was carelessly left open to expose a pile of gold and silver, of silk and gems, of curious and costly furniture, that was heaped, in seeming disorder, from the floor to the roof of the chamber. “What conquests,” exclaimed the ambitious miser, “might not be achieved by the possession of such a treasure!” — “It is your own,” replied a Greek attendant, who watched the motions of his soul; and Bohemond, after some hesitation, condescended to accept this magnificent present. The Norman was flattered by the assurance of an independent principality; and Alexius eluded, rather than denied, his daring demand of the office of great domestic, or general of the East. The two Roberts, the son of the conqueror of England, and the kinsmen of three queens, bowed in their turn before the Byzantine throne. A private letter of Stephen of Chartres attests his admiration of the emperor, the most excellent and liberal of men, who taught him to believe that he was a favorite, and promised to educate and establish his youngest son. In his southern province, the count of St. Giles and Thoulouse faintly recognized the

    supremacy of the king of France, a prince of a foreign nation and language. At the head of a hundred thousand men, he declared that he was the soldier and servant of Christ alone, and that the Greek might be satisfied with an equal treaty of alliance and friendship. His obstinate resistance enhanced the value and the price of his submission; and he shone, says the princess Anne, among the Barbarians, as the sun amidst the stars of heaven. His disgust of the noise and insolence of the French, his suspicions of the designs of Bohemond, the emperor imparted to his faithful Raymond; and that aged statesman might clearly discern, that however false in friendship, he was sincere in his enmity. The spirit of chivalry was last subdued in the person of Tancred; and none could deem themselves dishonored by the imitation of that gallant knight. He disdained the gold and flattery of the Greek monarch; assaulted in his presence an insolent patrician; escaped to Asia in the habit of a private soldier; and yielded with a sigh to the authority of Bohemond, and the interest of the Christian cause. The best and most ostensible reason was the impossibility of passing the sea and accomplishing their vow, without the license and the vessels of Alexius; but they cherished a secret hope, that as soon as they trod the continent of Asia, their swords would obliterate their shame, and dissolve the engagement, which on his side might not be very faithfully performed. The ceremony of their homage was grateful to a people who had long since considered pride as the substitute of power. High on his throne, the emperor sat mute and immovable: his majesty was adored by the Latin princes; and they submitted to kiss either his feet or his knees, an indignity which their own writers are ashamed to confess and unable to deny.

    Private or public interest suppressed the murmurs of the dukes and counts; but a French baron (he is supposed to be Robert of Paris ) presumed to ascend the throne, and to place himself by the side of Alexius. The sage reproof of Baldwin provoked him to exclaim, in his barbarous idiom, “Who is this rustic, that keeps his seat, while so many valiant captains are

    standing round him?” The emperor maintained his silence, dissembled his indignation, and questioned his interpreter concerning the meaning of the words, which he partly suspected from the universal language of gesture and countenance. Before the departure of the pilgrims, he endeavored to learn the name and condition of the audacious baron. “I am a Frenchman,” replied Robert, “of the purest and most ancient nobility of my country. All that I know is, that there is a church in my neighborhood, the resort of those who are desirous of approving their valor in single combat. Till an enemy appears, they address their prayers to God and his saints. That church I have frequently visited. But never have I found an antagonist who dared to accept my defiance.” Alexius dismissed the challenger with some prudent advice for his conduct in the Turkish warfare; and history repeats with pleasure this lively example of the manners of his age and country.

    The conquest of Asia was undertaken and achieved by Alexander, with thirty-five thousand Macedonians and Greeks; and his best hope was in the strength and discipline of his phalanx of infantry. The principal force of the crusaders consisted in their cavalry; and when that force was mustered in the plains of Bithynia, the knights and their martial attendants on horseback amounted to one hundred thousand fighting men, completely armed with the helmet and coat of mail. The value of these soldiers deserved a strict and authentic account; and the flower of European chivalry might furnish, in a first effort, this formidable body of heavy horse. A part of the infantry might be enrolled for the service of scouts, pioneers, and archers; but the promiscuous crowd were lost in their own disorder; and we depend not on the eyes and knowledge, but on the belief and fancy, of a chaplain of Count Baldwin, in the estimate of six hundred thousand pilgrims able to bear arms, besides the priests and monks, the women and children of the Latin camp. The reader starts; and before he is recovered from his surprise, I shall add, on the same testimony, that if all who took the cross had accomplished

    their vow, above six millions would have migrated from Europe to Asia. Under this oppression of faith, I derive some relief from a more sagacious and thinking writer, who, after the same review of the cavalry, accuses the credulity of the priest of Chartres, and even doubts whether the Cisalpine regions (in the geography of a Frenchman) were sufficient to produce and pour forth such incredible multitudes. The coolest scepticism will remember, that of these religious volunteers great numbers never beheld Constantinople and Nice. Of enthusiasm the influence is irregular and transient: many were detained at home by reason or cowardice, by poverty or weakness; and many were repulsed by the obstacles of the way, the more insuperable as they were unforeseen, to these ignorant fanatics. The savage countries of Hungary and Bulgaria were whitened with their bones: their vanguard was cut in pieces by the Turkish sultan; and the loss of the first adventure, by the sword, or climate, or fatigue, has already been stated at three hundred thousand men. Yet the myriads that survived, that marched, that pressed forwards on the holy pilgrimage, were a subject of astonishment to themselves and to the Greeks. The copious energy of her language sinks under the efforts of the princess Anne: the images of locusts, of leaves and flowers, of the sands of the sea, or the stars of heaven, imperfectly represent what she had seen and heard; and the daughter of Alexius exclaims, that Europe was loosened from its foundations, and hurled against Asia. The ancient hosts of Darius and Xerxes labor under the same doubt of a vague and indefinite magnitude; but I am inclined to believe, that a larger number has never been contained within the lines of a single camp, than at the siege of Nice, the first operation of the Latin princes. Their motives, their characters, and their arms, have been already displayed. Of their troops the most numerous portion were natives of France: the Low Countries, the banks of the Rhine, and Apulia, sent a powerful reënforcement: some bands of adventurers were drawn from Spain, Lombardy, and England; and from the distant bogs and mountains of Ireland or Scotland issued some naked and savage fanatics, ferocious at home but unwarlike abroad. Had not superstition condemned

    the sacrilegious prudence of depriving the poorest or weakest Christian of the merit of the pilgrimage, the useless crowd, with mouths but without hands, might have been stationed in the Greek empire, till their companions had opened and secured the way of the Lord. A small remnant of the pilgrims, who passed the Bosphorus, was permitted to visit the holy sepulchre. Their northern constitution was scorched by the rays, and infected by the vapors, of a Syrian sun. They consumed, with heedless prodigality, their stores of water and provision: their numbers exhausted the inland country: the sea was remote, the Greeks were unfriendly, and the Christians of every sect fled before the voracious and cruel rapine of their brethren. In the dire necessity of famine, they sometimes roasted and devoured the flesh of their infant or adult captives. Among the Turks and Saracens, the idolaters of Europe were rendered more odious by the name and reputation of Cannibals; the spies, who introduced themselves into the kitchen of Bohemond, were shown several human bodies turning on the spit: and the artful Norman encouraged a report, which increased at the same time the abhorrence and the terror of the infidels.

    Chapter LVIII: The First Crusade. —

    Part IV.

    I have expiated with pleasure on the first steps of the crusaders, as they paint the manners and character of Europe: but I shall abridge the tedious and uniform narrative of their blind achievements, which were performed by strength and are described by ignorance. From their first station in the neighborhood of Nicomedia, they advanced in successive divisions; passed the contracted limit of the Greek empire; opened a road through the hills, and commenced, by the siege of his capital, their pious warfare against the Turkish sultan. His kingdom of Roum extended from the Hellespont to the confines of Syria, and barred the pilgrimage of Jerusalem, his name was Kilidge-Arslan, or Soliman, of the race of Seljuk,

    and son of the first conqueror; and in the defence of a land which the Turks considered as their own, he deserved the praise of his enemies, by whom alone he is known to posterity. Yielding to the first impulse of the torrent, he deposited his family and treasure in Nice; retired to the mountains with fifty thousand horse; and twice descended to assault the camps or quarters of the Christian besiegers, which formed an imperfect circle of above six miles. The lofty and solid walls of Nice were covered by a deep ditch, and flanked by three hundred and seventy towers; and on the verge of Christendom, the Moslems were trained in arms, and inflamed by religion. Before this city, the French princes occupied their stations, and prosecuted their attacks without correspondence or subordination: emulation prompted their valor; but their valor was sullied by cruelty, and their emulation degenerated into envy and civil discord. In the siege of Nice, the arts and engines of antiquity were employed by the Latins; the mine and the battering-ram, the tortoise, and the belfrey or movable turret, artificial fire, and the catapult and balist, the sling, and the crossbow for the casting of stones and darts. In the space of seven weeks much labor and blood were expended, and some progress, especially by Count Raymond, was made on the side of the besiegers. But the Turks could protract their resistance and secure their escape, as long as they were masters of the Lake Ascanius, which stretches several miles to the westward of the city. The means of conquest were supplied by the prudence and industry of Alexius; a great number of boats was transported on sledges from the sea to the lake; they were filled with the most dexterous of his archers; the flight of the sultana was intercepted; Nice was invested by land and water; and a Greek emissary persuaded the inhabitants to accept his master’s protection, and to save themselves, by a timely surrender, from the rage of the savages of Europe. In the moment of victory, or at least of hope, the crusaders, thirsting for blood and plunder, were awed by the Imperial banner that streamed from the citadel; * and Alexius guarded with jealous vigilance this important conquest. The murmurs of the chiefs were stifled by honor or interest; and after a halt of nine days, they directed their march towards Phrygia under

    the guidance of a Greek general, whom they suspected of a secret connivance with the sultan. The consort and the principal servants of Soliman had been honorably restored without ransom; and the emperor’s generosity to the miscreants was interpreted as treason to the Christian cause.

    Soliman was rather provoked than dismayed by the loss of his capital: he admonished his subjects and allies of this strange invasion of the Western Barbarians; the Turkish emirs obeyed the call of loyalty or religion; the Turkman hordes encamped round his standard; and his whole force is loosely stated by the Christians at two hundred, or even three hundred and sixty thousand horse. Yet he patiently waited till they had left behind them the sea and the Greek frontier; and hovering on the flanks, observed their careless and confident progress in two columns beyond the view of each other. Some miles before they could reach Dorylæum in Phrygia, the left, and least numerous, division was surprised, and attacked, and almost oppressed, by the Turkish cavalry. The heat of the weather, the clouds of arrows, and the barbarous onset, overwhelmed the crusaders; they lost their order and confidence, and the fainting fight was sustained by the personal valor, rather than by the military conduct, of Bohemond, Tancred, and Robert of Normandy. They were revived by the welcome banners of Duke Godfrey, who flew to their succor, with the count of Vermandois, and sixty thousand horse; and was followed by Raymond of Tholouse, the bishop of Puy, and the remainder of the sacred army. Without a moment’s pause, they formed in new order, and advanced to a second battle. They were received with equal resolution; and, in their common disdain for the unwarlike people of Greece and Asia, it was confessed on both sides, that the Turks and the Franks were the only nations entitled to the appellation of soldiers. Their encounter was varied, and balanced by the contrast of arms and discipline; of the direct charge, and wheeling evolutions; of the couched lance, and the brandished javelin; of a weighty broadsword, and a crooked sabre; of cumbrous armor, and thin flowing robes; and of the long Tartar bow, and the arbalist

    or crossbow, a deadly weapon, yet unknown to the Orientals. As long as the horses were fresh, and the quivers full, Soliman maintained the advantage of the day; and four thousand Christians were pierced by the Turkish arrows. In the evening, swiftness yielded to strength: on either side, the numbers were equal or at least as great as any ground could hold, or any generals could manage; but in turning the hills, the last division of Raymond and his provincials was led, perhaps without design on the rear of an exhausted enemy; and the long contest was determined. Besides a nameless and unaccounted multitude, three thousand Pagan knights were slain in the battle and pursuit; the camp of Soliman was pillaged; and in the variety of precious spoil, the curiosity of the Latins was amused with foreign arms and apparel, and the new aspect of dromedaries and camels. The importance of the victory was proved by the hasty retreat of the sultan: reserving ten thousand guards of the relics of his army, Soliman evacuated the kingdom of Roum, and hastened to implore the aid, and kindle the resentment, of his Eastern brethren. In a march of five hundred miles, the crusaders traversed the Lesser Asia, through a wasted land and deserted towns, without finding either a friend or an enemy. The geographer may trace the position of Dorylæum, Antioch of Pisidia, Iconium, Archelais, and Germanicia, and may compare those classic appellations with the modern names of Eskishehr the old city, Akshehr the white city, Cogni, Erekli, and Marash. As the pilgrims passed over a desert, where a draught of water is exchanged for silver, they were tormented by intolerable thirst; and on the banks of the first rivulet, their haste and intemperance were still more pernicious to the disorderly throng. They climbed with toil and danger the steep and slippery sides of Mount Taurus; many of the soldiers cast away their arms to secure their footsteps; and had not terror preceded their van, the long and trembling file might have been driven down the precipice by a handful of resolute enemies. Two of their most respectable chiefs, the duke of Lorraine and the count of Tholouse, were carried in litters: Raymond was raised, as it is said by miracle, from a hopeless

    malady; and Godfrey had been torn by a bear, as he pursued that rough and perilous chase in the mountains of Pisidia.

    To improve the general consternation, the cousin of Bohemond and the brother of Godfrey were detached from the main army with their respective squadrons of five, and of seven, hundred knights. They overran in a rapid career the hills and sea-coast of Cilicia, from Cogni to the Syrian gates: the Norman standard was first planted on the walls of Tarsus and Malmistra; but the proud injustice of Baldwin at length provoked the patient and generous Italian; and they turned their consecrated swords against each other in a private and profane quarrel. Honor was the motive, and fame the reward, of Tancred; but fortune smiled on the more selfish enterprise of his rival. He was called to the assistance of a Greek or Armenian tyrant, who had been suffered under the Turkish yoke to reign over the Christians of Edessa. Baldwin accepted the character of his son and champion: but no sooner was he introduced into the city, than he inflamed the people to the massacre of his father, occupied the throne and treasure, extended his conquests over the hills of Armenia and the plain of Mesopotamia, and founded the first principality of the Franks or Latins, which subsisted fifty-four years beyond the Euphrates.

    Before the Franks could enter Syria, the summer, and even the autumn, were completely wasted: the siege of Antioch, or the separation and repose of the army during the winter season, was strongly debated in their council: the love of arms and the holy sepulchre urged them to advance; and reason perhaps was on the side of resolution, since every hour of delay abates the fame and force of the invader, and multiplies the resources of defensive war. The capital of Syria was protected by the River Orontes; and the iron bridge, * of nine arches, derives its name from the massy gates of the two towers which are constructed at either end. They were opened by the sword of the duke of Normandy: his victory gave entrance to three hundred thousand crusaders, an account

    which may allow some scope for losses and desertion, but which clearly detects much exaggeration in the review of Nice. In the description of Antioch, it is not easy to define a middle term between her ancient magnificence, under the successors of Alexander and Augustus, and the modern aspect of Turkish desolation. The Tetrapolis, or four cities, if they retained their name and position, must have left a large vacuity in a circumference of twelve miles; and that measure, as well as the number of four hundred towers, are not perfectly consistent with the five gates, so often mentioned in the history of the siege. Yet Antioch must have still flourished as a great and populous capital. At the head of the Turkish emirs, Baghisian, a veteran chief, commanded in the place: his garrison was composed of six or seven thousand horse, and fifteen or twenty thousand foot: one hundred thousand Moslems are said to have fallen by the sword; and their numbers were probably inferior to the Greeks, Armenians, and Syrians, who had been no more than fourteen years the slaves of the house of Seljuk. From the remains of a solid and stately wall, it appears to have arisen to the height of threescore feet in the valleys; and wherever less art and labor had been applied, the ground was supposed to be defended by the river, the morass, and the mountains. Notwithstanding these fortifications, the city had been repeatedly taken by the Persians, the Arabs, the Greeks, and the Turks; so large a circuit must have yielded many pervious points of attack; and in a siege that was formed about the middle of October, the vigor of the execution could alone justify the boldness of the attempt. Whatever strength and valor could perform in the field was abundantly discharged by the champions of the cross: in the frequent occasions of sallies, of forage, of the attack and defence of convoys, they were often victorious; and we can only complain, that their exploits are sometimes enlarged beyond the scale of probability and truth. The sword of Godfrey divided a Turk from the shoulder to the haunch; and one half of the infidel fell to the ground, while the other was transported by his horse to the city gate. As Robert of Normandy rode against his antagonist, “I devote thy head,” he piously exclaimed, “to the dæmons of hell;” and that head was

    instantly cloven to the breast by the resistless stroke of his descending falchion. But the reality or the report of such gigantic prowess must have taught the Moslems to keep within their walls: and against those walls of earth or stone, the sword and the lance were unavailing weapons. In the slow and successive labors of a siege, the crusaders were supine and ignorant, without skill to contrive, or money to purchase, or industry to use, the artificial engines and implements of assault. In the conquest of Nice, they had been powerfully assisted by the wealth and knowledge of the Greek emperor: his absence was poorly supplied by some Genoese and Pisan vessels, that were attracted by religion or trade to the coast of Syria: the stores were scanty, the return precarious, and the communication difficult and dangerous. Indolence or weakness had prevented the Franks from investing the entire circuit; and the perpetual freedom of two gates relieved the wants and recruited the garrison of the city. At the end of seven months, after the ruin of their cavalry, and an enormous loss by famine, desertion and fatigue, the progress of the crusaders was imperceptible, and their success remote, if the Latin Ulysses, the artful and ambitious Bohemond, had not employed the arms of cunning and deceit. The Christians of Antioch were numerous and discontented: Phirouz, a Syrian renegado, had acquired the favor of the emir and the command of three towers; and the merit of his repentance disguised to the Latins, and perhaps to himself, the foul design of perfidy and treason. A secret correspondence, for their mutual interest, was soon established between Phirouz and the prince of Tarento; and Bohemond declared in the council of the chiefs, that he could deliver the city into their hands. * But he claimed the sovereignty of Antioch as the reward of his service; and the proposal which had been rejected by the envy, was at length extorted from the distress, of his equals. The nocturnal surprise was executed by the French and Norman princes, who ascended in person the scaling-ladders that were thrown from the walls: their new proselyte, after the murder of his too scrupulous brother, embraced and introduced the servants of Christ; the army rushed through the gates; and the Moslems soon found, that

    although mercy was hopeless, resistance was impotent. But the citadel still refused to surrender; and the victims themselves were speedily encompassed and besieged by the innumerable forces of Kerboga, prince of Mosul, who, with twenty-eight Turkish emirs, advanced to the deliverance of Antioch. Five-and-twenty days the Christians spent on the verge of destruction; and the proud lieutenant of the caliph and the sultan left them only the choice of servitude or death. In this extremity they collected the relics of their strength, sallied from the town, and in a single memorable day, annihilated or dispersed the host of Turks and Arabians, which they might safely report to have consisted of six hundred thousand men. Their supernatural allies I shall proceed to consider: the human causes of the victory of Antioch were the fearless despair of the Franks; and the surprise, the discord, perhaps the errors, of their unskilful and presumptuous adversaries. The battle is described with as much disorder as it was fought; but we may observe the tent of Kerboga, a movable and spacious palace, enriched with the luxury of Asia, and capable of holding above two thousand persons; we may distinguish his three thousand guards, who were cased, the horse as well as the men, in complete steel.

    In the eventful period of the siege and defence of Antioch, the crusaders were alternately exalted by victory or sunk in despair; either swelled with plenty or emaciated with hunger. A speculative reasoner might suppose, that their faith had a strong and serious influence on their practice; and that the soldiers of the cross, the deliverers of the holy sepulchre, prepared themselves by a sober and virtuous life for the daily contemplation of martyrdom. Experience blows away this charitable illusion; and seldom does the history of profane war display such scenes of intemperance and prostitution as were exhibited under the walls of Antioch. The grove of Daphne no longer flourished; but the Syrian air was still impregnated with the same vices; the Christians were seduced by every temptation that nature either prompts or reprobates; the authority of the chiefs was despised; and sermons and edicts

    were alike fruitless against those scandalous disorders, not less pernicious to military discipline, than repugnant to evangelic purity. In the first days of the siege and the possession of Antioch, the Franks consumed with wanton and thoughtless prodigality the frugal subsistence of weeks and months: the desolate country no longer yielded a supply; and from that country they were at length excluded by the arms of the besieging Turks. Disease, the faithful companion of want, was envenomed by the rains of the winter, the summer heats, unwholesome food, and the close imprisonment of multitudes. The pictures of famine and pestilence are always the same, and always disgustful; and our imagination may suggest the nature of their sufferings and their resources. The remains of treasure or spoil were eagerly lavished in the purchase of the vilest nourishment; and dreadful must have been the calamities of the poor, since, after paying three marks of silver for a goat and fifteen for a lean camel, the count of Flanders was reduced to beg a dinner, and Duke Godfrey to borrow a horse. Sixty thousand horse had been reviewed in the camp: before the end of the siege they were diminished to two thousand, and scarcely two hundred fit for service could be mustered on the day of battle. Weakness of body and terror of mind extinguished the ardent enthusiasm of the pilgrims; and every motive of honor and religion was subdued by the desire of life. Among the chiefs, three heroes may be found without fear or reproach: Godfrey of Bouillon was supported by his magnanimous piety; Bohemond by ambition and interest; and Tancred declared, in the true spirit of chivalry, that as long as he was at the head of forty knights, he would never relinquish the enterprise of Palestine. But the count of Tholouse and Provence was suspected of a voluntary indisposition; the duke of Normandy was recalled from the sea-shore by the censures of the church: Hugh the Great, though he led the vanguard of the battle, embraced an ambiguous opportunity of returning to France and Stephen, count of Chartres, basely deserted the standard which he bore, and the council in which he presided. The soldiers were discouraged by the flight of William, viscount of Melun, surnamed the Carpenter, from the weighty strokes of his axe; and the saints were scandalized by the fall *

    of Peter the Hermit, who, after arming Europe against Asia, attempted to escape from the penance of a necessary fast. Of the multitude of recreant warriors, the names (says an historian) are blotted from the book of life; and the opprobrious epithet of the rope-dancers was applied to the deserters who dropped in the night from the walls of Antioch. The emperor Alexius, who seemed to advance to the succor of the Latins, was dismayed by the assurance of their hopeless condition. They expected their fate in silent despair; oaths and punishments were tried without effect; and to rouse the soldiers to the defence of the walls, it was found necessary to set fire to their quarters.

    For their salvation and victory, they were indebted to the same fanaticism which had led them to the brink of ruin. In such a cause, and in such an army, visions, prophecies, and miracles, were frequent and familiar. In the distress of Antioch, they were repeated with unusual energy and success: St. Ambrose had assured a pious ecclesiastic, that two years of trial must precede the season of deliverance and grace; the deserters were stopped by the presence and reproaches of Christ himself; the dead had promised to arise and combat with their brethren; the Virgin had obtained the pardon of their sins; and their confidence was revived by a visible sign, the seasonable and splendid discovery of the holy lance. The policy of their chiefs has on this occasion been admired, and might surely be excused; but a pious baud is seldom produced by the cool conspiracy of many persons; and a voluntary impostor might depend on the support of the wise and the credulity of the people. Of the diocese of Marseilles, there was a priest of low cunning and loose manners, and his name was Peter Bartholemy. He presented himself at the door of the council-chamber, to disclose an apparition of St. Andrew, which had been thrice reiterated in his sleep with a dreadful menace, if he presumed to suppress the commands of Heaven. “At Antioch,” said the apostle, “in the church of my brother St. Peter, near the high altar, is concealed the steel head of the lance that pierced the side of our Redeemer. In three days that

    instrument of eternal, and now of temporal, salvation, will be manifested to his disciples. Search, and ye shall find: bear it aloft in battle; and that mystic weapon shall penetrate the souls of the miscreants.” The pope’s legate, the bishop of Puy, affected to listen with coldness and distrust; but the revelation was eagerly accepted by Count Raymond, whom his faithful subject, in the name of the apostle, had chosen for the guardian of the holy lance. The experiment was resolved; and on the third day after a due preparation of prayer and fasting, the priest of Marseilles introduced twelve trusty spectators, among whom were the count and his chaplain; and the church doors were barred against the impetuous multitude. The ground was opened in the appointed place; but the workmen, who relieved each other, dug to the depth of twelve feet without discovering the object of their search. In the evening, when Count Raymond had withdrawn to his post, and the weary assistants began to murmur, Bartholemy, in his shirt, and without his shoes, boldly descended into the pit; the darkness of the hour and of the place enabled him to secrete and deposit the head of a Saracen lance; and the first sound, the first gleam, of the steel was saluted with a devout rapture. The holy lance was drawn from its recess, wrapped in a veil of silk and gold, and exposed to the veneration of the crusaders; their anxious suspense burst forth in a general shout of joy and hope, and the desponding troops were again inflamed with the enthusiasm of valor. Whatever had been the arts, and whatever might be the sentiments of the chiefs, they skilfully improved this fortunate revolution by every aid that discipline and devotion could afford. The soldiers were dismissed to their quarters with an injunction to fortify their minds and bodies for the approaching conflict, freely to bestow their last pittance on themselves and their horses, and to expect with the dawn of day the signal of victory. On the festival of St. Peter and St. Paul, the gates of Antioch were thrown open: a martial psalm, “Let the Lord arise, and let his enemies be scattered!” was chanted by a procession of priests and monks; the battle array was marshalled in twelve divisions, in honor of the twelve apostles; and the holy lance, in the absence of Raymond, was intrusted to the hands of his chaplain. The influence of his

    relic or trophy, was felt by the servants, and perhaps by the enemies, of Christ; and its potent energy was heightened by an accident, a stratagem, or a rumor, of a miraculous complexion. Three knights, in white garments and resplendent arms, either issued, or seemed to issue, from the hills: the voice of Adhemar, the pope’s legate, proclaimed them as the martyrs St. George, St. Theodore, and St. Maurice: the tumult of battle allowed no time for doubt or scrutiny; and the welcome apparition dazzled the eyes or the imagination of a fanatic army. * In the season of danger and triumph, the revelation of Bartholemy of Marseilles was unanimously asserted; but as soon as the temporary service was accomplished, the personal dignity and liberal arms which the count of Tholouse derived from the custody of the holy lance, provoked the envy, and awakened the reason, of his rivals. A Norman clerk presumed to sift, with a philosophic spirit, the truth of the legend,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discovery, and the character of the prophet; and the pious Bohemond ascribed their deliverance to the merits and intercession of Christ alone. For a while, the Provincials defended their national palladium with clamors and arms and new visions condemned to death and hell the profane sceptics who presumed to scrutinize the truth and merit of the discovery. The prevalence of incredulity compelled the author to submit his life and veracity to the judgment of God. A pile of dry fagots, four feet high and fourteen long, was erected in the midst of the camp; the flames burnt fiercely to the elevation of thirty cubits; and a narrow path of twelve inches was left for the perilous trial. The unfortunate priest of Marseilles traversed the fire with dexterity and speed; but the thighs and belly were scorched by the intense heat; he expired the next day; and the logic of believing minds will pay some regard to his dying protestations of innocence and truth. Some efforts were made by the Provincials to substitute a cross, a ring, or a tabernacle, in the place of the holy lance, which soon vanished in contempt and oblivion. Yet the revelation of Antioch is gravely asserted by succeeding historians: and such is the progress of credulity, that miracles most doubtful on the spot,

    and at the moment, will be received with implicit faith at a convenient distance of time and space.

    The prudence or fortune of the Franks had delayed their invasion till the decline of the Turkish empire. Under the manly government of the three first sultans, the kingdoms of Asia were united in peace and justice; and the innumerable armies which they led in person were equal in courage, and superior in discipline, to the Barbarians of the West. But at the time of the crusade, the inheritance of Malek Shaw was disputed by his four sons; their private ambition was insensible of the public danger; and, in the vicissitudes of their fortune, the royal vassals were ignorant, or regardless, of the true object of their allegiance. The twenty-eight emirs who marched with the standard or Kerboga were his rivals or enemies: their hasty levies were drawn from the towns and tents of Mesopotamia and Syria; and the Turkish veterans were employed or consumed in the civil wars beyond the Tigris. The caliph of Egypt embraced this opportunity of weakness and discord to recover his ancient possessions; and his sultan Aphdal besieged Jerusalem and Tyre, expelled the children of Ortok, and restored in Palestine the civil and ecclesiastical authority of the Fatimites. They heard with astonishment of the vast armies of Christians that had passed from Europe to Asia, and rejoiced in the sieges and battles which broke the power of the Turks, the adversaries of their sect and monarchy. But the same Christians were the enemies of the prophet; and from the overthrow of Nice and Antioch, the motive of their enterprise, which was gradually understood, would urge them forwards to the banks of the Jordan, or perhaps of the Nile. An intercourse of epistles and embassies, which rose and fell with the events of war, was maintained between the throne of Cairo and the camp of the Latins; and their adverse pride was the result of ignorance and enthusiasm. The ministers of Egypt declared in a haughty, or insinuated in a milder, tone, that their sovereign, the true and lawful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had rescued Jerusalem from the Turkish yoke; and that the pilgrims, if they would divide

    their numbers, and lay aside their arms, should find a safe and hospitable reception at the sepulchre of Jesus. In the belief of their lost condition, the caliph Mostali despised their arms and imprisoned their deputies: the conquest and victory of Antioch prompted him to solicit those formidable champions with gifts of horses and silk robes, of vases, and purses of gold and silver; and in his estimate of their merit or power, the first place was assigned to Bohemond, and the second to Godfrey. In either fortune, the answer of the crusaders was firm and uniform: they disdained to inquire into the private claims or possessions of the followers of Mahomet; whatsoever was his name or nation, the usurper of Jerusalem was their enemy; and instead of prescribing the mode and terms of their pilgrimage, it was only by a timely surrender of the city and province, their sacred right, that he could deserve their alliance, or deprecate their impending and irresistible attack.

    Yet this attack, when they were within the view and reach of their glorious prize, was suspended above ten months after the defeat of Kerboga. The zeal and courage of the crusaders were chilled in the moment of victory; and instead of marching to improve the consternation, they hastily dispersed to enjoy the luxury, of Syria. The causes of this strange delay may be found in the want of strength and subordination. In the painful and various service of Antioch, the cavalry was annihilated; many thousands of every rank had been lost by famine, sickness, and desertion: the same abuse of plenty had been productive of a third famine; and the alternative of intemperance and distress had generated a pestilence, which swept away above fifty thousand of the pilgrims. Few were able to command, and none were willing to obey; the domestic feuds, which had been stifled by common fear, were again renewed in acts, or at least in sentiments, of hostility; the fortune of Baldwin and Bohemond excited the envy of their companions; the bravest knights were enlisted for the defence of their new principalities; and Count Raymond exhausted his troops and treasures in an idle expedition into the heart of Syria. * The winter was consumed in discord and disorder; a

    sense of honor and religion was rekindled in the spring; and the private soldiers, less susceptible of ambition and jealousy, awakened with angry clamors the indolence of their chiefs. In the month of May, the relics of this mighty host proceeded from Antioch to Laodicea: about forty thousand Latins, of whom no more than fifteen hundred horse, and twenty thousand foot, were capable of immediate service. Their easy march was continued between Mount Libanus and the sea-shore: their wants were liberally supplied by the coasting traders of Genoa and Pisa; and they drew large contributions from the emirs of Tripoli, Tyre, Sidon, Acre, and Cæsarea, who granted a free passage, and promised to follow the example of Jerusalem. From Cæsarea they advanced into the midland country; their clerks recognized the sacred geography of Lydda, Ramla, Emmaus, and Bethlem, * and as soon as they descried the holy city, the crusaders forgot their toils and claimed their reward.

    Chapter LVIII: The First Crusade. Part V.

    Jerusalem has derived some reputation from the number and importance of her memorable sieges. It was not till after a long and obstinate contest that Babylon and Rome could prevail against the obstinacy of the people, the craggy ground that might supersede the necessity of fortifications, and the walls and towers that would have fortified the most accessible plain. These obstacles were diminished in the age of the crusades. The bulwarks had been completely destroyed and imperfectly restored: the Jews, their nation, and worship, were forever banished; but nature is less changeable than man, and the site of Jerusalem, though somewhat softened and somewhat removed, was still strong against the assaults of an enemy. By the experience of a recent siege, and a three years’ possession, the Saracens of Egypt had been taught to discern, and in some degree to remedy, the defects of a place, which religion as well as honor forbade them to resign. Aladin, or Iftikhar, the

    caliph’s lieutenant, was intrusted with the defence: his policy strove to restrain the native Christians by the dread of their own ruin and that of the holy sepulchre; to animate the Moslems by the assurance of temporal and eternal rewards. His garrison is said to have consisted of forty thousand Turks and Arabians; and if he could muster twenty thousand of the inhabitants, it must be confessed that the besieged were more numerous than the besieging army. Had the diminished strength and numbers of the Latins allowed them to grasp the whole circumference of four thousand yards, (about two English miles and a half, ) to what useful purpose should they have descended into the valley of Ben Hinnom and torrent of Cedron, or approach the precipices of the south and east, from whence they had nothing either to hope or fear? Their siege was more reasonably directed against the northern and western sides of the city. Godfrey of Bouillon erected his standard on the first swell of Mount Calvary: to the left, as far as St. Stephen’s gate, the line of attack was continued by Tancred and the two Roberts; and Count Raymond established his quarters from the citadel to the foot of Mount Sion, which was no longer included within the precincts of the city. On the fifth day, the crusaders made a general assault, in the fanatic hope of battering down the walls without engines, and of scaling them without ladders. By the dint of brutal force, they burst the first barrier; but they were driven back with shame and slaughter to the camp: the influence of vision and prophecy was deadened by the too frequent abuse of those pious stratagems; and time and labor were found to be the only means of victory. The time of the siege was indeed fulfilled in forty days, but they were forty days of calamity and anguish. A repetition of the old complaint of famine may be imputed in some degree to the voracious or disorderly appetite of the Franks; but the stony soil of Jerusalem is almost destitute of water; the scanty springs and hasty torrents were dry in the summer season; nor was the thirst of the besiegers relieved, as in the city, by the artificial supply of cisterns and aqueducts. The circumjacent country is equally destitute of trees for the uses of shade or building, but some large beams were discovered in a cave by the crusaders: a wood near

    Sichem, the enchanted grove of Tasso, was cut down: the necessary timber was transported to the camp by the vigor and dexterity of Tancred; and the engines were framed by some Genoese artists, who had fortunately landed in the harbor of Jaffa. Two movable turrets were constructed at the expense, and in the stations, of the duke of Lorraine and the count of Tholouse, and rolled forwards with devout labor, not to the most accessible, but to the most neglected, parts of the fortification. Raymond’s Tower was reduced to ashes by the fire of the besieged, but his colleague was more vigilant and successful; * the enemies were driven by his archers from the rampart; the draw-bridge was let down; and on a Friday, at three in the afternoon, the day and hour of the passion, Godfrey of Bouillon stood victorious on the walls of Jerusalem. His example was followed on every side by the emulation of valor; and about four hundred and sixty years after the conquest of Omar, the holy city was rescued from the Mahometan yoke. In the pillage of public and private wealth, the adventurers had agreed to respect the exclusive property of the first occupant; and the spoils of the great mosque, seventy lamps and massy vases of gold and silver, rewarded the diligence, and displayed the generosity, of Tancred. A bloody sacrifice was offered by his mistaken votaries to the God of the Christians: resistance might provoke but neither age nor sex could mollify, their implacable rage: they indulged themselves three days in a promiscuous massacre; and the infection of the dead bodies produced an epidemical disease. After seventy thousand Moslems had been put to the sword, and the harmless Jews had been burnt in their synagogue, they could still reserve a multitude of captives, whom interest or lassitude persuaded them to spare. Of these savage heroes of the cross, Tancred alone betrayed some sentiments of compassion; yet we may praise the more selfish lenity of Raymond, who granted a capitulation and safe-conduct to the garrison of the citadel. The holy sepulchre was now free; and the bloody victors prepared to accomplish their vow. Bareheaded and barefoot, with contrite hearts, and in an humble posture, they ascended the hill of Calvary, amidst the loud anthems of the clergy; kissed the stone which had

    covered the Savior of the world; and bedewed with tears of joy and penitence the monument of their redemption. This union of the fiercest and most tender passions has been variously considered by two philosophers; by the one, as easy and natural; by the other, as absurd and incredible. Perhaps it is too rigorously applied to the same persons and the same hour; the example of the virtuous Godfrey awakened the piety of his companions; while they cleansed their bodies, they purified their minds; nor shall I believe that the most ardent in slaughter and rapine were the foremost in the procession to the holy sepulchre.

    Eight days after this memorable event, which Pope Urban did not live to hear, the Latin chiefs proceeded to the election of a king, to guard and govern their conquests in Palestine. Hugh the Great, and Stephen of Chartres, had retired with some loss of reputation, which they strove to regain by a second crusade and an honorable death. Baldwin was established at Edessa, and Bohemond at Antioch; and two Roberts, the duke of Normandy and the count of Flanders, preferred their fair inheritance in the West to a doubtful competition or a barren sceptre. The jealousy and ambition of Raymond were condemned by his own followers, and the free, the just, the unanimous voice of the army proclaimed Godfrey of Bouillon the first and most worthy of the champions of Christendom. His magnanimity accepted a trust as full of danger as of glory; but in a city where his Savior had been crowned with thorns, the devout pilgrim rejected the name and ensigns of royalty; and the founder of the kingdom of Jerusalem contented himself with the modest title of Defender and Baron of the Holy Sepulchre. His government of a single year, too short for the public happiness, was interrupted in the first fortnight by a summons to the field, by the approach of the vizier or sultan of Egypt, who had been too slow to prevent, but who was impatient to avenge, the loss of Jerusalem. His total overthrow in the battle of Ascalon seale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atins in Syria, and signalized the valor of the French princes who in this action bade a long farewell to the holy wars. Some glory

    might be derived from the prodigious inequality of numbers, though I shall not count the myriads of horse and foot * on the side of the Fatimites; but, except three thousand Ethiopians or Blacks, who were armed with flails or scourges of iron, the Barbarians of the South fled on the first onset, and afforded a pleasing comparison between the active valor of the Turks and the sloth and effeminacy of the natives of Egypt. After suspending before the holy sepulchre the sword and standard of the sultan, the new king (he deserves the title) embraced his departing companions, and could retain only with the gallant Tancred three hundred knights, and two thousand foot-soldiers for the defence of Palestine. His sovereignty was soon attacked by a new enemy, the only one against whom Godfrey was a coward. Adhemar, bishop of Puy, who excelled both in council and action, had been swept away in the last plague at Antioch: the remaining ecclesiastics preserved only the pride and avarice of their character; and their seditious clamors had required that the choice of a bishop should precede that of a king. The revenue and jurisdiction of the lawful patriarch were usurped by the Latin clergy: the exclusion of the Greeks and Syrians was justified by the reproach of heresy or schism; and, under the iron yoke of their deliverers, the Oriental Christians regretted the tolerating government of the Arabian caliphs. Daimbert, archbishop of Pisa, had long been trained in the secret policy of Rome: he brought a fleet at his countrymen to the succor of the Holy Land, and was installed, without a competitor, the spiritual and temporal head of the church. * The new patriarch immediately grasped the sceptre which had been acquired by the toil and blood of the victorious pilgrims; and both Godfrey and Bohemond submitted to receive at his hands the investiture of their feudal possessions. Nor was this sufficient; Daimbert claimed the immediate property of Jerusalem and Jaffa; instead of a firm and generous refusal, the hero negotiated with the priest; a quarter of either city was ceded to the church; and the modest bishop was satisfied with an eventual reversion of the rest, on the death of Godfrey without children, or on the future acquisition of a new seat at Cairo or Damascus.

    Without this indulgence, the conqueror would have almost been stripped of his infant kingdom, which consisted only of Jerusalem and Jaffa, with about twenty villages and towns of the adjacent country. Within this narrow verge, the Mahometans were still lodged in some impregnable castles: and the husbandman, the trader, and the pilgrim, were exposed to daily and domestic hostility. By the arms of Godfrey himself, and of the two Baldwins, his brother and cousin, who succeeded to the throne, the Latins breathed with more ease and safety; and at length they equalled, in the extent of their dominions, though not in the millions of their subjects, the ancient princes of Judah and Israel. After the reduction of the maritime cities of Laodicea, Tripoli, Tyre, and Ascalon, which were powerfully assisted by the fleets of Venice, Genoa, and Pisa, and even of Flanders and Norway, the range of sea-coast from Scanderoon to the borders of Egypt was possessed by the Christian pilgrims. If the prince of Antioch disclaimed his supremacy, the counts of Edessa and Tripoli owned themselves the vassals of the king of Jerusalem: the Latins reigned beyond the Euphrates; and the four cities of Hems, Hamah, Damascus, and Aleppo, were the only relics of the Mahometan conquests in Syria. The laws and language, the manners and titles, of the French nation and Latin church, were introduced into these transmarine colonies. According to the feudal jurisprudence, the principal states and subordinate baronies descended in the line of male and female succession: but the children of the first conquerors, a motley and degenerate race, were dissolved by the luxury of the climate; the arrival of new crusaders from Europe was a doubtful hope and a casual event. The service of the feudal tenures was performed by six hundred and sixty-six knights, who might expect the aid of two hundred more under the banner of the count of Tripoli; and each knight was attended to the field by four squires or archers on horseback. Five thousand and seventy sergeants, most probably foot-soldiers, were supplied by the churches and cities; and the whole legal militia of the kingdom could not exceed eleven thousand men, a slender defence against the surrounding myriads of

    Saracens and Turks. But the firmest bulwark of Jerusalem was founded on the knights of the Hospital of St. John, and of the temple of Solomon; on the strange association of a monastic and military life, which fanaticism might suggest, but which policy must approve. The flower of the nobility of Europe aspired to wear the cross, and to profess the vows, of these respectable orders; their spirit and discipline were immortal; and the speedy donation of twenty-eight thousand farms, or manors, enabled them to support a regular force of cavalry and infantry for the defence of Palestine. The austerity of the convent soon evaporated in the exercise of arms; the world was scandalized by the pride, avarice, and corruption of these Christian soldiers; their claims of immunity and jurisdiction disturbed the harmony of the church and state; and the public peace was endangered by their jealous emulation. But in their most dissolute period, the knights of their hospital and temple maintained their fearless and fanatic character: they neglected to live, but they were prepared to die, in the service of Christ; and the spirit of chivalry, the parent and offspring of the crusades, has been transplanted by this institution from the holy sepulchre to the Isle of Malta.

    The spirit of freedom, which pervades the feudal institutions, was felt in its strongest energy by the volunteers of the cross, who elected for their chief the most deserving of his peers. Amidst the slaves of Asia, unconscious of the lesson or example, a model of political liberty was introduced; and the laws of the French kingdom are derived from the purest source of equality and justice. Of such laws, the first and indispensable condition is the assent of those whose obedience they require, and for whose benefit they are designed. No sooner had Godfrey of Bouillon accepted the office of supreme magistrate, than he solicited the public and private advice of the Latin pilgrims, who were the best skilled in the statutes and customs of Europe. From these materials, with the counsel and approbation of the patriarch and barons, of the clergy and laity, Godfrey composed the Assise of Jerusalem, a precious monument of feudal jurisprudence. The new code,

    attested by the seals of the king, the patriarch, and the viscount of Jerusalem, was deposited in the holy sepulchre, enriched with the improvements of succeeding times, and respectfully consulted as often as any doubtful question arose in the tribunals of Palestine. With the kingdom and city all was lost: the fragments of the written law were preserved by jealous tradition and variable practice till the middle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the code was restored by the pen of John d’Ibelin, count of Jaffa, one of the principal feudatories; and the final revision was accomplished in the year thirteen hundred and sixty-nine, for the use of the Latin kingdom of Cyprus.

    The justice and freedom of the constitution were maintained by two tribunals of unequal dignity, which were instituted by Godfrey of Bouillon after the conquest of Jerusalem. The king, in person, presided in the upper court, the court of the barons. Of these the four most conspicuous were the prince of Galilee, the lord of Sidon and Cæsarea, and the counts of Jaffa and Tripoli, who, perhaps with the constable and marshal, were in a special manner the compeers and judges of each other. But all the nobles, who held their lands immediately of the crown, were entitled and bound to attend the king’s court; and each baron exercised a similar jurisdiction on the subordinate assemblies of his own feudatories. The connection of lord and vassal was honorable and voluntary: reverence was due to the benefactor, protection to the dependant; but they mutually pledged their faith to each other; and the obligation on either side might be suspended by neglect or dissolved by injury. The cognizance of marriages and testaments was blended with religion, and usurped by the clergy: but the civil and criminal causes of the nobles, the inheritance and tenure of their fiefs, formed the proper occupation of the supreme court. Each member was the judge and guardian both of public and private rights. It was his duty to assert with his tongue and sword the lawful claims of the lord; but if an unjust superior presumed to violate the freedom or property of a vassal, the confederate peers stood forth to maintain his quarrel by word and deed. They boldly affirmed his innocence and his wrongs; demanded the restitution of his liberty or his lands; suspended, after a fruitless demand, their own service; rescued their brother from prison; and employed every weapon in his defence, without offering direct violence to the person of their lord, which was ever sacred in their eyes. In their pleadings, replies, and rejoinders, the advocates of the court were subtle and copious; but the use of argument and evidence was often superseded by judicial combat; and the Assise of Jerusalem admits in many cases this barbarous institution, which has been slowly abolished by the laws and manners of Europe.

    The trial by battle was established in all criminal cases which affected the life, or limb, or honor, of any person; and in all civil transactions, of or above the value of one mark of silver. It appears that in criminal cases the combat was the privilege of the accuser, who, except in a charge of treason, avenged his personal injury, or the death of those persons whom he had a right to represent; but wherever, from the nature of the charge, testimony could be obtained, it was necessary for him to produce witnesses of the fact. In civil cases, the combat was not allowed as the means of establishing the claim of the demandant; but he was obliged to produce witnesses who had, or assumed to have, knowledge of the fact. The combat was then the privilege of the defendant; because he charged the witness with an attempt by perjury to take away his right. He came therefore to be in the same situation as the appellant in criminal cases. It was not then as a mode of proof that the combat was received, nor as making negative evidence, (according to the supposition of Montesquieu; ) but in every case the right to offer battle was founded on the right to pursue by arms the redress of an injury; and the judicial combat was fought on the same principle, and with the same spirit, as a private duel. Champions were only allowed to women, and to men maimed or past the age of sixty. The consequence of a defeat was death to the person accused, or to the champion or witness, as well as to the accuser himself: but in civil cases, the demandant was punished with infamy and the loss of his suit, while his witness and champion suffered ignominious death. In many cases it was in the option of the judge to award or to refuse the combat: but two are specified, in which it wa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challenge; if a faithful vassal gave the lie to his compeer, who unjustly claimed any portion of their lord’s demesnes; or if an unsuccessful suitor presumed to impeach the judgment and veracity of the court. He might impeach them, but the terms were severe and perilous: in the same day he successively fought all the members of the tribunal, even those who had been absent; a single defeat was followed by death and infamy; and where none could hope for victory, it is highly probable that none would adventure the trial. In the Assise of Jerusalem, the legal subtlety of the count of Jaffa is more laudably employed to elude, than to facilitate, the judicial combat, which he derives from a principle of honor rather than of superstition.

    Among the causes which enfranchised the plebeians from the yoke of feudal tyranny, the institution of cities and corporations is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and if those of Palestine are coeval with the first crusade, they may be ranked with the most ancient of the Latin world. Many of the pilgrims had escaped from their lords under the banner of the cross; and it was the policy of the French princes to tempt their stay by the assurance of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of freemen. It is expressly declared in the Assise of Jerusalem, that after instituting, for his knights and barons, the court of peers, in which he presided himself, Godfrey of Bouillon established a second tribunal, in which his person was represented by his viscount. The jurisdiction of this inferior court extended over the burgesses of the kingdom; and it was composed of a select number of the most discreet and worthy citizens, who were sworn to judge,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the actions and fortunes of their equals. In the conquest and settlement of new cities, the example of Jerusalem was imitated by the kings and their great vassals; and above thirty similar corporations were founded before the loss of the Holy Land. Another class of subjects, the Syrians, or Oriental Christians, were oppressed by the zeal of the clergy, and protected by the toleration of the state. Godfrey listened to their reasonable prayer, that they might be judged by their own national laws. A third court was instituted for their use, of limited and domestic jurisdiction: the sworn members were Syrians, in blood, language, and religion; but th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in Arabic, of the rais) was sometimes exercised by the viscount of the city. At an immeasurable distance below the nobles, the burgesses, and the strangers, the Assise of Jerusalem condescends to mention the villains and slaves, the peasants of the land and the captives of war, who were almost equally considered as the objects of property. The relief or protection of these unhappy men was not esteemed worthy of the care of the legislator; but he diligently provides for the recovery, though not indeed for the punishment, of the fugitives. Like hounds, or hawks, who had strayed from the lawful owner, they might be lost and claimed: the slave and falcon were of the same value; but three slaves, or twelve oxen, were accumulated to equal the price of the war-horse; and a sum of three hundred pieces of gold was fixed, in the age of chivalry, as the equivalent of the more noble animal.

  • Edward Gibbon《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LI-LIII

    Chapter LI: Conquests By The Arabs.

    Part I. The Conquest Of Persia, Syria, Egypt, Africa, And Spain, By The Arabs Or Saracens. — Empire Of The Caliphs, Or Successors Of Mahomet. — State Of The Christians, &c., Under Their Government.

    The revolution of Arabia had not changed the character of the Arabs: the death of Mahomet was the signal of independence; and the hasty structure of his power and religion tottered to its foundations. A small and faithful band of his primitive disciples had listened to his eloquence, and shared his distress; had fled with the apostle from the persecution of Mecca, or had received the fugitive in the walls of Medina. The increasing myriads, who acknowledged Mahomet as their king and prophet, had been compelled by his arms, or allured by his prosperity. The polytheists were confounded by the simple idea of a solitary and invisible God; the pride of the Christians and Jews disdained the yoke of a mortal and contemporary legislator. The habits of faith and obedience were not sufficiently confirmed; and many of the new converts regretted the venerable antiquity of the law of Moses, or the rites and mysterie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or the idols, the sacrifices, the joyous festivals, of their Pagan ancestors. The jarring interests and hereditary feuds of the Arabian tribes had not yet coalesced in a system of union and subordination; and the Barbarians were impatient of the mildest and most salutary laws that curbed their passions, or violated their customs. They submitted with reluctance to the religious precepts of the Koran, the abstinence from wine, the fast of the Ramadan, and the daily repetition of five prayers; and the alms and tithes, which were collected for the treasury of Medina, could be distinguished only by a name from the payment of a perpetual and ignominious tribute. The example of Mahomet had excited a spirit of fanaticism or imposture, and several of his rivals presumed to imitate the conduct, and defy the authority, of the living prophet. At the head of the fugitives and auxiliaries, the first caliph was reduced to the cities of Mecca, Medina, and Tayef; and perhaps the Koreish would have restored the idols of the Caaba, if their levity had not been checked by a seasonable reproof. “Ye men of Mecca, will ye be the last to embrace, and the first to abandon, the religion of Islam?” After exhorting the Moslems to confide in the aid of God and his apostle, Abubeker resolved, by a vigorous attack, to prevent the junction of the rebels. The women and children were safely lodged in the cavities of the mountains: the warriors, marching under eleven banners, diffused the terror of their arms; and the appearance of a military force revived and confirmed the loyalty of the faithful. The inconstant tribes accepted, with humble repentance, the duties of prayer, and fasting, and alms; and, after some examples of success and severity, the most daring apostates fell prostrate before the sword of the Lord and of Caled. In the fertile province of Yemanah, between the Red Sea and the Gulf of Persia, in a city not inferior to Medina itself, a powerful chief (his name was Moseilama) had assumed the character of a prophet, and the tribe of Hanifa listened to his voice. A female prophetess * was attracted by his reputation; the decencies of words and actions were spurned by these favorites of Heaven; and they employed several days in mystic and amorous converse. An obscure sentence of his Koran, or book, is yet extant; and in the pride of his mission, Moseilama condescended to offer a partition of the earth. The proposal was answered by Mahomet with contempt; but the rapid progress of the impostor awakened the fears of his successor: forty thousand Moslems were assembled under the standard of Caled; and the existence of their faith was resigned to the event of a decisive battle. * In the first action they were repulsed by the loss of twelve hundred men; but the skill and perseverance of their general prevailed; their defeat was avenged by the slaughter of ten thousand infidels; and Moseilama himself was pierced by an Æthiopian slave with the same javelin which had mortally wounded the uncle of Mahomet. The various rebels of Arabia without a chief or a cause, were speedily suppressed by the power and discipline of the rising monarchy; and the whole nation again professed, and more steadfastly held, the religion of the Koran. The ambition of the caliphs provided an immediate exercise for the restless spirit of the Saracens: their valor was united in the prosecution of a holy war; and their enthusiasm was equally confirmed by opposition and victory.

    From the rapid conquests of the Saracens a presumption will naturally arise, that the caliphs commanded in person the armies of the faithful, and sought the crown of martyrdom in the foremost ranks of the battle. The courage of Abubeker, Omar, and Othman, had indeed been tried in the persecution and wars of the prophet; and the personal assurance of paradise must have taught them to despise the pleasures and dangers of the present world. But they ascended the throne in a venerable or mature age; and esteemed the domestic cares of religion and justice the most important duties of a sovereign. Except the presence of Omar at the siege of Jerusalem, their longest expeditions were the frequent pilgrimage from Medina to Mecca; and they calmly received the tidings of victory as they prayed or preached before the sepulchre of the prophet. The austere and frugal measure of their lives was the effect of virtue or habit, and the pride of their simplicity insulted the vain magnificence of the kings of the earth. When Abubeker assumed the office of caliph, he enjoined his daughter Ayesha to take a strict account of his private patrimony, that it might be evident whether he were enriched or impoverished by the service of the state. He thought himself entitled to a stipend of three pieces of gold, with the sufficient maintenance of a single camel and a black slave; but on the Friday of each week he distributed the residue of his own and the public money, first to the most worthy, and then to the most indigent, of the Moslems. The remains of his wealth, a coarse garment, and five pieces of gold, were delivered to his successor, who lamented with a modest sigh his own inability to equal such an admirable model. Yet the abstinence and humility of Omar were not inferior to the virtues of Abubeker: his food consisted of barley bread or dates; his drink was water; he preached in a gown that was torn or tattered in twelve places; and the Persian satrap, who paid his homage to the conqueror, found him asleep among the beggars on the steps of the mosch of Medina. conomy is the source of liberality, and the increase of the revenue enabled Omar to establish a just and perpetual reward for the past and present services of the faithful. Careless of his own emolument, he assigned to Abbas, the uncle of the prophet, the first and most ample allowance of twenty-five thousand drachms or pieces of silver. Five thousand were allotted to each of the aged warriors, the relics of the field of Beder; and the last and meanest of the companions of Mahomet was distinguished by the annual reward of three thousand pieces. One thousand was the stipend of the veterans who had fought in the first battles against the Greeks and Persians; and the decreasing pay, as low as fifty pieces of silver, was adapted to the respective merit and seniority of the soldiers of Omar. Under his reign, and that of his predecessor, the conquerors of the East were the trusty servants of God and the people; the mass of the public treasure was consecrated to the expenses of peace and war; a prudent mixture of justice and bounty maintained the discipline of the Saracens, and they united, by a rare felicity, the despatch and execution of despotism with the equal and frugal maxims of a republican government. The heroic courage of Ali, the consummate prudence of Moawiyah, excited the emulation of their subjects; and the talents which had been exercised in the school of civil discord were more usefully applied to propagate the faith and dominion of the prophet. In the sloth and vanity of the palace of Damascus, the succeeding princes of the house of Ommiyah were alike destitute of the qualifications of statesmen and of saints. Yet the spoils of unknown nations were continually laid at the foot of their throne, and the uniform ascent of the Arabian greatness must be ascribed to the spirit of the nation rather than the abilities of their chiefs. A large deduction must be allowed for the weakness of their enemies. The birth of Mahomet was fortunately placed in the most degenerate and disorderly period of the Persians, the Romans, and the Barbarians of Europe: the empires of Trajan, or even of Constantine or Charlemagne, would have repelled the assault of the naked Saracens, and the torrent of fanaticism might have been obscurely lost in the sands of Arabia.

    In the victorious days of the Roman republic, it had been the aim of the senate to confine their councils and legions to a single war, and completely to suppress a first enemy before they provoked the hostilities of a second. These timid maxims of policy were disdained by the magnanimity or enthusiasm of the Arabian caliphs. With the same vigor and success they invaded the successors of Augustus and those of Artaxerxes; and the rival monarchies at the same instant became the prey of an enemy whom they had been so long accustomed to despise. In the ten years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Omar, the Saracens reduced to his obedience thirty-six thousand cities or castles, destroyed four thousand churches or temples of the unbelievers, and edified fourteen hundred moschs for the exercise of the religion of Mahomet. One hundred years after his flight from Mecca, the arms and the reign of his successors extended from India to the Atlantic Ocean, over the various and distant provinces, which may be comprised under the names of, I. Persia; II. Syria; III. Egypt; IV. Africa; and, V. Spain. Under this general division, I shall proceed to unfold these memorable transactions; despatching with brevity the remote and less interesting conquests of the East, and reserving a fuller narrative for those domestic countries which had been included within the pale of the Roman empire. Yet I must excuse my own defects by a just complaint of the blindness and insufficiency of my guides. The Greeks, so loquacious in controversy, have not been anxious to celebrate the triumphs of their enemies. After a century of ignorance, the first annals of the Mussulmans were collected in a great measure from the voice of tradition. Among the numerous productions of Arabic and Persian literature, our interpreters have selected the imperfect sketches of a more recent age. The art and genius of history have ever been unknown to the Asiatics; they are ignorant of the laws of criticism; and our monkish chronicle of the same period may be compared to their most popular works, which are never vivified by the spirit of philosophy and freedom. The Oriental library of a Frenchman would instruct the most learned mufti of the East; and perhaps the Arabs might not find in a single historian so clear and comprehensive a narrative of their own exploits as that which will be deduced in the ensuing sheets.

    1. In the first year of the first caliph, his lieutenant Caled, the Sword of God, and the scourge of the infidels, advanced to the banks of the Euphrates, and reduced the cities of Anbar and Hira. Westward of the ruins of Babylon, a tribe of sedentary Arabs had fixed themselves on the verge of the desert; and Hira was the seat of a race of kings who had embraced the Christian religion, and reigned above six hundred years under the shadow of the throne of Persia. The last of the Mondars * was defeated and slain by Caled; his son was sent a captive to Medina; his nobles bowed before the successor of the prophet; the people was tempted by the example and success of their countrymen; and the caliph accepted as the first-fruits of foreign conquest an annual tribute of seventy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The conquerors, and even their historians, were astonished by the dawn of their future greatness: “In the same year,” says Elmacin, “Caled fought many signal battles: an immense multitude of the infidels was slaughtered; and spoils infinite and innumerable were acquired by the victorious Moslems.” But the invincible Caled was soon transferred to the Syrian war: the invasion of the Persian frontier was conducted by less active or less prudent commanders: the Saracens were repulsed with loss in the passage of the Euphrates; and,

    though they chastised the insolent pursuit of the Magians, their remaining forces still hovered in the desert of Babylon.

    The indignation and fears of the Persians suspended for a moment their intestine divisions. By the unanimous sentence of the priests and nobles, their queen Arzema was deposed; the sixth of the transient usurpers, who had arisen and vanished in three or four years since the death of Chosroes, and the retreat of Heraclius. Her tiara was placed on the head of Yezdegerd, the grandson of Chosroes; and the same æra, which coincides with an astronomical period, has recorded the fall of the Sassanian dynasty and the religion of Zoroaster. The youth and inexperience of the prince (he was only fifteen years of age) declined a perilous encounter: the royal standard was delivered into the hands of his general Rustam; and a remnant of thirty thousand regular troops was swelled in truth, or in opinion, to one hundred and twenty thousand subjects, or allies, of the great king. The Moslems, whose numbers were reënforced from twelve to thirty thousand, had pitched their camp in the plains of Cadesia: and their line, though it consisted of fewer men, could produce more soldiers, than the unwieldy host of the infidels. I shall here observe, what I must often repeat, that the charge of the Arabs was not, like that of the Greeks and Romans, the effort of a firm and compact infantry: their military force was chiefly formed of cavalry and archers; and the engagement, which was often interrupted and often renewed by single combats and flying skirmishes, might be protracted without any decisive event to the continuance of several days. The periods of the battle of Cadesia were distinguished by their peculiar appellations. The first, from the well-timed appearance of six thousand of the Syrian brethren, was denominated the day of succor. The day of concussion might express the disorder of one, or perhaps of both, of the contending armies. The third, a nocturnal tumult, received the whimsical name of the night of barking, from the discordant clamors, which were compared to the inarticulate sounds of the fiercest animals. The morning of the succeeding day * determined the fate of Persia; and a seasonable whirlwind drove a cloud of dust against the faces of the unbelievers. The clangor of arms was reechoed to the tent of Rustam, who, far unlike the ancient hero of his name, was gently reclining in a cool and tranquil shade, amidst the baggage of his camp, and the train of mules that were laden with gold and silver. On the sound of danger he started from his couch; but his flight was overtaken by a valiant Arab, who caught him by the foot, struck off his head, hoisted it on a lance, and instantly returning to the field of battle, carried slaughter and dismay among the thickest ranks of the Persians. The Saracens confess a loss of seven thousand five hundred men; and the battle of Cadesia is justly described by the epithets of obstinate and atrocious. The standard of the monarchy was overthrown and captured in the field — a leathern apron of a blacksmith, who in ancient times had arisen the deliverer of Persia; but this badge of heroic poverty was disguised, and almost concealed, by a profusion of precious gems. After this victory, the wealthy province of Irak, or Assyria, submitted to the caliph, and his conquests were firmly established by the speedy foundation of Bassora, a place which ever commands the trade and navigation of the Persians. As the distance of fourscore miles from the Gulf, the Euphrates and Tigris unite in a broad and direct current, which is aptly styled the river of the Arabs. In the midway, between the junction and the mouth of these famous streams, the new settlement was planted on the western bank: the first colony was composed of eight hundred Moslems; but the influence of the situation soon reared a flourishing and populous capital. The air, though excessively hot, is pure and healthy: the meadows are filled with palm-trees and cattle; and one of the adjacent valleys has been celebrated among the four paradises or gardens of Asia. Under the first caliphs the jurisdiction of this Arabian colony extended over the southern provinces of Persia: the city has been sanctified by the tombs of the companions and martyrs; and the vessels of Europe still frequent the port of Bassora, as a convenient station and passage of the Indian trade.

    Chapter LI: Conquests By The Arabs.

    Part II.

    After the defeat of Cadesia, a country intersected by rivers and canals might have opposed an insuperable barrier to the victorious cavalry; and the walls of Ctesiphon or Madayn, which had resisted the battering-rams of the Romans, would not have yielded to the darts of the Saracens. But the flying Persians were overcome by the belief, that the last day of their religion and empire was at hand; the strongest posts were abandoned by treachery or cowardice; and the king, with a part of his family and treasures, escaped to Holwan at the foot of the Median hills. In the third month after the battle, Said, the lieutenant of Omar, passed the Tigris without opposition; the capital was taken by assault; and the disorderly resistance of the people gave a keener edge to the sabres of the Moslems, who shouted with religious transport, “This is the white palace of Chosroes; this is the promise of the apostle of God!” The naked robbers of the desert were suddenly enriched beyond the measure of their hope or knowledge. Each chamber revealed a new treasure secreted with art, or ostentatiously displayed; the gold and silver, the various wardrobes and precious furniture, surpassed (says Abulfeda) the estimate of fancy or numbers; and another historian defines the untold and almost infinite mass, by the fabulous computation of three thousands of thousands of thousands of pieces of gold. Some minute though curious facts represent the contrast of riches and ignorance. From the remote islands of the Indian Ocean a large provision of camphire had been imported, which is employed with a mixture of wax to illuminate the palaces of the East. Strangers to the name and properties of that odoriferous gum, the Saracens, mistaking it for salt, mingled the camphire in their bread, and were astonished at the bitterness of the taste. One of the apartments of the palace was decorated with a carpet of silk, sixty cubits in length, and as many in breadth: a paradise or garden was depictured on the ground: the flowers, fruits, and shrubs, were imitated by the figures of the gold embroidery, and the colors of the precious stones; and the ample square was encircled by a variegated and verdant border. The Arabian general persuaded his soldiers to relinquish their claim, in the reasonable hope that the eyes of the caliph would be delighted with the splendid workmanship of nature and industry. Regardless of the merit of art, and the pomp of royalty, the rigid Omar divided the prize among his brethren of Medina: the picture was destroyed; but such was the intrinsic value of the materials, that the share of Ali alone was sold for twenty thousand drams. A mule that carried away the tiara and cuirass, the belt and bracelets of Chosroes, was overtaken by the pursuers; the gorgeous trophy was presented to the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and the gravest of the companions condescended to smile when they beheld the white beard, the hairy arms, and uncouth figure of the veteran, who was invested with the spoils of the Great King. The sack of Ctesiphon was followed by its desertion and gradual decay. The Saracens disliked the air and situation of the place, and Omar was advised by his general to remove the seat of government to the western side of the Euphrates. In every age, the foundation and ruin of the Assyrian cities has been easy and rapid: the country is destitute of stone and timber; and the most solid structures are composed of bricks baked in the sun, and joined by a cement of the native bitumen. The name of Cufa describes a habitation of reeds and earth; but the importance of the new capital was supported by the numbers, wealth, and spirit, of a colony of veterans; and their licentiousness was indulged by the wisest caliphs, who were apprehensive of provoking the revolt of a hundred thousand swords: “Ye men of Cufa,” said Ali, who solicited their aid, “you have been always conspicuous by your valor. You conquered the Persian king, and scattered his forces, till you had taken possession of his inheritance.” This mighty conquest was achieved by the battles of Jalula and Nehavend. After the loss of the former, Yezdegerd fled from Holwan, and concealed his shame and despair in the mountains of Farsistan, from whence Cyrus had descended with his equal and valiant companions. The courage of the nation survived that of the monarch: among the hills to the south of Ecbatana or Hamadan, one hundred and fifty thousand Persians made a third and final stand for their religion and country; and the decisive battle of Nehavend was styled by the Arabs the victory of victories. If it be true that the flying general of the Persians was stopped and overtaken in a crowd of mules and camels laden with honey, the incident, however slight and singular, will denote the luxurious impediments of an Oriental army.

    The geography of Persia is darkly delineated by the Greeks and Latins; but the most illustrious of her cities appear to be more ancient than the invasion of the Arabs. By the reduction of Hamadan and Ispahan, of Caswin, Tauris, and Rei, they gradually approached the shores of the Caspian Sea: and the orators of Mecca might applaud the success and spirit of the faithful, who had already lost sight of the northern bear, and had almost transcended the bounds of the habitable world. Again, turning towards the West and the Roman empire, they repassed the Tigris over the bridge of Mosul, and, in the captive provinces of Armenia and Mesopotamia, embraced their victorious brethren of the Syrian army. From the palace of Madayn their Eastern progress was not less rapid or extensive. They advanced along the Tigris and the Gulf; penetrated through the passes of the mountains into the valley of Estachar or Persepolis, and profaned the last sanctuary of the Magian empire. The grandson of Chosroes was nearly surprised among the falling columns and mutilated figures; a sad emblem of the past and present fortune of Persia: he fled with accelerated haste over the desert of Kirman, implored the aid of the warlike Segestans, and sought an humble refuge on the verge of the Turkish and Chinese power. But a victorious army is insensible of fatigue: the Arabs divided their forces in the pursuit of a timorous enemy; and the caliph Othman promised the government of Chorasan to the first general who should enter that large and populous country, the kingdom of the ancient Bactrians. The condition was accepted; the prize was deserved; the standard of Mahomet was planted on the walls of Herat, Merou, and Balch; and the successful leader neither halted nor reposed till his foaming cavalry had tasted the waters of the Oxus. In the public anarchy, the independent governors of the cities and castles obtained their separate capitulations: the terms were granted or imposed by the esteem, the prudence, or the compassion, of the victors; and a simple profession of faith establishe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a brother and a slave. After a noble defence, Harmozan, the prince or satrap of Ahwaz and Susa, was compelled to surrender his person and his state to the discretion of the caliph; and their interview exhibits a portrait of the Arabian manners. In the presence, and by the command, of Omar, the gay Barbarian was despoiled of his silken robes embroidered with gold, and of his tiara bedecked with rubies and emeralds: “Are you now sensible,” said the conqueror to his naked captive — “are you now sensible of the judgment of God, and of the different rewards of infidelity and obedience?” “Alas!” replied Harmozan, “I feel them too deeply. In the days of our common ignorance, we fought with the weapons of the flesh, and my nation was superior. God was then neuter: since he has espoused your quarrel, you have subverted our kingdom and religion.” Oppressed by this painful dialogue, the Persian complained of intolerable thirst, but discovered some apprehension lest he should be killed whilst he was drinking a cup of water. “Be of good courage,” said the caliph; “your life is safe till you have drunk this water: ” the crafty satrap accepted the assurance, and instantly dashed the vase against the ground. Omar would have avenged the deceit, but his companions represented the sanctity of an oath; and the speedy conversion of Harmozan entitled him not only to a free pardon, but even to a stipend of two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The administration of Persia was regulated by an actual survey of the people, the cattle, and the fruits of the earth; and this monument, which attests the vigilance of the caliphs, might have instructed the philosophers of every age.

    The flight of Yezdegerd had carried him beyond the Oxus, and as far as the Jaxartes, two rivers of ancient and modern renown, which descend from the mountains of India towards the Caspian Sea. He was hospitably entertained by Tarkhan, prince of Fargana, a fertile province on the Jaxartes: the king of Samarcand, with the Turkish tribes of Sogdiana and Scythia, were moved by the lamentations and promises of the fallen monarch; and he solicited, by a suppliant embassy, the more solid and powerful friendship of the emperor of China. The virtuous Taitsong, the first of the dynasty of the Tang may be justly compared with the Antonines of Rome: his people enjoyed the blessings of prosperity and peace; and his dominion was acknowledged by forty-four hordes of the Barbarians of Tartary. His last garrisons of Cashgar and Khoten maintained a frequent intercourse with their neighbors of the Jaxartes and Oxus; a recent colony of Persians had introduced into China the astronomy of the Magi; and Taitsong might be alarmed by the rapid progress and dangerous vicinity of the Arabs. The influence, and perhaps the supplies, of China revived the hopes of Yezdegerd and the zeal of the worshippers of fire; and he returned with an army of Turks to conquer the inheritance of his fathers. The fortunate Moslems, without unsheathing their swords, were the spectators of his ruin and death. The grandson of Chosroes was betrayed by his servant, insulted by the seditious inhabitants of Merou, and oppressed, defeated, and pursued by his Barbarian allies. He reached the banks of a river, and offered his rings and bracelets for an instant passage in a miller’s boat. Ignorant or insensible of royal distress, the rustic replied, that four drams of silver were the daily profit of his mill, and that he would not suspend his work unless the loss were repaid. In this moment of hesitation and delay, the last of the Sassanian kings was overtaken and slaughtered by the Turkish cavalry, in the nineteenth year of his unhappy reign. * His son Firuz, an humble client of the Chinese emperor, accepted the station of captain of his guards; and the Magian worship was long preserved by a colony of loyal exiles in the province of Bucharia. His grandson inherited the regal name; but after a faint and fruitless enterprise, he returned to China, and ended his days in the palace of Sigan. The male line of the Sassanides was extinct; but the female captives, the daughters of Persia, were given to the conquerors in servitude, or marriage; and the race of the caliphs and imams was ennobled by the blood of their royal mothers.

    After the fall of the Persian kingdom, the River Oxus divided the territories of the Saracens and of the Turks. This narrow boundary was soon overleaped by the spirit of the Arabs; the governors of Chorasan extended their successive inroads; and one of their triumphs was adorned with the buskin of a Turkish queen, which she dropped in her precipitate flight beyond the hills of Bochara. But the final conquest of Transoxiana, as well as of Spain, was reserved for the glorious reign of the inactive Walid; and the name of Catibah, the camel driver, declares the origin and merit of his successful lieutenant. While one of his colleagues displayed the first Mahometan banner on the banks of the Indus, the spacious regions between the Oxus, the Jaxartes, and the Caspian Sea, were reduced by the arms of Catibah to the obedience of the prophet and of the caliph. A tribute of two millions of pieces of gold was imposed on the infidels; their idols were burnt or broken; the Mussulman chief pronounced a sermon in the new mosch of Carizme; after several battles, the Turkish hordes were driven back to the desert; and the emperors of China solicited the friendship of the victorious Arabs. To their industry, the prosperity of the province, the Sogdiana of the ancients, may in a great measure be ascribed; but the advantages of the soil and climate had been understood and cultivated since the reign of the Macedonian kings. Before the invasion of the Saracens, Carizme, Bochara, and Samarcand were rich and populous under the yoke of the shepherds of the north. * These cities were surrounded with a double wall; and the exterior fortification, of a larger circumference, enclosed the fields and gardens of the adjacent district. The mutual wants of India and Europe were supplied by the diligence of the Sogdian merchants; and the inestimable art of transforming linen into paper has been diffused from the manufacture of Samarcand over the western world.

