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deepoo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国家在华掀起的植物采集热潮，是探究物种跨洋流动之意涵，以及近代中国与西方之关系的重要窗口。①相较于多数欧美科研机构以更新植物分类知识体系为宗旨，美国农业部更重视植物资源的实用价值和利用方式。②因此，这一时期美国农业部在华开展的植物采集活动，主要从搜集作物资源和汲取农作经验两方面展开。这既可反映植物的跨洋引种对美国“世界谷仓”的有力构筑，亦能揭示中国农作经验对美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借鉴作用。③

实际上，在华植物采集活动是美国农业部全球植物引种计划的组成部分。1898年，美国农业部设立“域外种子和植物引种办公室”(Office of Foreign Seed and Plant Introduction，以下简称“引种办公室”)④，正式开启系统的域外植物采集。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该办公室通过派遣“农业探险家”和联系海外通讯员等方式，积极从南美洲、亚洲、欧洲诸国搜集了大量活体植物及种子。这将美国联邦政府的植物引种事业推向了顶峰，以华盛顿特区为中心的全球植物采集网络逐渐生成。⑤在全球范围内，中国既与美国地理位置、气候类型相似，且承续了悠久的农业文明，故而成为美国域外植物采集网络的关键支点。凭借不平等条约的保护，这一时期美国农业部在华植物采集活动不仅持续时间长，还呈现出阶段性的变化特征，为植物实体及其知识的跨太平洋输送搭建了多维管道。

农史研究者较早关注近代美国农业部的植物采集活动，强调其对美国农业经济发展和种质资源储存的重要作用，进步叙事色彩鲜明。⑥其后，有学人从科学实践和环境变迁维度，探讨在殖民扩张背景下该活动产生的跨文化交流及对美国本土生态的影响，以揭示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复杂关联。⑦此类讨论虽呈跨国转向，但对中国的关注不够。为数不多聚焦于美国农业部在华植物采集的研究，即便注意到中国之于美国农业发展的作用，可鲜有成果系统梳理其过程，对该活动的历史背景、跨国实践、价值导向缺乏辨析。⑧鉴于此，本文试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农业部在华植物采集活动的演变进程及其历史意涵予以探讨。

一、引种办公室的设立及其对华的初步认知

美国农业部开启全球植物采集活动有着深厚的政治传统。美国联邦政府自成立以来，一直重视从国外引进有用的植物，基于海外贸易竞争和国内农业建设的考量，早期就鼓励驻外海军、领事官员零散收集各类植物和种子。19世纪中叶，美国联邦政府下设的专利办公室开始负责域外植物的接收，并促成农业司的组建(1889年升级为农业部)。但受经费和人员限制，此项事务始终未成体系。⑨

1898年美国农业部引种办公室的设立标志着域外植物采集项目“正式制度化”。⑩引种办公室的设立，由美国农业部两位植物病理学研究人员费尔切德(David Fairchild)和施永高(Walter T.Swingle)联名提出，经新任部长威尔逊(James Wilson)批准。作为美国第一所专门从事植物引种的官方机构，(11)该办公室计划从国外系统搜集有价值的植物予以试验、繁殖和分配，以建立新的植物产业。

相较以往，该办公室更强调用科学技术对引入的植物进行改良。这一颇具专业性的目标，与美国农业部科学研究体系的构建紧密相关。1862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通过颁布法案，在多个州建立了以农业教育、科研和推广为一体的赠地学院及农业试验站，为农业部不断输送专业技术人才。到1898年，美国农业部已建立起一支专业化队伍，且创设了植物病理学科等新兴部门，力图将科学应用于全国农业生产。(12)上述三位引种办公室的创设者均来自赠地学院这一体系。费尔切德和施永高毕业于堪萨斯州立农学院，1889年和1891年两人先后进入农业部，负责研究抗病植物品种。威尔逊原为爱荷华州立农学院教授和农业试验站站长，是主张农业技术改革的进步派，在1897年接管农业部。(13)同年，费尔切德在留欧深造、游历太平洋地区近四年后回国，随即拜访了同事施永高。两人谈及，丰富多样的域外植物是美国农业发展的无限资源，联邦政府应设专项基金予以采集和培育。设立引种办公室的想法由此而生。(14)

植物育种科学是支撑这一想法的理论基础。19世纪末，美国作物育种领域引入达尔文自然选择进化论，欲通过控制物种演化法则，杂交培育出新的植物品种，以抵抗自然灾害或调节作物生长周期及产量。(15)1898年初，费尔切德作为引种办公室负责人撰文指出，现代植物育种方法能迅速增加可食用植物种类，但该技术首先要求在地理空间内进行广泛而详尽的植物考察，通过专业性的细致观察获取多样的育种对象。这一论点为系统植物引种活动提供了合理依据，亦决定受农学或园艺训练的人员将作为域外植物采集的行动主体。(16)

不过，美国农业部准予该计划施行最重要的因素，是为了走出“西进运动”中农作物资源不足的现实困境。内战结束后，美国迎来西部农业开发浪潮，尤其是联邦政府通过颁布土地法令，引导了美国西部地区新一轮的土地开垦和边疆开拓。只是，1890年美国官方宣布西部土地拓殖完成，不断向西开拓的边疆由此“关闭”。西部农业遂转向深度开发和工业化建设，但现有农作物却无法适应这一区域的特殊自然环境。(17)据费尔切德所述，19世纪末西部各州新的定居者几乎每日都向农业部寻求更为耐旱抗寒的植物。(18)西部农业开发过程中耐旱抗寒作物的缺乏，成为美国农业部不得不面对的一个全局性问题。

这一时期美国农业还受到自然灾害的困扰。从1889年起，美国南部大平原遭受近六年的旱灾，多地农民食不果腹。(19)几近同时，东南部佛罗里达州因连续遭遇柑橘溃疡病，原本处于上升期的柑橘产业备受打击。(20)因此，对美国农业部而言，亟须从国外寻找具备耐旱、抗寒、抗病害等多种特性的植物，以应对本土多元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保持本国自给自足，减少对进口粮食或农产品的依赖。

在“边疆关闭”现实背景下，美国农业部逐渐将注意力转向海外，欲通过开辟新的“资源边疆”实现植物产业的可持续性。美国农业部此时将开发利用新作物的目光放置于国外，也与该国从内陆向海外扩张的整体步调一致，对外扩张政策为农业部域外植物采集活动提供了政治力量。特别是在美西战争中，美国逐渐占据菲律宾等热带殖民地，为其在亚洲扩张奠定了基础，且引起美国社会对热带植物的高度关注。(21)1898年7月，美国联邦政府决定向农业部拨发专款，就国外植物进行全面搜集。(22)根据联邦政府制定的资源战略，引种办公室将系统引入“能推动本国文明进步”的域外植物和农作知识，以增强美国农业生产在世界体系中的独立性和竞争性。(23)

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是引种办公室特别关注的对象。该办公室在成立之初就认识到，中国拥有丰富多样的“植物金矿”，应对在华生长的植物及其种植状况进行系统探查。不过，美国官方对中国自然环境和农业生产的基本认识是一个历史累积的过程。

早在18世纪末，富兰克林等美国有影响的人物通过阅读欧洲出版的书籍，对中国的自然环境和农业文明形成了初步的印象。(24)早期美国人虽注意到中国的农业实践，且认为中国诸多作物可引至北美，但并未在农业维度与之进行直接接触。(25)1784年“中国皇后”号打通中美交往渠道后，中国各类植物产品以及附有植物图案的装饰品大量流入美国，成为后者认识中国自然及人文世界的重要介质。18世纪末19世纪初，不乏来华美商、游历者热衷收集花种树苗，不过大都因好奇心或收藏博物、修筑花园等爱好。而且，这一时期西人在华活动限于东南沿海地区，中美交往也以商贸为主，美国官方对中国的植物生长及种植情况更多是碎片化的间接性认知。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打破了保护中国丰富天产的政治屏障。(26)来自美国的传教士、外交领事官、海关税务员等群体与其他外国人涌入中国，开始向美国联邦政府直接寄送各类植物、传递中国农业实践的日常信息。其中，著名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Williams)、玛高温(Daniel J.MacGowan)均担任过美国联邦政府专利办公室在华通讯员，寄送了不少植物，并撰文考述了中国关于水稻、茶、竹的种植方法。(27)专利办公室对中国茶叶及其种植技艺尤为重视。1858年，该办公室支持了英国“植物猎人”福琼(Robert Fortune)对华的茶叶调查，后者将搜集到的观赏树木和经济作物寄往了美国。(28)另外，美国驻华领事还会定期向联邦政府报告所驻地区的植物产品贸易和农业生产情况。这一群体有时还向联邦政府农业部门直接寄送可在美国培育和推广的植物种子。(29)

除了来华传教士和驻华外交领事长期传递通讯和寄送零散植物之外，美国官方透过旧金山等华人社区的日常生活，亦发现许多新的果蔬及食品。19世纪中叶以来，不少华人移民美国，与之相随的还有他们特有的饮食习惯。1899年，美国农业部简报刊出一篇关于中国蔬菜的文章。该文作者通过走访美国华人社区，记录下“稀奇古怪的蔬菜根茎、种子”。文中指出，此类产品在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中非常重要，应予以实验探究。(30)

至19世纪末，美国农业部通过上述内外渠道，对中国各地植物生长和农业技艺有了一定的了解。引种办公室的费尔切德等人认识到，中国除了拥有丰富的植物资源外，还有两大特殊之处：一是具备与美国相似的自然环境。中美两国虽然位于地球东西两端，但纬度相似、气候类型大致相同。在中国更利于寻找适宜美国不同纬度的植物，特别是可以同时获取抗旱耐寒的粮食作物和热带植物。二是富有非凡的农业实践可资借鉴。中国作为拥有悠久农业文明的国家，在作物种植方法、土壤肥力保持、多元化食品加工等方面积累了诸多实用知识。(31)鉴于丰富多元的植物种类和农作经验，中国被美国引种办公室视为最重要的植物采集地之一。

二、异域探险和资源过滤：迈耶在华的广泛搜索

引种办公室成立之初，就已开始从中国搜集植物。但因时局动荡和尚无专门的采集人员，此项活动并未扩展开来。1898年，该办公室最早聘用湖北农务学堂农学教习布里尔(Gerow D.Brill)为特别代理人，负责长江流域的植物采集。(32)据研究，1897年在康奈尔大学攻读硕士的布里尔，由校方和在华传教士推荐，被选派至湖北担任农务教习，1900年返回美国。其间，他为获取农学建议，积极与美国农业部联系，后者顺势将其聘用。(33)但受义和团运动影响，布里尔所收集的大量梨树、桃树，因运输延误而枯死。(34)通过梳理引种办公室自1898年以来编辑出版的《植物引进目录》还可看到，多位美国驻华领事和在华传教士依循传统，分别从广州、上海、牛庄等地向华盛顿特区寄送了以粮食作物为主的植物种子。只是，此类成果多是寄送者在集市或短途游历时随手获取，数量较少且种类分散。(35)

引种办公室负责人费尔切德认为，不能仅靠在华传教士、领事官的零散收集，应派专业人员赴华完成植物采集和农业考察的双项任务。这一选择主要受两方面的影响：一是来自以中国植物区系研究闻名的爱尔兰籍博物学家韩尔礼(Augustine Henry)的建议。19世纪末，韩尔礼依托海关和传教士网络，长期主导在华的植物采集，因此费尔切德在开展活动之初就向其请教。韩尔礼在1898年的回信中，建议其派遣一位专业人员赴华进行植物探险，并指明在华生长的植物极具多样性。(36)二是费尔切德亲自赴华，深刻意识到中国农业及其市场的重要价值。他在1900年、1901年两次访问广州后撰文强调，美国应汲取中国农民在耕作种植上的经验知识，且可将中国的植物产品引入美国再出口至华。但这些新产业只能通过训练有素的考察者发掘，他们需停留足够长的时间来彻底掌握栽培作物的种植方法。费尔切德还观察到，义和团运动后，在华外国人的活动逐次恢复。(37)事实上，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使中国被迫进一步放宽对外国人的限制。这一大背景的确为引种办公室在华开展活动提供了便利。

除此之外，20世纪初欧美科研机构相继派出植物采集者赴华探险，国际上颇为活跃的科考氛围也是推动引种办公室寻找赴华人选的一个重要原因。1899至1905年，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派出植物采集者威理森(Ernest H.Wilson)赴中国华西地区采集植物标本。威理森所集植物数量庞大、种类奇特，由此声名鹊起。费尔切德本打算将其聘用，但发现美国哈佛大学阿诺德植物园已与威理森取得联系，欲在华开展以野生植物标本为主要对象的采集活动。(38)即便在采集对象上稍有差异，费尔切德仍感到竞争压力，遂即转向农业部体系内寻找人选。通过同仁推荐，费尔切德认为密苏里州植物园园丁迈耶(Frank N.Meyer)(39)符合要求——既具有专业的园艺训练背景，又多次赴域外考察植物。1905年7月，热衷自然探险的迈耶收到美国农业部的邀请电报后，欣然签订了赴华合约。(40)

1905至1918年，引种办公室派出“农业探险家”迈耶开启对华系统的植物采集活动。作为该部门唯一一位长期在华的职业植物采集者，迈耶以长途旅行的方式，先后穿越华北、东北、西北、华中等多个区域。(41)迈耶的活动范围极广，采集成果多样繁富，行事风格颇具异域探险色彩，彰显出这一时期美国农业部在华植物采集活动的主要特征。

不同于其他机构对华西地区的注目，引种办公室将中国北方地区作为迈耶活动的重心。其总体路线是从华北行至东北和西北，再南下到华中与华南地区。此次活动起点设在华北地区，目的在于首先满足美国西部对耐旱抗寒作物的需求，并获取成熟的农作经验。而其拟定从北至南整体性考察的宏大计划，显露出美国农业部对中国进行全方位摸查的野心。

迈耶以“尽可能全、尽可能多”为原则，先后四次来华。1905年8月到1908年，迈耶从北京行至河北张家口，再到东北沈阳、哈尔滨，山西五台山等地。(42)1909年，他经欧亚大陆进入中国新疆，原计划东行至兰州，但因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被农业部召回。1913年，迈耶又沿西伯利亚铁路从中国西北角进入甘肃南部，后经陕西南下至江苏，于1915年回国。次年，迈耶重新返华，开始探索长江流域和上海至广州沿线，以满足美国对亚热带、热带植物的兴趣。在一战爆发的背景下，他还侧重关注中国食物储存技术，为美国民众战时粮食储备提供借鉴之法。(43)不过，1918年6月1日，迈耶从宜昌至上海途中，不幸落水身亡。整体来看，不同于同期其他在华旅行或探险的外国人，迈耶甚少组建团队，时常独自出行或仅聘用一两名中国助手。而且他认为相比城市，人烟较少的乡野更易发现有价值的植物。(44)故其主要以乡野为实作空间，经常风餐露宿，“探险”色彩尤为凸显。

需要指出的是，迈耶十几年间行走于中国内地诸多地区，是在不平等条约保护下，以美国农业部和驻华领事馆开具的介绍信为“绿色通行证”，受到中国地方官员的特殊关照。但其美国同仁更强调迈耶无所畏惧的冒险精神，以此塑造了他献身科学的英勇者形象。(45)

迈耶从事开拓性科学事业的“优越”姿态还隐约体现在他对中国农业实践的双重性评价和选择性汲取中。根据迈耶书信可知，他通过旅行观察，切身感受到中国农民在作物种植和食品加工方面值得学习。譬如，迈耶发现华北地区农民利用空间结构进行的间作套种模式“把土地耕作得几近完美”；(46)中国人用盐水腌制果蔬的方法，有利于战时长期贮存食物。(47)然而在他看来，中国农业实践以古老方法为主，其中不乏“落后”“不文明”之处。例如，五台山地区民众为获取燃料滥砍滥伐，中国农民很少创造新的作物品种，利用粪肥的方法更是难以接受。(48)迈耶还提及一些地方民众不愿告知作物产地，认为他们除了对外国人充满猜疑之外，还狭隘地担心个人采购渠道被泄露。(49)迈耶虽详细记录了中国丰富的农作经验，但更多是浅层描述，并未深入剖析其中特有的文化因素。而且，在知识获取和转移过程中，他以西方现代农业文明为标准，对中国农作经验进行优劣分类，再将筛选的地方性知识记录在册。美国农业部年度报告多次提到，迈耶从“专业”角度展示了中国广袤的农业图景，这一古老农业给美国民众提供了诸多经验及教训。(50)

迈耶的考察报告同时成为美国官方推广新作物种植和推行资源保护运动的参考指南，进一步形塑了中国农业的两极形象。1908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不仅召见了回国不久的迈耶，还引用后者在华拍摄的山林滥伐照片，以论证联邦政府合理开发自然资源的改革举措。(51)相应地，在资源保护理念推动下，引种办公室快速建立起较为完整的植物引进机制，并持续推进了迈耶在华的宏大计划。(52)

因此，除了文化资源的过滤，迈耶在华搜集的植物亦须经过“科学滤网”，安全、合理、有效地分配至美国农民手中。当时，美国农业部已经意识到引进海外植物容易导致有害生物入侵。这些寄送至美国的植物，首先要进行严格的入境检疫。随后，引种办公室会对收到的植物进行编目和保存，其中颇有价值者运至农业部植物引种园或土壤、气候相匹配的地方试验站。依托现代育种技术，华盛顿特区和各州科研人员将对引入的植物予以培育或改良，以更好地适应美国自然环境，最终将通过科学试验的优良品种予以分发。经探险家、检测员、育种者、科学助理的层层把关，引种办公室力图将引进的植物资源进行统一管理和有效利用。

十余年间，迈耶向美国寄送了数千份植物种子、插条及活株，包括小麦、大豆、柑橘、柿子等各种栽培及野生的可食用植物。(53)还有一些植物在防灾抗病上发挥了重要功效。比如，从中国华北地区获取的栗树材料，有效抑制了美国国内暴发的板栗疫病；引进的榆树广泛种植于密西西比河沿线，起到抗旱、防风的生态保护作用，被视为“引种办公室引进最有价值的植物之一”(54)。

对于美国农业部而言，迈耶的开拓性探索颇为成功。这不仅为美国作物种植提供了多元化资源，更有效支持了联邦政府推行的资源保护运动。由此，美国官方在华开展植物采集活动的积极性不断强化。但根据迈耶广泛采集的成果，引种办公室认为不需要再对华进行大面积拉网式的植物搜索，而应深耕于若干区域。适当其时，作为向美国农业部输送植物资源的稳定性力量，在华教会大学美籍教员进入了引种办公室的视野。

三、科学互助下的植物交换：与岭南大学美籍教员的合作

进入20世纪20年代，与在华教会大学美籍教员的紧密合作，标志着美国农业部在华植物采集活动迈向第二阶段。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传教士高鲁甫(George W.Groff)作为岭南大学农科院系开创者，与引种办公室建立起科学互助关系，并使该校逐渐发展为中美植物交换的重要集散地。

这一阶段美国农业部从派遣专业人员赴华，转向依托在华教会大学美籍教员，主要有两方面因素。一方面，引种办公室的价值取向，逐渐从追求浪漫自由的域外探险精神，变为争取效率优先的功利主义。一战结束后，美国国内大量囤积的农作物价格下跌，农业经济持续低迷。基于此，美国农业部更加强调经济效益和组织效率，而非科学知识的探究和增进。高效化的组织变革亦推行至引种办公室。(55)本着节约成本和高效管理的原则，依托在华教会大学美籍教员的方式明显更节省人力物力。加之，1918年迈耶的意外离世，以及有关中国时局不稳的消息频出，该机构派员赴华长途探险的热情愈加减退。

另一方面，在华教会大学农科院系日渐发展，诸多受过植物学、园艺学和农学训练的农业传教士以美籍教员身份聚集于此，从事农业教育的同时，专攻植物研究和农学试验。为获取母国支持，这一群体积极与美国农业部保持联络，时常为后者寄送植物、传递农业资讯。(56)来华传教士一直是美国农业部从中国零散获取植物资源的重要力量。但自1914年起，这一力量明显以在华教会大学农科院系美籍教员为主，尤以金陵大学和岭南大学较多。(57)在世界农业传教理念的指引下，这两所大学分别于1914年和1916年创设农科和农学部。岭南大学虽在中国农学教育和技术推广方面的影响力不及前者，但凭借岭南特殊的自然环境，其在美国农业部对华的植物采集事务上具有独特地位。

炎热多雨的岭南地区，恰好满足美国农业部对热带植物的特殊兴趣。如前所述，随着对菲律宾的占领，美国农业部愈加注重热带植物的搜集与研究，认为其重要性仅次于助力西部农业发展的耐旱抗寒作物。因此，引种办公室欲在迈耶完成华中探险后，便开启以岭南地区为中心的华南探险计划，为美国南部和菲律宾等殖民地区提供适宜的农作物。随着植物采集重心逐渐向华南地区转移，美国农业部自然会利用岭南大学美籍教员这一稳定资源。

高鲁甫是岭南大学和美国农业部建立合作关系的关键助推者。作为首位来华的美国农业传教士，他率先打开“岭大农业领域”，积极推行“中美农业互惠”理念。(58)1907年夏，高鲁甫获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园艺学学士学位后，赴粤进行农业传教，并担任岭南大学农学教员。他在推动岭南大学农学学科建设之外，还深入思考了中美两国农业发展问题。高鲁甫在1911年发表的长文中，指出中国亟须引进农业科学知识和新品作物，应加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同时，他批判美国农民对土壤保护、作物栽培和农业集约化的忽视，提倡向中国学习，以说明两国互相借鉴农业经验和开展植物交换的重要意义。(59)1908年以来，高鲁甫多次致信引种办公室，表达合作意愿。只是后者当时已派迈耶赴华，仅支持高鲁甫以美国农业部通讯员之名寄送植物。(60)不过，美国农业部柑橘专家暨引种办公室创始人之一施永高，为解决国内柑橘病害，积极联络高氏，并支持其创设岭大农学部，以合作开展华南果蔬实地考察。

1916年10月起，在高鲁甫带领下，岭南大学农学部以自设的植物标本室为基站，对广东、广西两地进行了深入的植物考察。采集成果中涉及果蔬的部分寄往美国农业部，其余用于本校植物学研究和农学试验。(61)然而，岭南大学农学部开展的植物采集活动，多是在中国师生和采集员的参与下完成的。其中，郭华秀作为较早进入岭南大学的中国教员，多次对岭南农村进行深度调查，详细记载了地方果蔬生产及乡土生活；杜赓屏和吴松林是岭大植物标本室雇用的广州本地助手，基本包揽植物的采集、整理、寄送等各项事务。(63)

高鲁甫不仅鼓励岭大师生观察地方植物的种植方法和利用方式，还提倡对中国传统植物文献加以利用。在中国教员和学生的帮助下，他系统爬梳了《南方草木状》《古今图书集成·草木典》《植物名实图考》等文献，从中汲取有关岭南本土植物生长及利用的传统知识。(63)部分中国师生通过翻阅各类农书、草本古籍乃至方志文献，编订了中英对照的植物名录，并对重要的栽培方法和使用途径予以摘录。(64)在美国农业部看来，岭南大学“不仅有会中文的美国教员，还有诸多讲英文的中国师生”，有利于获取岭南地区独有的植物和特殊信息。(65)但对于岭大中国师生而言，心系中国农业革新发展是其渴求农学新知和搜集植物资源的核心动力。故而，美国农业部、岭大美籍教员与中国师生在此项科学合作中的行动意图明显不同，须予以区分。

1921年，随着岭大农学部扩为岭南农科大学，引种办公室特别任命该校教员莫古黎(F.A.McClure)(66)为美国农业部“农业探险家”，标志着双方在植物采集事务上建立起更紧密的合作关系。莫古黎自1919年从俄亥俄州立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岭南大学教授植物学，并负责植物标本室的运作。他接受美国农业部的任命，一方面是为岭南大学传教事业筹集资金，另一方面希望通过在华的植物采集助力母国农业现代化建设。(67)

从1922年到1927年，莫古黎以岭南农科大学美籍教员和美国农业部“农业探险家”的双重身份，系统考察了长江中下游和两广地区的植物，采集成果由两大机构共享。(68)从活动范围看，除了对广东、广西进行日常考察外，莫古黎在1926年秋游历了浙江、江苏、湖北等长江沿岸。他还将采集区域拓展至海南岛，认为该岛拥有丰富的热带植物资源，应作为岭大植物标本室和美国农业部日后考察的重点。(69)在实作过程中，莫古黎基本以岭南大学为大本营，每次外出周期不超出两个月。他极少赴人烟稀少的荒野，所到之处多以城镇为主。在其带领的八次考察中，有半成是在岭大植物标本室采集员杜赓屏的陪同下进行的。同样，他收集的植物种子多由岭大中国教员和学生整理。不过，莫古黎并未拘泥于植物搜集，抑或转向农业部所重视的作物引种及培育试验，而是侧重从植物学角度进行学理研究。显然，莫古黎在华开展的植物采集活动虽以“农业探险家”为名，但事实上并不具有“异域探险”色彩，更多是学科研究维度的田野调查，且无不依靠岭南大学中国师生的协助。

从搜集的植物种类来看，莫古黎虽然也获取了大米、核桃、菠萝、荔枝等可食用者，但更重视竹子、油桐树等颇具材料价值的植物。从岭南寄送的大量竹子，因品种多样、实用价值高，受到美国农业部极大关注。由此引进的中国油桐树，亦被认为能从中获取有利于美国油漆工业发展的新材料。(70)可见，到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农业部在华开展的植物采集活动，愈加关注植物的工业化利用，明显不同于迈耶时期解决粮食供应和增加食物种类的主要任务。

另外，无论是高鲁甫还是莫古黎，他们还会将美国的植物资源输送至岭南大学，这与迈耶在华的单向性植物搜集迥然不同。尤其是高鲁甫认识到，中国在作物生产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缺乏与他国的植物交换。基于传播福音和推广农学新知的农业传教目的，他指出，不仅要向中国农民传授科学知识，亦要引进优良作物予以推广，才能使中国农业向前发展。(71)而美国农业部引种办公室域外植物采集活动的逐步扩大和持续开展，使其成为植物资源利用的国际信息中心。随着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该办公室对外交流日益频繁，植物交换事务伴随其中。为满足各自需求，岭南大学美籍教员与美国农业部是时保持植物交换，许多植物品种从美国送往广州予以试验。(72)

可以说，美国农业部与岭南大学美籍教员的合作既满足了前者对华南植物的搜集，亦支持了后者以“改造中国”为根本的农业传教。尤其对美国农业部而言，此项合作仍以美国的农业发展和对外扩张为根本目标，“攫取性”是其底色。但岭南大学中国师生的参与，又反映了中国本土开始出现受现代自然科学训练、并以整理本国植物资源为己任的学人群体，暗含美国外来势力与中国学人在植物采集领域存有竞合关系的新趋向。

1927年，岭南大学成为国人自办的私立高等学校，岭南农科大学也整合为岭南大学农学院。高鲁甫和莫古黎仍任教于该校，继续推进岭南地区植物考察的同时，间或向美国寄送有价值的植物。但由于地域限制和植物考察目标的不同，他们所寄送的植物反倒无法完全满足美国农业的新需求。因此，引种办公室并未加强与“本土化”的岭南大学农学院合作，而是再次派遣“农业探险家”赴华，对特定植物及地区予以专门探查。

四、品种挑选和学术交流：多赛特在华大豆专项考察

1929年初，引种办公室重启派遣专员赴华的方式，准予多赛特(P.H.Dorsett)和莫斯(W.J.Morse)组成农业考察队，计划对中国东北、华北地区的大豆进行为期三年的考察。相比前两阶段，此次考察队成员通过更为严谨和规范化的科学术语，记录了大豆生产加工过程和其他农业实践。他们以农业专家身份，与在华学人群体接触较多，学术交流色彩更浓。尤为特殊的是，此次活动的实作空间相对缩小，采集对象集中于大豆的不同品种。

更具精细化的植物品种挑选，目的在于从中发现特有的遗传性状来改进现有植物品种。因此，多赛特考察队本质任务实为寻找“有用的基因”，而非搜集“有用的植物”。(73)有学人注意到，美国农业部对植物探索的重心在1925年就已生变，而“寻找基因”理念的出现无不与遗传学的快速发展相关。(74)自20世纪初孟德尔遗传定律被发现以来，引入遗传染色体及基因，逐渐成为植物改良的主要方法。在新的育种技术下，可以从外来植物中提取特定的遗传基因，作为培育优质或特殊品种的试验材料。美国农业部在1930年的年度总结中就提到，植物引种正呈现出新的特点，如今更多是为了植物育种家发掘新材料，而非立即种植迄今国内尚无的外来植物。(75)

大豆被选作此次活动的主要考察对象，说明引种办公室对植物工业化利用的极度重视。大豆不仅适宜美国大部分地区的气候条件，还含有丰富的植物蛋白质，具备粮食、油料及饲料等多重价值，能同时用于食品消费和工业生产。1898年以来，引种办公室从国外收集了不少大豆予以试验推广，但多作食品或草料之用。20世纪20年代，随着大豆加工业兴起，大豆的油料价值被工业市场看中。又因欧洲玉米螟虫入侵美国中西部玉米带，大豆种植的稳定性对农民更具吸引力。到1929年，大豆成为美国最重要且大面积种植的商业化作物之一。(76)

在引种办公室看来，大豆这一“明星作物”可以加快战后美国农业经济的恢复。事实上，一战结束以来，美国农业部一直致力于调整生产平衡、稳定作物价格。1927年美国农业部指出，美国农业复苏虽取得重大进展，但要完全走出战后萧条阴影，还需不断调节国内农业经济结构。因此，有必要尽可能多地引进最受市场关注的大豆品种，并从中择取最优者予以培育，由此获取不同油量的工业大豆和食用大豆，能更好地适应市场变化，推动美国大豆产业的高效化和优质化发展。(77)如前所述，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农业部对从中国引进竹子、油桐的关注，就已折射出植物工业化利用逐渐成为其关注焦点。而引种办公室围绕大豆的专项考察，更彰显出在特殊经济形势下该机构主动参与现代工业化农业复杂结构调整的积极姿态。(78)