    1. No sooner had Abubeker restored the unity of faith and

    government, than he despatched a circular letter to the Arabian tribes. “In the name of the most merciful God, to the rest of the true believers. Health and happiness, and the mercy and blessing of God, be upon you. I praise the most high God, and I pray for his prophet Mahomet. This is to acquaint you, that I intend to send the true believers into Syria to take it out of the hands of the infidels. And I would have you know, that the fighting for religion is an act of obedience to God.” His messengers returned with the tidings of pious and martial ardor which they had kindled in every province; and the camp of Medina was successively filled with the intrepid bands of the Saracens, who panted for action, complained of the heat of the season and the scarcity of provisions, and accused with impatient murmurs the delays of the caliph. As soon as their numbers were complete, Abubeker ascended the hill, reviewed the men, the horses, and the arms, and poured forth a fervent prayer for the success of their undertaking. In person, and on foot, he accompanied the first day’s march; and when the blushing leaders attempted to dismount, the caliph removed their scruples by a declaration, that those who rode, and those who walked, in the service of religion, were equally meritorious. His instructions to the chiefs of the Syrian army were inspired by the warlike fanaticism which advances to seize, and affects to despise, the objects of earthly ambition. “Remember,” said the successor of the prophet, “that you are always in the presence of God, on the verge of death, in the assurance of judgment, and the hope of paradise. Avoid injustice and oppression; consult with your brethren, and study to preserve the love and confidence of your troops. When you fight the battles of the Lord, acquit yourselves like men, without turning your backs; but let not your victory be stained with the blood of women or children. Destroy no palm-trees, nor burn any fields of corn. Cut down no fruit-trees, nor do any mischief to cattle, only such as you kill to eat. When you make any covenant or article, stand to it, and be as good as your word. As you go on, you will find some religious persons who live retired in monasteries, and propose to themselves to serve God that way: let them alone, and neither kill them nor destroy their monasteries: And you will

    find another sort of people, that belong to the synagogue of Satan, who have shaven crowns; be sure you cleave their skulls, and give them no quarter till they either turn Mahometans or pay “tribute.” All profane or frivolous conversation, all dangerous recollection of ancient quarrels, was severely prohibited among the Arabs: in the tumult of a camp, the exercises of religion were assiduously practised; and the intervals of action were employed in prayer, meditation, and the study of the Koran. The abuse, or even the use, of wine was chastised by fourscore strokes on the soles of the feet, and in the fervor of their primitive zeal, many secret sinners revealed their fault, and solicited their punishment. After some hesitation, the command of the Syrian army was delegated to Abu Obeidah, one of the fugitives of Mecca, and companions of Mahomet; whose zeal and devotion was assuaged, without being abated, by the singular mildness and benevolence of his temper. But in all the emergencies of war, the soldiers demanded the superior genius of Caled; and whoever might be the choice of the prince, the Sword of God was both in fact and fame the foremost leader of the Saracens. He obeyed without reluctance; * he was consulted without jealousy; and such was the spirit of the man, or rather of the times, that Caled professed his readiness to serve under the banner of the faith, though it were in the hands of a child or an enemy. Glory, and riches, and dominion, were indeed promised to the victorious Mussulman; but he was carefully instructed, that if the goods of this life were his only incitement, they likewise would be his only reward.

    Chapter LI: Conquests By The Arabs. —

    Part III.

    One of the fifteen provinces of Syria, the cultivated lands to the eastward of the Jordan, had been decorated by Roman vanity with the name of Arabia; and the first arms of the Saracens were justified by the semblance of a national right. The country was enriched by the various benefits of trade; by

    the vigilance of the emperors it was covered with a line of forts; and the populous cities of Gerasa, Philadelphia, and Bosra, were secure, at least from a surprise, by the solid structure of their walls. The last of these cities was the eighteenth station from Medina: the road was familiar to the caravans of Hejaz and Irak, who annually visited this plenteous market of the province and the desert: the perpetual jealousy of the Arabs had trained the inhabitants to arms; and twelve thousand horse could sally from the gates of Bosra, an appellation which signifies, in the Syriac language, a strong tower of defence. Encouraged by their first success against the open towns and flying parties of the borders, a detachment of four thousand Moslems presumed to summon and attack the fortress of Bosra. They were oppressed by the numbers of the Syrians; they were saved by the presence of Caled, with fifteen hundred horse: he blamed the enterprise, restored the battle, and rescued his friend, the venerable Serjabil, who had vainly invoked the unity of God and the promises of the apostle. After a short repose, the Moslems performed their ablutions with sand instead of water; and the morning prayer was recited by Caled before they mounted on horseback. Confident in their strength, the people of Bosra threw open their gates, drew their forces into the plain, and swore to die in the defence of their religion. But a religion of peace was incapable of withstanding the fanatic cry of “Fight, fight! Paradise, paradise!” that reechoed in the ranks of the Saracens; and the uproar of the town, the ringing of bells, and the exclamations of the priests and monks increased the dismay and disorder of the Christians. With the loss of two hundred and thirty men, the Arabs remained masters of the field; and the ramparts of Bosra, in expectation of human or divine aid, were crowded with holy crosses and consecrated banners. The governor Romanus had recommended an early submission: despised by the people, and degraded from his office, he still retained the desire and opportunity of revenge. In a nocturnal interview, he informed the enemy of a subterraneous passage from his house under the wall of the city; the son of the caliph, with a hundred volunteers, were committed to the faith of this new ally, and their successful intrepidity gave an easy entrance to

    their companions. After Caled had imposed the terms of servitude and tribute, the apostate or convert avowed in the assembly of the people his meritorious treason: “I renounce your society,” said Romanus, “both in this world and the world to come. And I deny him that was crucified, and whosoever worships him. And I choose God for my Lord, Islam for my faith, Mecca for my temple, the Moslems for my brethren, and Mahomet for my prophet; who was sent to lead us into the right way, and to exalt the true religion in spite of those who join partners with God.”

    The conquest of Bosra, four days’ journey from Damascus, encouraged the Arabs to besiege the ancient capital of Syria. At some distance from the walls, they encamped among the groves and fountains of that delicious territory, and the usual option of the Mahometan faith, of tribute or of war, was proposed to the resolute citizens, who had been lately strengthened by a reenforcement of five thousand Greeks. In the decline, as in the infancy, of the military art, a hostile defiance was frequently offered and accepted by the generals themselves: many a lance was shivered in the plain of Damascus, and the personal prowess of Caled was signalized in the first sally of the besieged. After an obstinate combat, he had overthrown and made prisoner one of the Christian leaders, a stout and worthy antagonist. He instantly mounted a fresh horse, the gift of the governor of Palmyra, and pushed forwards to the front of the battle. “Repose yourself for a moment,” said his friend Derar, “and permit me to supply your place: you are fatigued with fighting with this dog.” “O Dear!” replied the indefatigable Saracen, “we shall rest in the world to come. He that labors to-day shall rest to-morrow.” With the same unabated ardor, Caled answered, encountered, and vanquished a second champion; and the heads of his two captives who refused to abandon their religion were indignantly hurled into the midst of the city. The event of some general and partial actions reduced the Damascenes to a closer defence: but a messenger, whom they dropped from the walls, returned with the promise of speedy and powerful

    succor, and their tumultuous joy conveyed the intelligence to the camp of the Arabs. After some debate, it was resolved by the generals to raise, or rather to suspend, the siege of Damascus, till they had given battle to the forces of the emperor. In the retreat, Caled would have chosen the more perilous station of the rear-guard; he modestly yielded to the wishes of Abu Obeidah. But in the hour of danger he flew to the rescue of his companion, who was rudely pressed by a sally of six thousand horse and ten thousand foot, and few among the Christians could relate at Damascus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ir defeat. The importance of the contest required the junction of the Saracens, who were dispersed on the frontiers of Syria and Palestine; and I shall transcribe one of the circular mandates which was addressed to Amrou, the future conqueror of Egypt. “In the name of the most merciful God: from Caled to Amrou, health and happiness. Know that thy brethren the Moslems design to march to Aiznadin, where there is an army of seventy thousand Greeks, who purpose to come against us, that they may extinguish the light of God with their mouths; but God preserveth his light in spite of the infidels. As soon therefore as this letter of mine shall be delivered to thy hands, come with those that are with thee to Aiznadin, where thou shalt find us if it please the most high God.” The summons was cheerfully obeyed, and the forty-five thousand Moslems, who met on the same day, on the same spot ascribed to the blessing of Providence the effects of their activity and zeal.

    About four years after the triumph of the Persian war, the repose of Heraclius and the empire was again disturbed by a new enemy, the power of whose religion was more strongly felt, than it was clearly understood, by the Christians of the East. In his palace of Constantinople or Antioch, he was awakened by the invasion of Syria, the loss of Bosra, and the danger of Damascus. * An army of seventy thousand veterans, or new levies, was assembled at Hems or Emesa, under the command of his general Werdan: and these troops consisting chiefly of cavalry, might be indifferently styled either Syrians, or Greeks,

    or Romans: Syrians, from the place of their birth or warfare; Greeks from the religion and language of their sovereign; and Romans, from the proud appellation which was still profaned by the successors of Constantine. On the plain of Aiznadin, as Werdan rode on a white mule decorated with gold chains, and surrounded with ensigns and standards, he was surprised by the near approach of a fierce and naked warrior, who had undertaken to view the state of the enemy. The adventurous valor of Derar was inspired, and has perhaps been adorned, by the enthusiasm of his age and country. The hatred of the Christians, the love of spoil, and the contempt of danger, were the ruling passions of the audacious Saracen; and the prospect of instant death could never shake his religious confidence, or ruffle the calmness of his resolution, or even suspend the frank and martial pleasantry of his humor. In the most hopeless enterprises, he was bold, and prudent, and fortunate: after innumerable hazards, after being thrice a prisoner in the hands of the infidels, he still survived to relate the achievements, and to enjoy the rewards, of the Syrian conquest. On this occasion, his single lance maintained a flying fight against thirty Romans, who were detached by Werdan; and, after killing or unhorsing seventeen of their number, Derar returned in safety to his applauding brethren. When his rashness was mildly censured by the general, he excused himself with the simplicity of a soldier. “Nay,” said Derar, “I did not begin first: but they came out to take me, and I was afraid that God should see me turn my back: and indeed I fought in good earnest, and without doubt God assisted me against them; and had I not been apprehensive of disobeying your orders, I should not have come away as I did; and I perceive already that they will fall into our hands.” In the presence of both armies, a venerable Greek advanced from the ranks with a liberal offer of peace; and the departure of the Saracens would have been purchased by a gift to each soldier, of a turban, a robe, and a piece of gold; ten robes and a hundred pieces to their leader; one hundred robes and a thousand pieces to the caliph. A smile of indignation expressed the refusal of Caled. “Ye Christian dogs, you know your option; the Koran, the tribute, or the sword. We are a

    people whose delight is in war, rather than in peace: and we despise your pitiful alms, since we shall be speedily masters of your wealth, your families, and your persons.” Notwithstanding this apparent disdain, he was deeply conscious of the public danger: those who had been in Persia, and had seen the armies of Chosroes confessed that they never beheld a more formidable array. From the superiority of the enemy, the artful Saracen derived a fresh incentive of courage: “You see before you,” said he, “the united force of the Romans; you cannot hope to escape, but you may conquer Syria in a single day. The event depends on your discipline and patience. Reserve yourselves till the evening. It was in the evening that the Prophet was accustomed to vanquish.” During two successive engagements, his temperate firmness sustained the darts of the enemy, and the murmurs of his troops. At length, when the spirits and quivers of the adverse line were almost exhausted, Caled gave the signal of onset and victory. The remains of the Imperial army fled to Antioch, or Cæsarea, or Damascus; and the death of four hundred and seventy Moslems was compensated by the opinion that they had sent to hell above fifty thousand of the infidels. The spoil was inestimable; many banners and crosses of gold and silver, precious stones, silver and gold chains, and innumerable suits of the richest armor and apparel. The general distribution was postponed till Damascus should be taken; but the seasonable supply of arms became the instrument of new victories. The glorious intelligence was transmitted to the throne of the caliph; and the Arabian tribes, the coldest or most hostile to the prophet’s mission, were eager and importunate to share the harvest of Syria.

    The sad tidings were carried to Damascus by the speed of grief and terror; and the inhabitants beheld from their walls the return of the heroes of Aiznadin. Amrou led the van at the head of nine thousand horse: the bands of the Saracens succeeded each other in formidable review; and the rear was closed by Caled in person, with the standard of the black eagle. To the activity of Derar he intrusted the commission of

    patrolling round the city with two thousand horse, of scouring the plain, and of intercepting all succor or intelligence. The rest of the Arabian chiefs were fixed in their respective stations before the seven gates of Damascus; and the siege was renewed with fresh vigor and confidence. The art, the labor, the military engines, of the Greeks and Romans are seldom to be found in the simple, though successful, operations of the Saracens: it was sufficient for them to invest a city with arms, rather than with trenches; to repel the allies of the besieged; to attempt a stratagem or an assault; or to expect the progress of famine and discontent. Damascus would have acquiesced in the trial of Aiznadin, as a final and peremptory sentence between the emperor and the caliph; her courage was rekindled by the example and authority of Thomas, a noble Greek, illustrious in a private condition by the alliance of Heraclius. The tumult and illumination of the night proclaimed the design of the morning sally; and the Christian hero, who affected to despise the enthusiasm of the Arabs, employed the resource of a similar superstition. At the principal gate, in the sight of both armies, a lofty crucifix was erected; the bishop, with his clergy, accompanied the march, and laid the volume of the New Testament before the image of Jesus; and the contending parties were scandalized or edified by a prayer that the Son of God would defend his servants and vindicate his truth. The battle raged with incessant fury; and the dexterity of Thomas, an incomparable archer, was fatal to the boldest Saracens, till their death was revenged by a female heroine. The wife of Aban, who had followed him to the holy war, embraced her expiring husband. “Happy,” said she, “happy art thou, my dear: thou art gone to they Lord, who first joined us together, and then parted us asunder. I will revenge thy death, and endeavor to the utmost of my power to come to the place where thou art, because I love thee. Henceforth shall no man ever touch me more, for I have dedicated myself to the service of God.” Without a groan, without a tear, she washed the corpse of her husband, and buried him with the usual rites. Then grasping the manly weapons, which in her native land she was accustomed to wield, the intrepid widow of Aban sought the place where his murderer fought in the thickest of

    the battle. Her first arrow pierced the hand of his standard-bearer; her second wounded Thomas in the eye; and the fainting Christians no longer beheld their ensign or their leader. Yet the generous champion of Damascus refused to withdraw to his palace: his wound was dressed on the rampart; the fight was continued till the evening; and the Syrians rested on their arms. In the silence of the night, the signal was given by a stroke on the great bell; the gates were thrown open, and each gate discharged an impetuous column on the sleeping camp of the Saracens. Caled was the first in arms: at the head of four hundred horse he flew to the post of danger, and the tears trickled down his iron cheeks, as he uttered a fervent ejaculation; “O God, who never sleepest, look upon they servants, and do not deliver them into the hands of their enemies.” The valor and victory of Thomas were arrested by the presence of the Sword of God; with the knowledge of the peril, the Moslems recovered their ranks, and charged the assailants in the flank and rear. After the loss of thousands, the Christian general retreated with a sigh of despair, and the pursuit of the Saracens was checked by the military engines of the rampart.

    After a siege of seventy days, the patience, and perhaps the provisions, of the Damascenes were exhausted; and the bravest of their chiefs submitted to the hard dictates of necessity. In the occurrences of peace and war, they had been taught to dread the fierceness of Caled, and to revere the mild virtues of Abu Obeidah. At the hour of midnight, one hundred chosen deputies of the clergy and people were introduced to the tent of that venerable commander. He received and dismissed them with courtesy. They returned with a written agreement, on the faith of a companion of Mahomet, that all hostilities should cease; that the voluntary emigrants might depart in safety, with as much as they could carry away of their effects; and that the tributary subjects of the caliph should enjoy their lands and houses, with the use and possession of seven churches. On these terms, the most respectable hostages, and the gate nearest to his camp, were

    delivered into his hands: his soldiers imitated the moderation of their chief; and he enjoyed the submissive gratitude of a people whom he had rescued from destruction. But the success of the treaty had relaxed their vigilance, and in the same moment the opposite quarter of the city was betrayed and taken by assault. A party of a hundred Arabs had opened the eastern gate to a more inexorable foe. “No quarter,” cried the rapacious and sanguinary Caled, “no quarter to the enemies of the Lord: ” his trumpets sounded, and a torrent of Christian blood was poured down the streets of Damascus. When he reached the church of St. Mary, he was astonished and provoked by the peaceful aspect of his companions; their swords were in the scabbard, and they were surrounded by a multitude of priests and monks. Abu Obeidah saluted the general: “God,” said he, “has delivered the city into my hands by way of surrender, and has saved the believers the trouble of fighting.” “And am I not,” replied the indignant Caled, “am I not the lieutenant of the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Have I not taken the city by storm? The unbelievers shall perish by the sword. Fall on.” The hungry and cruel Arabs would have obeyed the welcome command; and Damascus was lost, if the benevolence of Abu Obeidah had not been supported by a decent and dignified firmness. Throwing himself between the trembling citizens and the most eager of the Barbarians, he adjured them, by the holy name of God, to respect his promise, to suspend their fury, and to wait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ir chiefs. The chiefs retired into the church of St. Mary; and after a vehement debate, Caled submitted in some measure to the reason and authority of his colleague; who urged the sanctity of a covenant, the advantage as well as the honor which the Moslems would derive from the punctual performance of their word, and the obstinate resistance which they must encounter from the distrust and despair of the rest of the Syrian cities. It was agreed that the sword should be sheathed, that the part of Damascus which had surrendered to Abu Obeidah, should be immediately entitled to the benefit of his capitulation, and that the final decision should be referred to the justice and wisdom of the caliph. A large majority of the people accepted the terms of toleration and

    tribute; and Damascus is still peopled by twenty thousand Christians. But the valiant Thomas, and the free-born patriots who had fought under his banner, embraced the alternative of poverty and exile. In the adjacent meadow, a numerous encampment was formed of priests and laymen, of soldiers and citizens, of women and children: they collected, with haste and terror, their most precious movables; and abandoned, with loud lamentations, or silent anguish, their native homes, and the pleasant banks of the Pharpar. The inflexible soul of Caled was not touched by the spectacle of their distress: he disputed with the Damascenes the property of a magazine of corn; endeavored to exclude the garrison from the benefit of the treaty; consented, with reluctance, that each of the fugitives should arm himself with a sword, or a lance, or a bow; and sternly declared, that, after a respite of three days, they might be pursued and treated as the enemies of the Moslems.

    The passion of a Syrian youth completed the ruin of the exiles of Damascus. A nobleman of the city, of the name of Jonas, was betrothed to a wealthy maiden; but her parents delayed the consummation of his nuptials, and their daughter was persuaded to escape with the man whom she had chosen. They corrupted the nightly watchmen of the gate Keisan; the lover, who led the way, was encompassed by a squadron of Arabs; but his exclamation in the Greek tongue, “The bird is taken,” admonished his mistress to hasten her return. In the presence of Caled, and of death, the unfortunate Jonas professed his belief in one God and his apostle Mahomet; and continued, till the season of his martyrdom, to discharge the duties of a brave and sincere Mussulman. When the city was taken, he flew to the monastery, where Eudocia had taken refuge; but the lover was forgotten; the apostate was scorned; she preferred her religion to her country; and the justice of Caled, though deaf to mercy, refused to detain by force a male or female inhabitant of Damascus. Four days was the general confined to the city by the obligation of the treaty, and the urgent cares of his new conquest. His appetite for blood and

    rapine would have been extinguished by the hopeless computation of time and distance; but he listened to the importunities of Jonas, who assured him that the weary fugitives might yet be overtaken. At the head of four thousand horse, in the disguise of Christian Arabs, Caled undertook the pursuit. They halted only for the moments of prayer; and their guide had a perfect knowledge of the country. For a long way the footsteps of the Damascenes were plain and conspicuous: they vanished on a sudden; but the Saracens were comforted by the assurance that the caravan had turned aside into the mountains, and must speedily fall into their hands. In traversing the ridges of the Libanus, they endured intolerable hardships, and the sinking spirits of the veteran fanatics were supported and cheered by the unconquerable ardor of a lover. From a peasant of the country, they were informed that the emperor had sent orders to the colony of exiles to pursue without delay the road of the sea-coast, and of Constantinople, apprehensive, perhaps, that the soldiers and people of Antioch might be discouraged by the sight and the story of their sufferings. The Saracens were conducted through the territories of Gabala and Laodicea, at a cautious distance from the walls of the cities; the rain was incessant, the night was dark, a single mountain separated them from the Roman army; and Caled, ever anxious for the safety of his brethren, whispered an ominous dream in the ear of his companion. With the dawn of day, the prospect again cleared, and they saw before them, in a pleasant valley, the tents of Damascus. After a short interval of repose and prayer, Caled divided his cavalry into four squadrons, committing the first to his faithful Derar, and reserving the last for himself. They successively rushed on the promiscuous multitude, insufficiently provided with arms, and already vanquished by sorrow and fatigue. Except a captive, who was pardoned and dismissed, the Arabs enjoyed the satisfaction of believing that not a Christian of either sex escaped the edge of their cimeters. The gold and silver of Damascus was scattered over the camp, and a royal wardrobe of three hundred load of silk might clothe an army of naked Barbarians. In the tumult of the battle, Jonas sought and found the object of his pursuit: but her resentment was

    inflamed by the last act of his perfidy; and as Eudocia struggled in his hateful embraces, she struck a dagger to her heart. Another female, the widow of Thomas, and the real or supposed daughter of Heraclius, was spared and released without a ransom; but the generosity of Caled was the effect of his contempt; and the haughty Saracen insulted, by a message of defiance, the throne of the Cæsars. Caled had penetrated above a hundred and fifty miles into the heart of the Roman province: he returned to Damascus with the same secrecy and speed On the accession of Omar, the Sword of God was removed from the command; but the caliph, who blamed the rashness, was compelled to applaud the vigor and conduct, of the enterprise.

    Chapter LI: Conquests By The Arabs. —

    Part IV.

    Another expedition of the conquerors of Damascus will equally display their avidity and their contempt for the riches of the present world. They were informed that the produce and manufactures of the country were annually collected in the fair of Abyla, about thirty miles from the city; that the cell of a devout hermit was visited at the same time by a multitude of pilgrims; and that the festival of trade and superstition would be ennobled by the nuptials of the daughter of the governor of Tripoli. Abdallah, the son of Jaafar, a glorious and holy martyr, undertook, with a banner of five hundred horse, the pious and profitable commission of despoiling the infidels. As he approached the fair of Abyla, he was astonished by the report of this mighty concourse of Jews and Christians, Greeks, and Armenians, of natives of Syria and of strangers of Egypt, to the number of ten thousand, besides a guard of five thousand horse that attended the person of the bride. The Saracens paused: “For my own part,” said Abdallah, “I dare not go back: our foes are many, our danger is great, but our reward is splendid and secure, either in this life or in the life to come. Let every man, according to his inclination, advance

    or retire.” Not a Mussulman deserted his standard. “Lead the way,” said Abdallah to his Christian guide, “and you shall see what the companions of the prophet can perform.” They charged in five squadrons; but after the first advantage of the surprise, they were encompassed and almost overwhelmed by the multitude of their enemies; and their valiant band is fancifully compared to a white spot in the skin of a black camel. About the hour of sunset, when their weapons dropped from their hands, when they panted on the verge of eternity, they discovered an approaching cloud of dust; they heard the welcome sound of the tecbir, and they soon perceived the standard of Caled, who flew to their relief with the utmost speed of his cavalry. The Christians were broken by his attack, and slaughtered in their flight, as far as the river of Tripoli. They left behind them the various riches of the fair; the merchandises that were exposed for sale, the money that was brought for purchase, the gay decorations of the nuptials, and the governor’s daughter, with forty of her female attendants. The fruits, provisions, and furniture, the money, plate, and jewels, were diligently laden on the backs of horses, asses, and mules; and the holy robbers returned in triumph to Damascus. The hermit, after a short and angry controversy with Caled, declined the crown of martyrdom, and was left alive in the solitary scene of blood and devastation.

    Chapter LI: Conquests By The Arabs. —

    Part V.

    Syria, one of the countries that have been improved by the most early cultivation, is not unworthy of the preference. The heat of the climate is tempered by the vicinity of the sea and mountains, by the plenty of wood and water; and the produce of a fertile soil affords the subsistence, and encourages the propagation, of men and animals. From the age of David to that of Heraclius, the country was overspread with ancient and flourishing cities: the inhabitants were numerous and

    wealthy; and, after the slow ravage of despotism and superstition, after the recent calamities of the Persian war, Syria could still attract and reward the rapacious tribes of the desert. A plain, of ten days’ journey, from Damascus to Aleppo and Antioch, is watered, on the western side, by the winding course of the Orontes. The hills of Libanus and Anti-Libanus are planted from north to south, between the Orontes and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epithet of hollow (Clesyria) was applied to a long and fruitful valley, which is confined in the same direction, by the two ridges of snowy mountains. Among the cities, which are enumerated by Greek and Oriental names in the geography and conquest of Syria, we may distinguish Emesa or Hems, Heliopolis or Baalbec, the former as the metropolis of the plain, the latter as the capital of the valley. Under the last of the Cæsars, they were strong and populous; the turrets glittered from afar: an ample space was covered with public and private buildings; and the citizens were illustrious by their spirit, or at least by their pride; by their riches, or at least by their luxury. In the days of Paganism, both Emesa and Heliopolis were addicted to the worship of Baal, or the sun; but the decline of their superstition and splendor has been marked by a singular variety of fortune. Not a vestige remains of the temple of Emesa, which was equalled in poetic style to the summits of Mount Libanus, while the ruins of Baalbec, invisible to the writers of antiquity, excite the curiosity and wonder of the European traveller. The measure of the temple is two hundred feet in length, and one hundred in breadth: the front is adorned with a double portico of eight columns; fourteen may be counted on either side; and each column, forty-five feet in height, is composed of three massy blocks of stone or marble. The proportions and ornaments of the Corinthian order express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Greeks: but as Baalbec has never been the seat of a monarch, we are at a loss to conceive how the expense of these magnificent structures could be supplied by private or municipal liberality. From the conquest of Damascus the Saracens proceeded to Heliopolis and Emesa: but I shall decline the repetition of the sallies and combats which have been already shown on a larger scale. In the prosecution of the war, their policy was not

    less effectual than their sword. By short and separate truces they dissolved the union of the enemy; accustomed the Syrians to compare their friendship with their enmity; familiarized the idea of their language, religion, and manners; and exhausted, by clandestine purchase, the magazines and arsenals of the cities which they returned to besiege. They aggravated the ransom of the more wealthy, or the more obstinate; and Chalcis alone was taxed at five thousand ounces of gold, five thousand ounces of silver, two thousand robes of silk, and as many figs and olives as would load five thousand asses. But the terms of truce or capitulation were faithfully observed; and the lieutenant of the caliph, who had promised not to enter the walls of the captive Baalbec, remained tranquil and immovable in his tent till the jarring factions solicited the interposition of a foreign master. The conquest of the plain and valley of Syria was achieved in less than two years. Yet the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reproved the slowness of their progress; and the Saracens, bewailing their fault with tears of rage and repentance, called aloud on their chiefs to lead them forth to fight the battles of the Lord. In a recent action, under the walls of Emesa, an Arabian youth, the cousin of Caled, was heard aloud to exclaim, “Methinks I see the black-eyed girls looking upon me; one of whom, should she appear in this world, all mankind would die for love of her. And I see in the hand of one of them a handkerchief of green silk, and a cap of precious stones, and she beckons me, and calls out, Come hither quickly, for I love thee.” With these words, charging the Christians, he made havoc wherever he went, till, observed at length by the governor of Hems, he was struck through with a javelin.

    It was incumbent on the Saracens to exert the full powers of their valor and enthusiasm against the forces of the emperor, who was taught, by repeated losses, that the rovers of the desert had undertaken, and would speedily achieve, a regular and permanent conquest. From the provinces of Europe and Asia, fourscore thousand soldiers were transported by sea and land to Antioch and Cæsarea: the light troops of the army

    consisted of sixty thousand Christian Arabs of the tribe of Gassan. Under the banner of Jabalah, the last of their princes, they marched in the van; and it was a maxim of the Greeks, that for the purpose of cutting diamond, a diamond was the most effectual. Heraclius withheld his person from the dangers of the field; but his presumption, or perhaps his despondency, suggested a peremptory order, that the fate of the province and the war should be decided by a single battle. The Syrians were attached to the standard of Rome and of the cross: but the noble, the citizen, the peasant, were exasperated by the injustice and cruelty of a licentious host, who oppressed them as subjects, and despised them as strangers and aliens. A report of these mighty preparations was conveyed to the Saracens in their camp of Emesa, and the chiefs, though resolved to fight, assembled a council: the faith of Abu Obeidah would have expected on the same spot the glory of martyrdom; the wisdom of Caled advised an honorable retreat to the skirts of Palestine and Arabia, where they might await the succors of their friends, and the attack of the unbelievers. A speedy messenger soon returned from the throne of Medina, with the blessings of Omar and Ali, the prayers of the widows of the prophet, and a reënforcement of eight thousand Moslems. In their way they overturned a detachment of Greeks, and when they joined at Yermuk the camp of their brethren, they found the pleasing intelligence, that Caled had already defeated and scattered the Christian Arabs of the tribe of Gassan. In the neighborhood of Bosra, the springs of Mount Hermon descend in a torrent to the plain of Decapolis, or ten cities; and the Hieromax, a name which has been corrupted to Yermuk, is lost, after a short course, in the Lake of Tiberias. The banks of this obscure stream were illustrated by a long and bloody encounter. * On this momentous occasion, the public voice, and the modesty of Abu Obeidah, restored the command to the most deserving of the Moslems. Caled assumed his station in the front, his colleague was posted in the rear, that the disorder of the fugitive might be checked by his venerable aspect, and the sight of the yellow banner which Mahomet had displayed before the walls of Chaibar. The last line was occupied by the sister of Derar, with the Arabian

    women who had enlisted in this holy war, who were accustomed to wield the bow and the lance, and who in a moment of captivity had defended, against the uncircumcised ravishers, their chastity and religion. The exhortation of the generals was brief and forcible: “Paradise is before you, the devil and hell-fire in your rear.” Yet such was the weight of the Roman cavalry, that the right wing of the Arabs was broken and separated from the main body. Thrice did they retreat in disorder, and thrice were they driven back to the charge by the reproaches and blows of the women. In the intervals of action, Abu Obeidah visited the tents of his brethren, prolonged their repose by repeating at once the prayers of two different hours, bound up their wounds with his own hands, and administered the comfortable reflection, that the infidels partook of their sufferings without partaking of their reward. Four thousand and thirty of the Moslems were buried in the field of battle; and the skill of the Armenian archers enabled seven hundred to boast that they had lost an eye in that meritorious service. The veterans of the Syrian war acknowledged that it was the hardest and most doubtful of the days which they had seen. But it was likewise the most decisive: many thousands of the Greeks and Syrians fell by the swords of the Arabs; many were slaughtered, after the defeat, in the woods and mountains; many, by mistaking the ford, were drowned in the waters of the Yermuk; and however the loss may be magnified, the Christian writers confess and bewail the bloody punishment of their sins. Manuel, the Roman general, was either killed at Damascus, or took refuge in the monastery of Mount Sinai. An exile in the Byzantine court, Jabalah lamented the manners of Arabia, and his unlucky preference of the Christian cause. He had once inclined to the profession of Islam; but in the pilgrimage of Mecca, Jabalah was provoked to strike one of his brethren, and fled with amazement from the stern and equal justice of the caliph These victorious Saracens enjoyed at Damascus a month of pleasure and repose: the spoil was divided by the discretion of Abu Obeidah: an equal share was allotted to a soldier and to his horse, and a double portion was reserved for the noble coursers of the Arabian breed.

    After the battle of Yermuk, the Roman army no longer appeared in the field; and the Saracens might securely choose, among the fortified towns of Syria, the first object of their attack. They consulted the caliph whether they should march to Cæsarea or Jerusalem; and the advice of Ali determined the immediate siege of the latter. To a profane eye, Jerusalem was the first or second capital of Palestine; but after Mecca and Medina, it was revered and visited by the devout Moslems, as the temple of the Holy Land which had been sanctified by the revelation of Moses, of Jesus, and of Mahomet himself. The son of Abu Sophian was sent with five thousand Arabs to try the first experiment of surprise or treaty; but on the eleventh day, the town was invested by the whole force of Abu Obeidah. He addressed the customary summons to the chief commanders and people of Ælia.

    “Health and happiness to every one that follows the right way! We require of you to testify that there is but one God, and that Mahomet is his apostle. If you refuse this, consent to pay tribute, and be under us forthwith. Otherwise I shall bring men against you who love death better than you do the drinking of wine or eating hog’s flesh. Nor will I ever stir from you, if it please God, till I have destroyed those that fight for you, and made slaves of your children.” But the city was defended on every side by deep valleys and steep ascents; since the invasion of Syria, the walls and towers had been anxiously restored; the bravest of the fugitives of Yermuk had stopped in the nearest place of refuge; and in the defence of the sepulchre of Christ, the natives and strangers might feel some sparks of the enthusiasm, which so fiercely glowed in the bosoms of the Saracens. The siege of Jerusalem lasted four months; not a day was lost without some action of sally or assault; the military engines incessantly played from the ramparts; and the inclemency of the winter was still more painful and destructive to the Arabs. The Christians yielded at length to the perseverance of the besiegers. The patriarch Sophronius appeared on the walls, and by the voice of an

    interpreter demanded a conference. * After a vain attempt to dissuade the lieutenant of the caliph from his impious enterprise, he proposed, in the name of the people, a fair capitulation, with this extraordinary clause, that the articles of security should be ratified by the authority and presence of Omar himself. The question was debated in the council of Medina; the sanctity of the place, and the advice of Ali, persuaded the caliph to gratify the wishes of his soldiers and enemies; and the simplicity of his journey is more illustrious than the royal pageants of vanity and oppression. The conqueror of Persia and Syria was mounted on a red camel, which carried, besides his person, a bag of corn, a bag of dates, a wooden dish, and a leathern bottle of water. Wherever he halted, the company, without distinction, was invited to partake of his homely fare, and the repast was consecrated by the prayer and exhortation of the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But in this expedition or pilgrimage, his power was exercised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he reformed the licentious polygamy of the Arabs, relieved the tributaries from extortion and cruelty, and chastised the luxury of the Saracens, by despoiling them of their rich silks, and dragging them on their faces in the dirt. When he came within sight of Jerusalem, the caliph cried with a loud voice, “God is victorious. O Lord, give us an easy conquest!” and, pitching his tent of coarse hair, calmly seated himself on the ground. After signing the capitulation, he entered the city without fear or precaution; and courteously discoursed with the patriarch concerning its religious antiquities. Sophronius bowed before his new master, and secretly muttered, in the words of Daniel, “The abomination of desolation is in the holy place.” At the hour of prayer they stood together in the church of the resurrection; but the caliph refused to perform his devotions, and contented himself with praying on the steps of the church of Constantine. To the patriarch he disclosed his prudent and honorable motive. “Had I yielded,” said Omar, “to your request, the Moslems of a future age would have infringed the treaty under color of imitating my example.” By his command the ground of the temple of Solomon was prepared for the foundation of a mosch; and, during a residence of ten days, he

    regulated the present and future state of his Syrian conquests. Medina might be jealous, lest the caliph should be detained by the sanctity of Jerusalem or the beauty of Damascus; her apprehensions were dispelled by his prompt and voluntary return to the tomb of the apostle.

    To achieve what yet remained of the Syrian war the caliph had formed two separate armies; a chosen detachment, under Amrou and Yezid, was left in the camp of Palestine; while the larger division, under the standard of Abu Obeidah and Caled, marched away to the north against Antioch and Aleppo. The latter of these, the Beræa of the Greeks, was not yet illustrious as the capital of a province or a kingdom; and the inhabitants, by anticipating their submission and pleading their poverty, obtained a moderate composition for their lives and religion. But the castle of Aleppo, distinct from the city, stood erect on a lofty artificial mound the sides were sharpened to a precipice, and faced with free-stone; and the breadth of the ditch might be filled with water from the neighboring springs. After the loss of three thousand men, the garrison was still equal to the defence; and Youkinna, their valiant and hereditary chief, had murdered his brother, a holy monk, for daring to pronounce the name of peace. In a siege of four or five months, the hardest of the Syrian war, great numbers of the Saracens were killed and wounded: their removal to the distance of a mile could not seduce the vigilance of Youkinna; nor could the Christians be terrified by the execution of three hundred captives, whom they beheaded before the castle wall. The silence, and at length the complaints, of Abu Obeidah informed the caliph that their hope and patience were consumed at the foot of this impregnable fortress. “I am variously affected,” replied Omar, “by the difference of your success; but I charge you by no means to raise the siege of the castle. Your retreat would diminish the reputation of our arms, and encourage the infidels to fall upon you on all sides. Remain before Aleppo till God shall determine the event, and forage with your horse round the adjacent country.” The exhortation of the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was fortified by a

    supply of volunteers from all the tribes of Arabia, who arrived in the camp on horses or camels. Among these was Dames, of a servile birth, but of gigantic size and intrepid resolution. The forty-seventh day of his service he proposed, with only thirty men, to make an attempt on the castle. The experience and testimony of Caled recommended his offer; and Abu Obeidah admonished his brethren not to despise the baser origin of Dames, since he himself, could he relinquish the public care, would cheerfully serve under the banner of the slave. His design was covered by the appearance of a retreat; and the camp of the Saracens was pitched about a league from Aleppo. The thirty adventurers lay in ambush at the foot of the hill; and Dames at length succeeded in his inquiries, though he was provoked by the ignorance of his Greek captives. “God curse these dogs,” said the illiterate Arab; “what a strange barbarous language they speak!” At the darkest hour of the night, he scaled the most accessible height, which he had diligently surveyed, a place where the stones were less entire, or the slope less perpendicular, or the guard less vigilant. Seven of the stoutest Saracens mounted on each other’s shoulders, and the weight of the column was sustained on the broad and sinewy back of the gigantic slave. The foremost in this painful ascent could grasp and climb the lowest part of the battlements; they silently stabbed and cast down the sentinels; and the thirty brethren, repeating a pious ejaculation, “O apostle of God, help and deliver us!” were successively drawn up by the long folds of their turbans. With bold and cautious footsteps, Dames explored the palace of the governor, who celebrated, in riotous merriment, the festival of his deliverance. From thence, returning to his companions, he assaulted on the inside the entrance of the castle. They overpowered the guard, unbolted the gate, let down the drawbridge, and defended the narrow pass, till the arrival of Caled, with the dawn of day, relieved their danger and assured their conquest. Youkinna, a formidable foe, became an active and useful proselyte; and the general of the Saracens expressed his regard for the most humble merit, by detaining the army at Aleppo till Dames was cured of his honorable wounds. The capital of Syria was still covered by the castle of

    Aazaz and the iron bridge of the Orontes. After the loss of those important posts, and the defeat of the last of the Roman armies, the luxury of Antioch trembled and obeyed. Her safety was ransomed with three hundred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but the throne of the successors of Alexander, the seat of the Roman government of the East, which had been decorated by Cæsar with the titles of free, and holy, and inviolate was degraded under the yoke of the caliphs to the secondary rank of a provincial town.

    In the life of Heraclius, the glories of the Persian war are clouded on either hand by the disgrace and weakness of his more early and his later days. When the successors of Mahomet unsheathed the sword of war and religion, he was astonished at the boundless prospect of toil and danger; his nature was indolent, nor could the infirm and frigid age of the emperor be kindled to a second effort. The sense of shame, and the importunities of the Syrians, prevented the hasty departure from the scene of action; but the hero was no more; and the loss of Damascus and Jerusalem, the bloody fields of Aiznadin and Yermuk, may be imputed in some degree to the absence or misconduct of the sovereign. Instead of defending the sepulchre of Christ, he involved the church and state in a metaphysical controversy for the unity of his will; and while Heraclius crowned the offspring of his second nuptials, he was tamely stripped of the most valuable part of their inheritance. In the cathedral of Antioch, in the presence of the bishops, at the foot of the crucifix, he bewailed the sins of the prince and people; but his confession instructed the world, that it was vain, and perhaps impious, to resist the judgment of God. The Saracens were invincible in fact, since they were invincible in opinion; and the desertion of Youkinna, his false repentance and repeated perfidy, might justify the suspicion of the emperor, that he was encompassed by traitors and apostates, who conspired to betray his person and their country to the enemies of Christ. In the hour of adversity, his superstition was agitated by the omens and dreams of a falling crown; and after bidding an eternal farewell to Syria, he secretly embarked

    with a few attendants, and absolved the faith of his subjects. Constantine, his eldest son, had been stationed with forty thousand men at Cæsarea, the civil metropolis of the three provinces of Palestine. But his private interest recalled him to the Byzantine court; and, after the flight of his father, he felt himself an unequal champion to the united force of the caliph. His vanguard was boldly attacked by three hundred Arabs and a thousand black slaves, who, in the depth of winter, had climbed the snowy mountains of Libanus, and who were speedily followed by the victorious squadrons of Caled himself. From the north and south the troops of Antioch and Jerusalem advanced along the sea-shore till their banners were joined under the walls of the Phnician cities: Tripoli and Tyre were betrayed; and a fleet of fifty transports, which entered without distrust the captive harbors, brought a seasonable supply of arms and provisions to the camp of the Saracens. Their labors were terminated by the unexpected surrender of Cæsarea: the Roman prince had embarked in the night; and the defenceless citizens solicited their pardon with an offering of two hundred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The remainder of the province, Ramlah, Ptolemais or Acre, Sichem or Neapolis, Gaza, Ascalon, Berytus, Sidon, Gabala, Laodicea, Apamea, Hierapolis, no longer presumed to dispute the will of the conqueror; and Syria bowed under the sceptre of the caliphs seven hundred years after Pompey had despoiled the last of the Macedonian kings.

    Chapter LI: Conquests By The Arabs. —

    Part VI.

    The sieges and battles of six campaigns had consumed many thousands of the Moslems. They died with the reputation and the cheerfulness of martyrs; and the simplicity of their faith may be expressed in the words of an Arabian youth, when he embraced, for the last time, his sister and mother: “It is not,” said he, “the delicacies of Syria, or the fading delights of this world, that have prompted me to devote my life in the cause of

    religion. But I seek the favor of God and his apostle; and I have heard, from one of the companions of the prophet, that the spirits of the martyrs will be lodged in the crops of green birds, who shall taste the fruits, and drink of the rivers, of paradise. Farewell, we shall meet again among the groves and fountains which God has provided for his elect.” The faithful captives might exercise a passive and more arduous resolution; and a cousin of Mahomet is celebrated for refusing, after an abstinence of three days, the wine and pork, the only nourishment that was allowed by the malice of the infidels. The frailty of some weaker brethren exasperated the implacable spirit of fanaticism; and the father of Amer deplored, in pathetic strains, the apostasy and damnation of a son, who had renounced the promises of God, and the intercession of the prophet, to occupy, with the priests and deacons, the lowest mansions of hell. The more fortunate Arabs, who survived the war and persevered in the faith, were restrained by their abstemious leader from the abuse of prosperity. After a refreshment of three days, Abu Obeidah withdrew his troops from the pernicious contagion of the luxury of Antioch, and assured the caliph that their religion and virtue could only be preserved by the hard discipline of poverty and labor. But the virtue of Omar, however rigorous to himself, was kind and liberal to his brethren. After a just tribute of praise and thanksgiving, he dropped a tear of compassion; and sitting down on the ground, wrote an answer, in which he mildly censured the severity of his lieutenant: “God,” said the successor of the prophet, “has not forbidden the use of the good things of this world to faithful men, and such as have performed good works. Therefore you ought to have given them leave to rest themselves, and partake freely of those good things which the country affordeth. If any of the Saracens have no family in Arabia, they may marry in Syria; and whosoever of them wants any female slaves, he may purchase as many as he hath occasion for.” The conquerors prepared to use, or to abuse, this gracious permission; but the year of their triumph was marked by a mortality of men and cattle; and twenty-five thousand Saracens were snatched away from the possession of Syria. The death of Abu Obeidah might

    be lamented by the Christians; but his brethren recollected that he was one of the ten elect whom the prophet had named as the heirs of paradise. Caled survived his brethren about three years: and the tomb of the Sword of God is shown in the neighborhood of Emesa. His valor, which founded in Arabia and Syria the empire of the caliphs, was fortified by the opinion of a special providence; and as long as he wore a cap, which had been blessed by Mahomet, he deemed himself invulnerable amidst the darts of the infidels. *

    The place of the first conquerors was supplied by a new generation of their children and countrymen: Syria became the seat and support of the house of Ommiyah; and the revenue, the soldiers, the ships of that powerful kingdom were consecrated to enlarge on every side the empire of the caliphs. But the Saracens despise a superfluity of fame; and their historians scarcely condescend to mention the subordinate conquests which are lost in the splendor and rapidity of their victorious career. To the north of Syria, they passed Mount Taurus, and reduced to their obedience the province of Cilicia, with its capital Tarsus, the ancient monument of the Assyrian kings. Beyond a second ridge of the same mountains, they spread the flame of war, rather than the light of religion, as far as the shores of the Euxine, and the neighborhood of Constantinople. To the east they advanced to the banks and sources of the Euphrates and Tigris: the long disputed barrier of Rome and Persia was forever confounded the walls of Edessa and Amida, of Dara and Nisibis, which had resisted the arms and engines of Sapor or Nushirvan, were levelled in the dust; and the holy city of Abgarus might vainly produce the epistle or the image of Christ to an unbelieving conqueror. To the west the Syrian kingdom is bounded by the sea: and the ruin of Aradus, a small island or peninsula on the coast, was postponed during ten years. But the hills of Libanus abounded in timber; the trade of Phnicia was populous in mariners; and a fleet of seventeen hundred barks was equipped and manned by the natives of the desert. The Imperial navy of the Romans fled before them from the

    Pamphylian rocks to the Hellespont; but the spirit of the emperor, a grandson of Heraclius, had been subdued before the combat by a dream and a pun. The Saracens rode masters of the sea; and the islands of Cyprus, Rhodes, and the Cyclades, were successively exposed to their rapacious visits. Three hundred years before the Christian æra, the memorable though fruitless siege of Rhodes by Demetrius had furnished that maritime republic with the materials and the subject of a trophy. A gigantic statue of Apollo, or the sun, seventy cubits in height, was erected at the entrance of the harbor, a monument of the freedom and the arts of Greece. After standing fifty-six years, the colossus of Rhodes was overthrown by an earthquake; but the massy trunk, and huge fragments, lay scattered eight centuries on the ground, and are often described as one of the wonders of the ancient world. They were collected by the diligence of the Saracens, and sold to a Jewish merchant of Edessa, who is said to have laden nine hundred camels with the weight of the brass metal; an enormous weight, though we should include the hundred colossal figures, and the three thousand statues, which adorned the prosperity of the city of the sun.

    1. The conquest of Egypt may be explained by the character of the victorious Saracen, one of the first of his nation, in an age when the meanest of the brethren was exalted above his nature by the spirit of enthusiasm. The birth of Amrou was at once base and illustrious; his mother, a notorious prostitute, was unable to decide among five of the Koreish; but the proof of resemblance adjudged the child to Aasi, the oldest of her lovers. The youth of Amrou was impelled by the passions and prejudices of his kindred: his poetic genius was exercised in satirical verses against the person and doctrine of Mahomet; his dexterity was employed by the reigning faction to pursue the religious exiles who had taken refuge in the court of the Æthiopian king. Yet he returned from this embassy a secret proselyte; his reason or his interest determined him to renounce the worship of idols; he escaped from Mecca with his friend Caled; and the prophet of Medina enjoyed at the same

    moment the satisfaction of embracing the two firmest champions of his cause. The impatience of Amrou to lead the armies of the faithful was checked by the reproof of Omar, who advised him not to seek power and dominion, since he who is a subject to-day, may be a prince to-morrow. Yet his merit was not overlooked by the two first successors of Mahomet; they were indebted to his arms for the conquest of Palestine; and in all the battles and sieges of Syria, he united with the temper of a chief the valor of an adventurous soldier. In a visit to Medina, the caliph expressed a wish to survey the sword which had cut down so many Christian warriors; the son of Aasi unsheathed a short and ordinary cimeter; and as he perceived the surprise of Omar, “Alas,” said the modest Saracen, “the sword itself, without the arm of its master, is neither sharper nor more weighty than the sword of Pharezdak the poet.” After the conquest of Egypt, he was recalled by the jealousy of the caliph Othman; but in the subsequent troubles, the ambition of a soldier, a statesman, and an orator, emerged from a private station. His powerful support, both in council and in the field, established the throne of the Ommiades; the administration and revenue of Egypt were restored by the gratitude of Moawiyah to a faithful friend who had raised himself above the rank of a subject; and Amrou ended his days in the palace and city which he had founded on the banks of the Nile. His dying speech to his children is celebrated by the Arabians as a model of eloquence and wisdom: he deplored the errors of his youth but if the penitent was still infected by the vanity of a poet, he might exaggerate the venom and mischief of his impious compositions.

    From his camp in Palestine, Amrou had surprised or anticipated the caliph’s leave for the invasion of Egypt. The magnanimous Omar trusted in his God and his sword, which had shaken the thrones of Chosroes and Cæsar: but when he compared the slender force of the Moslems with the greatness of the enterprise, he condemned his own rashness, and listened to his timid companions. The pride and the greatness of Pharaoh were familiar to the readers of the Koran; and a

    tenfold repetition of prodigies had been scarcely sufficient to effect, not the victory, but the flight, of six hundred thousand of the children of Israel: the cities of Egypt were many and populous; their architecture was strong and solid; the Nile, with its numerous branches, was alone an insuperable barrier; and the granary of the Imperial city would be obstinately defended by the Roman powers. In this perplexity, the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resigned himself to the decision of chance, or, in his opinion, of Providence. At the head of only four thousand Arabs, the intrepid Amrou had marched away from his station of Gaza when he was overtaken by the messenger of Omar. “If you are still in Syria,” said the ambiguous mandate, “retreat without delay; but if, at the receipt of this epistle, you have already reached the frontiers of Egypt, advance with confidence, and depend on the succor of God and of your brethren.” The experience, perhaps the secret intelligence, of Amrou had taught him to suspect the mutability of courts; and he continued his march till his tents were unquestionably pitched on Egyptian ground. He there assembled his officers, broke the seal, perused the epistle, gravely inquired the name and situation of the place, and declared his ready obedience to the commands of the caliph. After a siege of thirty days, he took possession of Farmah or Pelusium; and that key of Egypt, as it has been justly named, unlocked the entrance of the country as far as the ruins of Heliopolis and the neighborhood of the modern Cairo.

    On the Western side of the Nile, at a small distance to the east of the Pyramids, at a small distance to the south of the Delta, Memphis, one hundred and fifty furlongs in circumference, displayed the magnificence of ancient kings. Under the reign of the Ptolemies and Cæsars, the seat of government was removed to the sea-coast; the ancient capital was eclipsed by the arts and opulence of Alexandria; the palaces, and at length the temples, were reduced to a desolate and ruinous condition: yet, in the age of Augustus, and even in that of Constantine, Memphis was still numbered among the greatest and most populous of the provincial cities. The banks of the Nile, in this

    place of the breadth of three thousand feet, were united by two bridges of sixty and of thirty boats, connected in the middle stream by the small island of Rouda, which was covered with gardens and habitations. The eastern extremity of the bridge was terminated by the town of Babylon and the camp of a Roman legion, which protected the passage of the river and the second capital of Egypt. This important fortress, which might fairly be described as a part of Memphis or Misrah, was invested by the arms of the lieutenant of Omar: a reënforcement of four thousand Saracens soon arrived in his camp; and the military engines, which battered the walls, may be imputed to the art and labor of his Syrian allies. Yet the siege was protracted to seven months; and the rash invaders were encompassed and threatened by the inundation of the Nile. Their last assault was bold and successful: they passed the ditch, which had been fortified with iron spikes, applied their scaling ladders, entered the fortress with the shout of “God is victorious!” and drove the remnant of the Greeks to their boats and the Isle of Rouda. The spot was afterwards recommended to the conqueror by the eas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gulf and the peninsula of Arabia; the remains of Memphis were deserted; the tents of the Arabs were converted into permanent habitations; and the first mosch was blessed by the presence of fourscore companions of Mahomet. A new city arose in their camp, on the eastward bank of the Nile; and the contiguous quarters of Babylon and Fostat are confounded in their present decay by the appellation of old Misrah, or Cairo, of which they form an extensive suburb. But the name of Cairo, the town of victory, more strictly belongs to the modern capital, which was founded in the tenth century by the Fatimite caliphs. It has gradually receded from the river; but the continuity of buildings may be traced by an attentive eye from the monuments of Sesostris to those of Saladin.

    Yet the Arabs, after a glorious and profitable enterprise, must have retreated to the desert, had they not found a powerful alliance in the heart of the country. The rapid conquest of Alexander was assisted by the superstition and revolt of the

    natives: they abhorred their Persian oppressors, the disciples of the Magi, who had burnt the temples of Egypt, and feasted with sacrilegious appetite on the flesh of the god Apis. After a period of ten centuries, the same revolution was renewed by a similar cause; and in the support of an incomprehensible creed, the zeal of the Coptic Christians was equally ardent. I have already explained the origin and progress of the Monophysite controversy, and the persecution of the emperors, which converted a sect into a nation, and alienated Egypt from their religion and government. The Saracens were received as the deliverers of the Jacobite church; and a secret and effectual treaty was opened during the siege of Memphis between a victorious army and a people of slaves. A rich and noble Egyptian, of the name of Mokawkas, had dissembled his faith to obta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his province: in the disorders of the Persian war he aspired to independence: the embassy of Mahomet ranked him among princes; but he declined, with rich gifts and ambiguous compliments, the proposal of a new religion. The abuse of his trust exposed him to the resentment of Heraclius: his submission was delayed by arrogance and fear; and his conscience was prompted by interest to throw himself on the favor of the nation and the support of the Saracens. In his first conference with Amrou, he heard without indignation the usual option of the Koran, the tribute, or the sword. “The Greeks,” replied Mokawkas, “are determined to abide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sword; but with the Greeks I desire no communion, either in this world or in the next, and I abjure forever the Byzantine tyrant, his synod of Chalcedon, and his Melchite slaves. For myself and my brethren, we are resolved to live and die in the profession of the gospel and unity of Christ. It is impossible for us to embrace the revelations of your prophet; but we are desirous of peace, and cheerfully submit to pay tribute and obedience to his temporal successors.” The tribute was ascertained at two pieces of gold for the head of every Christian; but old men, monks, women, and children, of both sexes, under sixteen years of age, were exempted from this personal assessment: the Copts above and below Memphis swore allegiance to the caliph, and promised a hospitable entertainment of three days

    to every Mussulman who should travel through their country. By this charter of security, the ecclesiastical and civil tyranny of the Melchites was destroyed: the anathemas of St. Cyril were thundered from every pulpit; and the sacred edifices, with the patrimony of the church, were restored to the national communion of the Jacobites, who enjoyed without moderation the moment of triumph and revenge. At the pressing summons of Amrou, their patriarch Benjamin emerged from his desert; and after the first interview, the courteous Arab affected to declare that he had never conversed with a Christian priest of more innocent manners and a more venerable aspect. In the march from Memphis to Alexandria, the lieutenant of Omar intrusted his safety to the zeal and gratitude of the Egyptians: the roads and bridges were diligently repaired; and in every step of his progress, he could depend on a constant supply of provisions and intelligence. The Greeks of Egypt, whose numbers could scarcely equal a tenth of the natives, were overwhelmed by the universal defection: they had ever been hated, they were no longer feared: the magistrate fled from his tribunal, the bishop from his altar; and the distant garrisons were surprised or starved by the surrounding multitudes. Had not the Nile afforded a safe and ready conveyance to the sea, not an individual could have escaped, who by birth, or language, or office, or religion, was connected with their odious name.

    By the retreat of the Greeks from the provinces of Upper Egypt, a considerable force was collected in the Island of Delta; the natural and artificial channels of the Nile afforded a succession of strong and defensible posts; and the road to Alexandria was laboriously cleared by the victory of the Saracens in two-and-twenty days of general or partial combat. In their annals of conquest, the siege of Alexandria is perhaps the most arduous and important enterprise. The first trading city in the world was abundantly replenished with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and defence. Her numerous inhabitants fought for the dearest of human rights, religion and property; and the enmity of the natives seemed to exclude them from the

    common benefit of peace and toleration. The sea was continually open; and if Heraclius had been awake to the public distress, fresh armies of Romans and Barbarians might have been poured into the harbor to save the second capital of the empire. A circumference of ten miles would have scattered the forces of the Greeks, and favored the stratagems of an active enemy; but the two sides of an oblong square were covered by the sea and the Lake Maræotis, and each of the narrow ends exposed a front of no more than ten furlongs. The efforts of the Arabs were not inadequate to the difficulty of the attempt and the value of the prize. From the throne of Medina, the eyes of Omar were fixed on the camp and city: his voice excited to arms the Arabian tribes and the veterans of Syria; and the merit of a holy war was recommended by the peculiar fame and fertility of Egypt. Anxious for the ruin or expulsion of their tyrants, the faithful natives devoted their labors to the service of Amrou: some sparks of martial spirit were perhaps rekindled by the example of their allies; and the sanguine hopes of Mokawkas had fixed his sepulchre in the church of St. John of Alexandria. Eutychius the patriarch observes, that the Saracens fought with the courage of lions: they repulsed the frequent and almost daily sallies of the besieged, and soon assaulted in their turn the walls and towers of the city. In every attack, the sword, the banner of Amrou, glittered in the van of the Moslems. On a memorable day, he was betrayed by his imprudent valor: his followers who had entered the citadel were driven back; and the general, with a friend and slave, remained a prisoner in the hands of the Christians. When Amrou was conducted before the præfect, he remembered his dignity, and forgot his situation: a lofty demeanor, and resolute language, revealed the lieutenant of the caliph, and the battle-axe of a soldier was already raised to strike off the head of the audacious captive. His life was saved by the readiness of his slave, who instantly gave his master a blow on the face, and commanded him, with an angry tone, to be silent in the presence of his superiors. The credulous Greek was deceived: he listened to the offer of a treaty, and his prisoners were dismissed in the hope of a more respectable embassy, till the joyful acclamations of the camp announced the return of

    their general, and insulted the folly of the infidels. At length, after a siege of fourteen months, and the loss of three-and-twenty thousand men, the Saracens prevailed: the Greeks embarked their dispirited and diminished numbers, and the standard of Mahomet was planted on the walls of the capital of Egypt. “I have taken,” said Amrou to the caliph, “the great city of the West. It is impossible for me to enumerate the variety of its riches and beauty; and I shall content myself with observing, that it contains four thousand palaces, four thousand baths, four hundred theatres or places of amusement, twelve thousand shops for the sale of vegetable food, and forty thousand tributary Jews. The town has been subdued by force of arms, without treaty or capitulation, and the Moslems are impatient to seize the fruits of their victory.” The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rejected with firmness the idea of pillage, and directed his lieutenant to reserve the wealth and revenue of Alexandria for the public service and the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 the inhabitants were numbered; a tribute was imposed, the zeal and resentment of the Jacobites were curbed, and the Melchites who submitted to the Arabian yoke were indulged in the obscure but tranquil exercise of their worship. The intelligence of this disgraceful and calamitous event afflicted the declining health of the emperor; and Heraclius died of a dropsy about seven weeks after the loss of Alexandria. Under the minority of his grandson, the clamors of a people, deprived of their daily sustenance, compelled the Byzantine court to undertake the recovery of the capital of Egypt. In the space of four years, the harbor and fortifications of Alexandria were twice occupied by a fleet and army of Romans. They were twice expelled by the valor of Amrou, who was recalled by the domestic peril from the distant wars of Tripoli and Nubia. But the facility of the attempt, the repetition of the insult, and the obstinacy of the resistance, provoked him to swear, that if a third time he drove the infidels into the sea, he would render Alexandria as accessible on all sides as the house of a prostitute. Faithful to his promise, he dismantled several parts of the walls and towers; but the people was spared in the chastisement of the

    city, and the mosch of Mercy was erected on the spot where the victorious general had stopped the fury of his troops.

    Chapter LI: Conquests By The Arabs. —

    Part VII.

    I should deceive the expectation of the reader, if I passed in silence the fate of the Alexandrian library, as it is described by the learned Abulpharagius. The spirit of Amrou was more curious and liberal than that of his brethren, and in his leisure hours, the Arabian chief was pleased with the conversation of John, the last disciple of Ammonius, and who derived the surname of Philoponus from his laborious studies of grammar and philosophy. Emboldened by this familiar intercourse, Philoponus presumed to solicit a gift, inestimable in his opinion, contemptible in that of the Barbarians — the royal library, which alone, among the spoils of Alexandria, had not been appropriated by the visit and the seal of the conqueror. Amrou was inclined to gratify the wish of the grammarian, but his rigid integrity refused to alienate the minutest object without the consent of the caliph; and the well-known answer of Omar was inspired by the ignorance of a fanatic. “If these writings of the Greeks agree with the book of God, they are useless, and need not be preserved: if they disagree, they are pernicious, and ought to be destroyed.” The sentence was executed with blind obedience: the volumes of paper or parchment were distributed to the four thousand baths of the city; and such was their incredible multitude, that six months were barely sufficient for the consumption of this precious fuel. Since the Dynasties of Abulpharagius have been given to the world in a Latin version, the tale has been repeatedly transcribed; and every scholar, with pious indignation, has deplored the irreparable shipwreck of the learning, the arts, and the genius, of antiquity. For my own part, I am strongly tempted to deny both the fact and the consequences. * The fact is indeed marvellous. “Read and wonder!” says the historian himself: and the solitary report of

    a stranger who wrote at the end of six hundred years on the confines of Media, is overbalanced by the silence of two annalist of a more early date, both Christians, both natives of Egypt, and the most ancient of whom, the patriarch Eutychius, has amply described the conquest of Alexandria. The rigid sentence of Omar is repugnant to the sound and orthodox precept of the Mahometan casuists they expressly declare, that the religious books of the Jews and Christians, which are acquired by the right of war, should never be committed to the flames; and that the works of profane science, historians or poets, physicians or philosophers, may be lawfully applied to the use of the faithful. A more destructive zeal may perhaps be attributed to the first successors of Mahomet; yet in this instance, the conflagration would have speedily expired in the deficiency of materials. I should not recapitulate the disasters of the Alexandrian library, the involuntary flame that was kindled by Cæsar in his own defence, or the mischievous bigotry of the Christians, who studied to destroy the monuments of idolatry. But if we gradually descend from the age of the Antonines to that of Theodosius, we shall learn from a chain of contemporary witnesses, that the royal palace and the temple of Serapis no longer contained the four, or the seven, hundred thousand volumes, which had been assembled by the curiosity and magnificence of the Ptolemies. Perhaps the church and seat of the patriarchs might be enriched with a repository of books; but if the ponderous mass of Arian and Monophysite controversy were indeed consumed in the public baths, a philosopher may allow, with a smile, that it was ultimately devoted to the benefit of mankind. I sincerely regret the more valuable libraries which have been involved in the ruin of the Roman empire; but when I seriously compute the lapse of ages, the waste of ignorance, and the calamities of war, our treasures, rather than our losses, are the objects of my surprise. Many curious and interesting facts are buried in oblivion: the three great historians of Rome have been transmitted to our hands in a mutilated state, and we are deprived of many pleasing compositions of the lyric, iambic, and dramatic poetry of the Greeks. Yet we should gratefully

    remember, that the mischances of time and accident have spared the classic works to which the suffrage of antiquity had adjudged the first place of genius and glory: the teachers of ancient knowledge, who are still extant, had perused and compared the writings of their predecessors; nor can it fairly be presumed that any important truth, any useful discovery in art or nature, has been snatched away from the curiosity of modern ages.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Egypt, Amrou balanced the demands of justice and policy; the interest of the people of the law, who were defended by God; and of the people of the alliance, who were protected by man. In the recent tumult of conquest and deliverance, the tongue of the Copts and the sword of the Arabs were most adverse to the tranquillity of the province. To the former, Amrou declared, that faction and falsehood would be doubly chastised; by the punishment of the accusers, whom he should detest as his personal enemies, and by the promotion of their innocent brethren, whom their envy had labored to injure and supplant. He excited the latter by the motives of religion and honor to sustain the dignity of their character, to endear themselves by a modest and temperate conduct to God and the caliph, to spare and protect a people who had trusted to their faith, and to content themselves with the legitimate and splendid rewards of their victory.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revenue, he disapproved the simple but oppressive mode of a capitation, and preferred with reason a proportion of taxes deducted on every branch from the clear profits of agriculture and commerce. A third part of the tribute was appropriated to the annual repairs of the dikes and canals, so essential to the public welfare. Under his administration, the fertility of Egypt supplied the dearth of Arabia; and a string of camels, laden with corn and provisions, covered almost without an interval the long road from Memphis to Medina. But the genius of Amrou soon renewed the maritime communication which had been attempted or achieved by the Pharaohs the Ptolemies, or the Cæsars; and a canal, at least eighty miles in length, was opened from the Nile

    to the Red Sea. * This inland navigation, which would have joined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Indian Ocean, was soon discontinued as useless and dangerous: the throne was removed from Medina to Damascus, and the Grecian fleets might have explored a passage to the holy cities of Arabia.

    Of his new conquest, the caliph Omar had an imperfect knowledge from the voice of fame and the legends of the Koran. He requested that his lieutenant would place before his eyes the realm of Pharaoh and the Amalekites; and the answer of Amrou exhibits a lively and not unfaithful picture of that singular country. “O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Egypt is a compound of black earth and green plants, between a pulverized mountain and a red sand. The distance from Syene to the sea is a month’s journey for a horseman. Along the valley descends a river, on which the blessing of the Most High reposes both in the evening and morning, and which rises and falls with the revolutions of the sun and moon. When the annual dispensation of Providence unlocks the springs and fountains that nourish the earth, the Nile rolls his swelling and sounding waters through the realm of Egypt: the fields are overspread by the salutary flood; and the villages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in their painted barks. The retreat of the inundation deposits a fertilizing mud for the reception of the various seeds: the crowds of husbandmen who blacken the land may be compared to a swarm of industrious ants; and their native indolence is quickened by the lash of the task-master, and the promise of the flowers and fruits of a plentiful increase. Their hope is seldom deceived; but the riches which they extract from the wheat, the barley, and the rice, the legumes, the fruit-trees, and the cattle, are unequally shared between those who labor and those who possess. According to the vicissitudes of the seasons, the face of the country is adorned with a silver wave, a verdant emerald, and the deep yellow of a golden harvest.” Yet this beneficial order is sometimes interrupted; and the long delay and sudden swell of the river in the first year of the conquest might afford some color to an edifying fable. It is said, that the annual sacrifice of

    a virgin had been interdicted by the piety of Omar; and that the Nile lay sullen and inactive in his shallow bed, till the mandate of the caliph was cast into the obedient stream, which rose in a single night to the height of sixteen cubits. The admiration of the Arabs for their new conquest encouraged the license of their romantic spirit. We may read, in the gravest authors, that Egypt was crowded with twenty thousand cities or villages: that, exclusive of the Greeks and Arabs, the Copts alone were found, on the assessment, six millions of tributary subjects, or twenty millions of either sex, and of every age: that three hundred millions of gold or silver were annually paid to the treasury of the caliphs. Our reason must be startled by these extravagant assertions; and they will become more palpable, if we assume the compass and measure the extent of habitable ground: a valley from the tropic to Memphis seldom broader than twelve miles, and the triangle of the Delta, a flat surface of two thousand one hundred square leagues, compose a twelfth part of the magnitude of France. A more accurate research will justify a more reasonable estimate. The three hundred millions, created by the error of a scribe, are reduced to the decent revenue of four millions three hundred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of which nine hundred thousand were consumed by the pay of the soldiers. Two authentic lists, of the present and of the twelfth century, are circumscribed within the respectable number of two thousand seven hundred villages and towns. After a long residence at Cairo, a French consul has ventured to assign about four millions of Mahometans, Christians, and Jews, for the ample, though not incredible, scope of the population of Egypt.

    1. The conquest of Africa, from the Nile to the Atlantic Ocean, was first attempted by the arms of the caliph Othman. The pious design was approved by the companions of Mahomet and the chiefs of the tribes; and twenty thousand Arabs marched from Medina, with the gifts and the blessing of the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They were joined in the camp of Memphis by twenty thousand of their countrymen; and the conduct of the war was intrusted to Abdallah, the son of Said

    and the foster-brother of the caliph, who had lately supplanted the conqueror and lieutenant of Egypt. Yet the favor of the prince, and the merit of his favorite, could not obliterate the guilt of his apostasy. The early conversion of Abdallah, and his skilful pen, had recommended him to the important office of transcribing the sheets of the Koran: he betrayed his trust, corrupted the text, derided the errors which he had made, and fled to Mecca to escape the justice, and expose the ignorance, of the apostle. After the conquest of Mecca, he fell prostrate at the feet of Mahomet; his tears, and the entreaties of Othman, extorted a reluctant pardon; out the prophet declared that he had so long hesitated, to allow time for some zealous disciple to avenge his injury in the blood of the apostate. With apparent fidelity and effective merit, he served the religion which it was no longer his interest to desert: his birth and talents gave him an honorable rank among the Koreish; and, in a nation of cavalry, Abdallah was renowned as the boldest and most dexterous horseman of Arabia. At the head of forty thousand Moslems, he advanced from Egypt into the unknown countries of the West. The sands of Barca might be impervious to a Roman legion but the Arabs were attended by their faithful camels; and the natives of the desert beheld without terror the familiar aspect of the soil and climate. After a painful march, they pitched their tents before the walls of Tripoli, a maritime city in which the name, the wealth, and the inhabitants of the province had gradually centred, and which now maintains the third rank among the states of Barbary. A reënforcement of Greeks was surprised and cut in pieces on the sea-shore; but the fortifications of Tripoli resisted the first assaults; and the Saracens were tempted by the approach of the præfect Gregory to relinquish the labors of the siege for the perils and the hopes of a decisive action. If his standard was followed by one hundred and twenty thousand men, the regular bands of the empire must have been lost in the naked and disorderly crowd of Africans and Moors, who formed the strength, or rather the numbers, of his host. He rejected with indignation the option of the Koran or the tribute; and during several days the two armies were fiercely engaged from the dawn of light to the hour of noon, when their fatigue and the

    excessive heat compelled them to seek shelter and refreshment in their respective camps. The daughter of Gregory, a maid of incomparable beauty and spirit, is said to have fought by his side: from her earliest youth she was trained to mount on horseback, to draw the bow, and to wield the cimeter; and the richness of her arms and apparel were conspicuous in the foremost ranks of the battle. Her hand, with a hundred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was offered for the head of the Arabian general, and the youths of Africa were excited by the prospect of the glorious prize. At the pressing solicitation of his brethren, Abdallah withdrew his person from the field; but the Saracens were discouraged by the retreat of their leader, and the repetition of these equal or unsuccessful conflicts.

    A noble Arabian, who afterwards became the adversary of Ali, and the father of a caliph, had signalized his valor in Egypt, and Zobeir was the first who planted the scaling-ladder against the walls of Babylon. In the African war he was detached from the standard of Abdallah. On the news of the battle, Zobeir, with twelve companions, cut his way through the camp of the Greeks, and pressed forwards, without tasting either food or repose, to partake of the dangers of his brethren. He cast his eyes round the field: “Where,” said he, “is our general?” “In his tent.” “Is the tent a station for the general of the Moslems?” Abdallah represented with a blush the importance of his own life, and the temptation that was held forth by the Roman præfect. “Retort,” said Zobeir, “on the infidels their ungenerous attempt. Proclaim through the ranks that the head of Gregory shall be repaid with his captive daughter, and the equal sum of one hundred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To the courage and discretion of Zobeir the lieutenant of the caliph intrusted the execution of his own stratagem, which inclined the long-disputed balance in favor of the Saracens. Supplying by activity and artifice the deficiency of numbers, a part of their forces lay concealed in their tents, while the remainder prolonged an irregular skirmish with the enemy till the sun was high in the heavens. On both sides they retired with fainting steps: their horses were unbridled, their

    armor was laid aside, and the hostile nations prepared, or seemed to prepare, for the refreshment of the evening, and the encounter of the ensuing day. On a sudden the charge was sounded; the Arabian camp poured forth a swarm of fresh and intrepid warriors; and the long line of the Greeks and Africans was surprised, assaulted, overturned, by new squadrons of the faithful, who, to the eye of fanaticism, might appear as a band of angels descending from the sky. The præfect himself was slain by the hand of Zobeir: his daughter, who sought revenge and death, was surrounded and made prisoner; and the fugitives involved in their disaster the town of Sufetula, to which they escaped from the sabres and lances of the Arabs. Sufetula was built one hundred and fifty miles to the south of Carthage: a gentle declivity is watered by a running stream, and shaded by a grove of juniper-trees; and, in the ruins of a triumphal arch, a portico, and three temples of the Corinthian order, curiosity may yet admire the magnificence of the Romans. After the fall of this opulent city, the provincials and Barbarians implored on all sides the mercy of the conqueror. His vanity or his zeal might be flattered by offers of tribute or professions of faith: but his losses, his fatigues, and the progress of an epidemical disease, prevented a solid establishment; and the Saracens, after a campaign of fifteen months, retreated to the confines of Egypt, with the captives and the wealth of their African expedition. The caliph’s fifth was granted to a favorite, on the nominal payment of five hundred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but the state was doubly injured by this fallacious transaction, if each foot-soldier had shared one thousand, and each horseman three thousand, pieces, in the real division of the plunder. The author of the death of Gregory was expected to have claimed the most precious reward of the victory: from his silence it might be presumed that he had fallen in the battle, till the tears and exclamations of the præfect’s daughter at the sight of Zobeir revealed the valor and modesty of that gallant soldier. The unfortunate virgin was offered, and almost rejected as a slave, by her father’s murderer, who coolly declared that his sword was consecrated to the service of religion; and that he labored for a recompense far above the charms of mortal beauty, or

    the riches of this transitory life. A reward congenial to his temper was the honorable commission of announcing to the caliph Othman the success of his arms. The companions the chiefs, and the people, were assembled in the mosch of Medina, to hear the interesting narrative of Zobeir; and as the orator forgot nothing except the merit of his own counsels and actions, the name of Abdallah was joined by the Arabians with the heroic names of Caled and Amrou.