因此，相较于迈耶的广泛搜寻和岭南大学美籍教员的学理研究，多赛特考察队在华活动，是以商业化作物大豆的品种挑选和加工考察为主的专项调查。多赛特是美国农业部资深园艺专家，具有丰富的海外考察经历。他于1891年进入美国农业部植物病理学科，先后赴南美洲、亚洲等全球多个地区进行农业考察，为美国引进了大豆、小麦等多种粮食作物。1924至1927年，多赛特携子在中国华北、东北地区进行了三年农业考察。他搜集的大豆通过引种试验后，被认为是颇有前途的品种。(79)由此，引种办公室认为他是赴华考察大豆的最佳领队人选。而莫斯在1907年加入美国农业部植物实业局后，一直投身于各州试验站的大豆育种事业。他所具备的专业育种知识，有利于大豆实地考察的深入开展。从两人拟定的计划书看，此次“东方之行”将对大豆品种进行系统调研和收集，还需观察当地种植、收割、加工大豆的方法，要用照片和数据记录大豆储存和用于食品及其他副产品(尤其是工业副产品)的技术信息。此次活动也会对其他作物生长情况和加工产业予以科学考究，以扩充美国官方对中国北方农业市场的认识。(80)

1929年3月，多赛特和莫斯携三位家眷从旧金山乘轮船出发，途经檀香山后，先至日本。暂留日本期间，两人考察了东京周边的大豆产业。(81)1930年4月，一行人抵达大连，以此为中心开展中国东北地区大豆的搜集和调查。是时，中国东北部分区域的大豆市场由日本侵华机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管控。在该机构帮助下，多赛特在大连租赁了一间办公室，处理与美国农业部的公文信件往来和种子分类、打包等日常事务。他与莫斯参观了沈阳、牛庄、旅顺等地的大豆作坊、加工厂、交易所和输送豆粕、豆油的港口。是年7月底，二人开始分头行动。莫斯以大豆种植为核心，赴中朝边境进行田野考察，随之返至日本。多赛特赴北平寻找饲料作物，并深入调查华北地区柿子的贮藏情况。(82)其间，多赛特在中国助手刘氏(83)的陪同下，除了赴张家口寻找特殊的大豆品种外，还对北平周边乡镇进行了深度考察。不过由于身体欠佳，多赛特于1931年3月下旬提前返回美国，余下工作交由刘氏办理。(84)

从行动轨迹看，此次活动多以“走进现场”的方式搜集特定植物，并对作物生产、加工等技术进行了细致地科学记录。分析多赛特的考察日志，可以具体地看到其何以“走进现场”，以及如何用标准化的科学术语对中国农业景观进行“深描”。其一，通过亲身观察和直接交流获取详细的农业信息。多赛特停驻各个城镇时，定期反复“逛”大小市场，从摊铺上实时更替的农产品中挑选颇具引种价值的品种。果园、手工作坊、加工厂不单是搜集植物的重要空间，亦是其反复观摩作物种植和加工过程的第一现场。此外，他常走进田间，用相机记录农民耕作的场景。刘氏通过与当地农民交谈，还能直接获取作物种植方法和植物品种来源等信息。(85)其二，依托规范化的科学方法及叙述，详细记录地方民众收购、贮藏和外销柿子的情况。多赛特以北平北郊村庄为考察点，用温度计、恒温表和标尺对烘柿子的窑炉构造和内部温度进行周期性观测。他不仅保存了大量精准的热度数据，还绘制出精密的窑炉结构图。(86)由此，多赛特通过数据化测量将中国地方柿子储存的传统技艺转化成科学性方法，并以标准化术语记载于册。

多赛特以农学专家之名在华进行的交游，亦是此次学术性考察的鲜明表现。多赛特抵达北平后，与不少中外学人有所往来。他因身体不适常去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的北平协和医学院看病，与该院代理校长顾临(Roger S.Greene)多有联络。1931年初，在顾临推荐下，他受北平博物学会(87)邀请，作了一场有关北平柿子储存的讲座。多赛特与聚集于北平的中外自然科学家进行了学术交流，在华英文报刊《北平导报》对此进行了报道。(88)

颇具意义的是，在顾临介绍下，多赛特还拜访了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负责人胡先骕。作为中国第一代植物学家，胡先骕于1916年留美归国后，积极推动中国植物学学科建设。他于1928年创建的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专门开展本土植物采集和调查研究。(89)根据多赛特日志记载，1930年8月12日下午他与胡先骕见面，两人畅谈近两小时。胡先骕不仅对其搜集的部分植物予以辨认，还详细介绍了豆科植物分布及利用情况。这位态度热情且富有学识的中国植物学家，给多赛特留下了深刻印象。(90)虽然未见胡先骕对此次会面的记载，但可以从大的历史背景中窥视该时期中国学人对西人在华植物考察的普遍态度。前文有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人依凭列强在华政治势力，来华采集植物多以“研究学问别于商务”之由，受到中国政府的特殊关照。但随着中国科学学人队伍的逐渐壮大和本土自然调查研究机构的设立，国民政府所属的学术机关要求自1930年底开始，西人在华收集的各类成果须送至南京审查，保留备份后方可寄出。这一举措在保持中国对外科学交流的同时，加强了防止本国天产外流的力度。(91)

在中国政府和本土学界逐渐限制西人在华科学考察的背景下，多赛特考察队愈发依靠美国驻华使馆，以“外交邮袋”的名义将采集的植物寄往华盛顿特区。(92)他们在近三年时间内，填报了4500宗大豆新引种记录。(93)此次考察虽然渐受中国内部的阻力，但仍使得美国官方从中国首次大规模引进大豆种质资源，进一步推动了大豆在美国的大面积种植和商业利用。

20世纪30年代初经济危机的爆发基本终止了美国农业部在华直接开展植物采集活动。(94)在经费支绌空前严重的情形下，美国农业部依靠长期积累的“种子基因库”，愈加致力于作物育种和推广事业。再加上欧洲和东亚地区持续性的政治军事冲突，该部门大大减少了海外勘探活动。与之相应，在多赛特考察队回国后，除了高鲁甫等在华美籍人士和中国助手刘氏的零散寄送外，美国农业部引种办公室未再直接派遣人员在华进行植物采集和农业考察。这项有组织和系统地从中国大规模引进植物的活动渐而结束。

余论

通过上述梳理，1898年到1931年美国农业部引种办公室在华开展的植物采集活动，试图把在华生长的植物纳入美国自然资源体系，并通过科学技术将其转化为帝国农业经济资本。因此，该项活动具有极强的国家政治经济战略属性，与其他以科学研究为旨趣的植物采集活动迥然不同。不过，引种办公室在华植物采集活动的内容形式并未始终如一，而是历经了从多样性采集到特殊品种挑选，从异域探险到科学调查，从单向度搜寻到双向性交换的多重转变。其不同阶段的转变与美国不同时期政治经济的特殊需求密切相关。

从内部视角看，这些不同维度的转变，呈现了美国官方推动本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导向变化。一方面，以粮食作物为主的多元化采集转向聚焦大豆这一特殊植物，体现出该部门植物引进的主要任务，从解决粮食供应和增加食物种类问题，变为发展商业化的育种体系和加工产业。另一方面，聚焦于植物品种挑选这一趋势，反映了引种办公室植物考察重心的变化，即从关注植物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自然性)，转向重视不同植物品种的遗传基因性状(物质性)。科学技术深刻融入美国农业工业化之中。该活动始终将科学技术视为植物引进的指导方针，并快速建立起全国植物引种机制。但其从秉持异域探险到开展科学调查的转变，又说明标准化和高效化的价值取向，替代了以往自由探索自然的信念。通过科学技术将域外植物资源快速转换为农业生产资料，以工业化理念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愈加成为引种办公室关注的焦点。显然，19世纪末20世纪初，引种办公室在华植物采集活动在运作模式上不断更变，在价值导向和实践重心上持续位移。这些变化均受美国政治经济变革以及科技革新的影响。尤其从“边疆关闭”到“一战”以来农业经济持续低迷，美国联邦政府先后推行的海外扩张政策、资源保护运动以及高效化组织结构改革，对其在华植物采集活动的发展方向起到了指引作用。

考虑到跨国实践的特性，该活动的演变进程亦反映了中美交往的细微变化。对美国农业部而言，既要在华寻找以农作物为主的植物资源，亦需获取实用的农作方法。因此，在植物采集过程中，美国农业部依凭帝国强权政治支撑，通过不同在华群体的信息管道，对中国自然资源和农作经验的认识不断立体化和具象化。不过，从其派遣的人员来看，迈耶所开展的异域探险，对中国传统农业经验进行了“东方主义”式的选择性借鉴，在很大程度上展现出其行走于“落后”国度的优越感。来华农业专家多赛特则以更具标准化和科学化的叙述，代替了以往充满异域想象的记录。在科学术语影响下，他对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评判态度更为隐匿难辨。而身负“农业传教”使命的岭大美籍教员高鲁甫，通过长期“近距离”观察，对中国传统农业文化更加重视和尊重，推促了中美之间的植物交换。无疑，“了解之同情”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从美国农业部与岭南大学美籍教员的合作来看，可以发现前者对华单向度的植物搜寻变为中美植物互换的趋势，以及中国学人力量的隐现。岭南大学促使中国师生参与其中，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本土植物调查研究队伍的发展壮大。1930年多赛特与胡先骕的交往，侧面揭示了中国本土植物调查的主体性力量已然生成，美国官方在华随意进行植物搜集和农业考察的单方面行动逐渐受到中国内部的阻力。这不仅关乎植物跨太平洋流动方向的变动，亦隐含了在华开展植物采集活动的主体角色更替。

注释：

①有关近代西人在华植物采集活动的整体性研究，参见罗桂环：《近代西方识华生物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②这一时期英国邱园(Kew Gardens)和美国哈佛大学阿诺德植物园(Arnold Arboretum)是在华开展植物科学探险的代表性机构，旨在建立规整有序的植物分类体系。有关邱园对中国植物的收集，参见范发迪著，袁剑译：《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关于阿诺德植物园在华活动，参见S.B.Sutton,Charles Sprague Sargent and the Arnold Arboretu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③就近代中美农业交流而言，美国通过派遣农业技术人员和传播农学知识来援助中国的叙事逻辑占据历史书写主流地位。相关代表性成果有：Randall E.Stross,The Stubborn Earth:American Agriculturalists on Chinese Soil,1898-1937,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6；沈志忠：《近代中美农业科技交流与合作研究》，中国三峡出版社2008年版。不过，近年渐有学人开始强调中国传统农学对美国农业发展的反向影响。相关代表性成果有：宋元明：《跨国的农学知识互动——以美国土壤学家富兰克林·金为中心的考察》，《中国农史》2017年第1期；Spencer Stewart，《向中国学习：施永高、中美农业交流及历史价值》，《中国农史》2019年第6期。

④该机构成立时层级名为“Section”，后以“Office”替之。

⑤Howard L.Hyland,”History of U.S.Plant Introduction,” Environmental Review,vol.2,no.4(1977),pp.26-33.

⑥最具代表性论著为Nelson Klose,America’s Crop Heritage:The History of Foreign Plant Introduction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Iowa State College Press,1950。

⑦参见Jack R.Kloppenburg,First the Seed: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nt Biotechnology,1492-2000,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2004; Jeffrey Jacob Jones,The World Was Our Garden:U.S.Plant Introduction,Empire,and Industrial Agriculture,1898-1948,PhD diss.,Purdue University,2004; Rebecca Egli,The World of Our Dreams:Agricultural Explorers and the Promise of American Science,1890-1945,PhD dis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2018。

⑧代表性著述有：刘琨：《美国在华作物采集活动研究(1898-1949)》，南京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段彦、王思明：《施永高在华植物考察与采集活动研究》，《古今农业》2021年第3期。还有学人从作物史角度讨论美国农业部对中国特殊植物的采集，参见马修·罗思著，刘夙译：《魔豆：大豆在美国的崛起》，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赵飞：《西方国家对中国荔枝的关注与引种(1570-1921)》，《中国农史》2019年第2期。

⑨关于美国官方早期植物采集事业的概况，参见Courtney Fullilove,The Profit of the Earth:The Global Seeds of American Agriculture,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7；涉及美国早期重要人物植物引种的最新个案研究，可参见张鹏：《杰斐逊的植物引种实验及其对美国农业的影响》，《世界历史》2022年第6期。

⑩Jack R.Kloppenburg,First the Seed: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nt Biotechnology,1492-2000,p.157.

(11)Knowles A.Ryerson,”History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Foreign Plant Introduction Work of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gricultural History,vol.7,no.3(July 1933),p.121.

(12)William N.Parker and Stephen J.Decanio,”Two Hidden Sources of Productivity Growth in American Agriculture,1860-1930,” Agricultural History,vol.56,no.4(October 1982),p.651.

(13)Louis Ferleger,”Arming American Agriculture for the Twentieth Century:How the USDA’s Top Managers Promote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gricultural History,vol.74,no.2(April 2000),p.217.

(14)二人还认为，美国国会种子分配经费因长期使用不当广受诟病，正好可以从中拨出部分经费用于海外植物引进，参见David Fairchild,The World Was My Garden,Travels of a Plant Explorer,Charles Scribner’s Sons,1939,p.106。

(15)帕金斯著，王兆飞等译：《地缘政治与绿色革命：小麦、基因与冷战》，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

(16)David Fairchild,”Systematic Plant Introduction:Its Purposes and Methods,” Bulletin,Division of Forestry,U.S.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no.21(1898),pp.8,19.

(17)参见高国荣：《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沙尘暴起因初探》，《世界历史》2004年第1期；付成双：《美国现代化中的环境问题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262页。

(18)David Fairchild,The World Was My Garden,Travels of a Plant Explorer,p.114.

(19)唐纳德·沃斯特著，侯文蕙译：《尘暴：20世纪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01-107页。

(20)Walter T.Swingle,Herbert John Webber,”The Principal Diseases of Citrous Fruits in Florida,” Bulletin,Division of Vegetable Physiology and Pathology,U.S.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no.8(1896),p.10.

(21)参见王林亚：《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美国知识界对热带环境的观念建构及其影响(1898-1920)》，《世界历史》2018年第4期。

(22)Annual Reports of th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1898-1899,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899,pp.54-55.

(23)O.F.Cook,”The Section of Seed and Plant Introduction,” Circular,Division of Botany,U.S.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no.16(1899),pp.1-3.

(24)王立新：《中国文化在美国的早期传播及其影响》，何芳川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下卷，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010页。

(25)Randall E.Stross,The Stubborn Earth:American Agriculturalists on Chinese Soil,1898-1937,p.3.

(26)Lucile H.Brockway,Science and Colonial Expansion,The Role of the British Royal Botanic Gardens,Yale University Press,2002,p.27.

(27)Courtney Fullilove,The Profit of the Earth:The Global Seeds of American Agriculture,pp.78-88.

(28)Report of the Commissioner of Patents for the Year 1857,William A.Harris Printer,1858,p.IV; Howard L.Hyland,”History of U.S.Plant Introduction,” p.27.

(29)以美国驻广州领事赵罗伯(R.G.W.Jewell)为例，他在1871至1875年间多次向农业部寄送苹果、桃子、柑橘等水果种子，参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整理：《美国驻中国广州领事馆领事报告(1790-1906)》影印本第6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98-308页。

(30)Walter C.Blasdale,”A Description of Some Chinese Vegetable Food Materials and Their Nutritive and Economic Value,” Bulletin,Office of Experiment Stations,U.S.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no.68(1899),p.5.

(31)David Fairchild,”Our Plant Immigrants,” The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vol.17,no.4(April 1906),p.182; Walter T.Swingle,”Trees and Plants We Owe to China—I,” Asia and the Americas,vol.43,no.5(May 1943),pp.296-297.

(32)1897年，美国农业部部长威尔逊派农学家汉斯(Niels E.Hansen)赴中亚地区搜集冬小麦，后者经中国新疆地区时收集了大豆、小米等多种作物。汉斯寄送的包裹是引种办公室收到的首份植物采集成果。

(33)石松、王思明、盛邦跃：《布里尔与湖北农务学堂的筹建》，《中国农史》2017年第5期，第45页。

(34)Annual Reports of th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1900-1901,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01,p.88.

(35)Division of Botany,U.S.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Inventory,Foreign Seeds and Plants Imported by the Section of Seed and Plant Introduction,no.1(1898).

(36)David Fairchild,”Systematic Plant Introduction:Its Purposes and Methods,” p.19.

(37)David Fairchild,”Letters on Agriculture in the West Indies,Spain,and the Orient,” Bulletin,Bureau of Plant Industry,U.S.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no.27(1902),pp.22-28.

(38)David Fairchild,The World Was My Garden,Travels of a Plant Explorer,p.297.

(39)是时，其有梅雅、梅野等音译的中文名，并不统一，故本文采用目前学界常用的译名。

(40)”Argument for North China Explorations,July 13,1905,” Records of Frank N.Meyer,Plant Explorer,1902-18,RG54-NC135-Box 2,National Archives,College Park,MD.

(41)1875年迈耶在荷兰出生，少时在阿姆斯特丹植物园当学徒，1901年移居美国，在农业部所属加利福利亚州植物试验站工作；1904年独自赴墨西哥、古巴等地考察，后担任密苏里州植物园园丁，参见Isabel S.Cunningham,Frank N.Meyer,Plant Hunter in Asia,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4,pp.10-13。

(42)其间，引种办公室与阿诺德植物园建立合作，后者派威理森在华中地区搜集植物标本过程中也为前者收集农作物，以换取迈耶的采集成果。但因理念不合，此项合作维系不久。

(43)”Argument for South China Explorations,July 25,1916,” South China Explorations:Typescript,1916-1918,No.aSB108-C6-M48,National Agricultural Library Archives,Beltsville,MD.

(44)Frank N.Meyer,”Economic Botanical Explorations in China,” Transactions of the Massachusetts Horticultural Society for the Year 1916,Part I,1916,p.126.

(45)David Fairchild,”A Hunter of Plants,” The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vol.36,no.1(July 1919),p.57.

(46)”Letter to Dorsett,” November 14,1905,Letters of Frank N.Meyer,1902-08,QK31-M44-M49-Vol.I,National Agricultural Library Archives,Beltsville,MD.

(47)”Letter to David Fairchild,” June 5,1917,No.aSB108-C6-M48.

(48)此方法恰恰被同时期来华考察的美国农学家富兰克林·金(Frank H.King)视为发展永续农业的宝贵实践经验，参见Franklin H.King,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Or Permanent Agriculture in China,Korea and Japan,Mrs.F.H.King,Madison,Wis.,1911。(中文译本见富兰克林·金著，程存旺等译：《四千年农夫：中国、日本和朝鲜的永续农业》，东方出版社2016年版。)

(49)”Letter to Pieters,” October 18,1905,QK31-M44-M49-Vol.I;”Letter to David Fairchild,” December 20,1905,QK31-M44-M49-Vol.I;”Letter to David Fairchild,” May 7,1907,QK31-M44-M49-Vol.I.

(50)Annual Reports of th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1907-1908,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09,p.389; Annual Reports of th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1908-1909,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10,p.359.

(51)David Fairchild,The World was My Garden,Travels of a Plant Explorer,p.347.

(52)Annual Reports of th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1910-1911,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12,p.333.

(53)有关迈耶植物采集成果的具体统计，参见刘琨、李群：《弗兰克·迈耶在华作物采集活动研究》，《安徽史学》2017年第2期。

(54)”Foreign Agricultural Explorations,” Dorsett-Morse Oriental Agricultural Exploration Expedition,MS51-Series I-Box 1-Vol.1,National Agricultural Library Archives,Beltsville,MD.

(55)Rebecca Egli,The World of Our Dreams:Agricultural Explorers and the Promise of American Science,1890-1945,pp.136-138.

(56)有关20世纪初世界农业传教思想的详细论述，参见赵晓阳：《思想与实践：农业传教士与中国农业现代化——以金陵大学农学院为中心》，《中国农史》2015年第4期。

(57)岭南大学前身为格致书院，先后更名为岭南学堂、岭南学校和岭南大学，虽非特定教会创办，实属“基督教大学”，然本文为便于整体性探讨来华传教士群体主导的大学与美国农业部在华植物采集活动的关联，故将其广义列入教会大学范畴。

(58)有关高鲁甫生平概况，参见倪川、倪根金：《岭南大学农科教育开拓者高鲁甫生平、著述考》，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民国人物与广州城市发展研究》，广东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183-193页。

(59)George W.Groff,”Agricultural Reciprocity between America and China,” Bulletin,The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no.5 (1911),pp.5-40.

(60)”Letter from Fairchild to Groff,December 22,1908,” Trustees of Lingnan University Correspondence,FW1789,Reel 3,The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Archives,Cambridge,MA;”Letter from Groff to Fairchild,” January 8,1916,FW1789,Reel 5.

(61)”Letter from Swingle to Groff,” November 27,1916,FW1789,Reel 5.

(62)F.A.McClure,”A Brief Historical Survey of the Lingnan University Herbarium,” Lingnan Science Journal,vol.7,1929,pp.274-275.

(63)G.W.Groff,The Lychee and Lungan,Canton Christian College,1921,pp.16-22.

(64)G.W.Groff,”A Method of Indexing and Filing Chinese Plants Illustrated by a Systematic Enumeration of the plants of the Canton Christian College Campus,” The Lingnaam Agricultural Review,vol.1,no.1(December 1922),pp.51-53.

(65)”Co-operation in Agricultural Investigation in South China,” Received March 12,1917,FW1789,Reel 5.

(66)其中文名有“莫古黎”“莫古礼”两种，当时中文期刊多署前者，本文依循此法。

(67)”Letter to Groff,” June 27,1921,F.A.McClure Papers,1916-1981,AN88-125-Box 3,Smithsonian Institution Archives,Washington,D.C.;”Letter from Fairchild,” December 7,1921,AN88-125-Box 3.

(68)20世纪20年代至1949年，还有美国博物学家洛克(Joseph F.Rock)先后在引种办公室、阿诺德植物园、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等机构的赞助下，对中国西部地区风土人情进行了综合考察，长期向美国寄送了诸多植物资源。

(69)F.A.McClure,”Some Observations of a Plant Collector on the Island of Hainan,” The Ohio Journal of Science,vol.25,no.3(May 1925),pp.114-118.

(70)Report of the Secretary of Agriculture,1926,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26,p.71.

(71)G.W.Groff,”Agricultural Education for China under Missionary Influence,” The Chinese Recorder,March 1,1914,p.158.

(72)Annual Reports of th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1919-1920,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21,p.181.

(73)Nelson Klose,America’s Crop Heritage:The History of Foreign Plant Introduction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p.124.

(74)Jack R.Kloppenburg,First the Seed,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nt Biotechnology,1492-2000,p.80.

(75)Report of the Secretary of Agriculture,1930,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30,pp.68-69.

(76)马修·罗思著，刘夙译：《魔豆：大豆在美国的崛起》，第109-111页。有关大豆在美国的引种和生产情况，还可参见石慧、王思明：《从引种到繁盛：大豆在美国的历史追溯》，《自然辩证法研究》2019年第3期。

(77)Report of the Secretary of Agriculture,1927,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27,pp.1,44;”Report of the Chief of the Bureau of Plant Industry,” Annual Reports of the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1928-1929,U.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29 p.16.

(78)Jeffrey Jacob Jones,The World Was Our Garden:U.S.Plant Introduction,Empire,and Industrial Agriculture,1898-1948,p.38.

(79)Division of Botany,U.S.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Inventory,Foreign Seeds and Plants Imported by the Section of Seed and Plant Introduction,July 1 to September 30,1926,no.88(1929),p.1.

(80)”Original Memorandum,” MS51-Series I-Box 1-Vol.1.

(81)”Letter from Dorsett to Peter Liu,” March 12,1929,MS51-Series I-Box 1-Vol.1.

(82)”Journal,” April 2,1930,Dorsett-Morse Oriental Agricultural Exploration Expedition,MS51-Series I-Box 7-Vol.6,National Agricultural Library Archives,Beltsville,MD;”P.H.Dorsett’s Notes,” June 18,1930,MS51-Series I-Box 7-Vol.6.

(83)现有英文档案中，刘氏均以英文名“Peter Liu”与外国人交往，但限于史料，其中文名未能考证，生平亦不详。通过刘氏致信多赛特的内容，仅知其原为北京东交民巷英国通济隆旅行社(Thos.Cook & Son at Peiping)的专职导游和翻译，具备英语交流和写作能力；自1920年代起，他多次陪同美国农业部专家在华游历或考察，其中与多赛特的联系最为紧密，参见”Letter from Peter Liu to Dorsett,” October 1,1931,Peter Liu Reports and Correspondence,1921-1941,C491-Box1,Folder 1,National Agricultural Library Archives,Beltsville,MD。

(84)”Letter from Dorsett to Morrison,” February 9,1931,Dorsett-Morse Oriental Agricultural Exploration Expedition,MS51-Series I-Box 15-Vol.14,National Agricultural Library Archives,Beltsville,MD.

(85)”P.H.Dorsett’s Notes,” August 1,1930,Dorsett-Morse Oriental Agricultural Exploration Expedition,MS51-Series I-Box 9-Vol.8,National Agricultural Library Archives,Beltsville,MD.

(86)”P.H.Dorsett’s Notes,” November 11,1930,Dorsett-Morse Oriental Agricultural Exploration Expedition,MS51-Series I-Box 12-Vol.11,National Agricultural Library Archives,Beltsville,MD.

(87)该学会是由葛利普(Amadeus W.Grabau)等在华外国自然科学家号召下成立的以博物学研究为主的学术俱乐部，参见孙承晟：《葛利普与北京博物学会》，《自然科学史研究》2015年第2期。

(88)”Lecture on Persimmons,” The Peiping Leader,March 14,1931.

(89)静生生物调查所是以支持并赞助中国生物科学发展的教育家范静生(范源濂)命名，有关胡先骕的具体生平和该所的发展历程，可详见胡宗刚：《中国植物学先驱胡先骕》，山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胡宗刚：《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90)”P.H.Dorsett’s Notes,” August 12,1930,MS51-Series I-Box 9-Vol.8.

(91)罗桂环：《民国时期对西方人在华生物采集的限制》，《自然科学史研究》2011年第4期，第450-459页。

(92)”List of Chestnuts and Boxes in Which They Were Packed,” C491-Box1,Folder 5.

(93)马修·罗思著，刘夙译：《魔豆：大豆在美国的崛起》，第116页。

(94)Howard L.Hyland,”History of U.S.Plant Introduction,” p.30.

(95)参见刘琨：《美国农业发展的中国元素分析——基于作物引种视角》，《中国农史》2018年第6期。

(96)Walter T.Swingle,”Trees and Plants We Owe to China—I,” p.295.