    Chapter LI: Conquests By The Arabs. —

    Part VIII.

    The Western conquests of the Saracens were suspended near twenty years, till their dissensions were composed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ouse of Ommiyah; and the caliph Moawiyah was invited by the cries of the Africans themselves. The successors of Heraclius had been informed of the tribute which they had been compelled to stipulate with the Arabs, but instead of being moved to pity and relieve their distress, they imposed, as an equivalent or a fine, a second tribute of a similar amount. The ears of the Byzantine ministers were shut against the complaints of their poverty and ruin: their despair was reduced to prefer the dominion of a single master; and the extortions of the patriarch of Carthage, who was invested with civil and military power, provoked the sectaries, and even the Catholics of the Roman province, to abjure the religion as well as the authority of their tyrants. The first lieutenant of Moawiyah acquired a just renown, subdued an important city, defeated an army of thirty thousand Greeks, swept away fourscore thousand captives, and enriched with their spoils the bold adventures of Syria and Egypt. But the title of conqueror of Africa is more justly due to his successor Akbah. He marched from Damascus at the head of ten thousand of the bravest Arabs; and the genuine force of the Moslems was enlarged by the doubtful aid and conversion of many thousand Barbarians. It would be difficult, nor is it necessary, to trace the accurate line of the progress of Akbah. The interior regions

    have been peopled by the Orientals with fictitious armies and imaginary citadels. In the warlike province of Zab, or Numidia, fourscore thousand of the natives might assemble in arms; but the number of three hundred and sixty towns is incompatible with the ignorance or decay of husbandry; and a circumference of three leagues will not be justified by the ruins of Erbe or Lambesa, the ancient metropolis of that inland country. As we approach the seacoast, the well-known cities of Bugia and Tangier define the more certain limits of the Saracen victories. A remnant of trade still adheres to the commodious harbor of Bugia which, in a more prosperous age, is said to have contained about twenty thousand houses; and the plenty of iron which is dug from the adjacent mountains might have supplied a braver people with the instruments of defence. The remote position and venerable antiquity of Tingi, or Tangier, have been decorated by the Greek and Arabian fables; but the figurative expressions of the latter, that the walls were constructed of brass, and that the roofs were covered with gold and silver, may be interpreted as the emblems of strength and opulence. The provinces of Mauritania Tingitana, which assumed the name of the capital, had been imperfectly discovered and settled by the Romans; the five colonies were confined to a narrow pale, and the more southern parts were seldom explored except by the agents of luxury, who searched the forests for ivory and the citron-wood, and the shores of the ocean for the purple shell-fish. The fearless Akbah plunged into the heart of the country, traversed the wilderness in which his successors erected the splendid capitals of Fez and Morocco, and at length penetrated to the verge of the Atlantic and the great desert. The river Sus descends from the western sides of Mount Atlas, fertilizes, like the Nile, the adjacent soil, and falls into the sea at a moderate distance from the Canary, or Fortunate Islands. Its banks were inhabited by the last of the Moors, a race of savages, without laws, or discipline, or religion; they were astonished by the strange and irresistible terrors of the Oriental arms; and as they possessed neither gold nor silver, the riches spoil was the beauty of the female captives, some of whom were afterwards sold for a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The career,

    though not the zeal, of Akbah was checked by the prospect of a boundless ocean. He spurred his horse into the waves, and raising his eyes to heaven, exclaimed with a tone of a fanatic, “Great God! if my course were not stopped by this sea, I would still go on, to the unknown kingdoms of the West, preaching the unity of thy holy name, and putting to the sword the rebellious nations who worship any other Gods than thee.” Yet this Mahometan Alexander, who sighed for new worlds, was unable to preserve his recent conquests. By the universal defection of the Greeks and Africans, he was recalled from the shores of the Atlantic, and the surrounding multitudes left him only the resource of an honorable death. The last scene was dignified by an example of national virtue. An ambitious chief, who had disputed the command and failed in the attempt, was led about as a prisoner in the camp of the Arabian general. The insurgents had trusted to his discontent and revenge; he disdained their offers, and revealed their designs. In the hour of danger, the grateful Akbah unlocked his fetters, and advised him to retire; he chose to die under the banner of his rival. Embracing as friends and martyrs, they unsheathed their cimeters, broke their scabbards, and maintained an obstinate combat, till they fell by each other’s side on the last of their slaughtered countrymen. The third general or governor of Africa, Zuheir, avenged and encountered the fate of his predecessor. He vanquished the natives in many battles; he was overthrown by a powerful army, which Constantinople had sent to the relief of Carthage.

    It had been the frequent practice of the Moorish tribes to join the invaders, to share the plunder, to profess the faith, and to revolt to their savage state of independence and idolatry, on the first retreat or misfortune of the Moslems. The prudence of Akbah had proposed to found an Arabian colony in the heart of Africa; a citadel that might curb the levity of the Barbarians, a place of refuge to secure, against the accidents of war, the wealth and the families of the Saracens. With this view, and under the modest title of the station of a caravan, he planted this colony in the fiftieth year of the Hegira. In the present

    decay, Cairoan still holds the second rank in the kingdom of Tunis, from which it is distant about fifty miles to the south: its inland situation, twelve miles westward of the sea, has protected the city from the Greek and Sicilian fleets. When the wild beasts and serpents were extirpated, when the forest, or rather wilderness, was cleared, the vestiges of a Roman town were discovered in a sandy plain: the vegetable food of Cairoan is brought from afar; and the scarcity of springs constrains the inhabitants to collect in cisterns and reservoirs a precarious supply of rain-water. These obstacles were subdued by the industry of Akbah; he traced a circumference of three thousand and six hundred paces, which he encompassed with a brick wall; in the space of five years, the governor’s palace was surrounded with a sufficient number of private habitations; a spacious mosch was supported by five hundred columns of granite, porphyry, and Numidian marble; and Cairoan became the seat of learning as well as of empire. But these were the glories of a later age; the new colony was shaken by the successive defeats of Akbah and Zuheir, and the western expeditions were again interrupted by the civil discord of the Arabian monarchy. The son of the valiant Zobeir maintained a war of twelve years, a siege of seven months against the house of Ommiyah. Abdallah was said to unite the fierceness of the lion with the subtlety of the fox; but if he inherited the courage, he was devoid of the generosity, of his father.

    The return of domestic peace allowed the caliph Abdalmalek to resume the conquest of Africa; the standard was delivered to Hassan, governor of Egypt, and the revenue of that kingdom, with an army of forty thousand men, was consecrated to the important service. In the vicissitudes of war, the interior provinces had been alternately won and lost by the Saracens. But the sea-coast still remained in the hands of the Greeks; the predecessors of Hassan had respected the name and fortifications of Carthage; and the number of its defenders was recruited by the fugitives of Cabes and Tripoli. The arms of Hassan, were bolder and more fortunate: he reduced and

    pillaged the metropolis of Africa; and the mention of scaling-ladders may justify the suspicion that he anticipated, by a sudden assault, the more tedious operations of a regular siege. But the joy of the conquerors was soon disturbed by the appearance of the Christian succors. The præfect and patrician John, a general of experience and renown, embarked at Constantinople the forces of the Eastern empire; they were joined by the ships and soldiers of Sicily, and a powerful reenforcement of Goths was obtained from the fears and religion of the Spanish monarch. The weight of the confederate navy broke the chain that guarded the entrance of the harbor; the Arabs retired to Cairoan, or Tripoli; the Christians landed; the citizens hailed the ensign of the cross, and the winter was idly wasted in the dream of victory or deliverance. But Africa was irrecoverably lost; the zeal and resentment of the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prepared in the ensuing spring a more numerous armament by sea and land; and the patrician in his turn was compelled to evacuate the post and fortifications of Carthage. A second battle was fought in the neighborhood of Utica: the Greeks and Goths were again defeated; and their timely embarkation saved them from the sword of Hassan, who had invested the slight and insufficient rampart of their camp. Whatever yet remained of Carthage was delivered to the flames, and the colony of Dido and Cæsar lay desolate above two hundred years, till a part, perhaps a twentieth, of the old circumference was repeopled by the first of the Fatimite caliphs.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second capital of the West was represented by a mosch, a college without students, twenty-five or thirty shops, and the huts of five hundred peasants, who, in their abject poverty, displayed the arrogance of the Punic senators. Even that paltry village was swept away by the Spaniards whom Charles the Fifth had stationed in the fortress of the Goletta. The ruins of Carthage have perished; and the place might be unknown if some broken arches of an aqueduct did not guide the footsteps of the inquisitive traveller.

    The Greeks were expelled, but the Arabians were not yet

    masters of the country. In the interior provinces the Moors or Berbers, so feeble under the first Cæsars, so formidable to the Byzantine princes, maintained a disorderly resistance to the religion and power of the successors of Mahomet. Under the standard of their queen Cahina, the independent tribes acquired some degree of union and discipline; and as the Moors respected in their females the character of a prophetess, they attacked the invaders with an enthusiasm similar to their own. The veteran bands of Hassan were inadequate to the defence of Africa: the conquests of an age were lost in a single day; and the Arabian chief, overwhelmed by the torrent, retired to the confines of Egypt, and expected, five years, the promised succors of the caliph. After the retreat of the Saracens, the victorious prophetess assembled the Moorish chiefs, and recommended a measure of strange and savage policy. “Our cities,” said she, “and the gold and silver which they contain, perpetually attract the arms of the Arabs. These vile metals are not the objects of our ambition; we content ourselves with the simple productions of the earth. Let us destroy these cities; let us bury in their ruins those pernicious treasures; and when the avarice of our foes shall be destitute of temptation, perhaps they will cease to disturb the tranquillity of a warlike people.” The proposal was accepted with unanimous applause. From Tangier to Tripoli, the buildings, or at least the fortifications, were demolished, the fruit-trees were cut down,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were extirpated, a fertile and populous garden was changed into a desert, and the historians of a more recent period could discern the frequent traces of the prosperity and devastation of their ancestors. Such is the tale of the modern Arabians. Yet I strongly suspect that their ignorance of antiquity, the love of the marvellous, and the fashion of extolling the philosophy of Barbarians, has induced them to describe, as one voluntary act, the calamities of three hundred years since the first fury of the Donatists and Vandals. In the progress of the revolt, Cahina had most probably contributed her share of destruction; and the alarm of universal ruin might terrify and alienate the cities that had reluctantly yielded to her unworthy yoke. They no longer hoped, perhaps they no longer wished,

    the return of their Byzantine sovereigns: their present servitude was not alleviated by the benefits of order and justice; and the most zealous Catholic must prefer the imperfect truths of the Koran to the blind and rude idolatry of the Moors. The general of the Saracens was again received as the savior of the province: the friends of civil society conspired against the savages of the land; and the royal prophetess was slain, in the first battle, which overturned the baseless fabric of her superstition and empire. The same spirit revived under the successor of Hassan: it was finally quelled by the activity of Musa and his two sons; but the number of the rebels may be presumed from that of three hundred thousand captives; sixty thousand of whom, the caliph’s fifth, were sold for the profit of the public treasury. Thirty thousand of the Barbarian youth were enlisted in the troops; and the pious labors of Musa, to inculcate the knowledge and practice of the Koran, accustomed the Africans to obey the apostle of God and the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In their climate and government, their diet and habitation, the wandering Moors resembled the Bedoweens of the desert. With the religion they were proud to adopt the language, name, and origin, of Arabs: the blood of the strangers and natives was insensibly mingled; and from the Euphrates to the Atlantic, the same nation might seem to be diffused over the sandy plains of Asia and Africa. Yet I will not deny that fifty thousand tents of pure Arabians might be transported over the Nile, and scattered through the Libyan desert: and I am not ignorant that five of the Moorish tribes still retain their barbarous idiom, with the appellation and character of white Africans.

    1. In the progress of conquest from the north and south, the Goths and the Saracens encountered each other on the confines of Europe and Africa. In the opinion of the latter, the difference of religion is a reasonable ground of enmity and warfare.

    As early as the time of Othman, their piratical squadrons had ravaged the coast of Andalusia; nor had they forgotten the

    relief of Carthage by the Gothic succors. In that age, as well as in the present, the kings of Spain were possessed of the fortress of Ceuta; one of the columns of Hercules, which is divided by a narrow strait from the opposite pillar or point of Europe. A small portion of Mauritania was still wanting to the African conquest; but Musa, in the pride of victory, was repulsed from the walls of Ceuta, by the vigilance and courage of Count Julian, the general of the Goths. From his disappointment and perplexity, Musa was relieved by an unexpected message of the Christian chief, who offered his place, his person, and his sword, to the successors of Mahomet, and solicited the disgraceful honor of introducing their arms into the heart of Spain. If we inquire into the cause of his treachery, the Spaniards will repeat the popular story of his daughter Cava; * of a virgin who was seduced, or ravished, by her sovereign; of a father who sacrificed his religion and country to the thirst of revenge. The passions of princes have often been licentious and destructive; but this well-known tale, romantic in itself, is indifferently supported by external evidence; and the history of Spain will suggest some motive of interest and policy more congenial to the breast of a veteran statesman. After the decease or deposition of Witiza, his two sons were supplanted by the ambition of Roderic, a noble Goth, whose father, the duke or governor of a province, had fallen a victim to the preceding tyranny. The monarchy was still elective; but the sons of Witiza, educated on the steps of the throne, were impatient of a private station. Their resentment was the more dangerous, as it was varnished with the dissimulation of courts: their followers were excited by the remembrance of favors and the promise of a revolution; and their uncle Oppas, archbishop of Toledo and Seville, was the first person in the church, and the second in the state. It is probable that Julian was involved in the disgrace of the unsuccessful faction; that he had little to hope and much to fear from the new reign; and that the imprudent king could not forget or forgive the injuries which Roderic and his family had sustained. The merit and influence of the count rendered him a useful or formidable subject: his estates were ample, his followers bold and numerous; and it was too fatally shown,

    that, by his Andalusian and Mauritanian commands, he held in his hand the keys of the Spanish monarchy. Too feeble, however, to meet his sovereign in arms, he sought the aid of a foreign power; and his rash invitation of the Moors and Arabs produced the calamities of eight hundred years. In his epistles, or in a personal interview, he revealed the wealth and nakedness of his country; the weakness of an unpopular prince; the degeneracy of an effeminate people. The Goths were no longer the victorious Barbarians , who had humbled the pride of Rome, despoiled the queen of nations, and penetrated from the Danube to the Atlantic Ocean. Secluded from the world by the Pyrenæan mountains, the successors of Alaric had slumbered in a long peace: the walls of the cities were mouldered into dust: the youth had abandoned the exercise of arms; and the presumption of their ancient renown would expose them in a field of battle to the first assault of the invaders. The ambitious Saracen was fired by the ease and importance of the attempt; but the execution was delayed till he had consulted the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and his messenger returned with the permission of Walid to annex the unknown kingdoms of the West to the religion and throne of the caliphs. In his residence of Tangier, Musa, with secrecy and caution, continued his correspondence and hastened his preparations. But the remorse of the conspirators was soothed by the fallacious assurance that he should content himself with the glory and spoil, without aspiring to establish the Moslems beyond the sea that separates Africa from Europe.

    Before Musa would trust an army of the faithful to the traitors and infidels of a foreign land, he made a less dangerous trial of their strength and veracity. One hundred Arabs, and four hundred Africans, passed over, in four vessels, from Tangier or Ceuta: the place of their descent on the opposite shore of the strait is marked by the name of Tarif their chief; and the date of this memorable event is fixed to the month of Ramadan, of the ninety-first year of the Hegira, to the month of July, seven hundred and forty-eight years from the Spanish æra of Cæsar, seven hundred and ten after the birth of Christ. From their

    first station, they marched eighteen miles through a hilly country to the castle and town of Julian: on which (it is still called Algezire) they bestowed the name of the Green Island, from a verdant cape that advances into the sea. Their hospitable entertainment, the Christians who joined their standard, their inroad into a fertile and unguarded province, the richness of their spoil, and the safety of their return, announced to their brethren and the most favorable omens of victory. In the ensuing spring, five thousand veterans and volunteers were embarked under the command of Tarik, a dauntless and skilful soldier, who surpassed the expectation of his chief; and the necessary transports were provided by the industry of their too faithful ally. The Saracens landed at the pillar or point of Europe; the corrupt and familiar appellation of Gibraltar (Gebel al Tarik) describes the mountain of Tarik; and the intrenchments of his camp were the first outline of those fortifications, which, in the hands of our countrymen, have resisted the art and power of the house of Bourbon. The adjacent governors informed the court of Toledo of the descent and progress of the Arabs; and the defeat of his lieutenant Edeco, who had been commanded to seize and bind the presumptuous strangers, admonished Roderic of the magnitude of the danger. At the royal summons, the dukes and counts, the bishops and nobles of the Gothic monarchy, assembled at the head of their followers; and the title of King of the Romans, which is employed by an Arabic historian, may be excused by the close affinity of language, religion, and manners, between the nations of Spain. His army consisted of ninety or a hundred thousand men; a formidable power, if their fidelity and discipline had been adequate to their numbers. The troops of Tarik had been augmented to twelve thousand Saracens; but the Christian malecontents were attracted by the influence of Julian, and a crowd of Africans most greedily tasted the temporal blessings of the Koran. In the neighborhood of Cadiz, the town of Xeres has been illustrated by the encounter which determined the fate of the kingdom; the stream of the Guadalete, which falls into the bay, divided the two camps, and marked the advancing and retreating skirmishes of three successive and bloody days. On

    the fourth day, the two armies joined a more serious and decisive issue; but Alaric would have blushed at the sight of his unworthy successor, sustaining on his head a diadem of pearls, encumbered with a flowing robe of gold and silken embroidery, and reclining on a litter or car of ivory drawn by two white mules. Notwithstanding the valor of the Saracens, they fainted under the weight of multitudes, and the plain of Xeres was overspread with sixteen thousand of their dead bodies. “My brethren,” said Tarik to his surviving companions, “the enemy is before you, the sea is behind; whither would ye fly? Follow your genera: I am resolved either to lose my life, or to trample on the prostrate king of the Romans.” Besides the resource of despair, he confided in the secret correspondence and nocturnal interviews of Count Julian with the sons and the brother of Witiza. The two princes and the archbishop of Toledo occupied the most important post: their well-timed defection broke the ranks of the Christians; each warrior was prompted by fear or suspicion to consult his personal safety; and the remains of the Gothic army were scattered or destroyed in the flight and pursuit of the three following days. Amidst the general disorder, Roderic started from his car, and mounted Orelia, the fleetest of his horses; but he escaped from a soldier’s death to perish more ignobly in the waters of the Btis or Guadalquivir. His diadem, his robes, and his courser, were found on the bank; but as the body of the Gothic prince was lost in the waves, the pride and ignorance of the caliph must have been gratified with some meaner head, which was exposed in triumph before the palace of Damascus. “And such,” continues a valiant historian of the Arabs, “is the fate of those kings who withdraw themselves from a field of battle.”

    Count Julian had plunged so deep into guilt and infamy, that his only hope was in the ruin of his country. After the battle of Xeres, he recommended the most effectual measures to the victorious Saracen. “The king of the Goths is slain; their princes have fled before you, the army is routed, the nation is astonished. Secure with sufficient detachments the cities of Btica; but in person, and without delay, march to the royal

    city of Toledo, and allow not the distracted Christians either time or tranquillity for the election of a new monarch.” Tarik listened to his advice. A Roman captive and proselyte, who had been enfranchised by the caliph himself, assaulted Cordova with seven hundred horse: he swam the river, surprised the town, and drove the Christians into the great church, where they defended themselves above three months. Another detachment reduced the sea-coast of Btica, which in the last period of the Moorish power has comprised in a narrow space the populous kingdom of Grenada. The march of Tarik from the Btis to the Tagus was directed through the Sierra Morena, that separates Andalusia and Castille, till he appeared in arms under the walls of Toledo. The most zealous of the Catholics had escaped with the relics of their saints; and if the gates were shut, it was only till the victor had subscribed a fair and reasonable capitulation. The voluntary exiles were allowed to depart with their effects; seven churches were appropriated to the Christian worship; the archbishop and his clergy were at liberty to exercise their functions, the monks to practise or neglect their penance; and the Goths and Romans were left in all civil and criminal cases to the subordinate jurisdiction of their own laws and magistrates. But if the justice of Tarik protected the Christians, his gratitude and policy rewarded the Jews, to whose secret or open aid he was indebted for his most important acquisitions. Persecuted by the kings and synods of Spain, who had often pressed the alternative of banishment or baptism, that outcast nation embraced the moment of revenge: the comparison of their past and present state was the pledge of their fidelity; and the alliance between the disciples of Moses and of Mahomet was maintained till the final æra of their common expulsion. From the royal seat of Toledo, the Arabian leader spread his conquests to the north, over the modern realms of Castille and Leon; but it is needless to enumerate the cities that yielded on his approach, or again to describe the table of emerald, transported from the East by the Romans, acquired by the Goths among the spoils of Rome, and presented by the Arabs to the throne of Damascus. Beyond the Asturian mountains, the maritime town of Gijon was the term of the lieutenant of Musa, who had performed, with the speed

    of a traveller, his victorious march, of seven hundred miles, from the rock of Gibraltar to the Bay of Biscay. The failure of land compelled him to retreat; and he was recalled to Toledo, to excuse his presumption of subduing a kingdom in the absence of his general. Spain, which, in a more savage and disorderly state, had resisted, two hundred years, the arms of the Romans, was overrun in a few months by those of the Saracens; and such was the eagerness of submission and treaty, that the governor of Cordova is recorded as the only chief who fell, without conditions, a prisoner into their hands. The cause of the Goths had been irrevocably judged in the field of Xeres; and, in the national dismay, each part of the monarchy declined a contest with the antagonist who had vanquished the united strength of the whole. That strength had been wasted by two successive seasons of famine and pestilence; and the governors, who were impatient to surrender, might exaggerate the difficulty of collecting the provisions of a siege. To disarm the Christians, superstition likewise contributed her terrors: and the subtle Arab encouraged the report of dreams, omens, and prophecies, and of the portraits of the destined conquerors of Spain, that were discovered on breaking open an apartment of the royal palace. Yet a spark of the vital flame was still alive: some invincible fugitives preferred a life of poverty and freedom in the Asturian valleys; the hardy mountaineers repulsed the slaves of the caliph; and the sword of Pelagius has been transformed into the sceptre of the Catholic kings.

    Chapter LI: Conquests By The Arabs. —

    Part IX.

    On the intelligence of this rapid success, the applause of Musa degenerated into envy; and he began, not to complain, but to fear, that Tarik would leave him nothing to subdue. At the head of ten thousand Arabs and eight thousand Africans, he passed over in person from Mauritania to Spain: the first of his companions were the noblest of the Koreish; his eldest son

    was left in the command of Africa; the three younger brethren were of an age and spirit to second the boldest enterprises of their father. At his landing in Algezire, he was respectfully entertained by Count Julian, who stifled his inward remorse, and testified, both in words and actions, that the victory of the Arabs had not impaired his attachment to their cause. Some enemies yet remained for the sword of Musa. The tardy repentance of the Goths had compared their own numbers and those of the invaders; the cities from which the march of Tarik had declined considered themselves as impregnable; and the bravest patriots defended the fortifications of Seville and Merida. They were successively besieged and reduced by the labor of Musa, who transported his camp from the Btis to the Anas, from the Guadalquivir to the Guadiana. When he beheld the works of Roman magnificence, the bridge, the aqueducts, the triumphal arches, and the theatre, of the ancient metropolis of Lusitania, “I should imagine,” said he to his four companions, “that the human race must have united their art and power in the foundation of this city: happy is the man who shall become its master!” He aspired to that happiness, but the Emeritans sustained on this occasion the honor of their descent from the veteran legionaries of Augustus Disdaining the confinement of their walls, they gave battle to the Arabs on the plain; but an ambuscade rising from the shelter of a quarry, or a ruin, chastised their indiscretion, and intercepted their return. The wooden turrets of assault were rolled forwards to the foot of the rampart; but the defence of Merida was obstinate and long; and the castle of the martyrs was a perpetual testimony of the losses of the Moslems. The constancy of the besieged was at length subdued by famine and despair; and the prudent victor disguised his impatience under the names of clemency and esteem. The alternative of exile or tribute was allowed; the churches were divided between the two religions; and the wealth of those who had fallen in the siege, or retired to Gallicia, was confiscated as the reward of the faithful. In the midway between Merida and Toledo, the lieutenant of Musa saluted the vicegerent of the caliph, and conducted him to the palace of the Gothic kings. Their first interview was cold and formal: a rigid account was

    exacted of the treasures of Spain: the character of Tarik was exposed to suspicion and obloquy; and the hero was imprisoned, reviled, and ignominiously scourged by the hand, or the command, of Musa. Yet so strict was the discipline, so pure the zeal, or so tame the spirit, of the primitive Moslems, that, after this public indignity, Tarik could serve and be trusted in the reduction of the Tarragonest province. A mosch was erected at Saragossa, by the liberality of the Koreish: the port of Barcelona was opened to the vessels of Syria; and the Goths were pursued beyond the Pyrenæan mountains into their Gallic province of Septimania or Languedoc. In the church of St. Mary at Carcassone, Musa found, but it is improbable that he left, seven equestrian statues of massy silver; and from his term or column of Narbonne, he returned on his footsteps to the Gallician and Lusitanian shores of the ocean. During the absence of the father, his son Abdelaziz chastised the insurgents of Seville, and reduced, from Malaga to Valentia, the sea-coast of the Mediterranean: his original treaty with the discreet and valiant Theodemir will represent the manners and policy of the times. “The conditions of peace agreed and sworn between Abdelaziz, the son of Musa, the son of Nassir, and Theodemir prince of the Goths. In the name of the most merciful God, Abdelaziz makes peace on these conditions: that Theodemir shall not be disturbed in his principality; nor any injury be offered to the life or property, the wives and children, the religion and temples, of the Christians: thatTheodemir shall freely deliver his seven * cities, Orihuela, Valentola, Alicanti Mola, Vacasora, Bigerra, (now Bejar,) Ora, (or Opta,) and Lorca: that he shall not assist or entertain the enemies of the caliph, but shall faithfully communicate his knowledge of their hostile designs: that himself, and each of the Gothic nobles, shall annually pay one piece of gold, four measures of wheat, as many of barley, with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honey, oil, and vinegar; and that each of their vassals shall be taxed at one moiety of the said imposition. Given the fourth of Regeb, in the year of the Hegira ninety-four, and subscribed with the names of four Mussulman witnesses.” Theodemir and his subjects were treated with uncommon lenity; but the rate of tribute appears

    to have fluctuated from a tenth to a fifth, according to the submission or obstinacy of the Christians. In this revolution, many partial calamities were inflicted by the carnal or religious passions of the enthusiasts: some churches were profaned by the new worship: some relics or images were confounded with idols: the rebels were put to the sword; and one town (an obscure place between Cordova and Seville) was razed to its foundations. Yet if we compare the invasion of Spain by the Goths, or its recovery by the kings of Castile and Arragon, we must applaud the moderation and discipline of the Arabian conquerors.

    The exploits of Musa were performed in the evening of life, though he affected to disguise his age by coloring with a red powder the whiteness of his beard. But in the love of action and glory, his breast was still fired with the ardor of youth; and the possession of Spain was considered only as the first step to the monarchy of Europe. With a powerful armament by sea and land, he was preparing to repass the Pyrenees, to extinguish in Gaul and Italy the declining kingdoms of the Franks and Lombards, and to preach the unity of God on the altar of the Vatican. From thence, subduing the Barbarians of Germany, he proposed to follow the course of the Danube from its source to the Euxine Sea, to overthrow the Greek or Roman empire of Constantinople, and returning from Europe to Asia, to unite his new acquisitions with Antioch and the provinces of Syria. But his vast enterprise, perhaps of easy execution, must have seemed extravagant to vulgar minds; and the visionary conqueror was soon reminded of his dependence and servitude. The friends of Tarik had effectually stated his services and wrongs: at the court of Damascus, the proceedings of Musa were blamed, his intentions were suspected, and his delay in complying with the first invitation was chastised by a harsher and more peremptory summons. An intrepid messenger of the caliph entered his camp at Lugo in Gallicia, and in the presence of the Saracens and Christians arrested the bridle of his horse. His own loyalty, or that of his troops, inculcated the duty of obedience: and his disgrace was

    alleviated by the recall of his rival, and the permission of investing with his two governments his two sons, Abdallah and Abdelaziz. His long triumph from Ceuta to Damascus displayed the spoils of Africa and the treasures of Spain: four hundred Gothic nobles, with gold coronets and girdles, were distinguished in his train; and the number of male and female captives, selected for their birth or beauty, was computed at eighteen, or even at thirty, thousand persons. As soon as he reached Tiberias in Palestine, he was apprised of the sickness and danger of the caliph, by a private message from Soliman, his brother and presumptive heir; who wished to reserve for his own reign the spectacle of victory. Had Walid recovered, the delay of Musa would have been criminal: he pursued his march, and found an enemy on the throne. In his trial before a partial judge against a popular antagonist, he was convicted of vanity and falsehood; and a fine of two hundred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either exhausted his poverty or proved his rapaciousness. The unworthy treatment of Tarik was revenged by a similar indignity; and the veteran commander, after a public whipping, stood a whole day in the sun before the palace gate, till he obtained a decent exile, under the pious name of a pilgrimage to Mecca. The resentment of the caliph might have been satiated with the ruin of Musa; but his fears demanded the extirpation of a potent and injured family. A sentence of death was intimated with secrecy and speed to the trusty servants of the throne both in Africa and Spain; and the forms, if not the substance, of justice were superseded in this bloody execution. In the mosch or palace of Cordova, Abdelaziz was slain by the swords of the conspirators; they accused their governor of claiming the honors of royalty; and his scandalous marriage with Egilona, the widow of Roderic, offended the prejudices both of the Christians and Moslems. By a refinement of cruelty, the head of the son was presented to the father, with an insulting question, whether he acknowledged the features of the rebel? “I know his features,” he exclaimed with indignation: “I assert his innocence; and I imprecate the same, a juster fate, against the authors of his death.” The age and despair of Musa raised him above the power of kings; and he expired at Mecca of the anguish of a broken heart. His rival

    was more favorably treated: his services were forgiven; and Tarik was permitted to mingle with the crowd of slaves. I am ignorant whether Count Julian was rewarded with the death which he deserved indeed, though not from the hands of the Saracens; but the tale of their ingratitude to the sons of Witiza is disproved by the most unquestionable evidence. The two royal youths were reinstated in the private patrimony of their father; but on the decease of Eba, the elder, his daughter was unjustly despoiled of her portion by the violence of her uncle Sigebut. The Gothic maid pleaded her cause before the caliph Hashem, and obtained the restitution of her inheritance; but she was given in marriage to a noble Arabian, and their two sons, Isaac and Ibrahim, were received in Spain with the consideration that was due to their origin and riches.

    A province is assimilated to the victorious state by the introduction of strangers and the imitative spirit of the natives; and Spain, which had been successively tinctured with Punic, and Roman, and Gothic blood, imbibed, in a few generations, the name and manners of the Arabs. The first conquerors, and the twenty successive lieutenants of the caliphs, were attended by a numerous train of civil and military followers, who preferred a distant fortune to a narrow home: the private and public interest was promoted by the establishment of faithful colonies; and the cities of Spain were proud to commemorate the tribe or country of their Eastern progenitors. The victorious though motley bands of Tarik and Musa asserted, by the name of Spaniards, their original claim of conquest; yet they allowed their brethren of Egypt to share their establishments of Murcia and Lisbon. The royal legion of Damascus was planted at Cordova; that of Emesa at Seville; that of Kinnisrin or Chalcis at Jaen; that of Palestine at Algezire and Medina Sidonia. The natives of Yemen and Persia were scattered round Toledo and the inland country, and the fertile seats of Grenada were bestowed on ten thousand horsemen of Syria and Irak, the children of the purest and most noble of the Arabian tribes. A spirit of emulation, sometimes beneficial, more frequently dangerous, was

    nourished by these hereditary factions. Ten years after the conquest, a map of the province was presented to the caliph: the seas, the rivers, and the harbors, the inhabitants and cities, the climate, the soil, and the mineral productions of the earth. In the space of two centuries, the gifts of nature were improved by the agriculture, the manufactures, and the commerce, of an industrious people; and the effects of their diligence have been magnified by the idleness of their fancy. The first of the Ommiades who reigned in Spain solicited the support of the Christians; and in his edict of peace and protection, he contents himself with a modest imposition of ten thousand ounces of gold, ten thousand pounds of silver, ten thousand horses, as many mules, one thousand cuirasses, with an equal number of helmets and lances. The most powerful of his successors derived from the same kingdom the annual tribute of twelve millions and forty-five thousand dinars or pieces of gold, about six millions of sterling money; a sum which, in the tenth century, most probably surpassed the united revenues of the Christians monarchs. His royal seat of Cordova contained six hundred moschs, nine hundred baths, and two hundred thousand houses; he gave laws to eighty cities of the first, to three hundred of the second and third order; and the fertile banks of the Guadalquivir were adorned with twelve thousand villages and hamlets. The Arabs might exaggerate the truth, but they created and they describe the most prosperous æra of the riches, the cultivation, and the populousness of Spain.

    The wars of the Moslems were sanctified by the prophet; but among the various precepts and examples of his life, the caliphs selected the lessons of toleration that might tend to disarm the resistance of the unbelievers. Arabia was the temple and patrimony of the God of Mahomet; but he beheld with less jealousy and affection the nations of the earth. The polytheists and idolaters, who were ignorant of his name, might be lawfully extirpated by his votaries; but a wise policy supplied the obligation of justice; and after some acts of intolerant zeal, the Mahometan conquerors of Hindostan have

    spared the pagods of that devout and populous country. The disciples of Abraham, of Moses, and of Jesus, were solemnly invited to accept the more perfect revelation of Mahomet; but if they preferred the payment of a moderate tribute, they were entitled to the freedom of conscience and religious worship. In a field of battle the forfeit lives of the prisoners were redeemed by the profession of Islam; the females were bound to embrace the religion of their masters, and a race of sincere proselytes was gradually multiplied by the education of the infant captives. But the millions of African and Asiatic converts, who swelled the native band of the faithful Arabs, must have been allured, rather than constrained, to declare their belief in one God and the apostle of God. By the repetition of a sentence and the loss of a foreskin, the subject or the slave, the captive or the criminal, arose in a moment the free and equal companion of the victorious Moslems. Every sin was expiated, every engagement was dissolved: the vow of celibacy was superseded by the indulgence of nature; the active spirits who slept in the cloister were awakened by the trumpet of the Saracens; and in the convulsion of the world, every member of a new society ascended to the natural level of his capacity and courage. The minds of the multitude were tempted by the invisible as well as temporal blessings of the Arabian prophet; and charity will hope that many of his proselytes entertained a serious conviction of the truth and sanctity of his revelation. In the eyes of an inquisitive polytheist, it must appear worthy of the human and the divine nature. More pure than the system of Zoroaster, more liberal than the law of Moses, the religion of Mahomet might seem less inconsistent with reason than the creed of mystery and superstition, which, in the seventh century, disgraced the simplicity of the gospel.

    In the extensive provinces of Persia and Africa, the national religion has been eradicated by the Mahometan faith. The ambiguous theology of the Magi stood alone among the sects of the East; but the profane writings of Zoroaster might, under the reverend name of Abraham, be dexterously connected with the chain of divine revelation. Their evil principle, the dæmon

    Ahriman, might be represented as the rival, or as the creature, of the God of light. The temples of Persia were devoid of images; but the worship of the sun and of fire might be stigmatized as a gross and criminal idolatry. The milder sentiment was consecrated by the practice of Mahomet and the prudence of the caliphs; the Magians or Ghebers were ranked with the Jews and Christians among the people of the written law; and as late as the third century of the Hegira, the city of Herat will afford a lively contrast of private zeal and public toleration. Under the payment of an annual tribute, the Mahometan law secured to the Ghebers of Herat their civil and religious liberties: but the recent and humble mosch was overshadowed by the antique splendor of the adjoining temple of fire. A fanatic Iman deplored, in his sermons, the scandalous neighborhood, and accused the weakness or indifference of the faithful. Excited by his voice, the people assembled in tumult; the two houses of prayer were consumed by the flames, but the vacant ground was immediately occupied by the foundations of a new mosch. The injured Magi appealed to the sovereign of Chorasan; he promised justice and relief; when, behold! four thousand citizens of Herat, of a grave character and mature age, unanimously swore that the idolatrous fane had never existed; the inquisition was silenced and their conscience was satisfied (says the historian Mirchond ) with this holy and meritorious perjury. But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temples of Persia were ruined by the insensible and general desertion of their votaries. It was insensible, since it is not accompanied with any memorial of time or place, of persecution or resistance. It was general, since the whole realm, from Shiraz to Samarcand, imbibed the faith of the Koran; and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native tongue reveals the descent of the Mahometans of Persia. In the mountains and deserts, an obstinate race of unbelievers adhered to the superstition of their fathers; and a faint tradition of the Magian theology is kept alive in the province of Kirman, along the banks of the Indus, among the exiles of Surat, and in the colony which, in the last century, was planted by Shaw Abbas at the gates of Ispahan. The chief pontiff has retired to Mount Elbourz, eighteen leagues from

    the city of Yezd: the perpetual fire (if it continues to burn) is inaccessible to the profane; but his residence is the school, the oracle, and the pilgrimage of the Ghebers, whose hard and uniform features attest the unmingled purity of their blood. Under the jurisdiction of their elders, eighty thousand families maintain an innocent and industrious life: their subsistence is derived from some curious manufactures and mechanic trades; and they cultivate the earth with the fervor of a religious duty. Their ignorance withstood the despotism of Shaw Abbas, who demanded with threats and tortures the prophetic books of Zoroaster; and this obscure remnant of the Magians is spared by the moderation or contempt of their present sovereigns.

    The Northern coast of Africa is the only land in which the light of the gospel, after a long and perfect establishment, has been totally extinguished. The arts, which had been taught by Carthage and Rome, were involved in a cloud of ignorance; the doctrine of Cyprian and Augustin was no longer studied. Five hundred episcopal churches were overturned by the hostile fury of the Donatists, the Vandals, and the Moors. The zeal and numbers of the clergy declined; and the people, without discipline, or knowledge, or hope, submissively sunk under the yoke of the Arabian prophet Within fifty years after the expulsion of the Greeks, a lieutenant of Africa informed the caliph that the tribute of the infidels was abolished by their conversion; and, though he sought to disguise his fraud and rebellion, his specious pretence was drawn from the rapid and extensive progress of the Mahometan faith. In the next age, an extraordinary mission of five bishops was detached from Alexandria to Cairoan. They were ordained by the Jacobite patriarch to cherish and revive the dying embers of Christianity: but the interposition of a foreign prelate, a stranger to the Latins, an enemy to the Catholics, supposes the decay and dissolution of the African hierarchy. It was no longer the time when the successor of St. Cyprian, at the head of a numerous synod, could maintain an equal contest with the ambition of the Roman pontiff.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the

    unfortunate priest who was seated on the ruins of Carthage implored the arms and the protection of the Vatican; and he bitterly complains that his naked body had been scourged by the Saracens, and that his authority was disputed by the four suffragans, the tottering pillars of his throne. Two epistles of Gregory the Seventh are destined to soothe the distress of the Catholics and the pride of a Moorish prince. The pope assures the sultan that they both worship the same God, and may hope to meet in the bosom of Abraham; but the complaint that three bishops could no longer be found to consecrate a brother, announces the speedy and inevitable ruin of the episcopal order. The Christians of Africa and Spain had long since submitted to the practice of circumcision and the legal abstinence from wine and pork; and the name of Mozarabes (adoptive Arabs) was applied to their civil or religious conformity.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twelfth century, the worship of Christ and the succession of pastors were abolished along the coast of Barbary, and in the kingdoms of Cordova and Seville, of Valencia and Grenada. The throne of the Almohades, or Unitarians, was founded on the blindest fanaticism, and their extraordinary rigor might be provoked or justified by the recent victories and intolerant zeal of the princes of Sicily and Castille, of Arragon and Portugal. The faith of the Mozarabes was occasionally revived by the papal missionaries; and, on the landing of Charles the Fifth, some families of Latin Christians were encouraged to rear their heads at Tunis and Algiers. But the seed of the gospel was quickly eradicated, and the long province from Tripoli to the Atlantic has lost all memory of the language and religion of Rome.

    After the revolution of eleven centuries, the Jews and Christians of the Turkish empire enjoy the liberty of conscience which was granted by the Arabian caliphs. During the first age of the conquest, they suspected the loyalty of the Catholics, whose name of Melchites betrayed their secret attachment to the Greek emperor, while the Nestorians and Jacobites, his inveterate enemies, approved themselves the

    sincere and voluntary friends of the Mahometan government. Yet this partial jealousy was healed by time and submission; the churches of Egypt were shared with the Catholics; and all the Oriental sects were included in the common benefits of toleration. The rank, the immunities, the domestic jurisdiction of the patriarchs, the bishops, and the clergy, were protected by the civil magistrate: the learning of individuals recommended them to the employments of secretaries and physicians: they were enriched by the lucrative collection of the revenue; and their merit was sometimes raised to the command of cities and provinces. A caliph of the house of Abbas was heard to declare that the Christians were most worthy of trust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Persia. “The Moslems,” said he, “will abuse their present fortune; the Magians regret their fallen greatness; and the Jews are impatient for their approaching deliverance.” But the slaves of despotism are exposed to the alternatives of favor and disgrace. The captive churches of the East have been afflicted in every age by the avarice or bigotry of their rulers; and the ordinary and legal restraints must be offensive to the pride, or the zeal, of the Christians. About two hundred years after Mahomet, they were separated from their fellow-subjects by a turban or girdle of a less honorable color; instead of horses or mules. they were condemned to ride on asses, in the attitude of women. Their public and private building were measured by a diminutive standard; in the streets or the baths it is their duty to give way or bow down before the meanest of the people; and their testimony is rejected, if it may tend to the prejudice of a true believer. The pomp of processions, the sound of bells or of psalmody, is interdicted in their worship; a decent reverence for the national faith is imposed on their sermons and conversations; and the sacrilegious attempt to enter a mosch, or to seduce a Mussulman, will not be suffered to escape with impunity. In a time, however, of tranquillity and justice, the Christians have never been compelled to renounce the Gospel, or to embrace the Koran; but the punishment of death is inflicted upon the apostates who have professed and deserted the law of Mahomet. The martyrs of Cordova provoked the sentence of the cadhi, by the public confession of their

    inconstancy, or their passionate invectives against the person and religion of the prophet.

    At the end of the first century of the Hegira, the caliphs were the most potent and absolute monarchs of the globe. Their prerogative was not circumscribed, either in right or in fact, by the power of the nobles, the freedom of the commons, the privileges of the church, the votes of a senate, or the memory of a free constitution. The authority of the companions of Mahomet expired with their lives; and the chiefs or emirs of the Arabian tribes left behind, in the desert, the spirit of equality and independence. The regal and sacerdotal characters were united in the successors of Mahomet; and if the Koran was the rule of their actions, they were the supreme judges and interpreters of that divine book. They reigned by the right of conquest over the nations of the East, to whom the name of liberty was unknown, and who were accustomed to applaud in their tyrants the acts of violence and severity that were exercised at their own expense. Under the last of the Ommiades, the Arabian empire extended two hundred days’ journey from east to west, from the confines of Tartary and India to the shores of the Atlantic Ocean. And if we retrench the sleeve of the robe, as it is styled by their writers, the long and narrow province of Africa, the solid and compact dominion from Fargana to Aden, from Tarsus to Surat, will spread on every side to the measure of four or five months of the march of a caravan. We should vainly seek the indissoluble union and easy obedience that pervaded the government of Augustus and the Antonines; but the progress of the Mahometan religion diffused over this ample space a general resemblance of manners and opinions. The language and laws of the Koran were studied with equal devotion at Samarcand and Seville: the Moor and the Indian embraced as countrymen and brothers in the pilgrimage of Mecca; and the Arabian language was adopted as the popular idiom in all the provinces to the westward of the Tigris.

    Chapter LII:

    More Conquests By The Arabs.

    Part I.

    The Two Sieges Of Constantinople By The Arabs. — Their Invasion Of France, And Defeat By Charles Martel. — Civil War Of The Ommiades And Abbassides. — Learning Of The Arabs. — Luxury Of The Caliphs. — Naval Enterprises On Crete, Sicily, And Rome. — Decay And Division Of The Empire Of The Caliphs. — Defeats And Victories Of The Greek Emperors.

    When the Arabs first issued from the desert, they must have been surprised at the ease and rapidity of their own success. But when they advanced in the career of victory to the banks of the Indus and the summit of the Pyrenees; when they had repeatedly tried the edge of their cimeters and the energy of their faith, they might be equally astonished that any nation could resist their invincible arms; that any boundary should confine the dominion of the successor of the prophet. The confidence of soldiers and fanatics may indeed be excused, since the calm historian of the present hour, who strives to follow the rapid course of the Saracens, must study to explain by what means the church and state were saved from this impending, and, as it should seem, from this inevitable, danger. The deserts of Scythia and Sarmatia might be guarded by their extent, their climate, their poverty, and the courage of the northern shepherds; China was remote and inaccessible; but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temperate zone was subject to the Mahometan conquerors, the Greeks were exhausted by the

    calamities of war and the loss of their fairest provinces, and the Barbarians of Europe might justly tremble at the precipitate fall of the Gothic monarchy. In this inquiry I shall unfold the events that rescued our ancestors of Britain, and our neighbors of Gaul, from the civil and religious yoke of the Koran; that protected the majesty of Rome, and delayed the servitude of Constantinople; that invigorated the defence of the Christians, and scattered among their enemies the seeds of division and decay.

    Forty-six years after the flight of Mahomet from Mecca, his disciples appeared in arms under the walls of Constantinople. They were animated by a genuine or fictitious saying of the prophet, that, to the first army which besieged the city of the Cæsars, their sins were forgiven: the long series of Roman triumphs would be meritoriously transferred to the conquerors of New Rome;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 was deposited in this well-chosen seat of royalty and commerce. No sooner had the caliph Moawiyah suppressed his rivals and established his throne, than he aspired to expiate the guilt of civil blood, by the success and glory of this holy expedition; his preparations by sea and land were adequate to the importance of the object; his standard was intrusted to Sophian, a veteran warrior, but the troops were encouraged by the example and presence of Yezid, the son and presumptive heir of the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The Greeks had little to hope, nor had their enemies any reason of fear, from the courage and vigilance of the reigning emperor, who disgraced the name of Constantine, and imitated only the inglorious years of his grandfather Heraclius. Without delay or opposition, the naval forces of the Saracens passed through the unguarded channel of the Hellespont, which even now, under the feeble and disorderly government of the Turks, is maintained as the natural bulwark of the capital. The Arabian fleet cast anchor, and the troops were disembarked near the palace of Hebdomon, seven miles from the city. During many days, from the dawn of light to the evening, the line of assault was extended from the golden gate to the eastern promontory and the foremost warriors were

    impelled by the weight and effort of the succeeding columns. But the besiegers had formed an insufficient estimate of the strength and resources of Constantinople. The solid and lofty walls were guarded by numbers and discipline: the spirit of the Romans was rekindled by the last danger of their religion and empire: the fugitives from the conquered provinces more successfully renewed the defence of Damascus and Alexandria; and the Saracens were dismayed by the strange and prodigious effects of artificial fire. This firm and effectual resistance diverted their arms to the more easy attempt of plundering the European and Asiatic coasts of the Propontis; and, after keeping the sea from the month of April to that of September, on the approach of winter they retreated fourscore miles from the capital, to the Isle of Cyzicus, in which they had established their magazine of spoil and provisions. So patient was their perseverance, or so languid were their operations, that they repeated in the six following summers the same attack and retreat, with a gradual abatement of hope and vigor, till the mischances of shipwreck and disease, of the sword and of fire, compelled them to relinquish the fruitless enterprise. They might bewail the loss, or commemorate the martyrdom, of thirty thousand Moslems, who fell in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solemn funeral of Abu Ayub, or Job, excited the curiosity of the Christians themselves. That venerable Arab, one of the last of the companions of Mahomet, was numbered among the ansars, or auxiliaries, of Medina, who sheltered the head of the flying prophet. In his youth he fought, at Beder and Ohud, under the holy standard: in his mature age he was the friend and follower of Ali; and the last remnant of his strength and life was consumed in a distant and dangerous war against the enemies of the Koran. His memory was revered; but the place of his burial was neglected and unknown, during a period of seven hundred and eighty years, till the conquest of Constantinople by Mahomet the Second. A seasonable vision (for such are the manufacture of every religion) revealed the holy spot at the foot of the walls and the bottom of the harbor; and the mosch of Ayub has been deservedly chosen for the simple and martial inauguration of the Turkish sultans.

    The event of the siege revived, both in the East and West, the reputation of the Roman arms, and cast a momentary shade over the glories of the Saracens. The Greek ambassador was favorably received at Damascus, a general council of the emirs or Koreish: a peace, or truce, of thirty years was ratified between the two empires; and the stipulation of an annual tribute, fifty horses of a noble breed, fifty slaves, and three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degraded the majesty of the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The aged caliph was desirous of possessing his dominions, and ending his days in tranquillity and repose: while the Moors and Indians trembled at his name, his palace and city of Damascus was insulted by the Mardaites, or Maronites, of Mount Libanus, the firmest barrier of the empire, till they were disarmed and transplanted by the suspicious policy of the Greeks. After the revolt of Arabia and Persia, the house of Ommiyah was reduced to the kingdoms of Syria and Egypt: their distress and fear enforced their compliance with the pressing demands of the Christians; and the tribute was increased to a slave, a horse, and a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for each of the three hundred and sixty-five days of the solar year. But as soon as the empire was again united by the arms and policy of Abdalmalek, he disclaimed a badge of servitude not less injurious to his conscience than to his pride; he discontinued the payment of the tribute; and the resentment of the Greeks was disabled from action by the mad tyranny of the second Justinian, the just rebellion of his subjects, and the frequent change of his antagonists and successors. Till the reign of Abdalmalek, the Saracens had been content with the free possession of the Persian and Roman treasures, in the coins of Chosroes and Cæsar. By the command of that caliph, a national mint was established, both for silver and gold, and the inscription of the Dinar, though it might be censured by some timorous casuists, proclaimed the unity of the God of Mahomet. Under the reign of the caliph Walid, the Greek language and characters were excluded from the accounts of the public revenue. If this change was productive of the invention or familiar use of our present numerals, the Arabic or Indian ciphers, as they are commonly

    styled, a regulation of office has promoted the most important discoveries of arithmetic, algebra, and the mathematical sciences.

    Whilst the caliph Walid sat idle on the throne of Damascus, whilst his lieutenants achieved the conquest of Transoxiana and Spain, a third army of Saracens overspread the provinces of Asia Minor, and approached the borders of the Byzantine capital. But the attempt and disgrace of the second siege was reserved for his brother Soliman, whose ambition appears to have been quickened by a more active and martial spirit. In the revolutions of the Greek empire, after the tyrant Justinian had been punished and avenged, an humble secretary, Anastasius or Artemius, was promoted by chance or merit to the vacant purple. He was alarmed by the sound of war; and his ambassador returned from Damascus with the tremendous news, that the Saracens were preparing an armament by sea and land, such as would transcend the experience of the past, or the belief of the present age. The precautions of Anastasius were not unworthy of his station, or of the impending danger. He issued a peremptory mandate, that all persons who were not provided with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for a three years’ siege should evacuate the city: the public granaries and arsenals were abundantly replenished; the walls were restored and strengthened; and the engines for casting stones, or darts, or fire, were stationed along the ramparts, or in the brigantines of war, of which an additional number was hastily constructed. To prevent is safer, as well as more honorable, than to repel, an attack; and a design was meditated, above the usual spirit of the Greeks, of burning the naval stores of the enemy, the cypress timber that had been hewn in Mount Libanus, and was piled along the sea-shore of Phnicia, for the service of the Egyptian fleet. This generous enterprise was defeated by the cowardice or treachery of the troops, who, in the new language of the empire, were styled of the Obsequian Theme. They murdered their chief, deserted their standard in the Isle of Rhodes, dispersed themselves over the adjacent continent, and

    deserved pardon or reward by investing with the purple a simple officer of the revenue. The name of Theodosius might recommend him to the senate and people; but, after some months, he sunk into a cloister, and resigned, to the firmer hand of Leo the Isaurian, the urgent defence of the capital and empire. The most formidable of the Saracens, Moslemah, the brother of the caliph, was advancing at the head of one hundred and twenty thousand Arabs and Persians, the greater part mounted on horses or camels; and the successful sieges of Tyana, Amorium, and Pergamus, were of sufficient duration to exercise their skill and to elevate their hopes. At the well-known passage of Abydus, on the Hellespont, the Mahometan arms were transported, for the first time, * from Asia to Europe. From thence, wheeling round the Thracian cities of the Propontis, Moslemah invested Constantinople on the land side, surrounded his camp with a ditch and rampart, prepared and planted his engines of assault, and declared, by words and actions, a patient resolution of expecting the return of seed-time and harvest, should the obstinacy of the besieged prove equal to his own. The Greeks would gladly have ransomed their religion and empire, by a fine or assessment of a piece of gold on the head of each inhabitant of the city; but the liberal offer was rejected with disdain, and the presumption of Moslemah was exalted by the speedy approach and invincible force of the natives of Egypt and Syria. They are said to have amounted to eighteen hundred ships: the number betrays their inconsiderable size; and of the twenty stout and capacious vessels, whose magnitude impeded their progress, each was manned with no more than one hundred heavy-armed soldiers. This huge armada proceeded on a smooth sea, and with a gentle gale, towards the mouth of the Bosphorus; the surface of the strait was overshadowed, in the language of the Greeks, with a moving forest, and the same fatal night had been fixed by the Saracen chief for a general assault by sea and land. To allure the confidence of the enemy, the emperor had thrown aside the chain that usually guarded the entrance of the harbor; but while they hesitated whether they should seize the opportunity, or apprehend the snare, the ministers of destruction were at hand. The fire-ships of the Greeks were

    launched against them; the Arabs, their arms, and vessels, were involved in the same flames; the disorderly fugitives were dashed against each other or overwhelmed in the waves; and I no longer find a vestige of the fleet, that had threatened to extirpate the Roman name. A still more fatal and irreparable loss was that of the caliph Soliman, who died of an indigestion, in his camp near Kinnisrin or Chalcis in Syria, as he was preparing to lead against Constantinople the remaining forces of the East. The brother of Moslemah was succeeded by a kinsman and an enemy; and the throne of an active and able prince was degraded by the useless and pernicious virtues of a bigot. While he started and satisfied the scruples of a blind conscience, the siege was continued through the winter by the neglect, rather than by the resolution of the caliph Omar. The winter proved uncommonly rigorous: above a hundred days the ground was covered with deep snow, and the natives of the sultry climes of Egypt and Arabia lay torpid and almost lifeless in their frozen camp. They revived on the return of spring; a second effort had been made in their favor; and their distress was relieved by the arrival of two numerous fleets, laden with corn, and arms, and soldiers; the first from Alexandria, of four hundred transports and galleys; the second of three hundred and sixty vessels from the ports of Africa. But the Greek fires were again kindled; and if the destruction was less complete, it was owing to the experience which had taught the Moslems to remain at a safe distance, or to the perfidy of the Egyptian mariners, who deserted with their ships to the emperor of the Christians. The trade and navigation of the capital were restored; and the produce of the fisheries supplied the wants, and even the luxury, of the inhabitants. But the calamities of famine and disease were soon felt by the troops of Moslemah, and as the former was miserably assuaged, so the latter was dreadfully propagated, by the pernicious nutriment which hunger compelled them to extract from the most unclean or unnatural food. The spirit of conquest, and even of enthusiasm, was extinct: the Saracens could no longer struggle, beyond their lines, either single or in small parties, without exposing themselves to the merciless retaliation of the Thracian peasants. An army of Bulgarians was attracted from

    the Danube by the gifts and promises of Leo; and these savage auxiliaries made some atonement for the evils which they had inflicted on the empire, by the defeat and slaughter of twenty-two thousand Asiatics. A report was dexterously scattered, that the Franks, the unknown nations of the Latin world, were arming by sea and land in the defence of the Christian cause, and their formidable aid was expected with far different sensations in the camp and city. At length, after a siege of thirteen months, the hopeless Moslemah received from the caliph the welcome permission of retreat. * The march of the Arabian cavalry over the Hellespont and through the provinces of Asia, was executed without delay or molestation; but an army of their brethren had been cut in pieces on the side of Bithynia, and the remains of the fleet were so repeatedly damaged by tempest and fire, that only five galleys entered the port of Alexandria to relate the tale of their various and almost incredible disasters.

    In the two sieges, the deliverance of Constantinople may be chiefly ascribed to the novelty, the terrors, and the real efficacy of the Greek fire. The important secret of compounding and directing this artificial flame was imparted by Callinicus, a native of Heliopolis in Syria, who deserted from the service of the caliph to that of the emperor. The skill of a chemist and engineer was equivalent to the succor of fleets and armies; and this discovery or improvement of the military art was fortunately reserved for the distressful period, when the degenerate Romans of the East were incapable of contending with the warlike enthusiasm and youthful vigor of the Saracens. The historian who presumes to analyze this extraordinary composition should suspect his own ignorance and that of his Byzantine guides, so prone to the marvellous, so careless, and, in this instance, so jealous of the truth. From their obscure, and perhaps fallacious, hints it should seem that the principal ingredient of the Greek fire was the naphtha, or liquid bitumen, a light, tenacious, and inflammable oil, which springs from the earth, and catches fire as soon as it comes in contact with the air. The naphtha was

    mingled, I know not by what methods or in what proportions, with sulphur and with the pitch that is extracted from evergreen firs. From this mixture, which produced a thick smoke and a loud explosion, proceeded a fierce and obstinate flame, which not only rose in perpendicular ascent, but likewise burnt with equal vehemence in descent or lateral progress; instead of being extinguished, it was nourished and quickened by the element of water; and sand, urine, or vinegar, were the only remedies that could damp the fury of this powerful agent, which was justly denominated by the Greeks the liquid, or the maritime, fire. For the annoyance of the enemy, it was employed with equal effect, by sea and land, in battles or in sieges. It was either poured from the rampart in large boilers, or launched in red-hot balls of stone and iron, or darted in arrows and javelins, twisted round with flax and tow, which had deeply imbibed the inflammable oil; sometimes it was deposited in fire-ships, the victims and instruments of a more ample revenge, and was most commonly blown through long tubes of copper which were planted on the prow of a galley, and fancifully shaped into the mouths of savage monsters, that seemed to vomit a stream of liquid and consuming fire. This important art was preserved at Constantinople, as the palladium of the state: the galleys and artillery might occasionally be lent to the allies of Rome; but the composition of the Greek fire was concealed with the most jealous scruple, and the terror of the enemies was increased and prolonged by their ignorance and surprise. In the treaties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empire, the royal author suggests the answers and excuses that might best elude the indiscreet curiosity and importunate demands of the Barbarians. They should be told that the mystery of the Greek fire had been revealed by an angel to the first and greatest of the Constantines, with a sacred injunction, that this gift of Heaven, this peculiar blessing of the Romans, should never be communicated to any foreign nation; that the prince and the subject were alike bound to religious silence under the temporal and spiritual penalties of treason and sacrilege; and that the impious attempt would provoke the sudden and supernatural vengeance of the God of the Christians. By these

    precautions, the secret was confined, above four hundred years, to the Romans of the East; and at the end of the eleventh century, the Pisans, to whom every sea and every art were familiar, suffered the effects, without understanding the composition, of the Greek fire. It was at length either discovered or stolen by the Mahometans; and, in the holy wars of Syria and Egypt, they retorted an invention, contrived against themselves, on the heads of the Christians. A knight, who despised the swords and lances of the Saracens, relates, with heartfelt sincerity, his own fears, and those of his companions, at the sight and sound of the mischievous engine that discharged a torrent of the Greek fire, the feu Gregeois, as it is styled by the more early of the French writers. It came flying through the air, says Joinville, like a winged long-tailed dragon, about the thickness of a hogshead, with the report of thunder and the velocity of lightning; and the darkness of the night was dispelled by this deadly illumination. The use of the Greek, or, as it might now be called, of the Saracen fire, was continued to the middle of the fourteenth century, when the scientific or casual compound of nitre, sulphur, and charcoal, effected a new revolution in the art of war and the history of mankind.

    Chapter LII: More Conquests By The Arabs. —

    Part II.

    Constantinople and the Greek fire might exclude the Arabs from the eastern entrance of Europe; but in the West, on the side of the Pyrenees, the provinces of Gaul were threatened and invaded by the conquerors of Spain. The decline of the French monarchy invited the attack of these insatiate fanatics. The descendants of Clovis had lost the inheritance of his martial and ferocious spirit; and their misfortune or demerit has affixed the epithet of lazy to the last kings of the Merovingian race. They ascended the throne without power, and sunk into the grave without a name. A country palace, in the neighborhood of Compiegne was allotted for their

    residence or prison: but each year, in the month of March or May, they were conducted in a wagon drawn by oxen to the assembly of the Franks, to give audience to foreign ambassadors, and to ratify the acts of the mayor of the palace. That domestic officer was become the minister of the nation and the master of the prince. A public employment was converted into the patrimony of a private family: the elder Pepin left a king of mature years under the guardianship of his own widow and her child; and these feeble regents were forcibly dispossessed by the most active of his bastards. A government, half savage and half corrupt, was almost dissolved; and the tributary dukes, and provincial counts, and the territorial lords, were tempted to despise the weakness of the monarch, and to imitate the ambition of the mayor. Among these independent chiefs, one of the boldest and most successful was Eudes, duke of Aquitain, who in the southern provinces of Gaul usurped the authority, and even the title of king. The Goths, the Gascons, and the Franks, assembled under the standard of this Christian hero: he repelled the first invasion of the Saracens; and Zama, lieutenant of the caliph, lost his army and his life under the walls of Thoulouse. The ambition of his successors was stimulated by revenge; they repassed the Pyrenees with the means and the resolution of conquest. The advantageous situation which had recommended Narbonne as the first Roman colony, was again chosen by the Moslems: they claimed the province of Septimania or Languedoc as a just dependence of the Spanish monarchy: the vineyards of Gascony and the city of Bourdeaux were possessed by the sovereign of Damascus and Samarcand; and the south of France, from the mouth of the Garonne to that of the Rhone, assumed the manners and religion of Arabia.

    But these narrow limits were scorned by the spirit of Abdalraman, or Abderame, who had been restored by the caliph Hashem to the wishes of the soldiers and people of Spain. That veteran and daring commander adjudged to the obedience of the prophet whatever yet remained of France or of

    Europe; and prepared to execute the sentence, at the head of a formidable host, in the full confidence of surmounting all opposition either of nature or of man. His first care was to suppress a domestic rebel, who commanded the most important passes of the Pyrenees: Manuza, a Moorish chief, had accepted the alliance of the duke of Aquitain; and Eudes, from a motive of private or public interest, devoted his beauteous daughter to the embraces of the African misbeliever. But the strongest fortresses of Cerdagne were invested by a superior force; the rebel was overtaken and slain in the mountains; and his widow was sent a captive to Damascus, to gratify the desires, or more probably the vanity, of the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From the Pyrenees, Abderame proceeded without delay to the passage of the Rhone and the siege of Arles. An army of Christians attempted the relief of the city: the tombs of their leaders were yet visible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 and many thousands of their dead bodies were carried down the rapid stream into the Mediterranean Sea. The arms of Abderame were not less successful on the side of the ocean. He passed without opposition the Garonne and Dordogne, which unite their waters in the Gulf of Bourdeaux; but he found, beyond those rivers, the camp of the intrepid Eudes, who had formed a second army and sustained a second defeat, so fatal to the Christians, that, according to their sad confession, God alone could reckon the number of the slain. The victorious Saracen overran the provinces of Aquitain, whose Gallic names are disguised, rather than lost, in the modern appellations of Perigord, Saintonge, and Poitou: his standards were planted on the walls, or at least before the gates, of Tours and of Sens; and his detachments overspread the kingdom of Burgundy as far as the well-known cities of Lyons and Besancon. The memory of these devastations (for Abderame did not spare the country or the people) was long preserved by tradition; and the invasion of France by the Moors or Mahometans affords the groundwork of those fables, which have been so wildly disfigured in the romances of chivalry, and so elegantly adorned by the Italian muse. In the decline of society and art, the deserted cities could supply a slender booty to the

    Saracens; their richest spoil was found in the churches and monasteries, which they stripped of their ornaments and delivered to the flames: and the tutelar saints, both Hilary of Poitiers and Martin of Tours, forgot their miraculous powers in the defence of their own sepulchres. A victorious line of march had been prolonged above a thousand miles from the rock of Gibraltar to the banks of the Loire; the repetition of an equal space would have carried the Saracens to the confines of Poland and the Highlands of Scotland; the Rhine is not more impassable than the Nile or Euphrates, and the Arabian fleet might have sailed without a naval combat into the mouth of the Thames. Perhaps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Koran would now be taught in the schools of Oxford, and her pulpits might demonstrate to a circumcised people the sanctity and truth of the revelation of Mahomet.

    From such calamities was Christendom delivered by the genius and fortune of one man. Charles, the illegitimate son of the elder Pepin, was content with the titles of mayor or duke of the Franks; but he deserved to become the father of a line of kings. In a laborious administration of twenty-four years, he restored and supported the dignity of the throne, and the rebels of Germany and Gaul were successively crushed by the activity of a warrior, who, in the same campaign, could display his banner on the Elbe, the Rhone, and the shores of the ocean. In the public danger he was summoned by the voice of his country; and his rival, the duke of Aquitain, was reduced to appear among the fugitives and suppliants. “Alas!” exclaimed the Franks, “what a misfortune! what an indignity! We have long heard of the name and conquests of the Arabs: we were apprehensive of their attack from the East; they have now conquered Spain, and invade our country on the side of the West. Yet their numbers, and (since they have no buckler) their arms, are inferior to our own.” “If you follow my advice,” replied the prudent mayor of the palace, “you will not interrupt their march, nor precipitate your attack. They are like a torrent, which it is dangerous to stem in its career. The thirst of riches,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success, redouble their

    valor, and valor is of more avail than arms or numbers. Be patient till they have loaded themselves with the encumbrance of wealth. The possession of wealth will divide their councils and assure your victory.” This subtile policy is perhaps a refinement of the Arabian writers; and the situation of Charles will suggest a more narrow and selfish motive of procrastination — the secret desire of humbling the pride and wasting the provinces of the rebel duke of Aquitain. It is yet more probable, that the delays of Charles were inevitable and reluctant. A standing army was unknown under the first and second race; more than half the kingdom was now in the hands of the Saracens: according to their respective situation, the Franks of Neustria and Austrasia were to conscious or too careless of the impending danger; and the voluntary aids of the Gepidæ and Germans were separated by a long interval from the standard of the Christian general. No sooner had he collected his forces, than he sought and found the enemy in the centre of France, between Tours and Poitiers. His well-conducted march was covered with a range of hills, and Abderame appears to have been surprised by his unexpected presence. The nations of Asia, Africa, and Europe, advanced with equal ardor to an encounter which would change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the six first days of desultory combat, the horsemen and archers of the East maintained their advantage: but in the closer onset of the seventh day, the Orientals were oppressed by the strength and stature of the Germans, who, with stout hearts and iron hands, asserted the civil and religious freedom of their posterity. The epithet of Martel, the Hammer, which has been added to the name of Charles, is expressive of his weighty and irresistible strokes: the valor of Eudes was excited by resentment and emulation; and their companions, in the eye of history, are the true Peers and Paladins of French chivalry. After a bloody field, in which Abderame was slain, the Saracens, in the close of the evening, retired to their camp. In the disorder and despair of the night, the various tribes of Yemen and Damascus, of Africa and Spain, were provoked to turn their arms against each other: the remains of their host were suddenly dissolved, and each emir consulted his safety by a hasty and separate retreat. At

    the dawn of the day, the stillness of a hostile camp was suspected by the victorious Christians: on the report of their spies, they ventured to explore the riches of the vacant tents; but if we except some celebrated relics, a small portion of the spoil was restored to the innocent and lawful owners. The joyful tidings were soon diffused over the Catholic world, and the monks of Italy could affirm and believe that three hundred and fifty, or three hundred and seventy-five, thousand of the Mahometans had been crushed by the hammer of Charles, while no more than fifteen hundred Christians were slain in the field of Tours. But this incredible tale is sufficiently disproved by the caution of the French general, who apprehended the snares and accidents of a pursuit, and dismissed his German allies to their native forests. The inactivity of a conqueror betrays the loss of strength and blood, and the most cruel execution is inflicted, not in the ranks of battle, but on the backs of a flying enemy. Yet the victory of the Franks was complete and final; Aquitain was recovered by the arms of Eudes; the Arabs never resumed the conquest of Gaul, and they were soon driven beyond the Pyrenees by Charles Martel and his valiant race. It might have been expected that the savior of Christendom would have been canonized, or at least applauded, by the gratitude of the clergy, who are indebted to his sword for their present existence. But in the public distress, the mayor of the palace had been compelled to apply the riches, or at least the revenues, of the bishops and abbots, to the relief of the state and the reward of the soldiers. His merits were forgotten, his sacrilege alone was remembered, and, in an epistle to a Carlovingian prince, a Gallic synod presumes to declare that his ancestor was damned; that on the opening of his tomb, the spectators were affrighted by a smell of fire and the aspect of a horrid dragon; and that a saint of the times was indulged with a pleasant vision of the soul and body of Charles Martel, burning, to all eternity, in the abyss of hell.