《世界历史》2025年第3期

商会诞生之后发展迅速，至清朝覆亡前已经遍及全国大中小城镇，其普及程度远非当时其他新式社团所能比拟。在清末林林总总的商会中常有八大商会之称，即上海、北京、天津、汉口、南京、苏州、广州、重庆这八个商会。同时，还有南省商会和北省商会之说，反映了商会系统内部有南北两大派系之分。南派商会由上海和汉口商会领衔，以上海商会为主；北派商会由天津和北京商会率领，常以天津商会为主。换言之，天津商会是北方商会的代表，上海商会则是南方商会的代表。就全国而言，近代天津工商业的发展仅次于上海，天津商会的地位与影响也仅次于上海商会。……

一、近代天津商会由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诞生路径

商会作为不同于会馆、公所等传统商人团体的近代新式商人社团，诞生于清末新政时期的20世纪初年。对于商会产生的具体原因，早期的论著一般都强调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商会出现的经济基础，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是商会诞生的阶级基础。稍后，有论者指出清政府推行“新政”改革，在经济方面致力于振兴工商，奖励实业，倡导设立商会，是商会得以产生并获得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①。这些论述并无不妥之处，且兼顾到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对商会诞生的积极影响，但忽略了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不少商会的产生也深受地方社会与文化的影响而呈现独具的特点。换言之，除了分析国家与社会宏观因素的影响，地方性的独特因素也是考察所在商会诞生而不应忽视的一个重要研究视角。比较天津商会和上海商会的不同诞生路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范例。

1904年1月，新设立的商部向朝廷上奏劝办商会酌拟简明章程折，阐明欧美诸国均以商战角胜，臻于富强，东亚的日本也因此足与欧美抗衡，“而揆厥由来，实皆得力于商会”。奏折同时强调：“现在体察情形，力除隔阂，必先使各商有整齐画一之规，而后臣部可以尽保护维持之力。则今日当务之急，非设立商会不为功。”②显而易见，商部是将效仿欧美和日本设立商会作为振兴商政的首要措施。这一举措很快获得朝廷谕批，设立商会遂成为清政府推行经济改革的一大国策。商部《奏定商会简明章程》共计二十六条，规定凡属商务繁富之区，无论省垣或城埠，均设立商务总会，商务发展稍次之地设立分会，并列举“直隶之天津，山东之烟台，江苏之上海，湖北之汉口，四川之重庆，广东之广州，福建之厦门，均作为应设总会之处。其他各省，由此类推”。该章程第二条还说明：“凡各省各埠，如前经各行众商公立有商业公所及商务公会等名目者，应即遵照规定部章，一律改为商会，以归画一。”③就当时全国的实际情形而言，上海和天津此前已设立商业、商务公所，因而津沪两地商会系将原有商业、商务公所改为商会，这与其他地区商会的设立存在明显的不同④。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上海和天津的商业、商务公所虽然都诞生于20世纪初，但设立的缘由不无差异，体现出各自的特点。上海的这一新商人团体名曰商业会议公所，是由商约大臣盛宣怀饬令上海商董严信厚组织商人设立的。可以说，中外商约谈判是促使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的直接动因。1902年，中外商约谈判在上海举行，工部尚书吕海寰和工部左侍郎盛宣怀被朝廷钦定为商约大臣。多年参与经办洋务的盛宣怀深知“此次办理商税事务，各国驻京公使欲在上海开议者，以其有洋商总会，凡商税行船诸事，洋商系切己利害，平日既考求明白，临时又咨访精详，见闻较真，折衷自当，取益防损，厥用弥穷”⑤。反观沪上华商，仍处于各业分散隔绝的落后状态。“华商向无会议公所，虽有各帮董事，互分畛域，涣散不群，每与洋商交易往来，其势恒不能相敌”，也不能为商约谈判提供咨询⑥。于是，盛宣怀匆匆饬令上海道袁树勋转知严信厚，召集各业商董迅速设立商业会议公所，“凡商税行船各端，准各帮绅商各抒所见”。很显然，上海商业会议公所这一新式商人团体乃是接受钦差大臣指令而成立。

与此相反，天津商务公所则是出于商董的主动要求，在获得新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的大力支持下设立的新式商人团体。促使天津商务公所诞生的直接动因，也不同于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天津本是全国工商要地，南北冲衢，商货辐辏，“乃万国通商之埠，万商托足之区”⑦。但1900年庚子事变，天津商业贸易遭受毁灭性打击。直至1902年袁世凯就任直隶总督，才于当年5月从临时殖民政权——天津都统衙门收回管治权。此时的天津，金融停滞，工商凋零，时过一年商家仍感叹：“自庚子兵燹以后，疮痍满目，民不聊生，迄今元气未复。市井之萧条，商贾之疲困，实数十年来所罕有。”⑧面临如此困境，天津商董不得不筹谋挽救之策，以使金融恢复，货物流通。其重要措施之一，即是创设天津商务公所。1903年5月，天津洋布绸缎等各业商董公推宁世福、么联元、卞煜光、王贤宾四人为公所董事，拟定商务公所暂行章程，呈请官府批准。袁世凯对这一举措给予大力支持，批示天津知府凌福彭称：“目前津市关系紧急，仰即督同绅董迅速切实开办，通筹利弊，力图补救，以振商务，而维大局。”⑨

两相对照，可知上海虽属最早开埠通商的全国进出口贸易中心和金融中心，工商最为发达，商人实力也最为雄厚，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设立却并非出于商人的主动行为，而是缘于中外商约谈判的需求，经由商约大臣盛宣怀出面，自上而下督促商董建立的。天津商务公所最初系由各业商董提出请求，随后得到各级官府尤其是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的鼎力支持，这一由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路径充分体现了天津商人的主动性与能动性，也反映了当时津门官商之间的良好互动关系。而天津商人之所以有如此表现，显然是因为庚子事变之后工商面临绝境，商界领袖不得不改弦易辙，提出前所未有的全新挽救措施。

应该说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和天津商务公所都是不同于以往传统商人组织的新式商人社团，均强调要剔除官场积习，集思广益，联络工商各业，所以被认为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商会。《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暂行章程》明确指出，该公所仿照日本设立会议公所之成例，“一以商务为指归，既不蹈官场积习，亦不侈纸上空谈，总期众情欣喜，互相考究，以仰答朝廷振兴商务之至意”⑩。天津商务公所同样也是如此，表示要努力脱去官场习气，联络各行各业共图挽救之策。其章程指出：“天津商情涣散，互相倾轧，现设商务公所以资联络。”为更好地达到联络各业之目的，其章程还规定由“各行商业大者公举董事二人，小者一人，以便详求受病之原及救急之法，和衷共济，一洗从前积习”(11)。

但如前所述，这两个新式商人团体的设立背景和目的存在明显差异，成立之后的主要功能与作用也有所不同。《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暂行章程》只有较为简略的六条，分别是明宗旨、通上下、联群情、陈利弊、定规则、追逋负。其主要功能之一是向商约大臣提供咨询服务，“现当会议商税之时，商务进退，此为枢纽”。对于值百抽五关税之修改，以及“如何敌洋产，如何塞漏卮……应各抒所见，按事详陈，庶可转达商宪，采入约章，以杜欺凌而收权利”(12)。天津商务公所为挽救工商衰败而设，自然更强调这方面的职能，如其所称：“商务公所原为市面窒塞而设，所有办法以疏通二字为主义”；“本公所应拟挽救各策，须以大众意见相同为准，如有真知灼见与众论不同者，亦准随时声明，本公所会商酌核，藉资补救”(13)。

从成立之后发挥的实际作用与影响看，天津商务公所较诸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更为突出。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成立后虽想有所作为，但却鲜有建树，官与商都不太满意。官方对它的评价是“办理年余，商情尚多隔阂”，商界则批评它“泄泄沓沓，不知悚惕”(14)。不仅如此，因应中外商约谈判而匆忙设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在整个商约谈判过程中实际上也没能发挥预期的咨询作用，如公所代表广大商人提出裁撤厘金和进口关税改为值百抽十五至二十的要求，均未被接受。天津商务公所成立后面临的困难以及要达成的目标，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比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更为复杂，难度也更大。尽管如此，因该公所的建立出于商人的主动行为，而且事关广大商人的切身利益，其开展相关活动的主观能动性也更大。在宁世福等四大商董的率领和直隶官府的支持下，该公所克服重重困难，提出各种疏通市面、恢复商业的举措，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效，获得官与商的一致称赞。

天津商务公所成立后，召集各业商董共同筹划，提出挽救市面四大纲，即推缓新旧欠、倡行银钱票、设立银行、厘卡规复旧章，获袁世凯批准实施，“一时全津欢声雷动”，数月后就取得显著成效。当公所四大商董萌生退意联名向袁世凯提出辞职时，袁世凯急忙批示慰留，强调：“该绅等系由在津各商公举，当为众望所归。自设公所以来，商情不致如前隔阂，洵堪嘉慰。惟整理市面，非数月所能见功。现在甫有端倪，方冀进而益上，今乃中途求退，似非当日众商推许之心。经云始终如一，愿该绅等三复斯言，是则本大臣所厚望焉。”(15)字里行间明显反映出袁世凯急切挽留四大商董并希望商务公所继续发挥重要作用的迫切心情，表明官府对商务公所的努力及其成效比较满意。对袁世凯“下恩语慰留之谕”，宁世福等四人十分感慨，不仅未辞职，而且“自奉此谕，愈加奋勉”(16)。

天津商人对商务公所更是多有肯定，尤其对公所四大商董称赞有加。商人们意识到公所成立之际，“津埠之滞塞，已到十分，诸绅董力任其难，夙夜在公，不辞况瘁，幸赖父母孔迩，俾有遵循，可以转危为安”。特别令津商感佩的是四大商董向官府辞职未获准，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职责，相反“益加奋勉，或求官府维持，或由私家和解，商等见闻较切，受益良多。延至今春，津市已渐有转机矣。结至今日，街市流通，成效粗著，共闻共见。最可敬者，去岁办理公所，经费无出，诸绅董既尽人力，又尽财力，共借垫银三千余两。”对于四大绅董的急公好义之举，商人们认为官府应该予以嘉奖，于是“拟请宫保格外奖励”，但“诸绅董坚持不可，其好义急公，尤属难得”(17)。

正因为商务公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与影响得到商人肯定，《奏定商会简明章程》颁布后，天津公袷厚等六十一户商号又主动禀请将商务公所改为商会，并议定仍由公所四大商董担任商会领导人。之所以如此，“非惟藉资熟手，亦实为全津所钦佩也”。禀文还特别阐明：“今奉恩谕，拟将公所改为商会。商等查部章第四条，商会之总理、协理须由各行董保荐。商等迭次集议，询谋佥同，并具各字号图章，公举此任，即以宁绅世福为总理，王绅贤宾为协理。惟津地为南北枢纽，设会伊始，事务殷繁，更拟仿照申江商会章程，以么绅联元、卞绅煜光为坐办。”(18)袁世凯批示：“将商务公所改为商会，各行设立分会，注册凭据帐簿各费，暂由各分会酌给津贴，系遵照部章就地筹议办法，均属可行。”(19)类似的情形在全国其他地区都不曾见到，由此进一步证实了天津商人所具有的独特主动性和能动性。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商部批准设立天津商务总会，“以王贤宾作为总会总理，宁世福作为总会协理，俾得悉心筹画，以维商业”。袁世凯还向商部说明，么联元“在公所办事，深资得力，拟请援照申江之例，仍派该令作为驻会坐办”(20)，商部予以批准。

综上所述，在20世纪初年的庚子事变中，义和团横扫津门，八国联军侵占天津，设立天津都统衙门实行殖民统治，使天津工商贸易遭受毁灭性破坏。1903年5月天津商人主动提出请求，在新任直隶总督袁世凯支持下成立天津商务公所这一新式商人团体。该公所不仅为天津商业恢复正常秩序做出了重要贡献，并且成为天津商会的前身。天津商会成立后也曾阐明商务公所的出现以及由公所发展至商会，乃时势使然。尤其商务公所设立后，“综揽大纲，规划一切……随事随时，互相挽济，保全甚巨。岂昔日之商无团体，而今日之商忽有团体哉？盖时势为之也。是年冬月，蒙农工商部宪奏请奉旨饬易今名，发关防加委札焉”(21)。不难看出，商务公所的存在虽为时不长，但承担了挽救津市这一特殊历史使命，使天津新式商人团体从无到有，随后顺利改为天津商会，与上海商会一起成为全国最早诞生的南北两大商会，在中国近代商会发展史上写下了值得重视的篇章。

二、近代天津商会组织架构的地域特征

在天津以及华北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地域因素的影响下，天津商会像上海商会一样，系由先前设立的商务公所改组而来，具有不同于其他商会的诞生特点，同时在组织制度架构方面也具有较为明显的特点，并产生了相应的独特影响。

如所周知，一地之经济特色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孕育该地之文化与社会特征。商会作为地方社会的一个细胞，属于商办新式社团，自然深受地方经济特色的影响。据胡光明考察，清末天津商务总会的30名会董中，有粮商5人，钱商4人，盐商虽只2人，但身任长芦盐商纲总的王贤宾长期位居商会总理要职。粮、钱、盐三业的商董在商会历届会董中居重要地位，占比达36.6％，而这三个行业正是当时天津的重要经济支柱。天津是漕运的枢纽和中心，漕运被称为天津一大经济支柱，与之紧密相联的粮食业成为历史悠久实力雄厚的重要行业。钱业则是清末经济中心城市的主要金融行业，实力和影响一直非常显著。芦盐的产运销在天津也至关重要，津门乃长芦盐的唯一集散地，盐业兴旺发达，盐商享有特殊的政治经济地位。这三个行业的商董在天津商会的会董中占比最大，反映出不同于其他地区商会会董的行业分布特点。除此之外，清末天津商会会董中洋行买办有9人，占比30％；洋布洋货商8人，占比26.7％，这种行业分布也不同于绝大多数商会，同样是天津经济基础形成的结果(22)。由于天津进出口贸易仅次于上海，位列全国第二大商埠，贸易总值持续增长，洋行林立，并设有天津洋商会，买办的数量与实力相当可观，而且能量极大。伴随着洋货的倾销，洋布洋货业商家的数量也迅猛增扩，很快发展成为资力雄厚的新兴行业。所以，洋行买办和洋布洋货商也在天津商会的会董中占据多个席位。

在1912年至1928年的北洋时期，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天津商会会董的行业分布有所变化，但原有经济基础的影响依然可见。其具体表现：粮食业会董人数保持不变，仍然是5人；洋行买办减少为5人；洋布洋货商增至15人；盐业会董的人数也明显增加，共计8人。传统的粮食业、洋行买办、洋布洋货业和盐业商董在商会中的影响力仍然较大。较为显著的变化是，华商银行家人数达到6人，在清末仅1人，这显然是商办银行得到发展的结果。新兴工业资本家在清末天津商会会董中的人数为0，北洋时期则多达12人，主要来自国布业、帆布业、面粉业、汽水业，表明近代天津工业在这一时期得到明显发展(23)。

清末上海商会包括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在内，担任总理和协理两个主要领导职务者，虽然以浙江宁波籍商董为主，但总共有11人，且并非由少数人长期担任要职。清末天津商会则相反，自1904年底成立起即一直由盐业王贤宾、洋行宁世福连任五届总、协理，直至1911年王贤宾因涉案斥革长芦盐商纲总一职，才不得不辞任商会总理。天津商会随后公推宁世福代总理，正金银行华董吴连元代协理。民国建立后天津商会领导人连任的这一特点并无改变，从1912年至1922年长期由银钱业叶登榜、洋布业卞荫昌出任总、协理，1915年《商会法》实施后称正、副会长。1919年至1922年基本上是卞荫昌一人主持会务，并曾一度兼任会长和副会长。这种情况在其他商会中并不多见。过去，我们只是单纯批评天津商会总、协理要职长期被少数大商董垄断，但换一个角度思考，如果不是尽职尽责受到广大商人拥戴，又何以能够连任总、协理，这表明其为商会付出的努力得到了商人的首肯。

整体而言，上海商会是公认的全国成立最早和影响最大的商会，天津商会则位居其次，但天津商会在某些方面也有上海商会不及之处。从商会组织网络系统看，由于行政区划原因所致，天津商会拥有为数众多的商务分会和商务分所，上海商会所属商务分会和分所则很少。

根据商部所订《商会章程附则六条》的规定，商务分会设在府厅州县，“各省商务情形不同，往往一州县中商务繁富之区不止一处，彼此相同，无可轩轾，自应量予变通，两处均准设立分会。惟须实系水陆通衢、为轮船铁路所经、商货辐辏之处，方得援照办理”(24)。开埠通商之后，上海迅速取代广州成为进出口贸易中心，同时也是全国金融、工商业中心。尽管经济地位跃居全国之首，但有清一代上海的行政区划等次却并无变化，仍然只是江苏省的一个县。这样，隶属上海商务总会的分会自然非常少。在清末曾有沪南商务分所，后改为分会，民初又相继改称沪南商会、上海南商会、上海县商会，而且这个县商会似乎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并不完全隶属于上海商务总会。

1906年，江苏镇江商务分会向江南商务局提出请隶南京商务总会，出现江苏各府之分会隶属总会争议，江南商务局呈文商部请明确江苏各府分会之隶属关系。商部除按行政区域划分，同时也参照实际办事之便利，指明“苏松常镇四府，太仓一直隶州等处分会，酌隶苏州或上海商务总会；江淮扬徐四府，海州一直隶州等处分会，权隶江宁商务总会；通州、崇明、海门等处花布分会，仍隶通崇海花业商务总会。以后如有因地制宜之处，不妨随时酌定，以期变通尽利”。同时还表示“总分会之实质在联络，不在统辖，非地方隶属政体可比”(25)。尽管根据商部札文所示，苏松常镇四府以及太仓直隶州等处分会，酌隶苏州或上海商务总会，但并未具体指明这四府一州究竟哪些隶属苏州商务总会，哪些隶属上海商务总会，实际上仍按行政区域实施。在这之后，商部曾希望上海商务总会能带动分会发展，“上海南市及如皋丰利场、常熟东唐市等处请设分会，均经本部批令并入上海总会”(26)。这两县因先前已设有分会，故丰利场镇和东唐市镇另设分会的请求实际未获批准，只是成立了附属当地已有之商务分会的分所。在留存下来的天津和苏州商会档案中可以清晰了解其属下的各处分会，而在上海商会档案中，却很少看到其与分会的公文往来，这表明隶属于上海商务总会的分会实际上很少，连上海县商会与上海商务总会的联系也不密切。

在清末，直隶省有北京、天津、保定、张家口、山海关五个商务总会，商务分会四十余处，其中隶属于天津商务总会的分会为数最多，共十四个，分别为顺德、磁州、秦皇岛、正定、曲周、高阳、永平、滦州、胜芳、静海、乐亭、大名、任邱、祁州商务分会。有些州县的分会在成立过程中因受到当地官府阻挠，也跨境求助于天津商务总会。例如热河赤峰州属乌丹城的商董呈文天津商会，阐明：“商等伏思虽系立有商会名目，屡受该分州侵扰，实乃残颓新政，为此不辞跋涉，往奔津郡，据实禀恳总会总理、协理大人台前……请发给奏定章程，咨行饬遵，以恤商艰，而维商务施行。”(27)进入民国之后，天津商会属下的分会为数更多：“本会系握总商会之职，统摄分会百余处，应负有诘询之义务，即他埠总商会，本会亦可以代询”(28)。从清末的十四个分会，至民国五年(1916)七月即增至百余处，天津商会的发展规模堪称宏大，发展速度也是突飞猛进。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清末之际天津商务总会的诞生旨在挽救庚子事变后的经济凋敝，与维持商业和振兴工商经济紧密相关，各分会的成立大多也与所在地区的工商经济发展直接相联。如顺德府“商埠虽小，亦工商兼营之地。特以智识不开，又无保护，致商业有退无进。现火车既已通行，自非设立商会不足以谋公益而求进步”。又如磁州素以出产瓷器而著称，尤以彭城镇所产之瓷为大宗，因瓷商不求改良，只图多售，质量远不及景德镇瓷器。“职商等有见于此，公同议定，情愿遵照部章，于彭城镇设立商务分会，力求精造”。部分原有物产丰盛之地，也因面临新困境，急需设立商会，解决所遇问题。例如，高阳以棉花为大宗，纺织为生计，远近闻名。但因洋布侵入，土布滞销，高阳所产之狭面粗布，逐渐陷于困境。当地商家遂集议成立商会，“首先提倡织纺，研究改良土布，以苏民困”。商会采取的具体举措，是“劝导商民改用铁轮机，并劝设工厂，以期推广各种土布，精益求精，布质与外洋相仿，出布日盛，制本稍廉，举国畅行，利不外溢，富国利民，立见成效”(29)。

尽管商务总会与商务分会、分所之间的关系，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非地方隶属政体可比，但对于总、分会而言仍具有重要意义。陈忠平指出，商务总会通过分会的发展将其网络扩展到该地区的边缘地带，“连接了从大都市到小城镇的精英商人，他们不仅在商会的形成过程中加强了对官方政策的集体影响，而且也改变了商人和各级清政府的关系”(30)。稍后，商部又曾解释设于乡镇的商务分所，“统隶于县城分会”，分所、分会与总会之间“分之则各自为部，合之则联成一气，譬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部位分明，血脉联属，毫无扞格不通之弊，然后可实收联络之效”(31)。这样，商务总会可以便利地通过分会和分所的联动机制，统一部署，联合开展政治、经济等各项重要的社会活动，将自己的势力与影响扩展渗透到众多县镇在内的广阔区域。

从实际情况看，天津商务总会和所属商务分会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各个分会的成立，均由总会呈报审批，分会拟订的章程如有不妥之处，总会则提出修正建议。总会还扮演上传下达的重要角色，如分会与官府之间有交涉事项，基本上都是由总会居间呈转，分会与所在州县知事发生冲突，则无不求得总会的帮助，并通过总会争取商部和督抚的支持。当然，天津商务总会开展的各项活动也离不开各分会的配合，如联络工商，调查商情，兴办商学，征集商品赛会之出品等，都要依赖各分会的支持才能顺利进行。不难看出，天津商务总会与分会之间关系密切，相辅相成，互为支持，共同发展。这种局面对缺乏下属分会的上海商务总会而言则是不存在的。

除拥有为数众多的商务分会外，天津商会自身的下属基层组织也具有不同于其他商会的特点。一般说来，清末民初商会的下属基层组织是工商同业团体，1918年《工商同业公会规则》颁布后，同业公会普遍建立，成为商会的主要基层组织。天津商会在清末民初的基层组织既与其他商会一样包括各同业组织，又有不同于其他商会的特点，即拥有许多名为工商同业研究所(包括研究会、公会)的基层组织。据天津商会档案文献记载，清末民初天津新成立的工商同业研究所有近二十个，主要由同业商人组成。之所以要成立这样一种新型同业团体，其目的不外乎联络同业，兴利除弊，合群合力，保护同业利益。例如1910年成立的门市布商研究所在简章第一条指出：“本所为兴利除弊起见，团结同志以谋公益，合群力以图改良。”该研究所成立之后，“每月结合同业团体，定期研究，提倡商业，而商等商业亦蒸蒸日上，互相攻击之念亦随冰消，此诚研究之功，年余之久，颇著成效”(32)。天津商务总会还曾向农工商部提出在各同业研究所基础上设立直隶商业研究总所，公议“研究物品，讲求制造，除商弊，利商益，振兴商业为宗旨”，但农工商部批示“应俟各处商会拟具禀报本部核夺妥订后，再行开办”(33)，而其他商会似乎在这方面的要求却并不十分积极。半年后，天津商务总会再次呈请设立商业研究总所，阐明振兴商务实业，抵制外货倾销，“开办天津之研究所尤为不可缓者也”，农工商部批示“查阅所拟章程，尚属可行，应准试办”(34)。

清末民初设立的此类天津工商同业研究所，从名称上很容易误以为是研究工商学理的团体，而实际上其主要功能不在学理研究，而是发挥经济方面的职能与作用，应该是传统同业组织向近代同业公会发展进程中的新型过渡性同业团体，也可以说与同业公会有许多相似之处。各同业研究所的成员都包含同业多数商家，有的由同业全体商家组成，能够代表该业群体利益诉求，既承袭了传统同业组织的许多功能，又体现出许多新时代特征。由于是天津商会的基层同业组织，各同业研究所与商会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一方面，各同业研究所建立时，都是通过商会转请官府立案；遇到有争议的事件无法自行调解时，同业研究所也往往请商会出面予以解决。另一方面，天津商会也常常主动指导各同业研究所开展相关活动。例如，1913年药业研究所建立时，天津商会曾专门提出三项需要讨论研究的具体内容，要求药业研究所“公同开议，深究邃讨，详为惠复”(35)。以工商同业研究所作为基层组织，在当时其他商会中极为罕见，可以说是清末民初天津商会组织系统的又一显著特点。

在自身组织制度建构过程中，天津商会在商会选举方面也反映出独有的个性特征。例如，清末民初上海、苏州等商会在初创时即实行了投票选举制度，而天津商会则坚持认为投票选举制不适合国情，只有“公推”或“公举”制最合乎情理。

《奏定商会简明章程》对商会选举并无具体规定，由各地商会在成立时“议订便宜章程”，报商部批准。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时期并无选举规定，及至上海商务总会成立时，开始在自订章程中对选举制度予以明确规定。总理、协理在会董中产生，由全体会董投票选举，得票数最多者为总理，其次为协理。会董在会员内选举。其具体操作方式均为“机密投筒法”，即由商会印发选举票，选举人填好选票后，投入筒内，当众开筒点清，宣布选举结果。这实际上是一种不记名投票选举方法。上海商会规定的投票选举制具有示范效应，随后成立的许多商会都采取了相似的选举制，苏州商会就几乎全盘照搬了上海商会的相关规定，连江苏锡金商务分会也“仿照上海总会推广办理”，规定总理、协理和会董均以“机密投筒法”选举产生。

清末民初天津商会一直坚持采取“公推”或“公举”制。商务公所设立时，规定“各行商业大者公举董事二人，小者一人”。天津商务总会成立后，也仍采取公推办法产生总、协理和会董。会董“援商务公所旧章，大行三、四员，小行一、二员，应由就地各商家公举为定”(36)，总、协理由会董公推。进入民国后，上海、苏州等地商会的投票选举制度已日趋完善，民国北京政府工商部也开始要求各商会实行投票选举制，但天津商会仍表示异议，认为“商会新章，民国现未颁布，前清旧章亦无限制选举明条”，并称“商会与他项机关有三不同”，不受政府之补助，不取地方之公款，总协理会董均不支薪水，因此不应强求票举。“如用票举，特恐百弊丛生，转失本来面目，商界一线自保之生机，则从此败坏也……佥以公推之习惯，万难一旦改革”(37)。当时，尚未见有其他商会围绕票举还是公推这一问题与工商部发生争议，只有天津商会坚持不放弃，可谓韧性十足。

1914年9月，北京政府颁布《商会法》，因受全国商会抵制，于次年加以修订后重新颁行。《商会法》明确规定商会必须实行投票选举制度，天津商会一度也曾向官厅阐明票举并不适合商会，公推才是最好的办法。在天津商会看来，政府颁布的《商会法》固应遵照实行，但商会具有特种性质，“较之普通人民选举必造具人名册者不同”，尤其“近年来天津票选，行为舞弊，离奇怪状，罄竹难书，倘故辙复蹈，商业前途，何堪设想!”另外，天津“商务繁盛甲于他处”，赖商会多方努力，方能维持。“若遵新法票选，倘举非其人，特恐正直大商避而去之，关乎商务前途，良非浅鲜”。因此，天津商会恳请官厅“对于天津准予特殊办法，仍行公推”(38)。由于《商会法》对投票选举制有明确规定，天津商会的请求被明确拒绝，不得不在新订《天津总商会章程》中，根据《商会法》条文拟订了投票选举的相关内容，并在1918年3月首次采用投票的方式选举了会董和正、副会长。

天津商会实行投票选举制之后也并非一直顺利，甚至在1934年发生过一次影响较大的改选纠纷。当时的天津商会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很好地发挥促进商业发展和保护商人利益的作用，而且逾期未改选，激起商人强烈不满。作为商会基层组织的数十个同业公会联名向实业部指控天津商会“延不改选”，职员涣散，延误要公，要求“令饬该商会职员，即日停止本职，另由各业公会改选负责职员，组织健全市商会”(39)。面对同业公会的指控，天津商会表示逾期未改选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同业公会不配合，将责任推给了同业公会。双方你来我往，在报章上发表声明和宣言，互相攻诘，言辞日益激烈。由于类似商会与同业公会发生严重分歧和冲突的事件在全国罕见，因而格外引人瞩目。随着事态发展，“有愈益纠结，不可收拾之势”，天津党政当局不得不介入处理此次旷日持久的商会改选纷争。及至次年1月底，终于召开选举大会，选出天津商会新一届职员，当选者绝大部分为新人，可以说这场改选纷争最终促使天津商会的领导成员焕然一新。

三、近代天津商会的地位演变及活动影响

民国元年底，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经北京政府工商部批准成立，实现了自1907年即开始筹设但未获成功的设立全国商会的愿望。在成立全国商会联合会的筹备会上，南省与北省商会代表的意见曾出现分歧。需要说明的是，在清末发起成立全国商会联合会的是上海商会，民国建立后汉口商会也加入成为发起者，天津商会等北方商会只是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上海和汉口商会初拟的全国商会联合会简章，规定在各省设立全国商会联合会事务所，总部设在上海。北省商会代表则不同意这一安排，认为上海虽为全国经济中心，可称是南北各省之总枢纽，但“北京地处中央，凡有直接政府事件，就近地核办，似较远隔数千里之程途诸多便利”(40)。南省商会代表则坚持应设在上海，因为商会的主要职能是联络工商，发展实业，当然应设在工商业最发达的上海。双方争持不下，第一次筹备会议未能达成一致。会后，“北五省、东三省商界代表假京商会开茶话会，系议争联合会地点”。很显然这一分歧如不解决，将直接影响全国商联会是否能顺利成立。参与其事的有识之士不无忧虑，从中斡旋，上海商会代表的态度有所转圜。第二次筹备会议得以“公决本会设于北京，设总事务所于上海，分设事务所于各省、各侨埠”，由“总事务所办理会中一切事宜”(41)。如果不了解上述内情，将难以理解全国商会联合会为何会有这样奇特的设置，实际上是南北派系在争议中互相妥协折中的结果。筹备会议同时还议定各省事务所的设立地点，“总以交通便利，商埠繁盛之区为宜”，并不一定限于省城”(42)。于是，全国商会联合会直隶省事务所并未设在省城保定，而是设在了天津。1913年4月，天津商务总会“分函全省商务总分会遴选责任代表克期来津组织一切，计先后各会到者有七十八处之多”，推举了全国商会联合会直隶省事务所名誉干事，天津商会卞荫昌被公推为干事长，保定商会冉凌云和天津商会杨万选出任主任干事(43)。

1914年3月，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上海商会的周金箴当选为会长，向瑞昆(北京商会)和贝润生(上海商会)二人当选为副会长。1915年底周金箴升任沪海道道尹，贝润生辞职，临时改选北京商会张弼士为会长，朱葆三为副会长，以补缺席。可知新成立的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正副会长人选，最初是以南省派系为主，不久由北省派系的北京商会主导，天津商会则无人担任正、副会长，其实力和影响似乎未能充分展现。

1916年8月，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选举第二届会长时出现了较为严重的纷争，全国商会联合会直隶事务所的几位干事成了纷争的主角。据报道，天津商会属下高阳商会会董、直隶事务所干事杨木森企图攫取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要职，与事务所主任干事冉凌云、干事张兴汉等人私下多所谋划，冉凌云、张兴汉在投票选举时屡有不当言论，致使会长选举发生纠纷乃至冲突，无法正常进行，受到许多商会代表的批评与谴责。天津商会并未参与此次谋取会长职务的幕后行动，并在纷争发生后公开批评杨木森、张兴汉等人“竟因会长之私利，启无限之争端，甚至蛮行扰及会场秩序，污我商界联合会至有不名誉之点，良堪痛惜”(44)。不难看出，天津商会虽系北派领头商会之一，但面对全国商会联合会会长选举舞弊这样的重大问题，不仅未受南北派系影响，而且公开提出批评，实属难能可贵。本次选举的结果是汉口商会的吕逵先当选为会长，杨木森、赖培恩(甘肃商会)当选为副会长。选举结束后，天津商会又通报全省各县商会不承认杨木森担任副会长，“一俟过半数之赞同，即行呈请取消”(45)。