    The loss of an army, or a province, in the Western world, was less painful to the court of Damascus, than the rise and

    progress of a domestic competitor. Except among the Syrians, the caliphs of the house of Ommiyah had never been the objects of the public favor. The life of Mahomet recorded their perseverance in idolatry and rebellion: their conversion had been reluctant, their elevation irregular and factious, and their throne was cemented with the most holy and noble blood of Arabia. The best of their race, the pious Omar, was dissatisfied with his own title: their personal virtues were insufficient to justify a departure from the order of succession; and the eyes and wishes of the faithful were turned towards the line of Hashem, and the kindred of the apostle of God. Of these the Fatimites were either rash or pusillanimous; but the descendants of Abbas cherished, with courage and discretion, the hopes of their rising fortunes. From an obscure residence in Syria, they secretly despatched their agents and missionaries, who preached in the Eastern provinces their hereditary indefeasible right; and Mohammed, the son of Ali, the son of Abdallah, the son of Abbas, the uncle of the prophet, gave audience to the deputies of Chorasan, and accepted their free gift of four hundred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After the death of Mohammed, the oath of allegiance was administered in the name of his son Ibrahim to a numerous band of votaries, who expected only a signal and a leader; and the governor of Chorasan continued to deplore his fruitless admonitions and the deadly slumber of the caliphs of Damascus, till he himself, with all his adherents, was driven from the city and palace of Meru, by the rebellious arms of Abu Moslem. That maker of kings, the author, as he is named, of the call of the Abbassides, was at length rewarded for his presumption of merit with the usual gratitude of courts. A mean, perhaps a foreign, extraction could not repress the aspiring energy of Abu Moslem. Jealous of his wives, liberal of his wealth, prodigal of his own blood and of that of others, he could boast with pleasure, and possibly with truth, that he had destroyed six hundred thousand of his enemies; and such was the intrepid gravity of his mind and countenance, that he was never seen to smile except on a day of battle. In the visible separation of parties, the green was consecrated to the Fatimites; the Ommiades were distinguished by the white; and

    the black, as the most adverse, was naturally adopted by the Abbassides. Their turbans and garments were stained with that gloomy color: two black standards, on pike staves nine cubits long, were borne aloft in the van of Abu Moslem; and their allegorical names of the night and the shadow obscurely represented the indissoluble union and perpetual succession of the line of Hashem. From the Indus to the Euphrates, the East was convulsed by the quarrel of the white and the black factions: the Abbassides were most frequently victorious; but their public success was clouded by the personal misfortune of their chief. The court of Damascus, awakening from a long slumber, resolved to prevent the pilgrimage of Mecca, which Ibrahim had undertaken with a splendid retinue, to recommend himself at once to the favor of the prophet and of the people. A detachment of cavalry intercepted his march and arrested his person; and the unhappy Ibrahim, snatched away from the promise of untasted royalty, expired in iron fetters in the dungeons of Haran. His two younger brothers, Saffah * and Almansor, eluded the search of the tyrant, and lay concealed at Cufa, till the zeal of the people and the approach of his Eastern friends allowed them to expose their persons to the impatient public. On Friday, in the dress of a caliph, in the colors of the sect, Saffah proceeded with religious and military pomp to the mosch: ascending the pulpit, he prayed and preached as the lawful successor of Mahomet; and after his departure, his kinsmen bound a willing people by an oath of fidelity. But it was on the banks of the Zab, and not in the mosch of Cufa, that this important controversy was determined. Every advantage appeared to be on the side of the white faction: the authority of established government; an army of a hundred and twenty thousand soldiers, against a sixth part of that number; and the presence and merit of the caliph Mervan, the fourteenth and last of the house of Ommiyah. Before his accession to the throne, he had deserved, by his Georgian warfare, the honorable epithet of the ass of Mesopotamia; and he might have been ranked amongst the greatest princes, had not, says Abulfeda, the eternal order decreed that moment for the ruin of his family; a decree against which all human fortitude and prudence must struggle

    in vain. The orders of Mervan were mistaken, or disobeyed: the return of his horse, from which he had dismounted on a necessary occasion, impressed the belief of his death; and the enthusiasm of the black squadrons was ably conducted by Abdallah, the uncle of his competitor. After an irretrievable defeat, the caliph escaped to Mosul; but the colors of the Abbassides were displayed from the rampart; he suddenly repassed the Tigris, cast a melancholy look on his palace of Haran, crossed the Euphrates, abandoned the fortifications of Damascus, and, without halting in Palestine, pitched his last and fatal camp at Busir, on the banks of the Nile. His speed was urged by the incessant diligence of Abdallah, who in every step of the pursuit acquired strength and reputation: the remains of the white faction were finally vanquished in Egypt; and the lance, which terminated the life and anxiety of Mervan, was not less welcome perhaps to the unfortunate than to the victorious chief. The merciless inquisition of the conqueror eradicated the most distant branches of the hostile race: their bones were scattered, their memory was accursed, and the martyrdom of Hossein was abundantly revenged on the posterity of his tyrants. Fourscore of the Ommiades, who had yielded to the faith or clemency of their foes, were invited to a banquet at Damascus. The laws of hospitality were violated by a promiscuous massacre: the board was spread over their fallen bodies; and the festivity of the guests was enlivened by the music of their dying groans. By the event of the civil war, the dynasty of the Abbassides was firmly established; but the Christians only could triumph in the mutual hatred and common loss of the disciples of Mahomet.

    Yet the thousands who were swept away by the sword of war might have been speedily retrieved in the succeeding generation, if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revolution had not tended to dissolve the power and unity of the empire of the Saracens. In the proscription of the Ommiades, a royal youth of the name of Abdalrahman alone escaped the rage of his enemies, who hunted the wandering exile from the banks of the Euphrates to the valleys of Mount Atlas. His presence in

    the neighborhood of Spain revived the zeal of the white faction. The name and cause of the Abbassides had been first vindicated by the Persians: the West had been pure from civil arms; and the servants of the abdicated family still held, by a precarious tenure, the inheritance of their lands and the offices of government. Strongly prompted by gratitude, indignation, and fear, they invited the grandson of the caliph Hashem to ascend the throne of his ancestors; and, in his desperate condition, the extremes of rashness and prudence were almost the same. The acclamations of the people saluted his landing on the coast of Andalusia: and, after a successful struggle, Abdalrahman established the throne of Cordova, and was the father of the Ommiades of Spain, who reigned above two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from the Atlantic to the Pyrenees. He slew in battle a lieutenant of the Abbassides, who had invaded his dominions with a fleet and army: the head of Ala, in salt and camphire, was suspended by a daring messenger before the palace of Mecca; and the caliph Almansor rejoiced in his safety, that he was removed by seas and lands from such a formidable adversary. Their mutual designs or declarations of offensive war evaporated without effect; but instead of opening a door to the conquest of Europe, Spain was dissevered from the trunk of the monarchy, engaged in perpetual hostility with the East, and inclined to peace and friendship with the Christian sovereigns of Constantinople and France. The example of the Ommiades was imitated by the real or fictitious progeny of Ali, the Edrissites of Mauritania, and the more powerful Fatimites of Africa and Egypt. In the tenth century, the chair of Mahomet was disputed by three caliphs or commanders of the faithful, who reigned at Bagdad, Cairoan, and Cordova, excommunicating each other, and agreed only in a principle of discord, that a sectary is more odious and criminal than an unbeliever.

    Mecca was the patrimony of the line of Hashem, yet the Abbassides were never tempted to reside either in the birthplace or the city of the prophet. Damascus was disgraced by the choice, and polluted with the blood, of the Ommiades;

    and, after some hesitation, Almansor, the brother and successor of Saffah, laid the foundations of Bagdad, the Imperial seat of his posterity during a reign of five hundred years. The chosen spot is on the eastern bank of the Tigris, about fifteen miles above the ruins of Modain: the double wall was of a circular form; and such was the rapid increase of a capital, now dwindled to a provincial town, that the funeral of a popular saint might be attended by eight hundred thousand men and sixty thousand women of Bagdad and the adjacent villages. In this city of peace, amidst the riches of the East, the Abbassides soon disdained the abstinence and frugality of the first caliphs, and aspired to emulate the magnificence of the Persian kings. After his wars and buildings, Almansor left behind him in gold and silver about thirty millions sterling: and this treasure was exhausted in a few years by the vices or virtues of his children. His son Mahadi, in a single pilgrimage to Mecca, expended six millions of dinars of gold. A pious and charitable motive may sanctify the foundation of cisterns and caravanseras, which he distributed along a measured road of seven hundred miles; but his train of camels, laden with snow, could serve only to astonish the natives of Arabia, and to refresh the fruits and liquors of the royal banquet. The courtiers would surely praise the liberality of his grandson Almamon, who gave away four fifths of the income of a province, a sum of two millions four hundred thousand gold dinars, before he drew his foot from the stirrup. At the nuptials of the same prince, a thousand pearls of the largest size were showered on the head of the bride, and a lottery of lands and houses displayed the capricious bounty of fortune. The glories of the court were brightened, rather than impaired, in the decline of the empire, and a Greek ambassador might admire, or pity, the magnificence of the feeble Moctader. “The caliph’s whole army,” says the historian Abulfeda, “both horse and foot, was under arms, which together made a body of one hundred and sixty thousand men. His state officers, the favorite slaves, stood near him in splendid apparel, their belts glittering with gold and gems. Near them were seven thousand eunuchs, four thousand of them white, the remainder black. The porters or door-keepers were in number seven hundred.

    Barges and boats, with the most superb decorations, were seen swimming upon the Tigris. Nor was the palace itself less splendid, in which were hung up thirty-eight thousand pieces of tapestry, twelve thousand five hundred of which were of silk embroidered with gold. The carpets on the floor were twenty-two thousand. A hundred lions were brought out, with a keeper to each lion. Among the other spectacles of rare and stupendous luxury was a tree of gold and silver spreading into eighteen large branches, on which, and on the lesser boughs, sat a variety of birds made of the same precious metals, as well as the leaves of the tree. While the machinery affected spontaneous motions, the several birds warbled their natural harmony. Through this scene of magnificence, the Greek ambassador was led by the vizier to the foot of the caliph’s throne.” In the West, the Ommiades of Spain supported, with equal pomp, the title of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Three miles from Cordova, in honor of his favorite sultana, the third and greatest of the Abdalrahmans constructed the city, palace, and gardens of Zehra. Twenty-five years, and above three millions sterling, were employed by the founder: his liberal taste invited the artists of Constantinople, the most skilful sculptors and architects of the age; and the buildings were sustained or adorned by twelve hundred columns of Spanish and African, of Greek and Italian marble. The hall of audience was incrusted with gold and pearls, and a great basin in the centre was surrounded with the curious and costly figures of birds and quadrupeds. In a lofty pavilion of the gardens, one of these basins and fountains, so delightful in a sultry climate, was replenished not with water, but with the purest quicksilver. The seraglio of Abdalrahman, his wives, concubines, and black eunuchs, amounted to six thousand three hundred persons: and he was attended to the field by a guard of twelve thousand horse, whose belts and cimeters were studded with gold.

    Chapter LII: More Conquests By The Arabs. —

    Part III.

    In a private condition, our desires are perpetually repressed by poverty and subordination; but the lives and labors of millions are devoted to the service of a despotic prince, whose laws are blindly obeyed, and whose wishes are instantly gratified. Our imagination is dazzled by the splendid picture; and whatever may be the cool dictates of reason, there are few among us who would obstinately refuse a trial of the comforts and the cares of royalty. It may therefore be of some use to borrow the experience of the same Abdalrahman, whose magnificence has perhaps excited our admiration and envy, and to transcribe an authentic memorial which was found in the closet of the deceased caliph. “I have now reigned above fifty years in victory or peace; beloved by my subjects, dreaded by my enemies, and respected by my allies. Riches and honors, power and pleasure, have waited on my call, nor does any earthly blessing appear to have been wanting to my felicity. In this situation, I have diligently numbered the days of pure and genuine happiness which have fallen to my lot: they amount to Fourteen: — O man! place not thy confidence in this present world!” The luxury of the caliphs, so useless to their private happiness, relaxed the nerves, and terminated the progress, of the Arabian empire. Temporal and spiritual conquest had been the sole occupation of the first successors of Mahomet; and after supplying themselves with the necessaries of life, the whole revenue was scrupulously devoted to that salutary work. The Abbassides were impoverished by the multitude of their wants, and their contempt of conomy. Instead of pursuing the great object of ambition, their leisure, their affections, the powers of their mind, were diverted by pomp and pleasure: the rewards of valor were embezzled by women and eunuchs, and the royal camp was encumbered by the luxury of the palace. A similar temper was diffused among the subjects of the caliph. Their stern enthusiasm was softened by time and prosperity. they sought riches in the occupations of industry, fame in the pursuits of literature, and happiness in the tranquillity of domestic life. War was no longer the passion of the Saracens; and the increase of pay, the repetition of donatives, were insufficient to allure the posterity of those

    voluntary champions who had crowded to the standard of Abubeker and Omar for the hopes of spoil and of paradise.

    Under the reign of the Ommiades, the studies of the Moslems were confined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Koran, and the eloquence and poetry of their native tongue. A people continually exposed to the dangers of the field must esteem the healing powers of medicine, or rather of surgery; but the starving physicians of Arabia murmured a complaint that exercise and temperance deprived them of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ir practice. After their civil and domestic wars, the subjects of the Abbassides, awakening from this mental lethargy, found leisure and felt curiosity for the acquisition of profane science. This spirit was first encouraged by the caliph Almansor, who, besides his knowledge of the Mahometan law, had applied himself with success to the study of astronomy. But when the sceptre devolved to Almamon, the seventh of the Abbassides, he completed the designs of his grandfather, and invited the muses from their ancient seats. His ambassadors at Constantinople, his agents in Armenia, Syria, and Egypt, collected the volumes of Grecian science at his command they were translated by the most skilful interpreters into the Arabic language: his subjects were exhorted assiduously to peruse these instructive writings; and the successor of Mahomet assisted with pleasure and modesty at the assemblies and disputations of the learned. “He was not ignorant,” says Abulpharagius, “that they are the elect of God, his best and most useful servants, whose lives are devoted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ir rational faculties. The mean ambition of the Chinese or the Turks may glory in the industry of their hands or the indulgence of their brutal appetites. Yet these dexterous artists must view, with hopeless emulation, the hexagons and pyramids of the cells of a beehive: these fortitudinous heroes are awed by the superior fierceness of the lions and tigers; and in their amorous enjoyments they are much inferior to the vigor of the grossest and most sordid quadrupeds. The teachers of wisdom are the true luminaries and legislators of a world, which, without their aid, would

    again sink in ignorance and barbarism.” The zeal and curiosity of Almamon were imitated by succeeding princes of the line of Abbas: their rivals, the Fatimites of Africa and the Ommiades of Spain, were the patrons of the learned, as well as the commanders of the faithful; the same royal prerogative was claimed by their independent emirs of the provinces; and their emulation diffused the taste and the rewards of science from Samarcand and Bochara to Fez and Cordova. The vizier of a sultan consecrated a sum of two hundred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to the foundation of a college at Bagdad, which he endowed with an annual revenue of fifteen thousand dinars. The fruits of instruction were communicated, perhaps at different times, to six thousand disciples of every degree, from the son of the noble to that of the mechanic: a sufficient allowance was provided for the indigent scholars; and the merit or industry of the professors was repaid with adequate stipends. In every city the productions of Arabic literature were copied and collected by the curiosity of the studious and the vanity of the rich. A private doctor refused the invitation of the sultan of Bochara, because the carriage of his books would have required four hundred camels. The royal library of the Fatimites consisted of one hundred thousand manuscripts, elegantly transcribed and splendidly bound, which were lent, without jealousy or avarice, to the students of Cairo. Yet this collection must appear moderate, if we can believe that the Ommiades of Spain had formed a library of six hundred thousand volumes, forty-four of which were employed in the mere catalogue. Their capital, Cordova, with the adjacent towns of Malaga, Almeria, and Murcia, had given birth to more than three hundred writers, and above seventy public libraries were opened in the cities of the Andalusian kingdom. The age of Arabian learning continued about five hundred years, till the great eruption of the Moguls, and was coeval with the darkest and most slothful period of European annals; but since the sun of science has arisen in the West, it should seem that the Oriental studies have languished and declined.

    In the libraries of the Arabians, as in those of Europe, the far greater part of the innumerable volumes were possessed only of local value or imaginary merit. The shelves were crowded with orators and poets, whose style was adapted to the taste and manners of their countrymen; with general and partial histories, which each revolving generation supplied with a new harvest of persons and events; with codes and commentaries of jurisprudence, which derived their authority from the law of the prophet; with the interpreters of the Koran, and orthodox tradition; and with the whole theological tribe, polemics, mystics, scholastics, and moralists, the first or the last of writers,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estimates of sceptics or believers. The works of speculation or science may be reduced to the four classes of philosophy, mathematics, astronomy, and physic. The sages of Greece were translated and illustrated in the Arabic language, and some treatises, now lost in the original, have been recovered in the versions of the East, which possessed and studied the writings of Aristotle and Plato, of Euclid and Apollonius, of Ptolemy, Hippocrates, and Galen. Among the ideal systems which have varied with the fashion of the times, the Arabians adopted the philosophy of the Stagirite, alike intelligible or alike obscure for the readers of every age. Plato wrote for the Athenians, and his allegorical genius is too closely blended with the language and religion of Greece. After the fall of that religion, the Peripatetics, emerging from their obscurity, prevailed in the controversies of the Oriental sects, and their founder was long afterwards restored by the Mahometans of Spain to the Latin schools. The physics, both of the Academy and the Lycæum, as they are built, not on observation, but on argument, have retarded the progress of real knowledge. The metaphysics of infinite, or finite, spirit, have too often been enlisted in the service of superstition. But the human faculties are fortified by the art and practice of dialectics; the ten predicaments of Aristotle collect and methodize our ideas, and his syllogism is the keenest weapon of dispute. It was dexterously wielded in the schools of the Saracens, but as it is more effectual for the detection of error than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truth,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new generations of masters and disciples

    should still revolve in the same circle of logical argument. The mathematics are distinguished by a peculiar privilege, that, in the course of ages, they may always advance, and can never recede. But the ancient geometry, if I am not misinformed, was resumed in the same state by the Italian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and whatever may be the origin of the name, the science of algebra is ascribed to the Grecian Diophantus by the modest testimony of the Arabs themselves. They cultivated with more success the sublime science of astronomy, which elevates the mind of man to disdain his diminutive planet and momentary existence. The costly instruments of observation were supplied by the caliph Almamon, and the land of the Chaldæans still afforded the same spacious level, the same unclouded horizon. In the plains of Sinaar, and a second time in those of Cufa, his mathematicians accurately measured a degree of the great circle of the earth, and determined at twenty-four thousand miles the entire circumference of our globe. From the reign of the Abbassides to that of the grandchildren of Tamerlane, the stars, without the aid of glasses, were diligently observed; and the astronomical tables of Bagdad, Spain, and Samarcand, correct some minute errors, without daring to renounce the hypothesis of Ptolemy, without advancing a step towards the discovery of the solar system. In the Eastern courts, the truths of science could be recommended only by ignorance and folly, and the astronomer would have been disregarded, had he not debased his wisdom or honesty by the vain predictions of astrology. But in the science of medicine, the Arabians have been deservedly applauded. The names of Mesua and Geber, of Razis and Avicenna, are ranked with the Grecian masters; in the city of Bagdad, eight hundred and sixty physicians were licensed to exercise their lucrative profession: in Spain, the life of the Catholic princes was intrusted to the skill of the Saracens, and the school of Salerno, their legitimate offspring, revived in Italy and Europe the precepts of the healing art. The success of each professor must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personal and accidental causes; but we may form a less fanciful estimate of their general knowledge of anatomy, botany, and chemistry, the threefold basis of their theory and practice. A superstitious

    reverence for the dead confined both the Greeks and the Arabians to the dissection of apes and quadrupeds; the more solid and visible parts were known in the time of Galen, and the finer scrutiny of the human frame was reserved for the microscope and the injections of modern artists. Botany is an active science, and the discoveries of the torrid zone might enrich the herbal of Dioscorides with two thousand plants. Some traditionary knowledge might be secreted in the temples and monasteries of Egypt; much useful experience had been acquired in the practice of arts and manufactures; but the science of chemistry owes its origin and improvement to the industry of the Saracens. They first invented and named the alembic for the purposes of distillation, analyzed the substances of the three kingdoms of nature, tried the distinction and affinities of alcalis and acids, and converted the poisonous minerals into soft and salutary medicines. But the most eager search of Arabian chemistry was the transmutation of metals, and the elixir of immortal health: the reason and the fortunes of thousands were evaporated in the crucibles of alchemy, and the consummation of the great work was promoted by the worthy aid of mystery, fable, and superstition.

    But the Moslems deprived themselves of the principal benefits of a familiar intercourse with Greece and Rome, the knowledge of antiquity, the purity of taste, and the freedom of thought. Confident in the riches of their native tongue, the Arabians disdained the study of any foreign idiom. The Greek interpreters were chosen among their Christian subjects; they formed their translations, sometimes on the original text, more frequently perhaps on a Syriac version; and in the crowd of astronomers and physicians, there is no example of a poet, an orator, or even an historian, being taught to speak the language of the Saracens. The mythology of Homer would have provoked the abhorrence of those stern fanatics: they possessed in lazy ignorance the colonies of the Macedonians, and the provinces of Carthage and Rome: the heroes of Plutarch and Livy were buried in oblivion; and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before Mahomet was reduced to a short legend of the patriarchs, the prophets, and the Persian kings. Our education in the Greek and Latin schools may have fixed in our minds a standard of exclusive taste; and I am not forward to condemn the literature and judgment of nations, of whose language I am ignorant. Yet I know that the classics have much to teach, and I believe that the Orientals have much to learn; the temperate dignity of style, the graceful proportions of art, the forms of visible and intellectual beauty, the just delineation of character and passion, the rhetoric of narrative and argument, the regular fabric of epic and dramatic poetry. The influence of truth and reason is of a less ambiguous complexion. The philosophers of Athens and Rome enjoyed the blessings, and asserted the rights, of civil and religious freedom. Their moral and political writings might have gradually unlocked the fetters of Eastern despotism, diffused a liberal spirit of inquiry and toleration, and encouraged the Arabian sages to suspect that their caliph was a tyrant, and their prophet an impostor. The instinct of superstition was alarmed by the introduction even of the abstract sciences; and the more rigid doctors of the law condemned the rash and pernicious curiosity of Almamon. To the thirst of martyrdom, the vision of paradise, and the belief of predestination, we must ascribe the invincible enthusiasm of the prince and people. And the sword of the Saracens became less formidable when their youth was drawn away from the camp to the college, when the armies of the faithful presumed to read and to reflect. Yet the foolish vanity of the Greeks was jealous of their studies, and reluctantly imparted the sacred fire to the Barbarians of the East.

    In the bloody conflict of the Ommiades and Abbassides, the Greeks had stolen the opportunity of avenging their wrongs and enlarging their limits. But a severe retribution was exacted by Mohadi, the third caliph of the new dynasty, who seized, in his turn, the favorable opportunity, while a woman and a child, Irene and Constantine, were seated on the Byzantine throne. An army of ninety-five thousand Persians

    and Arabs was sent from the Tigris to the Thracian Bosphorus, under the command of Harun, or Aaron, the second son of the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His encampment on the opposite heights of Chrysopolis, or Scutari, informed Irene, in her palace of Constantinople, of the loss of her troops and provinces. With the consent or connivance of their sovereign, her ministers subscribed an ignominious peace; and the exchange of some royal gifts could not disguise the annual tribute of seventy thousand dinars of gold, which was imposed on the Roman empire. The Saracens had too rashly advanced into the midst of a distant and hostile land: their retreat was solicited by the promise of faithful guides and plentiful markets; and not a Greek had courage to whisper, that their weary forces might be surrounded and destroyed in their necessary passage between a slippery mountain and the River Sangarius. Five years after this expedition, Harun ascended the throne of his father and his elder brother; the most powerful and vigorous monarch of his race, illustrious in the West, as the ally of Charlemagne, and familiar to the most childish readers, as the perpetual hero of the Arabian tales. His title to the name of Al Rashid (the Just) is sullied by the extirpation of the generous, perhaps the innocent, Barmecides; yet he could listen to the complaint of a poor widow who had been pillaged by his troops, and who dared, in a passage of the Koran, to threaten the inattentive despot with the judgment of God and posterity. His court was adorned with luxury and science; but, in a reign of three-and-twenty years, Harun repeatedly visited his provinces from Chorasan to Egypt; nine times he performed the pilgrimage of Mecca; eight times he invaded the territories of the Romans; and as often as they declined the payment of the tribute, they were taught to feel that a month of depredation was more costly than a year of submission. But when the unnatural mother of Constantine was deposed and banished, her successor, Nicephorus, resolved to obliterate this badge of servitude and disgrace. The epistle of the emperor to the caliph was pointed with an allusion to the game of chess, which had already spread from Persia to Greece. “The queen (he spoke of Irene) considered you as a rook, and herself as a pawn. That

    pusillanimous female submitted to pay a tribute, the double of which she ought to have exacted from the Barbarians. Restore therefore the fruits of your injustice, or abide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sword.” At these words the ambassadors cast a bundle of swords before the foot of the throne. The caliph smiled at the menace, and drawing his cimeter, samsamah, a weapon of historic or fabulous renown, he cut asunder the feeble arms of the Greeks, without turning the edge, or endangering the temper, of his blade. He then dictated an epistle of tremendous brevity: “In the name of the most merciful God, Harun al Rashid,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to Nicephorus, the Roman dog. I have read thy letter, O thou son of an unbelieving mother. Thou shalt not hear, thou shalt behold, my reply.” It was written in characters of blood and fire on the plains of Phrygia; and the warlike celerity of the Arabs could only be checked by the arts of deceit and the show of repentance. The triumphant caliph retired, after the fatigues of the campaign, to his favorite palace of Racca on the Euphrates: but the distance of five hundred miles, and the inclemency of the season, encouraged his adversary to violate the peace. Nicephorus was astonished by the bold and rapid march of the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who repassed, in the depth of winter, the snows of Mount Taurus: his stratagems of policy and war were exhausted; and the perfidious Greek escaped with three wounds from a field of battle overspread with forty thousand of his subjects. Yet the emperor was ashamed of submission, and the caliph was resolved on victory. One hundred and thirty-five thousand regular soldiers received pay, and were inscribed in the military roll; and above three hundred thousand persons of every denomination marched under the black standard of the Abbassides. They swept the surface of Asia Minor far beyond Tyana and Ancyra, and invested the Pontic Heraclea, once a flourishing state, now a paltry town; at that time capable of sustaining, in her antique walls, a month’s siege against the forces of the East. The ruin was complete, the spoil was ample; but if Harun had been conversant with Grecian story, he would have regretted the statue of Hercules, whose attributes, the club, the bow, the quiver, and the lion’s hide, were sculptured in massy gold.

    The progress of desolation by sea and land, from the Euxine to the Isle of Cyprus, compelled the emperor Nicephorus to retract his haughty defiance. In the new treaty, the ruins of Heraclea were left forever as a lesson and a trophy; and the coin of the tribute was marked with the image and superscription of Harun and his three sons. Yet this plurality of lords might contribute to remove the dishonor of the Roman name. After the death of their father, the heirs of the caliph were involved in civil discord, and the conqueror, the liberal Almamon, was sufficiently engaged in the restoration of domestic peace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science.

    Chapter LII: More Conquests By The Arabs. —

    Part IV.

    Under the reign of Almamon at Bagdad, of Michael the Stammerer at Constantinople, the islands of Crete and Sicily were subdued by the Arabs. The former of these conquests is disdained by their own writers, who were ignorant of the fame of Jupiter and Minos, but it has not been overlooked by the Byzantine historians, who now begin to cast a clearer light on the affairs of their own times. A band of Andalusian volunteers, discontented with the climate or government of Spain, explored the adventures of the sea; but as they sailed in no more than ten or twenty galleys, their warfare must be branded with the name of piracy. As the subjects and sectaries of the whiteparty, they might lawfully invade the dominions of the black caliphs. A rebellious faction introduced them into Alexandria; they cut in pieces both friends and foes, pillaged the churches and the moschs, sold above six thousand Christian captives, and maintained their station in the capital of Egypt, till they were oppressed by the forces and the presence of Almamon himself. From the mouth of the Nile to the Hellespont, the islands and sea-coasts both of the Greeks and Moslems were exposed to their depredations; they saw, they envied, they tasted the fertility of Crete, and soon returned with forty galleys to a more serious attack. The

    Andalusians wandered over the land fearless and unmolested; but when they descended with their plunder to the sea-shore, their vessels were in flames, and their chief, Abu Caab, confessed himself the author of the mischief. Their clamors accused his madness or treachery. “Of what do you complain?” replied the crafty emir. “I have brought you to a land flowing with milk and honey. Here is your true country; repose from your toils, and forget the barren place of your nativity.” “And our wives and children?” “Your beauteous captives will supply the place of your wives, and in their embraces you will soon become the fathers of a new progeny.” The first habitation was their camp, with a ditch and rampart, in the Bay of Suda; but an apostate monk led them to a more desirable position in the eastern parts; and the name of Candax, their fortress and colony, has been extended to the whole island, under the corrupt and modern appellation of Candia. The hundred cities of the age of Minos were diminished to thirty; and of these, only one, most probably Cydonia, had courage to retain the substance of freedom and the profession of Christianity. The Saracens of Crete soon repaired the loss of their navy; and the timbers of Mount Ida were launched into the main. During a hostile period of one hundred and thirty-eight years, the princes of Constantinople attacked these licentious corsairs with fruitless curses and ineffectual arms.

    The loss of Sicily was occasioned by an act of superstitious rigor. An amorous youth, who had stolen a nun from her cloister, was sentenced by the emperor to the amputation of his tongue. Euphemius appealed to the reason and policy of the Saracens of Africa; and soon returned with the Imperial purple, a fleet of one hundred ships, and an army of seven hundred horse and ten thousand foot. They landed at Mazara near the ruins of the ancient Selinus; but after some partial victories, Syracuse was delivered by the Greeks, the apostate was slain before her walls, and his African friends were reduced to the necessity of feeding on the flesh of their own horses. In their turn they were relieved by a powerful

    reënforcement of their brethren of Andalusia; the largest and western part of the island was gradually reduced, and the commodious harbor of Palermo was chosen for the seat of the naval and military power of the Saracens. Syracuse preserved about fifty years the faith which she had sworn to Christ and to Cæsar. In the last and fatal siege, her citizens displayed some remnant of the spirit which had formerly resisted the powers of Athens and Carthage. They stood above twenty days against the battering-rams and catapult, the mines and tortoises of the besiegers; and the place might have been relieved, if the mariners of the Imperial fleet had not been detained at Constantinople in building a church to the Virgin Mary. The deacon Theodosius, with the bishop and clergy, was dragged in chains from the altar to Palermo, cast into a subterraneous dungeon, and exposed to the hourly peril of death or apostasy. His pathetic, and not inelegant, complaint may be read as the epitaph of his country. From the Roman conquest to this final calamity, Syracuse, now dwindled to the primitive Isle of Ortygea, had insensibly declined. Yet the relics were still precious; the plate of the cathedral weighed five thousand pounds of silver; the entire spoil was computed at one million of pieces of gold, (about four hundred thousand pounds sterling,) and the captives must outnumber the seventeen thousand Christians, who were transported from the sack of Tauromenium into African servitude. In Sicily, the religion and language of the Greeks were eradicated; and such was the docility of the rising generation, that fifteen thousand boys were circumcised and clothed on the same day with the son of the Fatimite caliph. The Arabian squadrons issued from the harbors of Palermo, Biserta, and Tunis; a hundred and fifty towns of Calabria and Campania were attacked and pillaged; nor could the suburbs of Rome be defended by the name of the Cæsars and apostles. Had the Mahometans been united, Italy must have fallen an easy and glorious accession to the empire of the prophet. But the caliphs of Bagdad had lost their authority in the West; the Aglabites and Fatimites usurped the provinces of Africa, their emirs of Sicily aspired to independence; and the design of conquest and dominion was degraded to a repetition of predatory inroads.

    In the sufferings of prostrate Italy, the name of Rome awakens a solemn and mournful recollection. A fleet of Saracens from the African coast presumed to enter the mouth of the Tyber, and to approach a city which even yet, in her fallen state, was revered as the metropolis of the Christian world. The gates and ramparts were guarded by a trembling people; but the tombs and temples of St. Peter and St. Paul were left exposed in the suburbs of the Vatican and of the Ostian way. Their invisible sanctity had protected them against the Goths, the Vandals, and the Lombards; but the Arabs disdained both the gospel and the legend; and their rapacious spirit was approved and animated by the precepts of the Koran. The Christian idols were stripped of their costly offerings; a silver altar was torn away from the shrine of St. Peter; and if the bodies or the buildings were left entire, their deliverance must be imputed to the haste, rather than the scruples, of the Saracens. In their course along the Appian way, they pillaged Fundi and besieged Gayeta; but they had turned aside from the walls of Rome, and by their divisions, the Capitol was saved from the yoke of the prophet of Mecca. The same danger still impended on the heads of the Roman people; and their domestic force was unequal to the assault of an African emir. They claimed the protection of their Latin sovereign; but the Carlovingian standard was overthrown by a detachment of the Barbarians: they meditated the restoration of the Greek emperors; but the attempt was treasonable, and the succor remote and precarious. Their distress appeared to receive some aggravation from the death of their spiritual and temporal chief; but the pressing emergency superseded the forms and intrigues of an election; and the unanimous choice of Pope Leo the Fourth was the safety of the church and city. This pontiff was born a Roman; the courage of the first ages of the republic glowed in his breast; and, amidst the ruins of his country, he stood erect, like one of the firm and lofty columns that rear their heads above the fragments of the Roman forum. The first days of his reign were consecrated to the purification and removal of relics, to prayers and processions, and to all the solemn offices of religion, which served at least to heal the

    imagination, and restore the hopes, of the multitude. The public defence had been long neglected, not from the presumption of peace, but from the distress and poverty of the times. As far as the scantiness of his means and the shortness of his leisure would allow, the ancient walls were repaired by the command of Leo; fifteen towers, in the most accessible stations, were built or renewed; two of these commanded on either side of the Tyber; and an iron chain was drawn across the stream to impede the ascent of a hostile navy. The Romans were assured of a short respite by the welcome news, that the siege of Gayeta had been raised, and that a part of the enemy, with their sacrilegious plunder, had perished in the waves.

    But the storm, which had been delayed, soon burst upon them with redoubled violence. The Aglabite, who reigned in Africa, had inherited from his father a treasure and an army: a fleet of Arabs and Moors, after a short refreshment in the harbors of Sardinia, cast anchor before the mouth of the Tyber, sixteen miles from the city: and their discipline and numbers appeared to threaten, not a transient inroad, but a serious design of conquest and dominion. But the vigilance of Leo had formed an alliance with the vassals of the Greek empire, the free and maritime states of Gayeta, Naples, and Amalfi; and in the hour of danger, their galleys appeared in the port of Ostia under the command of Cæsarius, the son of the Neapolitan duke, a noble and valiant youth, who had already vanquished the fleets of the Saracens. With his principal companions, Cæsarius was invited to the Lateran palace, and the dexterous pontiff affected to inquire their errand, and to accept with joy and surprise their providential succor. The city bands, in arms, attended their father to Ostia, where he reviewed and blessed his generous deliverers. They kissed his feet, received the communion with martial devotion, and listened to the prayer of Leo, that the same God who had supported St. Peter and St. Paul on the waves of the sea, would strengthen the hands of his champions against the adversaries of his holy name. After a similar prayer, and with equal resolution, the Moslems advanced to the attack of the Christian galleys,

    which preserved their advantageous station along the coast. The victory inclined to the side of the allies, when it was less gloriously decided in their favor by a sudden tempest, which confounded the skill and courage of the stoutest mariners. The Christians were sheltered in a friendly harbor, while the Africans were scattered and dashed in pieces among the rocks and islands of a hostile shore. Those who escaped from shipwreck and hunger neither found, nor deserved, mercy at the hands of their implacable pursuers. The sword and the gibbet reduced the dangerous multitude of captives; and the remainder was more usefully employed, to restore the sacred edifices which they had attempted to subvert. The pontiff, at the head of the citizens and allies, paid his grateful devotion at the shrines of the apostles; and, among the spoils of this naval victory, thirteen Arabian bows of pure and massy silver were suspended round the altar of the fishermen of Galilee. The reign of Leo the Fourth was employed in the defence and ornament of the Roman state. The churches were renewed and embellished: near four thousand pounds of silver were consecrated to repair the losses of St. Peter; and his sanctuary was decorated with a plate of gold of the weight of two hundred and sixteen pounds, embossed with the portraits of the pope and emperor, and encircled with a string of pearls. Yet this vain magnificence reflects less glory on the character of Leo than the paternal care with which he rebuilt the walls of Horta and Ameria; and transported the wandering inhabitants of Centumcellæ to his new foundation of Leopolis, twelve miles from the sea-shore. By his liberality, a colony of Corsicans, with their wives and children, was planted in the station of Porto, at the mouth of the Tyber: the falling city was restored for their use, the fields and vineyards were divided among the new settlers: their first efforts were assisted by a gift of horses and cattle; and the hardy exiles, who breathed revenge against the Saracens, swore to live and die under the standard of St. Peter. The nations of the West and North who visited the threshold of the apostles had gradually formed the large and populous suburb of the Vatican, and their various habitations were distinguished, in the language of the times, as the schools of the Greeks and Goths, of the Lombards and Saxons.

    But this venerable spot was still open to sacrilegious insult: the design of enclosing it with walls and towers exhausted all that authority could command, or charity would supply: and the pious labor of four years was animated in every season, and at every hour, by the presence of the indefatigable pontiff. The love of fame, a generous but worldly passion, may be detected in the name of the Leonine city, which he bestowed on the Vatican; yet the pride of the dedication was tempered with Christian penance and humility. The boundary was trod by the bishop and his clergy, barefoot, in sackcloth and ashes; the songs of triumph were modulated to psalms and litanies; the walls were besprinkled with holy water; and the ceremony was concluded with a prayer, that, under the guardian care of the apostles and the angelic host, both the old and the new Rome might ever be preserved pure, prosperous, and impregnable.

    The emperor Theophilus, son of Michael the Stammerer, was one of the most active and high-spirited princes who reigned at Constantinople during the middle age. In offensive or defensive war, he marched in person five times against the Saracens, formidable in his attack, esteemed by the enemy in his losses and defeats. In the last of these expeditions he penetrated into Syria, and besieged the obscure town of Sozopetra; the casual birthplace of the caliph Motassem, whose father Harun was attended in peace or war by the most favored of his wives and concubines. The revolt of a Persian impostor employed at that moment the arms of the Saracen, and he could only intercede in favor of a place for which he felt and acknowledged some degree of filial affection. These solicitations determined the emperor to wound his pride in so sensible a part. Sozopetra was levelled with the ground, the Syrian prisoners were marked or mutilated with ignominious cruelty, and a thousand female captives were forced away from the adjacent territory. Among these a matron of the house of Abbas invoked, in an agony of despair, the name of Motassem; and the insults of the Greeks engaged the honor of her kinsman to avenge his indignity, and to answer her appeal.

    Under the reign of the two elder brothers, the inheritance of the youngest had been confined to Anatolia, Armenia, Georgia, and Circassia; this frontier station had exercised his military talents; and among his accidental claims to the name of Octonary, the most meritorious are the eight battles which he gained or fought against the enemies of the Koran. In this personal quarrel, the troops of Irak, Syria, and Egypt, were recruited from the tribes of Arabia and the Turkish hordes; his cavalry might be numerous, though we should deduct some myriads from the hundred and thirty thousand horses of the royal stables; and the expense of the armament was computed at four millions sterling, or one hundred thousand pounds of gold. From Tarsus, the place of assembly, the Saracens advanced in three divisions along the high road of Constantinople: Motassem himself commanded the centre, and the vanguard was given to his son Abbas, who, in the trial of the first adventures, might succeed with the more glory, or fail with the least reproach. In the revenge of his injury, the caliph prepared to retaliate a similar affront. The father of Theophilus was a native of Amorium in Phrygia: the original seat of the Imperial house had been adorned with privileges and monuments; and, whatever might be the indifference of the people, Constantinople itself was scarcely of more value in the eyes of the sovereign and his court. The name of Amorium was inscribed on the shields of the Saracens; and their three armies were again united under the walls of the devoted city. It had been proposed by the wisest counsellors, to evacuate Amorium, to remove the inhabitants, and to abandon the empty structures to the vain resentment of the Barbarians. The emperor embraced the more generous resolution of defending, in a siege and battle, the country of his ancestors. When the armies drew near, the front of the Mahometan line appeared to a Roman eye more closely planted with spears and javelins; but the event of the action was not glorious on either side to the national troops. The Arabs were broken, but it was by the swords of thirty thousand Persians, who had obtained service and settlement in the Byzantine empire. The Greeks were repulsed and vanquished, but it was by the arrows of the Turkish cavalry; and had not their bowstrings been damped

    and relaxed by the evening rain, very few of the Christians could have escaped with the emperor from the field of battle. They breathed at Dorylæum, at the distance of three days; and Theophilus, reviewing his trembling squadrons, forgave the common flight both of the prince and people. After this discovery of his weakness, he vainly hoped to deprecate the fate of Amorium: the inexorable caliph rejected with contempt his prayers and promises; and detained the Roman ambassadors to be the witnesses of his great revenge. They had nearly been the witnesses of his shame. The vigorous assaults of fifty-five days were encountered by a faithful governor, a veteran garrison, and a desperate people; and the Saracens must have raised the siege, if a domestic traitor had not pointed to the weakest part of the wall, a place which was decorated with the statues of a lion and a bull. The vow of Motassem was accomplished with unrelenting rigor: tired, rather than satiated, with destruction, he returned to his new palace of Samara, in the neighborhood of Bagdad, while the unfortunate Theophilus implored the tardy and doubtful aid of his Western rival the emperor of the Franks. Yet in the siege of Amorium about seventy thousand Moslems had perished: their loss had been revenged by the slaughter of thirty thousand Christians, and the sufferings of an equal number of captives, who were treated as the most atrocious criminals. Mutual necessity could sometimes extort the exchange or ransom of prisoners: but in the national and religious conflict of the two empires, peace was without confidence, and war without mercy. Quarter was seldom given in the field; those who escaped the edge of the sword were condemned to hopeless servitude, or exquisite torture; and a Catholic emperor relates, with visible satisfaction, the execution of the Saracens of Crete, who were flayed alive, or plunged into caldrons of boiling oil. To a point of honor Motassem had sacrificed a flourishing city, two hundred thousand lives, and the property of millions. The same caliph descended from his horse, and dirtied his robe, to relieve the distress of a decrepit old man, who, with his laden ass, had tumbled into a ditch. On which of these actions did he reflect with the most pleasure, when he was summoned by the angel of death?

    With Motassem, the eighth of the Abbassides, the glory of his family and nation expired. When the Arabian conquerors had spread themselves over the East, and were mingled with the servile crowds of Persia, Syria, and Egypt, they insensibly lost the freeborn and martial virtues of the desert. The courage of the South is the artificial fruit of discipline and prejudice; the active power of enthusiasm had decayed, and the mercenary forces of the caliphs were recruited in those climates of the North, of which valor is the hardy and spontaneous production. Of the Turks who dwelt beyond the Oxus and Jaxartes, the robust youths, either taken in war or purchased in trade, were educated in the exercises of the field, and the profession of the Mahometan faith. The Turkish guards stood in arms round the throne of their benefactor, and their chiefs usurped the dominion of the palace and the provinces. Motassem, the first author of this dangerous example, introduced into the capital above fifty thousand Turks: their licentious conduct provoked the public indignation, and the quarrels of the soldiers and people induced the caliph to retire from Bagdad, and establish his own residence and the camp of his Barbarian favorites at Samara on the Tigris, about twelve leagues above the city of Peace. His son Motawakkel was a jealous and cruel tyrant: odious to his subjects, he cast himself on the fidelity of the strangers, and these strangers, ambitious and apprehensive, were tempted by the rich promise of a revolution. At the instigation, or at least in the cause of his son, they burst into his apartment at the hour of supper, and the caliph was cut into seven pieces by the same swords which he had recently distributed among the guards of his life and throne. To this throne, yet streaming with a father’s blood, Montasser was triumphantly led; but in a reign of six months, he found only the pangs of a guilty conscience. If he wept at the sight of an old tapestry which represented the crime and punishment of the son of Chosroes, if his days were abridged by grief and remorse, we may allow some pity to a parricide, who exclaimed, in the bitterness of death, that he had lost both this world and the world to come. After this act of treason, the ensigns of royalty, the garment and walking-

    staff of Mahomet, were given and torn away by the foreign mercenaries, who in four years created, deposed, and murdered, three commanders of the faithful. As often as the Turks were inflamed by fear, or rage, or avarice, these caliphs were dragged by the feet, exposed naked to the scorching sun, beaten with iron clubs, and compelled to purchase, by the abdication of their dignity, a short reprieve of inevitable fate. At length, however, the fury of the tempest was spent or diverted: the Abbassides returned to the less turbulent residence of Bagdad; the insolence of the Turks was curbed with a firmer and more skilful hand, and their numbers were divided and destroyed in foreign warfare. But the nations of the East had been taught to trample on the successors of the prophet; and the blessings of domestic peace were obtained by the relaxation of strength and discipline. So uniform are the mischiefs of military despotism, that I seem to repeat the story of the prætorians of Rome.

    While the flame of enthusiasm was damped by the business, the pleasure, and the knowledge, of the age, it burnt with concentrated heat in the breasts of the chosen few, the congenial spirits, who were ambitious of reigning either in this world or in the next. How carefully soever the book of prophecy had been sealed by the apostle of Mecca, the wishes, and (if we may profane the word) even the reason, of fanaticism might believe that, after the successive missions of Adam, Noah, Abraham, Moses, Jesus, and Mahomet, the same God, in the fulness of time, would reveal a still more perfect and permanent law. In the two hundred and seventy-seventh year of the Hegira, and in the neighborhood of Cufa, an Arabian preacher, of the name of Carmath, assumed the lofty and incomprehensible style of the Guide, the Director, the Demonstration, the Word, the Holy Ghost, the Camel, the Herald of the Messiah, who had conversed with him in a human shape, and the representative of Mohammed the son of Ali, of St. John the Baptist, and of the angel Gabriel. In his mystic volume, the precepts of the Koran were refined to a more spiritual sense: he relaxed the duties of ablution, fasting,

    and pilgrimage; allowed the indiscriminate use of wine and forbidden food; and nourished the fervor of his disciples by the daily repetition of fifty prayers. The idleness and ferment of the rustic crowd awakened the attention of the magistrates of Cufa; a timid persecution assisted the progress of the new sect; and the name of the prophet became more revered after his person had been withdrawn from the world. His twelve apostles dispersed themselves among the Bedoweens, “a race of men,” says Abulfeda, “equally devoid of reason and of religion;” and the success of their preaching seemed to threaten Arabia with a new revolution. The Carmathians were ripe for rebellion, since they disclaimed the title of the house of Abbas, and abhorred the worldly pomp of the caliphs of Bagdad. They were susceptible of discipline, since they vowed a blind and absolute submission to their Imam, who was called to the prophetic office by the voice of God and the people. Instead of the legal tithes, he claimed the fifth of their substance and spoil; the most flagitious sins were no more than the type of disobedience; and the brethren were united and concealed by an oath of secrecy. After a bloody conflict, they prevailed in the province of Bahrein, along the Persian Gulf: far and wide, the tribes of the desert were subject to the sceptre, or rather to the sword of Abu Said and his son Abu Taher; and these rebellious imams could muster in the field a hundred and seven thousand fanatics. The mercenaries of the caliph were dismayed at the approach of an enemy who neither asked nor accepted quarter;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in fortitude and patience, is expressive of the change which three centuries of prosperity had effected in the character of the Arabians. Such troops were discomfited in every action; the cities of Racca and Baalbec, of Cufa and Bassora, were taken and pillaged; Bagdad was filled with consternation; and the caliph trembled behind the veils of his palace. In a daring inroad beyond the Tigris, Abu Taher advanced to the gates of the capital with no more than five hundred horse. By the special order of Moctader, the bridges had been broken down, and the person or head of the rebel was expected every hour by the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His lieutenant, from a motive of fear or pity, apprised Abu Taher of

    his danger, and recommended a speedy escape. “Your master,” said the intrepid Carmathian to the messenger, “is at the head of thirty thousand soldiers: three such men as these are wanting in his host: ” at the same instant, turning to three of his companions, he commanded the first to plunge a dagger into his breast, the second to leap into the Tigris, and the third to cast himself headlong down a precipice. They obeyed without a murmur. “Relate,” continued the imam, “what you have seen: before the evening your general shall be chained among my dogs.” Before the evening, the camp was surprised, and the menace was executed. The rapine of the Carmathians was sanctified by their aversion to the worship of Mecca: they robbed a caravan of pilgrims, and twenty thousand devout Moslems were abandoned on the burning sands to a death of hunger and thirst. Another year they suffered the pilgrims to proceed without interruption; but, in the festival of devotion, Abu Taher stormed the holy city, and trampled on the most venerable relics of the Mahometan faith. Thirty thousand citizens and strangers were put to the sword; the sacred precincts were polluted by the burial of three thousand dead bodies; the well of Zemzem overflowed with blood; the golden spout was forced from its place; the veil of the Caaba was divided among these impious sectaries; and the black stone, the first monument of the nation, was borne away in triumph to their capital. After this deed of sacrilege and cruelty, they continued to infest the confines of Irak, Syria, and Egypt: but the vital principle of enthusiasm had withered at the root. Their scruples, or their avarice, again opened the pilgrimage of Mecca, and restored the black stone of the Caaba; and it is needless to inquire into what factions they were broken, or by whose swords they were finally extirpated. The sect of the Carmathians may be considered as the second visible cause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empire of the caliphs.

    Chapter LII: More Conquests By The Arabs. —

    Part V.

    The third and most obvious cause was the weight and magnitude of the empire itself. The caliph Almamon might proudly assert, that it was easier for him to rule the East and the West, than to manage a chess-board of two feet square: yet I suspect that in both those games he was guilty of many fatal mistakes; and I perceive, that in the distant provinces the authority of the first and most powerful of the Abbassides was already impaired. The analogy of despotism invests the representative with the full majesty of the prince; the division and balance of powers might relax the habits of obedience, might encourage the passive subject to inquire into the origin and administration of civil government. He who is born in the purple is seldom worthy to reign; but the elevation of a private man, of a peasant, perhaps, or a slave, affords a strong presumption of his courage and capacity. The viceroy of a remote kingdom aspires to secure the property and inheritance of his precarious trust; the nations must rejoice in the presence of their sovereign; and the command of armies and treasures are at once the object and the instrument of his ambition. A change was scarcely visible as long as the lieutenants of the caliph were content with their vicarious title; while they solicited for themselves or their sons a renewal of the Imperial grant, and still maintained on the coin and in the public prayers the name and prerogative of the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But in the long and hereditary exercise of power, they assumed the pride and attributes of royalty; the alternative of peace or war, of reward or punishment, depended solely on their will; and the revenues of their government were reserved for local services or private magnificence. Instead of a regular supply of men and money, the successors of the prophet were flattered with the ostentatious gift of an elephant, or a cast of hawks, a suit of silk hangings, or some pounds of musk and amber.

    After the revolt of Spain from the temporal and spiritual supremacy of the Abbassides, the first symptoms of disobedience broke forth in the province of Africa. Ibrahim, the

    son of Aglab, the lieutenant of the vigilant and rigid Harun, bequeathed to the dynasty of the Aglabites the inheritance of his name and power. The indolence or policy of the caliphs dissembled the injury and loss, and pursued only with poison the founder of the Edrisites, who erected the kingdom and city of Fez on the shores of the Western ocean. In the East, the first dynasty was that of the Taherites; the posterity of the valiant Taher, who, in the civil wars of the sons of Harun, had served with too much zeal and success the cause of Almamon, the younger brother. He was sent into honorable exile, to command on the banks of the Oxus; and the independence of his successors, who reigned in Chorasan till the fourth generation, was palliated by their modest and respectful demeanor, the happiness of their subjects and the security of their frontier. They were supplanted by one of those adventures so frequent in the annals of the East, who left his trade of a brazier (from whence the name of Soffarides) for the profession of a robber. In a nocturnal visit to the treasure of the prince of Sistan, Jacob, the son of Leith, stumbled over a lump of salt, which he unwarily tasted with his tongue. Salt, among the Orientals, is the symbol of hospitality, and the pious robber immediately retired without spoil or damage. The discovery of this honorable behavior recommended Jacob to pardon and trust; he led an army at first for his benefactor, at last for himself, subdued Persia, and threatened the residence of the Abbassides. On his march towards Bagdad, the conqueror was arrested by a fever. He gave audience in bed to the ambassador of the caliph; and beside him on a table were exposed a naked cimeter, a crust of brown bread, and a bunch of onions. “If I die,” said he, “your master is delivered from his fears. If I live, thismust determine between us. If I am vanquished, I can return without reluctance to the homely fare of my youth.” From the height where he stood, the descent would not have been so soft or harmless: a timely death secured his own repose and that of the caliph, who paid with the most lavish concessions the retreat of his brother Amrou to the palaces of Shiraz and Ispahan. The Abbassides were too feeble to contend, too proud to forgive: they invited the powerful dynasty of the Samanides, who passed the Oxus with

    ten thousand horse so poor, that their stirrups were of wood: so brave, that they vanquished the Soffarian army, eight times more numerous than their own. The captive Amrou was sent in chains, a grateful offering to the court of Bagdad; and as the victor was content with the inheritance of Transoxiana and Chorasan, the realms of Persia returned for a while to the allegiance of the caliphs. The provinces of Syria and Egypt were twice dismembered by their Turkish slaves of the race of Toulon and Ilkshid. These Barbarians, in religion and manners the countrymen of Mahomet, emerged from the bloody factions of the palace to a provincial command and an independent throne: their names became famous and formidable in their time; but the founders of these two potent dynasties confessed, either in words or actions, the vanity of ambition. The first on his death-bed implored the mercy of God to a sinner, ignorant of the limits of his own power: the second, in the midst of four hundred thousand soldiers and eight thousand slaves, concealed from every human eye the chamber where he attempted to sleep. Their sons were educated in the vices of kings; and both Egypt and Syria were recovered and possessed by the Abbassides during an interval of thirty years. In the decline of their empire, Mesopotamia, with the important cities of Mosul and Aleppo, was occupied by the Arabian princes of the tribe of Hamadan. The poets of their court could repeat without a blush, that nature had formed their countenances for beauty, their tongues for eloquence, and their hands for liberality and valor: but the genuine tale of the elevation and reign of the Hamadanites exhibits a scene of treachery, murder, and parricide. At the same fatal period, the Persian kingdom was again usurped by the dynasty of the Bowides, by the sword of three brothers, who, under various names, were styled the support and columns of the state, and who, from the Caspian Sea to the ocean, would suffer no tyrants but themselves. Under their reign, the language and genius of Persia revived, and the Arabs, three hundred and four years after the death of Mahomet, were deprived of the sceptre of the East.

    Rahadi, the twentieth of the Abbassides, and the thirty-ninth of the successors of Mahomet, was the last who deserved the title of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the last (says Abulfeda) who spoke to the people, or conversed with the learned; the last who, in the expense of his household, represented the wealth and magnificence of the ancient caliphs. After him, the lords of the Eastern world were reduced to the most abject misery, and exposed to the blows and insults of a servile condition. The revolt of the provinces circumscribed their dominions within the walls of Bagdad: but that capital still contained an innumerable multitude, vain of their past fortune, discontented with their present state, and oppressed by the demands of a treasury which had formerly been replenished by the spoil and tribute of nations. Their idleness was exercised by faction and controversy. Under the mask of piety, the rigid followers of Hanbal invaded the pleasures of domestic life, burst into the houses of plebeians and princes, the wine, broke the instruments, beat the musicians, and dishonored, with infamous suspicions, the associates of every handsome youth. In each profession, which allowed room for two persons, the one was a votary, the other an antagonist, of Ali; and the Abbassides were awakened by the clamorous grief of the sectaries, who denied their title, and cursed their progenitors. A turbulent people could only be repressed by a military force; but who could satisfy the avarice or assert the discipline of the mercenaries themselves? The African and the Turkish guards drew their swords against each other, and the chief commanders, the emirs al Omra, imprisoned or deposed their sovereigns, and violated the sanctuary of the mosch and harem. If the caliphs escaped to the camp or court of any neighboring prince, their deliverance was a change of servitude, till they were prompted by despair to invite the Bowides, the sultans of Persia, who silenced the factions of Bagdad by their irresistible arms. The civil and military powers were assumed by Moezaldowlat, the second of the three brothers, and a stipend of sixty thousand pounds sterling was assigned by his generosity for the private expense of the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But on the fortieth day, at the

    audience of the ambassadors of Chorasan, and in the presence of a trembling multitude, the caliph was dragged from his throne to a dungeon, by the command of the stranger, and the rude hands of his Dilemites. His palace was pillaged, his eyes were put out, and the mean ambition of the Abbassides aspired to the vacant station of danger and disgrace. In the school of adversity, the luxurious caliphs resumed the grave and abstemious virtues of the primitive times. Despoiled of their armor and silken robes, they fasted, they prayed, they studied the Koran and the tradition of the Sonnites: they performed, with zeal and knowledge, the functions of their ecclesiastical character. The respect of nations still waited on the successors of the apostle, the oracles of the law and conscience of the faithful; and the weakness or division of their tyrants sometimes restored the Abbassides to the sovereignty of Bagdad. But their misfortunes had been imbittered by the triumph of the Fatimites, the real or spurious progeny of Ali. Arising from the extremity of Africa, these successful rivals extinguished, in Egypt and Syria, both the spiritual and temporal authority of the Abbassides; and the monarch of the Nile insulted the humble pontiff on the banks of the Tigris.

    In the declining age of the caliphs, in the century which elapsed after the war of Theophilus and Motassem, the hostile transactions of the two nations were confined to some inroads by sea and land, the fruits of their close vicinity and indelible hatred. But when the Eastern world was convulsed and broken, the Greeks were roused from their lethargy by the hopes of conquest and revenge. The Byzantine empire, since the accession of the Basilian race, had reposed in peace and dignity; and they might encounter with their entire strength the front of some petty emir, whose rear was assaulted and threatened by his national foes of the Mahometan faith. The lofty titles of the morning star, and the death of the Saracens, were applied in the public acclamations to Nicephorus Phocas, a prince as renowned in the camp, as he was unpopular in the city. In the subordinate station of great domestic, or general of

    the East, he reduced the Island of Crete, and extirpated the nest of pirates who had so long defied, with impunity, the majesty of the empire. His military genius was displayed in the conduct and success of the enterprise, which had so often failed with loss and dishonor. The Saracens were confounded by the landing of his troops on safe and level bridges, which he cast from the vessels to the shore. Seven months were consumed in the siege of Candia; the despair of the native Cretans was stimulated by the frequent aid of their brethren of Africa and Spain; and after the massy wall and double ditch had been stormed by the Greeks a hopeless conflict was still maintained in the streets and houses of the city. * The whole island was subdued in the capital, and a submissive people accepted, without resistance, the baptism of the conqueror. Constantinople applauded the long-forgotten pomp of a triumph; but the Imperial diadem was the sole reward that could repay the services, or satisfy the ambition, of Nicephorus.

    After the death of the younger Romanus, the fourth in lineal descent of the Basilian race, his widow Theophania successively married Nicephorus Phocas and his assassin John Zimisces, the two heroes of the age. They reigned as the guardians and colleagues of her infant sons; and the twelve years of their military command form the most splendid period of the Byzantine annals. The subjects and confederates, whom they led to war, appeared, at least in the eyes of an enemy, two hundred thousand strong; and of these about thirty thousand were armed with cuirasses: a train of four thousand mules attended their march; and their evening camp was regularly fortified with an enclosure of iron spikes. A series of bloody and undecisive combats is nothing more than an anticipation of what would have been effected in a few years by the course of nature; but I shall briefly prosecute the conquests of the two emperors from the hills of Cappadocia to the desert of Bagdad. The sieges of Mopsuestia and Tarsus, in Cilicia, first exercised the skill and perseverance of their troops, on whom, at this moment, I shall not hesitate to bestow the name of Romans. In

    the double city of Mopsuestia, which is divided by the River Sarus, two hundred thousand Moslems were predestined to death or slavery, a surprising degree of population, which must at least include the inhabitants of the dependent districts. They were surrounded and taken by assault; but Tarsus was reduced by the slow progress of famine; and no sooner had the Saracens yielded on honorable terms than they were mortified by the distant and unprofitable view of the naval succors of Egypt. They were dismissed with a safe-conduct to the confines of Syria: a part of the old Christians had quietly lived under their dominion; and the vacant habitations were replenished by a new colony. But the mosch was converted into a stable; the pulpit was delivered to the flames; many rich crosses of gold and gems, the spoils of Asiatic churches, were made a grateful offering to the piety or avarice of the emperor; and he transported the gates of Mopsuestia and Tarsus, which were fixed in the walls of Constantinople, an eternal monument of his victory. After they had forced and secured the narrow passes of Mount Amanus, the two Roman princes repeatedly carried their arms into the heart of Syria. Yet, instead of assaulting the walls of Antioch, the humanity or superstition of Nicephorus appeared to respect the ancient metropolis of the East: he contented himself with drawing round the city a line of circumvallation; left a stationary army; and instructed his lieutenant to expect, without impatience, the return of spring. But in the depth of winter, in a dark and rainy night, an adventurous subaltern, with three hundred soldiers, approached the rampart, applied his scaling-ladders, occupied two adjacent towers, stood firm against the pressure of multitudes, and bravely maintained his post till he was relieved by the tardy, though effectual, support of his reluctant chief. The first tumult of slaughter and rapine subsided; the reign of Cæsar and of Christ was restored; and the efforts of a hundred thousand Saracens, of the armies of Syria and the fleets of Africa, were consumed without effect before the walls of Antioch. The royal city of Aleppo was subject to Seifeddowlat, of the dynasty of Hamadan, who clouded his past glory by the precipitate retreat which abandoned his kingdom and capital to the

    Roman invaders. In his stately palace, that stood without the walls of Aleppo, they joyfully seized a well-furnished magazine of arms, a stable of fourteen hundred mules, and three hundred bags of silver and gold. But the walls of the city withstood the strokes of their battering-rams: and the besiegers pitched their tents on the neighboring mountain of Jaushan. Their retreat exasperated the quarrel of the townsmen and mercenaries; the guard of the gates and ramparts was deserted; and while they furiously charged each other in the market-place, they were surprised and destroyed by the sword of a common enemy. The male sex was exterminated by the sword; ten thousand youths were led into captivity; the weight of the precious spoil exceeded the strength and number of the beasts of burden; the superfluous remainder was burnt; and, after a licentious possession of ten days, the Romans marched away from the naked and bleeding city. In their Syrian inroads they commanded the husbandmen to cultivate their lands, that they themselves, in the ensuing season, might reap the benefit; more than a hundred cities were reduced to obedience; and eighteen pulpits of the principal moschs were committed to the flames to expiate the sacrilege of the disciples of Mahomet. The classic names of Hierapolis, Apamea, and Emesa, revive for a moment in the list of conquest: the emperor Zimisces encamped in the paradise of Damascus, and accepted the ransom of a submissive people; and the torrent was only stopped by the impregnable fortress of Tripoli, on the sea-coast of Phnicia. Since the days of Heraclius, the Euphrates, below the passage of Mount Taurus, had been impervious, and almost invisible, to the Greeks. The river yielded a free passage to the victorious Zimisces; and the historian may imitate the speed with which he overran the once famous cities of Samosata, Edessa, Martyropolis, Amida, and Nisibis, the ancient limit of the empire in the neighborhood of the Tigris. His ardor was quickened by the desire of grasping the virgin treasures of Ecbatana, a well-known name, under which the Byzantine writer has concealed the capital of the Abbassides. The consternation of the fugitives had already diffused the terror of his name; but the fancied riches of Bagdad had

    already been dissipated by the avarice and prodigality of domestic tyrants. The prayers of the people, and the stern demands of the lieutenant of the Bowides, required the caliph to provide for the defence of the city. The helpless Mothi replied, that his arms, his revenues, and his provinces, had been torn from his hands, and that he was ready to abdicate a dignity which he was unable to support. The emir was inexorable; the furniture of the palace was sold; and the paltry price of forty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was instantly consumed in private luxury. But the apprehensions of Bagdad were relieved by the retreat of the Greeks: thirst and hunger guarded the desert of Mesopotamia; and the emperor, satiated with glory, and laden with Oriental spoils, returned to Constantinople, and displayed, in his triumph, the silk, the aromatics, and three hundred myriads of gold and silver. Yet the powers of the East had been bent, not broken, by this transient hurricane. After the departure of the Greeks, the fugitive princes returned to their capitals; the subjects disclaimed their involuntary oaths of allegiance; the Moslems again purified their temples, and overturned the idols of the saints and martyrs; the Nestorians and Jacobites preferred a Saracen to an orthodox master; and the numbers and spirit of the Melchites were inadequate to the support of the church and state. Of these extensive conquests, Antioch, with the cities of Cilicia and the Isle of Cyprus, was alone restored, a permanent and useful accession to the Roman empire.

    Chapter LIII:

    Fate Of The Eastern Empire.

    Part I.

    Fate Of The Eastern Empire In The Tenth Century. — Extent And Division. — Wealth And Revenue. — Palace Of Constantinople. — Titles And Offices. — Pride And Power Of The Emperors. — Tactics Of The Greeks, Arabs, And Franks. — Loss Of The Latin Tongue. — Studies And Solitude Of The Greeks.

    A ray of historic light seems to beam from the darkness of the tenth century. We open with curiosity and respect the royal volumes of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 which he composed at a mature age for the instruction of his son, and which promise to unfold the state of the eastern empire, both in peace and war,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In the first of these works he minutely describes the pompous ceremonies of the church and palace of Constantinople, according to his own practice, and that of his predecessors. In the second, he attempts an accurate survey of the provinces, the themes, as they were then denominated, both of Europe and Asia. The system of Roman tactics, the discipline and order of the troops, and the military operations by land and sea, are explained in the third of these didactic collections, which may be ascribed to Constantine or his father Leo. In the fourth, of the administration of the empire, he reveals the secrets of the Byzantine policy, in friendly or hostile intercourse with the nations of the earth. The literary labors of the age, the

    practical systems of law, agriculture, and history, might redound to the benefit of the subject and the honor of the Macedonian princes. The sixty books of the Basilics, the code and pandects of civil jurisprudence, were gradually framed in the three first reigns of that prosperous dynasty. The art of agriculture had amused the leisure, and exercised the pens, of the best and wisest of the ancients; and their chosen precepts are comprised in the twenty books of the Geoponics of Constantine. At his command, the historical examples of vice and virtue were methodized in fifty-three books, and every citizen might apply, to his contemporaries or himself, the lesson or the warning of past times. From the august character of a legislator, the sovereign of the East descends to the more humble office of a teacher and a scribe; and if his successors and subjects were regardless of his paternal cares, we may inherit and enjoy the everlasting legacy.

    A closer survey will indeed reduce the value of the gift, and the gratitude of posterity: in the possession of these Imperial treasures we may still deplore our poverty and ignorance; and the fading glories of their authors will be obliterated by indifference or contempt. The Basilics will sink to a broken copy, a partial and mutilated version, in the Greek language, of the laws of Justinian; but the sense of the old civilians is often superseded by the influence of bigotry: and the absolute prohibition of divorce, concubinage, and interest for money, enslaves the freedom of trade and the happiness of private life. In the historical book, a subject of Constantine might admire the inimitable virtues of Greece and Rome: he might learn to what a pitch of energy and elevation the human character had formerly aspired. But a contrary effect must have been produced by a new edition of the lives of the saints, which the great logothete, or chancellor of the empire, was directed to prepare; and the dark fund of superstition was enriched by the fabulous and florid legends of Simon the Metaphrast. The merits and miracles of the whole calendar are of less account in the eyes of a sage, than the toil of a single husbandman, who multiplies the gifts of the Creator, and supplies the food of

    his brethren. Yet the royal authors of the Geoponics were more seriously employed in expounding the precepts of the destroying art, which had been taught since the days of Xenophon, as the art of heroes and kings. But the Tactics of Leo and Constantine are mingled with the baser alloy of the age in which they lived. It was destitute of original genius; they implicitly transcribe the rules and maxims which had been confirmed by victories. It was unskilled in the propriety of style and method; they blindly confound the most distant and discordant institutions, the phalanx of Sparta and that of Macedon, the legions of Cato and Trajan, of Augustus and Theodosius. Even the use, or at least the importance, of these military rudiments may be fairly questioned: their general theory is dictated by reason; but the merit, as well as difficulty, consists in the application. The discipline of a soldier is formed by exercise rather than by study: the talents of a commander are appropriated to those calm, though rapid, minds, which nature produces to decide the fate of armies and nations: the former is the habit of a life, the latter the glance of a moment; and the battles won by lessons of tactics may be numbered with the epic poems created from the rules of criticism. The book of ceremonies is a recital, tedious yet imperfect, of the despicable pageantry which had infected the church and state since the gradual decay of the purity of the one and the power of the other. A review of the themes or provinces might promise such authentic and useful information, as the curiosity of government only can obtain, instead of traditionary fables on the origin of the cities, and malicious epigrams on the vices of their inhabitants. Such information the historian would have been pleased to record; nor should his silence be condemned if the most interesting objects, the population of the capital and provinces, the amount of the taxes and revenues, the numbers of subjects and strangers who served under the Imperial standard, have been unnoticed by Leo the philosopher, and his son Constantine. His treatise of the public administration is stained with the same blemishes; yet it is discriminated by peculiar merit; the antiquities of the nations may be doubtful or fabulous; but the geography and manners of the Barbaric

    world are delineated with curious accuracy. Of these nations, the Franks alone were qualified to observe in their turn, and to describe, the metropolis of the East. The ambassador of the great Otho, a bishop of Cremona, has painted the state of Constantinople about the middle of the tenth century: his style is glowing, his narrative lively, his observation keen; and even the prejudices and passions of Liutprand are stamped with an original character of freedom and genius. From this scanty fund of foreign and domestic materials, I shall investigate the form and substance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the provinces and wealth, the civil government and military force, the character and literature, of the Greeks in a period of six hundred years, from the reign of Heraclius to his successful invasion of the Franks or Latins.

    After the final division between the sons of Theodosius, the swarms of Barbarians from Scythia and Germany over-spread the provinces and extinguished the empire of ancient Rome. The weakness of Constantinople was concealed by extent of dominion: her limits were inviolate, or at least entire; and the kingdom of Justinian was enlarged by the splendid acquisition of Africa and Italy. But the possession of these new conquests was transient and precarious; and almost a moiety of the Eastern empire was torn away by the arms of the Saracens. Syria and Egypt were oppressed by the Arabian caliphs; and, after the reduction of Africa, their lieutenants invaded and subdued the Roman province which had been changed into the Gothic monarchy of Spain. The islands of the Mediterranean were not inaccessible to their naval powers; and it was from their extreme stations, the harbors of Crete and the fortresses of Cilicia, that the faithful or rebel emirs insulted the majesty of the throne and capital. The remaining provinces, under the obedience of the emperors, were cast into a new mould; and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presidents, the consulars, and the counts were superseded by the institution of the themes, or military governments, which prevailed under the successors of Heraclius, and are described by the pen of the royal author. Of the twenty-nine themes, twelve in Europe

    and seventeen in Asia, the origin is obscure, the etymology doubtful or capricious: the limits were arbitrary and fluctuating; but some particular names, that sound the most strangely to our ear, were derived from the character and attributes of the troops that were maintained at the expense, and for the guard, of the respective divisions. The vanity of the Greek princes most eagerly grasped the shadow of conquest and the memory of lost dominion. A new Mesopotamia was created on the western side of the Euphrates: the appellation and prætor of Sicily were transferred to a narrow slip of Calabria; and a fragment of the duchy of Beneventum was promoted to the style and title of the theme of Lombardy. In the decline of the Arabian empire, the successors of Constantine might indulge their pride in more solid advantages. The victories of Nicephorus, John Zimisces, and Basil the Second, revived the fame, and enlarged the boundaries, of the Roman name: the province of Cilicia, the metropolis of Antioch, the islands of Crete and Cyprus, were restored to the allegiance of Christ and Cæsar: one third of Italy was annexed to the throne of Constantinople: the kingdom of Bulgaria was destroyed; and the last sovereigns of the Macedonian dynasty extended their sway from the sources of the Tigris to the neighborhood of Rome.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the prospect was again clouded by new enemies and new misfortunes: the relics of Italy were swept away by the Norman adventures; and almost all the Asiatic branches were dissevered from the Roman trunk by the Turkish conquerors. After these losses, the emperors of the Comnenian family continued to reign from the Danube to Peloponnesus, and from Belgrade to Nice, Trebizond, and the winding stream of the Meander. The spacious provinces of Thrace, Macedonia, and Greece, were obedient to their sceptre; the possession of Cyprus, Rhodes, and Crete, was accompanied by the fifty islands of the Ægean or Holy Sea; and the remnant of their empire transcends the measure of the largest of the European kingdoms.

    The same princes might assert, with dignity and truth, that of

    all the monarchs of Christendom they possessed the greatest city, the most ample revenue, the most flourishing and populous state. With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empire, the cities of the West had decayed and fallen; nor could the ruins of Rome, or the mud walls, wooden hovels, and narrow precincts of Paris and London, prepare the Latin stranger to contemplate the situation and extent of Constantinople, her stately palaces and churches, and the arts and luxury of an innumerable people. Her treasures might attract, but her virgin strength had repelled, and still promised to repel, the audacious invasion of the Persian and Bulgarian, the Arab and the Russian. The provinces were less fortunate and impregnable; and few districts, few cities, could be discovered which had not been violated by some fierce Barbarian, impatient to despoil, because he was hopeless to possess. From the age of Justinian the Eastern empire was sinking below its former level; the powers of destruction were more active than those of improvement; and the calamities of war were imbittered by the more permanent evils of civil and ecclesiastical tyranny. The captive who had escaped from the Barbarians was often stripped and imprisoned by the ministers of his sovereign: the Greek superstition relaxed the mind by prayer, and emaciated the body by fasting; and the multitude of convents and festivals diverted many hands and many days from the temporal service of mankind. Yet the subjects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were still the most dexterous and diligent of nations; their country was blessed by nature with every advantage of soil, climate, and situation; and, in the support and restoration of the arts, their patient and peaceful temper was more useful than the warlike spirit and feudal anarchy of Europe. The provinces that still adhered to the empire were repeopled and enriched by the misfortunes of those which were irrecoverably lost. From the yoke of the caliphs, the Catholics of Syria, Egypt, and Africa retired to the allegiance of their prince, to the society of their brethren: the movable wealth, which eludes the search of oppression, accompanied and alleviated their exile, and Constantinople received into her bosom the fugitive trade of Alexandria and Tyre. The chiefs of Armenia and Scythia, who fled from hostile

    or religious persecution, were hospitably entertained: their followers were encouraged to build new cities and to cultivate waste lands; and many spots, both in Europe and Asia, preserved the name, the manners, or at least the memory, of these national colonies. Even the tribes of Barbarians, who had seated themselves in arms on the territory of the empire, were gradually reclaimed to the laws of the church and state; and as long as they were separated from the Greeks, their posterity supplied a race of faithful and obedient soldiers. Did we possess sufficient materials to survey the twenty-nine themes of the Byzantine monarchy, our curiosity might be satisfied with a chosen example: it is fortunate enough that the clearest light should be thrown on the most interesting province, and the name of Peloponnesus will awaken the attention of the classic reader.

    As early as the eighth century, in the troubled reign of the Iconoclasts, Greece, and even Peloponnesus, were overrun by some Sclavonian bands who outstripped the royal standard of Bulgaria. The strangers of old, Cadmus, and Danaus, and Pelops, had planted in that fruitful soil the seeds of policy and learning; but the savages of the north eradicated what yet remained of their sickly and withered roots. In this irruption, the country and the inhabitants were transformed; the Grecian blood was contaminated; and the proudest nobles of Peloponnesus were branded with the names of foreigners and slaves. By the diligence of succeeding princes, the land was in some measure purified from the Barbarians; and the humble remnant was bound by an oath of obedience, tribute, and military service, which they often renewed and often violated. The siege of Patras was formed by a singular concurrence of the Sclavonians of Peloponnesus and the Saracens of Africa. In their last distress, a pious fiction of the approach of the prætor of Corinth revived the courage of the citizens. Their sally was bold and successful; the strangers embarked, the rebels submitted, and the glory of the day was ascribed to a phantom or a stranger, who fought in the foremost ranks under the character of St. Andrew the Apostle. The shrine

    which contained his relics was decorated with the trophies of victory, and the captive race was forever devoted to the service and vassalage of the metropolitan church of Patras. By the revolt of two Sclavonian tribes, in the neighborhood of Helos and Lacedæmon, the peace of the peninsula was often disturbed. They sometimes insulted the weakness, and sometimes resisted the oppression, of the Byzantine government, till at length the approach of their hostile brethren extorted a golden bull to define the rites and obligations of the Ezzerites and Milengi, whose annual tribute was defined at twelve hundred pieces of gold. From these strangers the Imperial geographer has accurately distinguished a domestic, and perhaps original, race, who, in some degree, might derive their blood from the much-injured Helots. The liberality of the Romans, and especially of Augustus, had enfranchised the maritime cities from the dominion of Sparta; and the continuance of the same benefit ennobled them with the title of Eleuthero, or Free-Laconians. In the time of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 they had acquired the name of Mainotes, under which they dishonor the claim of liberty by the inhuman pillage of all that is shipwrecked on their rocky shores. Their territory, barren of corn, but fruitful of olives, extended to the Cape of Malea: they accepted a chief or prince from the Byzantine prætor, and a light tribute of four hundred pieces of gold was the badge of their immunity, rather than of their dependence. The freemen of Laconia assumed the character of Romans, and long adhered to the religion of the Greeks. By the zeal of the emperor Basil, they were baptized in the faith of Christ: but the altars of Venus and Neptune had been crowned by these rustic votaries five hundred years after they were proscribed in the Roman world. In the theme of Peloponnesus, forty cities were still numbered, and the declining state of Sparta, Argos, and Corinth, may be suspended in the tenth century, at an equal distance, perhaps, between their antique splendor and their present desolation. The duty of military service, either in person or by substitute, was imposed on the lands or benefices of the province; a sum of five pieces of gold was assessed on each of the substantial tenants; and the same capitation was shared

    among several heads of inferior value. On the proclamation of an Italian war, the Peloponnesians excused themselves by a voluntary oblation of one hundred pounds of gold, (four thousand pounds sterling,) and a thousand horses with their arms and trappings. The churches and monasteries furnished their contingent; a sacrilegious profit was extorted from the sale of ecclesiastical honors; and the indigent bishop of Leucadia was made responsible for a pension of one hundred pieces of gold.

    But the wealth of the province, and the trust of the revenue, were founded on the fair and plentiful produce of trade and manufacturers; and some symptoms of liberal policy may be traced in a law which exempts from all personal taxes the mariners of Peloponnesus, and the workmen in parchment and purple. This denomination may be fairly applied or extended to the manufacturers of linen, woollen, and more especially of silk: the two former of which had flourished in Greece since the days of Homer; and the last was introduced perhaps as early as the reign of Justinian. These arts, which were exercised at Corinth, Thebes, and Argos, afforded food and occupation to a numerous people: the men, women, and children were distributed according to their age and strength; and, if many of these were domestic slaves, their masters, who directed the work and enjoyed the profit, were of a free and honorable condition. The gifts which a rich and generous matron of Peloponnesus presented to the emperor Basil, her adopted son, were doubtless fabricated in the Grecian looms. Danielis bestowed a carpet of fine wool, of a pattern which imitated the spots of a peacock’s tail, of a magnitude to overspread the floor of a new church, erected in the triple name of Christ, of Michael the archangel, and of the prophet Elijah. She gave six hundred pieces of silk and linen, of various use and denomination: the silk was painted with the Tyrian dye, and adorned by the labors of the needle; and the linen was so exquisitely fine, that an entire piece might be rolled in the hollow of a cane. In his description of the Greek manufactures, an historian of Sicily discriminates their price,

    according to the weight and quality of the silk, the closeness of the texture, the beauty of the colors, and the taste and materials of the embroidery. A single, or even a double or treble thread was thought sufficient for ordinary sale; but the union of six threads composed a piece of stronger and more costly workmanship. Among the colors, he celebrates, with affectation of eloquence, the fiery blaze of the scarlet, and the softer lustre of the green. The embroidery was raised either in silk or gold: the more simple ornament of stripes or circles was surpassed by the nicer imitation of flowers: the vestments that were fabricated for the palace or the altar often glittered with precious stones; and the figures were delineated in strings of Oriental pearls. Till the twelfth century, Greece alone, of all the countries of Christendom, was possessed of the insect who is taught by nature, and of the workmen who are instructed by art, to prepare this elegant luxury. But the secret had been stolen by the dexterity and diligence of the Arabs: the caliphs of the East and West scorned to borrow from the unbelievers their furniture and apparel; and two cities of Spain, Almeria and Lisbon, were famous for the manufacture, the use, and, perhaps, the exportation, of silk. It was first introduced into Sicily by the Normans; and this emigration of trade distinguishes the victory of Roger from the uniform and fruitless hostilities of every age. After the sack of Corinth, Athens, and Thebes, his lieutenant embarked with a captive train of weavers and artificers of both sexes, a trophy glorious to their master, and disgraceful to the Greek emperor. The king of Sicily was not insensible of the value of the present; and, in the restitution of the prisoners, he excepted only the male and female manufacturers of Thebes and Corinth, who labor, says the Byzantine historian, under a barbarous lord, like the old Eretrians in the service of Darius. A stately edifice, in the palace of Palermo, was erected for the use of this industrious colony; and the art was propagated by their children and disciples to satisfy the increasing demand of the western world. The decay of the looms of Sicily may be ascribed to the troubles of the island, and the competition of the Italian cities. In the year thirteen hundred and fourteen, Lucca alone, among her sister republics, enjoyed the lucrative

    monopoly. A domestic revolution dispersed the manufacturers to Florence, Bologna, Venice, Milan, and even the countries beyond the Alps; and thirteen years after this event the statutes of Modena enjoin the planting of mulberry-trees, and regulate the duties on raw silk. The northern climates are less propitious to the education of the silkworm; but the industry of France and England is supplied and enriched by the productions of Italy and China.

    Chapter LIII: Fate Of The Eastern Empire. —

    Part II.

    I must repeat the complaint that the vague and scanty memorials of the times will not afford any just estimate of the taxes, the revenue, and the resources of the Greek empire. From every province of Europe and Asia the rivulets of gold and silver discharged into the Imperial reservoir a copious and perennial stream. The separation of the branches from the trunk increased the relative magnitude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maxims of despotism contracted the state to the capital, the capital to the palace, and the palace to the royal person. A Jewish traveller, who visited the East in the twelfth century, is lost in his admiration of the Byzantine riches. “It is here,” says Benjamin of Tudela, “in the queen of cities, that the tributes of the Greek empire are annually deposited and the lofty towers are filled with precious magazines of silk, purple, and gold. It is said, that Constantinople pays each day to her sovereign twenty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which are levied on the shops, taverns, and markets, on the merchants of Persia and Egypt, of Russia and Hungary, of Italy and Spain, who frequent the capital by sea and land.” In all pecuniary matters, the authority of a Jew is doubtless respectable; but as the three hundred and sixty-five days would produce a yearly income exceeding seven millions sterling, I am tempted to retrench at least the numerous festivals of the Greek calendar. The mass of treasure that was saved by Theodora and Basil the Second will suggest a splendid, though indefinite, idea of their

    supplies and resources. The mother of Michael, before she retired to a cloister, attempted to check or expose the prodigality of her ungrateful son, by a free and faithful account of the wealth which he inherited; one hundred and nine thousand pounds of gold, and three hundred thousand of silver, the fruits of her own economy and that of her deceased husband. The avarice of Basil is not less renowned than his valor and fortune: his victorious armies were paid and rewarded without breaking into the mass of two hundred thousand pounds of gold, (about eight millions sterling,) which he had buried in the subterraneous vaults of the palace. Such accumulation of treasure is rejected by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odern policy; and we are more apt to compute the national riches by the use and abuse of the public credit. Yet the maxims of antiquity are still embraced by a monarch formidable to his enemies; by a republic respectable to her allies; and both have attained their respective ends of military power and domestic tranquillity.

    Whatever might be consumed for the present wants, or reserved for the future use, of the state, the first and most sacred demand was for the pomp and pleasure of the emperor, and his discretion only could define the measure of his private expense. The princes of Constantinople were far removed from the simplicity of nature; yet, with the revolving seasons, they were led by taste or fashion to withdraw to a purer air, from the smoke and tumult of the capital. They enjoyed, or affected to enjoy, the rustic festival of the vintage: their leisure was amused by the exercise of the chase and the calmer occupation of fishing, and in the summer heats, they were shaded from the sun, and refreshed by the cooling breezes from the sea. The coasts and islands of Asia and Europe were covered with their magnificent villas; but, instead of the modest art which secretly strives to hide itself and to decorate the scenery of nature, the marble structure of their gardens served only to expose the riches of the lord, and the labors of the architect. The successive casualties of inheritance and forfeiture had rendered the sovereign proprietor of many

    stately houses in the city and suburbs, of which twelve were appropriated to the ministers of state; but the great palace, the centre of the Imperial residence, was fixed during eleven centuries to the same position, between the hippodrome, the cathedral of St. Sophia, and the gardens, which descended by many a terrace to the shores of the Propontis. The primitive edifice of the first Constantine was a copy, or rival, of ancient Rome; the gradual improvements of his successors aspired to emulate the wonders of the old world, and in the tenth century, the Byzantine palace excited the admiration, at least of the Latins, by an unquestionable preëminence of strength, size, and magnificence. But the toil and treasure of so many ages had produced a vast and irregular pile: each separate building was marked with the character of the times and of the founder; and the want of space might excuse the reigning monarch, who demolished, perhaps with secret satisfaction, the works of his predecessors. The economy of the emperor Theophilus allowed a more free and ample scope for his domestic luxury and splendor. A favorite ambassador, who had astonished the Abbassides themselves by his pride and liberality, presented on his return the model of a palace, which the caliph of Bagdad had recently constructed on the banks of the Tigris. The model was instantly copied and surpassed: the new buildings of Theophilus were accompanied with gardens, and with five churches, one of which was conspicuous for size and beauty: it was crowned with three domes, the roof of gilt brass reposed on columns of Italian marble, and the walls were incrusted with marbles of various colors. In the face of the church, a semicircular portico, of the figure and name of the Greek sigma, was supported by fifteen columns of Phrygian marble, and the subterraneous vaults were of a similar construction. The square before the sigma was decorated with a fountain, and the margin of the basin was lined and encompassed with plates of silver. In the beginning of each season, the basin, instead of water, was replenished with the most exquisite fruits, which were abandoned to the populace for the entertainment of the prince. He enjoyed this tumultuous spectacle from a throne resplendent with gold and gems, which was raised by a marble staircase to the height of

    a lofty terrace. Below the throne were seated the officers of his guards, the magistrates, the chiefs of the factions of the circus; the inferior steps were occupied by the people, and the place below was covered with troops of dancers, singers, and pantomimes. The square was surrounded by the hall of justice, the arsenal, and the various offices of business and pleasure; and the purple chamber was named from the annual distribution of robes of scarlet and purple by the hand of the empress herself. The long series of the apartments was adapted to the seasons, and decorated with marble and porphyry, with painting, sculpture, and mosaics, with a profusion of gold, silver, and precious stones. His fanciful magnificence employed the skill and patience of such artists as the times could afford: but the taste of Athens would have despised their frivolous and costly labors; a golden tree, with its leaves and branches, which sheltered a multitude of birds warbling their artificial notes, and two lions of massy gold, and of natural size, who looked and roared like their brethren of the forest. The successors of Theophilus, of the Basilian and Comnenian dynasties, were not less ambitious of leaving some memorial of their residence; and the portion of the palace most splendid and august was dignified with the title of the golden triclinium. With becoming modesty, the rich and noble Greeks aspired to imitate their sovereign, and when they passed through the streets on horseback, in their robes of silk and embroidery, they were mistaken by the children for kings. A matron of Peloponnesus, who had cherished the infant fortunes of Basil the Macedonian, was excited by tenderness or vanity to visit the greatness of her adopted son. In a journey of five hundred miles from Patras to Constantinople, her age or indolence declined the fatigue of a horse or carriage: the soft litter or bed of Danielis was transported on the shoulders of ten robust slaves; and as they were relieved at easy distances, a band of three hundred were selected for the performance of this service. She was entertained in the Byzantine palace with filial reverence, and the honors of a queen; and whatever might be the origin of her wealth, her gifts were not unworthy of the regal dignity. I have already described the fine and curious manufactures of Peloponnesus,

    of linen, silk, and woollen; but the most acceptable of her presents consisted in three hundred beautiful youths, of whom one hundred were eunuchs; “for she was not ignorant,” says the historian, “that the air of the palace is more congenial to such insects, than a shepherd’s dairy to the flies of the summer.” During her lifetime, she bestowed the greater part of her estates in Peloponnesus, and her testament instituted Leo, the son of Basil, her universal heir. After the payment of the legacies, fourscore villas or farms were added to the Imperial domain; and three thousand slaves of Danielis were enfranchised by their new lord, and transplanted as a colony to the Italian coast. From this example of a private matron, we may estimate the wealth and magnificence of the emperors. Yet our enjoyments are confined by a narrow circle; and, whatsoever may be its value, the luxury of life is possessed with more innocence and safety by the master of his own, than by the steward of the public, fortune.

    In an absolute government, which levels the distinctions of noble and plebeian birth, the sovereign is the sole fountain of honor; and the rank, both in the palace and the empire, depends on the titles and offices which are bestowed and resumed by his arbitrary will. Above a thousand years, from Vespasian to Alexius Comnenus, the Cæsar was the second person, or at least the second degree, after the supreme title of Augustus was more freely communicated to the sons and brothers of the reigning monarch. To elude without violating his promise to a powerful associate, the husband of his sister, and, without giving himself an equal, to reward the piety of his brother Isaac, the crafty Alexius interposed a new and supereminent dignity. The happy flexibility of the Greek tongue allowed him to compound the names of Augustus and Emperor (Sebastos and Autocrator,) and the union produces the sonorous title of Sebastocrator. He was exalted above the Cæsar on the first step of the throne: the public acclamations repeated his name; and he was only distinguished from the sovereign by some peculiar ornaments of the head and feet. The emperor alone could assume the purple or red buskins,

    and the close diadem or tiara, which imitated the fashion of the Persian kings. It was a high pyramidal cap of cloth or silk, almost concealed by a profusion of pearls and jewels: the crown was formed by a horizontal circle and two arches of gold: at the summit, the point of their intersection, was placed a globe or cross, and two strings or lappets of pearl depended on either cheek. Instead of red, the buskins of the Sebastocrator and Cæsar were green; and on their open coronets or crowns, the precious gems were more sparingly distributed. Beside and below the Cæsar the fancy of Alexius created the Panhypersebastos and the Protosebastos, whose sound and signification will satisfy a Grecian ear. They imply a superiority and a priority above the simple name of Augustus; and this sacred and primitive title of the Roman prince was degraded to the kinsmen and servants of the Byzantine court. The daughter of Alexius applauds, with fond complacency, this artful gradation of hopes and honors; but the science of words is accessible to the meanest capacity; and this vain dictionary was easily enriched by the pride of his successors. To their favorite sons or brothers, they imparted the more lofty appellation of Lord or Despot, which was illustrated with new ornaments, and prerogatives, and placed immediately after the person of the emperor himself. The five titles of, 1. Despot; 2. Sebastocrator; 3. Cæsar; 4. Panhypersebastos; and, 5. Protosebastos; were usually confined to the princes of his blood: they were the emanations of his majesty; but as they exercised no regular functions, their existence was useless, and their authority precarious.

    But in every monarchy the substantial powers of government must be divided and exercised by the ministers of the palace and treasury, the fleet and army. The titles alone can differ; and in the revolution of ages, the counts and præfects, the prætor and quæstor, insensibly descended, while their servants rose above their heads to the first honors of the state. 1. In a monarchy, which refers every object to the person of the prince, the care and ceremonies of the palace form the most respectable department. The Curopalata, so illustrious in the age of Justinian, was supplanted by the Protovestiare, whose primitive functions were limited to the custody of the wardrobe. From thence his jurisdiction was extended over the numerous menials of pomp and luxury; and he presided with his silver wand at the public and private audience. 2. In the ancient system of Constantine, the name of Logothete, or accountant, was applied to the receivers of the finances: the principal officers were distinguished as the Logothetes of the domain, of the posts, the army, the private and public treasure; and the great Logothete, the supreme guardian of the laws and revenues, is compared with the chancellor of the Latin monarchies. His discerning eye pervaded the civil administration; and he was assisted, in due subordination, by the eparch or præfect of the city, the first secretary, and the keepers of the privy seal, the archives, and the red or purple ink which was reserved for the sacred signature of the emperor alone. The introductor and interpreter of foreign ambassadors were the great Chiauss and the Dragoman, two names of Turkish origin, and which are still familiar to the Sublime Porte. 3. From the humble style and service of guards, the Domestics insensibly rose to the station of generals; the military themes of the East and West, the legions of Europe and Asia, were often divided, till the great Domestic was finally invested with the universal and absolute command of the land forces. The Protostrator, in his original functions, was the assistant of the emperor when he mounted on horseback: he gradually became the lieutenant of the great Domestic in the field; and his jurisdiction extended over the stables, the cavalry, and the royal train of hunting and hawking. The Stratopedarch was the great judge of the camp: the Protospathaire commanded the guards; the Constable, the great Æteriarch, and the Acolyth, were the separate chiefs of the Franks, the Barbarians, and the Varangi, or English, the mercenary strangers, who, a the decay of the national spirit, formed the nerve of the Byzantine armies. 4. The naval powers were under the command of the great Duke; in his absence they obeyed the great Drungaire of the fleet; and, in his place, the Emir, or Admiral, a name of Saracen extraction, but which has been naturalized in all the modern languages of Europe.

    Of these officers, and of many more whom it would be useless to enumerate, the civil and military hierarchy was framed. Their honors and emoluments, their dress and titles, their mutual salutations and respective preëminence, were balanced with more exquisite labor than would have fixed the constitution of a free people; and the code was almost perfect when this baseless fabric, the monument of pride and servitude, was forever buried in the ruins of the empire.

    Chapter LIII: Fate Of The Eastern Empire. Part III.

    The most lofty titles, and the most humble postures, which devotion has applied to the Supreme Being, have been prostituted by flattery and fear to creatures of the same nature with ourselves. The mode of adoration, of falling prostrate on the ground, and kissing the feet of the emperor, was borrowed by Diocletian from Persian servitude; but it was continued and aggravated till the last age of the Greek monarchy. Excepting only on Sundays, when it was waived, from a motive of religious pride, this humiliating reverence was exacted from all who entered the royal presence, from the princes invested with the diadem and purple, and from the ambassadors who represented their independent sovereigns, the caliphs of Asia, Egypt, or Spain, the kings of France and Italy, and the Latin emperors of ancient Rome. In his transactions of business, Liutprand, bishop of Cremona, asserted the free spirit of a Frank and the dignity of his master Otho. Yet his sincerity cannot disguise the abasement of his first audience. When he approached the throne, the birds of the golden tree began to warble their notes, which were accompanied by the roarings of the two lions of gold. With his two companions Liutprand was compelled to bow and to fall prostrate; and thrice to touch the ground with his forehead. He arose, but in the short interval, the throne had been hoisted from the floor to the ceiling, the Imperial figure appeared in new and more gorgeous apparel, and the interview was concluded in haughty and majestic silence. In this honest and curious narrative, the Bishop of Cremona represents the ceremonies of the Byzantine court, which are still practised in the Sublime Porte, and which were preserved in the last age by the dukes of Muscovy or Russia. After a long journey by sea and land, from Venice to Constantinople, the ambassador halted at the golden gate, till he was conducted by the formal officers to the hospitable palace prepared for his reception; but this palace was a prison, and his jealous keepers prohibited all social intercourse either with strangers or natives. At his first audience, he offered the gifts of his master, slaves, and golden vases, and costly armor. The ostentatious payment of the officers and troops displayed before his eyes the riches of the empire: he was entertained at a royal banquet, in which the ambassadors of the nations were marshalled by the esteem or contempt of the Greeks: from his own table, the emperor, as the most signal favor, sent the plates which he had tasted; and his favorites were dismissed with a robe of honor. In the morning and evening of each day, his civil and military servants attended their duty in the palace; their labors were repaid by the sight, perhaps by the smile, of their lord; his commands were signified by a nod or a sign: but all earthly greatness stood silent and submissive in his presence. In his regular or extraordinary processions through the capital, he unveiled his person to the public view: the rites of policy were connected with those of religion, and his visits to the principal churches were regulated by the festivals of the Greek calendar. On the eve of these processions, the gracious or devout intention of the monarch was proclaimed by the heralds. The streets were cleared and purified; the pavement was strewed with flowers; the most precious furniture, the gold and silver plate, and silken hangings, were displayed from the windows and balconies, and a severe discipline restrained and silenced the tumult of the populace. The march was opened by the military officers at the head of their troops: they were followed in long order by the magistrates and ministers of the civil government: the person of the emperor was guarded by his eunuchs and domestics, and at the church door he was solemnly received by the patriarch and his clergy. The task of applause was not abandoned to the rude and spontaneous voices of the crowd. The most convenient stations were occupied by the bands of the blue and green factions of the circus; and their furious conflicts, which had shaken the capital, were insensibly sunk to an emulation of servitude. From either side they echoed in responsive melody the praises of the emperor; their poets and musicians directed the choir, and long life and victory were the burden of every song. The same acclamations were performed at the audience, the banquet, and the church; and as an evidence of boundless sway, they were repeated in the Latin, Gothic, Persian, French, and even English language, by the mercenaries who sustained the real or fictitious character of those nations. By the pen of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 this science of form and flattery has been reduced into a pompous and trifling volume, which the vanity of succeeding times might enrich with an ample supplement. Yet the calmer reflection of a prince would surely suggest that the same acclamations were applied to every character and every reign: and if he had risen from a private rank, he might remember, that his own voice had been the loudest and most eager in applause, at the very moment when he envied the fortune, or conspired against the life, of his predecessor.

    The princes of the North, of the nations, says Constantine, without faith or fame, were ambitious of mingling their blood with the blood of the Cæsars, by their marriage with a royal virgin, or by the nuptials of their daughters with a Roman prince. The aged monarch, in his instructions to his son, reveals the secret maxims of policy and pride; and suggests the most decent reasons for refusing these insolent and unreasonable demands. Every animal, says the discreet emperor, is prompted by the distinction of language, religion, and manners. A just regard to the purity of descent preserves the harmony of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but the mixture of foreign blood is the fruitful source of disorder and discord. Such had ever been the opinion and practice of the sage Romans: their jurisprudence proscribed the marriage of a citizen and a stranger: in the days of freedom and virtue, a senator would have scorned to match his daughter with a king: the glory of Mark Antony was sullied by an Egyptian wife: and the emperor Titus was compelled, by popular censure, to dismiss with reluctance the reluctant Berenice. This perpetual interdict was ratified by the fabulous sanction of the great Constantine. The ambassadors of the nations, more especially of the unbelieving nations, were solemnly admonished, that such strange alliances had been condemned by the founder of the church and city. The irrevocable law was inscribed on the altar of St. Sophia; and the impious prince who should stain the majesty of the purple was excluded from the civil and ecclesiastical communion of the Romans. If the ambassadors were instructed by any false brethren in the Byzantine history, they might produce three memorable examples of the violation of this imaginary law: the marriage of Leo, or rather of his father Constantine the Fourth, with the daughter of the king of the Chozars, the nuptials of the granddaughter of Romanus with a Bulgarian prince, and the union of Bertha of France or Italy with young Romanus, the son of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 himself. To these objections three answers were prepared, which solved the difficulty and established the law. I. The deed and the guilt of Constantine Copronymus were acknowledged. The Isaurian heretic, who sullied the baptismal font, and declared war against the holy images, had indeed embraced a Barbarian wife. By this impious alliance he accomplished the measure of his crimes, and was devoted to the just censure of the church and of posterity. II. Romanus could not be alleged as a legitimate emperor; he was a plebeian usurper, ignorant of the laws, and regardless of the honor, of the monarchy. His son Christopher, the father of the bride, was the third in rank in the college of princes, at once the subject and the accomplice of a rebellious parent. The Bulgarians were sincere and devout Christians; and the safety of the empire, with the redemption of many thousand captives, depended on this preposterous alliance. Yet no consideration could dispense from the law of Constantine: the clergy, the senate, and the people, disapproved the conduct of Romanus; and he was reproached, both in his life and death, as the author of the public disgrace. III. For the marriage of his own son with the daughter of Hugo, king of Italy, a more honorable defence is contrived by the wise Porphyrogenitus. Constantine, the great and holy, esteemed the fidelity and valor of the Franks; and his prophetic spirit beheld the vision of their future greatness. They alone were excepted from the general prohibition: Hugo, king of France, was the lineal descendant of Charlemagne; and his daughter Bertha inherited the prerogatives of her family and nation. The voice of truth and malice insensibly betrayed the fraud or error of the Imperial court. The patrimonial estate of Hugo was reduced from the monarchy of France to the simple county of Arles; though it was not denied, that, in the confusion of the times, he had usurped the sovereignty of Provence, and invaded the kingdom of Italy. His father was a private noble; and if Bertha derived her female descent from the Carlovingian line, every step was polluted with illegitimacy or vice. The grandmother of Hugo was the famous Valdrada, the concubine, rather than the wife, of the second Lothair; whose adultery, divorce, and second nuptials, had provoked against him the thunders of the Vatican. His mother, as she was styled, the great Bertha, was successively the wife of the count of Arles and of the marquis of Tuscany: France and Italy were scandalized by her gallantries; and, till the age of threescore, her lovers, of every degree, were the zealous servants of her ambition. The example of maternal incontinence was copied by the king of Italy; and the three favorite concubines of Hugo were decorated with the classic names of Venus, Juno, and Semele. The daughter of Venus was granted to the solicitations of the Byzantine court: her name of Bertha was changed to that of Eudoxia; and she was wedded, or rather betrothed, to young Romanus, the future heir of the empire of the East. The consummation of this foreign alliance was suspended by the tender age of the two parties; and, at the end of five years, the union was dissolved by the death of the virgin spouse. The second wife of the emperor Romanus was a maiden of plebeian, but of Roman, birth; and their two daughters, Theophano and Anne, were given in marriage to the princes of the earth. The eldest was bestowed, as the pledge of peace, on the eldest son of the great Otho, who had solicited this alliance with arms and embassies. It might legally be questioned how far a Saxon was entitled to the privilege of the French nation; but every scruple was silenced by the fame and piety of a hero who had restored the empire of the West. After the death of her father-in-law and husband, Theophano governed Rome, Italy, and Germany, during the minority of her son, the third Otho; and the Latins have praised the virtues of an empress, who sacrificed to a superior duty the remembrance of her country. In the nuptials of her sister Anne, every prejudice was lost, and every consideration of dignity was superseded, by the stronger argument of necessity and fear. A Pagan of the North, Wolodomir, great prince of Russia, aspired to a daughter of the Roman purple; and his claim was enforced by the threats of war, the promise of conversion, and the offer of a powerful succor against a domestic rebel. A victim of her religion and country, the Grecian princess was torn from the palace of her fathers, and condemned to a savage reign, and a hopeless exile on the banks of the Borysthenes, or in the neighborhood of the Polar circle. Yet the marriage of Anne was fortunate and fruitful: the daughter of her grandson Joroslaus was recommended by her Imperial descent; and the king of France, Henry I., sought a wife on the last borders of Europe and Christendom.

    In the Byzantine palace, the emperor was the first slave of the ceremonies which he imposed, of the rigid forms which regulated each word and gesture, besieged him in the palace, and violated the leisure of his rural solitude. But the lives and fortunes of millions hung on his arbitrary will; and the firmest minds, superior to the allurements of pomp and luxury, may be seduced by the more active pleasure of commanding their equals. The legislative and executive powers were centred in the person of the monarch, and the last remains of the authority of the senate were finally eradicated by Leo the philosopher. A lethargy of servitude had benumbed the minds of the Greeks: in the wildest tumults of rebellion they never aspired to the idea of a free constitution; and the private character of the prince was the only source and measure of their public happiness. Superstition rivetted their chains; in the church of St. Sophia he was solemnly crowned by the patriarch; at the foot of the altar, they pledged their passive and unconditional obedience to his government and family. On his side he engaged to abstain as much as possible from the capital punishments of death and mutilation; his orthodox creed was subscribed with his own hand, and he promised to obey the decrees of the seven synods, and the canons of the holy church. But the assurance of mercy was loose and indefinite: he swore, not to his people, but to an invisible judge; and except in the inexpiable guilt of heresy, the ministers of heaven were always prepared to preach the indefeasible right, and to absolve the venial transgressions, of their sovereign. The Greek ecclesiastics were themselves the subjects of the civil magistrate: at the nod of a tyrant, the bishops were created, or transferred, or deposed, or punished with an ignominious death: whatever might be their wealth or influence, they could never succeed like the Latin clergy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dependent republic; and the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condemned, what he secretly envied, the temporal greatness of his Roman brother. Yet the exercise of boundless despotism is happily checked by the laws of nature and necessity. In proportion to his wisdom and virtue, the master of an empire is confined to the path of his sacred and laborious duty. In proportion to his vice and folly, he drops the sceptre too weighty for his hands; and the motions of the royal image are ruled by the imperceptible thread of some minister or favorite, who undertakes for his private interest to exercise the task of the public oppression. In some fatal moment, the most absolute monarch may dread the reason or the caprice of a nation of slaves; and experience has proved, that whatever is gained in the extent, is lost in the safety and solidity, of regal power.

    Whatever titles a despot may assume, whatever claims he may assert, it is on the sword that he must ultimately depend to guard him against his foreign and domestic enemies. From the age of Charlemagne to that of the Crusades, the world (for I overlook the remote monarchy of China) was occupied and disputed by the three great empires or nations of the Greeks, the Saracens, and the Franks. Their military strength may be ascertained by a comparison of their courage, their arts and riches, and their obedience to a supreme head, who might call into action all the energies of the state. The Greeks, far inferior to their rivals in the first, were superior to the Franks, and at least equal to the Saracens, in the second and third of these warlike qualifications.

    The wealth of the Greeks enabled them to purchase the service of the poorer nations, and to maintain a naval power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ir coasts and the annoyance of their enemies. A commerce of mutual benefit exchanged the gold of Constantinople for the blood of Sclavonians and Turks, the Bulgarians and Russians: their valor contributed to the victories of Nicephorus and Zimisces; and if a hostile people pressed too closely on the frontier, they were recalled to the defence of their country, and the desire of peace, by the well-managed attack of a more distant tribe. The command of the Mediterranean, from the mouth of the Tanais to the columns of Hercules, was always claimed, and often possessed, by the successors of Constantine. Their capital was filled with naval stores and dexterous artificers: the situation of Greece and Asia, the long coasts, deep gulfs, and numerous islands, accustomed their subjects to the exercise of navigation; and the trade of Venice and Amalfi supplied a nursery of seamen to the Imperial fleet. Since the time of the Peloponnesian and Punic wars, the sphere of action had not been enlarged; and the science of naval architecture appears to have declined. The art of constructing those stupendous machines which displayed three, or six, or ten, ranges of oars, rising above, or falling behind, each other, was unknown to the ship-builders of Constantinople, as well as to the mechanicians of modern days. The Dromones, or light galleys of the Byzantine empire, were content with two tier of oars; each tier was composed of five-and-twenty benches; and two rowers were seated on each

    bench, who plied their oars on either side of the vessel. To these we must add the captain or centurion, who, in time of action, stood erect with his armor-bearer on the poop, two steersmen at the helm, and two officers at the prow, the one to manage the anchor, the other to point and play against the enemy the tube of liquid fire. The whole crew, as in the infancy of the art, performed the double service of mariners and soldiers; they were provided with defensive and offensive arms, with bows and arrows, which they used from the upper deck, with long pikes, which they pushed through the portholes of the lower tier. Sometimes, indeed, the ships of war were of a larger and more solid construction; and the labors of combat and navigation were more regularly divided between seventy soldiers and two hundred and thirty mariners. But for the most part they were of the light and manageable size; and as the Cape of Malea in Peloponnesus was still clothed with its ancient terrors, an Imperial fleet was transported five miles over land across the Isthmus of Corinth. The principles of maritime tactics had not undergone any change since the time of Thucydides: a squadron of galleys still advanced in a crescent, charged to the front, and strove to impel their sharp beaks against the feeble sides of their antagonists. A machine for casting stones and darts was built of strong timbers, in the midst of the deck; and the operation of boarding was effected by a crane that hoisted baskets of armed men. The language of signals, so clear and copious in the naval grammar of the moderns, was imperfectly expressed by the various positions and colors of a commanding flag. In the darkness of the night, the same orders to chase, to attack, to halt, to retreat, to break, to form, were conveyed by the lights of the leading galley. By land, the fire-signals were repeated from one mountain to another; a chain of eight stations commanded a space of five hundred miles; and Constantinople in a few hours was apprised of the hostile motions of the Saracens of Tarsus. Some estimate may be formed of the power of the Greek emperors, by the curious and minute detail of the armament which was prepared for the reduction of Crete. A fleet of one hundred and twelve galleys, and seventy-five vessels of the Pamphylian style, was equipped in the capital, the islands of the Ægean Sea, and the seaports of Asia, Macedonia, and Greece. It carried thirty-four thousand mariners, seven thousand three hundred and forty soldiers, seven hundred Russians, and five thousand and eighty-seven Mardaites, whose fathers had been transplanted from the mountains of Libanus. Their pay, most probably of a month, was computed at thirty-four centenaries of gold, about one hundred and thirty-six thousand pounds sterling. Our fancy is bewildered by the endless recapitulation of arms and engines, of clothes and linen, of bread for the men and forage for the horses, and of stores and utensils of every description, inadequate to the conquest of a petty island, but amply sufficient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flourishing colony.

    The invention of the Greek fire did not, like that of gun powder, produce a total revolution in the art of war. To these liquid combustibles the city and empire of Constantine owed their deliverance; and they were employed in sieges and sea-fights with terrible effect. But they were either less improved, or less susceptible of improvement: the engines of antiquity, the catapultæ, balistæ, and battering-rams, were still of most frequent and powerful use in the attack and defence of fortifications; nor was the decision of battles reduced to the quick and heavy fire of a line of infantry, whom it were fruitless to protect with armor against a similar fire of their enemies. Steel and iron were still the common instruments of destruction and safety; and the helmets, cuirasses, and shields, of the tenth century did not, either in form or substance, essentially differ from those which had covered the companions of Alexander or Achilles. But instead of accustoming the modern Greeks, like the legionaries of old, to the constant and easy use of this salutary weight, their armor was laid aside in light chariots, which followed the march, till, on the approach of an enemy, they resumed with haste and reluctance the unusual encumbrance. Their offensive weapons consisted of swords, battle-axes, and spears; but the Macedonian pike was shortened a fourth of its length, and reduced to the more convenient measure of twelve cubits or feet. The sharpness of the Scythian and Arabian arrows had been severely felt; and the emperors lament the decay of archery as a cause of the public misfortunes, and recommend, as an advice and a command, that the military youth, till the age of forty, should assiduously practise the exercise of the bow. The bands, or regiments, were usually three hundred strong; and, as a medium between the extremes of four and sixteen, the foot soldiers of Leo and Constantine were formed eight deep; but the cavalry charged in four ranks, from the reasonable consideration, that the weight of the front could not be increased by any pressure of the hindmost horses. If the ranks of the infantry or cavalry were sometimes doubled, this cautious array betrayed a secret distrust of the courage of the troops, whose numbers might swell the appearance of the line, but of whom only a chosen band would dare to encounter the spears and swords of the Barbarians. The order of battle must have varied according to the ground, the object, and the adversary; but their ordinary disposition, in two lines and a reserve, presented a succession of hopes and resources most agreeable to the temper as well as the judgment of the Greeks. In case of a repulse, the first line fell back into the intervals of the second; and the reserve, breaking into two divisions, wheeled round the flanks to improve the victory or cover the retreat. Whatever authority could enact was accomplished, at least in theory, by the camps and marches, the exercises and evolutions, the edicts and books, of the Byzantine monarch. Whatever art could produce from the forge, the loom, or the laboratory, was abundantly supplied by the riches of the prince, and the industry of his numerous workmen. But neither authority nor art could frame the most important machine, the soldier himself; and if the ceremonies of Constantine always suppose the safe and triumphal return of the emperor, his tactics seldom soar above the means of escaping a defeat, and procrastinating the war. Notwithstanding some transient success, the Greeks were sunk in their own esteem and that of their neighbors. A cold hand and a loquacious tongue was the vulgar description of the nation: the author of the tactics was besieged in his capital; and the last of the Barbarians, who trembled at the name of the Saracens, or Franks, could proudly exhibit the medals of gold and silver which they had extorted from the feeble sovereign of Constantinople. What spirit their government and character denied, might have been inspired in some degree by the influence of religion; but the religion of the Greeks could only teach them to suffer and to yield. The emperor Nicephorus, who restored for a moment the discipline and glory of the Roman name, was desirous of bestowing the honors of martyrdom on the Christians who lost their lives in a holy war against the infidels. But this political law was defeated by the opposition of the patriarch, the bishops, and the principal senators; and they strenuously urged the canons of St. Basil, that all who were polluted by the bloody trade of a soldier should be separated, during three years, from the communion of the faithful.

    These scruples of the Greeks have been compared with the tears of the primitive Moslems when they were held back from battle; and this contrast of base superstition and high-spirited enthusiasm, unfolds to a philosophic eye the history of the rival nations. The subjects of the last caliphs had undoubtedly degenerated from the zeal and faith of the companions of the prophet. Yet their martial creed still represented the Deity as the author of war: the vital though latent spark of fanaticism still glowed in the heart of their religion, and among the Saracens, who dwelt on the Christian borders, it was frequently rekindled to a lively and active flame. Their regular force was formed of the valiant slaves who had been educated to guard the person and accompany the standard of their lord: but the Mussulman people of Syria and Cilicia, of Africa and Spain, was awakened by the trumpet which proclaimed a holy war against the infidels. The rich were ambitious of death or victory in the cause of God; the poor were allured by the hopes of plunder; and the old, the infirm, and the women, assumed their share of meritorious service by sending their substitutes, with arms and horses, into the field. These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arms were similar in strength and temper to those of the Romans, whom they far excelled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horse and the bow: the massy silver of their belts, their bridles, and their swords, displayed the magnificence of a prosperous nation; and except some black archers of the South, the Arabs disdained the naked bravery of their ancestors. Instead of wagons, they were attended by a long train of camels, mules, and asses: the multitude of these animals, whom they bedecked with flags and streamers, appeared to swell the pomp and magnitude of their host; and the horses of the enemy were often disordered by the uncouth figure and odious smell of the camels of the East. Invincible by their patience of thirst and heat, their spirits were frozen by a winter’s cold,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ir propensity to sleep exacted the most rigorous precautions against the surprises of the night. Their order of battle was a long square of two deep and solid lines; the first of archers, the second of cavalry. In their engagements by sea and land, they sustained with patient firmness the fury of the attack, and seldom advanced to the charge till they could discern and oppress the lassitude of their foes. But if they were repulsed and broken, they knew not how to rally or renew the combat; and their dismay was heightened by the superstitious prejudice, that God had declared himself on the side of their enemies.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caliphs countenanced this fearful opinion; nor were there wanting, among the Mahometans and Christians, some obscure prophecies which prognosticated their alternate defeats. The unity of the Arabian empire was dissolved, but the independent fragments were equal to populous and powerful kingdoms; and in their naval and military armaments, an emir of Aleppo or Tunis might command no despicable fund of skill, and industry, and treasure. In their transactions of peace and war with the Saracens, the princes of Constantinople too often felt that these Barbarians had nothing barbarous in their discipline; and that if they were destitute of original genius, they had been endowed with a quick spirit of curiosity and imitation. The model was indeed more perfect than the copy; their ships, and engines, and fortifications, were of a less skilful construction; and they confess, without shame, that the same God who has given a tongue to the Arabians, had more nicely fashioned the hands of the Chinese, and the heads of the Greeks.

    Chapter LIII: Fate Of The Eastern Empire. Part IV.

    A name of some German tribes between the Rhine and the Weser had spread its victorious influence over the greatest part of Gaul, Germany, and Italy; and the common appellation of Franks was applied by the Greeks and Arabians to the Christians of the Latin church, the nations of the West, who stretched beyond their knowledge to the shores of the Atlantic Ocean. The vast body had been inspired and united by the soul of Charlemagne; but the division and degeneracy of his race soon annihilated the Imperial power, which would have rivalled the Cæsars of Byzantium, and revenged the indignities of the Christian name. The enemies no longer feared, nor could the subjects any longer trust, the application of a public revenue, the labors of trade and manufactures in the military service, the mutual aid of provinces and armies, and the naval squadrons which were regularly stationed from the mouth of the Elbe to that of the Tyber.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tenth century, the family of Charlemagne had almost disappeared; his monarchy was broken into many hostile and independent states; the regal title was assumed by the most ambitious chiefs; their revolt was imitated in a long subordination of anarchy and discord, and the nobles of every province disobeyed their sovereign, oppressed their vassals, and exercised perpetual hostilities against their equals and neighbors. Their private wars, which overturned the fabric of government, fomented the martial spirit of the nation. In the system of modern Europe, the power of the sword is possessed, at least in fact, by five or six mighty potentates; their operations are conducted on a distant frontier, by an order of men who devote their lives to the study and practice of the military art: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and community enjoys in the midst of war the tranquillity of peace, and is only made sensible of the change by the aggravation or decrease of the public taxes. In the disorders of the tenth and eleventh centuries, every peasant was a soldier, and every village a fortification; each wood or valley was a scene of murder and rapine; and the lords of each castle were compelled to assume the character of princes and warriors. To their own courage and policy they boldly trusted for the safety of their family, the protection of their lands, and the revenge of their injuries; and, like the conquerors of a larger size, they were too apt to transgress the privilege of defensive war. The powers of the mind and body were hardened by the presence of danger and necessity of resolution: the same spirit refused to desert a friend and to forgive an enemy; and, instead of sleeping under the guardian care of a magistrate, they proudly disdained the authority of the laws. In the days of feudal anarchy, the instruments of agriculture and art were converted into the weapons of bloodshed: the peaceful occupations of civil and ecclesiastical society were abolished or corrupted; and the bishop who exchanged his mitre for a helmet, was more forcibly urged by the manners of the times than by the obligation of his tenure.

    The love of freedom and of arms was felt, with conscious pride, by the Franks themselves, and is observed by the Greeks with some degree of amazement and terror. “The Franks,” says the emperor Constantine, “are bold and valiant to the verge of temerity; and their dauntless spirit is supported by the contempt of danger and death. In the field and in close onset, they press to the front, and rush headlong against the enemy, without deigning to compute either his numbers or their own. Their ranks are formed by the firm connections of consanguinity and friendship; and their martial deeds are prompted by the desire of saving or revenging their dearest companions. In their eyes, a retreat is a shameful flight; and flight is indelible infamy.” A nation endowed with such high and intrepid spirit, must have been secure of victory if these advantages had not been counter-balanced by many weighty defects. The decay of their naval power left the Greeks and Saracens in possession of the sea, for every purpose of annoyance and supply. In the age which preceded the institution of knighthood, the Franks were rude and unskilful in the service of cavalry; and in all perilous emergencies, their warriors were so conscious of their ignorance, that they chose to dismount from their horses and fight on foot. Unpractised in the use of pikes, or of missile weapons, they were encumbered by the length of their swords, the weight of their armor, the magnitude of their shields, and, if I may repeat the satire of the meagre Greeks, by their unwieldy intemperance. Their independent spirit disdained the yoke of subordination, and abandoned the standard of their chief, if he attempted to keep the field beyond the term of their stipulation or service. On all sides they were open to the snares of an enemy less brave but more artful than themselves. They might be bribed, for the Barbarians were venal; or surprised in the night, for they neglected the precautions of a close encampment or vigilant sentinels. The fatigues of a summer’s campaign exhausted their strength and patience, and they sunk in despair if their voracious appetite was disappointed of a plentiful supply of wine and of food. This general character of the Franks was marked with some national and local shades, which I should ascribe to accident rather than to climate, but which were visible both to natives and to foreigners. An ambassador of the great Otho declared, in the palace of Constantinople, that the Saxons could dispute with swords better than with pens, and that they preferred inevitable death to the dishonor of turning their backs to an enemy. It was the glory of the nobles of France, that, in their humble dwellings, war and rapine were the only pleasure, the sole occupation, of their lives. They affected to deride the palaces, the banquets, the polished manner of the Italians, who in the estimate of the Greeks themselves had degenerated from the liberty and valor of the ancient Lombards.

    By the well-known edict of Caracalla, his subjects, from Britain to Egypt, were entitled to the name and privileges of Romans, and their national sovereign might fix his occasional or permanent residence in any province of their common country. In the division of the East and West, an ideal unity was scrupulously observed, and in their titles, laws, and statutes, the successors of Arcadius and Honorius announced themselves as the inseparable colleagues of the same office, as the joint sovereigns of the Roman world and city, which were bounded by the same limits. After the fall of the Western monarchy, the majesty of the purple resided solely in the princes of Constantinople; and of these, Justinian was the first who, after a divorce of sixty years, regained the dominion of ancient Rome, and asserted, by the right of conquest, the august title of Emperor of the Romans. A motive of vanity or discontent solicited one of his successors, Constans the Second, to abandon the Thracian Bosphorus, and to restore the pristine honors of the Tyber: an extravagant project, (exclaims the malicious Byzantine,) as if he had despoiled a beautiful and blooming virgin, to enrich, or rather to expose, the deformity of a wrinkled and decrepit matron. But the sword of the Lombards opposed his settlement in Italy: he entered Rome not as a conqueror, but as a fugitive, and, after a visit of twelve days, he pillaged, and forever deserted, the ancient capital of the world. The final revolt and separation of Italy was accomplished about two centuries after the conquests of Justinian, and from his reign we may date the gradual oblivion of the Latin tongue. That legislator had composed his Institutes, his Code, and his Pandects, in a language which he celebrates as the proper and public style of the Roman government, the consecrated idiom of the palace and senate of Constantinople, of the campus and tribunals of the East. But this foreign dialect was unknown to the people and soldiers of the Asiatic provinces, it was imperfectly understood by the greater part of the interpreters of the laws and the ministers of the state. After a short conflict, nature and habit prevailed over the obsolete institutions of human power: for the general benefit of his subjects, Justinian promulgated his novels in the two languages: the several parts of his voluminous jurisprudence were successively translated; the original was forgotten, the version was studied, and the Greek, whose intrinsic merit deserved indeed the preference, obtained a legal, as well as popular establishment in the Byzantine monarchy. The birth and residence of succeeding princes estranged them from the Roman idiom: Tiberius by the Arabs, and Maurice by the Italians, are distinguished as the first of the Greek Cæsars, as the founders of a new dynasty and empire: the silent revolution was accomplished before the death of Heraclius; and the ruins of the Latin speech were darkly preserved in the terms of jurisprudence and the acclamations of the palace. After the restoration of the Western empire by Charlemagne and the Othos, the names of Franks and Latins acquired an equal signification and extent; and these haughty Barbarians asserted, with some justice, their superior claim to the language and dominion of Rome. They insulted the alien of the East who had renounced the dress and idiom of Romans; and their reasonable practice will justify the frequent appellation of Greeks. But this contemptuous appellation was indignantly rejected by the prince and people to whom it was applied. Whatsoever changes had been introduced by the lapse of ages, they alleged a lineal and unbroken succession from Augustus and Constantine; and, in the lowest period of degeneracy and decay, the name of Romans adhered to the last fragments of the empire of Constantinople.

    While the government of the East was transacted in Latin, the Greek was the language of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nor could the masters of this rich and perfect idiom be tempted to envy the borrowed learning and imitative taste of their Roman disciples. After the fall of Paganism, the loss of Syria and Egypt, and the extinction of the schools of Alexandria and Athens, the studies of the Greeks insensibly retired to some regular monasteries, and above all, to the royal college of Constantinople, which was burnt in the reign of Leo the Isaurian. In the pompous style of the age, the president of that foundation was named the Sun of Science: his twelve associates, the professors in the different arts and faculties, were the twelve signs of the zodiac; a library of thirty-six thousand five hundred volumes was open to their inquiries; and they could show an ancient manuscript of Homer, on a roll of parchment one hundred and twenty feet in length, the intestines, as it was fabled, of a prodigious serpent. But the seventh and eight centuries were a period of discord and darkness: the library was burnt, the college was abolished, the Iconoclasts are represented as the foes of antiquity; and a savage ignorance and contempt of letters has disgraced the princes of the Heraclean and Isaurian dynasties.

    In the ninth century we trace the first dawnings of the restoration of science. After the fanaticism of the Arabs had subsided, the caliphs aspired to conquer the arts, rather than the provinces, of the empire: their liberal curiosity rekindled the emulation of the Greeks, brushed away the dust from their ancient libraries, and taught them to know and reward the philosophers, whose labors had been hitherto repaid by the pleasure of study and the pursuit of truth. The Cæsar Bardas, the uncle of Michael the Third, was the generous protector of letters, a title which alone has preserved his memory and excused his ambition. A particle of the treasures of his nephew was sometimes diverted from the indulgence of vice and folly; a school was opened in the palace of Magnaura; and the presence of Bardas excited the emulation of the masters and students. At their head was the philosopher Leo, archbishop of Thessalonica: his profound skill in astronomy and the mathematics was admired by the strangers of the East; and this occult science was magnified by vulgar credulity, which modestly supposes that all knowledge superior to its own must be the effect of inspiration or magic. At the pressing entreaty of the Cæsar, his friend, the celebrated Photius, renounced the freedom of a secular and studious life, ascended the patriarchal throne, and was alternately excommunicated and absolved by the synods of the East and West. By the confession even of priestly hatred, no art or science, except poetry, was foreign to this universal scholar, who was deep in thought, indefatigable in reading, and eloquent in diction. Whilst he exercised the office of protospathaire or captain of the guards, Photius was sent ambassador to the caliph of Bagdad. The tedious hours of exile, perhaps of confinement, were beguiled by the hasty composition of his Library, a living monument of erudition and criticism. Two hundred and fourscore writers, historians, orators, philosophers, theologians, are reviewed without any regular method: he abridges their narrative or doctrine, appreciates their style and character, and judges even the fathers of the church with a discreet freedom, which often breaks through the superstition of the times. The emperor Basil, who lamented the defects of his own education, intrusted to the care of Photius his son and successor, Leo the philosopher; and the reign of that prince and of his son 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 forms one of the most prosperous æras of the Byzantine literature. By their munificence the treasures of antiquity were deposited in the Imperial library; by their pens, or those of their associates, they were imparted in such extracts and abridgments as might amuse the curiosity, without oppressing the indolence, of the public. Besides the Basilics, or code of laws, the arts of husbandry and war, of feeding or destroying the human species, were propagated with equal diligence; and the history of Greece and Rome was digested into fifty-three heads or titles, of which two only (of embassies, and of virtues and vices) have escaped the injuries of time. In every station, the reader might contemplate the image of the past world, apply the lesson or warning of each page, and learn to admire, perhaps to imitate, the examples of a brighter period. I shall not expatiate on the works of the Byzantine Greeks, who, by the assiduous study of the ancients, have deserved, in some measure, the remembrance and gratitude of the moderns. The scholars of the present age may still enjoy the benefit of the philosophical commonplace book of Stobæus, the grammatical and historical lexicon of Suidas, the Chiliads of Tzetzes, which comprise six hundred narratives in twelve thousand verses, and the commentaries on Homer of Eustathius, archbishop of Thessalonica, who, from his horn of plenty, has poured the names and authorities of four hundred writers. From these originals, and from the numerous tribe of scholiasts and critics, some estimate may be formed of the literary wealth of the twelfth century: Constantinople was enlightened by the genius of Homer and Demosthenes, of Aristotle and Plato: and in the enjoyment or neglect of our present riches, we must envy the generation that could still peruse the history of Theopompus, the orations of Hyperides, the comedies of Menander, and the odes of Alcæus and Sappho. The frequent labor of illustration attests not only the existence, but the popularity, of the Grecian classics: the general knowledge of the age may be deduced from the example of two learned females, the empress Eudocia, and the princess Anna Comnena, who cultivated, in the purple, the arts of rhetoric and philosophy. The vulgar dialect of the city was gross and barbarous: a more correct and elaborate style distinguished the discourse, or at least the compositions, of the church and palace, which sometimes affected to copy the purity of the Attic models.

    In our modern education, the painful though necessary attainment of two languages, which are no longer living, may consume the time and damp the ardor of the youthful student. The poets and orators were long imprisoned in the barbarous dialects of our Western ancestors, devoid of harmony or grace; and their genius, without precept or example, was abandoned to the rule and native powers of their judgment and fancy. But the Greeks of Constantinople, after purging away the impurities of their vulgar speech, acquired the free use of their ancient language, the most happy composition of human art, and a familiar knowledge of the sublime masters who had pleased or instructed the first of nations. But these advantages only tend to aggravate the reproach and shame of a degenerate people. They held in their lifeless hands the riches of their fathers, without inheriting the spirit which had created and improved that sacred patrimony: they read, they praised, they compiled, but their languid souls seemed alike incapable of thought and action. In the revolution of ten centuries, not a single discovery was made to exalt the dignity or promote the happiness of mankind. Not a single idea has been added to the speculative systems of antiquity, and a succession of patient disciples became in their turn the dogmatic teachers of the next servile generation. Not a single composition of history, philosophy, or literature, has been saved from oblivion by the intrinsic beauties of style or sentiment, of original fancy, or even of successful imitation. In prose, the least offensive of the Byzantine writers are absolved from censure by their naked and unpresuming simplicity: but the orators, most eloquent in their own conceit, are the farthest removed from the models whom they affect to emulate. In every page our taste and reason are wounded by the choice of gigantic and obsolete words, a stiff and intricate phraseology, the discord of images, the childish play of false or unseasonable ornament, and the painful attempt to elevate themselves, to astonish the reader, and to involve a trivial meaning in the smoke of obscurity and exaggeration. Their prose is soaring to the vicious affectation of poetry: their poetry is sinking below the flatness and insipidity of prose. The tragic, epic, and lyric muses, were silent and inglorious: the bards of Constantinople seldom rose above a riddle or epigram, a panegyric or tale; they forgot even the rules of prosody; and with the melody of Homer yet sounding in their ears, they confound all measure of feet and syllables in the impotent strains which have received the name of political or city verses. The minds of the Greek were bound in the fetters of a base and imperious superstition which extends her dominion round the circle of profane science. Their understandings were bewildered in metaphysical controversy: in the belief of visions and miracles, they had lost all principles of moral evidence, and their taste was vitiates by the homilies of the monks, an absurd medley of declamation and Scripture. Even these contemptible studies were no longer dignified by the abuse of superior talents: the leaders of the Greek church were humbly content to admire and copy the oracles of antiquity, nor did the schools of pulpit produce any rivals of the fame of Athanasius and Chrysostom.

    In all the pursuits of active and speculative life, the emulation of states and individuals is the most powerful spring of the efforts and improvements of mankind. The cities of ancient Greece were cast in the happy mixture of union and independence, which is repeated on a larger scale, but in a looser form, by the nations of modern Europe; the union of language, religion, and manners, which renders them the spectators and judges of each other’s merit; the independence of government and interest, which asserts their separate freedom, and excites them to strive for preëminence in the career of glory. The situation of the Romans was less favorable; yet in the early ages of the republic, which fixed the national character, a similar emulation was kindled among the states of Latium and Italy; and in the arts and sciences, they aspired to equal or surpass their Grecian masters. The empire of the Cæsars undoubtedly checked the activity and progress of the human mind; its magnitude might indeed allow some scope for domestic competition; but when it was gradually reduced, at first to the East and at last to Greece and Constantinople, the Byzantine subjects were degraded to an abject and languid temper, the natural effect of their solitary and insulated state. From the North they were oppressed by nameless tribes of Barbarians, to whom they scarcely imparted the appellation of men. The language and religion of the more polished Arabs were an insurmountable bar to all social intercourse. The conquerors of Europe were their brethren in the Christian faith; but the speech of the Franks or Latins was unknown, their manners were rude, and they were rarely connected, in peace or war, with the successors of Heraclius. Alone in the universe, the self-satisfied pride of the Greeks was not disturbed by the comparison of foreign merit; and it is no wonder if they fainted in the race, since they had neither competitors to urge their speed, nor judges to crown their victory. The nations of Europe and Asia were mingled by the expeditions to the Holy Land; and it is under the Comnenian dynasty that a faint emulation of knowledge and military virtue was rekindled in the Byzantine empire.

  • Edward Gibbon《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XLIX-L

    Volume 5

    Chapter XLIX: Conquest Of Italy By The Franks.

    Part I. Introduction, Worship, And Persecution Of Images. — Revolt Of Italy And Rome. — Temporal Dominion Of The Popes. — Conquest Of Italy By The Franks. — Establishment Of Images. — Character And Coronation Of Charlemagne. — Restoration And Decay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West. — Independence Of Italy. — Constitution Of The Germanic Body.

    In the connection of the church and state, I have considered the former as subservient only, and relative, to the latter; a salutary maxim, if in fact, as well as in narrative, it had ever been held sacred. The Oriental philosophy of the Gnostics, the dark abyss of predestination and grace, and the strange transformation of the Eucharist from the sign to the substance of Christ’s body, I have purposely abandoned to the curiosity of speculative divines. But I have reviewed, with diligence and pleasure, the objects of ecclesiastical history, by which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were materially affected, the propagation of Christianity,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Catholic church, the ruin of Paganism, and the sects that arose from the mysterious controversies concerning the Trinity and incarnation. At the head of this class, we may justly rank the worship of images, so fiercely disputed in the eighth and ninth centuries; since a question of popular superstition produced the revolt of Italy, the temporal power of the popes, and the restoration of the Roman empire in the West.

    The primitive Christians were possessed with an unconquerable repugnance to the use and abuse of images; and this aversion may be ascribed to their descent from the Jews, and their enmity to the Greeks. The Mosaic law had severely proscribed all representations of the Deity; and that precept was firmly established in 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the chosen people. The wit of the Christian apologists was pointed against the foolish idolaters, who bowed before the workmanship of their own hands; the images of brass and marble, which, had they been endowed with sense and motion, should have started rather from the pedestal to adore the creative powers of the artist. Perhaps some recent and imperfect converts of the Gnostic tribe might crown the statues of Christ and St. Paul with the profane honors which they paid to those of Aristotle and Pythagoras; but the public religion of the Catholics was uniformly simple and spiritual; and the first notice of the use of pictures is in the censure of the council of Illiberis, three hundred years after the Christian æra. Under the successors of Constantine, in the peace and luxury of the triumphant church, the more prudent bishops condescended to indulge a visible superstition, for the benefit of the multitude; and, after the ruin of Paganism, they were no longer restrained by the apprehension of an odious parallel. The first introduction of a symbolic worship was in the veneration of the cross, and of relics. The saints and martyrs, whose intercession was implored, were seated on the right hand if God; but the gracious and often supernatural favors, which, in the popular belief, were showered round their tomb, conveyed an unquestionable sanction of the devout pilgrims, who visited, and touched, and kissed these lifeless remains, the memorials of their merits and sufferings. But a memorial, more interesting than the skull or the sandals of a departed worthy, is the faithful copy of his person and features, delineated by the arts of painting or sculpture. In every age, such copies, so congenial to human feelings, have been cherished by the zeal of private friendship, or public esteem: the images of the Roman emperors were adored with civil, and almost religious, honors; a reverence less ostentatious, but more sincere, was applied to the statues of sages and patriots; and these profane virtues, these splendid sins, disappeared in the presence of the holy men, who had died for their celestial and everlasting country. At first, the experiment was made with caution and scruple; and the venerable pictures were discreetly allowed to instruct the ignorant, to awaken the cold, and to gratify the prejudices of the heathen proselytes. By a slow though inevitable progression, the honors of the original were transferred to the copy: the devout Christian prayed before the image of a saint; and the Pagan rites of genuflection, luminaries, and incense, again stole into the Catholic church. The scruples of reason, or piety, were silenced by the strong evidence of visions and miracles; and the pictures which speak, and move, and bleed, must be endowed with a divine energy, and may be considered as the proper objects of religious adoration. The most audacious pencil might tremble in the rash attempt of defining, by forms and colors, the infinite Spirit, the eternal Father, who pervades and sustains the universe. But the superstitious mind was more easily reconciled to paint and to worship the angels, and, above all, the Son of God, under the human shape, which, on earth, they have condescended to assume. The second person of the Trinity had been clothed with a real and mortal body; but that body had ascended into heaven: and, had not some similitude been presented to the eyes of his disciples, the spiritual worship of Christ might have been obliterated by the visible relics an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saints. A similar indulgence was requisite and propitious for the Virgin Mary: the place of her burial was unknown; and the assumption of her soul and body into heaven was adopted by the credulity of the Greeks and Latins. The use, and even the worship, of images was firmly established before the end of the sixth century: they were fondly cherished by the warm imagination of the Greeks and Asiatics: the Pantheon and Vatican were adorned with the emblems of a new superstition; but this semblance of idolatry was more coldly entertained by the rude Barbarians and the Arian clergy of the West. The bolder forms of sculpture, in brass or marble, which peopled the temples of antiquity, were offensive to the fancy or conscience of the Christian Greeks: and a smooth surface of colors has ever been esteemed a more decent and harmless mode of imitation.

    The merit and effect of a copy depends on its resemblance with the original; but the primitive Christians were ignorant of the genuine features of the Son of God, his mother, and his apostles: the statue of Christ at Paneas in Palestine was more probably that of some temporal savior; the Gnostics and their profane monuments were reprobated; and the fancy of the Christian artists could only be guided by the clandestine imitation of some heathen model. In this distress, a bold and dexterous invention assured at once the likeness of the image and the innocence of the worship. A new super structure of fable was raised on the popular basis of a Syrian legend, on the correspondence of Christ and Abgarus, so famous in the days of Eusebius, so reluctantly deserted by our modern advocates. The bishop of Cæsarea records the epistle, but he most strangely forgets the picture of Christ; the perfect impression of his face on a linen, with which he gratified the faith of the royal stranger who had invoked his healing power, and offered the strong city of Edessa to protect him against the malice of the Jews. The ignorance of the primitive church is explained by the long imprisonment of the image in a niche of the wall, from whence, after an oblivion of five hundred years, it was released by some prudent bishop, and seasonably presented to the devotion of the times. Its first and most glorious exploit was the deliverance of the city from the arms of Chosroes Nushirvan; and it was soon revered as a pledge of the divine promise, that Edessa should never be taken by a foreign enemy. It is true, indeed, that the text of Procopius ascribes the double deliverance of Edessa to the wealth and valor of her citizens, who purchased the absence and repelled the assaults of the Persian monarch. He was ignorant, the profane historian, of the testimony which he is compelled to deliver in the ecclesiastical page of Evagrius, that the Palladium was exposed on the rampart, and that the water which had been sprinkled on the holy face, instead of quenching, added new fuel to the flames of the besieged. After this important service, the image of Edessa was preserved with respect and gratitude; and if the Armenians rejected the legend, the more credulous Greeks adored the similitude, which was not the work of any mortal pencil, but the immediate creation of the divine original. The style and sentiments of a Byzantine hymn will declare how far their worship was removed from the grossest idolatry. “How can we with mortal eyes contemplate this image, whose celestial splendor the host of heaven presumes not to behold? He who dwells in heaven, condescends this day to visit us by his venerable image; He who is seated on the cherubim, visits us this day by a picture, which the Father has delineated with his immaculate hand, which he has formed in an ineffable manner, and which we sanctify by adoring it with fear and love.” Before the end of the sixth century, these images, made without hands, (in Greek it is a single word, ) were propagated in the camps and cities of the Eastern empire: they were the objects of worship, and the instruments of miracles; and in the hour of danger or tumult, their venerable presence could revive the hope, rekindle the courage, or repress the fury, of the Roman legions. Of these pictures, the far greater part, the transcripts of a human pencil, could only pretend to a secondary likeness and improper title: but there were some of higher descent, who derived their resemblance from an immediate contact with the original, endowed, for that purpose, with a miraculous and prolific virtue. The most ambitious aspired from a filial to a fraternal relation with the image of Edessa; and such is the veronica of Rome, or Spain, or Jerusalem, which Christ in his agony and bloody sweat applied to his face, and delivered to a holy matron. The fruitful precedent was speedily transferred to the Virgin Mary, and the saints and martyrs. In the church of Diospolis, in Palestine, the features of the Mother of God were deeply inscribed in a marble column; the East and West have been decorated by the pencil of St. Luke; and the Evangelist, who was perhaps a physician, has been forced to exercise the occupation of a painter, so profane and odious in the eyes of the primitive Christians. The Olympian Jove, created by the muse of Homer and the chisel of Phidias, might inspire a philosophic mind with momentary devotion; but these Catholic images were faintly and flatly delineated by monkish artists in the last degeneracy of taste and genius.

    The worship of images had stolen into the church by insensible degrees, and each petty step was pleasing to the superstitious mind, as productive of comfort, and innocent of sin. But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eighth century, in the full magnitude of the abuse, the more timorous Greeks were awakened by an apprehension, that under the mask of Christianity, they had restored the religion of their fathers: they heard, with grief and impatience, the name of idolaters; the incessant charge of the Jews and Mahometans, who derived from the Law and the Koran an immortal hatred to graven images and all relative worship. The servitude of the Jews might curb their zeal, and depreciate their authority; but the triumphant Mussulmans, who reigned at Damascus, and threatened Constantinople, cast into the scale of reproach the accumulated weight of truth and victory. The cities of Syria, Palestine, and Egypt had been fortified with the images of Christ, his mother, and his saints; and each city presumed on the hope or promise of miraculous defence. In a rapid conquest of ten years, the Arabs subdued those cities and these images; and, in their opinion, the Lord of Hosts pronounced a decisive judgment between the adoration and contempt of these mute and inanimate idols. * For a while Edessa had braved the Persian assaults; but the chosen city, the spouse of Christ, was involved in the common ruin; and his divine resemblance became the slave and trophy of the infidels. After a servitude of three hundred years, the Palladium was yielded to the devotion of Constantinople, for a ransom of twelve thousand pounds of silver, the redemption of two hundred Mussulmans, and a perpetual truce for the territory of Edessa. In this season of distress and dismay, the eloquence of the monks was exercised in the defence of images; and they attempted to prove, that the sin and schism of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Orientals had forfeited the favor, and annihilated the virtue, of these precious symbols. But they were now opposed by the murmurs of many simple or rational Christians, who appealed to the evidence of texts, of facts, and of the primitive times, and secretly desired the reformation of the church. As the worship of images had never been established by any general or positive law, its progress in the Eastern empire had been retarded, or accelerated, by the differences of men and manners, the local degrees of refinement, and the personal characters of the bishops. The splendid devotion was fondly cherished by the levity of the capital, and the inventive genius of the Byzantine clergy; while the rude and remote districts of Asia were strangers to this innovation of sacred luxury. Many large congregations of Gnostics and Arians maintained, after their conversion, the simple worship which had preceded their separation; and the Armenians, the most warlike subjects of Rome, were not reconciled, in the twelfth century, to the sight of images. These various denominations of men afforded a fund of prejudice and aversion, of small account in the villages of Anatolia or Thrace, but which, in the fortune of a soldier, a prelate, or a eunuch, might be often connected with the powers of the church and state.

    Of such adventurers, the most fortunate was the emperor Leo the Third, who, from the mountains of Isauria, ascended the throne of the East. He was ignorant of sacred and profane letters; but his education, his reason, perhaps his intercourse with the Jews and Arabs, had inspired the martial peasant with a hatred of images; and it was held to be the duty of a prince to impose on his subjects the dictates of his own conscience. But in the outset of an unsettled reign, during ten years of toil and danger, Leo submitted to the meanness of hypocrisy, bowed before the idols which he despised, and satisfied the Roman pontiff with the annual professions of his orthodoxy and zeal. In the reformation of religion, his first steps were moderate and cautious: he assembled a great council of senators and bishops, and enacted, with their consent, that all the images should be removed from the sanctuary and altar to a proper height in the churches where they might be visible to the eyes, and inaccessible to the superstition, of the people. But it was impossible on either side to check the rapid through adverse impulse of veneration and abhorrence: in their lofty position, the sacred images still edified their votaries, and reproached the tyrant. He was himself provoked by resistance and invective; and his own party accused him of an imperfect discharge of his duty, and urged for his imitation the example of the Jewish king, who had broken without scruple the brazen serpent of the temple. By a second edict, he proscribed the existence as well as the use of religious pictures; the churches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provinces were cleansed from idolatry; the images of Christ, the Virgin, and the saints, were demolished, or a smooth surface of plaster was spread over the walls of the edifice. The sect of the Iconoclasts was supported by the zeal and despotism of six emperors, and the East and West were involved in a noisy conflict of one hundred and twenty years. It was the design of Leo the Isaurian to pronounce the condemnation of images as an article of faith, and by the authority of a general council: but the convocation of such an assembly was reserved for his son Constantine; and though it is stigmatized by triumphant bigotry as a meeting of fools and atheists, their own partial and mutilated acts betray many symptoms of reason and piety. The debates and decrees of many provincial synods introduced the summons of the general council which met in the suburbs of Constantinople, and was composed of the respectable number of three hundred and thirty-eight bishops of Europe and Anatolia; for the patriarchs of Antioch and Alexandria were the slaves of the caliph, and the Roman pontiff had withdrawn the churches of Italy and the West from the communion of the Greeks. This Byzantine synod assumed the rank and powers of the seventh general council; yet even this title was a recognition of the six preceding assemblies, which had laboriously built the structure of the Catholic faith. After a serious deliberation of six months, the three hundred and thirty-eight bishops pronounced and subscribed a unanimous decree, that all visible symbols of Christ, except in the Eucharist, were either blasphemous or heretical; that image-worship was a corruption of Christianity and a renewal of Paganism; that all such monuments of idolatry should be broken or erased; and that those who should refuse to deliver the objects of their private superstition, were guilty of disobedience to the authority of the church and of the emperor. In their loud and loyal acclamations, they celebrated the merits of their temporal redeemer; and to his zeal and justice they intrusted the execution of their spiritual censures. At Constantinople, as in the former councils, the will of the prince was the rule of episcopal faith; but on this occasion, I am inclined to suspect that a large majority of the prelates sacrificed their secret conscience to the temptations of hope and fear. In the long night of superstition, the Christians had wandered far away from the simplicity of the gospel: nor was it easy for them to discern the clew, and tread back the mazes, of the labyrinth. The worship of images was inseparably blended, at least to a pious fancy, with the Cross, the Virgin, the Saints and their relics; the holy ground was involved in a cloud of miracles and visions; and the nerves of the mind, curiosity and scepticism, were benumbed by the habits of obedience and belief. Constantine himself is accused of indulging a royal license to doubt, or deny, or deride the mysteries of the Catholics, but they were deeply inscribed i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creed of his bishops; and the boldest Iconoclast might assault with a secret horror the monuments of popular devotion, which were consecrated to the honor of his celestial patrons. In the reformation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freedom and knowledge had expanded all the faculties of man: the thirst of innovation superseded the reverence of antiquity; and the vigor of Europe could disdain those phantoms which terrified the sickly and servile weakness of the Greeks.