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原定1918年在汉口举行，后临时将会议地点改为天津。这次大会选举天津商会卞荫昌为会长，贵州商会张维镛为副会长，另一副会长空缺。卞荫昌、张维镛就任后补选张兴汉为副会长，但许多商会指责选举违法，农商部也不认可。本届代表大会的正副会长选举，上海和汉口商会均无人当选，北省派系明显占据上风，故包括卞荫昌本人在内都受到批评。面对批评和质疑，卞荫昌在就职仪式上表示：“鄙人就职，乃为会中大局就职，非因鄙人个人就职……鄙人人微名轻，本不足充会长，今日之就职，乃以会务为前提。”(46)在此后数年里，卞荫昌一身二任，既是天津商会的会长同时又是全国商会联合会的会长，天津商会的地位与影响也随之进一步提升。

在此之前，作为北省派系的领衔商会，天津商会以及设于该会的全国商会联合会直隶省事务所，就曾发起过得到全国商会响应的重要活动，发挥了值得重视的作用与影响。受到民初舆论关注的商会调停国民党与进步党之间的党争，就是由直隶省事务所倡导而发展成为全国商会的一致行动。全国商会联合会发布的通告指出：“由商会联合会直隶省事务所发起调停两党之议，电达各省征求意见，旬日之间，全国一致表示赞同。”(47)另据相关记载，此项动议最初系由高阳商会于1913年5月间提出。该会鉴于“刺宋、借款两案发生，南北猜疑，两党交讧，朝野鼎沸，岌岌可危，影响流播，市面萧条，金融因之停滞，而商业首蒙其害，拟陈请全国商会直隶省事务所干事长通电各省联合会，征求意见，设法维持，以靖人心”(48)。随后在高阳商会的提议下，全国商会联合会直隶省事务所干事长卞荫昌“召集干事会讨论进行办法，议决通电各省商会联合会征求意见，俟回电如何再定进止”。通电发出后，获得全国绝大多数商会的支持。直隶事务所派代表进京与国民党和进步党人士进行了接洽，“两党鉴于商会爱国之苦衷，皆愿受调停，早定大局，藉固国基，并承认商界为第三者云”(49)。

在天津商会和全国商会联合会的共同安排下，各省商会代表先到天津汇聚，然后到北京展开调停。据统计，全国有十三个省份的商会联合会事务所和商务总会派代表参加，总计三十佘人。代表入京后向社会各界发布通告书，说明“国基安危所关，即人民生命所系，商民等以利害切己，在商言商，爰集合各省商会代表，为两党调和”，希望两大政党“忍痛须臾，略相让步”(50)。经过近一月的努力，国民党和进步党就借款、内阁、宪法、总统等问题达成了初步协议。从实际情况看这个协议并无效力，但经由全国商会联合会直隶事务所发起的这一活动，对于商会而言并非没有任何作用。此次调和党争称得上是商会独立开展的重要政治活动，扩大了商会的政治影响。正如张謇所说：“商人维持政局，为吾国轫举。”(51)

随后，因南北政争，兵连祸结，人民流苦，商业凋残，天津商会又在北京商会的联络下，共同发起推动南北议和。1918年6月，北京商会致函天津商会，历数局势危迫，“民国隐患所关，商民生命所系”，商会不得不出面推动南北议和，以实现和平，“冀贵会同意协力进行”。天津商会立即回复：“贵会公函，词旨痛切，本会极端赞成，自当同意。”北京商会后又发起成立全国和平联合会，也致函天津商会“请加入发起，共策进行，以匡不逮”，同样获得积极响应。天津商会还认为“兹事关系如斯其重，必须推举代表得人，方能达吾工商业渴望和平之苦心”，为此郑重推举时任商会副会长的卞荫昌“躬亲与议”(52)。

在近代反帝爱国运动中，天津商会最初的表现曾受到舆论批评。例如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在上海兴起之后，全国各地的商人商会群起响应。天津商会则认为，抵制美货致使商家“购者停滞难销，已定而未出者，亦不能临期退回，种种为难，于天津市面殊多未便。窃思我津商人当此创巨痛深之后，实不能再受此扰累。为此，公议传单知会各行，凡有天津生意，一切照常交易，万勿为浮言所动，以期保全市面”(53)。天津商会的消极表现显然是为了维护刚刚恢复的天津市面，但难免会受到舆论的批评。

在此之后，天津商会在反帝爱国运动中的表现明显由消极转为积极。1915年6月，“驻津法领事强占租界范围以外迤南毗连我国土地老西开一带房地，意图收归租界”。天津商会对于这种侵占中国土地的行为坚决予以抵制，发起“组合本地商民成一公司，收买此项土地作为人民公有，其将来如何处分由大会公决，而应得之利即归大家分配，既得利益又保国权”(54)。同时，召开维持国权国土大会，商议抵制办法。会后成立维持国权国土会，由天津商会的卞荫昌任会长。抗议斗争持续了较长时间，在一片反对声中，驻津法国领事竟在1916年10月带兵强占老西开，拘押九名华警，更是激起了强烈的民愤。天津商会紧急议决停止对法贸易，并急电全国商会联合会总事务所、各省商会联合会转各总商会，阐明“本省商民誓与法国停止交易，力恐不逮，泣求全国同胞死力抵制，以雪国耻，而挽主权”。许多商会积极支持天津商会的这一行动，表示“极端同意，即祈努力进行，并请有始有终，坚持到底”。吉林团体联合会也大力声援，呼吁法国侵占的“土地虽在天津，国耻有关全国，影响至为密切，直亡即是国亡”(55)。此后，这场抗议斗争不断扩大规模，华人举行罢工，法租界几至瘫痪。最终这一抗议斗争虽未达成预期目标，但也迫使北京政府始终不敢承认法国强占老西开的合法性，成为中法之间的一个外交悬案。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天津商会的积极表现甚至远超上海商会。运动之初，上海商会因“佳电”风波受到商界和舆论的严厉抨击，陷于四面楚歌的严重困境。天津商会则态度鲜明，积极行动，组织商界踊跃参与这一爱国运动，在全国商会中显得十分突出。天津商会先是向巴黎和会中国专使致电表示，必须将青岛收回，随后更不顾直隶官厅的训令，公开领导商人罢市。全国商会联合会直隶省事务所絜衔天津商会致电各地商会，呼吁“国亡在即，千钧一发，用特电恳贵会，合词严请挽此危局，借收人心”。同时向天津商人发出罢市布告：“本会鉴于人心趋向，局势危迫，无可挽回，当即决定自明日起罢市，望各商号一律办理，以待政府解决。”(56)由商会公开发出布告组织商人罢市，在其他地区均无先例，甚至在整个中国近代历史上也绝无仅有，充分体现了天津商会领导人的爱国热情与勇气。

天津罢市震动了当时的北京政府，内务部令天津警察厅告知天津商会，其所提要求已达到，应立即停止罢市，恢复营业。天津商会本拟通知商人复市，但遭到爱国学生反对，紧急商议后再电北京政府，提出：“本日夜十二钟前，中央如无明令对于曹、陆、章严行依法惩办及实力保护爱国学生到津宣布，国亡死且无日，何有商业可言……在此相当时间无正当允准，商民惟有同归于尽。”当晚北京政府未有电复，天津商会于次日晨第二次发出罢市布告：“望各商号自今日起仍行继续罢市。”于是，天津商家“复为二次之休业，其一种坚决之气象，较比第一次尤为整齐”(57)。直至北京政府下令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公开承诺保护学生，天津商会才发出布告，宣布“罢市目的已达”，即日起一律开市照常营业。

五四运动期间，天津商会还积极参与其他一些爱国活动。如与各界共同倡导成立各界联合会，卞荫昌被选为联合会会长，组织开展各项相关活动。又如配合天津学生联合会，组织商人参与抵制日货运动。同时，大力提倡国货，促进民族工商业发展。与清末抵制美货运动中天津商会表现平平“为他埠之所耻笑”相比较，五四运动期间天津商会的上述表现，明显更为主动、更为积极，可以说是天津商会在反帝爱国运动中的一大进步。

正因为天津商会在五四运动期间的反日斗争中表现十分积极，尤其是副会长卞荫昌担任领袖角色，不仅出任天津各界联合会会长，也是反日爱国民众团体“救国十人团”总负责人，早就遭致日方忌恨。五四运动前天津商会正会长叶登榜一直未履职，运动期间直接辞职，卞荫昌代为主持会务，当年11月天津商会全体会董投票选举卞荫昌为会长。舆论称当选会长者，“乃名誉素著之卞君月庭也，可谓推举得人，公道自在人心矣”(58)。然而，对卞荫昌一直忌恨在心的日本驻津总领事船津辰一郎，却坚决反对卞荫昌出任天津商会会长，先向直隶交涉公署施压未果，接着致函农商部直言不讳地声称卞荫昌乃反日团体联合会“主动之人”，“并为十人团团长”，是津埠排日风潮关键人物，并以此为理由蛮横无理地要求农商部罢免卞荫昌的会长职务(59)。农商部将该函转发天津商会，要求“慎重相处，勿令发生重大交涉”。外国领事直接干涉商会会长的选举，并要求中国政府罢免依法当选的会长，类似事例在近代中国仅此一例，却不幸被天津商会所遭遇。

面对突发外来干涉，天津商会旗帜鲜明毫不妥协地进行了抵制与回击。天津商会为此召开特别会议，全体会董群情愤激，“佥以商会为法定机关，依法选举，无论何人不得干预”。随后呈文国务院、外交部，指明日领事的干涉行动，“实足以侵我国权，扰害商务”，要求按照国际通例，转请日本政府将该领事撤换。同时，向各省商会联合会、总商会、省议会、教育会、各团体、各报馆发布通电，希望得到声援和支持。天津商会的抵制行动率先获得本埠各团体支持，木业和茶叶两公会、商业联合会纷纷表示：商会选举属我国之商权，日领事出而干涉，侵犯我国权和商权，务请商会坚持抵抗到底。直隶省议会也致电国务院和农商部，请求严词拒绝日领事的无理要求。湖南总商会、兰州商会、甘肃商会联合会事务所、宁河县商会相继复函天津商会，阐明商会系合法团体，选举依法进行，“不特外人不得干涉，即我行政长官亦无干涉之必要”，呼吁商界“一致进行，非达到目的不止也”(60)。在此情况下，农商部不可能罢免卞荫昌的会长一职，实则拒绝日领事的要求。当然，天津商会撤换日领事的要求也难以实现。

值得说明的是，天津商会抗议日本领事干涉商会选举的这场斗争，得到社会各界各团体的支持，既体现了商会对外人干涉不妥协不屈服的斗志，也促进了天津工商各界的团结与协作，提升了维护国权与商权的决心和信心。新当选为会长的卞荫昌，不仅没有因此而被罢免，反而通过这场抗议行动获得广泛同情和支持，声誉倍增。天津商会也在抗议行动中得到本地各团体和全国商会的声援，其声势和影响进一步得到增强，这一情形在近代天津商会的发展历史上并不多见。

在经济方面天津商会也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与影响，特别是在平息清末金融危机，稳定社会经济生活方面，天津商会发挥的重要作用较诸其他商会更为突出。如前所述，天津商务公所正是为此而建立，随后提出四大政纲，在袁世凯的大力支持下努力实施，最终使庚子事变后严重的金融风潮得以缓和，赢得广大商人的称赞。但在此之后，直隶现银严重短缺这一根本问题并没有彻底得到解决，危机仍会再次出现。官府采取禁止运银出关的紧缩政策，各铸银炉房搀铜搀铅非法牟利，成色降低，商家受亏，更加剧了现银短缺，至1908年终于爆发了震动中外的银色风潮。此时无论中外银行还是商家铺户，均为减少亏损，所收现银不予兑换，欲在银色提高后再出兑。然而结局却相反，现银积累越多，银色愈益降低，“客商买卖不停而停，人心惶恐已极”，天津乃至周边地区又一次遭遇极为严重的金融危机。“面对着这种危局，天津商会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仿照上海成立公估局；二是恢复钱商公会；三是妥善解决外商银行积存低色老化宝”(61)。公估局经官府批准设立后，负责公估银两，华洋官商一律通用，不得拒绝。钱商公会恢复设立，对各钱商予以规范和约束，违者予以处罚。后开办京申汇票行市，使银钱市场逐渐恢复正常。另外，在清末还曾出现严重铜元危机，价值一落千丈，天津商会也出面力予维持。具体措施包括：严禁外地铜元入京，开铸小铜元，后议决停止使用铜元，改用银元银两交易。通过这些措施，最终使铜元危机得以缓解。

最后不得不指出，进入1930年代以后天津商会似乎步入艰难发展时期。作为地位与影响仅次于上海商会的天津商会，自1934年出现严重选举纠纷，虽经地方官厅干预于当年底完成了改选，但并没有使商会走上正轨。随后一年“内部即呈纷歧现象，组织已不健全，会务势难进行”(62)。1936年8月天津市政府决定成立商会整理委员会，对商会予以整理和改组。整理委员会提出整理办法与实施草案，阐明天津商会发展历程及现状：“津市商会最初颇盛，商民重视，团体坚固。嗣后，渐见散漫。最近数年纠纷时起，两年之间再度整理，实商会之不幸，团体之瑕玷。”整理委员会还分析了天津商会为何“由盛而衰，由衰而疲”，认为其“病源不外三者：一曰人才缺乏，虽有领袖无法指挥；二曰钱财不裕，虽有计划无法实施；三曰章制未善，虽具优点终多扞格。……复因人谋不臧，未能遵守常轨，推诚协作，终至漫如散沙，全局瓦解”(63)。及至1937年2月进行了执行委员、常务委员选举，并制定一系列新规章，天津商会才完成整理，但随着全面抗战爆发和华北沦陷，天津商会即使完成整理也无法照常发挥应有的作用与影响。

结语

近代的天津，作为首都北京的政治与军事屏障，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时又是政治、经济和文化均堪称发达的通商大埠，在中国近代史上处于全国领先的地位，深刻塑造了近代中国北方的发展格局，并在多个领域引领了全国的近代化进程。在此环境下孕育和发展的近代天津商会，势必也体现出不同于其他商会的特点、地位及其影响，成为中国近代具有标杆意义的重要商会。

天津商会在清末的诞生即不同于一般商会，其前身是新成立的天津商务公所，系由天津商董提出请求，在直隶总督袁世凯的大力支持下于1903年得以设立，次年改组为天津商会。在组织架构方面天津商会具有明显地域特征，不仅有为数众多的商务分会和商务分所，而且拥有许多名为工商同业研究所(包括研究会、公会)的基层组织，这在全国其他商会中都不曾有过。一直坚持采取“公推”而非票举方式推选领导人，也是天津商会不同于全国绝大多数商会的制度性架构。

天津商会在华北乃至全国商会中的重要地位与影响在许多方面均有体现。民初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成立，1918年第三届代表大会在天津举行，卞荫昌当选为会长，天津商会的地位与影响随之进一步提升，积极发起和参与令人瞩目的政治活动。1913年在直隶事务所的倡议下，全国商会联合会开展了调和党争活动，被称为商人维持政局的创举。1915年天津商会领衔各界从事反对法国强占老西开斗争。五四运动期间，天津商会两次向各业商家发出罢市通告，这种公开组织商人罢市之举在全国均无先例，在近代史上所产生的影响极为显著。五四运动后，天津商会坚持抵制和抗议日本领事干涉商会会长选举，获得全国商会和工商团体的声援。在经济方面，天津商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对平息金融风潮，缓解铜元危机，稳定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不可替代的积极影响。

概而言之，在近代为数众多的商会中，天津商会是特色鲜明，地位重要，在许多方面都曾发挥显著作用与影响的重要商会。

注释：

①郑起东：《清末“振兴工商”研究》，《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3期。

②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页。

③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第21～22页。

④由于这一特殊原因，商会史研究论著一般都认为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和天津商务公所是上海商会和天津商会的早期发展形态。《江宁商务总会公议试办章程》称：“本会原名曰江南商务公会，其始缘由江南商务保商总局刘道宪委员分往宁垣各业劝导组合……此本会发起之基础也。”(《奏办江宁商务总会公议试办章程》，《江南商务报》1906年第1期)依此说南京商会似乎也是由先前设立的公会改组而成，但有关这个江南商务公会的记载很少，难以了解其具体情况。

⑤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等编：《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

⑥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等编：《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册，第47页。

⑦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第334页。

⑧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第332页。

⑨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第2页。

⑩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等编：《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册，第49页。

(11)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第3页。

(12)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等编：《上海总商会组织史资料汇编》上册，第49页。

(13)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第3页。

(14)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58页。

(15)《商务公所宁世福等禀请选派能员接办商务奉批》，《北洋官报》1903年第110期。

(16)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第346页。

(17)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第31页。

(18)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第31页。

(19)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第33页。

(20)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第35页。

(21)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第84页。

(22)胡光明：《论早期天津商会的性质与作用》，《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

(23)胡光明：《论北洋时期天津商会的发展与演变》，《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

(24)章开沅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2页。

(25)章开沅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第70页。

(26)章开沅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第73页。

(27)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第265页。

(28)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4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514页。

(29)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第192、196、225页。

(30)陈忠平：《商会与近代中国的社团网络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99页。

(31)章开沅等主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1辑，第73页。

(32)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1册，第141、142页。

(33)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第316、318页。

(34)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第320页。

(35)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1册，第173页。

(36)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第45页。

(37)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1册，第8、9页。

(38)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1册，第680页。

(39)《市五十三业公会电实部根本改选商会》，(天津)《益世报》1934年7月2日。

(40)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第296页。

(41)苏州市档案馆：《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历史档案》1982年第4期。

(42)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第298页。

(43)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1册，第376～377页。

(44)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1册，第547页。

(45)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1册，第550页。

(46)《商会联合会会长就职纪》，(天津)《大公报》1918年6月3日。

(47)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1册，第526页。

(48)《商会联合会调和两党纪事》，《中国商会联合会会报》第1年第1号。

(49)《商会联合会调和两党纪事》，《中国商会联合会会报》第1年第1号。

(50)《商会联合会调和两党纪事》，《中国商会联合会会报》第1年第1号。

(51)《商会联合会调和两党纪事》，《中国商会联合会会报》第1年第1号。

(52)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4册，第4534、4535、4539页。

(53)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下册，第1888页。

(54)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4册，第4699、4698页。

(55)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4册，第4704、4705、4710页。

(56)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4册，第4722、4723页。

(57)《二次罢市之见闻》，(天津)《益世报》1919年6月13日。

(58)《时评二》，(天津)《益世报》1919年11月8日。

(59)《日领干涉商会会长之无理》，(天津)《益世报》1919年11月17日。

(60)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1册，第65、62页。

(61)胡光明：《论早期天津商会的性质与作用》，《近代史研究》1986年第4期。

(62)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28—1937)》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8页。

(63)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28—1937)》上册，第89～90页。

转自《天津社会科学》2025年第5期

自20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西嶋定生提出汉代皇帝“二重身份”说之后，汉代“皇帝”和“天子”两种名号不同即位礼及其功能等，成为中外秦汉史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是学界分析汉代君主神圣地位、“公私”职责分野的一大路径。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二重即位”说表现出强烈兴趣。由于相关讨论缺乏实质性证据，目前对此问题仍是见仁见智，亟待将研究引向深入。学界对“二重身份”说的争论仍有局限性：多从《续汉书·礼仪志》引《尚书·顾命》的解读出发展开讨论，忽视考察相关政治历史情境；只关注汉朝内部皇位继承情况，而未考量两汉之际诸政权更替背景下的即位情况。

在两汉之际“天命断裂”的历史缝隙中，出现皇帝号、天子号共存，且有明显区别的现象，隐含其政权合法性建构的重要信息，为“二重名号”和即位的存在提供证据。刘秀建立东汉王朝时的即位礼环节、意涵与汉朝内部皇位继承的即位礼有所不同，是分析“二重名号”的新案例，也是东汉王朝区别于当时其他割据政权的表征之一。刘秀称“帝”体现对“王者受命”思想逻辑的构造，显示东汉王朝独特的建国路线。

一、《白虎通》的“皇帝天号”、“天子人爵”

“皇帝”号始创于秦始皇，始皇议尊号时称“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秦始皇认为，“皇帝”号对应其旷世功业。“皇帝”名号在创立之初，与先秦的“天子”号在意涵上有差异。“天子”之下有诸侯，对应封邦建国之制。始皇既废分封，朝无诸侯，必不称“天子”，故始创“皇帝”号，以“统治万民”的新身份，对应理论上能够支配万民的郡县新制。西汉建立郡国并行制度，复用“天子”名号，重建“天子—诸王”的政治秩序。西汉对“皇帝”、“天子”作出义理上的区分，《新书·威不信》称：“古之正义，东西南北，苟舟车之所达，人迹之所至，莫不率服，而后云天子；德厚焉，泽湛焉，而后称帝；又加美焉，而后称皇。”王者建立统治后，先称天子，然后称帝，最后称皇，体现功德渐进之序。《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云：“明此通天地、阴阳、四时、日月、星辰、山川、人伦，德侔天地者称皇帝，天佑而子之，号称天子。”二号区别是“侔天地”和“低于天”：“皇帝”是功业至高，比于天地；“天子”受命于天，地位居于天之下，是可变、有限的。

值得注意的是，东汉时期流传的文献多凸显“皇帝”、“天子”称号上区别，二者呈现政治理念之异。《尚书璇玑钤》载：“帝者天号，王者人称。天有五帝以立名，人有三王以正度。天子，爵称也。皇者，煌煌也。”《易纬乾凿度》卷上：“孔子曰：易，有君人五号也：帝者，天称也。王者，美行也。天子者，爵号也。”《孝经钩命决》：“三皇步，五帝骤，三王驰，五霸骛。或称帝王。接上称天子，明以爵事天。接下称帝王，明以号令臣下。”《易纬》：“帝者，天号也，德配天地，不私公位，称之曰帝。天子者，继天治物，改政一统，各得其宜，父天母地，以养生人。”上述纬书形成于哀、平、新莽之际，保留西汉今文经学思想，反映两点内容：其一，“帝者天号”突出皇帝“德侔天地”的性质。《易纬坤灵图》载：“故德配天地，天地不私公位，称之曰帝。”《逸周书·谥法解》：“德象天地曰帝。”《春秋运斗枢》：“五帝修名立功，修德成化，统调阴阳，招类使神，故称帝。”应劭《汉官仪》：“皇者，大也，言其煌煌盛美。帝者，德象天地，言其能行天道，举措审谛。”其二，纬书强调皇帝和天子都是“名号”，前者是天之号；后者是爵号，即人之号。

汉代政治推崇“深察名号”，以名号为实施制度礼仪的基础，由“名”方能定“实”，确定政治秩序：“治天下之端，在审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号。”汉章帝召开白虎观经学会议，为厘清皇、帝、王、天子等政治名号。现存《白虎通》将皇帝、天子置于“号”和“爵”之下定义。号是“功之表”，“皇帝”属于号，“天子”属于爵：

帝王者何？号也。号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号令臣下者也。德合天地者称帝，仁义合者称王，别优劣也。《礼记·谥法》曰：“德象天地称帝，仁义所生称王。”帝者天号，王者五行之称也。皇者，何谓也？亦号也。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人之总，美大之称也。时质，故总称之也……号之为皇者，煌煌人莫违也……或称天子，或称帝王何？以为接上称天子者，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称帝王者，明位号天下至尊之称，以号令臣下也。

天子者，爵称也。爵所以称天子何？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载，谓之天子，上法斗极。”《钩命决》曰：“天子，爵称也。”帝王之德有优劣，所以俱称天子者何？以其俱命于天，而王治五千里内也……爵者，尽也。各量其职，尽其才也。

“帝王”是作为“表功明德，号令臣下”的号，表明德合天地、至尊至大至美之义，具有绝对性和唯一性，侧重“权力”。同时，“德合天地者称帝，仁义合者称王，别优劣也”，称帝与否，区别在于功德优劣；“帝王之德有优劣，所以俱称天子者何？以其俱命于天，而王治五千里内也”，称天子与否，似乎无关功德优劣，而取决于是否受命于天（《易纬乾凿度》所谓天子“继天理物”），能否治理一定范围的土地。该天子观与“皇帝”有差别。“天子”是“量其职，尽其才”的爵称，扮演天的代理人角色；与王、公、侯等爵称相似，职能是有限、承袭的，侧重“义务”。此为分封、宗法制度下对“天子”的理解。

受纬书影响，《白虎通》建立“皇帝天号”对应“德配天地”，“天子人号”对应“继天理物”的二分框架。东汉文献多沿用此定义。在强调“深察名号”的汉代，作为政治名号的“皇帝”和“天子”，含义不断发生变化。在皇帝、郡县体制初步确立，又尚未完全摆脱分封制的早期大一统王朝时代，“皇帝”和“天子”尽管经常混用，但仍保留各自的历史特点。该特点在政治变局中趋于显著，尤其在西汉末、新莽、东汉交替时刻。

二、两汉之际“天子”号与“皇帝”号的使用

东汉人对“皇帝”与“天子”称谓的区分，可能与两汉之际各政治势力对两种称号的认识和建构有关。纬书虽颁定于东汉建武后期，但大部分谶文自西汉末年已经流行。两汉之际，自立为王者多援引谶纬作为政治合法性的依据。纬书中常见关于“皇帝”和“天子”的叙述，各方势力对两种名号的选择，有其理由。

（一）诸侯多称“天子”而王莽称“皇帝”

西汉末年至新莽末年，在反抗王莽统治的各方势力中，不少人建制称王。史载这些人多称“天子”。如西汉东平王之父严乡侯刘信，居摄二年（公元7年），“（翟）义举兵并东平，立信为天子。义自号大司马柱天大将军”。舂陵义军领袖刘玄，地皇三年（公元22年）二月“立刘圣公为天子”。前钟武侯刘望，地皇三年“八月，望遂自立为天子”。王郎，更始元年（公元23年）“（故赵缪王子）林于是乃诈以卜者王郎为成帝子子舆，十二月，立郎为天子，都邯郸”。前安定公刘婴，建武元年（公元25年）春正月“平陵人方望立前孺子刘婴为天子”。宗室刘盆子，建武元年六月“赤眉立刘盆子为天子”。

上述情况比比皆是，如建武元年至五年内：“刘永自称天子”；“铜马、青犊、尤来余贼共立孙登为天子于上郡”；“及刘永死，步等欲立永子纡为天子，自为定汉公”；“卢芳自称天子于九原”。值得注意的是，《后汉纪》更始元年载“秋八月，故钟武侯刘望据汝南，自立为定汉王，严尤、陈茂皆归之……冬十月，刘望自立为天子，严尤为大司马，陈茂为丞相”。又“彭宠自立为燕王，李宪自称天子”。刘望先自立为“定汉王”，后自立为“天子”；李宪本来号“淮南王”，再称“天子”，同时彭宠称“燕王”。可见天子、王、公、大将军等政治名号在当时清晰明确。

“天子”是实号而非虚泛指称。以《东观汉记》载更始帝刘玄即位为例，地皇三年“朱鲔立坛城南淯水上，诣伯升。吕植通《礼经》，为谒者，将立圣公为天子仪以示诸将。马武、王匡以为王莽未灭，不如且称王。张卬拔剑击地曰：‘称天公尚可，称天子何谓不可！’于是诸将军起，与圣公至于坛所，奉通天冠进圣公。于是圣公乃拜，冠，南面而立，改元为更始元年”。首先，在城南淯水上立神坛，举行祭天仪式，当属“天子”即位礼。其次，精通礼学的吕植设计“天子”礼仪，包括奉“通天冠”——天子之冠。最后，马武等人主张应称“更始王”，众人在“天子—诸王”的分封名号下讨论此事。《东观汉记》为东汉官修史书，记载应当可靠。刘玄即位时，被明确冠以“天子”号，在彼时有典型性。称“天子”者多能分封诸侯，如更始帝分封绿林将帅、舂陵宗亲，分封行为符合“天子”身份。

史籍多称天子、不称皇帝的现象，是否东汉当朝因这些势力未能入继汉统而作出的特定史书笔法？细考未必。第一，不同史书记载同一人统称“天子”。第二，对东汉后期作乱自立者，史书同时出现“天子”、“皇帝”两种名号。称“天子”者有张纯、马相、阙宣、袁术，称“皇帝”者如盖登、李伯、戴异、李坚、裴优。起事者有称天子，又有称皇帝，说明这些名号可能是如实记录，未必与是否继统有关。其时，“天子”号不管是自称，还是被别人拥立而称，都是各政治集团的自称，可能不是后来史书的追述。起事者虽然后来也有个别称“帝”的，如更始帝，但本文关注的是，其初次起事时皆采取“天子”名号。“天子”是初举义旗、合法化政权、谋求民心支持的名号，特殊政治意义值得注意。