    The scandal of an abstract heresy can be only proclaimed to the people by the blast of the ecclesiastical trumpet; but the most ignorant can perceive, the most torpid must feel, the profanation and downfall of their visible deities. The first hostilities of Leo were directed against a lofty Christ on the vestibule, and above the gate, of the palace. A ladder had been planted for the assault, but it was furiously shaken by a crowd of zealots and women: they beheld, with pious transport, the ministers of sacrilege tumbling from on high and dashed against the pavement: and the honors of the ancient martyrs were prostituted to these criminals, who justly suffered for murder and rebellion. The execution of the Imperial edicts was resisted by frequent tumults in Constantinople and the provinces: the person of Leo was endangered, his officers were massacred, and the popular enthusiasm was quelled by the strongest efforts of the civil and military power. Of the Archipelago, or Holy Sea, the numerous islands were filled with images and monks: their votaries abjured, without scruple, the enemy of Christ, his mother, and the saints; they armed a fleet of boats and galleys, displayed their consecrated banners, and boldly steered for the harbor of Constantinople, to place on the throne a new favorite of God and the people. They depended on the succor of a miracle: but their miracles were inefficient against the Greek fire; and, after the defeat and conflagration of the fleet, the naked islands were abandoned to the clemency or justice of the conqueror. The son of Leo, in the first year of his reign, had undertaken an expedition against the Saracens: during his absence, the capital, the palace, and the purple, were occupied by his kinsman Artavasdes, the ambitious champion of the orthodox faith. The worship of images was triumphantly restored: the patriarch renounced his dissimulation, or dissembled his sentiments and the righteous claims of the usurper was acknowledged, both in the new, and in ancient, Rome. Constantine flew for refuge to his paternal mountains; but he descended at the head of the bold and affectionate Isaurians; and his final victory confounded the arms and predictions of the fanatics. His long reign was distracted with clamor, sedition, conspiracy, and mutual hatred, and sanguinary revenge; the persecution of images was the motive or pretence, of his adversaries; and, if they missed a temporal diadem, they were rewarded by the Greeks with the crown of martyrdom. In every act of open and clandestine treason, the emperor felt the unforgiving enmity of the monks, the faithful slaves of the superstition to which they owed their riches and influence.

    They prayed, they preached, they absolved, they inflamed, they conspired; the solitude of Palestine poured forth a torrent of invective; and the pen of St. John Damascenus, the last of the Greek fathers, devoted the tyrant’s head, both in this world and the next. * I am not at leisure to examine how far the monks provoked, nor how much they have exaggerated, their real and pretended sufferings, nor how many lost their lives or limbs, their eyes or their beards, by the cruelty of the emperor. From the chastisement of individuals, he proceeded to the abolition of the order; and, as it was wealthy and useless, his resentment might be stimulated by avarice, and justified by patriotism. The formidable name and mission of the Dragon, his visitor-general, excited the terror and abhorrence of the black nation: the religious communities were dissolved, the buildings were converted into magazines, or bar racks; the lands, movables, and cattle were confiscated; and our modern precedents will support the charge, that much wanton or malicious havoc was exercised against the relics, and even the books of the monasteries. With the habit and profession of monks, the public and private worship of images was rigorously proscribed; and it should seem, that a solemn abjuration of idolatry was exacted from the subjects, or at least from the clergy, of the Eastern empire.

    The patient East abjured, with reluctance, her sacred images; they were fondly cherished, and vigorously defended, by the independent zeal of the Italians. In ecclesiastical rank and jurisdiction, the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pope of Rome were nearly equal. But the Greek prelate was a domestic slave under the eye of his master, at whose nod he alternately passed from the convent to the throne, and from the throne to the convent. A distant and dangerous station, amidst the Barbarians of the West, excited the spirit and freedom of the Latin bishops. Their popular election endeared them to the Romans: the public and private indigence was relieved by their ample revenue; and the weakness or neglect of the emperors compelled them to consult, both in peace and war, the temporal safety of the city. In the school of adversity the priest insensibly imbibed the virtues and the ambition of a prince; the same character was assumed, the same policy was adopted, by the Italian, the Greek, or the Syrian, who ascended the chair of St. Peter; and, after the loss of her legions and provinces, the genius and fortune of the popes again restored the supremacy of Rome. It is agreed, that in the eighth century, their dominion was founded on rebellion, and that the rebellion was produced, and justified, by the heresy of the Iconoclasts; but the conduct of the second and third Gregory, in this memorable contest, is variously interpreted by the wishes of their friends and enemies. The Byzantine writers unanimously declare, that, after a fruitless admonition, they pronounced the separation of the East and West, and deprived the sacrilegious tyrant of the revenue and sovereignty of Italy. Their excommunication is still more clearly expressed by the Greeks, who beheld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papal triumphs; and as they are more strongly attached to their religion than to their country, they praise, instead of blaming, the zeal and orthodoxy of these apostolical men. The modern champions of Rome are eager to accept the praise and the precedent: this great and glorious example of the deposition of royal heretics is celebrated by the cardinals Baronius and Bellarmine; and if they are asked, why the same thunders were not hurled against the Neros and Julians of antiquity, they reply, that the weakness of the primitive church was the sole cause of her patient loyalty. On this occasion the effects of love and hatred are the same; and the zealous Protestants, who seek to kindle the indignation, and to alarm the fears, of princes and magistrates, expatiate on the insolence and treason of the two Gregories against their lawful sovereign. They are defended only by the moderate Catholics, for the most part, of the Gallican church, who respect the saint, without approving the sin. These common advocates of the crown and the mitre circumscribe the truth of facts by the rule of equity, Scripture, and tradition, and appeal to the evidence of the Latins, and the lives and epistles of the popes themselves.

    Chapter XLIX: Conquest Of Italy By The Franks.

    Part II.

    Two original epistles, from Gregory the Second to the emperor Leo, are still extant; and if they cannot be praised as the most perfect models of eloquence and logic, they exhibit the portrait, or at least the mask, of the founder of the papal monarchy. “During ten pure and fortunate years,” says Gregory to the emperor, “we have tasted the annual comfort of your royal letters, subscribed in purple ink, with your own hand, the sacred pledges of your attachment to the orthodox creed of our fathers. How deplorable is the change! how tremendous the scandal! You now accuse the Catholics of idolatry; and, by the accusation, you betray your own impiety and ignorance. To this ignorance we are compelled to adapt the grossness of our style and arguments: the first elements of holy letters are sufficient for your confusion; and were you to enter a grammar-school, and avow yourself the enemy of our worship, the simple and pious children would be provoked to cast their horn-books at your head.” After this decent salutation, the pope attempts the usual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idols of antiquity and the Christian images. The former were the fanciful representations of phantoms or dæmons, at a time when the true God had not manifested his person in any visible likeness. The latter are the genuine forms of Christ, his mother, and his saints, who had approved, by a crowd of miracles, the innocence and merit of this relative worship. He must indeed have trusted to the ignorance of Leo, since he could assert the perpetual use of images, from the apostolic age, and their venerable presence in the six synod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A more specious argument is drawn from present possession and recent practice the harmony of the Christian world supersedes the demand of a general council; and Gregory frankly confesses, than such assemblies can only be useful under the reign of an orthodox prince. To the impudent and inhuman Leo, more guilty than a heretic, he recommends peace, silence, and implicit obedience to his spiritual guides of Constantinople and Rome. The limits of civil and ecclesiastical powers are defined by the pontiff. To the former he appropriates the body; to the latter, the soul: the sword of justice is in the hands of the magistrate: the more formidable weapon of excommunication is intrusted to the clergy; and in the exercise of their divine commission a zealous son will not spare his offending father: the successor of St. Peter may lawfully chastise the kings of the earth. “You assault us, O tyrant! with a carnal and military hand: unarmed and naked we can only implore the Christ, the prince of the heavenly host, that he will send unto you a devil, for the destruction of your body and the salvation of your soul. You declare, with foolish arrogance, I will despatch my orders to Rome: I will break in pieces the image of St. Peter; and Gregory, like his predecessor Martin, shall be transported in chains, and in exile, to the foot of the Imperial throne. Would to God that I might be permitted to tread in the footsteps of the holy Martin! but may the fate of Constans serve as a warning to the persecutors of the church! After his just condemnation by the bishops of Sicily, the tyrant was cut off, in the fullness of his sins, by a domestic servant: the saint is still adored by the nations of Scythia, among whom he ended his banishment and his life. But it is our duty to live for the edification and support of the faithful people; nor are we reduced to risk our safety on the event of a combat. Incapable as you are of defending your Roman subjects, the maritime situation of the city may perhaps expose it to your depredation but we can remove to the distance of four-and-twenty stadia, to the first fortress of the Lombards, and then — you may pursue the winds. Are you ignorant that the popes are the bond of union, the mediators of peace, between the East and West? The eyes of the nations are fixed on our humility; and they revere, as a God upon earth, the apostle St. Peter, whose image you threaten to destroy. The remote and interior kingdoms of the West present their homage to Christ and his vicegerent; and we now prepare to visit one of their most powerful monarchs, who desires to receive from our hands the sacrament of baptism. The Barbarians have submitted to the yoke of the gospel, while you alone are deaf to the voice of the shepherd. These pious Barbarians are kindled into rage: they thirst to avenge the persecution of the East. Abandon your rash and fatal enterprise; reflect, tremble, and repent. If you persist, we are innocent of the blood that will be spilt in the contest; may it fall on your own head!”

    The first assault of Leo against the images of Constantinople had been witnessed by a crowd of strangers from Italy and the West, who related with grief and indignation the sacrilege of the emperor. But on the reception of his proscriptive edict, they trembled for their domestic deities: the images of Christ and the Virgin, of the angels, martyrs, and saints, were abolished in all the churches of Italy; and a strong alternative was proposed to the Roman pontiff, the royal favor as the price of his compliance, degradation and exile as the penalty of his disobedience. Neither zeal nor policy allowed him to hesitate; and the haughty strain in which Gregory addressed the emperor displays his confidence in the truth of his doctrine or the powers of resistance. Without depending on prayers or miracles, he boldly armed against the public enemy, and his pastoral letters admonished the Italians of their danger and their duty. At this signal, Ravenna, Venice, and the cities of the Exarchate and Pentapolis, adhered to the cause of religion; their military force by sea and land consisted, for the most part, of the natives; and the spirit of patriotism and zeal was transfused into the mercenary strangers. The Italians swore to live and die in the defence of the pope and the holy images; the Roman people was devoted to their father, and even the Lombards were ambitious to share the merit and advantage of this holy war. The most treasonable act, but the most obvious revenge, was the destruction of the statues of Leo himself: the most effectual and pleasing measure of rebellion, was the withholding the tribute of Italy, and depriving him of a power which he had recently abused by the imposition of a new capitation. A form of administration was preserved by the election of magistrates and governors; and so high was the public indignation, that the Italians were prepared to create an orthodox emperor, and to conduct him with a fleet and army to the palace of Constantinople. In that palace, the Roman bishops, the second and third Gregory, were condemned as the authors of the revolt, and every attempt was made, either by fraud or force, to seize their persons, and to strike at their lives. The city was repeatedly visited or assaulted by captains of the guards, and dukes and exarchs of high dignity or secret trust; they landed with foreign troops, they obtained some domestic aid, and the superstition of Naples may blush that her fathers were attached to the cause of heresy. But these clandestine or open attacks were repelled by the courage and vigilance of the Romans; the Greeks were overthrown and massacred, their leaders suffered an ignominious death, and the popes, however inclined to mercy, refused to intercede for these guilty victims. At Ravenna, the several quarters of the city had long exercised a bloody and hereditary feud; in religious controversy they found a new aliment of faction: but the votaries of images were superior in numbers or spirit, and the exarch, who attempted to stem the torrent, lost his life in a popular sedition. To punish this flagitious deed, and restore his dominion in Italy, the emperor sent a fleet and army into the Adriatic Gulf. After suffering from the winds and waves much loss and delay, the Greeks made their descent in the neighborhood of Ravenna: they threatened to depopulate the guilty capital, and to imitate, perhaps to surpass, the example of Justinian the Second, who had chastised a former rebellion by the choice and execution of fifty of the principal inhabitants. The women and clergy, in sackcloth and ashes, lay prostrate in prayer: the men were in arms for the defence of their country; the common danger had united the factions, and the event of a battle was preferred to the slow miseries of a siege. In a hard-fought day, as the two armies alternately yielded and advanced, a phantom was seen, a voice was heard, and Ravenna was victorious by the assurance of victory. The strangers retreated to their ships, but the populous sea-coast poured forth a multitude of boats; the waters of the Po were so deeply infected with blood, that during six years the public prejudice abstained from the fish of the river; and the institution of an annual feast perpetuated the worship of images, and the abhorrence of the Greek tyrant. Amidst the triumph of the Catholic arms, the Roman pontiff convened a synod of ninety-three bishops against the heresy of the Iconoclasts. With their consent, he pronounced a general excommunication against all who by word or deed should attack the tradition of the fathers and the images of the saints: in this sentence the emperor was tacitly involved, but the vote of a last and hopeless remonstrance may seem to imply that the anathema was yet suspended over his guilty head. No sooner had they confirmed their own safety, the worship of images, and the freedom of Rome and Italy, than the popes appear to have relaxed of their severity, and to have spared the relics of the Byzantine dominion. Their moderate councils delayed and prevented the election of a new emperor, and they exhorted the Italians not to separate from the body of the Roman monarchy. The exarch was permitted to reside within the walls of Ravenna, a captive rather than a master; and till the Imperial coronation of Charlemagne, the government of Rome and Italy was exercised in the name of the successors of Constantine.

    The liberty of Rome, which had been oppressed by the arms and arts of Augustus, was rescued, after seven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of servitude, from the persecution of Leo the Isaurian. By the Cæsars, the triumphs of the consuls had been annihilated: i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empire, the god Terminus, the sacred boundary, had insensibly receded from the ocean, the Rhine, the Danube, and the Euphrates; and Rome was reduced to her ancient territory from Viterbo to Terracina, and from Narni to the mouth of the Tyber. When the kings were banished, the republic reposed on the firm basis which had been founded by their wisdom and virtue. Their perpetual jurisdiction was divided between two annual magistrates: the senate continued to exercise the powers of administration and counsel; and the legislative authority was distributed in the assemblies of the people, by a well-proportioned scale of property and service. Ignorant of the arts of luxury, the primitive Romans had improved the science of government and war: the will of the community was absolute: the rights of individuals were sacred: one hundred and thirty thousand citizens were armed for defence or conquest; and a band of robbers and outlaws was moulded into a nation deserving of freedom and ambitious of glory. When the sovereignty of the Greek emperors was extinguished, the ruins of Rome presented the sad image of depopulation and decay: her slavery was a habit, her liberty an accident; the effect of superstition, and the object of her own amazement and terror. The last vestige of the substance, or even the forms, of the constitution, was obliterated from the practice and memory of the Romans; and they were devoid of knowledge, or virtue, again to build the fabric of a commonwealth. Their scanty remnant, the offspring of slaves and strangers, was despicable in the eyes of the victorious Barbarians. As often as the Franks or Lombards expressed their most bitter contempt of a foe, they called him a Roman; “and in this name,” says the bishop Liutprand, “we include whatever is base, whatever is cowardly, whatever is perfidious, the extremes of avarice and luxury, and every vice that can prostitute the dignity of human nature.” * By the necessity of their situation, the inhabitants of Rome were cast into the rough model of a republican government: they were compelled to elect some judges in peace, and some leaders in war: the nobles assembled to deliberate, and their resolves could not be executed without the union and consent of the multitude. The style of the Roman senate and people was revived, but the spirit was fled; and their new independence was disgraced by the tumultuous conflict of licentiousness and oppression. The want of laws could only be supplied by the influence of religion, and their foreign and domestic counsels were moderated by the authority of the bishop. His alms, his sermons, his correspondence with the kings and prelates of the West, his recent services, their gratitude, and oath, accustomed the Romans to consider him as the first magistrate or prince of the city. The Christian humility of the popes was not offended by the name of Dominus, or Lord; and their face and inscription are still apparent on the most ancient coins. Their temporal dominion is now confirmed by the reverence of a thousand years; and their noblest title is the free choice of a people, whom they had redeemed from slavery.

    In the quarrels of ancient Greece, the holy people of Elis enjoyed a perpetual peace,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Jupiter, and in the exercise of the Olympic games. Happy would it have been for the Romans, if a similar privilege had guarded the patrimony of St. Peter from the calamities of war; if the Christians, who visited the holy threshold, would have sheathed their swords in the presence of the apostle and his successor. But this mystic circle could have been traced only by the wand of a legislator and a sage: this pacific system was incompatible with the zeal and ambition of the popes the Romans were not addicted, like the inhabitants of Elis, to the innocent and placid labors of agriculture; and the Barbarians of Italy, though softened by the climate, were far below the Grecian states in the institutions of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A memorable example of repentance and piety was exhibited by Liutprand, king of the Lombards. In arms, at the gate of the Vatican, the conqueror listened to the voice of Gregory the Second, withdrew his troops, resigned his conquests, respectfully visited the church of St. Peter, and after performing his devotions, offered his sword and dagger, his cuirass and mantle, his silver cross, and his crown of gold, on the tomb of the apostle. But this religious fervor was the illusion, perhaps the artifice, of the moment; the sense of interest is strong and lasting; the love of arms and rapine was congenial to the Lombards; and both the prince and people were irresistibly tempted by the disorders of Italy, the nakedness of Rome, and the unwarlike profession of her new chief. On the first edicts of the emperor, they declared themselves the champions of the holy images: Liutprand invaded the province of Romagna, which had already assumed that distinctive appellation; the Catholics of the Exarchate yielded without reluctance to his civil and military power; and a foreign enemy was introduced for the first time into the impregnable fortress of Ravenna. That city and fortress were speedily recovered by the active diligence and maritime forces of the Venetians; and those faithful subjects obeyed the exhortation of Gregory himself, in separating the personal guilt of Leo from the general cause of the Roman empire. The Greeks were less mindful of the service, than the Lombards of the injury: the two nations, hostile in their faith, were reconciled in a dangerous and unnatural alliance: the king and the exarch marched to the conquest of Spoleto and Rome: the storm evaporated without effect, but the policy of Liutprand alarmed Italy with a vexatious alternative of hostility and truce. His successor Astolphus declared himself the equal enemy of the emperor and the pope: Ravenna was subdued by force or treachery, and this final conquest extinguished the series of the exarchs, who had reigned with a subordinate power since the time of Justinian and the ruin of the Gothic kingdom. Rome was summoned to acknowledge the victorious Lombard as her lawful sovereign; the annual tribute of a piece of gold was fixed as the ransom of each citizen, and the sword of destruction was unsheathed to exact the penalty of her disobedience. The Romans hesitated; they entreated; they complained; and the threatening Barbarians were checked by arms and negotiations, till the popes had engaged the friendship of an ally and avenger beyond the Alps.

    In his distress, the first * Gregory had implored the aid of the hero of the age, of Charles Martel, who governed the French monarchy with the humble title of mayor or duke; and who, by his signal victory over the Saracens, had saved his country, and perhaps Europe, from the Mahometan yoke. The ambassadors of the pope were received by Charles with decent reverence; but the greatness of his occupations, and the shortness of his life, prevented his interference in the affairs of Italy, except by a friendly and ineffectual mediation. His son Pepin, the heir of his power and virtues, assumed the office of champion of the Roman church; and the zeal of the French prince appears to have been prompted by the love of glory and religion. But the danger was on the banks of the Tyber, the succor on those of the Seine, and our sympathy is cold to the relation of distant misery. Amidst the tears of the city, Stephen

    the Third embraced the generous resolution of visiting in person the courts of Lombardy and France, to deprecate the injustice of his enemy, or to excite the pity and indignation of his friend. After soothing the public despair by litanies and orations, he undertook this laborious journey with the ambassadors of the French monarch and the Greek emperor. The king of the Lombards was inexorable; but his threats could not silence the complaints, nor retard the speed of the Roman pontiff, who traversed the Pennine Alps, reposed in the abbey of St. Maurice, and hastened to grasp the right hand of his protector; a hand which was never lifted in vain, either in war or friendship. Stephen was entertained as the visible successor of the apostle; at the next assembly, the field of March or of May, his injuries were exposed to a devout and warlike nation, and he repassed the Alps, not as a suppliant, but as a conqueror, at the head of a French army, which was led by the king in person. The Lombards, after a weak resistance, obtained an ignominious peace, and swore to restore the possessions, and to respect the sanctity, of the Roman church. But no sooner was Astolphus delivered from the presence of the French arms, than he forgot his promise and resented his disgrace. Rome was again encompassed by his arms; and Stephen, apprehensive of fatiguing the zeal of his Transalpine allies enforced his complaint and request by an eloquent letter in the name and person of St. Peter himself. The apostle assures his adopted sons, the king, the clergy, and the nobles of France, that, dead in the flesh, he is still alive in the spirit; that they now hear, and must obey, the voice of the founder and guardian of the Roman church; that the Virgin, the angels, the saints, and the martyrs, and all the host of heaven, unanimously urge the request, and will confess the obligation; that riches, victory, and paradise, will crown their pious enterprise, and that eternal damnation will be the penalty of their neglect, if they suffer his tomb, his temple, and his people, to fall into the hands of the perfidious Lombards. The second expedition of Pepin was not less rapid and fortunate than the first: St. Peter was satisfied, Rome was again saved, and Astolphus was taught the lessons of justice and sincerity by the scourge of a foreign master. After this

    double chastisement, the Lombards languished about twenty years in a state of languor and decay. But their minds were not yet humbled to their condition; and instead of affecting the pacific virtues of the feeble, they peevishly harassed the Romans with a repetition of claims, evasions, and inroads, which they undertook without reflection, and terminated without glory. On either side, their expiring monarchy was pressed by the zeal and prudence of Pope Adrian the First, the genius, the fortune, and greatness of Charlemagne, the son of Pepin; these heroes of the church and state were united in public and domestic friendship, and while they trampled on the prostrate, they varnished their proceedings with the fairest colors of equity and moderation. The passes of the Alps, and the walls of Pavia, were the only defence of the Lombards; the former were surprised, the latter were invested, by the son of Pepin; and after a blockade of two years, * Desiderius, the last of their native princes, surrendered his sceptre and his capital. Under the dominion of a foreign king, but in the possession of their national laws, the Lombards became the brethren, rather than the subjects, of the Franks; who derived their blood, and manners, and language, from the same Germanic origin.

    Chapter XLIX: Conquest Of Italy By The Franks. —

    Part III.

    The mutual obligations of the popes and the Carlovingian family form the important link of ancient and modern, of civil and ecclesiastical, history. In the conquest of Italy, the champions of the Roman church obtained a favorable occasion, a specious title, the wishes of the people, the prayers and intrigues of the clergy. But the most essential gifts of the popes to the Carlovingian race were the dignities of king of France, and of patrician of Rome. I. Under the sacerdotal monarchy of St. Peter, the nations began to resume the practice of seeking, on the banks of the Tyber, their kings, their laws, and the oracles of their fate. The Franks were perplexed between the name and substance of their

    government. All the powers of royalty were exercised by Pepin, mayor of the palace; and nothing, except the regal title, was wanting to his ambition. His enemies were crushed by his valor; his friends were multiplied by his liberality; his father had been the savior of Christendom; and the claims of personal merit were repeated and ennobled in a descent of four generations. The name and image of royalty was still preserved in the last descendant of Clovis, the feeble Childeric; but his obsolete right could only be used as an instrument of sedition: the nation was desirous of restoring the simplicity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Pepin, a subject and a prince, was ambitious to ascertain his own rank and the fortune of his family. The mayor and the nobles were bound, by an oath of fidelity, to the royal phantom: the blood of Clovis was pure and sacred in their eyes; and their common ambassadors addressed the Roman pontiff, to dispel their scruples, or to absolve their promise. The interest of Pope Zachary, the successor of the two Gregories, prompted him to decide, and to decide in their favor: he pronounced that the nation might lawfully unite in the same person the title and authority of king; and that the unfortunate Childeric, a victim of the public safety, should be degraded, shaved, and confined in a monastery for the remainder of his days. An answer so agreeable to their wishes was accepted by the Franks as the opinion of a casuist, the sentence of a judge, or the oracle of a prophet: the Merovingian race disappeared from the earth; and Pepin was exalted on a buckler by the suffrage of a free people, accustomed to obey his laws and to march under his standard. His coronation was twice performed, with the sanction of the popes, by their most faithful servant St. Boniface, the apostle of Germany, and by the grateful hands of Stephen the Third, who, in the monastery of St. Denys placed the diadem on the head of his benefactor. The royal unction of the kings of Israel was dexterously applied: the successor of St. Peter assumed the character of a divine ambassador: a German chieftain was transformed into the Lord’s anointed; and this Jewish rite has been diffused and maintained by the superstition and vanity of modern Europe. The Franks were absolved from their ancient oath; but a dire anathema was

    thundered against them and their posterity, if they should dare to renew the same freedom of choice, or to elect a king, except in the holy and meritorious race of the Carlovingian princes. Without apprehending the future danger, these princes gloried in their present security: the secretary of Charlemagne affirms, that the French sceptre was transferred by the authority of the popes; and in their boldest enterprises, they insist, with confidence, on this signal and successful act of temporal jurisdiction.

    1. In the change of manners and language the patricians of Rome were far removed from the senate of Romulus, on the palace of Constantine, from the free nobles of the republic, or the fictitious parents of the emperor. After the recovery of Italy and Africa by the arms of Justinian, the importance and danger of those remote provinces required the presence of a supreme magistrate; he was indifferently styled the exarch or the patrician; and these governors of Ravenna, who fill their place in the chronology of princes, extended their jurisdiction over the Roman city. Since the revolt of Italy and the loss of the Exarchate, the distress of the Romans had exacted some sacrifice of their independence. Yet, even in this act, they exercised the right of disposing of themselves; and the decrees of the senate and people successively invested Charles Martel and his posterity with the honors of patrician of Rome. The leaders of a powerful nation would have disdained a servile title and subordinate office; but the reign of the Greek emperors was suspended; and, in the vacancy of the empire, they derived a more glorious commission from the pope and the republic. The Roman ambassadors presented these patricians with the keys of the shrine of St. Peter, as a pledge and symbol of sovereignty; with a holy banner which it was their right and duty to unfurl in the defence of the church and city. In the time of Charles Martel and of Pepin, the interposition of the Lombard kingdom covered the freedom, while it threatened the safety, of Rome; and the patriciate represented only the title, the service, the alliance, of these distant protectors. The power and policy of Charlemagne

    annihilated an enemy, and imposed a master. In his first visit to the capital, he was received with all the honors which had formerly been paid to the exarch,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emperor; and these honors obtained some new decorations from the joy and gratitude of Pope Adrian the First. No sooner was he informed of the sudden approach of the monarch, than he despatched the magistrates and nobles of Rome to meet him, with the banner, about thirty miles from the city. At the distance of one mile, the Flaminian way was lined with the schools, or national communities, of Greeks, Lombards, Saxons, &c.: the Roman youth were under arms; and the children of a more tender age, with palms and olive branches in their hands, chanted the praises of their great deliverer. At the aspect of the holy crosses, and ensigns of the saints, he dismounted from his horse, led the procession of his nobles to the Vatican, and, as he ascended the stairs, devoutly kissed each step of the threshold of the apostles. In the portico, Adrian expected him at the head of his clergy: they embraced, as friends and equals; but in their march to the altar, the king or patrician assumed the right hand of the pope. Nor was the Frank content with these vain and empty demonstrations of respect. In the twenty-six years that elapsed between the conquest of Lombardy and his Imperial coronation, Rome, which had been delivered by the sword, was subject, as his own, to the sceptre of Charlemagne. The people swore allegiance to his person and family: in his name money was coined, and justice was administered; and the election of the popes was examined and confirmed by his authority. Except an original and self-inherent claim of sovereignty, there was not any prerogative remaining, which the title of emperor could add to the patrician of Rome.

    The gratitude of the Carlovingians was adequate to these obligations, and their names are consecrated, as the saviors and benefactors of the Roman church. Her ancient patrimony of farms and houses was transformed by their bounty into the temporal dominion of cities and provinces; and the donation of the Exarchate was the first-fruits of the conquests of Pepin.

    Astolphus with a sigh relinquished his prey; the keys and the hostages of the principal cities were delivered to the French ambassador; and, in his master’s name, he presented them before the tomb of St. Peter. The ample measure of the Exarchate might comprise all the provinces of Italy which had obeyed the emperor and his vicegerent; but its strict and proper limits were included in the territories of Ravenna, Bologna, and Ferrara: its inseparable dependency was the Pentapolis, which stretched along the Adriatic from Rimini to Ancona, and advanced into the midland-country as far as the ridges of the Apennine. In this transaction, the ambition and avarice of the popes have been severely condemned. Perhaps the humility of a Christian priest should have rejected an earthly kingdom, which it was not easy for him to govern without renouncing the virtues of his profession. Perhaps a faithful subject, or even a generous enemy, would have been less impatient to divide the spoils of the Barbarian; and if the emperor had intrusted Stephen to solicit in his name the restitution of the Exarchate, I will not absolve the pope from the reproach of treachery and falsehood. But in the rigid interpretation of the laws, every one may accept, without injury, whatever his benefactor can bestow without injustice. The Greek emperor had abdicated, or forfeited, his right to the Exarchate; and the sword of Astolphus was broken by the stronger sword of the Carlovingian. It was not in the cause of the Iconoclast that Pepin has exposed his person and army in a double expedition beyond the Alps: he possessed, and might lawfully alienate, his conquests: and to the importunities of the Greeks he piously replied that no human consideration should tempt him to resume the gift which he had conferred on the Roman Pontiff for the remission of his sins, and the salvation of his soul. The splendid donation was granted in supreme and absolute dominion, and the world beheld for the first time a Christian bishop invested with the prerogatives of a temporal prince; the choice of magistrates, the exercise of justice, the imposition of taxes, and the wealth of the palace of Ravenna. In the dissolution of the Lombard kingdom, the inhabitants of the duchy of Spoleto sought a refuge from the storm, shaved their heads after the Roman fashion, declared

    themselves the servants and subjects of St. Peter, and completed, by this voluntary surrender, the present circle of the ecclesiastical state. That mysterious circle was enlarged to an indefinite extent, by the verbal or written donation of Charlemagne, who, in the first transports of his victory, despoiled himself and the Greek emperor of the cities and islands which had formerly been annexed to the Exarchate. But, in the cooler moments of absence and reflection, he viewed, with an eye of jealousy and envy, the recent greatness of his ecclesiastical ally. The execution of his own and his father’s promises was respectfully eluded: the king of the Franks and Lombards asserted the inalienable rights of the empire; and, in his life and death, Ravenna, as well as Rome, was numbered in the list of his metropolitan cities. The sovereignty of the Exarchate melted away in the hands of the popes; they found in the archbishops of Ravenna a dangerous and domestic rival: the nobles and people disdained the yoke of a priest; and in the disorders of the times, they could only retain the memory of an ancient claim, which, in a more prosperous age, they have revived and realized.

    Fraud is the resource of weakness and cunning; and the strong, though ignorant, Barbarian was often entangled in the net of sacerdotal policy. The Vatican and Lateran were an arsenal and manufacture, which, according to the occasion, have produced or concealed a various collection of false or genuine, of corrupt or suspicious, acts, as they tended to promote the interest of the Roman church. Before the end of the eighth century, some apostolic scribe, perhaps the notorious Isidore, composed the decretals, and the donation of Constantine, the two magic pillars of the spiritual and temporal monarchy of the popes. This memorable donation was introduced to the world by an epistle of Adrian the First, who exhorts Charlemagne to imitate the liberality, and revive the name, of the great Constantine. According to the legend, the first of the Christian emperors was healed of the leprosy, and purified in the waters of baptism, by St. Silvester, the Roman bishop; and never was physician more gloriously

    recompensed. His royal proselyte withdrew from the seat and patrimony of St. Peter; declared his resolution of founding a new capital in the East; and resigned to the popes the free and perpetual sovereignty of Rome, Italy, and the provinces of the West. This fiction was productive of the most beneficial effects. The Greek princes were convicted of the guilt of usurpation; and the revolt of Gregory was the claim of his lawful inheritance. The popes were delivered from their debt of gratitude; and the nominal gifts of the Carlovingians were no more than the just and irrevocable restitution of a scanty portion of the ecclesiastical state. The sovereignty of Rome no longer depended on the choice of a fickle people; and the successors of St. Peter and Constantine were invested with the purple and prerogatives of the Cæsars. So deep was the ignorance and credulity of the times, that the most absurd of fables was received, with equal reverence, in Greece and in France, and is still enrolled among the decrees of the canon law. The emperors, and the Romans, were incapable of discerning a forgery, that subverted their rights and freedom; and the only opposition proceeded from a Sabine monastery, which,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lfth century, disputed the truth and validity of the donation of Constantine. In the revival of letters and liberty, this fictitious deed was transpierced by the pen of Laurentius Valla, the pen of an eloquent critic and a Roman patriot. His contemporarie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were astonished at his sacrilegious boldness; yet such is the silent and irresistible progress of reason, that, before the end of the next age, the fable was rejected by the contempt of historians and poets, and the tacit or modest censure of the advocates of the Roman church. The popes themselves have indulged a smile at the credulity of the vulgar; but a false and obsolete title still sanctifies their reign; and, by the same fortune which has attended the decretals and the Sibylline oracles, the edifice has subsisted after the foundations have been undermined.

    While the popes established in Italy their freedom and dominion, the images, the first cause of their revolt, were

    restored in the Eastern empire. Under the reign of Constantine the Fifth, the union of civil and ecclesiastical power had overthrown the tree, without extirpating the root, of superstition. The idols (for such they were now held) were secretly cherished by the order and the sex most prone to devotion; and the fond alliance of the monks and females obtained a final victory over the reason and authority of man. Leo the Fourth maintained with less rigor the religion of his father and grandfather; but his wife, the fair and ambitious Irene, had imbibed the zeal of the Athenians, the heirs of the Idolatry, rather than the philosophy, of their ancestors. During the life of her husband, these sentiments were inflamed by danger and dissimulation, and she could only labor to protect and promote some favorite monks whom she drew from their caverns, and seated on the metropolitan thrones of the East. But as soon as she reigned in her own name and that of her son, Irene more seriously undertook the ruin of the Iconoclasts; and the first step of her future persecution was a general edict for liberty of conscience. In the restoration of the monks, a thousand images were exposed to the public veneration; a thousand legends were inverted of their sufferings and miracles. By the opportunities of death or removal, the episcopal seats were judiciously filled the most eager competitors for earthly or celestial favor anticipated and flattered the judgment of their sovereign; and the promotion of her secretary Tarasius gave Irene the patriarch of Constantinople, and the command of the Oriental church. But the decrees of a general council could only be repealed by a similar assembly: the Iconoclasts whom she convened were bold in possession, and averse to debate; and the feeble voice of the bishops was reechoed by the more formidable clamor of the soldiers and people of Constantinople. The delay and intrigues of a year, the separation of the disaffected troops, and the choice of Nice for a second orthodox synod, removed these obstacles; and the episcopal conscience was again, after the Greek fashion, in the hands of the prince. No more than eighteen days were allowed for the consummation of this important work: the Iconoclasts appeared, not as judges, but as criminals or penitents: the scene was decorated by the

    legates of Pope Adrian and the Eastern patriarchs, the decrees were framed by the president Taracius, and ratified by the acclamations and subscriptions of three hundred and fifty bishops. They unanimously pronounced, that the worship of images is agreeable to Scripture and reason, to the fathers and councils of the church: but they hesitate whether that worship be relative or direct; whether the Godhead, and the figure of Christ, be entitled to the same mode of adoration. Of this second Nicene council the acts are still extant; a curious monument of superstition and ignorance, of falsehood and folly. I shall only notice the judgment of the bishops on the comparative merit of image-worship and morality. A monk had concluded a truce with the dæmon of fornication, on condition of interrupting his daily prayers to a picture that hung in his cell. His scruples prompted him to consult the abbot. “Rather than abstain from adoring Christ and his Mother in their holy images, it would be better for you,” replied the casuist, “to enter every brothel, and visit every prostitute, in the city.” For the honor of orthodoxy, at least the orthodoxy of the Roman church, it is somewhat unfortunate, that the two princes who convened the two councils of Nice are both stained with the blood of their sons. The second of these assemblies was approved and rigorously executed by the despotism of Irene, and she refused her adversaries the toleration which at first she had granted to her friends. During the five succeeding reigns, a period of thirty-eight years, the contest was maintained, with unabated rage and various success, between the worshippers and the breakers of the images; but I am not inclined to pursue with minute diligence the repetition of the same events. Nicephorus allowed a general liberty of speech and practice; and the only virtue of his reign is accused by the monks as the cause of his temporal and eternal perdition. Superstition and weakness formed the character of Michael the First, but the saints and images were incapable of supporting their votary on the throne. In the purple, Leo the Fifth asserted the name and religion of an Armenian; and the idols, with their seditious adherents, were condemned to a second exile. Their applause would have sanctified the murder of an impious tyrant, but his assassin and successor, the

    second Michael, was tainted from his birth with the Phrygian heresies: he attempted to mediate between the contending parties; and the intractable spirit of the Catholics insensibly cast him into the opposite scale. His moderation was guarded by timidity; but his son Theophilus, alike ignorant of fear and pity, was the last and most cruel of the Iconoclasts. The enthusiasm of the times ran strongly against them; and the emperors who stemmed the torrent were exasperated and punished by the public hatred. After the death of Theophilus, the final victory of the images was achieved by a second female, his widow Theodora, whom he left the guardian of the empire. Her measures were bold and decisive. The fiction of a tardy repentance absolved the fame and the soul of her deceased husband; the sentence of the Iconoclast patriarch was commuted from the loss of his eyes to a whipping of two hundred lashes: the bishops trembled, the monks shouted, and the festival of orthodoxy preserves the annual memory of the triumph of the images. A single question yet remained, whether they are endowed with any proper and inherent sanctity; it was agitated by the Greeks of the eleventh century; and as this opinion has the strongest recommendation of absurdity, I am surprised that it was not more explicitly decided in the affirmative. In the West, Pope Adrian the First accepted and announced the decrees of the Nicene assembly, which is now revered by the Catholics as the seventh in rank of the general councils. Rome and Italy were docile to the voice of their father; but the greatest part of the Latin Christians were far behind in the race of superstition. The churches of France, Germany, England, and Spain, steered a middle course between the adoratio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images, which they admitted into their temples, not as objects of worship, but as lively and useful memorials of faith and history. An angry book of controversy was composed and published in the name of Charlemagne: under his authority a synod of three hundred bishops was assembled at Frankfort: they blamed the fury of the Iconoclasts, but they pronounced a more severe censure against the superstition of the Greeks, and the decrees of their pretended council, which was long despised by the Barbarians of the West. Among them the

    worship of images advanced with a silent and insensible progress; but a large atonement is made for their hesitation and delay, by the gross idolatry of the ages which precede the reformation, and of the countries, both in Europe and America, which are still immersed in the gloom of superstition.

    Chapter XLIX: Conquest Of Italy By The Franks. —

    Part IV.

    It was after the Nicene synod, and under the reign of the pious Irene, that the popes consummated the separation of Rome and Italy, by the translation of the empire to the less orthodox Charlemagne. They were compelled to choose between the rival nations: religion was not the sole motive of their choice; and while they dissembled the failings of their friends, they beheld, with reluctance and suspicion, the Catholic virtues of their foes. The difference of language and manners had perpetuated the enmity of the two capitals; and they were alienated from each other by the hostile opposition of seventy years. In that schism the Romans had tasted of freedom, and the popes of sovereignty: their submission would have exposed them to the revenge of a jealous tyrant; and the revolution of Italy had betrayed the impotence, as well as the tyranny, of the Byzantine court. The Greek emperors had restored the images, but they had not restored the Calabrian estates and the Illyrian diocese, which the Iconoclasts had torn away from the successors of St. Peter; and Pope Adrian threatens them with a sentence of excommunication unless they speedily abjure this practical heresy. The Greeks were now orthodox; but their religion might be tainted by the breath of the reigning monarch: the Franks were now contumacious; but a discerning eye might discern their approaching conversion, from the use, to the adoration, of images. The name of Charlemagne was stained by the polemic acrimony of his scribes; but the conqueror himself conformed, with the temper of a statesman, to the various practice of France and Italy. In his four pilgrimages or visits to the Vatican, he embraced the

    popes in the communion of friendship and piety; knelt before the tomb, and consequently before the image, of the apostle; and joined, without scruple, in all the prayers and processions of the Roman liturgy. Would prudence or gratitude allow the pontiffs to renounce their benefactor? Had they a right to alienate his gift of the Exarchate? Had they power to abolish his government of Rome? The title of patrician was below the merit and greatness of Charlemagne; and it was only by reviving the Western empire that they could pay their obligations or secure their establishment. By this decisive measure they would finally eradicate the claims of the Greeks; from the debasement of a provincial town, the majesty of Rome would be restored: the Latin Christians would be united, under a supreme head, in their ancient metropolis; and the conquerors of the West would receive their crown from the successors of St. Peter. The Roman church would acquire a zealous and respectable advocate; and, under the shadow of the Carlovingian power, the bishop might exercise, with honor and safety, the government of the city.

    Before the ruin of Paganism in Rome, the competition for a wealthy bishopric had often been productive of tumult and bloodshed. The people was less numerous, but the times were more savage, the prize more important, and the chair of St. Peter was fiercely disputed by the leading ecclesiastics who aspired to the rank of sovereign. The reign of Adrian the First surpasses the measure of past or succeeding ages; the walls of Rome, the sacred patrimony, the ruin of the Lombards, and the friendship of Charlemagne, were the trophies of his fame: he secretly edified the throne of his successors, and displayed in a narrow space the virtues of a great prince. His memory was revered; but in the next election, a priest of the Lateran, Leo the Third, was preferred to the nephew and the favorite of Adrian, whom he had promoted to the first dignities of the church. Their acquiescence or repentance disguised, above four years, the blackest intention of revenge, till the day of a procession, when a furious band of conspirators dispersed the unarmed multitude, and assaulted with blows and wounds the

    sacred person of the pope. But their enterprise on his life or liberty was disappointed, perhaps by their own confusion and remorse. Leo was left for dead on the ground: on his revival from the swoon, the effect of his loss of blood, he recovered his speech and sight; and this natural event was improved to the miraculous restoration of his eyes and tongue, of which he had been deprived, twice deprived, by the knife of the assassins. From his prison he escaped to the Vatican: the duke of Spoleto hastened to his rescue, Charlemagne sympathized in his injury, and in his camp of Paderborn in Westphalia accepted, or solicited, a visit from the Roman pontiff. Leo repassed the Alps with a commission of counts and bishops, the guards of his safety and the judges of his innocence; and it was not without reluctance, that the conqueror of the Saxons delayed till the ensuing year the personal discharge of this pious office. In his fourth and last pilgrimage, he was received at Rome with the due honors of king and patrician: Leo was permitted to purge himself by oath of the crimes imputed to his charge: his enemies were silenced, and the sacrilegious attempt against his life was punished by the mild and insufficient penalty of exile. On the festival of Christmas, the last year of the eighth century, Charlemagne appeared in the church of St. Peter; and, to gratify the vanity of Rome, he had exchanged the simple dress of his country for the habit of a patrician. After the celebration of the holy mysteries, Leo suddenly placed a precious crown on his head, and the dome resounded with the acclamations of the people, “Long life and victory to Charles, the most pious Augustus, crowned by God the great and pacific emperor of the Romans!” The head and body of Charlemagne were consecrated by the royal unction: after the example of the Cæsars, he was saluted or adored by the pontiff: his coronation oath represents a promise to maintain the faith and privileges of the church; and the first-fruits were paid in his rich offerings to the shrine of his apostle. In his familiar conversation, the emperor protested the ignorance of the intentions of Leo, which he would have disappointed by his absence on that memorable day. But the preparations of the ceremony must have disclosed the secret; and the journey of

    Charlemagne reveals his knowledge and expectation: he had acknowledged that the Imperial title was the object of his ambition, and a Roman synod had pronounced, that it was the only adequate reward of his merit and services.

    The appellation of great has been often bestowed, and sometimes deserved; but Charlemagne is the only prince in whose favor the title has been indissolubly blended with the name. That name, with the addition of saint, is inserted in the Roman calendar; and the saint, by a rare felicity, is crowned with the praises of the historians and philosophers of an enlightened age. His real merit is doubtless enhanced by the barbarism of the nation and the times from which he emerged: but the apparent magnitude of an object is likewise enlarged by an unequal comparison; and the ruins of Palmyra derive a casual splendor from the nakedness of the surrounding desert. Without injustice to his fame, I may discern some blemishes in the sanctity and greatness of the restorer of the Western empire. Of his moral virtues, chastity is not the most conspicuous: but the public happiness could not be materially injured by his nine wives or concubines, the various indulgence of meaner or more transient amours, the multitude of his bastards whom he bestowed on the church, and the long celibacy and licentious manners of his daughters, whom the father was suspected of loving with too fond a passion. * I shall be scarcely permitted to accuse the ambition of a conqueror; but in a day of equal retribution, the sons of his brother Carloman, the Merovingian princes of Aquitain, and the four thousand five hundred Saxons who were beheaded on the same spot, would have something to allege against the justice and humanity of Charlemagne. His treatment of the vanquished Saxons was an abuse of the right of conquest; his laws were not less sanguinary than his arms, and in the discussion of his motives, whatever is subtracted from bigotry must be imputed to temper. The sedentary reader is amazed by his incessant activity of mind and body; and his subjects and enemies were not less astonished at his sudden presence, at the moment when they believed him at the most distant

    extremity of the empire; neither peace nor war, nor summer nor winter, were a season of repose; and our fancy cannot easily reconcile the annals of his reign with the geography of his expeditions. But this activity was a national, rather than a personal, virtue; the vagrant life of a Frank was spent in the chase, in pilgrimage, in military adventures; and the journeys of Charlemagne were distinguished only by a more numerous train and a more important purpose. His military renown must be tried by the scrutiny of his troops, his enemies, and his actions. Alexander conquered with the arms of Philip, but the two heroes who preceded Charlemagne bequeathed him their name, their examples, and the companions of their victories. At the head of his veteran and superior armies, he oppressed the savage or degenerate nations, who were incapable of confederating for their common safety: nor did he ever encounter an equal antagonist in numbers, in discipline, or in arms The science of war has been lost and revived with the arts of peace; but his campaigns are not illustrated by any siege or battle of singular difficulty and success; and he might behold, with envy, the Saracen trophies of his grandfather. After the Spanish expedition, his rear-guard was defeated in the Pyrenæan mountains; and the soldiers, whose situation was irretrievable, and whose valor was useless, might accuse, with their last breath, the want of skill or caution of their general. I touch with reverence the laws of Charlemagne, so highly applauded by a respectable judge. They compose not a system, but a series, of occasional and minute edicts, for the correction of abuses, the reformation of manners, the economy of his farms, the care of his poultry, and even the sale of his eggs. He wished to improve the laws and the character of the Franks; and his attempts, however feeble and imperfect, are deserving of praise: the inveterate evils of the times were suspended or mollified by his government; but in his institutions I can seldom discover the general views and the immortal spirit of a legislator, who survives himself for the benefit of posterity. The union and stability of his empire depended on the life of a single man: he imitated the dangerous practice of dividing his kingdoms among his sons; and after his numerous diets, the whole constitution was left

    to fluctuate between the disorders of anarchy and despotism. His esteem for the piety and knowledge of the clergy tempted him to intrust that aspiring order with temporal dominion and civil jurisdiction; and his son Lewis, when he was stripped and degraded by the bishops, might accuse, in some measure, the imprudence of his father. His laws enforced the imposition of tithes, because the dæmons had proclaimed in the air that the default of payment had been the cause of the last scarcity. The literary merits of Charlemagne are attested by the foundation of schools, the introduction of arts, the works which were published in his name, and his familiar connection with the subjects and strangers whom he invited to his court to educate both the prince and people. His own studies were tardy, laborious, and imperfect; if he spoke Latin, and understood Greek, he derived the rudiments of knowledge from conversation, rather than from books; and, in his mature age, the emperor strove to acquire the practice of writing, which every peasant now learns in his infancy. The grammar and logic, the music and astronomy, of the times, were only cultivated as the handmaids of superstition; but the curiosity of the human mind must ultimately tend to its improvement, and the encouragement of learning reflects the purest and most pleasing lustre on the character of Charlemagne. The dignity of his person, the length of his reign, the prosperity of his arms, the vigor of his government, and the reverence of distant nations, distinguish him from the royal crowd; and Europe dates a new æra from his restoration of the Western empire.

    That empire was not unworthy of its title; and some of the fairest kingdoms of Europe were the patrimony or conquest of a prince, who reigned at the same time in France, Spain, Italy, Germany, and Hungary. I. The Roman province of Gaul had been transformed into the name and monarchy of France; but, in the decay of the Merovingian line, its limits were contracted by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Britonsand the revolt of Aquitain. Charlemagne pursued, and confined, the Britons on the shores of the ocean; and that ferocious tribe, whose origin and

    language are so different from the French, was chastised by the imposition of tribute, hostages, and peace. After a long and evasive contest, the rebellion of the dukes of Aquitain was punished by the forfeiture of their province, their liberty, and their lives. Harsh and rigorous would have been such treatment of ambitious governors, who had too faithfully copied the mayors of the palace. But a recent discovery has proved that these unhappy princes were the last and lawful heirs of the blood and sceptre of Clovis, and younger branch, from the brother of Dagobert, of the Merovingian house. Their ancient kingdom was reduced to the duchy of Gascogne, to the counties of Fesenzac and Armagnac, at the foot of the Pyrenees: their race was propagated till the beginning of the sixteenth century; and after surviving their Carlovingian tyrants, they were reserved to feel the injustice, or the favors, of a third dynasty. By the reunion of Aquitain, France was enlarged to its present boundaries, with the additions of the Netherlands and Spain, as far as the Rhine. II. The Saracens had been expelled from France by the grandfather and father of Charlemagne; but they still possessed the greatest part of Spain, from the rock of Gibraltar to the Pyrenees. Amidst their civil divisions, an Arabian emir of Saragossa implored his protection in the diet of Paderborn. Charlemagne undertook the expedition, restored the emir, and, without distinction of faith, impartially crushed the resistance of the Christians, and rewarded the obedience and services of the Mahometans. In his absence he instituted the Spanish march, which extended from the Pyrenees to the River Ebro: Barcelona was the residence of the French governor: he possessed the counties of Rousillon and Catalonia; and the infant kingdoms of Navarre and Arragon were subject to his jurisdiction. III. As king of the Lombards, and patrician of Rome, he reigned over the greatest part of Italy, a tract of a thousand miles from the Alps to the borders of Calabria. The duchy of Beneventum, a Lombard fief, had spread, at the expense of the Greeks, over the modern kingdom of Naples. But Arrechis, the reigning duke, refused to be included in the slavery of his country; assumed the independent title of prince; and opposed his sword to the Carlovingian monarchy. His defence was firm, his submission

    was not inglorious, and the emperor was content with an easy tribute, the demolition of his fortresses, and the acknowledgment, on his coins, of a supreme lord. The artful flattery of his son Grimoald added the appellation of father, but he asserted his dignity with prudence, and Benventum insensibly escaped from the French yoke. IV. Charlemagne was the first who united Germany under the same sceptre. The name of Oriental France is preserved in the circle of Franconia; and the people of Hesse and Thuringia were recently incorporated with the victors, by the conformity of religion and government. The Alemanni, so formidable to the Romans, were the faithful vassals and confederates of the Franks; and their country was inscribed within the modern limits of Alsace, Swabia, and Switzerland. The Bavarians, with a similar indulgence of their laws and manners, were less patient of a master: the repeated treasons of Tasillo justified the abolition of their hereditary dukes; and their power was shared among the counts, who judged and guarded that important frontier. But the north of Germany, from the Rhine and beyond the Elbe, was still hostile and Pagan; nor was it till after a war of thirty-three years that the Saxons bowed under the yoke of Christ and of Charlemagne. The idols and their votaries were extirpated: the foundation of eight bishoprics, of Munster, Osnaburgh, Paderborn, and Minden, of Bremen, Verden, Hildesheim, and Halberstadt, define, on either side of the Weser, the bounds of ancient Saxony these episcopal seats were the first schools and cities of that savage land; and the religion and humanity of the children atoned, in some degree, for the massacre of the parents. Beyond the Elbe, the Slavi, or Sclavonians, of similar manners and various denominations, overspread the modern dominions of Prussia, Poland, and Bohemia, and some transient marks of obedience have tempted the French historian to extend the empire to the Baltic and the Vistula. The conquest or conversion of those countries is of a more recent age; but the first union of Bohemia with the Germanic body may be justly ascribed to the arms of Charlemagne. V. He retaliated on the Avars, or Huns of Pannonia, the same calamities which they had inflicted on the nations. Their rings, the wooden fortifications which

    encircled their districts and villages, were broken down by the triple effort of a French army, that was poured into their country by land and water, through the Carpathian mountains and along the plain of the Danube. After a bloody conflict of eight years, the loss of some French generals was avenged by the slaughter of the most noble Huns: the relics of the nation submitted the royal residence of the chagan was left desolate and unknown; and the treasures, the rapine of two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enriched the victorious troops, or decorated the churches of Italy and Gaul. After the reduction of Pannonia, the empire of Charlemagne was bounded only by the conflux of the Danube with the Teyss and the Save: the provinces of Istria, Liburnia, and Dalmatia, were an easy, though unprofitable, accession; and it was an effect of his moderation, that he left the maritime cities under the real or nominal sovereignty of the Greeks. But these distant possessions added more to the reputation than to the power of the Latin emperor; nor did he risk any ecclesiastical foundations to reclaim the Barbarians from their vagrant life and idolatrous worship. Some canals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rivers, the Saone and the Meuse, the Rhine and the Danube, were faintly attempted. Their execution would have vivified the empire; and more cost and labor were often wasted in the structure of a cathedral. *

    Chapter XLIX: Conquest Of Italy By The Franks. —

    Part V.

    If we retrace the outlines of this geographical picture, it will be seen that the empire of the Franks extended, between east and west, from the Ebro to the Elbe or Vistula; between the north and south, from the duchy of Beneventum to the River Eyder, the perpetual boundary of Germany and Denmark. The personal and political importance of Charlemagne was magnified by the distress and division of the rest of Europe. The islands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were disputed by a crowd of princes of Saxon or Scottish origin: and, after the loss

    of Spain, the Christian and Gothic kingdom of Alphonso the Chaste was confined to the narrow range of the Asturian mountains. These petty sovereigns revered the power or virtue of the Carlovingian monarch, implored the honor and support of his alliance, and styled him their common parent, the sole and supreme emperor of the West. He maintained a more equal intercourse with the caliph Harun al Rashid, whose dominion stretched from Africa to India, and accepted from his ambassadors a tent, a water-clock, an elephant, and the keys of the Holy Sepulchre. It is not easy to conceive the private friendship of a Frank and an Arab, who were strangers to each other’s person, and language, and religion: but their public correspondence was founded on vanity, and their remote situation left no room for a competition of interest. Two thirds of the Western empire of Rome were subject to Charlemagne, and the deficiency was amply supplied by his command of the inaccessible or invincible nations of Germany. But in the choice of his enemies, * we may be reasonably surprised that he so often preferred the poverty of the north to the riches of the south. The three-and-thirty campaigns laboriously consumed in the woods and morasses of Germany would have sufficed to assert the amplitude of his title by the expulsion of the Greeks from Italy and the Saracens from Spain. The weakness of the Greeks would have insured an easy victory; and the holy crusade against the Saracens would have been prompted by glory and revenge, and loudly justified by religion and policy. Perhaps, in his expeditions beyond the Rhine and the Elbe, he aspired to save his monarchy from the fate of the Roman empire, to disarm the enemies of civilized society, and to eradicate the seed of future emigrations. But it has been wisely observed, that, in a light of precaution, all conquest must be ineffectual, unless it could be universal, since the increasing circle must be involved in a larger sphere of hostility. The subjugation of Germany withdrew the veil which had so long concealed the continent or islands of Scandinavia from the knowledge of Europe, and awakened the torpid courage of their barbarous natives. The fiercest of the Saxon idolaters escaped from the Christian tyrant to their brethren of the North; the Ocean and Mediterranean were covered with

    their piratical fleets; and Charlemagne beheld with a sigh the destructive progress of the Normans, who, in less than seventy years, precipitated the fall of his race and monarchy.

    Had the pope and the Romans revived the primitive constitution, the titles of emperor and Augustus were conferred on Charlemagne for the term of his life; and his successors, on each vacancy, must have ascended the throne by a formal or tacit election. But the association of his son Lewis the Pious asserts the independent right of monarchy and conquest, and the emperor seems on this occasion to have foreseen and prevented the latent claims of the clergy. The royal youth was commanded to take the crown from the altar, and with his own hands to place it on his head, as a gift which he held from God, his father, and the nation. The same ceremony was repeated, though with less energy, in the subsequent associations of Lothaire and Lewis the Second: the Carlovingian sceptre was transmitted from father to son in a lineal descent of four generations; and the ambition of the popes was reduced to the empty honor of crowning and anointing these hereditary princes, who were already invested with their power and dominions. The pious Lewis survived his brothers, and embraced the whole empire of Charlemagne; but the nations and the nobles, his bishops and his children, quickly discerned that this mighty mass was no longer inspired by the same soul; and the foundations were undermined to the centre, while the external surface was yet fair and entire. After a war, or battle, which consumed one hundred thousand Franks, the empire was divided by treaty between his three sons, who had violated every filial and fraternal duty. The kingdoms of Germany and France were forever separated; the provinces of Gaul, between the Rhone and the Alps, the Meuse and the Rhine, were assigned, with Italy, to the Imperial dignity of Lothaire. In the partition of his share, Lorraine and Arles, two recent and transitory kingdoms, were bestowed on the younger children; and Lewis the Second, his eldest son, was content with the realm of Italy, the proper and sufficient patrimony of a Roman emperor. On his death

    without any male issue, the vacant throne was disputed by his uncles and cousins, and the popes most dexterously seized the occasion of judging the claims and merits of the candidates, and of bestowing on the most obsequious, or most liberal, the Imperial office of advocate of the Roman church. The dregs of the Carlovingian race no longer exhibited any symptoms of virtue or power, and the ridiculous epithets of the bard, the stammerer, the fat, and the simple, distinguished the tame and uniform features of a crowd of kings alike deserving of oblivion. By the failure of the collateral branches, the whole inheritance devolved to Charles the Fat, the last emperor of his family: his insanity authorized the desertion of Germany, Italy, and France: he was deposed in a diet, and solicited his daily bread from the rebels by whose contempt his life and liberty had been spared. According to the measure of their force, the governors, the bishops, and the lords, usurped the fragments of the falling empire; and some preference was shown to the female or illegitimate blood of Charlemagne. Of the greater part, the title and possession were alike doubtful, and the merit was adequate to the contracted scale of their dominions. Those who could appear with an army at the gates of Rome were crowned emperors in the Vatican; but their modesty was more frequently satisfied with the appellation of kings of Italy: and the whole term of seventy-four years may be deemed a vacancy, from the abdication of Charles the Fat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Otho the First.

    Otho was of the noble race of the dukes of Saxony; and if he truly descended from Witikind, the adversary and proselyte of Charlemagne, the posterity of a vanquished people was exalted to reign over their conquerors. His father, Henry the Fowler, was elected, by the suffrage of the nation, to save and institute the kingdom of Germany. Its limits were enlarged on every side by his son, the first and greatest of the Othos. A portion of Gaul, to the west of the Rhine, along the banks of the Meuse and the Moselle, was assigned to the Germans, by whose blood and language it has been tinged since the time of Cæsar and Tacitus. Between the Rhine, the Rhone, and the Alps, the

    successors of Otho acquired a vain supremacy over the broken kingdoms of Burgundy and Arles. In the North, Christianity was propagated by the sword of Otho, the conqueror and apostle of the Slavic nations of the Elbe and Oder: the marches of Brandenburgh and Sleswick were fortified with German colonies; and the king of Denmark, the dukes of Poland and Bohemia, confessed themselves his tributary vassals. At the head of a victorious army, he passed the Alps, subdued the kingdom of Italy, delivered the pope, and forever fixed the Imperial crown in the name and nation of Germany. From that memorable æra, two maxims of public jurisprudence were introduced by force and ratified by time. I. That the prince, who was elected in the German diet, acquired, from that instant, the subject kingdoms of Italy and Rome. II. But that he might not legally assume the titles of emperor and Augustus, till he had received the crown from the hands of the Roman pontiff.

    The Imperial dignity of Charlemagne was announced to the East by the alteration of his style; and instead of saluting his fathers, the Greek emperors, he presumed to adopt the more equal and familiar appellation of brother. Perhaps in his connection with Irene he aspired to the name of husband: his embassy to Constantinople spoke the language of peace and friendship, and might conceal a treaty of marriage with that ambitious princess, who had renounced the most sacred duties of a mother. The nature, the duration, the probable consequences of such a union between two distant and dissonant empires, it is impossible to conjecture; but the unanimous silence of the Latins may teach us to suspect, that the report was invented by the enemies of Irene, to charge her with the guilt of betraying the church and state to the strangers of the West. The French ambassadors were the spectators, and had nearly been the victims, of the conspiracy of Nicephorus, and the national hatred. Constantinople was exasperated by the treason and sacrilege of ancient Rome: a proverb, “That the Franks were good friends and bad neighbors,” was in every one’s mouth; but it was dangerous to

    provoke a neighbor who might be tempted to reiterate, in the church of St. Sophia, the ceremony of his Imperial coronation. After a tedious journey of circuit and delay, the ambassadors of Nicephorus found him in his camp, on the banks of the River Sala; and Charlemagne affected to confound their vanity by displaying, in a Franconian village, the pomp, or at least the pride, of the Byzantine palace. The Greeks were successively led through four halls of audience: in the first they were ready to fall prostrate before a splendid personage in a chair of state, till he informed them that he was only a servant, the constable, or master of the horse, of the emperor. The same mistake, and the same answer, were repeated in the apartments of the count palatine, the steward, and the chamberlain; and their impatience was gradually heightened, till the doors of the presence-chamber were thrown open, and they beheld the genuine monarch, on his throne, enriched with the foreign luxury which he despised, and encircled with the love and reverence of his victorious chiefs. A treaty of peace and alliance was concluded between the two empires, and the limits of the East and West were defined by the right of present possession. But the Greeks soon forgot this humiliating equality, or remembered it only to hate the Barbarians by whom it was extorted. During the short union of virtue and power, they respectfully saluted the august Charlemagne, with the acclamations of basileus, and emperor of the Romans. As soon as these qualities were separated in the person of his pious son, the Byzantine letters were inscribed, “To the king, or, as he styles himself, the emperor of the Franks and Lombards.” When both power and virtue were extinct, they despoiled Lewis the Second of his hereditary title, and with the barbarous appellation of rex or rega, degraded him among the crowd of Latin princes. His reply is expressive of his weakness: he proves, with some learning, that, both in sacred and profane history, the name of king is synonymous with the Greek word basileus: if, at Constantinople, it were assumed in a more exclusive and imperial sense, he claims from his ancestors, and from the popes, a just participation of the honors of the Roman purple. The same controversy was revived in the reign of the Othos; and their ambassador

    describes, in lively colors, the insolence of the Byzantine court. The Greeks affected to despise the poverty and ignorance of the Franks and Saxons; and in their last decline refused to prostitute to the kings of Germany the title of Roman emperors.

    These emperors, in the election of the popes, continued to exercise the powers which had been assumed by the Gothic and Grecian princes;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is prerogative increased with the temporal estate and spiritual jurisdiction of the Roman church. In the Christian aristocracy, the principal members of the clergy still formed a senate to assist the administration, and to supply the vacancy, of the bishop. Rome was divided into twenty-eight parishes, and each parish was governed by a cardinal priest, or presbyter, a title which, however common or modest in its origin, has aspired to emulate the purple of kings. Their number was enlarged by the association of the seven deacons of the most considerable hospitals, the seven palatine judges of the Lateran, and some dignitaries of the church. This ecclesiastical senate was directed by the seven cardinal-bishops of the Roman province, who were less occupied in the suburb dioceses of Ostia, Porto, Velitræ, Tusculum, Præneste, Tibur, and the Sabines, than by their weekly service in the Lateran, and their superior share in the honors and authority of the apostolic see. On the death of the pope, these bishops recommended a successor to the suffrage of the college of cardinals, and their choice was ratified or rejected by the applause or clamor of the Roman people. But the election was imperfect; nor could the pontiff be legally consecrated till the emperor, the advocate of the church, had graciously signified his approbation and consent. The royal commissioner examined, on the spot, the form and freedom of the proceedings; nor was it till after a previous scrutiny into the qualifications of the candidates, that he accepted an oath of fidelity, and confirmed the donations which had successively enriched the patrimony of St. Peter. In the frequent schisms, the rival claims were submitted to the sentence of the emperor; and in a synod of bishops he

    presumed to judge, to condemn, and to punish, the crimes of a guilty pontiff. Otho the First imposed a treaty on the senate and people, who engaged to prefer the candidate most acceptable to his majesty: his successors anticipated or prevented their choice: they bestowed the Roman benefice, like the bishoprics of Cologne or Bamberg, on their chancellors or preceptors; and whatever might be the merit of a Frank or Saxon, his name sufficiently attests the interposition of foreign power. These acts of prerogative were most speciously excused by the vices of a popular election. The competitor who had been excluded by the cardinals appealed to the passions or avarice of the multitude; the Vatican and the Lateran were stained with blood; and the most powerful senators, the marquises of Tuscany and the counts of Tusculum, held the apostolic see in a long and disgraceful servitude. The Roman pontiffs, of the ninth and tenth centuries, were insulted, imprisoned, and murdered, by their tyrants; and such was their indigence, after the loss and usurpation of the ecclesiastical patrimonies, that they could neither support the state of a prince, nor exercise the charity of a priest. The influence of two sister prostitutes, Marozia and Theodora, was founded on their wealth and beauty, their political and amorous intrigues: the most strenuous of their lovers were rewarded with the Roman mitre, and their reign may have suggested to the darker ages the fable of a female pope. The bastard son, the grandson, and the great-grandson of Marozia, a rare genealogy, were seated in the chair of St. Peter, and it was at the age of nineteen years that the second of these became the head of the Latin church. * His youth and manhood were of a suitable complexion; and the nations of pilgrims could bear testimony to the charges that were urged against him in a Roman synod, and in the presence of Otho the Great. As John XII. had renounced the dress and decencies of his profession, the soldier may not perhaps be dishonored by the wine which he drank, the blood that he spilt, the flames that he kindled, or the licentious pursuits of gaming and hunting. His open simony might be the consequence of distress; and his blasphemous invocation of Jupiter and Venus, if it be true, could not possibly be serious.

    But we read, with some surprise, that the worthy grandson of Marozia lived in public adultery with the matrons of Rome; that the Lateran palace was turned into a school for prostitution, and that his rapes of virgins and widows had deterred the female pilgrims from visiting the tomb of St. Peter, lest, in the devout act, they should be violated by his successor. The Protestants have dwelt with malicious pleasure on these characters of Antichrist; but to a philosophic eye, the vices of the clergy are far less dangerous than their virtues. After a long series of scandal, the apostolic see was reformed and exalted by the austerity and zeal of Gregory VII. That ambitious monk devoted his life to the execution of two projects. I. To fix in the college of cardinals the freedom and independence of election, and forever to abolish the right or usurpation of the emperors and the Roman people. II. To bestow and resume the Western empire as a fief or benefice of the church, and to extend his temporal dominion over the kings and kingdoms of the earth. After a contest of fifty years, the first of these designs was accomplished by the firm support of the ecclesiastical order, whose liberty was connected with that of their chief. But the second attempt, though it was crowned with some partial and apparent success, has been vigorously resisted by the secular power, and finally extinguished by the improvement of human reason.

    In the revival of the empire of empire of Rome, neither the bishop nor the people could bestow on Charlemagne or Otho the provinces which were lost, as they had been won, by the chance of arms. But the Romans were free to choose a master for themselves; and the powers which had been delegated to the patrician, were irrevocably granted to the French and Saxon emperors of the West. The broken records of the times preserve some remembrance of their palace, their mint, their tribunal, their edicts, and the sword of justice, which, as late as the thirteenth century, was derived from Cæsar to the præfect of the city. Between the arts of the popes and the violence of the people, this supremacy was crushed and annihilated. Content with the titles of emperor and Augustus,

    the successors of Charlemagne neglected to assert this local jurisdiction. In the hour of prosperity, their ambition was diverted by more alluring objects; and in the decay and division of the empire, they were oppressed by the defence of their hereditary provinces. Amidst the ruins of Italy, the famous Marozia invited one of the usurpers to assume the character of her third husband; and Hugh, king of Burgundy was introduced by her faction into the mole of Hadrian or Castle of St. Angelo, which commands the principal bridge and entrance of Rome. Her son by the first marriage, Alberic, was compelled to attend at the nuptial banquet; but his reluctant and ungraceful service was chastised with a blow by his new father. The blow was productive of a revolution. “Romans,” exclaimed the youth, “once you were the masters of the world, and these Burgundians the most abject of your slaves. They now reign, these voracious and brutal savages, and my injury is the commencement of your servitude.” The alarum bell rang to arms in every quarter of the city: the Burgundians retreated with haste and shame; Marozia was imprisoned by her victorious son, and his brother, Pope John XI., was reduced to the exercise of his spiritual functions. With the title of prince, Alberic possessed above twenty years the government of Rome; and he is said to have gratified the popular prejudice, by restoring the office, or at least the title, of consuls and tribunes. His son and heir Octavian assumed, with the pontificate, the name of John XII.: like his predecessor, he was provoked by the Lombard princes to seek a deliverer for the church and republic; and the services of Otho were rewarded with the Imperial dignity. But the Saxon was imperious, the Romans were impatient, the festival of the coronation was disturbed by the secret conflict of prerogative and freedom, and Otho commanded his sword-bearer not to stir from his person, lest he should be assaulted and murdered at the foot of the altar. Before he repassed the Alps, the emperor chastised the revolt of the people and the ingratitude of John XII. The pope was degraded in a synod; the præfect was mounted on an ass, whipped through the city, and cast into a dungeon; thirteen of the most guilty were hanged, others were mutilated or banished; and this severe process was justified by

    the ancient laws of Theodosius and Justinian. The voice of fame has accused the second Otho of a perfidious and bloody act, the massacre of the senators, whom he had invited to his table under the fair semblance of hospitality and friendship. In the minority of his son Otho the Third, Rome made a bold attempt to shake off the Saxon yoke, and the consul Crescentius was the Brutus of the republic. From the condition of a subject and an exile, he twice rose to the command of the city, oppressed, expelled, and created the popes, and formed a conspiracy for restoring the authority of the Greek emperors. * In the fortress of St. Angelo, he maintained an obstinate siege, till the unfortunate consul was betrayed by a promise of safety: his body was suspended on a gibbet, and his head was exposed on the battlements of the castle. By a reverse of fortune, Otho, after separating his troops, was besieged three days, without food, in his palace; and a disgraceful escape saved him from the justice or fury of the Romans. The senator Ptolemy was the leader of the people, and the widow of Crescentius enjoyed the pleasure or the fame of revenging her husband, by a poison which she administered to her Imperial lover. It was the design of Otho the Third to abandon the ruder countries of the North, to erect his throne in Italy, and to revive the institutions of the Roman monarchy. But his successors only once in their lives appeared on the banks of the Tyber, to receive their crown in the Vatican. Their absence was contemptible, their presence odious and formidable. They descended from the Alps, at the head of their barbarians, who were strangers and enemies to the country; and their transient visit was a scene of tumult and bloodshed. A faint remembrance of their ancestors still tormented the Romans; and they beheld with pious indignation the succession of Saxons, Franks, Swabians, and Bohemians, who usurped the purple and prerogatives of the Cæsars.

    Chapter XLIX: Conquest Of Italy By The Franks. —

    Part VI.

    There is nothing perhaps more adverse to nature and reason than to hold in obedience remote countries and foreign nations, in opposition to their inclination and interest. A torrent of Barbarians may pass over the earth, but an extensive empire must be supported by a refined system of policy and oppression; in the centre, an absolute power, prompt in action and rich in resources; a swift and easy communication with the extreme parts; fortifications to check the first effort of rebellion; a regular administration to protect and punish; and a well-disciplined army to inspire fear, without provoking discontent and despair. Far different was the situation of the German Cæsars, who were ambitious to enslave the kingdom of Italy. Their patrimonial estates were stretched along the Rhine, or scattered in the provinces; but this ample domain was alienated by the imprudence or distress of successive princes; and their revenue, from minute and vexatious prerogative, was scarcely sufficient for the maintenance of their household. Their troops were formed by the legal or voluntary service of their feudal vassals, who passed the Alps with reluctance, assumed the license of rapine and disorder, and capriciously deserted before the end of the campaign. Whole armies were swept away by the pestilential influence of the climate: the survivors brought back the bones of their princes and nobles, and the effects of their own intemperance were often imputed to the treachery and malice of the Italians, who rejoiced at least in the calamities of the Barbarians. This irregular tyranny might contend on equal terms with the petty tyrants of Italy; nor can the people, or the reader, be much interested in the event of the quarrel. But in the eleventh and twelfth centuries, the Lombards rekindled the flame of industry and freedom; and the generous example was at length imitated by the republics of Tuscany. * In the Italian cities a municipal government had never been totally abolished; and their first privileges were granted by the favor and policy of the emperors, who were desirous of erecting a plebeian barrier against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nobles. But their rapid progress, the daily extension of their power and pretensions, were founded on the numbers and spirit of these

    rising communities. Each city filled the measure of her diocese or district: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ounts and bishops, of the marquises and counts, was banished from the land; and the proudest nobles were persuaded or compelled to desert their solitary castles, and to embrace the more honorable character of freemen and magistrates. The legislative authority was inherent in the general assembly; but the executive powers were intrusted to three consuls, annually chosen from the three orders of captains, valvassors, and commons, into which the republic was divided.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equal law, the labors of agriculture and commerce were gradually revived; but the martial spirit of the Lombards was nourished by the presence of danger; and as often as the bell was rung, or the standard erected, the gates of the city poured forth a numerous and intrepid band, whose zeal in their own cause was soon guided by the use and discipline of arms. At the foot of these popular ramparts, the pride of the Cæsars was overthrown; and the invincible genius of liberty prevailed over the two Frederics, the greatest princes of the middle age; the first, superior perhaps in military prowess; the second, who undoubtedly excelled in the softer accomplishments of peace and learning.