再看《汉书·王莽传》记载王莽即位时采用的称号。元始五年（公元5年）十二月汉平帝去世，王莽掌控朝政，称“居摄”。当时发生“丹书著石”的符命事件，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王莽说：“朕深思厥意，云‘为皇帝’者，乃摄行皇帝之事也。”后又出现两宗符命：“汉氏高庙有金匮图策：高帝承天命，以国传新皇帝。”“大神石人谈曰：‘趣新皇帝之高庙受命’”。符命皆称王莽为潜在的“皇帝”。于是居摄年间，王莽的名号从“安汉公”改为“假皇帝”。群臣上奏称：“郊祀天地，宗祀明堂，共祀宗庙，享祭群神，赞曰‘假皇帝’，民臣谓之‘摄皇帝’，自称曰‘予’。平决朝事，常以皇帝之诏称‘制’。”太后诏莽朝见，称之为“假皇帝”。时人言论中还有“今摄皇帝背依践祚”，“进摄皇帝子褒新侯安为新举公”，“摄皇帝遂开秘府，会群儒，制礼作乐”等。居摄二年，翟义起兵宣称“莽鸩杀孝平皇帝，矫摄尊号”，“尊号”即“皇帝”。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班固并未正面记载王莽“称帝”，而是用“顺符命，去汉号”等相对隐晦的说法表达此义。如王莽将妻王氏“立为皇后”，“以临为皇太子”，“中傅将孺子下殿，北面而称臣”等。上述说法表明，王莽在始建国元年登基时采用“皇帝”号。缕析元始、居摄到始建国年间王莽代汉过程，可知其基本采用“皇帝”为公开、正式的政治名号，极少使用“天子”称谓。即使王莽在居摄时期大量引用、效法周公居摄故事，也几乎不用周代的“天子”称谓，只用“皇帝”。其中原因恐怕不仅是封建、皇权的特性使然，还可能有“皇帝”号于“德配天地”和“改朝换代”的特殊意义。该现象与新莽末年诸侯多数自称“天子”的情况截然不同。

（二）刘秀“皇帝”号及其即位礼的两个步骤

尽管光武帝刘秀即位前，舆论多称其为“天子”，但在鄗城践祚时明确建号“皇帝”。《东观汉记》载更始三年夏，“六月己未，即皇帝位”。《后汉书·光武帝纪》载：

六月己未，即皇帝位。燔燎告天，禋于六宗，望于群神。其祝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眷顾降命，属秀黎元，为人父母，秀不敢当。群下百辟，不谋同辞，咸曰：‘王莽篡位，秀发愤兴兵，破王寻、王邑于昆阳，诛王郎、铜马于河北，平定天下，海内蒙恩。上当天地之心，下为元元所归。’谶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秀犹固辞，至于再，至于三。群下佥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

《后汉纪》载：“六月己未，即皇帝位于鄗。”杜笃《论都赋》：“立号高邑，搴旗四麾。”班固《两都赋》：“立号高邑，建都河洛。”傅毅《洛都赋》：“受皇号于高邑。”可见刘秀即位时“受皇号”，“号”指帝号，称“皇帝”无疑。即位前夕，刘秀问诸将“寇贼未平，四面受敌，何遽欲正号位乎？”耿纯回答“不正号位，纯恐士大夫望绝计穷”。冯异“遂与诸将定议上尊号”。寇恂击破朱鲔部将苏茂，“恂檄至，（刘秀——引者注）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诸将军贺，因上尊号，于是即位”。“移檄上状，诸将皆入贺，并劝光武即帝位”。“及河北平，（吴）汉与诸将奉图书，上尊号”。上述例子说明，刘秀即位的公开、正式说法是“受皇帝号”、“即皇帝位”。

刘秀即帝位的告天祝词中，又表达“成为天子”的心念。《春秋保乾图》载“建天子于鄗之阳”，谶记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是刘秀于鄗阳称天子的依据。《续汉书·祭祀志》记载即位告天祝文，刘秀自称“秀不敢当”，“秀发愤兴兵”，“秀犹固辞”，在天面前以名自称，以子自居，符合“父天母地”的“天子”之义。“爵所以称天子何？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子于父母，则自名也”，不称姓表示家族内部的称谓。祀天称某，是父子之礼类推至天子之礼的说法。刘秀即位仪式的祭天祝词中出现“天子”之说，应属于观念表达。

刘秀即位礼上出现“皇帝”名号和“天子”理念，即位过程似乎分为两个步骤。《续汉书·祭祀志上》：“建武元年，光武即位于鄗。”《后汉纪》：“六月己未，即皇帝位于鄗。改元为建武元年，大赦天下，改鄗为高邑。”杜笃、班固、傅毅的赋都提到，光武“受皇号”的地点在“高邑”。光武称帝后，将鄗改名高邑，邑指城邑，说明鄗县有邑，该邑对光武即位有重要意义。《春秋繁露》载“武王受命，作宫邑于鄗，制爵五等，作《象乐》”，光武改鄗为高邑，是为附会周武王“作宫邑于鄗（镐）”。可见“受皇号”与鄗之宫邑有密切关系。另外，史料多以县名指城邑。以此类推，刘秀“即皇帝位于鄗”应指鄗城即位。闻战檄、诸将入贺、奉图书、上尊号，是即位礼前的一系列政治活动，可能都在鄗城中进行。

《续汉书·祭祀志上》云“光武即位于鄗，为坛营于鄗之阳。祭告天地，采用元始中郊祭故事”。《后汉书·光武帝纪上》载，“光武于是命有司设坛场于鄗南千秋亭五成陌”。可知设坛场、祭告天地的“鄗之阳”、“鄗南”是在城邑南郊某处。刘秀在鄗南千秋亭举行祭天仪式，宣示成为“天子”的愿念。据《东观汉记》，坛场建于该年五月，即强华从长安奉赤伏符诣鄗之后，而不是《续汉书》所说的六月己未“即位于鄗”之后。一个月后筑坛完成，遂即位。“上尊号”所在的鄗城和祭告天地所在的鄗南，可能是两个场所，代表两种仪式。鄗城，段玉裁称在“直隶赵州柏乡县之县北二十里”，在今河北柏乡县固城店镇固城店村。“鄗之阳”在鄗南千秋亭五成陌坛场，今柏乡县龙华乡十五里铺。两地今相距大约4公里。

据此可推断刘秀即位的全过程：先在鄗城“正尊号”，为政治性即位礼；再到鄗南坛场告祭天地，征求天意，向天表达成为“天子”的心念，是神圣化即位礼。两场仪式虽在六月己未一天之内完成，却分为两步。当时更始帝仍在皇位上，天下未定，两场仪式被压缩在一天内，合乎情理。即位礼中，受“尊号”是刘秀最看重的第一步。受“皇帝”号是现实政治行为，而“天子”则是通过礼仪表达儒家合法化理念。当前者成为事实，后者才得以确认。称帝的对象是群臣，称天子的对象是上天，两种名号对刘秀建朝必不可缺。另外，时人多以“皇帝”称刘秀。建武晚年对光武一生作盖棺论定的泰山封禅文中，刘秀以“皇帝”自称，未提及“天子”。

“皇帝”是刘秀即位时的官方称号，称“皇帝”是其践祚最关键环节。此情况与王莽禅汉时采用“皇帝”号相似，却不同于新莽末年各方诸侯多数称“天子”的现象。刘秀大张“皇帝”号，似是迫于形势之举，亦有区别于彼时其他王者的用意。

三、“天子”与“皇帝”的不同意涵

逐一考察新莽末年自称“天子”的众诸侯政权如何构造其合法性，可更清晰界定“天子”称号意涵。对采用“天子”号的诸侯，以下分别列出身份背景及其合法性话语。

刘玄是舂陵戴侯曾孙，时人称：“宗室兴兵，除乱诛莽，故群下推立圣公，以主宗庙。”王郎自称：“朕，孝成皇帝子子舆者也。昔遭赵氏之祸，因以王莽篡杀，赖知命者将护朕躬，解形河滨，削迹赵、魏……盖闻为国，子之袭父，古今不易。”刘婴被拥立者认为“前定安公婴，平帝之嗣，虽王莽篡夺，而尝为汉主。今皆云刘氏真人，当更受命，欲共定大功”。刘盆子是城阳景王刘章之后，被赤眉军立为天子：“不如立宗室，挟义诛伐……求军中景王后者，得七十余人，唯盆子与茂及前西安侯刘孝最为近属……遂于郑北设坛场，祠城阳景王。”刘永是梁王刘立之子，梁孝王武八世孙，“以奉本朝之故，是以山东颇能归之”。卢芳自称武帝曾孙刘文伯，三水豪杰“以芳刘氏子孙，宜承宗庙”。卢氏以此为合法性：“过托先帝遗体，弃在边陲。社稷遭王莽废绝，以是子孙之忧……非敢有所贪觊，期于奉承宗庙，兴立社稷”。

可见，自称“天子”者无不强调汉宗室后裔身份，负有延续汉家天命的责任。王莽居摄时，翟义、刘信就提出“选宗室子孙辅而立之”的方案。彰显“宗室子孙”身份，是各家称“天子”的条件之一。严乡侯刘信是东平王刘云之子，云死，刘信兄刘开明继嗣王位，不久薨，刘信子刘匡嗣王位（居摄元年）。刘信被翟义立为“天子”，原因是在天下无“真主”的情况下，刘信作为东平王之父，具有天子血缘身份。分封体制中，“天子”是比“王”高一级的爵位。就分封制而言，诸侯王有成为天子的潜在资格。当天子无子可嗣时，可从王中推举，如惠帝去世，以代王恒入继；昭帝去世，以昌邑王贺继嗣；成帝去世，以定陶王欣接继。因此，当平帝无嗣，需在诸侯王中选出天子。平帝年间，舂陵侯刘敞、安众侯刘崇图谋反抗王莽，提出匡扶天下为宗室的责任：“崇见莽将危汉室，私谓敞曰：‘安汉公擅国权，群臣莫不回从，社稷倾覆至矣。太后春秋高，天子幼弱，高皇帝所以分封子弟，盖为此也。’敞心然之。”刘崇又称：“安汉公莽专制朝政，必危刘氏。天下非之者，乃莫敢先举，此宗室耻也。吾帅宗族为先，海内必和。”自高祖立白马之盟，“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汉诸侯王绝大多数为刘氏，在嫡长子继承制度之外，汉代分封制是刘氏永葆天命的辅助机制。在升为“天子”前，刘望是“定汉王”，李宪是“淮南王”，诸将也推举刘玄称“王”。他们在分封制下考虑名号问题。诸侯王是“宗室子孙”，当称霸者宣称是宗室时，即默认以“宗室—（侯—王）天子”为合法化路径，宣布具备成为天子的资格。这是当时默许的规则，遵循此规则的人成为“天子”而不是“皇帝”。

“王莽鸩杀平帝”的舆论由翟义、刘信最早传播，未必属实。它传达了两层意思：一是王莽新朝是不得天命的伪朝，二是汉代天命尚未终结。西汉末期，王莽代汉之举一度获得众多儒生士人支持，儒生解释为汉家失德、天命衰微而转移至新莽朝。王莽被视为贤德圣人，然而一旦相信“王莽鸩杀平帝”，王莽的形象便从圣人变为弑君者，新朝便从得天命之正变为不义的篡权。王郎称天子前说：“因以王莽篡杀，赖知命者将护朕躬……王莽窃位，获罪于天，天命佑汉，故使东郡太守翟义、严乡侯刘信，拥兵征讨，出入胡、汉。普天率土，知朕隐在人间。”此外，当时还有“前定安公婴，平帝之嗣，虽王莽篡夺，而尝为汉主”；“乃者，猾臣王莽，杀帝盗位”；“故王氏之贵，倾擅朝廷，能窃号位”；“故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鸩杀孝平皇帝，篡夺其位。矫托天命，伪作符书，欺惑众庶，震怒上帝。反戾饰文，以为祥瑞。戏弄神祇，歌颂祸殃”等说法。上述引文强调王莽“篡夺”、“盗位”、“矫托天命”，神明愤怒于王莽对天意的戏弄，忧虑汉子孙。虽然新莽暂时取代汉朝，但其建立的是伪朝，天命并未真正转移，仍属于汉，只不过趋于低落。新莽末年称天子者，皆以辅佐汉室为号召，希望以“天子”身份振兴衰弱的汉家天命。只有称“天子”才能与天命建立联系，此对天命衰而未绝的信念是称“天子”的思想基础。

另外，“宗室受命”观念还受到纬书“始祖感生”说影响。“感生”意思是圣人无父，感天而生。天有五帝，圣人是其母与五帝精血相感而生，所感之帝是感生帝。“夏，白帝之子。殷，黑帝之子。周，仓帝之子”。如后稷是姜嫄感天而生，因其无父，为周族“始祖”，其并非人之子，而是天子。感生的始祖，经历数十百年的积善累德，才会有某位王“受命”。谶纬中有刘汉“始祖感生”的建构，如《诗含神雾》：“含始吞赤珠，刻曰玉英，生汉皇。后赤龙感女媪，刘季兴。”“感生”说确认刘氏一族的神圣性，承认执政的正当性。唯刘氏是感生帝所生，刘姓宗室方可受命。“古之神圣人，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天子”之号，反映“感天而生”的思想，可概括为“天—感生帝—始祖—受命王—代代相授的天子”序列。

自称“天子”代表一种相信天命尚未终结、刘姓宗室将受命的观念。当时执信与否认此念者，角逐天下的舆论行为迥异。更始汉朝覆灭后，隗嚣与班彪有一场对话。隗嚣预言，如今会重现战国的“纵横之事”。班彪反驳称，形势绝非多国逐鹿，因为天命并未真正断绝，天命仍在汉。“假号云合，咸称刘氏，不谋同辞”，“百姓讴吟，思仰汉德”，天下民心所向，仍是汉家，即郅恽所言“刘氏享天永命”。如苏竟之见，汉天命从新莽迄今只是暂时缺断：“夫孔丘秘经，为汉赤制，玄包幽室，文隐事明。且火德承尧，虽昧必亮，承积世之祚，握无穷之符，王氏虽乘间偷篡，而终婴大戮，支分体解，宗氏屠灭，非其效欤？皇天所以眷顾踟蹰，忧汉子孙者也。”理由有二：一是孔子为汉制法，二是汉承尧运火德，二者在谶纬文献中可得“印证”。至于谁能获得天命，班彪认为，是“刘氏宗室”：“福祚流于（汉家——引者注）子孙，天禄其永终矣。”班彪为此作《王命论》，强调天命自有定数，不可以力争：“贫穷亦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贵，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据哉！故虽遭罹厄会，窃其权柄，勇如信、布，强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润镬伏锧，烹菹分裂；又况么麽不及数子，而欲暗干天位者乎？”从翟义、刘望反抗王莽，到刘玄、王郎十余人称天子，所据皆如班彪所说。隗嚣则讥之为“但见愚民习识刘氏姓号之故，而谓汉家复兴，疏矣！”

隗嚣代表两汉之际纷争诸方的另一种思路。在隗嚣看来，当时局势正如秦末刘邦、项羽逐鹿中原，不知天下将鹿死谁手。汉朝天命已终结，新天命花落谁家，取决于功德和力量。天命可被“诈力所致”，诈即谋略，力即军事力量。以功德和力量获取天命，不限定血统，此观念对刘氏再受命持否定态度。如张玄说：“更始事业已成，寻复亡灭，此一姓不再兴之效。”公孙述称：“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明汉至平帝十二代，历数尽也，一姓不得再受命。”与之对应，他们更热衷于择定“皇帝”号。

细究逐鹿者对“皇帝”号的热衷，可能与有功德者可争天命的观念相关。“皇帝”号在诞生之初，就被赋予彰显旷世功业、以武力统治天下的意涵，又在西汉儒生的构造中，获得“德侔天地”之义。谶纬文献中的“帝”具有“德配天地，不私公位”含义，强调“德配天地”，必然重视现实事功。另外，“皇帝”号在创制时很大程度上还包含天命鼎革之义。秦始皇以“皇帝”号宣扬其超越三皇五帝变革式的政治成功。王莽一直使用“假皇帝”、“皇帝”之号，既为凸显“定国安家之大功”、比肩周公的功德，又与“皇帝”号初始的创革意涵有关，宣布汉朝天命终结、新朝受命。新莽结束后，局势被认为是战国的重现，亟待像秦始皇、汉高祖功德盖世、“并天下”的“皇帝”出现。此时“皇帝”号凸显“以功德取天命”的意涵，与“天子”感天而生、强调血缘的侧重点不同，“皇帝”号更强调人事角力、武事军功，时人多有论述。岑彭说：“今赤眉已得长安，更始为三王所反，皇帝受命，平定燕、赵，尽有幽、冀之地，百姓归心，贤俊云集，亲率大兵，来攻洛阳。”班固称颂光武：“圣皇乃握乾符，阐坤珍，披皇图，稽帝文，赫尔发愤，应若兴云，霆发昆阳，凭怒雷震。遂超大河，跨北岳，立号高邑，建都河洛。绍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荡涤，体元立制，继天而作。”以“皇帝”名号对应平天下、安百姓的功勋，似乎已成共识。

以公孙述巴蜀称帝为例，可以了解“帝”的功能职责。《后汉书·光武帝纪》和《后汉纪》都记载更始三年四月“公孙述自称天子”，但《东观汉记》载公孙述“有龙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为符瑞，因称尊号，改元曰龙兴”。《华阳国志·公孙述刘二牧志》沿袭此说，以“称皇帝”代替“称尊号”。《东观汉记》《华阳国志》的记载，可知公孙氏称“皇帝”的前因后果，更为真实。公孙氏称帝，又如《后汉书》记载“是时公孙述称帝于蜀，（隗）嚣使（马）援往观之”；“方以陇、蜀为忧，（光武）独谓（来）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阳称帝，道里阻远’”；“蜀郡王皓为美阳令，王嘉为郎。王莽篡位，并弃官西归。及公孙述称帝，遣使征皓、嘉”。公孙述集团还自称“公孙帝”、“白帝”、“西帝”。公孙述最早称蜀王，由王升为天子是合法的顺序，但“天子”可能只是其称帝前的过渡性称号。

公孙述政权的合法性建构，与其称“帝”的意涵密切相关。一是汉朝天命仅限于十二代，即“以为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明汉至平帝十二代，历数尽也，一姓不得再受命”。二是“公孙氏”将取代刘氏受命，“引《录运法》曰：‘废昌帝，立公孙。’《括地象》曰：‘帝轩辕受命，公孙氏握。’《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谓西方太守而乙绝卯金也”。三是汉新禅代出自“火生土”的次序，再由“土生金”推论大成为金德，大成是符合德运规律的合法王朝，“五德之运，黄承赤而白继黄，金据西方为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三种说法都受谶纬影响，强调汉天命已绝，本朝合法性建立在汉家终结的基础上。起初，公孙述也怀疑“称帝”能否得到天命认可。

述曰：“帝王有命，吾何足以当之？”（李）熊曰：“天命无常，百姓与能。能者当之，王何疑焉！”

功曹李熊认为，“帝王”践祚凭借统治者能力和百姓拥戴，而非天命。对于公孙述应该“争天命”，还是“待天命”，骑都尉荆邯认为应主动争取，“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废也”；隗嚣偃武息戈，错过争天命的时机，“嚣不及此时推危乘胜，以争天命，而退欲为西伯之事”，致使“汉帝（指刘秀——引者注）释关陇之忧，专精东伐”。博士吴柱称应效法周武王“还师以待天命”，荆邯回答：“今东帝无尺土之柄，驱乌合之众，跨马陷敌，所向辄平。不亟乘时与之分功，而坐谈武王之说，是效隗嚣欲为西伯也。”荆邯反复提及“帝王”、“东帝”、“汉帝”竞夺天命，与李熊“天命无常，百姓与能。能者当之”逻辑相一致，透露“帝”号“能者当之”、“不私公位”的意涵。

更始汉朝覆灭后，“汉家天命”大势已去，“天子”承续天命的意义难以为割据者提供足够的合法性依据，争霸理由从强调“继统”逐渐向重视“功德”倾斜。彼时“世俗见高祖兴于布衣，不达其故，以为适遭暴乱，得奋其剑。游说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谶纬中“皇帝”号“德配天地，不私公位”的意义逐渐被各家重视。公孙述、刘秀称帝与此时局相关，与王莽称帝一脉相承。

实际上，对于真正能胜出者，“皇帝”与“天子”两种品质往往兼而备之。“智者”劝窦融归降刘秀时，透出这种“兼备”：

汉承尧运，历数延长。今皇帝姓号见于图书，自前世博物道术之士谷子云、夏贺良等，建明汉有再受命之符，言之久矣，故刘子骏改易名字，冀应其占。及莽末，道士西门君惠言刘秀当为天子，遂谋立子骏。事觉被杀，出谓百姓观者曰：“刘秀真汝主也。”皆近事暴著，智者所共见也。除言天命，且以人事论之：今称帝者数人，而洛阳土地最广，甲兵最强，号令最明。观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当也。

“智者”称光武帝洛阳政权在“天命”和“人事”都有优势。他提出继承尧运、“历数延长”的汉天命，由汉家百年功德而致，可以由符命占卜预知，属于“再受命”。然而，“再受命”者可以是任何一位刘姓者，未必是刘秀，因此接下来的话更关键，“除言天命，且以人事论之”。刘秀的“土地最广”、“兵甲最强”、“号令最明”等“人事”优势，构成窦融归降最重要的理由。关乎天命问题称“刘秀当为天子”，有关人事问题则称“今称帝者数人”。“天子”与“皇帝”有不同含义：前者应当符合天命、符命，后者应该在“人事”上脱颖而出。“观符命而察人事”，刘秀具备两方面的优势。“智者”的表述，反映“天命”和“人事”是当时逐鹿者需要考虑的两方面，正如班彪提醒隗嚣“岂徒暗于天道哉，又不睹之于人事矣”，苏竟警告刘龚“揆之图书（指纬书，对应天命——引者注），测之人事，则得失利害，可陈于目”。

刘秀在即位礼上同时称“皇帝”与“天子”，看重王者的两种品质。然而细究刘秀部众将两次劝刘秀即位的说辞，似乎出现重“帝王”、轻“天命”的说法。

王与伯升首举义兵，更始因其资以据帝位，而不能奉承大统，败乱纲纪，盗贼日多，群生危蹙。大王初征昆阳，王莽自溃；后拔邯郸，北州弭定；参分天下而有其二，跨州据土，带甲百万。言武力则莫之敢抗，论文德则无所与辞。臣闻帝王不可以久旷，天命不可以谦拒，惟大王以社稷为计，万姓为心。

今功业即定，天人亦应，而大王留时逆众，不正号位，纯恐士大夫望绝计穷，则有去归之思，无为久自苦也。

首先，以更始帝“因其资”反衬刘秀凭借“武力”、“文德”登基，质疑前者“因资”的合法化途径。其次，渲染刘秀赫赫战功、救民于水火之中的大德，铺垫刘秀成为“帝王”的必要条件。最后，以“帝王不可以久旷，天命不可以谦拒”的先后排列，凸显“帝王”的重要性。“功业即定”对应“帝王”事业，“天人亦应”对应“天命”，两方面条件不可偏废。对于从河北阶段就背井离乡追随刘秀的年轻将领来说，他们更希望劝进刘秀“受尊号”，以求自身富贵。现实需求的紧迫感，远大于他们对刘秀合不合乎天命的关心。

《白虎通》有关“天子”与“帝王”含义的不同认识，在两汉之际的变革时代有迹可循。“天子”代表宗室受命、恢复汉室，汉家天命虽衰犹续。“皇帝”代表“德配天地，不私公位”，“百姓与能，能者当之”，倾向于认为汉家天命已绝，功德至高者新受天命。两种名号的意涵并非截然不同，只是着眼点、侧重点不尽一致。刘秀集团整合两种名号于一体，重新构造“王者受天命”的思想基础。

四、刘秀的“皇帝号”话语构造

光武帝刘秀在即位礼上先受“皇帝”尊号，再南郊祭天，称“天子”。该做法与东汉立国时期特殊的政治合法性建构有关，即塑造刘秀兼备“创革之君”和“继统之主”的双重身份。学界多关注刘秀“继统”性质，强调“汉家尧后”、“赤帝九世”思想话语对“复兴”汉朝的意义。实际上，刘秀的合法性体系除了继承前汉的一面，还包含彰显“创革”的另一面。“创革”不仅是刘秀立国的实然描述，还是其合法化的路径之一，可从刘秀集团塑造的一系列“皇帝”号话语谈起。

刘秀即位的更始三年六月，正值更始汉朝统治之时。刘秀本是更始帝刘玄的部将，称臣于更始帝。更始元年十月，更始帝以刘秀为破虏将军行大司马事，派其巡行河北，后封为萧王。刘秀从更始的萧王到自立为帝，是对更始汉朝的背叛。当时，更始是天下公认继承西汉的政权，得民心之所向，具备因袭天命的正统性。袁宏评论更始政权及光武建号：

于斯时也，君以义立。然则更始之起，乘义而动，号令禀乎一人，爵命班乎天下。及定咸阳而临四海，清旧宫而飨宗庙，成为君矣。世祖经略，受节而出，奉辞征伐，臣道足矣。然则三王作乱，勤王之师不至；长安犹存，建武之号已立，虽南面而有天下，以为道未尽也。

袁宏此论代表两汉之际的观念。在此背景下，刘秀要自立为帝，必须否定更始政权的合法性。但想证明更始汉朝天命不正，刘秀才是真命天子，显然困难，因更始帝更具资历，且在血统上，更始帝比刘秀更接近于舂陵侯。因此，刘秀集团的策略是宣布更始的功德和能力不足以胜任帝位，一方面宣示刘秀也拥有汉统血脉，另一方面强调刘秀的“因功受命”。双管齐下解释为什么是刘秀而不是其他刘姓有资格统一天下，相比于只强调继承汉家血统的“天子”，建功立业的“皇帝”身份为刘秀独有，后者为其受命资格提供强有力支持。为了彰显自己的特点，建立王者受命逻辑，刘秀选择先称“皇帝”。

东汉王朝恢复“汉”之国号，重建汉制度、礼仪；宣称刘秀出自景帝后裔，为高祖九世孙，以“赤帝九世”受命中兴；恢复“一祖二宗”庙制，以汉元帝为祢庙，逐步建立“元帝次当第八，光武第九，故立元帝为祖庙，后遵而不改”的宗庙合祭制度。通过汉帝世系梳理，刘秀建立新汉朝与西汉的法统联系，衔接汉制，成为天下的合法继承者。但在人人皆称汉后的当时，此合法化的效力不甚充足。于是刘秀集团又在平天下、治天下的过程中作另一方面的建构，配合“皇帝”号，推出“汉统中绝”、“匹庶受命”、“同符高祖”等一系列舆论，凸显光武帝旷世功德，构造他被天命选中的条件。该功德首先是战功，刘秀能够一统天下；其次是拥有重建秩序、安定民生、得民拥戴的道德；最后，更始虽以宗室身份得据帝位，却因能力低下，无法治理社稷。对自称是成帝之子的王郎，刘秀说：“设使成帝复生，天下不可得，况诈子舆者乎！”刘秀强调自己得天下，不仅因其是汉帝后裔，还因其有能力。因袭汉资已不是得天下的唯一资格，因此东汉人描述光武创业，多在修辞上突出其平乱大功，在受命平乱的意义上“中兴”汉业。

东汉初年形成的诸多政治话语，都与“皇帝”号的意涵相关，可称为“皇帝”号话语。第一，“汉统中绝”，“天下无主”，汉天命已断绝。更始三年三月“诸将议上尊号。马武先进曰：‘天下无主。如有圣人承敝而起，虽仲尼为相，孙子为将，犹恐无能有益’”。群臣又奏：“今上无天子，海内淆乱。”此时更始汉朝尚在，天下并非无主。“天下无主”是一种策略性话语，是“上尊号”的前提条件。在建武晚年的封禅议中，博士曹充强调，殷高宗时殷商并未绝统，可称中兴；刘秀时“汉统中绝”，其功德高于因袭父业的周武王和继统的殷高宗。刘秀不仅是中兴之主，还是受命之君，理应封禅告天。

“天下无主”凸显光武帝的创业者身份，隐喻西汉的终结和东汉的新生。本王朝也是“汉”，处于“刘家”法统中，但西汉、东汉之间并不是自然继承关系。班固《两都赋》有意渲染二者之间断裂：“王莽作逆，汉祚中缺，天人致诛，六合相灭。于时之乱，生民几亡，鬼神泯绝，壑无完柩，郛罔遗室，原野猒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项之灾犹不克半，书契已来未之或纪也。”傅毅称“汉历中绝，京师为墟”。此时“天下无主”，汉统已然灭绝，秩序不复存在。光武如“救世主”般出现，拯救万民于水火之中，重建天下秩序。光武推重“皇帝”号，与其对天下“汉历中绝”的认定密不可分。

第二，强调刘秀出身于“匹庶”。刘秀出于舂陵宗室旁支，是汉室疏属。尽管时人认定刘秀出于宗室，但刘秀集团强调其以“宗室的匹庶”身份获得天命。张纯称：“陛下兴于匹庶，荡涤天下，诛锄暴乱，兴继祖宗。”曹充说：“陛下无十室之资，奋振于匹夫，除残去贼，兴复祖宗，集就天下，海内治平，夷狄慕义，功德盛于高宗、武王。”王充提到“起于微贱，无所因阶者难；袭爵乘位，尊祖统业者易……高祖从亭长提三尺剑取天下，光武由白水奋威武帝海内，无尺土所因，一位所乘，直奉天命”。所谓“直奉天命”，指刘秀的天命不来自代代相传，而是无尺土所因、直接受命于天，与刘邦相似。强调刘秀“匹庶”出身是东汉塑造合法性的话语。“宗室的匹庶”一方面表明刘秀是汉家后代，有继承天命的资格；另一方面突出他宗室血脉已淡薄，是一介匹夫，靠一己之力，没有可因袭和利用的形势，与宗室如更始帝等对比，更衬托刘秀的能力和功德。袁山松《后汉书》说“世祖以眇眇之胤，起于白水之滨”，就显示上述两方面意涵。

第三，强调刘秀“同符高祖”。汉高祖刘邦以一介布衣之身获天命，原因在其超群的智力和能力，如秦末蒯通说：“秦之纲绝而维弛，山东大扰，异姓并起，英俊乌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于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新莽末年的形势，形同天命坠地、个人力量张扬和勃发的秦汉之际。刘秀常被比作高祖，多引高祖典故以喻之。刘秀集团对韩信、英布、田横及白马之盟事迹的引典，强化刘秀比附高祖的想象。马援称：“天下反覆，盗名字者不可胜数。今见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班固称刘秀“不阶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在形貌书写上，刘秀“隆准，日角，大口，美须眉”，是高祖之相的仿写，有“同符高祖”、“感赤龙而生”的寓意。王者受命必有“符”，刘秀与高祖是赤帝火德之符，象征以个体之身承受天命恩眷。邓禹称“于今之计，莫如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勉励刘秀如高祖般创立伟业，拯救万民。东汉合法化叙述凸显光武获得高祖火德之符，将“逐鹿论”和“天命论”相结合。

一方面，东汉宣称刘秀是高祖九世孙、元帝之后，具有继承汉朝的资格。另一方面，又宣称在“汉统中绝”的情况下，刘秀“同符高祖”，以“匹庶”受命，所向披靡，在一片混乱中安定民生，重建秩序，成为新汉朝之“祖”。此套互为关联、相互支撑的“皇帝号”话语，构成刘秀称帝的合法性体系。建武晚年所立的封禅刻石，清晰呈现该话语逻辑：

王莽以舅后之家，三司鼎足冢宰之权势，依托周公、霍光辅幼归政之义，遂以篡叛，僭号自立。宗庙堕坏，社稷丧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杨、徐、青三州首乱，兵革横行，延及荆州，豪杰并兼，百里屯聚，往往僭号。北夷作寇，千里无烟，无鸡鸣狗吠之声。皇天眷顾皇帝，以匹庶受命中兴，年二十八载兴兵，以次诛讨，十有余年，罪人斯得。

泰山封禅碑强调，“汉历中绝”长达18年之久，从此出发，以“皇天眷顾皇帝，以匹庶受命中兴”为中心解释刘秀如何能“以次诛讨”，构成其获得天命、永垂青史的解释逻辑。“皇帝号”话语包含浓厚的创业意涵，以至于前汉遗臣张纯提醒刘秀“虽实同创革，而名为中兴”，不应该忽视自己作为西汉继统者的身份。

根据“王者受命”逻辑，建武元年刘秀先即“皇帝”位，成为“皇帝”是对他重建天下秩序、拯救万民功德的肯定。再将“平定天下，海内蒙恩，上当天心，下为元元所归”功德告知天，征求天意能否让自己成为“天子”。完成告天仪式，刘秀才成为“天子”，“天子”是天对强者的眷顾和馈赠。此即位模式重构王者受命的逻辑顺序，是光武帝首创，此后魏晋南北朝的创业君主多采用该即位形式。如宋武帝即位，“皇帝即位于南郊，设坛，柴燎告天”。齐高帝即位，“上即皇帝位于南郊，设坛柴燎告天”。梁武帝即位，“高祖即皇帝位于南郊。设坛柴燎，告类于天”。北齐文宣帝即位，“乃即皇帝位于南郊，升坛柴燎告天”。上述例子都依循“皇帝即位”到“柴燎告天”（成为“天子”）的顺序。由南北朝易代之际的即位礼反观刘秀的即位礼，可见后者对天命中断、汉统中绝的暗示。

光武帝借“皇帝”号表达王者受命的逻辑理路。“能者当之”的思想意涵，显示西汉后期流行的“革命”观念和“公天下”理念在东汉初年的复苏和延续。“得天下”与“治天下”的合法性一脉相承。“能者当之”的观念对统治者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有能力、有道德的君主方可得天命垂青，反之，也可能失去天命庇佑。深知得天下之不易的光武帝、明帝、章帝执政时处处以“慎”字当头，多援引《尚书》辞句颁布诏令，自省“无德”、“不明”，标榜“君舟民水”理念，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彰显理性务实的施政路线，皆与此受命观有关。

结 语

“‘皇帝’不但意味着至上权力，同时也意味着至高德行。‘皇帝’名号包含有一种深刻的‘德’的内涵。皇帝之‘德’即在于它是天地秩序落实为人间秩序的一种自我创造。”“‘皇帝’观中有神性，但突出的是理性、创造性和社会的至上性；‘天子’称号中无疑更多的是神性”。西汉终结之时，天下何去何从，是分裂还是统一，是延续汉家天命还是能人创造历史，是重建刘汉还是如新莽般易姓，一度难以预料。各方对“天子”号和“皇帝”号的选择，反映其对政权合法性来源和政治秩序的不同观念建构。“天子”号和“皇帝”号的政治文化意涵，承续自西汉以降在政局变动、礼制设计、外交活动中形成的观念，也源自战国以来“天命”与“逐鹿”、命定（determinism and fatalism）与人力（human agency）诸合法化思想的抵牾较量。“因袭天命”与“一统天下”，是两汉之际政治合法性建构的两种形式。对二者需求，使光武帝先择取“皇帝”号，再将其与天子受命理念结合，首创“功德至高者称帝，而后膺受天命”的义理逻辑，以创造功德的能人方可得天命垂青，恢复大一统的汉家天下，在此意义上实现“受命—中兴”。如班固《东都赋》所说，建武之际是一场“天地革命”，光武帝功德不仅涵盖汉高祖、文帝、武帝，还能比肩伏羲、黄帝、商汤、周武。天命与人力相结合的合法性构造巧妙兼容王制理念与君权实践，内含辩证的张力，既巩固了新汉朝政权大一统，又使之向有德有能者保持开放。光武帝颁定的谶纬81篇，即该神圣性结构的展现。

在上述政局与思想脉络下，东汉时期重视天人关系、谶纬符命，将“明德慎罚”、“敬天保民”、“天命无常”等政治理念付诸现实，是光武帝“能者受命”构造的衍生。此构造显示“公天下”政治精神的延续，暗示当刘汉不得天命，仍有“更命有德”的可能，奠定汉魏禅代的思想基础。在汉儒的层累构造下，汉代二重名号形成政治诠释学的思想意义，谶纬文献在此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二重名号被赋予时间性的“延续—革命”意涵，既能延续祖宗传统，又能建立安定天下民生的大功，超越西汉历史而跻身于儒家圣王行列，构成东汉王朝复合结构的合法性模式，将战争革命转化为文化革新，体现在东汉一系列糅合周礼与汉制的礼仪建构中。东汉后期，“皇帝”号“至尊至美”、“盛德煌煌”、“举止审谛”的意义被强化，在巩固皇权、重构分封、重建儒家礼制诸方面发挥作用，既彰显了大一统治理，又为“公天下”留有余地，成为魏晋以降讨论“皇帝”号意义多元化发展的理论资源。

转自《历史研究》2025年第10期

县是中国传统社会最为稳定的政区形态，也是体现中国“官僚制”特征最为典型的社会组织形态，县政则是从古代地方治理中汲取现代国家治理经验的重要资鉴对象。不过，由于文献不足征，以往对帝制初期县制面貌和县行政运作的认识不太清楚。在“周秦革命”“汉承秦制”等宏大叙事之下，学者们或从县制起源展开，以封建向郡县转变的线性思维一言蔽之，或从成熟的汉县追溯，以汉制逆推秦制，传统思维与方法的弊端日益显露，对于百代所行“秦政法”的理解有如雾里看花。所幸地不爱宝，近年来出土了一大批秦代地方社会的行政史料遗存，其中既有墓葬中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律、岳麓书院藏秦律令等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指导秦县运行的规范性文件，也有地方衙署遗址中出土的里耶秦简、兔子山简牍等具有鲜明区域特征的反映秦县运行的基层文书，由之学界得以直接使用一手文献复原秦县制、解读秦县政。最值得一提的是，在对秦代迁陵县衙署遗址进行考古发掘时，数量达到三万多枚的里耶秦简面世，首次对秦代县政运行提供了个案呈现，使我们从组织社会学角度解剖秦县成为可能，帝制初期的“官僚制”组织分层和理性行政也清晰起来。虽然迁陵县有其地理上的特殊之处，但也只是秦代郡县组织中的一个分子，既在宏观层面受到帝国政治地理思维的影响，又在具体层面受到秦代律令体系的制约和文书行政的规范。同时，新出益阳兔子山西汉简牍、睡虎地汉简《质日》等所呈现的行政运行情况与秦代迁陵县大同小异，反映了汉初对秦制的继承。因此，以迁陵县为个案的研究对于观察秦及汉初县政的总体状况具有普遍意义。本文即以出土简牍为中心，考察秦县制的产生背景、组织形态、运行模式和秦汉间的县制转型，以期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战国秦汉基层社会面貌和地方治理的认识。

一、封建与郡县互动关系下秦县制的发展轨迹

秦县的产生具有历时性，其复杂过程却往往被简化。传统研究在“以封建为郡县”的单向叙事模式下，从社会演进的角度突出县制在推进官僚制中的革命性意义，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秦统一之前的史实更多地呈现为封建与郡县的关联互动，“以封建为郡县”这一结果导向式的叙述，并不能遮蔽郡县制脱胎于封建制的基本事实，新旧制度的并行、新制度对旧制度的借鉴、旧制度的残留亦是题中之义。纵观战国秦汉史，秦代单一的郡县官僚制存续时间仅十数年，郡县封国并行才是政治形态的主流。即便秦汉以降多数政权在法律意义上废除封建制，但“寓封建于郡县”才是现实写照。马克斯·韦伯就认为中国古代存在宗法身份关系与礼仪制度等多方面的封建存留，封建制与家产官僚制的斗争贯穿于中国历史，构成了“中国的政治与文化结构的关键所在”。秦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警示汉代统治者官僚制政统的限度需要儒家士人通过道统加以伸张，从而确立了“霸王道杂之”的祖宗之法；西汉、魏晋、南朝等国家治理的成败经验，更在现实层面强化了中国社会封建与郡县国家双轨治理思维体系的形成。封建与郡县治理模式在不同维度与尺度中的意义，正是费孝通等所言秦汉以来“双轨政治”或“皇权不下县”的基础。而这种国家治理策略的灵活选择、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与调适关系，其制度渊源被渠敬东一语点透：“从封建到郡县的过渡，奠定的却是一个相互辅成、相互制约的双重治理系统。”

县制的生成是两周时期封建与郡县互动的产物，秦县是秦在“改良”与“革命”等多种政治方式中选择的结果，其发展并非单一线性模式，却顺应了战国以来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强化的总趋势。

在中央与基层之间形成中间组织，行政指令能自上而下一以贯之，是地方行政体系建立的标志。一般认为，西周时期尚无严格意义上的地方行政体系。周初分封先王后裔、宗亲与功臣“以藩屏周”，在行政上，中央可直接管辖王畿范围内的基层组织，即里、丘、邑等；但“权力代理”模式下行政关系无法递进至诸侯国的地方基层。也就是说，周天子与诸侯国之间建立在宗法制之下的政治关系虽可向下延伸，但并不能一以贯之，央地关系在关东地区封国中呈现出一种断裂式结构，严格意义上的地方行政自然无从谈起。李峰指出：“这种将民事行政权力与王朝主权的行使相分离的办法，是西周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

春秋时仍行分封，但随着周室衰微，权力中心逐渐多元，呈现出向诸侯国转移的趋势。诸侯国内央地关系和地方行政组织得到发展，频繁的政治变化和军事活动更是促成了新型地方行政组织郡、县在新地、边地的出现。晋、楚两国县制起源最早，发展最为活跃。楚国实行灭小国为县，以及边地别都为县的置县模式，内部变动较小，制度变化并不明显，楚县公的多重身份属性在战国时期仍然比较普遍。晋国实行灭小国后置县并封赏与大夫、大县分出小县的置县模式，《左传·哀公二年》记赵简子鼓舞士兵云“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晋县虽有封建采邑制的残留特征，但君主直辖公邑的属性明确，为县制在战国的突破和秦县制的形成打下了基础。总体上，春秋时期还未有完全脱离封建制的县制出现，县长官的任免主要由卿大夫及其子弟担任，少数由中央任免。

战国是封建与郡县并立的时代，独立的诸侯国虽沿袭旧有封建意识、普遍设立封君，但此时的封君与春秋卿大夫已有较大区别。同时，各国开始有序设郡置县。封建是政治手段，郡县则是行政手段；封建的本意是守土，郡县的核心是治民。秦孝公欲变法图强，抛出尊官和分土的利益诱惑，其实质也是分封，只不过对象主要是军功臣僚而非诸公子。随着商鞅变法后秦的强盛，“宾客群臣”尊官分土者渐多，封地多在秦本土外围的新占领区。商鞅第二次变法在京畿地区“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陆续在新征服地区设郡，至秦昭襄王晚期已有十二郡。秦统一进程中对新地的分封和推行郡县是并行的，行分封授爵以激励将帅开拓新地及诸子守土稳固局势，行郡县以有效推行中央政令巩固战争的后勤基础，这与《商君书·徕民》“今以故秦事敌，而使新民事本……令故秦兵，新民给刍食”的策略是一致的。最为巧妙的是，秦通过设置封君的过渡环节，逐步在新占领区域实行秦的郡县制，步步向东方推进。其时封建与郡县还未发展为非此即彼的两种路线或必须抉择的道路，更多的是顺应战时实际需要的同时保持传统治理模式。可见，封建与郡县并立既是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形势使然，单一的行政方式无法在列国纷争的形势下进行有效的国家治理。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曾两次举行朝堂会议，集中讨论封建与郡县的道路选择。两种制度之争被上升到基本国策的高度，并与秦朝历史相始终，甚至可能影响到了秦始皇嗣君的选择。秦亡之后项羽恢复分封；汉初汉廷直辖郡县与王国、侯国并存，是形势使然也有恢复战国旧制的意味。楚汉战争时期以军功分封为主，至汉政权稳固后开始废除功臣王国改封宗亲。自景帝削藩到武帝实行推恩令，封建制不断受到打击，王国越来越小、侯国愈加增多，逐渐有名无实等同于郡县。总之，封建与郡县事关战国秦汉时期国家治理的道路选择，多数政权都是两者兼用，以多元的组织形式和行政方式治理国家，唯秦代废封建而实行单一的郡县制。

《说文解字》云：“县，系也。”县的本义为用绳子系物将其悬挂起来的状态，延伸出政治关系后指与核心相连接、悬挂在外的政治区域。县往往在封国之间的边鄙隙地出现，起初为西周王室直接掌控的直辖性质的都邑，春秋时期也是诸侯大国将新征服土地直接掌控在公室之下的方式，其君主“直辖”的基本义并未有大的变化。一般认为县的发展历经县鄙之县、县邑之县和郡县之县三个阶段，但是，早期文献所记载的“县”、县鄙之县与一般所言郡县之县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厘清。各国县的发展进程不一而足，并非呈现单线条的演进轨迹，楚、齐、燕的地方行政制度就保留了更多“封建”色彩。战国时期列国纷争的形势下，郡县之“县”的生成呈现出多种渠道和方式，秦县模式是其中之一和最终归结。对于战国郡县之“县”的生成方式，晏昌贵概括为四种类型模式：
A：三晋齐燕地区的“改良”型：县鄙之县—县邑之县—郡县之县；
B：秦国的“革命”型：集小乡、邑、聚为县；
C：楚国新征服地区：灭小国为县；
D：秦楚赵燕等边境国家的新征服地区：亭障（点线占领）—都尉区（军事控制）—县（行政化区域）。

这一总结可谓全面，郡县之“县”的生成在各诸侯国及其不同区域表现出不同的路径和方式。在继承三晋之县保证君主对县直辖的基础上，秦合并小乡聚为大县和设置县令、丞，通过官僚化和组织地域化的改革推动秦县向郡县之“县”转型。郡县之“县”的判断标准，周振鹤提出四条：“一是郡县之县不是采邑，而完全是国君的直属地；二是其长官不世袭，可随时或定期撤换；三是其幅员或范围一般经过人为的划定，而不纯是天然地形成；四是县以下还有乡里等更为基层的组织。”虽然如此，战国晚期各国基层地域性居民组织已逐渐趋同，里、邑、乡等类型基层组织单元走向稳定和普及，为“县—乡—里”行政结构的建立和推广打下了基础。西周时期出现里和邑地域性居民组织，春秋时期又出现乡、州和书社，直至战国时期乡、里、邑、州、丘、遂、辑（井）、聚等组织并存，而且在基层地域性居民组织中建立或完善了什伍制、户籍制等政治制度，将行政组织与家户紧密结合起来。

秦将西周以来的地方行政组织整合到县的行政系统中，成为其他各国改良的参照。职官上，县在春秋晚期由中央直辖开启官僚行政化，至秦置县令丞统辖地方；地理上，战国中期实现区划化并整合乡里组织。各国出于军事目的，在核心区之外尤其是边境地区置郡统县，中央集权及地方郡、县、乡的层级关系逐渐清晰、稳定。在此之前，县主要作为政治控制点存在，此后的县则具备了面和结构的区划属性。战国地方行政组织发展的趋同性，成为秦统一后秦制全面铺开所能依托的基础。

大体上，封建与郡县是关联互动的两种制度。周代郡县制孕育于封建制之中，但又表现出跳脱封建制的趋向，春秋战国时期封建与郡县的互动历史是竞合模式，秦汉以来封建与郡县之争的结果是“寓封建于郡县”。县的生成模式随着时代变迁有所变化，从早期邑制国家模式下的公卿直属采邑到领土国家模式下的中间地带，再到秦“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的地域整合模式，各国县制发展殊途同归。虽然战国晚期郡县制和封君制在各国并行不悖，但是基层地方行政组织已逐渐趋同，县行政的模式成为大势所趋。在统一之前，随着军事征伐的推进，秦国不断派遣官吏在占领的新地推行秦制。但是秦县从商鞅变法后的四十一县到昭襄王时期的二三百县，再扩大到秦统一后的近千县，在不改变县行政模式的前提下，中央与县的行政关系亟需调整，以郡统县成为战时体制向常态转化过程中的必然选择，在新地逐渐推开。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在“定于一尊”的思维下最终确立完全的郡县制，将秦已普遍化的郡县制向六国故地全面铺开。当然，此时县仍然是地方行政的中心，集权于郡的模式尚未形成。得益于史料的丰富，以江汉地区和湖南北部地区为例，复原战国秦汉地方行政组织和行政运行的演变过程逐渐成为可能。

二、集权思维与分权方式下秦县政的运行网络

县具有系统性，县政运行从属于国家整体的治理体系和行政系统。秦县是国家有机体的组成板块和控制节点，也是整个官僚组织和郡县地方行政系统的枢纽。秦的郡县制虽自上而下一以贯之，却并非单一结构，地方上存在多个交叉的行政系统和平行的组织单元，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集权主义精神下的分权制衡原则，县及县政在国家整体组织系统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战国时期，秦国以县、都官、十二郡为基本组织系统。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置吏律》摘录了官吏任免的部分规定，其中一条记载：
县、都官、十二郡免除吏及佐、群官属，以十二月朔日免除，尽三月而止之。其有死亡及故有夬（缺）者，为补之，毋须时。

在秦统一后颁布的岳麓秦简《置吏律》中，“县、都官、十二郡”被写为“县、都官、郡”，反映了秦郡数目随着秦统一进程的推进而不断增加，十二郡只反映了特定时段的秦郡面貌。《置吏律》是规定官吏任免的律令，将都官与县、十二郡并列，说明都官官吏的任免与县、郡分开，揭示出战国秦时期存在县、都官、十二郡三种并行不悖、直辖于中央的地方行政系统。县具体指商鞅变法时设置的四十一县，即一般所谓的“中县”；“都官”为内史等中央公卿部门属官或派出机构，分布在县域中，与县平级；十二郡则仍处于由军事单元向行政单元过渡的阶段，为京畿之外的辖区。

随着秦统一进程的推进，郡县不断增加，地方行政组织系统重组，逐渐演化出内史、郡的二元政区地理面貌。秦统一之前，内史一方面延续西周以来的传统，是丞相之下统管财经事务的中央官吏，一方面逐渐转型兼具地方行政职能，成为掌治京师的地域性行政机构。这主要是随秦一统战争推进做出的调整，关中诸县此前或由中央部门直接进行事务管理郡的设置及民政事务增加之后，京畿地区随之进行事务整合，由内史进行汇总和统管，内史的郡化使国家形态向完整的郡—县模式转型。

秦代中央直辖的行政系统与秦国不同，呈现内史、属邦、郡并立的格局。秦统一之后，制度上的调整除了废除封建，实行单一的郡县制外，更多是对秦国战时实行的制度进行确立和全面推广。秦始皇二十六年之后将内史在战时状态下掌治京师的临时职掌固定下来，成为与郡并列的地域组织。郡在秦统一进程中逐渐民政化、政区化，成为地方行政的最高一级。直至二十六年完全确立守、尉、监三府分立的格局，凌驾于县和地方都官之上，并确定郡的数量与名目，此即《汉书·地理志》所记“本秦京师为内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从战时转入常态，地方行政组织需要整合规范，由内史在民政上统辖“中县道”，设郡以管辖秦本土之外的县、道，“内史—县”“郡—县”的行政隶属关系确定化，在岳麓秦简、里耶秦简等出土文献中分别称“中县道”和“郡县道”。内史与郡构成秦王朝的两大政治地理单元，以律令为代表的制度规定中也将内史和郡并列，如“内史、郡二千石官共令”等便是明证。郡的长官实行三府分立，郡太守、郡尉、郡监各自开府治事，权力上形成一定的牵制关系。

里耶秦简8—657记载将“琅邪尉徙治即默”相关行政调整告各官署悉知的文书行政过程：

亥朔辛丑，琅邪叚（假）【守】

敢告内史、属邦、郡守主：琅邪尉徙治即【默】

琅邪守四百卅四里，卒可令县官有辟、吏卒衣用及卒有物故当辟征遝

告琅邪尉，毋告琅邪守。告琅邪守固留费，且辄却论吏当坐者。它如律令。敢    

一书。·以苍梧尉印行事。/六月乙未，洞庭守礼谓县啬夫听书从事

军吏在县界中者各告之。新武陵别四道，以次传。别书写上洞庭（8—657）

尉。皆勿留。/葆手。

/骄手。/八月甲戌，迁陵守丞膻之敢告尉官主：以律令从事。传别【书】贰春，下卒长奢官。/手。/丙子旦食走印行。 

 【月庚】午水下五刻，士五（伍）宕渠道平邑疵以来。/朝半。洞 （8—657背）

由文书内容及历朔信息可知，该文书的时间大概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其中“琅邪叚（假）【守】 敢告内史、属邦、郡守主”的记载属于平行文书的行文格式，说明内史、属邦和诸郡的长官与琅邪假守均为二千石官。内史和郡由中央直辖，属邦亦如是。一般认为，属邦在战国秦时期是专门管理少数族群的机构，以“道”为基本范围。秦统一后少数族群区域和人口不断被纳入秦的行政统治中，但又并未广泛设“道”进行管理。属邦是与郡守、内史平级的中央职官，继续管辖全国范围内的少数民族事务，带有地方行政的属性。秦统一初期中央直辖的行政单元为内史和郡，但地方行政中也存在属邦的系统。而以大一统为基本目标，郡属县级道制政区逐步设立，秦代道的数目在20-30个。郡县一元化的同时，少数族群地区事务由中央部门属邦进行垂直行政管理的方式仍有保留。这一点与邑分属郡和宗正，都官分属郡和少府等机构如出一辙，在受到中央部门管辖的同时也受到地方政府节制，地方郡县系统与中央垂直行政系统并存。

“琅邪尉徙治即默”文书到达洞庭郡之后，洞庭太守礼要求各县啬夫依照文书执行，同时转告“都官军吏在县界中者”。文书到达迁陵县后，迁陵守丞转告尉官，由尉官传别书贰春乡，“下卒长奢官”。可见郡属行政机构的主体是县，与之平级的是都官和军吏。县有一定的地域，并下辖乡里，属于郡内民政系统；都官，在县域内负责中央特别经营的事务；军吏则是处理郡内军事事务的人员，为郡属军事系统。军事系统一以贯之，军吏与县、乡平行而置。“县—乡”行政系统、都官系统与军吏系统，这三种行政方式与《置吏律》中县、都官、十二郡的模式一脉相承，都是中央集权之下民政、都官和军事三轨行政系统并行的模式。秦统一后，都官隶属于中央的行政管理模式仍然存在，但随着郡和内史区划的形成，都官由于地理因素而在行政上受到郡的制约。郡府下达文件至各县，往往由都官所在的县平行传书到都官。都官既保留了原本直属中央的性质，又是郡属与县平级的机构，其与县的关系应是秦本土“中县道”与“中都官”关系的推衍。简言之，都官的分布具有地域性，分为京畿地区都官和郡内都官两类。秦国的都官与郡、内史并未形成明确的行政隶属关系，而秦代都官分为中都官和郡属都官，郡与都官和内史的行政统辖关系逐渐明确，都官兼具中央直辖机构和郡辖组织两方面的属性，虽然依托于郡、县，却属于郡县民政管理之外的另一套行政系统。故而一方面《置吏律》保留了地方“县、都官、郡”的结构，另一方面都官又被整合进“内史、属邦、郡守主”二千石组织之下。纵观秦汉地方行政，在地域单元为主的行政系统之外，一直存在着中央、高层垂直管理的行政系统，两者相辅相成，地方行政组织和人员活跃于民政、都官及军事行政系统中。

行政系统是秦代地方行政运作的基础，其中包括郡县民政系统和其他地方行政系统，各系统互相交织，共同建构起国家的行政网络。《汉书·百官公卿表》记县“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乡里与亭邮分属民政和治安邮驿系统已被充分揭示。实际上，县属乡级行政系统还有田部。《二年律令·田律》记“乡部主邑中道，田主田道”，由乡部啬夫主管城邑内的道路，而由田啬夫主管城外田地生产区域。里耶秦简也显示，民事上的爰书由乡啬夫制作，涉及田务的爰书由田啬夫制作，分别上行县廷。简8—1443+8—1455记：
卅二年六月乙巳朔壬申，都乡守武爰书：高里士五（伍）武自言以大奴幸、甘多，大婢言、言子益等，牝马一匹予子小男子产。典私占。初手。（8—1443+8—1455）

六月壬申，都乡守武敢言：上。敢言之。/初手。

六月壬申日，佐初以来。/欣发。初手。

本简是都乡守武上呈爰书与县廷的记录，内容为高里士伍武要求让渡奴婢和牲畜予其子的申请。简9—2344记：

卅三年六月庚子朔丁巳，[田]守武爰书：高里士伍吾武自言：谒垦草田六亩，武门外，能恒藉以为田，典缦占。（9—2344）

六月丁巳，田守武敢言之：上黔首豤（垦）草一牒。敢言之。/衔手。

【六】月丁巳日水十一刻刻下四，佐衔以来。/

 发。（9—2344背）

本简是田守武向县廷上呈爰书的记录，内容为黔首高里士伍吾武欲将开垦的六亩草田纳入名下田籍的申请。高里黔首武对于不同性质的事务向不同部门提出申请，说明至少在都乡，田务和乡部行政事务是分开的，里中百姓之上至少有乡和田两个行政系统存在。裘锡圭曾指出：“乡啬夫下面有乡佐、里典，田啬夫下面有部佐、田典，这是平行的两个系统。”县内分“部”的情形也有乡部、田部、亭部，乡、田、亭之间互不统属，各自直属县廷。乡域主要由邑里、田野和道路组成，对应乡啬夫、田啬夫、亭校长各自的管辖范围。县属各乡的行政长官为乡啬夫，乡佐、乡史辅佐行政，乡所辖之里每满三十户设里典一人，管辖里内事务。主管县内田务的长官为田啬夫，田佐、田史辅佐行政，设田典数人。县域划分为多个亭部，设校长进行治理，主管里、田内的治安交通等事务。亭部内设行政机构亭，亭之校长下有求盗辅助行政，又设有邮，属亭啬夫管辖。亭的治安行政区划与乡的民事行政区划关联但不一定重合。大体说来，邑里、田野、道路等景观存在地理空间和行政管理上的分野，里、田、邮是国家行政的末端组织，里典、田典、邮人各自在乡域内参与行政，其上县廷属吏分别为乡部啬夫、田（部）啬夫和亭啬夫，形成乡、田、亭（或称校长某部）三种并行的县行政系统，由县令、丞、尉三长吏分管。值得注意的是，县下分设多个乡，可分为都乡和离乡两大类。县廷所在称都乡，都乡啬夫主管里邑事务，其他事务多由县属诸官啬夫直接管辖，如仓务、田务分别由仓啬夫和田啬夫主管，户口事务由乡啬夫主管；离乡仓、田等事务理论上应由诸官啬夫管理，但为方便实际上由离乡啬夫代管。

总之，战国时期的秦县直属于中央，此后逐渐由郡级地方行政机构统辖。但从出土文书来看，秦统一后亦保留了各县可直接与内史和它县文书往来的传统。可以说，县既在行政关系上隶属于郡，又有较大的自主性。在县一级，县与都官、军吏分别承担县域内不同系统的行政事务，县令之权受内史和郡制约的同时也被其他行政系统分割。在县内，乡部民政系统与田部田务系统、亭部治安交通系统分部行政。行政系统分立保证了权力制衡与专业治理的实现，不仅契合法家“明分职不得相逾越”的思想，也符合韦伯科层官僚制和“理性化”的理论。归根结底，秦代县行政在地方上下各层面存在双轨乃至多轨的治理方式，其背后的分权制衡法则既出于实际政治、文化和地理上的分野，更是总体保证大一统中央集权意识的体现。

三、解剖秦县：秦县的组织社会学考察

县具有综合性，内部组织结构多元且处于变动之中。以县作为相对独立的组织个体，不仅可以进行考古学的解剖，更可以对秦县政进行组织社会学上的解剖。在空间结构上，县是秦及汉初国家的基本组成单元；在地方行政上，也是行政运作的核心场域和中转站，在郡国与乡里间起着承上启下的纽带作用；同时，县行政模式在战国诸国体制向秦汉郡县体制的转轨中也起到承接作用。