    Ambitious of restoring the splendor of the purple, Frederic the First invaded the republics of Lombardy, with the arts of a statesman, the valor of a soldier, and the cruelty of a tyrant. The recent discovery of the Pandects had renewed a science most favorable to despotism; and his venal advocates proclaimed the emperor the absolute master of the lives and properties of his subjects. His royal prerogatives, in a less odious sense, were acknowledged in the diet of Roncaglia; and the revenue of Italy was fixed at thirty thousand pounds of silver, which were multiplied to an indefinite demand by the rapine of the fiscal officers. The obstinate cities were reduced by the terror or the force of his arms: his captives were delivered to the executioner, or shot from his military engines; and. after the siege and surrender of Milan, the buildings of that stately capital were razed to the ground, three hundred

    hostages were sent into Germany, and the inhabitants were dispersed in four villages, under the yoke of the inflexible conqueror. But Milan soon rose from her ashes; and the league of Lombardy was cemented by distress: their cause was espoused by Venice, Pope Alexander the Third, and the Greek emperor: the fabric of oppression was overturned in a day; and in the treaty of Constance, Frederic subscribed, with some reservations, the freedom of four-and-twenty cities. His grandson contended with their vigor and maturity; but Frederic the Second was endowed with some personal and peculiar advantages. His birth and education recommended him to the Italians; and in the implacable discord of the two factions, the Ghibelins were attached to the emperor, while the Guelfs displayed the banner of liberty and the church. The court of Rome had slumbered, when his father Henry the Sixth was permitted to unite with the empire the kingdoms of Naples and Sicily; and from these hereditary realms the son derived an ample and ready supply of troops and treasure. Yet Frederic the Second was finally oppressed by the arms of the Lombards and the thunders of the Vatican: his kingdom was given to a stranger, and the last of his family was beheaded at Naples on a public scaffold. During sixty years, no emperor appeared in Italy, and the name was remembered only by the ignominious sale of the last relics of sovereignty.

    The Barbarian conquerors of the West were pleased to decorate their chief with the title of emperor; but it was not their design to invest him with the despotism of Constantine and Justinian. The persons of the Germans were free, their conquests were their own, and their national character was animated by a spirit which scorned the servile jurisprudence of the new or the ancient Rome. It would have been a vain and dangerous attempt to impose a monarch on the armed freemen, who were impatient of a magistrate; on the bold, who refused to obey; on the powerful, who aspired to command. The empire of Charlemagne and Otho was distributed among the dukes of the nations or provinces, the counts of the smaller districts, and the margraves of the marches or

    frontiers, who all united the civil and military authority as it had been delegated to the lieutenants of the first Cæsars. The Roman governors, who, for the most part, were soldiers of fortune, seduced their mercenary legions, assumed the Imperial purple, and either failed or succeeded in their revolt, without wounding the power and unity of government. If the dukes, margraves, and counts of Germany, were less audacious in their claims, the consequences of their success were more lasting and pernicious to the state. Instead of aiming at the supreme rank, they silently labored to establish and appropriate their provincial independence. Their ambition was seconded by the weight of their estates and vassals, their mutual example and support, the common interest of the subordinate nobility, the change of princes and families, the minorities of Otho the Third and Henry the Fourth, the ambition of the popes, and the vain pursuit of the fugitive crowns of Italy and Rome. All the attributes of regal and 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were gradually usurped by the commanders of the provinces; the right of peace and war, of life and death, of coinage and taxation, of foreign alliance and domestic economy. Whatever had been seized by violence, was ratified by favor or distress, was granted as the price of a doubtful vote or a voluntary service; whatever had been granted to one could not, without injury, be denied to his successor or equal; and every act of local or temporary possession was insensibly moulded into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Germanic kingdom. In every province, the visible presence of the duke or count was interposed between the throne and the nobles; the subjects of the law became the vassals of a private chief; and the standard which he received from his sovereign, was often raised against him in the field. The temporal power of the clergy was cherished and exalted by the superstition or policy of the Carlovingian and Saxon dynasties, who blindly depended on their moderation and fidelity; and the bishoprics of Germany were made equal in extent and privilege, superior in wealth and population, to the most ample states of the military order. As long as the emperors retained the prerogative of bestowing on every vacancy these ecclesiastic and secular benefices, their cause was maintained by the

    gratitude or ambition of their friends and favorites. But in the quarrel of the investitures, they were deprived of their influence over the episcopal chapters; the freedom of election was restored, and the sovereign was reduced, by a solemn mockery, to his first prayers, the recommendation, once in his reign, to a single prebend in each church. The secular governors, instead of being recalled at the will of a superior, could be degraded only by the sentence of their peers. In the first age of the monarchy, the appointment of the son to the duchy or county of his father, was solicited as a favor; it was gradually obtained as a custom, and extorted as a right: the lineal succession was often extended to the collateral or female branches; the states of the empire (their popular, and at length their legal, appellation) were divided and alienated by testament and sale; and all idea of a public trust was lost in that of a private and perpetual inheritance. The emperor could not even be enriched by the casualties of forfeiture and extinction: within the term of a year, he was obliged to dispose of the vacant fief; and, in the choice of the candidate, it was his duty to consult either the general or the provincial diet.

    After the death of Frederic the Second, Germany was left a monster with a hundred heads. A crowd of princes and prelates disputed the ruins of the empire: the lords of innumerable castles were less prone to obey, than to imitate, their superiors; and, according to the measure of their strength, their incessant hostilities received the names of conquest or robbery. Such anarchy was the inevitable consequence of the laws and manners of Europe; and the kingdoms of France and Italy were shivered into fragments by the violence of the same tempest. But the Italian cities and the French vassals were divided and destroyed, while the union of the Germans has produced, under the name of an empire, a great system of a federative republic. In the frequent and at last the perpetual institution of diets, a national spirit was kept alive, and the powers of a common legislature are still exercised by the three branches or colleges of the electors, the princes, and the free and Imperial cities of Germany. I. Seven

    of the most powerful feudatories were permitted to assume, with a distinguished name and rank, the exclusive privilege of choosing the Roman emperor; and these electors were the king of Bohemia, the duke of Saxony, the margrave of Brandenburgh, the count palatine of the Rhine, and the three archbishops of Mentz, of Treves, and of Cologne. II. The college of princes and prelates purged themselves of a promiscuous multitude: they reduced to four representative votes the long series of independent counts, and excluded the nobles or equestrian order, sixty thousand of whom, as in the Polish diets, had appeared on horseback in the field of election. III. The pride of birth and dominion, of the sword and the mitre, wisely adopted the commons as the third branch of the legislature, and, in the progress of society, they were introduced about the same æra into the national assemblies of France England, and Germany. The Hanseatic League commanded the trade and navigation of the north: the confederates of the Rhine secured the peace and intercourse of the inland country; the influence of the cities has been adequate to their wealth and policy, and their negative still invalidates the acts of the two superior colleges of electors and princes.

    It is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that we may view in the strongest light the state and contrast of the Roman empire of Germany, which no longer held, except on the borders of the Rhine and Danube, a single province of Trajan or Constantine. Their unworthy successors were the counts of Hapsburgh, of Nassau, of Luxemburgh, and Schwartzenburgh: the emperor Henry the Seventh procured for his son the crown of Bohemia, and his grandson Charles the Fourth was born among a people strange and barbarous in the estimation of the Germans themselves. After the excommunication of Lewis of Bavaria, he received the gift or promise of the vacant empire from the Roman pontiffs, who, in the exile and captivity of Avignon, affected the dominion of the earth. The death of his competitors united the electoral college, and Charles was unanimously saluted king of the Romans, and future emperor;

    a title which, in the same age, was prostituted to the Cæsars of Germany and Greece. The German emperor was no more than the elective and impotent magistrate of an aristocracy of princes, who had not left him a village that he might call his own. His best prerogative was the right of presiding and proposing in the national senate, which was convened at his summons; and his native kingdom of Bohemia, less opulent than the adjacent city of Nuremberg, was the firmest seat of his power and the richest source of his revenue. The army with which he passed the Alps consisted of three hundred horse. In the cathedral of St. Ambrose, Charles was crowned with the iron crown, which tradition ascribed to the Lombard monarchy; but he was admitted only with a peaceful train; the gates of the city were shut upon him; and the king of Italy was held a captive by the arms of the Visconti, whom he confirmed in the sovereignty of Milan. In the Vatican he was again crowned with the golden crown of the empire; but, in obedience to a secret treaty, the Roman emperor immediately withdrew, without reposing a single night within the walls of Rome. The eloquent Petrarch, whose fancy revived the visionary glories of the Capitol, deplores and upbraids the ignominious flight of the Bohemian; and even his contemporaries could observe, that the sole exercise of his authority was in the lucrative sale of privileges and titles. The gold of Italy secured the election of his son; but such was the shameful poverty of the Roman emperor, that his person was arrested by a butcher in the streets of Worms, and was detained in the public inn, as a pledge or hostage for the payment of his expenses.

    From this humiliating scene, let us turn to the apparent majesty of the same Charles in the diets of the empire. The golden bull, which fixes the Germanic constitution, is promulgated in the style of a sovereign and legislator. A hundred princes bowed before his throne, and exalted their own dignity by the voluntary honors which they yielded to their chief or minister. At the royal banquet, the hereditary great officers, the seven electors, who in rank and title were

    equal to kings, performed their solemn and domestic service of the palace. The seals of the triple kingdom were borne in state by the archbishops of Mentz, Cologne, and Treves, the perpetual arch-chancellors of Germany, Italy, and Arles. The great marshal, on horseback, exercised his function with a silver measure of oats, which he emptied on the ground, and immediately dismounted to regulate the order of the guests The great steward, the count palatine of the Rhine, place the dishes on the table. The great chamberlain, the margrave of Brandenburgh, presented, after the repast, the golden ewer and basin, to wash. The king of Bohemia, as great cup-bearer, was represented by the emperor’s brother, the duke of Luxemburgh and Brabant; and the procession was closed by the great huntsmen, who introduced a boar and a stag, with a loud chorus of horns and hounds. Nor was the supremacy of the emperor confined to Germany alone: the hereditary monarchs of Europe confessed the preëminence of his rank and dignity: he was the first of the Christian princes, the temporal head of the great republic of the West: to his person the title of majesty was long appropriated; and he disputed with the pope the sublime prerogative of creating kings and assembling councils. The oracle of the civil law, the learned Bartolus, was a pensioner of Charles the Fourth; and his school resounded with the doctrine, that the Roman emperor was the rightful sovereign of the earth, from the rising to the setting sun. The contrary opinion was condemned, not as an error, but as a heresy, since even the gospel had pronounced, “And there went forth a decree from Cæsar Augustus, that all the world should be taxed.”

    If we annihilate the interval of time and space between Augustus and Charles, strong and striking will be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two Cæsars; the Bohemian who concealed his weakness under the mask of ostentation, and the Roman, who disguised his strength under the semblance of modesty. At the head of his victorious legions, in his reign over the sea and land, from the Nile and Euphrates to the Atlantic Ocean, Augustus professed himself the servant of the state and the

    equal of his fellow-citizens. The conqueror of Rome and her provinces assumed a popular and legal form of a censor, a consul, and a tribune. His will was the law of mankind, but in the declaration of his laws he borrowed the voice of the senate and people; and from their decrees their master accepted and renewed his temporary commission to administer the republic. In his dress, his domestics, his titles, in all the offices of social life, Augustus maintained the character of a private Roman; and his most artful flatterers respected the secret of his absolute and perpetual monarchy.

    Chapter L:

    Description Of Arabia And Its Inhabitants.

    Part I.

    Description Of Arabia And Its Inhabitants. — Birth, Character, And Doctrine Of Mahomet. — He Preaches At Mecca. — Flies To Medina. — Propagates His Religion By The Sword. — Voluntary Or Reluctant Submission Of The Arabs. — His Death And Successors. — The Claims And Fortunes Of All And His Descendants.

    After pursuing above six hundred years the fleeting Cæsars of Constantinople and Germany, I now descend, in the reign of Heraclius, on the eastern borders of the Greek monarchy. While the state was exhausted by the Persian war, and the church was distracted by the Nestorian and Monophysite sects, Mahomet, with the sword in one hand and the Koran in the other, erected his throne on the ruins of Christianity and of Rome. The genius of the Arabian prophet, the manners of his nation, and the spirit of his religion, involve the causes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Eastern empire; and our eyes are curiously intent on one of the most memorable revolutions, which have impressed a new and lasting character on the nations of the globe.

    In the vacant space between Persia, Syria, Egypt, and Æthiopia, the Arabian peninsula may be conceived as a triangle of spacious but irregular dimensions. From the

    northern point of Beles on the Euphrates, a line of fifteen hundred miles is terminated by the Straits of Bebelmandel and the land of frankincense. About half this length may be allowed for the middle breadth, from east to west, from Bassora to Suez, from the Persian Gulf to the Red Sea. The sides of the triangle are gradually enlarged, and the southern basis presents a front of a thousand miles to the Indian Ocean. The entire surface of the peninsula exceeds in a fourfold proportion that of Germany or France; but the far greater part has been justly stigmatized with the epithets of the stony and the sandy. Even the wilds of Tartary are decked, by the hand of nature, with lofty trees and luxuriant herbage; and the lonesome traveller derives a sort of comfort and society from the presence of vegetable life. But in the dreary waste of Arabia, a boundless level of sand is intersected by sharp and naked mountains; and the face of the desert, without shade or shelter, is scorched by the direct and intense rays of a tropical sun. Instead of refreshing breezes, the winds, particularly from the south-west, diffuse a noxious and even deadly vapor; the hillocks of sand which they alternately raise and scatter, are compared to the billows of the ocean, and whole caravans, whole armies, have been lost and buried in the whirlwind. The common benefits of water are an object of desire and contest; and such is the scarcity of wood, that some art is requisite to preserve and propagate the element of fire. Arabia is destitute of navigable rivers, which fertilize the soil, and convey its produce to the adjacent regions: the torrents that fall from the hills are imbibed by the thirsty earth: the rare and hardy plants, the tamarind or the acacia, that strike their roots into the clefts of the rocks, are nourished by the dews of the night: a scanty supply of rain is collected in cisterns and aqueducts: the wells and springs are the secret treasure of the desert; and the pilgrim of Mecca, after many a dry and sultry march, is disgusted by the taste of the waters which have rolled over a bed of sulphur or salt. Such is the general and genuine picture of the climate of Arabia. The experience of evil enhances the value of any local or partial enjoyments. A shady grove, a green pasture, a stream of fresh water, are sufficient to attract a colony of sedentary Arabs to

    the fortunate spots which can afford food and refreshment to themselves and their cattle, and which encourage their industry in the cultivation of the palmtree and the vine. The high lands that border on the Indian Ocean are distinguished by their superior plenty of wood and water; the air is more temperate, the fruits are more delicious, the animals and the human race more numerous: the fertility of the soil invites and rewards the toil of the husbandman; and the peculiar gifts of frankincense and coffee have attracted in different ages the merchants of the world. If it be compared with the rest of the peninsula, this sequestered region may truly deserve the appellation of the happy; and the splendid coloring of fancy and fiction has been suggested by contrast, and countenanced by distance. It was for this earthly paradise that Nature had reserved her choicest favors and her most curious workmanship: the incompatible blessings of luxury and innocence were ascribed to the natives: the soil was impregnated with gold and gems, and both the land and sea were taught to exhale the odors of aromatic sweets. This division of the sandy, the stony, and the happy, so familiar to the Greeks and Latins, is unknown to the Arabians themselves; and it is singular enough, that a country, whose language and inhabitants have ever been the same, should scarcely retain a vestige of its ancient geography. The maritime districts of Bahrein and Oman are opposite to the realm of Persia. The kingdom of Yemen displays the limits, or at least the situation, of Arabia Felix: the name of Neged is extended over the inland space; and the birth of Mahomet has illustrated the province of Hejaz along the coast of the Red Sea.

    The measure of population is regulated by the means of subsistence; and the inhabitants of this vast peninsula might be outnumbered by the subjects of a fertile and industrious province. Along the shores of the Persian Gulf, of the ocean, and even of the Red Sea, the Icthyophagi, or fish eaters, continued to wander in quest of their precarious food. In this primitive and abject state, which ill deserves the name of

    society, the human brute, without arts or laws, almost without sense or language, is poorly distinguished from the rest of the animal creation. Generations and ages might roll away in silent oblivion, and the helpless savage was restrained from multiplying his race by the wants and pursuits which confined his existence to the narrow margin of the seacoast. But in an early period of antiquity the great body of the Arabs had emerged from this scene of misery; and as the naked wilderness could not maintain a people of hunters, they rose at once to the more secure and plentiful condition of the pastoral life. The same life is uniformly pursued by the roving tribes of the desert; and in the portrait of the modern Bedoweens, we may trace the features of their ancestors, who, in the age of Moses or Mahomet, dwelt under similar tents, and conducted their horses, and camels, and sheep, to the same springs and the same pastures. Our toil is lessened, and our wealth is increased, by our dominion over the useful animals; and the Arabian shepherd had acquired the absolute possession of a faithful friend and a laborious slave. Arabia, in the opinion of the naturalist, is the genuine and original country of the horse; the climate most propitious, not indeed to the size, but to the spirit and swiftness, of that generous animal. The merit of the Barb, the Spanish, and the English breed, is derived from a mixture of Arabian blood: the Bedoweens preserve, with superstitious care, the honors and the memory of the purest race: the males are sold at a high price, but the females are seldom alienated; and the birth of a noble foal was esteemed among the tribes, as a subject of joy and mutual congratulation. These horses are educated in the tents, among the children of the Arabs, with a tender familiarity, which trains them in the habits of gentleness and attachment. They are accustomed only to walk and to gallop: their sensations are not blunted by the incessant abuse of the spur and the whip: their powers are reserved for the moments of flight and pursuit: but no sooner do they feel the touch of the hand or the stirrup, than they dart away with the swiftness of the wind; and if their friend be dismounted in the rapid career, they instantly stop till he has recovered his seat. In the sands of Africa and Arabia, the camel is a sacred and

    precious gift. That strong and patient beast of burden can perform, without eating or drinking, a journey of several days; and a reservoir of fresh water is preserved in a large bag, a fifth stomach of the animal, whose body is imprinted with the marks of servitude: the larger breed is capable of transporting a weight of a thousand pounds; and the dromedary, of a lighter and more active frame, outstrips the fleetest courser in the race. Alive or dead, almost every part of the camel is serviceable to man: her milk is plentiful and nutritious: the young and tender flesh has the taste of veal: a valuable salt is extracted from the urine: the dung supplies the deficiency of fuel; and the long hair, which falls each year and is renewed, is coarsely manufactured into the garments, the furniture, and the tents of the Bedoweens. In the rainy seasons, they consume the rare and insufficient herbage of the desert: during the heats of summer and the scarcity of winter, they remove their encampments to the sea-coast, the hills of Yemen, or the neighborhood of the Euphrates, and have often extorted the dangerous license of visiting the banks of the Nile, and the villages of Syria and Palestine. The life of a wandering Arab is a life of danger and distress; and though sometimes, by rapine or exchange, he may appropriate the fruits of industry, a private citizen in Europe is in the possession of more solid and pleasing luxury than the proudest emir, who marches in the field at the head of ten thousand horse.

    Yet an essential difference may be found between the hordes of Scythia and the Arabian tribes; since many of the latter were collected into towns, and employed in the labors of trade and agriculture. A part of their time and industry was still devoted to the management of their cattle: they mingled, in peace and war, with their brethren of the desert; and the Bedoweens derived from their useful intercourse some supply of their wants, and some rudiments of art and knowledge. Among the forty-two cities of Arabia, enumerated by Abulfeda, the most ancient and populous were situate in the happy Yemen: the towers of Saana, and the marvellous reservoir of Merab, were constructed by the kings of the Homerites; but their profane

    lustre was eclipsed by the prophetic glories of Medina and Mecca, near the Red Sea, and at the distance from each other of two hundred and seventy miles. The last of these holy places was known to the Greeks under the name of Macoraba; and the termination of the word is expressive of its greatness, which has not, indeed, in the most flourishing period, exceeded the size and populousness of Marseilles. Some latent motive, perhaps of superstition, must have impelled the founders, in the choice of a most unpromising situation. They erected their habitations of mud or stone, in a plain about two miles long and one mile broad, at the foot of three barren mountains: the soil is a rock; the water even of the holy well of Zemzem is bitter or brackish; the pastures are remote from the city; and grapes are transported above seventy miles from the gardens of Tayef. The fame and spirit of the Koreishites, who reigned in Mecca, were conspicuous among the Arabian tribes; but their ungrateful soil refused the labors of agriculture, and their position was favorable to the enterprises of trade. By the seaport of Gedda, at the distance only of forty miles, they maintained an easy correspondence with Abyssinia; and that Christian kingdom afforded the first refuge to the disciples of Mahomet. The treasures of Africa were conveyed over the Peninsula to Gerrha or Katif, in the province of Bahrein, a city built, as it is said, of rock-salt, by the Chaldæan exiles; and from thence with the native pearls of the Persian Gulf, they were floated on rafts to the mouth of the Euphrates. Mecca is placed almost at an equal distance, a month’s journey, between Yemen on the right, and Syria on the left hand. The former was the winter, the latter the summer, station of her caravans; and their seasonable arrival relieved the ships of India from the tedious and troublesome navigation of the Red Sea. In the markets of Saana and Merab, in the harbors of Oman and Aden, the camels of the Koreishites were laden with a precious cargo of aromatics; a supply of corn and manufactures was purchased in the fairs of Bostra and Damascus; the lucrative exchange diffused plenty and riches in the streets of Mecca; and the noblest of her sons united the love of arms with the profession of merchandise.

    The perpetual independence of the Arabs has been the theme of praise among strangers and natives; and the arts of controversy transform this singular event into a prophecy and a miracle, in favor of the posterity of Ismael. Some exceptions, that can neither be dismissed nor eluded, render this mode of reasoning as indiscreet as it is superfluous; the kingdom of Yemen has been successively subdued by the Abyssinians, the Persians, the sultans of Egypt, and the Turks; the holy cities of Mecca and Medina have repeatedly bowed under a Scythian tyrant; and the Roman province of Arabia embraced the peculiar wilderness in which Ismael and his sons must have pitched their tents in the face of their brethren. Yet these exceptions are temporary or local; the body of the nation has escaped the yoke of the most powerful monarchies: the arms of Sesostris and Cyrus, of Pompey and Trajan, could never achieve the conquest of Arabia; the present sovereign of the Turks may exercise a shadow of jurisdiction, but his pride is reduced to solicit the friendship of a people, whom it is dangerous to provoke, and fruitless to attack. The obvious causes of their freedom are inscribed on the character and country of the Arabs. Many ages before Mahomet, their intrepid valor had been severely felt by their neighbors in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war. The patient and active virtues of a soldier are insensibly nursed in the habits and discipline of a pastoral life. The care of the sheep and camels is abandoned to the women of the tribe; but the martial youth, under the banner of the emir, is ever on horseback, and in the field, to practise the exercise of the bow, the javelin, and the cimeter. The long memory of their independence is the firmest pledge of its perpetuity and succeeding generations are animated to prove their descent, and to maintain their inheritance. Their domestic feuds are suspended on the approach of a common enemy; and in their last hostilities against the Turks, the caravan of Mecca was attacked and pillaged by fourscore thousand of the confederates. When they advance to battle, the hope of victory is in the front; in the rear, the assurance of a retreat. Their horses and camels, who, in eight or ten days, can perform a march of four or five hundred miles, disappear

    before the conqueror; the secret waters of the desert elude his search, and his victorious troops are consumed with thirst, hunger, and fatigue, in the pursuit of an invisible foe, who scorns his efforts, and safely reposes in the heart of the burning solitude. The arms and deserts of the Bedoweens are not only the safeguards of their own freedom, but the barriers also of the happy Arabia, whose inhabitants, remote from war, are enervated by the luxury of the soil and climate. The legions of Augustus melted away in disease and lassitude; and it is only by a naval power that the reduction of Yemen has been successfully attempted. When Mahomet erected his holy standard, that kingdom was a province of the Persian empire; yet seven princes of the Homerites still reigned in the mountains; and the vicegerent of Chosroes was tempted to forget his distant country and his unfortunate master. The historians of the age of Justinian represent the state of the independent Arabs, who were divided by interest or affection in the long quarrel of the East: the tribe of Gassan was allowed to encamp on the Syrian territory: the princes of Hira were permitted to form a city about forty miles to the southward of the ruins of Babylon. Their service in the field was speedy and vigorous; but their friendship was venal, their faith inconstant, their enmity capricious: it was an easier task to excite than to disarm these roving barbarians; and, in the familiar intercourse of war, they learned to see, and to despise, the splendid weakness both of Rome and of Persia. From Mecca to the Euphrates, the Arabian tribes were confounded by the Greeks and Latins, under the general appellation of Saracens, a name which every Christian mouth has been taught to pronounce with terror and abhorrence.

    Chapter L: Description Of Arabia And Its Inhabitants. —

    Part II.

    The slaves of domestic tyranny may vainly exult in their national independence: but the Arab is personally free; and he enjoys, in some degree, the benefits of society, without

    forfeiting the prerogatives of nature. In every tribe, superstition, or gratitude, or fortune, has exalted a particular family above the heads of their equals. The dignities of sheick and emir invariably descend in this chosen race; but the order of succession is loose and precarious; and the most worthy or aged of the noble kinsmen are preferred to the simple, though important, office of composing disputes by their advice, and guiding valor by their example. Even a female of sense and spirit has been permitted to command the countrymen of Zenobia. The momentary junction of several tribes produces an army: their more lasting union constitutes a nation; and the supreme chief, the emir of emirs, whose banner is displayed at their head, may deserve, in the eyes of strangers, the honors of the kingly name. If the Arabian princes abuse their power, they are quickly punished by the desertion of their subjects, who had been accustomed to a mild and parental jurisdiction. Their spirit is free, their steps are unconfined, the desert is open, and the tribes and families are held together by a mutual and voluntary compact. The softer natives of Yemen supported the pomp and majesty of a monarch; but if he could not leave his palace without endangering his life, the active powers of government must have been devolved on his nobles and magistrates. The cities of Mecca and Medina present, in the heart of Asia, the form, or rather the substance, of a commonwealth. The grandfather of Mahomet, and his lineal ancestors, appear in foreign and domestic transactions as the princes of their country; but they reigned, like Pericles at Athens, or the Medici at Florence, by the opinion of their wisdom and integrity; their influence was divided with their patrimony; and the sceptre was transferred from the uncles of the prophet to a younger branch of the tribe of Koreish. On solemn occasions they convened the assembly of the people; and, since mankind must be either compelled or persuaded to obey, the use and reputation of oratory among the ancient Arabs is the clearest evidence of public freedom. But their simple freedom was of a very different cast from the nice and artificial machinery of the Greek and Roman republics, in which each member possessed an undivided share of the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 of the community. In the

    more simple state of the Arabs, the nation is free, because each of her sons disdains a base submission to the will of a master. His breast is fortified by the austere virtues of courage, patience, and sobriety; the love of independence prompts him to exercise the habits of self-command; and the fear of dishonor guards him from the meaner apprehension of pain, of danger, and of death. The gravity and firmness of the mind is conspicuous in his outward demeanor; his speech is low, weighty, and concise; he is seldom provoked to laughter; his only gesture is that of stroking his beard, the venerable symbol of manhood; and the sense of his own importance teaches him to accost his equals without levity, and his superiors without awe. The liberty of the Saracens survived their conquests: the first caliphs indulged the bold and familiar language of their subjects; they ascended the pulpit to persuade and edify the congregation; nor was it before the seat of empire was removed to the Tigris, that the Abbasides adopted the proud and pompous ceremonial of the Persian and Byzantine courts.

    In the study of nations and men, we may observe the causes that render them hostile or friendly to each other, that tend to narrow or enlarge, to mollify or exasperate, the social character. The separation of the Arabs from the rest of mankind has accustomed them to confound the ideas of stranger and enemy; and the poverty of the land has introduced a maxim of jurisprudence, which they believe and practise to the present hour. They pretend, that, in the division of the earth, the rich and fertile climates were assigned to the other branches of the human family; and that the posterity of the outlaw Ismael might recover, by fraud or force, the portion of inheritance of which he had been unjustly deprived. According to the remark of Pliny, the Arabian tribes are equally addicted to theft and merchandise; the caravans that traverse the desert are ransomed or pillaged; and their neighbors, since the remote times of Job and Sesostris, have been the victims of their rapacious spirit. If a Bedoween discovers from afar a solitary traveller, he rides furiously

    against him, crying, with a loud voice, “Undress thyself, thy aunt (my wife) is without a garment.” A ready submission entitles him to mercy; resistance will provoke the aggressor, and his own blood must expiate the blood which he presumes to shed in legitimate defence. A single robber, or a few associates, are branded with their genuine name; but the exploits of a numerous band assume the character of lawful and honorable war. The temper of a people thus armed against mankind was doubly inflamed by the domestic license of rapine, murder, and revenge. In the constitution of Europe, the right of peace and war is now confined to a small, and the actual exercise to a much smaller, list of respectable potentates; but each Arab, with impunity and renown, might point his javelin against the life of his countrymen. The union of the nation consisted only in a vague resemblance of language and manners; and in each community,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magistrate was mute and impotent. Of the time of ignorance which preceded Mahomet, seventeen hundred battles are recorded by tradition: hostility was imbittered with the rancor of civil faction; and the recital, in prose or verse, of an obsolete feud, was sufficient to rekindle the same passions among the descendants of the hostile tribes. In private life every man, at least every family, was the judge and avenger of his own cause. The nice sensibility of honor, which weighs the insult rather than the injury, sheds its deadly venom on the quarrels of the Arabs: the honor of their women, and of their beards, is most easily wounded; an indecent action, a contemptuous word, can be expiated only by the blood of the offender; and such is their patient inveteracy, that they expect whole months and years the opportunity of revenge. A fine or compensation for murder is familiar to the Barbarians of every age: but in Arabia the kinsmen of the dead are at liberty to accept the atonement, or to exercise with their own hands the law of retaliation. The refined malice of the Arabs refuses even the head of the murderer, substitutes an innocent for the guilty person, and transfers the penalty to the best and most considerable of the race by whom they have been injured. If he falls by their hands, they are exposed, in their turn, to the danger of

    reprisals, the interest and principal of the bloody debt are accumulated: the individuals of either family lead a life of malice and suspicion, and fifty years may sometimes elapse before the account of vengeance be finally settled. This sanguinary spirit, ignorant of pity or forgiveness, has been moderated, however, by the maxims of honor, which require in every private encounter some decent equality of age and strength, of numbers and weapons. An annual festival of two, perhaps of four, months, was observed by the Arabs before the time of Mahomet, during which their swords were religiously sheathed both in foreign and domestic hostility; and this partial truce is more strongly expressive of the habits of anarchy and warfare.

    But the spirit of rapine and revenge was attempered by the milder influence of trade and literature. The solitary peninsula is encompassed by the most civilized nations of the ancient world; the merchant is the friend of mankind; and the annual caravans imported the first seeds of knowledge and politeness into the cities, and even the camps of the desert. Whatever may be the pedigree of the Arabs, their language is derived from the same original stock with the Hebrew, the Syriac, and the Chaldæan tongues;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tribes was marked by their peculiar dialects; but each, after their own, allowed a just preference to the pure and perspicuous idiom of Mecca. In Arabia, as well as in Greece, the perfection of language outstripped the refinement of manners; and her speech could diversify the fourscore names of honey, the two hundred of a serpent, the five hundred of a lion, the thousand of a sword, at a time when this copious dictionary was intrusted to the memory of an illiterate people. The monuments of the Homerites were inscribed with an obsolete and mysterious character; but the Cufic letters, the groundwork of the present alphabet, were invented on the banks of the Euphrates; and the recent invention was taught at Mecca by a stranger who settled in that city after the birth of Mahomet. The arts of grammar, of metre, and of rhetoric, were unknown to the freeborn eloquence of the Arabians; but

    their penetration was sharp, their fancy luxuriant, their wit strong and sententious, and their more elaborate compositions were addressed with energy and effect to the minds of their hearers. The genius and merit of a rising poet was celebrated by the applause of his own and the kindred tribes. A solemn banquet was prepared, and a chorus of women, striking their tymbals, and displaying the pomp of their nuptials, sung in the presence of their sons and husbands the felicity of their native tribe; that a champion had now appeared to vindicate their rights; that a herald had raised his voice to immortalize their renown. The distant or hostile tribes resorted to an annual fair, which was abolished by the fanaticism of the first Moslems; a national assembly that must have contributed to refine and harmonize the Barbarians. Thirty days were employed in the exchange, not only of corn and wine, but of eloquence and poetry. The prize was disputed by the generous emulation of the bards; the victorious performance was deposited in the archives of princes and emirs; and we may read in our own language, the seven original poems which were inscribed in letters of gold, and suspended in the temple of Mecca. The Arabian poets were the historians and moralists of the age; and if they sympathized with the prejudices, they inspired and crowned the virtues, of their countrymen. The indissoluble union of generosity and valor was the darling theme of their song; and when they pointed their keenest satire against a despicable race, they affirmed, in the bitterness of reproach, that the men knew not how to give, nor the women to deny. The same hospitality, which was practised by Abraham, and celebrated by Homer, is still renewed in the camps of the Arabs. The ferocious Bedoweens, the terror of the desert, embrace, without inquiry or hesitation, the stranger who dares to confide in their honor and to enter their tent. His treatment is kind and respectful: he shares the wealth, or the poverty, of his host; and, after a needful repose, he is dismissed on his way, with thanks, with blessings, and perhaps with gifts. The heart and hand are more largely expanded by the wants of a brother or a friend; but the heroic acts that could deserve the public applause, must have surpassed the narrow measure of discretion and experience. A

    dispute had arisen, who, among the citizens of Mecca, was entitled to the prize of generosity; and a successive application was made to the three who were deemed most worthy of the trial. Abdallah, the son of Abbas, had undertaken a distant journey, and his foot was in the stirrup when he heard the voice of a suppliant, “O son of the uncle of the apostle of God, I am a traveller, and in distress!” He instantly dismounted to present the pilgrim with his camel, her rich caparison, and a purse of four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excepting only the sword, either for its intrinsic value, or as the gift of an honored kinsman. The servant of Kais informed the second suppliant that his master was asleep: but he immediately added, “Here is a purse of seven thousand pieces of gold, (it is all we have in the house,) and here is an order, that will entitle you to a camel and a slave;” the master, as soon as he awoke, praised and enfranchised his faithful steward, with a gentle reproof, that by respecting his slumbers he had stinted his bounty. The third of these heroes, the blind Arabah, at the hour of prayer, was supporting his steps on the shoulders of two slaves. “Alas!” he replied, “my coffers are empty! but these you may sell; if you refuse, I renounce them.” At these words, pushing away the youths, he groped along the wall with his staff. The character of Hatem is the perfect model of Arabian virtue: he was brave and liberal, an eloquent poet, and a successful robber; forty camels were roasted at his hospitable feast; and at the prayer of a suppliant enemy he restored both the captives and the spoil. The freedom of his countrymen disdained the laws of justice; they proudly indulged the spontaneous impulse of pity and benevolence.

    The religion of the Arabs, as well as of the Indians, consisted in the worship of the sun, the moon, and the fixed stars; a primitive and specious mode of superstition. The bright luminaries of the sky display the visible image of a Deity: their number and distance convey to a philosophic, or even a vulgar, eye, the idea of boundless space: the character of eternity is marked on these solid globes, that seem incapable of corruption or decay: the regularity of their motions may be

    ascribed to a principle of reason or instinct; and their real, or imaginary, influence encourages the vain belief that the earth and its inhabitants are the object of their peculiar care. The science of astronomy was cultivated at Babylon; but the school of the Arabs was a clear firmament and a naked plain. In their nocturnal marches, they steered by the guidance of the stars: their names, and order, and daily station, were familiar to the curiosity and devotion of the Bedoween; and he was taught by experience to divide, in twenty-eight parts, the zodiac of the moon, and to bless the constellations who refreshed, with salutary rains, the thirst of the desert. The reign of the heavenly orbs could not be extended beyond the visible sphere; and some metaphysical powers were necessary to sustain 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s and the resurrection of bodies: a camel was left to perish on the grave, that he might serve his master in another life; and the invocation of departed spirits implies that they were still endowed with consciousness and power. I am ignorant, and I am careless, of the blind mythology of the Barbarians; of the local deities, of the stars, the air, and the earth, of their sex or titles, their attributes or subordination. Each tribe, each family, each independent warrior, created and changed the rites and the object of his fantastic worship; but the nation, in every age, has bowed to the religion, as well as to the language, of Mecca. The genuine antiquity of the Caaba ascends beyond the Christian æra; in describing the coast of the Red Sea, the Greek historian Diodorus has remarked, between the Thamudites and the Sabæans, a famous temple, whose superior sanctity was revered by all the Arabians; the linen or silken veil, which is annually renewed by the Turkish emperor, was first offered by a pious king of the Homerites, who reigned seven hundred years before the time of Mahomet. A tent, or a cavern, might suffice for the worship of the savages, but an edifice of stone and clay has been erected in its place; and the art and power of the monarchs of the East have been confined to the simplicity of the original model. A spacious portico encloses the quadrangle of the Caaba; a square chapel, twenty-four cubits long, twenty-three broad, and twenty-seven high: a door and a window admit the light; the double roof is supported by

    three pillars of wood; a spout (now of gold) discharges the rain-water, and the well Zemzen is protected by a dome from accidental pollution. The tribe of Koreish, by fraud and force, had acquired the custody of the Caaba: the sacerdotal office devolved through four lineal descents to the grandfather of Mahomet; and the family of the Hashemites, from whence he sprung, was the most respectable and sacred in the eyes of their country. The precincts of Mecca enjoyed the rights of sanctuary; and, in the last month of each year, the city and the temple were crowded with a long train of pilgrims, who presented their vows and offerings in the house of God. The same rites which are now accomplished by the faithful Mussulman, were invented and practised by the superstition of the idolaters. At an awful distance they cast away their garments: seven times, with hasty steps, they encircled the Caaba, and kissed the black stone: seven times they visited and adored the adjacent mountains; seven times they threw stones into the valley of Mina; and the pilgrimage was achieved, as at the present hour, by a sacrifice of sheep and camels, and the burial of their hair and nails in the consecrated ground. Each tribe either found or introduced in the Caaba their domestic worship: the temple was adorned, or defiled, with three hundred and sixty idols of men, eagles, lions, and antelopes; and most conspicuous was the statue of Hebal, of red agate, holding in his hand seven arrows, without heads or feathers, the instruments and symbols of profane divination. But this statue was a monument of Syrian arts: the devotion of the ruder ages was content with a pillar or a tablet; and the rocks of the desert were hewn into gods or altars, in imitation of the black stone of Mecca, which is deeply tainted with the reproach of an idolatrous origin. From Japan to Peru, the use of sacrifice has universally prevailed; and the votary has expressed his gratitude, or fear, by destroying or consuming, in honor of the gods, the dearest and most precious of their gifts. The life of a man is the most precious oblation to deprecate a public calamity: the altars of Phnicia and Egypt, of Rome and Carthage, have been polluted with human gore: the cruel practice was long preserved among the Arabs; in the third century, a boy was annually sacrificed by

    the tribe of the Dumatians; and a royal captive was piously slaughtered by the prince of the Saracens, the ally and soldier of the emperor Justinian. A parent who drags his son to the altar, exhibits the most painful and sublime effort of fanaticism: the deed, or the intention, was sanctified by the example of saints and heroes; and the father of Mahomet himself was devoted by a rash vow, and hardly ransomed for the equivalent of a hundred camels. In the time of ignorance, the Arabs, like the Jews and Egyptians, abstained from the taste of swine’s flesh; they circumcised their children at the age of puberty: the same customs, without the censure or the precept of the Koran, have been silently transmitted to their posterity and proselytes. It has been sagaciously conjectured, that the artful legislator indulged the stubborn prejudices of his countrymen. It is more simple to believe that he adhered to the habits and opinions of his youth, without foreseeing that a practice congenial to the climate of Mecca might become useless or inconvenient on the banks of the Danube or the Volga.

    Chapter L: Description Of Arabia And Its Inhabitants. —

    Part III.

    Arabia was free: the adjacent kingdoms were shaken by the storms of conquest and tyranny, and the persecuted sects fled to the happy land where they might profess what they thought, and practise what they professed. The religions of the Sabians and Magians, of the Jews and Christians, were disseminated from the Persian Gulf to the Red Sea. In a remote period of antiquity, Sabianism was diffused over Asia by the science of the Chaldæans and the arms of the Assyrians. From the observations of two thousand years, the priests and astronomers of Babylon deduced the eternal laws of nature and providence. They adored the seven gods or angels, who directed the course of the seven planets, and shed their irresistible influence on the earth. The attributes of the seven planets, with the twelve signs of the zodiac, and the

    twenty-four constellations of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hemisphere, were represented by images and talismans; the seven days of the week were dedicated to their respective deities; the Sabians prayed thrice each day; and the temple of the moon at Haran was the term of their pilgrimage. But the flexible genius of their faith was always ready either to teach or to learn: in the tradition of the creation, the deluge, and the patriarchs, they held a singular agreement with their Jewish captives; they appealed to the secret books of Adam, Seth, and Enoch; and a slight infusion of the gospel has transformed the last remnant of the Polytheists into the Christians of St. John, in the territory of Bassora. The altars of Babylon were overturned by the Magians; but the injuries of the Sabians were revenged by the sword of Alexander; Persia groaned above five hundred years under a foreign yoke; and the purest disciples of Zoroaster escaped from the contagion of idolatry, and breathed with their adversaries the freedom of the desert. Seven hundred years before the death of Mahomet, the Jews were settled in Arabia; and a far greater multitude was expelled from the Holy Land in the wars of Titus and Hadrian. The industrious exiles aspired to liberty and power: they erected synagogues in the cities, and castles in the wilderness, and their Gentile converts were confounded with the children of Israel, whom they resembled in the outward mark of circumcision. The Christian missionaries were still more active and successful: the Catholics asserted their universal reign; the sects whom they oppressed, successively retired beyond the limits of the Roman empire; the Marcionites and Manichæans dispersed their fantastic opinions and apocryphal gospels; the churches of Yemen, and the princes of Hira and Gassan, were instructed in a purer creed by the Jacobite and Nestorian bishops. The liberty of choice was presented to the tribes: each Arab was free to elect or to compose his private religion: and the rude superstition of his house was mingled with the sublime theology of saints and philosophers. A fundamental article of faith was inculcated by the consent of the learned strangers; the existence of one supreme God who is exalted above the powers of heaven and earth, but who has often revealed himself to mankind by the

    ministry of his angels and prophets, and whose grace or justice has interrupted, by seasonable miracles, the order of nature. The most rational of the Arabs acknowledged his power, though they neglected his worship; and it was habit rather than conviction that still attached them to the relics of idolatry. The Jews and Christians were the people of the Book; the Bible was already translated into the Arabic language, and the volume of the Old Testament was accepted by the concord of these implacable enemies. In the story of the Hebrew patriarchs, the Arabs were pleased to discover the fathers of their nation. They applauded the birth and promises of Ismael; revered the faith and virtue of Abraham; traced his pedigree and their own to the creation of the first man, and imbibed, with equal credulity, the prodigies of the holy text, and the dreams and traditions of the Jewish rabbis.

    The base and plebeian origin of Mahomet is an unskilful calumny of the Christians, who exalt instead of degrading the merit of their adversary. His descent from Ismael was a national privilege or fable; but if the first steps of the pedigree are dark and doubtful, he could produce many generations of pure and genuine nobility: he sprung from the tribe of Koreish and the family of Hashem, the most illustrious of the Arabs, the princes of Mecca, and the hereditary guardians of the Caaba. The grandfather of Mahomet was Abdol Motalleb, the son of Hashem, a wealthy and generous citizen, who relieved the distress of famine with the supplies of commerce. Mecca, which had been fed by the liberality of the father, was saved by the courage of the son. The kingdom of Yemen was subject to the Christian princes of Abyssinia; their vassal Abrahah was provoked by an insult to avenge the honor of the cross; and the holy city was invested by a train of elephants and an army of Africans. A treaty was proposed; and, in the first audience, the grandfather of Mahomet demanded the restitution of his cattle. “And why,” said Abrahah, “do you not rather implore my clemency in favor of your temple, which I have threatened to destroy?” “Because,” replied the intrepid chief, “the cattle is my own; the Caaba belongs to the gods,

    and they will defend their house from injury and sacrilege.” The want of provisions, or the valor of the Koreish, compelled the Abyssinians to a disgraceful retreat: their discomfiture has been adorned with a miraculous flight of birds, who showered down stones on the heads of the infidels; and the deliverance was long commemorated by the æra of the elephant. The glory of Abdol Motalleb was crowned with domestic happiness; his life was prolonged to the age of one hundred and ten years; and he became the father of six daughters and thirteen sons. His best beloved Abdallah was the most beautiful and modest of the Arabian youth; and in the first night, when he consummated his marriage with Amina, of the noble race of the Zahrites, two hundred virgins are said to have expired of jealousy and despair. Mahomet, or more properly Mohammed, the only son of Abdallah and Amina, was born at Mecca, four years after the death of Justinian, and two months after the defeat of the Abyssinians, whose victory would have introduced into the Caaba the religion of the Christians. In his early infancy, he was deprived of his father, his mother, and his grandfather; his uncles were strong and numerous; and, in the division of the inheritance, the orphan’s share was reduced to five camels and an Æthiopian maid-servant. At home and abroad, in peace and war, Abu Taleb, the most respectable of his uncles, was the guide and guardian of his youth; in his twenty-fifth year, he entered into the service of Cadijah, a rich and noble widow of Mecca, who soon rewarded his fidelity with the gift of her hand and fortune. The marriage contract, in the simple style of antiquity, recites the mutual love of Mahomet and Cadijah; describes him as the most accomplished of the tribe of Koreish; and stipulates a dowry of twelve ounces of gold and twenty camels, which was supplied by the liberality of his uncle. By this alliance, the son of Abdallah was restored to the station of his ancestors; and the judicious matron was content with his domestic virtues, till, in the fortieth year of his age, he assumed the title of a prophet, and proclaimed the religion of the Koran.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 of his companions, Mahomet was

    distinguished by the beauty of his person, an outward gift which is seldom despised, except by those to whom it has been refused. Before he spoke, the orator engaged on his side the affections of a public or private audience. They applauded his commanding presence, his majestic aspect, his piercing eye, his gracious smile, his flowing beard, his countenance that painted every sensation of the soul, and his gestures that enforced each expression of the tongue. In the familiar offices of life he scrupulously adhered to the grave and ceremonious politeness of his country: his respectful attention to the rich and powerful was dignified by his condescension and affability to the poorest citizens of Mecca: the frankness of his manner concealed the artifice of his views; and the habits of courtesy were imputed to personal friendship or universal benevolence. His memory was capacious and retentive; his wit easy and social; his imagination sublime; his judgment clear, rapid, and decisive. He possessed the courage both of thought and action; and, although his designs might gradually expand with his success, the first idea which he entertained of his divine mission bears the stamp of an original and superior genius. The son of Abdallah was educated in the bosom of the noblest race, in the use of the purest dialect of Arabia; and the fluency of his speech was corrected and enhanced by the practice of discreet and seasonable silence. With these powers of eloquence, Mahomet was an illiterate Barbarian: his youth had never been instructed in the arts of reading and writing; the common ignorance exempted him from shame or reproach, but he was reduced to a narrow circle of existence, and deprived of those faithful mirrors, which reflect to our mind the minds of sages and heroes. Yet the book of nature and of man was open to his view; and some fancy has been indulged in the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observations which are ascribed to the Arabian traveller. He compares the nations and the regions of the earth; discovers the weakness of the Persian and Roman monarchies; beholds, with pity and indignation, the degeneracy of the times; and resolves to unite under one God and one king the invincible spirit and primitive virtues of the Arabs. Our more accurate inquiry will suggest, that, instead of visiting the courts, the camps, the temples, of the

    East, the two journeys of Mahomet into Syria were confined to the fairs of Bostra and Damascus; that he was only thirteen years of age when he accompanied the caravan of his uncle; and that his duty compelled him to return as soon as he had disposed of the merchandise of Cadijah. In these hasty and superficial excursions, the eye of genius might discern some objects invisible to his grosser companions; some seeds of knowledge might be cast upon a fruitful soil; but his ignorance of the Syriac language must have checked his curiosity; and I cannot perceive, in the life or writings of Mahomet, that his prospect was far extended beyond the limits of the Arabian world. From every region of that solitary world, the pilgrims of Mecca were annually assembled, by the calls of devotion and commerce: in the free concourse of multitudes, a simple citizen, in his native tongue, might study the political state and character of the tribe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Jews and Christians. Some useful strangers might be tempted, or forced, to implore the rights of hospitality; and the enemies of Mahomet have named the Jew, the Persian, and the Syrian monk, whom they accuse of lending their secret aid to the composition of the Koran. Conversation enriches the understanding, but solitude is the school of genius; and the uniformity of a work denotes the hand of a single artist. From his earliest youth Mahomet was addicted to religious contemplation; each year, during the month of Ramadan, he withdrew from the world, and from the arms of Cadijah: in the cave of Hera, three miles from Mecca, he consulted the spirit of fraud or enthusiasm, whose abode is not in the heavens, but in the mind of the prophet. The faith which, under the name of Islam, he preached to his family and nation, is compounded of an eternal truth, and a necessary fiction, That there is only one God, and that Mahomet is the apostle of God.

    It is the boast of the Jewish apologists, that while the learned nations of antiquity were deluded by the fables of polytheism, their simple ancestors of Palestine preserved the knowledge and worship of the true God. The moral attributes of Jehovah may not easily be reconciled with the standard of human

    virtue: his metaphysical qualities are darkly expressed; but each page of the Pentateuch and the Prophets is an evidence of his power: the unity of his name is inscribed on the first table of the law; and his sanctuary was never defiled by any visible image of the invisible essence. After the ruin of the temple, the faith of the Hebrew exiles was purified, fixed, and enlightened, by the spiritual devotion of the synagogue; and the authority of Mahomet will not justify his perpetual reproach, that the Jews of Mecca or Medina adored Ezra as the son of God. But the children of Israel had ceased to be a people; and the religions of the world were guilty, at least in the eyes of the prophet, of giving sons, or daughters, or companions, to the supreme God. In the rude idolatry of the Arabs, the crime is manifest and audacious: the Sabians are poorly excused by the preëminence of the first planet, or intelligence, in their celestial hierarchy; and in the Magian system the conflict of the two principles betrays the imperfection of the conqueror. The Christians of the seventh century had insensibly relapsed into a semblance of Paganism: their public and private vows were addressed to the relics and images that disgraced the temples of the East: the throne of the Almighty was darkened by a cloud of martyrs, and saints, and angels, the objects of popular veneration; and the Collyridian heretics, who flourished in the fruitful soil of Arabia, invested the Virgin Mary with the name and honors of a goddess. The mysteries of the Trinity and Incarnation appear to contradict the principle of the divine unity. In their obvious sense, they introduce three equal deities, and transform the man Jesus into the substance of the Son of God: an orthodox commentary will satisfy only a believing mind: intemperate curiosity and zeal had torn the veil of the sanctuary; and each of the Oriental sects was eager to confess that all, except themselves, deserved the reproach of idolatry and polytheism. The creed of Mahomet is free from suspicion or ambiguity; and the Koran is a glorious testimony to the unity of God. The prophet of Mecca rejected the worship of idols and men, of stars and planets, on the rational principle that whatever rises must set, that whatever is born must die, that whatever is corruptible must decay and perish. In the Author of the

    universe, his rational enthusiasm confessed and adored an infinite and eternal being, without form or place, without issue or similitude, present to our most secret thoughts, existing by the necessity of his own nature, and deriving from himself all moral and intellectual perfection. These sublime truths, thus announced in the language of the prophet, are firmly held by his disciples, and defined with metaphysical precision by the interpreters of the Koran. A philosophic theist might subscribe the popular creed of the Mahometans; a creed too sublime, perhaps, for our present faculties. What object remains for the fancy, or even the understanding, when we have abstracted from the unknown substance all ideas of time and space, of motion and matter, of sensation and reflection? The first principle of reason and revolution was confirmed by the voice of Mahomet: his proselytes, from India to Morocco, are distinguished by the name of Unitarians; and the danger of idolatry has been prevented by the interdiction of images. The doctrine of eternal decrees and absolute predestination is strictly embraced by the Mahometans; and they struggle, with the common difficulties, how to reconcile the prescience of God with the freedom and responsibility of man; how to explain the permission of evil under the reign of infinite power and infinite goodness.

    The God of nature has written his existence on all his works, and his law in the heart of man. To restore the knowledge of the one, and the practice of the other, has been the real or pretended aim of the prophets of every age: the liberality of Mahomet allowed to his predecessors the same credit which he claimed for himself; and the chain of inspiration was prolonged from the fall of Adam to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Koran. During that period, some rays of prophetic light had been imparted to one hundred and twenty-four thousand of the elect, discriminated by their respective measure of virtue and grace; three hundred and thirteen apostles were sent with a special commission to recall their country from idolatry and vice; one hundred and four volumes have been dictated by the Holy Spirit; and six legislators of transcendent brightness have

    announced to mankind the six successive revelations of various rites, but of one immutable religion. The authority and station of Adam, Noah, Abraham, Moses, Christ, and Mahomet, rise in just gradation above each other; but whosoever hates or rejects any one of the prophets is numbered with the infidels. The writings of the patriarchs were extant only in the apocryphal copies of the Greeks and Syrians: the conduct of Adam had not entitled him to the gratitude or respect of his children; the seven precepts of Noah were observed by an inferior and imperfect class of the proselytes of the synagogue; and the memory of Abraham was obscurely revered by the Sabians in his native land of Chaldæa: of the myriads of prophets, Moses and Christ alone lived and reigned; and the remnant of the inspired writings was comprised in the books of the Old and the New Testament. The miraculous story of Moses is consecrated and embellished in the Koran; and the captive Jews enjoy the secret revenge of imposing their own belief on the nations whose recent creeds they deride. For the author of Christianity, the Mahometans are taught by the prophet to entertain a high and mysterious reverence. “Verily, Christ Jesus, the son of Mary, is the apostle of God, and his word, which he conveyed unto Mary, and a Spirit proceeding from him; honorable in this world, and in the world to come, and one of those who approach near to the presence of God.” The wonders of the genuine and apocryphal gospels are profusely heaped on his head; and the Latin church has not disdained to borrow from the Koran 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 of his virgin mother. Yet Jesus was a mere mortal; and, at the day of judgment, his testimony will serve to condemn both the Jews, who reject him as a prophet, and the Christians, who adore him as the Son of God. The malice of his enemies aspersed his reputation, and conspired against his life; but their intention only was guilty; a phantom or a criminal was substituted on the cross; and the innocent saint was translated to the seventh heaven. During six hundred years the gospel was the way of truth and salvation; but the Christians insensibly forgot both the laws and example of their founder; and Mahomet was instructed by the Gnostics to accuse the

    church, as well as the synagogue, of corrupt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sacred text. The piety of Moses and of Christ rejoiced in the assurance of a future prophet, more illustrious than themselves: the evangelical promise of the Paraclete, or Holy Ghost, was prefigured in the name, and accomplished in the person, of Mahomet, the greatest and the last of the apostles of God.

    Chapter L: Description Of Arabia And Its Inhabitants. —

    Part IV.

    The communication of ideas requires a similitude of thought and language: the discourse of a philosopher would vibrate without effect on the ear of a peasant; yet how minute is the distance of their understandings, if it be compared with the contact of an infinite and a finite mind, with the word of God expressed by the tongue or the pen of a mortal! The inspiration of the Hebrew prophets, of the apostles and evangelists of Christ, might not be incompatible with the exercise of their reason and memory; and the diversity of their genius is strongly marked in the style and composition of the books of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 But Mahomet was content with a character, more humble, yet more sublime, of a simple editor; the substance of the Koran, according to himself or his disciples, is uncreated and eternal; subsisting in the essence of the Deity, and inscribed with a pen of light on the table of his everlasting decrees. A paper copy, in a volume of silk and gems, was brought down to the lowest heaven by the angel Gabriel, who, under the Jewish economy, had indeed been despatched on the most important errands; and this trusty messenger successively revealed the chapters and verses to the Arabian prophet. Instead of a perpetual and perfect measure of the divine will, the fragments of the Koran were produced at the discretion of Mahomet; each revelation is suited to the emergencies of his policy or passion; and all contradiction is removed by the saving maxim, that any text of Scripture is abrogated or modified by any subsequent passage.

    The word of God, and of the apostle, was diligently recorded by his disciples on palm-leaves and the shoulder-bones of mutton; and the pages, without order or connection, were cast into a domestic chest, in the custody of one of his wives. Two years after the death of Mahomet, the sacred volume was collected and published by his friend and successor Abubeker: the work was revised by the caliph Othman, in the thirtieth year of the Hegira; and the various editions of the Koran assert the same miraculous privilege of a uniform and incorruptible text. In the spirit of enthusiasm or vanity, the prophet rests the truth of his mission on the merit of his book; audaciously challenges both men and angels to imitate the beauties of a single page; and presumes to assert that God alone could dictate this incomparable performance. This argument is most powerfully addressed to a devout Arabian, whose mind is attuned to faith and rapture; whose ear is delighted by the music of sounds; and whose ignorance is incapable of comparing the productions of human genius. The harmony and copiousness of style will not reach, in a version, the European infidel: he will peruse with impatience the endless incoherent rhapsody of fable, and precept, and declamation, which seldom excites a sentiment or an idea, which sometimes crawls in the dust, and is sometimes lost in the clouds. The divine attributes exalt the fancy of the Arabian missionary; but his loftiest strains must yield to the sublime simplicity of the book of Job, composed in a remote age, in the same country, and in the same language. If the composition of the Koran exceed the faculties of a man to what superior intelligence should we ascribe the Iliad of Homer, or the Philippics of Demosthenes? In all religions, the life of the founder supplies the silence of his written revelation: the sayings of Mahomet were so many lessons of truth; his actions so many examples of virtue; and the public and private memorials were preserved by his wives and companions. At the end of two hundred years, the Sonna, or oral law, was fixed and consecrated by the labors of Al Bochari, who discriminated seven thousand two hundred and seventy-five genuine traditions, from a mass of three hundred thousand reports, of a more doubtful or spurious character. Each day the pious author prayed in the

    temple of Mecca, and performed his ablutions with the water of Zemzem: the pages were successively deposited on the pulpit and the sepulchre of the apostle; and the work has been approved by the four orthodox sects of the Sonnites.

    The mission of the ancient prophets, of Moses and of Jesus had been confirmed by many splendid prodigies; and Mahomet was repeatedly urged, by the inhabitants of Mecca and Medina, to produce a similar evidence of his divine legation; to call down from heaven the angel or the volume of his revelation, to create a garden in the desert, or to kindle a conflagration in the unbelieving city. As often as he is pressed by the demands of the Koreish, he involves himself in the obscure boast of vision and prophecy, appeals to the internal proofs of his doctrine, and shields himself behind the providence of God, who refuses those signs and wonders that would depreciate the merit of faith, and aggravate the guilt of infidelity But the modest or angry tone of his apologies betrays his weakness and vexation; and these passages of scandal established, beyond suspicion, the integrity of the Koran. The votaries of Mahomet are more assured than himself of his miraculous gifts; and their confidence and credulity increase as they are farther removed from the time and place of his spiritual exploits. They believe or affirm that trees went forth to meet him; that he was saluted by stones; that water gushed from his fingers; that he fed the hungry, cured the sick, and raised the dead; that a beam groaned to him; that a camel complained to him; that a shoulder of mutton informed him of its being poisoned; and that both animate and inanimate nature were equally subject to the apostle of God. His dream of a nocturnal journey is seriously described as a real and corporeal transaction. A mysterious animal, the Borak, conveyed him from the temple of Mecca to that of Jerusalem: with his companion Gabriel he successively ascended the seven heavens, and received and repaid the salutations of the patriarchs, the prophets, and the angels, in their respective mansions. Beyond the seventh heaven, Mahomet alone was permitted to proceed; he passed the veil of unity, approached

    within two bow-shots of the throne, and felt a cold that pierced him to the heart, when his shoulder was touched by the hand of God. After this familiar, though important conversation, he again descended to Jerusalem, remounted the Borak, returned to Mecca, and performed in the tenth part of a night the journey of many thousand years. According to another legend, the apostle confounded in a national assembly the malicious challenge of the Koreish. His resistless word split asunder the orb of the moon: the obedient planet stooped from her station in the sky, accomplished the seven revolutions round the Caaba, saluted Mahomet in the Arabian tongue, and, suddenly contracting her dimensions, entered at the collar, and issued forth through the sleeve, of his shirt. The vulgar are amused with these marvellous tales; but the gravest of the Mussulman doctors imitate the modesty of their master, and indulge a latitude of faith or interpretation. They might speciously allege, that in preaching the religion it was needless to violate the harmony of nature; that a creed unclouded with mystery may be excused from miracles; and that the sword of Mahomet was not less potent than the rod of Moses.

    The polytheist is oppressed and distracted by the variety of superstition: a thousand rites of Egyptian origin were interwoven with the essence of the Mosaic law; and the spirit of the gospel had evaporated in the pageantry of the church. The prophet of Mecca was tempted by prejudice, or policy, or patriotism, to sanctify the rites of the Arabians, and the custom of visiting the holy stone of the Caaba. But the precepts of Mahomet himself inculcates a more simple and rational piety: prayer, fasting, and alms, are the religious duties of a Mussulman; and he is encouraged to hope, that prayer will carry him half way to God, fasting will bring him to the door of his palace, and alms will gain him admittance. I. According to the tradition of the nocturnal journey, the apostle, in his personal conference with the Deity, was commanded to impose on his disciples the daily obligation of fifty prayers. By the advice of Moses, he applied for an alleviation of this intolerable burden; the number was

    gradually reduced to five; without any dispensation of business or pleasure, or time or place: the devotion of the faithful is repeated at daybreak, at noon, in the afternoon, in the evening, and at the first watch of the night; and in the present decay of religious fervor, our travellers are edified by the profound humility and attention of the Turks and Persians. Cleanliness is the key of prayer: the frequent lustration of the hands, the face, and the body, which was practised of old by the Arabs, is solemnly enjoined by the Koran; and a permission is formally granted to supply with sand the scarcity of water. The words and attitudes of supplication, as it is performed either sitting, or standing, or prostrate on the ground, are prescribed by custom or authority; but the prayer is poured forth in short and fervent ejaculations; the measure of zeal is not exhausted by a tedious liturgy; and each Mussulman for his own person is invested with the character of a priest. Among the theists, who reject the use of images, it has been found necessary to restrain the wanderings of the fancy, by directing the eye and the thought towards a kebla, or visible point of the horizon. The prophet was at first inclined to gratify the Jews by the choice of Jerusalem; but he soon returned to a more natural partiality; and five times every day the eyes of the nations at Astracan, at Fez, at Delhi, are devoutly turned to the holy temple of Mecca. Yet every spot for the service of God is equally pure: the Mahometans indifferently pray in their chamber or in the street. As a distinction from the Jews and Christians, the Friday in each week is set apart for the useful institution of public worship: the people is assembled in the mosch; and the imam, some respectable elder, ascends the pulpit, to begin the prayer and pronounce the sermon. But the Mahometan religion is destitute of priesthood or sacrifice; and the independent spirit of fanaticism looks down with contempt on the ministers and the slaves of superstition. * II. The voluntary penance of the ascetics, the torment and glory of their lives, was odious to a prophet who censured in his companions a rash vow of abstaining from flesh, and women, and sleep; and firmly declared, that he would suffer no monks in his religion. Yet he instituted, in each year, a fast of thirty days; and

    strenuously recommended the observance as a discipline which purifies the soul and subdues the body, as a salutary exercise of obedience to the will of God and his apostle. During the month of Ramadan, from the rising to the setting of the sun, the Mussulman abstains from eating, and drinking, and women, and baths, and perfumes; from all nourishment that can restore his strength, from all pleasure that can gratify his senses. In the revolution of the lunar year, the Ramadan coincides, by turns, with the winter cold and the summer heat; and the patient martyr, without assuaging his thirst with a drop of water, must expect the close of a tedious and sultry day. The interdiction of wine, peculiar to some orders of priests or hermits, is converted by Mahomet alone into a positive and general law; and a considerable portion of the globe has abjured, at his command, the use of that salutary, though dangerous, liquor. These painful restraints are, doubtless, infringed by the libertine, and eluded by the hypocrite; but the legislator, by whom they are enacted, cannot surely be accused of alluring his proselytes by the indulgence of their sensual appetites. III. The charity of the Mahometans descends to the animal creation; and the Koran repeatedly inculcates, not as a merit, but as a strict and indispensable duty, the relief of the indigent and unfortunate. Mahomet, perhaps, is the only lawgiver who has defined the precise measure of charity: the standard may vary with the degree and nature of property, as it consists either in money, in corn or cattle, in fruits or merchandise; but the Mussulman does not accomplish the law, unless he bestows a tenthof his revenue; and if his conscience accuses him of fraud or extortion, the tenth, under the idea of restitution, is enlarged to a fifth. Benevolence is the foundation of justice, since we are forbid to injure those whom we are bound to assist. A prophet may reveal the secrets of heaven and of futurity; but in his moral precepts he can only repeat the lessons of our own hearts.

    The two articles of belief, and the four practical duties, of Islam, are guarded by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and the faith

    of the Mussulman is devoutly fixed on the event of the judgment and the last day. The prophet has not presumed to determine the moment of that awful catastrophe, though he darkly announces the signs, both in heaven and earth, which will precede the universal dissolution, when life shall be destroyed, and the order of creation shall be confounded in the primitive chaos. At the blast of the trumpet, new worlds will start into being: angels, genii, and men will arise from the dead, and the human soul will again be united to the body. The doctrine of the resurrection was first entertained by the Egyptians; and their mummies were embalmed, their pyramids were constructed, to preserve the ancient mansion of the soul, during a period of three thousand years. But the attempt is partial and unavailing; and it is with a more philosophic spirit that Mahomet relies on the omnipotence of the Creator, whose word can reanimate the breathless clay, and collect the innumerable atoms, that no longer retain their form or substance. The intermediate state of the soul it is hard to decide; and those who most firmly believe her immaterial nature, are at a loss to understand how she can think or act without the agency of the organs of sense.

    The reunion of the soul and body will be followed by the final judgment of mankind; and in his copy of the Magian picture, the prophet has too faithfully represented the forms of proceeding, and even the slow and successive operations, of an earthly tribunal. By his intolerant adversaries he is upbraided for extending, even to themselves, the hope of salvation, for asserting the blackest heresy, that every man who believes in God, and accomplishes good works, may expect in the last day a favorable sentence. Such rational indifference is ill adapted to the character of a fanatic; nor is it probable that a messenger from heaven should depreciate the value and necessity of his own revelation. In the idiom of the Koran, the belief of God is inseparable from that of Mahomet: the good works are those which he has enjoined, and the two qualifications imply the profession of Islam, to which all nations and all sects are equally invited. Their spiritual

    blindness, though excused by ignorance and crowned with virtue, will be scourged with everlasting torments; and the tears which Mahomet shed over the tomb of his mother for whom he was forbidden to pray, display a striking contrast of humanity and enthusiasm. The doom of the infidels is common: the measure of their guilt and punishment is determined by the degree of evidence which they have rejected, by the magnitude of the errors which they have entertained: the eternal mansions of the Christians, the Jews, the Sabians, the Magians, and idolaters, are sunk below each other in the abyss; and the lowest hell is reserved for the faithless hypocrites who have assumed the mask of religion. After the greater part of mankind has been condemned for their opinions, the true believers only will be judged by their actions. The good and evil of each Mussulman will be accurately weighed in a real or allegorical balance; and a singular mode of compensation will be allowed for the payment of injuries: the aggressor will refund an equivalent of his own good actions, for the benefit of the person whom he has wronged; and if he should be destitute of any moral property, the weight of his sins will be loaded with an adequate share of the demerits of the sufferer. According as the shares of guilt or virtue shall preponderate, the sentence will be pronounced, and all, without distinction, will pass over the sharp and perilous bridge of the abyss; but the innocent, treading in the footsteps of Mahomet, will gloriously enter the gates of paradise, while the guilty will fall into the first and mildest of the seven hells. The term of expiation will vary from nine hundred to seven thousand years; but the prophet has judiciously promised, that all his disciples, whatever may be their sins, shall be saved, by their own faith and his intercession from eternal damnation.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superstition should act most powerfully on the fears of her votaries, since the human fancy can paint with more energy the misery than the bliss of a future life. With the two simple elements of darkness and fire, we create a sensation of pain, which may be aggravated to an infinite degree by the idea of endless duration. But the same idea operates with an opposite effect on the continuity of pleasure; and too much of our

    present enjoyments is obtained from the relief, or the comparison, of evil. It is natural enough that an Arabian prophet should dwell with rapture on the groves, the fountains, and the rivers of paradise; but instead of inspiring the blessed inhabitants with a liberal taste for harmony and science, conversation and friendship, he idly celebrates the pearls and diamonds, the robes of silk, palaces of marble, dishes of gold, rich wines, artificial dainties, numerous attendants, and the whole train of sensual and costly luxury, which becomes insipid to the owner, even in the short period of this mortal life. Seventy-two Houris, or black-eyed girls, of resplendent beauty, blooming youth, virgin purity, and exquisite sensibility, will be created for the use of the meanest believer; a moment of pleasure will be prolonged to a thousand years; and his faculties will be increased a hundred fold, to render him worthy of his felicity. Notwithstanding a vulgar prejudice, the gates of heaven will be open to both sexes; but Mahomet has not specified the male companions of the female elect, lest he should either alarm the jealousy of their former husbands, or disturb their felicity, by the suspicion of an everlasting marriage. This image of a carnal paradise has provoked the indignation, perhaps the envy, of the monks: they declaim against the impure religion of Mahomet; and his modest apologists are driven to the poor excuse of figures and allegories. But the sounder and more consistent party adhere without shame, to the liter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Koran: useless would be the resurrection of the body, unless it were restored to the possession and exercise of its worthiest faculties; and the union of sensual and intellectual enjoyment is requisite to complete the happiness of the double animal, the perfect man. Yet the joys of the Mahometan paradise will not be confined to the indulgence of luxury and appetite; and the prophet has expressly declared that all meaner happiness will be forgotten and despised by the saints and martyrs, who shall be admitted to the beatitude of the divine vision.

    The first and most arduous conquests of Mahomet were those of his wife, his servant, his pupil, and his friend; since he

    presented himself as a prophet to those who were most conversant with his infirmities as a man. Yet Cadijah believed the words, and cherished the glory, of her husband; the obsequious and affectionate Zeid was tempted by the prospect of freedom; the illustrious Ali, the son of Abu Taleb, embraced the sentiments of his cousin with the spirit of a youthful hero; and the wealth, the moderation, the veracity of Abubeker confirmed the religion of the prophet whom he was destined to succeed. By his persuasion, ten of the most respectable citizens of Mecca were introduced to the private lessons of Islam; they yielded to the voice of reason and enthusiasm; they repeated the fundamental creed, “There is but one God, and Mahomet is the apostle of God;” and their faith, even in this life, was rewarded with riches and honors, with the command of armies and the government of kingdoms. Three years were silently employed in the conversion of fourteen proselytes, the first-fruits of his mission; but in the fourth year he assumed the prophetic office, and resolving to impart to his family the light of divine truth, he prepared a banquet, a lamb, as it is said, and a bowl of milk, for the entertainment of forty guests of the race of Hashem. “Friends and kinsmen,” said Mahomet to the assembly, “I offer you, and I alone can offer, the most precious of gifts, the treasures of this world and of the world to come. God has commanded me to call you to his service. Who among you will support my burden? Who among you will be my companion and my vizier?” No answer was returned, till the silence of astonishment, and doubt, and contempt, was at length broken by the impatient courage of Ali, a youth in the fourteenth year of his age. “O prophet, I am the man: whosoever rises against thee, I will dash out his teeth, tear out his eyes, break his legs, rip up his belly. O prophet, I will be thy vizier over them.” Mahomet accepted his offer with transport, and Abu Taled was ironically exhorted to respect the superior dignity of his son. In a more serious tone, the father of Ali advised his nephew to relinquish his impracticable design. “Spare your remonstrances,” replied the intrepid fanatic to his uncle and benefactor; “if they should place the sun on my right hand, and the moon on my left, they should not divert me from my course.” He persevered ten years

    in the exercise of his mission; and the religion which has overspread the East and the West advanced with a slow and painful progress within the walls of Mecca. Yet Mahomet enjoyed the satisfaction of beholding the increase of his infant congregation of Unitarians, who revered him as a prophet, and to whom he seasonably dispensed the spiritual nourishment of the Koran. The number of proselytes may be esteemed by the absence of eighty-three men and eighteen women, who retired to Æthiopia in the seventh year of his mission; and his party was fortified by the timely conversion of his uncle Hamza, and of the fierce and inflexible Omar, who signalized in the cause of Islam the same zeal, which he had exerted for its destruction. Nor was the charity of Mahomet confined to the tribe of Koreish, or the precincts of Mecca: on solemn festivals, in the days of pilgrimage, he frequented the Caaba, accosted the strangers of every tribe, and urged, both in private converse and public discourse, the belief and worship of a sole Deity. Conscious of his reason and of his weakness, he asserted the liberty of conscience, and disclaimed the use of religious violence: but he called the Arabs to repentance, and conjured them to remember the ancient idolaters of Ad and Thamud, whom the divine justice had swept away from the face of the earth.

    Chapter L: Description Of Arabia And Its Inhabitants. —

    Part V.

    The people of Mecca were hardened in their unbelief by superstition and envy. The elders of the city, the uncles of the prophet, affected to despise the presumption of an orphan, the reformer of his country: the pious orations of Mahomet in the Caaba were answered by the clamors of Abu Taleb. “Citizens and pilgrims, listen not to the tempter, hearken not to his impious novelties. Stand fast in the worship of Al Lâta and Al Uzzah.” Yet the son of Abdallah was ever dear to the aged chief: and he protected the fame and person of his nephew against the assaults of the Koreishites, who had long been

    jealous of the preëminence of the family of Hashem. Their malice was colored with the pretence of religion: in the age of Job, the crime of impiety was punished by the Arabian magistrate; and Mahomet was guilty of deserting and denying the national deities. But so loose was the policy of Mecca, that the leaders of the Koreish, instead of accusing a criminal, were compelled to employ the measures of persuasion or violence. They repeatedly addressed Abu Taleb in the style of reproach and menace. “Thy nephew reviles our religion; he accuses our wise forefathers of ignorance and folly; silence him quickly, lest he kindle tumult and discord in the city. If he persevere, we shall draw our swords against him and his adherents, and thou wilt be responsible for the blood of thy fellow-citizens.” The weight and moderation of Abu Taleb eluded the violence of religious faction; the most helpless or timid of the disciples retired to Æthiopia, and the prophet withdrew himself to various places of strength in the town and country. As he was still supported by his family, the rest of the tribe of Koreish engaged themselves to renounce all intercourse with the children of Hashem, neither to buy nor sell, neither to marry not to give in marriage, but to pursue them with implacable enmity, till they should deliver the person of Mahomet to the justice of the gods. The decree was suspended in the Caaba before the eyes of the nation; the messengers of the Koreish pursued the Mussulman exiles in the heart of Africa: they besieged the prophet and his most faithful followers, intercepted their water, and inflamed their mutual animosity by the retaliation of injuries and insults. A doubtful truce restored the appearances of concord till the death of Abu Taleb abandoned Mahomet to the power of his enemies, at the moment when he was deprived of his domestic comforts by the loss of his faithful and generous Cadijah. Abu Sophian, the chief of the branch of Ommiyah, succeeded to the principality of the republic of Mecca. A zealous votary of the idols, a mortal foe of the line of Hashem, he convened an assembly of the Koreishites and their allies, to decide the fate of the apostle. His imprisonment might provoke the despair of his enthusiasm; and the exile of an eloquent and popular fanatic would diffuse the mischief through the provinces of Arabia.

    His death was resolved; and they agreed that a sword from each tribe should be buried in his heart, to divide the guilt of his blood, and baffle the vengeance of the Hashemites. An angel or a spy revealed their conspiracy; and flight was the only resource of Mahomet. At the dead of night, accompanied by his friend Abubeker, he silently escaped from his house: the assassins watched at the door; but they were deceived by the figure of Ali, who reposed on the bed, and was covered with the green vestment of the apostle. The Koreish respected the piety of the heroic youth; but some verses of Ali, which are still extant, exhibit an interesting picture of his anxiety, his tenderness, and his religious confidence. Three days Mahomet and his companion were concealed in the cave of Thor, at the distance of a league from Mecca; and in the close of each evening, they received from the son and daughter of Abubeker a secret supply of intelligence and food. The diligence of the Koreish explored every haunt in the neighborhood of the city: they arrived at the entrance of the cavern; but the providential deceit of a spider’s web and a pigeon’s nest is supposed to convince them that the place was solitary and inviolate. “We are only two,” said the trembling Abubeker. “There is a third,” replied the prophet; “it is God himself.” No sooner was the pursuit abated than the two fugitives issued from the rock, and mounted their camels: on the road to Medina, they were overtaken by the emissaries of the Koreish; they redeemed themselves with prayers and promises from their hands. In this eventful moment, the lance of an Arab might have changed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The flight of the prophet from Mecca to Medina has fixed the memorable æra of the Hegira, which, at the end of twelve centuries, still discriminates the lunar years of the Mahometan nations.

    The religion of the Koran might have perished in its cradle, had not Medina embraced with faith and reverence the holy outcasts of Mecca. Medina, or the city, known under the name of Yathreb, before it was sanctified by the throne of the prophet, was divided between the tribes of the Charegites and the Awsites, whose hereditary feud was rekindled by the

    slightest provocations: two colonies of Jews, who boasted a sacerdotal race, were their humble allies, and without converting the Arabs, they introduced the taste of science and religion, which distinguished Medina as the city of the Book. Some of her noblest citizens, in a pilgrimage to the Caaba, were converted by the preaching of Mahomet; on their return, they diffused the belief of God and his prophet, and the new alliance was ratified by their deputies in two secret and nocturnal interviews on a hill in the suburbs of Mecca. In the first, ten Charegites and two Awsites united in faith and love, protested, in the name of their wives, their children, and their absent brethren, that they would forever profess the creed, and observe the precepts, of the Koran. The second was a political association, the first vital spark of the empire of the Saracens. Seventy-three men and two women of Medina held a solemn conference with Mahomet, his kinsman, and his disciples; and pledged themselves to each other by a mutual oath of fidelity. They promised, in the name of the city, that if he should be banished, they would receive him as a confederate, obey him as a leader, and defend him to the last extremity, like their wives and children. “But if you are recalled by your country,” they asked with a flattering anxiety, “will you not abandon your new allies?” “All things,” replied Mahomet with a smile, “are now common between us your blood is as my blood, your ruin as my ruin. We are bound to each other by the ties of honor and interest. I am your friend, and the enemy of your foes.” “But if we are killed in your service, what,” exclaimed the deputies of Medina, “will be our reward?” “Paradise,” replied the prophet. “Stretch forth thy hand.” He stretched it forth, and they reiterated the oath of allegiance and fidelity. Their treaty was ratified by the people, who unanimously embraced the profession of Islam; they rejoiced in the exile of the apostle, but they trembled for his safety, and impatiently expected his arrival. After a perilous and rapid journey along the sea-coast, he halted at Koba, two miles from the city, and made his public entry into Medina, sixteen days after his flight from Mecca. Five hundred of the citizens advanced to meet him; he was hailed with acclamations of loyalty and devotion; Mahomet was mounted

    on a she-camel, an umbrella shaded his head, and a turban was unfurled before him to supply the deficiency of a standard. His bravest disciples, who had been scattered by the storm, assembled round his person; and the equal, though various, merit of the Moslems was distinguished by the names of Mohagerians and Ansars, the fugitives of Mecca, and the auxiliaries of Medina. To eradicate the seeds of jealousy, Mahomet judiciously coupled his principal followers with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brethren; and when Ali found himself without a peer, the prophet tenderly declared, that he would be the companion and brother of the noble youth. The expedient was crowned with success; the holy fraternity was respected in peace and war, and the two parties vied with each other in a generous emulation of courage and fidelity. Once only the concord was slightly ruffled by an accidental quarrel: a patriot of Medina arraigned the insolence of the strangers, but the hint of their expulsion was heard with abhorrence; and his own son most eagerly offered to lay at the apostle’s feet the head of his father.

    From his establishment at Medina, Mahomet assumed the exercise of the regal and sacerdotal office; and it was impious to appeal from a judge whose decrees were inspired by the divine wisdom. A small portion of ground, the patrimony of two orphans, was acquired by gift or purchase; on that chosen spot he built a house and a mosch, more venerable in their rude simplicity than the palaces and temples of the Assyrian caliphs. His seal of gold, or silver, was inscribed with the apostolic title; when he prayed and preached in the weekly assembly, he leaned against the trunk of a palm-tree; and it was long before he indulged himself in the use of a chair or pulpit of rough timber. After a reign of six years, fifteen hundred Moslems, in arms and in the field, renewed their oath of allegiance; and their chief repeated the assurance of protection till the death of the last member, or the final dissolution of the party. It was in the same camp that the deputy of Mecca was astonished by the attention of the faithful to the words and looks of the prophet, by the eagerness with

    which they collected his spittle, a hair that dropped on the ground, the refuse water of his lustrations, as if they participated in some degree of the prophetic virtue. “I have seen,” said he, “the Chosroes of Persia and the Cæsar of Rome, but never did I behold a king among his subjects like Mahomet among his companions.” The devout fervor of enthusiasm acts with more energy and truth than the cold and formal servility of courts.

    In the state of nature, every man has a right to defend, by force of arms, his person and his possessions; to repel, or even to prevent, the violence of his enemies, and to extend his hostilities to a reasonable measure of satisfaction and retaliation. In the free society of the Arabs, the duties of subject and citizen imposed a feeble restraint; and Mahomet, in the exercise of a peaceful and benevolent mission, had been despoiled and banished by the injustice of his countrymen. The choice of an independent people had exalted the fugitive of Mecca to the rank of a sovereign; and he was invested with the just prerogative of forming alliances, and of waging offensive or defensive war. The imperfection of human rights was supplied and armed by the plenitude of divine power: the prophet of Medina assumed, in his new revelations, a fiercer and more sanguinary tone, which proves that his former moderation was the effect of weakness: the means of persuasion had been tried, the season of forbearance was elapsed, and he was now commanded to propagate his religion by the sword, to destroy the monuments of idolatry, and, without regarding the sanctity of days or months, to pursue the unbelieving nations of the earth. The same bloody precepts, so repeatedly inculcated in the Koran, are ascribed by the author to the Pentateuch and the Gospel. But the mild tenor of the evangelic style may explain an ambiguous text, that Jesus did not bring peace on the earth, but a sword: his patient and humble virtues should not be confounded with the intolerant zeal of princes and bishops, who have disgraced the name of his disciples. In the prosecution of religious war, Mahomet might appeal with more propriety to the example of Moses, of the

    Judges, and the kings of Israel. The military laws of the Hebrews are still more rigid than those of the Arabian legislator. The Lord of hosts marched in person before the Jews: if a city resisted their summons, the males, without distinction, were put to the sword: the seven nations of Canaan were devoted to destruction; and neither repentance nor conversion, could shield them from the inevitable doom, that no creature within their precincts should be left alive. * The fair option of friendship, or submission, or battle, was proposed to the enemies of Mahomet. If they professed the creed of Islam, they were admitted to all the temporal and spiritual benefits of his primitive disciples, and marched under the same banner to extend the religion which they had embraced. The clemency of the prophet was decided by his interest: yet he seldom trampled on a prostrate enemy; and he seems to promise, that on the payment of a tribute, the least guilty of his unbelieving subjects might be indulged in their worship, or at least in their imperfect faith. In the first months of his reign he practised the lessons of holy warfare, and displayed his white banner before the gates of Medina: the martial apostle fought in person at nine battles or sieges; and fifty enterprises of war were achieved in ten years by himself or his lieutenants. The Arab continued to unite the professions of a merchant and a robber; and his petty excursions for the defence or the attack of a caravan insensibly prepared his troops for the conquest of Arabia.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poil was regulated by a divine law: the whole was faithfully collected in one common mass: a fifth of the gold and silver, the prisoners and cattle, the movables and immovables, was reserved by the prophet for pious and charitable uses; the remainder was shared in adequate portions by the soldiers who had obtained the victory or guarded the camp: the rewards of the slain devolved to their widows and orphans; and the increase of cavalry was encouraged by the allotment of a double share to the horse and to the man. From all sides the roving Arabs were allured to the standard of religion and plunder: the apostle sanctified the license of embracing the female captives as their wives or concubines, and the enjoyment of wealth and beauty was a feeble type of the joys of

    paradise prepared for the valiant martyrs of the faith. “The sword,” says Mahomet, “is the key of heaven and of hell; a drop of blood shed in the cause of God, a night spent in arms, is of more avail than two months of fasting or prayer: whosoever falls in battle, his sins are forgiven: at the day of judgment his wounds shall be resplendent as vermilion, and odoriferous as musk; and the loss of his limbs shall be supplied by the wings of angels and cherubim.” The intrepid souls of the Arabs were fired with enthusiasm: the picture of the invisible world was strongly painted on their imagination; and the death which they had always despised became an object of hope and desire. The Koran inculcates, in the most absolute sense, the tenets of fate and predestination, which would extinguish both industry and virtue, if the actions of man were governed by his speculative belief. Yet their influence in every age has exalted the courage of the Saracens and Turks. The first companions of Mahomet advanced to battle with a fearless confidence: there is no danger where there is no chance: they were ordained to perish in their beds; or they were safe and invulnerable amidst the darts of the enemy.

    Perhaps the Koreish would have been content with the flight of Mahomet, had they not been provoked and alarmed by the vengeance of an enemy, who could intercept their Syrian trade as it passed and repassed through the territory of Medina. Abu Sophian himself, with only thirty or forty followers, conducted a wealthy caravan of a thousand camels; the fortune or dexterity of his march escaped the vigilance of Mahomet; but the chief of the Koreish was informed that the holy robbers were placed in ambush to await his return. He despatched a messenger to his brethren of Mecca, and they were roused, by the fear of losing their merchandise and their provisions, unless they hastened to his relief with the military force of the city. The sacred band of Mahomet was formed of three hundred and thirteen Moslems, of whom seventy-seven were fugitives, and the rest auxiliaries; they mounted by turns a train of seventy camels, (the camels of Yathreb were

    formidable in war;) but such was the poverty of his first disciples, that only two could appear on horseback in the field. In the fertile and famous vale of Beder, three stations from Medina, he was informed by his scouts of the caravan that approached on one side; of the Koreish, one hundred horse, eight hundred and fifty foot, who advanced on the other. After a short debate, he sacrificed the prospect of wealth to the pursuit of glory and revenge, and a slight intrenchment was formed, to cover his troops, and a stream of fresh water, that glided through the valley. “O God,” he exclaimed, as the numbers of the Koreish descended from the hills, “O God, if these are destroyed, by whom wilt thou be worshipped on the earth? — Courage, my children; close your ranks; discharge your arrows, and the day is your own.” At these words he placed himself, with Abubeker, on a throne or pulpit, and instantly demanded the succor of Gabriel and three thousand angels. His eye was fixed on the field of battle: the Mussulmans fainted and were pressed: in that decisive moment the prophet started from his throne, mounted his horse, and cast a handful of sand into the air: “Let their faces be covered with confusion.” Both armies heard the thunder of his voice: their fancy beheld the angelic warriors: the Koreish trembled and fled: seventy of the bravest were slain; and seventy captives adorned the first victory of the faithful. The dead bodies of the Koreish were despoiled and insulted: two of the most obnoxious prisoners were punished with death; and the ransom of the others, four thousand drams of silver, compensated in some degree the escape of the caravan. But it was in vain that the camels of Abu Sophian explored a new road through the desert and along the Euphrates: they were overtaken by the diligence of the Mussulmans; and wealthy must have been the prize, if twenty thousand drams could be set apart for the fifth of the apostle. The resentment of the public and private loss stimulated Abu Sophian to collect a body of three thousand men, seven hundred of whom were armed with cuirasses, and two hundred were mounted on horseback; three thousand camels attended his march; and his wife Henda, with fifteen matrons of Mecca, incessantly sounded their timbrels to animate the troops, and to magnify

    the greatness of Hobal, the most popular deity of the Caaba. The standard of ven and Mahomet was upheld by nine hundred and fifty believers: the disproportion of numbers was not more alarming than in the field of Beder; and their presumption of victory prevailed against the divine and human sense of the apostle. The second battle was fought on Mount Ohud, six miles to the north of Medina; the Koreish advanced in the form of a crescent; and the right wing of cavalry was led by Caled, the fiercest and most successful of the Arabian warriors. The troops of Mahomet were skilfully posted on the declivity of the hill; and their rear was guarded by a detachment of fifty archers. The weight of their charge impelled and broke the centre of the idolaters: but in the pursuit they lost the advantage of their ground: the archers deserted their station: the Mussulmans were tempted by the spoil, disobeyed their general, and disordered their ranks. The intrepid Caled, wheeling his cavalry on their flank and rear, exclaimed, with a loud voice, that Mahomet was slain. He was indeed wounded in the face with a javelin: two of his teeth were shattered with a stone; yet, in the midst of tumult and dismay, he reproached the infidels with the murder of a prophet; and blessed the friendly hand that stanched his blood, and conveyed him to a place of safety Seventy martyrs died for the sins of the people; they fell, said the apostle, in pairs, each brother embracing his lifeless companion; their bodies were mangled by the inhuman females of Mecca; and the wife of Abu Sophian tasted the entrails of Hamza, the uncle of Mahomet. They might applaud their superstition, and satiate their fury; but the Mussulmans soon rallied in the field, and the Koreish wanted strength or courage to undertake the siege of Medina. It was attacked the ensuing year by an army of ten thousand enemies; and this third expedition is variously named from the nations, which marched under the banner of Abu Sophian, from the ditch which was drawn before the city, and a camp of three thousand Mussulmans. The prudence of Mahomet declined a general engagement: the valor of Ali was signalized in single combat; and the war was protracted twenty days, till the final separation of the confederates. A tempest of wind, rain, and hail, overturned

    their tents: their private quarrels were fomented by an insidious adversary; and the Koreish, deserted by their allies, no longer hoped to subvert the throne, or to check the conquests, of their invincible exile.

    Chapter L: Description Of Arabia And Its Inhabitants. —

    Part VI.

    The choice of Jerusalem for the first kebla of prayer discovers the early propensity of Mahomet in favor of the Jews; and happy would it have been for their temporal interest, had they recognized, in the Arabian prophet, the hope of Israel and the promised Messiah. Their obstinacy converted his friendship into implacable hatred, with which he pursued that unfortunate people to the last moment of his life; and in the double character of an apostle and a conqueror, his persecution was extended to both worlds. The Kainoka dwelt at Medina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the city; he seized the occasion of an accidental tumult, and summoned them to embrace his religion, or contend with him in battle. “Alas!” replied the trembling Jews, “we are ignorant of the use of arms, but we persevere in the faith and worship of our fathers; why wilt thou reduce us to the necessity of a just defence?” The unequal conflict was terminated in fifteen days; and it was with extreme reluctance that Mahomet yielded to the importunity of his allies, and consented to spare the lives of the captives. But their riches were confiscated, their arms became more effectual in the hands of the Mussulmans; and a wretched colony of seven hundred exiles was driven, with their wives and children, to implore a refuge on the confines of Syria. The Nadhirites were more guilty, since they conspired, in a friendly interview, to assassinate the prophet. He besieged their castle, three miles from Medina; but their resolute defence obtained an honorable capitulation; and the garrison, sounding their trumpets and beating their drums, was permitted to depart with the honors of war. The Jews had excited and joined the war of the Koreish: no sooner had the

    nations retired from the ditch, than Mahomet, without laying aside his armor, marched on the same day to extirpate the hostile race of the children of Koraidha. After a resistance of twenty-five days, they surrendered at discretion. They trusted to the intercession of their old allies of Medina; they could not be ignorant that fanaticism obliterates the feelings of humanity. A venerable elder, to whose judgment they appealed, pronounced the sentence of their death; seven hundred Jews were dragged in chains to the market-place of the city; they descended alive into the grave prepared for their execution and burial; and the apostle beheld with an inflexible eye the slaughter of his helpless enemies. Their sheep and camels were inherited by the Mussulmans: three hundred cuirasses, five hundred piles, a thousand lances, composed the most useful portion of the spoil. Six days’ journey to the north-east of Medina, the ancient and wealthy town of Chaibar was the seat of the Jewish power in Arabia: the territory, a fertile spot in the desert, was covered with plantations and cattle, and protected by eight castles, some of which were esteemed of impregnable strength. The forces of Mahomet consisted of two hundred horse and fourteen hundred foot: in the succession of eight regular and painful sieges they were exposed to danger, and fatigue, and hunger; and the most undaunted chiefs despaired of the event. The apostle revived their faith and courage by the example of Ali, on whom he bestowed the surname of the Lion of God: perhaps we may believe that a Hebrew champion of gigantic stature was cloven to the chest by his irresistible cimeter; but we cannot praise the modesty of romance, which represents him as tearing from its hinges the gate of a fortress and wielding the ponderous buckler in his left hand. After the reduction of the castles, the town of Chaibar submitted to the yoke. The chief of the tribe was tortured, in the presence of Mahomet, to force a confession of his hidden treasure: the industry of the shepherds and husbandmen was rewarded with a precarious toleration: they were permitted, so long as it should please the conqueror, to improve their patrimony, in equal shares, for his emolument and their own. Under the reign of Omar, the Jews of Chaibar were transported to Syria; and the caliph alleged

    the injunction of his dying master; that one and the true religion should be professed in his native land of Arabia.

    Five times each day the eyes of Mahomet were turned towards Mecca, and he was urged by the most sacred and powerful motives to revisit, as a conqueror, the city and the temple from whence he had been driven as an exile. The Caaba was present to his waking and sleeping fancy: an idle dream was translated into vision and prophecy; he unfurled the holy banner; and a rash promise of success too hastily dropped from the lips of the apostle. His march from Medina to Mecca displayed the peaceful and solemn pomp of a pilgrimage: seventy camels, chosen and bedecked for sacrifice, preceded the van; the sacred territory was respected; and the captives were dismissed without ransom to proclaim his clemency and devotion. But no sooner did Mahomet descend into the plain, within a day’s journey of the city, than he exclaimed, “They have clothed themselves with the skins of tigers: ” the numbers and resolution of the Koreish opposed his progress; and the roving Arabs of the desert might desert or betray a leader whom they had followed for the hopes of spoil. The intrepid fanatic sunk into a cool and cautious politician: he waived in the treaty his title of apostle of God; concluded with the Koreish and their allies a truce of ten years; engaged to restore the fugitives of Mecca who should embrace his religion; and stipulated only, for the ensuing year, the humble privilege of entering the city as a friend, and of remaining three days to accomplish the rites of the pilgrimage. A cloud of shame and sorrow hung on the retreat of the Mussulmans, and their disappointment might justly accuse the failure of a prophet who had so often appealed to the evidence of success. The faith and hope of the pilgrims were rekindled by the prospect of Mecca: their swords were sheathed; * seven times in the footsteps of the apostle they encompassed the Caaba: the Koreish had retired to the hills, and Mahomet, after the customary sacrifice, evacuated the city on the fourth day. The people was edified by his devotion; the hostile chiefs were awed, or divided, or seduced; and both Kaled and Amrou, the

    future conquerors of Syria and Egypt, most seasonably deserted the sinking cause of idolatry. The power of Mahomet was increased by the submission of the Arabian tribes; ten thousand soldiers were assembled for the conquest of Mecca; and the idolaters, the weaker party, were easily convicted of violating the truce. Enthusiasm and discipline impelled the march, and preserved the secret till the blaze of ten thousand fires proclaimed to the astonished Koreish the design, the approach, and the irresistible force of the enemy. The haughty Abu Sophian presented the keys of the city, admired the variety of arms and ensigns that passed before him in review; observed that the son of Abdallah had acquired a mighty kingdom, and confessed, under the cimeter of Omar, that he was the apostle of the true God. The return of Marius and Scylla was stained with the blood of the Romans: the revenge of Mahomet was stimulated by religious zeal, and his injured followers were eager to execute or to prevent the order of a massacre. Instead of indulging their passions and his own, the victorious exile forgave the guilt, and united the factions, of Mecca. His troops, in three divisions, marched into the city: eight-and-twenty of the inhabitants were slain by the sword of Caled; eleven men and six women were proscribed by the sentence of Mahomet; but he blamed the cruelty of his lieutenant; and several of the most obnoxious victims were indebted for their lives to his clemency or contempt. The chiefs of the Koreish were prostrate at his feet. “What mercy can you expect from the man whom you have wronged?” “We confide in the generosity of our kinsman.” “And you shall not confide in vain: begone! you are safe, you are free” The people of Mecca deserved their pardon by the profession of Islam; and after an exile of seven years, the fugitive missionary was enthroned as the prince and prophet of his native country. But the three hundred and sixty idols of the Caaba were ignominiously broken: the house of God was purified and adorned: as an example to future times, the apostle again fulfilled the duties of a pilgrim; and a perpetual law was enacted that no unbeliever should dare to set his foot on the territory of the holy city.

    The conquest of Mecca determined the faith and obedience of the Arabian tribes; who, according to the vicissitudes of fortune, had obeyed, or disregarded, the eloquence or the arms of the prophet. Indifference for rites and opinions still marks the character of the Bedoweens; and they might accept, as loosely as they hold, the doctrine of the Koran. Yet an obstinate remnant still adhered to the religion and liberty of their ancestors, and the war of Honain derived a proper appellation from the idols, whom Mahomet had vowed to destroy, and whom the confederates of Tayef had sworn to defend. Four thousand Pagans advanced with secrecy and speed to surprise the conqueror: they pitied and despised the supine negligence of the Koreish, but they depended on the wishes, and perhaps the aid, of a people who had so lately renounced their gods, and bowed beneath the yoke of their enemy. The banners of Medina and Mecca were displayed by the prophet; a crowd of Bedoweens increased the strength or numbers of the army, and twelve thousand Mussulmans entertained a rash and sinful presumption of their invincible strength. They descended without precaution into the valley of Honain: the heights had been occupied by the archers and slingers of the confederates; their numbers were oppressed, their discipline was confounded, their courage was appalled, and the Koreish smiled at their impending destruction. The prophet, on his white mule, was encompassed by the enemies: he attempted to rush against their spears in search of a glorious death: ten of his faithful companions interposed their weapons and their breasts; three of these fell dead at his feet: “O my brethren,” he repeatedly cried, with sorrow and indignation, “I am the son of Abdallah, I am the apostle of truth! O man, stand fast in the faith! O God, send down thy succor!” His uncle Abbas, who, like the heroes of Homer, excelled in the loudness of his voice, made the valley resound with the recital of the gifts and promises of God: the flying Moslems returned from all sides to the holy standard; and Mahomet observed with pleasure that the furnace was again rekindled: his conduct and example restored the battle, and he animated his victorious troops to inflict a merciless revenge on

    the authors of their shame. From the field of Honain, he marched without delay to the siege of Tayef, sixty miles to the south-east of Mecca, a fortress of strength, whose fertile lands produce the fruits of Syria in the midst of the Arabian desert. A friendly tribe, instructed (I know not how) in the art of sieges, supplied him with a train of battering-rams and military engines, with a body of five hundred artificers. But it was in vain that he offered freedom to the slaves of Tayef; that he violated his own laws by the extirpation of the fruit-trees; that the ground was opened by the miners; that the breach was assaulted by the troops. After a siege of twenty-days, the prophet sounded a retreat; but he retreated with a song of devout triumph, and affected to pray for the repentance and safety of the unbelieving city. The spoils of this fortunate expedition amounted to six thousand captives, twenty-four thousand camels, forty thousand sheep, and four thousand ounces of silver: a tribe who had fought at Honain redeemed their prisoners by the sacrifice of their idols; but Mahomet compensated the loss, by resigning to the soldiers his fifth of the plunder, and wished, for their sake, that he possessed as many head of cattle as there were trees in the province of Tehama. Instead of chastising the disaffection of the Koreish, he endeavored to cut out their tongues, (his own expression,) and to secure their attachment by a superior measure of liberality: Abu Sophian alone was presented with three hundred camels and twenty ounces of silver; and Mecca was sincerely converted to the profitable religion of the Koran.

    The fugitives and auxiliaries complained, that they who had borne the burden were neglected in the season of victory “Alas!” replied their artful leader, “suffer me to conciliate these recent enemies, these doubtful proselytes, by the gift of some perishable goods. To your guard I intrust my life and fortunes. You are the companions of my exile, of my kingdom, of my paradise.” He was followed by the deputies of Tayef, who dreaded the repetition of a siege. “Grant us, O apostle of God! a truce of three years, with the toleration of our ancient worship.” “Not a month, not an hour.” “Excuse us at least from

    the obligation of prayer.” “Without prayer religion is of no avail.” They submitted in silence: their temples were demolished, and the same sentence of destruction was executed on all the idols of Arabia. His lieutenants, on the shores of the Red Sea, the Ocean, and the Gulf of Persia, were saluted by the acclamations of a faithful people; and the ambassadors, who knelt before the throne of Medina, were as numerous (says the Arabian proverb) as the dates that fall from the maturity of a palm-tree. The nation submitted to the God and the sceptre of Mahomet: the opprobrious name of tribute was abolished: the spontaneous or reluctant oblations of arms and tithes were applied to the service of religion; and one hundred and fourteen thousand Moslems accompanied the last pilgrimage of the apostle.

    When Heraclius returned in triumph from the Persian war, he entertained, at Emesa, one of the ambassadors of Mahomet, who invited the princes and nations of the earth to the profession of Islam. On this foundation the zeal of the Arabians has supposed the secret conversion of the Christian emperor: the vanity of the Greeks has feigned a personal visit of the prince of Medina, who accepted from the royal bounty a rich domain, and a secure retreat, in the province of Syria. But the friendship of Heraclius and Mahomet was of short continuance: the new religion had inflamed rather than assuaged the rapacious spirit of the Saracens, and the murder of an envoy afforded a decent pretence for invading, with three thousand soldiers, the territory of Palestine, that extends to the eastward of the Jordan. The holy banner was intrusted to Zeid; and such was the discipline or enthusiasm of the rising sect, that the noblest chiefs served without reluctance under the slave of the prophet. On the event of his decease, Jaafar and Abdallah were successively substituted to the command; and if the three should perish in the war, the troops were authorized to elect their general. The three leaders were slain in the battle of Muta, the first military action, which tried the valor of the Moslems against a foreign enemy. Zeid fell, like a soldier, in the foremost ranks: the death of Jaafar was heroic

    and memorable: he lost his right hand: he shifted the standard to his left: the left was severed from his body: he embraced the standard with his bleeding stumps, till he was transfixed to the ground with fifty honorable wounds. * “Advance,” cried Abdallah, who stepped into the vacant place, “advance with confidence: either victory or paradise is our own.” The lance of a Roman decided the alternative; but the falling standard was rescued by Caled, the proselyte of Mecca: nine swords were broken in his hand; and his valor withstood and repulsed the superior numbers of the Christians. In the nocturnal council of the camp he was chosen to command: his skilful evolutions of the ensuing day secured either the victory or the retreat of the Saracens; and Caled is renowned among his brethren and his enemies by the glorious appellation of the Sword of God. In the pulpit, Mahomet described, with prophetic rapture, the crowns of the blessed martyrs; but in private he betrayed the feelings of human nature: he was surprised as he wept over the daughter of Zeid: “What do I see?” said the astonished votary. “You see,” replied the apostle, “a friend who is deploring the loss of his most faithful friend.” After the conquest of Mecca, the sovereign of Arabia affected to prevent the hostile preparations of Heraclius; and solemnly proclaimed war against the Romans, without attempting to disguise the hardships and dangers of the enterprise. The Moslems were discouraged: they alleged the want of money, or horses, or provisions; the season of harvest, and the intolerable heat of the summer: “Hell is much hotter,” said the indignant prophet. He disdained to compel their service: but on his return he admonished the most guilty, by an excommunication of fifty days. Their desertion enhanced the merit of Abubeker, Othman, and the faithful companions who devoted their lives and fortunes; and Mahomet displayed his banner at the head of ten thousand horse and twenty thousand foot. Painful indeed was the distress of the march: lassitude and thirst were aggravated by the scorching and pestilential winds of the desert: ten men rode by turns on one camel; and they were reduced to the shameful necessity of drinking the water from the belly of that useful animal. In the mid-way, ten days’ journey from Medina and Damascus, they reposed near the

    grove and fountain of Tabuc. Beyond that place Mahomet declined the prosecution of the war: he declared himself satisfied with the peaceful intentions, he was more probably daunted by the martial array, of the emperor of the East. But the active and intrepid Caled spread around the terror of his name; and the prophet received the submission of the tribes and cities, from the Euphrates to Ailah, at the head of the Red Sea. To his Christian subjects, Mahomet readily granted the security of their persons, the freedom of their trade, the property of their goods, and the toleration of their worship. The weakness of their Arabian brethren had restrained them from opposing his ambition; the disciples of Jesus were endeared to the enemy of the Jews; and it was the interest of a conqueror to propose a fair capitulation to the most powerful religion of the earth.

    Till the age of sixty-three years, the strength of Mahomet was equal to the temporal and spiritual fatigues of his mission. His epileptic fits, an absurd calumny of the Greeks, would be an object of pity rather than abhorrence; but he seriously believed that he was poisoned at Chaibar by the revenge of a Jewish female. During four years, the health of the prophet declined; his infirmities increased; but his mortal disease was a fever of fourteen days, which deprived him by intervals of the use of reason. As soon as he was conscious of his danger, he edified his brethren by the humility of his virtue or penitence. “If there be any man,” said the apostle from the pulpit, “whom I have unjustly scourged, I submit my own back to the lash of retaliation. Have I aspersed the reputation of a Mussulman? let him proclaim my thoughts in the face of the congregation. Has any one been despoiled of his goods? the little that I possess shall compensate the principal and the interest of the debt.” “Yes,” replied a voice from the crowd, “I am entitled to three drams of silver.” Mahomet heard the complaint, satisfied the demand, and thanked his creditor for accusing him in this world rather than at the day of judgment. He beheld with temperate firmness the approach of death; enfranchised his slaves (seventeen men, as they are named, and eleven women;)

    minutely directed the order of his funeral, and moderated the lamentations of his weeping friends, on whom he bestowed the benediction of peace. Till the third day before his death, he regularly performed the function of public prayer: the choice of Abubeker to supply his place, appeared to mark that ancient and faithful friend as his successor in the sacerdotal and regal office; but he prudently declined the risk and envy of a more explicit nomination. At a moment when his faculties were visibly impaired, he called for pen and ink to write, or, more properly, to dictate, a divine book, the sum and accomplishment of all his revelations: a dispute arose in the chamber, whether he should be allowed to supersede the authority of the Koran; and the prophet was forced to reprove the indecent vehemence of his disciples. If the slightest credit may be afforded to the traditions of his wives and companions, he maintained, in the bosom of his family, and to the last moments of his life, the dignity * of an apostle, and the faith of an enthusiast; described the visits of Gabriel, who bade an everlasting farewell to the earth, and expressed his lively confidence, not only of the mercy, but of the favor, of the Supreme Being. In a familiar discourse he had mentioned his special prerogative, that the angel of death was not allowed to take his soul till he had respectfully asked the permission of the prophet. The request was granted; and Mahomet immediately fell into the agony of his dissolution: his head was reclined on the lap of Ayesha, the best beloved of all his wives; he fainted with the violence of pain; recovering his spirits, he raised his eyes towards the roof of the house, and, with a steady look, though a faltering voice, uttered the last broken, though articulate, words: “O God! . . . . . pardon my sins . . . . . . . Yes, . . . . . . I come, . . . . . . among my fellow-citizens on high;” and thus peaceably expired on a carpet spread upon the floor. An expedition for the conquest of Syria was stopped by this mournful event; the army halted at the gates of Medina; the chiefs were assembled round their dying master. The city, more especially the house, of the prophet, was a scene of clamorous sorrow of silent despair: fanaticism alone could suggest a ray of hope and consolation. “How can he be dead, our witness, our intercessor, our mediator, with God? By God

    he is not dead: like Moses and Jesus, he is wrapped in a holy trance, and speedily will he return to his faithful people.” The evidence of sense was disregarded; and Omar, unsheathing his cimeter, threatened to strike off the heads of the infidels, who should dare to affirm that the prophet was no more. The tumult was appeased by the weight and moderation of Abubeker. “Is it Mahomet,” said he to Omar and the multitude, “or the God of Mahomet, whom you worship? The God of Mahomet liveth forever; but the apostle was a mortal like ourselves, and according to his own prediction, he has experienced the common fate of mortality.” He was piously interred by the hands of his nearest kinsman, on the same spot on which he expired: Medina has been sanctified by the death and burial of Mahomet; and the innumerable pilgrims of Mecca often turn aside from the way, to bow, in voluntary devotion, before the simple tomb of the prophet.

    At the conclusion of the life of Mahomet, it may perhaps be expected, that I should balance his faults and virtues, that I should decide whether the title of enthusiast or impostor more properly belongs to that extraordinary man. Had I been intimately conversant with the son of Abdallah, the task would still be difficult, and the success uncertain: at the distance of twelve centuries, I darkly contemplate his shade through a cloud of religious incense; and could I truly delineate the portrait of an hour, the fleeting resemblance would not equally apply to the solitary of Mount Hera, to the preacher of Mecca, and to the conqueror of Arabia. The author of a mighty revolution appears to have been endowed with a pious and contemplative disposition: so soon as marriage had raised him above the pressure of want, he avoided the paths of ambition and avarice; and till the age of forty he lived with innocence, and would have died without a name. The unity of God is an idea most congenial to nature and reason; and a slight conversation with the Jews and Christians would teach him to despise and detest the idolatry of Mecca. It was the duty of a man and a citizen to impart the doctrine of salvation, to rescue his country from the dominion of sin and error. The energy of

    a mind incessantly bent on the same object, would convert a general obligation into a particular call; the warm suggestions of the understanding or the fancy would be felt as the inspirations of Heaven; the labor of thought would expire in rapture and vision; and the inward sensation, the invisible monitor, would be described with the form and attributes of an angel of God. From enthusiasm to imposture, the step is perilous and slippery: the dæmon of Socrates affords a memorable instance, how a wise man may deceive himself, how a good man may deceive others, how the conscience may slumber in a mixed and middle state between self-illusion and voluntary fraud. Charity may believe that the original motives of Mahomet were those of pure and genuine benevolence; but a human missionary is incapable of cherishing the obstinate unbelievers who reject his claims despise his arguments, and persecute his life; he might forgive his personal adversaries, he may lawfully hate the enemies of God; the stern passions of pride and revenge were kindled in the bosom of Mahomet, and he sighed, like the prophet of Nineveh, for the destruction of the rebels whom he had condemned. The injustice of Mecca and the choice of Medina, transformed the citizen into a prince, the humble preacher into the leader of armies; but his sword was consecrated by the example of the saints; and the same God who afflicts a sinful world with pestilence and earthquakes, might inspire for their conversion or chastisement the valor of his servants. In the exercise of political government, he was compelled to abate of the stern rigor of fanaticism, to comply in some measure with the prejudices and passions of his followers, and to employ even the vices of mankind as the instruments of their salvation. The use of fraud and perfidy, of cruelty and injustice, were often subservient to the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 and Mahomet commanded or approved the assassination of the Jews and idolaters who had escaped from the field of battle. By the repetition of such acts, the character of Mahomet must have been gradually stained; and the influence of such pernicious habits would be poorly compensated by the practice of the personal and social virtues which are necessary to maintain the reputation of a prophet among his sectaries and friends.

    Of his last years, ambition was the ruling passion; and a politician will suspect, that he secretly smiled (the victorious impostor!) at the enthusiasm of his youth, and the credulity of his proselytes. A philosopher will observe, that their credulity and his success would tend more strongly to fortify the assurance of his divine mission, that his interest and religion were inseparably connected, and that his conscience would be soothed by the persuasion, that he alone was absolved by the Deity from the obligation of positive and moral laws. If he retained any vestige of his native innocence, the sins of Mahomet may be allowed as an evidence of his sincerity. In the support of truth, the arts of fraud and fiction may be deemed less criminal; and he would have started at the foulness of the means, had he not been satisfied of the importance and justice of the end. Even in a conqueror or a priest, I can surprise a word or action of unaffected humanity; and the decree of Mahomet, that, in the sale of captives, the mothers should never be separated from their children, may suspend, or moderate, the censure of the historian.

    Chapter L: Description Of Arabia And Its Inhabitants. —

    Part VII.

    The good sense of Mahomet despised the pomp of royalty: the apostle of God submitted to the menial offices of the family: he kindled the fire, swept the floor, milked the ewes, and mended with his own hands his shoes and his woollen garment. Disdaining the penance and merit of a hermit, he observed, without effort or vanity, the abstemious diet of an Arab and a soldier. On solemn occasions he feasted his companions with rustic and hospitable plenty; but in his domestic life, many weeks would elapse without a tire being kindled on the hearth of the prophet. The interdiction of wine was confirmed by his example; his hunger was appeased with a sparing allowance of barley-bread: he delighted in the taste of milk and honey; but his ordinary food consisted of dates and water. Perfumes and women were the two sensual enjoyments which his nature

    required, and his religion did not forbid; and Mahomet affirmed, that the fervor of his devotion was increased by these innocent pleasures. The heat of the climate inflames the blood of the Arabs; and their libidinous complexion has been noticed by the writers of antiquity. Their incontinence was regulated by the civil and religious laws of the Koran: their incestuous alliances were blamed; the boundless license of polygamy was reduced to four legitimate wives or concubines; their rights both of bed and of dowry were equitably determined; the freedom of divorce was discouraged, adultery was condemned as a capital offence; and fornication, in either sex, was punished with a hundred stripes. Such were the calm and rational precepts of the legislator: but in his private conduct, Mahomet indulged the appetites of a man, and abused the claims of a prophet. A special revelation dispensed him from the laws which he had imposed on his nation: the female sex, without reserve, was abandoned to his desires; and this singular prerogative excited the envy, rather than the scandal, the veneration, rather than the envy, of the devout Mussulmans. If we remember the seven hundred wives and three hundred concubines of the wise Solomon, we shall applaud the modesty of the Arabian, who espoused no more than seventeen or fifteen wives; eleven are enumerated who occupied at Medina their separate apartments round the house of the apostle, and enjoyed in their turns the favor of his conjugal society. What is singular enough, they were all widows, excepting only Ayesha, the daughter of Abubeker. She was doubtless a virgin, since Mahomet consummated his nuptials (such is the premature ripeness of the climate) when she was only nine years of age. The youth, the beauty, the spirit of Ayesha, gave her a superior ascendant: she was beloved and trusted by the prophet; and, after his death, the daughter of Abubeker was long revered as the mother of the faithful. Her behavior had been ambiguous and indiscreet: in a nocturnal march she was accidentally left behind; and in the morning Ayesha returned to the camp with a man. The temper of Mahomet was inclined to jealousy; but a divine revelation assured him of her innocence: he chastised her accusers, and published a law of domestic peace, that no woman should be

    condemned unless four male witnesses had seen her in the act of adultery. In his adventures with Zeineb, the wife of Zeid, and with Mary, an Egyptian captive, the amorous prophet forgot the interest of his reputation. At the house of Zeid, his freedman and adopted son, he beheld, in a loose undress, the beauty of Zeineb, and burst forth into an ejaculation of devotion and desire. The servile, or grateful, freedman understood the hint, and yielded without hesitation to the love of his benefactor. But as the filial relation had excited some doubt and scandal, the angel Gabriel descended from heaven to ratify the deed, to annul the adoption, and gently to reprove the apostle for distrusting the indulgence of his God. One of his wives, Hafna, the daughter of Omar, surprised him on her own bed, in the embraces of his Egyptian captive: she promised secrecy and forgiveness, he swore that he would renounce the possession of Mary. Both parties forgot their engagements; and Gabriel again descended with a chapter of the Koran, to absolve him from his oath, and to exhort him freely to enjoy his captives and concubines, without listening to the clamors of his wives. In a solitary retreat of thirty days, he labored, alone with Mary, to fulfil the commands of the angel. When his love and revenge were satiated, he summoned to his presence his eleven wives, reproached their disobedience and indiscretion, and threatened them with a sentence of divorce, both in this world and in the next; a dreadful sentence, since those who had ascended the bed of the prophet were forever excluded from the hope of a second marriage. Perhaps the incontinence of Mahomet may be palliated by the tradition of his natural or preternatural gifts; he united the manly virtue of thirty of the children of Adam: and the apostle might rival the thirteenth labor of the Grecian Hercules. A more serious and decent excuse may be drawn from his fidelity to Cadijah. During the twenty-four years of their marriage, her youthful husband abstained from the right of polygamy, and the pride or tenderness of the venerable matron was never insulted by the society of a rival. After her death, he placed her in the rank of the four perfect women, with the sister of Moses, the mother of Jesus, and Fatima, the best beloved of his daughters. “Was she not old?” said Ayesha,

    with the insolence of a blooming beauty; “has not God given you a better in her place?” “No, by God,” said Mahomet, with an effusion of honest gratitude, “there never can be a better! She believed in me when men despised me; she relieved my wants, when I was poor and persecuted by the world.”

    In the largest indulgence of polygamy, the founder of a religion and empire might aspire to multiply the chances of a numerous posterity and a lineal succession. The hopes of Mahomet were fatally disappointed. The virgin Ayesha, and his ten widows of mature age and approved fertility, were barren in his potent embraces. The four sons of Cadijah died in their infancy. Mary, his Egyptian concubine, was endeared to him by the birth of Ibrahim. At the end of fifteen months the prophet wept over his grave; but he sustained with firmness the raillery of his enemies, and checked the adulation or credulity of the Moslems, by the assurance that an eclipse of the sun was not occasioned by the death of the infant. Cadijah had likewise given him four daughters, who were married to the most faithful of his disciples: the three eldest died before their father; but Fatima, who possessed his confidence and love, became the wife of her cousin Ali, and the mother of an illustrious progeny. The merit and misfortunes of Ali and his descendants will lead me to anticipate, in this place, the series of the Saracen caliphs, a title which describes the commanders of the faithful as the vicars and successors of the apostle of God.

    The birth, the alliance, the character of Ali, which exalted him above the rest of his countrymen, might justify his claim to the vacant throne of Arabia. The son of Abu Taleb was, in his own right, the chief of the family of Hashem, and the hereditary prince or guardian of the city and temple of Mecca. The light of prophecy was extinct; but the husband of Fatima might expect the inheritance and blessing of her father: the Arabs had sometimes been patient of a female reign; and the two grandsons of the prophet had often been fondled in his lap, and shown in his pulpit as the hope of his age, and the chief of

    the youth of paradise. The first of the true believers might aspire to march before them in this world and in the next; and if some were of a graver and more rigid cast, the zeal and virtue of Ali were never outstripped by any recent proselyte. He united the qualifications of a poet, a soldier, and a saint: his wisdom still breathes in a collection of moral and religious sayings; and every antagonist, in the combats of the tongue or of the sword, was subdued by his eloquence and valor. From the first hour of his mission to the last rites of his funeral, the apostle was never forsaken by a generous friend, whom he delighted to name his brother, his vicegerent, and the faithful Aaron of a second Moses. The son of Abu Taleb was afterwards reproached for neglecting to secure his interest by a solemn declaration of his right, which would have silenced all competition, and sealed his succession by the decrees of Heaven. But the unsuspecting hero confided in himself: the jealousy of empire, and perhaps the fear of opposition, might suspend the resolutions of Mahomet; and the bed of sickness was besieged by the artful Ayesha, the daughter of Abubeker, and the enemy of Ali. *

    The silence and death of the prophet restored the liberty of the people; and his companions convened an assembly to deliberate on the choice of his successor. The hereditary claim and lofty spirit of Ali were offensive to an aristocracy of elders, desirous of bestowing and resuming the sceptre by a free and frequent election: the Koreish could never be reconciled to the proud preëminence of the line of Hashem; the ancient discord of the tribes was rekindled, the fugitives of Mecca and the auxiliaries of Medina asserted their respective merits; and the rash proposal of choosing two independent caliphs would have crushed in their infancy the religion and empire of the Saracens. The tumult was appeased by the disinterested resolution of Omar, who, suddenly renouncing his own pretensions, stretched forth his hand, and declared himself the first subject of the mild and venerable Abubeker. * The urgency of the moment, and the acquiescence of the people, might excuse this illegal and precipitate measure; but Omar

    himself confessed from the pulpit, that if any Mussulman should hereafter presume to anticipate the suffrage of his brethren, both the elector and the elected would be worthy of death. After the simple inauguration of Abubeker, he was obeyed in Medina, Mecca, and the provinces of Arabia: the Hashemites alone declined the oath of fidelity; and their chief, in his own house, maintained, above six months, a sullen and independent reserve; without listening to the threats of Omar, who attempted to consume with fire the habitation of the daughter of the apostle. The death of Fatima, and the decline of his party, subdued the indignant spirit of Ali: he condescended to salute the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accepted his excuse of the necessity of preventing their common enemies, and wisely rejected his courteous offer of abdicating the government of the Arabians. After a reign of two years, the aged caliph was summoned by the angel of death. In his testament, with the tacit approbation of his companions, he bequeathed the sceptre to the firm and intrepid virtue of Omar. “I have no occasion,” said the modest candidate, “for the place.” “But the place has occasion for you,” replied Abubeker; who expired with a fervent prayer, that the God of Mahomet would ratify his choice, and direct the Mussulmans in the way of concord and obedience. The prayer was not ineffectual, since Ali himself, in a life of privacy and prayer, professed to revere the superior worth and dignity of his rival; who comforted him for the loss of empire, by the most flattering marks of confidence and esteem. In the twelfth year of his reign, Omar received a mortal wound from the hand of an assassin: he rejected with equal impartiality the names of his son and of Ali, refused to load his conscience with the sins of his successor, and devolved on six of the most respectable companions the arduous task of electing a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On this occasion, Ali was again blamed by his friends for submitting his right to the judgment of men, for recognizing their jurisdiction by accepting a place among the six electors. He might have obtained their suffrage, had he deigned to promise a strict and servile conformity, not only to the Koran and tradition, but likewise to the determinations of two seniors. With these limitations, Othman, the secretary of

    Mahomet, accepted the government; nor was it till after the third caliph, twenty-four years after the death of the prophet, that Ali was invested, by the popular choice, with the regal and sacerdotal office. The manners of the Arabians retained their primitive simplicity, and the son of Abu Taleb despised the pomp and vanity of this world. At the hour of prayer, he repaired to the mosch of Medina, clothed in a thin cotton gown, a coarse turban on his head, his slippers in one hand, and his bow in the other, instead of a walking-staff. The companions of the prophet, and the chiefs of the tribes, saluted their new sovereign, and gave him their right hands as a sign of fealty and allegiance.

    The mischiefs that flow from the contests of ambition are usually confined to the times and countries in which they have been agitated. But the religious discord of the friends and enemies of Ali has been renewed in every age of the Hegira, and is still maintained in the immortal hatred of the Persians and Turks. The former, who are branded with the appellation of Shiites or sectaries, have enriched the Mahometan creed with a new article of faith; and if Mahomet be the apostle, his companion Ali is the vicar, of God. In their private converse, in their public worship, they bitterly execrate the three usurpers who intercepted his indefeasible right to the dignity of Imam and Caliph; and the name of Omar expresses in their tongue the perfect accomplishment of wickedness and impiety. The Sonnites, who are supported by the general consent and orthodox tradition of the Mussulmans, entertain a more impartial, or at least a more decent, opinion. They respect the memory of Abubeker, Omar, Othman, and Ali, the holy and legitimate successors of the prophet. But they assign the last and most humble place to the husband of Fatima, in the persuasion that the order of succession was determined by the decrees of sanctity. An historian who balances the four caliphs with a hand unshaken by superstition, will calmly pronounce that their manners were alike pure and exemplary; that their zeal was fervent, and probably sincere; and that, in the midst of riches and power, their lives were devoted to the practice of

    moral and religious duties. But the public virtues of Abubeker and Omar, the prudence of the first, the severity of the second, maintained the peace and prosperity of their reigns. The feeble temper and declining age of Othman were incapable of sustaining the weight of conquest and empire. He chose, and he was deceived; he trusted, and he was betrayed: the most deserving of the faithful became useless or hostile to his government, and his lavish bounty was productive only of ingratitude and discontent. The spirit of discord went forth in the provinces: their deputies assembled at Medina; and the Charegites, the desperate fanatics who disclaimed the yoke of subordination and reason, were confounded among the free-born Arabs, who demanded the redress of their wrongs and the punishment of their oppressors. From Cufa, from Bassora, from Egypt, from the tribes of the desert, they rose in arms, encamped about a league from Medina, and despatched a haughty mandate to their sovereign, requiring him to execute justice, or to descend from the throne. His repentance began to disarm and disperse the insurgents; but their fury was rekindled by the arts of his enemies; and the forgery of a perfidious secretary was contrived to blast his reputation and precipitate his fall. The caliph had lost the only guard of his predecessors, the esteem and confidence of the Moslems: during a siege of six weeks his water and provisions were intercepted, and the feeble gates of the palace were protected only by the scruples of the more timorous rebels. Forsaken by those who had abused his simplicity, the hopeless and venerable caliph expected the approach of death: the brother of Ayesha marched at the head of the assassins; and Othman, with the Koran in his lap, was pierced with a multitude of wounds. * A tumultuous anarchy of five days was appeased by the inauguration of Ali: his refusal would have provoked a general massacre. In this painful situation he supported the becoming pride of the chief of the Hashemites; declared that he had rather serve than reign; rebuked the presumption of the strangers; and required the formal, if not the voluntary, assent of the chiefs of the nation. He has never been accused of prompting the assassin of Omar; though Persia indiscreetly celebrates the festival of that holy martyr. The quarrel between

    Othman and his subjects was assuaged by the early mediation of Ali; and Hassan, the eldest of his sons, was insulted and wounded in the defence of the caliph. Yet it is doubtful whether the father of Hassan was strenuous and sincere in his opposition to the rebels; and it is certain that he enjoyed the benefit of their crime. The temptation was indeed of such magnitude as might stagger and corrupt the most obdurate virtue. The ambitious candidate no longer aspired to the barren sceptre of Arabia; the Saracens had been victorious in the East and West; and the wealthy kingdoms of Persia, Syria, and Egypt were the patrimony of the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Chapter L: Description Of Arabia And Its Inhabitants. Part VIII.

    A life of prayer and contemplation had not chilled the martial activity of Ali; but in a mature age, after a long experience of mankind, he still betrayed in his conduct the rashness and indiscretion of youth. * In the first days of his reign, he neglected to secure, either by gifts or fetters, the doubtful allegiance of Telha and Zobeir, two of the most powerful of the Arabian chiefs. They escaped from Medina to Mecca, and from thence to Bassora; erected the standard of revolt; and usurped the government of Irak, or Assyria, which they had vainly solicited as the reward of their services. The mask of patriotism is allowed to cover the most glaring inconsistencies; and the enemies, perhaps the assassins, of Othman now demanded vengeance for his blood. They were accompanied in their flight by Ayesha, the widow of the prophet, who cherished, to the last hour of her life, an implacable hatred against the husband and the posterity of Fatima. The most reasonable Moslems were scandalized, that the mother of the faithful should expose in a camp her person and character; but the superstitious crowd was confident that her presence would sanctify the justice, and assure the success, of their cause. At the head of twenty thousand of his loyal Arabs, and nine thousand valiant auxiliaries of Cufa, the caliph encountered and defeated the superior numbers of the rebels under the walls of Bassora. Their leaders, Telha and Zobeir, § were slain in the first battle that stained with civil blood the arms of the Moslems. || After passing through the ranks to animate the troops, Ayesha had chosen her post amidst the dangers of the field. In the heat of the action, seventy men, who held the bridle of her camel, were successively killed or wounded; and the cage or litter, in which she sat, was stuck with javelins and darts like the quills of a porcupine. The venerable captive sustained with firmness the reproaches of the conqueror, and was speedily dismissed to her proper station at the tomb of Mahomet, with the respect and tenderness that was still due to the widow of the apostle. * After this victory, which was styled the Day of the Camel, Ali marched against a more formidable adversary; against Moawiyah, the son of Abu Sophian, who had assumed the title of caliph, and whose claim was supported by the forces of Syria and the interest of the house of Ommiyah. From the passage of Thapsacus, the plain of Siffin extends along the western bank of the Euphrates. On this spacious and level theatre, the two competitors waged a desultory war of one hundred and ten days. In the course of ninety actions or skirmishes, the loss of Ali was estimated at twenty-five, that of Moawiyah at forty-five, thousand soldiers; and the list of the slain was dignified with the names of five-and-twenty veterans who had fought at Beder under the standard of Mahomet. In this sanguinary contest the lawful caliph displayed a superior character of valor and humanity. His troops were strictly enjoined to await the first onset of the enemy, to spare their flying brethren, and to respect the bodies of the dead, and the chastity of the female captives. He generously proposed to save the blood of the Moslems by a single combat; but his trembling rival declined the challenge as a sentence of inevitable death. The ranks of the Syrians were broken by the charge of a hero who was mounted on a piebald horse, and wielded with irresistible force his ponderous and two-edged sword. As often as he smote a rebel, he shouted the Allah Acbar, “God is victorious!” and in the tumult of a nocturnal battle, he was heard to repeat four hundred times that tremendous exclamation. The prince of Damascus already meditated his flight; but the certain victory was snatched from the grasp of Ali by the disobedience and enthusiasm of his troops. Their conscience was awed by the solemn appeal to the books of the Koran which Moawiyah exposed on the foremost lances; and Ali was compelled to yield to a disgraceful truce and an insidious compromise. He retreated with sorrow and indignation to Cufa; his party was discouraged; the distant provinces of Persia, of Yemen, and of Egypt, were subdued or seduced by his crafty rival; and the stroke of fanaticism, which was aimed against the three chiefs of the nation, was fatal only to the cousin of Mahomet. In the temple of Mecca, three Charegites or enthusiasts discoursed of the disorders of the church and state: they soon agreed, that the deaths of Ali, of Moawiyah, and of his friend Amrou, the viceroy of Egypt, would restore the peace and unity of religion. Each of the assassins chose his victim, poisoned his dagger, devoted his life, and secretly repaired to the scene of action. Their resolution was equally desperate: but the first mistook the person of Amrou, and stabbed the deputy who occupied his seat; the prince of Damascus was dangerously hurt by the second; the lawful caliph, in the mosch of Cufa, received a mortal wound from the hand of the third. He expired in the sixty-third year of his age, and mercifully recommended to his children, that they would despatch the murderer by a single stroke. * The sepulchre of Ali was concealed from the tyrants of the house of Ommiyah; but in the fourth age of the Hegira, a tomb, a temple, a city, arose near the ruins of Cufa. Many thousands of the Shiites repose in holy ground at the feet of the vicar of God; and the desert is vivified by the numerous and annual visits of the Persians, who esteem their devotion not less meritorious than the pilgrimage of Mecca.

    The persecutors of Mahomet usurped the inheritance of his children; and the champions of idolatry became the supreme heads of his religion and empire. The opposition of Abu Sophian had been fierce and obstinate; his conversion was tardy and reluctant; his new faith was fortified by necessity and interest; he served, he fought, perhaps he believed; and the sins of the time of ignorance were expiated by the recent merits of the family of Ommiyah. Moawiyah, the son of Abu Sophian, and of the cruel Henda, was dignified, in his early youth, with the office or title of secretary of the prophet: the judgment of Omar intrusted him with the government of Syria; and he administered that important province above forty years, either in a subordinate or supreme rank. Without renouncing the fame of valor and liberality, he affected the reputation of humanity and moderation: a grateful people was attached to their benefactor; and the victorious Moslems were enriched with the spoils of Cyprus and Rhodes. The sacred duty of pursuing the assassins of Othman was the engine and pretence of his ambition. The bloody shirt of the martyr was exposed in the mosch of Damascus: the emir deplored the fate of his injured kinsman; and sixty thousand Syrians were engaged in his service by an oath of fidelity and revenge. Amrou, the conqueror of Egypt, himself an army, was the first who saluted the new monarch, and divulged the dangerous secret, that the Arabian caliphs might be created elsewhere than in the city of the prophet. The policy of Moawiyah eluded the valor of his rival; and, after the death of Ali, he negotiated the abdication of his son Hassan, whose mind was either above or below the government of the world, and who retired without a sigh from the palace of Cufa to an humble cell near the tomb of his grandfather. The aspiring wishes of the caliph were finally crowned by the important change of an elective to an hereditary kingdom. Some murmurs of freedom or fanaticism attested the reluctance of the Arabs, and four citizens of Medina refused the oath of fidelity; but the designs of Moawiyah were conducted with vigor and address; and his son Yezid, a feeble and dissolute youth, was proclaimed as the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and the successor on the apostle of God.

    A familiar story is related of the benevolence of one of the sons of Ali. In serving at table, a slave had inadvertently dropped a dish of scalding broth on his master: the heedless wretch fell prostrate, to deprecate his punishment, and repeated a verse of the Koran: “Paradise is for those who command their anger: ” — “I am not angry: ” — “and for those who pardon offences: ” — “I pardon your offence: ” — “and for those who return good for evil: ” — “I give you your liberty and four hundred pieces of silver.” With an equal measure of piety, Hosein, the younger brother of Hassan, inherited a remnant of his father’s spirit, and served with honor against the Christians in the siege of Constantinople. The primogeniture of the line of Hashem, and the holy character of grandson of the apostle, had centred in his person, and he was at liberty to prosecute his claim against Yezid, the tyrant of Damascus, whose vices he despised, and whose title he had never deigned to acknowledge. A list was secretly transmitted from Cufa to Medina, of one hundred and forty thousand Moslems, who professed their attachment to his cause, and who were eager to draw their swords so soon as he should appear on the banks of the Euphrates. Against the advice of his wisest friends, he resolved to trust his person and family in the hands of a perfidious people. He traversed the desert of Arabia with a timorous retinue of women and children; but as he approached the confines of Irak he was alarmed by the solitary or hostile face of the country, and suspected either the defection or ruin of his party. His fears were just: Obeidollah, the governor of Cufa, had extinguished the first sparks of an insurrection; and Hosein, in the plain of Kerbela, was encompassed by a body of five thousand horse, who intercepted his communication with the city and the river. He might still have escaped to a fortress in the desert, that had defied the power of Cæsar and Chosroes, and confided in the fidelity of the tribe of Tai, which would have armed ten thousand warriors in his defence. In a conference with the chief of the enemy, he proposed the option of three honorable conditions: that he should be allowed to return to Medina, or be stationed in a frontier garrison against the Turks, or safely conducted to the presence of Yezid. But the commands of the caliph, or his lieutenant, were stern and absolute; and Hosein was informed that he must either submit as a captive and a criminal to the commander of the faithful, or expect the consequences of his rebellion. “Do you think,” replied he, “to terrify me with death?” And, during the short respite of a night, * he prepared with calm and solemn resignation to encounter his fate. He checked the lamentations of his sister Fatima, who deplored the impending ruin of his house. “Our trust,” said Hosein, “is in God alone. All things, both in heaven and earth, must perish and return to their Creator. My brother, my father, my mother, were better than me, and every Mussulman has an example in the prophet.” He pressed his friends to consult their safety by a timely flight: they unanimously refused to desert or survive their beloved master: and their courage was fortified by a fervent prayer and the assurance of paradise. On the morning of the fatal day, he mounted on horseback, with his sword in one hand and the Koran in the other: his generous band of martyrs consisted only of thirty-two horse and forty foot; but their flanks and rear were secured by the tent-ropes, and by a deep trench which they had filled with lighted fagots, according to the practice of the Arabs. The enemy advanced with reluctance, and one of their chiefs deserted, with thirty followers, to claim the partnership of inevitable death. In every close onset, or single combat, the despair of the Fatimites was invincible; but the surrounding multitudes galled them from a distance with a cloud of arrows, and the horses and men were successively slain; a truce was allowed on both sides for the hour of prayer; and the battle at length expired by the death of the last companions of Hosein. Alone, weary, and wounded, he seated himself at the door of his tent. As he tasted a drop of water, he was pierced in the mouth with a dart; and his son and nephew, two beautiful youths, were killed in his arms. He lifted his hands to heaven; they were full of blood; and he uttered a funeral prayer for the living and the dead. In a transport of despair his sister issued from the tent, and adjured the general of the Cufians, that he would not suffer Hosein to be murdered before his eyes: a tear trickled down his venerable beard; and the boldest of his soldiers fell back on every side as the dying hero threw himself among them. The remorseless Shamer, a name detested by the faithful, reproached their cowardice; and the grandson of Mahomet was slain with three-and-thirty strokes of lances and swords. After they had trampled on his body, they carried his head to the castle of Cufa, and the inhuman Obeidollah struck him on the mouth with a cane: “Alas,” exclaimed an aged Mussulman, “on these lips have I seen the lips of the apostle of God!” In a distant age and climate, the tragic scene of the death of Hosein will awaken the sympathy of the coldest reader. * On the annual festival of his martyrdom, in the devout pilgrimage to his sepulchre, his Persian votaries abandon their souls to the religious frenzy of sorrow and indignation.

    When the sisters and children of Ali were brought in chains to the throne of Damascus, the caliph was advised to extirpate the enmity of a popular and hostile race, whom he had injured beyond the hope of reconciliation. But Yezid preferred the councils of mercy; and the mourning family was honorably dismissed to mingle their tears with their kindred at Medina. The glory of martyrdom superseded the right of primogeniture; and the twelve imams, or pontiffs, of the Persian creed, are Ali, Hassan, Hosein, and the lineal descendants of Hosein to the ninth generation. Without arms, or treasures, or subjects, they successively enjoyed the veneration of the people, and provoked the jealousy of the reigning caliphs: their tombs, at Mecca or Medina, on the banks of the Euphrates, or in the province of Chorasan, are still visited by the devotion of their sect. Their names were often the pretence of sedition and civil war; but these royal saints despised the pomp of the world: submitted to the will of God and the injustice of man; and devoted their innocent lives to the study and practice of religion. The twelfth and last of the Imams, conspicuous by the title of Mahadi, or the Guide, surpassed the solitude and sanctity of his predecessors. He concealed himself in a cavern near Bagdad: the time and place of his death are unknown; and his votaries pretend that he still lives, and will appear before the day of judgment to overthrow the tyranny of Dejal, or the Antichrist. In the lapse of two or three centuries, the posterity of Abbas, the uncle of Mahomet, had multiplied to the number of thirty-three thousand: the race of Ali might be equally prolific: the meanest individual was above the first and greatest of princes; and the most eminent were supposed to excel the perfection of angels. But their adverse fortune, and the wide extent of the Mussulman empire, allowed an ample scope for every bold and artful imposture, who claimed affinity with the holy seed: the sceptre of the Almohades, in Spain and Africa; of the Fatimites, in Egypt and Syria; of the Sultans of Yemen; and of the Sophis of Persia; has been consecrated by this vague and ambiguous title. Under their reigns it might be dangerous to dispute the legitimacy of their birth; and one of the Fatimite caliphs silenced an indiscreet question by drawing his cimeter: “This,” said Moez, “is my pedigree; and these,” casting a handful of gold to his soldiers, — “and these are my kindred and my children.” In the various conditions of princes, or doctors, or nobles, or merchants, or beggars, a swarm of the genuine or fictitious descendants of Mahomet and Ali is honored with the appellation of sheiks, or sherifs, or emirs. In the Ottoman empire they are distinguished by a green turban; receive a stipend from the treasury; are judged only by their chief; and, however debased by fortune or character, still assert the proud preëminence of their birth. A family of three hundred persons, the pure and orthodox branch of the caliph Hassan, is preserved without taint or suspicion in the holy cities of Mecca and Medina, and still retains, after the revolutions of twelve centuries, the custody of the temple, and the sovereignty of their native land. The fame and merit of Mahomet would ennoble a plebeian race, and the ancient blood of the Koreish transcends the recent majesty of the kings of the earth.

    The talents of Mahomet are entitled to our applause; but his success has, perhaps, too strongly attracted our admiration. Are we surprised that a multitude of proselytes should embrace the doctrine and the passions of an eloquent fanatic? In the heresies of the church, the same seduction has been tried and repeated from the time of the apostles to that of the reformers. Does it seem incredible that a private citizen should grasp the sword and the sceptre, subdue his native country, and erect a monarchy by his victorious arms? In the moving picture of the dynasties of the East, a hundred fortunate usurpers have arisen from a baser origin, surmounted more formidable obstacles, and filled a larger scope of empire and conquest. Mahomet was alike instructed to preach and to fight; and the union of these opposite qualities, while it enhanced his merit, contributed to his success: the operation of force and persuasion, of enthusiasm and fear, continually acted on each other, till every barrier yielded to their irresistible power. His voice invited the Arabs to freedom and victory, to arms and rapine, to the indulgence of their darling passions in this world and the other: the restraints which he imposed were requisite to establish the credit of the prophet, and to exercise the obedience of the people; and the only objection to his success was his rational creed of the unity and perfections of God. It is not the propagation, but the permanency, of his religion, that deserves our wonder: the same pure and perfect impression which he engraved at Mecca and Medina, is preserved, after the revolutions of twelve centuries, by the Indian, the African, and the Turkish proselytes of the Koran. If the Christian apostles, St. Peter or St. Paul, could return to the Vatican, they might possibly inquire the name of the Deity who is worshipped with such mysterious rites in that magnificent temple: at Oxford or Geneva, they would experience less surprise; but it might still be incumbent on them to peruse the catechism of the church, and to study the orthodox commentators on their own writings and the words of their Master. But the Turkish dome of St. Sophia, with an increase of splendor and size, represents the humble tabernacle erected at Medina by the hands of Mahomet. The Mahometans have uniformly withstood the temptation of reducing the object of their faith and devotion to a level with the senses and imagination of man. “I believe in one God, and Mahomet the apostle of God,” is the simple and invariable profession of Islam. The intellectual image of the Deity has never been degraded by any visible idol; the honors of the prophet have never transgressed the measure of human virtue; and his living precepts have restrained the gratitude of his disciples within the bounds of reason and religion. The votaries of Ali have, indeed, consecrated the memory of their hero, his wife, and his children; and some of the Persian doctors pretend that the divine essence was incarnate in the person of the Imams; but their superstition is universally condemned by the Sonnites; and their impiety has afforded a seasonable warning against the worship of saints and martyrs. The metaphysical questions on the attributes of God, and the liberty of man, have been agitated in the schools of the Mahometans, as well as in those of the Christians; but among the former they have never engaged the passions of the people, or disturbed the tranquillity of the state. The cause of this important difference may be found in the separation or union of the regal and sacerdotal characters. It was the interest of the caliphs, the successors of the prophet and commanders of the faithful, to repress and discourage all religious innovations: the order, the discipline, the temporal and spiritual ambition of the clergy, are unknown to the Moslems; and the sages of the law are the guides of their conscience and the oracles of their faith. From the Atlantic to the Ganges, the Koran is acknowledged as the fundamental code, not only of theology, but of civil and criminal jurisprudence; and the laws which regulate the actions and the property of mankind are guarded by the infallible and immutable sanction of the will of God. This religious servitude is attended with some practical disadvantage; the illiterate legislator had been often misled by his own prejudices and those of his country; and the institutions of the Arabian desert may be ill adapted to the wealth and numbers of Ispahan and Constantinople. On these occasions, the Cadhi respectfully places on his head the holy volume, and substitutes a dexterous interpretation more apposite to the principles of equity, and the manners and policy of the times.

    His beneficial or pernicious influence on the public happiness is the last consideration in the character of Mahomet. The most bitter or most bigoted of his Christian or Jewish foes will surely allow that he assumed a false commission to inculcate a salutary doctrine, less perfect only than their own. He piously supposed, as the basis of his religion, the truth and sanctity of their prior revolutions, the virtues and miracles of their founders. The idols of Arabia were broken before the throne of God; the blood of human victims was expiated by prayer, and fasting, and alms, the laudable or innocent arts of devotion; and his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of a future life were painted by the images most congenial to an ignorant and carnal generation. Mahomet was, perhaps, incapable of dictating a moral and political system for the use of his countrymen: but he breathed among the faithful a spirit of charity and friendship; recommended the practice of the social virtues; and checked, by his laws and precepts, the thirst of revenge, and the oppression of widows and orphans. The hostile tribes were united in faith and obedience, and the valor which had been idly spent in domestic quarrels was vigorously directed against a foreign enemy. Had the impulse been less powerful, Arabia, free at home and formidable abroad, might have flourished under a succession of her native monarchs. Her sovereignty was lost by the extent and rapidity of conquest. The colonies of the nation were scattered over the East and West, and their blood was mingled with the blood of their converts and captives. After the reign of three caliphs, the throne was transported from Medina to the valley of Damascus and the banks of the Tigris; the holy cities were violated by impious war; Arabia was ruled by the rod of a subject, perhaps of a stranger; and the Bedoweens of the desert, awakening from their dream of dominion, resumed their old and solitary independ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