县衙署遗址内的中心场域是县廷。通过文书行政发现秦及汉初官署机构与县廷之间存在一定的空间距离，各类官署机构或附郭于县城之内、县廷周边，或散布于县城之外，形成县之都官与离官的格局，构成县内“央地关系”的一种形式。以里耶秦简为核心史料，以秦代迁陵县为个案进行组织社会学解剖，可知秦王朝末端的行政运作主要体现在廷与曹、官的组织架构及其协调互动上。

秦县的组织架构可以概括为“廷…曹—官”结构。县“廷”为中枢机构，诸曹为廷中秘书部门，长吏中的县令、丞为权力中心，长吏与曹存在一定对应关系，如令曹或对应县令，尉曹对应县尉，簿曹或对应县丞。户曹、仓曹、司空曹、金布、狱曹、吏曹、覆曹、讂曹等曹亦对应专门事务，曹中工作人员主要是令史。廷外诸官为执行部门，由官啬夫执掌，迁陵县主要有田、三乡官、仓、司空、少内、库、田官、畜官十个官啬夫，负责县内户口土地登记管理、粮食出入、工程事务等民政事务的执行。校长、发弩、髳长等不属于官啬夫，与士吏同属军事系统。各县情况不尽相同，但基本框架如是。机构之间事务交叠，人事往来互动，曹与官在事务上形成一定对应关系，内外官事文书在曹初步处理后由县廷进行决策，官啬夫之间的沟通多需要通过文书在县廷进行中转，县廷处于绝对中心的枢纽地位，由此形成了相对严格的官僚科层制和理性行政模式，秦县的科层化、文书行政、专业分工等特征，契合组织社会学中韦伯所提出的科层官僚制理论。

仲山茂曾根据睡虎地秦简的记载，指出县的官署可区分为官啬夫所署的“官”与令史所署的“县廷”，这与里耶秦简所见迁陵县的行政结构如出一辙。睡虎地秦律中的行政结构当具有普遍性，且其年代在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前，那么“廷…曹—官”的行政结构毋庸置疑是秦县的标准结构，在秦统一后推广到迁陵等新地。尤为值得关注的是，秦代“廷…曹—官”的县行政结构，与传世史籍所记代表东汉时期情况的“廷—曹”结构不太一样。据严耕望的研究，可以职分标准将汉代县道掾史分为“纲纪”“门下”“列曹”和“监察”四类。在东汉县行政结构中，曹是行政的主体机构，诸官已隐退出县行政系统。里耶秦简的出现，使秦县行政机构官曹二分格局及其在汉中后期的变化逐渐成为学界共识，但是其中转变的时间节点和原因仍有待考究。

概而言之，秦汉县行政结构的转变主要是“官”的退出和“曹”权力的扩张，各有其演变脉络。秦迁陵县包括乡啬夫在内的诸官啬夫的禄秩等级均为有秩，秩级在百廿石以上；而新近公布的虎溪山汉简《计簿》显示汉文帝后元元年（前163）之时，县属乡官啬夫秩级已经普遍下降，有秩啬夫减少，诸乡和官啬夫多为“斗食啬夫”，如：

都乡斗食……人

庑乡斗食啬 

亭八，求盗卅人 

 武春乡斗食啬夫一人，佐二人 

郪乡斗食啬夫  人 

 尉史三人

少内兼库斗食啬夫一人，佐二人

 唯  斗食啬夫一人，佐一人（109+99）

 啬  （114）

结合张家山汉简《秩律》以及睡虎地汉简等其他文帝时期的简牍资料，基本可以框定这一转变发生于文帝时期。也就是说，汉文帝时期诸官虽然仍旧存在，但开始出现县级秩等向下延伸的趋势，其背后原因是在中央集权的大背景下，县廷需要以集权的方式确立对廷外诸官的政治强势。在俸禄官僚制业已成熟的秦汉，秩级下降为“斗食”可以说是“官啬夫”退出官僚系统和“官”分离出县行政组织的开始，地方社会面貌和地方治理方式亦随之转型。作为诸官的乡啬夫，秩级下降的同时，其职能最终被县廷差遣的掾史取代。换句话说，不论是都乡内由诸官管辖的事务，还是离乡内代管诸官的事务，均由代表县廷权力扩张的掾史接管。有所变化的是，乡在西汉后期逐渐地方政区化，体现在籍贯书法上，则是东汉之后乡开始见于籍贯记录中，乡啬夫的秩级或在此过程中回归到有秩序列。

令史是应该予以充分关注的一类官吏群体。它是秦县庞大秘书部门“曹”的组成人员，在整个组织结构中起着桥梁的作用，是县行政中不可或缺的存在，也成为秦汉地方行政中心转移和结构转型的关键角色。令史具有值曹、监官、守官、上计等职能，它不仅是县令丞的书记官，也是县官行政过程中的监督人员，同时还时常由县廷指派到诸官代理主官行政，或外出徭使。里耶秦简9—450记载了一位令史向县廷的上书，令史“全能型官吏”形象一览无遗。

卅一年二月癸未朔己丑，启陵乡守尚敢言之：尚部启陵乡官及邑中，乡行官事，稟吏卒、徒隶及日食者，毋监令史。谒遣令史监，毋留当稟者。谒报，署主廥发。敢言之。 （9—450）

二月癸未朔【辛卯】，迁陵丞昌却之，令乡蜀（独）【行】 

/气手。/二月辛卯水十一刻刻下七，守府快行启陵乡。二月辛卯旦，史气以来。/气发。冣手。（9—450背）

秦始皇三十一年二月七日，启陵乡的代理啬夫尚向县廷报告，提出自己作为主官负责启陵乡官署并管理启陵乡邑中，职责所在需要处理乡所承担的稟食任务，但是没有令史对稟食进行监督，应尽快派遣令史前来监督，以免耽误稟食；报告到县廷后被迁陵县丞昌驳回，命令尚独自处理此事。尚本身是作为令史的身份代理启陵乡啬夫一职的，现在既要作为乡啬夫打理乡务进行稟食，还得在稟食过程中作为令史进行监督，而这种身兼二职的行为居然得到了迁陵县丞昌的许可。令史位置之重要、职权之广泛，尤其是秦代令史守官制度的设计和常态化运行，使令史在秘书部门和执行部门中来回切换角色，在廷、曹、官各部门的沟通与行政中进行广泛参与和深度实践，“全能型官吏”令史或许是“曹”在现实层面取代“官”作为县务执行部门的重要原因。实际上，县行政结构的变化与东汉时期郡县内曹外官化的完成，以及中央内朝尚书等机构外朝化的趋势不尽相同，总体上也是各级权力集中于廷、中央集权的反映，推动着公卿制向省部制的转型。同时，从秦县的“廷…曹—官”到东汉时期“廷—曹”的转变也是地方行政中心由县向郡转移的一个侧面，郡县关系最终确立，县行政模式与郡相似。就县而言，令史作为县廷长官令、长的秘书，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

麻雀虽小，肝胆俱全。秦迁陵县组织结构严密，各类机构、官职设置颇有十羊九牧的格局，科层化行政特征显著。但是里耶秦简中名为《迁陵吏志》的统计文书在展示秦县吏员编制的同时，也暴露了秦县职位缺员和官吏大量外出徭使的问题，可供观察秦县常态化行政的问题。《迁陵吏志》记载：
迁陵吏志：
吏员百三人。
令史廿八人，【其十】人徭使，【今见】十八人。
官啬夫十人。其二人缺，三人徭使，今见五人。
校长六人，其四人缺，今见二人。
官佐五十三人，其七人缺，廿二人徭使，今见廿四人。
牢监一人。
长吏三人，其二人缺，今见一人。
凡见吏五十一人。（9—633）

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记录帝制时期县级政府官吏编制及在岗情况的实物资料。8—1137也记：吏凡百四人，缺卅五人。·今见五十人。综合来看，秦迁陵县的官吏编制略超100人，这与尹湾汉简《东海郡吏员簿》记载的西汉后期东海郡吏员编制数最多的三个县相近，其中海西县107人、下邳县107人、郯县95人；再加上迁陵县的长官称令，汉代“大县称令，小县称长”，秦代的迁陵似乎为一大县。但是，就迁陵县的地理位置和152—191的户数而言，又与岳麓秦律令中“县盈万户以上为大，不盈万曰小”的户口标准有很大的距离。看来秦、汉县令长的设置是存在差异的，而县令丞的分化或与前述有秩啬夫和斗食啬夫分化的背景有关。再具体看，县属官吏被分为6类：令史、官啬夫、校长、官佐、牢监、长吏；统计事项有4种：员额、缺、徭使、见吏。重点在于记录县内在编在岗官吏情况，体现出很强的实用性。迁陵县编制数的庞大与佐、史的大量设置有关，吏员编制中以官佐和令史最多，分别占到总编制数的51.5%和27.2%。令史、官佐不仅在岗者多，共42人，占总在岗者数的82.4%；外出参与徭使者也同样最多，共32人，占总徭使数的91.4%，占总在职者数的38.9%。可见秦代迁陵县内外事务的处理都须依靠官佐、令史，这一点在里耶秦简所反映的迁陵县实际的行政运作中更是常见。令史人多无缺，也进一步突出了秦代县行政对令史的依赖性。

表1 秦迁陵县与汉海西县、下邳县和郯县吏员设置情况对比

组织社会学中新制度主义学派主张制度包括法规政策等正式制度，也包括惯例、习俗、文化认知等非正式制度。周雪光指出，环境的变化会对制度的稳定性和灵活性产生很大的张力和冲击，这为非正式制度在国家治理中预留了位置；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存在同方向上的强化、转化与替代关系和不同方向的抵触关系。这与上文所言封建制和郡县制的竞合关系十分相似。吏员的编制可以视为县机构设置的“经制”，即正式制度；但由于统一战争推进及对新地管理的需要，基层衙署人员流动和损失较大、补充又不足，导致存在严重的“吏缺”和“吏徭使”现象，客观上形成了守、假、行、兼等代理方式作为权变、零活的人员配置方式。这种非正式制度在战时又逐渐转化为正式制度的一部分，其治理逻辑在于强化人事的流动性来化解吏员的缺失，通过大量设置守官和各类官职人员的高频调动来努力维护整个官吏体系的短期有效运行。可以说，守官制度是保证秦代迁陵县官吏体系稳定运转的重要支撑。秦代迁陵县置“守”较为普遍，从县丞到十官啬夫，几乎所有重要的官职都设有守官，在本职官吏出缺或外出等特殊情况下，由守官代其处理政务，以保证此职乃至整个系统的正常运作。长吏有缺或外出办事需要代理，这也是经常看到“迁陵守丞”代表县廷发文和接收文书的原因。令史守官的例子大量存在，从制度设计来看，佐、史需要进入县廷担任令佐或令史之后才能守官啬夫，令史在守官制度中的重要性亦决定了其能在县行政结构转型中扮演关键角色。假官和兼官的代理情况也同时存在，作为日常官僚运行中补缺迁转的补充。可以看到，迁陵县官吏的专职化倾向还不明显，官吏在实际宦历中短暂辗转于各种不同的机构部门，以及令史类史职官吏承担文书、督查、执行等多项事务的情况，严重的吏缺催生了这些“全能型官吏”的出现，一定程度上维系了官僚体系的运转，尤其是秦在“新地”的县政运行。

即便“守官”进入了律令成为正式制度，但毕竟只是战时状态下的应急或日常的权宜之计，不宜长久或普遍化。由于秦从战时状态向常态治理转轨的环境变化，从根本上解决官吏大量缺失和不在岗问题成为当务之急，也就是陆贾所言“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对临时法则的依赖反而会阻碍制度的成长。也就是说，秦王朝虽有严格的律令规定、严密的文书程式、严整的行政结构，但是县行政模式在从王国到王朝、从战时向常态的转变过程中亟需调适，简化并赋予一定的弹性。因为整个国家在商鞅变法之后确立了大政府的秦县行政模式，这种高行政成本、科层化的运行结构之下一旦出现缺环难免形成治理链条的断裂，以致影响整个行政系统的有效运转，对国家稳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秦末起义后地方政府应对乏力的事实就是这一问题导致的结果。不过，更为根本的方法是，对秦大政府高行政成本的县政运行模式进行改革，裁撤机构、缩减人员，前述文帝时期大抵已经开始，至东汉时已完成秦汉县制的转型，形成小政府的汉县模式。

结 语

出土简牍所复原的秦代新地的县制，是西周以来分封制与郡县制互动下的产物，也是秦统一后推广商鞅新县制的结果。从秦国到秦代，从中县到新地普遍实行。就组织社会学而言，秦县组织机构众多但科层清晰、职权分工相对明确，吏员数量庞大但缺位离岗现象严重，属于不成熟的理性化行政。理性化的一面尤其体现在，整个国家的行政设计采取中央集权下“央地关系”的行政思路，以央统地、以都治离的运行模式，地方各级也一以贯之效仿了这种央地关系模式，既分区域、层级也分部门（类型）进行管理。县内“廷…曹”或可比拟县之“中央”，包括乡官在内的县属诸官则为“地方”，从秦到汉县行政结构的变化也是整体上中央集权强化的反映。

秦汉地方行政的架构和运作，除了郡县制影响着后世的政区演变外，县及以下基层行政的制度规范与运作模式，对后代的国家治理同样有着深远的影响。在秦汉县制转型的背景下，亦可从基层角度探索传统社会发展的内在机理，观察早期皇权如何下县，采取何种方式下县等问题。应该说，作为媒介的乡官啬夫的存在，保证了信息能够通过文书行政、交通网络、郡县乡里系统上传下达，皇权得以伸展至乡里。而县行政结构由“廷…曹—官”到“廷—曹”，县廷权力扩张，差遣掾史行事局面的出现，以及整个地方行政中心由县转移到郡的整体趋势，在制度上导致基层社会出现一定的权力空白，为西汉中后期以降豪族、门阀等地方社会势力兴起、乡里基层社会的发展预留了空间，古代社会“皇权不下县”的印象亦可借此寻找制度渊源。

转自《文史哲》2025年第6期

先秦礼仪在行进过程中常辅以一些配合仪式场合使用的言辞，这类言辞又被称作“礼辞”“饰礼文辞”。在周代礼仪活动中，礼辞的使用相当频繁，祭祀、婚丧、朝聘、宴饮、朝觐、田猎等仪式各有适用的礼辞。由于古礼的仪式实践要早于仪式书面文本的出现，礼辞的原初形态显然是以口头讲述的仪式语言。随后，在现实中实践已久的古礼在先秦至秦汉时期被先后记录成书面文本，部分口头礼辞也因之被转写成文本形态的书面礼辞。考虑到古礼成书是历经多人之手且漫长复杂的过程，仪式语言的文本记录不仅存在于性质、来源多样的古文献之中，内容也覆盖了多个社会阶层的礼仪实践。最有代表性的礼辞书面记录莫过于《仪礼》等礼书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因这类文献在历史上被视作“经”，它们既是古礼从实践向文本“迁移”的见证，其中记录的礼辞，又被认为代表了经典的言说风格。

可以认为，相当一部分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礼辞，本质上来看，处在口语文学和书面文学交混阶段所留下的关于仪式语言的文本记录。因而在口头文学转为书面文本的过程中，这些散见于多种文献的礼辞记载，本身就是观察仪式语言如何在文本层面持续发展、演化的重要案例。

本文以婚礼亲迎礼环节所用的昏辞为研究对象，昏辞是先秦婚礼场合用于表达和维护世俗人际关系的礼辞，在婚礼的“亲迎”环节，昏辞的主要形态表现为家长训诫新妇的诫女辞。当礼辞讲述的环节被确立为仪式中必不可少的步骤，足以说明，亲迎礼在仪式上已具备了初步的规范结构。但如果深入到礼辞这一相对微观的层面去观察，就会发现，这些礼辞不论是文辞形式、语体风格，还是在表达礼义的言说结构上都远未定型。所以亲迎礼昏辞的案例或许正体现了：仪式语言曾有过一段规范化未及完备的中间形态，而这又是口语文学和书面文学曾一度存在交混的历史状态所决定的。

一 文献所见先秦婚礼亲迎礼用辞

昏辞最重要的相关记载见于《仪礼·士昏礼》，在《春秋谷梁传》《孟子》《说苑》中亦有对昏辞的直接征引、提及或记录。周代青铜媵器的铭文中也出现过近于昏辞内容的辞例，如出土于武功县任北村窖藏的媵器《胡叔胡姬簋》（集成4062—4067）铭文有“用享孝于其姑公”一句，同《说苑·修文篇》所录诸侯婚礼用辞中的“善事尔舅姑”颇为接近，它们很可能同属于诸侯级别贵族婚礼所习用的仪式语言，都表达着新娘父母（也即媵器制作者）对女儿婚姻生活的嘱咐与告诫。这种情形正体现出同一种仪式语言被分散保留于多种古文献的现象。

（一）《仪礼·士昏礼》附经之“记”

《仪礼·士昏礼》记录的是“士”一级的婚礼礼仪，昏辞就出现在《士昏礼》的“附经之记”中。贾公彦指出《仪礼》篇末“记”的功能在于“记经之不备”，近人沈文倬则在前人基础上另作补充，将记录仪式所用的“辞”归纳为《仪礼》附经之记的主要内容之一。近年发表的《清华简·公食大夫礼》则表明，“附经之记”是编纂《仪礼》时不便整合进正文的内容。纵观《仪礼·士昏礼》一篇对古代婚礼仪式的记录，周人举行婚礼总夹杂着礼物的赠送与言辞上的应答往来，举行婚礼的双方宗族通过礼物和言语展开多次接触，使婚姻关系在宗族间频繁往来的状态下得以缔结。

古代婚礼需要用到与多个仪节相配合的昏辞内容，曹元弼先生在《礼经学》中对此概括甚详：

自“昏辞曰”以下，记昏礼之辞。先纳采辞，次问名辞，次醴宾辞，次纳吉辞，次纳征辞，次请期辞，次使者反命辞，次父醮子辞，次亲迎至门告摈者辞，次父母送女戒命辞，次姆辞，壻授绥辞。凡十一节。

依据所置身的社交场合及社会功能可以把昏辞分为两类：一种主要见于“亲迎”环节之前，以及最后一段“若不亲迎，则妇入三月，然后婿见”情况下所使用的“婿授绥辞”，主要记录了“六礼”行进过程中的宗族间对话，这类礼辞在言语上遵循着相似的主客问答模式；另一种则是在“亲迎礼”环节出现的昏辞，亲迎礼中只记录了家庭成员之间交流，明确表现为家族长辈对晚辈讲述的诫命辞。《仪礼》中记录的亲迎礼用辞相当古雅：

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违命！”

母施衿结帨，曰：“勉之敬之，夙夜无违宫事！”

庶母及门内，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听，宗尔父母之言。夙夜无愆，视诸衿鞶！”

婿授绥，姆辞曰：“未教，不足与为礼也。”

这段昏辞的突出特点在于，其语体同《诗经》及金文中的仪式语言表达非常近似。好比说，《诗经·周颂·闵予小子》中“维予小子，夙夜敬止”一句，与此处昏辞中出现的“戒之敬之”“勉之敬之”等语句，很可能就出自同源的仪式语言，可上溯至西周时期逐渐形成的礼仪语言传统。这种语言风格成功塑造出宗族内部训诫晚辈的肃穆气氛，又使仪式中的言语活动沾染了指向传统的时间纵深感。

（二）《孟子》对昏辞的征引

《孟子》中关于婚礼亲迎部分的礼辞记载同为“士礼”却与《仪礼》存在明显差异：

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仔细审读这段征引昏辞的内容，不难注意到，《孟子》突出的是婚礼与冠礼在礼辞使用与表达上的反差。在《孟子》叙述的仪式框架中，冠、婚这两种在个人生命不同阶段举行的重要典礼，应当分别由行礼者的父亲和母亲来主导，因而《孟子》引述昏辞时便带有鲜明的性别指向，更关注援引礼辞来论证女性在周礼规范下所应具备的品德，也即所谓“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

《孟子》引用昏辞的段落出自一段对话，这段对话始于景春对公孙衍和张仪的称许，而孟子却通过引述冠礼与婚礼的仪式内容，驳斥了景春良莠不辨、颠倒是非的看法，从而认为，正如“妾妇之道”可以通过婚礼中的昏辞得到揭示，士大夫的“道”就集中体现在一个人能否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于是这段话还回应了“道”和“礼”的关系，孟子言论的基本观点是，每个人所应当遵从的“道”都需要合乎“礼”所划定的规范和要求。

（三）《春秋谷梁传》引述诸侯昏辞

《春秋谷梁传》（下文作《谷梁传》）中引述的昏辞在言说结构上很接近《仪礼》的记载，但《谷梁传》却记录的是诸侯一级婚礼的礼辞：

公子翚如齐逆女。逆女、亲者也，使大夫非正也。

九月，齐侯送姜氏于。礼：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门，诸母兄弟不出阙门。父戒之曰：“谨慎从尔舅之言。”母戒之曰：“谨慎从尔姑之言！”诸母般申之曰：“谨慎从尔父母之言！”送女逾竟，非礼也。公会齐侯于讙。无讥乎？曰：为礼也。齐侯来也，公之逆而会之，可也。

夫人姜氏至自齐，其不言翚之以来，何也？公亲受之于齐侯也。子贡曰：冕而亲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继万世之后，何谓已重乎？

《谷梁传》征引昏辞是为了述礼，目的是对“齐侯送姜氏于”一事进行批评，然而此处很难判定，《谷梁传》所引述的“礼”，究竟是实践中的礼仪规范，还是直接引自成文的礼书。值得注意的是，《谷梁传》与《仪礼》看起来传达了相同的仪式结构，特别是关乎仪式中的礼辞言说方式，两个文本都描述了由多位新娘家庭的长辈依次发言的情形。但与此同时，《谷梁传》却缺乏《仪礼》中那种文雅古奥的语感，反而将这类诫命辞简化为了“谨慎某某之言”的单一表达形式。

考虑到《谷梁传》的记载更关注仪式活动的整体描述，“述礼”是为了判别现实中存在的“非礼”现象，礼辞的言说就此对应于婚礼所要求的行礼准则。回到文本来看此处引述的昏辞，之所以强调新娘家长要依次讲述礼辞，不过是为“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门，诸母兄弟不出阙门”这一仪式规范作补充说明。因为“礼”对于婚礼中新娘家长应当如何“送女”有着严格规定，《谷梁传》所述之礼正是通过把言语活动处理成整体仪式规范的一部分，才能理据充分地批评齐侯“送女逾竟”一事为“非礼”。

（四）《说苑·修文篇》所见诸侯婚礼

《说苑·修文篇》中对昏辞的记录承接着《公羊传》庄公二十四年传文“夏，公如齐逆女。何以书？亲迎礼也”一句展开。《说苑校证》的校理者认为这一段“当出佚礼”。也有其他学者对照《礼记》和《仪礼》中的相关内容，指出《说苑》关于“履女”的记载可能反映的是西汉婚俗。不过，结合《仪礼》所载“无大夫冠礼而有其昏礼”一句来看，《说苑·修文篇》这段包含诸侯婚礼仪式的记录，很可能是用“佚礼”中的相关记载来阐释《春秋》的经文：

夏，公如齐逆女。

何以书？亲迎，礼也。

其礼奈何？

曰：诸侯以屦二两加琮，大夫、〔士〕、庶人以屦二两加束修二。曰：“某国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屦，礼夫人贞女。”

夫人曰：“有幽室数辱之产，未谕于傅母之教，得承执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

祝答拜。夫人受琮，取一两屦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尔舅姑，以顺为宫室，无二尔心，无敢回也。”

女拜，乃亲引其手，授夫乎户。夫引手出户，夫行，女从，拜辞父于堂，拜诸母于大门。夫先升舆执辔，女乃升舆，毂三转，然后夫下，先行。

这段记载更像是对亲迎礼核心仪式环节的简省记录，其中既包含了礼物的交接，也伴随着言辞间的往来。因而不同于《仪礼》把仪式和言语分开记述，《说苑》中的昏辞是夹杂于仪式的说明文字中被一同记录的。另外，不同阶层婚礼仪式层面的差异也始终存在，例如诸侯礼所用礼物的隆盛程度明显要高于士礼。《说苑》记载的诫女辞中有一句“无二尔心，无敢回也”，可能也是专属于高等贵族婚礼的礼辞内容，毕竟对于诸侯阶层而言，已婚贵族妇女“大归”是件不怎么体面的事。

二 文本差异、言说结构与意义模式

上述文献基于不同著述意图均记录下了婚礼亲迎仪式中的言语部分。有的文献专注于描述整场仪式，并在记录或引述仪式时提及了言辞的内容；有的则片段截取了仪式中的礼辞部分，作为满足议论或叙事目的的引证。比较明确的是，围绕亲迎礼中的“送女”环节，文献记载的言辞内容大体一致，它们都表现为由女家长辈讲述的一段告诫新妇恭顺听从夫家舅姑的言辞。这意味着，礼辞的讲述正是先秦亲迎礼中必不可少的仪式要素与步骤。与这一事实构成对照的是，不同古文献所记录下的礼辞仍表现出许多微观层面的差异。此处且将文献中观察到的礼辞差异做一归纳。

（一）仪文之别：部分记载仅见母诫女辞

前述多种记载了昏辞的古文献中，《孟子》《说苑》仅出现了母诫女辞，相比之下，《仪礼》和《谷梁传》则还保留了“父送女辞”及“庶母（诸母）辞”。这一点甚至在《说苑》的记载中还显得颇有戏剧性，因为仪式全程只能听到夫人与使者的言说，与此同时新娘家族的其他长辈也被要求出席，可这种“在场”却仅通过仪式行为得到揭示：“拜辞父于堂，拜诸母于大门。”于是在《说苑》的记载中，“父”“诸母”这些在其他文献里必须依次发言的长辈，就成了在仪式中沉默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事实上《孟子》与《说苑》的记载很可能透露了先秦婚礼仪式中非常关键的一点，那就是在亲迎礼环节中，相较之女方的父亲，最为关键的人物很可能是女子的母亲。这一认知在《孟子》引述昏辞时体现得尤为明确，因为《孟子》有意将冠礼与婚礼的仪式规范，延伸阐释为男性与女性的品格尺度。此外，这一仪式细节还可通过《诗经·东山》一篇得到印证。在解释《东山》诗中的“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一句时，《正义》云：“诗云‘亲结其缡’，谓母送女重结其所系，着以申戒之。说者以袆为帨巾，失之也。母诫女礼，施衿结帨。”特为强调的也是母亲在仪式中的任务与职责。

或许在先秦的婚礼实践中，确实存在过两种讲述亲迎礼昏辞的方式。一种要求新娘的长辈依次讲述训诫女性的言辞，另一种则将礼辞讲述的任务完全交由新娘母亲来承担。所以礼辞应当“由谁言说”就成了此处的关键问题。礼辞的具体言说方式存在着的结构性差异，或许还代表了对亲迎礼仪式的不同理解。也就是说，“礼辞由谁言说”绝不只是仪式层面的差异，这种差异很可能反映着特定礼义如何经由仪式得到表达的问题。

（二）语体差异：昏辞的多元语体表达

《谷梁传》和《说苑》记载的诸侯婚礼段落同为对《春秋》的延伸解释，两种文献所录仪文不同，两处礼辞的语体也存在差异。《谷梁传》所录礼辞皆为“谨慎从某某之言”的重复句式，看起来同日常语言没有太大区别；而《说苑》中由诸侯夫人讲述的礼辞则要雅驯得多，更接近于《左传》中常见的贵族交际语的基本风格。礼辞语体最为独特的仍要数《仪礼》，《仪礼》所录“士”一级的昏辞则近乎诗体，对比《士昏礼》其他仪式环节里的礼辞，显然亲迎礼的用辞相当有意地凸显着日常语言和仪式语言的反差。

这或许表明，当这批古文献陆续成书时，昏辞尚未在言说方式与言辞语体的层面实现统一的规范性。礼辞之所以存在这种差异，很可能一方面因为文献保留了礼辞在实践中的多元口语特征，另一方面也不排除部分礼辞文本在成书时经历了书面的语言修饬。这导致，即便有些礼辞在文献中看起来近乎日常口语，有些却已经表现为带有身份指向的、与日常语言差异甚大的礼仪用语，但这些礼辞所表达的基本语义却又是共通的。因而不管是仪文还是语体的差异，均反映出这一阶段礼辞规范性尚不完备的状况。把此处观察到的昏辞记载差异，放置到先秦时期礼辞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来审视，便可以想见，通过规律而重复的仪式实践，固然可以初步将长辈训诫女儿的仪式环节确立为亲迎礼的必要步骤，但直到这类礼辞陆续成书的历史时刻，人们还未在文辞形式与言说方式上，将这段诫女辞统合成规范且标准的一类礼辞形态。

（三）阶层秩序：昏辞中的“言”与“事”

昏辞无疑体现着行礼阶层的差异，这一点首先体现在礼辞所遵循的用语惯例。除了词汇、用语等语言层面的惯例，不同阶层生活方式的差异也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礼辞的内容表达。如前所述，诸侯阶层贵族在亲迎礼用辞中会特别强调“无敢回也”，是因为诸侯的婚姻中止通常影响到两国间政治。转而看到古代出妻所用礼辞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礼辞同样反映出阶层对婚姻的理解差异。《礼记·杂记》记录了两段与出妻相关的礼辞，一段用于“诸侯出夫人”时，另一段是“妻出，夫使人致之”的用辞。这两段话的记载使“从诸侯下至卿大夫士，离弃妻子都有礼可循”，简单对比这两段出妻用辞，就会发现，当不同阶层均诉说着“引咎自责”的相近语义时，礼辞中最明确的分别仍旧关于“言”和“事”两个部分，也就是仪式语言中的特定用语惯例，以及涉及阶层生活方式存在差异的内容。对于诸侯一级的贵族来说，他们的婚姻通常是政治色彩浓厚的国家间联姻。这就决定了和这些人有关的礼辞总会不厌其烦地多次谈及“社稷、宗庙”。这种与阶层身份相关的礼辞言说风格，同样见于记录诸侯联姻关系的青铜媵器铭文，例如标志着春秋时期晋、楚联姻的《晋公盆》铭文（《集成》10342），大部分篇幅都在歌颂新妇所在的晋国公族。但这种着眼于家族、祖先之类的礼辞内容，到了更低的阶层就只是表述为“不能从而共粢盛”。

礼辞所用之“言”与其所述之“事”，都相当鲜明地指向了社会阶层的秩序。从“言”的角度看，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专属于特定阶层的语词规范，说明以阶层为界的礼仪用语规范正在形成。相比之下，礼辞所述之“事”会更复杂一些。不仅因为阶层间的不同生活方式，有可能影响人们看待和理解婚姻的基本态度。更重要的是，在受到政治影响的贵族婚礼场合，很可能不那么依赖于规范化的礼辞套语。还是以《晋公盆》铭文为例，在铭文最后致以祝福的部分却特别提醒新娘，在担负起楚国宗妇职责的同时也要“晋邦隹翰”，期待女性在出嫁后仍不忘维护自己的母国。这种婚姻礼辞的表达同传世文献有着很大差距。这种看似介乎出土和传世文献的差别，同样可以理解为礼辞规范性不够完备的写照。

因而从整体上看，礼辞规范性的获得应当滞后于仪式基本要素的确立与整体结构的定型。而且礼辞的文献差异通常出现在礼辞文本的“外部”：首先，亲迎礼礼辞的仪文和语体两方面都表现出不可忽视的差异性。即便仪式从结构上确立了这一环节必须由长辈讲述诫女辞，但在婚礼实践中，很可能存在两种关于“礼辞由谁言说”的仪式版本。而文献中所呈现的多元语体，有些特别具有口语色彩，有些则格外文采斐然，这也是由于这批礼辞文本诞生于口语文学和书面文学发生交混的历史阶段。其次，阶层差异对礼辞表达也有一定影响，一方面适合于不同阶层的规范用语惯例正在形成，但另一方面高等贵族婚礼的实践较少受制于礼辞表达的规范，他们更倾向于去制作一种既迎合政治关系、又符合贵族语言惯例的“因地制宜”的辞例。最后，因为仪式中的言语部分通常直接承担了表情达意的仪式功能，所以前述的各种关于仪文、语体和阶层的礼辞差异，既关乎修辞也关乎言说结构的实现，都会整体性地影响到仪式意义如何经由言语部分来呈现。

三 口语和文本交混状态下的规范礼辞

古礼仪式的成书时间大约集中在春秋到战国时期。最初成文的仪式文本通常都是特定阶层的“礼”，一开始以单篇的文本形式被记录和流传。如《礼记·杂记下》中记录了“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的成书过程，明确说明此处成书的是“士丧礼”；《国语·楚语》中也提到了名为“祭典”的礼书文本。前文论及《士冠礼》“附经之记”中记载“无大夫冠礼而有其昏礼”，说明在编纂《仪礼》时可能已出现了记载大夫昏礼的礼书。这些单篇流传的礼书文本，随即就同其他经由口耳相传的礼仪惯例一起，共同充当起古人关于“典范礼仪”的知识来源。

婚礼在这一时期也经历了由“实践仪式”而至“仪式文本”的转向，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婚礼中的言语内容，原本用口语讲述的昏辞就被书写成文本形式的礼辞。然而文本和实践是截然不同的“场域”。对仪式而言，“文本化”最重要的影响或许在于，文本能够使仪式从实践的“强制性重复中解放出来”，从而将一切仪式变成了仅通过语言就能去理解与阐释的对象。当仪式的社会传播与接受，开始依托于文献的传抄和阅读来实现，那么仪式（包括其内部各个环节及要素）的发展与演化，也就不再必然受制于实践层面的操演与实行，而只需通过文本的修订、改写、传播和解释，便足以影响到仪式的方方面面。

从这一视角出发回看亲迎礼辞，如前所述，礼辞记载的多层次差异表明礼辞的规范化要滞后于仪式整体结构的定型。这或许是因为，这些礼辞的文本记载本质上是口语文学和书面文学存在交混状态下的记录。原先单纯作为口语文学出现的礼辞一旦被书写为文本，部分口语特征仍会被文字记录所保留，但文本层面的修订与改写也会随即发生。

正是在口语性和文本性的“拉锯”中，“规范化”始终是礼辞在文本层面持续发展和演化的主要向度，目的则是为了缔造一种被社会广泛认可并接受的通行仪式语言。但婚礼终究不同于祭礼，昏辞作为一种世俗礼辞主要用于沟通宗族关系，也就拥有了更多现实的不确定性。因此文本很可能在塑造世俗礼辞规范的过程中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但与此同时，口语和文本共存交混的历史语言状况，则又决定了昏辞这类世俗仪式语言，所能实现的始终只是“留有限度”的语言规范。

（一）制造规范和意义的文本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古礼仪式同时存在着实践和文本两种形态，礼辞亦因之处在口语和文本的互渗、交混状态中。当一部分仪式被著录为书面文本时，仪式实践仍主要存储于人类的集体记忆中，以口传和操演的方式进行传播与传承。在这种情形下，书面文本仍决定性地推动了礼辞实现规范化。这是因为，口头文学“同态化”（homeostatic）的特征，会使一切不具有当代意义的元素与内容迅速在口头文学中被遗忘或改变，相比口语这种因地制宜、随时而变的特点，唯有通过书面文本的书写与传播，才能将口头言辞在语言形式、结构功能甚至言语意义层面加以规范和定型。

基于书面文本与书写文化的基本特性，口头礼辞的“文本化”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参与建构了礼辞的规范性甚至是典范性：一方面，书面文本让不同源流、不同版本的仪式在文本层面实现“对齐”，进一步削弱了实践中伴随“因事制礼”所呈现出来的灵活性，而为仪式赋予了更为确定和永久的形式。这样，古礼才能逐渐演变为一套适用于多数人去施行的相对固定的仪式规范；另一方面，书面文本也永久地改变了仪式所能实现的意义模式。如果说，实践中的仪式曾被赋予过各种适合当下时刻的仪式意义，那么在以文本为传播载体的阶段，不仅仪式意义必须经由各类文本记载不断得到充实和延展，通过仪式要素（包括仪式中的言语活动）所阐发的礼义也一定更为抽象而普遍，同时还能将关于仪式内容的记载，同其他文献中关于礼义的论说联系起来。

昏辞记载最为突出的差异主要出现在“礼辞由谁言说”的言说结构层面。正是在《仪礼》和《谷梁传》的记载中，很可能围绕亲迎礼中的礼辞言说方式，搭建了一种不同于其他文献的意义模式。在这两个仪式文本中，亲迎礼环节要求女方家族长辈依次“诫女”，由此建构了一种言说内容与言说者身份之间的微妙呼应：当父亲告诫女儿听从“尔舅”之言，母亲告诫女儿要谨慎听从“尔姑”之言，庶母则仅希望女儿婚后能“忆父母之言”。这显然是基于不同“言说者”的家庭身份，在仪式中特地“言及”联姻家庭中与自身身份构成对等关系的人。当新娘母亲在礼辞中明确提到了“姑”（即今日所谓“婆婆”），言说者在此情境中的情感态度，就必须建立在身为“母亲”的身份基础之上，这样才能去体谅和关照另一家族中的“母亲”的感受。这种言语所寄托的情感指向，在其他言说者那里也是一样的。

如此则意味着要在婚礼双方家族成员之间，搭建一种基于相同家庭身份的对等关系。这很容易联想起传统的“两姓之好”之说，这一观点将“婚姻”定义成由两个不同族姓家族因联姻结成的亲属关系，于是亲迎礼昏辞所表达出来的家族成员的对等关系，正与“两姓之好”这一定义对婚姻家庭属性的强调相一致。可是围绕仪式语言塑造出来的仪式意义很可能是后起的，因为在《仪礼》和《谷梁传》所看到的对发言人仪式身份的关注，并不见于《孟子》和《说苑》的礼辞记叙之中。所以即便礼辞可能只是仪式中具体而微观的部分，但礼辞如何被讲述以及以什么方式被讲述等言说结构层面的细节，不仅折射出理解婚礼的不同视角和观点，更重要的是，这个需要言说礼辞的仪式场合，就这样被赋予了规定和协调参与者情感态度的功能。

因而对于礼辞言说结构的处理，恰恰为仪式塑造了一种“礼以合义”的意义模式。在《仪礼》和《谷梁传》所记载的亲迎礼当中，礼辞的言说方式同整场婚礼的核心意义是同构的，这种意义模式或许终究需要通过书面文本才能贯彻与实现。于是文本就此“制造”了与口语时代截然不同的礼辞规范，文字书写不仅推动礼辞成为一种形式规整、内容确定且涵义深刻的典范言辞，在文本层面实现仪式内容的“对齐”，文本的撰写和传抄也一定会伴随着礼义层面的建构或重构，使人类言语活动更有深度地“内嵌”于仪式的整体架构之中。

（二）规范礼辞的施用限度

“礼”在古代通常意味着典范的行为标准，也是衡量个体行为是否得体的基本尺度。在前述多种礼辞文献中，《孟子》征引昏辞时以“子未学礼乎”发语，是将“礼”看成评论个体道德品行的标准；《谷梁传》引述亲迎礼也是为了用“述礼”阐释规范，来批评现实中普遍存在着的失礼或失范现象。至少在这两个文本中，明显体现着一种关于“规范仪式”的认知，并且这种规范仪式在事实上还可以起到指导现实实践的文化功能。仪式在春秋到战国时期陆续被书写成文本，正与“规范仪式”观念日益凸显的历史事实互为表里。这种观念的形成自然影响到了礼辞。礼辞在语言形式和语体风格上持续趋于规范化，甚至构造并强化一种与整体礼义相符的礼辞言说结构，本身就是规范仪式落实到语言细节的表现。但在先秦时期，世俗礼辞的规范性始终处在不及完备的状态，这是因为，这一时期礼辞的口头实践始终都很重要。

《左传》中与诸侯婚礼有关的用辞记载正可以用来说明，仪式语言之所以必须呈现为规范未及完备的形态，既受制于仪式语言载体发生转变的文化背景，也和当时贵族行礼的现实语境有关。《左传》昭公三年传文记录了齐国向晋国“请继室”的详细过程，其中就包含了大量言辞：

齐侯使晏婴请继室于晋，曰：“寡君使婴曰：‘寡人愿事君朝夕不倦，将奉质币以无失时，则国家多难，是以不获。不腆先君之适以备内官，焜耀寡人之望，则又无禄，早世陨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顾齐国，辱收寡人，徼福于大公、丁公，照临敝邑，镇抚其社稷，则犹有先君之适及遗姑姊妹若而人。君若不弃敝邑，而辱使董振择之，以备嫔嫱，寡人之望也。’”

韩宣子使叔向对曰：“寡君之愿也。寡君不能独任其社稷之事，未有伉俪，在缞绖之中，是以未敢请。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顾敝邑，抚有晋国，赐之内主，岂惟寡君，举群臣实受其贶，其自唐叔以下实宠嘉之。”

从内容来看，这两段话也很典型地表现为规范套语与即时应对之辞的结合。在《左传》中明显存在着一套规范仪式语言系统，这种规范语很可能有书面的典章记载作为支撑。如“先君之适及遗姑姊妹若而人”一句，同《左传》襄公十二年传所录诸侯应答天子求后的“夫妇所生若而人，妾妇之子若而人”“先守某公之遗女若而人”等应对之辞非常近似，更证明了这是诸侯以上贵族谈婚论嫁时的礼仪套语。与此同时，《左传》昭公三年传所记录下的这段礼辞，还有不少地方符合聘辞的用语规范，例如“君若不忘先君之好”“照临敝邑，镇抚其社稷”“惠顾敝邑”等，都属于当时常见的邦交规范用语。很难想象，在这些大量吸收了规范礼辞的仪式语言背后，完全没有书面文本作为知识层面的参考或依据。

这段围绕“齐侯请继室”的对话发生于真实的历史人物之间，而不是礼书文献所展现的抽象仪式场景。面对这种相对特殊的仪式场合，完全依赖礼书文本所记载的礼辞内容，显然也不符合贵族行礼的实践需要。因为礼书中所记载的礼辞通常是种“无具名的言说”，这类规范礼辞固然可以普遍施用于一些仪式场合，却很可能无法满足高等贵族缔结特殊婚姻关系的具体要求。考虑春秋各国皆有“博学多闻，精通掌故，娴熟礼仪”的有识之士，善用礼辞是这些群体所必备的文化素养，以上述这段应对之辞为例，晏婴、叔向完全有能力为这场特殊的求婚仪式制作出符合当时场景需求的妥帖言辞。

史书中记录下的这类兼具礼辞规范与现实意义的言辞，就是一种特殊的口语文学，它们往往孕育于特殊的贵族仪式场合，因此必须将规范仪式语言镶嵌于应对口语中，以适合于应对复杂的现实邦交关系。这个例子充分证明了，仪式的口语文学不仅难以被书面记载替代，口头礼辞在历史上更有其长期存在的理由。相比之下，通过文本书写试图推动实现规范世俗的礼辞，因其必须对仪式的现实语境与特定需求作模糊化、抽象化的处理，而势必在实践中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结语：书写与口语的张力

先秦时期的礼辞经历了从不规则到规则、不齐整到齐整的规范化演变，口头礼辞在规律而频繁的仪式实践中，经过古人有意识地提炼与完善，逐渐在用词、句式、风格等方面形成了仪式语言的基本规范。过往研究与理论均较为强调仪式实践对礼辞口语规范的决定性影响。本文则关注到，历史上存在着古礼仪式被陆续撰录成书面文本的过程，礼辞在口语和文本的交混状态中，单纯通过文本层面的修订和改写，即能推动礼辞的形式与内容更趋于规范化，并且通过改变礼辞的言说结构和情感功能，文本微观层面的修订还可以为礼辞实现抽象仪式意义的建构。

围绕文本而产生的包括书写、传抄和阅读等人类行为，显然对仪式传统的记忆和流传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礼辞的规范化和普适化，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于书面文本的权威性来实现。这类规范礼辞的现实意义就在于，一旦仪式成为抽象规则的记录，周代礼仪传统中那种因事制礼的早期风格不仅因之淡化，人们也不再需要依赖“礼仪专家”来特地创作礼辞，而只需调取书面的规范礼辞文本，即能确保仪式言说环节的完成。另一方面，当文字成为描述、保存仪式的主要载体，单纯依靠文字就能让仪式通过阅读、记忆、解说和编写实现内容和意义的传承与表达。所以文本记载总是使仪式更具“深度”意义的转折点。

但具体到婚礼语境，正所谓“辞，所以通情也”，规范礼辞十分重视准确反映并调节仪式中的人际情感联系，并将言说情感的公共表达同婚礼整体意义的阐发联系起来，但规范礼辞通常无法直接施用于特定的现实场景，也无法清晰表达婚礼背后的复杂家族关系。这意味着，即便书写传统从多个方面推动礼辞持续朝向规范化发展，可规范礼辞在事实上很难迅速地取代现实中的礼辞口语实践。所以本文所讨论的亲迎礼辞记载中存在着的多重差异，也许正是文学书写传统与口头传统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同时存在的证明。

本文原刊《文学评论》2025年第6期

一、秘密纪律的探索(1921年7月至1927年7月)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极为强调保密，并根据形势需要对秘密纪律做出相应规定。自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27年7月，秘密纪律总体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出台正式的秘密纪律。

(一)秘密纪律的雏形

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即特别注意保密。中共一大召开时用隐语以学术研讨会形式通知外地代表开会。1921年6月初，中共一大会议通知以李达、李汉俊名义以“平安家信”形式投寄。①1921年6月29日，谢觉哉日记记载：“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②用“○”代表“共产党大会”也是为保密起见。

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即特别强调秘密纪律，明确规定：“在党处于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③中共二大、三大和四大进一步强调秘密纪律。中共二大《中国共产党章程》首次规定六项必须开除党籍的行为，其中之一即为“泄漏本党秘密”。④中共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与中共四大《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均保留这一规定。⑤中共三大增加新的保密内容，对自请出党的党员“收回其党证及其他重要文件，并须由介绍人担保其严守本党一切秘密，如违时，由区执行委员会采用适当手段对待之”。⑥

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文件必须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和秘书共同签署方为有效。⑦文件署名为委员长陈独秀的英文化名“T.S.Chen”和秘书毛泽东的英文化名“C.T.Mao”。1924年10月通过的《中央通告第二十一号——加强党的组织观念和汇报工作》，签名即为T.S.Chen和C.T.Mao。⑧

1923年6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设立秘书处，兼管保密工作。秘书处负责保密工作期间，为避免在行文方面出现泄密事故，对有关事项专门作出规定。文件用纸最好使用32开纸，次用16或64开，文件要做到尽量小型化。文件书写要注意用纸用墨及使用化学药水等，文件内容特别机密的应当采用密写方式。文件、信件书写格式统一，发送时使用“双信封”；发出文件编号盖章；行文使用隐语、暗号和代号等。而且所在地出产什么纸即要用什么纸书写公文。⑨

为保守党的秘密，一般采用代号代指有关内容。党的决议称为“总校年鉴”，党员统计表称为“每月决算表”，党员叛变称“得病”，被捕入狱称“入院”，以大学代表全党，以男生代表男性党员，女生代表女性党员，正式生即正式党员，旁听生即候补党员。中央用得较多的代号为“钟英”，同时亦用中国共产党英文缩写(C.P.)。⑩而“C.Y.”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代号。

(二)秘密纪律的逐步发展

1924年5月，《党内组织及宣传教育问题议决案》规定，中央组织部之下设“交通”，任务为发送秘密宣传品。(11)成立交通处后逐步开辟国际、国内秘密交通线，广泛建立秘密交通站，逐渐承担起全党文件材料的秘密传递任务。保密工作从最初通过代号等方式躲避搜查，逐步发展为主动建立自己的秘密文件传递渠道。1925年1月，中央组织部制订《中央组织部工作进行计划》，规定中央组织部设一交通干事，职责之一即“筹划向各地秘密的输送本党宣传品及函件”。(12)1926年1月，中央组织部下发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份关于保密工作的专门文件《中央组织部通告第三号——加强党的秘密工作》。该通告强调了秘密工作的基本原则与主要任务，而且就具体事项做出明确规定。此通告本身也用“同学”“吾校”等密语写成，“钟祖之”即中央组织部的代称。

1926年5月，中共中央机关报《校刊》发表《秘密工作常识》一文，针对秘密工作的特点和当时形势，共提出30条具体要求，包括会议保密知识、文件传递注意事项、日常言行保密、党员身份保密等保密工作技巧方法，指出“保守秘密是我校纪律中最重要者之一”。(13)

1926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组织问题议决案》，提出“应增设中央秘书处，以总揽中央各种技术工作”。(14)秘书处在党的组织体系中独立，主要承担上下级机关联系的“枢纽作用”、机要工作的“总汇作用”和机关日常工作“执行者的作用”，主要任务是文书处理、上下级联系、筹划联络代号和暗语等。但受当时条件限制，并未对中央秘书处人员配备等做出明确规定，而且随着革命形势变化，中央秘书处未能正常发挥作用。

二、秘密纪律的发展(1927年8月至1928年12月)

(一)秘密纪律的发展背景

1927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在白色恐怖背景下特别强调严格党的纪律，指出“严格党的纪律是全体党员及全体党部最初的最重要的义务……”(15)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持续加强包括秘密纪律在内的纪律建设。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八七会议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特别强调秘密工作，指出全党要尽量设法保持党的组织“要建立壁垒深严的秘密组织”。(16)八七会议通过《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对秘密工作做出要求，强调指出“极严格的秘密规律，是秘密状态中党的工作之基本条件。虽极小的破坏秘密规律，都应与以严厉的处分(一直到开除)”。(17)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主要在有关决议案以及通告中发布有关秘密纪律的规定，尚没有关于秘密纪律的专门规定。随着秘密斗争的发展以及白色恐怖的日益严重，出台完整独立的秘密纪律势在必行。

(二)《中央通告第四十七号——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

《中央通告第四十七号——关于在白色恐怖下党组织的整顿、发展和秘密工作》(以下简称《通告》)是专门为强调秘密纪律而发布的通告，也是首个严格意义上的秘密纪律。

《通告》指出，最近党组织遭受大的破坏固然由于是反动派的猛烈进攻，而“本党组织不适用于秘密工作的环境，以及党内同志的反动告密”实为问题关键所在。《通告》特别强调，秘密工作的重要意义“不是缩小党的活动范围脱离群众去求党的安全隐密的政治主张，而是如何使党的政治主张更能普遍深入组织更能接近群众，随时能够领导群众的斗争而不致遭受军警侦探的破获”。所以要特别注意“白色恐怖下党的组织问题”，要“采用适当组织形式保持党的组织与干部”免遭破坏。《通告》详细规定了整顿组织与秘密工作的办法。具体内容包括严密党的组织、细分党支部、设置候补书记、强化巡视工作、有效掩护、文件集中保管、强化根据地秘密工作、严格纪律要求等。《通告》特别强调以上各项规定各级党部应即切实执行，绝不能丝毫疏忽致使党遭受破坏的损失，“须知因疏忽而引起的破获，与同志告密反叛因而破获的结果是相同的！”(18)《通告》标志着秘密纪律进一步的发展，但规定仍过于原则，需要进一步细化以在实际工作中贯彻实施。

(三)《秘密工作常识》

1928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机关报《校刊》发表《秘密工作常识》专辑《秘密工作常识》由劈头语、如何建立秘密机关、如何举行秘密会议、如何保存秘密文件、秘密交通法、认识敌人侦探及逃脱法、如何化装、散发传单及公开活动应注意之点、向人宣传及介绍同志的方法和态度、同志间的关系及态度、如何安置侦探在敌人的机关中、机关破毁及被捕后应注意之点、对付叛徒或敌探的方法、结论等十四个小节组成。从基本原则、组织方式和技术方法等对中共党员如何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开展秘密工作做出了详细规定，其中内容全部是党员应知应会的保密工作常识，要求将专辑发到党组织的每个支部，以支部为单位组织认真学习，严格执行。

《秘密工作常识》特别强调，秘密工作原则貌似琐碎小事，但关系党的存亡安危，这些经验是许多牺牲换来的必须注意，不同地方要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变通。强调指出，秘密工作并非是怯懦而是防范不必要的危险，有些事情有危险也必须去做。(19)

三、秘密纪律的成熟(1929年1月—1933年1月)

(一)秘密纪律进一步发展

随着形势发展与斗争需要，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健全完善秘密纪律，并通过成立专门机构等方式强化秘密工作。1929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成立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20)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向忠发、余泽鸿三人组成，周恩来任主席。(21)此后，各中央分局、省委等党组织普遍成立秘密工作委员会组织。

1928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工作计划大纲》，指出为使中央工作能顺利进行，必须切守以下原则：第一，中央每次开会必须保留一二人在外；第二，每次开会时间必须经济；第三，中央工作人员须少而精；第四，中央机关必须职业化，必须相互秘密。(22)

针对大革命过程中党员自首与叛变的问题，1928年12月发布《中央通告第二十一号——关于党员自首与叛变》，指出解决自首与叛变问题的重点之一是强调秘密纪律，即“整个党应以极大的努力注意秘密党的存在条件的遵守，非政治的或非必要的党内事虽负责同志亦不必互相询问……党的机关地址非必要须去的人虽主要负责同志亦不必多所知道”。(23)

以上文件并非专门针对秘密纪律制定，主要是在有关文件中强调秘密纪律，这些文件尚不足以应付秘密斗争的需要，为此出台专门的有关秘密纪律文件势在必行。

(二)《中央通告八○号——建立秘密工作》

1930年6月，中共中央发布《中央通告第八○号——建立秘密工作》。该文件指出全国三年来无数的血的教训强调要在组织上建立秘密工作“谁忽视秘密工作，客观上等于告密，不但是错误，而且是不可饶恕的罪恶”。(24)对秘密工作的漠视说明全党还不能接受血的教训，因而要强调建立全党的秘密工作。《中央通告八○号——建立秘密工作》主要从原则上对秘密纪律予以规定，对党内秘密机关日常工作做出要求，强调执行秘密工作是党的纪律的主要部分，并对被捕的党员提出明确要求。为保障指导机关的安全，要求除江苏省委外任何省委不能兼当地市委领导，省委集中指导全省工作。强调各省接到通知后要迅速执行，并经常不断地加以检查和督促，特别要按照各地的实际情形研究具体的执行方法。(25)

(三)《中共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关于秘密技术工作的规定》

1929年3月，中共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发布《中共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关于秘密技术工作的规定》，进一步细化秘密纪律，重点从可操作性出发，从机关分布、文件办理、文件转送、召开会议、准备口供等方面详细规定了保密要求。此外，还对接头招待、同志来往、个人要求、社会关系以及报警要求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指出同志间来往最好单线联系，个人装束与行动必须适合环境及职业，在敌人内部的社会关系非经允许不得擅自联系或来往，每个机关设房长且最好是女同志“专司报警与监督该房一切秘密工作”等。(26)

(四)其他秘密纪律规定

除上述秘密纪律外，这一时期密集出台有关规定，如《中共中央秘密工作条例》《中共中央关于秘密工作给各部委的信》《中共中央关于秘密工作问题给各省委指示信》等，进一步严格纪律要求，也标志着秘密纪律的不断健全完善。

在中央推动和指导下，地方党组织加强推进秘密工作。1929年11月，江苏省委要求巡视委员要更多了解实际秘密工作情形。同时江苏省委部署各机关进行一次保密工作总检查，检查内容包括机关布置、机关警号、口供准备、文件收藏、来往接待、日常生活、文件销毁、交通秘密技术、携带文件保护及化装等。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自成立之日即特别重视秘密工作。强调“尤其是边区的党要准备随时可以转入秘密工作环境的基础。这就是保留一部干部与同志的秘密，来担负新环境中的工作”。(27)指出要注意在邻近的白色统治区域与中心城市中建立党的秘密组织。

四、秘密纪律的总体评价及中共临时中央撤离上海的原因

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加强纪律建设的过程中，秘密纪律由于其特殊作用，在保护党的安全、确保党的生存、促进党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正是由于制定并严格遵守秘密纪律，才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当时极为严重的白色恐怖环境下能够生存并得以发展。

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不得不撤出上海转往江西瑞金苏区。中共临时中央撤出上海并不能说明秘密纪律的失败。反之，如果缺乏健全成熟的秘密纪律，党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形势，可能会面临更为严重的后果甚至灭顶之灾。中共临时中央撤出上海是多方面因素的综合结果。首先，敌人力量过于强大。虽然中国共产党一再强调秘密纪律，但中共在上海的工作还是较为困难。1932年11月，国民党特工总部成立，该部利用叛徒安插内奸，加大破坏上海中共党组织力度，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后，国民党当局趁机加强特务工作，针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所导致的共产党组织方面的漏洞，利用顾顺章对中共的了解，加强侦缉破坏活动，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的组织遭受极大破坏。

其次“左”倾盲动主义盛行。“左”倾盲动主义盛行是导致中共组织受到较大破坏，乃至不得不离开上海的重要原因。“左”倾盲动主义始于1929年开始的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虽然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终为1930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所制止，但此后王明上台导致新一轮的盲动主义。由于过度推行飞行集会、示威游行、公开散发传单等斗争形式，频繁的群众活动不是中途流产，就是造成干部群众的无谓损失，导致革命力量丧失严重，在此情况下再强调秘密纪律也无济于事。

再次，叛徒出卖告密。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革命，中共中央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先后被捕的中共党员有800多人。被关押在南京即将获释的恽代英、在香港工作的蔡和森均遭出卖而牺牲。1931年6月，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后很快叛变，暴露了党的大量机密。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沪上，叛徒与特务联手，告密之风愈演愈烈。

此外，秘密纪律虽然极为严密，但不严格遵守秘密纪律也导致了无谓的牺牲。1931年1月，上海总工会秘书长龙大道和闸北区委书记黄理文因违反秘密纪律在路上攀谈，不幸被捕牺牲。(28)

注释：

①费云东主编《中共保密工作简史(1921-1949)》，金城出版社1994年版，第6—7页。

②《谢觉哉日记(一九二一)》，青岛出版社2011年版，第181页。

③《中国共产党历次党章汇编》，中国方正出版社2019年版，第61页。

④《中国共产党历次党章汇编》，第68页。

⑤《中国共产党历次党章汇编》，第75、82页。

⑥《中国共产党历次党章汇编》，第71页。

⑦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文献选编》(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

⑧《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文献选编》(上)，第46页。

⑨杨世保等编《中国共产党保密工作史(1921-1949)》，金城出版社2018年版，第48—49页。

⑩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重要文献汇编》第三卷《一九二三年》，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16页。

(11)《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文献选编》(上)，第39页。

(12)《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文献选编》(上)，第56页。

(13)杨世保等编《中国共产党保密工作史(1921-1949)》，第58—60页。

(14)《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文献选编》(上)，第87页。

(15)《中国共产党历次党章汇编》，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92页。

(16)《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一九二七)》，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90页。

(17)《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文献选编》(上)，第136页。

(18)《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文献选编》(上)，第177—181页。

(19)《秘密工作常识》(1928年5月)，转引自蒋杰：《法国所藏中共〈秘密工作常识〉的保存、内容与价值》，《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6期。

(20)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二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7—1937.7)》(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47页。

(21)《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2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7—1937.7)》(上)，第79页。

(2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4)，中共党史出版社2022年版，第1590页。

(23)《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文献选编》(上)，第248页。

(24)《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文献选编》(上)，第334页。

(25)《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文献选编》(上)，第337页。

(26)杨世保等编《中国共产党保密工作史(1921-1949)》，第126页。

(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38页。

(28)陆景川：《龙大道传》，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4页。